总目录

元代文化史

元代经济史

元代风俗史话

元代政治制度史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元代文化史的范围

第二节 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化

第三节 元代文化的发展阶段

第一编 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1259）

第一章 天崩地解的时代

第一节 大蒙古国在“汉地”的统治

第二节 “汉地”的汉人世侯

第三节 “汉地”的士人心态

第二章 各种宗教的流行

第一节 全真的兴盛

第二节 太一与大道的发展

第三节 “汉地”佛教各宗派

第四节 藏传佛教和蒙古宫廷

第五节 佛道之争

第六节 蒙古的萨满教

第三章 复苏中的教育和哲学

第一节 “汉地”教育的复苏

第二节 理学的北传

第三节 东平学术

第四章 文艺和史学的面貌

第一节 金遗民诗和新西域诗《萨斯迦格言》

第二节 杂剧的兴起

第三节 金朝史的修撰和《蒙古秘史》

第四节 西域和蒙古行纪

第二编 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

第一章 大一统

第一节 忽必烈推行汉法

第二节 全国的统一

第三节 忽必烈的文化政策

第二章 多种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鼎盛

第二节 佛道论争的结局

第三节 北方道教的重振

第四节 江南道教各派的状况

第五节 玄教的异军突起

第三章 教育体系的形成和理学的盛行

第一节 国学的建立

第二节 地方儒学的普及

第三节 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

第四节 理学家与教育家：许衡、刘因和吴澄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南北文坛

第二节 杂剧的兴盛

第三节 散曲名家

第四节 绘画、书法和雕塑的成就

第五节 宫廷和民间乐舞

第五章 遗民史学和地理学的成就

第一节 遗民史学：胡三省与马端临

第二节 《元一统志》的编纂和河源考察

第三节 海外记事：《真腊风土记》和《大德南海志》

第三编 仁宗至顺帝时期（1314—1368）

第一章 从动荡到崩溃

第一节 不断更迭的帝位

第二节 农民战争和元朝的灭亡

第三节 元末士人的动向

第二章 后期诸帝与文化

第一节 经筵制度的设立

第二节 后期诸帝与文学艺术

第三节 科举取士制的确立

第三章 多种宗教的发展

第一节 藏传佛教和佛教其他宗派的活动

第二节 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

第三节 佛教异端：白莲教与白云宗

第四节 南北道教的演进

第五节 基督教的传播

第六节 伊斯兰教的活动

第七节 摩尼教和印度教

第四章 教育的进步和理学的统治地位

第一节 国学和地方学校的发展

第二节 书院的繁荣

第三节 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第四节 陆学和调和朱陆之风

第五章 文学艺术的演变

第一节 诗文风格的变化

第二节 杂剧南下和南戏兴起

第三节 散曲新声《录鬼簿》和《青楼集》

第四节 说话和话本

第五节 书画艺术的兴盛

第六章 史学和地理学的进步

第一节 宋、辽、金三史的修纂

第二节 本朝史的修纂和藏族史籍《红史》

第三节 地图学的成就 行纪与方志

第四编 文化载体：语言文字和书籍

第一章 语言文字的多样性

第一节 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翻译

第二节 八思巴字的创制和使用

第三节 汉语中的蒙语词汇和蒙语硬译文体

第四节 白话文和简体字

第二章 书籍出版与收藏

第一节 元人著作概况

第二节 书籍出版的多种渠道

第三节 佛教大藏经的刊造

第四节 书籍收藏的四种类型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张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蒙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简史》，合著《元代文化史》，合作点校《元典章》，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刘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元史研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耶律楚材评传》《元史研究》，合著《元代文化史》，合作点校《元典章》，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元代文化史

陈高华　张帆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文化史/陈高华，张帆，刘晓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0

（元代专门史六种）

ISBN　978-7-5203-4642-9

Ⅰ.①元…　Ⅱ.①陈…②张…③刘…　Ⅲ.①文化史—研究—中国—元代　Ⅳ.①K24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439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2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5.5

插页　2

字数　611千字

定价　1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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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一

我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教师家庭，初中、高中是在上海复兴中学、新沪中学度过的。195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三种丛书（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地方自治概况）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调查编写哈萨克族社会历史。一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从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懵懂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后，我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也立即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领导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我初到历史所时，所领导曾向我征求个人意愿。我因大学四年级参加过民族调查，遂对民族历史产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由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则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翁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虽然社会工作繁忙，翁先生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谈话，循循善诱，指导制订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做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在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在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历史所。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地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对政书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个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做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和《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近年又出了英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17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臣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代开始时，我已年近四十。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间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例如，印度马八儿人孛哈里的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跨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4）、《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为书画鉴定要重视题跋、题画诗等文献资料：“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搜集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

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两书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元、明两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元、明两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和史卫民同志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的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了《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卓有成就。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甚至在宫廷中流行。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入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陆续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今辑为《元代风俗史话》）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我还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此书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简要的系统的叙述。

进入21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岁，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元代文化史、妇女史、佛教史、法律文献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在谈到元代文化时，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代除杂剧、散曲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仍缺乏认真梳理元代文化的著作。我与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出版的《元代文化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妇女史研究近几十年方兴未艾，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也有不少问题的讨论有待深入。我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妇女通史》10卷，其中的“元代卷”由我本人执笔，涉及元代妇女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服饰等方方面面。元代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因单位课题研究需要，我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对法律文献的关注，主要是《元典章》。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从20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十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研究元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此书文字大多用当时的公文体，不易阅读；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所谓“硬译文体”（将蒙语直译成汉语）书写的公文，更难理解。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先对此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余部分。2011年出版了此书点校本，先后获得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庆州被发现后，很快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1）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2）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3）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使我相信，我国的元史和整个中国史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陈高华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

绪论

第一节 元代文化史的范围

“大元”（简称“元”）作为国号，是公元1271年确定的。在此以前，这个政权称为“大蒙古国”或“大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蒙语称为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是蒙文国号的直译，“大朝”则是其简译。大蒙古国的第五代大汗忽必烈附会“汉法”，建号改元，他在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建国号诏》中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在古代经典《易经》中，“元”的本义为大，因此“元朝”就是“大朝”，不过是用儒家经典对原有国号加以改造而已。[1] 当然，采用儒家经典语言作为国号，意味着国家性质的重大改变，但元朝是大蒙古国的继续，这是无可置疑的。大蒙古国前四汗的历史，是元朝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元朝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指1271年以“元”为国号起到1368年灭亡为止，前人有“元朝享国不及百年”之说，即指此而言；另一种指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到1368年灭亡为止。本书所论述的元朝，取后一种。事实上，明人编纂《元史》，便是从太祖亦即成吉思汗开始的。

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先后有4位大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后来分别被尊称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他们统治的时间从1206年到1259年。忽必烈被尊称为世祖，世祖忽必烈之后，到元朝灭亡，先后共有9位皇帝，他们是：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文宗图帖睦尔、明宗和世、宁宗懿璘质班、顺帝妥懽帖睦尔。从忽必烈算起，10位皇帝统治的时间始于1260年，终于1368年。如上所述，元朝的历史，始于1206年，终于1368年，共14帝，延续了162年。元代文化史所要研讨的，就是这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历史。

对于文化，迄今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应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主要包括哲学、史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就是说，主要指精神财富而言。我们研讨的元代文化，就是这个时代各族人民创造的种种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语言文字和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应是文化史研讨时不可缺少的内容。至于物质财富，大多与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应是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范围。

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元曲之外（这得力于王国维先生的研究），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的看法，是颇为流行的。元朝君主多不习汉文化，元朝儒生地位极其低下，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这是得出上述看法的重要论据。20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中外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完全可以说，元代是继唐、宋之后我国文化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在元代，文化的多数领域都有很好的成就，有些甚至超越了前代。元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文艺的一座高峰，毋庸多说。随着多达六十卷的《全元文》（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主编）问世和《全元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编纂工作的完成，有元一代诗文数量远远超出以前的估计，而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别具特色。以史学论，《蒙古秘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用自己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意义重大，体裁新颖，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亦有其独特的地位。以地理学论，众多域外行纪的出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元代学者接受外来的影响，已把眼光投向域外的世界，绘制出包括中亚、西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地区在内的地图，其意义更不待言；如此等等。至于元朝君主多不习汉文化和元朝儒生地位极其低下之类的说法，则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元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具有特色的环节，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论述有元一代文化的著作，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书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探索心得，试图对有元一代的文化作出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元代文化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有待深入的问题很多，限于学力，我们的说明只能是初步的，衷心希望得到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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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化

元代社会，总的来说，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是前代的延续。从经济生活来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从政治生活来说，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占有统治地位。从文化生活来说，儒家学说仍是思想的主流。但是，元代社会也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地方，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元朝文化政策具有两重性，元朝多种宗教盛行，元朝南北地域存在差异，这些都对元代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并使许多边疆地区归属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这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在宋与辽、金先后对峙的时代，南北双方隔阂很深，彼此设置种种障碍，文化的交流只是偶然的、个别的。例如南方盛行理学，而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对此有兴趣者为数寥寥，不受重视。蒙古（元）军南下，理学北上，逐渐成为全国思想界的主流。在元朝统一以后，南北人物彼此往还，互相切磋，无论文学艺术创作，或是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南北的绘画、书法，原来风格不同，统一以后互相影响，有更大的成就；杂剧南移，推动了南方戏剧的发展；如此等等。《大一统志》的编纂，是南北各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大统一的局面则是此书能够编成的前提。许多作家能够游历南北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得以写出美好的诗文。而边疆地区归附元朝以后，和中原地区关系日益紧密，中原传统文化远播边疆各地，边疆各族的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使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一大批蒙古人和西北各族成员来到中原，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并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有所发明创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形成元代文化一大特色，这正是大统一的结果，是前代所未有的。

元朝在文化上实行两重性的政策。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元朝统治者推行“汉法”即中原传统的各种制度，尊崇孔子和儒术，兴办儒学，中期以后还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过去有元代人分十等、九儒十丐之说，其实这是误传。元朝将全国居民按职业和民族分成各种户，称为诸色户计，儒户是其中之一。按照国家的政策，儒户的主要义务是有人上学读书，却可以免当杂泛差役，地位与僧、道户相近。元朝没有十等户的区分，当然也不存在九儒十丐的问题。从政策规定来说，儒户（元朝士人[2]，多数属于儒户，亦有一部分属于其他各种户）和军户、站户、民户等相比，是受优待的。但另一方面，元朝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集中表现为四等人制，即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予以不同的待遇。蒙古、色目享受种种特权，汉人、南人则处处受歧视，尤以南人为甚。在仕途上，蒙古、色目人占据高位，汉人、南人除极少数之外只能屈居下僚，升迁无门；就法制而言，处处维护蒙古、色目人的利益，汉人、南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有时连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都受到侵犯；就文化而言，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语言文字的使用等方面，民族歧视也都有明显的表现。儒户应受优待，而元朝政府中当政的蒙古、色目官员，很多人对中原传统文化怀有成见，由此对儒户心存轻视甚至敌意，强迫他们和民户一样承当杂泛差役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儒户的实际处境，远逊于同时代的僧、道户，和以前各朝士人享受的优遇，更难以相提并论。

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复杂、矛盾的态势。总的来说，怀念故国的遗民思想，随着金、宋的灭亡，在北方和南方都出现过，但延续时间不长。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加上尊孔和推崇儒术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士人，很快便认同元朝的统治，纷纷谋求入仕，歌功颂德的诗文随处可见。然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实，不能不激发他们中很多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在诗文中有的呼吁抗议，有的则趋于消极避世。还有一些士人转而在通俗文艺创作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加盟导致了杂剧、小说的繁荣。

蒙古族原来信奉萨满教，这是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成吉思汗建国后向外发展，接触到多种宗教。大蒙古国的诸汗，认识到宗教有利于统治的巩固，对各种能为自己“告天祝寿”的宗教原则上都是保护和支持的，当然有时也根据需要和爱好而有轻重之分。忽必烈登上统治宝座后，继续采取保护、支持各种宗教的政策，但在佛、道之争中明显倾向佛教，特别尊奉藏传佛教。元朝以后诸帝，对宗教的态度都沿袭忽必烈的政策，没有大的改变。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元一代，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为前代所未有，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这一时期，宗教对文化的其他领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哲学、诗歌、散文、戏曲、绘画等，最为明显。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文化明显比北方有更大的成就。元朝统一以后，南、北经济有很大的差异，以浙西（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中心的江浙行省，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原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加上经济生活的差异，使有元一代南北文化有很大差别。南方特别是以浙西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是人文荟萃之地，多种文化形式都有发展。而北方除大都之外，相对来说比较停滞，元朝南北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对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文化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俗文化是相对于雅文化而言的，俗、雅之别，主要在于所使用语言文字的差别和面向对象的不同。俗文化主要使用白话文或浅近的语体文，面向下层大众，以及对中原传统文化不太了解的蒙古、色目人。雅文化则使用传统的文言文，主要面向各族士人。俗文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朝，宋朝已颇有影响，其表现形式有话本小说、民间说唱伎艺等。到了元朝，俗文化发展成一种潮流，不仅话本小说、民间说唱伎艺有所发展，杂剧、南戏和散曲，有些完全可以归入俗文化范畴，有些则介乎雅、俗之间。此外，还出现了用白话文或语体文写作的通俗史书，以及经典的“直解”等。元代俗文化的兴盛，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宋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文化的需求；二是入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希望了解中原传统文化，而传统的雅文化使他们望而生畏，俗文化易于理解，符合他们的需要。也就是说，俗文化在元代的兴盛，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元代社会的这些特点，在文化上必然有所表现。这些表现实际上也正是元代文化不同于前代之处。

第三节 元代文化的发展阶段

一个时代的文化是该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要想正确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必须和该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以往断代文化史的撰写，一般采取首先通论时代背景，然后按各领域（如文学、哲学、美术等）分别论述的办法。这种体例的优点是每个具体领域的论述比较周密，缺点是难以处理好该时代社会、政治生活发展变化与各个具体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本书有鉴于此，将元代文化史按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分析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然后对各个文化领域的状况加以说明。

第一阶段：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1259）。

蒙古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生活。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在建国前夕灭乃蛮部，俘获畏兀（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人塔塔统阿，命他用畏兀字母书写蒙古语，从而创立了畏兀体蒙文，这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多种宗教的兴盛，是蒙古前四汗时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农业地区，当时称为“汉地”。成吉思汗对金用兵，夺取了包括金中都（今北京）在内的大片土地，金朝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窝阔台汗时期，蒙古灭金，实现了对“汉地”的统治。“汉地”历来占主导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成吉思汗接触过个别“汉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及佛、道二教的代表人物，但中原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窝阔台汗曾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采取过一些保护“汉地”文化的措施，如以考试方式确定儒户、立经籍所、封衍圣公等，但随着耶律楚材在政治上失势，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再推行下去。此外，窝阔台汗还曾下令在燕京（今北京）兴办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此事指定全真教的道士负责。这是蒙古学校教育的滥觞。贵由汗在位时间很短，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继起的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对“汉地”的儒学没有兴趣。[3] 他曾问：“儒者何如巫、医？”实际是认为儒者无用。[4] 在蒙古上层，这种想法是普遍存在的。“汉地”的道教、佛教，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持，声势日盛。因为利益冲突，佛、道二教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举行了两次辩论，成为当时“汉地”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另一方面，“汉地”的汉人世侯，如东平（今属山东）严氏、真定（今河北正定）史氏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过一些招徕儒士文人、整治学校的举措，对于儒学的延续，起了有益的作用，当然规模是有限的。

从13世纪40年代起，蒙哥之弟忽必烈便开始招揽“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50年代初，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汉地”，更加强了延揽“汉地”人才的工作。他多次表示尊重儒学的态度，采取了一些恢复地方学校的措施，因而赢得“汉地”士人的好感，向他献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头衔，视他为儒教的保护人。与此同时，忽必烈对各种宗教同样采取“护持”的态度，也是在13世纪40年代，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领袖萨班到西凉（今甘肃武威）与蒙古宗王阔端会晤，导致吐蕃地区归附蒙古。50年代忽必烈出征云南回师途中，与萨班之侄八思巴相见，从此藏传佛教逐步传入中原地区。

在金朝统治下，士人们热衷于诗词歌赋，关心理学者极少。反之，理学在南宋统治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朱熹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古对南宋用兵，攻陷德安（今属湖北）等地，大肆俘掠。儒生赵复、砚坚等因此北上，赵复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砚坚等在各地教授学生，南方理学得以北传。许衡、姚枢等人都成了理学信徒，后来相继入忽必烈幕府。在诗文方面，一批金朝“遗民”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流。遗民文学的特点，不外是怀念故国，感怀身世，有的还对蒙金战争造成的灾难进行批判。元好问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代表。异军突起的是新西域诗，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以诗歌记述他们的西域见闻，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光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开始成型，在城乡演出，杂剧作者以关汉卿、白朴为代表。在史学方面，金史特别是金朝亡国史的编纂成为一时风气，而多种蒙古和西域行记的出现，应视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特点。《蒙古秘史》是用畏兀体蒙文写成的蒙古第一部史书，它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的一件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

这一阶段有两件对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件是忽必烈即位后，鼓吹“文治”，采用“汉法”，但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于是形成了混杂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的行政体制。另一件是元灭南宋，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局面。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与前四汗时期有很大不同。前四汗时期的蒙古国，以漠北的哈剌和林（今蒙古国额尔德尼召南）为都城，除了蒙古本土之外，凡是蒙古人征服之地，都是大汗统治的疆土。忽必烈改国号以后的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统治的范围主要是金、宋、大理、西夏的故土和吐蕃、畏兀儿地面，中亚及其以西广大地区，分别建立了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人建立的，伊利汗国创立者则是蒙哥汗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四大汗国中的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与元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察合台和窝阔台两汗国的当政者则不时与元朝发生冲突。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元朝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政策都发生了变化。

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便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标榜“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和抬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5]，后代一直沿用。但是，无论忽必烈还是铁穆耳、海山，对孔子和儒学的尊重更多是表面的，实际上是有很大保留的，迟迟不肯实行科举制度，便反映出他们对儒学和儒生的真实态度。

在忽必烈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林国史院、国子监与国子学、蒙古国子监与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凤司、教坊司等，亦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则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大多沿袭前代，也有不少是元朝首创。这些机构在蒙古前四汗时期都是没有的。文化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与前四汗大不相同。

这一阶段元朝统治者仍奉行对各种宗教都加扶持的政策，但其中又有区别。佛、道之争在忽必烈统治前期仍在继续，至元十七至十八年（1280—1281）间举行的第三次佛道辩论，仍以道教失败告终。终忽必烈之世，道教受到相当的压制，到元成宗上台后才有所改变，但地位一直在佛教之后。佛教、道教内部都有派系的斗争。忽必烈最尊崇的，是藏传佛教中萨斯迦派，其领袖八思巴被尊为帝师，以后萨斯迦派的领袖亦都享有同样的头衔。藏传佛教地位之显赫，声势之盛，是其他教派所无法比拟的。这一阶段，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和江南亦有相当规模的传播。元朝的都城大都，南方的海港城市泉州，都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从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相互辉映的局面。

元朝统一，版图内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前四汗时期，官方使用畏兀体蒙古字、汉字和“回回字”（波斯文）。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后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实际上是一套字母体系，主要用来拼写蒙古语，也可以拼写汉语。重要的诏令文书都用八思巴字书写，其次才是汉字。此外，元朝通行的文字，还有畏兀体蒙古文、藏文、畏兀文（用畏兀字母书写畏兀语）、回回文字（波斯文）等。多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和翻译作品的兴旺发达，与之相应，还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文体，即所谓蒙语硬译文体。

这一阶段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许衡、窦默等受到忽必烈的尊重，许衡及其弟子掌教国学，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南方理学继续发展，代表人物是吴澄。在南方，史学继承前代的传统取得新的成就，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遗民情结”在这些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元朝以官方力量编纂《大一统志》，用以表现大一统国家的空前规模。黄河河源的考察，《真腊风土记》和《大德南海志》的撰写，是地理学的成就。这些都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北方诗文（包括诗、词、散曲）名家有刘秉忠、刘因、卢挚、姚燧等。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摆脱“遗民情结”的窠臼，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多样。统一以后南方诗文名家有周密、方回、戴表元、汪元量、袁桷、赵孟頫等，南宋亡国在这些作者思想上打下深刻的烙印，故国之思时时可见。其中有些人出仕新朝，在作品中常流露出矛盾甚至痛苦。藏族作家萨班·贡噶坚赞的《萨斯迦格言》，另具特色，是诗坛的奇葩。

杂剧在这一阶段趋于成熟。杂剧创作的中心是大都，有影响的作者几乎都是四等人中的汉人。最著名的杂剧作家有王实甫、马致远等。这一阶段杂剧内容广阔，许多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杂剧在城市、乡间广泛演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种娱乐形式。

前四汗时期，北方没有出现有成就的书画名家。这一阶段，北方名画家有高克恭、李衎、刘贯道等，南方名画家有钱选、龚开、赵孟頫、任仁发等。在书法艺术方面，北方最著名的是鲜于枢，南方有赵孟頫、邓文原等。南北统一带来南北书画艺术的广泛交流，赵孟頫、邓文原北上，高克恭、李衎、鲜于枢南下，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书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赵孟頫在书画和诗文众多领域中都有杰出的成就，是当时文坛和艺坛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对后代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从仁宗即位到元朝灭亡（1314—1368）。

这一阶段元朝诸帝的中原传统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睦尔以及顺帝妥懽帖睦尔。从仁宗起，元朝在尊尚儒学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表现在：（1）在长期停顿以后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2）由断断续续的儒臣进讲经史发展成固定的经筵进讲制度。（3）加大尊孔力度，宋、元二代理学家从祀孔子，对孔子父母以及儒家代表人物加以王、公封号。这些举措是以官方的名义确认理学为儒学正统，从而确立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机构的设立，是统治者爱好中原传统文化的表现。

尽管如此，仁宗和以后诸帝对于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仍然远大于儒学。元朝诸帝都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寺、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元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件事很典型地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不同地位。而且，在元朝上层蒙古、色目贵族官僚中间，一直存在反对、排挤中原传统文化的强大势力，科举取士名额有限，而且一度中断，便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

各种宗教在这一阶段都有所发展，其中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声势远在其他宗教之上。道教正一派的分支玄教地位特殊，与宫廷关系密切。有名望的僧人、道士与文人交往成为一时风气。中国和日本、高丽之间僧人来往频繁。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摩尼教和印度教则只在较小范围内传播。

受科举取士制的刺激，学校教育有新的发展，地方官学遍及各地，不少边疆地区亦有设置。书院讲学在江南比较流行。科举制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但理学另一支陆学仍在某些地区存在，调和朱、陆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

“宗唐复古”成为文坛的风气。诗歌散曲方面的代表人物，前有“四大家”（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后有杨维桢、张翥、王冕、张可久、睢景臣等。散文名家有虞集、欧阳玄、柳贯、许有壬等。南人占有多数。随着大批蒙古、色目人入居中原，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以汉文写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马祖常、萨都剌、贯云石、迺贤等。这一阶段，元朝由盛转衰，政治腐败，天灾频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动乱接连发生，终于汇成绵延十余年之久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这一阶段前期的作家不乏歌颂元朝统治以及沉迷于风月的作品，后期的作者，面对社会巨大动荡的现实，很多人写下感事伤时之作，记述人民大众的苦难，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全国统一后，不少杂剧作家和演员相继南下，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也有一批剧作者和演员成长起来。到仁宗时，杂剧创作中心已从大都移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与此同时，杂剧创作也呈现出由盛而衰的趋势，数量减少，题材贫乏，缺乏生命力。南戏是从南宋后期起便在浙东一带流行的一个地方剧种，入元以后延续下来，杂剧南移对南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元末高明创作《琵琶记》，标志着南戏进入一个新阶段。杂剧、南戏都在舞台上演出。在舞台上演出的还有傀儡戏和各种说唱伎艺，话本（讲史和小说）的创作和说唱伎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之初，赵孟頫仍是艺坛的盟主，继起的知名画家大多是南人，除后代盛称的“四大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外，还有唐棣、朱德润、王振鹏、柯九思、王冕等。著名书法家有巎巎、揭傒斯、杨维桢、周伯琦、郭畀等，亦以南人居多。不少人兼工书画诗文，追求“神似”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大体来说，元代画家可以分为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两大类，职业画家又可分为宫廷画家和民间职业画家（工）。当然，这个区分只是相对的。至于著名的书法家，主要是文人。

史学和地理学在这一阶段有很大成绩。经过长期的酝酿，顺帝时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修纂。历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政书的编纂，为当代史积累了资料。苏天爵对文献的整理，对当代史有很大的贡献。吐蕃地区产生了藏族的一部重要史籍《红史》。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在后代有深远的影响。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标明了非洲、欧洲的位置，这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有关资料应源自伊斯兰地理学。行记和方志类的作品亦有新的收获。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元人著作无论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不少作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前代一样，元代书籍出版可分为官府刻书，书院、官学刻书，私宅刻书，民间书坊刻书和寺观刻书。其中书坊刻书的数量最多。就地区而言，南方的出版业远远超过北方，福建建阳有大量民间书坊，是当时全国的书籍出版中心。多种佛教大藏经和多种民族文字著作的出版，是元代出版业的特色。出版业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文化的繁荣。

[1]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5—46页。

[2]我们用“士人”的概念，泛指有文化的读书人。

[3]《元史》卷3《宪宗纪》。

[4]《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9—85页。

第一编 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1259）

第一章 天崩地解的时代

第一节 大蒙古国在“汉地”的统治

1206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后，于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台，正式建立大蒙古国（也可·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建立时，金朝正迅速走向衰落。成吉思汗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211年春，亲统大军南下，对金发动战争。在蒙古大军的凌厉攻势面前，金军节节败退。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西北）一战，金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死者蔽野塞川”，“精锐尽没于此”[1]。此后，蒙古军连年南下，深入金朝腹地。“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2] 为躲避蒙古军再次南下，金朝被迫于1214年弃守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据守河南，以图自保，黄河以北则成为双方展开拉锯战的主战场。

图1-1-1 成吉思汗像

蒙金战争初期，蒙古军虽一再攻城陷地，但主要目的在于掳掠破坏，“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3]。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一时间群雄并起，多“如牛毛”[4]。当时，蒙古驻扎军队、真正实行有效控制的地方，实际上只有中都及其东、西、北面的部分地区。在中都，成吉思汗以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金降将石抹明安等共同镇守该地。石抹明安授太保、都元帅、燕京行省，死后，由其子咸得不继任。在北面，以吾也而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大明城）权兵马都元帅，金降将乌古论寅答虎为北京留守。在西面，以刘伯林担任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兵马副元帅。东面，以石抹也先为“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塔本则统辖平滦诸地，号行省、都元帅。此外，耶律秃花“拜太傅、总领也可那延、濮国公”，统率降蒙诸军，常驻宣德（今河北宣化）一带。[5]

1217年，成吉思汗决意西征后，封手下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以象征大汗权威的九旒大旗，常驻燕、云地区，负责全面经略中原。因手头兵力有限，木华黎对中原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方式，凡各地武装势力归降者，即承制封官拜爵，授予当地的统治权。“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6] 木华黎麾下的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思、札剌亦儿等五部蒙古军，则抽调其精锐组成探马赤军，或用于机动作战，或用于戍守战略要地，对各处归降地区实施有效监控。此阶段，虽由于蒙古军队主力西调，双方战场呈胶着状态，但蒙军始终掌握着战争主动权。

1227年，成吉思汗于灭西夏前夕去世。两年后，窝阔台被推选为蒙古大汗。为适应灭金需要，窝阔台在即位当年，对中原各地汉军，按蒙古军队建制进行了改编，以刘黑马、史天泽、萧札剌为三万户，分统右路、中路与左路汉军。同时，“定诸路课税”，以耶律楚材全面负责中原地区的税收。太宗二年（1230）“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今山西临汾），王晋、贾从使真定（今河北正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今河北卢龙），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7]。征收课税所系仿照金朝转运司而建，“易司为所，黜使称长”[8]。管辖范围也大体按金朝的路来划分。以后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课税所的数目又有所增加。次年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9]。中书省系由大汗怯薛组织中的必阇赤班子演化而来。“必阇赤，译言典书记者也”，主要负责“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10]。其中，由必阇赤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共理汉事”。必阇赤在当时的权力很大，“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鞑主之命，而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11]。

图1-1-2 窝阔台汗像

太宗三年（1231），蒙古统治者于官山确定了灭金战略，随后分三路南下，开始了最后灭亡金朝的战争。次年初，拖雷率领的右翼军，在成功假道宋境后，于三峰山歼灭金军主力。两年后，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灭亡。

在大蒙古国时期，原金朝统治的地区习惯称为“汉地”。金朝灭亡后，大蒙古国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管理“汉地”的行政机构。太宗六年（1234）七月，失吉忽突忽被任命为中州断事官（札鲁忽赤），“主治汉民”[12]。“断事官行治在燕，銮舆尚在和宁，中原数十百州之命系焉。”[13] 失吉忽突忽当政期间，大蒙古国在中原地区主要进行了“乙未户籍”“丙申分封”与“画境之制”等项工作。所谓乙未户籍，就是在乙未年（1235）对中原户口进行大规模统计，到次年六月，共“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14]。所谓丙申分封，就是在乙未户籍的基础上，将所得中原民户在诸王、贵戚之间进行分配。在丙申年（1236）分封中，总共有76万多民户成为投下户，占乙未所籍民户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分封过程中，窝阔台本来还打算将民户所附土地也一并分封，因耶律楚材进谏，遂采取折中办法，各投下领主，只在分地设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统一置官征收赋税，按领主应得数额进行颁赐。其中，“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15]，此即所谓的“五户丝制”。在此前后，大蒙古国还在中原地区推行了“画境之制”，“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16]。试图对当时各地武装大小不一、犬牙交错的地盘作重新调整。在全国各地，大蒙古国普遍设立了达鲁花赤（监临官），位地方长官之上。地方长官，则路、府设总管，州、县设军民长官、次官等。十道建制虽不久即遭破坏，但达鲁花赤作为一项制度却保留下来，为以后的元朝所继承。

在推行政治、经济诸项举措的同时，大蒙古国治下的中原文化事业也初见成效。起初，蒙古统治者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认识比较粗浅，只是把它当作与佛、道一类的宗教来看待。随着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深入，蒙古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儒家学说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陆续出台了一些扶植与保护儒学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恢复衍圣公的传统地位 中国历代王朝出于尊崇儒学的需要，特别重视对孔子后裔的保护与优遇。早在围攻汴京期间，蒙古即向金朝索出孔子51代孙衍圣公孔元措等27家。[17] 孔元措出城后，辗转回到曲阜（今属山东），受到当地汉人世侯严实的保护，受封衍圣公。在临济宗僧人海云印简、长春宫大师萧元素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乙未、壬子两次籍户中，衍圣公府与孔庙的特权都得到了确认，当时规定：孔子后人15户、颜回后人8户、孟子后人2户，再加上孔庙洒扫户100家，共125户免当全部赋役，不属州县管辖。诸路所收历日银，一半用来修缮当地孔庙，益都、东平历日银则全部用来修缮曲阜孔庙。[18] 在蒙古统治者的提倡下，各地遭到战火毁坏的孔庙也陆续开始重建，这无疑对日后中原地区儒学的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立文化教育机构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各地学校的重建也初见成效。像燕京地区，“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太宗六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命贵臣子弟入学受业”[19]。从蛇儿年（太宗五年，1233年）六月初九日颁布的诏书来看，燕京国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给大蒙古国培养翻译人才，“教汉儿田地里学语言文书去也”[20]。但这无疑也为蒙汉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到太宗八年（1236）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21]。这两个机构，尤其是平阳经籍所的建立，为当时书籍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到太宗末年中书令杨惟中当政期间，又在燕京成立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赵复、王粹等人讲学。至此，理学思想也开始在北方迅速传播，“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22]。

图1-1-3 《祖庭广记》书影

举行选拔儒生的考试 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下，太宗九年（1237）八月，大蒙古国颁布了通过考试选拔儒生的诏令：

自来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材。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视，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听），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其中选儒人，与各处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任，续听朝命。[23]

由于这次考试是在次年即戊戌年（1238）进行的，当时人们习惯把这次考试称为“戊戌试”或“戊戌选”。戊戌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举考试，而是当时大蒙古国“汰三教”的重要一环，主要是为了确定当时儒、释、道三教的人数与待遇。其中，“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24]。戊戌试的举行，保护了一大批儒生。当时规定，即使“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而通过这次考试，儒生“免为奴者四之一”，整个考试则“得士凡四千三十人”[25]。这些中选的儒生，虽出来做官者寥寥无几，但生存环境毕竟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元代儒户制度的确立，大体即发轫于此。

1251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在经过一系列纷争后，推选蒙哥为新一任大汗，大汗的传承自此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蒙哥汗即位后，对中央与地方机构官员重新加以调整。以藩邸旧臣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以孛鲁合为大必阇赤。设三大“行尚书省”机构于地方，其中，“以牙剌瓦赤、不只兒、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具体负责管理中原汉地。[26] 次年，大蒙古国在全国进行了第二次括户，因这一年为壬子年，史称“壬子户籍”。括户工作完成后，蒙古汗廷随后将所得民户在诸王、贵戚中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蒙哥在位期间，其弟忽必烈受到重用，“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27]。在当政期间，忽必烈广招汉族儒士，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在汉族谋臣的策划下，忽必烈先后奏请设立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与陕西宣抚司等，在中原地区尝试推行一些“汉法”改革，“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28]。不过，忽必烈的这些改革遭到朝中守旧官员的抵制，而蒙哥对忽必烈的羽翼渐丰也深感不安。1257年，蒙哥派阿蓝答儿、刘太平等赴陕西、河南等地钩考钱谷，“恣为威酷”[29]，大肆迫害幕府官员。在守旧派官员的巨大压力下，忽必烈被迫交出权力，改革措施也随之中止。两年后，蒙哥于四川征宋前线去世，忽必烈即位，正式建立元朝。[30] 随着元朝统治重心转移到中原地区，“汉法”改革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

图1-1-4 蒙古大汗及其后妃子女图(拉施特《史集》插图)

第二节 “汉地”的汉人世侯

在大蒙古国统治期间，中原各地主要掌握在汉族地方武装势力——“世侯”的手中，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些汉人世侯对华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贞祐二年（1214）金室南迁后，“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31]，金朝在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呈土崩瓦解之势，出现权力真空状态。当时，“河朔豪杰所在争起，倡纠义兵，完保其乡”。“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32] 为了争取这些地方武装的支持，金朝采取了“牢笼用之”“羁縻使之”的政策，[33] 对大小豪强一律加官晋爵，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阻挡蒙古大军南下，并进而收复失地。其中，尤以兴定四年（1220）的“九公封建”最为典型。当年二月，金朝对九个势力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实行裂土分封，规定他们“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享有较大的自主权。[34] 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对归降的武装势力也采取了类似的功赏原则，“国家当肇造，际所在豪杰应期效顺，俾世侯叠将，镇据一方，父死子继，兄没弟及，蹈故步而执成规，固自若也”[35]。在完成纳质、贡献、从征等义务后，归降者可在各自辖区内自由行使管辖权，集军、民大权于一身，世袭相传，专制一方。随着以后战局向着有利于蒙古一方发展，包括“九公封建”在内的地方武装势力，或在战争中灰飞烟灭，或投靠蒙古，成为依托于蒙古政权卵翼下的汉人世侯。金朝灭亡后，蒙古统治者依前金地方建制，于中原地区实行画境之制，在各地普遍设立达鲁花赤，位世侯之上，以加强对后者的控制。但世侯对此大都采取不合作态度，以致这些监临官多为“诸侯制之，一揺手不得专，特拥虚位而已”[36]。在大蒙古国统治时期，汉人世侯基本维持了原有地盘，“功成事定，剖符锡命，列为侯伯，连城数千，户数十万，租赋焉，生杀焉，一出于侯伯”。“藩方侯伯，牙错棋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赋专杀，父死子没，今一再传，年皆未及四十，书传方略，时务情伪，莫不明练，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37] 直到元朝建立后，随着李璮之乱失败，忽必烈实行军民分权、罢官员世袭、行迁转法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中国北方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汉人世侯势力才彻底被铲除。

蒙金战争衍生出的汉人世侯，本质上是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从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势力膨胀易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利于中央王朝集权体制的确立。不过，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汉人世侯的存在又有一定的合理性。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并不懂得用汉法治理中原的必要性，有人甚至提出了“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建议。[38] 同蒙古统治者相比，汉人世侯显然在统治中原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与保护文化的重要性。实际上，汉人世侯对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发展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影响较大者，像“开府忠武史公（史天泽）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严实）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张柔）之于保定，地方两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竞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39]。以下着重对这三家汉人世侯的情况作一大致介绍。

真定史氏 史氏世为燕京永清（今属河北）土豪。祖上史伦，战乱期间，“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死后，“河朔诸郡结清乐社四十余，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40]，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子成珪、孙秉直均继承家风，以豪侠著称。1213年，木华黎南下略地，史秉直率数千人诣军门请降。木华黎以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而以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又招抚10万余家，迁于北方。1220年，金真定守将恒山公武仙投降蒙古，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驻真定（今河北正定），武仙副之。从此，史氏开始与真定结缘，逐步向外扩充势力。1225年，武仙发动叛乱，史天倪被杀，其弟史天泽（1202—1275）袭职后，在蒙古军队的帮助下，将武仙势力逐出真定，重新占有其地，以后又逐渐领有“全赵四十郡”之地，[41] 发展为河北地区的强大世侯。窝阔台即位后，设汉军三万户，以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负责统率中路汉军。蒙哥即位后，史天泽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是当时唯一一家享受裂土分封待遇的汉人世侯。元朝建立后，史天泽继续受到忽必烈的倚重，于中统二年（1261）拜中书右丞相，参与朝中军国大计，子侄多人享有兵权。不久，李璮之乱爆发，史天泽受命统率诸路军队进行镇压。叛乱平定后，史天泽上奏忽必烈：“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史氏一家即日被解除兵权者达17人。[42] 至此，史氏家族逐步与真定脱离关系。

史天泽在据有真定等地期间，较为注意体察民情，休养生息。“必为察民情之所苦，留情体访。凡赋役偏而不均，狱讼冤而且滞者，无问巨细，一有之，即以为有害于政也，立与之均调而疏浚之。与民间无所求索，自贬威重，告语约束，必亲诣闾阎，其一切兴除宽假之力，又有大过人者。”[43]在此基础上，他相继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发展的举措。“招集流散，存恤困穷，披荆棘，拾瓦砾，官府民居日益完葺，岁荒食艰，捐甘攻苦，与众共之。”结果不出数年，即取得显著效果，“民生完实，而兵力富强胜于他郡”[44]。对于流离失所的士人，史天泽也能广为延揽，以为己用。“当归德城溃，脱李大节于白刃，俾参幕谋，留务无巨细一以委之。参卿王昌龄代公治卫，亦以听其注措。其裨赞筹画，则王守道、纳合松年。四人推诚委寄，虽骨肉莫能间，故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迨金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王若虚）、元遗山（元好问）、李敬斋（李治）、白枢判（白华）、曹南湖（曹居一）、刘房山（刘伯熙）、段继昌、徒单侍讲（徒单公履），公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张德辉）、陈之纲、杨西庵（杨果）、孙议事、张条山，擢用荐达至光显云”[45]。受到礼遇的士人当中，还有一些颇有名气的元曲作家，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应当说与史天泽所营造的良好氛围是分不开的。

东平严氏 东平严氏的开创者严实（1182—1240），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原为金东平行台部将，因行台听信谗言，疑其与宋交通，遂投降宋朝，任济南治中。此后，严实以青崖山为根据地，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势力逐步发展壮大。在看到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足恃后，严实于1220年九月，“籍相、魏、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46]，投降蒙古木华黎，受金紫光禄大夫、山东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成为专制一方的世侯。1232年，三峰山之战结束后，严实被任命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辖8个千户。在汉人世侯中，严氏所辖地域最广，全盛时“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47]。画境后，地盘虽略有缩小，但仍“领州县五十四”[48]。1240年严实去世后，其子严忠济袭职，“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49]。在他当政期间，东平军事实力发展很快，起初统领17个千户，以后又扩充为3个万户，以致有人认为当时“诸侯惟严忠济强横难制”[50]。严氏势力的坐大，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高度警惕。元朝建立后，1261年5月，严忠济突遭忽必烈罢免，“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51]。李璮之乱后，继任者严忠范于1265年被调离东平，严氏在东平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彻底结束。

严氏父子当政期间，均以养士著称，“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四方之士闻义而来依者，馆无虚日，故东平人物视他镇为多”[52]。在这些士人的辅佐下，严氏采取了多项恢复社会发展的措施，“辟四野，完保聚……贷通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节浮费以丰委积，抑游末以厚风俗”，使东平发展成为当时北方社会较为富庶安定的“乐土”[53]。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为东平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像东平各地因战乱废弃的府学、州学与县学，在严氏统治期间相继恢复，为以后的元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孔子后裔、儒家文化的代表衍圣公，也受到了严氏的特殊保护，“其衣食所须，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亲族三百指，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以至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莫不养庇而取足焉”[54]。前金的太常礼乐官、乐工人及其家属，在金朝灭亡前后被陆续转移到东平地区，“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肆习”。1252年5月，这批太常礼乐人被蒙古统治者召赴日月山，在当年8月的祭天活动中派上了用场。[55] 以后，这支乐队及其排演曲目又不断扩充，为以后元代宫廷乐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北方汉人世侯中，东平严氏在地方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对元朝初年的文治也贡献不小。

保定张氏 保定张氏的开创者张柔（1190—1268），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原为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部将，1218年降蒙后，以满城（今属河北）为根据地，向外拓展势力范围，1227年春，因满城地狭，又移镇保州（今河北保定），后升为顺天府。先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32年率军从蒙古伐金，升为汉军万户。其统辖范围最盛时，“西尽常山，东出瀛博，南踰滹池，北负涿易，自为一道，统城三十，仍兼河南诸道”[56]。元朝建立后，张柔表请致仕，以第八子张弘略袭职。李璮之乱后，张弘略被解除职务，宿卫京师，由弟张弘范继任顺天路总管。不久，元朝行迁转法，张弘范调任大名路（治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张氏最终离开保定的势力范围。

张柔在军事征伐之余，非常注重根据地的建设。早在满城时，他即曾“定列教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使“民始免饥寒之忧，而知有生之乐”。迁徙保州后，又致力于恢复当地的社会发展，“鸠工庀材，铲除荆棘，营立官府、仓库、庙学、市井、闾阎，不二三年间，遂熙熙然有太平州府气象”[57]。战乱中荒废已久的保州由此一跃而成为燕南一大都会，“有桑麻鱼盐之利，枣栗五谷之饶，金铁纤纩之产。河朔诸道车辙马足皆出其间，四方之珍充羡而货泉川流”[58]。对中原文化与士人的保护，张柔也贡献颇多。在率军入汴京时，他“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59]。《实录》后来在他致仕时呈献朝廷，成为以后修《金史》的重要来源。对于士人，张柔也颇为尊重，素以“喜收养士类”著称。[60] 像蔡州陷落时，金状元王鹗被俘，将被杀。张柔闻其名，即遣人护送至保州。被他罗致身边的名士还有前金监察御史乐夔、进士敬铉等。当时，会聚保州的士人多由其副手贾辅负责接待，“皆厚为资给，尽礼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则事之。由是四方贤士翕然来归，冠佩蔼然有平原稷下之盛”。延揽士人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故时人称赞保定地区“政化修明，人有生赖，既富而教，骎骎乎治平之世”[61]。

除去以上三家外，汉人世侯有名者尚有天成刘伯林父子、济南张宏、益都李全父子，中小世侯更有几十家。这些世侯的起家遭际各不相同，投降蒙古后，有不少人也使本辖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有所恢复。像济南（今属山东）张宏，“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内以治”[62]。泽州（今山西晋城）段直，“凡泽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后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学徒通经预选者百廿有二人”[63]。当然，汉人世侯中骄横腐败者也大有人在，像东平严忠济在继承父业后，即“怠于政事”，以致“内外裘马相尚，饮宴无度，库藏空虚，百姓匮乏”[64]。河南道总管刘福统治当地二十余年，更是“贪淫暴戾”[65]。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李璮之乱为契机，开始加快北方统治的集权化进程，汉人世侯遂失去往日的权势，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节 “汉地”的士人心态

蒙古南下前，中原地区受金朝统治长达百年，北面的燕云地区更先后受辽、金统治达三百年之久。在此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汉人多已适应在非汉族王朝统治下生活，“夷夏之防”几成陈迹，民族界限渐趋淡漠。在他们眼中，每一次外族入主中原仅代表王朝的又一次更替，自身并无多少种族存亡的危机感。金世宗曾对燕京一带的汉人作如是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66] 其实，不仅燕京一带的汉人如此，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都有这种情况。与此相适应，中原汉人的精英阶层——士人的政治态度也变得越来越灵活，在士人看来，外族政权入主中原，只要能继承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以“汉法”治理中原，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67]。不过，中原士人虽早有此心理准备，可还是被蒙古南下后的残酷现实所震惊。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之际，并不懂得儒学为何物，士人与普通百姓一样成为蒙古军队杀戮与掳掠的对象，以至“名家右族走河南北，得脱性命草棘间率一二焉”[68]。以金承安五年（1200）经义科进士为例，是年共取33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过半，而据该科状元李俊民回忆：“革命后，独与高平赵楠庭干二人在。”[69] 其中有许多人（如石抹世）是在战乱中丧生的。士人这种惶惶不安、朝不保夕的境地，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图1-1-5 耶律楚材像

在早期降蒙的士人当中，耶律楚材可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耶律楚材的身份有些特别，既出身金朝官宦之家（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又为亡辽皇室后裔（辽东丹王八世孙），这使得他在降蒙时比一般人心理负担要小。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要跑到报恩寺万松行秀那里寻求一番思想解脱，“受显诀于万松，其法忘生死，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70]。觐见成吉思汗后，又以金朝臣子的口吻称：“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雠君父耶？”归顺蒙古后，耶律楚材主要靠占卜灵验赢得了蒙古统治者的信任，但他更以“治天下匠”自居，幻想某一天蒙古政权也能像金朝一样，步入中原王朝的发展轨迹。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受命负责中原地区的税收工作，他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于1230年奏请设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如燕京陈时可、宣德路刘中，皆天下之选。因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是大蒙古国首次任用一大批士人参与政权建设，故后人评价很高，认为：“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71] 以后，在他的主持下，大蒙古国又实行了多项汉法举措，其中有许多即与扶植儒学与保护士人有关。耶律楚材的个人经历及其“以儒治国”的政治主张，使得他备受中原士人瞩目，成为中原士人摆脱困境、拯救斯文的希望所在，当时许多士人汲汲奔走于耶律楚材门下，即是出于这种考虑。元好问在1233年汴京解围后，曾给耶律楚材写过一封长信，信中的观点很能代表当时多数士人的态度，信的前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借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喻如修明堂总章，必得楩楠豫章、节目磥砢、万牛挽致之材，预为储蓄数十年之间，乃能备一旦之用。非若起寻丈之屋，欂栌椳楔、楹杙薨桷，杂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

在信中，元好问开列了一份总共有54位士人的名单，希望耶律楚材能妥善加以保护，并指出：

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何如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力，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72]

元好问的这番沉痛言论，是有感于时局而发的。作养人才，乃“系斯文甚重”的大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蒙金间长期的战争，使士人处境险恶，有斯文沦丧的危险。因此，战乱平息后的当务之急，就是保存这批读书人的种子，使他们免受饥寒交迫之苦。至于如何利用他们来为“维新之朝”服务，那还是以后的事情。耶律楚材虽与元好问有着同样的看法，认为：“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73] 对奔走于其门下的士人，也着意加以笼络，勉励他们“建策龙庭莫惮劳”[74]。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蒙古统治者对儒学一时还很难认同，对士人在治理中原方面的长远价值，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南宋使臣随员徐霆在1235—1236年间路过燕京时，曾见到过这样的凄惨景象：

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75]

徐霆提到的王宣抚即王檝，当时任“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驻守燕京。[76] 在早期降蒙的金朝官员中，王檝属于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个，他对士人的态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自不必说了。燕京长春宫为全真教的总部所在地，自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后，全真教声势骤然显赫，成为蒙古统治者的新宠。许多流寓北方的士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托庇于全真教，有的与全真教领袖深相结纳，有的则干脆出家为道士。至于那些以教书为生的士人，则与普通百姓一样，要“出银作差发”，当时的燕京教学行曾流传这样一首诗：

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

金马玉堂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

李舍才容讲德子，张斋恰受舞雩人。

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77]

1238年，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下，大蒙古国于中原各地举行了选拔士人考试——“戊戌试”，许多沦为驱口（即奴隶）的士人借此摆脱了原来受奴役的身份，有个别中选者像杨奂、郭时中等甚而得以出来做官，但士人的任用政策总体上成效不大，以致后人对此评价说：“国朝儒者，自戊戌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78] 与蒙古统治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各地的汉人世侯非常懂得保护与任用士人的重要性。早在汴京之围结束时，就有不少世侯竞相参与对士人的罗致，像保定张柔，“访求乡曲耆旧、望族十余家，若高户部夔，李都运特立，赵礼部三子贽、克刚、克基，杨翰林子恕、婿贾庭扬，护送北归”[79]。浑源（今属山西）孙威，“以浑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张具瞻、马正卿、王仲贤、王禄、杨玉者数十家而出，且护而归之乡里”[80]。在此形势下，无所依靠的中原士人纷纷转投汉人世侯的门下，或在幕府中任职，或在当地著书育人，由此，以各地汉人世侯辖区为中心，涌现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士人群体。这种中原士人被汉人世侯所垄断的局面，直到忽必烈开邸金莲川后才有所改观。

在蒙古统治集团中，忽必烈是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宗王。从年青时代起，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81]，认为要治理好中原，必须借鉴中原王朝以往的统治经验，于是“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82]。此后，忽必烈即开始着手招纳中原才俊的工作，并安排已在身边的士人赵璧“首下汉境征四方名士”[83]。“招纳儒士，谦问答，知草泽一士贤，飞书走币，犹恐失之。”[84] 这种广泛罗致士人的举措很快就有了效果，王鹗、张德辉、魏璠、姚枢、窦默等一大批士人纷纷北上，或为忽必烈讲经论道，或担任幕府要职。这些士人在向忽必烈献计献策时，也多能引荐同类，从而使更多的士人加入这一行列。像张德辉在丁未年（1247）被召时，即“举魏璠、元好问、李冶等二十余人”，其年夏告还，又“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李涛等数人”[85]。魏璠北上后，也“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86]。随着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事务，这一举措的步伐更为加快，在士人中的反响也越来越大，“爱民之誉，好贤之名，闻于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87]。张德辉与元好问甚至在1252年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88]，这一头衔用在对儒学仅有粗浅常识的忽必烈身上也许有些不伦不类，但从当时士人急于从蒙古统治者那里寻找保护与重用的心态考虑，却又显得合情合理。

这一时期的中原士人，虽不乏对金朝的怀念，以著史的形式表达故国之思，[89] 但大都已能正视金朝灭亡的现实，以积极合作的姿态对待蒙古政权的统治，并为此作了不少舆论上的准备。像郝经即认为：“人之于世，治亦有用，乱亦有用。天生斯人，岂欲其治而安于享利，乱而安于避祸，治亦无用，乱亦无用，徒乐其生全其身而已乎？必有用也已。必有用，故亦必有为。必有为，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90] 具体到当前时局，郝经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破坏历史上治世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原人自己的王朝，即所谓“礼乐灭于秦，而中国亡于晋”。因而，他得出结论：

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之从。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晋能取吴而不能速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呜呼，后世有三代、二汉之地，有三代、二汉之民，而不能为元魏、苻秦之治者，悲夫！[91]

照郝经的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如能行中国之道，一样也可以达到“元魏、苻秦之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先是进入世侯张柔幕府，“以天下之至静，观天下之至动，必可行可用也而后起”。到忽必烈开设潜藩，广纳贤才之际，郝经认为“可行可用”的时机已到，即欣然就征，且“以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钺、粪土野，其无孑遗矣”[92]。郝经对待蒙古政权的这种心态，在士人中间应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忽必烈充实幕府人才时，会有那么多的士人乐于出来为之效命。

旧朝灭亡后，甘于隐居林泉，不愿为新朝服务的人习惯上被称作“遗民”。金朝灭亡后，确实也有不少隐居不出的士人，但为数不多。[93] 大多数人虽有故国之思，但并不反对新朝。在这方面，清人多有误解。像李俊民，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金人，称他“抗志遁荒，于出处之际，能洁其身。集中于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故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94]。而实际上，李俊民曾在己未年（1259）受忽必烈礼聘，向使臣张易陈说“祯祥”，死后，“其言尽征”[95]。他赠给张易的诗至今尚存，其中不乏对蒙古统治者的歌功颂德，近人余嘉锡甚至称：“观其《赠张仲一》诗，颂蒙古为清朝，祝其江山一统，而忘其为天兴之仇雠，甚至诋南宋为鲸鲵，恨华夏之不蚤灭，律以《春秋》之义，其能免于诛绝之罪乎？”[96] 余嘉锡的评价虽有些偏颇，但他对李俊民的心理分析，却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只书甲子”，是因金亡后，大蒙古国无年号，以干支纪年已成为当时通行做法，其中并不隐含什么政治态度问题，更何况李俊民所为文已多称蒙古为“大朝”。再如所谓的“河汾诸老”，《四库全书总目》称：“诸老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97] 而实际上，其中的陈赓、陈庾、段成己都曾接受过元朝的官爵，麻革、曹之谦等也有与蒙古统治者合作的记载。[98] 因此，金朝灭亡后，士人中严格意义上的“遗民”实际上并不多见。

第二章 各种宗教的流行

第一节 全真的兴盛

蒙古南下前，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先后出现过三支影响较大的新道教，其中尤以晚出的全真教势力最大。蒙古人主中原后，全真教又成为“汉地”最大的道教团体，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

全真教的创建者王嚞（1113—1170），陕西咸阳人。原名中孚，字允卿。青年时代，王嚞曾醉心于功名科举。金天眷年间，易文习武，应武举，并改名德威，字世雄，以明其志。不过，事与愿违，“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99]。当时，金、宋两国正连年交兵，陕西先是属伪齐刘豫，刘豫被废后于1139年归宋，一年后又被金夺去。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年月里，王嚞虽“慨然有拯天下志”，想有一番作为，但“天数夺其计，其徒壮士叛己”[100]，遂绝意尘世，以“王害风”自居。正隆四年（1159），在甘河镇际遇异人后，王嚞的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从此弃绝妻子，于南时村做穴居之，号“活死人墓”，开始苦心修炼。两年后，又转到刘蒋村筑庵修行。在此期间，王嚞虽招收了一些弟子，但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遂于大定七年（1167）决意东行，到关内传教。

全真教的真正发展壮大，应当是王嚞在山东传教期间。在当地，他先后招收了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谭处端（长真子）、马钰（丹阳子）四大弟子，这就是全真教早期史料中常常提到的“丘刘谭马”。这四大弟子，再加上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净散人），被后世誉为“七真”。在度化马钰期间，王嚞曾把马钰为其所筑庵舍取名为“全真”，这大概是全真教称谓的最早起源。[101] 在传教过程中，王嚞顺应当时的形势，广泛宣传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主张。“劝人诵《道德清净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102]“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103] 这五个群众性宗教团体全部被冠以“三教”的称谓，分别为三教七宝会（文登）、三教金莲会（宁海）、三教三光会（福山）、三教玉华会（登州）、三教平等会（莱州）。民间教团的建立，无疑为全真教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图1-2-1 山西永乐宫王重阳故事壁画

大定十年，王嚞率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西游汴梁（今河南开封），不久，于当地去世。四大弟子行丧三年后，各言其志，开始到各地传教。以“七真”为骨干的全真教，在经过多年传教活动后，在各地陆续发展了不少信徒，势力不断壮大，引起了金朝政府的重视。金世宗在位时，曾于大定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187、1188）分别召见王处一与丘处机。章宗即位后，虽在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尝惧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但在有关官员的劝说下，很快就收回成命，使全真道“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104]。承安二年（1197），王处一与刘处玄先后受章宗之邀，入京觐见。泰和元年、三年（1201、1203），王处一又两度被召，参加了为章宗祈嗣而举行的罗天大醮。在世宗、章宗两朝的礼遇下，全真教的身价开始大增，教团势力迅猛发展。“厥后学者遍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105]

蒙金战争爆发后，全真教在各地的宫观虽遭到严重破坏，道众损失也不少，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面，却使全真教捷足先登，成为北方宗教团体中最早受蒙古统治者青睐的一支，全真教也由此开始步入其鼎盛阶段。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为“七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王嚞死后，他先后在陕西磻溪与龙门苦修13年，名声渐著，受到金世宗的多次召见。明昌二年（1191），返回栖霞老家，以太虚观为中心，开始在山东一带传教。在传教过程中，丘处机善于审时度势，注重在统治阶层中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达官贵人敬奉者日益多”。贞祐元年（1213）秋，山东大乱，在金驸马仆散安贞的请求下，丘处机出面招降登州、宁海一带的起义队伍，结果，“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106]。丘处机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引起了金、南宋与蒙古三方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竞相遣使来召。对时局洞若观火的丘处机，在权衡利弊后，认为金与南宋都不足恃，遂决定接受蒙古使臣刘仲禄的邀请，于1220年春，率门下弟子尹志平等18人，从莱州启程北上，两年后在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本来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可丘处机却巧妙地利用蒙古人敬天的原始习尚，在阐述修身养性与治国保民的思想时，把敬天与全真内丹学说融会贯通到一起，这使成吉思汗大为信服，不仅尊称丘处机为“神仙”，而且在他返回中原时，还让他带回了蠲免全真教徒差税的圣旨。回到中原后，丘处机凭借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以燕京长春宫为全真教总部——堂下，开始广泛发展会众，“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会各有百人”[107]。“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108] 此外，他还“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109]。于是，全真教在北方各地迅速传播开来，“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110]。

图1-2-2 崂山太清宫成吉思汗圣旨碑

1227年7月丘处机去世后，由弟子尹志平接任教主，李志常则出任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负责具体工作，“虽清和（尹志平）掌教，而朝觐往来必以公（李志常），故公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玺书所称曰‘仙孔八合识’，八合识译语，师也”[111]。后来，尹志平又辞去教主之位，以李志常接任。二人当政期间（1227—1256），全真教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全国各地广设宫观，势力不断扩大。“通都大邑，道宫之琼楼玉宇，连甍接栋，相望于阛阓间。虽十家之邑，三户之聚，颐真进道之庐，无地无之。纶巾羽服，以道自名者，肩相摩，踵相接也。”[112]“东尽海，西迈蜀，南逾江汉，北际大漠，莫不家奉人敬，从风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113] 据元好问估计，当时在中国北方，信奉全真者竟然达到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114] 这种发展势头，即使通观整个中国宗教史，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在甲寅年（1254）三月奉蒙哥汗之命举行的普天黄箓大醮中，中原各地所选全真高道云集燕京，以李志常为首，“金冠云服，星冠紫服，登坛禅者五千人，皆清高洁白，深通秘典，严持斋法有道之士”[115]。这次盛会无疑是当时全真教强大阵容的一次检阅。不过，物极必反，盛极必衰，随着时局的转变，以佛道大辩论为标志，全真教的鼎盛局面很快宣告结束。

图1-2-3 今日白云观[116]

在北方新兴起的道教派别中，全真教属于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创始人王嚞早年曾习科举，几个弟子也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即使年轻时“未尝读书”的丘处机，在王嚞的教导下，也是“自后日记千余字，亦善吟咏”[117]。因此，全真教中几乎每一位重要人物，“自重阳、丹阳、长春暨诸师，皆有文集传于世”[118]。除已散佚者外，今天从《正统道藏》中，仍可见到诸如王嚞《重阳全真集》、马钰《渐悟集》、刘处玄《仙乐集》、谭处端《水云集》、丘处机《磻溪集》、王处一《云光集》、郝大通《太古集》等一系列重要文集。这些文集中，既有他们宣扬全真教旨的喻世歌，也有不少与官僚士大夫的酬答之作。至于他们撰写的全真理论著作，保存下来的更是很多。蒙古南下后，许多前金士大夫为了自身生计，纷纷托庇于全真教，使全真教的整体文化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人，一入于道，为之主者，皆莫之谁何，而道之教益重。既占道家之籍，租庸调举不及其身，非有司所得拘，而道之教益盛。”[119] 全真教的后起之辈像李志常、冯志亨、秦志安、李道谦等，都是早年业进士出身的儒生，而与全真教士来往密切者也多是当时名士，像马钰弟子于善庆，“在汴则尚书左丞张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挚、司谏许公古、礼部尚书杨公云翼、王府司马李守节、修撰雷渊、应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则陈漕长时可、吴大卿章、张侍读本，在关中则参省王辅臣、郎中邳邦用、讲议来献臣、同德寺丞杨天德、员外郎张徽、中书掾裴宪、经籍官孟攀鳞、署丞张琚，盖当世景慕者也”[120]。在这种良好文化氛围的熏染下，全真教徒的著述不仅比以前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出现了专门记述本门派的历史著作，其中尤以李道谦在这方面的影响最大，由他所编纂的《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七真年谱》《甘水仙源录》等，已成为今天研究全真教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处于发展鼎盛时期的全真教，还重修过一部《道藏》，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前，金朝曾编纂过《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经版藏于燕京天长观，但在泰和二年（1202），天长观遭火灾，经版被焚毁。蒙金战争爆发后，藏于各地的道藏，除管州（今山西静乐）外，也多在战火中灰飞烟灭。有鉴于此，早在丘处机在世时，即有意重修《道藏》，但因诸事烦冗，他无暇专注此事，遂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弟子宋德方。丘处机去世后，宋德方于1237年开始这方面的筹备工作。他先是向蒙古统治者奏请，“合于诸路置局雕印《玄都宝藏》三洞四辅真经”，指出这些经文“具系历代帝王安镇国祚，保天长存者也”[121]。在当权者的支持下，宋德方相继在各地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经文的收集、校勘与整理工作。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三地。先是于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等地置4局，继而于秦中（今陕西西安一带）设9局，太原（今属山西）设7局，潞（今山西长治）、泽（今山西晋城）设2局，怀（今河南沁阳）、洛（今河南洛阳）设5局，总计27局，其中，以平阳玄都观为总局。负具体责任者为宋德方的弟子秦志安，参与校勘者为李志全、毛养素、何志渊等，而“役功者无虑三千人”。这次《道藏》修纂，系以管州所藏《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又从各地搜集遗经，加以补缺、校勘、编辑而成。全部经文总共7800余卷，同原先的《大金玄都宝藏》相比，多出千余卷内容，增加的部分，仅据《通真子墓碣铭》，就有《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122] 由于这次修纂工作是由全真教主持的，不难推知，其中属于全真教的内容应当增加不少。在修纂工作结束后，宋德方“又厘为六局，以为印造之所”[123]。所用上品精洁复纸，均由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负责制造供应。[124]《玄都宝藏》首次刊印了30部，以后各地附印者又陆续有百余家。经版先是存于平阳玄都观，宋德方去世后，又移贮于他生前所在的平阳永乐镇纯阳万寿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道藏》修纂，均为官府所为，此次全真教以道教一派力量独自承担此项工程，这在中国道教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充分显示出全真教在当时的强大实力。

在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全真教也贡献颇多。本来，“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但“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125]。李志常在担任教主期间，非常注重对本门道士的文化教育与理论培养，“将以斯道成就天下后进，故立玄学”[126]。在这方面，冯志亨是他的得力助手，“及将立玄学，公复以作成后进之心而赞助之，直至有成”[127]。当时，全真教在燕京设有“提举燕京玄学”，在长春宫设有“玄学讲经”[128]，专门为道士讲解全真教理论。有时，还聘请外地高道来京讲学，像史志经，“庚戌（1250），掌教李真人（李志常）屡以书请，辞不获已，来燕。玄学讲余，间受易老微旨”[129]。此外，李志常还广泛延揽士人进入长春宫，“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130]。这些士人平时也承担了向道士传授知识的责任。像以后的全真教主张志敬，即曾受李志常之命，向名诗人王粹学习，“恕斋王先生（王粹）以诗名当世，而清高绝俗，栖止道宫，真常（李志常）命师从之学”[131]。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申志贞，“时恕斋王先生、讷庵张内翰（张本）以宏才硕学，栖止道宫。公复于暇日就听讲论，由是德日进而名亦彰矣”[132]。宋德方在主持修成《道藏》后，也在宣传道教理论上花了一番工夫，“复恐学者乍见玄经广大，不知有一贯之实，或致望洋之叹，故每藏立一知道之士主师席，令讲演经中所载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事，庶使一一就博学详说之中，得反说约之妙，得悟同然之理”[133]。当时担任“三洞讲经师”的人，有据可考者即有秦志安、李志全、符志浩、何志渊、孙德彧等人。

蒙古入主中原初期，对儒学并不太重视，各地教育事业一度陷入凋零状态，而在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全真教实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己丑年（1229），大概在参加大蒙古国选汗盛会期间，李志常即“见上（窝阔台）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134]。这应该是蒙古统治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中原传统文化，比起后来耶律楚材“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135]，要早了好几年。当时燕京的孔庙，在战火中已被焚毁，后由冯志亨“劝宣抚王公（王檝），改枢密院为宣圣庙，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庙而守祀之”[136]。大蒙古国在1233年于此建国学后，李志常遂荐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所称者”[137]。这样一来，燕京国学所设总教官三人中，除代表蒙古官方的杨惟中外，全真教实际上占据了两个位置，而学校所设四教读中，也有两位“通儒道人”[138]。由此不难看出，燕京国学实际上完全是在全真教的操纵下运转的。不仅燕京国学如此，就连传播理学思想的重镇——太极书院，极有可能也与全真教有关。因为太极书院教官赵复的副手王粹，本身就是以儒出家的全真道士，而元好问当时也把“太极书院”径称为“太极道院”[139]。如果再联想起太极书院的建立者杨惟中与全真教的密切关系，以及当时全真教对燕京教育机构的垄断地位，似乎有理由认为，太极书院也应当是在全真教参与或支持下才得以创办的。

第二节 太一与大道的发展

太一、大道与全真教一样，都是金代在北方兴起的新道教，二者成立时间虽早于全真教，但与蒙古统治者的接触较晚，规模与影响也远远小于后者。

一 太一教

太一教由卫州（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1166）创立于金天眷初，由于他在当时“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140]。在金元北方三大道教中，太一教为成立时间最早的一支。与其他两支教派截然不同的是，太一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浓郁的符箓道派色彩。“初，真人（萧抱珍）既得道，即以先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死后，又“尝留经箓三百余阶，内有秘章”[141]。有记载显示，太一教与传统符箓道派天师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像王鹗即指出：“盖天师之教，爰清爰静，本出于老氏，而法之所寓，亦有天之所以生俞跗之意焉。自汉以来，虽绵绵不绝千五百岁，其间称闻人者盖寡矣。天恐其教之不洪，则不可以弘济，故生一悟真人（萧抱珍），至是道家之能事毕矣。”[142] 徒单公履亦称萧抱珍“远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143]。其中的“汉仪”，显然就是指天师教。另据《（顺治）卫辉府志》卷一五《仙释》：“萧抱珍，道成一悟，箓阐三元，创兴太一之门，密毗治化，潜卫邦家，虽汉张道陵、魏寇谦之，无以过也。”这表明前人也是把太一教与天师教看作同一类道门。在师承传授上，太一与天师教也有极其相近的地方。天师教传授维护一姓承袭，太一教教主一职虽不专在家族内传授，但“凡法嗣皆从萧氏，盖祖师之训也”[144]，也就是说，太一历代掌教，都须随始祖姓萧，这无疑也有模仿天师教的痕迹在内。不过，太一教在“以符箓济度世厄”的同时，[145] 也比较注重内修功夫。像第三代掌教萧志冲“常静坐无为”，有人问此有何受用，则曰：“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因此，时人称太一教为“本之以湛寂，而符箓为之辅，于以上格园穹，妥安玄象，度群生于厄苦，而为之津梁。迹其冲静玄虚，与夫祈禳祷祀者，并行而不悖”[146]。陈垣先生指出：“太一特以符箓名，盖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者也。”[147] 此说可谓点出太一教教义的精髓。

太一教总部设在卫州太一万寿观，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蒙古南下前，共经历了萧抱珍（？—1166）、萧道熙（1156—？）、萧志冲（1151—1216）三位教主。从成立伊始，太一教的发展即较为迅猛，“远迩向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而到二祖萧道熙时，已达到“门众万数”的规模。[148] 太一教在当地的影响，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视，像始祖萧抱珍，“皇统八年（1148），熙宗闻其名，遣御带李琮驿召赴阙。悼后（熙宗皇后裴满氏）尤加礼敬，赏赉不訾”[149]。以后的二祖萧道熙、三祖萧志冲以及道士侯元仙等，在受召入京后，还受命主持金朝的皇家宫观——天长观（后改名为太极宫），从而使太一教成为当时道教各派中最受金朝宠遇的一支。甚至在取缔全真、五行、毗卢等宗教门派后，金朝对太一教也只是下令禁止“受箓私建庵室”而已，[150] 受到的冲击非常有限。

蒙金战争爆发后，太一教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总部所在地卫州惨遭屠城浩劫。“国朝癸酉岁（1213），天兵北动，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连亘河朔，卫乃被围。越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殱……实贞祐二年（1214）春正月十有二日也。”[151] 在数以万计的罹难者当中，太一道众或其信奉者肯定不少。当时，四祖萧辅道（1191—1252）已经接任掌教，在这次浩劫中“以智逸去”，侥幸逃生。此后，萧辅道为避战火，辗转流寓河南柘城、河北赵州各地，其间曾多次返回卫州，为死难者掩埋尸骨，设醮祭奠，并重新修复了被战火焚毁的太一教总部——太一万寿观。

在金末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四祖萧辅道善于审时度势，表现出一位宗教活动家应有的智慧。早在住持河南柘城延祥观期间，他即与围城的蒙古将领搭上关系，“以一言活万家于锋镝之下”[152]。后来，“自柘城北渡，应大将撒吉思请，主新卫昭顺圣后祠”[153]。1246年，更受到蒙古宗王忽必烈及其母唆鲁禾帖尼的召见。“既至，上（忽必烈）询所以为治者，师以‘爱民立制，润色鸿业，用隆至孝者’数事为对。上甚喜，锡以重宝，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礼，前后有加。”[154] 在临终之岁（1252），萧辅道又受忽必烈征召赴北，荐弟子萧居寿为继承人，得到忽必烈的认可。[155] 同年，忽必烈下旨追封太一始祖萧抱珍真人号，升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156] 其年冬，萧辅道去世，萧居寿嗣为五祖。萧辅道生前，“有重名，所与游皆当时名士”，“人品峻洁，博学富才智，士论有山中宰相之目”[157]。他与忽必烈的个人关系，无疑为太一教日后在元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大道教

大道教成立稍晚于太一，于金皇统年间（1141—1149），由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刘德仁创立。刘德仁（1122—1180），“幼而颖悟，弱不好弄。年七岁，读《道经》，悟‘虚其心，实其腹’之语，随割弃尘累，飘然为物外游。因抵淄川颜城瓮口鼓南，爱其山水，铲其荆棘，平其坳垤，乃建堂宇”。此后，刘德仁便立教戒九条，在黄河下游一带开始传教布道，“盖先是大道一宗，其所崇尚，不过河北有焉”[158]。

在金代三支新兴道教中，大道教也比较有特色，是一支以提倡伦理实践为主旨的民间宗教。刘德仁创教之初，即立教戒九条：“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59]这些戒条实际上都是一些洁身自好的伦理规范、处世规则。《元史·释老传》称“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可谓点出大道教义的理论精髓。这种平实朴素的教义，颇能适应当时中下层社会的信仰需求，当然也有利于金朝统治者消弭日益紧张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大定七年（1167），金朝正式邀请刘德仁入居中都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160]。得到官方承认后，大道教的传播更为畅通无阻。

大定十二年（1172）刘德仁去世后，弟子陈师正嗣任大道二祖。陈师正出身贫寒，“既掌天权，弘宣祖道，度人罔极，设化无方，阐教一十五年，法寿莫得而识”。三祖张信真（1164—1218），青州乐安人，“禀质不凡，行法好古，敷宣圣教，克肖先师，处世五十五年，阐教二十五载”[161]。在大道教历任教主中，他大概是唯一一位文化程度较高者，“有诗文数百篇，号《玄真集》”[162]。继承他的四祖毛希琮，“见性聪达，罔愆成法，心厌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163]。毛希琮担任教主期间，正值蒙古大举南下，金朝国势已日蹙之时，而大道教盛行的河北地区，又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大道教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

大道教在经历了四祖后，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出现了天宝宫（在燕京旧城春台坊）与玉虚观（在燕京旧城仙露坊）两大传承系统，由此也出现了两位并存的五祖。两位五祖——郦希成与李希安，都有得自四祖毛希琮亲传衣钵的记载。如郦希成，《重修隆阳宫碑》云：“四祖师毛君（毛希琮），暑月病剧，速召而来燕。既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隐，慕道之徒，翕然而从。”[164] 李希安，据缪全荪辑《顺天府志》卷8《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节文）：“四祖毛希琮号纯阳子，复得希夷之传。丁亥（1227）葺玉虚观以居之。戊子（1228）乃立李希安为五祖。”按，毛希琮、郦希成、李希安都属“希”字辈，是同辈师兄弟。有记载说“希琮能以柔而存”[165]，这一评价颇耐人寻味。很有可能在毛希琮生前，大道教内部就已出现分裂迹象了，而年轻的毛希琮无力控制局面，只好独善其身。此外，天宝宫一系的材料把五祖郦希成出任掌教的时间定在公元1222—1223年前后，[166] 而据前面提到的《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毛希琮实际上在1228年才去世。[167] 也就是说，天宝宫系虽然也承认这位“罔愆成法”的毛希琮为四祖，但并不承认他最后几年教主的合法性。

综合以上记载，我们有理由认为，大道教实际上是由毛希琮于1228年最终传给李希安的，即使天宝宫系材料所说属实，也只能说是毛希琮一度有过传位郦希成的念头，但因郦希成“拂袖有深山之隐”，并没有真正接任教主，此后仍由毛希琮主持大道教，直到公元1228年立李希安为接班人为止。现有材料表明，郦希成在出任五祖时也非一帆风顺，“五祖（郦希成）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法令未行，逆魔乱起，始终一十五载，遭逢十七大魔。以五祖道德崇高，威灵显赫，魔不胜道，寻乃自平”[168]。这无疑透露出双方在争夺大道教领导权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大道教分裂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与教旨分歧有关。如前所述，刘德仁所开创的大道教，教义朴素，并无符箓道派的痕迹。但三祖张信真，在从二祖陈师正学道后，又从燕京天长观问天师，授正一盟威秘箓，[169] 从而使大道教开始带有符箓道派的色彩，这显然与刘德仁的创教宗旨背道而驰，造成道众信仰出现混乱。张信真去世后没过几年，教内分歧即表面化，并最终导致了大道教走向分裂。

蒙古入主中原后，对大道教两派均采取了扶植政策。从现有材料来看，与蒙古统治者最早发生接触的是玉虚观系五祖李希安，“岁在辛丑（1241），被征命，辞老不起，宪宗皇帝以法服赐之。乙卯年（1255），世祖皇帝在王邸，闻其道行，赐以真人之号”[170]。不过，天宝宫系在五祖郦希成的领导下，势力发展很快，“自戊戌（1238）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及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171]。因而也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重视，于1254年赐号“太玄”，名其教为“真大道”[172]。对此，时人评价为“真人尊太玄之号，教门得真假之分”[173]。由此看来，“真大道”的命名既是为了从玉虚观系统摆脱出来，“自为一枝，不属在前道教所掌”[174]，也有纯净大道思想理论，宣布自己为大道“正宗”的意味。入元后，大道教这两支系统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

第三节 “汉地”佛教各宗派

大蒙古国统治时期汉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是唐宋以来流传下来的禅、教、律各派。禅宗历来有五家七宗之说，其中沩仰、法眼二宗早已绝传，云门宗在元代虽有传承，但已远不及北宋时的鼎盛局面，[175] 只有曹洞宗与临济宗影响较大。教指华严、净土诸宗。律即律宗。三者当中，又以禅宗为主流。

一 曹洞宗

曹洞宗的代表人物万松行秀（1166—1246），俗姓蔡，河中府解川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人。15岁礼邢州净土寺赟公为师，“挑囊抵燕，历潭柘、庆寿，谒万寿，参胜默老人（圆光）。复出见雪岩满公（善满）于磁州大明，公知法器，留之二年，言相契，径付衣钵”。后回到净土寺，于寺旁筑“万松轩”，因以自号。泰和六年（1206），应中都仰山栖隐禅寺请，迁栖隐寺。是年秋，金章宗秋狩于此，行秀以诗献，受到章宗褒奖。蒙古大军南下占领中都后，行秀因反对大头陀教，一度受到当权者的迫害，“至于坐狱”。昭雪后，“复主万寿。庚寅（1230），御赐佛牙一，仍敕万松老人焚香祝寿，重之不名也”。1232年，窝阔台南伐大军凯旋而归，又“率僧道朝行宫，奉旨蠲徭免役，天下赖之”。行秀精通百家之学，儒释兼备，辩才无碍，在士林中享有较高声誉。他一生著述丰富，“编《祖灯录》六十二卷，又《净土》《仰山》《洪济》《万寿》《从容》《请益》等录，及文集、偈、颂、《释氏新闻》《药师金轮》《观音道场》三本，《鸣道集辩》《〔宗〕说心经》《风鸣》《禅悦》《法喜集》并行于世”[176]。其中，《从容录》即《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系万松行秀为曹洞宗天童正觉和尚《颂古百则》所作之评唱。该书每则集公案与颂古为一，依克勤《碧严录》体例，每则之下分示众、列举公案、列举颂古、夹注和评唱五种内容。《从容录》与《碧严录》同为文字禅的典范之作，在当时影响很大。耶律楚材为其作序称：“其片言只字，咸有指归，结款出眼，高冠今古，是为万世之模楷，非师范人天、权衡造化者，孰能与于此哉！”[177]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万松及门弟子众多，分主万寿、少林、栖岩等曹洞大刹，其中影响较大者主要有雪庭福裕、华严至温、林泉从伦三人。

雪庭福裕（1203—1275），字好问，俗姓张，太原文水（今属山西）人。“九龄入学，日了千言，乡闾曰‘圣小儿’。”后遭战乱，道逢老比丘，至仙岩从古佛和尚出家。七年后至燕京，转投行秀为师，久蒙印可，列为曹洞宗第十六世，成为继行秀之后曹洞宗的主要传人。后来在万松行秀、海云印简等人的支持下，福裕入主少林，“属少林煨烬之余，憩缑氏之永庆。已而兴仆起废，训走说法，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嵩阳诸刹，金碧一新，洛阳白马，经筵不辍，皆师力也”。从此，少林寺开始成为曹洞宗在北方传播的重镇，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等地均建有下院。“戊申（1248），定宗诏主和林兴国，未期月，宪宗召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在当时的佛道大辩论中，福裕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忽必烈即位后，“命总教门事，赐号光宗正法”。皇庆元年（1312）赠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福裕一生致力于弘扬曹洞宗风，“三阅藏经而成诵，诱掖后学无倦色。通群书，善翰墨，吟咏提唱，普说几十万言，播在丛林”[178]。继其法嗣者主要有少室文泰、中林智泰、足庵净肃等。

图1-2-4 万松老人塔[179]

图1-2-5 少林寺福裕骨塔

华严至温（1217—1267），字其玉，号全一，俗姓郝，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幼聪敏异常，从净土院寂照弟子辨庵讷出家。1230年，从净土院住持无还富至燕京万寿寺，转投行秀门下。“师见万松，始以才气过人，稍不容于众。然而博记多闻，论辩无碍，百家诸子之言，多所涉猎。又善草书，有颠素之遗法。年才十有五，为万松侍者，凡万松偈颂法语，一闻辄了之，遂得法焉。”因幼与刘秉忠相友善，在其推荐下，得到忽必烈的召见。忽必烈征云南还，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洺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1258年，忽必烈于上都建大龙光华严寺，至温成为首任住持。“师既开山龙光，又作大都之资圣、真定之安国、汾阳之开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兴化、三河之莲宫，余不能尽纪。”[180] 为曹洞宗在北方的另一重要传人。

林泉从伦（1223—1281），曾继行秀先后主燕京万寿寺与报恩寺。至元九年（1272）受忽必烈召见，阐扬佛法，大蒙奖掖。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结束后，从伦代表获胜的佛教一方，于燕京悯忠寺主持点火焚毁道藏，并作文以记其事。[181] 在致力弘扬曹洞法门的同时，从伦还诠释了义青与子淳二禅师的《颂古百则》，著有《空古集》与《虚堂集》，二书与行秀《从容录》一样，对以后曹洞宗僧人诠释公案和颂古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伦弟子讷翁思慧，住持万寿寺期间，曾被仁宗封为“佛心宝印大禅师”“领曹洞正宗”[182]。据此可知，大万寿寺在元代为官方确认的曹洞宗总部所在地。

出于行秀门下的俗家弟子李纯甫、耶律楚材在当时影响也很大。李纯甫为金末文坛奇才，曾著《鸣道集说》，弘扬佛教宗旨。耶律楚材则出身契丹皇室，燕京陷落后，受成吉思汗征召北上，成为大蒙古国前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当政期间，他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口号，大力宣扬佛教，推崇公案评唱，反对异端邪说，对当时中原佛教的传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一位诗僧性英，有可能也是曹洞宗僧人。性英，字粹中，号木庵。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后出家。贞祐南迁，居洛西之子盖，住龙门宝应、嵩山少林二十年。壬辰北渡后，又住燕京仰山栖隐寺。性英早年与元好问、辛愿、赵宜禄、刘昂霄等游，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至汴梁，受到文坛盟主赵秉文等的极力推崇。[183] 名诗人元好问对其诗作也颇为称道，于己酉年（1249）为其诗集作序，并有“爱君《山堂》句，深靖如幽兰。爱君《梅花》咏，入手如弹丸。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的赞誉。[184] 死后，魏初为其塔作疏，亦称“木庵上人，百年耆旧，一代宗师。有承平恺悌之遗风，无蔬笋葛藤之习气。接迹于赵礼部、李屏山之后，定交于雷御史、元遗山之间。字如东晋而不凡，诗似晚唐而能雅”[185]。性英的社交领域颇为广泛，与大蒙古国的各级官僚、文人都有密切往来，可以说既是一位诗僧，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二 临济宗

临济宗的代表人物海云印简（1202—1257），俗姓宋，岚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人。自幼出家，礼中观沼为师，后随师寓居岚州广惠寺，以赈济百姓，受金赐封“通玄广惠大师”之号。13岁时，蒙古大军破宁远，印简曾见到过成吉思汗。18岁时，木华黎率蒙古大军再破岚城，印简与师同被俘，受到史天泽等人的保护，后被木华黎分拨隶属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正率蒙古大军西征，从薛灭思千（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给木华黎下旨称：“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186]“达里罕”，又作“答剌罕”，源自突厥语，有“得自由”“自在”之意，在大蒙古国时期，获此殊荣者多为功臣勋戚。[187] 在被邀住兴安香泉院后，木华黎又“署中观慈云正觉大禅师，师寂照英悟大师，所需皆官给。小长老之名自此始”[188]。中观沼圆寂后，印简于1221年入燕京，依庆寿寺中和章为记室。出世住兴州仁智寺，“历燕之庆寿、竹林，易之兴国，兴安之永庆，昌平之开元，真定之临济，云中之龙宫、华严诸大刹，而主永庆者二，庆寿者三”[189]。晚年退居燕京普济寺（后忽必烈特改其名为海云禅寺）。有语录《杂毒海》，已失传。

印简虽在禅宗理论上无太多建树，可在政治方面却影响很大，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多次褒奖。像窝阔台汗时期，“岁在辛卯（1231），合罕皇帝（窝阔台）闻师之名，特遣使臣阿先脱兀怜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是年夏五月，皇太弟国王遣使以师为燕赵国太禅师”[190]。“丁酉（1237）正月，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镇国大士号奉师。”窝阔台六皇后脱列哥那则赐以“佑圣安国大禅师”的封号。“丁未（1247），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辛亥（1251），蒙哥皇帝即位，颁降恩诏，顾遇优渥。命师复领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旧制。”[191] 印简圆寂后，被迫封为“佛日圆明大宗师”。他与元朝建立者、时为藩王的忽必烈更是关系亲密，“裕皇始生，师摩顶训之名（按，即真金）……至元四年（1267），城京都，有司定基，正直师塔，命迁三十步许环之”。延祐元年（1314），印简被加封为“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192]。

印简在大蒙古国时期建树颇多。金朝灭亡后，“乙未（1235），朝廷差札忽笃侍读选试经僧道”，在乙未籍户时，大蒙古国本想通过考试沙汰僧道，以增加国库收入。在万松行秀等人的推举下，印简出面与蒙古当局协调此事，“由是虽考试亦无退落者”。后来，为防止人户逃散，蒙古政权又“欲印识人臂”，印简向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力阻此事，“由是印臂之法遂止”[193]。更难为可贵的是，印简虽是僧人，却也提倡保护儒学，“凡与当世王侯论治民之道，必以儒教为先，其不偏泥如此”。而且，也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前金衍圣公孔元措“始复袭其爵，以继其事焉。师复以相传孔子之道颜子、孟子，今其孙俱存，及习周孔之业为儒者，亦皆使免其差役之赋”[194]。

印简门下知名弟子主要有可庵朗与赜庵儇等。可庵朗弟子子聪，即刘秉忠，深受忽必烈赏识，“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195]，入元后官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为元初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赜庵儇弟子西云子安，“喜作诗，通书学，以无碍妙辩现当机应身”[196]。成宗时奉旨住大都大庆寿寺，“由是临济之道愈扩而大”。武宗即位，西云子安受赐“临济正宗之印”，加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197]。至此，印简一系在临济宗中的正统地位，得到朝廷的确认，大庆寿寺也成为元代北方临济宗的中心。以后继西云子安住持庆寿寺者，像北溪智延、鲁云行兴、秋亭洪亨、风岩显仪等，均受到朝廷的扶植，维持着本系统在临济宗的正统地位。[198]

三 华严宗

华严宗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199] 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论根据而得名，在唐代中叶鼎盛一时。辽朝建立后，华严宗在燕云地区颇为兴盛。其中，燕京（今北京）的宝集寺为当时一个重要传播基地。金承安年间（1196—1200），志玄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一传而为领释教都总统传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继以领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大司徒邠国公知拣”[200]。

知拣（？—1312）曾受忽必烈延请访问佛法。“帝问拣坛主云：‘何处为最上福田？’回奏云：‘清凉。’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为世福田。”又，“帝问拣坛主：‘何处有佛？’拣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拣云：‘杀活在于手，乾坤掌上平。’”[201] 知拣以其聪辩机警，获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以知拣住持大圣寿万安寺（即白塔寺），妙文继领宝集寺。此后，又分别由德严与则堂仪公继之。“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覃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202] 上述寺院，大都为元朝皇家寺院，而且主要属藏传佛教系统，以华严宗僧人主持藏传佛教寺院，表明二者的关系非同一般。其实，华严宗与萨斯迦派在元代同属教门，教义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在当时汉地佛教各派中，华严宗与萨斯迦派的密切关系，确实也非其他门派可比。像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参加汉藏佛经总目——《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编纂工作的15位汉地僧人中，属华严宗者即有不少。其中，“圣寿万安寺都总统佛觉普安大师沙门拣吉祥”即知拣。其他华严宗僧人受帝师、国师戒，冠以“吉祥”称号者更是很多。[203] 知拣弟子中，德严一直担任大圣寿万安寺住持，曾参加延祐三年（1316）有关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204] 至顺二年（1331）九月，因御史台臣言其“盗公物，畜妻孥”，被免去司徒、坛主之职。但次年五月，即“复以司徒印给万安寺僧严吉祥”[205]。另一弟子德谦（1267—1317），姓杨氏，宁州定平人。幼从僧读佛书，后游学各地，从名僧问法。年未逾立，已有盛名于时。后至京师，受华严圆顿之宗于知拣门下，深受器重。元朝皇帝先后诏居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寺。“万宁成宗所创，崇恩武宗所创，两居大寺，前后一纪。道德简于宸衷，流声洋于海隅，未尝以宠遇显荣为之志而改其素。尝语人曰：畦衣之士，抗尘世表，苟不愧于朝闻夕死可矣，尚何慕于外哉？”圆寂后，“皇太后锡镪五千缗赙葬，司备仪卫，集京畿诸寺幡盖鼓乐以送之。火后获舍利数十颗，其徒建塔于南城之南”[206]。

此外，出身女真纳合氏的行育（？—1293）也是当时华严宗的一位重要僧人，他早年“得度于宝应秀（行秀），受业于永安柔（善柔）”，后因参加佛道大辩论，受到忽必烈的赏识，“赐赤僧伽梨，加扶宗弘教大师之号……帝师拔思八甚器重之。一时贤贵如太保刘文贞公（刘秉忠）辈，皆引为友辅”[207]。南宋灭亡后，至元十四年（1277），行育与杨琏真加、加瓦八等藏传佛教僧人一同受命为江南释教总摄。[208] 又受帝师命，重修洛阳白马寺，“大刹落成，师遽顺化……门弟子分舍利建塔，以之燕、云、奉圣、蔚、扬、安西诸处，皆有塔焉”[209]。传法弟子有文才、慧觉、法洪、慧印等。

四 律宗

律宗也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辽道宗耶律洪基以金泥亲书《菩萨三聚戒本》，成为北方律宗历传之宝。蒙古大军南下时，《戒本》在前面提到的宝集寺志玄手中保存。癸卯岁（1243），蒙古政权召开圆戒大会，将《戒本》传于悯忠寺祥暠，祥暠复授大崇国寺隆安善选。善选一系后来受到蒙古宫廷扶植，成为元代北方律宗的重要派别。

善选（1175—1252），俗姓刘，香河（今属河北）会仙乡马家里人。早年于家乡隆安寺出家，礼真觉为师，习华严。后入燕京永庆寺，师正法藏大师。蒙古南下，善选转徙平滦，还燕后，受中书令耶律楚材、丞相厦里请，先后主燕京悯忠、崇国两寺，多次参与举办资戒大会，将《戒本》传宝集寺行秀，度弟子二百余人。“师示寂既久，行秀传《戒本》于崇国定志，志传昊天显净，净传崇国定演，演传原教法闻，俱戒行精严，人天师表。”[210]

善选圆寂后，弟子定志继主崇国寺，受封诸路释教都总统。迨第四代住持定演，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乙酉（1285，一说二十四年，即1287年）于大都城内赐地，另建崇国新寺，“凡为佛殿、经阁、云堂、方丈、香积、僧寮、僦屋等百有余楹，敕赐蓟州遵化县般若院为挟刹，资以水碾磨、田产有加”[211]。定演“乃与门人叶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作大殿以像三圣，树高阁以庋藏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国有南北寺焉”。从此，崇国北寺成为中心，定演则成为北寺的开山鼻祖。定演（1236—1309），俗姓王，世为燕京三河（今属河北）人。7岁入大崇国寺，礼善选为师。善选圆寂后，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先后住持南北二寺。“时昊天宿德号雄辨大师（显净）授以道宗刺血金书戒本，于是祝发之徒以万计，咸稽首座下，尊礼师为羯磨首。岁以六月六日，用所得布施资饭僧五百众，诵诸大经，及于两寺舍长财，以修珍供。师自莅讲席，数蒙圣恩，尝赐白玉观音菩萨像，以彰殊渥。皇太后闻师道行，亦降旨以护其法。”[212]

定演以后，崇国南北两寺的传承如下：北寺：第2代雪岩、第3代柖岩伟公、第4代云岩如公、第5代休岩定公、第6代进公、第7代云庵聪公、第8代复岩增公、第9代孤峰学公、第10代云峰窨公。南寺：第5代雪岩、第6代念公、第7代慧公、第8代安公、第9代雲岩如公、第10代成公、第11代和公、第12代玉公楚山、第13代石岩聚公、第14代孤峰学公、第15代本无会公、第16代尧峰裕公。弟子担任各地寺院住持者，更是不计其数。在元朝政府的帮助下，大崇国寺规模不断扩大。“皇庆、延祐间，仁宗皇帝剌拶室利皇后赐钞三千余定，贸易民地，别建三门。寿元皇太后复赐钞五百定而经营焉。寺之伦序，十完六七。遴有德者陆续住持，而高建法幢，盖亦有年。”孤峰学公（即智学）任住持期间，“于疏漏而修者曰法堂、云堂，祖师伽蓝二堂，厨库、僧房、侍者、僦赁等房，计间五十余，于新创建者曰钟楼、法堂、东廊庑、南方丈等，计间亦五十余。皆为之甃砌、圬墁、丹垩、松漆，轮焉奂焉，咸为一新”[213]。大崇国寺建筑更趋完善。善选后被元朝追封为澄慧国师，由元顺帝敕命参知政事危素撰文书丹，集贤大学士、滕国公张篆额，树碑于寺中。

五 大开元一宗

净土宗又称“莲宗”，草创于东晋慧远，正式形成于唐初的善导。净土宗修习，以念佛行业为内因，弥陀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因其方法简便易行，极易传播，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很早就出现了禅净合流的趋势。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净土宗多有扶持，其中尤以金末万安广恩开创的大开元一宗（简称一宗）影响最大。

万安广恩（1195—1243），俗姓贾，洺水（今河北威县北）张华里人。早年“从经城法云坚上人祝发，又从晖公受具戒，学禅临城山。阅数岁，游历诸方。还至枣强（今属河北），与大姓霍氏契，因结庵于其所居”[214]。在此期间，身边不断有灵异显现，开始引起世人注意。“同里武弁赵监军者，化而为善。临清大帅路侯通请师建净土道场，师为作白莲花会，规模一以庐山远公为式。真定等处五路万户史侯天泽、安国军节度使赵侯伯元洎两郡僚佐具疏致之，构开元寺圆照塔，富以财、贫以力而助役于师者，骈肩接武。燕都大万寿寺开资戒大会，万招禅师行秀延师登坛说戒，大洒甘露，四众欢喜，得未曾有愿力之广也。”广恩到顺德（今河北邢台）开元寺的时间为1231年，这一年可视为大开元一宗的草创年代。他虽然早年出家参禅，但在禅净合流的时代，更注重的是宣传净土思想，鼓吹弥陀信仰：“显菩萨之权，念弥陀之号。”[215]“其感化方便，人叵具举，第以菩萨目之，以致远迩隆向，愿言依归。”[216] 而他的著作《白莲集》，内容也是“大概以劝励风俗，由念佛三昧祈生安养为趋道之捷径”。

因顺德为忽必烈重臣刘秉忠的家乡，己酉岁（1249），在刘秉忠的疏通下，开元寺住持梅庵崇朗奉时为宗王的忽必烈为大功德主，开始与蒙古统治上层拉上关系。忽必烈下旨在开元寺为广恩建塔，“命断事官忽鲁脱化、宣差赵添喜率甲士千人营葬，奉御铁铸山署职为外护”。己未年（1259），忽必烈奉命总军南伐，又两幸其寺，拜访住持崇悟。“慰谕询访，闻师（即广恩）遗行，叹美再四。”忽必烈即位，元朝建立后，广恩一系法脉更加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植与保护。开元寺得赐号“大开元”，广恩塔赐号“普门”，广恩赐号“弘慈博化大士”，元初重臣刘秉忠、史天泽、答失蛮相继受命提调其宗。成宗即位，又规定大开元一宗“直隶宣政院，释教都总统所毋得管领”。

有元一代，大开元一宗“典司诸方及本宗者，几半天下”[217]。如彰德路（今河南安阳）兴阳院，即系大开元寺僧人普诱、普进于至元癸酉年（1273）所重建。《重修兴阳院碑》记载了重建经过，碑阴有“宣授彰德、卫辉、怀孟等路一宗僧录圆明大师通吉祥”“净土院定慧大师权彰德、卫辉、怀孟等路一宗僧录司事灿吉祥”等人的题名，[218] 大开元一宗分院浚州（今河南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其下又有支院“本山阳明洞丰泽院、在城慈济院、十里铺龙德院、白马县福圣院、开州长垣白莲庵”等。[219]

广恩以“广崇妙普、洪圣禧昌、继祖续宗、惠正惟方、圆明道德、寂静真常、了本心通、大觉慈光、法登无尽、亘古名扬”[220] 40字为其弟子排辈，宗师系谱共传19代，至“禧”字辈。[221] 其中可考者有第12代宗师损庵洪益（1263—1340）。洪益俗姓徐，随州应山人（今属湖北）。15岁出家，大德三年（1299）任宝林寺住持。“至大四年（1311），承诏迁主开元……师至未几，颓纲复振。主上闻之，深嘉乃绩。延祐丙辰（1316），特授中奉大夫，制加圆照普门广显大禅师，锡二品银章，赐金襴衣，命都摄宗门事……至顺庚午（1330），辞归故山。壬申（1332），诏复征还。元统甲戌（1334），力以疾辞退。”[222] 至元庚辰（1340），又出任嵩山少林寺住持，当年病卒。目前，我们可在多处文献找到洪益的题名，[223] 洪益为禅僧，从他的经历，也可看出大开元一宗后期禅净合流的趋势。

六 大头陀教 (糠禅)

除传统佛教外，当时的中原地区还出现了许多被视为邪说的佛教派别，耶律楚材在《西游录序》中曾说：“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这些教派大多盛行于金代，其中的糠禅、瓢禅、毗卢，还一度遭到金朝禁止。[224] 除糠禅外，其他教派现在大都已无从稽考。

糠禅即大头陀教，为刘纸衣于金天会年间创设。该教一反禅宗专尚禅语的弊病，主修头陀苦行，清净寡欲，严守戒律，在平民阶层得到了广泛传播。纸衣和尚以下10代宗师，据阎复所撰胜因寺碑，分别为河涧铁华、兴济义希、双桧春、燕山永安、蓬莱志满、真教猛觉、临猗觉业、普化守戒、清安练性、白霫妙一。[225] 到蒙古入主中原时，大头陀教势力已经很大，以当时的燕京而论，“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即已“十居四五”[226]。

由于与禅宗传统宗风格格不入，大头陀教受到来自禅宗正统宗派的非难。曹洞宗行秀《糠禅赋》、耶律楚材《辨邪论》以及北京某禅师（有可能是甘泉惠公）所撰《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耶律楚材的批评最为激烈，认为“此曹毁像谤法，斥僧灭教，弃布施之方，杜忏悔之路，不救疾苦，败坏孝风，实伤教化之甚”[227]。不过，尽管如此，大头陀教在当时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屡受蒙古统治阶层的保护与扶植。像元帅赵君瑞，即为糠禅信徒，撰《头陀赋》，弘扬其教。燕京行台刘敏，更在辛卯年（1231）迎请头陀女禅师寂照入京，尊奉为七祖、临猗大宗师。[228] 入元后，第11代宗师雪庵溥光更受到皇室礼遇，拜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的文学修养很深，与文人墨客多有交往，“好吟咏，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与赵文敏公孟頫名声相埒，一时宫殿城楼扁额皆出两人之手。亦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229]。在他当政期间，头陀教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江南地区，[230] 发展臻于极盛。直到12代宗师空庵普照以后，[231]大头陀教的发展势头才开始逐步减弱。不过，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在山东仍可见到头陀教的踪迹，[232] 此时距元朝灭亡已为时不远。

第四节 藏传佛教和蒙古宫廷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吐蕃地区后在当地发展起来的教派。9世纪中叶，强大的吐蕃政权瓦解，此前遭到沉重打击的佛教势力开始逐渐走向复兴。复兴后的佛教，与吐蕃政权时期的佛教有很大不同，它大量融合了吐蕃地区原有的苯教因素，成为藏化了的佛教，故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兴起后，由于渊源各异，传法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不同教派，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宁玛派、噶当派、萨斯迦派、噶举派等，而从噶举派又分衍出“四大八小”等众多分支。[233] 这些教派大多以始创寺院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展势力范围。从形成伊始，它们即与吐蕃各地的割据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教派势力与世俗势力的结合体，初步具备了“政教合一”的形式。这些割据势力之间，不断发生对立与冲突，这种局面，直到蒙古大军进入藏区后，才被打破。

蒙古与吐蕃地区的接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据《元史·太祖纪》，在1227年灭亡西夏期间，成吉思汗曾亲自率兵渡过黄河，攻积石州（今青海贵德西），破洮（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今属青海）等地，进入甘青藏区。而据藏、蒙历史文献的记载，双方接触的时间还要更早。不过，在蒙古汗室成员中，第一个与当地上层正式建立联系的可信人物应为阔端。阔端为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儿子，窝阔台在位期间，他被分封于河西地区，开府西凉（今甘肃武威）。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军深入吐蕃乌思藏地区，摧毁了噶当派寺院热振寺与杰拉康寺，杀死五百余名僧众。蒙古军队撤回后，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乌思藏地区各派势力的情况，指出：“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即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斯迦·班抵达为精。”[234] 在权衡利弊后，阔端决定选择萨斯迦派的教主萨斯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从此，萨斯迦派从藏传佛教各派中脱颖而出，以后在元朝又发展成为吐蕃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教派。

萨斯迦，藏语意为白土，因该派主寺萨斯迦寺所在地（今西藏萨迦）土色灰白，故名。萨斯迦派的创始人贡却杰布，据说是吐蕃政权贵族款氏家族的后裔，原为宁玛派教徒，后从卓弥译师学“道果法”，为卓弥五大弟子之首。1073年，他在萨斯迦地区建造萨斯迦寺，该年即被认为是萨斯迦派的始创之年。不过，萨斯迦派的真正兴旺发达，还是从其子贡噶宁布才开始的。贡噶宁布担任教主长达四十八年，他遍访名师，学习各种教法，又广收门徒，四处建寺传教，在他的领导下，萨斯迦派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鉴于贡噶宁布为萨斯迦派做出的巨大贡献，教派中人尊称他为“萨钦”（意为萨斯迦派大师），名列“萨斯迦五祖”之首。贡噶宁布有子四人，其中幼子贝钦沃布的长子，即为前面提到的萨斯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萨斯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为“萨斯迦五祖”中的四祖，原名贝丹敦珠，幼从伯父扎巴坚赞学法，从受近事戒，改名贡噶坚赞，后又拜入藏的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代寺主释迦室利为师，学习佛教经论，受比丘戒。萨斯迦班智达年轻时云游各地，遍访名师，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高僧，由于学识渊博，通晓“大小五明”，又被人尊称为“萨斯迦班智达”[235]。萨斯迦班智达一生著述丰富，涉及佛学、因明、声律、戏剧音律、诗歌诸多方面，为藏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被后人辑为《萨班全集》。

1216年，扎巴坚赞去世，萨斯迦班智达接任萨斯迦派教主。在他担任教主期间，萨斯迦派继续发展，已成为当地实力非常雄厚的割据势力，这无疑为以后萨斯迦派与蒙古统治者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阔端在确定萨斯迦班智达为自己的代理人后，于1244年8月正式向他发出邀请函，并捎去一份礼物。在信中，阔端这样写道：

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路途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愿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僧众。[236]

在信中，阔端对萨斯迦班智达发出诚挚邀请的同时，又以蒙古强大的武力相威胁，真可谓软硬兼施。面对如此严峻形势，63岁的萨斯迦班智达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带着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与6岁的恰那多吉——长途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西凉。当时，正值阔端参加推选贵由为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大会，萨斯迦班智达一行遂留在西凉，等到次年初阔端返回后，双方始进行历史性的会晤。在具体商妥降服蒙古的各项条件后，萨斯迦班智达写了一封致乌思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在信中，萨斯迦班智达首先谈到了阔端对佛教的虔诚、蒙古政权的强大以及对归降者的优待政策，而后详细开列了他与阔端谈妥的归顺条件。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各地僧俗首领仍旧照常供职，由阔端委任萨斯迦派推荐之人为达鲁花赤；各地官员在处理政务时，应请示达鲁花赤，不得擅自行事。二，将各地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数量编成籍册，缮写三份，一份呈送阔端，一份交付萨斯迦，一份各自长官收执。三，开列出一份进贡物品的详细清单，包括金银、珍珠、象牙以及其他一些土特产品。[237]

在萨斯迦班智达的带动下，吐蕃许多僧俗首领相继归附蒙古。此后，萨斯迦班智达一直滞留在凉州，住在阔端为他专门营建的幻化寺里，成为阔端供奉的上师。此前，阔端身边已有不少吐蕃僧人，但由于他们佛学素养不高，阔端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往往让也里可温与蒙古萨满教巫师居于上首。通过与萨斯迦班智达的接触，阔端对藏传佛教有了进一步认识，遂皈依藏传佛教，并下令今后的祈愿法会，由萨斯迦班智达居上首，并由吐蕃僧人首先祈愿。至于萨斯迦班智达的两个侄子，八思巴作为萨斯迦派的教主继承人，继续随从萨斯迦班智达学习佛法，恰那多吉则作为萨斯迦派的世俗继承者，由蒙古统治者着重加以培养，习蒙古语，着蒙古服，并与蒙古汗室联姻，娶阔端之女为妻。阔端与萨斯迦班智达的合作，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作为蒙藏关系的开拓者，他们既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吐蕃地区最终并入中国版图做出了不朽贡献，以后的元朝历代皇帝大都继承和发展了阔端的既定方略，利用萨斯迦派势力建立并巩固其对吐蕃地区的统治。

图1-2-6 萨班前往凉州唐卡[238]

1248年蒙古大汗贵由去世后，汗位继承问题再起纷争，以拖雷、术赤系诸王为一方，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为另一方，双方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251年蒙哥的即位，标志着大汗的传承自此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手中。蒙哥即位后，对反对他的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进行了残酷镇压，阔端尽管与蒙哥关系友好，未受较大株连，但势力也遭削弱，尤其是管理吐蕃地区的大权几乎被剥夺殆尽。在对全国各地实行括户后，蒙哥按蒙古旧有的分封习俗，把乌思藏地区在自己与同母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领察巴噶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领达陇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万户。”[239] 萨斯迦派则仍归阔端系宗王管辖。这样一来，萨斯迦派原先独自与蒙古宗主接触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其他各派僧俗首领不仅可以直接与蒙古宗主打交道，而且作为大汗拖雷系宗王的领属，在竞争中自然要比以阔端系为靠山的萨斯迦派更具有优势。与此同时，蒙哥即位的当年，汉地佛教临济宗禅僧海云印简受封为国师，“掌释教事”[240]，汉地佛教在蒙古宫廷暂时居于领先地位。继任国师那摩尽管为迦叶弥儿（今克什米尔）人，所传应为藏传佛教，[241] 但显然与萨斯迦派没有什么关系。大蒙古国政治形势的错综复杂与风云突变，使萨斯迦派昔日的特殊地位发生了严重动摇，随时有被其他教派取而代之的可能。

图1-2-7 八思巴玉像[242]

就在蒙哥汗即位的当年，萨斯迦班智达与阔端在西凉相继谢世，八思巴成为萨斯迦派的新一任教主。八思巴（1235—1280），为“萨斯迦五祖”中的五祖，萨斯迦班智达弟桑察索南坚赞之子，本名罗追坚赞。自幼聪颖，“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243]。“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句玄索隐，尽通三藏。”[244] 接任教主后，八思巴虽仍是阔端系宗王供奉的上师，但实际上已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变化，思想上也已做好随时转向拖雷系的准备。

蒙哥即位后，其弟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开始与吐蕃发生接触。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率军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绕道大理进攻南宋时，曾专门派人邀请八思巴与其会晤。八思巴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赠给与其同来的阔端之子蒙哥都蒙古马军100之后，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了下来，礼为上师。[245] 以后，八思巴又亲自给忽必烈与王妃察必授喜金刚灌顶，双方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别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246] 这一约定，既给八思巴以极高的礼遇，又充分考虑到了忽必烈的权威，实际上成为以后元朝帝师制度与治藏方略的雏形。此外，在1258年蒙古宫廷主持的佛道第一次大辩论中，年轻的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与雄辩的口才，为世人瞩目。“戊午（1258），师（八思巴）20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247]“（八思巴）前往王宫奉行佛法之时，见有信奉太上老君之教、修习神仙之道士多人，沉溺邪见，害己害人。于是，遵照皇帝之命，八思巴与多年修习道教的道士辩论，折服了所有的道士，使他们出家为僧，持佛教正见。”[248]

就在八思巴与忽必烈往来的前后，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1204—1283）也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一度成为八思巴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过，老于世故、首鼠两端的噶玛拔希并不愿意追随当时身份只是宗王的忽必烈，而是继续北上云游。在昔剌斡耳朵，噶玛拔希觐见了蒙哥与阿里不哥，受赐金缘黑帽与金印，从而开始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传承。在以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纷争中，噶玛拔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站到阿里不哥一边，又一次失去了良机。等到阿里不哥失败，处境尴尬的噶玛拔希遂为自己的判断失误付出了代价，被忽必烈流放到边远地区，以后噶玛拔希虽获释，但噶玛噶举派却永远失去了与萨斯迦派抗衡的机会。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在元朝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萨斯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合作为蒙藏历史关系的良好开端的话，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则奠定了这一关系的坚实基础，从此，藏传佛教成为元朝统治者所信奉的国教，在元代政治历史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佛道之争

蒙元时期的佛道之争，由来已久。自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全真道在中原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许多传统道观纷纷改宗全真，就连儒学孔庙、佛教寺院被全真教徒占去者也为数不少，这势必引起其他教派的忌妒与仇视。这种现象，在1227年丘处机去世不久即已初露端倪。当年，曹洞宗行秀弟子耶律楚材在燕京刊行《西游录》一书，列举了丘处机十大罪状，公开对全真教加以指责：

初进见，诏询其甲子，伪云不知。安有明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此其一也。对上以徽宗梦游神霄之事，此其二也。自谓出神入梦，为彼宗之极理。此其三也。又云圣贤提真性遨游异域，自爱梦境。此其四也。不识鲁直赞意。此其五也。西穷昧谷，梵僧或修善之士皆免赋役。丘公之燕，独请蠲道人差役，言不及僧。上虽许免役，仍令诏出之后，不得再度。渠辄违诏，广度徒众。此其六也。又进表乞符印，自出师号，私给观额，古昔未有之事，辄欲施行。此其七也。又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王道人者驱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诸州，欲通管僧尼。丘公又欲追摄海山玄老，妄加毁坼。此其八也。又天城毁夫子庙为道观，及毁坼佛像，夺种田圃，改寺院为庵观者甚多。以景州毁像夺佛寺事致书从乐居士，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此其九也。又顺世之际，据厕而终，其徒饰辞，以为祈福。此其十也。[249]

甚至连同为道教首领的大道四祖毛希琮，也借丘处机之死，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作诗讥讽丘处机曰：“一把形骸瘦骨头，长春一旦变为秋。和濉带屎亡圊厕，一道流来两道流。”[250] 不过，当时全真道正处于发展的巅峰，其他教派虽有所不满，可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还无法与之抗衡。这种局面，直到蒙哥汗即位后，才开始发生根本转变。

最早与全真教公开交锋的，大概是冠以“儒教”名义的士人群体。本来，这是一支最不受蒙古统治者青睐的社会群体，可自从雅好儒学的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事务，尤其是他在壬子年（1252）被张德辉与元好问奉为“儒教大宗师”后，局面逐渐发生改观。在有了强硬的靠山后，士人开始向全真教公开发难，1251年前后开始的燕京孔庙及赡学土地纷争，一直持续到1254年，结果，得到忽必烈全力支持的士人取得了最后胜利。[251] 据西方基督传教士鲁不鲁乞记载，在1254年夏，蒙古宫廷还组织过一次由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三方共同参加的宗教辩论大会，结果也是以道教一方的失败而告终。[252] 不过，这些还只是局部的小规模冲突，全真教面临的更大危机还在后头，随着佛教势力的崛起，从1255年开始绵延近三十年之久的佛道之争，不仅使全真教元气大伤，甚至还波及了整个道教在元朝的地位。

佛教与全真教的正面冲突是以《老子化胡经》之争为导火索的。《老子化胡经》本为晋王浮所撰，历叙老子西行各国教化胡人之事。由于此书以佛祖释迦牟尼为老子化身，借以抬高道教，贬抑佛教，所以历来为佛教僧众所不容。全真教主李志常在《道藏》修成后，将根据《老子化胡经》思想绘制成的《老子八十一化胡图》在朝中广为散发，“乃使金坡王先生（王志坦）、道人温的罕广赍其本，遍散朝廷，近臣土鲁及乞台普华等并授其本”。这一行为，严重伤害了佛教徒的感情，使双方矛盾陡然激化。当时，曹洞宗行秀弟子福裕正受蒙古宫廷之邀于和林建寺，见到《老子八十一化胡图》刊本后，极为愤慨，遂委托学士安藏将刊本进呈蒙哥汗幼弟阿里不哥，控诉全真教的伪妄行为。在阿里不哥的支持下，乙卯年（1255）八月，蒙哥汗下令将福裕与李志常召至大安阁内，“共丞相钵剌海、亲王贵戚等，译语合剌合孙并学士安藏。帝御正座，对面穷考，按图征诘”。面对众口诘责，李志常只是唯唯诺诺，推说自己不知下情，不敢有所争辩。福裕则步步紧逼，又提出了全真教侵夺佛教寺产的问题，指出全真教“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石观音像，先生打了，随处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园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今对天子，悉要归还”。无奈之下，李志常被迫答应烧毁刊版、退还侵地。到当年九月二十九日，蒙哥汗遂正式下诏：

那摩大师、少林长老奏来，先生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经教，做出假经来有；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圣像，塑着老君来有；把释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坐有。共李真人一处对证问来。李真人道，我并不理会得来。今委布只儿众断事官，那造假经人及印板木，不拣是谁根的有呵，与对证过。若实新造此说谎经，分付那摩大师者。那造假经底先生，布只儿为头众断事官，一处当面对证，到时决断，罪过要轻重，那摩大师识者。又毁坏释迦佛像及观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与和尚每者。那坏佛的先生，依理要罪过者。断事官前立下证见，交那摩大师识者。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着佛像，亦依前体例要罪过者。

与此同时，对全真教侵夺的部分佛教寺产，蒙哥汗也作出相应处置：“委付布只儿为头众断事官，随路合退先生住着寺院地面三十七处，并令分付释门。”至此，全真教在佛道首次交锋中败下阵来。不过，以后的局势表明，这次交锋仅仅拉开了双方激烈斗争的序幕。由于全真教不甘失败，对蒙古宫廷的处理采取了阳奉阴违、虚与周旋的态度，致使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大规模的交锋已在所难免。

乙卯年事件后，佛教在与全真教交涉退还侵地的过程中，不断遇到阻力。当时，为了争取蒙古宫廷的支持，全真教主李志常曾派道录樊志应北上觐见蒙哥汗，以“依着胡虎那演（即失吉忽突忽）抄数，已后不许改正”为理由，想要夺回应退还的37处寺院地产。可在没有得到蒙哥汗明确答复的情况下，樊志应即公然诈传圣旨，将合退寺产夺回。针对全真教的反扑，佛教徒也毫不示弱。1256年5月，那摩国师亲率福裕等一批僧众再赴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于7月16日觐见蒙哥汗于昔剌行宫，准备与全真教展开新的论战。而李志常见形势于己不利，没有赴约，不久即染病身死。到次年8月，福裕等再赴朝廷申诉。结果，蒙哥汗一方面下旨重申乙卯年圣旨的有效性：“道家前来做下八十一化图，破坏佛法，并余谤佛文字有底板木，烧毁了者。有塑着底，画着底，石头上刻着底，先生每不依旧时体例里底，并与坏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同时又为避“强抑折伏”之嫌，下令由忽必烈负责在开平主持，佛道双方展开辩论。到1258年，佛道第一次大辩论终于正式开始了。

此次大辩论，参加者达七百余人，规模可谓空前。其中，佛教一方以福裕为首，参加者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汉地中都圆福超长老、奉福亨长老、平滦路开觉迈长老、大名津长老、塔必小大师、提点苏摩室利、译言真定蒙古歹、北京询讲主、大名珪讲主、中都寿僧录、资福朗讲主、龙门育讲主、太保聪公（刘秉忠）等三百余僧”，包括了当时各地佛教界的知名人士，阵容强大。道教一方则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计有“道士张真人、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基本上为全真教徒。此外，儒士姚枢、窦默、廉希宪、张文谦，以及蒙速速、没鲁花赤等二百余人也列席了大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充当“证义”。大会确定由佛道双方各出17人参加主辩，处罚办法为：“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253] 不过，这次貌似公允的辩论大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一方面，佛教攻势咄咄逼人，并由忽必烈与姚枢站出来为其助阵。另一方面，全真教却像坐在被告席上一样，处处退缩，毫无招架之功。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记录此次辩论的《至元辨伪录》把全真教的辩驳意见删掉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忽必烈完全偏袒佛教一方，使全真教徒不敢有所争辩。整个辩论一直持续到黄昏才告结束，结果不言而喻，佛教取得完全胜利，全真教参加主辩的樊志应等17名道士则在忽必烈使臣脱欢等的押送下，送到龙光寺削发为僧，其所穿星冠袍服也被挂在长竿上示众。[254]

佛道大辩论结束后，对全真教的清算即开始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真教诽谤佛教文字等的销毁。当年七月十一日，忽必烈下达令旨：

依着蒙哥皇帝断来圣旨，先前少林长老告称，李真人（李志常）为头先生，雕造下说谎底文书《化胡经》《十异九迷论》《复淳化论》《明真辩伪论》《辩正谤道释经》《辟邪归正议》《八十一化图》上，钦奉圣旨倚付将来。俺每抱集至和尚、先生对面持论过，为先生每根脚说谎上，将和尚指说出来底说谎《化胡经》众多文书并刻下板烧毁了者，这般断了也。恐别人搜刷不尽，却教张真人（张志敬）自行差人，各处追取上件经文板木，限两个月赴燕京聚集烧毁了者。及依着这说谎文书，转刻到碑幢并塑画壁上有底，省会随处先生就便磨坏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隐藏者。若有隐藏的，或人告首出来，那先生有大罪过者。[255]

《至元辨伪录》卷二列有“钦奉圣旨禁断道藏伪经”书目，注有“见者便宜烧毁”字样，应即为此次所焚毁经书的目录：

《化胡经》（王浮撰）、《犹龙传》《太上实录》（宋谢守灏撰）、《圣纪经》《西升经》《出塞记》《帝王师录》《三破论》（齐人张融假托他姓）、《十异九迷论》（传奕李玄卿）、《明真辩伪论》（吴筠）、《十小论》（吴筠）、《钦道明证论》（唐员半千假托他姓）、《辅正除邪论》（吴筠）、《辟邪归正议》（杜庭）、《龁邪论》（梁旷）、《辩仙论》（梁旷）、《三光列记》《谤道释经》（破大藏经林灵素、杜光庭撰）、《五公问虚无经》《三教根源图》（大金天长观道士李大方述）、《道先生三清经》《九天经》《赤书经》《上清经》《赤书度命经》《十三虚无经》《藏天隐月经》《南斗经》《玉纬经》《灵宝二十四生经》《历代应现图》《历代帝王崇道记》《青阳宫记》《纪胜赋》《玄元内传》《楼观先生内传》《高上老子内传》《道佛先后论》《混元皇帝实录》。

待各地所征缴的伪经及印板齐集燕京后，蒙古政权在悯忠寺正殿之西南筑台，于1259年9月7日集中在城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等，由万寿谏和尚当众点火，全部予以焚毁。

二是全真教所占寺院地产的归还。据《至元辨伪录》卷4，佛道大辩论结束后，起初是规定将“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处，并令分付释家”，后来，福裕与僧众商议，以为：“若尽要了，恐讥恃力，却回与二百八十处，但取讫二百二处。”此外，对此前樊志应诈传圣旨夺回的37处寺产，七月十一日的令旨也明确规定要再次归还僧众，二者相加，最后确定下来的实际退还数目则为237所。[256]

应该说，全真教此次所遭打击绝非偶然。全真教在中原势力的不断扩大，实际上早已引起蒙古统治者的忧虑。有一件事足能说明这一问题。1241年正月，全真教主尹志平等在陕西祖庭主持祖师王嚞的会葬，“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物议忷忷不安，赖师道德素重，镇伏邪气，故得完其功”[257]。这件事情的原委，已不是非常清楚，可直到40年后，元朝在所发布的圣旨中，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全真教“前京兆府地面里王祖师庵头，聚著人众生歹心来”[258]。这表明，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已从先前的扶植政策转变为处处防范，时刻提防全真教威胁其在中原的统治。此外，蒙古统治者对佛教，尤其是对藏传佛教普遍开始产生信仰，也是全真教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辩论前，蒙哥汗即已明确表示出倾向佛教的态度，认为：“我国家依着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而先生每见俺皇帝人家皈依佛法，起憎嫉心，横欲遮当佛之道子。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并举手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观其本，各自夸炫，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259]忽必烈也有类似看法，指出：“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佛之垂范，穷尽死生善恶之本，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此真大圣人也。”[260] 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已经给大辩论定下了基调，决定了全真教惨败的命运。

第六节 蒙古的萨满教

萨满教（shamanism）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普遍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一词的汉译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所编《三朝北盟汇编》卷3：“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新唐书》卷217则将黠戛斯人的巫师称为“甘”，此或系“萨满”的另一种译法。大蒙古国兴起以前，蒙古草原上的萨满信仰就已经非常流行，曾到过蒙古的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记载说，当时蒙古草原“没有领袖，没有法律，而只有巫术和占卜，这些地区的人，对于巫术和占卜是极为重视的”[261]。古代蒙古人将男巫师称为“孛额”（bo’e），汉译为“师公”“师巫”，女巫师称为“亦都罕”（iduhan），汉译为“师婆”“巫妪”，他们在当时被认为具备与神灵沟通的超自然能力，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萨满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天地、日月、雷电、山川、树木等都有神灵主宰，其中长生天（mongke tenggeri）是主宰宇宙一切万物的最高神灵，最受蒙古人敬畏。“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262]“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263] 成吉思汗在其商队被花剌子模人杀害后，“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264]。可视为蒙古人对长生天祷告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其他神祇，蒙古人也普遍持崇敬心理。到过蒙古的西方传教士加宾尼记载说：“他们尊敬和崇拜太阳、月亮、火、水和土地，把食物和饮料首先奉献给他们，特别是早晨在他们进饮食以前。”“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的事情，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265] 这与南宋使臣彭大雅所称“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拜”是完全一致的。[266] 火在蒙古萨满信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相信万事万物是被火所净化的。因此，当使者们或王公们或任何人来到他们那里时，无论是谁，都被强迫携带着他们带来的礼物在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以免他们可能施行了巫术，或者带来了毒物或任何别的有害的东西”[267]。对雷电，蒙古人也颇为敬畏，“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惮避状”。而“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年而后返”[268]。

在与神灵的沟通过程中，萨满教巫师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向一些人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听说，鬼神从烟孔进入他们的营幕，跟他们交谈。可能妖精和他们某些人亲近，并且和他们有来往。就在他们用一种妖术满足他们的天生欲念时，他们的魔力达到其最强程度。”[269]传教士鲁不鲁乞在这方面也有详细描述：“有一些占卜者也召唤魔鬼。他们在夜里把想向魔鬼求教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帐幕里，并把煮熟了的肉放在帐幕中央。执行召唤任务的那个哈木开始念他的咒语，并且用手里拿着的鼓沉重地敲打着地面。最后，他开始狂怒，并把他自己绑起来。然后魔鬼在黑暗里来到了，于是给他肉吃，而他就给予各种回答。”[270] 元人吴莱《北方巫者降神歌》形象地描绘了巫师的请神过程：“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击鼓唱歌发。高梁铁镫悬半空，塞向墐户迹不通。酒肉滂沱静几席，筝琶朋摘凄霜风。暗中铿然那敢触，塞外祆神唤来速。陇坻水草肥马群，门巷光辉耀狼纛。举家侧耳听语言，出无入有凌昆仑。妖狐声音共叫啸，徤鹘影势同飞翻。”[271] 也正因为巫师有如此广泛神通，他们受到了蒙古社会各阶层的尊重，而这些人对蒙古社会政治的影响，早在成吉思汗兴起初期就已经开始了。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说：

我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说，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在那一带地区流行的严寒中，常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教他如此这般实施仁政。’”他们叫此人为帖卜腾格理，他说什么，成吉思汗就办什么。[272]

这个为成吉思汗大肆制造舆论的巫师名阔阔出，为晃豁坛部蒙力克的儿子。帖卜腾格理（teb-tenggeri），照多数学者的解释，有“真正天上的”“极神圣的”之意，实际上为巫师的一种高规格称号。[273] 由于萨满教巫师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神圣，阔阔出在当时的势力极大，甚至威胁到了成吉思汗的权威，最后终于被成吉思汗设计除掉。为了遮人耳目，成吉思汗把阔阔出之死说成长生天的旨意，声称：“帖卜腾格理将我弟每打了，又无故谗谮的上头，天不爱他，连他身命都将去了。”[274] 所以说，阔阔出虽然死了，但萨满教巫师在蒙古社会中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蒙古人尚无知识文化的时候，他们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些珊蛮的话；即使如今，蒙古宗王依然听从他们的嘱咐和祝祷，倘若他们要干某件事，非得这些法师表示同意，否则他们不作出决定。”[275] 当时，从大汗到普通民众，对巫师的话都奉命唯谨，像蒙哥汗即“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276]。传教士鲁不鲁乞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正如蒙哥汗所承认的，他们的占卜者是他们的教士，占卜者命令做的任何事情，统统立即执行，毫不迟延。”[277]从蒙古宫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也时常可以看到萨满教巫师的影子。像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即是因窝阔台借助巫师所言山川之神作祟，并喝下巫师念过咒语的符水而死的。[278] 元朝建立后，萨满教虽然由于藏传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尊崇而有所削弱，但作为蒙古族一种固有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习尚，其影响在当时仍广泛存在。元朝灭亡，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后，萨满教因在蒙古人当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很快又恢复了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后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

萨满教在蒙古政治生活中的表现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占卜、祭祀两个方面值得一提。

占卜在13世纪的蒙古社会相当普遍，东西方史料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宋人赵珙称，蒙古人“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279]。彭大雅亦云：“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徐霆行至草地时，也看到“鞑主数次烧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当归，故得遣归。烧琵琶即钻龟也”[280]。传教士鲁不鲁乞对蒙哥汗时期蒙古人的占卜过程更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种占卜是按照下列方式进行的：当蒙哥汗想要做任何事情时，他就吩咐拿给他三块未曾烧过的羊肩胛骨。他拿着这些骨头，心里想着他想要知道做还是不做的那件事。然后他把这些骨头交给一个奴隶去烧，在蒙哥汗的帐幕附近，总是有两个小帐幕，骨头就是在这里面烧的。他们每天都在营地各处细心而努力地寻找这种骨头。这些骨头被烧黑时，它们就被拿回给蒙哥汗。于是他察看这些骨头受热后的裂纹是否呈纵的直线。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做这件事。不过，如果骨头是横的裂开，或是裂成碎片，那么他就不可以做这件事。这些骨头本身，或是覆盖在骨头上的薄膜，经过火的烧烤，总是会裂开的。如果，在三块骨头中，有一块裂为直纹，那么他就做这件事。[281]

需要说明的是，占卜虽为蒙古萨满教的一种重要祭祷形式，但并非纯粹由萨满教巫师所垄断，上述鲁不鲁乞的记载表明，相当多的占卜活动在当时已开始由蒙古大汗亲自操作。随着蒙古征服地域的扩大，其他民族精通占卜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中。像契丹人耶律楚材被征召北上后，即经常以汉民族的传统方法为蒙古大汗占卜，“每将出征，必令公（耶律楚材）预卜吉凶，上（成吉思汗）亦烧羊髀骨以符之”[282]。入元后，汉族传统的阴阳学开始进入蒙古宫廷，使蒙古宫廷的占卜活动更呈现复杂多样的趋势，这既体现了元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也使得萨满教在占卜活动的影响无形中被削弱。

萨满教巫师因具备与神灵沟通的资格，在蒙古统治者的祭祀活动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入元后，蒙古宫廷祭祀活动虽开始引进汉族礼仪，但通过蒙古巫觋等的参与，一些与萨满有关的传统风俗依然保存下来，“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283]。如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上都举行的“洒马奶子”祭祀仪式。“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每年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举行的祭祀仪式，“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皇帝去世后，棺木起移，“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由蒙古巫觋参与的脱灾仪式，在宫廷礼仪活动中也屡见不鲜。像每年十二月下旬举行的“射草狗”仪式，“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觋祝赞之。祝赞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用白黑羊毛为线，帝后及太子，自顶至手足，皆用羊毛线缠系之，坐于寝殿。蒙古巫觋念咒语，奉银槽贮火，置米糠于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烟熏帝之身，断所系毛线，纳诸槽内。又以红帛长数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觋，谓之脱旧灾、迎新福云。”[284] 有意思的是，元代的萨满教活动还渗透进了汉族文化的印记。天历二年（1329）三月，元文宗命“明里董阿为蒙古巫觋立祠”[285]。至顺二年（1331）正月，又“封蒙古巫者所奉神为灵感昭应护国忠顺王，号其庙曰灵祐”[286]。本来，作为原始宗教形态的萨满教，是没有祠堂庙宇的，元朝不仅为萨满立庙，还按汉族传统礼仪，为萨满所奉神灵追加封号、庙额，这既显示出元朝皇帝对萨满教的重视，也表明蒙古的萨满崇拜已经与中原传统社会的诸神崇拜日趋融合了。

第三章 复苏中的教育和哲学

第一节 “汉地”教育的复苏

蒙古南下前，中国北方地区在金朝百年统治下，已形成一整套覆盖全国的教育网络，中央设国子监，下设国子学与太学，地方则有府学、节镇学、州学等各级组织。在此基础下，金朝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287]。蒙金战争爆发后，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传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各地教育事业一度陷于停顿。

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在加紧灭金步伐的同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汉地治理的措施，而恢复文化教育事业与加强统治人才的培养，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早在壬午年（1222），蒙古驻燕京的地方官员即将金枢密院旧址改建成孔庙，此后燕京孔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全真道士冯志亨管理。[288] 太宗五年（1233）六月，窝阔台汗正式下诏，以燕京孔庙为国学，用燕京、真定历日银增建孔庙两庑及肄业之舍，由蒙古汗廷选派子弟18人，汉地官员选派22人，在这里“一同参学文书弓箭”。让蒙古、汉人子弟在一起学习，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相互交流，更好地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字，“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书会也，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对学习的内容与责罚制度，诏书作出如下具体规定：

那孩儿每教的文书，不拣是何文书，教都学者。教学施行的文书，疾识字的文书者。教的时分，孩儿每根底休教阑当者。若识字呵，背识背写者。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这言语我亲省会与来也者。

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学习，诏书还为他们规定了优厚的生活待遇：

于新拜降户内，每人拨与使唤的小孩儿一个者。各人并教读人等，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本处官人每底孩儿不在此限。外据家粮，每人日支米一升。这必阇赤孩儿每，晚后与解渴酒四瓶。

学校里的40名生员，平时按蒙古军事单位编制，组建为四个牌子，由“陈时可提领选拣好秀才二名管勾，并见看守夫子庙道人冯志亨，及约量拣选好秀才二、通儒道人二名，分作四牌子教者”。陈时可为前金翰林学士，时任燕京课税所长官；冯志亨为前金太学生，是以儒出家的全真道士，二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到第二年二月，蒙古宫廷又正式确定了四教读与三位总教官的人选，“四教读者刘某、赵某，通事二人罗某、刘某。总教官三员，宣授蒙古必阇赤四牌子总冯志亨、宣授金牌提举国子学士中书杨惟中、御前宣国子学事仙孔八合识李志常”[289]。

从现有材料来看，燕京国学主要为蒙古政权的贵族子弟学校。对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萧启庆先生认为：“蒙汉二族菁英分子的有限度地涵化自窝阔台时代即已开始。灭金前后，大蒙古国对中原政策的重点正由征服转变为统治。这一过程之中，蒙古汗廷对训练少数蒙汉菁英熟谙对方语言文化以利统治的必要，已有体认。国子学遂应运而生。”[290] 大蒙古国创办这一学校的本意，主要是为了培养出一批统治中原急需的翻译速成人才。“虽汉儿文字难学有，那般有虽深细的文字不教呵，但是容易施行的文字学的会呵，不好那甚么？”同时让这些人熟悉一些实用技艺，“受学子弟员习汉人文书之外，兼谙匠艺事，及药材所用、彩色所出、地理州郡所纪，下至酒醴曲蘖水银之造、饮食烹饪之制，皆欲周览旁通”[291]。这一办学宗旨虽与传统儒学教育相去甚远，但由于学校的教读都是儒士或通儒的全真道士，在授课时，肯定会有意无意地向生员灌输一些儒家文化知识。此外，当时规定每个学员都配备伴读一人，总教官冯志亨“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受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结果，这些贵族子弟在耳濡目染下，“是后日就月将，果皆克自树立，不惟俱获重用，复以才德见称于士人”[292]。

大致在燕京国学创办后不久，中原各地的教育机构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其中以官方附设于孔庙的学校——庙学的恢复与重建尤为明显。本来，蒙金战争期间，中原各地庙学遭受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像泽州地区，“贞祐甲戌（1214）春，元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荡然一空。丙子（1216），高凤议重加修葺，几完而又毁，惟大成殿仅存，为残民所庐，中外荒圯，鞠为园蔬矣”[293]。赵州地区，“自贞祐南渡，河朔丧乱者余二十年。赵为兵冲，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学生三数辈逃难狼狈，不转徙山谷，则流离于道路。庙学之存亡，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294]。有感于此，早在癸巳年（1233），耶律楚材就曾“致书于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营葺宣父之故宫”[295]。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像云内、邳州、太原、天山等地的孔庙开始陆续重建。[296] 不过，庙学最终得以恢复，还应是耶律楚材死后才出现的，其中，忽必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与中原儒士的接触过程中，忽必烈曾不断听到有关尊儒兴学的意见。像丁未年（1247）张德辉在北上觐见忽必烈时，除阐述尊崇儒学的重要性外，还提到真定“庙学废于兵久矣”，要求忽必烈下旨加以修复。[297] 庚戌年（1250），姚枢应聘时，曾提到：“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298] 忽必烈受命主漠南汉地事务后，幕僚刘秉忠又向他指出：“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299] 这些人的意见，因得到忽必烈的重视，在当时起到了良好效果。像张德辉衔命回真定后，“修理镇之学官，内外焕然一新。乃会生徒行祀礼，衣冠济济，有承平之旧。郡邑化之，文风翕然为振”。到1252年，他又正式受忽必烈委派，提举真定学校。[300] 理学家许衡也在1254年受忽必烈之命担任京兆提学，在他的努力下，“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301]。正是在这种尊儒兴学的氛围下，中原各地的庙学开始陆续恢复起来。以下是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燕京地区 前面提到，大蒙古国在燕京孔庙的基础上，创办了燕京国学。此后，“迄定宗朝（贵由）不辍”[302]。在此期间，燕京儒士为夺回燕京国学所在的孔庙及赡学土地，一直与全真教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事务后，双方的较量开始朝着对儒士有利的方向发展。先是辛亥年（1251），由燕京行省断事官牙老瓦赤、塔剌浑主持，强迫冯志亨退出孔庙及赡学土地，断与燕京儒士主领。接着，壬子年（1252）三月、五月，忽必烈两次派人传旨，令牙老瓦赤等增修孔庙。到癸丑年（1253）六月，燕京路都总管赛典赤又奉忽必烈之命，出包银钞，将孔庙增修一新。甲寅年（1254），全真教为重新夺回孔庙及赡学土地，与儒士再起纷争。忽必烈则明显倒向儒士一方，公开对儒士宣称“已后我与你每做主”[303]。自此，燕京国学的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始正儒师，复官学，庙事孔子……作新士子”。入元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既城今都，立国子学，位于国左，又因故庙为京学”。原燕京国学遂在原有基础上改建为大兴府学。[304]

真定地区 真定庙学在战乱中被焚毁后，当地官府虽屡曾动议修复，但都成效不大。真定总府参佐张德辉得到忽必烈襄赞后，始以全力整修庙学。当时，自世侯史天泽而下，“晓然知上意所向，罔不奔走从事，以赀以力，迭为佽助”。从己酉年（1249）二月开始动工，用了半年即告完成。元好问详载其兴修始末云：“庀徒藏事，黾勉朝夕。罅漏者补之，邪倾者壮之，腐败者新之，漫漶者饰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庙则为礼殿、为贤庑、为经籍祭器之库、为斋居之所、为牲荐之厨，而先圣先师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设在焉。学则为师资讲授之堂，为诸生结课之室，为藏庖湢者次焉。高明坚整，营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诵洋洋，日就问学。胄子渐礼让之训，人士修举选之业，文统绍开，天意为可见矣。”[305] 真定管辖下的赵州（今河北赵县）、元氏（今属河北）等地庙学，也在此前后相继得到恢复。[306]

东平地区 东平地区战前文化教育发达，故“东平郓学视他郡国为最盛，如是将百年，贞祐之兵始废焉”。严实当政期间，即曾有过恢复庙学的设想，“首以设学为事，行视故基，有兴复之渐”。宋子贞被任命为提举学校官，大概即为负责此事。严忠济继任行台后，开始全力修复东平庙学。“乃卜府东北隅爽垲之地，而增筑之。既以事闻之朝，庀徒蒇事，工力偕作。首创礼殿，坚整高朗。视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邹、兖两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征，像设如在。次为贤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绘象具焉。至于栖书之阁、笾豆之库、堂宇斋馆、庖湢庭庑，故事毕举而崇饰倍之……盖经始于壬子（1252）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1255）六月初五。”同其他地区的学校相比，东平庙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专门建有培养衍圣公族人的教舍：“子弟秀民备举选而食廪饩者余六十人，在东序，隶教官梁栋；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隶教官王磐。”二是附设培养宫廷礼乐人才的机构：“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尝仕为太常卿，癸巳之变，失爵北归，寻被诏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访太常所隶礼直官歌工之属，备钟磬之县，岁时阅习，以宿儒府参议宋子贞领之。”也正因此缘故，时人评价东平庙学“视他郡国为独异”[307]。在严氏父子的倡导下，东平下辖的博州（今山东聊城）、冠氏（今山东冠县）等地的庙学也相继得以重建。[308]

除了燕京、真定、东平三地外，其他地区庙学恢复者也有不少，像保定（今属河北）张柔在戊午年（1258）于城东南择新址重建庙学，“鸠工赋役，殿庑一新，讲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以次具举，高广其旧，几于倍蓰。又为奎文楼于南，凿璧水于西”[309]。泽州（今山西晋城）段直亦专心致力于兴修庙学，“去瓦砾，剪榛薉，峻以环堵，废者起之，缺者补之，庙像之漫漶不鲜者饰之”。又“购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将佐及趋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于东莱宋披云处获三洞秘书，兼收并蓄，几万余卷……取附郭田千亩以给之，漳源郭资善暨从侄南士人王天与割己业助之……敦谕举子就两府试，预选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进以听擢用”[310]。可以说，庙学的恢复，成为当时北方教育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简单谈一下当时北方的私学。同官办学校相比，北方各地私学的恢复要更早一些。战乱平息后，教授生徒成为不少经济落魄、政治失意的儒士的重要谋生手段。这些儒士在战乱中的遭遇经历各不相同，办学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隐居乡里，教书育人，有的则受权贵之邀，担任私塾先生。前者像理学家窦默，本为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先是因战乱逃到河南，金灭亡前夕，又逃到南宋辖境内的德安。1236年被蒙古大军裹胁北上后，“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311]。后者如易州（今河北易县）人敬铉，为金参知政事敬嗣晖之孙，元好问的同科进士，战乱后被燕京行省官员马月合乃收留，“授业馆下”[312]。这些人虽然在办学规模上小于官方学校，但在数量上却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当时北方教育的延续与文化的传播，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实际上，元初北方理学的兴起即与当时的私学传授密切相关，至于以后的元朝名臣，也有不少是在私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如世祖朝平章政事赵璧，从名儒李微、兰光庭学；[313] 成宗朝平章政事王庆端，则出名儒王若虚门下。[314] 因此，在北方教育的复苏过程中，私学同官学一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第二节 理学的北传

理学的最早发祥地在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金灭北宋后，随着宋室南迁与大批知识分子南下，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的理学重镇。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则以苏学为最盛。当时科举取士，首重词赋，次及经义，经义之科，则以传统注疏为主。在此风影响下，北方士人对理学大都懵懂无知，“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315]。不过，即便如此，理学的影响也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残支余脉一直不绝如缕。像泽州（今山西晋城）地区曾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生前为官之地，程学在这一带一直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元人刘因曾说：“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程颢）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郝经亦称：“宋儒程颢尝令晋城，以经旨授诸士子，故泽州之晋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经学名家，虽事科举而六经传注皆能成诵，耕夫贩妇亦耻谣诼而道文理，遂与齐鲁共为礼义之俗而加厚焉。”[316] 这些以程学自相传授的世家，在陵川以郝氏最为有名，其后人郝经曾回忆说：“盖陵川学者以郝氏称首，郝氏之学浚源趋本而张大之者自东轩（郝经曾叔祖郝震）始。”“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程颢）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绪余，弗敢失坠。”[317] 到金泰和年间，晋城李俊民又以传授程学显名于世，“得先生（程颢）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318]。除程学流传较广的泽州外，中原其他地区也有一些研习理学的学者，像盖州人（今辽宁盖县）王尊古，即“潜心伊洛之学，言论皆可纪述”，“好学守道，天下目为‘辽东夫子’”[319]。平州（今河北卢龙）人王郁，“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学者之弊。其论经学，以为宋儒见解最高……亦欲著书，专与宋儒商订……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320]。

就在中原地区理学发展衰而不绝的同时，南宋的理学著作也开始向北传播，元人许有壬尝回忆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叹竦，谓其学问超诣，而是书实未睹也。”[321] 许有壬所说“四书”，当指朱熹的《四书集注》。由于中都得到此书的馆伴使秘不示人，造成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322] 金贞祐南迁后，学术思潮发生重大转折，不少南宋理学家著述“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323]。当时北传理学著作有广泛影响者，主要有《诸儒鸣道集》与《道学发源》二书。

《诸儒鸣道集》为宋儒所辑，收录了周敦颐《通书》，司马光《迂书》，张载《正蒙》《经学理窟》《横渠语录》，程颢、程颐《二程语录》，谢良佐《上蔡先生语录》，刘安世《元城先生语录》《谭录》《道护录》，江公望《心性说》，杨时《龟山语录》《安正忘荃集》，刘子翚《崇安圣传论》，张九成《横浦日新》等两宋重要理学著作。此书在北方的流传，使中原士人对两宋理学思想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也在他们中间引起过一些争论。万松行秀弟子李纯甫著有《鸣道集说》一书，对其中排斥佛老的内容逐一加以辩驳，而且，还超出该书内容范围，摘引了吕祖谦、张栻、朱熹等理学家的观点加以批判。在序言中，李纯甫指出：“浮屠氏之书从西方来，盖距中国数千万里，证之文字，诘曲侏儒重译而释之，至言妙理，与吾古圣人之心，魄然而合，顾其徒不能发明其旨趣耳。”在他看来，宋儒所阐明的理学思想，不仅不与佛书相悖，而且在许多方面与佛书正相契合，这实际上是剽窃了佛学思想的内容，由此，他得出了“大道将合”的结论。[324] 李纯甫的这一近似异端的观点，激怒了不少中原士人，“大为诸儒所攻”[325]。相反，与李纯甫师出同门的耶律楚材则完全支持这种观点，态度甚至比李纯甫还要激烈：

江左道学，倡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余家，涉猎释老肤浅一二，著《鸣道集》，食我园椹，不见好音，窃香掩鼻于圣言，助长揠苗于圣典，饰游辞，称语录，彀禅惠如敬诚，诬谤圣人，聋瞽学者。噫！凭虚气，任私情，一赞一毁，独去独取，其如天下后世何！屏山衷矜，作《鸣道集说》，廓万世之见闻，正天下之性命。张无尽谓：“大孔圣者，莫如庄周。”屏山扩充，渺无涯涘，岂直不叛于名教，其发挥孔圣幽隐不扬之道，将攀附游龙，骎骎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谛疆隅矣！张无尽又谓：“小孔圣者，莫如孔安国。”《鸣道》诸儒又自贬屈，附韩欧之隘党，其计孰愈乎尊孔圣与释老鼎峙耶！诸方宗匠偕引屏山为入幕之宾，《鸣道》诸儒钻仰藩垣，莫窥户牖，辄肆浮议，不亦僭乎！吾忝历宗门堂室之奥，恳为保证，固非师心昧诚之党。如谓不然，报惟向影耳。[326]

《道学发源》由金尚书省诸生傅起等刊行，以南宋理学家张九成的经解为主，并加入张载的《东铭》《西铭》及刘子翚的《圣传论》等理学文献。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该书撰写了引与后序。赵秉文高度评价了张九成等理学家的贡献，称：“九成之解，足以起发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见圣人之蕴……愚谓虽圆顶黄冠，村夫野妇，犹宜家置一书……至于载之《东铭》《西铭》，子翚之《圣传论》，譬之户有南北东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奥。”[327]王若虚则对宋理学的价值做出总体评价，指出：

自宋儒发扬秘奥，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开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于至粗，极于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见，然后天下释然，知所适从，如权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岂浅浅哉。国家承平既久，特以经术取人，使得参稽众论之所长，以求夫义理之真，而不专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328]

赵、王二人都是金末很有影响的文章大家，他们对理学的重视，无疑推动了北方士人研习理学的风气，扩大了理学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不过，在对理学进行探索与褒扬的同时，二人对宋理学家的一些缺陷也多有指摘。像赵秉文即对二程后学“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的轻率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宋儒多出新意，务抵斥，忠厚之气衰焉。”[329] 同赵秉文相比，王若虚的态度更为严厉，认为：“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入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良佐）、张子韶（九成）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甚至对自己颇为称许的朱熹《论语集注》，王若虚的态度也有所保留，认为：“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330] 他们的这些观点，可视为当时重理学的北方士人对其既推崇又批评的代表性言论。

金朝灭亡后，随着蒙宋战争的大规模爆发与南北隔绝状态的被打破，南宋理学的北传，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影响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往。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伐宋时，杨惟中担任军前行中书省事，姚枢则奉命于军中搜求儒、道、释、医、卜等各类人才。结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331]。此次所得名士，包括了赵复、窦默、砚坚等一大批日后有影响的理学人物，为理学的进一步北传奠定了基础，时人郝经称：“金源氏之亡，淮汉巴蜀相继破没，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于是北方学者始得见而知之。”“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332] 即是有感于这一形势而言。自此，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理学北传，以赵复的贡献最为突出。《元史》对他评价很高，甚至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在德安（今属江西）被俘后，赵复得到了姚枢的悉心照顾。“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333] 在他的影响下，姚枢、杨惟中等人成为较早一批理学信徒。北上燕京后，赵复埋头致力于理学思想的传播，名气越来越大。“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执经北面者二毛半焉。”[334] 到庚子（1240）、辛丑（1241）年间，杨惟中以中书令当国，遂“建太极书院于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岁时释菜，尊为先师”，“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335]。赵复在传播理学期间，“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336]。此后，赵复离燕南下，在中原各地广为游历，并印《伊洛发挥》数百本随身携带，以为馈赠之物。[337] 他的这次旅行，无疑使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范围更为广阔。

在赵复影响下探究理学的姚枢，在此期间则退隐苏门（今河南辉县），“诛茅为堂城中，置私庙，奉祀四世，堂龛鲁司寇容，傍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为了进一步传播理学思想，他还“自板《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板‘四书’，田和卿尚书板《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子弟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338]。当时，姚枢的朋友许衡正在附近教书，听说他得到赵复所传理学著述，即登门访求。“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回来后，许衡将生徒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于是，“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许衡）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339]。在姚枢、许衡以及窦默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卫辉一带研习理学蔚然成风，发展为理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入元后，三人相继入朝为官，受到忽必烈重用，其中许衡长期典领国子监，在蒙汉贵族子弟中培养出一大批理学信徒，理学最终被确定为官方正统学说，即与三人尤其是许衡的作用密不可分。

此外，与赵复一起北上的砚坚，也在传播理学方面作出过一定贡献。在经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后，砚坚于1252年家真定、著儒籍，开始于当地教授生徒。“公（砚坚）通诸经，善讲说，士执经从而问疑者日盛。公告以圣贤之旨，谆切明白，不缴绕于章句……擢为本郡教授，凡十余年，循循为教，始终不倦，作成后进居多。”[340] 在砚坚传授的弟子当中，以刘因、滕安上最为有名，其中刘因更是元初与许衡齐名的理学大家。

第三节 东平学术

金朝灭亡后，理学思想虽然在北方得到进一步传播，但传统儒学在北方士人中的主流地位依然很牢固。在各地汉人世侯“竞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341] 的政策吸引下，北方士人逐渐聚集于东平、真定、保定、京兆等几大地区，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地域性群体。在各地汉人世侯的支持与重用下，这批士人积极参与当地事务，或为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尽其所能，或为传道授业、培养后进尽心尽力。他们的活动，不仅为中原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以后元初的政治格局与“汉法”改革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中，尤以东平文人集团在这方面的作用最为显著。

在北方汉人世侯中，严氏父子治下的东平是当时管辖地域最为辽阔、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地区。严实自起家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当地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发展。“始于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粝食，暴露风日。挈沟壑转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劝耕稼，以丰委积。公帑所积，尽于交聘、燕享、祭祀、宾客之奉，而未尝私贮之。辟置俊良，汰逐贪墨，颐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战乱中的大批难民接踵而至。“东州既为乐土，四外之人托公以为命者相踵也。公（严实）为之合散亡，业单贫，举丧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屡至而不厌，肉骨之赐，卵翼之惠，日积而月累之，盖有不可胜书者矣。”[342] 在涌入东平的难民当中，有不少人属于当时的中原名士，严氏父子非常留意对这些人的保护与重用，手下也不乏喜爱儒雅之人，有名者像赵天赐，“在军旅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时或投壶雅咏，挥麈清坐，倡优杂戏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业，而邑文人亦随而化之”。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东平地区一时间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骎骎乎齐鲁礼义之旧”[343]。“若夫礼乐之器，文艺之学，人才所归，未有过于东鲁者矣。”[344] 在此基础上，聚集于当地的文人群体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金源遗风为主要特征的士林学派——东平学派。

东平学派涌现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宋子贞、刘肃、商挺、王磐、徐世隆、李昶、张昉、康晔、张澄、张特立、杜仁杰等，这些人中，有不少出身前金进士，或在前金担任过各种官职，而商挺、徐世隆、李昶、张澄、杜仁杰更被元好问开列在要求耶律楚材保护的中原士大夫名单中。[345] 他们被严氏父子罗致到东平后，大都被安插在幕府中任职，或者在教育部门担当重任。其中，以宋子贞追随严氏较早，在诸人中资历最老。元人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东平一道二十余万户，生口不啻百万，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乐者，公之功也。”除了参与行台决策外，在为严氏父子广纳贤才方面，宋子贞也尽心竭力，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见行台，周惠尤厚，荐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十余人，皆自羁旅拔之同行，与参谋议。四方闻义而来依者，馆无虚日，故东平人物视他镇为多。”[346] 东平学派的形成，除了前面提到的当权者的政策导向外，宋子贞的努力应该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东平学派在严氏父子统治期间及入元后的活动，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恢复社会秩序，推行汉法改革。严氏父子当政期间，行台幕职及地方各级官员中多有出身士人者，幕府中的重要职务——经历更是基本上由东平学派把持，有据可考者即有刘肃、李昶、商挺、徐世隆等多人。这批士人在任职期间，辅佐严氏父子实行过一系列整顿吏治、休养生息的举措，多有显著成绩。像宋子贞任右司郎中时，“行台所辖五十余城，仍有堡寨诸户，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亩，不闲礼法，其从政官吏相与为囊橐以病民。是时，天下略定，庶事草创，征敛之繁，营屯之扰，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谓十羊九牧，民穷而无告，乃仿前代，设观察、采访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检，均科赋税，纠举官吏，公居中主其事。于是初立程序，与为期会，黜私奖勤，视其后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抚治之道焉”[347]。刘肃任经历时，“东平岁赋丁丝包银，而复输蛾茧十余万两、色绢万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严实）奏而罢之，诸路复绵绢自此始。漕渠决河间散水口，役夫万人，东平独膺十之四，主役者且筑且穴，工无已时。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剧疾也。数其慢不时塞。请于朝，即减其役，寻罢之。军储粮岁输新卫，东平水运万石至旧卫，改再辇而南五十里。公具图言于朝，乞立卫州仓，朝议从之”[348]。李昶任经历时，“东平大府，民繁事殷，公处赞画之任，图虑深远，未始依违苟从。平章宋公（宋子贞）时居幕长，议论率与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屡为嗣公（严忠济）言之”[349]。徐世隆任经历时，“既正位幕长，军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无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350]。张昉“进幕职，时兵后，吏曹杂进，不习文法，东平辖郡邑五十四，民众事繁，簿书填委，漫无统纪。昉坐曹，躬阅案牍，左酬右答，咸得其当，事无留滞”[351]。东平士人在地方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主持汉地事务的忽必烈的关注。不久，刘肃、商挺即被征召北上，分别派往王府封地邢州（今河北邢台）与京兆（今陕西西安）任职，徐世隆、宋子贞等人也先后受忽必烈礼聘，咨访治国之道。元朝建立后，诸事毕举，百废待兴，大批东平士人步入仕途，成为元初推行汉法改革的中坚力量。在中统元年（1260）五月所立10路宣抚司中，担任宣抚使、副者即有宋子贞、王磐、刘肃、商挺、徐世隆等东平士子5人。中书省、部成立后，东平士人大多进入中央机构担任要职，像刘肃，“首拜右三部尚书，一时典宪，多出公手。寻有旨兼议中书省事”[352]。宋子贞继任右三部尚书后，“一时典章制度，多公裁定……拜平章政事，因陈切于时务者十三策，上皆嘉纳焉”[353]。李昶在担任吏部尚书期间，“格品条式选举礼文之事，多出公裁定”[354]。可以说，有元一代立国规模的奠定，与东平学派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

第二，发展文教事业，培养后备人才。宋子贞早在1226年被严实罗致幕府之初，即受命提举学校。严实去世后，宋子贞继续受严忠范礼遇，升任参议东平路事，兼提举太常礼乐。此后，他即以恢复东平府学为己任，“倡新庙学，敦命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自先圣、颜、孟子孙至生徒几百人，咸继庖廪，俾肆艺业。春秋释奠，随季程式，必亲临之。齐鲁儒风，为之一变”[355]。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士人还有商挺、徐世隆。商挺，“赞忠济大兴学校，聘康晔说《书》，李昶说《春秋》，李祯说《大学》，学生百余人，养之优厚，督于课试，后皆通显”[356]。徐世隆，“从臾之力居多。又岁署题考试，等其甲乙，屡入高选者擢用之。时自入学亲为诸生讲说，其课试之文有不中程者，辄自拟作与为楷式，一时后进业精而行成人才辈出焉”。后来又于中统三年以太常卿兼提举本路学校事。[357] 在东平府学中居师席者，大都为饱学之士，像王磐，“师道尊严，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温然和怿，随问随答，亹亹忘倦。其辞约，其义明。学者于句读抑扬之间，已得之矣。受业者常数十百人，往往为名士”[358]。元好问游历东平期间，也曾受邀于东平府学“校试其文”[359]。东平府学自恢复创办后，“四方来学者甚众”[360]，这既扩大了东平学派的传播与影响，也为以后的元朝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元朝建立后，“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原府学之生徒”[361]，其中有名者有阎复、徐琰、李谦、孟祺、王构、张孔孙、杨桓、李之绍、申屠致远、曹伯启、夹谷之奇、吴衍等多人，实际上，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东平学派在元代的延续。

第三，保存前金礼乐制度，奠定元朝礼制规模。汴京陷落后，金廷原有礼器、乐人散落中原各地，后由衍圣公孔元措上奏蒙古汗廷，陆续召集到东平，加以组织演练。此后，宋子贞、徐世隆等人一直参与这方面的事务。1252年，忽必烈下令“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徐世隆等率乐工五十余人北上朝觐。当忽必烈问到制作礼乐之始时，徐世隆对以“尧、舜之世，礼乐兴焉”，并当场进行了表演。结果，当年五月十一日，忽必烈即“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这是蒙古政权首次使用汉族王朝宫廷礼乐进行祭祀活动，意义十分重大。此外，忽必烈还命宋子贞“兼领大乐礼官、乐工人等，常令肄习”[362]。元朝建立后，中统三年，严忠济上奏：“太常登歌乐，向圣主观于日月山，既而发还，今十余年矣，乞增宫悬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以徐世隆为太常卿，张孔孙为奉礼郎，专主其事。东平所存前金礼乐在登歌乐的基础上经不断充实完善后，成为元朝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礼仪制度，像大都宗庙祭祀、朝会仪式等，也是经徐世隆的提议和参与后，才最终得以确立。[363]

文学创作方面，东平士人也很活跃，尤以散曲与杂剧的成绩最为突出。其中，参与散曲创作活动的东平士人主要有杜仁杰、商挺、徐琰、高文秀等。这些人当中，以杜仁杰的成就最高，作品脍炙人口，被元人誉为“凤池春色”[364]。此外，他对“勾栏”演出的生动描述，显示出东平地区的戏剧表演艺术已非常发达。[365] 出身东平府学生员，素有“小汉卿”之称的高文秀，则一生致力于杂剧创作，见于著录的杂剧作品达三十二出。至于馆阁体文学——诏命典册的创作，东平士人近承金代遗风，在元初更是独树一帜。当时，“朝清望官，曰翰林，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366]。其中，翰林院为起草朝廷诏命典册的重要机构，宋子贞、王磐、李昶、徐世隆以及原东平府学生员出身的阎复、李谦、孟祺、李之绍等人都曾在这一机构供职，承担了大量诏命典册的起草工作。徐世隆在任职期间，还曾“选前贤内外制可备馆阁用者凡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367]，对元初馆阁体文学的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

东平学派与北方新兴的理学派虽然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政治主张大致相同，并一同参与实施了元初的汉法改革，但东平学派所代表的毕竟是金源传统学术流派，在理论素养、学术风气等方面，与后者有着明显差异。理学派注重理论方面的深层次探讨，而“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368]。两种学术风格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摩擦。翰林侍讲徒单公履曾想说服忽必烈恢复以辞赋为主的科举考试，即遭到在朝理学派许衡、姚枢等人的联合抵制。徒单公履为贬低理学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结果，双方为此还发生了庭辩。[369]徒单公履虽非东平士人，但显然代表了包括东平学派在内的金源传统学派的观点。当然，在东平学派中，也不难发现服膺理学思想的士人。王磐就对许衡非常尊重，“每相语，则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缩尔。’及先生讣音至，则曰：‘设若朝廷赐谥先生，非文正不可。”’[370] 王磐对理学的尊崇，虽受到徒单公履的讥诮，[371] 但至死不改，“程朱性理之书，日夕玩味，手不释卷，老而弥笃。燕居则瞑目端坐，以义理养其心，世俗纷华略不寓目”[372]。随着理学被元朝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两种学术风格间的差异逐渐得到弥合，分歧也不再发生。

第四章 文艺和史学的面貌

第一节 金遗民诗和新西域诗《萨斯迦格言》

蒙古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元好问曾给当权的耶律楚材写过一封信，列出了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名单，共54人，称他们为“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衣冠礼乐，尽在于是”，请求予以保护。[373] 金朝灭亡以后，这批人除个别下落不明外，大部分劫后余生，习惯上称为“遗民”。他们中有的依附于“汉地”各自割据一方的诸侯，有的则退隐山林，也有一些人先后成为新政权的官员。这些“遗民”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坛比较有影响的人物。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这批人的特殊经历，对文学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感，身世飘零、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忧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遗民”情结，成为这一时期诗文作品的流行主题。

这一时期“汉地”文坛的领袖人物，是上面提到的元好问（1190—1257）。元好问，字裕之，太原忻州（今山西忻县）人。他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北魏鲜卑族拓跋氏。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氏改姓为元。元好问生长在一个金朝官僚家庭中，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诗文。兴定五年（1221）考中进士，因科场纠纷不就选任；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鸿词科，被授权国史馆编修，先后为镇平（今属河南）县令、内乡（今属河南）县令、南阳（今属河南）县令。正大八年（1231）八月，到汴京任尚书省令史。这时蒙古已开始了灭金的军事行动。开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主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被蒙古军歼灭，汴京随即被围，天灾人祸，汴京城内粮尽援绝，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同年年底，哀宗出逃，前往归德（今河南商丘）。汴京向蒙古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元好问写了上述请求保护士人的信。四月底，元好问被押送北渡黄河，“羁管”于聊城（今属山东），生活艰苦。后来，得到东平万户严实及其部属的帮助，地位有所改善。严实是“汉地”最有势力的汉人世侯之一，在山东一带举足轻重，招徕不少士人入他的幕府，对于保存传统文化有所贡献。戊戌年（1238），元好问将家由山东迁回忻州，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此后应友人之邀或其他原因，曾多次出游，交往密切的主要是分散于各地的金朝遗民，但与新朝权贵亦有不少联系，其中有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和汉人世侯张柔、严忠济（严实之子）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会声望越来越高。丁未年（1247），真定（今河北正定）名士张德辉应藩王忽必烈之邀北上，曾推荐一批“汉地”人才，其中元裕即元好问。[374] 壬子年（1252），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北觐”。这时忽必烈已受蒙哥汗之命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营帐屯驻于桓（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抚（今河北张北）之间。[375] 元好问和张德辉“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递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仍命德辉提调真定学校”[376]。元、张出面尊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件事意味深长，实际上就是请求忽必烈做儒士的保护人，说明“汉地”的士人已在思想上认可蒙古国的统治。这一年元好问六十三岁。丁巳年（1257），元好问辞世，年六十八岁。其诗文编为《遗山先生文集》。[377]

元好问青年时代已以诗著称，“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378]。“赵礼部”是金朝后期文坛领袖赵秉文。元好问经历了金朝亡国的过程，后来又被“羁管”山东，国破家亡之痛，形之于诗，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浓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379] 他的诗词作品有五千余篇，创作之富，当时罕有，但现存仅千余篇。诸体皆备，慷慨沉郁，可以说是元好问诗词作品的特点。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抒发感慨丧乱、哀痛故国之情的作品。

汴京陷落后，金朝后妃、皇族和百官先后被发送到城南青城，有的被杀死，有的转往各处，元好问也在其中。青城是金初大将粘罕驻军接受北宋徽宗、钦宗投降的地方，历史的重演，使元好问内心无限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槃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原注：国初取宋，于青城受降）。”[380] 他认为是朝廷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当年历史的重演，使他不禁发问：这难道就是天意吗？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疎烟却几家。[381]

这是元好问从青城北渡黄河时根据亲身见闻写下的诗。战争造成的遍地荒芜凄惨景象，蒙古军掳掠人口和各种物品的野蛮行径，都在诗中得到了表现。“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哭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382] 无数善良的百姓成为蒙古军的驱口（奴隶），被赶往北方，这是十分悲惨的景象。他用当时流行的民歌形式，道出了自己无比沉痛的心情。

对于金朝的灭亡，元好问有无限的惋惜与怀念：“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383]“皇统贞元见题字，良辰美景记升平。何人解得登临意，灭没疏云雁一声。”[384] 历史无情，一度辉煌的大金王朝终于没落了，诗人只能无奈问苍天。“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385] 沧海桑田，朝代兴亡，犹似一梦，只给诗人留下无限的悲思。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说元好问：“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英健豪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386] 以元好问和杜甫相提并论，说明元好问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元好问又是一位古文作家，现存各类文体作品二百余篇。“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387] 清代修《四库全书》评论《遗山集》：“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388] 他“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389]。正因为如此，金元一代尤其是金蒙相争的史实，有许多在他的碑版志铭等作品中得以保存下来。

亡金遗民中以诗文著称的还有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等。李俊民（1176—1260）是金朝的状元，但入仕不久便弃官家居，教授乡里。金朝南迁后他便隐居山林。“世祖在潜藩，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忽必烈对他的待遇，远在其他士人之上，甚至说过：“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但是忽必烈看重的大概是因为他懂得“皇极数”，能预卜休咎之故。[390] 李俊民的作品后来编成《庄靖集》。[391] 其思想是矛盾的，虽不反对新朝，却又常常有故国之思。其诗歌如：“万井中原半牛羊，纵横大剑与长枪”；“千村万落荒荆棘，何止山东二百州”[392]，流露出了国破家亡的悲痛。文章也有类似的表现，如在《泽州图记》中说，泽州（今山西晋城）六县，金代近6万户，到蒙古太宗七年（1235）只剩下973户。[393] 用户口急剧削减的事实对蒙金战争表示了无言的谴责。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议他的诗文时说：“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文格冲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虽博大不及元好问，抑亦其亚矣。”[394] 段克己与段成己是兄弟，稷山（今属山西）人，都是金朝的进士，金亡后隐居不仕。两人早有才名，金礼部尚书赵秉文称之为“二妙”，后人将他们的遗诗合编为《二妙集》。[395] 元代著名学者吴澄为此书所作序文中说，二段先生“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于时干戈未息，杀气弥漫，贤者避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娱生，则怡然自适，以毕余龄，几若淡然与世相忘者。然形之于言，间亦不能自禁。若曰‘冤血流未尽，白骨如山丘’；若曰‘四海疲攻战，何当洗甲兵’；则陶之达、杜乏忧盖兼有之……后之善观者，犹可于此而察其衷焉”[396]。可见他们的诗歌以隐逸自适为主，但仍不免流露出哀痛故国的忧愤。吴澄文中提到的诗句，全篇是：

少年著意仿中秋，手卷珠簾上玉钩。明月欲上海波阔，瑞光万丈东南浮。楼高一望八千里，翠色一点认瀛州。桂华徘徊初泛滟，冷溢杯盘河汉流。一时宾客尽豪逸，拥鼻不作商声讴。无何陵谷忽迁变，杀气黯惨缠九州。生民冤血流未尽，白骨堆积如山丘。比来几见中秋月，悲风鬼哭声啾啾。遗黎纵复脱刀几，忧思离散谁与鸠。回思少年事，刺促生百忧。良辰不可再，樽酒空相对。明月恨更多，故使浮云碍。照见古人多少愁，懒与今人照兴废。今人古人俱可怜，百年忽忽如流川。三军鞍马闲未得，镜中不觉摧朱颜。我欲排云叫阊阖，再拜玉皇香案前。不求羽化为飞仙，不愿双持将相权。愿天早赐太平福，年年人月长团圆。[397]

此诗作于“癸卯中秋”，即蒙古乃马真后摄政二年（1243）。距离金朝灭亡不到10年，“汉地”仍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诗人以战争前后中秋节的气氛作对比，控诉战争的残酷及其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最后表示了祈求太平的愿望。这首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可以说反映了当时“遗民”诗人的共同呼声。

与元好问、李俊民、二段兄弟同时的“汉地”诗人还有麻革、张宇、陈赓、杜仁杰、刘祁、杜瑛等。他们的诗文都有一定的成就，主题亦与以上几位的作品相似。元成宗时，房祺将麻革等八人的作品编为《河汾诸老诗集》。《四库全书总目》称，“人各一卷，皆金之遗老从元好问游者”；“诸老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398]。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在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上都难以和元、李、段相比。杜仁杰、刘祁、杜瑛等不在八人之列，亦各有作品传世。

金遗民诗人主要活跃于13世纪三四十年代，到50年代因年龄过大或疾病死亡大多已从诗坛淡出。一批新的诗人开始涌现。他们是在蒙古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郝经是最突出的一个。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家世业儒”，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金亡时，郝经还未成年，全家迁居顺天（今河北保定），“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后“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元好问到顺天时，郝经执弟子礼，深得赏识。蒙哥汗六年（1256）应聘入忽必烈幕府，随军出征武昌。蒙哥汗在四川战死，忽必烈回师，在燕京称帝。遂以郝经为国信使，出使南宋，被南宋扣留十余年。元军大举攻宋时始得放还，不久去世。[399] 其诗文编为《陵川文集》。[400]

郝经“诗多奇崛”[401]，以歌行形式写作是他的诗作一大特色。“遗民”情结，在他的作品中仍有所流露。对于金朝，郝经是怀念和同情的，“天兴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末代皇帝如此，追思金朝开国，“化行江汉服羌戎，百年以来夸俊功，参用辽宋为帝制，文采风流几学士”。但是，蒙古兴起，天命有归，“马上真人作天子”，而金朝在政治上种种失误，终于陷于亡国的境地。尽管如此，金哀宗在蔡州城破时与国俱亡，众多节义之士“死事死国，有古烈士之风”，仍使诗人为之感叹。在《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读金太祖睿德神功碑》《汝南行》《金源十节士歌》等篇中，“遗民”情结表现最为明显。上述后两篇歌行以及《三峰山行》《青城行》《照碧堂行》等篇，则用写实的手法，记述了金朝亡国的历史。[402] 后人评论：“《陵川集》诗，叙金亡事最详。”[403] 即就这些作品而言。但郝经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怀恋故国。他的其他一些作品富有时代特色。如《沙陀行》记蒙古骑牧和狩猎，“以战为猎国俗然，况乃万里皆鞭笞。马多地广兵力劲，将士能将马为命。终身骑射不离鞍，辛苦生狞殆天性。每将饥渴勒枉横，一饱一肥无复病”。而在《高丽叹》中，作者对当时高丽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同情。高丽被蒙古“残灭虏掠五十年”“尽将生口卖幽燕”“罗列人肆真可怜”。《巴陵女子行》则记述南宋妇女为蒙古军所俘守节不屈事。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郝经的作品，可以称为“诗史”，这在同时代诗歌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蒙古灭金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遗民”诗文是“汉地”文坛的主流，已见上述。但与此同时，还有一股不同于“遗民”诗文的新风，那便是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代表的新西域诗。蒙古西征，震动世界，不少中原士人随军西行，其中有些人用诗歌记下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在历史上，唐朝国势强盛，开边拓土，在文坛上出现过以西域为题材的诗歌，豪迈雄壮，在当时诗坛独树一帜。随着唐朝国势的衰落，西域诗销声匿迹。经历数百年以后，到了这一时期，才以新的面貌出现。

新西域诗的主要作者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后裔。他的父亲耶律履博学多才，在金朝历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尚书右丞等职。耶律楚材从小失去父亲，但他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404]。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出仕，历任省掾、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贞祐三年（1215）五月，蒙古军破中都（今北京），耶律楚材正在城中，从此他成为大蒙古国的臣民。戊寅年（1218），他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漠北。次年（1219），追随成吉思汗西征，曾在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停留过。1224年东返。1226—1227年随军出征西夏。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受到信任，得以管理“汉地”赋税等事务。金朝灭亡后，耶律楚材为整顿“汉地”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保护士人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因此招来某些当权者的忌恨。窝阔台汗晚年，耶律楚材已逐渐失去信任，权力被剥夺。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政治混乱，耶律楚材因心力交瘁于1244年郁郁死去。

耶律楚材勤于著述，他的诗文，主要见于《湛然居士文集》。[405] 其中诗歌占篇幅居多，共有六百多首。耶律楚材的诗歌“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406]，“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407]。他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和有元一代都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传世作品还有《西游录》，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曾在金朝为官，又为蒙古征召，成为新朝重臣。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同时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特殊经历和文化修养使他思想上充满了矛盾。这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为蒙古国的开疆拓土歌功颂德，“一圣扬天兵，万国皆来臣；治道尚玄默，政简民风纯”[408]。“勋业超秦汉，规模迈帝王……北漠绝穷域，西隅抵大泽。”[409]他注意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蒙古攻金，“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410] 蒙古西征，造成极大的破坏，“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411]。总的来说，前一方面是高扬的，而后一方面则是比较微弱的。他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在大变动的时代，为新朝创立制度，使儒家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412]“贤臣圣主正时遭，建策龙庭莫惮劳……勉力自强宜不息，功名何啻泰山高。”[413] 但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因而他时有不满和牢骚。西征时他遭到冷落，未被重用，诗歌中经常流露失意的情绪：“当年元拟得封侯，一误儒冠入士流……致主泽民元素忠，陈书自荐我无由。”[414]“致泽君民本不难，言轻无用愧偷安。十年潦倒功何在，三径荒凉盟已寒。”[415]窝阔台汗即位，他的地位大有改变，情绪亦为之一变：“自甘头戴白，误受诏批黄。我道将兴启，吾侪有激昂。厚颜悬相印，否德忝朝纲。佐主难及圣，为臣每愿良……九服无不轨，四海愿来王。兵革虽开创，诗书何可忘。”[416]“自愧才术草芥微，偶然千载遇明时。惟希一统皇家义，何暇重思晁氏危。仁义且图扶孔孟，纵横安肯效秦仪。行看尧舜泽天下，万国咸宁庶绩熙。”[417] 他要以孔孟之学辅佐圣主，效法尧舜，统一天下，真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是，没有多久，便陷于多方面的排挤和倾轧之中，很快又感到世事不可为：“疲俗不禁新疾苦，滥官难抚旧疮痍。才微任重宜求退，自有当途国手医。”“自愧无才术，忝位人臣极。未能扶颠危，虚名徒伴食。”[418]

随军西征时的作品是耶律楚材诗歌的一大特色。西征途中，他历经闾居河（今蒙古克鲁伦河）、金山（今新疆阿尔泰山）、阴山（今新疆天山）等处，都是以往中原文人罕到的地方。他为这些高山大川的奇异景色所倾倒。闾居河，“河冰春尽水无声，靠岸钩鱼羡击冰”[419]。金山，“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万里秋”[420]。“阴山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能过”，其雄伟瑰丽的景色给耶律楚材留下的印象最深：“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山南山北多幽绝，几派飞泉练千丈”；“临高俯视千万仞，令人凛凛生恐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421]。蒙古军过阴山后攻下了花剌子模国的新都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处，大军继续南下，耶律楚材则在寻思干，有时也到蒲华盘桓，他用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此写下了大量诗篇，其中最著名的有《西域河中十咏》《赠蒲察元帅七首》《河中春游有感》等。[422]“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细切黄橙调蜜煎，重罗白饼糁糖霜。”这是记西域的物产。“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西人不计闰，以十二月为岁）”；“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这是记西域的风俗。“漱旱河为雨，无衣垅种羊”；“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这是记西域的生态环境。在返回东方以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一段难得的生活经历，在《怀古韵一百韵寄张敏之》《赠高善长一百韵》等诗篇中加以记述。“一住十余年，物我皆相忘。”他对西城是十分留恋的。[423]

窝阔台汗前期，耶律楚材受到信任，参与朝政。他有几首关于围猎的诗，详细描写了蒙古统治者的围猎活动。“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424] 蒙古人将“搜狩”即大规模的围猎当作一种军事训练，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蒙古大汗不时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每次长达两三个月之久。耶律楚材作为宫廷近臣，尽管不善于骑射，亦能追随大汗参与这类活动。他对此有生动的描写：“湛然扈从狼山东，御闲天马如游龙。”[425]“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慄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里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御闲有驯豹，纵之以搏野兽）。”[426] 每次围猎，都要以大汗下令将残余的动物放纵为结束，“翠华驻跸传丝纶，四开汤网无掩群”。这样做本意是使动物能继续繁殖，但耶律楚材则认为是大汗的恩德：“天子恩波沐禽兽，狼山草木咸忻忻。”[427]

耶律楚材的诗，语言本色，意趣自然。他记述西域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以及蒙古人的狩猎习俗，这样的题材，在以往的诗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些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和成吉思汗西征这样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亦有诗史的意义，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另一位与西征有关的诗人是全真道的领袖丘处机。关于丘处机在全真教中的地位以及他和蒙古国的关系，本书前面的章节已有叙述。丘处机“善吟咏”[428]，他原来的诗词以描绘山川景物和抒发全真理念为主，可以称道的佳作不多。1219年他应成吉思汗之招，取道漠北，远赴中亚，1224年回到燕京。往返途中，他写下了大量诗篇。其中有些作品，着意描绘所见山川景物和民俗风情，颇具特色。例如由金山（阿尔泰山）到阿里马（即阿力麻里，在今新疆霍城境内）后赋诗：“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修道架桥彻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顿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悬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纯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诗中描写今新疆果子沟（由准噶尔盆地进入伊犁河谷的主要通道）一带的自然景色，同时也记述了蒙古军西征的活动。二太子、三太子即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和窝阔台。诗中的“天池”即新疆的赛里木湖，“四十八桥”即察合台西征时所修栈道。“孟门”是太行山东部一处隘道，“羊肠孟门压太行”，极言其地势险峻，但在诗人看来，孟门与果子沟一带的形势相比，“大略犹寻常”，从而更衬托出后者奇绝，以及蒙古军事活动的惊人气势。经过阿里马，丘处机一行来到邪米思干（即耶律楚材笔下的寻思干），居住了相当长时间。他和原已在那里的耶律楚材交往颇多，相互赋诗唱和，不少诗篇记述了当地的风光，如：“回纥邱墟万里疆，河中城大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剪簇黄金为货赂，裁缝白氎作衣裳。灵瓜素椹非凡物，赤县何人构得尝。”“外国深蕃事莫穷，阴阳气候特无从。才经四月阴魔尽（春冬霖雨，四月纯阳，绝无雨），却早弥天旱魃凶。浸润百川当九夏（以水溉田），摧残万草若三冬，我行往复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见行人带雨容。”

丘处机诗篇中对西域风物的描写和耶律楚材的作品可以说交相辉映。和唐代的边塞诗相比，有更多更新的意境。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创作题材，他们的诗篇是蒙古西征和中亚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他们两人创作的新西域诗，是蒙古国“汉地”诗坛上的珍品，在中国诗歌史上亦有其特殊的地位。

当时随蒙古军西征的“汉地”士人还有郑景贤（名师真）、王君玉等人。耶律楚材、丘处机在西域时常和他们赋诗唱和，郑、王等亦应有关于西域的诗作，可惜没有能保存下来。正因为如此，耶律楚材、丘处机的西域诗篇，更加可贵。

以上说的是“汉地”诗坛的情况。在西南吐蕃地区，13世纪上半期产生了一部很有特色的诗集《萨斯迦格言》（今译《萨迦格言》，以下简称《格言》），它的作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藏传佛教萨斯迦派的领袖萨班·贡噶坚赞。《萨斯迦格言》共9章，457首。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宣扬佛教治理国家和政教合一的观念，主张施仁政，轻徭薄赋，反对暴虐统治。谴责尔虞我诈、任人唯亲、自私自利等丑恶现象。赞美谦逊正直、好学不倦的优良品格，教导人们勤学求知，批评懒惰厌学。《格言》全部都采用4句7音节的结构形式，语言质朴简练，大量吸收民间的谚语、传说和故事，广泛使用比喻的手法，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格言》所阐述的哲理和伦理原则，对藏族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格言》对于后代藏族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言》早在15世纪已传入蒙古地区，译成蒙文，在蒙古族中流传。20世纪下半期有汉文译本问世。并已译成几种欧洲文字。《格言》应视为元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第二节 杂剧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雅、俗两条不同的线索，戏曲则是俗文学高度发展并与舞台表演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在元代，首次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产生众多作家和作品、比较成熟的戏曲形式，这就是元杂剧。它是元代最具特色和创造性的文艺体裁，但因属于俗文学范围，在古代相对来说不受研究者的重视。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所谓元曲，在广义上包括杂剧、散曲两种形式，但多数时候主要指元杂剧，王国维采取的也是后一种用法，故而他接下来就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429]“杂剧”一称，起源甚早，晚唐文献中即已出现。宋、金两朝，也都有杂剧这一表演形式。元人为了与前代杂剧区别，又将元杂剧称为北杂剧或北曲杂剧。它的形成时间，恰在大蒙古国时期。此时元朝尚未建立，我们为使名正言顺，暂时也用北杂剧一称。

北杂剧产生的渊源有二。首先是宋、金时期的杂剧。北宋杂剧源于唐代“参军戏”，主要是一种滑稽表演，出于某种讽刺诙谐目的编造一个故事，由两名以上演员将它表演出来，形式上偏重念诵和对白，也夹杂着歌舞或杂技。南宋杂剧已有比较固定的角色和演出程序，角色包括末泥、引戏、副净、副末等，不过内容仍是“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430]。金代杂剧与宋大致近似，但又有一个流行名称称为“院本”。其含义，大体是指行院人（指演员——歌妓、乐人、伶人等）演出使用的脚本。元杂剧或北杂剧起于金末元初的北方，就是从院本中直接衍生出来的。故陶宗仪称“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431]。关于由院本到杂剧变化的意义，元初人胡祗遹说：

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432]

夏庭芝概括两者区别，谓“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随即列举了“君臣”“母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不同内容类型的一些杂剧名目，称其“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433]。王国维指出：“院本之制，较之杂剧简甚。”[434] 孙楷第具体分析说：“金之院本即宋之杂剧，亦即唐之参军戏。其来历本至久远，然考其体不过滑稽小戏，以发科打诨为主，其剧情声音皆至简质。此等剧积久不变，自不能满足人对于艺术之要求。至金、元间适有杂剧发生，其事唱、做、白三者并重，而所重尤在曲……其剧情排场以及声容之妙，皆远非院本所能及。”[435] 要言之，北杂剧对院本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增加篇幅，充实正面敷演的故事内容，将原来作为演出主要成分的滑稽、诙谐内容削弱，使其成为主题剧情的附属，同时演唱的比重明显加大，念白和对话只居辅助地位。

在演唱方面，北杂剧与金代民间说唱艺术诸宫调和金末的新兴韵文体裁散曲有密切关系。宫调是古代乐曲在十二个半音基础上产生的十二种七声音阶，用以限定乐器的管色高低，从而表现出雄壮、凄婉、清新、缠绵等不同音乐风格。根据各种乐曲收尾处的宫调，即可将各种各样曲牌的乐曲区分出不同类型，凡结尾处宫调相同的曲牌，即为同一宫调之曲。金代的说唱艺术诸宫调，是用隶属于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两支以上曲子构成一套，然后用不同宫调的若干套“套曲”相连，演唱一个长篇故事，其中也加有念白和对话。这种艺术形式有较长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唱，有伴奏，已与戏曲相当接近，但区别在于演唱者是以旁观身份叙述故事，并非亲身扮演角色进行戏曲表演。金末从民间歌曲演变而来的新兴韵文体裁散曲，也都根据某宫调某曲牌填写，多支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曲子成套写作，内容相连，称为“套数”。北杂剧吸取了诸宫调和散曲套数的配曲演唱形式，采用宫调相同的套曲组成演唱段落，使戏曲音乐更加规范化。套曲演唱与表演相结合，更有助于曲折、细腻地刻画人物和表达剧情。

宋杂剧、金院本、金诸宫调、金末散曲，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为北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金元之际、亦即大蒙古国统治时期的社会环境，则成为推动北杂剧定型和成熟的外部条件。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破坏。但他们十分重视各类技术人才，对汉地的歌舞艺术也比较喜爱。早在进入中原之初，每遇屠城，乐工与工匠、僧、道等均在保护之列。南宋使臣赵珙记述在蒙古军中见闻，提到“国王（按指蒙古大将木华黎）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436]。窝阔台汗灭金后伐南宋，还专门派人随军搜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437]。在这种情况下，投充乐工以自保乃至谋生是很多见的事。与此同时，广大士人仕途断绝，往往“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438]，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适应社会需要，投身于市井艺术创作。王国维分析说：“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439] 另外随着时间推移，蒙古统治者逐渐注意安定地方秩序，中原各地的汉人世侯、军阀，也大都在辖区内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这都使得地方的经济、文化事业有所恢复。或经济虽未尽臻繁荣，而文化创作环境却相当自由。大蒙古国在汉地的主要统治中心，一为燕京，一为平阳（今山西临汾）。世侯的割据据点中，又以东平、真定搜罗人才最盛。北杂剧的早期作家，恰好大部分都活动于这四座城市，并不是偶然的。

北杂剧创作有比较固定的体制。绝大多数杂剧分为四折，亦偶有超出四折的，一折大体相当于现代戏剧的一幕。一折中又可以分几场，即表演环境可能更换，不止一个场景。一折的乐曲相当于一个散曲“套数”，用同一宫调的一组曲牌构成，少则数支，多则十余支，唱词一韵到底。在理论上，宫调总数包括十二种七声音阶，共84种，但杂剧中实际应用的仅有五宫四调，即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九种，亦通称“北九宫”。剧首或两折之间，置有“楔子”，起开场或过场之用。剧本中详细注明唱、白、科三种演出内容。唱词是剧本的主体。白亦称宾白，包括两人以上对话和一人自言自语。科亦称介，指表情和动作，乃至武打。后世戏曲的唱、念、做、打四要素，北杂剧中已经齐备。角色分配方面，主要有四类：末、旦、净、杂。男主角称正末、女主角称正旦，其余男女重要角色有副末、外末、冲末、副旦、外旦、搽旦等不同称呼。净为喜剧角色或反面人物，多起插科打诨、滑稽调笑的作用。另外一些闲杂角色统称为杂。一出杂剧通常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正末唱的称“末本”，正旦唱的称“旦本”。主唱者以外，其余角色只有宾白、科介，无唱词。与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相比，北杂剧的体制更完善，内容更充实，舞台表演也有更规范的程式，王国维称自此“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青木正儿也说它是“真正的戏剧”[440]。

北杂剧作家众多，但其具体生活年代往往难以考定。大蒙古国时期、亦即北杂剧兴起时期的作家，大多数活到了元朝前期；而元朝前期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应当也有不少人是在大蒙古国时期开始创作的。著名作家中，大致可以肯定生活年代较早、辈分较高的，主要为关汉卿和白朴。《青楼集》邾经《序》云：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441]

杜散人即散曲作家杜仁杰，白兰谷即白朴，关已斋即关汉卿。三人中杜仁杰无杂剧创作，白、关二人则是杂剧大家。上引材料中，《青楼集·序》的一种版本并无“而金之遗民”五字，可能“遗民”身份不一定准确。杜仁杰大约生于12、13世纪之交，[442] 金亡时已成年，可算作金朝遗民。白朴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443]，金朝灭亡时不到十岁，称“遗民”不尽合适。关汉卿生卒年不详，但根据他与杜、白二人并列，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看，他即使不是金朝遗民，至少也是与杜、白一样生于金末，由金入元。[444] 著名杂剧作家可以肯定（或大体肯定）生在金朝的，除白、关之外暂时还很难找到其他人。

关汉卿生平史料寥寥，最早的记载见于元后期人钟嗣成《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一本作太医院户），号已斋叟。”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关汉卿的籍贯在大都（今北京）。也有人根据一些晚出的史料，认为其籍贯为祁州伍仁村（今属河北安国）或解州（今山西运城），只不过后来生活在大都而已。太医院尹一词，引起不少争论，因为金、元两朝都无此职名。自蔡美彪发现《录鬼簿》别本作“太医院户”后，不少学者认为“尹”本应为“户”字，形近致误。元代户籍中有医户，以行医为业，受太医院管辖，可优免部分差役，关汉卿当即隶属于这类户籍。此说较为有据。[445] 熊梦祥《析津志》“名宦”门：“关一斋，字汉卿，燕人。”[446] 由此可知汉卿是他的字，名不详，一斋当即别号已斋。关汉卿生活年代的下限，至少已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中后期，因为他作有散曲《一枝花·杭州景》，表明他在元朝统一南方后，曾经到过杭州。又有学者根据他的另一首散曲《双调·大德歌》，论证他活到成宗大德年间。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成宗时关汉卿已卒，《大德歌》的“大德”是泛称，与成宗大德年号仅是巧合而已。

图1-4-1 《望江亭》图影

关汉卿在杂剧发展史上地位非常重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称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说明他很可能是北杂剧定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析津志辑佚》“名宦”门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词章久矣”。很显然，关汉卿就是在士人传统仕途堵塞的情况下，将其聪明才智投入戏曲创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不仅编写杂剧，而且还混迹梨园之中参加演出，“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447]。元末贾仲明增补《录鬼簿》中，有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称颂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关汉卿创作的杂剧作品，就今所知有66种，尚存者18种（其中有一些是否确系他的作品还存在争议）。就内容而言，包括公案剧、爱情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题材广阔，内涵丰富，极大地开拓了杂剧的表现功能。其中公案剧《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爱情剧《救风尘》《调风月》《拜月亭》《望江亭》，历史剧《单刀会》尤其著名，这些剧目思想境界深刻、人物刻画生动、语言朴素自然，均是不可多得的杰作。王国维评论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448]

白朴（1226—？），原名恒，字太素，一字仁甫，号兰谷，隩州（今山西河曲）人。父白华，金末进士。白朴出生于金末丧乱之中，幼年曾从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学习，后随父流寓真定，依附于军阀史天泽。成年后出外漫游，并开始创作杂剧。元灭南宋后，白朴也到过江南，晚年徙居建康（今南京）。其子仕元为三品官，故白朴死后被追赠为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现知其创作杂剧16种，存者仅《梧桐雨》和《墙头马上》2种。前者以浓厚的抒情意味见长，后者以生动的戏剧冲突取胜，反映出作者驾驭和运用不同艺术风格的能力。

第三节 金朝史的修撰和《蒙古秘史》

蒙古灭金，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导致大量文化设施与资源的毁坏和散失。可幸的是，汴京城破时，顺天（今河北保定）汉军将领张柔“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449]。使得一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金《实录》一直收藏在张柔家中，世祖中统初年“送史院”，后来成为修纂《金史》的重要依据。[450]

金朝灭亡以后，有些以“遗民”自居的士人，都致力于搜罗散失的文献，记述一代的史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元好问、刘祁和王鹗。

元好问的生平，已见前述。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因为金《实录》“在顺天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451]。元好问原来想取得蒙古国的支持，由官方建立机构，以金《实录》为基础，撰修《金史》。但遭到反对，未能实现。于是就决心以一人之力，多方搜集各种资料，撰写各种有关金朝历史的著作。《中州集》是金人诗歌的选集，并为二百四十多名诗人立传。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452] 清楚地表明他编纂《中州集》志在修史的意图。后来元朝修《金史》的列传部分，从中采摭了大量资料。元代史学家苏天爵说：“元好问为《中州集》小传，多庶官及文学隐逸之士，所以补史之缺遗。惜其尚多疏略。”[453] 评价是比较恰当的。《中州集》以诗存史的方法，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454]《金源君臣言行录》顾名思义应是记录金朝皇帝和大臣的言行，如果说《中州集》小传涉及的大多是“庶官及文学隐逸之士”的话，那么，《言行录》所载应是金朝上层人物的资料，可惜的是此书未及刊行，早已散失。[455] 此外，元好问还有《壬辰杂编》一书，已佚。但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此书手稿尚存。“壬辰”即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元末史家认为此书“亦足补义宗一朝之事”[456]。“义宗”即金朝末代皇帝哀宗。除了这几种著作之外，元好问还为金末人物写下了大量碑传文字。“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趣其门。”[457] 元好问对此颇为热衷，因为在他看来，“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458]。显然，他撰写碑传文字主要不是为了应酬，而是看作积累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事实上，他所撰写的碑传文字，不仅在元末编纂《金史》时起过作用，而且明初编纂的《元史》，也从其中吸收了不少资料。

元好问有编写金朝一代历史的计划。以上几种著作都是完成最终计划的准备工作。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则溘死道边无恨矣。”[459]“大安”“正大”分别是卫绍王和哀宗的年号。信中的“此书”，显然指包含“每朝终始”的金朝一代历史而言。从此信看来，元好问大概觉得资料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需对《实录》下一番功夫，便可进行“此书”的编写了。他把这一工作看成毕生的事业，只要“此书”能完成，纵然死亡也无所遗憾。这种献身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能完成这一工作。

刘祁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他的父亲官至御史大夫、应奉翰林文字。刘祁随父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对朝政颇有了解。蒙古围攻汴京时，刘祁是城中太学的学生，亲身经历了金朝汴京陷落的过程。汴京陷落后，刘祁回到家乡，过着“躬耕自给”的生活。戊戌年（1238）参加蒙古国举行的确定儒户的考试，“魁西京选”，被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来蒙古国征南行台粘合南合“闻其名，邀至相下，待以宾友，凡七年而没”[460]。“相”即今河南南阳。粘合南合之父粘合重山，出身金源贵族，“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因而深得成吉思汗信任。窝阔台汗七年（1235），“从伐宋，诏军前行中书省事，许以便宜”。十年（1238），“诏其子江淮安抚使南合嗣行军前中书省事”[461]。“征南行台”即指此。可知刘祁在一度隐居以后，晚年仍依附于新朝权贵。

《归潜志》是刘祁回乡隐居时的作品，完成于“岁乙未”亦即1235年。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写道：“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盖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完归，是亦不幸之幸也……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462] 此书写作的目的、内容以及书名的由来，都说得很清楚。他要将自己亲身经历的金朝亡国过程，记录下来，供后人修史时参考。

现存《归潜志》共14卷，以人物传记、逸闻轶事为主，也有关于朝廷政治举措以及社会风尚的记载。书中对很多问题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辩亡》一文（卷12），详细分析了金朝灭亡的原因，这是难能可贵的。《录大梁事》《录崔立碑事》两文，记录了汴京城破前后崔立夺权的情况，更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元朝末年编纂《金史》，编纂者认为：“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463] 事实上，《金史》不仅利用了《归潜志》的资料，如“《哀宗本纪》全以所言为据”[464]，而且吸取了作者对不少历史问题的见解，如对金代兵制弊端和近侍权重的批评等。清人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465]《归潜志》的史学价值是公认的。

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今属山东）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状元。汴京被围，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王鹗亦在蔡州城中，并得到哀宗的信用。天兴二年（1233），蔡州为蒙、宋联军攻破，王鹗“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保州就是张柔的基地顺天（今河北保定），王鹗实际上成为张柔的幕僚。10年以后，忽必烈曾招王鹗到漠北，向他访求“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即位后，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466]

《汝南遗事》一书，分4卷。蔡州在隋唐时名汝南郡，此书记载哀宗在蔡州的活动，故以此为书名，起于天兴二年（1233）六月，终于天兴三年一月，城破前数日按日记载，“计一百七事”。王鹗对哀宗充满感情，在此书的“总论”中为之大唱赞歌。他认为在哀宗统治下“是致家余蓄积，户益丁黄，虽未治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只是由于命运不佳，“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指蒙古国），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他说自己撰写此书的原因是：“镂骨铭心，惧泯吾君之善。况承都元帅之命，且惟大中书之言，敢不追想前编，直书实事（某在蔡已有目录）。谨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庶几它日为史官采择。”一是为了哀宗的事迹不致泯没，二则因为都元帅（张柔）和大中书（耶律楚材）的鼓励。他在蔡州时已对当时的事件作了记录，在保州时正式撰成。所记都是“亲所见闻”，有很高的价值。元朝末年苏天爵以此书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杨奂的《天兴近鉴》并列，认为可以补义宗一朝之事。[467]

王鹗一直关注金朝史的修撰。受忽必烈征召到漠北，“屡以史事为言，尝举杨奂、元好问、李冶，宜令秉笔”。忽必烈即位后，特授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468] 翰林国史院自此建立。这是中统二年（1261）七月的事。[469] 元朝修本朝史和辽、金史从此始。王鹗提出了他自己拟订的金史编纂大纲，包括帝纪九、志书七、人物列传以及修金史的设想，认为“宜急不宜缓”[470]。他还努力搜集资料，为撰写金史作准备。“皇朝中统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有志论著，求大安、崇庆事不可得，采摭当时诏令，故金部令史窦祥年八十九，耳目聪明，能记忆旧事，从之得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藏在史馆。条件虽多，重复者三之二。”[471]这些资料如果不是王鹗用心搜集，很可能就泯灭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金史修纂在当时未能进行下去，但他的设想和搜集的资料到元朝后期修三史时都发挥了作用，例如《金史·卫绍王纪》便主要依靠上述他所搜集的资料（大安、崇庆是卫绍王的年号）。《金史》修成后，有关人员在《进金史表》中说：“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史于其后。”两人对《金史》修撰有很大贡献。“归金史”指前面所说张柔将金《实录》送史院事，史院即翰林国史院。“辑金史”指王鹗提出纂修《金史》的计划和收集史料的工作。确实，张柔和王鹗对于金史的修纂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元好问曾想以个人之力修撰金朝一代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认识到，要想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必须依靠官方的力量。而忽必烈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关注，也使得人们对此抱有希望，这就是王鹗提出修史建议的原因。事实上，在王鹗建议以前，忽必烈的亲信幕僚刘秉忠已经提出，“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472]。可见这种想法在“汉地”士人中是很普遍的。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杨奂作有《天兴近鉴》3卷。杨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金末试进士不中，教授乡里。金亡后，蒙古国举行甄别儒户的考试，“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耶律楚材任他为河南路征收课税的长官。“在官十年，乃请老于燕之行台。”乙卯年（1255）去世。[473]“天兴”是哀宗的年号，天兴二年蔡州破，金亡。《天兴近鉴》所记即金朝亡国之事。苏天爵以此书与《壬辰杂编》《汝南遗事》并列，可见其价值。可惜的是，此书元末尚存，后来散佚了。

这一时期，在蒙古族中间产生了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著作，那便是《蒙古秘史》。[474] 此书是“鼠儿年七月”“写毕”的，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个“鼠儿年”应是1240年（庚子），也就是窝阔台汗十二年。这时蒙古已完成灭金的战争，控制了北方农业区，第二次西征亦节节胜利，并开始了对南宋的战争。[475] 此书的作者没有留下名字，但从书的内容看来，他显然对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情况十分熟悉。

传世的《蒙古秘史》有12卷本和15卷本之分，分卷虽然不同，但分节却是一致的，都是282节。此书记录了蒙古族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重点是成吉思汗的历史，也涉及窝阔台汗即位后的部分活动。它详尽地叙述了蒙古族祖先的传说、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期蒙古高原各部之间的纷争，成吉思汗在困境中崛起以及削平群雄、统一各部的艰难过程，统一以后对外战争的辉煌业绩，窝阔台汗嗣位以后的作为。以蒙古人记蒙古事，真实生动，可以说是关于蒙古历史最早最可信的文献，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其中关于蒙古社会生活和蒙古人思想意识的刻画，对于了解历史上北方游牧文化，亦有典型的意义。

《蒙古秘史》用生动的语言，塑造了一批能反映当时历史风貌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蒙古族的领袖成吉思汗，其次有蒙古族的伟大女性阿阑豁阿、诃额仑，成吉思汗的对手札木合、王罕、塔阳罕等。这些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书中的故事、格言，长期以来一直在蒙古族中流传。人们既把《蒙古秘史》视为历史著作，又看作一部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有人称之为蒙古族的英雄史诗，对于以后的蒙古族史学和文学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图1-4-2 《蒙古秘史》书影

成吉思汗在攻打乃蛮部时，俘获了为乃蛮塔阳汗掌管印信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精通畏兀儿文字，成吉思汗便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也就是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476] 这是蒙古文字的由来。一般认为，《蒙古秘史》是用蒙古畏兀儿字书写的。但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汉字音译旁注本。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从事复原翻译的研究，即以汉字音译为据，复原为蒙古畏兀儿文，再译成现代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对书中的史实、语言、文学特色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被称为“秘史学”。

第四节 西域和蒙古行纪

行纪就是旅行记录。大蒙古国时期，出现了多种有关西域与蒙古的行纪，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研究中亚和蒙古历史地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章第一节介绍了耶律楚材的西域诗篇。耶律楚材另有《西游录》2卷，简要地记录了他的西域行程。[477] 在《西游录》的序言中，耶律楚材写道：“戊子，驰传来京，里人问异域事，虑烦应对，遂著《西游录》以见予志。”戊子是公元1228年。1224年成吉思汗班师东归，耶律楚材很快亦回来，并于丙戌（1226）年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夏。丁亥（1227），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病死。皇子拖雷监国。耶律楚材在“丁亥之冬，奉诏搜索经籍”，前来燕京，于戊子年抵达。[478] 很多人向他询问西域之行，他烦于应对，便写下了《西游录》，以书代言，因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

《西游录》上卷千余字，记录作者自永安（燕京西郊，今北京香山一带）出发，到漠北成吉思汗营地，以及随后从军西征的情形。所记经历之地有金山（今阿尔泰山）、别石把（今新疆吉木萨尔）、和州（今新疆吐鲁番）、轮台（今新疆阜康）、五端（今新疆和田）、不剌（今新疆博乐）、阴山（今新疆境内天山）、园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阿里马（即阿力马里，在今新疆霍城境内）、亦列河（今伊犁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东南）、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苦盏（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八普（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之东）、可卒（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西北）、芭榄（今地待考）、讹打剌（在锡尔河东岸，阿里斯河与锡尔河合流处附近）、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阿谋河（即阿姆河）、五里键（今乌兹别克斯坦乌尔根奇西北）、斑城（今阿富汗巴尔克）、抟城（今地待考）、黑色印度（今地待考）、可弗叉（即钦察，指阿姆河以北广大地区）等。除少数地方得自传闻外，多数地方作者都曾亲自经历过。他还曾在寻思干长期居留，因而介绍较详，近二百字，涉及寻思干位置、名称由来、物产、环境、居民习俗等诸多方面。对其他地方的介绍都比较简单，以位置、物产为主。在介绍讹打剌城时，特别指出，“此城渠酋曾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百数，尽有其财货。西伐之意始由此耳”。对于研究西征缘由有参考价值。《西游录》的记载，可和前面所说耶律楚材的西域诗相互参证。

《西游录》下卷字数多于上卷，主要内容是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讲述丘处机西行的经过、在西域的活动，以及东归后压制佛教的情况。耶律楚材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丘处机凭借成吉思汗的名义壮大全真教声势并压制佛教的做法极为不满，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批判。

丘处机的事迹，前面已经述及。丘处机东归后，1227年在燕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去世。其弟子李志常编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两卷，详细记录丘处机西行的经历，以及东归后的活动。[479] 李志常是丘处机西行随从弟子之一，深得其师赏识。但他从行到田镇海域，便奉命在当地建立道观，因此此后丘处机的西行经历，并非他亲身见闻，而应是得自丘本人及其他随行弟子口述。

按照《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叙述，辛巳年（1221）二月，丘处机一行自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出发，度野狐岭（今河北张北境内），进入草原，“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历抚州（今内蒙古兴和）、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克勒湖）、鱼儿泊（今内蒙古达赉诺尔）、陆局河（今克鲁伦河）、曷剌肖城（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田镇海城（今乌里雅苏台西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阴山（今新疆境内天山）、鳖思马（即别石把）、昌八剌（今新疆昌吉境内）、天池（即赛里木湖）、阿里马、大石虎牙（即虎思斡耳朵）、赛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城东）、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到邪米思干（即寻思干），在邪米思干过冬。壬午年（1222）三月，经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南）、阿母没辇（今阿姆河），四月到达成吉思汗的营地（兴都库什山北麓，在今阿富汗北部），与成吉思汗论道。随即返回邪米思干。七月，又经碣石、班里（今阿富汗马扎沙里夫附近）到成吉思汗的新营地，并随成吉思汗在九月回到邪米思干。十二月，东渡霍阐没辇（今锡尔河）。癸未年（1223）三月，辞别成吉思汗东返，经赛蓝、吹没辇（今楚河）、阿里马、天池、阴山、金山、田镇海城，越沙漠戈壁，六月到漠南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七月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八月回到宣德，九月到燕京。丘处机往返的路线和耶律楚材有所不同，但经过的山川城市则大体相同，只是到寻思干（邪米思干）以后，丘处机两次应召到成吉思汗的前方营地，经历的地方更多一些。两书的记载都很翔实，可以互为补充，而从《西游录》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字来看，后者有关蒙古和西域各地风土人情、地理物产的记载，要比前者丰富得多，价值也更高。《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亦有一些得自传闻，丘处机一行并没有到过俭俭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但在田镇海城时，曾听说：“西北千余里俭俭州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穈麦。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俭俭州地处僻远，即清代的唐努乌梁海，元代纳入版图，但文献中有关俭俭州的记载不多。《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条记载，虽非亲身经历，但肯定来自知情者的介绍，亦有重要价值。

辛亥年（1251），蒙哥汗即位，命其弟旭烈兀率军西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蒙古第三次西征。壬子年（1252），旭烈兀出发，经过六年时间，“拓疆几万里”。己未年（1259）正月，常德奉蒙哥汗之命，前往旭烈兀处。他从蒙古国都城和林出发，经昏木辇（今蒙古国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阿勒泰乌伦古河）、乞则里八寺（今新疆福海西北布伦托海）、业瞒城（在今新疆额敏境内）、孛罗城（即《西游录》的不剌）、阿里麻里（即《西游录》的阿里马）、赤木儿城（应在阿里麻里附近）、塔剌寺（今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赛蓝城（哈萨克斯坦塔什干）、忽章河（今锡尔河）、寻思干（即《西游录》之寻思干）、暗不河（应作暗木河，即阿姆河）、里丑城（今土库曼斯坦列别帖克）、马兰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里）、纳商城（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扫儿城（待考）、木乃奚国（今伊朗北部）、担寒（今伊朗北部达姆甘）、阿剌丁城（在今伊朗北部阿莫勒附近）、祃咱答儿（今伊朗北部马赞达兰），直到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报达是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在1258年为蒙古军攻克。常德“往返凡一十四月”，回来已是庚辛年（1260）的夏天。东归后，他向浑源人刘郁讲述此行的见闻。中统四年（1263），刘郁对此作了记录，题为《西使记》，这篇行记收在元人王恽的《玉堂嘉话》内，得以保存下来。[480]

《西使记》全篇二千余字，前半按时间顺序记自和林到阿剌丁行程，显然是常德亲身经历。后半记乞石迷西（今克什米尔）、报达、天房（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密乞儿（今埃及）、富浪（欧洲）、先罗子（今伊朗设拉子）、印毒（今印度）等地情况。除报达外，其余各地的情况应得自传闻。《西使记》讲述所经自蒙古到寻思干各地的情况，比《长春真人西游记》简略，比起《西游录》来则要详细一些，可以相互参证。常德之行，距耶律楚材、丘处机西行约四十年，将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中亚地区在此期间发生的某些变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常德的经历比前面两人更多、更远，有关的记载特别可贵，例如关于“报达国”以及旭烈兀西征的叙述。还有一些地区的情况介绍（如天房、富浪、密乞儿等），虽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大多有所本，提供了更远的阿拉伯半岛和欧洲、非洲的信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8世纪中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的汉文文献中已经没有关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于阗（今新疆和田）以西地区的记载。13世纪20—60年代上述几种行纪的相继出现，使中原居民对高昌、于阗以西广大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开阔了视野。它们对研究13世纪及其以前中亚、西南亚历史和蒙古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三种都是西域行纪。此外还有张德辉的《纪行》，则是前往漠北蒙古的行纪。张德辉（1195—1274），冀宁交城（今山西交城）人。金朝末年为御史台掾。金亡后入真定万户史天泽幕府。丁未年（1247）夏应藩王忽必烈之聘到漠北，忽必烈向他征询治道，“游于王庭者凡十阅月”。戊申（1248）夏辞还。《纪行》便是此次行程的记录。[481] 此文前半记由镇阳（即真定）到燕京，由燕京度居庸关，出扼胡岭，进入草原。“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幅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经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鱼儿泊（今内蒙古达赉诺尔）、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浑独剌河（今蒙古国土剌河），到达大蒙古国都城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额尔德尼召附近）。由和林西北行，经塌米河（今蒙古塔米尔河）、唐古河（今蒙古国哈绥河），便到达忽必烈“避夏之所”，即夏季帐殿所在地。后来随季节变化转徙各地。张德辉由燕京至和林的路线，就是元代有名的“帖里干道”，连接中原与漠北的“兀鲁思两道”之一。“帖里干”是蒙语“车”的音译。“兀鲁思”在蒙语中原意为“国家”“人民”，“兀鲁思两道”是两条“官道”之一。[482]《纪行》一文，对于研究13世纪中原与漠北的交通，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其中有关所经之地风土人情、地貌特征的记述，亦大有助于了解当时蒙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以上四种西域、蒙古行纪，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珍贵文献。

还有几种行纪，与蒙古国有关，但出于金、宋作者之手。它们的记载，可以和以上几种行纪相互参证。

成吉思汗第一次大规模对金用兵，金朝求和，蒙古暂时退兵。金宣宗为避蒙古兵锋，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宣宗兴定四年（1220）七月，金朝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求和。于十二月初出发，行程万里到中亚觐见成吉思汗，但不得要领，于兴定五年十一月返回汴京，历时一年。复命之后，乌古孙仲端向刘祁（前述《归潜志》的作者）讲述所行的经历，刘祁记录下来，题为《北使记》，收于《归潜志》中。[483]《北使记》全篇不过千字左右。所记比较简略，但关于有些民族的名称和情况的记载，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所无，可资考证。

蒙古攻金，金室南迁，“欲取偿于宋”，双方又发生战争。南宋于是便采取联蒙攻金的方针，派遣使臣苟梦玉出使蒙古。嘉定十四年（1221）苟梦玉远赴中亚，见到成吉思汗，南归后作有《使北录》，可惜已佚。[484] 同年，南宋的淮东制置使贾涉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赵珙到当时已为蒙古占有的燕京，见到蒙古军统帅木华黎，将所了解的有关蒙古的情况，写成《蒙鞑备录》一书。[485] 这是全面介绍蒙古情况的最早汉文文献。此后南宋与蒙古之间，时有使节往来。壬辰年（1232）至丙申年（1236）间，为了联合攻金，双方使节往来更加频繁，南宋使节都到“草地”，觐见窝阔台汗。先后随同使节出访蒙古的彭大雅、徐霆，“归自草地”都曾“编叙其风土习俗”，两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参考，亦无大辽绝，”于是便将两者合编为一书，名为《黑鞑事略》。[486] 此书根据作者亲身见闻，详细介绍蒙古的风土习俗、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活动等多方面情况。王国维先生说：“蒙古开创时，史料最少。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487] 由此亦可见此书的价值所在。

[1]《圣武亲征录》。

[2]《元史》卷1《太祖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鞑靼款塞》。

[3]《元史》卷8《世祖纪五》。

[4]《重修北岳露台记》，《青崖集》卷3。

[5]可参见《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吾也儿传》；卷124《塔本传》；卷149《刘伯林传》《耶律秃花传》；卷150《石抹明安传》《石抹也先传》等。

[6]《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7]《元史》卷2《太宗纪》。按，这份名单是否就是当年全部任命，尚属疑问。像李天翼，从现有材料来看，应是金亡以后才出任课税所官员的。可参见《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遗山集》卷37。

[8]《耶律楚材改课税制》，《还山遗稿》卷上。

[9]《元史》卷2《太宗纪》。

[10]彭大雅：《黑鞑事略》；《元史》卷3《宪宗纪》。

[11]彭大雅：《黑鞑事略》。

[12]《圣武亲征录》。

[13]《萨法礼碑铭》，《石田集》卷14。

[14]《元史》卷2《太宗纪》。

[15]《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6]《畿辅通志》卷168《蔡国公神道碑》。

[17]《金史》卷17《哀宗纪上》。

[18]《孔氏祖庭广记》卷5《历代崇重》，并参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第42页《1297年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1297年应为1237年），第71页《1314年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9]《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20]《析津志辑佚·学校》。

[21]《元史》卷2《太宗纪》。

[22]《太级书院记》，《陵川集》卷26。

[23]《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生免差》；缺字据《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补。

[24]《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25]《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26]《元史》卷3《宪宗纪》。

[27]《元史》卷4《世祖纪一》。

[28]《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29]《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引《墓碑》。

[30]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大元是在1271年，但史学界一般以1260年忽必烈即位作为元朝建立的开始。

[31]《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刘文靖公文集》卷20。

[32]《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25；《金史》卷100《完颜伯嘉传》。

[33]《金史》卷107《高汝砺传》、卷118《苗道润传》。

[34]《金史》卷118《苗道润传》。

[35]《王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57。

[36]《史天泽行状》，转引自孟繁峰《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续）》，《文物春秋》1999年第4期。

[37]《庆博州赵总管致仕还乡八秩诗序》，《紫山集》卷8；《上宋主请区处书》，《陵川集》卷37。

[38]《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39]《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青崖集》卷5。

[40]《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41]《赵州创建史公祠堂碑铭》，《秋涧集》卷55。

[42]《元史》卷155《史天泽传》。

[43]《赵州创建史公祠堂碑铭》，《秋涧集》卷55。

[44]《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8。

[45]《史忠武公家传》，《秋涧集》卷48。

[46]《元史》卷1《太祖纪》，卷119《木华黎传》。

[47]《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遗山集》卷26。

[48]《元史》卷58《地理志一》。

[49]《元史》卷148《严实传》。

[50]《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51]《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81。

[52]《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遗山集》卷23；《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墓志》。

[53]《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记》《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遗山集》卷26。

[54]《（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8《大朝褒崇祖庙之记》。

[55]《元史》卷68《礼乐志二》。

[56]《顺天府孔子新庙碑》，《陵川集》卷34。

[57]《畿辅通志》卷168《蔡国公神道碑》。

[58]《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陵川集》卷35。

[59]《元史》卷147《张柔传》。

[60]《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青崖集》卷5。

[61]《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陵川集》卷35。

[62]《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国朝文类》卷50。

[63]《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刘文靖公文集》卷20。

[64]《元史》卷160《李昶传》。

[65]《故中书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神道碑铭》，《陵川集》卷35。

[66]《金史》卷8《世宗纪下》。

[67]《正统八例·总序》，《国朝文类》卷32。按，此虽为金士人杨奂在赞成北魏为正统王朝时所提出的理论根据，但从他后来入仕蒙古政权的经历来看，其中也不无隐含对时局的看法。

[68]《孙民先茔碑》，《巴西集》。

[69]《题登科记后》，《庄靖集》卷8。按，赵楠后于壬寅年（1242）携家迁燕京，成为燕京儒人首领之一，《析津志辑佚》，第200页。

[70]《湛然居士文集》卷首行秀序。

[71]《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72]《寄中书耶律公书》，《遗山集》卷39。

[73]《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74]《和薛正之见寄》，《湛然居士文集》卷5。

[75]彭大雅：《黑鞑事略》。

[76]《元史》卷153《王檝传》。

[77]彭大雅：《黑鞑事略》。

[78]《南村辍耕录》卷2《高学士》。

[79]《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王》引《墓志》。

[80]《彰德路总管浑源孙公先茔碑铭》，《刘文靖公文集》卷20。

[81]《元史》卷4《世祖纪一》。

[82]《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引《墓碑》。

[83]《中书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西岩集》卷19。

[84]《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

[85]《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引《行状》。

[86]《元史》卷164《魏初传》。

[87]《慎微》，《鲁斋遗书》卷7。

[88]《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引《行状》。

[89]像元好问著有《中州集》与《壬辰杂编》，刘祁著有《归潜志》，王鹗著有《汝南遗事》。

[90]《辨微论·厉志》，《陵川集》卷19。

[91]《辨微论·时务》，《陵川集》卷19。

[92]《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

[93]像前金翰林侍讲张本，虽与当权者耶律楚材交友甚厚，却“胸中满贮齐夷薇”（《湛然居士文集》卷10《和黄山张敏之拟黄庭词韵》），尝仿庾信《哀江南赋》，作《哀九鼎赋》（《永乐大典》卷14381《寓庵稿·寄张敏之五绝》），寄托故国哀思。他虽然具备入仕蒙古政权的条件，却隐居长春宫达十余年，甘作金朝的遗民。

[94]《四库全书总目》卷166《集部一九·别集类一九·庄靖集》。

[95]《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82。

[96]《四库提要辨证》卷23《集部四·别集类一九·庄靖集》，中华书局标点本。

[97]《四库全书总目》卷188《集部四一·总集类三·河汾诸老诗集》。

[98]《故河东两路宣慰参议陈公墓碑》《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雪楼集》卷21；《河东段氏世德碑铭》，《二妙集》卷首；《张君墓碣铭》，《秋涧集》卷60。

[99]《全真教祖碑》，《甘水仙源录》卷1。

[100]《长春道院记》，《道家金石略》，第75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王嚞乘时而起的企图，亦可见商挺诗《题甘河遇仙宫》（《甘水仙源录》卷10）：“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

[101]《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639页。《至元辨伪录》卷3，则云王嚞“尝谓：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余今兼而修之，故号全真。”

[102]《全真教祖碑》，《道家金石略》，第452页。

[103]《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道家金石略》，第460页。

[104]《紫微观记》，《遗山集》卷35。金朝禁罢全真之令，可见《金史》卷9《章宗纪一》。

[105]《真常子李真人碑铭》，《甘水仙源录》卷4。

[106]《长春真人本行碑》，《甘水仙源录》卷2。

[107]《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道家金石略》，第636页。

[108]《大都清逸观碑》，《甘水仙源录》卷10。

[109]《长春宫碑铭》，《国朝文类》卷22。

[110]《顺德府通真观碑》，《甘水仙源录》卷10。

[111]《甘水仙源录》卷3《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

[112]《创修栖云观记》，《（成化）山西通志》卷15。

[113]《文仙谷纯阳洞演化庵记》，《古楼观集》卷中。

[114]《怀州清真观记》：“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紫微观记》：“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并见《遗山集》卷35。

[115]《宫观碑志·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

[116]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北方卷》下·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7]《全真教祖碑》，《道家金石略》，第451页。

[118]《全真教祖碑》，《道家金石略》，第452页。

[119]《创修栖云观记》，《（成化）山西通志》卷15。

[120]《洞真真人于先生碑》，《还山遗稿》卷上。

[121]《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122]《遗山集》卷31。

[123]《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道家金石略》，第613页。

[124]《济源十方龙祥万寿宫记》，《道家金石略》，第507页。

[125]《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5。

[126]《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道家金石略》，第520页。

[127]《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6。

[128]《大朝故讲师李君墓志铭》《重修真常宫碑》《通真观碑》，《道家金石略》，第581、573、602页。

[129]《洞玄子史公道行录》，《甘水仙源录》卷8。

[130]《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3。

[131]《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5。

[132]《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甘水仙源录》卷8。

[133]《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道家金石略》，第547页。

[134]《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3。

[135]《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136]《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6。

[137]《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3。

[138]《析津志辑佚》，第197—199页。

[139]《中州集》卷7《王元粹》。无独有偶，当时的全真教士赵素亦“能以服膺儒教为业，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以隐德见证，以隆儒兴学进言”，后于真定建“皇极道院”。《皇极道院铭》，《遗山集》卷38；《皇极道院记》，《陵川集》卷25。

[140]《元史》卷202《释老传》。王鹗《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则云，太一教取名，“盖取元气浑沦，太级剖判，至理纯一之意也”。《道家金石略》，第845页。

[141]《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滹南遗老集》卷42。

[142]《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道家金石略》，第846页。

[143]《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道家金石略》，第843—845页。

[144]《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滹南遗老集》卷42。

[145]《太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秋涧集》卷61。

[146]《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道家金石略》，第843—845页。

[147]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太一篇》。

[148]《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铭》，《秋涧集》卷60；《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滹南遗老集》卷42。

[149]《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

[150]《金史》卷9《章宗纪一》。

[151]《堆金冢记》，《秋涧集》卷39。

[152]《堆金冢记》，《秋涧集》卷39。

[153]《凝寂大师卫辉路道教都提点张公墓碣铭》，《秋涧集》卷61。

[154]《清跸殿记》，《秋涧集》卷38。按，唆鲁禾帖尼封萧辅道真人号的懿旨碑，见《道家金石略》，第840—841页。

[155]《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秋涧集》卷47。

[156]《太一广福万寿宫令旨碑》，《道家金石略》，第841页。

[157]《洺水李君墓表》，《刘文靖公文集》卷21；《大都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记》，《秋涧集》卷40。

[158]《汴梁路许州长社县创建天宝宫碑》。

[159]《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全集》卷26。

[160]《重修隆阳宫碑》，《道家金石略》，第823页；《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全集》卷26。

[161]《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62]《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全集》卷26。

[163]《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64]《道家金石略》，第823页。

[165]《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全集》卷26。

[166]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四祖毛希琮“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三祖张信真于1218年去世，由此向后推五年，郦希成出任掌教在1223年。据同文，五祖郦希成“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六祖孙德福“敷化一十五年，享寿五十六岁，于至元癸酉四月廿二日以微疾而终”。至元癸酉为公元1273年，由此向前推五十一年，郦希成出任掌教在1222年。

[167]1227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去世时，毛希琮曾作诗讥讽云：“一把形骸瘦骨头，长春一旦变为秋。和濉带屎亡圊厕，一道流来两道流。”（《至元辨伪录》卷3，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对此，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认为“轻薄殊不足信”，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也认为：“毛希琮比丘处机早卒四年，何能有诋毁丘死之语？”但据《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毛希琮此时应当还健在。

[168]《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69]（嘉靖）《青州府志》卷16《仙释传》，《续文献通考》卷243《仙释考》。有不少学者认为天师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专门称谓（实际上，天师也并非张天师的专利，像全真教的宋德方就被忽必烈封为天师），燕京天长观不应该有此称号的道士，故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即使天长观在金代未必有天师其人，也无法否认张信真习正一盟威秘箓的事实。

[170]《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载缪荃孙缉《顺天府志》卷8。

[171]《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72]《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全集》卷26；《大元创建天宝宫碑》，载缪荃孙缉《顺天府志》卷7。

[173]《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74]《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26。

[175]目前所见元代云门宗僧人，以大圣安寺住持云山慧从最为重要，他在仁宗延祐六年（1319）二月，受封柠禄大夫、大司空，主领云门宗事。其事迹，可见《怀柔新县志》卷5《江螺山大明寺碑》；《元史》卷26《仁宗纪三》。

[176]《万松舍利塔铭》，《（嘉庆）邢台县志》卷7《仙释》。

[177]《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湛然居士文集》卷8。

[178]《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雪楼集》卷8。

[179]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北方卷》下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80]《佛国普安大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48。

[181]《至元辨伪录》卷5。

[182]《万寿长老佛心宝印大禅师生塔碑铭》，《待制集》卷12。

[183]《滏水集》卷4有《同英粹中赋梅》，当为和其《梅花》诗而作。

[184]《木庵诗集·序》《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遗山集》卷37、卷2，二者字句稍有出入。

[185]《木庵塔疏》，《青崖集》卷5。

[186]《佛祖历代通载》卷21。

[187]韩儒林：《答剌罕》，《韩儒林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86页。

[188]《佛祖历代通载》卷21。

[189]《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6。

[190]《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见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

[191]《佛祖历代通载》卷21。

[192]《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6。

[193]《佛祖历代通载》卷21。

[194]《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

[195]《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196]《庆寿东西二桥》，《秋涧集》卷34。

[197]《临济正宗文碑》，《松雪斋集》卷9；《大庆寿寺大藏经碑》，《雪楼集》卷18。

[198]《北溪延公塔铭》《鲁云兴公舍利塔铭》《亨公道行碑》，见《金华集》卷41、卷42，缪荃孙缉：《顺天府志》卷7《大庆寿寺》。

[199]元代华严宗，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多有研究，可参见氏著《宋元佛教文化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版。另外，有关知拣一系，可参见黄春和《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知拣事迹考》，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4期。

[200]《析津志辑佚》，第71页。竺沙雅章认为，其中的行秀（号万招）与曹洞宗的万松行秀非同一人。

[201]《佛祖历代通载》卷22。

[202]《析津志辑佚》，第71页。

[203]按，吉祥与藏传佛教受戒的关系，可见《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紫山大全集》卷17）：“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司荐公，召入万寿大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

[204]《旃檀佛像记》，《雪楼集》卷9。

[205]《元史》卷35、卷36《文宗纪四、五》。

[206]《佛祖历代通载》卷22。

[207]《龙川和尚舍利塔志》，《洛阳市志》卷15，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08]《元史》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其中，亢吉祥即行育。另外，“怜真加、加瓦”，中华书局点校本没有断开，竺沙雅章文已指出。

[209]《龙川和尚舍利塔志》。

[210]《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有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拓片；并见《危太仆文续集》卷3。

[211]《皇元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拓片。

[212]《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石刻拓片；并见《松雪斋集》卷9，文字有出入。

[213]《皇元大都崇国寺重新修建碑》。

[214]《万安恩公塔记》，《（嘉庆）邢台县志》卷7《仙释》。

[215]《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民国）威县志》卷15。

[216]《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碑铭》，《秋涧集》卷67。

[217]《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

[218]《安阳金石录》卷9。

[219]《佛门宗派图》，《濬县金石录》卷下。

[220]《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按，据《濬县金石录》卷下《佛门宗派之碑》：“洪圣禧昌”作“洪胜禧昌”，“惠正惟方”作“慧镇维方”，应以后者正确。

[221]据《（民国）威县志》卷15《宗教志》，19代传承分别为：“万安广恩、通慧崇润、梅庵崇朗、明空崇悟、百泉崇瑀、龙溪崇严、草堂广诠、清泉崇音、银山妙用、柏山妙生、静岩妙安、损庵洪益、翠峰普琳、寿峰普俊、无极洪缘、高峰普镇、藏峰胜悦、月照洪迈、月溪禧顺。”

[222]《损庵益公道行碑》，《湖北金石志》卷14。

[223]《善公行实之碑》的题名为：“中奉大夫、管领顺德大开元一宗诸路都宗摄、圆照普门广显大禅师益吉祥。”见《湖北金石志》卷14。《息庵禅师道行之碑》题名为：“中奉大夫、前管领大开元一宗都宗摄、圆照普门广显大禅师益吉祥。”见《洛阳名碑集释》，朝华出版社2003年版。

[224]《金史》卷8《世宗纪下》，卷9《章宗纪一》。

[225]《析津志辑佚》，第74页。

[226]《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湛然居士文集》卷13。

[227]《寄赵元帅书》，《湛然居士文集》卷8。

[228]《析津志辑佚》，第86页。按，原文为“以为□诸七祖、□猗大宗师，以宗门之”，故有的学者认为她很有可能就是头陀教七代宗师临猗觉业。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1页。

[229]《元诗选》三集卷4《李溥光雪庵集》。

[230]《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头陀教·头陀禅师另管》。

[231]《雪楼集》卷15《李雪庵诗，序》。按，有关大头陀教传承，温玉成《金元糠禅述略》（《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只谈到11代宗师雪庵溥光为止。连立昌、王见川（《金元时期之“糠禅”初探》，《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虽涉及雪庵溥光以后宗师传承，但多不可靠。

[232]《元平昌寺地图记》，《益都金石记》卷4。

[233]“四大”指从噶举派中分出的噶玛、察巴、拔戎、帕竹四大支系，“八小”指从帕竹又分出的止贡、达垅、主巴、雅桑、绰浦、修赛、叶巴、玛仓八个分支。

[234]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235]“班智达”为当时对精通“五明”的学者的称呼，“萨斯迦班智达”又简称“萨班”。

[236]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237]《萨迦世系史》，第89—91页。

[238]原载《八思巴画传》，西藏人民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1987年版。

[239]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赞拉·阿旺、佘万治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240]《元史》卷3《宪宗纪》。

[241]《元史》卷125《铁哥传》。

[242]原载《宝藏》第三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43]《元史》卷202《释老传》。

[244]《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王磐《发思巴行状》。

[245]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246]《萨迦世系史》，第103页。

[247]《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王磐《发思巴行状》。

[248]《萨迦世系史》，第116—117页。

[249]《西游录》卷下。

[250]《至元辨伪录》卷3。

[251]《析津志辑佚》，第199—200页。

[252]《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253]《至元辨伪录》卷3、卷4。

[254]《至元辨伪录》卷4、卷5。对樊志应等是否被削发为僧，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曾有疑问。

[255]《至元辨伪录》卷4。

[256]《至元辨伪录》卷2；卷5引《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

[257]《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甘水仙源录》卷3。

[258]《至元辨伪录》卷6。

[259]《至元辨伪录》卷3。

[260]《至元辨伪录》卷2。

[261]《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40页。

[262]《蒙鞑备录·祭祀》。

[263]彭大雅：《黑鞑事略》。

[264]［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265]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1—12页。

[266]彭大雅：《黑鞑事略》。

[267]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2—13页。

[268]彭大雅：《黑鞑事略》。

[269]［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270]《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第320页。

[271]《渊颖集》卷2。

[272]［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汉译本，第40页。

[273]据《元史》卷3《宪宗纪》，蒙哥初生时，“有黄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黄忽答部即晃豁坛部，此“知天象者”有的学者认为即阔阔出，而“知天象者”或即帖卜腾格里之汉译。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国古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页。

[274]《蒙古秘史》卷1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校勘本。

[275]《世界征服者》上册，何高济汉译本，第65页。

[276]《元史》卷3《宪宗纪》。

[277]《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216—217页。

[278]《蒙古秘史》续集卷2，第272页。

[279]赵珙：《蒙鞑备录·祭祀》。

[280]彭大雅：《黑鞑事略》。

[281]《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82—183页。

[282]《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283]《元史》卷74《祭祀志三·宗庙上》。

[284]《元史》卷77《祭祀志六·国俗旧礼》。

[285]《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86]《元史》卷35《文宗纪四》。

[287]《浑源刘氏世德碑铭》，《秋涧集》卷58。

[288]《析津志辑佚》，第199页。

[289]《析津志辑佚》，第197—199页。

[290]《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蒙元史新研》，第93页。

[291]《日下旧闻考》卷67《官署》。

[292]《冯公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6。据《日下旧闻考》卷67《官署》所引宋濂《潜溪集》，四教读培养出的弟子，蒙古必阇赤自扎古鲁真以下凡19人，汉人必阇赤自文宣奴以下凡28人。“其数比旧有所加者，续有慕效而来者耳。”

[293]《（成化）山西通志》卷203《重修庙学记》。

[294]《赵州学记》，《遗山集》卷32。

[295]《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湛然居士文集》卷13。

[296]《贾非雄修夫子庙疏》《邳州重修宣圣庙疏》《太原修孔子庙疏》《周敬之修夫子庙》，见《湛然居士文集》卷13、卷14。

[297]《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遗山集》卷32。

[298]《姚文献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0。

[299]《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300]《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引《行状》。

[301]《元史》卷158《许衡传》。

[302]《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

[303]《析津志辑佚》，第199—200页。

[304]《大兴府学孔子庙碑》，《石田集》卷10。

[305]《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遗山集》卷32。

[306]《赵州学记》，《遗山集》卷32；《真定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常山贞石志》卷16。

[307]《东平府新学记》，《遗山集》卷32。

[308]《博州重修学记》《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遗山集》卷32。

[309]《顺天府孔子新庙碑》，《陵川集》卷34。

[310]《重修庙学记》，《（成化）山西通志》卷203。

[311]《元史》卷158《窦默传》。

[312]《元史》卷134《月合乃传》。

[313]《中书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西岩集》卷19。

[314]《平章政事王公神道碑铭》，《（嘉靖）藁城县志》卷9。

[315]《静修先生墓表》，《滋溪文稿》卷8；《归潜志》卷7。

[316]《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刘文靖公文集》卷20；《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陵川集》卷36。

[317]《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宋两先生祠堂记》，《陵川集》卷36、卷27。

[318]《宋两先生祠堂记》，《陵川集》卷27。

[319]《王黄华墓碑》，《遗山集》卷16；《博州重修庙学碑》，《金文最》卷69。

[320]《归潜志》卷3。

[321]《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33。

[322]《雪斋书院记》，《圭塘小稿》卷6。

[323]《太极书院记》，《陵川集》卷26。

[324]《鸣道集说》卷首序。

[325]《归潜志》卷9。

[326]《屏山居士鸣道集·序》，《佛祖历代通载》卷20。

[327]《道学发源·引》，《滏水集》卷15。

[328]《道学发源·后序》，《滹南遗老集》卷44。

[329]《性道教说》《中说类解引》，《滏水集》卷1、卷15。

[330]《论语辨惑·序》，《滹南遗老集》卷3。

[331]《杨公神道碑铭》，《陵川集》卷35。

[332]《太极书院记》《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陵川集》卷26、卷24。

[333]《元史》卷189《赵复传》。

[334]《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4；《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6。

[335]《周子祠堂碑》《太极书院记》，《陵川集》卷34、卷26。

[336]《元史》卷189《赵复传》。

[337]《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6。

[338]《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339]《考岁略》，《鲁斋遗书》卷13。

[340]《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滋溪文稿》卷7。

[341]《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青崖集》卷5。

[342]《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遗山集》卷26。

[343]《千户赵侯神道碑铭》，《遗山集》卷29。

[344]《曹文贞公文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1。

[345]《寄中书耶律公书》，《遗山集》卷39。

[346]《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墓志》。

[347]《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神道碑》。

[348]《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引《墓碑》。

[349]《元朝名臣事略》卷12《尚书李公》引《墓碑》。

[350]《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引《墓志》。

[351]《元史》卷170《张昉传》。

[352]《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引《墓碑》。

[353]《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墓志》。

[354]《元朝名臣事略》卷12《尚书李公》引《墓碑》。

[355]《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墓志》。

[356]《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引《墓碑》。

[357]《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引《墓志》。

[358]《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忠公》引《墓志》

[359]《元史》卷160《阎复传》。

[360]《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

[361]《泗水县重建庙学记》，《紫山集》卷10。

[362]《元史》卷68《礼乐志二》。

[363]《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引《墓志》；《元史》卷174《张孔孙传》。

[364]《太和正音谱》卷上。

[365]《［盘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重辑杜善夫集》，第66页。

[366]《送程士安官南康·序》，《清容居士集》卷24。

[367]《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引《墓志》。

[368]《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8。

[369]《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15。

[370]《考岁略》，《鲁斋遗书》卷13。

[371]《玉堂嘉话四》：“鹿庵（王磐）与颙轩（徒单公履）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为默然，一座大笑。”《秋涧集》卷96。

[372]《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忠公》引《墓志》。

[373]《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遗山集》卷39。

[374]张德辉：《纪行》，《秋涧集》卷100。

[375]这就是忽必烈后来建造上都开平的地方。这一带盛产金莲花，故有金莲川之称。

[376]《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德辉》。

[377]常见为《四部丛刊》本影印明弘治本。近年出版的姚奠中主编的《遗山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收辑较为完备。

[378]《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35。

[379]《金史》卷126《文艺下·元好问》。

[380]《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遗山集》卷8。

[381]《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遗山集》卷12。

[382]《续小娘歌十首》，《遗山集》卷6。

[383]《甲午除夜》，《遗山集》卷8。

[384]《甲寅九日同临漳提领王明之……游龙泉寺》，《遗山集》卷10。

[385]《出都二首》，《遗山集》卷9。

[386]《瓯北诗话》卷8。

[387]徐世隆：《〈遗山文集〉序》。

[388]《四库全书总目》卷166《集部·别集类十九·遗山集》。

[389]《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35。

[390]《元朝名臣事略》卷8《内翰窦文正公》。

[391]常见有《四库全书》本。

[392]《庄靖集》卷1。

[393]《庄靖集》卷8。

[394]《四库全书总目》卷166《集部下·别集类一九·庄靖集》。

[395]常见有《四库全书》本。

[396]《二妙集》卷首。

[397]段克己：《癸卯中秋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情见乎词》。

[398]《四库全书总目》卷188《集部·总集三·河汾诸老诗集》。

[399]《元史》卷157《郝经传》。按，《传》中说：“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谘以治国安民之道。”这是不正确的。据郝经自己说，他是“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见于沙陀”。（《东师议》，《陵川集》卷32），“丙辰”是蒙哥汗六年（1256）。

[40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入此书明正德刻本。

[401]《元史》卷157《郝经传》。

[402]分见《陵川集》卷10、卷11。

[403]清顾嗣立语，见《元诗选》初集《乙集·陵川集》。

[404]《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405]比较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86年谢方点校本。

[40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6。

[407]《元诗选》初集乙集，《耶律楚材小传》。

[408]《和平阳王仲祥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

[409]《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湛然居士文集》卷9。

[410]《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湛然居士文集》卷12。

[411]《西域河中十咏》，《湛然居士文集》卷6。

[412]《和武川严亚之见寄五首》，《湛然居士文集》卷4。

[413]《和薛正之见寄》，《湛然居士文集》卷5。

[414]《感事四首》，《湛然居士文集》卷5。

[415]《过云中和张仲先韵》，《湛然居士文集》卷3。

[416]《和李世荣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

[417]《和杨居敬韵二首》，《湛然居士文集》卷2。

[418]《继宋德懋韵三首》《为子铸作诗三十韵》，《湛然居士文集》卷9、卷12。

[419]《过闾居河四首》，《湛然居士文集》卷5。

[420]《过金山和人韵三绝》，《湛然居士文集》卷7。

[421]《过阴山和人韵》，《湛然居士文集》卷2。

[422]参见《湛然居士文集》卷6、卷5。

[423]《赠高善长一百韵》，《湛然居士文集》卷12。

[424]《吕公神道碑》，《秋涧集》卷57。

[425]《扈从羽猎》，《湛然居士文集》卷10。

[426]《扈从冬狩》，《湛然居士文集》卷10。

[427]《狼山宥猎》，《湛然居士文集》卷10。

[428]丘处机西游诗篇，均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429]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30]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收入《南宋古迹考（外四种）》，浙江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431]《南村辍耕录》卷25《院本名目》。

[432]胡祗遹：《赠宋氏·序》，《紫山集》卷8。

[433]《青楼集志》，载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434]王国维：《录曲余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23页。

[435]孙楷第：《元曲新考·书会》，载氏著《沧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436]《蒙鞑备录·燕聚舞乐》。

[437]《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438]彭大雅：《黑鞑事略》。

[439]《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时地》，《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67页。

[440]《宋元戏曲考·元杂剧之渊源》，《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56页；［日］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隋树森汉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441]关于《青楼集》的情况，见本书第三编第5章。

[442]参见孔繁信《重辑杜善夫集》附录《元初著名曲家杜善夫生平行历考》，济南出版社1994年版。

[443]《天籁集》卷首王博文（子勉）《序》称白朴“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壬辰前推七年为丙戌，即1226年。

[444]参见蔡美彪《关汉卿生平考略》，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45]蔡美彪上揭文。最近又有学者结合关汉卿杂剧内容，进一步论证关氏本人对医学较为熟悉，而且元初确有不少杂剧作家出身于医生这一类“职业知识分子”。参见金文京《关汉卿身世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46]《析津志辑佚》，第147页。

[447]《元曲选·序二》。

[448]《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90页。

[449]《元史》卷157《张柔传》。

[450]《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25。

[451]《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35。

[452]《遗山集》卷13。

[453]《三史质疑》。

[454]明清之际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即按《中州集》的体例。此后尚有朱彝尊的《明诗综》、顾嗣立的《元诗选》等。

[455]《三史质疑》。

[456]《三史质疑》。

[457]《金史》卷126《文艺传·元好问》。

[458]《耶律公墓志铭》，《国朝文类》卷51。

[459]《与枢判白兄书》，《遗山集》卷39。

[460]《浑源刘氏世德碑铭》，《秋涧集》卷58。

[461]《元史》卷146《粘合重山附子南合传》。

[462]《归潜志》卷首。

[463]《金史》卷115《完颜奴申传》。

[464]《四库全书总目》卷141《子部·小说家类二》。严格来说，《归潜志》不应收在子部·小说家类，而应收在史部的别史类或杂史类。

[465]《四库全书总目》卷141《子部·小说家类二》。

[466]《元史》卷160《王鹗传》。

[467]《三史质疑》。

[468]《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

[469]《元史》卷4《世祖纪一》。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82）记立翰林国史院事较详，所记王鹗奏言，文字与《名臣事略》有所不同，可参看。

[470]《玉堂嘉话》，《秋涧集》卷100。

[471]《金史》卷13《卫绍王纪》。

[472]《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473]《元史》卷153《杨奂传》。

[474]汉文译本题为《元朝秘史》，根据汉文音译的蒙古文（“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原意，应是《蒙古秘史》。汉文音译本应是明朝初年成书的。

[475]“鼠儿年七月”“写毕”见《蒙古秘史》最后一节。关于“鼠儿年”，众说纷纭，除1240年外，还有1252年、1264年等说，可参见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76]《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

[477]此书足本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在通行的是向达校注本，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

[478]《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湛然居士文集》卷8。

[479]常见有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收在《古行纪四种校录》内（见《王国维遗书》）。

[480]见王恽《秋涧集》卷94，刘郁是前述《归潜志》作者刘祁的弟弟，忽必烈即位后，曾任监察御史。

[481]《纪行》最早收在王恽《玉堂嘉话》，见《秋涧集》卷100。姚从吾有《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收入《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1期（1962年）。

[482]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

[483]见《归潜志》卷13。王国维的《古行记四种校录》收有此文，见《王国维遗书》。

[484]陈高华：《早期蒙宋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3—230页。

[485]常见为王国维笺证本，收在《蒙古史料四种》内（《王国维遗书》本）。

[486]常见为王国维笺证本，收在《蒙古史料四种》内（《王国维遗书》本）。

[487]彭大雅：《黑鞑事略》。

第二编 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

第一章 大一统

第一节 忽必烈推行汉法

1259年，大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指挥攻宋作战时暴卒于四川前线。经过一番争夺，蒙哥汗的次弟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忽必烈的即位为标志，蒙古政权的国家本位和统治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开始转变为汉地本位的元王朝。

在同时期的蒙古上层贵族当中，忽必烈算得上是倾向于汉化的代表人物。他年轻时与汉族士大夫有较多接触，颇知前代中原王朝治乱兴衰之事。蒙哥即位之初，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军务，采纳汉人幕僚的建议，在邢州（今河北邢台）设安抚司，汴梁（今河南开封）设河南经略司，京兆（今陕西西安）设陕西安抚司，进行推行“汉法”的改革试点，“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结果“不及三年，号称大治”[1]。他在攻灭大理和征伐南宋的作战中，约束军队不使恣意杀戮，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中原的威望。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从伐宋前线北返，驻扎于燕京附近。次年四月，他在藩府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开忽里台大会，即位称汗。其同母幼弟、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稍后也在漠北即汗位，大蒙古国出现了一国两君的局面。经数年交战，阿里不哥实力不敌，一再受挫，被迫向忽必烈投降。这样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确认。

自从1211年大举攻金以来，蒙古势力进入中原已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当中，蒙古对中原的统治是十分落后而混乱的。历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2]，而将中原只看作大蒙古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前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他们并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取民有度的正常剥削方式，总是竭泽而渔，百般敲诈，使汉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与其诸位前任相比，忽必烈受到过更多的汉文化熏陶，并且是以汉地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夺得汗位，因此他即位后将统治重心放在汉地，改行“汉法”以治国。在由汉族儒臣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忽必烈宣称：

图2-1-1 忽必烈像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于是俯循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稍后仿汉制定年号为“中统”，复下诏曰：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于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3]

这两篇诏书放在其他时代可能平平无奇，但在13世纪中期的北中国却有着不容低估的宣传效应。此前蒙古从未专门面向汉地颁发过汉族传统的文言诏书。忽必烈登基伊始的这两次颁诏，无异向汉地百姓、特别是士大夫表明，他不再仅仅是蒙古大汗，同时也是中国新王朝的皇帝。诏书一再宣称“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与民更始”“与物以更新”，则是重点强调了改行汉法、实施文治的政治方针。中原人民饱尝战乱之苦，渴望安定。在他们看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4]。忽必烈正是适应他们要求的新主人。

所谓推行汉法，用当时人的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帝中国当行中国事”[5]，亦即有计划地吸收、采用前代中原王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和统治经验。具体而言，忽必烈在位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 忽必烈即位之初，改变前代大汗不立年号的做法，定年号为“中统”。通常认为，它就是“中朝正统”的简称，表明了建立汉族模式王朝的基本方针。中统五年（1264）八月阿里不哥归降后，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年号为“至元”[6]。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复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在此以前，蒙古国家没有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国号，自称“大蒙古国”，北方汉族文人则简称之为“大朝”[7]。元朝之名，至此正式确立。在此前后，忽必烈还下诏仿汉制设立太庙祭祀祖先，并制定供节日、庆典使用的朝仪。

定都汉地 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这是他的王府所在地。开平位于蒙古草原的南部边缘，北连朔漠，南接华北，实施对中原的控制比较便利，同时又能与漠北保持经常联系。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又改燕京之名为中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燕京旧为辽朝南京、金朝中都，“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地理位置重要。因此早就有人对忽必烈建议说：“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8] 随着对中原统治的稳定和深化，忽必烈将建都的侧重点更多地向燕京倾斜。至元三年年底，开始对燕京进行重建，具体方案是在燕京旧城址的东北旷野上建筑新城。新城规模庞大，呈矩形，南北较长。城墙夯土筑成，周长总计28600米，分设城门11座。城市布局取法于《周礼·考工记》中所称王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城门与宫殿也多从《易经》命名。皇城在全城南部稍偏西，其内又有宫城。至元九年，正式定新城之名为大都。新城建成后，旧城亦未废弃，仍作为大都的一部分。上都则退居陪都的地位，主要起着联络中原与漠北的纽带作用。元朝皇帝每年大部分时间居于大都，四月至八九月间赴上都避暑，其间各中央机构派少量官员扈从北上，大多数人仍在大都办公。而大蒙古国旧都和林，则已降为地方机构治所。

建立中央集权的中原模式官僚机构 大蒙古国时期，国家制度十分简略，在征服中原过程中曾根据具体情况沿用一些金朝旧制，但无一定之规。忽必烈即位后，在汉族儒臣的策划下，模仿金朝制度格局，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官僚机构。中央设中书省掌政事，为宰相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具体行政事务。又设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上最初设立十道宣抚司，主持日常军民政务，下辖路、府、州、县，后来又出现行省的设置，并有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负责地方监察事务。忽必烈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统治。首先是限制诸王勋贵的特权，禁止其越轨违制行为，如擅取官物、擅征赋役、擅招民户、擅用驿传等等。其次是解决汉人世侯割据的问题。中统三年（1262）山东军阀李璮发动叛乱，很快被镇压。忽必烈因势利导，在以后几年内，陆续颁布一系列规定：地方实行兵、民分治，罢世侯子弟为官者，停止世侯世袭，立官吏迁转法，定易将之制，使将不擅兵。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结束了金末以来北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实行重农政策 大蒙古国时期，统治者对汉地农业的重要性认识很不够，忽必烈却较早注意这一问题。他在藩府时就曾询问儒生张德辉：“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9] 即位后，在中央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劝导、督察农事，又将“户口增、田野辟”规定为考核官吏的首要标准。并且一再下诏，召集流亡，鼓励垦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禁止抑良为奴。至元七年，颁布立社法令，将以前农村中自发出现的社组织加以统一推广。以自然村为单位，原则上每五十家立为一社，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担任社长，免除差役，专门负责劝农、组织农民协作互助，各社并设立义仓以备荒。元廷还汇集历代农学著作，删繁撮要，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用以指导农业生产。

尊崇儒学 大蒙古国时期，儒学不受重视，仅被作为一种准宗教加以优待，统治者对儒学作为治国工具的功能还没有明确认识。忽必烈在这方面也显示出超越同辈的识见。他在藩府时就与汉族儒士频繁接触，讲论治道，即位后，进一步推行尊崇儒学的措施。对此，我们在下文“忽必烈的文化政策”一节再作详细叙述。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的一系列“汉法”，奠定了汉式王朝的基本框架。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后，必然要逐渐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族农业文明，这是历史的趋势。忽必烈的主要历史功绩，就在于能够顺应这一趋势，推动大蒙古国最终转变为元王朝。旧史家称颂他“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治者，规模宏远矣”[10]，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忽必烈对“汉法”的推行并不彻底。蒙古贵族在新王朝的统治地位要依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而如果彻底推行汉法，就意味着取消这一类民族特权，这当然要为蒙古贵族所反对。因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接受了前代中原王朝的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随着政权设置的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的基本告成，推行、贯彻汉法的政治革新工作即渐趋停顿。若干事关政权进一步汉化的重大举措，如开科举、颁法典等，皆屡议屡辍，悬而不决。而大量不适应汉地状况、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被保存下来。与前代中原王朝相比，元王朝仍然带有相当明显的二元性特征，旧有的“草原本位”色彩并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在蒙语中仍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纪年方式汉、蒙并用，皇帝死后也同时有蒙、汉两种纪念性称号。如忽必烈按汉族传统的庙号、谥号为“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国语”谥号则为“薛禅合罕”，意即贤明之大汗。这表明元朝的皇帝实际上在一身兼任两种角色，既是汉族臣民的皇帝，同时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忽必烈以后的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大体上都继承了忽必烈的二元性政策。

图2-1-2 成宗像 (左)、武宗像 (右)

至元三年（1266），儒臣许衡上疏论述“立国规模”，特别谈到了汉法推行问题。此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但在许衡看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彻底，仍然是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岁计不足”，“无一定之论”。许衡指出：

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在，昭昭可见也……国家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帝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气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然事有大小，时有久近。期小事于远，则迁延虚旷而无功；期大事于近，则急迫仓惶而不达。此创业垂统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此在陛下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恤浮言，则天下之心庶几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11]

这篇奏疏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作者对当时的汉法推行工作评价不高，而且在于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颇为悲观，因此才特别强调循序而进、以求渐变。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许衡的看法有着相当准确的预见性。

第二节 全国的统一

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随着国家统治重心的南移，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事实上趋于分裂。大汗汗廷以外，在东欧、西亚、中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四大汗国——钦察、伊利、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里，忽必烈及其子孙仍被尊为成吉思汗的正统继承人、“一切蒙古君主之主君”[12]，元王朝也在名义上被视为各汗国的宗主国。元代史料经常笼统地称四大汗国的统治者为“西北诸王”，把他们置于“宗藩”的地位。但各汗国毕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元王朝并不能对它们形成控制。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蒙古世界帝国走向分裂的同时，元朝统治者却攻灭南宋，完成了重建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任务。

蒙古对南宋的军事行动早已开始，但很长时间内一直将攻宋重点放在四川，南宋方面则利用四川多山的地形修筑城堡，顽强抵抗，使蒙古骑兵纵横驰骋的长处无法发挥，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选择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作为攻宋突破口。至元五年（1268）到十年，元军采取持久战方针，屯田筑堡，长期围困襄阳，最终迫使南宋守将吕文焕力竭出降，在南宋的国防线上打开了缺口。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委任伯颜为统帅，大举伐宋。元军沿汉水入长江，顺流而下。十二年，大败宋军于池州（今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相继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常州等要地。十三年正月，元军会集临安城下。南宋太皇太后谢氏和恭帝赵奉传国玺及降表降元。南宋大臣文天祥、陆秀夫等先后拥立赵的两个幼弟：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活动于福建、广东一带，图谋复宋。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元军追击至崖山（今广东新会南），陆秀夫抱赵昺赴海自尽。文天祥被俘，后就义于大都。南宋残余力量完全被消灭。

元灭南宋之后，版图辽阔，超出汉、唐。为管理这样广袤的疆土，元朝逐渐建立了一套行省制度。因中央宰相机构为中书省，派高级官员外出镇遏方面，称“行中书省事”，简称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全国形成辽阳、甘肃、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九行省。后来又设立了岭北行省，共10个行省，皆“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13]。在邻近首都大都的今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地区，不设行省，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元人评价说：“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以达远迩、均劳逸，参错出入，而天下事方如指掌矣。”[14] 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中央还通过监察等各种制度杠杆对行省进行遥控。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元朝行省极少扮演体现地方独立性、代表地方利益的角色，相反主要起到了代表中央控制地方局势、搜刮财富的作用。

元朝大一统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版图辽阔，而且表现为对边疆控制的强化。很多过去大一统王朝的“羁縻之州”，到元朝“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5]。对漠北、东北、云南、吐蕃等边远地区，元朝都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漠北在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改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在民族复杂的东北地区，设立了辽阳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云南地区早在至元十一年（1274）即设置行省，下辖37路、2府，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犯罪也仅罚不废。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未设行省，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尊其中萨斯迦派领袖为帝师，因而由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兼领吐蕃之地。宣政院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道，分别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吐蕃东北地区）、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吐蕃东南地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吐蕃中西部、今前后藏和阿里地区）。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低级地方官可由当地僧俗首领按本地习惯自相传袭。为加强统治，元廷还在吐蕃进行了清查户口、设置驿传等工作。

图2-1-3 《大元混一图》(载《事林广记》至顺刊本)

为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驿站之“站”是蒙古语Jam的音译，即汉语“驿传”之意。在元朝它往往与“驿”合用，并渐渐取代后者，沿用至今。元朝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今前、后藏地区），南接安南（今越南北部）、缅国，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做到了“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16]。全国共设有陆站、水站共约1500处，为各级政府因公差遣人员服务，提供交通工具、住所、饮食、薪炭等，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服务人员从当地百姓中签发，单立户籍，称站户。急递铺是元代的官方邮递系统。每10里、15里或25里设一铺，置铺兵五人，负责传递文书。传递速度规定为一昼夜400里，急件500里。

元朝前期，西北、东北的宗室诸王发动叛乱，对大一统的局面一度构成威胁。至元六年（1269）春，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大会于塔拉斯河上，划分各自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和财税收入，宣誓保持蒙古传统的游牧风俗、制度，并遣使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17] 表明了反对“汉法”、与元廷为敌的政治立场。此后海都等“西北叛王”与元朝军队在漠北西部和天山南北长期交战，互有胜负。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北宗王乃颜发动叛乱，忽必烈御驾亲征，将其讨平。忽必烈死后，海都等叛王领袖也相继死去，西北宗王与元廷议和，仍承认元朝皇帝作为全蒙古大汗的地位。除去前期宗王叛乱的因素外，元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没有外患的朝代。如时人所言，“圣朝之疆宇固如金瓯，平如衡权，三代以来，罕能同议”[18]。

大一统局面带来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在金元之际的战乱中受到了巨大破坏，随着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渐有恢复。江南地区所受战争破坏相对较轻，因此南方农业恢复更快，在宋代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由来已久的南、北方经济差异，在元朝进一步加大。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1／3。从户口变化看，中统三年（1262），北方地区户数为1476146，以每户五口计（下同），共700余万口，还不到金代人口数的1／6。即使考虑到蒙古统治下贵族、将帅大量隐占私属人口的因素，仍然明显可以看出战乱破坏的惨重。至元十三年平宋后，江南户口变化不大，得户9370472，加上两年前的北方户数1967898，共有户11338370，口5600余万。到忽必烈去世前的至元三十年（1293），全国见于统计的户数已达14002760，约7000万口。户口增长的趋势在元中期以下仍然保持，估计元朝最高人口数字在8000万到9000万之间，与宋金对峙时期的口数相去不远。

大一统局面大大加强了南方与北方的经济联系。元朝定都华北，“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9]。而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宋金对峙时期已多处淤塞。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二十八年，元廷先后在山东开凿会通河，在大都近郊开凿通惠河，经重新疏凿，改变了运河过去迂回曲折的航线，河道基本取直，航程大为缩短，运粮船可以直接驶入大都积水潭（今北京北什刹海一带）停泊。“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这条河道在明、清两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元朝还开创性地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每年二月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自崇明东入黑水洋，取直线北行，绕胶东半岛入渤海，抵直沽。顺风时，十天即可驶完全程。海船在直沽交卸完毕，于五月返航，复运夏粮北上，八月再度回航。海运形成制度后，规模不断扩大，与运河共同成为元朝的重要经济命脉。据估计，在当时的南北交通运输线中，河漕比陆运的费用节省十之三四，海运则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

大一统局面下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也都有很大发展。元朝不行铜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称为钞。这对商业发展较为有利。海外贸易继承了宋朝的成果，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首都大都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21]。南宋故都杭州基本保持了宋代旧貌，其繁华与大都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其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算，“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并赞扬它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22]。随着运河的恢复和海运的开通，在其沿线又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其中主要有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在元朝政府设置市舶司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其经济生活也非常活跃。

不过，尽管有上述成果，还是必须指出：大一统所带来的种种促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元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汉法推行工作的停滞和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使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长期难以弥合。蒙古贵族一向视对外征服为天职，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受此传统的影响，未能偃兵息民，而是继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先后对日本、安南、爪哇等国家和地区发起远征，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使经济恢复进程受到很大的影响。为解决军费和其他开支带来的财政问题，忽必烈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负责“理财”，他们通过增加税课、官营牟利、滥印纸币、钩考理算等方法进行创收，所增收入基本上来自对社会的搜刮和巧取豪夺，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而且作为北方民族统一王朝，元朝的统治带有很强的民族歧视与压迫色彩，形成了一套著名的民族等级制度——四等人制。

所谓四等人制，即元朝统治者按照被征服次序的先后，将全体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各有不同的地位和待遇。蒙古人作为元朝的“国族”，也称“自家骨肉”，是统治者依赖的基本力量。蒙古以外的西北、西域各族人，包括唐兀（即西夏）、汪古、回回、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吐蕃等，统称为色目人，系取“各色名目”之义。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主要助手。四等人中的“汉人”是一个狭义概念，主要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区以及较早为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地区的汉族人。另外长期以来居于北中国的契丹、女真人也包括在“汉人”之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元朝已趋于汉化。南人则指最后被征服的原南宋统治区（元朝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内的居民。

四等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忽必烈即位之初，汉族官僚在政权中不仅不受歧视，而且掌握着主要权力。中统三年李璮之乱后，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元初制度主要创建者之一、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受牵连被处死，大大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色目官僚集团乘机崛起。色目人大都有较高文化水平，长于经商理财，或擅长一些特殊技艺，而且远来中土，在汉地无势力基础，因而与蒙古统治者结合紧密，颇受倚重。至元二年（1265）二月，元廷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即指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3] 在中央机构官员的任命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调整，也逐渐形成一套不成文的规定：以蒙古人为长，以下参用汉人和色目人。其基本精神，是在不能不使用汉人的情况下，另外委派色目人分任事权，进行牵制，并由蒙古人居高监视。平宋以后，忽必烈亦酌情起用南方降臣，其中一部分人因与北方官僚有矛盾，投靠色目权臣桑哥，并随桑哥的倒台而受到牵连，南士在仕途上也因而一蹶不振。这样到忽必烈在位末年，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序列已经形成，以后更进一步贯彻于具体政策规定，从而成为法定制度。

图2-1-4 《元典章》书影

四等人制总的精神，首先是区分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包括汉、南人）两大集团，保证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其次还有一层意义，即在被统治的汉族人民中制造分裂，将其分为汉人、南人两部分，从而便于蒙古统治者自上操纵、控制。江南地广人众，是元朝主要经济命脉所在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南人却居于四等人最底层，他们与北方汉人间自宋金对峙以来形成的畛域之见也因而不能泯灭。“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24]。这对元和元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三节 忽必烈的文化政策

忽必烈行“汉法”而建元朝。所谓“汉法”，指的是从前代中原王朝继承下来的一套典章制度和统治政策，在广义上也包含了蕴藏在制度和政策内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汉法”的采用，使得元王朝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前身——草原游牧政权大蒙古国，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的一环。这也决定了忽必烈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面与前代中原王朝一样，仍然要尊崇儒学。具体而言，忽必烈尊崇儒学的措施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擢用儒臣 忽必烈早在即位以前，即“思大有为于天下”[25]，延请、招纳一批中原士人充当幕僚，为日后夺取汗位、推行汉法打下了基础。一些儒生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希望他充当儒家文化的保护人，他也欣然接受。这批“潜邸旧侣”，实际上成为元初国家制度的主要策划者。[26]《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礼典·进讲》云：“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厥有成宪。在位三十余年，凡大政令、大谋议，诸儒老人得以经术进言者，可考而知也。”忽必烈初即位时，宰相机构中书省的主要官员，以及地方“监司”长官十路宣抚使和副使，大部分都是汉族儒士。金朝经义进士王文统，“首擢”中书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27]。金末状元王鹗，“首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忽必烈对他“甚敬重，每见，以‘状元’呼之”[28]。后来随着政局的变化，汉族儒臣逐渐从行政岗位上被排挤出来，但王鹗奏请设立的翰林国史院，却一直引致名儒，典修撰，备顾问，在元朝政府中发挥了点缀文治、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29] 类似容纳较多儒士的中央机构，还有集贤院、国子监、太常礼仪院等。吴澄说：“国有大政，进儒臣议之，此家法也。”苏天爵说：“我国家累圣相承，兴崇治化，凡议大政，皆命文学老臣共之。”[30] 都是指上述机构的儒臣而言。

学习儒家典籍 与擢用儒臣相联系，忽必烈对儒家典籍进行了初步的学习和了解。中统二年（1261）正月，王恽等奉命“图写历代君臣可法政要及古太子贤孝等事”备进讲。[31] 四年，忽必烈“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因命徐世隆，安藏释译《尚书》进读。[32] 至元三年十二月，传谕儒臣：“朕宜听何书，其议选来进。”商挺等乃纂《五经要语》二十八类以上。[33] 至元五年十月六日又下旨：“令自尧、舜、孔子以下，经史所载嘉言善政，明白直言，奏得来者。”[34] 这种学习和了解虽然并不是十分深入，但仍比大蒙古国诸汗有了巨大进步，并且影响到以后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尊师问道，日御经筵”[35]。真金之子、忽必烈死后嗣位的成宗铁穆耳，在“退朝之暇，优游燕间”，命韩公麟进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从容咨询，朝夕无倦”[36]。即使是长期抚军漠北、汉化程度较低的武宗海山，也曾下诏刊印蒙古文《孝经》，谓“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37]。宗室、外戚诸王的王府，均设置说书一职，“掌侍王游处，日诵古圣贤之训、祖宗之成法，谈说礼乐，规讽道义，陈古今兴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迹，以朝夕左右王”[38]。成宗丞相、蒙古人哈剌哈孙“引儒生讨论坟典，至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叹曰：‘人生不知书可乎？’乃馆士教其子学”[39]。尽管从整体上来说，蒙古贵族的儒化倾向较之北魏、辽、金、清等北方民族王朝统治者更显迟滞，但他们对儒家典籍表现出一定的、即或是偶尔的兴趣，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否定的。

兴学校 经金末战乱，北方学校隳废，百不一存。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二年（1261）八月降诏，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秩从六品，选博学老儒充任。北方各地的官办儒学，渐次得以恢复。至元七年（1270），颁布立社法令，规定农村中五十家立为一社，互助劝农，同时每社均立社学，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在农闲季节进行教学活动。平宋以后，南方原有的儒学、书院大部分都延续下来，而社学之制也在南方得到推广。在中央，至元八年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理学名儒许衡为国子祭酒，选勋臣、官僚子弟入学，接受儒家教育。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设国子监，作为全国儒学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关于国子学、地方儒学的发展情况，后文另作叙述。

图2-1-5 元成宗崇奉孔子碑 (八思巴文)

定儒户 元朝的户籍制度，除据资产定户等外，还按职业、信仰等因素将全体居民分为若干种，分别为国家承担不同义务，称诸色户计。儒生也被定为诸色户计中的“儒户”[40]。此前在大蒙古国，儒士被当作一种宗教徒，与僧、道等同受优待，单列户籍。忽必烈即位后，仍沿其制，通过考试、调查等办法定出大约十一万儒户，其中南方约十万，北方约一万。元朝的儒户和儒士在概念上不完全相同，一些儒户并非儒士而混迹其中，真正的读书人也未必全是儒户。但元廷对儒户的政策，却可以反映对儒士的政策。凡儒户必须隶属于某一儒学或书院，受当地儒学提举司管理。他们为国家承担的义务，就是遣至少一名子弟入学校读书，世习儒业。就待遇而言，入学读书者可享受官方提供的膳食，有的还有其他补助。其家庭承担的赋役，也比一般民户有所减轻。总体来说，儒户的设置和有关管理制度，反映出元廷对儒士的优待，因此有时会为其他户计作弊冒充，借以逃避赋役。而儒户如果不认真履行入学读书义务，也会受到除籍为民、“一体当差”的惩罚。

尊孔 元朝统治者对孔子的崇奉，由忽必烈开其端，以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升温。据载忽必烈“尝问孔子何如人”，有人回答说：“是天的怯里马赤。”忽必烈“深善之”[41]。怯里马赤，蒙古语，意为翻译官。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发布圣旨，要求各地对孔庙“岁时致祭”，“洒扫修洁”，“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无得于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治罪”[42]。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成宗初即位，“诏中外崇奉孔子”，表示“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43]。史称“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44]。大德十一年（1307）元武宗即位，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称：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45]

后人评价说：此前“世尝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大成之号，其所以致褒称之隆，蔑以尚矣”[46]。对孔子的父母、妻子、弟子等，后来也都加赠了种种称号。

另一方面，忽必烈及其继承人尽管实行了上述尊崇儒学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又往往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和虚文色彩。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其经济形态、文化背景与汉族社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思想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对儒学的尊崇在很多场合下是出于粉饰“文治”的实用主义需要。从其他一些角度来看，忽必烈的文化政策又体现出游牧民族王朝的特异性，与前后朝代有较大差别。

首先是崇奉佛、道二教，尤其是佞佛。蒙古人最早信仰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萨满教，以“长生天”为主要崇拜对象，同时也相信万物有灵，并未发展成明显排他的一神独尊信仰。因此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对于新接触的各类宗教均能接受，相信它们都能够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与“长生天”沟通，采取了“三教九流，莫不尊奉”[47] 的兼容并蓄政策。大蒙古国时期，道教、佛教势盛，儒学只是混迹于其间，作为一种“准宗教”勉强享受若干保护和优待。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虽然开始正式尊崇儒学，但佛、道二教的优遇地位并未因而下降，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势力且有继续上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加封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意为天下只有皇帝一人地位在他之上），并亲自从八思巴受戒。此后元朝诸帝都沿袭其例，信仰藏传佛教，从萨斯迦派僧侣中封授帝师。《元史》卷202《释老传》云：“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又具体描述说：“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在儒士们笔下，忽必烈是一位礼贤崇儒的贤君；而据释念常所言，则“观《弘教集》载世祖皇帝实录百余篇，字字句句以弘教为己任……万几之暇不忘念佛念法念僧，敬非大圣慈念群生，特垂化迹，能如是邪？”[48] 道教虽在与佛教争宠的斗争中落败，但正一、全真、真大、太一诸教派的宗教领袖依然享有很高地位，“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49]。相比之下，儒士代表人物受到的尊奉明显逊色。在社会上，僧侣、道士倚仗官府支持，霸占田产，隐匿人口，儒士如与之发生争执，往往处于下风。当然元廷对佛、道二教的尊崇并非有意排斥儒学，只是佛道“告天祈福”、念诵斋醮的迷信活动更适应蒙古统治者的胃口而已。萧启庆先生指出：“元室对各民族的文化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各种思想及宗教也不偏不倚，并予尊荣。儒家思想遂从‘道’的地位转变为‘教’的一种。”[50] 这对已经习惯于“独尊”地位的儒士来说，颇难适应。故而有人发牢骚说：“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51]

其次是用人政策重吏轻儒，在政治上并未充分向儒士阶层敞开仕途。忽必烈即位之初，一度重用儒臣，但儒臣的好运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忽必烈的“潜邸旧侣”或老或卒，淡出政坛，儒臣基本上被排挤离开了重要的行政岗位，仅有少数人负责教育、著作、顾问以点缀“文治”而已。时人王恽对这一变化概括说：

国朝自中统元年已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文谦）、赵（璧）、姚（枢）、商（挺）、杨（果）、许（衡）、二王（鹗、磐）之伦，盖尝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休明贞一，诸人不无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重轻，用与不用之间耳！[52]

元末人余阙也说：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供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53]

忽必烈对儒臣的“重轻”和“用与不用”，由“用儒者为居多”到“浸用吏”的变化，直接原因是他在理财、征伐等问题上与儒臣产生了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54]，故而加以疏远。其深层原因，则在于蒙古统治者实用主义的统治意识。他们并未受到汉族社会崇奖士人、鄙视胥吏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反却认为官、吏之间“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昔之官”[55]。此前金朝已常用士人，甚至是进士担任吏职，如工作成绩出色，不难升任高官。元朝更进一步，选拔官员多取于吏，“天下之大，簿书期会之繁，因仍金旧，悉付以吏，任之既久，趋之者日益众”[56]。绝大部分士人要想入仕，必须以学生或教官身份转充吏职，与胥吏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基本没有优势可言。儒臣们多次呼吁开设科举，为士人提供一条入仕捷径，然而都是“议者不一而罢”[57]。加上民族等级制度的推行，没有特殊出身背景的儒士“淡文章不到紫薇郎，小根脚难登白玉堂”[58]。这样，儒士阶层尽管并未受到刻意的歧视，但失去了传统的“读书做官”优先权，“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致“天下习儒者少”[59]。其社会地位也不免大受影响，“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是士风大沮”[60]。甚至有“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一类愤激的说法。[61]

再次，与上一点相联系，忽必烈对前代视为“方技”“杂流”的各种专业技术及其人才予以较高地位，这也是与其他朝代很不相同的。此前蒙古的征服战争，铁骑所至，屠戮甚惨，但对医、卜、工匠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通常都与宗教徒一样加以保护。在蒙古贵族眼里，这类“实用”型人才要比儒士更有价值。《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宪宗（蒙哥汗）即位，智耀入见……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

但实际上，即使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重视“方技”的人才观念也并没有大的变化。忽必烈曾说：“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默）及李俊民二人。”[62] 于人才济济的“潜邸旧侣”中特别看重窦、李，是因为窦默通医而李俊民工术数，与他人相比皆有实用的一技之长。[63] 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平，即下诏访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64]，将医卜方技与“前代圣贤之后”并列征聘。时人记载：“国家数路取人，阴阳、卜筮无不与，至则馆集贤而廪给之。”[65]这种不拘一格、重视专门技术的用人方针，致使在铨选上，“百家九流之人，亦杂出于其间……士之所以求进者，亦不专以儒术”[66]。《元史》卷203《方技传》序称：“元有中土……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而以工艺贵显，亦附见焉。”通过医、卜、工匠一类“杂途”入仕，乃至位居高官，在元代颇不乏人。[67] 关于医疗和术数，还在全国广设医学、阴阳学，进行专业教育。对此，后文还要述及。

最后还应当提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文化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文化领域内的专制色彩相对来说不算突出，基本不以文字疑似之事治人重罪，较为宽容。《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诉讼·折证·大名字折证的休提》：“至元九年……中书省咨，木八剌脱因乃蒙古文字译该，不拣谁，自底勾当里争竞喝叫、折证钱债其间里，不拣甚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提者。那般胡提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这是有关避讳的规定。但此制似乎执行不严，很难找到因避讳不谨而获罪的案例。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26《辩证类》“元朝讳谥”条则评论说：“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众。后虽有讳法之禁，不过临文缺其点画……暗合于礼，足见嘉也。”有学者举出不少元诗当中语及“虏”“胡”“腥膻”等字词，以及体现“颂汉”“怀宋”心理的作品，并未遭到查禁问罪，“说明了有元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在对文人写作上，是宽容放任的”[68]。元杂剧中常见指斥时政的内容，语词切直，较少避忌，也说明相同的问题。总的来说，蒙古统治者长期保持着“质而无文”、粗犷豁达的游牧民族性格，对汉族士人虽未予重用，但也不从思想和言论上挑剔、敏感、吹毛求疵。明人祝廷心总结说：“元氏之全有中国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属诸士，而亦不以法度訹之。故士之仕者，苟循理自守，则可以致名位而无患祸。”[69] 这应当说是元朝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二章 多种宗教的兴盛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鼎盛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年仅28岁的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70]。国师称号，源于印度，至少从魏晋南北朝起，就已为中原王朝所采用。元僧法洪称：“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图澄（即佛图澄，下同）为师，秦以罗什（即鸠摩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71] 以后历代王朝大都沿袭了这一制度。蒙古兴起前，统治中原地区的金朝也设有国师。《大金国志》卷36《浮图》谓：“国师者，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帝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哥汗曾先后礼聘海云、那摩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实际上也是沿袭了这一成例。只不过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与元朝对吐蕃地区统治的加强，国师的权限已不再仅限于先前的宗教领域，在世俗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至元七年（1270），在进呈“蒙古新字”后，八思巴又被元朝晋升为帝师，“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72]。此事也见于藏文史料：“八思巴到达朝廷后，在他36岁的阳铁马年（1270），当皇帝再次请求八思巴传授灌顶之时，改西夏甲郭王的玉印为六棱玉印，连同诏书一并赐给，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73] 帝师称号，源于西夏，多由吐蕃僧人担任，是一种比国师地位更为高的僧职。[74] 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帝师，很有可能借鉴了西夏的做法，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其许多新的内容，从而形成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八思巴死后，元朝赠予他长达38字的封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75]。并规定以后的历代帝师，均从萨斯迦派款氏或其弟子中遴选。有元一代历任帝师的选任，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则。

大元帝师印

图2-2-1 大元帝师印

在元代，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为皇室祈祷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早在与忽必烈结识初期，八思巴就曾多次为忽必烈与察必皇后授戒。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也。”[76] 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彰所知论》，译成汉语，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通行。在八思巴的影响下，蒙古宫廷的佛教气氛日渐浓厚。像忽必烈本人即身体力行，“万机之暇，自奉施食，持数珠而课颂”。并公开宣称：“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国家，如观海东青取天鹅，心无二故。”[77] 在这一期间，祈祷国运的佛事法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像八思巴在世时，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十二月，“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至元元年（1264）四月，“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78]。六年“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为太庙荐佛事之始”[79]。这样的佛事活动，在世祖至元末有102种，而到成宗大德年间，更达到五百余种，其中有名者：

有曰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曰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曰多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儿哥朵四，华言回遮也。有曰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有曰咱朵四，华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儿，华言出水济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华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儿，华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静，有曰鲁朝，华言狮子吼道场也。有曰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儿麻，华言护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华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镇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萨也。有曰古林朵四，华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睹思哥儿，华言白伞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剌，华言五护陀罗尼经也。有曰阿昔答萨哈昔里，华言八千颂般若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儿鲁弗卜屯，华言大轮金刚咒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有曰亦思罗八，华言最胜王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华言坏相金刚也。有曰卜鲁八，华言咒法也。又有作檫檫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檫檫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80]

帝师制度创立初期，正值元朝初建，北方战争连绵不断，统治根基未稳之际。当时的忽必烈，亟须一种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借此宣扬其统治的正统地位。这一使命，适时地落到了八思巴的肩上。在佛事活动中，他不失时机地以藏传佛教理论为工具；为元朝统治的神圣与合法性张目。“（至元）四年，世祖皇帝用帝师班言，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四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天下，皆从帝师之请也。”[81] 所谓白伞盖，就是“于大明殿御座上置一白伞盖，顶用素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82]。蒙古“国俗尚白，以白为吉”[83]，白色伞盖，显然与蒙古习俗相符。此外，有的学者指出：“白伞盖在汉藏佛教经典中都有记载，汉地佛教称之为白伞盖佛顶，《大日经》说释迦牟尼顶上化现作轮王形，是如来众相之顶，以白净大慈悲覆盖法界。又说该佛像为黄色，持莲花，上有白伞盖，号为异相金刚，还有白伞盖顶尊所说之陀罗尼，名为白伞盖神咒。藏传佛教则说白伞盖为千头千手佛母，藏文大藏经中也有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84] 所谓金轮，象征忽必烈是转轮王的化身，这与八思巴《彰所知论》中将成吉思汗家族誉为“转大力法轮之王”相符。后来，八思巴弟子阿尼哥“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85]，“立法轮竿于大内万寿山”[86]，显然也出于同一用意。由于这些构思非常有利于神化元朝的统治，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们以正月十五日为大都城迎白伞盖游皇城的法定活动日（六月巡幸上都期间，举行另一次）。

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蓁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伎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87]

图2-2-2 藏传佛教金刚手菩萨像 (杭州飞来峰)

这样的活动，在当时还有很多，像元人虞集即记载说：“国家岁以二月八日迎佛于城西高良河，京府尽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马器服、俳优优杂、子女百戏，昡鬻以为乐。禁卒外卫中宫贵人大家，设幕以观，庐帐蔽野，诸王近侍贵臣，宝饰异服驰骏盛气以相先后。国家一日之费巨万，而民间之费称之。”[88] 这种迎佛像的活动，在金海陵王时期曾被禁止，[89] 但蒙古南下占领中都后，已然恢复。像己丑年（1229）二月八日，在当时的燕京城，“四众奉迎释迦遗像行城，欢声沸沸”[90]。入元以后，这更成为蒙古宫廷举行的法定节目。藏传佛教的不少佛事活动，已深入民间，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节日。

藏传佛教密宗的护法神摩诃葛剌，也在此前后被引进元朝宫廷。“摩诃葛剌神，汉言大黑神也。”在藏传佛教经典中，被认为是大自在天的化身，或认为是大日如来降服恶魔时呈现的愤怒相。元人张昱曾描绘其狰狞形象云：“北方九眼大黑杀，幻影梵名麻纥剌。头戴骷髅踏魔女，用人以祭惑中华。”[91] 据说，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八思巴就曾奉献过一尊金身摩诃葛剌像，将其供奉于五台山佛寺中。后来，他又向忽必烈举荐弟子胆巴做法事，大力宣扬摩诃葛剌神的威力。从此以后，摩诃葛剌神就被奉为元朝的护国神，一直在宫殿中奉祀。[92] 元人柳贯称：“初，太祖皇帝肇基龙朔，至于世祖皇帝，绥华纠戎，卒成伐功，常隆事摩诃噶剌神，以其为国护赖，故又号大护神，列诸大祠，祷辄响应……然则大黑者于方为北，于行为水，凝为精气，降为明灵，以翼相我国家亿万斯年之兴运，若商之辰星，晋之参星，耿耿祉哉，焉可诬也。”[93] 柳贯把摩诃葛剌神信仰与汉族的五行学说牵强附会到一起，固然不可信，但摩诃葛剌神在元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作为全国佛教界领袖，帝师在制定国家宗教政策、处理佛教事务、治理吐蕃地区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宣政院的管理活动来体现的。

早在至元初年，元朝即“立总制院，而领之以国师”[94]。在帝师领导下的总制院，主要“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95]，也就是说，它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行政机构。后来，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朝以“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将总制院更名宣政院，[96] 但这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机构的实际权限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元代，宣政院秩从一品，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并立，自成系统。掌管宣政院使，居首者由中央任命，“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人为之，出帝师所辟举”。“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97] 当时全国内地的路府州县，分别设有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等各级僧众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均属宣政院下的诸路释教总统所管辖。在江南，元朝先是设江淮释教都总摄所（后升为总统所）等机构，后又长期设立行宣政院于杭州，专门管理江南地区的僧众。至于吐蕃地区，帝师的作用则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在世俗方面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当时的吐蕃地区分为三个宣慰司都元帅府辖区，其“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98]。通过帝师在当地的宗教影响，元朝政府很巧妙地加强了对吐蕃地区的治理。

第二节 佛道论争的结局

佛道第一次大辩论，虽然佛教取得胜利，全真教的发展势头受到一定遏制，但双方的较量并没有就此结束。1260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又陆续推行了一些崇道措施，至元二年（1265），令全真教主张志敬“就长春宫建设金箓大醮三千六百分位”，举行大规模的祈福活动。[99] 至元六年（1269），又应张志敬之请，追封全真教崇奉的东华教主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真君”，王重阳七大弟子为“真人”[100]。全真教其他一些领袖人物，也在此前后被陆续追加了“真人”封号。这表明，全真教的影响又有所恢复。不过，到张志敬死后，王志坦、祁志诚担任教主期间，已较少有这方面的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王磐应邀为长春宫别院真常观做记，对当时的全真教有过这样一番评价：

今也掌玄教者，盖与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京师居人数十万户，斋醮祈祷之事，日来而无穷。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小阙其礼则疵衅生，一不副其所望，则怨怼作，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若夫计地产之肥饶，校栋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财产，以厚自封殖而务致富强，则非贤者之用心也。予故表而出之。[101]

王磐的议论肯定是有感而发，而且他当时官居翰林学士，观点是否透露出朝廷对全真教的看法，也很值得玩味。其实，自佛道第一次大辩论后，全真教一直都没有甘心失败，对当年蒙哥下令焚毁《道藏》伪经刻板、归还237处寺院的处理结果，也一直采取敷衍了事、一拖再拖的态度。“那回与来的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付，已回付的再争有。更说谎捏合来底经文每、印板每，一半不曾烧了。三教也不依在前体例安直者。”在佛教徒的一再要求下，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二十五日，忽必烈再次下诏，重申当年蒙哥所颁圣旨的有效性：“依在前断定底，不曾回付来底寺院并属寺家底田地水土，一处回付与；将说谎捏合来底经文并印板，不曾烧毁了底，交毁坏了者；更将三教依在前体例。俺底这圣旨这般宣谕了，别了在前断定言语，寺院并田地水土，不肯回与相争底人每，有罪过者。”慑于朝廷压力，一些全真道观，像蔚州灵仙县的飞泉观，被迫交出吐退文状，改正为寺。[102] 而全真教总部——长春宫，却没有善罢甘休，且终因采取过激手段，酿成与奉福寺的激烈冲突。这一事件，成为佛道第二次大辩论的导火索。

奉福寺位于燕京旧城右街，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时期。[103] 奉福寺与长春宫，积怨已久，早在乙卯年佛道首次交锋后不久，那摩国师即因全真教侵占奉福寺地产不还，派少林长老福裕等人向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告状。结果，当时的全真教“权教”张志敬被忽必烈手下打得头破血流。[104] 佛道第一次大辩论后，因长春宫所占奉福寺虚皇大阁被判令归还金灯长老，双方仇怨更为加深。[105] 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奉福寺因追索被长春宫提点甘志泉占据的吉祥院，与全真教再起争执。结果，甘志泉等人先是率领约五百名道士手持棍棒，将奉福寺和尚痛打一顿。然后又自焚廪舍，唆使一个名叫马戒显的小和尚，诬告说是奉福寺僧录广渊指使他所为。随后，长春宫知宫王志真等具状上告广渊，声称此次纵火造成长春宫仓库、房舍，及所盛放的米粮三千九百余石等物均被焚毁。案发后，忽必烈极为重视，委派以枢密副使孛罗为首的一大批高官组成审判团，专门审理此案。在查清事实真相后，忽必烈于当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布圣旨，严惩全真道涉案人员：提点甘志泉、知宫王志真被处死，提点蔡志祥被割去耳鼻，另有六名道士被判流放边远地区，仍征其所声言米物，如其数归僧众。为了警告全真道，忽必烈还下令将甘志泉的首级悬挂在长春宫门首的杆子上，并将案件处理结果刻在石碑上，晓示众人。[106]

此次案件审理完后不久，佛教僧众趁机上告皇太子真金，要求彻底焚毁道教伪经。次年九月，都功德司官员脱因小演赤等遂上奏忽必烈：“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随路先生每将合毁底经文并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毁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王祖师庵头关西等处有《道藏》经板。”[107] 于是，忽必烈指派枢密副使孛罗、前中书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于都忽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翰林院等众多官员，会同在京僧录司教禅诸僧，一同到全真道长春宫参证《道藏》诸书真伪，由此，佛道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辩论开始了。

同第一次大辩论相比，此次大辩论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道教一方阵营的参加者，除了全真教主祁志诚外，又加上了大道教的两个支派——真大道教主李德和（天宝宫系）与正一大道教主杜福春（玉虚观系），以及来自新征服的南方地区的道教领袖——龙虎山天师张宗演，这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道教阵营实力得到了增强，实际上却是佛教徒将打击面又扩大了。二是所谓的辩论内容，已经不再是佛道双方孰优孰劣，而是集中讨论《道藏》中哪些是伪经，应当予以焚毁的问题。在当时佛教完全占上风的形势下，道教一方自然不敢有所辩驳，而参加讨论的朝廷官员也秉承忽必烈旨意，完全倒向了佛教一方。结果，经检阅《道藏》后，众人一致得出的结论为：“惟《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谦之，唐吴筠、杜光庭，宋王钦若辈撰造演说，凿空架虚，罔有根据，诋毁释教以妄自尊崇，复爱慕其言而窃为己有，假阴阳术数以示其奥，裒诸子医药以夸其博。往往改易名号，传注讹舛，失其本真。又所载符咒，妄谓佩之令人商贾倍利，子嗣蕃息，伉俪谐和如鸳鸯之有偶，将以媒淫乱而规财贿。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则男为君相，女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剑不能伤害之语。其伪妄驳杂如此。留之徒以诳惑愚俗。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对这一结论，忽必烈自然感到满意，为了使道众以后不再对此有异议，他又宣布：“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祁志诚等人自然不敢拿身家性命开玩笑，遂一同表示：“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庶几洗雪臣等。”[108] 于是，忽必烈召集百官于悯忠寺，由报恩寺长老林泉从伦点火，将《道藏》伪经付之一炬，同时下诏各地：

除老子《道德经》外，随路但有《道藏》说谎经文并印板，尽宜焚去。又据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据《道藏》经内，除老子《道德经》外，俱系后人捏合不实文字，情愿尽行烧毁了，俺也干净。准奏。今后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经》里行者，如有爱佛经底，做和尚去者，若不为僧道，娶妻为民者。除《道德经》外，说谎做来底《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了者。今差诸路释教泉总统、中书省客省使都鲁前去。圣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军民人匠鹰房打捕诸色人等，应有收藏道家一切经文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添气力，用心拘刷见数，分付与差去官眼同焚毁。更观院里画着底、石碑上镌着底《八十一化图》，尽行除毁了者。自宣谕已后，如有随处隐匿道家一切说谎捏合、毁谤释教、偷窃佛言、窥图财利、诱说妻女，如此诳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诸般经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气力拘刷，与隐藏之人一体要罪过者。外民间诸子医药等文书自有板本，不在禁限。[109]

佛道第二次大辩论对道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本来，第一次佛道大辩论只规定焚毁《道藏》中涉及谤讪佛教的45部经书，而此次打击面却波及《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经典，对道教经书而言，不啻为一场空前浩劫。有材料显示，玄教领袖张留孙曾找到太子真金从中斡旋，让忽必烈放宽禁毁尺度。忽必烈随后召集翰林、集贤院官聚议，“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论行于世”，“而醮祈禁祝亦不废”[110]。可即便如此，许多道教经书仍然在焚经事件后湮没无闻，就此失传。明刊《正统道藏》卷数有5305卷，比《元藏》卷数反倒少了2500卷，究其原因，即与至元十八年（1281）《道藏》所经这场劫难有密切联系。

伴随着焚经事件，佛教向道教展开的大规模收复“失地”运动，“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111]。有些宫观是在第一次佛道大辩论中就已经输给佛教，而道教仍占据不还的。像大都路蓟州遵化县（今属河北）般若院，“元系先生占住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寺院”，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才由总制院使桑哥等奏请忽必烈，拨给崇国寺为下院。[112] 可更有相当数量的宫观是原来就为道教所有，此次却被佛教趁机强占。其中，以江淮释教都总摄杨琏真加在江南的表现尤剧。张伯淳在《辩伪录·序》中曾对他的行为大加称颂，称：“当是时也，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加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杨琏真加在江南依仗权势，无恶不作，“凡唐宋所额宫观，稍似丰厚者，以己力经为佛寺，梵其士，金其像，火其额，不下千百所。尝又罗煆入罪，僇道士凡三四人。由是此流背玄门、趋金教者甚众”[113]。江南有些道教名观，像杭州（今属浙江）太一宫、四圣观、龙翔宫，绍兴鸿禧观等，历史悠久，“皆亡宋以前先贤名迹江山形胜之地，远者百年。一旦皆被僧人强行抵赖，或称先系寺基，或云僧人置到，不经官府陈理，一旦使力，逐出业主，将应有财赋、钱粮等物据为己有。既得之后，不为修理爱护，拆毁圣像，喂养头匹，宰杀猪羊，恣行蹂践”[114]。以后，杨琏真加虽然受到惩处，但“前所额宫观归其教者才一二耳”[115]。

佛道之争从1255年《老子化胡经》之争开始，一直持续到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下令全面焚毁《道藏》结束，其间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其演变过程充分表明，蒙古政权的宗教政策，已经从早期的尊崇道教转变为崇佛抑道。从此，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备受蒙古统治者青睐，成为元朝的国教，而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势力，则举步维艰，处处受到限制，进入发展的低谷时期。道教的这种艰难处境，直到元成宗即位以后，才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节 北方道教的重振

经过佛道两次大辩论后，北方道教地位直线下滑，后来，在张留孙等人的努力下，忽必烈对道教的态度又一度有所缓和，下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众择之。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斯听为”。不过，由于当时权臣桑哥为佛教信徒，极力从中作梗，这一弛禁令当时仅在京师地区开读，“京师而外未白也”[116]。直到成宗即位，对道教的禁令才完全放开。此后，北方道教各派陆续恢复原有活动，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一 全真教

在佛道大辩论中，全真教为佛教徒重点打击的对象，因而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此期间，全真教共经历了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三任教主，他们除了受命参加一些皇家醮事与祭祀活动外，几乎对全真教的发展没有太大作为，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衰微。成宗即位后，道教完全解禁，张志敬遂趁机奏请于长春宫立碑，得到成宗批准，并下旨以翰林学士姚燧撰文。在碑文中，姚燧对成宗恢复道教的举措大加吹捧：“矧即位逾月，为坛寿宁宫，凡日月列星风雨雷电百神之亲上，山川社稷林薮走飞诸祇之亲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与改元端月，财九阅月，实三为坛。其后坛之延春阁，天步一再亲以戾止……吾以为经厄之余，丘氏之学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业者还之。丛是数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宝冠，荐之以玉珪，被之以锦衣，皆前嗣教者所无。”[117] 这通碑文，可以说是全真教全面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志仙之后，全真教教主传承不详。武宗即位后，随着苗道一接任教主，全真教又一次走向兴盛，并一直持续到元末而不衰。苗道一（1264—1335后）本为济源龙翔宫道士，后投靠祁志诚，成为其门下弟子。以后，他凭借其师与汪古部驸马高唐王术忽难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在蒙古统治集团上层广泛活动，并结识了时为藩王、抚军漠北的武宗。武宗与他“言诹有合，虚席咨问，所策应验如响，以为神”，“恃其谋以为进退，故鸾辂南驾，入承大统”[118]。武宗即位后，苗道一于至大元年（1308）七月被封为“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道教事”，成为全真教新一任教主。苗道一的头衔，尤其是集贤院的兼职，在此之前唯有玄教首领及个别龙虎山正一天师才有，这表明全真教此时已开始恢复昔日的显赫地位。而从制书称“事朕北藩，其言应而如响；逮予南面，乃功成而不居”来看，[119] 苗道一之所以能当上全真教主，应与他以潜邸侍从拥戴武宗有功有关。到至大三年二月，在苗道一的请求下，武宗又对全真道祖师的北五祖由真君加封帝君；北七真由真人加封真君，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由真人加封大真人，随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的其他弟子封为真人。[120] 全真教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武宗时期的全真教虽然由复苏再次走向兴盛，但同大蒙古国时期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全真教前期的兴盛主要表现为宗教思想文化的繁荣的话，那么，全真教此次的复兴，则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入元后，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主的人事干预开始逐渐加强。此前，全真教主的继承人选，一般由本教派自行确定，像尹志平、李志常的当选，皆是如此，自张志敬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张志敬本人的当选，是李志常向蒙古统治者力荐的结果。[121] 以后的教主，则必须经过元朝政府的承认，甚至直接由朝廷委派。这样一来，先前丘处机龙门派弟子对教主的垄断局面开始被打破，其他门派的弟子也得以凭借与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关系，问鼎教主宝座。像宋德方弟子祁志诚，即是因为与安童过从甚密，“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号矣”[122]。苗道一当选教主，更是完全由于推戴武宗有功，政治分赃而得。在这种情形下，全真教越来越趋于“官府化”，教主地位虽然显赫，实际上等同政府机构的官僚，精神与物质生活完全蜕化，已无复出家人的本来面目。

二 大道 (真大道与正一大道)

大道教的天宝宫与玉虚观两大传承系统，入元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下为两大传承系统在元代的发展情况。

天宝宫真大道在经五祖郦希成后，“其教日盛，风行四方，学者响应”[123]。入元后，传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六祖得法之后，德感宸旒，名闻朝野，君王眷顾，卿相主持，秉统辖诸路之权，受通玄真人之号，嗣承宗教，转见辉光。敷化一十五年，享年五十六岁，于至元癸酉四月廿二日以微疾而终。”“七祖得法之后，宣授统辖诸路，赐颐真体道真人名号。”[124] 李德和在参加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第二次大辩论后，于第二年十月将教事传与岳德文，是为八祖。岳德文担任教主期间，继续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扶植，于至元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广化真人，掌教宗师，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事，又赐玺书褒护之”，而“诸王邸各以其章致书，为崇教礼助者，多至五十余通”。在他当政期间，真大道势力所及，“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而真人（岳德文）时常使人行江南录奉其教者，已三千余人，庵观四百，其他可概知矣”[125]。显然，在佛道大辩论后不长一段时间，真大道即已恢复了以前的影响，并又继续有所发展。

大德三年（1299）岳德文去世后，真大道内部教主传承又出现波折。本来，岳德文生前曾将教事传付张清志，可历时未久，张清志即大概由于教内纷争而自行隐退。此后，真大道进入了所谓“二赵一郑（赵某、赵德松、郑进元）摄掌教事”的时代，三位教主在短短的“五年之间，相继殒灭”[126]。在此情形下，隐遁在外的张清志复出，成为真大道的九祖。[127] 担任教主后，张清志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废除教内刑罚，“自是众安害息，五年宿弊，一旦悉除”[128]。他历仕成、武、仁、英、泰定五朝，虽深受历朝皇帝尊崇，可一直以朴素自律，清高自许，这在当时颇为士人称道。虞集即称其“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或拜伏户下良久，自牖间得一语而去，已为幸甚过望。至于道德忠正缙绅先生，则纳屣杖策往见，不以为难。时人高其风，至画其图以相传”[129]。文中所说“道德忠正缙绅先生”，当指吴澄，二人交往莫逆，时人曾绘《吴张高风图》，对二人的君子风范大加颂扬。[130] 张清志后，真大道教主又传“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131]，迟至顺帝元统三年（1335），我们仍可见到元朝皇帝颁发给真大道宫观的圣旨。[132] 这表明，真大道一直到元朝末年依然存在。

同天宝宫系相比，玉虚观系的发展情况则并不是非常明朗。五祖李希安在入元后，于中统二年（1261）受命掌管大道教。至元三年（1266）去世后，由刘有明继为六祖，“是年冬，玺书授崇玄体道普惠真人”[133]。而至少从至元十二年起，杜福春已接替刘有明为七祖，受封“宣授掌管诸路正一大道七祖圆明玄悟真人”，[134] 这表明，在继天宝宫系改名为“真大道”后，玉虚观系也改名为“正一大道”，“正一”一名显然取自《正一盟威秘录》。至此，玉虚观系无论是从教义还是名称，都完成了向符箓道派的转变。杜福春后来曾与真大道七祖李德和一起参加至元十八年（1281）的佛道大辩论，此后事迹不明，教主传承也无从考证。不过，直到泰定元年（1324），我们依然能见到“正一大道真人刘尚平”与其他符箓道派（玄教、太一教）首领一起在大都崇真万寿宫参加周天大醮的记载。[135] 由此看来，玉虚观系已经完全与符箓道派合流，它最后融入正一教的可能性极大。

三 太一教

太一教没有参与两次佛道大辩论，且受命主持皇家禋祀太一六丁之神，因而在佛道之争期间所受冲击较小。五祖萧居寿（原姓李）接替萧辅道为教主后，受到忽必烈礼遇。他先是在中统元年（1260）九月受封“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而后又在至元十一年（1274）奉特旨将太一祖观迁到京师，于两京设太一广福万寿宫，“中建斋坛，继太保刘秉忠禋六丁神将”[136]。至元十三年，又受赐“太一掌教宗师”之印。在他的请求下，太一教前四祖均被追赠封号，弟子受封者也有不少。对元代政治，萧居寿也颇能发挥一定影响，“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寿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间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决朝政庶事，皆先启后闻者，盖居寿为之先也”[137]。元人王恽对萧居寿评价很高，称“师丰仪修伟，清修有操行，谦虚笃实，不事表襮，混然与物无忤，而胸中风鉴殊皓皓也。与人交，诚款有蕴藉，所谈率以忠信孝慈为行身之本，未尝露香火余习。生平问学，不斯须离，如饥渴之于饮食。其易传、皇极、三式等书，皆通究其理。晚节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宜其为圣皇挹真风，属秘祀，留宿宫禁，参预庭议。师素以忧深思远，理或未畅，形于颜色，故因方便而霈德泽之庞，即询访而裨时政之阙，横覆道荫，成敷钖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叵得而详。论者谓师虽方外士，其至诚上感，盖有君臣庆会之契，古人称上士学道，辅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师其有焉”[138]。

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萧居寿去世后，萧全祐（原姓李）接任教主，是为太一六祖。次年正月，元朝政府即下令“以六祖李全祐嗣五祖萧居寿祭斗”[139]。可见，此时的太一教依然延续了此前主持皇家祭祀的角色。在“继奉祀事”后，萧全祐“操履贞固，精严祭醮，至蒙两宫眷顾”[140]，继续受到元朝政府的宠信。与此同时，南宋灭亡后，江南地区与太一教相近的天师教也开始进入蒙古宫廷，其支脉玄教发展尤其迅猛，太一教逐渐出现了与其合流的趋势。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此前禋祀太一六丁之神的太一道士，已为正一道士所代替。[141]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位太一教主为七祖萧天祐（原姓蔡），他先后参加过延祐二年（1315）与泰定元年的金箓大醮，[142] 与玄教领袖吴全节及文人虞集、马祖常等均有交往。[143] 大概在萧天祐之后，太一教逐渐在组织上与正一教或玄教融合。

第四节 江南道教各派的状况

元朝灭亡南宋后，原南宋统治下的江南道教，成为元代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道教以符箓道派发展最盛，其中，在传统的“三山符箓”（信州龙虎山、建康三茅山、临江阁皂山）中，龙虎宗与元朝统治者的关系最密切，势力也最大。茅山宗与阁皂宗虽代有传人，但已渐趋衰微。其他符箓道派像净明、神霄、清微、东华、天心等也有活动见于记载。

一 三山符箓——龙虎宗、茅山宗与阁皂宗

在传统三山符箓中，以龙虎宗天师与蒙古统治者的接触最早。早在1259年，时为宗王的忽必烈南下伐宋时，即曾派北方正一道士王一清潜往龙虎山，与第35代天师张可大秘密会晤，张可大在会见来使时，曾预言忽必烈“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144]。元朝平定江南时，张可大已死，次子张宗演继为第36代天师。在忽必烈的邀请下，张宗演于至元十三年（1276）率徒众北觐。次年，“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给二品印，命主江南道教事。得自给牒度人为道士。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诏谕江南复宫观赋役。即京城创崇真万寿宫，敕弟子张留孙主之。后复两召至阙，礼遇有加”[145]。从此，元朝正式确立了龙虎宗在江南道教各派中的领导地位。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大辩论后，全真道的势力一蹶不振，而龙虎宗则由于属符箓道派，与元朝统治者的萨满信仰颇有相通之处，受到的冲击较少。张宗演留在京师的弟子张留孙一系，更由于接近宫廷，累受元朝皇帝的宠信，以后逐渐自成系统，发展为龙虎宗的一大支派——玄教。至元十八年张宗演去世后，其子张与棣、张与材相继接任第37代和第38代天师，例封真人，管领江南诸道教事。大德八年（1304），张与材加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至大初，又加封大真人，授金紫光禄大夫、留国公。[146] 在此期间，龙虎宗天师曾多次奉元朝皇帝之命，举行醮事活动。作为江南道教首领，江南道教各派事务，诸如宫观之赐额、道官之任命、封号之赐予等，也都由龙虎宗天师及其下设的江南诸路道教所管辖。[147] 在此情形下，龙虎宗在江南的势力甚嚣尘上，大德年间，郑介夫曾描绘龙虎宗在江南地区的跋扈时说：“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148]

茅山宗在元军平江南时，正值第 42代宗师翟志颖去世，许道杞（1236—1291）继任第43代宗师，“时值兵革之余，岁旱饥疫，淮邦惟甚。时省治在维扬，省臣避堂，请师至祷，雨足而疾已，遂给驿敦送于朝。世祖以臂疾召见大都香殿，令试以法，愈。复命祈雪止风，皆奇验。赐宝冠法服，降玺书大护其教，佩印南还，三茅山悉统之”[149]。次年二月，忽必烈又召请其师前38代宗师蒋宗瑛入朝，多加褒奖。[150] 至元二十八年（1291）许道杞去世后，王道孟（1242—1314）接任44代宗师。在任期间，“大德二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礼请君至江都醮而禳焉……如是连日，蝗不为灾。先是旱，祷而雨……由是制授养素通真明教真人”[151]。至大四年（1311），因年老，命入室弟子刘大彬袭其教。

茅山宗原长期以茅山为活动中心，但从元初起，苏杭一带名道辈出，影响反而超过茅山，其中以杜道坚最为有名。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今属安徽）人。先后师事石山耿先生、茅山蒋宗瑛等，南宋度宗曾赐号“辅教大师”。元兵平江南期间，“真人（杜道坚）冒矢石，叩军门，见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颜）于故都，披胆陈辞，为民请命。王与语大悦，恨见之晚，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安堵”。后受召觐见忽必烈于上都，“寻有诏，特委驰驿江南，搜访遗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上嘉纳焉”。寻住持杭州宗阳宫。大德七年授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又受玄教大宗师张留孙请，住持杭州四圣延祥观。“皇庆改元（1312），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旧住持杭州宗阳宫，兼湖州计筹山升玄报德观、白石通玄观等事。”[152] 著《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关尹阐玄》《文子赞义》等书，力主调和儒道。

阁皂宗在三山符箓中虽影响最小，但入元后，仍有活动见于记载。元猪儿年圣旨曾提到“临江路阁皂山有的万寿崇真宫葛仙翁八景玄坛里住持李宗师，每年正月十五日一番做好事行法箓有来”，后经玄教宗师张留孙奏请，“只依着在先体例里做好事行法箓者，其间不拣是谁，休倚气力沮坏者”[153]。后来，元朝又加封万寿崇真宫住持46代传箓嗣教宗师杨伯晋（可能为李宗师的继任者）为太玄崇德翊教真人，并升万寿崇真宫为大崇真万寿宫。[154]

二 其他符箓道派

除了传统三山符箓外，从三山符箓中分衍出的其他道派——净明、神霄、清微、东华、天心等，在元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由许逊崇拜而发展起来的净明道，主要流行于江西南昌一带。虽自南宋初周真公创教，传弟子何守证、方文后，净明道传嗣即已湮没无闻，但民间流行的净明忠孝信仰却没有就此衰竭。南宋灭亡后，净明道的圣地玉隆万寿宫受到元朝保护。“至元丙子（1276），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礼部，玉隆与居其一，故凡主是宫，率被受玺书。”[155] 到至元末，刘玉对净明教义重新加以阐释，恢复教团组织，净明道又开始活跃起来。刘玉（1257—1308），字颐真，号玉真子，鄱阳石门（今江西鄱阳）人。从至元二十九年到元贞三年（1292—1297），他一直在江西南昌西山一带“开阐大教，诱诲后学”，使净明道组织得以恢复重建。经刘玉重新阐释的教义，“其说以本心净明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为贵而已”[156]。因此，从刘玉开始，净明道更具有世俗化特点，带有较强烈的理学气息，这在当时的道教诸派中非常罕见。对净明道的核心教义“净明忠孝”，刘玉的解释是“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在他看来，所谓“净”，为“不染物”；“明”，即“不触物”。至于忠与孝，刘玉抬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加以解释，认为：“忠者，忠于君也，心君为万神之主宰，一念欺君，即忠也。”“人子事其亲，自谓能竭其力者，未也。须是一念之孝，能致心中印可，则天心亦印可矣。如此，方可谓之孝道格天。”[157] 针对这种境界，刘玉提出了3个互相衔接的修炼阶段：“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158] 他的这些思想，经弟子传播，在元代产生了较大影响。

神霄派在元代的主要传人为莫月鼎，有关他的名、字、籍贯与生卒年，各种记载互有歧异。大致说来，莫月鼎原名应为起炎，月鼎为其字或号，湖州吴兴人，生于南宋理宗宝庆年间，约在世祖至元末卒。出身官宦，初入四川青城山丈人观，从徐无极学五雷法，后从南丰邹铁壁得王文卿斩勘雷书，“于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动与天合，虽嬉笑怒骂，皆若有神物从之者”。宝祐六年（1258），浙东大旱，马廷鸾方守绍兴，请莫月鼎立坛祷雨，大雨倾注。理宗闻之，赐诗一章，称之为神仙。入元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遣御史中丞崔彧于江南访求异人，征召于上都。忽必烈令其演示雷法，“即取胡桃掷地，雷应声而发，震撼殿庭，帝为之改容。复命诸雨，雨立至如绍兴”。忽必烈大悦，厚赐之，寻有旨俾掌道教事，以老辞，遂给驿南返。此后，莫月鼎纵酒江湖，放浪形骸，“阳狂避世，不妄与人接。然颇闵疾疢者，有来告急，或以蟹中黄箓符与之，或摘草木叶嘘气授之，无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称。真官，谓其能主地上鬼神。其灵异之迹，士大夫多言之，不能尽载”。其所受王文卿秘籍，唯王继华、潘无涯得其传，“继华授张善渊，善渊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能狎雷致雨云，而玄真尤号伟特”[159]。此外，莫月鼎徒裔中，知名者尚有金善信、王惟一等。除莫月鼎外，神霄派其他支系在元代也有活动。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莫月鼎传》，与莫月鼎同师邹铁壁者，尚有同郡西野沈震雷真人，“自侍宸王真君（王文卿）演道以来，惟真人（莫月鼎）与西野沈真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东吴”。此外，自王文卿而下，神霄派另有一支谱系，“得其传者，则新城高子羽，授之临江徐次举，以次至金溪聂天锡，其后得其传而最显者曰临川谭悟真云。人不敢称其名，但谓之谭五雷”。入元后，谭悟真“犹在，浮沉人间，隐显莫测”。传庐陵罗虚舟，“罗之弟子虽多，而自以为得之者，惟萧主簿雨轩，其后则有周司令立礼两人而已”。周立礼传其子，萧雨轩则传胡道玄，人称“神霄野客”，“年二十余，道行关陕荆襄江汉淮海闽浙之间。当己巳、庚午（1329、1330）之旱，旬日之中，郡县争致之。所历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骂，雷雨随至，官吏畏而民爱之，环四五千里之间，所至无不应者。至于妖怪之作，劾治如法，人以为神”[160]。

清微派进入元代，值其第10代祖师黄舜申。黄舜申，号雷渊，俗名应炎，字晦伯，福建建宁人。少随父游宦广西，得危疾，清微第9代祖师南毕道以符水治之，并传以清微雷法。南宋理宗尝召见，御书“雷真人”四字以赐之。入元后，至元丙戌（1286），忽必烈召见于朝，未几乞还，制授“雷渊广福普化真人”[161]。清微派理论，与神霄派大体相同，以天人合一、内炼与外法相结合，而以内炼为行法基础。黄舜申所度弟子，分两支分传南北，其中弟子熊道辉，以福建建宁为中心传行于南；弟子张道贵以湖北武当山为中心传行于北。武当山为全真道南传的重要基地，清微派北传这支多由全真道士兼行，在当时颇为兴盛。

东华派在元代的主要传人为林灵真。林灵真（1239—1302），俗名伟夫，字君昭，号水南，人称“水南先生”，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宦世家，后弃儒学道，“乃绍开东华之教，蔚为一代真师。以度生济死为己任，建普度大会者不一”[162]。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第37代天师张与棣表其为温州路玄学讲师，继升本路道录，对灵宝济度斋仪作过整理，撰有《济度之书》《符章奥旨》，由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下令刊行，以广其传。

天心派在元代的主要传人为雷时中。雷时中（1221—1295），字可权，号默庵，又号双桥老人。祖籍豫章（今江西南昌），后徙武昌金牛镇。其派“专以《度人经》为主”，又“及儒释二家，博采旁求，贯彻混融，归于一致”。其传“有弟子数千人，分东南、西蜀二派。首度卢、李二宗师及南康查泰宇，由是卢、李之道，行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东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发扬混元道化之妙”[163]。此外，天心派在元代另有彭元泰传天心地司法，与雷时中一样重《度人经》，且重视“修炼大丹”。

第五节 玄教的异军突起

江南龙虎宗正一教第36代天师张宗演于至元十三年（1276）觐见忽必烈后，留下弟子张留孙为其在大都的常驻代表。此后，张留孙利用接近宫廷的便利条件，与元朝皇帝频繁接触，地位也随之日益显赫，于是，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道教新派——玄教形成了。

张留孙（1248—1321），字师汉，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幼从伯兄张闻诗学道龙虎山上清宫，受黄老之书及正一符箓、祠祭天地百神之法，后以所学游江淮间。至元十三年，元平江南后，张宗演受忽必烈征召北上，以其徒数十人从行，张留孙预其选。次年，张宗演南返龙虎山，张留孙则受命留侍忽必烈左右。“上时时召问，因及虚心正身崇俭爱民以保天下之说，深和上意。”一日，忽必烈在太子真金的陪同下祠祭于幄殿，忽风雨骤至，众人惊惧，不知所为，诏张留孙祷之，风雨立止。“裕宗（真金）在东宫，寝疾，上以为忧，诏公往护视，疾寻瘳，上悦。上幸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又寝疾，上命贵臣趣公祷祈以其法。中宫夜梦髯神绛衣朱毂行青草间，介士白兽拥导，以问公。公曰：‘青草生意也，明疾以春愈。’果然。后从公求所祷神像礼之，见画者与梦契，益以为神。”

由于张留孙法术灵验，大为忽必烈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乃诏两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赐名曰崇真之宫（后升崇真万寿宫），并以居公，赐平江、嘉兴田若干顷，大都、昌平栗园若干亩给其用。”本来，忽必烈还想赐予张留孙“天师”的头衔，只是由于张留孙辞以自己非天师世嗣，方才作罢。于是，忽必烈“别诏尚方作玉具剑，刻文曰‘大元皇帝赐张上卿’佩之”[164]。到至元十五年，又“加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玄教之名，盖始于此。次年，又“奏复宫观，令自别为籍”[165]。因此，时人认为：“东南道教之事，大体已定于开府之世。”[166] 道教自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大辩论惨败后，备受排挤，地位直线下滑。而张留孙则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奔走于蒙古权贵中间，为复兴道教不遗余力。“初，集贤、翰林共一院，用公（张留孙）奏，始分翰林掌诏诰国史，集贤馆天下贤士以领道教，置道官及宫观主者，给印视五品，为其道者复徭役。或以道家书当焚，上既允其奏，裕宗以公言请曰：‘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论定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上崩，成宗归自潜邸，隆福太后遣重臣从公郊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167] 至此，道教又完全恢复了活动，而张留孙的头衔也继续层层加码。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大德三年（1299），加大宗师，别给银印，视二品。十年，制授上卿。武宗即位，加大真人、知集贤院事。至大二年（1309），领集贤院，位大学士上。是岁，再加特进。仁宗即位，皇庆元年（1312），赐号“辅成赞化”。二年，赐玄教大宗师印。延祐二年（1315），制授开府仪同三司，号加“保运”。至此，张留孙的头衔已累增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其中，开府仪同三司为元代一品散官的最高品阶，即使蒙古勋贵生前获此殊荣者也为数不多，而张留孙更成为当时道教领袖中绝无仅有的一人，这在当时确实为“超越常伦”的恩典。[168]

张留孙所开创的玄教，完全是在元朝政府的一手扶植下形成的，政治因素要远远大于宗教因素。一般教派产生的轨迹，首先是从基层开始，在民间宣传教义，吸收信徒，发展组织，然后再由朝廷予以确认。而玄教却正好相反，先是由朝廷加以确认，然后自上而下，分派骨干力量，到各地吸收信徒，发展组织。玄教与龙虎宗天师教的关系也很特殊。一方面，玄教脱胎于龙虎宗，不仅在教义上与天师教毫无二致，而且首领与骨干也完全从龙虎山道士中选派。因此，就本质而言，玄教只是龙虎宗分衍出的一个支脉，“实一教而二名”[169]。可另一方面，玄教自身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本来，天师张宗演让张留孙留在京师，是想让他充当自己在京师的代理人，以便加强龙虎宗与元朝宫廷的联系。可张留孙因久侍宫闱，个人能力又强，赢得了皇帝的宠信，地位不断攀升，权势与地位反倒超过了天师，以致连“嗣汉天师之传，自宗演至于今凡四世，皆倚公论建矣”[170]。为了向世人昭示玄教的独立性，张留孙还为自己编制了一套师承谱系，“宗传之初，由袭明体素静正真人张思永始得道龙虎山中，再传为集虚演化抱式真人冯清一，三传为广玄乾化贞一真人冯士元，四传为象先抱一渊素真人陈琼山，五传为通真观妙玄应真人张闻诗，六传为毓真洞化静复真人李知泰，七传为宝慈昭德泰和真人胡如海，八传为葆光至德昌玄真人李宗老，大宗师实师之”[171]。这一谱系是否绝对可靠，还不敢完全肯定。但张留孙排出这样一个传承谱系，无非是想让世人知道，玄教虽与龙虎宗有渊源关系，但传授早已自成系统。张留孙死后，文宗天历二年（1329）被追封为“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172]。真君为高于大真人的道教封号，除全真教七真获此殊荣外，一般只授给道教各派的创始人，张留孙得此封号，无疑表明元朝政府也把玄教当作一个独立的教派看待。

玄教在日后的发展中，制度不断完善，组织不断健全。历任教主，一般冠有“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的头衔。教主继承人选，在前任教主生前就已确定，而且还有一个法定头衔“玄教嗣师”。新任教主在正式接班时，除了有皇帝下发的任命玺书外，还要有前任教主留下的印与宝剑，作为教内传承的信物。印为皇庆二年（1313）仁宗所赐，以玉制成，印文曰“玄教大宗师”，剑系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所赐，其上镂文曰“大元皇帝赐张上卿”。这种以印、剑为教主权力象征的做法，在龙虎宗、茅山宗等江南符箓道派中都能找到踪迹，很有可能就是模仿后者而来，只不过玄教的这两件信物为元朝皇帝御赐，同龙虎宗、茅山宗相比，更具有权威性。玄教处理各地教内事务的机构为江淮荆襄等处道教总摄所，总摄由教主兼任，下设都提点一职（有时由“玄教嗣师”兼任），作为教主的助手，负具体责任。从这一机构的名称不难看出，玄教虽然总部设在北方，但管辖范围却主要在南方，而且与龙虎宗的势力范围有重合之处。因此，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总摄所经常需要同龙虎宗天师的道教所互相协调。[173] 总摄所之下设有各级管理机构，基层组织宫观，则设提点，分掌本宫观教务。在各地宫观中，以玄教总部所在地——大都崇真万寿宫最为重要，崇真万寿宫提点除处理总部日常事务外，未来教主往往也以此起家，历任江淮荆襄道教都提点、玄教嗣师，然后成为教主——玄教大宗师。此外，杭州所在之大开元宫为玄教另一重要基地，从仁宗延祐元年（1314）起，张留孙的弟子王寿衍、薛廷风等相继被封为“真人、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住持开元宫事”，坐镇于此。[174]

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张留孙去世后，众弟子依次传承，先后又经历了5任教主，依次分别为吴全节、夏文泳、张德隆、于有兴与董某。[175] 其中尤以吴全节担任教主时间最长，达25年之久。在他在任期间，玄教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延续了以前的尊崇显贵，而且在思想方面更注重兼容并蓄，尤其是儒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玄教进入了其发展的繁荣期。直到元朝灭亡，玄教所依托的政治土壤不复存在，才又回到龙虎宗正一教的旗帜下。

玄教在兴盛期间的儒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玄教首领虽为出家人，但大都有强烈的入世意识，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这在前两任教主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张留孙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垂四十年”，“非有宿卫之劳，而常在帷幄；非有辅相之位，而常与国论”。利用与皇帝亲密接触的便利条件，他常常“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以至“天子卜相则问焉（如完泽，下同），名皇子则问焉（如武宗、仁宗），大臣进退则问焉”[176]。应当承认，像张留孙这样在政坛有如此影响力的道士，在有元一代还是不多见的。继任教主吴全节，“尤识为政大体，是以开府（张留孙）每与廷臣议论，及奏对上前，及于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孙之弟子吴全节深知儒学，可备顾问。’是以武宗、仁宗之世，尝欲使返初服，而置诸辅弼焉”。他虽然最终没有还俗，可对政治的热衷却丝毫未减，甚至公开宣称：“予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俨然以国家栋梁之臣自居。在朝中，玄教首领广事交游，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像张留孙，“至元、大德之间，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有深契焉”。吴全节，“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论唐虞之治，无南北皆主于公矣。若何公荣祖、张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贾公钧、郝公景文、李公孟、赵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俨、王公约、王公士熙、韩公从益诸执政，多所谘访。阎公复、姚公燧、卢公挚、王公构、陈公俨、刘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钜夫、赵公孟頫、张公伯淳、郭公贯、元公明善、袁公桷、邓公文原、张公养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贤，盖不得尽纪也”。[177] 夏文泳，“一时贤士大夫，馆阁名流，皆与为方外交”[178]。当朝中官员相互倾轧时，玄教首领往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弥缝其间，为官员排忧解难。例如，“当至元末岁，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张留孙即与崔彧同诣相府，为其说情。“又与同谒近臣，言：‘御史台，世祖皇帝建立，专以惩奸势。尊则纲纪明，削之则台不能立矣。’近臣大惊，入言于上。明日大宴大明殿，谕崔曰：‘台为朕耳目，朕曷不知，忧卿等不职，故告谕，宜勿惧，其尽心焉，朕行为汝增重矣。’”[179]“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怀孟未至，而阎公（阎复）典诏令，有狂士危言诘阎公，事罔测。”吴全节即“力言诸李韩公孟，仁宗意解”。此外，玄教首领还经常受元朝皇帝委派，到各地搜访人才。像张留孙，忽必烈“即使近臣从公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比还，所荐论，上皆以名召用”[180]。吴全节在大德九年，“奉旨搜贤，知叶玄文、邓牧心隐居余杭天柱山，即而征之，固辞不起”[181]。王寿衍先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永嘉徐似孙、金华周世昌，引见于香殿，奏对称旨”。又于延祐四年（1317），“复奉旨求东南贤良”。次年，“得永嘉戴侗《六书故》、鄱阳马端临《文献通考》二书，表上而颁行之”[182]。

其次，玄教道士多以儒学见长，以儒融道，是当时玄教道士的共同特点。像吴全节平日“博览群书，遍察群艺，而于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尝作枢环之堂，书先天诸图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诗曰：‘要知颜子如愚处，正是羲皇未画前’”。当时，元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学说，相比之下，陆氏心学则显得沉寂无闻。“至顺二年（1331），公进宋儒陆文安公九渊语录，世罕知陆氏之学，是以进之。”对于儒家忠孝之道，吴全节也能做到身体力行，“公之执亲丧也，自奔丧至家，水浆粥，仅足以延息。涕泗滂沱，继以血衄。丧葬之后，力之所得为者，无不尽力焉”[183]。连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也不禁为之感叹曰：“真人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184] 也正因为吴全节儒化程度很深，时人多以儒士目之，吴澄称他“寄迹道家，游意儒术”[185]，许有壬则有“人以为仙，我以为儒”的评价。[186] 继任教主夏文泳与他相似，“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而深明于儒先理学之旨”[187]。其他玄教骨干也多儒学渊源较深，像张留孙的弟子陈义高在学道时，“与儒业有进”[188]。另两个弟子薛玄曦与何恩荣，前者“精于玄学，尤善为儒家者流之言”，后者则“延名儒淑其徒”[189]。在文学方面，玄教道士也不乏造诣颇深者。像吴全节即擅长作诗，“自幼至老，尤好以吟咏，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强”[190]。所为诗文曰《看云录》，吴澄称赞“其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盖其少也，尝从硕师，博综群籍，蚤已窥闯唐宋二三大诗人之门户”[191]。陈义高，“酒酣为诗文，意生语应，笔陈不能追，有谪仙、贺监风致，高古处可追陶、谢，类非烟火食语……夫遗文有《沙漠稿》《秋岩稿》《西游稿》《朔方稿》”[192]。今存《陈秋岩诗集》二卷。陈日心，“好为诗，情丽自然，有足传者”[193]。王寿衍，“其所为诗，闲远典雅，为世所传赏”[194]。薛玄曦，“善为文，而尤长于诗。……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问》一卷”[195]。

第三章 教育体系的形成和理学的盛行

第一节 国学的建立

国学，全称国子学，是中国古代王朝中央官学的名称。在有些朝代，中央官学称为太学，或是国子学、太学并设。元朝不设太学，中央官学称为国子学，隶属于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196] 此后明、清两朝皆沿其制。

大蒙古国时期，虽在燕京设有国子学，但其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官学。忽必烈建立元朝，改行汉法，按照汉族制度建立中央官学的任务方才提上日程。中统时期，儒臣宋子贞即提出“建国学教胄子”的建议。[197] 中统二年（1261）、至元四年（1267），两次颁布“以许衡为国子祭酒”的任命。[198] 但此时国学尚未设立，祭酒徒有虚名。至元七年，大臣张文谦、窦默重提设立国子学的建议。窦默奏言：“三代所以历数长久，风俗纯粹者，皆自设学养士所致。方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风化之本。”于是忽必烈下令“立国子学，命许衡为祭酒，选朝右贵近子弟令教授之”[199]。至元八年三月，许衡正式出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又“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学校校址，设在南城（金中都旧城）原金朝枢密院衙署。[200] 这样作为元朝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学，在教官设置、招生对象、校舍地点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规制初步具备。

许衡（1209—1281），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字仲平，号鲁斋，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早年以程朱理学教授门徒，声名渐著，被忽必烈辟为京兆（今陕西西安）教授。忽必烈即位后，许衡曾上奏疏《时务五事》论述推行汉法事宜，官至中书左丞。他鼓吹以儒家义理为核心的一套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在元初的历史环境下并未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因此从政并不得意。忽必烈让他主管国学教育，教授蒙古贵族子弟，算是发挥了他的特长。许衡本人对这项工作也抱有很大热情，高兴地说：“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201] 国学初开之时，规模较小。第一批学生只有侍臣子弟十一人，年纪较长的四人由许衡辅导，年幼的七人由太子赞善王恂辅导。不久王恂随从皇太子真金抚军漠北，这些学生全部交给许衡。[202] 后来学生数量或许有所增加，但人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203]

图2-3-1 许衡像

为教好这一小批贵族子弟（其中绝大部分是蒙古、色目人），许衡下了很大功夫，从外地将他的旧日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等12人召入国学，担任“伴读”，亦即教学辅导工作。针对学生年纪较小、汉文化基础差的特点，教学内容比较浅显，先从朱熹所编《小学》入手，次及“四书”。教授之时，“章句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引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并且让学生反思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教学之余，命蒙古学生年长者习学“受宣拜诏仪”和“释奠、冠礼”等重要礼仪，年幼者演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等日常生活仪节。又组织学生进行投壶、习射等古礼中的竞技娱乐活动，负者罚读书若干遍。除伦理教育外，兼教算术、书法。取传说中唐尧至元朝初年共三千六百多年当中的历代世次、年数，编为一数，命学生记诵并加减。这样在学算术的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书法方面，则以唐代颜真卿为法，重在端正庄敬。[204] 上述教学内容和方法，对初习汉文及儒学的蒙古、色目学生来说颇为适用，有利于他们改变草原旧习，较快地抓住中原儒家文化的要领，从而成长为合格的统治人才。在许衡“恩同父子、义若君臣”的教导熏陶下，这些学生“言谈举止，望而知其为先生（指许衡）弟子，卒皆为世用”；“俱能通经达礼，彬彬然为文学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通疏，果于从政”[205]。史籍所载后来仕至高位、成为元朝“名臣”的许衡弟子，有蒙古兀良哈氏不怜吉解，官至河南行省左丞相；蒙古克烈氏也先铁木儿，官至中书平章政事；蒙古蔑儿乞氏坚童，官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康里人不忽木，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秃忽鲁，官至枢密副使；等等。

但国子学创建之后，发展并不顺利。忽必烈正在筹划平定南宋，一统天下，对文教事业不甚重视。许衡与当时得宠的理财权臣阿合马又有很深的矛盾。到至元十年（1273），国子学生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有人辍学而去，本来学生就很少的国子学面临窘境。许衡因而以老病和先人下葬为理由，辞职返乡。大臣刘秉忠、姚枢等请以太子赞善王恂主持国学教务，以保持许衡的办学“规模”，同时“增置生员”，忽必烈“并从之”[206]。但从其他史料来看，此后许衡的办学“规模”并未得到保持。12名伴读大都离开了国学，仅耶律有尚、白栋二人被任命为国子助教。[207] 至元十三年（1276），国子学生不忽木、坚童等上疏建议兴学，称“学制未定，朋从数少，譬犹责嘉禾于数苗，求良骥于数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他们请求“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给各有定制”，并且提出一套相应的分科分级教学方案，史称“书奏，帝览之喜”。但实际上，其建议并未得到采纳。十四年，不忽木等人被召至上都，“布官中书、宥密、宪台”。他们既然被任命了官职，自然也就离开了国学。[208] 教官当中，耶律有尚于至元十五年出任监察御史，王恂、白栋则随从皇太子真金左右，“朝夕不出东宫”[209]。此时的国子学，基本上已经停办，至少是名存实亡。因此王恽才有《议复立国子学》的奏章，称颂许衡教过的国子学生“扬历省台，蔚为国用，岂小补哉”，认为“宜复立国子学，以风励天下”[210]。

至元中期，史料中仍有国子学的记载，实则主要是指皇太子真金所办教育东宫侍卫子弟的学校。“国学”移到了东宫。《元史》卷115《裕宗传》：“（至元）二十年春，辟刘因于保定，因以疾辞，固辟之，乃至，拜右赞善大夫。是时已立国子学，李栋、宋衜、李谦皆以东官僚友继典教事，至是命因专领之，而以衜等仍备咨访……会因复以疾乞去。二十二年，以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此事在《滋溪文稿》卷8《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元史》卷171《刘因传》略同）中，则记为“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恂卒，继者难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又《滋溪文稿》卷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

初，裕皇设学于春坊，命赞善王公恂教养宫府侍卫之子孙，王公卒，征处士刘公因教之。刘公归，至是命公教之。寻授奉训大夫、国子司业……裕皇时时召见，听诸生讲诵古训，履赐公帛，慰劳良厚。

在崇尚汉化的真金庇护之下，国学教育不绝如缕，勉强维持。在汉族儒士看来，这种状况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集贤直学士程钜夫上奏说：

国家自中统建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熏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几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何如其琐琐也。而主国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才盛衰张本于此……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廪，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211]

程钜夫是南宋降臣，在当时颇得忽必烈信任，降旨“那般行者”，但一时并未落实。一年后，亦即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在另一名南士叶李请求下，忽必烈终于命令有关官员议定国学条例，闰二月正式颁行。[212] 元朝的国学教育，至此完全形成定制，东宫的“春坊学徒”也在国子司业耶律有尚带领下并入了新的国子学。[213]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颁行的国学条例，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恢复、完善了国子学教官建置，并且在国子学上增设教学管理机构国子监。设国子祭酒一员，从三品；国子司业二员，正五品；国子监丞一员，正六品。以上为“（国子）监官”，属教学管理人员。国子博士二员，正七品；国子助教四员，正八品。以上为“（国子）学官”，具体负责教学工作。与官员品级相联系，国子监定秩从三品，国子学定秩从七品。[214]

第二，增加学生名额，预定学生名额200人，暂时先招收120人。其中正式学生100人，包括蒙古50人，色目及汉人50人，年龄均要求10岁以上。另有伴读20人，“公选通文学人充”，年龄15岁以上。这样的办学规模与前代汉族王朝的中央官学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比许衡草创时期已经有了大幅度进步。

第三，学舍列入官府兴造计划，随后建造孔庙。暂时先拨官房一所，包括讲堂、学官厅、斋房、厨房、仓库房等房屋几十间。学生饮食、日用杂物、文具和学校教学经费、图书等，一律由官方支付。

第四，规定国子监的上级机构为集贤院。集贤院，秩从二品，长官为集贤大学士，以下为学士、直学士等官，至元二十二年（1285）从翰林国史院中分立，“掌提调学校，征求遗逸，召集贤良”，以及道教、阴阳、占卜等事务。[215]

有关国学教育形成定制以后的具体教学内容、方法，上述国学条例未予说明，见载于《元史·选举志一·学校》，应当也是在至元二十四年或稍后形成的。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书，依先后次序，为《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然后是《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周易》。教学方法，先读后讲。读是断句诵读，辨明字词音、义；讲为阐述段落、篇章内容。均由博士、助教讲授，伴读传习。讲授次日，命学生抽签陈述读、讲过的内容，作为考核。其他教学、考核内容还包括作对联、诗文、经解、史评等，由博士出题，学生完成作业，助教初审，博士评定。

以上制度的形成，使元朝国学教育进入了稳定和正规化的状态。到成宗时期，国学教育又有新的发展。

一是兴建孔庙与新校舍。至元二十四年拨官房为国子学临时校舍，二十五年曾加修葺，[216] 但此后正式校舍和孔庙都迟迟未建。成宗大德三年（1299），经中书左丞相哈剌哈孙奏请，在大都城东崇仁门内开始兴建孔庙，由工部郎中贾驯主持工程。大德十年（1306），孔庙建成。随即又在孔庙以西营建国子学新校舍，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建成。此前的临时校舍，就位于大都城内东部，[217] 新校舍很可能就是在临时校舍的基础上扩建的。[218] 所以建孔庙历时七年有余，而新校舍两年多就建成了。孔庙占地半顷，国学新校舍的面积约相当于孔庙的五分之四，有房屋167间。时人记述说：“不独圣师之宫巍然为天下之极，而首善之学亦伟然耸天下之望。远迩来观，靡不惊骇，叹羡其高壮宏敞。”[219] 此后历明、清两朝，这里一直是孔庙和国子监所在地。

二是创办上都分学。元朝皇帝每年夏天巡幸上都，国子学中有的学生身份属于怯薛近侍，需要扈从前往，对学习造成影响。于是自大德六年起，经丞相哈剌哈孙提议，每年当皇帝北巡，国子监均分派若干教官随从，“分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给之”。八年，因分学需要增加教官编制，增设国子助教二员，创设国子学正二员、学录二员。[220]

三是扩充学生名额。《元史》卷21《成宗纪四》：大德八年“二月丙戌，增置国子生二百人”。这似乎表明增加了200个学生名额，但根据以后的史料来看并非如此，其含义当为“增至二百人”，即将学生名额增加到200人。至元二十四年国学条例即已规定学生定额200人，但当时只招收了120人。这次扩充只是增满当初的定额而已。

四是规定了国子学生出身任官的名额。至元二十四年国学条例规定：“外处生员成材者，申国子监，若有茂异者，提举司申覆，集贤院闻奏，呈省区用。”[221] 地方学校生员学业优异者可以“呈省区用”，国子学生当然更会如此。不过因为监学初开，学生人数也不算多，其优异者标准如何评定，举用多少，大约都是临时决定，尚无一定之规。蒲道源称元初国学岁贡“不限其额”[222]，或即指此时的制度。至成宗大德后期，始对国学生员的“岁贡”名额作出规定。《元史·选举志一·学校》：“成宗大德八年冬十二月，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十年冬闰十月，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也就是说，国子学的二百名学生中，每三年可以有两名蒙古学生、两名色目学生、两名汉人学生毕业获得官职。实际上，国学中的高级贵族官僚子弟，时有“特起骤为大官者”，其入仕“常因其族，而不尽以诸生选”[223]。岁贡制度主要是针对中下级官僚的子弟，故名额不多。

成宗时期国学制度的上述变化，对于保证国学教育在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基础上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此时元朝鼎盛已过，衰象初显，国学教育也出现了形式化、有名无实等种种弊端。如时人郑介夫批评说：

京都立国子监，设生员，无非贵游子弟，群居终日，句读未通，已登仕版，欲冀成材，实不可得。若真欲取材于监中，岂二三十辈乳臭无知之子所能尽之耶？……所设伴读又不择人，重赂监官，剩出陪堂，便得入名，更不知所伴所读者何事，惟想望部领（令）史、儒学教授而已。[224]

其言或许不无过甚其词，但至少可以使我们对成宗朝国子学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二节 地方儒学的普及

元朝地方学校的建设，早于中央官学。中统二年（1261），也就是忽必烈即位次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请委任“博学老儒”提举各路学校，于是下诏设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任。诏称：“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才，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加主领敦劝。”[225] 这份文件的意义，在于正式宣布恢复地方官学设置，并将发展教育明确规定为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至元三年（1266），许衡上奏疏《时务五事》，其中一项专论“农桑学校”的重要性，称“能是二者，则万目皆举；不能是二者，它皆不可期也”。具体则建议“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226]。至元六年设立地方监察机构提刑按察司，其职责也包括了“勉励学校”。同时中书省发下文件，要求地方官每遇朔望，“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希望“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才可冀”[227]。平宋以后，南宋的地方官学大多保留下来，毁于战乱的也逐渐重建。以后历朝皇帝即位，颁发诏书都要讲到保护学校、发展教育的问题。元朝疆域辽阔，很多前代王朝管辖所不及的边远地区，在元朝的统一兴学政策下都建立了官学，“于是遐陬绝漠，先王声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学焉”。加上官府和社会创办的书院、劝农机构大司农司主管的农闲学校社学，以及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元朝地方学校的总体数量是相当大的。所以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自诩说：“列圣相承，百年之间，幅员万里，黉舍相望，何其盛也！”[228]

元朝地方学校当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办儒学。它与中央的国子学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官方儒学教育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教育机构集贤院和国子监，在管理国子学同时，也节制地方儒学教育，各行省均设有儒学提举司掌管地方儒学事务，秩从五品，[229] 受集贤院和国子监的领导。元朝地方官办儒学的特色，在于其学生主要来自国家划定的一类特殊户籍——儒户。按照元朝制度，各类特殊户籍都要为国家承担某项特别义务，世代相袭，不得改易。儒户的义务，与僧、道之类职业宗教徒较为接近，“对国家仅奉行精神上的工作”[230]。具体言之，就是出一名子弟入学读书，其中主要是入官办儒学，也可入书院。作为履行特别义务的报偿，儒户可以在赋役上享受一定优待，免除部分赋税，差役在相当长时间里亦可优免。即是姚燧所云“圣元为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惟责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户调皆复之，无有所与”[231]。与军户、站户等负担沉重人力和财力义务的特殊户籍相比，儒户的境遇是比较优越的。儒学生员还包括一些儒户以外的民间子弟，但他们入学必须经过考试，赋役优待也极为有限。[232] 不过无论是否儒户，一旦入学，即可享受奖学金性质的廪给，主要用于解决本人膳食，有的地方兼可提供住宿及相应生活费用。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有路、府、州、县等不同层次，官办儒学相应的也有路学、府学、州学和县学，级别依次降低。作为高层军事机构，侍卫亲军诸卫也基本都设有儒学。[233] 凡属官办儒学，都包括孔庙和学校两个组成部分，“由学尊庙，因庙表学”[234]，因此习惯上又将各级官办儒学统称为庙学。如《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礼典·宣圣庙》：

有国家者通祀仲尼于天下，其来尚矣。我国家定中国，庙祀如故而学隶焉。舟车所至，凡置郡县之地，无小大，莫不皆有庙学。

庙学中属于“庙”的建筑，主体为礼殿（或称大成殿），礼殿两侧有从祀廊庑，殿前一般有道路、泮水、仪门、棂星门等，有的孔庙另建有先贤祠、祭器库。属于“学”的建筑，主体为讲堂（通常称明伦堂或明德堂等）和书库（通常称尊经阁），另有生员斋舍、学官厅舍、仓库、厨房等。庙、学合一之制始于唐代，“天下郡县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似夫宗庙，而复琢范土木，象其神明”[235]。它使得祭祀活动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具有宣传、熏陶、倡明教化的意义。虞集曾经就此总结说：“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学于此者，诵其诗，读其书，习礼明乐于其间。诚其道也，不敢不俯焉以尽其力；非其道也，不敢杂然以妄用其心。圣贤去之千载，求诸仿佛之形容，以端其所向导焉。所系不已重乎！”[236] 但另一方面，地方儒学教育的形式化倾向也由此产生。“有司修祀典勿敢阙，而教无其师，师非其人，则或有不暇计者”；“典学者以修造祠像为先务，而以教养次之”；“各处牧民之官竞以修建文庙为事，在于政绩固为可嘉，然考其师生教授之实，人才作养之功，百无一二，是务其外而遗其内也，是知其标而不知其本也”[237]。不少人认为这是“非礼”“三代教育之实泯泯扫地”[238] 的表现。

儒学学生人数多寡不一，少者十数、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通常视当地学校的经济状况而定。总体而言，江南儒学生员相对较多，北方较少，级别高的儒学生员相对较多，级别低的较少。日常教学活动，大致在世祖忽必烈末年到成宗前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制度。全体儒学生员，每月逢朔（初一）、望（十五）日齐集学校，拜谒孔子像，然后听教官讲解经书。如有事不能出席，必须事先请假。朔望以外，15—30岁的生员每天都要坐斋读书，习作经义、杂文、律诗等，教官每月考试计分，年终排定名次。排名在前者，次年正月经本路官员复试，取第一名申报上司，作为“岁贡”即毕业充任重要机构吏职的人选。30岁以上的生员不必天天坐斋。如非儒户，即可从事其他职业。如系儒户，仍需在家读书教学，不满50岁的还要定期向学校上交作业，每季度第一月作经赋，第二月作论，第三月作经疑和史评。这样“各务进德修业，以待选用”，要是从事了与儒户身份不符的其他职业、活动，就可能受到“削籍为民，依例当差”的处罚。8—15岁的生员，则在儒学中的“小学”读书，先学朱熹《小学》，次及《孝经》《论语》《孟子》等经书，同时学习书法，以颜真卿的“颜体”为范本。根据现有史料，上述制度首先是在儒学教育最发达的江南推行的，[239] 其他地区的儒学教育或许没有江南那样复杂和严格，但基本内容应无大异。

就形式而言，元朝的儒学教育制度算得上比较完备，但它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员出路不畅。元朝用人重吏轻儒，且长时间不开科举。生员通过“岁贡”入仕，名额甚少，全国平均每年只有119.66人，[240] 况且并非直接任官，而是先充吏职，经过几十个月才有可能获得八、九品官职，道路可谓狭窄而崎岖。“岁贡”以外，另一条仕途是充任教官，但名额同样有限，而升迁更加艰难，对此，下文还要述及。《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云：“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事实上，儒学生员中由这两条途径“辈出”的人才只是极少数。如萧启庆所总结：“无论由吏进或以学官进，大多数的士人都必须永沉下僚，位居人下。”[241] 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儒学生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学校教学质量。元成宗时郑介夫指出：唐宋时期“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才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而元朝前期儒户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因此他批评说：“若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使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尽优异之虚文，无激劝之良法，终何补于世用？”[242]

各级儒学所设教官，有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不同名目。元人同恕称：“国家注意学校垂百年，凡以人才出治之本，莫此为急。近自京师，远虽荒裔，若路、若州、若县，曰教授，曰学正、学录、学谕。大小相维，彼此相资，莫不设官分职，俾修教事，以登济济多士之美。”[243] 元初，教官设置比较混乱，南方尤甚。至元二十一年（1284），首先对腹里地区的教官设置进行了规范：路儒学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和上、中州儒学设教授一员，下州儒学设学正一员，县儒学设教谕一员。成宗大德五年（1301），又将这套设置原则推行于江南。[244] 上述教官当中，只有教授是入流的品官，路教授从八品，散府、上中州教授正九品。学正、学录、教谕都没有品级。另外各级儒学中还均设直学一员，“掌管本学田产、屋宇、书籍、祭器、一切文簿并见在钱粮”[245]，也就是主管学校中教学以外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朱德润说：各级儒学既有教官之设，“主其金谷、簿书、期会之烦，又必设直学一人以司其出纳，所以尊师儒之严而不敢渎也。故居教官职者总识其大略，而直学事者实纂其详也”。直学“其职为尤劳”，而其工作却是“学校风化之原，礼乐所关”[246]。因此尽管直学地位比学录、教谕等更低，并不直接负责教学，但在广义上也可以划入教官的范畴。在许多地方，主要是南方的路、府、州学，教授、学正等官不一定承担全部教学事务，往往还要另聘训导。训导由教授等主管教官“自辟”，或提学官“以物论推择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行文学，则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实宾师已”。有的教授因而脱离了教学工作，“问教授所职何事，则曰：吾有政。问其政安在，则曰：稽钱谷也，缮治黉舍也”[247]。有的学校所聘训导非人，地方监察部门还曾专门颁发文件，要求“依例敦请年高道迈、文学优博之士，建充训导，教养人才”[248]。

下自直学、上到教授的儒学教官系列（训导不在其内），构成了元代士人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按制度，直学一般从学校的优秀生员中选拔，历任一考（30个月），可充学录或教谕。学录或教谕历任两考后，可以升任学正或书院山长。学正或书院山长历任一考，可补府、州学教授，成为入流的品官。府、州学教授历任一考，可升为路学教授。教官级别越高，名额越少，每升一级，都要经历激烈的竞争。“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员无穷而阙有限”，“阙有限而考有期，来日多而应日狭，不知岁月之坐困也。”[249]除少数幸运和有背景的人外，“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余年，比及入流，已及致仕”，“陷在选坑之中……往往待选至于老死而不获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250]。即使做到教授，仍然是位卑禄薄，且无实权。要想在仕途上再有发展，还必须再经一番拼搏，设法转入行政系统任职，最后也不过终于州县卑秩而已。

地方儒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忽必烈时期，北方儒学的学田配置并不普遍，许多学校经费窘迫，教育名不副实。胡祗遹曾作诗描述说：“学校虽粗设，虚楹照空廊。朔望香火冷，老雨淋欹墙。教官窘生理，日求糊口粮。后学岂不繁？儒名行工商。”[251] 南方儒学则基本上保有南宋时期的学田，经费得以保证。“宋平，凡江之南，财之储府库、赋之产山泽者，悉输京师，独遗贡庄学田，仍畀之学，俾资教育。”[252] 以致当时南北方儒学教官待遇不同，北方教官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俸禄，只能靠学生缴纳的学费谋生，南方教官则由学田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后来元廷一度将南方学田收归官有，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仍下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廪师生及士之无告者”[253]。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在即位诏书中要求“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254]。北方许多学校由此增添了学田。除南宋旧有和元朝官拨外，有的地方也有私人捐助学田，或学校筹资购置。各地儒学的学田数量多少不等，少者一二百亩，多者数千亩，还有个别达到数万亩的。学田的经营，基本上采取租佃方式，且大部分收取定额地租。[255]

元朝的地方学校，除官办儒学外，还有书院、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和社学。书院及阴阳学等，将在下文叙述。社学是在乡村基层兴办的农闲学校。至元七年（1270），元廷颁布立社法令，农村中大致每五十家立为一社，作为生产互助和基层管理组织。收服江南后，又将社制推广到南方。立社条例中规定：“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256] 虽然规定教授儒家经史著作，实则教师“多系粗识文字之人”，主要只教一些浅显的识字课本。政府曾颁发文件，要求社学教师教学前先经州县儒学培训，保证教学内容以“圣经”为主，实际上未必真能做到。[257]《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卷15《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大司农言……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这两万多所学校指的就是社学，因为立社及相关事宜是由大司农司负责的。数字虽然可观，但多少有虚报的成分在内。况且社学不像官办儒学有一套完整制度，没有经费保障，其教学活动弹性很大。成宗大德二年（1298）的一份公文，即已承认社学“废弃不行”[258]。

第三节 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

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的官学教育是以儒学为主，间有其他专科教育，但并不普及。元朝的情况则有所区别，除儒学系统外，还另有三类广泛设置的官办专科学校：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元人云：“昔之为学也一，今之为学也增其三焉，曰蒙古字、曰医、曰阴阳。所肄之业虽不同，其于严师弟子之道以相授受，则亦未始不同也。”[259] 也就是说，这些专科学校虽与儒学教学内容不同，但在教学制度、管理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一 蒙古字学 (附回回国子学)

蒙古字学是教习八思巴字的学校。八思巴字颁行于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始名为蒙古新字，后专名蒙古字。其创制经过和文字特征，详见后文。颁行八思巴字的当年，即在地方诸路建立蒙古字学，并由中书省议定其学制。至元七年，设立诸路蒙古字学教授。八年正月，在京师建立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260]。在有关诏书中，同时对地方蒙古字学制度进行了补充规定。上路蒙古字学生员定额30人，下路25人，皆“与免一身差役”。蒙古字学校舍均由官府拨付。各地官员子弟以及当地居住的回回、畏吾儿、河西（即西夏）人等，愿学蒙古字者均可入学，不受定额限制。翰林院负责用蒙古字翻译《通鉴节要》，作为中央、地方蒙古字学的教材。蒙古字学生员学习两三年后，“选择俊秀，出试题策问，观其所对，精通者为中选，约量授以官职”[261]。至元十四年，又设立了蒙古国子监，统一管理蒙古国子学和诸路蒙古字学事务，受蒙古翰林院节制。

蒙古国子监、学设官原则与作为中央儒学的国子监、学相仿。监官起初仅设国子司业一员，后增设祭酒为长官，又设监丞主管杂务。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监丞一员，正六品。学官有国子博士、助教、教授（教授一官为儒学国子学所无）等，起初共设五员，后定制博士二员，正七品；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并正八品；学正二员，学录二员，为流外官。[262]两所国子监、学机构名相似，官名也大部分相同，极易混淆。忽必烈皇太子真金谕令太子中庶子伯必的儿子“入学”，伯必就将其子送到蒙古国子学学习。后来真金见到其子，“问读何书”，才发现与自己的原意不符，自己本来是想让他进入儒学国子学[263]。蒙古国子学的学生数目，开始未有明确规定，后来定为30人，成宗大德十年（1306）增为60人，武宗至大二年（1309）设伴读生员40人，共100人，其中蒙古50人，色目20人，汉人30人。但当时蒙古国子学内实际就学的学生远不止此数，达到二三百人。针对这种情况，仁宗延祐二年（1315）对学内生员进行了一次清理，于原有百人定额上再增加50人，其中包括蒙古20人，汉人30人，总共为150人。这150人均为享受官给廪膳的正式生员。另外还有114名学生，都是庶民子弟，允许他们自费学习，称陪堂生。[264] 此后蒙古国子学生员数目，史料乏载，可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地方蒙古字学最初只设立于路一级，教官为教授。《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至元十九年，定拟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据此，此时既有府、州蒙古字教授，则府、州中已有设立蒙古字学者。但府、州级广泛设立蒙古字学，应当是在成宗朝。王祎称：“前元元贞初，以蒙古言语文字，天下或不能尽习，诏所在州郡并建学立师，贵游子弟及民间俊秀皆令肄业。”[265] 当时已有诏书，为地方儒学普遍配置学田。对于“与儒学一体教育生徒”的蒙古字学，也要求各地官府“钦依诏书事意”，从“无违碍荒闲地土”内拨给学田。大德五年（1301），蒙古翰林院官员议定府、州蒙古字学学生数目：散府20人，上、中州15人，下州10人。[266] 路、府、州蒙古字学学官，除教授外，又增设学正一职。[267] 在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专门设有蒙古提举学校官，秩从五品，置提举、同提举各一员，管理地方蒙古字学事务。[268] 其他行省的蒙古字学，则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监察部门监督。除路、府、州蒙古字学外，侍卫亲军诸卫、诸王投下、蒙古千户所中按制度也都设有蒙古字教授。[269]

有关蒙古字学学生的出路，《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记载说：“上自国学，下及州县，学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此处的“国学”是指蒙古国子学，“翰林”是指蒙古翰林院。“州县”笼统言之，所言不确，蒙古字学最低只设到州一级。据此可知出路主要有二：充任蒙古字学教官和充任译史。译史是政府机关中的文字翻译人员，有的时候也称为蒙古必阇赤，是元代一种重要的吏职。充任蒙古字学教官者，要想进入行政系统，也往往先是转充译史，然后出职入官。与儒学学生充任教官或岁贡充吏、渐次转为低级官员相比，蒙古字学学生的入仕模式大体一致。但实际上，蒙古字学学生与前者相比却有两点优势。一是蒙古字学无县学，府州学也并非完全普及，[270] 其学生总数远比儒学为少，而政府机关中译职人员的需要颇为广泛。二是译职人员在吏员群体中出职前途相对较为优越，通常能获得中品官位，并且居官时“其语言专长可能得到不少利便”[271]，在一些重要部门充任译职者“阶为卿相，班班可考”[272]。因此总的来说，蒙古字学学生的出路好于儒学学生。《国朝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入官》云：“世祖皇帝置国字以通语言，其用人略如儒学之制而加达矣。”元末人徐一夔则直接说：“元制，蒙古字学视儒学出身为优，器局疏通之士多由此进。”[273]

八思巴字虽可用于“拼写一切文字”，但首先是为蒙古人创制的，按理蒙古字学的首要教学对象应当是蒙古人。正因如此，蒙古国子学的正额生员按民族分配名额，分给蒙古人的最多。不过检阅史料，我们在蒙古字学学生中能找到的蒙古人却很少。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蒙古字学教学重在培养翻译人才，其中的优秀学生不但要懂蒙古语，还要至少精熟其他一种语言文字，这对蒙古人来说有一定难度。况且对于中上层的蒙古贵族、官员子弟来说，做官比较容易，不需要很辛苦地通过学习语言进入仕途。但对其他民族，情况就不一样了。色目诸族中，许多原来就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往往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元廷对他们学习八思巴字颇为鼓励，早在至元八年（1271）就规定：“随处居住回回、畏吾、河西人等，愿学（八思巴字）者听，不在额设之数。”二十余年后发现，“蒙古文字，学的多是回回、畏兀儿人有”[274]。对汉族来说，进入蒙古字学学习更有吸引力，“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275]。而且很多人学习游刃有余，成为语文专家。《王忠文公集》卷17《鲍信卿传》：

鲍信卿者，讳完泽，其先汴人也……今为杭人。……前元元贞初，以蒙古言语文字，天下或不能尽习，诏所在州郡并建学立师，贵游子弟及民间俊秀皆令肄业。信卿受业其师萧氏，悉究其精奥。乃捃摭史传中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以为书，曰《都目》，反复应对，曲折论难，最为详密。又记其师所授之言为书，曰《贯通集》。又采精粹微妙之言，门分类别为书，曰《联珠集》。又取蒙古及畏兀儿问答比譬之言为书，曰《选玉集》。凡其音韵之所自出，字画之所由通，毫厘之间，具有分别。南北人为蒙古学，未有出信卿右者。

与此相联系，不少色目人和汉族人成为优秀的蒙古字学教官。如畏吾儿人文书奴，曾是八思巴造字时的助手，他的儿子野先后来长期主持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工作。据《滋溪文稿》卷15《卫吾公神道碑》：

少敏悟，世其父业。年二十擢为国子教授，诸生翕然信服，不敢以少年易之。岁满乃迁助教，又迁博士。为博士凡三考，遂迁监丞，又拜司业，累官奉议大夫。……尝考古者圣贤行事及历代君臣善恶成败可监戒者，译以国言，传诸学徒。故诸生服公之训，人人卓然自奋，思立事功，非但诵习其空言而已。公又依仿成均之制，定为学规，下至米盐笔札，亦皆出纳有法。其所译润诸书，人争传之。学国言者，以得公师为荣。至大间，武宗皇帝亲择贵臣子孙数十人，俾从公游。仁宗皇帝方兴学校，眷公尤深，尝曰：此人极有学守，不可使离监学。公亦泊然守职，不变不退，盖自教授累至司业几三十年，未尝别迁他官。一时台阁名卿硕辅，往往皆其弟子。

八思巴字创立未久，许衡的弟子马充实即“旁曲通畅，单出杂比，会其指归，学者争诣门请业”，忽必烈亲自召见，任命为怀孟路蒙古字教授。南宋降臣、宗室赵与的儿子赵孟赉随父北上京师，“时新制蒙古文字颁行未久，鲜有能通之者。府君（赵孟赉）一见曰：此声音之学耳。试习之，辄精其艺。用荐者授温州路蒙古字学教授”[276]。罗常培、蔡美彪二先生曾列举元代的几种八思巴字书：《蒙古字韵》《蒙古字百家姓》《蒙古韵编》《华夏同音》。其中除《蒙古字百家姓》编者不详外，另外三书都是汉族人所作。[277] 这类书在元代可能为数不少。除上面引文中提到鲍信卿的几种著作外，还可以举出婺州人王伯达《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和广平人张大卿《国语类记》。[278] 它们在元代蒙古字学的教学当中，大约多少都能起到参考书的作用。

元代在大都还设有另外一种文字专科学校——回回国子学，但没有相应的地方学校建置。有关材料，主要见于《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以取充焉。”可知回回国子学的教习内容是一种“便于关防取会数目”的“亦思替非文字”，其管理机构为回回国子监，体制与儒学国子监、学和蒙古国子监、学相似。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培养一些政府机构中的回回译史（亦称回回掾史）。[279] 关于这种“亦思替非文字”，多数学者认为是波斯文，也可能专指波斯文中一套用于财务核算的特殊文字。[280]

图2-3-2 《蒙古字韵》书影

二 医学

与回回国子学相反，医学和阴阳学都设于地方，在中央并无“国子学”级别的专门学校。其中医学设立较早，设置也更广泛。中统三年（1262）太医院使王猷等奏：“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受。设或朝廷取要医人，切恐学不经师，深为利害。依旧来体例，就随路名医充教授职事，设立医学，训诲后进医生勾当。”忽必烈准奏，随即派人前往各路建立医学，由地方官府拨给校舍。[281] 蒙古统治者一向重视实用型的技术人才，窝阔台汗时就“罗天下医……立太医院总其政”。一些地方也很早就设有医学教授。[282] 中统三年则是将医学设置普遍推广到各路。太医院下设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283]。后来，路以下地方机构也相继设立医学。至元二十二年（1285）定医学教官设置，路置教授一员、州置学正一员、县置学谕一员，基本仿照地方儒学制度，唯教授品级稍低。[284]可知按规定，医学已设到县一级，与儒学相同，而比蒙古字学普及。程钜夫《雪楼集》卷13《永新州医学祭田记》云：“国家仁民爱物，无所不用其极，天下郡县建医学、置官吏，与儒学等。”安熙《默庵集》卷4《医学谕诸生文》也说：“至于我朝，上自京师，以至列郡州县，各设师弟子员，比于儒学，此盖列圣之所以惠活元元，泽被四海，于以广博施济众之仁也。”不过医学的学田不很普及，有的学校“师弟子之廪稍无所从出”[285]。除太医院直辖的医学提举司外，一些主要行省也设有医学提举司，主管当地医学教育。

元代医学均建有三皇庙。三皇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其名目众说不一。中古时代的人受《尚书》伪孔传序的影响，通常认为三皇是指伏羲、神农和黄帝。唐代始于京师立庙祭祀三皇，到元代，三皇获得了天下“通祀”的地位，并被定为医学的行业神，在各地医学立庙祭祀。就儒家士大夫角度来看，三皇是古代圣人，“非独有功于医也”[286]。之所以被蒙古统治者视为“医学之祖”，大约是受中医药古籍《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书名及有关传说影响。[287] 忽必烈时期，各地已有不少医学建立三皇庙。成宗元贞元年（1295），“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医院定祭祀礼仪，分别为三皇安排了配享神祇，又以“姓名载于医书”的黄帝臣子俞跗等“十大名医”从祀，“视孔子十哲”。稍后太常寺臣提出反对，认为其制“非礼”，但反对意见未获采纳。[288] 这样天下“通祀”三皇于医学的制度，一直实行到元朝灭亡，并且对以后的民间崇拜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89]

与其他朝代相比较，元代儒士不受朝廷重视，仕途不畅，改行习医者颇不乏人。如乐安人董起潜，出身于“宦家名族，前代以儒科仕者，不翅百数”，适逢“宋亡科废”，只好“舍儒而习医”[290]。而且在一些儒士甚至理学家看来，医是体现儒家伦理的“仁术”，“儒之道无所不通，医之道一伎尔，而于儒之道为近”[291]，也助长了社会上的习医之风。与此相关，医学的教学和考试，较早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医学与儒学一样，内部也分大、小学，学生必须“坐斋肄业”。若不坐斋，或虽坐斋而“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虚应故事”，教官和提调地方官都要罚俸。教学内容分十三科，后改十科，每科皆有专门的“所治经书篇、卷、方、论条目”，定期从中出题考试。[292] 成绩合格的医学生员，结业后即可获得在社会上的行医资格。欲为官者，还可参加专门的科举考试。其科举三年一试，先在各路举行府试，中试者可充任医学教官，随后在大都举行省试，中试者可充太医。仁宗初年，开设了针对儒士的科举，随即按相关制度对医学科举进行改革，地方考试亦称乡试，中央考试亦称会试。中试者分为三甲，第一甲充太医，第二甲充副提举，第三甲充教授。[293]

三 阴阳学

阴阳学主要教授以天文学知识和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占卜、堪舆、择日之术。这类活动常为反抗、叛乱者所利用，历代统治者一般都对它们在民间的传播加以限制。元朝阴阳学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民间从事阴阳活动的人进行集中管理，同时从中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其设置起因是忽必烈在位后期的乃颜之乱。乃颜是东北宗王，他发动叛乱据称曾受到一名何姓阴阳家的鼓动。叛乱平定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大臣提议：“如今那般阴阳理会得人根底，驸马、大王根底不拣谁根底一迷地休交行。汉儿、蛮子田地里有理会得阴阳人的数目，各路里官人每好生的要了，秀才、大夫的体例里，每路分里委付教授好生教者。那里有好本事呵，每年省里呈了交来。这里来试了，理会底呵，司天台里也交道行者，不理会底，交回去。”此议获准。[294] 由此在各路设立阴阳学，后来又推广到府、州，教官有教授、学正、学录。[295] 成宗元贞元年（1295），议定选拔阴阳教授之法，“各路公选老成重厚、术艺精明、为众推服一名，于‘三元’经书内出题”考试。所谓“三元”指婚元、宅元、茔元，亦即择日和相地之术，这是民间阴阳活动的基本内容。“三元”考试通过后，由集贤院任用[296]。集贤院是中央管理儒学、道教事务的最高机构，也统管地方的阴阳学事务。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行省等较为广泛的地区还设立过阴阳提领、提举等官职。[297]

阴阳学没有配套的庙祀制度，有些地方的阴阳学就与医学一样，以三皇作为行业神。如浙江海宁州的三皇庙，就是由医学正胡某、阴阳学正许某率领当地医户三十家、阴阳户三百家筹资建立的。购田若干亩作为“祭田”，应当也就是医学、阴阳学共有的学田。其《祭田记》还说：“我朝言医及阴阳者，乃原其所自，推三皇以为先圣，天下郡邑咸得通祀焉。”又如镇江路阴阳学没有专门的房舍，“附于三皇庙”[298]。阴阳学学生的出路，优秀的可经考试到中央司天台工作，或充任阴阳学官。大多数则在社会上以阴阳术谋生，元人朱思本称：“挟斯术艺游于通都大郡，下至闾阎田里，比比皆是也”，说的应当就是这部分人。[299]

第四节 理学家与教育家：许衡、刘因和吴澄

在元代的思想界、教育界，许衡、刘因和吴澄是影响最大的三位学者。清儒黄百家云：“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300] 三人当中，许衡、刘因是北方人，吴澄则来自南方。许衡年龄较长，入元时已年过半百；刘因、吴澄年纪较轻，当元朝建立时不过十余岁。刘因短命，忽必烈在位时已卒；吴澄长寿，一直活到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三人相同之处，都尊奉程朱理学，著书授徒，对理学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因此尽管吴澄的生平跨越了元朝前、后两期，我们还是在这里将他与前期的许衡、刘因一同叙述。至于元代前期理学传播、发展的概况，则一并放在下章“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一节中述及。

一 许衡

许衡（1209—1281）的生平履历，前文已有所述及。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金蒙之际的战乱中度过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只是自学了一些儒家经书和传注。后来接触到南宋传来的程朱理学著作，大为折服，遂尽弃旧日所学，专事程朱，并以之授徒，声名渐著。忽必烈为藩王时，开府汉地，广纳人才，许衡的好友姚枢、窦默较早被忽必烈招入藩邸。在他们推荐下，1254年，46岁的许衡被忽必烈征辟为京兆教授。忽必烈即位后，数次召见许衡，让他参议朝政，至元七年（1270）擢任中书左丞，官居宰辅。在左丞位一年，调任国子祭酒，主持新建立的国子学教学，直至至元十年（1273）辞官返乡。至元十三年到十七年，被召至大都参与历法制定工作，历成，复返乡，不久即去世。成宗大德元年（1297）追谥文正，武宗至大二年（1309）追封魏国公。仁宗皇庆二年（1313），获从祀孔庙。

图2-3-3 《鲁斋遗书》

许衡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宣扬和传播程朱理学。“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思想“一以朱子之言为师”[301]，罕有创新发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已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枘凿，不少变其规矩也。”“平生嗜朱子学不啻饥渴，凡指示学者，一以朱子为主。或质以他说，则曰：‘贤且专主一家，则心不乱。’”[302] 具体而言，则有下面两方面的特点。

其一，为学简易，不尚博洽，不重文辞。朱熹著述繁富，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许衡“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303]，本未能窥朱学之全体，加上自己原来的学术根基不深，后来教授学生，又有一些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蒙古、色目贵族子弟，因此述学教人，皆求简明易晓。他曾给儿子写信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他虽对《尚书》《周易》有一些研究，“然每学者请问，则必使之从事于《小学》，卒未尝以此语之也”[304]。许衡著述不多，除传世《鲁斋遗书》14卷外（另一种版本为《许文正公遗书》12卷），另仅《小学大义》《孟子标题》《读易私言》等数种，以及门人记录的《中庸说》《四箴说》。对于文章修辞，许衡尤以为无益，认为：

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305]

他平时“颇病文籍之繁”，尝曰：“圣人复出，必大芟而治之。”甚至平宋后见到朱熹的全部著作，“亦病其太多”[306]。

其二，特别崇尚“躬行践履”。朱熹论人格修养，强调“居敬”“践履”。许衡对此大加发挥，认为：

凡为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未能，当勉而行之；我所行不合于《六经》《语》《孟》中，便须改之。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307]

因此在国子学教学时，每讲一章必让学生反思：“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意在“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后人也推崇他“盖真知实践者也”[308]。南宋末年理学流弊，往往“身未必行，惟见笔舌华靡”，“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309]。苏天爵评论说：朱熹死后，“大江之南儒者，讲明其说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实践者亦不多见也”[310]。南宋降臣赵与应征北上，“首言力行致知”，抨击“近世率清旷自高，言行若枘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与许衡一拍即合。以致许门弟子认为：“伊洛源委，惟赵公为真似。”[311] 由此可见许衡对“躬行践履”的崇尚，就当时学术发展而言，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而且许衡论“行”，虽以理学“克己”“涵养”功夫为主，也间有一些更加务实的内容。例如他曾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君子多以农务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312] 这对理学僵化的义利观，多少也有所突破。

许衡对政治的态度是矛盾的，“君召辄往，进辄思退”[313]。他早年颇有抱负，“慨然以道为己任”。并对人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314] 曾作诗赠好友窦默云：“莫厌风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愿推往古明伦学，用沃吾君济世心。甫治看将变长治，呻吟亦复化讴吟。千年际会真难得，好要先生着意深。”[315] 用世之心跃然。但当自己被任命为京兆教授时，出于学者的矜持，却又百般推辞。[316] 元朝建立后，许衡虽然几度出山，参与了一些制度创建工作，但总的来说对政局日感失望。在给窦默的一封辞荐信中，他悲观地写道：

治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矣。……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势不可为，时不可犯。……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开之，拂时而举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斫也。揠苗则害稼，代匠则伤手。是岂成己成物之道哉？……今先生直欲以助长之力，挤之伤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为耶？[317]

实际上，忽必烈对许衡确实也不甚欣赏。他曾对许衡的学生不忽木说：“曩与许仲平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耶？抑汝之贤过于师耶？”[318] 欧阳玄虽然吹嘘许衡与忽必烈的“君臣遇合之契”，但也不得不承认：“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已，以是终无枉尺直寻之意。”[319] 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衡从政失意，倾力教学，却对推动理学传播、树立理学统治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如虞集所云：“使国人（指蒙古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谥号）之功甚大也。”[320] 也正因如此，许衡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拔高，加官赠爵，从祀孔庙，被誉为元初“命世之大贤”，是与“不世之君”忽必烈相配的“不世之臣”[321]。

许衡在思想领域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论学浅显，重视躬行，能够适应汉化粗浅的蒙古统治者的需要。元人对此早有定评。张养浩说：

我朝……圣圣相承，前后百有余年，魁人硕士裦然辈出，其传圣人道者，乃惟覃怀许衡氏寥焉一人，何邪？盖尝考夫许氏之学，其所拳拳者《小学》“四书”，未尝以博洽称焉，未尝以能文辞称焉，未尝以多才艺称焉。其所守至简，其用力至省，而其究乃杰然复出一世之表，而从祀于圣人。何哉？盖彼所以剧且劳，卒不克蜕凡近者，从事于技也；此所以简且省，顾日跻高明者，从事于心也。心焉者，言行慥慥，不弛于冥，不饬于显，穷达祸福，一无所挠；技焉者，则忘已而役于物，外观若美，中实无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为已为人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世祖之训士：“不务实学，惟虚文是徇，缓急其可倚？”呜呼，吾元所以享亿万世无疆之休者，其本于斯欤？

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之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盛意，庶无负矣！[322]

但许衡学术的弊病也是明显的，那就是由于缺乏深度和创造性，“所见只具粗迹”，尽管“一世靡然而从之”，却“数传而易衰”[323]。乃至“功利进取之士窃其绪余以干时，乐为简易之说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窃其名以文其虚诞卤莽，而不可与入圣贤之域”[324]。元后期学者苏天爵《题鲁斋先生遗书后》[325] 云：

而世不察，皆日：“言语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载而下，去圣益远，舍此吾何从而求哉？乃日：“吾惟躬行云尔。”呜呼，吾未闻学之不博而有以为致思之地者，吾未闻言之不文而可以传精微于久远者。鲁斋先生非笃学力行君子欤？平生盖未尝为言语文字者。今先生远矣，学者不可得而见矣，幸有遗书六卷者在，犹得见其仿佛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学何自而见耶？

这篇许衡著作的跋，实际上却是对许衡“学之不博”“言之不文”的婉转批评。

二 刘因

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慕诸葛亮“静以修身”语，表其居日“静修”，故学者称为静修先生。幼聪慧，过目成诵。获读宋朝理学家著述，乃弃训诂之学而事性理。家境贫寒，教授为生。性情狷介，不妄交接，官僚路过保定闻名来谒者，皆避而不见。至元十九年（1282）被荐于朝，授右赞善大夫，为皇太子真金属官，不久以母疾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元廷复以嘉议大夫、集贤学士来征，称病固辞不出。两年后病卒。有《静修先生文集》传世，并著有《四书集义精要》《小学四书语录》《易系辞说》。仁宗延祐中，追赠翰林学士，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刘因一生隐居，年仅中寿，但声名甚盛，“元有国以来学者，言处士必宗容城刘静修先生”[326]。由于其教授、传播理学的业绩，在元代北方学者中得与许衡齐名，所谓“覃怀许文正公衡进而师于上，保定刘征君因退而师于下”。“文正公（衡）被遇世祖，征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门人贵游往往仕至显官。文靖公（因）既出既归，学者多穷而在下，传其师说，私淑诸人。两公之门虽出处穷达有所不同，其明道术以正人心盖未始不一也。”[327] 不过另一方面，刘因的治学特征与许衡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许衡述学一主朱熹，刘因则在理学范围内兼采诸家，自有去取。他曾广泛阅览理学诸儒“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的著作，“一见能发其微”，并评论说：“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328]。可见他的崇朱，具有综合比较、评判的基础。他的学术代表作《四书集义精要》30卷，“简严粹精”，对朱熹《集注》颇有发明。后人评为“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329]。就具体学术源流而言，苏天爵总结为“其学本诸周、程，而于邵子观物之说深有契焉”。明儒刘宗周指出“静修颇近乎康节（邵雍）”[330]。今人周良霄甚至认为：“刘因本质上是派生于金代儒学而远承程、邵的理学别派，与许衡恪承朱学一派在许多见解上是不同的。”[331] 元末人赵访云：

初，国家既收中原，许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书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说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复明。容城刘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张所尝论著，始超然有见于义理之当然、发于人心而不容己者。故其辨异端、辟邪说，皆真有所据，而非掇拾于前闻出处。进退之间，高风振于天下，而未尝决意于长往。则得之朱子者深矣。[332]

也就是说，由于刘因能够在朱学的基础上“上求周、邵、程、张”，因此才能“超然有见”，“真有所据”，“得之朱子者深”。这或许是比较客观的看法。袁桷也说：“保定刘先生因，笃志独行，取文公书会粹而甄别之，其文精而深，其识专以正。”[333] 含义大体相同。虞集则说：“予观于国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学者高明坚勇，孰有过于静修者哉？诚使天假之年，逊志以优入，不然使得亲炙朱子，以极其变化充扩之妙，则所以发挥斯文者，当不止是哉！”[334]

其次，刘因在重视《小学》、“四书”等理学入门之书的同时，也非常强调经书的学习，倡导由博返约。他指出：

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

对汉唐注疏之学，也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予以否定，而力主循序渐进，兼容并采：

《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

刘因对史学同样十分重视，主张“‘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并且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经书实际上就是上古的史书。[335] 这些方面，实可纠正许衡后学浅陋之弊。

再次，刘因并不轻视文辞，认为“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又云：“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縻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以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336] 他本人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尤擅诗名。《四库全书》编者评价：“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减于衡……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337] 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曾说：“文以载道，辞不胜，不足以言理。”[338] 这与许衡的思想显然也有差别。

对于刘因隐居不仕之举，历来评论很多。身后不久，即有国子助教吴明上书，称颂刘因“志趣高尚，有非时辈所敢望……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欧阳玄作画像吹捧他：“于裕皇（指真金）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张养浩挽诗则云：“一生怀抱谁能识？他日休猜作逸民。”[339] 刘因隐居不仕的“怀抱”究竟何所指？大体言之，是对元朝统治者的“开创规模”失望，观其“不足有为”，“睹时政之谬”，认为“不足为辅”[340]。从而毅然远避尘嚣，以保全自己和“道”的尊严。元人笔记记载：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途中曾与刘因会面。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一再拒聘，就此向人解释说：“不如此则道不尊。”[341] 这段故事不尽真实，因为许衡年长刘因40岁，中统元年刘因年龄不过十几岁，二人不可能有上述对话。但它却反映了元人对许衡、刘因出处行藏不同选择的理解，也基本上可以解释刘因隐居不仕的思想动机。刘因文集中有一篇《退斋记》（《刘文靖公集》卷18），作于至元十三年（1276），尖锐地批评了一种只顾个人利益、进退无常的无原则行为。略云：

老氏其知道之体乎？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彼老氏则实见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见夫此也。虽然，惟其窃是以济其术而自利，则有以害夫吾之义也。……知洼必盈，于是乎洼。知弊必新，于是乎弊。知少必得，于是乎少。知朴素之可以文，于是乎为朴素。知溪谷之可以受，于是乎为溪谷。知曒之势必污，盈之势必溢，锐之势必折，于是乎为婴儿，为处子，为昏闷晦寂。……置己于可以先、可以后、可以上、可以下、可以进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终，未入而图其出，据会而要其归，阅衅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见其迹焉。……呜呼！挟是术以往，则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也。

通常认为，这段文字影射的对象正是许衡。全祖望分析其含义说：“由文靖之言观之，则知苟非行道之时，必不当出，亦不当择地而居之。盖立人之朝，即当行道，不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斯其文靖之意，非后世之论也。然则文靖高矣。”[342] 全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既然认清形势不容“行道”，那就选择“居田间以明道”，这就是刘因隐居不仕的原因。当然刘因本人在至元十九年（1282）也一度错误估计形势，短暂出仕，但迅即悔悟：“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343]

三 吴澄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学者称草庐先生。南宋末年中科举乡贡，会试落第，授徒乡里。入元后继续隐居，虽两度应召北上，而未任官职。武宗至大元年（1308）60岁时，始应聘为国子监丞。后升国子司业，议教学与同僚意见不合，辞职返家。英宗至治三年（1323）召拜翰林学士，泰定帝开经筵，充经筵讲官，泰定二年（1325）辞官归。顺帝元统元年去世。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澄一生著述、讲学不辍，“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屣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344]。揭傒斯奉诏为其作神道碑，首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治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并比较二人不同说：许衡“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澄“僻在江南……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345]。这代表了元朝官方对吴澄的评价，也反映出吴澄在有元一代思想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吴澄早年入抚州临汝书院学习，书院山长、徽州人程若庸是朱熹再传弟子饶鲁（号双峰）的门人，故吴澄在学术源流上可以算作朱熹的四传弟子。但他又曾师从于广信人程绍开，程绍开主张“合朱、陆两家之说”，被认为是“本为陆学而和合朱学者”[346]，因此吴澄与陆九渊也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吴澄少有大志，19岁即著文讨论“道统”。他借用《周易》中的“元、亨、利、贞”概念将道统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时期，每时期同样分为元、亨、利、贞四阶段。其论近古道统云：“近古之统，周子（敦颐）其元，程（颢、颐）、张（载）其亨也，朱子（熹）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在与友人的信中也说：“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隐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又曾用诸葛亮的典故，自作楹联“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友人程钜夫因而题其居曰“草庐”，遂有草庐先生的别号。[347] 值南宋灭亡，遂弃去事功之想，专意治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吴澄也被征至大都，以母老为由，拒不任职，翩然南归。途中作绝句25首，寄赠赵孟頫等仕元南士。其中有云：

子房为韩心，孔明兴汉事。三代以后人，卓伟表万世。

扬雄莽大夫，陶潜晋处士。男儿百岁中，盖棺事乃已。

元后宅土中，神皇主天下。书传三千年，未有如此者。

风前白浪恶，雨后黄流浑。公无渡河去，天未丧斯文！[348]

面对“书传三千年，未有如此者”的重大历史变局，吴澄仍然坚信“天未丧斯文”。不过，他不仅无法实现“子房为韩心，孔明兴汉事”，连“陶潜晋处士”也未能效法，在“盖棺事乃已”之前，终于出仕。[349] 就“明道”的信念而言，比不上刘因坚决。钱穆评价“静修风节峻邈，似非草庐所及”，但也指出吴澄尽管“屈仕”，对元朝“意终不属”，“其与鲁斋（许衡）出处终是异趋”。劳延煊则说吴澄对元廷的态度是“若即若离”[350]。

吴澄的治学旨趣，与和他同岁的刘因较为近似。苏天爵为刘因所撰墓表称：“吴公（澄）于海内诸儒慎所许可，独知尊敬先生（刘因），岂其问学出处道同而志合欤？”[351] 钱穆也指出：吴澄、刘因“论学要旨时有相合”[352]。在思想兼采宋儒、重视经书、不轻文辞等方面，二人的确颇为接近。但吴澄比刘因晚卒40年，早年学术基础和所处学术环境都明显优于刘因，故而学术成就又远在刘因之上。刘因基本没留下什么经学研究著作，吴澄治经学，则著述等身，成绩斐然。早年即对《周易》《诗经》《尚书》《春秋》《仪礼》《礼记》《大戴礼记》一一校定，元廷遣人誊写，用为国子学教材。武宗时，吴澄亲入国学执教，“旦秉烛堂上，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请问……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导诱掖之，使其刻意研究，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353]，一时大大提高了国子学的教学水平。晚年博采群书，撰成《五经纂言》，包括《易纂言》12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春秋纂言》12卷、《礼记纂言》36卷，又有《仪礼逸经传》2卷、《三礼考注》64卷。宋儒自朱熹之后，下功夫钻研经书的人很少。吴澄则能“研磨六经，疏涤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其于群经，悉厘正其错简，折衷其疑义，以发前儒所未发而集其成”[354]。被评为“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指朱熹）”[355]。特别是对《仪礼》的整理，编次篇章，厘定传注，完成了朱熹的未竟之业，在经学史上贡献很大。对《尚书》的研究，专取今文而不及古文，推动了《古文尚书》辨伪工作的发展。吴澄对经书以外的古籍，也多有研究。他曾说：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观时变，不可无诸史；广求名理，不可无诸子；游戏词林，不可无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无诸杂记录也。[356]

因此又曾校定《老子》《庄子》《太玄》以及郭璞《葬书》、邵雍《皇极经世书》等古籍。后人评价他“上焉天文，下焉地理，与夫九经之微辞奥义，以至诸子百家之言，罔不研究，真知实践，而各臻其极”[357]。

与刘因的理学博采诸家相比，吴澄“博采”倾向更为突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力图调和朱、陆，取陆学以补朱学。他自己同朱熹一样博览群书，但对朱学后裔沉溺于言语训释、泛滥不得要领深表忧虑，因而对陆九渊的“尊德性”“发明本心”之说非常推崇。虞集《吴澄行状》记载他的观点说：“先生尝为学者言，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吴文正公集》卷10《象山先生语录·序》：

呜呼！道在天地间，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贤不肖无丰啬焉。能反之于身，则知天之所以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行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哉！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闵也。

由于类似言论，吴澄受到一些正统朱学学者的批评。在国子学即被斥为“陆学，非许氏（衡）尊信朱子之义”，因而辞职。[358] 但实际上，说吴澄属于陆学，是冤枉的。在吴澄看来，“心学”并非陆九渊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的儒学精髓。“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有所未及尔。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此陆子之学所从出也……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之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359] 他曾经自称：“澄也钻研于文义，毫分缕析……堕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觉其非。”赵汸说：“临川吴公当弱冠时，即以斯道自任，据经析理，穷深极微，莫之能尚也。及乎壮岁，犹幡然以为非是。”[360] 可见吴澄倡言“尊德性”，是因为他已经有了“道问学”的深厚基础，要用“尊德性”来统领约束，纠偏补弊，并非不要“道问学”而直接“尊德性”。他理想中的修养方法，是兼取朱、陆之长，“内外合一”。对于朱、陆两派学者自立门墙，互相攻讦，尤不以为然。《吴文正公集》卷2《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

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固非如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本于内，而无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闻见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矫记诵者务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异端也。圣门一则曰多学，二则曰多学，鄙孤陋寡闻，而贤以多问寡，曷甞不欲多知哉？

同书卷15《送陈洪范·序》：

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

总体而言，仍如全祖望所说：“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钱穆也评论吴澄“毕生为学，依然是朱子精神……贬朱学末流之失，而卒亦不归于陆学”[361]。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第一节 南北文坛

元朝前期，南北由分裂重归一统。但就传统文学——诗文创作领域而言，南北文坛仍然在一段时间内保留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风格特色，尚未完全融合。钱基博评论说：“元能兼并金宋之土地，而未统一南北之文学。北方文学衍金之元好问一派，文宗韩（愈）以矫苏（轼），诗反黄（庭坚）以为唐……南士则承南宋，文格不变而诗格变，以唐矫宋，以晋参唐，意趣冲旷，语参游仙，一祛西江（指江西诗派）粗犷之弊，而趋于和雅。”[362] 大抵金朝和南宋的文坛，在创作风格上起初都继承北宋传统，尤其受到苏轼、黄庭坚的影响。此后各自发展、扬弃，从不同途径走向“宗唐得古”的复古之风，又为以后的统一和融合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北方作家，诗以刘因、刘秉忠、卢挚成绩较大，文以姚燧、元明善最为知名。

刘因在历史上首先是一位理学大儒，生平已见前述。与许多理学家不同，刘因不仅不轻视文学，而且相当擅长诗文创作。综合现存《静修先生文集》的各种不同版本，刘因诗作存世者在千首上下，这个数字在元代诗人当中是比较可观的。[363] 就质量而言，其作品在元代前期北方诗坛上也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现存两种重要的元人选元诗，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和蒋易编《国朝风雅》，均以刘因的诗作开篇。刘因曾在诗中自负地总结自己的文学成就：“远攀鲍谢驾，径入曹刘乡。诗探苏李髓，赋熏班马香。衙官宾屈宋，伯仲齿卢王。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呼我刘昌谷（昌谷即唐朝著名诗人李贺），许我参翱翔。”又云：“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364] 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复古和尊唐倾向，与金代诗坛宗苏、黄的风格已有差别。时人李谦则评价说：“君之辞章，闲婉冲淡，清壮顿挫，理融而旨远，备作者之体，自当传之不朽。”[365] 作为一个思想家，刘因的诗作经常体现出对历史和人生的深沉思考，眼界开阔，富于沧桑之感。如七绝《宋理宗南楼风月横披二首》：

试听阴山敕勒歌，朔风悲壮动山河。南楼风月无多景，缓步微吟奈尔何？

物理兴衰不可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知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366]

又如五古《经古城》，在感怀历史后这样收尾：“薪人过我旁，一笑如相怜。指城前问予，考古今几年？沉思未能答，行歌入苍烟。”意境深远，颇有韵味。他在创作后期写了不少和陶诗，则又展现出恬淡的隐逸情怀。与诗相比，刘因作词不多，但也颇受好评，甚至被比拟为元代的苏轼。[367]

与“隐士诗人”刘因身份不同，刘秉忠和卢挚均在元朝前期仕至高位。刘秉忠（1216—1274），初名侃，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属河北）人。一度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博学多才艺，“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深受忽必烈信任，“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成为元初“成一代之宪”的开国元勋，官至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大元”国号，也是他制定的。另一方面，他长期“野服散号”，颇有出世倾向，“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平昔”，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又有诗名，“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368]。传世《藏春集》6卷，其中有诗四卷，词、曲一卷。另外《永乐大典》残卷中还保留了他的一些佚诗。[369] 秉忠生逢乱世，在忽必烈幕府中随从征战，“鞍马几年南北路，关河千古短长亭”，“漠北云南空浪走，今春又负杏花天”[370]。但他的诗作却少见杀伐之音，而显得疏朗洒脱。“尺蠖微虫解屈伸，人生何用两眉颦”，“有所不行须自反，争如桃李待春风”[371]。这样的诗句平易自然，又隐含政治智慧。卢挚（约1242—1314），字处道，号疏斋，涿州人。仕世祖、成宗两朝，曾任廉访使、路总管、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工文学，广交游，任官所至，与南北文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疏斋集》，已佚，今人辑得少量作品，厘为4卷。[372] 卢挚的诗风以清丽自然见长。苏天爵云：“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辞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373] 吴澄表扬卢挚“所作古诗，类皆魏晋清言”。程钜夫则说：“疏翁意尚清拔，深造绝诣，荦荦不羁，故其匠旨辑辞，往往隔千载与古人相见。”[374] 可见时人对卢挚作品的评价，也比较强调其复古的一面。刘秉忠、卢挚都有散曲传世，卢挚尤以散曲知名，后文另述。

姚燧、元明善是元朝前期北方的文章名家。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出生于洛阳。他是元初名臣姚枢之侄，又从学于许衡，历任学校、监察等职务，武宗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著有《牧庵文集》50卷，已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牧庵集》36卷。《元史·姚燧传》先赞扬他的学术“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又称颂他的文章“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实际上，姚燧虽是许衡的学生，却无理学著作传世，在当时也基本未以理学见称，“文章大匠”才是他的主要身份。其文雄浑刚健，蔚有古风，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柳贯云：“公（姚燧）之文章，蔚为宗匠。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之雄伟光洁，凡镂金刻石、昭德丽功者，又将等先秦两汉而上之，以闯夫作者之域。”张养浩说：“盖常人之文多剽陈袭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劲将率市人战，彼虽素不我习，一号令之，则鼓行六合，所向风从，无敌不北。虽路绝海岳，亦莫不迎锐而开，犹度平衍。视彼选兵而阵，择地而途，才一再敌辄衰焉且老者，相万矣。”[375] 姚燧的作品既以拟古、求变为基本风格，用典深奥，行文奇崛，往往流于艰险晦涩，以致“岂惟知之，读而能句、句而能得其意者，犹寡”[376]。为其文集作序的吴善，也委婉地说：“公之文雄深雅赡，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玄酒，食而无味，然足以飨天。”[377] 近人钱基博则不客气地批评他“有意立异，以为学韩（愈），不惮支离其辞，增减其字……以皇甫（湜）矜气夸调之生吞，兼有宋祁增字改语之活剥，刺口棘舌，风斯为下”[378]。不过尽管如此，姚燧在元朝后期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苏天爵编选《国朝文类》，姚燧入选文章之多，居于首位。吴善、张养浩所作《牧庵集·序》，都一致肯定“即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皇元宅天下百许年，倡明古文，才牧庵姚公一人而已”。

元明善（1269—1322），字复初，清河（今属河北）人。早年游学南方，曾从吴澄问学，英宗时官至翰林学士。有《清河集》，已佚，仅存辑本7卷（《藕香零拾》本）。元明善年辈较晚，生平跨越了元朝前、后两期，但元人著述一般将他与前期的姚燧并称。马祖常说：“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裦然在廷，以文致位光显。”“倡古学于当世，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元明善）而已。”苏天爵则称：“国家既一四海，文治日兴，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继以古文倡，海内之士盖有闻风而作兴者。”[379]元人以元明善与姚燧相提并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文风相近，视元明善为姚燧的继承人。据张养浩记载，仁宗即位之初，姚、元二人同在翰林国史院修《实录》，姚燧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为长官。明善“所述者，姚公略为窜易，他人则所留无几”。又记载姚燧的谈话称：“文有题者，吾能为之；无题者，复初亦能为。”因此总结说：“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骎骎乎与韩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奋者，惟君一人。”[380] 史称元明善的文章“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诣”，追求“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的境界。张养浩评论其文“凡有所著，若不经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据。数组而戈矛森，乐悬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势峭，斗揭而光芒寒”[381]。这的确与姚燧风格相似。可见姚、元二人并称，是有理由的。

除上述诸人之外，元代前期较有影响的北方诗文作家，还有王恽、胡祗遹、阎复、刘敏中、张养浩等。

在元朝前期的南方文坛，论及内容充实、深邃和具有时代风格，则应当首推南宋遗民文学。清初钱谦益概括说：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驯至于少陵（即杜甫），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屋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382]

钱氏所言虽限于诗，但实可涵盖包括词、文在内的南宋遗民文学特征。

所谓遗民，本指身处易代之际、忠于旧朝、抗节不仕新朝的士人。而宋元鼎革与普通的改朝换代又有重大的不同。蒙古起自朔漠，一统天下，汉族王朝的血脉完全断绝，江南地区首次沦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沧桑巨变，自古所未有。与前代遗民相比，南宋遗民除了普通的故主之思外，更增添了坚贞的民族正气和炽热的爱国激情。较之前代遗民文学（包括金遗民文学），南宋遗民文学不仅哀痛情绪更加深切，而且具有一种激昂慷慨的“孤忠”“大节”心声。南宋末年的卑弱萎靡、雕镂藻饰文风，在遗民中扫除殆尽。遗民方风说：

今夫水，虽万折必东焉。鸟兽大者丧其群，过乡翔回焉，鸣号踯躅焉，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由人心生也。使遭变而不悲《黍离》，居嫠而不念仪髦，望白云而不思亲，过州西门、闻山阳笛而不怀故，是无人心也，而尚复有诗哉？[383]

国破家亡、陵谷变迁的经历，使他们超越了嘲风弄月、无病呻吟的个人情感体验，开始用文笔抒发家国之痛，反思历史，表彰气节，贬抑势利，为宋代文坛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尾声。

南宋遗民文学的成就以诗最盛。代表人物有谢枋得、郑思肖、谢翱、林景熙、汪元量等。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宋末官至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抗战失败，家人多死难，枋得藏匿山谷，后卖卜谋生。至元二十三年（1286），南宋降臣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枋得名在荐中，坚辞不赴。二十五年，他又受到另一名降臣留梦炎的推荐，仍作书力拒，词旨激烈。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将他拘禁起来，强行押解北上。枋得宁死不屈，以绝食明志，次年卒于大都。当时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定，不少南方士人屈从于元廷的威逼利诱，出山任职，谢枋得却不为所动，尝借梅自喻云“岁寒心肠如铁石，不与万物同摧残”[384]，节操耿耿，誓死殉国。其诗虽不工修饰，而正气磅礴，大义凛然。

郑思肖（1239—1316），字忆翁，号所南，福州连江（今属福建）人，宋末太学生。宋亡，流寓苏州佛寺，终身不娶，坐卧不向北。其名、字、号皆宋亡后新取，隐含故国之思。以画知名，尝自题所画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385] 他曾将一些言辞激烈的反元怀宋诗文，编为《心史》，藏于苏州承天寺井中，直到明末才被人发现，流布于世。

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号晞发子，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宋末举进士不第。文天祥起兵勤王，谢翱倾家资率乡兵参加，事败，流匿民间。文天祥就义于大都，谢翱与友人在富春江畔的西台吊祭，作《登西台恸哭记》述其事。《晞发集》卷7《哭所知》也是哀悼文天祥的作品：

总戎临百粤，花鸟瘴江村。落日失沧海，塞风上蓟门。

雨青余化血，林黑见归魂。欲哭山阳笛，邻人亦不存。

谢翱的不少诗作借用传统意象表达故国之思，悲凉哀婉，意境深远，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如《晞发集》卷6《效孟郊体七首》之四：

落叶昔日雨，地上仅可数。

今雨落叶处，可数还在树。

不愁绕树飞，愁有空枝垂。

天涯风雨心，杂佩光陆离。

感此毕宇宙，涕零无所之。

寒花飘夕晖，美人啼秋衣。

不染根与发，良药空尔为！

由于谢翱在遗民中素有诗名，至元二十三年（1286）他受浦江人吴渭的聘请，与另两位遗民诗人方凤、吴思齐共同主办诗社“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征诗活动，从江南各地征得诗作2735首，从中评出优秀作品280首，排定名次，各赠奖品。当时“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386]，这次征诗活动就是一次遗民诗歌的大规模唱和。全祖望评价说：“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哉！”[387]

林景熙（1242—1310），字德旸，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宋末太学生，曾任泉州教授，宋亡不仕。至元二十一（1284）至二十二年，元江南释教总摄杨琏真加发掘会稽（今浙江绍兴）南宋诸帝后陵，以厌胜之术弹压江南反元斗争，并劫掠陵中珍宝。[388] 景熙与唐珏、王英孙、郑朴翁等人秘密收拾陵中遗骨，瘗葬于兰亭山南，并在坟上栽植冬青树作为标志。一时遗民诗文中提到冬青树，均以暗喻故国之思。如景熙《霁山集》卷2《酬谢皋父（翱）见寄》云：

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美人渺天西，瑶音寄青羽。自言招客星，寒川钓烟雨。风雅一手提，学子屦满户。行行古台上，仰天哭所思。余哀散林木，此意谁能知？夜梦绕句越，落日冬青枝。

景熙论诗，慕杜甫、陆游，盖因爱国精神相激荡，引为同调。《霁山集》卷3《题陆放翁诗卷后》：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

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

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

承平麾节半海寓，归来镜曲盟鸥沙。

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

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

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汪元量（1241—1317？），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杭州）人，南宋末年宫廷琴师。宋亡，随太后、幼帝北迁，曾在元廷任职，当亦以琴艺供奉。[389] 至元二十五年（1288），自请出家为道士，因得南归。元量在南宋身份低微，本不厕于士大夫之列。虽滞留元廷，而心系故土，无时不以家国为念。身经乱离，“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390]，其作品足当宋末“诗史”而无愧。其《醉歌》十首之五：“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通过直书南宋太皇太后谢氏名讳，极言宋廷降附时的屈辱情状。另一位遗民刘辰翁在诗后批注：“忍见，忍见！”[391]《湖山外稿·湖州歌九十八首》备记宋廷归降、北上、抵燕过程，多用白描，少发议论，而亡国之痛力透纸背。如前六首：

丙子正月十有三，挝鞞伐鼓下江南。

皋亭山上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

万马如云在外间，玉阶仙仗罢趋班。

三宫北面议方定，遣使皋亭慰伯颜。

殿上群臣嘿不言，伯颜丞相趣降笺。

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

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

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

时人周方比喻汪元量的诗是“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赵文则说：“读汪水云诗而不堕泪者，殆不名人矣。”[392]

词是文学史上最能代表宋代特色的文体。遗民中以词擅名者亦不乏人。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为江西诗派后劲，又以擅长评点前人诗文知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评点大师”[393]。其作品传世者，以词的成就最高，其中大部分作于宋亡以后，感怀时事，悼念故国，格调哀婉深沉。如《须溪集》卷8《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钱塘人，祖籍秦州成纪（今甘肃天水），南宋初年大将张俊六世孙。生于富贵之家，早年生活豪奢，宋亡后家道败落，流离江湖。他是宋元之际词坛上的重要人物，“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世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翦红刻翠为工”[394]。如《山中白云词》卷1《高阳台·西湖春感》：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另外，重要的遗民词家还有周密、王沂孙等。周密（1232—？），字公谨，号草窗，湖州（今属浙江）人。出生于官僚世家，以门荫入仕，宋亡隐居，致力著述，先后撰著《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浩然斋雅谈》等书，多记宋元之际史事。有《草窗词》传世。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早年事迹不详，元初曾任庆元路儒学正，有《碧山词》传世。二人词作，均善于使事用典，以寄托兴亡之感。在蕴含故国之思的同时，艺术上也都达到很高水平。

遗民诗词作家也有不少散文名作。如谢翱《晞发集》卷10《登西台恸哭记》哀悼文天祥死难，悲愤之情发自肺腑，感人至切。谢枋得《叠山集》卷1《上丞相留忠斋书》坚拒仕元，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在散文创作方面需要提到的还有邓牧。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人，与谢翱、周密友善，著有诗文集《伯牙琴》。与其他遗民有所不同，邓牧在一些文章中，将普通的反元情绪和易代感慨上升到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和批判。《伯牙琴·君道》云：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嘻，天下何常之有！败则盗贼，成则帝王。若刘汉中、李晋阳者，乱世则治主，治世则乱民也。有国有家，不思所以救之，智鄙相笼，强弱相侵，天下之乱，何时而已乎？

在邓牧看来，元朝灭宋也不过是“成王败寇”的又一次体现。他对历代统治者“智鄙相笼，强弱相侵”的闹剧表示了极大的厌弃，并且进而抨击君主专制体制的官僚机构，认为它们“号为理民”，其实却是“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宁愿回到“废有司，去县令，使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无政府状态。[395] 可以说邓牧的文章是从一个独特角度表达了反元思想，而在对历史的反思上，显然又比其余遗民作家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在经历了宋元之际的历史动荡和重组之后，《黍离》《麦秀》之思，铜驼荆棘之哀，并不仅限于遗民，而是南方士人中相当普遍的情感。与抗节不仕的遗民相比，还有许多士人立场不够坚定，出山与元廷合作，成了变节的“贰臣”。人是复杂的，这些“贰臣”尽管为元朝效劳，却也有缅怀故国之情，形之于诗，不乏佳作。典型例子为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太祖子秦王赵德芳后裔，以荫补官。至元二十三年被程钜夫荐举入仕，拜兵部郎中，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死后封魏国公。他可以说是元朝前期南方人士在元朝比较“显达”的代表人物。其《松雪斋集》卷4《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巳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身为南方士人，而且还是南宋宗室，出山仕元，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到了晚年，悔恨、自责的心情屡见于赵孟頫诗作。如《松雪斋集》卷2《罪出》云：“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他还曾自嘲：“我生瘦软乏骏骨”，“一生事事总堪惭”[396]。这一类自悔自责诗句，同遗民文学中的自勉明志诗句一样，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代士人的生活悲剧。

图2-4-1 元刊《赵子昂诗集》书影

其余重要的南方作家，还有方回、戴表元、程钜夫、袁桷、吴澄等人。方回（1227—1305），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宋末任严州知府，元军南下时率先迎降，得任建德路总管。人品卑污，在当时广受抨击。但他工于吟诗，其《桐江续集》所收入元后诗作，多达二千七百余首，作品之繁富，为当时南士之冠，其中也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佳篇。[397]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南宋进士，入元隐居，成宗时一度出任地方学官，有《剡源集》传世。诗文清新雅洁，被尊为元初东南的“文章大家”[398]。方、戴二人在文学理论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建树。

第二节 杂剧的兴盛

元朝建立后，杂剧艺术开始进入兴盛期。宫廷中常有戏曲演出活动。礼部下设教坊司，掌管宫廷“承应乐人”事务，初秩从五品，一度升到正三品。[399] 明初人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二十二首：“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官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关卿”即杂剧大家关汉卿，据说他的作品《伊尹扶汤》曾经是宫廷演出剧目，[400] 不过此剧今已失传。孙楷第指出：元朝“禁中既尚杂剧，则教坊伶人之选试，剧本之编进，其事必稠叠。此于杂剧人才之培养及戏曲研究上，自当有种种裨益。且以宫廷习尚之故，而影响于臣民。则元杂剧之发展，亦未尝不藉政治之力”[401]。到元灭南宋，南北统一，“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402]。随着一大批著名杂剧作家和演员的南下，杂剧演出已由北方推广到江南各地。[403]

元朝城镇经济十分繁荣，宋金以来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肆”更加活跃，戏曲演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青楼集》称元代“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杜仁杰散曲套数《庄家不识勾栏》、无名氏杂剧《蓝采和》对城镇勾栏瓦肆演戏情况有生动的描述。先贴出写有主要演员姓名和演出剧目的广告，并有专人在门口招徕观众，观众付费后入场。勾栏之内，中央为戏台，四周是围成一圈的梯形座位，演出开始之前，不停地擂鼓筛锣，渲染气氛。北方的许多农村也有戏台，但不像城镇勾栏那样经常演出，一般只是在庙会、节日时才有演出活动。这样的戏台，在山西地区还有多处残留遗迹。[404] 农村戏台演出，通常是临时从城里邀请专业戏班，但也常有村民自排自演。《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学散乐词传》：

至元十一年十月，中书兵刑部承奉中书省札付。据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为此，本县官司取讫社长田秀并田拗驴等各人招伏，不合纵令侄男等攒钱置面戏等物，量情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是为长便。乞照详”事。都省准呈。除已札付大司农司禁约外，仰依上施行。

这是元初出于“劝农”考虑颁行的禁令，意在防止农民不务正业，影响生产，妨碍治安。但直到仁宗延祐年间，仍然在下令禁止民间“聚众唱词”，“聚众装扮，鸣锣击鼓”[405]。可见农村里自发的演出娱乐活动，在许多地方已相沿成风，故而屡禁难止。

杂剧的兴盛还表现在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职业演员。职业演员在元朝属于“系籍正色乐人”，法律身份为贱民，不得嫁娶良人，只能自相婚配。[406] 夏庭芝《青楼集》记载了一百一十余名元代都市艺妓的事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杂剧女演员。她们往往各有专长，如南春宴“长于驾头杂剧”，国玉第、平阳奴擅长“绿林杂剧”，李娇儿、张奔儿、荆坚坚擅长“花旦杂剧”，回回演员米里哈“专工贴旦杂剧”。有的还是多面手，如天然秀“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赵偏惜、朱锦绣、燕山秀“旦末双全”。演出剧目多的，如李芝秀“记杂剧三百余段”。元初名角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后辈演员以“朱娘娘”称之。她与关汉卿等杂剧作家互有往来，又与王恽、卢挚、胡祗遹等官僚士大夫熟识。胡祗遹《紫山集》卷8有《朱氏诗卷·序》，就是专门为珠帘秀而作。文中对她的表演艺术称道不已：

图2-4-2 《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

学业专攻，积久而能，老于一艺，尚莫能精。以一女子，众艺兼并。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则骏奔走，鱼笏则贵公卿。卜言祸福，医决死生。为母则慈贤，为妇则孝贞。媒妁则雍容巧辨，闺门则旖旎娉婷。九夷八蛮，百神万灵，五方之风俗，诸路之音声，往古之事迹，历代之典刑，下吏污浊，官长公清。谈百货则行商坐贾，勤四体则女织男耕。居家则父子慈孝，立朝则君臣圣明。离筵绮席，别院闲庭，鼓春风之瑟，弄明月之筝。寒素则荆钗裙布，富艳则金屋银屏。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见一时之教养，乐百年之升平。

《紫山集》同卷另有《送宋氏·序》，题赠对象也是一位演艺精绝的杂剧女演员，称她“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岂前古女乐之所拟伦也”[407]。这些著名演员许多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青楼集》中提到的梁园秀，不仅“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而且“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世所共唱之”；张玉莲“丝竹咸精，蒱博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紫山集》卷8《优伶赵文益诗·序》云：

于斯时也，为优伶者亦难矣哉！然而世既好尚，超绝者自有人焉。赵氏一门昆季数人，有字文益者，颇喜读知古今，趋承士君子，故于所业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者，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遇名士则必求诗文字画，似于所学有所自得，已精而求其益精，终不敢自足骄其同辈。吁！如斯人者，伶人也，尚能进进而不已。

正因为有这种精益求精、进进不已的学习精神，才能够成为“观听者多爱悦”的名伶。他们为杂剧艺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杂剧作者更是名家辈出。元朝后期人钟嗣成作《录鬼簿》，载录了152位元曲作家（包括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名氏。其中“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56人，均是元代前期的杂剧名家（钟氏所谓“传奇”，即指元杂剧）。与散曲作家多与上层士大夫不同，杂剧作家除个别人外，均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408]。他们大多结成专门的写作班子，称为“书会”。书会在宋代已经出现，是市井文人组织，“虽亦以较论文艺为宗旨，而讲求者为谈谐歌唱之词，与诗文社之专重古文学者异”。元朝杂剧兴起，“适有书会为编摩词曲之所，社家文人之嗜曲者，与俳优密切合作，为之撰曲，使舞台上常有新剧出现。舞台上新剧出现愈多，则愈引起观者之兴味。剧之按行者愈多，则作者兴味亦愈感无穷。如是杂剧因新剧本不断发生，而时时有其新生命；作者因导演之成功与戏场之需要，亦自然努力于新创作。元代戏曲之盛与剧本之多，其故当以此”。因此书会实际上成为“元杂剧之研究推行机关”，书会作家“以戏曲研究人而兼戏曲运动人”[409]。前文提到被称为“梨园领袖”的关汉卿，不但与艺人有密切交往，甚至还亲自参与演出，就是一位典型的书会作家。

钟嗣成所列举“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约以关汉卿、白朴二人资格最老。白朴生于金末，与关汉卿大致相当。其余大都出生于大蒙古国时期，从事创作活动则基本上进入了元朝前期。代表性的作家有以下诸人。

马致远，以字行于世，名不详，晚号东篱。大都人，一说广平人。大约生于1250年前后，卒于1321年或1323年。[410] 年轻时热衷功名，然落魄不遇，仅担任过江浙行省务提举官，晚年退隐。有杂剧15种，今仅存7种。最著名的作品《汉宫秋》，以西汉昭君和亲故事为题材，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下描写了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悲剧，细节多为虚拟，但结构精巧，辞藻华美，叙事真切感人。《岳阳楼》《任风子》《陈抟高卧》《黄粱梦》（与人合撰）都属于“神仙道化剧”，宣扬寻仙访道，归隐林泉，曲折地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青衫泪》描写歌伎生活，《荐福碑》抒发下层士人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马致远的杂剧创作以抒情见长，具有鲜明的艺术感染力，曲词文采斐然，脍炙人口，历来深受推崇。元人将他尊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与关汉卿、白朴以及元朝后期的郑光祖齐名。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词称誉他为“曲状元”。明人对他评价更高。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首评马致远，谓：“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风，其词典雅清丽……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臧懋循编《元曲选》，也将《汉宫秋》置于首位。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生活年代大致比关汉卿等稍晚。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3《王公行状》记载元朝后期大臣王结的父亲名德信，任县官有政绩，擢拜陕西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因论事与上司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仕。这位王德信是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他是否就是杂剧作家王实甫，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王实甫有杂剧14种，今仅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西厢记》是元杂剧中一部罕见的鸿篇巨制，它远远超越了四折一楔子的传统杂剧规制，共包括五本二十一折（有的版本作二十折）。在唱词安排上，也突破了只能由正旦或正末一人主唱的模式，在有些折出现数人并唱。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都表明《西厢记》是元杂剧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产物，它的完成不可能太早，大约应在元朝中叶。《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叙述张珙（字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这一题材在金代已有董解元所作《西厢记诸宫调》，分十四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长约五万言。王实甫进一步用相同题材撰写连本长篇杂剧，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全剧以充足的篇幅描写复杂的情节变化和人物细腻的思想感情，从而展开多方面的戏剧冲突，结构紧凑，文字优美，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艺术成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作。郑振铎评论说：“元剧每以四折为限，多亦不过五折，即有二本，也只有八折。叙事每苦匆促，无蕴蓄回翔的余地，描写也苦于草率，不能尽量的展施作者的才情，布局也为了这，而少有曲折幽邃的局面。只有《西厢》，凭藉了传说的题材，与原有的描叙，却能以五剧共二十折的大篇幅，来写那末一个恋爱的喜剧。于是作者们便有了可以充分发展他们才情的机会。”[411]《西厢记》问世以后，深受读者喜爱，版本迭出，注家蜂起，仅弘治以后的明刊本就有六十余种，清刊本又有四十余种。故而清人李渔总结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412]

杨显之，大都人。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词称他与关汉卿是“莫逆之交”，但可能年寿稍晚。已知著杂剧八种，仅《潇湘夜雨》《酷寒亭》两种传世。《潇湘夜雨》写婚变故事，曲词情景交融，颇具感染力。

纪君祥，大都人。作杂剧六种，今仅存《赵氏孤儿》一种。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政治斗争，戏剧冲突尖锐，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文字遒劲，凄恻动人。王国维评价这部作品与关汉卿《窦娥冤》在元杂剧中“最有悲剧之性质”，“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413]。此剧在元杂剧中较早被译为西方文字，曾在欧洲戏剧界产生重要影响。

高文秀，东平人。人称“小汉卿”。曾著杂剧36种，以历史题材和水浒题材杂剧最多，其中有八部均以水浒人物黑旋风李逵为主人公。今仅存5种，“黑旋风”杂剧仅有《双献功》一种，曲白俱佳，人物形象生动，不减于后世的长篇小说《水浒》。

李直夫，德兴府（今河北涿鹿）人，女真族，原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官至湖南肃政廉访使，是元杂剧作家中政治地位较高的一人。作杂剧12种，今仅存《虎头牌》一种，是一部以金代女真军人生活为主题的喜剧，文字朴实，多用女真曲牌填写。

郑廷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作杂剧23种，今存《楚昭王》《看钱奴》《后庭花》等六种。《楚昭王》是描写春秋楚国故事的历史剧，歌颂忠君观念。《看钱奴》宣扬宿命论和因果报应思想，反面人物刻画生动，颇具喜剧色彩。《后庭花》属公案戏，述包拯断案故事，是元代包公杂剧的一部代表作。

元朝前期其余重要杂剧作家，还有真定人李文蔚、尚仲贤、戴善夫，大都人张国宾、王仲文，平阳人石君宝、狄君厚、孔文卿，绛州（今山西新绛）人李潜夫，济南人武汉臣，东平人李好古，棣州（今山东惠民）人康进之；亳州（今属安徽）人孟汉卿等，均在杂剧创作领域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共同创造了元朝前期杂剧艺术的繁荣局面。元朝后期，杂剧作家和作品数量就相对减少了。

第三节 散曲名家

散曲是中国古代继诗、词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兴韵文体裁，用于歌唱，在元朝通常称为“今乐府”“大元乐府”。它起源于宋、金的市井小曲，也深受北方民族音乐的影响，在元前期进入繁荣阶段，由俗文学走向雅俗共赏，与杂剧并称为元曲或“北曲”，都是元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散曲与杂剧剧曲的曲牌基本相同，都按照金代以来北方流行的曲调进行填写。这些北方曲调，是杂糅了宋词、民间俚曲、北方民族乐曲等多种成分形成的，每个曲牌均隶属于某一宫调。在理论上，宫调有84种，但当时北曲中实际应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散曲所用，有六宫十一调。元人燕南芝庵《唱论》曾对这十七种宫调的乐音风格进行概括：

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于六宫十一调，共计十七宫调。仙吕宫，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调），唱风流蕴藉。小石（调），唱旖旎妩媚。高平（调），唱条拗滉漾。般涉（调），唱拾掇坑堑。歇指（调），唱急并虚歇。商角（调），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凄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414]

以上六宫十一调中，杂剧剧曲不用道宫、小石调、高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角调、宫调，仅用其余五宫四调，更加简明一些。可见散曲唱法，实可囊括杂剧剧曲的唱法。散曲有小令、套数两种形式。小令是用某种曲牌填写的单曲，又称“叶儿”；套数则是将不同曲牌而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令首尾联缀成套，内容相对复杂，更明显地带有戏剧、说唱等文学形式的影响。而杂剧，实际上就是利用散曲套数形式叙写故事的歌剧，只不过在演唱之外，又有念白、动作而已。相比之下，散曲只是清唱。因此刘永济先生总结散曲的特征，称为“诗余之流衍，而戏曲之本基也”[415]。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韵文文学由诗到词，由词到曲，有一定的必然性。明人王世贞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又从更大的历史范围论述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416] 就同前代韵文体裁的关系而言，散曲与词最为接近，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第一，散曲的句式长短和每句字数虽有定制，但长短句变化幅度更大，并且可以在基本句式的基础上使用衬字（主要为虚词），从而使得句型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增强了表达能力。较之诗词严整、固定的句式，更加便于充分、自由地抒发感情。

第二，散曲在语言上较多地采用俗语、口语词汇，本色自然，更具语体化倾向。与诗词相比较，具有俚俗、尖新、诙谐的特色。王骥德云：“吾谓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可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417]

第三，散曲用韵与诗词不同，所用是以金、元时期北方口语为基础的流行音韵，传统的平、上、去、入四声当中，入声杂入平、上、去三声而消失，平声则又分为阴、阳两调。这样虽然仍有四个声调，但已不同于过去的“四声”。元代曲学家周德清著《中原音韵》，对北方地区音韵上述新的变化进行了总结，后来作散曲者皆以为准则。

第四，词通常分为上下两阕，散曲的基本单位只是一阕，但又可通过套数变为几阕、十几阕，长短变化幅度很大，表现力更加丰富。词可以在一首中换韵，但词韵平仄分押，且韵脚避同字。散曲则无论多长，都是一韵到底，平仄通协，韵脚不避同字，具有一泻无遗的气势，更能体现豪迈坦直的风格。

第五，散曲的对仗形式比诗词都更加丰富，除传统的两句对外，又有三句对、四句对、联珠对、隔句对等变化多端的对法，在参差不一的句法当中，时时又体现出齐整严密的特点。

由于散曲在格式、音律等方面有很严格的要求，难度不下于填词，而写长篇套数（包括杂剧剧曲），难度可能比填词更大。臧懋循《元曲选·序二》总结说：

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变益下，工益难，何也？词本诗，而亦取材于诗，大都妙在夺胎而止矣。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史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此则情词稳称之难。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而填（曲）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此则关目紧凑之难。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止九宫，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数十句者，一句中有衬贴数十字者，尤南所绝无，而北曲多以是见才。自非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况以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正河汉？此则音律谐叶之难。

但另一方面，散曲的特色又在于“从极严密之矩矱中，寓极自由之杼柚”，“无不可出口之词，无不可下笔之字”，“宫谱声谱之限制虽严，而行文遣词之变化无限”[418]。故而才能风行一代，涌现出大批的名家名作。

近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辑录元代200余名散曲作家的小令3850余首，450余套。与杂剧作家相比，散曲作家的分布层面更为广泛，既包括社会下层的杂剧作者、书会才人、教坊倡优，也不乏社会上层的达官显宦。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流派繁多，历来有多种分类方法，就最基本的作品特色而言，大体可分为豪放、清丽两派。不过这种分类只是约略言之，有些作品尚可以端谨、诙谐单立一格，而许多作家则难以简单归入某派。从时间上看，元朝前期的散曲创作，大都带有刚从民歌俚曲脱胎出来的明显印迹，更多地呈现出民间文艺的朴素质直特点，与后期作品趋于追求形式美、规范化和诗词化有一定的区别。[419]

最早的散曲作家是由金入元的一代。金末文豪元好问即曾创作散曲，《全元散曲》将他列为第一位散曲作家，共收小令九首，残套数一首。这一代作家中成就最大的是杜仁杰，其余重要作家还包括刘秉忠、杨果、商挺等。

杜仁杰，原名之元，字善夫，济南长清人，金朝遗民，以性格诙谐著称。他所作散曲今仅存小令一首、套数三首、残套数二首。作品虽不多，但却颇具特色。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描述一个庄农秋收后进城看戏的情景，通过庄农眼中所见，真实地再现了金末元初勾栏演戏时广告宣传、场座、戏台、道具、乐队、化妆、角色等种种细节，是研究古代戏曲史的重要资料。作品抓住了庄农没见过世面的特点，以夸张笔法描写主人公初入勾栏的新鲜、好奇感受，颇具幽默效果，是元散曲中滑稽、诙谐、嘲谑风格的代表作。另一首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喻情》写一位被遗弃女子的心情，大量运用歇后语、双关语、方言成语，也充分发挥出散曲谐、俗的特点。

刘秉忠生平已见前述，其传世《藏春集》中词、曲合为一卷，有散曲小令12首。杨果（1197—1269），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人。金末进士，元初曾任参知政事、怀孟路总管。存小令11首，套数5首。商挺（1209—1289），字孟卿，号左山，曹州济阴（今属山东）人，元初官至枢密副使。存小令19首。上述几人都是有身份的高级官僚，其作品在吸取民歌时调的基础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典雅特征。他们的创作推动了散曲在上层士大夫圈子中的流行。

年辈稍晚的前期散曲作家，以杂剧三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创作成绩最为突出，其余重要作者还有卢挚、姚燧、冯子振、王和卿、白贲等。

关汉卿的散曲见于《全元散曲》者，有小令57首，套数13首，残套数2首。内容大体包括三类，一是描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二是感物抒情，三是描绘自然景物。他的散曲风格多样，有的清新、细腻，意境含蓄，有的则豪迈泼辣，感情直露奔放。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塑造“浪子”形象，是元散曲中豪放一派的杰作，语句自然流畅，洒脱不羁。另两套《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则以语言华美、风格温润明丽见长。在写作形式方面，关汉卿注重追求文字机趣，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格，都对以后的散曲作家有所影响。

白朴散曲今存小令37首，套数4首。内容上也可分作三类，即叹世、写景和咏唱恋情。其叹世作品，文字较为率真，多抒发避世超俗、安贫乐道、明哲保身、与世无争一类思想，曲折地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写景和咏唱恋情之作，则大多富于文采。如套数《仙吕·点绛唇》《双调·乔木查·对景》，文辞优美，情景交融，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马致远是传世作品最多的元代散曲作家之—，现存130余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提高散曲意境、开拓散曲境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作品风格以豪放为主而兼有清逸，颇似宋词中的苏轼。写景状物有疏淡清旷之美，咏史叹世具慷慨悲凉之致。其著名套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抒发归隐情怀，意境高远，音律工稳，语句自然流畅，历来受到曲评家的高度推崇。元人周德清评论说：“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曰‘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无一字不妥，后辈学去！”[420] 小令《越调·天净沙·秋思》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王国维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421]。《太和正音谱》等书尊马致远为元曲第一大家，很大程度上是从散曲角度出发的。后人则说：“在杂剧里，他（指马致远）虽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称四大家，但在散曲里，他实足以领袖群伦而为元人第一……他不仅是元散曲第一，也是散曲史上坐‘第一把交椅’的。”[422]

卢挚、姚燧、冯子振是元朝前期散曲作家中上层士大夫的代表，卢姚二人以诗文知名，兼擅散曲。卢挚的散曲作品保留下来的也很多，约达百首左右。内容以怀古题材为多，也有不少描写田园风光、抒发隐居思想的作品，基本风格属于清丽派。元中期人贯云石比喻卢挚的散曲“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423]。姚燧的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数1首。他在作古文之余，以散曲自咏为乐，不拘一格，时有恬淡、婉约、浪漫之作，与其严肃深奥的古文迥然异趣。冯子振（1257—1337？），字海粟，号怪怪道人，攸州（今湖南攸县）人，曾官集贤待制。宋濂说他“以博学英词名于时，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发，一挥万余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424] 存散曲小令44首，风格豪放，才情毕露。

图2-4-3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书影

王和卿、白贲则属于下层士人。王和卿，大名人，与关汉卿为好友，比关早卒。存散曲小令21首，套数1首，残套数2首。作品诙谐佻达，富于机趣，更多地带有民歌俗谣的色彩。白贲，号无咎，钱塘人，宋遗民白珽之子。元英宗时为温州路平阳州教授，后任南安路总管府经历，存散曲小令2首，套数3首，残套数1首。与前述作家相比，白贲年辈较晚，传世作品也不多。但他在元朝前期却创作过一首流传极广的名作《正宫·鹦鹉曲》：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作品熔铸唐人张志和《渔歌子》诗意，意境高远疏阔，又切合散曲体裁，音律精妥，浑然天成。《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评价白贲的曲作“如太华孤峰，孑然独立，岿然挺出，若孤峰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视也”。

第四节 绘画、书法和雕塑的成就

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汉地”经济凋敝，文化衰落，绘画、书法、雕塑等视觉艺术没有出现有成就的作者和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从忽必烈时代开始，特别是元朝统一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绘画、书法艺术得到蓬勃的发展，雕塑艺术亦有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大体说来，元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世祖、成宗、武宗为前一阶段，仁宗以后为后一阶段，“前期奠定基础，后期发展壮大”[425]。书法和雕塑艺术大体也是这样。前期的名画家，有赵孟頫、高克恭、钱选、李衎、龚开、任仁发、刘贯道、李肖岩、何澄等人，书法家有赵孟頫、邓文原、鲜于枢等，雕塑名家则有阿尼哥、刘元等。

前期绘画中成就最大的是赵孟頫，关于他的生平前面已作过介绍。赵孟頫在绘画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人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优于此或劣于彼。公悉造其微，穷其天趣，至得意处，不减古人”[426]。在山水、鞍马、古木竹石、人物、花鸟等众多方面都有精品问世。山水有《鹊华秋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水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鞍马有《秋郊饮马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古木林石有《秀石疏林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人物有《红衣罗汉图》（辽宁省博物馆藏）。花鸟有《幽篁戴胜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在绘画的多种门类中都有杰出成就，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赵孟頫的绘画强调作画要有“古意”，“不求形似”。这都是针对南宋院体画的弊病而发的，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画坛风气为之一变。

这一时期绘画各门类中，以山水画成就最大。山水画的名家，除赵孟頫外，要数钱选和高克恭成就突出。钱选字舜举，号玉潭，生卒年不可考。他和赵孟頫同乡（吴兴人），又是好友，但是两人处世态度大不相同。赵孟頫出仕新朝，成为显贵，钱选则“励志耻作黄金奴”[427]，甘心“隐于绘画以终其身”[428]。与赵孟頫一样，他在绘画艺术上亦有多方面的成就，山水、人物、花鸟、鞍马，无一不精。“精巧工致”是钱选画作的特点。[429] 他的山水画传世的有《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山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房山（今属北京）人。他是“西域人”的后裔，元代的“西域”含义广泛，包括中亚及其以西广大地区。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430]。元代的“回纥”与“回回”同义，他的祖先应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高克恭的祖父已与汉人通婚，父亲对于儒家经典和理学都有研究。高克恭在父亲影响下，熟悉儒家经典。至元十二年（1275）入仕，由吏而官，终于刑部尚书和大名路总管（均为正三品）。总的来说，仕途是比较顺利的。“及卒之日，家无余赀”，以廉洁见称。他“好作墨竹，妙处不减文湖州。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诣精绝”[431]。传世作品有《云横秀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坡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元末名画家倪瓒说：“本朝画山林木石”画家中，他最佩服的有四人，第一便是“高尚书之气韵闲逸”，并列的三人是赵孟頫、黄公望和王蒙。[432] 由此可见他在元代画坛的地位。

木石梅兰一类绘画题材，自宋代起为文人所爱，日趋兴盛。进入元代，仍是画家喜爱的题材。从现存记载可知，赵孟頫有不少以“竹石”“幽兰修竹”“墨竹”为题的作品。[433] 其中有些流传至今。他的妻子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能书，善画墨竹、梅、兰”[434]。有《墨竹卷》传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画竹大家是李衎。李衎（1244—1320），字仲宾，号息斋道人，大都（今北京）人。“少孤贫”，二十余岁在太常寺充当吏员。元朝前期不行科举，汉人入仕，主要通过由吏而官的途径。李衎便由吏员逐步高升，多次出任地方官，曾奉命出使交趾（今越南北部）。以荣禄大夫（从一品）致仕。[435] 元代画家中官员颇多，但品阶如此之高者仅有李衎与赵孟頫二人。李衎善画竹石枯槎，“始学王澹游，后学文湖州，著色者师李颇，驰誉当世”[436]。王澹游是金代画家王庭筠子王曼庆（又作万庆），文湖州是北宋画家文同，李颇是唐代画家，三人都是画竹名家。李衎的传世作品有《双钩竹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四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分藏）等。李衎著有《竹谱详录》一书，讲述他学习画竹的经过和心得；还收集了各种竹的资料（形状、产地、特点等），供创作之用。[437] 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著作。山水画名家高克恭亦喜画竹石，曾画竹自题云：“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438] 这段话表达了他的自负，同时也说明当时画竹存在不同的流派。画兰名家首推郑思肖（1241—1318）。思肖字所南，福州（今属福建）人，做过南宋的太学生。元军南下时，“扣阙上疏”，要求抗战。[439]入元后，“变今名”（思肖即思赵），隐吴下，所居萧然。坐必南向，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测焉。[440]“平日喜画兰，疏花简叶，不求甚工。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盖所以输写其愤懑云。”[441] 郑思肖以宋遗民自居，其诗文充满故国之思和对新朝的不满，在画兰时也曲折表达了出来。传世作品有《墨兰》卷数种及《墨竹》卷（如图2-4-4）。

画马在唐、宋时都出现过名家，如唐代的曹霸、韩干，宋代的李公麟等。元朝的画马名家，首推赵孟頫（如图2-4-5），他自称：“幼好画马，每得片纸，必画而后弃去。”[442] 对于画马下过苦功，颇为自负。“友人郭祐之尝赠余诗云：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出曹、韩上，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443]“龙眠”即李公麟。赵孟頫传世画马作品数种，表现马的各种姿态，神形兼得。另一位画马名家任仁发（1254—1327），字子明，号月山，松江（今属上海）人。家在海滨，以“弋水禽野雉为业”。任仁发却能“负笈力学”。南宋未曾参加地方科举考试。元平南宋后，任仁发得到江浙行省平章游显的赏识，选充宣慰司吏员，后升海道副千户、千户，又任都水监丞、嘉兴路同知、中尚院判官、都水少监、崇明知州、都水庸田使司副使，以宣慰使司副使（正四品）致仕。[444] 任仁发是杰出的水利专家，在绘画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擅长鞍马。同时代高丽名士李齐贤说：“月山用笔逼龙眠。”[445] 元末有人说：“月山道人画唐马，笔力岂在吴兴下。”[446]“吴兴”指赵孟頫，可知在元代赵、任二人已以画马齐名。任仁发传世作品有《出圉图》《二马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赵孟頫和任仁发是中国古代最后的画马名家，在他们以后“画史上就很少有以画马擅名的了”[447]。

图2-4-4 郑思肖《兰》

图2-4-5 赵孟頫《人马图》

龚开（1221—1307？），字圣与，号翠岩，淮阴（今江苏淮阴）人。龚开在南宋末年曾任两淮制置司监当官，参加过抗元的斗争。南宋灭亡后，往来于杭州、平江（今江苏苏州）等地，以卖画维持生计。龚开“作隶字极古，画山水师二米，画人马师曹霸，描法甚粗。尤善作墨鬼钟馗等画，怪怪奇奇，自出一家”[448]。作品中以鞍马和钟馗最得好评。传世作品有《瘦马图》等。龚开作画，“卷后必题诗或赞跋，皆新奇。尝自画《瘦马》，题诗曰：‘一从云雾降天阙，空进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此诗脍炙人口，真有盛唐风致。”[449] 在诗、书、画结合方面，可以说开风气之先。

花鸟画在唐、宋都很流行，到了元代，相对来说比较衰落。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家以钱选最有名。“其折枝啼鸟，翠袖天寒，别有一种娇态，又非他人所能及者。”[450] 传世有《八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白莲花图》（山东朱檀墓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前者精工细密，后者粗放简逸，风格有很大的差别，反映出他在花鸟画创作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新的探索。画马名家任仁发亦画花鸟，传世作品有《秋水凫鹭图》（上海博物馆藏）。杭州画家陈琳，字仲美，“其先本画院待诏。琳能师古，凡山水、花草、禽鸟，皆称其妙”。他作画得到赵孟頫的指点。“多所资益，故画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无此手也。”[451] 传世唯一作品《水凫小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称赞：“陈仲美戏作此图，近世画人皆不及也。”

人物画又可分道释、人物故事、肖像三门类，因为贴近生活，历来在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赵孟頫对人物画亦有贡献。他的《红衣罗汉图》（辽宁省博物馆藏）是自己观察天竺僧神态并参以古法的杰作。他的画马作品如《人马图》《人骑图》《秋郊饮马图》中都有人物形象，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钱选多作人物故事画，传世有《紫桑翁像》《兰亭观鹅图》等。任仁发有《张果见明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他们的这些绘画都是上乘之作。

人物画得到元朝皇帝的青睐。不少人物画家特别是肖像画作者因此博得官职，“待诏掖廷”。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忽必烈命承旨和礼霍孙写太祖御容。十六年二月，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旧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452]“太祖”即成吉思汗，“太上皇”即忽必烈之父拖雷，“御容”就是肖像画。蒙古人原来没有绘像祭祀的习惯。这种做法应是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来论者常以为这两种“御容”是和礼霍孙所绘，其实不然。据时人王恽在“戊子”（至元二十五年）所记，“近年画师覃人孙某奉诏追写太祖圣武皇帝与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进，上顾其惟肖，至泣下沾衿，宣赐甚渥。孙归，及家而没”[453]。“戊子年”与至元十五年相去不远，和“近年”相合。这是一。“追写”的是太祖、睿宗（即“太上皇”拖雷）“御容”，又相合。这是二。而且，画先帝“御容”，这是很神圣的大事，忽必烈对“孙某”的画显然是肯定的，因此也就排除了和礼霍孙另有所作的可能性。翰林院供奉的太祖、太上皇“御容”应是画师“覃人孙某”的作品，和礼霍孙只是负责此项工作而已。但是这位画师因去世过早，赏赐之外，没有能博得一官半职，连名字也没有流传下来。

和“孙某”同时的另一位画家刘贯道要幸运得多。刘贯道，中山（今河北定县）人。至元十六年他“写裕宗御容称旨，补御衣局使”[454]。“裕宗”即忽必烈之子真金，当时已受封为皇太子。可知宫廷中不仅为已故皇帝追画肖像，也为活着的太子画肖像。至元十七年，刘贯道为忽必烈作《出猎图》，描绘忽必烈及其侍从在野外狩猎的情景，工笔重彩，是以忽必烈为中心的写实性的群体人物画。刘贯道还有《消夏图》（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描写文人闲适生活。形象生动传神，笔法豪劲熟练。据记载，刘贯道“工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亦善山水”[455]。《消夏图》以人物为主，配置花竹、山水、器用，《出猎图》在人物之外，有鞍马、走兽，反映了刘贯道的多方面才能。

知名的人物画家还有李肖岩和何澄。“海内画手如云起，写真近说中山李。”[456] 李肖岩和刘贯道一样都是中山人。至迟在武宗海山时代已入京师，“豪家贵人争识之。随求随貌皆入妙，耸动跃喜或嗟咨”[457]。他主要从事肖像画，后来李肖岩进入秘书监任职，为宫廷服务。何澄（1223—？），大都人，“澄之画得自天性，世祖时已有名，被征待诏掖垣。至大初，兴圣宫成，皇太后旨总绘事，迁太中大夫、秘书监，致仕”[458]。何澄在绘画上也是一个多面手，宫廷作画应以山水、龙凤为主，他必然在这两方面有所成就。他还能画马，作界画。而传世作品《归庄图》（吉林省博物馆藏）则是人物故事画，以山水作为背景，人物穿插其间，犹如一幅连环画。他的作品见于记载的还有《陶母剪发图》《泣麟图》《四皓图》等，[459] 也都是人物故事图画，可见这是他的专长。李肖岩和何澄的艺术活动，延续时间较长，在叙述仁宗以后绘画时还会提到。

元代还出现了一种与人物肖像画有密切关系的工艺美术，称为“织御容”。忽必烈喜爱来自尼波罗（今尼泊尔）国的艺术家阿尼哥，他是帝师八思巴的弟子，“善画、塑，及铸金为像”。阿尼哥在建筑、雕塑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见下）。忽必烈去世，阿尼哥“追写世祖、顺圣二御容，织帧奉安于仁王万安之别殿”。后来又奉成宗之命，“织成裕宗、裕圣二御容，奉安于万安寺之左殿”[460]。先由阿尼哥绘成帝、后肖像，然后在他指导下，由工人据画织锦，“织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彩色涂抹所能及者”。自阿尼哥“织御容”，每代皇帝都要下令织造前代帝后“御容”，并在一些大佛寺开辟专门的殿宇供奉，这些殿宇称为“神御殿”，又称“影堂”[461]。应该指出，宋朝已有神御殿，“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原来在寺、观内，后移入宫中。[462] 元代的神御殿，显然是沿袭前朝的制度，但用“织御容”取代绘画的“御容”。现存元代历朝帝、后像多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很可能就是“织御容”的画稿。[463]

前期书坛亦以赵孟頫的成就最高。“精篆、隶、小楷、行、草书，惟其意所欲为，皆能伯仲古人。”[464] 和绘画创作一样，赵孟頫在书法上亦提倡复古，强调以“古法”为准则，具体来说，便是追踪晋人，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楷模。在学习“二王”书法的同时，他还兼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赵孟頫传世墨迹很多，以行书、楷书、草书为主，代表作有《胆巴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闲居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如图2-4-6）、《洛神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等。赵孟頫的书风，不仅在元代风靡一时，对明、清两代书坛也有深远的影响。

图2-4-6 赵孟頫《闲居赋》

这一时期知名的书法家还有鲜于枢、邓文原等。鲜于枢（1257—1302）字伯机，祖籍范阳（即大都，今北京）。以吏起家，历任两浙转运司、江浙行省、浙东宣慰司的首领官（经历、都事）以太常寺典簿致仕。[465] 鲜于枢在书法上与赵孟頫齐名，主张师法魏、晋、唐诸名家。“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善行、草，赵文敏极推重之。”[466] 传世作品有楷书《老子道德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草书《韩文公进学解》卷（北京市文物局藏）、草书《王安石杂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如图2-4-7）等。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祖籍绵州（今四川绵阳），其父避兵移居杭州，故为杭州人。由儒学正、儒学教授进擢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翰林修撰（从六品）、江浙行省儒学提举（从五品）、翰林待制（正五品）、廉访司佥事（正五品）、集贤直学士（从四品）、国子祭酒（从三品）。曾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在当时士人中很有声望。邓文原“工于笔札，与赵魏公孟頫齐名”[467]。“行草书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468] 但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有章草书《急就章》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题伯夷颂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4-7 鲜于枢书法《王安石杂诗》卷

上面列举的画家、书法家以地域来区分，生长在北方的有高克恭、李衎、刘贯道、李肖岩、何澄、鲜于枢等，生长在南方的有赵孟頫、钱选、任仁发、邓文原、龚开、郑思肖等。元朝的统一，使得长期不通声气的南北书画界有了开阔眼界和互相接触交流的可能。赵孟頫、邓文原等到北方做官，高克恭、李衎、鲜于枢等到江南任职，彼此声气相求，互相切磋，“异时论至元间中州人物极盛，由去金亡未远，而宋之故老遗民往往多在。方车书大同，弓旌四至，蔽遮江淮，无复限制，风流文献，盖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睹也”[469]。其中如赵孟頫、高克恭、鲜于枢、邓文原等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470] 高克恭、赵孟頫曾共同创作。“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篁妍……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高怀古谊两相得，惨淡酬酢皆天真。”[471] 高克恭曾说：“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472] 这段话道出了高克恭在艺术上的自负，同时也反映出南北画家之间存在互相切磋、彼此促进的亲密关系。最能说明南北统一推动艺术进步的例子，应数李衎对自己创作历程的分析。李衎原在北方学画，以金朝王庭筠、王曼庆父子的作品为榜样，虽知王庭筠宗北宋文同，但不得见，常以为恨。元灭南宋后，李衎来到杭州，经友人介绍才见到文同真迹，以及唐代萧悦、五代李颇的作品。他感叹道：“幸际熙朝，文物兴起，生辇毂之下，齿荐绅之列，薄宦驱驰，辱遍交贤士大夫，讲闻稍详，且竭余力求购数年，于墨竹始见黄华老人（即王庭筠），又十年始见文湖州，又三年于画竹始见萧、李，得之如此其难也，彼穷居僻学当何如耶！”另一方面，来到江南，也使他对各种竹有更多的认识。“行役万余里，登会稽，历吴楚，逾闽峤，东南山川林薮，游涉殆尽。所至非此君者，无以寓目，凡其族属支庶形色情状，生聚荣枯，老稚优劣，穷诹熟察，曾不一致。”江南之行，李衎得以观摩前人名作，并深入竹乡实地考察，两者结合，使他的创作迈上了新台阶。[473]

元朝画家就其身份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两大类。所谓文人画家是指有一定传统文化修养、以绘画为业余爱好的画家，其中包括官僚和一般官吏，以及普通文人。如赵孟頫、李衎、高克恭、任仁发属于官僚阶层，鲜于枢是地位较低的首领官，龚开、钱选则是普通文人。职业画家常称为画师、画工。他们中有的以画艺得以在官府中任职，甚至得到皇帝的青睐，如何澄、刘贯道、李肖岩，但大多数则生活在民间。文人画家一般视绘画为业余爱好，一种文化修养，作为怡情养性和社会交往的方式，职业画家一般则缺乏足够的传统文化修养，只是以绘画为谋生的手段。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文人画家中亦有因贫困而以卖画为生的，如龚开画马，“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饥”[474]。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存在差异。文人画家的题材以山水、竹石梅兰为主，追求“神似”以及诗、书、画的统一，职业画家以人物（肖像画、释道人物画、故事画）为主，重写实。这种差别到下一阶段更为明显。这一时期著名的书画家都是文人。

与绘画艺术相近的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有突出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上述尼波罗艺术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阿尼哥经历世祖、成宗两朝，“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印，秩皆视丞相”。光禄大夫秩从一品与丞相等。他是以建筑和雕塑工艺上的成就而得以居如此高的职位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世祖、成宗两朝许多重要的建筑都由阿尼哥主持修成，“其生平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475]。现存北京白塔寺的白塔，便是他的作品。这座白塔的形制，属于藏传佛教的“噶当觉顿”型。其特点是塔身低，相轮粗，华盖宽大，元朝时在中原颇为流行。[476] 在雕塑方面，“凡两京（大都与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477]。除寺观塑像之外，“上都国学始成，像祀夫子、十哲”，忽必烈亦命阿尼哥塑造。后来，大都国学文庙落成，“复命为之肖位，遵先猷也”[478]。阿尼哥造像，有的用金属“铸”成，有的则用泥塑，引进了称为“梵式”的藏传佛教式样，对中原传统的雕塑艺术有所推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雕塑名家刘元。“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护国仁王寺，严梵天佛像，以开教于天下，求奇工为之。得刘正奉于黄冠师。”“刘正奉”即刘元，后受封为正奉大夫（从二品）、秘书监卿，故有此称。刘元原是道士，“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他既熟悉中原传统的雕塑艺术，又学习了阿尼哥带来的“梵式”造像技术，融会贯通，成为一代高手。“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象。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抟丸又曰脱活，京师人语如此。”[479]“髹”是把漆涂在器物上的意思。也就是说，先用土捏成人像，蒙上布帛，再在布帛上涂漆，然后将泥人去掉，塑像就成功了。刘元的艺术创作延续了四十余年，阿尼哥、刘元师徒二人，一个阶从一品，与宰相等；一个阶从二品。以工艺方面的成就能到这样高的地位，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元代一个特色。可惜的是，这两位雕塑大师的作品，现在都已看不到了。

第五节 宫廷和民间乐舞

生长于草原的蒙古人喜爱歌舞。蒙古人原来的歌舞和乐器，应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有关情况已难以查考。13世纪上半叶，在向外扩展过程中，蒙古人不断接触到其他民族的音乐舞蹈。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在河中（今哈萨克斯坦撒马尔罕）看到当地的歌舞：“歌姝窈窕髯遮口，舞妓轻盈眼放光”，“异域丝簧无律吕，胡姬声调自宫商”。[480] 这些表演者和他们的伎艺显然都成为蒙古人的战利品。受命经略中原的蒙古大将木华黎“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我使人（南宋使臣）相辞之日，国王（即木华黎）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481]“十四弦”是中原的乐器，“大官乐”应是中原的乐曲，“拍手为节”则应是蒙古人的习惯，而在南宋使臣眼中“其舞甚异”无疑指的是蒙古人的舞蹈。“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表明他对中原传统音乐的认同。13世纪中期前往蒙古草原的欧洲教士鲁不鲁乞报道说，他在蒙古人那里“看到过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其他乐器。当男主人开始喝饮料时，一个仆人高声喊道‘哈！’乐师立即敲打他的乐器。当他们举行盛大宴会时，他们全都拍着手，并随着乐器的声音跳舞”。为了劝人喝饮料，他们就拿着酒杯“在他面前拍手和跳舞”[482]。鲁不鲁乞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蒙古人对歌舞的爱好。他看到的许多与当时西方不同的乐器，应出自东方各民族。乐师也可能（甚至主要）是其他民族的成员。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其他民族的音乐舞蹈，已逐渐渗透到蒙古族文化生活之中。

窝阔台汗五年（1233）蒙古军包围汴京。“初，汴京未下，（耶律楚材）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483] 这是耶律楚材为保护中原传统文化所做的一件大事。孔元措离开汴京回到山东，受东平军阀严实、严忠济父子的照顾。窝阔台汗十年（1238）十一月，孔元措正式向蒙古汗廷请求收集亡金乐官、乐工、礼册、乐器，汗廷降旨将“亡金知礼乐旧人”及其家属遣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课税所给其食”[484]。一批流落在燕京的原金朝乐官、乐工带着部分乐器来到东平。他们被安置在府学之中，由儒士宋子贞管理，继续肄习宫廷礼乐。[485]蒙哥汗时代，受命管理“漠南汉地”的宗王忽必烈对东平宫廷音乐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多次下令，命东平地方政府照顾乐工生活，同时要求乐工认真训练。这样，在多方努力下，这支宫廷音乐队伍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得以保存下来。

《元史·礼乐志》记载说，“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又说：“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486]《元史·姚枢传》载，忽必烈称帝后，姚枢曾上奏：“（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487] 据此，蒙哥汗关注东平宫廷音乐，并曾将乐队召到日月山，在祭祀昊天上帝仪式中演奏。但是，这一记载是可疑的，蒙哥汗是一个典型的草原君主，“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488]。他身边的亲信大臣中，没有一个汉人，很难想象，他对中原传统音乐会有兴趣，事实上，对东平宫廷音乐发生兴趣的，不是“宪宗”，而是世祖忽必烈。上述带领乐工去日月山的三人中，徐世隆是金朝进士，金亡，严实“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壬子岁，自漠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东平自武惠公时得亡金太常登歌乐，有旨取观，公典领以行。”中统三年，“总管严公奏：‘太常登歌乐，向圣主观于日月山，既而发还，今十余年矣。’”[489]“总管严公”指严实之子严忠济，而“在潜邸”的“上”，指的是忽必烈，因而徐世隆是奉忽必烈之召率领东平队前往日月山的。三人中的另一人是忽必烈的谋士姚枢。上引《元史·姚枢传》依据的是姚燧所作《姚文献公神道碑》，而《神道碑》的记载是：中统二年（1261）姚枢上奏，“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争求嗣，为讼及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闻曲阜有太常雅乐，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490]。从这段记载中有两处“帝”，很清楚都是指忽必烈。从上文来看，“命东平守臣”的显然也是忽必烈，《元史·姚枢传》改为“宪宗”，这显然是不对的。《元史·礼乐志》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忽必烈身为漠北蒙古宗王，但早就向往中原传统文化，东平一些有名望的士人都在他罗致之列，他对东平的宫廷乐队表示关心是合乎情理的。

制礼作乐，是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的宫廷乐舞，历来分为“雅乐”和“燕乐”。“雅乐”是正乐，雅正之乐，起于先秦，使用钟、磬、鼓、瑟、箫等传统乐器，专门在郊庙祭祀时演奏。旨在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雅乐”历代相传，乐器和乐曲都很少变化。“燕乐”是宴会时演奏的音乐，旨在制造热烈欢快的气氛，“燕乐”的乐器和乐曲各个朝代都有变化，大多吸收当代的民间音乐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改造而成。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也按前代的传统，设置由雅乐和燕乐组成的宫廷乐舞。“国家乐歌，雄伟宏大，足以见兴王之盛焉。郊社宗庙，孔子之庙，先农之坛，用古乐。朝会燕飨，用燕乐。于是古今之音备矣。”[491]“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492] 雅乐即古乐，燕乐即俗乐。

元朝设太常礼仪院，“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太常礼仪院下有大乐署，中统五年设置，秩从六品，“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493]。大乐署的乐工队伍是以东平乐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成登歌、宫县二个乐队。“凡乐，郊社、宗庙则用宫县，工三百有一人；社稷，则用登歌，工五十有一人。”[494] 登歌乐队在堂上表演，宫县乐队规模较大，在堂下表演。登歌、宫县使用的乐器是古老的钟、磬、琴、瑟、箫、笛、埙、鼓等，但两者各种乐器多寡不同，宫县有大量钟、磬而登歌很少，宫县有多种鼓而登歌没有。两者演奏的都是传统的乐曲，但填上新词。乐队中以乐工（演奏者）为主，还有歌工、舞人，表演的舞蹈称为“文武二舞”，交替演出。[495] 北宋宫廷乐队已有登歌、宫县，以及文武舞队。“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在此基础建立了宫廷乐队，亦分登歌、宫县，以及文武二舞。[496] 收拾亡金残余礼乐人建立起来的东平乐队，原来人数有限，只能组成登歌乐。忽必烈即位后扩大，到至元三年（1266），“宫县、登歌乐，文武二舞咸备”。后来不断添置乐器。南宋灭亡后，“亡宋雅乐器”运到大都，归大乐署掌管使用。[497] 大乐署系统乐工、歌工、舞人表演的登歌、宫县和文武二舞，属于“雅乐”。

在中书礼部内，设有仪凤司和教坊司，则属于“燕乐”系统。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立仪凤司”。按，玉宸院是仪凤司的前身，这条记载说同时设立玉宸院和仪凤司，大概有不准确之处，但这个机构设置于中统初年应无问题。[498] 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下有云和署，“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安和署，“职掌与云和同”；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天乐署，“管领河西乐人”。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下有兴和署、祥和署和广乐库。[499] 大都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游皇城”仪式，“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游行队伍中，“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蓁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500]。以上两种记载中云和署隶属关系说法有别，这可能是因为云和署一度并入教坊司所致。[501] 元代有人说：“云和署隶仪凤司，掌天下乐工。”“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又说：“兴和署乃教坊司属，掌天下优人。”[502] 不少记载把各类演员泛称为“乐工”“优人”，但严格来说，“乐工”与“优人”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仪凤司下属都是演奏各种乐器的“乐工”，而教坊司下属则是表演各种伎艺的“优人”。从上面的记载看来，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应是管理杂剧表演和歌舞的演员，祥和署“掌杂把戏”应是管理“百戏”亦即各种杂技的演员。至元十一年（1274），“增选乐工八百人，隶教坊司”[503]。这里所说“乐工”应是泛指的，可知教坊司的成员必在800人以上。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504]。这里的“乐工”也是泛指原南宋宫廷乐队的成员，迁到京师以后，应是分别用来补充大乐署和仪凤司、教坊司的。以此估计，教坊司所属“优人”，应不下千人。

元朝宫廷“宴乐之器”有兴隆笙、琵琶、筝、火不思、胡琴、方响、龙笛、头管、笙、箜篌、云璈、箫、戏竹、鼓、杖鼓、札鼓、和鼓、蓁、羌笛、拍板、水盏等。[505] 上述“游皇城”时教坊司参加游行的大乐“七色”，有六种都在“宴乐之器”行列，另一种筚篥很可能漏载。这些“宴乐之器”与“雅乐”的乐器有很大的区别。仪凤司和教坊司乐工演奏的乐曲与表演的舞蹈也与大乐署的“雅乐”系统有所不同。上面说过，“雅乐”有文武二舞，而由仪凤司、教坊司表演的舞蹈则有乐音王队（元旦用之）、寿星队（天寿节用之）、礼乐队（朝会用之）以及说法队，后者应是举行宗教活动时用的。演奏的乐曲有“万年欢”“长春柳”“吉利牙”“山荆子带祆神急”“新水令”“水仙子”“青山口”“金字西番经”，歌唱的乐曲有“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水仙子”等，其中“长春柳”“新水令”“水仙子”“沽美酒”“太平令”几种乐曲反复使用，这些都是宋元时期民间流行的曲牌。[506]

众所周知，唐代的“燕乐”中有大量非中原的音乐成分，如高昌乐、龟兹乐、高丽乐等。随着时间的流迁，这些非中原的音乐成分已逐渐与中原原有的音乐成分融为一体。元朝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元朝的“燕乐”中也包含有新的非中原音乐成分。仪凤司所属有汉人、河西、回回三色细乐，汉人指中原传统音乐，河西指原西夏的音乐，回回则是伊斯兰各民族的音乐。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1227年为蒙古所灭。《元史·礼乐志》载，“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又说：“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507] 按，高智耀系西夏进士，西夏亡后隐居，窝阔台汗、蒙哥汗均曾召见，但未出仕。忽必烈即位后，受到重用。因此，接受高智耀建议征用西夏旧乐的不可能是成吉思汗，而应是忽必烈。管理河西乐人的天乐署，“至元十七年始置”[508]。此时高智耀早已去世。蒙古西征时，已接触到回回音乐，见上引耶律楚材诗句。仪凤司属下回回乐队的来源，则无记载可考。管理回回乐人的常和署，“皇庆元年始置”[509]。很可能是从内迁的回回人中征召的。似可认为，河西旧乐、回回乐舞传入宫廷较早，但正式设置机构则都过了一段时间。参加“游皇城”的汉人、河西、回回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共324人，则河西、回回乐队各有108人，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而仪凤司属下的回回、西夏乐工，应不止此数。上述说法队演出时，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显然是来自吐蕃藏传佛教的乐曲。“燕乐”中亦有蒙古族乐曲，最有名的是《白翎雀》。“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这首乐曲表现草原中白翎雀的神态，据说是忽必烈“命伶人硕德闾”制作的。[510] 元代中期，诗人杨允孚在上都听到琵琶新曲《海青拿天鹅》。[511] 元朝皇帝每年春天要到大都近郊柳林畋猎，放海东青（一种鹰的名称）抓捕天鹅，此曲表现的即这一内容，无疑亦应是仪凤司或教坊司的作品。明初朱有燉描述元宫廷生活，大宴会时“珍羞络绎进行厨”，“殿前百戏皆呈应，先向春风舞鹧鸪”[512]。

在“燕乐”的“宴乐之器”中，有几件外来的乐器。一是兴隆笙，“中统问，回回国所进”[513]。实际上是欧洲的管风琴，经过伊斯兰国家的中介，传入中国。这种乐器起源于古希腊，中世纪在基督教修道院中普遍使用，其声音雄伟洪亮，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元代传入中国以后，“凡大朝会，则列诸轩陛之间，与众乐并奏。每用乐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鞴，以达气出声，以叶众音，而乐之奏成矣。其制之宏巨，历古所无”[514]。又有火不思与胡琴，火不思是一种弹拨乐器，四弦，长颈，原是中亚和西南亚流行的乐器。它是元代传入中原的，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早一些，但只有到元代才在中原流行开来。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515]。胡琴以“胡”为名，可知一定源自北方民族或境外，但详情已不可考。[516] 元代的记载说：“达达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517]“达达”即蒙古，浑不似即火不思的异译。可知当时胡琴、火不思（浑不似）主要用来演奏蒙古音乐，回回音乐亦应使用这些乐器。“二弦声里实清商，只许知音仔细详。阿忽令教诸伎唱，北来腔调莫相忘。”“二弦”即胡琴，“北来腔调”显然指蒙古或回回音乐而言，这首宫词表现的正是胡琴用于蒙古或回回音乐的演奏。[518]

大乐署的乐工（宫县、登歌及文武二舞）用于太庙和社稷、郊坛（昊天上帝）、先农坛祭祀，大都和曲阜宣圣庙释奠行礼，亦可用登歌乐。后来，各路、府宣圣庙亦允许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宣圣庙用的“雅乐”，即是登歌乐。[519] 仪凤司和教坊司的乐工，主要用于朝廷重大仪式（元旦、皇帝生辰、册立皇后皇太子等）、宴会和皇帝出巡时的仪仗、“游皇城”等活动。至元六年（1269）初起朝仪，以刘秉忠等主其事。先组织部分人员肄习朝仪，“百日而毕”；刘秉忠认为：“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于是又“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520]。自此，每当举行重大仪式（如元旦朝会、皇帝即位、天寿节、册立皇后皇太子、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等）时，“设仪仗于崇天门外……教坊陈乐廷中，于是皇帝乘辇出房，升御座，谒者传警，鸡人报时，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奉贺，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进酒，教坊作乐，成礼而退”[521]。“进发册宝导从”队伍中，有云和乐一部，安和乐一部，分别是由仪凤司下云和、安和两署的乐工组成。[522] 举行宫廷宴会时，“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523]。特别是在上都举行的接连三日的诈马宴，“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大乐和百戏的表演者就是仪凤司和教坊司的乐工和优人。[524] 皇帝的卤簿中有云和乐、安和乐、天乐，云和乐后部四组乐队，分别由云和署、安和署和天乐署的官员率领。[525] 皇帝每年都往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避暑，随行的队伍中有仪凤司和教坊司的乐工和优人，抵达上都御天门时，“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526]。仪凤司和教坊司的乐工和优人要参加大都的“游皇城”活动，已见上述。

教坊司的乐工、优人随时还要应召到宫廷中，为皇帝、皇族作各种表演。“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篇。”[527]“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528]《伊尹扶汤》《尸谏灵公》都是杂剧名，“关卿”一般认为即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这些诗篇说明元朝宫廷中曾演出综合音乐、舞蹈、演唱等多种表演形式于一体的杂剧，而表演者非教坊优人莫属。元朝后期，教坊歌妓顺时秀，“性资聪敏，色艺超绝”，在京师享有盛名。[529]“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530]“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中官奉旨时宣唤，立马门前催画眉。建章宫里长生殿，芍药初开敕张宴。龙笙奏罢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531]“文皇”指元文宗。顺时秀的弟子陈氏、宜时秀，也都是教坊优人，有名于时，也在宫廷中表演。[532] 总的来说，仪凤司和教坊司承担的工作比大乐署要重得多，也就是说，“燕乐”的实际地位和影响都比“雅乐”大得多。

金朝设大乐署从六品，元朝大乐署也是从六品。金朝的教坊正五品，元朝仪凤司和教坊司的品阶屡次变迁，仪凤司品秩先后不同，最高为从二品，最低为正四品；教坊司的品秩亦不断变化，曾高至三品，最低为从五品。也就是说，仪凤司、教坊司的品级要比大乐署高，这实际上反映出“燕乐”和“雅乐”两者地位的差别。

上面对元朝宫廷的乐舞作了简要的叙述。宫廷之外，元朝的贵族、官僚中的很多人对于音乐歌舞也是颇为热衷的，他们举行宴会时，通常都有乐工奏乐，有时还伴以歌舞。民间类书《事林广记》载，“凡大宴席茶饭……祗应乐人分列左右”。同书有《宴会图》，身穿蒙古服饰的官员在堂上饮酒，祗应乐人在堂下右侧，分别击鼓、吹笛、拍板。同书还有《蹴鞠图》，三人踢球，旁有持各种器物的侍者三人，又有乐工三人，击鼓、拍板、吹笛。[533]14世纪中叶高丽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开头第一段就记“官人们”在花园举行赏花宴席的情况。除了准备各种食品之外，还派人“叫教坊司数个乐工和做院本诸般杂技的来”。吃酒时节“弹的们动乐器，叫将唱的根前前来，着他唱”。宴席散时要为“官人们”“把上马杯儿”，同时“唱达达曲儿，吹笛儿着”[534]。就是民间的豪富之家宴请宾客时，亦常以乐舞助兴，昆山（今属江苏）顾德辉便是一个例子。[535] 元代诗、词、散曲中以“歌者”“歌姬”“舞女”“弹唱佳人”“琵琶妓”等歌舞表演者为题材者甚多，这些作品大多作于酒席宴会上。

近年发现的元墓壁画，也有不少乐舞的场面。内蒙古三眼井元代墓葬壁画《出猎归来图》（如图2-4-8）中，五人迎接出猎归来的主人，前二人献酒，后三人分别击鼓、吹笛、拍板。[536] 陕西蒲城墓壁画《宴归图》，为迎接主人或来访者，一人弹火不思，一人拍手击掌，一人手舞足蹈。[537] 辽宁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在主人身后，有一人怀抱乐器弹奏。[538] 这些墓葬的壁画所反映的应是蒙古、色目贵族官僚的生活面貌。由以上的各种记载和图像可以想见音乐歌舞在元代贵族官僚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图2-4-8 三眼井壁画《出猎归来图》(摹本)[539]

上面提到曲阜和各地宣圣庙（孔庙）亦用雅乐，即登歌乐。其实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原来各地的儒学在祭孔时“多用俗乐”，杭州路儒学教授倪渊“访得故太常乐工二人，俾以雅乐教诸生。胄监闻之，因招致两乐工为国子乐师。今诸郡备金石之乐，实自公创之”[540]。所谓“故太常乐工”即原南宋的宫廷乐工。官府主持的某些祭祀仪式，亦有歌舞。太仓（在今江苏昆山）是元朝海运的始发地，当地有天妃宫，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由地方长官主持，“合乐曲，列舞队”；“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541]。这类歌舞的内容不详。杂剧、南戏在民间广泛演出，其中都有大量的音乐、舞蹈成分。民间祭祀鬼神的活动，常由巫觋表演歌舞。陈州（今河南淮阳）“俗尚鬼，当岁时之隙，往往斩羊豕为牲，使巫觋歌舞以乐鬼。比屋相仿，以为不若是则厉气将作”[542]。这是比较原始的歌舞形态，但在当时农村中显然仍是相当流行的。

宫廷之外各种场合中表演乐舞伎艺的艺人，身份是比较复杂的。一类是教坊司、仪凤司管辖的乐人，在为宫廷服务之余可以应贵族、官僚之召到宴会上表演，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上述《朴通事》的记载可以想见这种现象一定相当普遍。一类是贵族、官僚的私属，有的即是奴婢，有的应与雇工相近。他们一般根据主人的命令在家庭宴会上演出。上述几处墓葬壁画表现的应该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专业的戏剧和说唱伎艺演员。他们除了本身的专业演出之外，还会应召到宴会或其他场合表演。还有一类是妓女，除出卖肉体外，还随时应召表演歌舞。应该指出的是，论者常常把教坊司管辖下的乐人与妓女混同，视为官妓，其实是不对的。教坊司属下的乐人就整体而言是以乐舞为宫廷服务的特殊人户，与妓女有严格的区别，当然其中有些人可能有出卖色相之举，但不能因此与娼妓等同起来。名著《青楼集》，记录元代歌舞戏曲女性演员117人，男性演员35人。有的论者把这些女性演员概称之为“妓女”[543]，应该说是很不合适的。《青楼集》中的演员有相当多是教坊乐人，如上面提到的顺时秀。又如玉莲儿“尝得侍于英庙”，“英庙”即元英宗，玉莲儿无疑亦是教坊中人。此外有不少应是戏剧团体中的职业演员。《青楼集》记载有不少夫妻均为演员（夫为乐工、末尼），元朝规定：“是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成亲，乐人内匹配者。”[544]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双方都是教坊司的乐人，也可能是专业团的演员。如果说这样的女性都是妓女，那是太不合情理了。

在宴会或日常生活中演奏、歌唱的乐曲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中原和江南传统的乐曲，其中可以填词歌唱的乐曲称为散曲。散曲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曲调多种多样。散曲的词便是文学作品，在本书其他章节已有介绍。另一类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乐曲。元末陶宗仪说，“达达”乐曲“与汉人曲调不同”，流行的有哈八儿图等“大曲”十六种，哈儿火失哈赤等“小曲”八种，此外还有“回回曲”三种。[545] 陶宗仪是浙东人，后来一直生活在浙西，可见江南已有蒙古与回回乐曲流传，北方一定更普遍。在“大曲”中有一种名“畏兀儿”，显然原是畏兀儿人的乐曲，说明当时的“达达”乐曲实际上含有其他民族的成分。上面提到，宫廷燕乐中有西夏细乐，它在民间亦应流传，可惜没有记载保留下来。无论宫廷或民间，都呈现出多种民族音乐舞蹈争相斗妍的景象，为元代文化增添了光彩。

第五章 遗民史学和地理学的成就

第一节 遗民史学：胡三省与马端临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到宋代出现一个高峰，元代则呈现衰落趋势。但在元代前期，两位由宋入元的遗民学者胡三省和马端临，却在史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二人入元后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主要著作的完成也是在元代，但从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学术渊源等因素来看，或许将他们称作宋代史学的殿军更为合适。

胡三省（1230—1302），字景参，一字身之，号梅磵，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历任县尉、县丞、知县等职。度宗咸淳十年（1274）充主管沿江制置使机宜文字，上《江东十鉴》于宰相贾似道陈述政见，未获采纳。时元军已占领襄阳，南宋灭亡几成定局，乃间道避归乡里。三省精于史学，立志为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作注。早年仿北朝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著《资治通鉴广注》97卷、《论》10篇，但书稿在宋末战乱中全部遗失。入元，隐居不仕，复购他本《通鉴》重新作注，将司马光《通鉴考异》及自己所作注释全部散入《通鉴》正文之中，亲手抄录，虽严寒盛暑不辍。另作《通鉴释文辨误》12卷，纠正宋人史炤《通鉴释文》一书疏谬，并阐发注书原则。有文集《竹素园稿》，今已失传。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宋度宗时右丞相马廷鸾之子。少以荫补官，又中漕试（由转运使主持、针对在朝官员亲属的科举考试）第一。廷鸾与权臣贾似道不合，辞职归里，端临亦回家侍父，未继续任官。宋亡，降臣留梦炎仕元为吏部尚书，欲荐端临出仕，端临以父疾坚辞。父卒，乃出为学官，曾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山长，台州路教授。著《文献通考》348卷，阐述自上古至宋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线索。另著有《大学集传》《多识录》《义根守墨》等书。除《文献通考》外，余书均已亡佚。

胡三省、马端临的生平和学术，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二人均为南宋遗民，入元不仕，穷半生之力各自完成一部史学巨著。马端临晚年虽出任学官，但从事的是文化工作，与担任行政职务性质不同，于遗民身份并无大碍。[546] 其次，二人虽有名著，生平事迹皆湮没不彰。《宋史》《元史》均未为二人立传。《光绪宁海县志》卷20《艺文》，始收录胡三省之子胡幼文为他写的《墓碑》。《宋元学案》卷89《介轩学案》为马端临立了一个简单的附传，《顺治乐平县志》也有有关端临生平的零星材料。柯劭忞《新元史》卷234为二人作合传，也很简短。再次，二人治学，皆有家庭背景。胡三省之父胡钥“笃史学”，患病后仍然“读史不暂置”。三省正是在父亲的一再勉励下，立下注释《资治通鉴》的宏愿。[547] 马端临之父马廷鸾以博学著称，著有《读史旬编》80卷（已佚），述历代制度沿革。端临著《文献通考》，显然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通考》中多次引用马廷鸾的见解，皆以“先公曰”标出。最后，二人的著作均带有为宋代有关研究进行总结的性质。在胡三省以前，宋人已有多家《通鉴》注，但水平都不高。胡注一出，诸家注尽废。另外与胡三省大致同时的名儒王应麟，亦有《通鉴答问》5卷、《通鉴地理通释》14卷，然规模远不能与胡注相比。自唐朝杜佑作《通典》，开创典制体通史体裁后，宋人续补《通典》或受杜氏影响撰述同类著作者颇不乏人，如宋白有《续通典》，郑樵有《通志·二十略》，吕祖谦有《历代制度详说》。魏了翁亦尝作《国朝（宋）通典》，然未能成书。至马端临《文献通考》，才真正成为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总体言之，胡三省、马端临实可称为宋代史学的殿军。就史学发展角度来看，宋代史学前有欧阳修、司马光，中有李焘、徐梦莘、郑樵、袁枢、李心传，后有胡三省、马端临，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一个辉煌的繁荣时期。

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或称《资治通鉴音注》，并非单独刊行，而是与《通鉴》正文合刻。自问世以来，历代刊刻《通鉴》，必附胡注，胡注已成为读《通鉴》者不可缺少的辅助材料。《资治通鉴》一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548]。其记事自战国至五代，长达一千三百余年。战国、秦汉和三国部分，尚有古人所作《前四史》注可供参考。晋至五代正史，虽有一些注释行世，但大都简略不足观，胡三省对《通鉴》这一部分的注释，基本上是另起炉灶。而且他注释的内容，包罗范围很广。大致有以下方面。

1.音读。对一些生僻字，用反切法注出读音。古今读音有变化者，必注明其故。有时还根据需要，注出某些方音。

2.官制。凡书中新出现的官名，通常都注出其职掌、品秩、设立时间等。

3.古代名物。对一些当时人已不熟悉的古代名物进行解释。如古代冠服，注明其颜色、式样、长短等。一些科技成果，如浑仪、司南、记里鼓车、木牛流马之类，亦注明其形制、用途。

4.地理。对古地名注出其建置沿革、地名变化。所注不仅限于州县以上的大地名，对一些小地名如村庄、河道、桥梁、渡口等，也尽其所知加以注释。

5.事件、人物前后照应。《通鉴》是编年体，一些跨时段的事件、大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分散记载，读者不易究其全貌。胡注在这些地方，通常都注明某事为此后某事张本，某人某事见此前某卷某年，某字号即此前某卷某人等等，前后照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在体裁方面的缺陷。

6.改正错误。胡三省对自己所发现《通鉴》记事中的一些疏误，用注释方式指出，并引用相关材料进行考订。这些地方，实际上成为司马光《通鉴考异》的补充。陈垣指出：胡三省“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549]。

7.事件补充解释。对《通鉴》中提到一些重要问题，而记载过于简略的，补充材料，作进一步的说明。如《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条中，吴国卫温、诸葛直航海至“夷洲”（今台湾）事，胡注征引《后汉书·东夷传》及沈莹《临海水土志》，对“夷洲”的地理、风俗等情况详加注释。又如卷187唐高祖武德二年“定租庸调法”条，胡注详细解释了租庸调法的基本内容，并指出它作为赋税制度的特点是“以人丁为本”。这些都对读者大有裨益。

8.历史评论。胡注以材料训释为主，发议论不多。但有时也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评论，往往是结合现实，有感而发，语句虽不多，却常有画龙点睛之笔。

胡三省《通鉴注》虽散在《通鉴》之中，不为专书，但综合来看，其本身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名著。清四库馆臣评为“深得注书之体”，“足为千古注书之法”[550]。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贯通古今，考证精详。这主要表现在音读、官制、名物、地理等方面的注释当中，每注一事，皆能阐明古今沿革，使人一目了然。胡注对地理的注释，尤其受人称道。据初步统计，胡注中注释的地名有六千余个，每注少则数语，多则上千字，有些地名反复出现，则多次注释，总共约达70万字。[551] 往往博考群籍，参酌印证，审慎严谨，随事随时考其离合、建置、沿革，驳正前人或以甲代疆域解释乙代史事的疏谬，并且注意到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充分展示了注者的学术功底。

2.拾遗补缺，保存材料。《通鉴》偏重政治史，对典章制度、经济、文化往往语焉不详。胡注在这些方面，往往续作解释补充，对《通鉴》内容的缺憾之处颇有弥补。胡注旁征博引，保存了不少已经散佚的材料，对后人进行古籍整理、辑佚很有帮助。如他多次征引的宋白《续通典》，今已亡佚，有关内容仅见于《通鉴注》。又如所引王存《元丰九域志》、王象之《舆地广记》，所用版本与后来传世者不同，很多地方可资校勘。

3.前后照应，便利阅读。对此上文已述。

4.史论结合，借古喻今。上文已经提到，胡注中评论语并不多，每有评论，通常都是有感而发。而其所感触，又主要是宋元鼎革的亡国之痛。从这个角度说，《通鉴注》并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而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总结，“深尝忧患，愤嫉国亡，犹念念然欲藉此以求理乱兴衰之故”，不少地方表达出炽热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悲怆愤悁之情，固有难以言谕者”[552]，充分打上了遗民史学的时代烙印。如注文中提到宋朝，每称“我朝”“本朝”“我宋”。遇到历史上汉族政权被北方民族灭亡，也总是一再慨叹，咨嗟不已。仅因注文分散，致使其微言大义长期湮没，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945年，近代史学家陈垣著成《通鉴胡注表微》，才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使后人了解到《通鉴》胡注“不徒考据而已”[553]。

《文献通考》是到元代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典制体通史。马端临在自序中详述了编纂此书的动机。他指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通史，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但就历史发展而言，“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历代兴亡都有各自具体的历史背景，不尽相同；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制度上的承继关系要更为明显。杜佑《通典》首创典制通史体裁，内容仅止于唐朝中叶。杜著虽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体例上分类不细，内容编排不尽恰当，天文、五行、艺文、帝系、分封等重要内容，尽数遗漏，“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554]。因此他决定不仅仅续补《通典》，而是在吸收《通典》内容的基础上重编一部自上古到南宋的典制通史。《文献通考》全书348卷，共分24门。不仅涵盖时限比《通典》长，分类比《通典》细，而且增立了一些《通典》遗漏的重要典制项目。《田赋考》7卷，《钱币考》2卷，《户口考》2卷，《职役考》2卷，《征榷考》6卷，《市籴考》2卷，《土贡考》1卷，《国用考》5卷，均属于《通典》中《食货典》范围，《通考》则分立为8门。《选举考》12卷，《学校考》7卷，属于《通典》中《选举典》范围。《郊社考》23卷，《宗庙考》15卷，《王礼考》22卷，属于《通典》中《礼典》范围。《职官考》21卷，《乐考》21卷，与《通典》中《职官典》《乐典》名目相同。《刑考》12卷，相当于《通典》中《刑法典》；《舆地考》9卷，相当于《通典》中《州郡典》；《四夷考》25卷，相当于《通典》中《边防典》。上述内容，唐中叶以前基本改编《通典》内容，唐后期及宋代（到南宋宁宗为止）是马端临新撰。《经籍考》76卷，《帝系考》10卷，《封建考》18卷，《象纬考》17卷，《物异考》20卷，内容为《通典》所无，全部为马端临新撰。《兵考》13卷，与《通典》中《兵典》名同实异，后者所述为历代征伐之事，属战争史范围，而前者则是真正的军事制度史，也完全是马端临新撰。清四库馆臣评论《文献通考》“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555]。又有学者认为：“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文献通考》中了。今天如果单就考证宋以前历代制度的便利起见，但凭《文献通考》，已够统括一切。”[556]

《文献通考》的优点和价值，学者论述甚多，概括言之，大约有下面四点。

1.材料丰富，分类详细，从许多方面对古代历史、社会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本是典制通史的特点，《通典》已开其端，但《通考》分类更加具体，研究更加细密，在每个门类里穷本溯源，贯穿排比，形成一部专门史。如《钱币考》相当于一部古代货币史，《学校考》相当于一部古代学校教育史，《经籍考》著录古代文献约五千种，分门别类，校雠源流，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专著。

2.注重动态考察，强调“会通”，力求探索历代制度的变通张弛之故。古代许多制度变化，如果仅就一时来看，往往难以明其所以然，也看不出变化的意义所在，但如果置于较长的时段之中考察，则往往可以发现其背后的重要历史线索。马端临在这方面每有创见。例如对于古代赋税制度由以丁为本到以地为本的变化、货币发展阶段及纸币出现的意义、选官制度变化反映出的中央集权趋势、兵制上征兵变为募兵的原因等重要问题，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现代一些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其中很多观点在《文献通考》中已有阐发。

3.详今略古，记载宋代典制尤为详备，对于宋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马端临出生于南宋官僚家庭，对朝廷典章制度比较熟悉，又博览宋代史籍，别择去取，对纷繁复杂的宋代典制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清理。元末修《宋史》，“志”的部分基本是抄袭、缩写《文献通考》。

4.体例谨严，条理清晰，便于阅读。马端临自述其编纂方法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儒先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已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557]

《文献通考》的编纂，大体包括文、献、考三个层次。每门开端，首有小序，简明扼要地概述本门基本内容。以下正文，凡属于“叙事”的资料，谓之“文”，为全书骨干。凡属于“论事”的资料，从奏疏到评论，谓之“献”，列于“文”后，排版低一格。凡自己的研究心得、考订按语，是所谓“考”，列于“献”后，排版再低一格。全书卷帙虽然庞大，但编纂得法，提纲挈领，使人一目了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上，《文献通考》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献通考》当中，也有一些借古喻今、针对现实进行发挥的地方。但与胡三省《通鉴注》相比，所占比重较小，且更显含蓄、委婉。其原因之一，大约是同样作为遗民，马端临比胡三省小二十多岁，宋亡时还比较年轻，亡国之痛的感受不如胡三省深切。当然，也可能与个人性格的差异有关。

第二节 《元一统志》的编纂和河源考察

至元二十二年（1285）七月，忽必烈“敕秘书监修《地理志》”[558]。从而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其成果便是后来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

修《地理志》一事本来出于秘书监的倡议。“至元二十三年岁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札玛哩丁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皇嘉纳，命札玛哩丁泊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为志。”[559] 札玛哩丁是清人对札马剌丁一名的改译。此事实际上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但正式启动则自二十三年始。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现了全国空前规模的统一。“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560] 编纂反映统一后国家疆域面貌的著作，也就是“为书以明一统”，可以显示元朝超越前代的丰功伟绩，有助于统治的巩固，所以这一建议立即为忽必烈所接受，很快便付诸实施。

编纂全国的和地区性的志书，是中国的一项文化传统，唐、宋两朝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地理志书所载疆域山川、风土人情，历来都视为各级政府施政的重要参考资料。元朝统一以后，政府收集到的前代遗留下来的“郡邑图志，俱各不完”，而且入元以后“随路京府州县多有更改”。在《地理志》工程实施之前，掌管“山川险易之图”的兵部，[561] 已经上报中书省，“移咨各省”，由兵部“开坐沿革等事”，“遍行取勘”。秘书监修地理志的建议，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要求。[562]

这一工程的负责人是札马剌丁（又作札马鲁丁），回回人。他是以“星学者”即天文学家身份来到中国的，[563] 至元四年（1267）“造西域仪象”七件，[564] 并撰《万年历》，为中国引进了伊斯兰天文学。至元八年元朝设回回司天台，以札马剌丁为提点，秩从五品。至元十年任秘书监，从三品。提出修《地理志》时仍居此职。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间升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秩从二品，仍具体负责《地理志》的修纂。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还曾任命另一位集贤大学士阿儿浑撒里（一译阿鲁浑萨理）与札马剌丁“一处商量”“地理图本”。阿儿浑撒里是畏兀人，曾受业于帝师八思巴，懂多种语言，又习汉文书，“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565]。是当时罕见的兼习多种文化的知识分子，深为忽必烈所器重。但是，没有多久，阿儿浑撒里调任尚书省右丞，这是一个重要的行政职务，便辞去了负责修《志》的工作。实际负责修《志》的仍是札马剌丁。

札马剌丁是回回人，长于天文历法，熟悉伊斯兰文化，但他毕竟“华言未通”，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了解有限，因而在修志工作开始后，秘书监便上奏忽必烈，要求征调陈俨、虞应龙、萧（字维斗）三人参加修志工作：“有一个孔夫子的孩儿每根底教的陈俨小名，又有一个蛮子田地里有的秀才虞应龙，又京兆府根底一个秀才萧维斗，这地理的勾当好理会的有。那的每根底教将来呵，怎生？”忽必烈便下旨：“教来者。再用着的蛮子、汉儿秀才每有呵，阿儿浑撒里理会的有，恁一处索者。”意思是同意调三人来参加工作，如有其他合适的汉人、南人知识分子，也可由阿儿浑撒里作主调来。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丙寅，以编地理书，召曲阜教授陈俨、京兆萧、蜀人虞应龙，唯应龙赴京师”[566]。陈俨当时是曲阜儒学教授，萧是关中著名学者，当时在家聚徒讲学，他们两人都没有应聘。虞应龙原是南宋官员，入元以后一直从事地理志书的编纂，他自称：“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咏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名其书曰《统同志》。上以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接到征调的命令，他便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初北上，参加编书工作。至元二十七年，提升为秘书少监，秩正五品。在编《志》的工作班子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札马剌丁，汉文资料的编纂，他无疑是实际负责者。编《志》的工作班子，最多时共有“编写秀才”10名（包括虞应龙），另有“抄写”若干人。这个编写班子称为著作局。

编《志》的基本原则是“稽考古来图书，凭准今日事迹，一一重加编类”。具体步骤是，先由中书省发文，要“随处城子里头有的地里图子文字每收拾将来者”，这些“地里图子文字”主要指各地按中书省兵部统一要求编写的《图册》。然后由“编写秀才”“将省部发到随路文册与古书相参，依式类成荒稿”，“本监官再行研究参照”，最后由“博学洽闻耆儒宿德润色，删定成书”。中书省曾“摘委令翰林院赵学士、兵部赵郎中”“赴监详定”，赵学士是南宋进士赵与，赵郎中即赵孟頫，两人都是当时很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两人都没有参加这一工作。《志》书有统一的体例，以路为单位，下分建置沿革、亲管坊郭乡镇、本路及各县至大都上都里至、名山大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寺观祠庙、宦迹、人物。各地上交的《图册》亦须照此编写。[567]

这部《志》书的编纂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涵盖的范围。唐、宋两朝编纂的志书，其涵盖的范围限于两朝管辖的疆域以内。札马剌丁和阿儿浑撒里两人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一次上奏时说：“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这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占做一个图子呵，怎生？”忽必烈批准这一建议：“那般者。”这就是说，要将“回回图子”纳入《志》书的“图子”内，“总做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二月，秘书监具呈中书省，要求行文索取“福建道遍海行船回回每有知海道回回文剌那麻”[568]。“剌那麻”是波斯语rahnama的音译，意为指南，用于航海中即为航海指南或海道图之意。[569] 当时阿拉伯人、波斯人从事海道贸易的很多，有丰富的海上活动经验。秘书省索取“剌那麻”，目的是编《志》。联系上面所说的“回回图子”，可知元朝编纂的《志》书，除了“汉儿地面”之外，还包括“回回地面”，这是原来的计划，最后成书时如何，因为《一统志》已大部散失，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是，一般认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应出于《一统志》，如此说确实，则《志》书中肯定有“回回地面”的内容。

另一是图与文的关系。修《志》之始，便称为“地理图子”，或“地理图本”，也就是说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中书省工部还专门为秘书监发送“彩画地理图本画匠二名”，供修《志》之用。后来明确，“每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指定专人负责。大德七年（1303）五月，《志》书纂修完成进呈，同年闰五月中书省兵部的一件文书中提到，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俞庸“博通地理”，“即今兵部见奉中书省州（判？）送，行移秘书监纂录天下地理总图，若令本人分画纂录彩画完备，实有可观”。同时还有人推荐“鄂州路儒学教授方平彩画地理总图”，于是命他们“一同彩画施行”[570]。由此看来，七年五月进呈《志》书时，地图的绘制工作仍在继续，并未完成。综上所述，可知《志》书每路都有地理小图，另有“地理总图”，这些图都是“彩画”的。后来《经世大典》的西北地图（见本书第三编第六章），应是“地理小图”之一。

至元三十一年（1294），除辽阳、云南、甘肃三处边远省份外，编《志》的工作已大体完成，共成书450册，定名为《至元大一统志》。此后数年，云南、辽阳、甘肃等处的图志陆续送到，经过加工，收入《大一统志》。大德五年（1301）全书文字稿完成，总计六百册，1300卷，书名改为《大一统志》。之所以去掉“至元”二字，大概是因为成书已在大德年间。大德七年五月，全书进呈。成宗下诏：“于秘府如法收藏，仍赐赍撰集人等者。”此时札马剌丁已不见于记载（可能已去世），进呈时由集贤大学士卜兰禧和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领衔。卜兰禧是蒙语Buransi的音译，元代以此为名者甚多（不兰奚、孛兰奚、卜兰奚等，均为一名异译），但此集贤大学士卜兰禧事迹不可考。岳铉字周臣，燕（今北京）人。出身于天文世家，长期任司天台提点。成宗即位后“授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秘书监。……（大德）七年，监修地理书《大一统志》”[571]。说明是临时受命负责这一工作的，卜兰禧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两人原来与《志》没有什么关系。此书长期保存在秘书监中，一般人很难看到。现在所知，只有地理学家朱思本曾经查阅过。顺帝至正六年（1346）十二月，“中书右丞相伯勒齐尔布哈（原作别儿怯不花，此为清人妄改）率省臣奏：是书国用尤切，恐久湮失，请刻印以永于世。制可”[572]。次年二月，顺帝命许有壬为此书作序，并于杭州刻板印刷。但入明以后，已经散佚，只有残本传世。赵万里先生将传世残本与群书所引《一统志》片段，辑成一书，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大一统志》在后代被称为《元一统志》，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一统”命名的志书，充分反映了元朝所开创的规模空前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色，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明、清两代都以它为蓝本，修《一统志》，说明“一统”观念已深入人心，这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的编纂体例总结吸收了前代同类志书的优点，其内容“最称繁博”[573]《大一统志》所征引的资料，“凡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等省，则取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居多。今宋、元旧志，十亡八九，金志全佚，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今传本俱有缺页缺卷，正赖此书得以订补。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574]。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此书还大量利用了各地为编《志》准备的资料，凡书中称为《图册》《本路图册》者均是。在一些缺乏前代资料的地区（如辽阳、云南）更是如此。这些新搜集的资料，对于了解元代的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为重要，这从现存的残本和片段中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图2-5-1 《元一统志》书影

忽必烈时代还有一件与地理学有关的大事，那便是黄河源的勘探。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人们认为黄河出于积石（今青海东南积石山），[575]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之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因而河源可追溯到昆仑。[576] 唐朝与吐蕃、吐谷浑交往颇多，吐蕃即今西藏及其周围地区，吐谷浑在今青海，当时的记载提到，黄河河源在星宿川、柏海。[577]星宿川即今星宿海，柏海即今扎陵湖，与星宿海相通。12世纪30年代制作的《华夷图》，将河源绘在离积石山以西很远的地方，应是注意到了唐朝的有关记载。[578] 到了元代，随着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河源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最初有意于河源勘探的是大科学家郭守敬。至元元年（1264），郭守敬奉命“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579]。西夏指以中兴（今宁夏银川）为中心的西夏国故地，郭守敬奉命勘查当地的水利灌溉状况，准备进行修治。为了弄清黄河的面貌，郭守敬计划逆流而上，寻找黄河的源头。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的行动。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实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勘察。尽管如此，敢于提出这样的设想，就足以看出这位大科学家探索未知的勇气，值得大书特书。

至元十七年是南宋灭亡的第二年，忽必烈下诏派遣女真人都实为招讨使，勘探河源。诏书中说：“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肤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之益。”可见，忽必烈决定勘探河源，主要还是为了加强中央和西部吐蕃地区的联系，建立水道交通线。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充分显示了忽必烈的宏大气魄。都实奉命以后，在这一年的四月到达河州（今甘肃临夏）。由此向西，经“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恼儿。”[580]“火敦恼儿”即星宿海，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名为“阿剌恼儿”的“二巨泽”就是今天的札陵湖和鄂陵湖。都实一行详细记录了自河源起多条河流汇集成黄河以及黄河形成后流经的地面，还记录了这些地面的各种自然景观，其中说道：“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旁贯，莫知纪极。山皆草山、石山，至积石，方林木畅茂。”这次勘探，肯定了星宿海是河源所在，并对黄河上游的地理形势作了相当细致的记述，是很有意义的科学考察活动。可惜的是，都实报告的原文没有流传下来。忽必烈接到都实报告后十分高兴，要都实负责在黄河源头建城，“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后因权臣桑哥反对而中止。都实的兄弟阔阔出参加了这次勘探。延祐二年（1315）阔阔出向潘昂霄讲述了勘探的经过。身为翰林侍读学士的潘昂霄怀着极大的兴趣记录了下来，题为《河源志》。又过了十余年，潘昂霄之子潘诩任嘉定州（今属江苏）同知，准备将《河源志》刊行，为此请著名画家、诗人柯九思作序。元末陶宗仪作《辍耕录》，将《河源志》全文和柯九思序都收入书中。《辍耕录》中还载有一幅《黄河源》地图，应出于都实的报告。这是一幅比较完整的河源地区图和黄河上游水系图，其绘制方法对后代同类作品有很大影响。明初修《元史》，在《地理志》后面有河源附录，收入了《河源志》的主要内容。

图2-5-2 《辍耕录·河源图》

除了记述都实一行勘探的《河源志》之外，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关于他的事迹见本书第三编第六章）还曾从“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中发现有关河源的记载。“帝师”是元朝皇帝赐给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领袖的称号，“梵字图书”应是用梵文或古藏文撰写的文献。朱思本在“梵字图书”中发现有关河源的记载，并将其译成汉文，内容与潘昂霄的记载互有详略。应该指出的是，朱思本是否认识梵文或古藏文，已无记载可考。即使认识，要从众多的梵文或古藏文文献中发现河源的记载，亦非易事，应该是藏传佛教僧人应朱思本的请求向他提供的，可惜这种“梵字图书”的名字没有保存下来。关于河源所在，朱思本的译文中说：“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恼儿。”[581] 这是说在火敦恼儿（星宿海）之上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是河源所在。后代继续对黄河进行考察，证实火敦恼儿之上有三条河，其中卡日曲河是黄河之源。由此可见“梵文图书”中有关河源的记载有其特殊的价值。对于河源以下多条河流合并成黄河以及黄河流经地面的记述，朱思本译文亦有不少可以补充《河源志》的地方。明初修《元史》，在《地理志》的《河源附录》中，以朱思本译文为《河源志》作注，互相参证。

第三节 海外记事：《真腊风土记》和《大德南海志》

大蒙古国时期，随着蒙古向外扩展，出现了若干种与中亚、蒙古有关的行记，已见前述。元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海外交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关于海外地区的知识也有所进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真腊风土记》和《大德南海志》，便是两种与海外交通有关的著作。

真腊就是现在的柬埔寨。公元10—13世纪，真腊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当时真腊国都是吴哥城，因此亦称为柬埔寨历史上的吴哥时代。元朝灭南宋后，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地区诸国的联系，真腊便是其中之一。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喻”真腊，使节一行在次年二月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先到温州（今属浙江）。二月二十日“自温州港口开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今越南南部）。中途逆风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582]。也就是说，使团到达以后，真腊表示愿意进贡，与元朝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使团在真腊停留将近一年，于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到达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束旅行。这次访问在《元史》和其他史籍中都没有记载，使节的名字亦不可考，幸好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温州人周达观，他在回国以后，将此行见闻写成一书，名为《真腊风土记》，流传于世，才使这次使节之行，不致湮没。

《真腊风土记》一书前有“总叙”，正文共40则，分别是：“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涉及真腊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以及中国与真腊的交流。全文约8500字。周达观观察细致，叙事准确。此书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吴哥文化极盛时代的唯一记载，非常珍贵。即使在柬埔寨本国文献中，也找不到类似的记载。近代对吴哥城遗址的考查，充分证明了此书叙事的可信。可以认为，周达观是真实、全面记录吴哥文明的第一人，《真腊风土记》是研究吴哥文明和这一时期中柬关系的最重要的资料。在中国古代的行记中，如此详细介绍海外一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此书有多种版本，从19世纪起，先后译成法、英、日多种文字。我国亦有数种整理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夏鼐的校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方志的修撰是中国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宋朝修志之风颇盛，流传至今尚有二十余种。元朝统一以后，为修《一统志》，各省均编撰图志，已见前述。但是这些图志，似均未单独成书，这是很大的损失。在世祖至武宗时期，正式成书而且流传至今的方志，只有《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志》《大德南海志》等数种。其中《大德南海志》最有价值。这是现存的广州最早的方志，陈大震等编纂，成书于成宗大德八年（1304）。全书20卷，现仅存5卷。从残存的部分来看，包含有许多元代广州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卷7《物产、舶货》是元代广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舶货》部分的前言中说：“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出日没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前志”指南宋时纂修的《南海志》，今已失传。《舶货》部分的正文开列了8类进口的货物，即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共计七十余种。这些物品应是当时广州从海外输入的主要货物，但不是全部。其中绝大多数在宋代文献中已经著录过，但也有一些首次出现，如乌爹泥（即孩儿茶），这是一种药材，元代常用来醒酒。这份舶货名单对于认识元代广州以至当时全国的海外贸易，都有重要的价值。在各类舶货后面，还附有“诸蕃国”名，这里所谓“蕃国”，专指通过海道与广州有来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这些“蕃国”由近而远，由东而西，排列有序，共有143处。其中有不少是前代文献中没有出现过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地域名称。中国早期文献中，通常将大陆以南海城称为南海，随着航海事业的开展，对海外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大概在南宋时，开始出现“西洋”一名，与之相应，显然还应有“东洋”之称。而在《大德南海志》中则对东、西洋作了“大”“小”的进一步区分，可以推知还应有“大西洋”之称。从有关地名的排列顺序可知，东、西洋大体是以加里曼丹岛西岸至巽他海峡（在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为分界线，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一带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南部、爪哇岛、苏拉威西岛、帝汶岛、马鲁古群岛一带为大东洋。西洋则以马六甲海峡为分界线，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一带为小西洋，印度洋地区及其以西则为大西洋。东、西洋名称的出现，特别是地域范围的明确划分，说明海外地理知识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进步。东、西洋的名称在明、清两代有关文献中一直沿用，但其所指地域则有所变化。

图2-5-3 《大德南海志》书影

元刻《大德南海志》残本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了《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

[1]《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2]《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3]《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元年四月辛丑，五月丙戌。两篇诏书又见于《国朝文类》卷9和《元典章》卷1，文句稍有出入。

[4]《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

[5]《元史》卷160《徐世隆传》。

[6]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从取“至哉坤元”之义定“至元”年号来看，取“大哉乾元”定“大元”国号的想法应该在同时或稍后即已产生了。为何拖到八年以后才正式颁布，原因尚不清楚。

[7]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载氏著《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8]《元史》卷119《霸都鲁传》。

[9]《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

[10]《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末赞语。

[11]《时务五事》，《国朝文类》卷13。

[12]《马可波罗行记》中册，冯承钧汉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8页。

[1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14]《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道园学古录》卷34。

[15]《元史》卷58《地理志一》。

[16]《元史》卷63《地理志六》。

[17]《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18]《历代名臣奏议》卷235《征伐》引赵天麟奏议。

[19]《元海运志》。

[20]《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

[21]《姚长者碑》，《雪楼集》卷7。

[22]《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571页。

[23]《元史》卷6《世祖纪三》。

[24]《杨君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25]《元史》卷4《世祖纪一》。

[26]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载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27]《元史》卷206《王文统传》。

[28]《元史》卷160《王鹗传》；《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82。

[29]参见张帆《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30]《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14；《两汉诏令·序》，《滋溪文稿》卷6。

[31]《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80。

[32]《元朝名臣事略》卷13《太常徐公》。

[33]《敕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44；《元史》卷159《商挺传》。

[34]《奏议·至元五年十月六日》，《青崖集》卷4。

[35]《元史》卷115《裕宗传》；《追谥先太子册文》，《秋涧集》卷67。

[36]《太医院使韩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2。

[37]《元史》卷22《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八月辛亥。

[38]《送李思齐诗·序》，《傅与砺集》文集卷4。

[39]《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国朝文类》卷25。

[40]关于儒户，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41]《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42]《庙学典礼》卷1《先圣庙岁时祭祀禁约骚扰安下》。

[43]《元史》卷18《成宗纪一》；《元典章》卷34《礼部四·学校一·儒学·崇奉儒教事理》。

[44]《元史》卷76《祭祀志五·郡县宣圣庙》。

[45]《加封孔子制》，《国朝文类》卷14。

[46]《元加孔子号诏碑》陈泌跋，《两浙金石志》卷14。

[47]《立袭封衍圣公事状》，《秋涧集》卷84。

[48]《佛祖历代通载》卷22。

[49]《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道园学古录》卷50。

[50]前揭萧启庆文《元代的儒户》。

[51]《自笑》，《湖山类稿》卷2；又见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

[52]《儒用篇》，《秋涧集》卷46。

[53]《杨君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54]《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55]《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4。

[56]《侍御史慕公墓志铭》，《至正集》卷59。

[57]《跋秋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闲居丛稿》卷10。

[58]《水仙子·归兴》，《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2。

[59]《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60]《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秋涧集》卷40。

[61]《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2。并参见《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62]《元史》卷158《窦默传》。

[63]参见陈高华《论窦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4]《元典章》卷2《圣政一·举贤才》。

[65]《鲁叔宁古村易说·序》，《西岩集》卷13。

[66]《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4。

[67]高伟对元朝以医入仕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参见氏著《元代医家入仕现象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凭借卜筮术数、营造工艺等特长仕至高位者也很多，散见元代碑传。

[68]周湘瑞、韦庆缘：《从元诗例证看元代宽容现象》，《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参见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4页。

[69]《药房居士集·序》，《皇明文衡》卷40。

[70]《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王磐《发思八行状》。

[71]《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法洪《帝师殿碑记》。

[72]《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王磐《发思八行状》。

[73]《萨迦世系史》，第140—141页。

[74]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42页。

[75]《山居新语》卷4；《南村辍耕录》卷12《帝师》；《书史会要》卷7等。

[76]《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

[77]《佛祖历代通载》卷22。

[78]《元史》卷5《世祖纪二》。

[79]《元史》卷74《祭祀志三·宗庙上》。

[80]《元史》卷202《释老传》。

[81]《析津志辑佚·岁纪》。

[82]《元史》卷77《祭祀志七》“国俗旧礼”条。

[83]《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84]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85]《元史》卷203《阿尼哥传》。

[86]《元史》卷13《世祖纪十》。

[87]《元史》卷77《祭祀志七·国俗旧礼》。

[88]《赵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89]《金史》卷5《海陵王纪》：正隆元年（1156）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90]《释奠》，《湛然居士文集》卷3。

[91]《辇下曲》，《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92]可参见《大元画塑记》，《山居新语》卷1，《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

[93]《护国寺碑》，《待制集》卷9。

[94]《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5]《元史》卷205《桑哥传》。

[96]《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7]《元史》卷202《释老传》、卷87《百官志三》。

[98]《元史》卷202《释老传》。

[99]《诚明真人道行碑铭》，《道家金石略》，第601页。

[100]《崇道诏书碑》，《道家金石略》，第592页。

[101]《甘水仙源录》卷9《创建真常观记》。

[102]《玉泉寺圣旨碑》，《道家金石略》，第630—631页。

[103]《元一统志》卷1。

[104]《至元辨伪录》卷3。据《甘水仙源录》卷5《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张真人道行碑铭》，张志敬自甲寅年（1254）起为提点教门事，“权教”盖即指此。

[105]《至元辨伪录》卷4。

[106]《至元辨伪录》卷5。

[107]《至元辨伪录》卷2，卷5《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

[108]《至元辨伪录》卷5《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

[109]《至元辨伪录》卷2。

[110]《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张宗师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翰林承旨王公（王构）请谥状》（《清容居士集》卷32）亦云：“世祖诏大臣议《道藏》可焚弃者，公与议，完救之。”

[111]《南村辍耕录》卷13《发墓》。

[112]《崇国寺圣旨碑》，《道家金石略》，第1114—1115页。

[113]《延祐四明志》卷18《释道考·道隆观记》。

[114]《庙学典礼》卷3《郭签省咨复杨总摄元占学院产业》。

[115]《延祐四明志》卷18《释道考·道隆观记》。

[116]《长春宫碑》，《牧庵集》卷11。

[117]《长春宫碑》，《牧庵集》卷11。

[118]《（乾隆）济源县志》卷11《人物·仙释》；《苗公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786—787页。

[119]《永乐宫圣旨碑》，《道家金石略》，第727页。

[120]《道家金石略》，第729—732页。

[121]《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甘水仙源录》卷3。

[122]《白云观记》，《道园学古录》卷46。

[123]《大元创建天宝宫碑》，载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卷7。

[124]《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125]《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道园学古录》卷50。

[126]《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26。《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道家金石略》，第834页。

[127]有的材料像《天宝宫明真广德大师道行碑》把张清志算作十二祖，是把“二赵一郑”计算在内。

[128]《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26。

[129]《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道园学古录》卷50。

[130]《吴张高风图·序》，《道园学古录》卷6。

[131]《艺文志·天庆观碑》卷10，《嘉靖隆庆志》。

[132]《辉州颐真宫碑》，《道家金石略》，第835页。

[133]《玉虚观大道教祖师传授之碑》，载缪荃孙缉《顺天府志》卷8。

[134]《代祀济渎投龙简记》，《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4册。

[135]《周天大醮投龙简记》，《道家金石略》，第863页。

[136]《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秋涧集》卷47；又见《元史》卷202《释老传》。

[137]《元史》卷202《释老传》。

[138]《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秋涧集》卷47。

[139]《元史》卷11《世祖纪八》。

[140]《太一集仙观记》，《秋涧集》卷40。

[141]《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危太仆集》卷8。

[142]《大元投奠龙简之记》《周天大醮投龙简记》，《道家金石略》，第862—863页。

[143]《次韵伯庸尚书春暮游七祖真人庵兼吴宗师》，《道园学古录》卷3。

[144]《元史》卷202《释老传》。按，王一清为北方正一道传人，曾在1256年开平城建成时，受忽必烈之命“作醮五昼夜”（《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道家金石略》，第865页）。1259年，忽必烈率军南下，王一清随行。除了到龙虎山外，他还曾到鄂州晓谕南宋守将，结果被“守臣执而杀之”（《宿州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陵川集》卷37），后被追封为“洞渊普济广德真人”（《大上清正一宫圣旨碑》，《道家金石略》，第855—856页）。

[145]《汉天师世家》卷3。

[146]《汉天师世家》卷3。

[147]有关龙虎宗天师及江南诸路道教所参与江南道教管理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承天观公据》与《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道家金石略》，第875—878、938—941页。

[148]《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49]《茅山志》卷12。另见《元史》卷11《世祖纪八》：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以三茅山上清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

[150]《元史》卷11《世祖纪八》，诏书见《茅山志》卷4。

[151]《茅山志》卷27《华阳道院碑铭》。

[152]《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松雪斋集》卷9。

[153]《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道教·阁皂山行法箓》。按，此圣旨于猪儿年七月十七日写于昔博赤八剌哈孙（察罕脑儿附近），从张留孙封玄教宗师到《元典章》成书，其间共有三个猪儿年，分别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大德三年（1299）与至大四年（1311）。此处所指猪儿年为何年，待考。

[154]《临江路阁皂山万寿崇真宫住持46代传箓嗣教宗师杨伯晋升为太玄崇德翊教真人诏》《阁皂山万寿崇真宫加大崇真万寿宫诏》，《清容居士集》卷37、卷35。

[155]《玉隆万寿宫兴修记》，《待制集》卷14。

[156]《黄中黄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

[157]《玉真先生语录》内集。

[158]《玉真先生语录》别集。

[159]《元莫月鼎传碑》，《宋学士集》卷11。

[160]《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记》，《道园学古录》卷25。

[161]《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5《黄雷渊》。

[162]《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水南林先生传》。

[16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5《雷默庵》。

[164]《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道家金石略》，第910页。

[165]《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

[166]《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5。

[167]《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道家金石略》，第912页。

[168]《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道家金石略》，第913页。

[169]《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39页。

[170]《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道家金石略》，第912页。

[171]《敕赐玄教宗传之碑》，《道家金石略》，第962页。

[17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173]《承天观公据》《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道家金石略》，第875—878、938—941页。

[174]《开元宫碑》，《道园学古录》卷47；《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忠文公集》卷16。

[175]董某向为道教史研究著作所忽略，仅见宋濂《刘真人传》（《宋文宪公全集》卷9）：“至正间，玄教宗师董公上其事。”玄教自张留孙后历任教主，一般以其在众弟子中的排名次序递补。张留孙、夏文泳的弟子名单中，在于有兴之后，均有一人名董宇定，不知是否即为这里的“玄教宗师董公”（见《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7）。

[176]《张公神道碑铭》，《道园学古录》卷41。

[177]《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5。

[178]《夏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7。

[179]《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

[180]《张宗师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

[181]《大涤洞天图记》卷首序。

[182]《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忠文公集》卷16。

[183]《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5。

[184]《送吴真人·序》，《吴文正公集》卷14。

[185]《题吴真人封赠祖父诰词后》，《吴文正公集》卷29。

[186]《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至正集》卷35。

[187]《夏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7。

[188]《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集》卷4。

[189]《玄和明素葆真法师陈君碣》，《金华集》卷40。

[190]《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5。

[191]《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公集》卷13。

[192]《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集》卷4。

[193]《陈真人道行碑》，《道园学古录》卷50。

[194]《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忠文公集》卷16。

[195]《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金华集》卷29。

[196]关于元朝的国子监和国子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为王建军《元代国子监研究》，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可参阅。

[197]《元史》卷159《宋子贞传》。

[198]《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6《世祖纪三》。

[199]《元史》卷157《张文谦传》；《元朝名臣事略》卷8《内翰窦文正公》；《便民三十五事·议复立国子学》，《秋涧集》卷90。

[200]《元史》卷7《世祖纪四》；《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

[201]《元史》卷158《许衡传》。

[202]《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元朝名臣事略》卷9《太史王文肃公》。

[203]至元十年许衡请求辞职，翰林学士承旨王磐说：“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员数少，坐縻廪禄，有所不安耶？”可知此时国子学的学生仍然很少。见《元史》卷160《王磐传》。

[204]以上均见《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

[205]《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便民三十五事·议复立国子学》，《秋涧集》卷90。

[206]《元史》卷8《世祖纪五》至元十年九月丙戌。

[207]《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牧庵集》卷26。

[208]《元史》卷130《不忽木传》，《元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鲁国文贞公》。

[209]《耶律文正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7；《元史》卷115《裕宗传》。

[210]《便民三十五事·议复立国子学》，《秋涧集》卷90。

[211]《庙学典礼》卷2《程学士奏重学校》，亦见《奏议存稿·学校》，《雪楼集》卷10。

[212]《庙学典礼》卷2《左丞叶李奏立太学设提举司及路教迁转格例儒户免差》。参见《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辛未，卷81《选举志一·学校》。

[213]《耶律文正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7。

[214]国子监、国子学的官员和机构品级，《元史》卷87《百官志三》；《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

[215]《元史》卷87《百官志三》。有关集贤院的设立经过，参见《全公神道碑》，《松雪斋集》卷7。

[216]《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修国子监以居胄子”。

[217]《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大兴府学孔子庙碑》（《石田集》卷10）：“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国子学，位于国左。”

[218]清敕撰《续文献通考》卷47《学校考一》即认为：“考诸纪序，则大德十年之所营，即至元二十五年所修之地而改葺之也。”

[219]《国子学先圣庙碑》，《国朝文类》卷19；《贾侯修庙学颂》，《国朝文类》卷18。

[220]《元史》卷164《尚野传》、卷87《百官志三》。

[221]《庙学典礼》卷2《左丞叶李奏立太学设提举司及路教迁转格例儒户免差》。

[222]《国学策问》，《闲居丛稿》卷13。

[223]《送廉充赴浙西宪司照磨·序》，《道园学古录》卷5。

[224]《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25]《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82。

[226]《时务五事》，《国朝文类》卷13。

[227]《庙学典礼》卷1《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

[228]《经世大典序录·礼典·学校》，《国朝文类》卷41。

[229]《提举司厅壁题名序》（《待制集》卷17）：“国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举儒学乃得专署。初犹分领诸道，后唯行中书治所合置一司。虽视秩第五，而临据乎校庠序之上，曹务甚简，师资攸系。”

[230]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231]《襄阳庙学碑》，《国朝文类》卷19。

[232]《济南路文庙加封圣号记》（《中庵集》卷1）：“国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户以儒籍者世复其家，民之从学者复其身。”这里说的是元初制度。与儒户“世复其家”即全家免役相比，一般民户入学为生员的只能“复其身”，即不算在其家庭派役时的“丁产”状况之内。但南方按各户的税粮或土田数派役，个人“复其身”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3]《元史》卷86《百官志二》记述侍卫亲军诸卫官员设置，绝大部分卫中都设有“儒学教授一员”。既设教授，事实上也必定有相应的学校。如武卫，即是“特立先圣孔子之庙，儒学在焉……特设儒学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独教授常在卫治教事”（《武卫新建先圣庙学碑》，《道园学古录》卷23）。其他卫的情况均当类似。

[234]《武昌路学记》，《国朝文类》卷29。

[235]《献州交河县先圣庙碑》，《清容居士集》卷25。

[236]《新昌州重修儒学宣圣庙记》，《道园学古录》卷8。

[237]《舒城县学明伦堂记》，《道园学古录》卷30；《送长洲教谕·序》，《存复斋集》卷4；《奉使宣抚言地震九事》，《中庵集》卷15。

[238]《答吴宗师书》，《吴文正公集》卷7；《绛州曲沃县新修宣圣庙碑》，《秋涧集》卷53。

[239]以上内容见《庙学典礼》卷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

[240]据萧启庆推算，见《元代的儒户》。

[241]萧启庆上揭文。

[242]《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43]《送孔提举·序》，《榘庵集》卷2。

[244]《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教官·正录教谕直学》；《庙学典礼》卷6《山长改教授及正录教谕格例》。

[245]《庙学典礼》卷2《正录不与教官连署》。

[246]《送新安程伯义之吴江州直学·序》，《存复斋集》卷5。

[247]《送魏生德刚·序》，《东维子文集》卷2；《送陆教授·序》，《吴文正公集》卷19。

[248]《元典章》新集《礼部·儒教·学校·训导敦请年高学博之士》。

[249]《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养蒙集》卷2；《刘梅泉松江教授·序》，《松乡集》卷4。

[250]《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教官·正录教谕直学》；《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51]《登历下文庙郁文堂》，《紫山集》卷1。

[252]《崇阳学记》，《牧庵集》卷5。

[253]《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辰。

[254]《元典章》卷2《圣政一·兴学校》。

[255]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256]《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立社·劝农立社事理》。

[257]《通制条格》卷5《学令·传习差误》。

[258]《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立社·社长不管余事》。

[259]《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260]《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261]《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

[262]《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63]《元史》卷115《裕宗传》。

[264]《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265]《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21。

[266]《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生员学粮》《生徒数目》。

[267]《元史》卷18《成宗纪一》：元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学正，以各道肃政廉访司领之”。《选举志一·学校》：“大德四年，添设（蒙古字学）学正一员。”

[268]《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69]《元史》卷86《百官志二》；《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

[270]如元朝中期，庆元路奉化州按制度设有蒙古学正一员，但“官虽设员，未曾建学”（《延祐四明志》卷13《学校考上》）。吴师道说：“国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书以顺言达事……爰命州郡建学立师，置弟子员，优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奖宠之甚。然历数十年，远外之邦，学犹有未尽立者。”即使算不上“远外之邦”的婺源州，也是直到顺帝至元元年（1335）才建成蒙古字学（《婺源州蒙古字学记》，《礼部集》卷12）。

[271]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六辑。

[272]《兵部译史房题名记》，《樗隐集》卷1。

[273]《李君墓志铭》，《始丰稿》卷12。

[274]《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卷12《吏部六·吏制·译史通事·路译史出身》。

[275]《阎主簿孝行诗·序》，《安雅堂集》卷4。

[276]《马公神道碑铭》，《清容居士集》卷27；《赵君墓志铭》，《金华集》卷36。

[277]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278]《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序》，《松雪斋集》卷6；《国语类记·序》，《石田集》卷9。

[279]据萧启庆先生初步统计，元朝大约有二十个机构设有回回掾史，共六十二人。当然由于资料限制，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完全的。见氏著《元代的通事与译史》。

[280]参见韩儒林《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载氏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伊朗］穆札法尔·巴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81]《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二·医学·设立医学》。

[282]《大都三皇庙碑》，《至正集》卷44；《重修怀州三皇庙记》，《青崖集》卷3；《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牧庵集》卷29。

[283]《元史》卷88《百官志四》。参见高伟《元代太医院及医官制度》，《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84]《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医官·选医学教授》；卷7《吏部一·官制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

[285]《吉安路三皇庙田记》，《道园学古录》卷36。

[286]《岳州路三皇庙记》，《雪楼集》卷12。

[287]贝琼即认为：“三皇……领之于医，特主神农尝药之一事，理固有未尽者。”《释奠解》，《清江集》卷13。

[288]《元史》卷76《祭祀志五·郡县三皇庙》；《增城三皇庙记》，《揭傒斯全集》文集卷5。

[289]参见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290]《赠董起潜·序》，《吴文正公集》卷15。

[291]《体仁堂记》，《云峰集》卷2；《赠医学吴教授序》，《吴文正公集》卷15。

[292]《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二·医学·医学官罚俸例》《医学科目》。

[293]《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医官·选医学教授》；卷32《礼部五·学校二·医学·试验医人》。

[294]《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二·阴阳学·阴阳法师》。

[295]《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下》。

[296]《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阴阳官·试选阴阳教授》。

[297]《阴阳提举焦君墓志铭》（《榘庵集》卷7）：元朝前期，“擢安西、延安、兴元、凤翔、巩昌等处阴阳都提领。由左山公（商挺）荐、安西王教，提举陕西、四川等处阴阳学。既罢提举，置教授员，敕授安西路阴阳教授”。

[298]《海宁州三皇庙祭田记》，《金华集》卷10；《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299]《星命者说》，《贞一斋稿》杂著卷1。关于元代阴阳学，详情可参见叶新民《元代阴阳学初探》，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0]《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

[301]《考岁略》，《鲁斋遗书》卷13；《姚氏牧庵语》，《鲁斋遗书》卷14。

[302]《许先生神道碑》，《圭斋集》卷9；《考岁略》，《鲁斋遗书》卷13。

[303]《送李扩·序》，《道园学古录》卷5。

[304]《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9；《考岁略》。

[305]《语录上》，《鲁斋遗书》卷1。

[306]《许先生神道碑》；见《考岁略》。

[307]《鲁斋遗书》卷1《语录上》。

[308]耶律有尚：《国学事迹》，《鲁斋遗书》卷13；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鲁斋遗书》卷14。

[309]《祭添差通判吕寺簿》《余姚县学讲义》，《黄氏日抄》卷95、卷82。

[31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滋溪文稿》卷28。

[311]《赵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32。

[312]《国学事迹》，《鲁斋遗书》卷13。

[313]《许先生神道碑》，《圭斋集》卷9。

[314]《元史》卷158《许衡传》。

[315]《赠窦先生行》，《鲁斋遗书》卷11。此诗写作年代不详，体会其文义，极有可能是作于1249年窦默初次被忽必烈召见之时。

[316]参阅《与子声义之》，《鲁斋遗书》卷9。

[317]《与窦先生》，《鲁斋遗书》卷9。此信年代亦不详，然首言“老病侵寻”，可知写作较晚。

[318]《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7。

[319]《许先生神道碑》。

[320]《送李扩·序》，《道园学古录》卷5。

[321]《许先生神道碑》。

[322]《棣州重修夫子庙记》《长山县庙学碑阴记》，《归田类稿》卷4。

[323]《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黄百家语；卷90《鲁斋学案》引全祖望语。

[324]《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道园学古录》卷36。

[325]《滋溪文稿》卷28。

[326]《安先生祠堂记》，《圭斋集》卷5。

[327]《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雪楼集》卷21；《内丘林先生墓碣铭》，《滋溪文稿》卷14。

[328]《元史》卷171《刘因传》。

[329]《四库全书总目》卷36《经部四·书类二》。

[330]《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8；《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全祖望语。

[331]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0页。

[332]《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2。

[333]《真定安敬仲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

[334]《安敬仲文集·序》，《道园学古录》卷6。

[335]以上并见《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24。

[336]以上并见《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24。

[337]《四库全书总目》卷166《集部·别集类一九》。

[338]《真定安敬仲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

[339]《元朝名臣事略》卷15《静修刘先生》；《挽刘梦吉先生》，《归田类稿》卷17。

[340]《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全祖望语。

[341]《南村辍耕录》卷2《征聘》。

[342]《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引全祖望语。

[343]《四皓二首》，《刘文靖公文集》卷2。

[344]《元史》卷171《吴澄传》。

[345]《吴公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首。

[346]《宋元学案》卷84《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347]《临川先生吴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44。

[348]《感兴诗二十五首至元丁亥自京师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诸公》，《吴文正公集》卷45。

[349]吴澄曾作有《题宋列圣御容》（《吴文正公集》卷31），自称“遗民之子”。晚年又有诗云：“人海茫茫名利场，盛年快意一观光。顾予白发归来晚，羞过渊明五柳庄”（《予有集贤之命与修撰虞伯生俱乘驿而北于彭泽解后曹成之训导将观光上国为赋此》，《吴文正公集》卷45），对出仕亦有悔意。

[350]钱穆：《吴草庐学述》，载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劳延煊：《元初南方知识分子——诗中所反映出的片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卷上（1979年）。劳文对吴澄的政治态度有非常全面和透彻的分析。

[351]《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8。

[352]钱穆：《吴草庐学述》。

[353]《临川先生吴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44。

[354]《吴公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首；《赠陈伯柔·序》，《王忠文公集》卷5。

[355]《宋元学案》卷92《草庐学案》引黄百家语。

[356]《题杨氏忠雅堂记后》，《吴文正公集》卷29。

[357]韩阳：《吴文公集·序》，见四库全书本《吴文正公集》附录。

[358]虞集：《临川先生吴公行状》。实际上，吴澄被排挤出国子学，是因为他的教学难度较大，并且另提出一套与原有教法不合的教学计划。就国学教育而言，毋宁说许衡以来简易浅显的教学方法，倒更与陆学接近一些。所以虞集《行状》记述吴澄被扣上“陆学”帽子一事，嘲讽地说：“然为之辞耳，初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

[359]《仙城本心楼记》，《吴文正公集》卷26。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强调，心学在北宋的周敦颐、二程处已具雏形，“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者，万世心学之纲要也”。见《静虚精舍记》，《吴文正公集》卷24。

[360]《尊德性道问学斋记》，《吴文正公集》卷22；《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卷6。

[361]《宋元学案》卷92《草庐学案》；钱穆：《吴草庐学述》。

[362]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7页。

[363]参见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83页。

[364]《呈保定诸公》，《刘文靖公文集》卷1；《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24。

[365]李谦：《静修集·序》，载《容城三贤集》本《静修集》附录。此处转引自商聚德《刘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366]《刘文靖公文集》卷13。

[367]词评家况周颐云：“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以谓元之苏文忠可也……寓骚雅于冲夷，足浓郁于平淡，读之如饮醇醪，如鉴古锦，涵泳而玩索之，于性灵怀抱胥有裨益。”见氏著《蕙风词话》卷3第39节，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本。

[368]《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说他“词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见《藏春集》卷6，《四库全书》本。

[369]参见杨镰《元诗史》，第257页。

[370]《江上寄别》，《藏春集》卷1；《寄友人四首》，《藏春集》卷2。

[371]《醒来》，《藏春集》卷1；《寄冯世昌三首》，《藏春集》卷2。

[372]李修生：《卢疏斋集辑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73]《书吴子高诗稿后》，《滋溪文稿》卷29。

[374]《盛子渊撷稿·序》，《吴文正公集》卷13；《卢疏斋江东稿·引》，《雪楼集》卷14。

[375]《谥议·姚燧谥文》，《待制集》卷8；《牧庵集·序》，《牧庵集》卷首。

[376]《送畅纯甫·序》，《牧庵集》卷4。张养浩、苏天爵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姚燧之文“读者或不能句”的特点，见《牧庵集·序》，《牧庵集》卷首；《谢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3。

[377]《牧庵集·序》，《牧庵集》卷首。

[378]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册，第764—765页。

[379]《周刚善文集·序》《元明善神道碑》，《石田集》卷9、卷11；《书林彦栗文稿后》，《滋溪文稿》卷28。

[380]《元公神道碑铭》，《归田类稿》卷10。

[381]《元史》卷181《元明善传》；《元公神道碑铭》。

[382]《胡致果诗·序》，《牧斋有学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383]《仇仁父诗·序》，载方勇辑校《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84]《赠画梅吴雪坞》，《叠山集》卷5。

[385]《寒菊》，载陈福康辑校《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386]《廿二史札记》卷30《元季风雅相尚》。

[387]《跋月泉吟社后》，《鲒埼亭集》外编卷34。

[388]杨琏真加发陵时间，诸书记载不一，今从欧阳光说。参阅欧阳光《与元初遗民诗社有关的一次政治活动——六陵冬青之役考述》，收入氏著《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89]参见王国维《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观堂集林》卷21，中华书局影印本。

[390]《书汪水云诗后》，载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第188页。

[391]《增订湖山类稿》，第14页。

[392]《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第186—187页。

[393]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

[394]《四库全书总目》卷199《集部·词曲类二·山中白云词》。

[395]《伯牙琴·吏道》，中华书局标点本。

[396]《赠相者》《自警》，《松雪斋集》卷3、卷5。

[397]参见杨镰《元诗史》，第357—360页。

[398]《元史》卷190《戴表元传》。

[399]《元史》卷85《百官志一》。

[400]杨维桢《宫词》亦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见《铁崖古乐府》卷14。

[401]孙楷第：《元曲新考·书会》，载氏著《沧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402]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403]参见蔡美彪《南戏〈错立身〉之时代与北曲之南传》，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4]参见冯俊杰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卷2、卷3所收蒙元时期诸碑，中华书局2002年版。

[405]《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聚众·住罢集场聚众等事》；新集《刑部·刑禁·禁聚众·禁治集场祈赛等罪》。

[406]参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乐人婚·乐人嫁女体例·禁取乐人为妻》。

[407]有人认为这首序也是送给珠帘秀的，“宋氏”的“宋”字乃“朱”字形近致误。

[408]钟嗣成：《录鬼簿·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第101页。王国维也说：元代“杂剧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当时“戏曲之所以不得与于文学之末者，未始不由于此”。见氏著《录曲余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409]孙楷第：《元曲新考·书会》。

[410]参见冯沅君《古剧说汇》第70页的有关考证，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41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0页。

[412]李渔：《闲情偶寄》卷2《词曲部下·填词余论》，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413]《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5页。

[414]《南村辍耕录》卷27《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415]刘永济：《元人散曲选·序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16]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25—27页。

[417]王骥德：《曲律·杂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160页。

[418]刘永济：《元人散曲选·序论》。

[419]参见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315页。

[420]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第253—254页。

[421]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六十三节，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

[422]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16—117页。

[423]《阳春白雪·序》，《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卷首，中华书局点校本。

[424]《题冯子振居庸赋后》，《宋文宪公全集》卷13。

[425]傅熹年：《元代的绘画艺术》，《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426]《赵公行状》，《松雪斋集》附录。

[427]《题钱舜举画〈梨花〉》，《草堂雅集》卷1。

[428]《为秋棠题钱舜举所画〈吴兴山水图〉》，《所安遗集》。

[429]《书钱舜举画后》，《覆瓿集》卷6。

[430]《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存复斋集》卷10。

[431]《高公行状》，《巴西集》。

[432]《题黄子久画》，《清阁集》卷9。

[433]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赵孟頫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434]《图绘宝鉴》卷5《元朝》。

[435]《李文简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0。

[436]《图绘宝鉴》卷5。

[437]此书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438]《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梧溪集》卷5。

[439]《南村辍耕录》卷20《狷洁》。

[440]《题宋太学郑上舍〈墨兰〉》，《梧溪集》卷1。

[441]《遂昌山樵杂录》。

[442]《题赵子昂〈马图〉后》，《宋文宪公全集》卷3。

[443]《南村辍耕录》卷7《赵魏公书画》。

[444]《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梧溪集》卷6。

[445]《奇参政宅月山〈双马〉手卷》，《益斋乱稿》卷4。

[446]《家翁命题任月山〈五马图〉》，《玉山璞稿·至正甲午》。

[447]前引《元代的绘画艺术》。

[448]《图绘宝鉴》卷5《元朝》。

[449]《画鉴》。

[450]朱同：《书钱舜举画后》。

[451]《画鉴》。

[452]《元史》卷75《祭祀志四》。

[453]《杂著》，《秋涧集》卷44。

[454]《图绘宝鉴》卷5《元朝》。

[455]《图绘宝鉴》卷5《元朝》。

[456]《赠李肖岩》，《雪楼集》卷29。

[457]《赠中山画工李肖岩》，《中庵集》卷21。

[458]《题何澄界画三首》，《雪楼集》卷9。

[459]参见《元代画家史料·何澄篇》。

[460]《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8。

[461]《元史》卷75《祭祀志四·神御殿》。

[462]《宋史》卷109《礼部十二·神御殿》。

[463]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

[464]《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

[465]太常寺管理宗庙社稷祭祀之事，后升为太常礼仪院。元朝制度，官吏分为官、首领官、吏员三等。首领官是吏员首领之意。典簿亦是首领官。

[466]《书史会要》卷7。

[467]《邓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468]《书史会要》卷7《元朝》。

[469]《跋鲜于伯机与仇彦中小帖》，《待制集》卷18。

[470]《夷门老人杜君行简墓碣铭》，《待制集》卷11。

[471]《南村辍耕录》卷26《诗画题三绝》；《题高彦敬尚书、赵子昂承旨共画一轴为户部杨侍郎作》，《道园学古录》卷2。诗中“湖州”指北宋画竹名家文同。

[472]《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梧溪集》卷5。

[473]《竹谱详录》。

[474]《沧海遗录·序》，《渊颖集》卷12。

[475]《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8。

[476]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藏传佛教考古》，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87页。

[477]《元史》卷203《方技·阿尼哥》。

[478]《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8。

[479]《刘正奉塑记》，《道园学古录》卷7。按，刘元是阿尼哥的弟子，阿尼哥在世时，两都寺观塑像，应是他们师徒合作的成果。

[480]《戏作二首》，《湛然居士文集》卷6。

[481]《蒙鞑备录》。

[482]《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第115页。

[483]《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484]《元史》卷58《礼乐志二》。

[485]《元史》卷68《礼乐志二》；《赈恤乐户记》，《危太朴集》卷4；《元史》卷159《宋子贞传》；《东平府新学记》，《遗山集》卷32。

[486]《元史》卷67《礼乐志一》、卷68《礼乐志二》。

[487]《元史》卷158《姚枢传》。

[488]《元史》卷3《宪宗纪》。

[489]《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载《墓志》。《元史》卷160《徐世隆传》载召见徐世隆事略同，但未载中统三年严忠济奏。

[490]《国朝文类》卷60。

[491]《经世大典序录·礼典》，《国朝文类》卷41。

[492]《元史》卷67《礼乐志一·序》。

[493]《元史》卷88《百官志四》。

[494]《元史》卷71《礼乐志五》。

[495]《元史》卷71《礼乐志五》。

[496]《金史》卷39《乐志上》。

[497]《元史》卷68《礼乐志二》。

[498]《元史》卷4《世祖纪一》。《元史》卷85《百官志一》载，至元八年立玉宸院，二十年改置仪凤司。

[499]《元史》卷85《百官志一》。

[500]《元史》卷77《祭祀志六》。

[501]《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502]《滦京杂咏》卷上、下。

[503]《元史》卷8《世祖纪五》。

[504]《元史》卷13《世祖纪十》。

[505]《元史》卷71《礼乐志五·宴乐之器》。

[506]《元史》卷71《礼乐志五·乐队》。

[507]《元史》卷67《礼乐志一》、卷68《礼乐志二》。

[508]《元史》卷85《百官志一》。

[509]《元史》卷85《百官志一》。

[510]《南村辍耕录》卷20《白翎雀》。

[511]《滦京杂泳》。

[512]《元宫词一百首》，《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13]《元史》卷71《礼乐志五》。

[514]《兴龙笙颂》，《王忠文公集》卷15。

[515]《元史》卷71《礼乐志五·宴乐之器》。

[516]“胡琴”在宋代已有记载，《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517]《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

[518]《元宫词一百首》。

[519]《元史》卷68《礼乐志二》。

[520]《元史》卷67《礼乐志一》。

[521]《赵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2。

[522]《元史》卷67《礼乐志一》、卷80《舆服志三》。

[523]《滦京杂咏》卷上。

[524]《诈马行》，《近光集》卷1。“诈马”是波斯语Jsmah的音译，义为衣。与会者每日要穿一色衣服，故以为名。见韩儒林《诈马宴新探》，《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253页。

[525]《元史》卷79《舆服志二》。按，卤簿中没有常和乐（回回乐），可能因常和署成立较晚之故。

[526]《滦京杂咏》卷上。

[527]《宫词十二首》，《铁崖先生古乐府》卷14。

[528]《元宫词一百首》。

[529]《南村辍耕录》卷19《妓聪敏》。

[530]《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3。

[531]《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高青丘集》卷8。

[532]陈氏见《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宜时秀见《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眉庵集》卷2。

[533]《事林广记》（至顺本）前集卷11《仪礼类》，续集卷7《文艺类》。

[534]《朴通事谚解》卷上。

[535]《玉山逸稿》卷2、卷3各篇。

[536]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537]呼林贵等：《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

[538]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539]原载《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540]《倪公墓志铭》，《金华集》卷32。

[541]《天妃庙迎送神曲》，《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1。《重修路漕天妃宫碑》，《侨吴集》卷11。

[542]《李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5。

[543]王宁：《宋元乐妓与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299页。

[544]《通制条格》卷3《户令》。

[545]《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

[546]参见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辅仁学志》14卷第1—2期（1946年）；又收入《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47]《新注资治通鉴·序》，《国朝文类》卷32。

[548]《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

[549]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页。

[550]《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释文辨误》。

[551]参见冯惠民等编《通鉴地理注词典·前言》，齐鲁书社1986年版。

[552]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

[553]《通鉴胡注表微》，第1页。

[554]《文献通考·序》，《国朝文类》卷32。

[555]《四库全书总目》卷81《史部·政书类一·文献通考》。

[556]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557]《文献通考·序》，《国朝文类》卷32。

[558]《元史》卷13《世祖纪十》。

[559]《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35。

[560]《秘书监志》卷4《纂修》。

[561]《元史》卷85《百官志一》。

[562]《秘书监志》卷4《纂修》。

[563]《元史》卷90《百官志六》“回回司天监”条。

[564]《元史》卷48《天文志一》“西域仪象”条。

[565]《全公神道碑铭》，《松雪斋集》卷7。

[566]《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567]《秘书监志》卷4《纂修》。

[568]《秘书监志》卷4《纂修》。

[569]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570]《秘书监志》卷4《纂修》。

[571]《岳铉字周臣第二行状》，《侨吴集》卷12。

[572]《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35。

[573]《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明一统志》。

[574]赵万里：《元一统志前言》，载《元一统志》卷首。

[575]北宋《佛祖统纪》中的《汉西域诸国图》仍以积石山为黄河源，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153，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76]蒲昌海由塔里木河东注而成，塔里木河源自葱岭，当时把葱岭与昆仑山混为一谈，故有此说。

[577]《新唐书》卷123《吐谷浑传》。

[578]《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62。

[579]《元史》卷5《世祖纪二》。

[580]《南村辍耕录》卷22《黄河源》。

[581]《元史》卷63《地理志六·河源附录》。

[582]《真腊风土记·总序》。

第三编 仁宗至顺帝时期（1314—1368）

第一章 从动荡到崩溃

第一节 不断更迭的帝位

元朝从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顺帝退出大都北逃，历时109年，共传十帝。十帝当中，只有首尾二帝在位时间较长，忽必烈在位35年，顺帝（到退出大都时为止）在位36年。其余八个皇帝，累计在位时间不过39年，可见帝位更迭是相当频繁的。与前期相比较，帝位更迭频繁的问题在元朝后期表现尤为突出，甚至发展为政变、凶杀、内战，大大加速了元朝衰亡的进程。

帝位频繁更迭的主要原因，除了皇帝短命早死外，还导源于蒙古的忽里台选汗传统。忽里台是蒙古语“聚会”之意，在蒙元时期专指拥立大汗（皇帝）、决定对外征伐等大事的诸王贵族大会，体现了蒙古建国前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忽里台选君之制固然有利于推举出最有才能和威望的最高统治者，但毕竟为汗室成员争夺汗位的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和事实上的可能，孕育着内讧和分裂的危险因素。大蒙古国历代大汗登位，都经过忽里台会议的推举，其间风波不断，乃至出现汗位空悬数年的现象。忽必烈推行汉法，企图确立汉族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其子真金为皇太子。但真金早卒，遂又将皇太子印授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也就是后来的成宗。忽必烈死后，成宗遇到了长兄甘麻剌的竞争，经过忽里台大会上的激烈争执，拥戴成宗一方力量较强，成宗始得顺利即位。大德十一年（1307）春成宗卒，太子德寿早死，皇后卜鲁罕企图援立成宗的堂兄弟安西王阿难答，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则与成宗之侄、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的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合谋发动政变，拥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长兄海山，是为元武宗。如果说成宗即位虽有争执、而总体上尚属正常的话，武宗即位则是由皇族、大臣共同策划的一次不折不扣的暴力夺位。但由于武宗具有皇室近属身份，而且在政变后召集忽里台会议确认了夺位的既成事实，故而在蒙古贵族眼中，这次即位仍然具有合法性。类似的帝位更迭故事，在元朝后期又多次上演。

武宗即位之初，感谢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夺位之功，将他立为皇太子，[1]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以后再将皇位返还武宗一系。这种安排对以后的政局埋下了不小的隐患。至大四年（1311），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元仁宗。按照事先的约定，他应当立武宗的长子和世为皇位继承人。但时易事移，重握大权的仁宗，不肯再将胜利果实从自己一系轻易让出。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仁宗封和世为周王。三年三月，下令让他出居云南；十月，正式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和世不甘心失败，赴云南途中行至陕西，在一批武宗旧臣的拥戴下发动兵变，进攻潼关，并东渡黄河，袭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不久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自相残杀，元廷又调集优势兵力加以围剿，叛军遂告溃散。和世被迫远走阿尔泰山以西，依察合台诸侯王而居。此事史称“关陕之变”，它开创了元朝帝位争夺演变为内战的先例。

延祐七年，仁宗去世，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英宗年轻气盛，任用同样年轻的一位勋臣后裔拜住为丞相，推行汉化改革，包括按汉制在太庙行亲享之礼、编纂法令文书类编《大元通制》等。他们还致力于整顿吏治，清算以已故权臣铁木迭儿为首的腐朽势力。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等人渐不自安，希望借拥立新君来摆脱困境。至治三年（1323）八月，当英宗由上都南返大都、途中驻跸于上都以南三十里的南坡时，铁失等人发动政变，率军队闯入行帐，杀害了英宗和拜住。史称这次事件为“南坡之变”。铁失计划拥立的新君，是正在镇守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他是成宗长兄甘麻剌之子。后者一直在侦伺朝廷情况、觊觎皇位，与铁失事先已有勾结，在这次宫廷政变中也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南坡之变固然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同时也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汉化两派的激烈冲突。也孙铁木儿实际上是保守草原游牧贵族集团利益的代表。九月，也孙铁木儿接受忽里台会议推戴，即位于漠北，随后南下大都。因他于次年改元泰定，所以史书中称他为泰定帝。

泰定帝在位五年，“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2]。但在他身后爆发了更严重的帝位争夺。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去世。八月，留守大都的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发动政变。燕铁木儿是钦察人，其父床兀儿曾长期随武宗在漠北作战，他本人也很早就受到武宗提拔。由于上述关系，燕铁木儿在泰定帝去世前就密谋拥立武宗后人。武宗有两位嫡子，长子和世被仁宗封为周王，在“关陕之变”后逃往西北。次子图帖睦尔当时封怀王，居于江陵（今属湖北）。燕铁木儿发动政变后，封府库，收符印，遣使急迎图帖睦尔。另一位武宗旧臣、蒙古蔑儿乞人伯颜正担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他保证了河南行省站在燕铁木儿一方，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进入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在大都即帝位，是为元文宗。文宗改元天历，所以史称这次政变为“天历之变”。与文宗即位同时，泰定帝的左丞相倒剌沙在上都拥立了年幼的皇太子阿剌吉八。于是这次皇位争夺造成了两都的对峙，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在战斗中，大都方面因为拥有全国主要行省的支持，可以调动较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故而渐占优势。十月，大都军队包围上都，倒剌沙出降被杀，阿剌吉八不知所终。两都之战遂告结束。

文宗在局势初步稳定后，也仿照当年仁宗的做法，派使节到西北恭请其兄和世，声称要把夺来的皇位转让给他，和世随即南下。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在漠北即帝位，是为元明宗，文宗被立为皇太子。事情的开端似乎是大德十一年历史的重演，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文宗的让位只是故作姿态，他和燕铁木儿都不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于是一个新的谋杀计划诞生了。八月，文宗和燕铁木儿北迎明宗，相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欢宴数日之后，明宗“暴崩”，文宗“名正言顺”地重登帝位。[3] 但在两都对峙当中站在上都一方的陕西、四川两行省尚未臣服。陕西官员一再涂毁文宗所下诏书，扣留其使者，并发兵三路，攻入河南、山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台则自称镇西王，私署官属，烧绝栈道，与文宗对抗。这样内战不仅发生在两都地区，实际上已波及中原和西南。直到天历二年四月，经过文宗一方软硬兼施的努力，方迫使上述地区臣服。但时隔不久，原来依附上都的诸王秃坚又在云南发动叛乱。他自称云南王，纠合当地有野心的少数民族土官，抗拒朝命，攻掠州县。元廷调集数省军队，才于至顺三年（1332）将叛军最后讨平。

文宗在位时，曾立自己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皇太子即生病夭亡。此事引发了文宗的迷信心理，以至于他在至顺三年八月去世前夕下遗诏立明宗之子为嗣。文宗驾崩，皇后卜答失里与大臣拥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为帝，但他也一月即卒，庙号宁宗。于是明宗的长子妥懽帖睦尔被从广西迎接到大都，在次年即位。这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顺帝的即位标志着此前激烈的皇位争夺告一段落。但在频繁的内讧中，元朝统治集团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

图3-1-1 文宗像

帝位不断更迭还给元朝政治带来了其他一些消极影响。首先是权臣专政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分封制的发达，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表现为家臣政治，执政大臣基本出自怯薛，君臣关系当中具有一种自草原时代继承而来的私人隶属色彩。而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绝大多数权力欲不强，满足于深居宫中、垂拱而治，习惯于对相当其“家臣”的朝廷高官放手使用、不加疑忌。但在频繁的帝位更迭中，一些大臣居功自重，权力过度膨胀，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造成了危害。仁宗、英宗两朝官拜右丞相的铁木迭儿，倚仗皇太后答己的宠幸，又有拥戴英宗立储、即位之功，专权跋扈，朝野侧目，“卖官鬻狱，威福己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4]。后来英宗也被他的余党发动南坡之变刺死。“天历之变”以后，政变的主谋燕铁木儿更是大权独揽。文宗为酬答其襄助夺位之功，拜他为中书右丞相，并特意罢左丞相不置，使他独为丞相，一切政务悉听其总裁。此外还加给他太师、答剌罕（蒙古传统荣誉官号，有“得自由”“自在”之意，可享受多种特权）的荣誉头衔，并封太平王。燕铁木儿“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娶泰定帝皇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达四十人之多。他的儿子唐其势甚至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5]。燕铁木儿除兼任多项要职外，还亲统左、右钦察等若干支侍卫亲军，可谓如虎添翼。大臣阔彻伯、脱脱木儿等憎恶燕铁木儿权势之重，企图搞掉他，却被后者手下的钦察兵一网打尽。文宗、宁宗相继去世，顺帝被接到大都，但因燕铁木儿有追悔之意，顺帝“久不得立……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6]。一直拖到燕铁木儿死后，顺帝才正式即位。

顺帝在位前期，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权臣伯颜手中。伯颜是“天历之变”的第二号功臣，在文宗朝的地位仅次于燕铁木儿。顺帝即位后，燕铁木儿已死，伯颜升任右丞相，晋封秦王。不久燕铁木儿之子、左丞相唐其势嫉伯颜权重，发动政变企图夺回权力，被伯颜镇压。此后顺帝也不再设左丞相，由伯颜独秉国钧。元朝权臣专权的状况，在伯颜当权时期发展到了顶点。（后）至元五年（1339），顺帝将伯颜的官衔改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这在元朝是没有先例的。伯颜的兼职一再增加，累计头衔竟然达到246字。他“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熏灼，天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7]。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特别着重打击不附己的宗室诸王，擅杀剡王彻彻秃，矫旨贬黜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时人诗云：“九重深拱方无为，天下万事由太师（指伯颜）……龙虎大符擅天宠，振古权臣无若斯。”[8]伯颜权势的恶性膨胀，实际上已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后）至元六年，顺帝与伯颜之侄、御史大夫脱脱合谋，趁伯颜侍太子出猎之际，发动政变，草诏数伯颜罪状，将他贬往广东安置。伯颜于南行途中在江西驿舍病死。

帝位不断更迭的另外一个消极影响，就是引发“滥赐”现象，并因而加剧了元朝的财政危机。对宗亲贵族不断进行赏赐是大蒙古国以来的传统，而这类赏赐在元朝后期恶性发展，主要形式由较为固定的“岁赐”转向更为随意的临时赏赐。在频繁而激烈的帝位争夺中，即位的皇帝为酬谢支持者、安抚反对者，都要大行赏赐，称为“朝会赐赉”，其数额之巨，远远超出平时固定的岁赐。如武宗即位时在和林、上都两次聚会诸王驸马，赐赉亦重复进行，结果“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9]。文宗即位后对贵族功臣屡行赏赉，在至顺二年（1331）四月的一次赏赐中即用去金2400两，银15600两，金腰带91副，币帛1300余匹。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性、随意性。滥赐尤其是元朝后期财政中的一大痼疾。加上佛事、军费、官俸、赈济等其余大宗支出，使得元朝后期一直未能摆脱财政危机的困扰，卒致崩溃。

第二节 农民战争和元朝的灭亡

与汉、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相比，元朝的寿命不算长久。前后代大一统王朝在统一后，往往都经历一个上升阶段，鼎盛时期持续较长，被史家誉为“盛世”。而在元朝，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盛世”可以说并不存在。况且其他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元朝则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可以说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部的统治危机。具体而言，除去上节提到的帝位争夺和财政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本来是历代王朝的通病，但元朝这方面问题出现得相当早。忽必烈在位时期，阿合马、桑哥以“理财”之能柄政，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官吏专事搜刮，贿赂盛行。成宗即位以后，标榜“守成”，但在“守成”的幌子下，君臣不思进取，也使忽必烈后期的政治弊端无法得到治理，腐败风气日趋严重。腐败风气较早出现并深化的原因，一是官员素质低下，二是法制不够健全。元朝的官员构成与其他朝代相比有很大差别，“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10]，怯薛（宿卫）和吏员是最主要的两条入仕渠道。由此二途出身的官员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即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缺乏巩固统治的长远目光，文化素质较低，社会责任感、道义感较弱，却只知刻薄百姓、营私聚敛。“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苟图俸考，争先品级，以之临政，懵无所知”[11]；“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脱栅，饥鹰之掣构”[12]。官员质量虽然低下，数量却在持续膨胀。新机构不断创设，旧机构也一再升高品级，“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正之”[13]。另外，元朝法制建设较差，尤其是对官吏犯罪的惩罚规定很不完备，往往法无专条，或者是笼统地泛言“禁止”“罪之”。有些问题虽有明文规定，但执行起来也常大打折扣，随意性很强。凡此种种，都使元朝中后期的腐败现象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元朝重吏轻儒的用人方针，与前后朝代明显有异，从根本上说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渗透的结果，是他们对汉族典章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而政治腐败的速度则因此大为加剧。元末人总结说：“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14]

仁宗以下，频繁出现权臣专权局面，这些权臣大都是腐败现象的代表人物。他们为巩固、提高自己的权威，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本人则大肆贪赃收贿，生活奢侈腐朽。铁木迭儿“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燕铁木儿“一宴或宰十三马”[15]。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16]。到顺帝时期，地方官吏贪污，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初次接见下属要收“拜见钱”，逢年过节要收“追节钱”，利用具体职权收费叫作“常例钱”，处理诉讼受贿叫作“公事钱”，甚至还有没有任何借口、强行索取的“撒花钱（撒花，波斯语，意为礼物）”。当时“上下贿赂，公行如市”，地方监察官员至州县巡视，“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17]。当时为惩治腐败，派遣中央高级官员出外“奉使宣抚”，问民疾苦，但这些人在地方恃权勒索，实际上又为百姓增添一重灾祸。民间流传歌谣讽刺说：“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18]。从中央到地方，大小贪官污吏成为一丘之貉，政治的颓势已难挽回。

元朝后期，社会上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下层人民起事绵延不断，愈演愈烈。泰定帝时，息州（今河南息县）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策划起事，事发后元廷十分恐慌，派出中央大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官员与行省共鞫其案。[19] 顺帝（后）至元三年，广东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事，建“大金国”，建元赤符。同时在汝宁府信阳州（今河南罗山）则有棒胡起事。次年江西袁州（今宜春）民彭莹玉、周子旺以白莲教组织起义，周子旺自称周王。（后）至元五年，河南行省掾史范孟纠集党羽，冒充朝廷使者，矫诏杀死行省主要官员，随后自称河南都元帅，拘收大小衙门印章，封锁黄河渡口，调兵守城，凡五日而败。频繁的地方动乱更加深了以权臣伯颜为首的蒙古保守贵族对汉人的仇视情绪。在伯颜主持下，元廷重申汉、南、高丽人不得持有兵器的禁令，凡有马者皆拘入官，禁汉、南人习学蒙古文字，又专门要求朝中汉官讨论对汉族起事者的“诛捕之法”[20]。据称伯颜甚至向顺帝提出了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伯颜倒台后，脱脱继任相位，纠除若干弊政，时称“更化”，稍显复兴之迹象。但从整体来看，元朝统治的颓势已无法挽回。上层统治集团倾轧剧烈，很难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新。地方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的现象则一如既往。至正四年（1344），益都盐徒郭火你赤聚众称兵，转战山东、河北，攻打城邑，释放囚徒，如入无人之境。又有起义者36人聚集于江南茅山道宫，三省元军上万人不能剿捕，反为所败，“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21]。下层社会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遍布全国，预示着大规模动乱即将到来。

长期积累的财政危机，已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元廷无计可施，不得不于至正十年宣布变更钞法。此次更钞之议由左司都事武祺、吏部尚书偰哲笃提出，他们的方案是印造新的中统交钞（又称至正中统交钞），同时铸造至正铜钱，钱钞兼行，新钞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新旧钞、新钱及历代钱通用。新钞法的原则是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意在放手印行新钞，以虚代实，借以掠夺民间财富。这一建议得到丞相脱脱支持，在百官讨论时“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只有儒臣吕思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将使民间“藏其实而弃其虚”，从而导致纸币制度瓦解。[22] 最后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定议，吕思诚受到处分，新钞遂行。实则果如吕思诚所料，新钞大量发行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钞币信用暴跌，百姓弃钞不用，视如废纸。“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地方甚至“皆以物货相贸易”[23]。

在这段时间，自然灾害也更加严重。黄河一再决口，黄河南北大片州郡俱罹水患，“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24]。河患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威胁漕运和濒海盐场生产，直接影响到元朝财政收入。于是元廷采纳都漕运使贾鲁的建议，准备对黄河进行比较彻底的修治。当时元廷内部对治河方案有种种不同意见，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25]，这一计划的工程十分艰巨，超出了其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故而颇受反对。但贾鲁认为“役不大兴，害不能已”[26]，经反复辩论，他的意见终被脱脱采纳。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诏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民工15万、戍卒2万人治河。工程持续数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大河南北的百姓经连年水旱灾荒，已不聊生，元廷在此时大举征发民工，督责严刻，死者枕藉，怨苦之声载道。民工成批聚集于工地，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上述原因，这次治河工程遂与至正十年的变更钞法之举共同成为元末大起义的导火线。

元末大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是白莲教徒。白莲教本为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以普劝在家人斋戒念佛、死后同生净土为宗旨。因其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允许“在家出家”，故而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且较多地被利用来组织民众起事。顺帝至正十一年的治河工程开工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计划趁机发动起义。他们加紧宣传白莲教“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口号，并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治河工地上，同时散布谶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河工挖出石人，递相传告，人心更加浮动。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事未发而谋泄，被地方官府捕杀。刘福通仓促起兵，其众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他们以“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文告鼓动百姓，[27] 又打出旗号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28]，意在利用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号召、团结汉人，并直接提出了推翻元朝统治的政治目标。稍后徐寿辉据蕲水（今湖北浠水），郭子兴据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皆以白莲教聚众号召。又有方国珍据浙东，张士诚据淮东，但他们不属白莲教系统。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随后他们发动了三路北伐，一度势如破竹，后因兵力分散、后援不继而失败。与此同时，徐寿辉部将陈友谅杀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占有长江中游大片地区。徐氏另一名部将明玉珍则进入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张士诚南下占领平江（今江苏苏州），接受元朝官号，实则仍自主一方，形同割据。

在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中，朱元璋后来居上，最终获胜。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出身贫苦，父母和长兄皆死于疾疫，曾为生活所迫出家为僧，游方乞讨。至正十二年（1352）投入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以才干渐受子兴赏识，娶子兴养女马氏为妻。郭子兴卒后，朱元璋成为郭氏余部的统帅。他接受龙凤大宋政权的官号，渡长江向南发展，于至正十六年攻占江南重镇集庆（今江苏南京），被小明王韩林儿任命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兼行枢密院同签，得自置官属。朱元璋以集庆作为中心根据地，更名应天府，并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9] 之策，在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急于自立旗号，仍长期遵用龙凤正朔。此时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已经趋于瓦解，虽有一些地方官仍效忠元廷，但基本上只限于自守。与朱元璋争衡的对手，主要是东面的张士诚和西面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矢死，余众大溃。此战确立了朱元璋在南方的霸主地位。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至正二十六年，暗害小明王韩林儿，停用龙凤年号。至正二十七年，击败并俘虏张士诚，又迫降浙东沿海的方国珍，江南大局已定。这一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正式对元朝发起北伐。军行前发布北伐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政治口号，同时又表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30]。出兵不足两月，即已占领山东、河南。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闰七月，明军直抵通州（今北京通县），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日，明军攻入大都，元亡。北逃的元顺帝及其子孙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仍以大元之名号令部众，史称“北元”，但作为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之一的元朝，已被新兴的明王朝取而代之。

第三节 元末士人的动向

元末社会的动荡局面，自至正十一年（1351）白莲教徒首事，到至正二十八年明军进占大都，共延续18年。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终被推翻，汉族王朝明朝取而代之。与普通的王朝嬗代不同，这次政权更迭具有一定的“民族革命”色彩，故而明太祖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然而，另一方面，元朝毕竟是一个汉族模式王朝，且维持大一统局面七八十年，在时人眼里它仍然是中国历代正统王朝当中的一环。况且元末民众起义的深层原因，主要并不在于民族冲突，而在于统治腐败、贫富分化、剥削苛重、天灾人祸等社会矛盾，与其他朝代末年的社会动乱性质并无大异。[31]正因如此，元末士人的动向，也就与其他朝代末年社会动乱中士人的动向大体相同。其中绝大多数人对下层民众发起的反抗运动，都抱仇视和抵制的态度；对于元朝的腐败统治虽感痛惜甚至愤恨，但在思想感情上终不能轻易与之决裂。一些人从维护“纲常名教”的角度出发，拒绝与反元势力合作，甚至不惜为元朝殉节；一些人为形势所迫，暂时栖身于一些地方割据集团，而仍念念不忘元廷。即使是明朝开国的佐命文臣，加入新朝也多有不得已之处，并且始终对元朝怀有眷恋之情。这些思想和行为取向，出现于带有“民族革命”色彩的朝代更迭之际，还是颇堪玩味的。钱穆曾就此慨叹说：

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实乏同仇敌忾之忱，更无踊跃奋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32]

钱氏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角度讨论元明鼎革，所言褊狭，不甚得当，但他所揭示的问题，确实触及了当时时代的脉搏，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大抵中国古人论华夷之别，不重血统而重文化。罗泌《路史·国名纪》云：“《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对国家的认识，也绝无现代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观念，而是笼统的“天下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天下国家”的基本格局是内华夏，外夷狄，华夏为主，夷狄宾服，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华、夷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地理分界线。而特殊情况下，夷狄入主华夏，“进至中国”，只要采用“中国”的文化、制度，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元初郝经为蒙古入主中原辩护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33] 就是这种观念的绝好例证。当然，元朝汉化迟滞，“行中国之道”不很彻底，但在时人看来，这基本上是量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中原士人固不待言，即使在从未被北方民族征服过的江南，尽管曾有不少遗民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元廷合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绝大部分士人还是认同了元朝统治，“由反元而变为拥元”[34]。加上传统忠君观念深入人心，君臣之义被视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生基本伦理，在元朝统治下生活、特别是出生于元朝的士人，也就视元朝统治为天经地义之事，华夷之辨渐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明初方孝孺总结说：

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35]

元末的反元起义，在饱受儒家礼教熏陶的士人眼里，当然是“骇俗而惊世”的叛逆行为，何况许多起义者并没有明确将元朝斥为“夷狄”，对民族观念的利用并不充分。[36]

从元末整个社会来看，士人的经济生活条件并不处于社会底层，相当一部分人具有中上水平。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重吏轻儒，又有一套民族等级制度，士人特别是南方士人仕途不畅，很难施展“用世”的抱负，固毋庸讳言。然而，另一方面，元朝赋税不重，法网宽松，属于“中产阶级”的士人生活相对比较优裕而闲适，在经济最发达、士人比例最高的江南尤为如此。例如，元末昆山富豪顾瑛，在家乡斥资营建以“玉山草堂”为主的园林群体，日夜招引文士，饮酒赋诗，彼此唱和。根据他自己编纂的《玉山名胜集》，从至正八年（1348）到至正二十年，在其园林中举行的大小集会共五十余次，参与的士人至少达到一百四十余人。“这些集会在时间的延续性、地域的广袤性、文化的多层性、艺术的综合性以及审美的世俗性等方面都是空前的，历史上一些以风流文采为人称道的文人雅集……都无法比拟。”[37] 管中窥豹，可见当时江南士人生活之一斑。故而钱穆指出：“元虽不贵士，然其时为士者之物业生活，则超出编户齐氓远甚……故元代之士，上不在廊庙台省，下不在阎闾畋亩，而别自有其渊薮窟穴，可以藏身。”“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觞宴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38] 即使在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士人的心态也是“终若依恋元廷，冀其犹有可为，而使我仍得苟安于乡里，犹可以讲学著书传道自尊”[39]。而发自社会底层的大规模反元起义，极大地冲击和毁坏了社会秩序，“焚荡城郭，杀掠士夫”[40]。起义者用作组织工具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又颇具异端色彩。士人对其采取抵制乃至仇视的态度，是毫不奇怪的。

元末人李士瞻说：“本朝自立国以来，仁义忠孝之道陶濡百年，士大夫以名节自立者风满天下。兵兴十年余，仗节死义之人，固不为少。”[41] 赵翼对《元史》中的材料进行统计，发现元朝“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慨叹“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他举出的“殉难”进士包括蒙古人泰不华、丑闾、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色目人余阙、迈里古思，汉人李黼、李齐、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撝，南人周镗、聂炳、刘耕孙、彭庭坚。[42] 这份名单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仅列于《元史·忠义传》的殉难进士（不包括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的“乡贡进士”），他就漏掉了石普、黄绍二人。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没有进士“科名”的殉难者，尤其是其中的南士。这些人对于我们讨论元末士人动向，或许更具研究价值。此处暂时举出一“官”一“民”两个典型人物：刘鹗和郑玉。

刘鹗（1290—1364），字楚奇，永丰（今属江西）人。少习举业，屡试不第。出游求官，被荐举为扬州儒学学录，由此入仕。虽有诗文名，颇得朝中翰苑名士赏识，但却长期沉滞于教官、掾吏身份，难获显达。曾有诗备述仕途辛酸：

归来乎！丈夫既不能如田千秋，一言悟主生封侯，又不能如主父偃，奏书直上黄金殿。君臣千载遇合难，饭牛长夜何漫漫。胡为久客众公间，进退俯仰多腼颜。归来手！孟尝君，不可作，平原君，骨亦枯，买丝欲绣空模糊。迩来卿相不好儒，客且无履安得珠。虽云二子未尽道，尚能与客相倾倒。白玉楼空燕不飞，黄金台圯生秋草。归来乎！京师不可以久留。岁晚霜雪侵貂裘，山中风月如清流，醉余菊花簪满头。千秋奚足顾，主父焉能俦？归来乎！先人有书今尚存，青灯夜雨当细论。孰云落落苦难合，有志可致乎青云。他年岁君在癸酉，看花烂醉琼林酒。[43]

在朝中儒臣的勉励下，他总算没有“归来乎”。到至正十年（1350）六十岁时，做到了六品官翰林修撰。不久天下即乱。至正十二年，元廷“遴选守令”，刘鹗被“超试”三品官江州路（治今江西九江）总管。如果不是爆发动乱，作为一名年逾花甲的南儒，他断无“超试”路总管的机会。此后刘鹗历任广东廉访副使、广东宣慰使、江西行省参政，官位虽高，但一直身居动乱前线，栉风沐雨，备尝艰辛。其诗作对元末混乱局面有痛切的描述，痛惜、无奈、愤恨之情跃然纸上。《惟实集》卷四《感怀三首》：

一

丧乱八九年，乾坤日流血。

人心久不古，伦义悉磨灭。

豺虎在城市，生民半鱼鳖。

张弓不得射，令我重呜咽。

欲付之忘言，宁无愧司臬？

二

醉者常百千，醒者才一二。

苟或不自持，醒者亦复醉。

诸君愿正大，政好持善类。

庶几纲目张，或可起憔悴。

政事如修明，盗贼亦人尔！

无令贾长沙，痛哭至流泪。

三

丧乱靡有定，天下无全材。

苟不事淫酗，辄复多疑猜。

徒知尚权势，不恤治体乖。

生民化盗贼，田里多蒿莱，

狂澜亦既倒，纵挽不可回。

愿忍贾生泪，且进渊明杯。

但他对元朝的忠心是绝无动摇的：

世祖成宗德业深，百年培植士如林。

登车揽辔平生志，孝子忠臣万古心。

忧国忧君臣杜甫，无聊无赖只吟诗。

当时一片心如血，赢得千秋万古知。

监司待我真骨肉，我敬监司如父兄。

纵使监司如可负，敢欺明主负朝廷？[44]

至正二十四年，陈友谅部攻陷赣州，刘鹗被俘，绝食六日而卒。遗言谓其子：“吾平生志在忠孝，不幸遇执，不能报国，死不瞑目！”又留遗书云：“生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45]

郑玉（1298—1358）[46]，字子美，号师山，歙县（今属安徽）人，以理学知名，我们在后面叙述思想史时还会提到他。与刘鹗一样，郑玉也是应举不第，科举之路没有走通。后来绝去仕进之意，隐居讲学，名声反而日显。至正十五年（1355）被元廷征聘为翰林待制，以布衣径擢五品。此时天下已乱，元廷此举，虽有“举遗逸”故事可循，但也明显带有笼络南方士人的用意。郑玉对于这一他人艳羡、视为难得的殊遇，坚辞不就。《师山集》卷1《让官表》云：

臣窃惟迩年以来，士大夫贪得患失，尸位素餐，廉耻日丧，风俗日坏，养成今日之祸，以致盗贼蜂起，生民涂炭，以致陛下宵衣旰食，忧形辞色……今臣复蹈前辙，贪冒恩荣，不知退避，岂惟负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朝廷进贤之路，非臣所以报陛下，亦非陛下所以望于臣也……然酒与帛，天下所以奉陛下者，陛下得以私与人，臣不敢辞也。名与器，祖宗所以遗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与人，臣不敢受也。

他同时表明，不受官爵只是出于励名节、正风俗的考虑，并非拒绝与朝廷合作，因此提出“容臣以布衣赴阙，入觐清光，摅其一得之愚，以为涓埃之助，然后退处山林，咏歌尧舜，以乐太平”。使臣也对他的辞官要求“坚拒不允，必欲令自赴都陈恳，逼迫上道”。到达杭州，终因劳累患疾，无法航海北行，重返家中。[47] 郑玉虽未曾出仕，但一向倡言忠义，曾上书丞相，请求为南宋忠臣文天祥立庙，称“国家之事有本有末，国家之政有重有轻……何谓本，纲常是也，何谓重，忠义是也”[48]。既受元廷征聘，更坚定了“殉国”之心。朱元璋部进占徽州后，郑玉坚拒朱军出山合作的要求，谓“吾荷国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于天地间耶？”绝食数日而死。给学生的遗书说：“人言食人之食，则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获所安。先哲论殷三仁胥获本心，士临事恶可不尽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杀身以敦风化，既不获遂志，今将从容就死以全节义耳。”给族孙郑忠的遗书，则特别强调自己的死“所以为天下立节义，为万世明纲常”，要求亲属不必“区区悲慕”[49]。

元末诸割据势力当中，张士诚据有苏、杭地区，此处经济富庶，士人最为集中。张士诚虽行割据之实，然于至正十七年即已受元官爵，奉元正朔，并重开海运，运粮接济元廷。他还大力招贤纳土，“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于是士人纷纷往依，据称其幕府中“客之所聚者几七千人”[50]。其中如临川人饶介、临海人陈基、桐川人钱用壬，都是曾在元廷任职的名士，钱用壬还是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南士第一名。又如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托庇于张氏割据政权。张士诚招纳的这些士人，相当一部分是本来忠于元廷的。如元朝行枢密院判官迈里古思镇守绍兴，“士大夫咸声随影附，争游其门以自效”。迈里古思死后，所部士人大都投入张士诚麾下。[51] 浦江（今属浙江）人戴良，当朱元璋初定金华时被罗致入幕，不久即脱身逃走，依附于张士诚。另外，同样受元官爵而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也“招延士大夫，折节好文，与中吴（指张士诚）争胜”[52]。江浙地区有名的士人，可以说大部分被张、方二人招纳。当然，也有不少人拒绝与割据势力合作。泰定四年（1327）进士、老资格的诸暨名士杨维桢，就坚辞张士诚征聘，隐居松江，饮酒赋诗而不出。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平阳人陈高，初任庆元路录事，地处方国珍的势力范围。忽然辞官而去，“及方氏至，欲招至之而无从得矣”。他自号“不系舟渔者”，为躲避骚扰，“周流东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尝终月淹也”[53]。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完全控制浙东，陈高遂抛妻弃子，南奔福建陈友定，又航海北行至中原，投奔元朝将领扩廓帖木儿，寻即去世。

一小部分元末士人参加了朱元璋部队，后来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由淮西渡长江，取太平（今安徽当涂），当地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等加入朱部。陶安、李习都是元朝乡贡进士，参加会试不第，授书院山长，仕途郁郁不得志。动乱爆发之初，陶安曾在文章中痛切批评元廷歧视南人的政策，认为这是致乱之由：

数十年来，南人不得仕省台院部，仅补远道宪史……向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祗率世祖旧章，南北人才视之无间，俾其君子汇进，小人爱戴，而致治之美垂衍无疆。夫何妄生区别于一统之朝，日益猜忌怀愤，诸人亦以摈弃不录，构衅引类，发于长淮数千里间，蔓延江左，干戈烂漫，亦有以致之也。[54]

出于对元廷的失望，陶安成为较早投身反元势力的士人之一。他劝说朱元璋“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55]，为朱元璋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无独有偶，三年后朱军占领徽州，当地儒生朱升也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56] 的战略原则。不过朱升并没有立即在朱元璋政权中任职。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进占浙东的婺、衢、处三州，次年隆重征聘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应天府（今南京），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57]。此举对扩大朱元璋政权在士人阶层中的影响，意义十分重大。此前朱元璋搜罗到的士人，主要是一些乡里“遗贤”，声望远不及张士诚麾下的那些名士。虽企图争取名望较高的郑玉，但他拒不合作，以死明志。刘基等四人就不同了。刘基、宋濂二人在元末“起东南、负重名”，“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58]。刘基是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进士，他与章溢、叶琛都曾仕元为官，积极参与镇压反元起义，包括与朱元璋部对抗。宋濂虽未仕元，但也曾在至正九年（1340）被元廷征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以亲老为由未就任。同样是以处士征为翰林，他比郑玉还要早五年。这“四先生”也的确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即使像刘基、宋濂这样的明朝开国儒臣，也仍然是“时时推尊胜国（指元朝）……时时怀想，若情所不能已”，“适逢明祖龙兴，因缘时会，殆非其夙所抱负”[59]。在元朝的仕宦和“名士”经历，还成为他们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入明以后仕途坎坷，精神抑郁，皆与之有关。[60] 难怪钱穆将元明之际士人的恋元情结称为“是时代之风气，亦时代之心情也”[61]。

第二章 后期诸帝与文化

第一节 经筵制度的设立

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萌芽于汉，发展于唐，到宋朝正式形成定制，并基本为元明清诸朝继承下来。[62] 作为一个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弱的北方民族王朝，元朝亦曾开设经筵，并且形成一套相关制度，非常值得注意。

在泰定元年（1324）以前，元朝经筵尚处于胚胎阶段，未有定制。世祖、成宗都曾对儒家文化表现出学习兴趣，命人进讲儒学典籍，武宗也曾下诏刊印蒙古字《孝经》广赐诸王大臣。[63] 自仁宗即位起，元朝皇帝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更有明显的提高。仁宗自幼生活在汉地，周围聚集了李孟、陈颢、王结等一批儒士，受到儒家思想熏陶较深。即位后，对经史学习非常重视，“凡耳目之娱、营缮之事秋毫不经于心，惟经籍史传日接于前”；“谓养性存心宜采于传记，而修身治国必取于礼经。监观历代之蓍龟，夷考前王之轨范”[64]。在位期间，儒臣先后译进《尚书》《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散见于史籍记述。《秘书监志》卷3“分监”条，记载延祐二年（1314）仁宗巡幸上都时所携御览书籍如下：

《通鉴》一部 《播芳》一部 《太平御览》一部 《春秋》一部

《周礼》一部 《礼记》一部 《通典》一部 《尚书》一部

同一条记成宗时所携书籍，仅《通鉴》《太平御览》《通典》《事类文集》《播芳》五种，而没有《尚书》《春秋》等经书。两相比较，仁宗对儒学的爱好是一目了然的。与此相联系，他对皇太子（英宗）的儒学教育也非常重视，曾下旨取《尚书》《大学衍义》《帝范》等书节译本送东宫阅读，[65]又聘名儒同恕等为东宫僚佐。不过尽管如此，在仁宗、英宗时期，经筵进讲也仍然尚未发展成正规的制度。

元朝经筵于泰定元年正式开设。《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载：

（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帖木儿领之。[66]

时经筵初开，令大臣“会议进讲事宜条奏”，并“敕讲官赐坐”[67]。到泰定四年七月，进一步明确规定：“经筵讲读官，非有代不得去职。”[68] 这样，经筵的延续性就有了保证，说明进讲已经制度化。此后文宗、顺帝两朝，均继续开设经筵，只是具体制度小有变动。

元文宗四岁即从王士弘学习经史图书。[69] 即位后于天历二年（1329）设奎章阁学士院，初秩正三品，后升正二品，“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70]。院官设“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71]。可知在文宗一朝，奎章阁实际上成了专职经筵机构。

与文宗类似，顺帝也自幼受到汉文化熏陶。他童年时贬居广西静江府，曾在大图寺长老秋江辅导下学习《孝经》《论语》。[72] 即位后，“寻召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可见基本沿袭了文宗朝的经筵旧规。[73]（后）至元四年（1338）李黼任监察御史，“言宜优经筵进讲之礼”[74]，此时经筵仍在举行。但到（后）至元末，随着顺帝对文宗弑兄夺位事件的清算，显赫一时的奎章阁已濒于废弃。萨都剌诗云：“奎章三月文章静，花落春深锁阁门。玉座不移天步远，石碑空有御书存。”[75] 在这种情况下，经筵进讲很难不受影响。至正元年（1341），也就是顺帝即位的第九年，诏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承担经筵进讲事务。汪克宽《环谷集》卷1《宣文阁赋》序云：“皇帝九年，制作宣文阁于大明殿之西北。皇上万机之暇，御阁阅经史，以左右儒臣为经筵官，日侍讲读。”宣文阁不设学士，经筵讲官以他官兼任，经筵具体事务设检讨等职主掌。许有壬《至正集》卷44《敕赐经筵题名碑》有详细记载：

今上皇帝法圣祖之宏规，考近制而损益之，开宣文阁。选中书、枢密、御史台、翰林国史之臣以见职知兼经筵，丞相独署以领，重其事也。其下有兼经筵官、参赞官、译文官，率以中书翰林僚幕若阁属为之，而不常其员。又其下译史三人、检讨四人、书写五人、宣使四人。有公移，翰林国史知经筵者署之，奏为著令。

至正九年十月，又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开设端本堂。“命（太傅右丞相）脱脱领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虚中坐以俟至尊临幸，太子与师傅东西向坐授书，以下僚属以次列坐。”[76] 太子谕德李好文汇集经史，编《端本堂经训要义》《历代帝王故事》《大宝录》《大宝龟鉴》等书进呈，供太子学习。[77] 于是元朝东宫经筵也形成了定制。

有关元朝经筵制度的具体内容，受传世史料所限，许多细节之处已不甚清楚，只能予以粗略的勾勒。

进讲时间、地点：泰定以前，经筵未形成制度，进讲时间自然不固定。《元史》卷41《顺帝纪四》：至正三年“六月壬子，命经筵官月进讲者三”。然而泰定、文宗时期，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泰定初开经筵，曾有“三日一进讲”的说法。[78] 文宗开奎章阁，“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79]。柯九思《宫词十五首》之十注云：“上日御奎章，报未时则还内殿矣。”[80] 看来也不限于月讲三次。不过，月讲三次的制度最晚在顺帝即位之初即已确立，[81] 至正三年六月不过是重申此制而已。按宋代经筵两天进讲一次。明代经筵虽是月讲三次，但其间有日讲，原则上每天都要举行。相比之下，元朝经筵进讲的间隔周期就要长得多。另一方面，宋明经筵每年遇寒暑都中辍一段时间，而元朝似无类似的规定。[82]

具体每次进讲时间的长短，大概也没有硬性制度。顺帝时乌古孙良桢批评经筵“数日一进讲，不逾数刻已罢”[83]，但也有进讲时间较长的时候。张以宁《翠屏集》卷2《和周子英进讲诗韵》：“宣文阁下仗初移，讲彻鸡人报午时……儒臣有戒陈忠荩，圣主无为宝俭慈。”《口北三厅志》卷15《艺文四》载叶衡诗《上京杂咏六首》之一：“水晶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只有词臣留近侍，经筵长到日轮西。”看来这主要依赖皇帝临时兴致。

宋明诸朝经筵一般有较固定的地点，北宋在迩英阁，明代在文华殿。元朝则不然，大概只有文宗在大都时，主要于奎章阁听讲。顺帝虽开宣文阁，进讲却未必在此举行，读周伯琦《近光集》进讲诸诗即可知。据零散材料，大都进讲地点除奎章阁、宣文阁外，还有大明殿、明仁殿、咸宁殿、东便殿、流杯池亭诸处。上都则主要在洪禧殿、慈仁殿和水晶殿。

进讲官员：宋设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为经筵讲官。金虽有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却不掌经筵。这方面，元制明显接近金制。元朝翰林、集贤院都有侍讲、侍读学士，但其头衔上的“侍讲”“侍读”，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84] 因此时人云：“所谓经筵侍讲，与令翰林侍讲、侍读，名同而实异。”[85] 元朝后期虽然正式开设了经筵，但除文宗朝及顺帝初年的奎章阁官员外，一般也没有专职经筵官，而主要由省院台和翰林集贤官员兼职。比较而言，翰林国史院官员在其中地位最重要。虞集曾列举泰定元年至四年（1324—1327）历任经筵官18人，其中翰林国史院官员独占11人，仅有的两名连任4年者也都包括在内。[86] 顺帝立宣文阁，进一步完善了经筵制度。但经筵官（包括参赞、译文官）仍由中书、翰林官员兼任。而且“惟居翰林者独主其文移出纳”，故时有“经筵亦归翰林”之说。[87] 不过这次机构更动添设了检讨、书写、宣使、译史等专职属官16人，大大减轻了兼职经筵官的工作负担。其中检讨一职负责起草讲稿，尤为重要。[88] 而在此之前，讲稿起草工作大都是曲兼职经筵的翰林国史院官员完成的。[89]

进讲内容：元朝经筵进讲内容范围较广，可分五类叙述。

一是经书。南宋孝宗时规定：经筵进讲经书按重要性排列，以《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为序。[90] 元朝未见类似制度。而且受皇帝本人文化水平的限制，进讲内容中经书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宋代。史料表明，元朝经书进讲较多者首推《尚书》，另外《易》《诗》等也曾进讲。真德秀《大学衍义》在元朝影响很大，成为经筵的一部主要教材。偶尔也临时编一些经书简本，如忽必烈时的《五经要语》。值得注意的是：“四书”在元朝经筵进讲中尚未显示出特殊地位。这一点与明清有很大差别。[91]

二是史书。宋朝经筵进讲史书种类很多。仅据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门所载，就有两《汉书》、两《唐书》以及《史记》《通鉴》《稽古录》《贞观政要》《陆宣公奏议》等。元朝经筵尤重讲史，以讲《通鉴》《贞观政要》《帝范》为最多。元初制度多以金为蓝本，故中书省官还曾专门编《大定政要》为忽必烈进读。[92] 总的来看，元朝经筵讲史的范围虽不及宋朝之广，但超过明朝。[93]

三是先朝圣训。经筵中进读先朝皇帝的“宝训”“圣谕”在宋已有先例。元朝是一个重视祖先传统、成例的朝代，这种情况就更常见。泰定帝开经筵，专门命大臣编辑《帝训》、译《世祖圣训》备进讲。文宗也要求奎章阁学士们“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94]，实际上讲经史时也往往要“参以祖宗故实”[95]，以增加皇帝听讲的积极性。

四是文学作品。宋代经筵曾以《文选》进读。辽圣宗“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96]。元朝进讲内容有时也包括文学作品。据载文宗时“讲筵尝语及唐聂夷中诗”[97]。《元史》卷143《巎巎传》：巎巎在经筵，“若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尤喜诵说”。

五是当代人著作。元朝经筵常以时人所著政论性或现实意义较强的作品进读，例如张养浩《经筵余旨》、张枢《续后汉书》、朵尔直班《治原通训》等。[98] 顺帝时，经筵检讨危素上言请以时人萧文孙所著忠、孝二史备劝讲，[99]足见当代人著作可以充作经筵教材。

进讲方式：这是元朝经筵制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赵汸《东山集》卷5《虞集行状》：“国家经筵之制，凡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所谓“国语汉文两进读”，亦即先以汉语讲授，再以蒙古语翻译。《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康里巎巎以翰林学士承旨亦在经筵，在上（顺帝）前敷陈经义，朵尔直班则为翻译，曲尽其意，多所启沃。”与此相联系，讲稿也同时有汉、蒙文两种本子。《至正集》卷44《敕赐经筵题名碑》：“讲文附经为辞，若古疏义而敷绎之。继以国语译本，覆诵于后。”讲稿在讲毕后要进呈皇帝。《王忠文公集》卷3《经筵录后序》：“故事，讲文月凡三进。每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诸左右。比三岁，又总每月所进为录以献，以备乙夜之览。”贡师泰《玩斋集》卷5《明仁殿进讲五首》之二：“黄绫写本奏经筵，正是虞书第二篇。圣主从容听讲罢，许教留在御床边。”虞集曾抱怨说：用蒙古语翻译讲稿之时，“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100]。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在元朝皇帝中，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功底是比较好的。但即使是他们在位期间，经筵进讲也仍然要通过翻译。实则这种翻译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主要是一种按惯例必须举行的传统仪式。[101]《危太朴集》续集卷7《月鲁帖木儿行状》：在经筵“进读之际，引经授史，本于王道。且善国语，上嘉纳之”。在重“国语”的元朝，它实际上是统治者“蒙古至上主义”意识的具体表现。[102]

元朝经筵讲稿存者极少。《吴文正公集》卷44有《经筵讲议》两篇，是泰定帝初年吴澄进讲的讲稿。首篇讲《帝范·君德》，次篇讲《通鉴·汉纪》。都是先引汉文文言原文，然后用“蒙文直译体”（或称“蒙语硬译文体”）的汉文白话逐句解说。次篇末尾，还附有如下一段借题发挥性质的白话议论：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里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斯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另外贯云石于仁宗时进呈《孝经直解》，也是用白话解释原文。此书虽不一定是正式经筵讲稿，却与吴澄所进《讲议》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后文第四编第一章第三节“汉语中的蒙语词汇和蒙语硬译文体”一节。

泰定元年开设经筵一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偶然色彩。单就儒化程度来看，本来仁宗才是元朝诸帝中的翘楚。元人云“国家以神武不杀奄有四海，而典章文物至仁皇而大备”[103]。当时革除武宗弊政，开科用儒，“一时侍从言语之臣号称最盛”[104]，似乎正是开设经筵的大好时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即在于条件不成熟。元王朝仍然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尚未被统治集团完全确认为治国主导方针，蒙古、色目保守势力相当强大，皇帝又一直没有熟练掌握汉语——在这种状况下，将经筵进讲固定为制度的任务，显然还难以提上日程。其实儒士们对此也未必没有认识。仁宗时许约请开经筵，根本不敢要求像宋代那样两天一讲，而仅仅试探性地提出“半月一讲或一月一讲”[105]，可见只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泰定帝久居漠北，与儒士们原没有多少接触。即位时“从来者皆椎埋无知，犷悍豪横”[106]。他首开经筵，绝非因为对儒家思想有特殊的钟爱，而纯粹是出于现实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消除儒臣们的不信任情绪。这与迅速诛杀铁失逆党的措施，具有类似的意义。实际上在其他很多方面，泰定帝的政策都比仁宗、英宗时期倒退了。例如仁宗、英宗均曾对吏员出职最高品秩加以限制，泰定帝则一即位就“下诏万方，凡由吏出官者复旧制”[107]。总的来看，经筵的正式开设不过是泰定帝即位后所推行调和均衡政策的一部分，在当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图3-2-1 《孝经直解》书影

然而，另一方面，经筵的开设和延续，在偶然性中也包含着必然因素。首先，在文化政策上，蒙古统治者一向采取均衡态度，虽然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学派。他们对儒家学说的具体观念、思想尽管未必赞同，可对其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基础的作用则认识得非常清楚。明人张溥用尖刻的语气评论元朝“西域帝师横行天下，膜拜成风、淫污蔽路，谓元尚儒，徒虚语耳”[108]。实则在蒙古统治者眼里，尊佛与尚儒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经筵的开设及其延续，与这种宽容、均衡的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其次，尽管蒙古统治者在汉化道路上前进缓慢，曲折甚多，但受汉文化影响的总趋势毕竟不可挽回。日本学者田山茂通过对法典编纂、礼俗、官制几方面问题的研究指出：在元朝前半期（仁宗以前），蒙古至上主义在各项国策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到后半期（英宗以后），则显示出重蒙、重华两种倾向的抗争状态，难判优劣。[109]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则由另一角度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他认为：天历元年（1328）以前，内陆草原地区与各大汗国作为蒙古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一直是元朝中央政府制定国策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到天历元年以后，随着上述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削弱，统治者开始完全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元朝政治乃趋向于儒家化。上面两位外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恰恰为我们解释了元朝经筵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后期诸帝与文学艺术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说：“元诸帝多不习汉文。”[110] 这种说法影响很广，实际上是很片面的。元朝后期自仁宗起诸帝，除泰定帝外，都受过中原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熏陶，不仅认识汉字，而且对中原传统的文学艺术都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与以前元朝诸帝有明显的区别。[111]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成宗死后发动政变，夺得皇位。兄弟两人协商，兄海山为皇帝，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元代后期名作家虞集说：“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备。自昔在东宫时，贤能材艺之士，固已尽在其左右。文章则有翰林学士清河元公复初，发扬蹈厉，藐视秦汉。书翰则有翰林承旨吴兴赵公子昂，精审流丽，度越魏晋。前集贤侍读学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艺笔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盖上于绘事天纵神识，是以一时名艺，莫不见知，而永嘉王振鹏其一人也。”[112]“元公复初”即元明善，“赵公子昂”即赵孟頫，“商公德符”即商琦。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搜罗文学艺术之士为数甚多，以上三人只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在搜罗人才的同时，他的一些举措也反映出对文学艺术的广泛兴趣。至大三年（1310），他曾命赵孟頫绘《嘉禾图》“藏诸秘书”[113]。同年，画家王振鹏作《龙池竞渡图》进呈。[114] 他还“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115]。他收藏了为数相当可观的书画和各类书籍，但在登上帝位以后立即下令分散处理：“应有的图画并手卷都与哈海赤司徒者，其余的文书尽数交割与秘书监家好生收拾者，休教损坏了。”移交给秘书监的书籍共644部，6698册，数量相当可观。[116] 图书、手卷亦应不在少数。

仁宗即位以后，对文学艺术之士颇加宠遇。他最看重赵孟頫。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应忽必烈之召入朝，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阶从五品。武宗至大二年，升中顺大夫、泰州尹、阶正四品。二十余年升了三级，其不受重视是很明显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东宫时召他入京，拜翰林侍读学士。次年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阶从二品。这是罕见的越级提升，对于“南人”，可称“异数”。延祐元年（1314）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阶正二品。延祐三年，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阶从一品。六年之内，由正四品到从一品，升了五级。[117] 元代文献中称赵孟頫“被遇五朝”或“荣际五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实际上他真正得到恩宠的，是在仁宗朝。仁宗看重赵孟頫，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多大用处，而是将他当作文学侍从，“优以礼貌，置之于馆阁之间，使之讨论古义，典司述，传之后世，亦足以增重国家”。仁宗曾历举赵孟頫的七大优点：一是“帝王苗裔”，二是“状貌昳丽”，三是“博学多闻知”，四是“操履纯正”，五是“文词高古”，六是“书画绝伦”，七是“旁通佛老之旨”[118]。虽是“帝王苗裔”，但到仁宗时元朝统一已久，他在政治上实际已没有利用价值。“状貌昳丽”和“操履纯正”，也都是表面文章。真正被看重的，是赵孟頫的“博学多闻知”，“文词高古”和“书画绝伦”。赵孟頫经常“奉敕”作文，其中以碑铭（人物、寺院）居多，有名的如《胆巴帝师碑》。其次则是书画题跋，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有他“奉敕恭跋”[119]。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赵的书法特别欣赏，延祐三年三月，下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帖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同年四月又有旨：“赵子昂每写来的《千字文》手卷十七卷，教秘书监里裱褙了，好生收拾者。”[120] 这“十七卷”《千字文》中，有赵孟頫“书六体为六卷”，赵孟頫夫人管道升书一卷，儿子赵雍一卷。[121]“赵体”在元代风行一时，固然由于其本身的成就，但仁宗的喜爱与提倡也是起作用的。管道升“尝画《墨竹》及《设色竹》图以进，亦蒙圣状，赐内府上尊酒”[122]。赵孟頫亦应有“奉敕”或自行“进献”的绘画作品，但是在现存文献中缺乏记载。

为仁宗所赏识的还有以文章著称的元明善（1269—1322），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他虽是北方人，但“弱冠游吴中，已名能文章”。先为学官，后为行枢密院、行台掾史，后为枢密院照磨、中书省左司掾。“仁宗居东宫，首擢为太子文学。”及即位，改翰林待制（正五品），升翰林直学士（从三品）；皇庆二年（1313），升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阶从二品。以后职务屡有变迁，但品阶不变。英宗即位后，授翰林学士、资善大夫，阶正二品。[123] 元明善原是行政机构的吏员、首领官，在仁宗时代，迅速提升，差不多可以和赵孟頫相提并论，其原因就是在于文章得到赏识。“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124]，和姚燧并称为“一代之文宗”[125]。遗憾的是，他的文集早已散佚，难以追寻他和仁宗之间的文字因缘。元明善之外，畏兀人贯云石（1286—1324）也因文采受到仁宗的青睐。贯云石号酸斋，原名小云石海涯，是忽必烈时代名臣阿里海牙的孙子，“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后来将官职让给兄弟忽都海涯，“退与文士徜徉山水处，倡和终日，浩然忘归”。后从姚燧学，姚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在东宫时，姚燧“数荐之”。贯云石“进《孝经直解》，称旨”。于是被指定为仁宗之子英宗硕德八剌的说书秀才，“宿卫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极，特旨拜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阶从二品。”这也是破格提拔，贯云石自己说：“昔贤辞尊居卑，今翰苑侍从之职，高于所让军资，人将谓我沽美誉而贪美官也”，因而不久便辞去。[126] 从赵孟頫、元明善、贯云石三人的遭遇，可以看出仁宗对文学之士是很重视的。举荐贯云石的姚燧，是元朝前朝的文章大家，已见前述。他也是仁宗网罗的对象：“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开宫师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汉征四皓故事，起燧为太子宾客。未几，除承旨学士，寻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谕燧，燧拜辞……明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后辞职南归，病死。[127] 如果不是年迈病故，他在仁宗朝一定也会享受更多优遇的。

图3-2-2 赵孟頫《快雪时晴帖跋》

虞集文中提到的商琦，字德符，是忽必烈时代名臣商挺的儿子。生卒年不详。大德八年（1304），“成宗召备宿卫”。仁宗在东宫，奏授集贤直学士。调大名路治中，不赴。皇庆元年，授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四年，升侍读官、通奉大夫，赐钞二万五千贯。泰定元年，迁秘书卿，病归，卒。[128] 可知商琦亦是仁宗为皇太子时搜罗的人物。集贤直学士，阶从三品。集贤侍讲学士，阶从二品，侍读同。商琦长于山水、墨竹，“山水师李营丘，得用墨法。墨竹自成一家，亦有妙处”[129]。他常奉诏作画，“集贤曾画嘉熙殿，敕赐黄金拜舞归”[130]。“商侯画山并画水，当今天下无双比。昔者累蒙天子知，昼日三接赐筐篚。”[131] 可见他的画艺是很受仁宗欣赏的。虞集提到的另一位画家王振鹏，字朋梅，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他以界画著名。界画是以楼台亭阁等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图画，须用界尺绘图，故有此称。“振鹏之学，妙在界画，运笔和墨，毫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园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尝为《大明宫图》以献，世称为绝。延祐中得官，稍迁秘书监典簿，得一遍观古图书，其识更进，盖仁宗意也。累官数迁，遂佩金符，拜千户，总海运于江阴、常熟之间焉。”[132] 王振鹏应是一个职业画师，仁宗为皇太子时他进献《龙池竞渡图》，已见前述。仁宗特意安排他到贮存文物图书的秘书监任职，使他能有机会观摩前代名作，提高水平。这样做法是很不寻常的，足以说明仁宗对绘画的重视。

还有不少画家也受到仁宗的青睐。前期名画家李衎长于画竹。仁宗即位后他在皇庆元年（1312）由常州路总管召入京师任吏部尚书（正三品）。次年“请致仕，上不允……超拜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133]。阶从一品。“延祐甲寅”（元年，1314），李衎“奉诏写嘉熙殿壁”[134]。前面提到，商琦曾画嘉禧殿，显然李衎是与商琦同时奉命的。嘉禧（熙）殿是隆福宫（在宫城西部）的偏殿，“中设佛像，旁设御榻”[135]，应是皇帝休息的场所。李衎、商琦所作壁画题材无疑是山水、竹石。李衎之子李士行，字遵道（1282—1348），少年时代随父在江浙一带活动。“及见故国遗老，而吴兴赵公孟頫、渔阳鲜于公枢则又从学朝夕者也。”既有家学渊源，又得到赵孟頫、鲜于枢的指点，“故其歌诗字画，悉有前人风致”。“仁庙在位，崇尚艺文。近臣以君名荐，令人召之。君以所画《大明宫图》入见，上嘉其能，命中书与五品官，偕集贤侍读商公琦同在近列。”后官至黄岩知州。[136] 李遵道“画竹石得家传，而妙过之。尤善山水”[137]。而向仁宗进献的，则是《大明宫图》，应是界画作品。前面提到，王振鹏亦作《大明宫图》进献，两人同时以同一内容作图进献，应该不是巧合，或是仁宗命题之作，或是因为仁宗对界画情有独钟。[138]

用进画来谋取官职在仁宗朝已成为风气。除王振鹏、李士行外，忽必烈时代已“待诏掖垣”的名画师何澄在“致仕”后因进界画得升官阶，已见前述。延祐五年（1318），翰林编修曾巽申进《大驾卤簿图》，“传旨召入，偏阅其图，问人马物色甚悉，曰：‘后当有用’。敕秘府藏之，而命斡赤丞相传旨，命巽初（巽申字巽初）为学士。巽初不敢当，力辞，遂循进奏为翰林应奉文字、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139]。《大驾卤簿图》绘写的是北宋皇帝出行时的卤簿仪仗，分为“中道”“外仗”等图，现存《大驾卤簿图·中道》卷（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属于宫廷、官府绘画的一种体制，具有特殊风格，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40]。曾巽申原是翰林编修，阶正八品，如升为“学士”则最低应为从三品。这样越级提拔，作为“南人”的曾巽申“不敢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翰林应奉文字阶从七品，正是编修“循进”的上一等级。还有前期著名画家任仁发之子任贤能，“大德、皇庆间入觐进画，赐金段、旨酒”[141]。

从以上所述，可知虞集说仁宗“于绘事天纵神识，一时名艺莫不见知”，虽有阿谀逢迎的成分，但确有一定根据。仁宗对绘画是很喜爱的，在他周围，有一批出色的画家。仁宗对书法有相当的修养，喜欢“亲洒御翰”，赏赐臣下，以“昭示龙光”[142]。长期追随的儒臣李孟号秋谷，仁宗下令“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143]。至于他对“赵体”的爱好，前面已说过了。

英宗硕德八剌在位不到四年，忙于内部政治斗争，在文化方面没有多少建树。英宗的书法在当时已得到较高评价：“尝见宋宣和手敕，卷首御题四字，又别楮上‘日月昭吾民，月色清我心’十字，一琴上‘至治之音’四字，皆雄健纵逸，而刚毅英武之气发于笔端者，亦足以昭示于世也。”[144] 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时曾书《开经偈》[145]，即帝位后曾在丞相拜住所作《古钱图》上“取朱笔书皮日休诗‘我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于其侧”[146]。至治二年（1322）春，英宗猎于柳林（大都东南），画家朱德润奉旨作《雪猎图》，并作《雪猎赋》进献。[147] 可见他对图画亦有兴趣。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对中原传统文化比较隔膜，是否认识汉字是个有待考证的问题。[148] 从现存记载中没有看到他与中原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有任何关系。

泰定帝死（1328）后，元朝统治集团为争夺皇位爆发了两都之战。大都一方拥戴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为帝取得了胜利。图帖睦尔将帝位让给其兄、远在北方的和世，但和世在返回大都途中，竟被图帖睦尔毒死。图帖睦尔继续称帝，并上和世庙号明宗。图帖睦尔死于至顺三年（1332），在位五年，顺帝元统二年（1334）上庙号文宗。

明宗和世生于大德四年（1300）。延祐三年（1316），被仁宗封为周王，放逐到云南，中途逃往金山（今阿尔泰山），在漠北生活了十余年。他对中原传统文化有无了解，是不清楚的。有的记载说，宋好古工画竹石，“有进于明宗者，明宗语左右曰：此真士大夫笔。天历中为艺文监照磨，京师人名其竹为敕赐士大夫竹。”[149]“天历”是文宗的年号，颇疑是将文宗误为明宗了。图帖睦尔生于大德八年（1304），至治元年（1321）被英宗放逐到海南。泰定帝即位后召回大都，封怀王。泰定二年（1325）出居建康（今江苏南京）。泰定帝去世前夕，被迁往江陵（今湖北江陵），随即在其父武宗旧部拥戴下夺得帝位。图帖睦尔与和世不同，他一直生活在“汉地”和江南，受中原传统文化熏陶很深，能书画，兼通诗文。在建康时，曾作京都万岁山图，“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150]。见于后代著录，有《雪景山水》立轴。[151] 他“喜作字，每进用儒臣，或亲御宸翰，作敕书以赐之。自写阁书，甚有晋人法度”[152]。文宗墨迹，见于记载的，有赐臣下的“雪月”二字、“保宝”二字、“梅边”二字、“永怀”二字，[153] 以及亲笔诏书等。[154] 设置奎章阁后，图帖睦尔命虞集撰《奎章阁记》一文，并亲笔书写刻石，以墨本分赐文学侍从近臣。[155] 现存图帖睦尔书，除上述“永怀”二字摹本外，还有王振鹏画《龙舟》扇面（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上的“妙品”二字，可能亦出于他之手。图帖睦尔能诗，现存有他的诗二首。天历二年（1329）端午节，他曾在“彩笺”上题诗，与礼物同送“皇姑公主家”[156]。当然，除书翰确实出于本人手笔外，诗、画都有可能是臣属代笔，有待进一步研究。[157] 但他对中原传统的诗文书画都有浓厚的兴趣，则是没有疑问的。

图帖睦尔在集庆（今南京）居住时已开始招揽文学艺术人才。奔走于他门下的有赵淳、李孝光、柯九思等人。[158] 李孝光是著名诗人，柯九思则长于墨竹和鉴定文物。上述名画家李士行任黄岩知州，因与监察部门官员有矛盾，“不乐，移疾去，闻文皇潜藩在建业，善接纳文士，将往见焉”，不幸中途去世。[159]由此可知当时图帖睦尔已以“接纳文士”出名。即位以后，在天历二年三月设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后升正二品。文宗宣布，设置这个机构“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所闻”[160]。也就是说，是辅助皇帝研习经史、探讨治国大计的机构。从奎章阁学士院成立以后的实际活动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负责经筵讲学，二是编纂出版书籍，三是讨论法书名画。经筵讲学前面说过，从泰定帝时起，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制度，文宗时经筵讲学主要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安排。编纂出版的书籍，有规模很大的《经世大典》，收集整理元代的各种规章制度，此外“以国字译《贞观政要》”，并“镌板模印，以赐百官”，并续编《蒙古脱卜赤颜》等。[161] 奎章阁学士院下设艺文监，秩从三品，“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162]。即为翻译、出版书籍服务。奎章阁学士院下设另一机构群玉内司，秩正三品，“掌奎章图书宝玩，及凡常御之物”[163]。实际上是收贮书画及其他文物的机构。图帖睦尔常与学士院中任职的文学艺术人士一起鉴赏书画，从容讨论。为此还专门设有鉴书博士（一说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品定书画，择朝之博识者为之”[164]。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地位略低于性质相近的翰林国史馆（阶从一品）和集贤院（阶从一品）。

先后在奎章阁学士院任职的有虞集、许有壬、康里巎巎、宋本、李泂、柯九思、泰不华、雅琥、揭傒斯、苏天爵等，除了柯九思以外，其余都是朝廷中有声望的文学之士。可以说极一时之选。[165] 其中图帖睦尔最亲近的是虞集和柯九思：“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166] 虞集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文作家，在书法上亦卓有成就。柯九思早已奔走于图帖睦尔门下，图帖睦尔即位后，授柯以典瑞院都事，秩从七品。设置奎章阁学士院后，先以柯九思为参书，秩从五品。至顺元年（1330）正月专门设置鉴书博士一职，秩正五品，以柯九思为之。[167] 一批前代的法书名画在奎章阁得到鉴定，其中不少流传至今。[168] 图帖睦尔开设奎章阁，显示了他对诗文书画的浓厚兴趣，同时也必然激发社会上创作书画和收藏书画的热情。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去世。为了弥补当年毒死兄长的内疚，遗命由明宗和世之子即位。和世有子二人，权臣燕铁木儿拥立其次子懿璘质班，时方七岁。但懿璘质班在这一年年底即病死。次年，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即位，是为顺帝。顺帝对中原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修养，文宗在位时他一度被流放到静江（今广西桂林），曾学习过《孝经》《论语》。[169] 他对书画诗文亦有兴趣，有诗篇传世，但真伪有待考证。[170] 他“留心翰墨，所书大字，严正结密，非浅学可到”[171]。这明显是阿谀之词，但喜欢书法则是事实。现存有不少关于他写字的记载，如：赐臣下“明良”二字、“庆寿”二字，[172] 在广西时写过“九霄”二字[173]和“方谷”二字，[174] 赐臣下的“和斋”二字，[175] 赐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的“闲闲看云”四字，[176] 等等。曲先（今新疆库车）人盛熙明进《法书考》，“上方留神法书，览之彻卷，亲问‘八法’旨要，命藏之禁中，以备亲览”[177]。“游息之暇，尤好近文墨，日必命儒臣之善于书者，摘取秘府所藏古今图书及历代名人法书，时赐评题，自是宸章大进，虽晋、唐善者有所不逮。一日，取僧智永《千字文》墨迹一本，上自临摹。久之，遂命崇文太监至浙西，命太常臣周伯琦摹勒于石，置之阁内，谓之阁本千文。”[178]除智永《千字文》外，还曾命周伯琦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刻石阁中”[179]。有的记载说顺帝“善书画”[180]，是否能画，尚有待研究，但对绘画确有兴趣。他曾“览宋徽宗画称善”，以致招来巎巎的批评。[181] 蒙古族画家、道士张彦辅“善写山水”，“侍臣有进其画于延阁，上览而说之”[182]。因而“待诏尚方，名重一时”。曾“奉敕写钦天殿壁”[183]。至正二年（1342），“西域拂郎国（实为教皇使节）遣使进马一匹，神骏非常”，“仍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巎巎命工画者图之，直学士揭傒斯赞之”[184]。作画的是“待诏尚方”的张彦辅和周冰壶。[185] 又有冷起喦，“居京师，工传神，至正间尝写御容称旨”[186]。赵孟頫之子赵雍，曾被召入京，“采绘新作便殿台阁”[187]。至正十五年，“清宁殿成，敕画史图其壁”。此时全国战火纷飞，顺帝仍不忘宫殿壁画。赵雍为此推荐江南画师六人，只因道路不通，未能成行。[188]

奎章阁在文宗死后，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顺帝正式清算文宗毒死明宗的罪行，“诏撤文宗庙主”。文宗创建的奎章阁，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撤除的命运。十二月，“罢天历以后增设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阁”[189]。这时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的巎巎，向顺帝进言：“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这番话打动了顺帝：“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巎巎董治。”[190]如上所述，顺帝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他取消奎章阁是因为文宗的缘故，并不是反对鉴赏书画之类文化活动。经过巎巎的劝说，他立即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宣文阁，其职能与奎章阁基本相同。顺帝任命著名书法家周伯琦为宣文阁鉴书博士，“鉴品题识阁中书画”[191]。周伯琦实际上和奎章阁时代的柯九思扮演同样的角色。[192]现在传世的有些古代书画，钤有“宣文阁宝”或“宣文阁图书印”，都应是当时顺帝鉴赏过的珍品。[193] 但是，顺帝对于宣文阁，不如文宗对奎章阁那样重视。而且，元末社会矛盾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很快又爆发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宣文阁不久就无声无息了。

第三节 科举取士制的确立

科举考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但科举考试也是一种导向，对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造成重大的影响。

自隋唐确立以考试取士以后，宋朝沿袭这一制度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相继兴起于北方、长期与宋朝对峙的辽、金两朝，也采用这一制度。在蒙古国前四汗统治时期，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农业区即所谓“汉地”，军阀林立，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文化衰落。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大汗，对中原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当然不会推行科举制度。忽必烈与前四汗不同，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大量采用中原传统的各项制度即“汉法”，科举制的实行很自然也被提了出来。

忽必烈为藩王时，广泛延揽“汉地”人才，听取他们关于管理“汉地”的建议。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刘秉忠就提出：“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易行也。”[194]“开选择才”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前代一直存在科举考试以经义还是以文学为主的争论，刘秉忠表示应以“经义”为主。“合罕皇帝”即窝阔台汗。“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指的是窝阔台汗下令在戊戌年（1238）考试“汉地”儒生，但那一次是为了确定儒户户籍，所以中选者人数颇多。很可能，刘秉忠是为了引起忽必烈重视，故意将考试儒户与科举取士混为一谈。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195]。大约与此同时，忽必烈“命尚书宋子贞陈时事”，宋子贞“上便宜十事”，其一是“凡三年一辟贡举，中第者入仕，则人材辈出矣”[196]。至元四年（1278）九月，“王鹗请立选举法，有旨令会议举行”[197]。王鹗的建议中说：“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198] 但是，“有司难之，事遂寝”[199]。次年，卫辉路（路治今河南汲县）总管陈祐向忽必烈献《三本书》，“事曰三本，皆国家大计”。“其三曰：人材治本，选举之方宜审。”他主张用三种选拔方法“以尽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一是任用金朝进士，一是由内外官推荐，一是开设科举”[200]。可见，在忽必烈即位之初，已有不少人提出开设科举的建议。

至元八年到十二年间，关于科举的讨论更加热烈，参与其事的有监察御史魏初、王恽和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等人。忽必烈下令，要姚枢、窦默、杨恭懿等人进行研究，他们主张以“实学”即经学取士。[201] 在此基础上，拟订了科举考试的“程式”[202]。一说已“颁贡举条例”[203]。可能因为当时忙于对宋战争，此事搁置了下来。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全国统一。至元二十一年，丞相和礼霍孙“请设科举。诏中书省议。会和礼霍孙罢，事遂寝”[204]。至元二十八年，王恽上万言书，“条陈时政”，“七日设科举以收人才”[205]。稍后，“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也建议朝廷“令有司策问科举，限人数而权衡天下才德之人”[206]。但是他们的建议没有引起反响。

忽必烈是个杰出的政治家。采用“汉法”，建立有元一代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他统治时期进行的。为什么对于科举制总是议而不决呢？忽必烈信用的南人程钜夫曾上奏说：“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207]他所说的“妄人”，主要是朝廷中守旧的蒙古、色目权贵，以及出身吏员的汉人官僚。推行科举必使大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汉人、南人儒士进入仕途，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威胁，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而，就制造各种借口加以拖延，使之不了了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忽必烈本人对科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即位之初，忽必烈召见许衡，“问科举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荒诞，朕所不取”[208]。金朝以诗赋取士，忽必烈认为诗赋无益于治国，[209]进而断言“科举荒诞”。正因为他对前朝科举已有成见，所以只要有“妄人”从中作梗，便会发生动摇，予以搁置。

成宗、武宗两朝，王恽、高克恭、郑介夫等继续建议实行科举，仍遭冷遇。“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210] 到元仁宗即位后，情况有了改变。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受到较多的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达儒术，妙悟经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211] 即位前他曾被贬逐居住于怀州（今河南沁阳），对民间疾苦特别是官僚机构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深见吏弊，欲痛铲除之”。即位以后，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主要是想以“进用儒者”来改革积弊。他的亲信李孟、陈颢、柏铁木儿等人都是科举制的支持者。李孟是仁宗的师傅，对他的影响最大：“帝每与孟论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决意行之。”[212]

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仁宗颁布诏书，宣布实行科举取士之制。“诏天下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议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213] 同时确定了考试的基本指导思想：“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214] 与诏书同时，还发布了中书省拟订的《奏准试科条目》（或称《科举程式条目》）。[215]这两件文书对科举考试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全面的具体规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级考试。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分三级，即乡试、会试和御试。乡试是地方一级的考试，会试是中书省主持的考试，御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当然是名义上的）。头年举行乡试，第二年举行会试、御试。间隔一年，再举行乡试。全国乡试分17处进行，内行省11处，直属中书省的“腹里”（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分设6处。全国乡试共取300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各考区名额多寡不同。乡试录取者称为乡贡进士，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采用三中取一的办法，录取100人，御试则对会试录取者分三甲排列名次，不再黜落。御试中选者称为进士。分右左榜公布，右榜蒙古、色目，左榜汉人、南人。右、左榜第一人均称状元，即每科状元有两人。但右榜状元必须是蒙古人，左榜状元必须是汉人。[216]

2.科举中选者的出路。御试录取的进士，分别授以官职。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首科（延祐二年，1315）考试结束后，对会试落第者，年七十以上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与教授，其他与山长、学正，后不为例。教授、山长、学正，都是学官。到泰定元年（1324），又给予下第者以类似的待遇。“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也是下不为例。[217] 元代地方官学的教职大体是：路学设教授（从八品）、学正、学录，散府和上、中州学设教授（正九品），下州学设学正，学院设山长，县学设教谕。各级官学均设直学，管理金谷（财务）。地方官学学官升迁途径是：直学—教谕、学录—学正、山长—州、府学教授—路学教授。学正、山长均无品级。其他各科下第者虽然没有正式授予职务，但被聘为地方学官的是大有人在的。也就是说，即使下第，仍然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声望，通常会被认为是担任各级学官的合适人选。

3.考试科目。乡试与会试考试科目相同。蒙古、色目试两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问、经疑都在“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出题，但经问只要求能按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回答问题，没有字数要求，经疑则要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并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则是应试者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各选一经，根据考官所出题目，阐述其意义，“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古赋、诏诰、章表各种文体中选择一种作文，“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策分两种，蒙古、色目人的策，“以时务以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的策，“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成”。御试只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4.科场规则。元朝科场各项规则大体上沿袭前代的制度。对于试卷，有弥封、謄录、对读等办法。应试者进入考场，除《礼部韵略》外不许怀挟文字，设有搜检怀挟官负责搜检，每名举子都有一名军人看守。应试者与考官进入考场后，不许与外面来往。考试作弊者许人举告，等等。科场的管理是很严密的。

图3-2-3 《礼部韵略》书影

总体来说，元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前代的延续，如分级考试、科场管理等。也有不少与前代不同之处，有两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以经术为先”。考试的内容突出经学，而经学又以程、朱理学的各种注疏为准。“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218]这是中国科举考试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变革，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民族歧视。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即将全国居民按种族、地域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政治待遇各不相同。蒙古、色目处处受优待，汉人、南人则被歧视。科举考试的名额四等人平均分配，实际上应试者主要是汉人、南人，这样分配明显对蒙古、色目应试者有利。考试科目对四等人的难易有别，也是很明显的。右、左榜的第一人必须是蒙古、汉人，也表现出四等人制的作用。对会试落第者的安排，四等人亦有别。如此等等。

图3-2-4 《三场文选》书影

自元仁宗发布诏书实行科举以后，延祐元年（1314）举行首科乡试，次年（延祐二年）举行首科会试、殿试。到后至元元年（1335）八月，共举行乡试8科，会试、殿试7科，就在这一年十一月，顺帝下诏罢科举。这次事件实际上是由权臣伯颜发动的。伯颜是朝廷中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敌视汉人、南人，在当政期间，采取多种压制汉人、南人的措施，如“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等等。甚至“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219]。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罢科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也是压制汉人、南人。但伯颜擅权，顺帝大权旁落，心中不满。后至元六年三月，顺帝贬逐伯颜，随即宣布改正伯颜推行的若干弊政，其中之一是要中书省重新研究科举问题。同年十二月，中书省将拟定的科举条画上奏，经顺帝同意，颁发全国。科举取士制自此恢复，并在次年举行新的乡试。恢复以后的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与原来相同，但几个方面有明显的变化。一是考试科目的调整。“又七年而复兴，遂稍变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易汉、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220]“增本经义”就是蒙古、色目应试者也要和汉人、南人一样，于“五经”内各治一经，考试经义。汉人、南人原来首场经疑二问，都在“四书”内出题，现在改为一在“四书”内出题，一在“五经”内（各治一经）出题；原来在古赋、诏诰、章表科一道，现改为二道（篇）。总体来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二是将国学的“岁贡”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原来国学定期举行考试，每年出贡六人，授以各种官职。后至元六年（1340）重开科举的条画规定，国学生员合格者直接参加会试，在每科进士录取数中，为国学生员保留十八名，正好和原来岁贡数相等。[221] 三是下第者的出路问题。后至元六年重开科举条画中规定：“今后会试下第人数，止听再试，不许于考官、书吏内委用。”但到至正三年（1343）有人建议“用终场下第举人充学正、山长，历两考升充教授”。中书省礼部与吏部官员一同研究，同意这一建议，并规定了于“每举乡试下第举人”中选学录、教谕。以前下第者授以学官只是特例，到此已成为通例。[222]

元朝政府规定，每科进士取100人，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满额的。罢科举前共举行御试七科，录取进士539人（一作537人）。重开科举后举行御试九科，共录了764人（一作763人），内各地保送的举子600人（一作599人），国学生员164人。两者合计，有元一代进士总数应在1300—1303人之间。这个数字，与前代进士相比，是比较少的。

科举取士制的推行，对当时政治生活有明显的影响。元朝立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便是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而四等人制便是其集中表现。汉人、南人很难进入仕途，往往费尽心机，求一官而不可得。科举考试仍然处处体现四等人制，已见上述。尽管如此，它总算是为汉人、南人士子开辟了新的进入仕途的途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汉人、南人士子对朝廷的向心力。“士出门持数幅纸始终缀文才十一首，即得美官，拔出民上矣。彼辇金舟米费以万计得一命，寻复夺之，而吾一毫无费也。胥吏辈自执役几转而得禄，少不下二十年始出官，而吾自乡试至竣事才十月尔。则吾之报称宜何如哉！”[223]“予尝闻先辈言，科举为老英雄之术，盖魁硕卓伟之彦，生长治平之世，无他途可自奋迅，俯首帖耳于场屋间，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徼觊于一胜。得之则志愿甫毕，先之则抱恨没齿。”[224] 科举应试如能中选，便能进入官员行列，比起入粟补官或由吏入官都显得快速，因而能使众多士子俯首帖耳，为之奋斗，并对朝廷感恩戴德。元末农民战争中，许多进士、乡贡进士站在元朝一边，反对起义军。“兵兴以来，凡死节效命，举进士知经学者为多。”[225] 以致后代史家有“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之说。[226] 科举选拔的人才，对于维护风雨飘摇中的元朝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与有元一代的思想文化关系极大。自隋、唐实行科举以后，历代士人都把科举作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元初不开科举，卑视儒生，上行下效，社会上普遍轻视儒生，读书无用论盛行，以致民间有“人分十等、九儒十丐”的民间说法。[227] 不少儒生因此改行从事其他职业。“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还有不少人则为吏以求入仕。[228] 其中有些人便去从事历来被士人卑视的戏曲活动。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说：“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229] 王国维的说法虽然不够全面，但他指出科举之废与戏曲繁荣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即众多士人因失意而加入戏曲创作的行列，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科举不行对诗歌创作亦有影响。金朝末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230]。南宋后期，“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231] 科举考试有极大的导向作用，“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没有了思想束缚，有利于诗歌创作的发展。[232]

元代中期实行科举取士之法，读书有了出路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首先，社会上轻视读书的风气发生了变化。“自科举复而天下武臣氓隶之子弟皆为士为儒”，“天下孰不释耒耜而谈诗书，投干戈而从笔砚”。原来儒生的子弟更不用说。[233] 所以当时有“科举取士，士气复振”的说法。[234]“士气复振”就是说读书的人数和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科举应试的人数不断增多。以江浙行省为例，首科应试为一千二百余人，而后至元六年（1340）重开科举后，每科应试者不少于三四千人。[235] 在科举考试推动下，学校教育乃至民间教育都有发展。其次，科举考试推动了蒙古、色目人攻读儒书、接受汉文化的积极性。“天子有意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236]“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指的就是蒙古、色目士子。蒙古、色目人入居中原之后，有些人接触到中原传统文化，逐渐对之发生兴趣。而科举考试中对于蒙古、色目的种种优惠规定，为他们入仕提供方便，也鼓励他们努力去攻读儒学。如果说元朝前期蒙古、色目人中大多以军功和“根脚”（门第）进入仕途的话，那么，在科举制推行以后，攻读儒书、学习中原传统文化，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他们中不少人选择的一条入仕途径。这对于提高蒙古、色目人的文化素质，起了有益的作用。再次，通过科举考试，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关于程、朱理学在宋、金、元变迁之际的情况，前面已有所述及。在元代前期，程、朱理学受到尊崇，国子学中亦以此为主，但就全国范围来说，认识并不一致。元仁宗推行科举制，明确规定，“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也就是说，科举考试所出题目，要求应试者按程、朱理学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来回答，即所谓“以‘四书’‘五经’程朱训传为学问、躬行之要”[237]。不合乎程朱理学的思想言论，就会被认为离经叛道，不能入选。“迨仁庙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是则列圣所以明道术以正人心、育贤才以兴治化者，其功用顾不重且大欤！”[238] 科举考试中突出经术，经术“主程、朱说”，由此，“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从而“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岂汉、唐、宋科目所能睨万一”[239]。这是科举考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对学校教育也起了引导的作用。“延祐未设科之先，郡县学校袭前代故常，季考不废，但经义务穿凿，词赋拘新病，其途既歧，其习益陋。及大比宾兴，然后芟扫前弊，尊崇正学，由是圣经旨趣日月于人心矣。”[240]“大比宾兴”即指科举而言。教育和科举考试都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其他学说概在摒斥之列，程朱理学在文化领域的思想统治地位从此得以确立，这对当时思想文化各个部门都有重大影响，对后代思想文化亦有深远的作用。最后，科举考试的推行，对诗文创作亦有明显的影响。在实行科举以前，士人中的大多数主要只能在本乡本土活动，生活圈子很小，有很大的局限性。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走出本乡本土，前往较大的城市（乡试所在地）甚至到大都，长途跋涉，遍历山川，交往的范围随之扩大，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加了阅历。一旦考取，进入仕途，活动范围更大。这些都为他们的诗文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有更多更好的创作活力，也带来了诗坛、文坛的繁荣，元代后期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多数是进士或乡贡进士，如马祖常、萨都剌、黄溍、宋本、宋褧、欧阳玄、许有壬、杨载、杨维桢等。他们的经历是他们的创作取得成就的重要源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与科举有关的作家成为诗坛、文坛的主流，元代中期以后的诗文创作中，已看不到在此以前颇为流行的遗民情操。此外，古赋创作在元代中期以后趋于兴盛，成为元代文学的一大特色。这和科举以古赋为考试科目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章 多种宗教的发展

第一节 藏传佛教和佛教其他宗派的活动

自八思巴被奉为帝师后，藏传佛教作为国教，一直受到元朝历代皇帝的尊崇。仁宗即位后，延祐初，有僧人上言：“帝师八思巴，制蒙古字以利国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仁宗下诏召公卿耆老聚议。当时，朝中虽不乏反对意见，认为：“师制字有功于国，祀之自应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师，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后世恐有二论。”[241] 但这一提议最终还是被付诸实施了。于是，延祐五年（1318）十月，仁宗正式下令“建帝师巴思八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242]。又“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不久，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即位后的英宗，不仅将仁宗的诏令加以全面贯彻，而且所定规格甚至还超过了孔庙，“交比文庙盖的大，随处行文书，都教大如文庙，八思八帝师根底教盖寺者”。“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243] 到泰定帝即位，又于泰定元年（1324）八月，命“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244]。对八思巴的尊崇，尤其是使帝师殿的建制规格超过孔庙，表明元朝皇帝已把藏传佛教的地位置于儒学之上，这在以尊奉儒学为正统的中国历代各朝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自然招致不少儒臣的不满。像顺帝时，孛术鲁翀为国子祭酒，“帝师至自西方，敕百官郊迎，公卿拜进觞，师坐受之”。孛术鲁翀欲与其分庭抗礼，“立以觞进曰：‘师释迦徒，天下僧之师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师也。’师笑而起，举觞卒饮，观者凛然”[245]。当然，儒臣的反对态度根本无法动摇藏传佛教的既定地位，英宗时，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等四人因谏造寿安山佛寺，甚至遭到两被处死、两被杖流的严厉惩罚。[246]

元朝皇帝佞佛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库资财的大量耗费。像元朝历代皇帝例建有皇家寺院，供奉影堂，其中“世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顺宗帝后大普庆寺，仁宗帝后亦在焉；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元寺，为东西二殿；明宗帝后大天源延圣寺；英宗帝后大永福寺；也可皇后大护国仁王寺”[247]。每一次皇家寺院的建设，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248] 到文宗至顺二年（1330），“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以致中书不得不上言，以“其徒猥多，请汰去九百四十三人”[249]。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宫廷佛事活动，也花费浩大。“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针对佛事活动的泛滥，早在成宗时，即有人上书指出：“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便公然出入宫禁，举朝相尚，莫不倾赀以奉之。”[250] 但这种局面在以后却有增无减，“较之大德，不知几倍”[251]。像在文宗时期，“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252]。此类活动，不仅要“陈玉帛，严香灯，晨夜诵经礼拜”，而且常常“杀人至祭，纵囚示恩”[253]，严重干扰了元朝正常的司法制度。

随着藏传佛教地位的扶摇直上，吐蕃僧人开始专横跋扈，陵轹官府，为所欲为。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吐蕃僧人来往于吐蕃与京师之间，这些僧人所过之处，往往骚扰官民、祸害一方。泰定二年（1325），西台御史李昌上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254] 高丽文人李齐贤路过新安站时，目睹过站吏被吐蕃僧人活活打死的惨剧，赋诗一首云：

西域桑门世所师，头戴烈火语嗢吚。

逢逢打鼓杂钵螺，说有秘术能降魔。

有徒实繁蚁慕膻，肉嗽醪称福田。

来承金帛去驰传，十十五五如奔电。

新安站吏亦何辜，毒手一饱僵路隅。

风吹日炙蝇蚋集，妻子相看空雪泣。[255]

其实，何止是驿站小吏，就连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亦的斤这样的统治集团显贵人物，在与吐蕃僧人的冲突中也不能幸免于殴辱。[256]

到顺帝时，元朝宫廷佞佛的势头依然不减。当时，哈麻与秃鲁帖木儿曾各进西僧于顺帝，习演揲儿法与秘密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257]。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虽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可对藏传佛教却更为青睐，尝与人言：“李先生（太子谕德李好文）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258] 可以说，元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是贯穿始终的。

元代中原与江南地区的佛教，主要分禅、教、律三派。元人总结说：“今之言佛教有三：禅以喻空，教以显实，律则摄其威仪，禁妄绝非。”“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教以明理性之要，而简册之载为至详。律以示开遮之义，而科条之著为甚备。若夫不立文字，单提直指，而使人明心见性以成佛，则唯禅学为然，所谓教外别传者也。”[259] 这种划分自宋已然，入元后变化不大。蒙古入主中原初期，由于海云、万松等人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禅宗势力在北方一度非常强大，许多原来属于教、律系统的寺院都纷纷改奉禅宗。鉴于这种情况，忽必烈一度想抑制禅宗的发展，“尊教抑禅”[260]。并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问法”。在会上，“禅宗举云门公案，上不悦。云梦泽法师说法称旨，命讲僧披红袈裟右边立者，于是赐斋香殿，授红金襴法衣，锡以佛慧玄辩大师之号，使教冠于禅之上者自此”[261]。不过，从以后的发展来看，禅宗的影响依然最为强大，教其次，而律的影响最小，因而有人评价说：“若三宗鼎列，而律最微者，在僧为难能故也。”[262] 当时，禅、教、律三派都各有本门派的内部规则。其中，禅有德辉于1265年重编之《百丈清规》（最早由唐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有省悟等于1325年所编《律苑事规》，教则有自庆于1347年所编《增修教苑清规》，三派寺院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固各守其业”[263]。

中原地区的禅宗，前面已经作过介绍。江南地区的禅宗，主要是临济宗的天下。在元代，有影响的禅师大多出自大慧宗杲与虎丘绍隆两支。这些禅师不仅禅学思想理论深邃，且大都以诗文见长，与世俗文人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在他们的推动下，临济宗在元代江南获得了新的生机，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元代出自大慧宗杲一支的著名禅师主要有元叟行端与笑隐大二人。

元叟行端（1255—1341），俗姓何，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11岁出家，累师高僧名宿。大德四年（1300）出主湖州资福寺。至大、延祐间，受行宣政院札，先后住杭州中天竺、灵隐，赐号“慧文正辩”，入觐仁宗后，又加号“佛日普照”。泰定元年（1324），受命住持径山。“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赐。二十年间足不越阃，而慕其道者鳞萃蚁集，至无所容。岁饥，皆裹粮而来，以得见为幸。径山自大慧中兴，后代有名德，得师而其道愈光。”在文学方面，行端也颇有建树，“暇日以余力施于篇，翰尤精绝古雅。石田林先生隐居吴山，不与世接，独遗师以诗曰‘能吟天宝句，不废岭南禅。’其取重前辈如此”[264]。

笑隐大（1284—1344），俗姓陈，龙兴南昌（今属江西）人。自幼喜佛，九岁出家，礼百丈山晦机元熙为师后，“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说”。出世住湖州乌回寺，“居岁余，去游江浙间，复归净慈，一时大尊宿在父师行者咸与为忘年友”。后受行宣政院札，历住杭州报国寺、中天竺寺。天历元年（1328），文宗即位，以潜邸为大龙翔集庆寺，选为开山住持，拜大中大夫、广智全悟大禅师。明年入阙，应对称旨，赏赉优渥。顺帝即位，参与校正《百丈清规》，“书成，四方咸辄法焉”。（后）至元元年（1335），又加号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荣宠无比。有《蒲室集》《笑隐大禅师语录》等传世。大凭借其文学素养与特殊身份，与在朝文臣多有往来。“初，魏国赵公孟頫未识公，得其文，叹赏不已，即命驾访之，一时贤士大夫咸慕而交焉。”黄溍赞誉其“质貌魁特，襟度豁如，其所为文无山林枯井之态，变化开阖，奇彩烂然，而论议磊落一出于正，未尝有所偏蔽”。虞集与之交往二十多年，“称其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于名教节义，则感厉奋激，老于文学者不能过也”[265]。

元叟行端与笑隐大虽出自大慧宗杲法脉，以“机锋峻峭”见长，但对宗杲的“看话禅”理论创新不大，真正将宗杲思想发扬光大的，是出自虎丘绍隆法脉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人。

高峰原妙（1238—1295），俗姓徐，吴郡吴江（今属江苏）人。十五岁出家，初习天台教义，后弃教从禅，从雪岩祖钦（？—1287）等名僧参学。元平江南后，隐居杭州天目山中，于狮子岩凿石室修行，号为“死关”。原妙超世绝俗的高藐道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参学者，“远方学徒如西域、南诏，不远数万里，云臻水赴，师悉拒不纳，至栖岩席草以依师”。至元二十八年（1291），两浙运使瞿霆发为其修建大觉正等寺，该寺成为原妙主要的传道场所。[266] 先后参学者虽众多，但得其法者主要有两人，即断崖了义（原名从一）与中峰明本，其中“义啬其用以推揖于本，故本公独以其道为东南末法倡”[267]，为元代江南临济宗影响最大的一位禅师。

图3-3-1 《中峰明本像》(现藏日本兵库高源寺)

中峰明本（1263—1323），俗姓孙，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县西南新登镇）人。少喜佛，“为童儿嬉戏，必为佛事……稍长，阅经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昼夜弥厉，困则首触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拜原妙为师后，诵《金刚经》至“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恍然开悟。“自是说法示人，纵横该贯，如千江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御，从容自在，若不经思，累千百言，应问无碍。”仁宗闻其名，遣使征之，不至，以金襴袈裟赐之，封佛慈圆照广慧禅师，狮子院名曰正觉禅寺。英宗即位，封香制衣于所居，时加礼敬。高丽逊王王璋使人于其处求法，后又亲往拜见。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每受师书，必焚香望拜；与师书，必称弟子”。屡辞地方官员名山师席之邀，巡游四方，“逾浙绝江，渡淮溯汴，至浮舟以居”。圆寂后七年，当天历二年（1329），元朝赠师号曰智觉禅师，塔曰法云。[268] 元统二年（1335），又加封号曰普应国师。[269] 需要说明的是，有元一代封国师号者，多为藏传佛教僧人，明本以南人身份获此殊荣，虽属身后封赠，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这充分显示出明本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与地位。

明本在继承原妙师传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禅学理论与实践，丰富了南宋宗杲以来的“看话禅”理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禅宗思想影响极大。元人虞集称：“国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禅宗惟东南为盛，然专席称师者，岂无其人哉？至于四十余年之间，浩然说法，其言语文字，汪洋广博，为远近信向，未有君师之盛者也。”[270] 传世著作主要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30卷，弟子知名者有天如惟则与千岩元长等。天如惟则，永新（今属江西）人。有《楞严经会解》10卷。元长（1284—1357），萧山人（今属浙江）。泰定四年（1327）住义乌伏龙山圣寿禅寺，广为授徒，声誉卓著，时人将其与中峰明本及天台山的无见先睹（1265—1334）并称，后受元封为“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271]。

第二节 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

元代佛教对外交流最为密切的国家首推高丽与日本，此外，与佛教发祥地印度的往来也较频繁。

一 高丽

高丽为元朝附属国，历任国王多为蒙古驸马、世尚公主，两国间异常亲密的宗藩关系，使国家间的边界形同虚设，而两国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政策，更使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突出表现，首先是双方僧侣往来较之以前更为频繁，其中以高丽方面来华人数最为繁伙，他们在中国各地游方求学后，将中国佛教各派的精髓带回国内，使之发扬光大，对高丽佛教的繁荣贡献不小。[272]

在入元游方求学的高丽僧人中，以冲鉴（1275—1339）来华时间较早。冲鉴于大德年间到江南后，礼南岳铁山绍琼为师，后又力邀其到高丽弘法3年。在此期间，冲鉴侍奉左右，恭勤问学，多得其心诀。铁山回国后，冲鉴在国内广收门徒，积极弘扬铁山禅旨。在住持龙泉寺时，他又借鉴元朝经验，以《百丈清规》约束僧众，摸索出一套适合高丽国情的禅宗规约制度，受到高丽禅宗丛林的极力推崇。[273] 除冲鉴外，元顺帝时期来华的太古普愚（1301—1382）和懒翁惠勤（1320—1376），对高丽末期及朝鲜初期的禅宗影响也很大。普愚于至正六年（1346）来到大都，次年南下巢县（今属安徽）往谒竺源水盛禅师，因竺源已逝，又转投湖州（今属浙江）霞雾山天湖庵，谒见临济宗禅师石屋清珙，献《太古庵歌》，蒙其印可。回到大都后，普愚声望大增，顺帝特邀其于永宁寺开堂说法，赐金襴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币，王公士庶奔走礼拜，趋之若鹜。回国后，普愚更受到高丽恭愍王的推崇，先后多次从其受戒问学，受封王师，又进为国师。[274] 普愚所传禅法，受南宋临济宗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结合净土信仰，提倡念自性弥陀，这种念佛禅成为后来朝鲜曹溪宗的特色之一。惠勤于至正八年（1348）来大都，“参指空，会问契合”。十年春，南下江浙，参平山处林禅师，处林将师祖雪岩祖钦所传法衣、拂子赠给惠勤，以为表信。十一年春，“抵宝陀洛迦山，拜观音”。十二年，“至伏龙山，参千岩（元长）。”当年北还大都后，继续随指空参学，“空授以法衣、拂子、梵书”。十五年秋，顺帝邀其驻广济寺，次年开堂说法，顺帝、皇太子皆有赏赐。回国后，惠勤在国内传法十余年，声誉日隆。洪武三年（1370）秋，高丽于其所居广明寺，“大会两宗（禅、教）五教诸山衲子，试其所自得，号曰功夫选”。次年，受封“王师、大曹溪宗师、禅教都总摄、勤修本智重兴祖风福国祐世普济尊者”[275]。惠勤的禅学，既继承了中国临济宗禅风，又包含了印度指空禅师的思想精华，在当时影响颇为深远。

游方求学的高丽僧人，除参禅外，也不乏文学修养较高的文化僧。在华期间，他们多与元朝文人交往密切。像天历初来华的玉田达缊（印度高僧指空弟子），“平生喜从当世名公雅士游，尽得其礼貌，而于艺又能精鉴书画，博极古今”。在华期间，欧阳玄曾为其松月轩亲笔题额，“翰林承旨欧阳原功（欧阳玄）、集贤学士揭曼硕（揭傒斯）、国子祭酒王师鲁（王沂）、中书参政危太仆（危素）、集贤待制赵仲穆（赵雍），道家如吴宗师（吴全节），皆为之题赞叙引。集贤待制赵仲穆、真人张彦辅、吴兴唐子华（唐棣），又为松月轩传神”[276]。其后来华的无外式，“嗜诗者也，曾走京师求诗诸公间，今中书许公（许有壬）、翰林谢公（谢端），缙绅知名者，皆有赠焉”[277]。至正元年，为式南下江浙，与元著名文人张雨、黄溍会于杭州，以诗酬答唱和，时人绘为《文会图》，宋褧、吴师道皆有诗咏其事。[278] 回国时，又有张翥、傅若金、宋褧等赠诗送别。[279]

除游方求学者外，高丽写经僧、驻寺僧与化缘僧入元者也有不少。

在元朝统治者崇佛政策的笼罩下，抄写佛经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上自皇帝、后妃、诸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莫不效尤。高丽作为元朝的附属国，经常应元朝之征，派写经僧来华。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高丽应元诏命，派出由惠永（1228—1294）率领的100名写经僧来到大都，在庆寿寺用了一年时间，抄成一部金字《藏经》，后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赐，礼遣归国。[280] 大德元年（1297）、六年、九年，元朝又数次遣使到高丽征求写经僧。[281] 武宗在位期间，元朝又在至大三年（1310）五月派宦官方臣祜（高丽人）到高丽召集僧俗300余人，于高丽王京昊天寺抄成一部金字《藏经》，光是耗费的黄金箔就多达六十余锭。[282] 所谓驻寺僧，就是由元朝政府邀请高丽僧人来华管理寺院，像仁宗召海圆（1262—1340）住大崇恩福元寺，顺帝召义旋住大天源延圣寺等。[283] 随着寓居中国的高丽僧众日渐增多，不少高丽人在大都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一些佛寺，如兴福寺、天台法王寺等，这些佛寺也多由高丽僧人担任住持。[284] 此外，高丽僧人入元化缘募资、兴建佛寺在当时也颇为流行。如顺帝在位期间，高丽金刚山长安寺僧宏卞入元大都，托人游说顺帝皇后奇氏出内帑3000锭，支持长安寺整修。宝盖山地藏寺僧慈惠入大都化缘，由中宫出内帑铸成梵呗之器，危素撰写记事碑等。[285]

除了各类僧人外，高丽忠宣王王璋（1275—1325）也是一位在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一生好佛，“酷嗜浮图法，舍本国旧宫为昊天寺，极土木之工，范铜作佛三千余躯，泥金银写经二藏，墨本五十余藏，邀番僧译经受戒，岁无虚月，人或以为言，好之弥笃。”在多次入元朝觐后，他干脆辞去王位，寓居大都，“专心事佛”[286]，广泛参与了元朝境内各类佛教活动。有关他与临济宗高僧中峰明本的交往，以及对白莲教复兴的推动，请见本书相关章节，兹不赘述。

二 日本

日本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后，两国邦交一度中断。成宗即位后，于大德三年（1299）派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高僧一山一宁（1247—1317）出使日本，随行者有其弟子石梁仁恭，及曾到过日本的平山万寿寺禅僧西涧士昙等。一山一行到达日本后，被镰仓幕府扣押于伊豆修善寺，后知其为高僧，乃改变态度，迎请到镰仓建长寺，尊礼有加。以后，一山又历住圆觉、净智、南禅等名刹，在镰仓、京都阐扬佛法近20年，受业弟子众多，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普遍敬重，1317年圆寂后，被日本尊为国师。

有元一代，中日两国虽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民间商舶贸易的发达，为两国僧人间的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继一山一宁后，相继东渡日本的元代僧人有东明惠日、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楚仙、东里弘会、灵山道隐、东陵永玙等。他们在日期间，历主名山大刹，接引学人弟子，大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为日本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日本僧人来华参学者也络绎不绝，大有超过前代之势。一山一宁的弟子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参究名刹。元僧清拙正澄在日圆寂后，他的徒众25人相约同时入元参学。大拙祖能于1343年入元游学时，他的同参一行数十人也相偕入元参习。据日本学者统计，元代来华僧人名字可考者达两百多人。[287] 而据《元史》记载，光是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288]。这些来华僧人，主要为禅僧，他们在华活动主要是参礼禅宗名刹与高僧大德，其中，光是登天目山参叩中峰明本的日僧即有远溪祖雄、可翁宗然、嵩山居中、大朴玄素、复庵宗已、孤峰觉明、别源圆旨、明叟齐哲、平田慈均、无碍妙谦、古先印元、业海本净、祖继大智等。来华日僧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他们与元代诗人学者、僧人交往密切，友谊深厚。像古源邵元，于泰定四年来华，在华20年，遍历天台、少林、灵岩、五台诸名山大刹，尤以在少林历时最久，曾预百名高僧之选，赴大都参加译写《大藏经》。他为少林寺住持息庵等所撰道行碑、塔铭至今仍存，成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289] 雪村友梅住华20年，曾拜访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其书法笔势雄浑，连赵孟頫也为之惊叹。铦仲刚来华后，与元诗人学者虞集、柯九思、丁复、郑元祐等均有诗歌往来，虞集在诗中称他为“百炼利器”“无双国士”[290]，对其倾倒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直到元朝灭亡，滞留在中国的日僧仍有不少。

元代中日僧人间的相互往来，除了推动日本禅宗的继续繁荣外，更为日本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像日本的书籍雕版印刷，即在此期间得到飞快发展，当时的日本京都、镰仓以及其他地区的禅寺，刊印过不少佛教与中国文化典籍，来自中国闽浙等地的不少刻工，如陈孟荣、俞良甫等，被请到当地从事雕版、传授技艺，为日本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291] 其中，由俞良甫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现藏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在卷末还刻有一段题记，记载了自己的祖籍——莆田以及在日侨居与刻书的情况，成为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此外，由中日两国僧人带到日本的佛教、经史、诗文等典籍以及禅宗士林风气，对宋学在日本的传播，书画、花道、茶道、俳句、雕刻、建筑艺术等的繁荣，也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 印度

印度来华僧人首推指空，他在中国与高丽弘法数十年，除将印度佛教经典与思想东传外，对促进元丽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也贡献不小。是当时佛教界颇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指空的身世，据其本人自述，曾祖、祖父均为迦毗罗王，父为摩竭提（当即摩揭陀）王。[292] 有的汉文记载则称其为“中印土王舍城刹帝里（当即古印度种姓刹帝利）孙”或“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293]。按，迦毗罗、摩竭陀均为印度古国，为佛教名僧辈出的地方，王舍城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294] 刹帝利则为古代印度仅次于婆罗门的种姓，在世俗种姓中地位最高。不过，指空这一看来与佛祖释迦牟尼非常相似的出身，在印度方面还没有相关资料可供印证，很有可能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出家后，指空先是礼印度古老寺院——那烂陀寺的律贤为师，后又往楞伽国（今斯里兰卡），从普明学法。返回印度后，大概在至元末年，经吐蕃地区来到大都。不久，指空又往安西王府京兆（今陕西西安），受到安西王与王傅的礼遇。此后，他两度进入吐蕃地区，并由吐蕃进入四川、云南，在当地传教二十多年。据指空自述，在四川，他“礼普贤巨像，坐禅三年”；在云南，“中庆路诸山请演法，凡五会，太子（当为元朝镇戍当地的蒙古宗王）礼吾为师”[295]。延祐二年至七年（1315—1320）于武定（今属云南）扩建正续寺，“开辟正觉，诱掖缁俗，慕其化受信具者，比比有焉”[296]。至少到泰定年间，指空已经北上，“见天子于难水（斡难河）之上，论佛法称旨，命有司岁给衣粮”[297]。不久，又东游高丽，“礼金刚山法起菩萨道场，国王、众诸臣僚合辞劝请少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3卷”。在此期间，指空接引了不少门人弟子，赢得很高声誉。西返大都后，“天历皇帝（文宗）诏与诸僧讲法禁中，而有媢嫉之者，窘辱不遗余力，师能安常处顺，湛然自晦”[298]。有的记载则称：“天历初，诏与所幸诸僧讲法内庭，天子亲临听焉。诸僧恃恩，颉颃作气势，恶其轧己，沮不得行。”又称“师自天历褫僧衣”[299]，可见，在天历初回大都后，指空曾与文宗身边的僧众有过一番论战，受过迫害，甚至有可能被削去僧籍。此后，他居于太府太监察罕帖木儿妻金氏为其建造的法源寺中。至正年间，皇后奇氏、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曾请其入延华阁问法。至正二十三年（1363），于大都圆寂。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印度僧人来华者绝非仅指空一人。如元朝后期被封为西天灌顶国师的阿麻剌室利板的达，即是印度僧人。他早年从阿麻剌室利板的达为师，因学富五明，号板的达。“学既精进，爰辞本国，往中印度礼金刚宝座及菩提树”，后来到雅积国，被国王尊为国师。元仁宗闻其名，遣使往召。“道出西番，过撒思加瓦地”，于“延祐庚申（1320）六月，始至上都”。时仁宗已死，阿麻剌室利板的达受到新皇帝英宗的召见，后于五台山与大都南城建寺院，被元朝“赐以王印，号为灌顶国师，佩以三珠虎符，总治西域诸国僧俗”[300]。再如元代后期杭州西天元兴寺，乃当地官府专门为“西天（即印度）高达摩实理板的达”所建。[301] 元末张宪《赠西僧》诗：“西离五印度，东渡独绳桥。”[302] 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再如，元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印土寺，有学者认为，其中也多为印度僧人。[303] 中国僧人也有赴印度求法的。像元初“蜀僧元一”即曾游西天，归国后朝世祖忽必烈，献西天琢成玉石佛像、贝多叶经、佛如来铁钵等。[304]

第三节 佛教异端：白莲教与白云宗

元代的“异端”宗教，主要有佛教的两个支派——白莲教与白云宗。《元史·释老传》在叙述元代佛教发展史时，曾特别提到二者，称“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颇通奸利云”。这两支教派的共同之处在于，在传播过程中，其教义均与民间信仰日趋融合，成为半世俗化的宗教，因而历来为正统佛教所不容。不过，即便如此，在元朝统治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两支教派还是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保护，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秘密宗教。

一 白莲教

白莲教的得名，起源于东晋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建之白莲社，作为教派，则开创于南宋初年的茅子元。[305] 其立教宗旨，主要借鉴了佛教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修持形式，并大量融入天台宗的教义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通俗易懂，更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在组织方面，茅子元也一改以往莲社成员间的松散关系，以淀山湖白莲堂为中心，“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306]，将分散全国各地的信徒纳入其控制之下，力图使白莲教成为一支等级有序、组织严密的宗教团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信徒入教，茅子元并不严格要求信徒出家，而是允许他们娶妻生子，在家修行，“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因此，白莲教在创立后，虽屡遭佛教正统僧人反对，斥其“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却依然传播迅速，“愚夫愚妇，转相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迨至13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处处有习之者”了。[307]

入元后，白莲教受到了元朝政府的保护，得到进一步发展。慧远结社所在地、后被白莲教奉为“祖宗”的庐山东林寺，一再受到元朝政府的褒奖。元贞元年（1295）正月，述明居士燕觉道破衣和尚奉旨赐东林寺“白莲宗善法堂，护持教法”，同年，东林寺住持祖闇“奉旨赴阙，入对称旨”，受封“白莲宗主、通慧大师”，“并金襴法衣，以荣其归”[308]，成为元代白莲教的法定教主。此后，“白莲宗主”的封号一直由东林寺住持承袭。白莲教的真正发祥地——淀山湖白莲堂，则升格为普光王寺，香火也一直较为兴旺。对这两座寺院，当时的白莲教徒以“碧淀水通庐阜水”来形容两者关系的密切，[309] 又以“淀山湖里白莲根，元是庐山正派分”来形容两者的一脉相承。[310] 在全国各地，则广为分布着由在家修行的白莲教徒主持的庵堂，“庵宇比比有之”，“礼佛之屋遍天下”[311]，“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312]。在此期间，第一部全面阐述白莲教教义的经典《庐山莲宗宝鉴》10卷，也于大德八年（1304）由白莲教僧人普度撰成。书中详细叙述了慧远以来弥陀净土信仰的发展历史，阐发了茅子元创建白莲教的要旨，对白莲教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背经离教的现象，一一进行了辩驳。此书问世后，大受当时教中人士欢迎，被誉为“立正论以破邪说，发真智以祛妄情”，“使正教大明于一统”，“实为法门一大条贯”[313]。

与此同时，白莲教在传播过程中，其下层与民间信仰日益融合，逐渐成为人民反抗官府所借助的一种手段。早在元朝灭亡南宋后不久的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即爆发过以杜万一（一称杜可用）为首的白莲教徒反抗官府的事件，[314] 以致元朝不得不下令将“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禁断拘收。[315] 但此后，彰德、广西又接连发生了朱帧宝、高仙道等白莲教徒的反抗事件。[316] 在朝中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元朝政府于至大元年（1308）五月终于下令“禁止白莲社，毁其人还隶名籍”[317]。诏书中宣布的禁罢理由则是白莲教徒：“多聚着男子妇女，夜聚明散，佯修佛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因着这般别生事端去也。又他每都是有妻子的人有，他每的身已不洁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318] 不过，这一禁令并没有维持多久。当年十月，普度即率弟子10人北上大都，通过国师毗奈耶室利，向当时还是皇太子的仁宗爱猷识理达腊进呈《庐山莲宗宝鉴》，得到了后者的称许。至大三年（1310）正月，普度又上书武宗，请求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在上书中，他历述了白莲教的教义与历史发展，把那些违法的白莲教徒归结为“诈称白莲名色”，并以“本宗东林寺虽有祖宗之名，而实难检而束之”，作为开脱自己的理由。最后，普度希望把自己的《庐山莲宗宝鉴》“颁行天下，以别真伪，劝导念佛之民，依教修行。宣谕天下州县，禁治前项所言邪宗异教，明立罪条，严加约束，革除猥弊，除受庐山三皈、依五戒念佛正宗外，其余邪伪之教并皆禁格”[319]。结果，到至大四年闰七月，由已即位的仁宗下诏，正式恢复了白莲教的合法地位。此次对白莲教的平反工作，做得比较认真彻底。像福建建宁路后山白莲都掌教报恩堂，即由仁宗下诏改为报恩万寿堂，而且，规定“属这报恩万寿堂的复一堂、清应堂，各处田地里但有的做好事莲堂，管民达鲁花赤官人每提调，休交沮坏者。合纳的税粮，依先体例里更当者。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不拣是谁，休占做下院者”[320]。其他地区的白莲教堂，想必也是如此。

恢复合法地位后，白莲教上层信徒一度欣喜若狂，非常活跃。就在禁令解除的当年十月，寓居大都的高丽王益智礼普花（即沈王王璋）开始带头诵佛，并下令于高丽国内建寿光寺白莲堂，普劝国人同修净业。普度等人也在大都建莲池会，邀请朝野名士作文赋诗，为其重振白莲教歌功颂德。[321] 事后，侍者果满将普度的上书、仁宗圣旨、宣政院榜文、高丽国王发愿文以及“朝贤宿衲赞颂”等汇集为《庐山复教集》，以纪念此次白莲教的胜利。此外，他还编有《庐山白莲正宗昙华集》2卷，收录七言诗数十首，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对白莲教的此次复兴大加颂扬。

不过，白莲教复兴的局面只持续了十年多的时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元朝又一次下令“禁白莲佛事”[322]。其原因，大概与白莲教的群众基础日益广泛，已经造成社会不稳有关。此时的白莲教义，已发生显著变化，以前曾被普度极力排斥的弥勒信仰，因在民间广为盛行，已经逐渐取代原来的弥陀信仰，成为白莲教徒的主流信仰。泰定二年（1325）发生的息州赵丑厮、郭菩萨事件，和后至元三年（1337）发生的棒胡事件，均以弥勒信仰为号召，[323] 大概都与白莲教不无牵连。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韩山童的祖父因“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元朝政府“谪徙广平永年县”[324]，表明当时的元朝已经把白莲教看作威胁其统治的一大隐患。但元朝对白莲教的打击，并不能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局面，至正十一年（1351）全面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最终还是彻底摧毁了元朝的统治。

二 白云宗

白云宗的出现稍早于白莲教，由北宋末年西京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创立于杭州灵隐寺后之白云庵，故名。其说参《华严经》《大品经》等教义，“依仿佛经，立四果十地，分大小两乘，造论数篇，传于流俗。从之者称白云和上，名其徒曰白云菜”[325]。在自己的著述中，清觉则把成佛门径归结为“十地三乘”，指出“欲不得欺诳，莫离十地三乘”。众生在修行到第十妙觉地后，即功德圆满，达到最高境界，“第十妙觉地，到此十分报身，是名超三界”[326]。白云宗信徒平时“晨夕持诵，躬耕自活”，戒律“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327]。在时人眼中，白云宗与白莲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白莲教允许娶妻生子，白云宗则强调洁身修行。

在宋代，白云宗虽屡遭禁止，但在浙西地区仍拥有不少信徒。南宋灭亡后不久，元朝任命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加为江淮释教都总摄，负责新征服地区的佛教事务，白云宗很快就与之搭上关系。在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末，附有白云宗总部杭州南山普宁寺住持道安所写题记，称白云宗在组织刊刻《大藏经》（即《普宁藏》）时，“蒙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护念，准给文凭，及转呈檐八上师（即胆巴），引觐皇帝，颁降圣旨，护持宗门”。为此，他发愿“祝延皇帝圣寿万安，皇后同年，太子、诸王千秋，文武官僚升迁禄位，仍赞大元帝师、大元国师、檐八上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即行吉祥）、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即杨琏真加），大阐宗乘，同增福算”。文末落款为“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南山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时间为“至元十六年己卯十二月吉日”。以上材料说明，白云宗与江淮释教都总摄所关系很密切，其合法地位的取得，即是总摄所通过国师胆巴上奏忽必烈批准的。而且，至少在至元十六年（1279）以前，白云宗已设有“僧录司”之类的机构，这一机构，应归当时的江淮释教都总摄所管辖。

白云宗在元初的兴盛，与元朝对宗教各派兼容并蓄的既定政策，尤其是杨琏真加个人的极力扶植有很大关系。南宋灭亡后，杨琏真加曾在当地拉拢佛教各派，打击道教势力，白云宗很有可能就是受笼络的对象之一。此外，他还曾在亡宋宫殿故基建有报国、兴元、般若、仙林、尊胜五寺。元人黄溍说：“（至元）二十有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凤凰山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阐化。其传菩提达摩之学者，赐号禅宗大报国寺，乘法力以畅国威，宣天休以隆国势也。”[328] 既然是“分宗以阐化”，五大寺院自应分属佛教不同宗派。其中，报国寺属禅宗，尊胜寺属藏传佛教，而有的学者认为，“般若寺属白云宗无疑”[329]。此外，兴元寺属天台宗，仙林寺属慈恩宗。[330] 五大寺中，有不少住持与杨琏真加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受杨琏真加一手扶植的白云宗，更是如此。元人称白云宗教主沈明仁“承杨总统（即杨琏真加）之遗风”，大概即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331]

元朝政府对白云宗，先后通过两个机构——“白云宗僧录司”与“白云宗摄所”进行管理。僧录司为元代佛教地方管理机构，一般设在路一级。如前所述，“白云宗僧录司”至少在至元十六年就已经建立了。前引《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末，有如志所作题记，落款为“宣授白云宗僧录、南山大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十一世孙、沙门如志”，时间为“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十月圆日”。记中详细列举了参与重刻《大藏经》的人员名单，其中有“白云宗僧录司提控”“白云宗僧录司知事”“白云宗僧判”等职衔，这些官员全部由白云宗僧人担任。另据《元史》卷21《成宗纪四》，大德十年（1306）春正月，“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则在此之前，僧录司已升为都僧录司。此后，即不见有僧录司或都僧录司的记载。“白云宗摄所”一名最早见于大德七年，是年七月，“罢江南白云宗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332]。元朝的佛教管理体制，在僧录司上设总摄所、总统所，应是白云宗僧录司一度升为总摄所。但随着白云宗盛衰不定，白云宗总摄所曾屡设屡罢。白云宗总摄所的首领称总摄，为白云宗领袖。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总摄主要有两个，一是成宗大德年间的钱如镜。[333] 一是仁宗、英宗年间的沈明仁。

经世祖、成宗初几十年的发展，到大德年间，白云宗的实力已经非常雄厚。“南方学浮图氏号白云宗者，发而妻子田宅，谏愚民，托祝厘，逭徭赋，幸习甘贿，奏为总摄，锡印章，郡县酋豪名署七千余所，众数十万。”[334] 这表明，此时的白云宗已经戒律松弛，出现了不少拥有妻室田产、带发修行的信徒。白云宗的这种世俗化倾向，虽然有利于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可也使得许多地方豪霸借机厕身其中，“相率出厚货，要权贵，稍依傍释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诱劫持，合其徒数万，凌轹州县，为奸利不法者”[335]。“即所居为佛庐，举家度为僧尼……日诱恶肆为不法，夺民田宅，奴人子女，郡县不胜其扰。”[336]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到元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地方许多不安定因素出现。因此，到大德七年，郑介夫在其所上《太平策》中，指出白云宗“皆不守戒律，狼藉荤酒，但假名以规避差役，动至万计，均为诵经礼拜也。既自别于俗人，又自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今宗摄钱如镜恣行不法，甚于僧司道所，亦宜革去，以除国蠧，以宽民力可也”[337]。中书左丞尚文也上书，要求“斥罢南方白云宗，与民均事赋役”[338]。由此，元朝开始了对白云宗的首次整顿。此次整顿，前后花去了约两年时间，“凡得民田庐若干所，还为民者若干人，贿赂没官者若干万”[339]。“能为明其诖误者出之，田庐资贿当没入者巨万没入之，良家子女数百当还民间者还之。”[340]

从大德七年首次整顿起，到仁宗初年，白云宗的地位一直飘忽不定，这突出表现在其主管机构的屡设屡罢上。像至大元年（1308）三月，“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一品，设官三员”[341]。至大二年三月，“罢杭州白云宗摄所”[342]。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臣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343]。当年四月，仁宗下旨，除保留宣政院、功德使司外，把包括白云宗在内的所有宗教衙门一律废罢。[344]

皇庆元年（1312），仁宗颁降圣旨，命白云宗主沈明仁负责刊刻清觉《初学记》等书，列入《大藏经》，[345] 元朝又一次公开确认了其学说的合法性。自此，白云宗势力又趋膨胀。“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诸寺僧以续置田每亩妄献三升，号为赡众粮。其愚民亦有习其教者，皆冠鸟角桶子巾，号曰道人。朔望群会，动以百五。”[346] 为了谋取较高的政治地位，沈明仁不惜花费重金，“私赂近侍，妄受名爵”，于延祐二年（1315）受封为荣禄大夫、司空。[347] 进入鼎盛期后，白云宗首领故态复萌，不法行为又开始猖獗起来，“冒名爵，凌官府”，“恣横不法，擅剃度游民四千八百余人”，“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348]，与朝廷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以致元朝不得不下令，“禁总摄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349]，并开始着手对白云宗进行再次整顿。结果，沈明仁于延祐七年二月以“不法坐罪”，先是被发付“杭州路羁管”，而后被流放海南。[350]白云宗的冒籍民户与田产，也在英宗即位后的几年内相继没官。[351]

经过仁宗、英宗两朝的整顿后，白云宗在文献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文宗至顺元年（1330）九月，才又见到有关记载。“至治初，以白云宗田给寿安山寺为永业，至是其僧沈明琦以为言，有旨，令中书省改正之。”[352]这表明，白云宗在当地始终存在，虽然有时因与官府发生利益冲突而遭打击，但在有元一代它一直都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组织。直到元亡后，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六月正式下诏禁白云宗等教，[353] 白云宗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节 南北道教的演进

一 全真教“末流之贵盛”与南、北合宗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去世后，即位的仁宗对朝中前武宗集团成员展开了清洗，全真教主苗道一受到牵连，被迫交出教主职位。继任者常志清生平不详，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七有任命他为全真教主的制书，题为“长春宫提点常某授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商议集贤院事”，可知此前他担任的职务为长春宫提点。[354] 常志清担任教主三年后，于延祐元年（1314）被来自陕西祖庭的孙德彧取代。孙德彧（1243—1321）为马钰丹阳派传人，此前曾长期主持祖庭事务。大德末，大概作为教主人选，一度入京师堂下，任诸路道教都提点。[355] 后因武宗指定苗道一为教主，遂于次年授领陕西道教事，被排挤离京。常志清卸任后，孙德彧重获起用，再度进京，接任教主职务，延祐七年英宗即位，上章乞归。[356] 孙德彧之后的全真教主为蓝道元，生平不详，他在泰定元年（1324）卸任，三年八月，又因有罪被黜道籍。[357] 蓝道元之后为孙履道，原为汴梁朝元宫提点，其师徐志根出自郝大通弟子王志谨门下。[358] 这样一来，在继马钰后，郝大通的传人也卷入了全真教主的角逐。天顺元年（1328）文宗即位，皇位传承又回到武宗一系，赋闲多年的苗道一重获起用，再次出任全真教主。最后一位教主完颜德明，出苗道一门下，生平事迹已无考。我们现在仅能从一些碑拓看出，他任教主始于元统三年（1335），至迟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还在任上，而此时距元朝灭亡已经不远了。

元朝后期的全真教主，已完全蜕变为身披道服的官员，成为皇权的附属品。由于成宗以后元朝政局混乱，皇帝更换频繁，全真教主也随之一波三折，几乎每一位皇帝即位，教主都要跟着换人，有时甚至出现了教主退而复出的反常现象。顺帝在位长达三十多年，与之相应，完颜德明也成为全真教任期最长的一位教主。在这种情形下，全真教主实际上完全是在靠皇权维系自己的地位，无论是在理论素质还是在个人威信上，都无法与创教初期的教主同日而语。有的教主像常志清，在卸任后甚至被教内人士指斥为“不揣分量，擅与变更”[359]，其在教徒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在物质生活方面，全真教上层也已完全腐化，不再保持出家人朴素清净的本色。对此，当时的许多士人颇为反感，像虞集即曾感慨道：“今为道家之教者，为宫殿楼观门垣，各务极其宏丽，像设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为天子致福延寿，故法制无所禁，惟其意所欲为，自京师至处郡邑，有为是者多以来告而求识焉，大抵侈国家宗尚赐予之盛，及其土木营缮之劳而已。”[360]

同全真教上层“末流之贵盛”相比，这一时期全真教与金丹派南宗的最终合流，则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就有不少全真教徒在湖北武当山一带活动。忽必烈统一江南后，全真道的影响迅速扩张，大批全真教徒纷纷南下。不少金丹派南宗道士在与全真教的接触过程中，逐渐认同其教义，并尝试将此前互相隔绝的南北二宗在理论上加以融合。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道纯、陈致虚等，前者著有《道德会元》《中和集》《三天易髓》《全真集玄秘要》，以及《太上大通经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注》《无上赤文洞真经注》等，门人又辑有其语录名为《清庵莹蟾子语录》；后者著有《金丹大要》《金丹大要图》《金丹大要列仙志》《金丹大要仙派》《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解》《参同契分章注》等，又与他人合著有《悟真篇三注》。南北二宗的合流过程，主要体现在双方道士是如何确立各自的宗派渊源，并调整各自的祖师地位的。经过几代人的摸索，这一任务最后由陈致虚完成，他确立了南北二宗自王玄甫以下共同的五祖，并在其下设北七真与南七真，分别代表南北二宗的传承。北七真即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南七真则为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刘永年与彭耜。南北二宗传法系统的确立，标志着南北二宗合流的最后完成。从此以后，金丹派南北二宗都统一到了全真教的旗帜下。

二 江南道教的活动与符箓道派的合流

仁宗即位后，龙虎宗正一天师继续受到元朝皇帝的宠信。皇庆二年（1313），翰林侍讲学士元明善奉旨所撰《龙虎山志》最后完成，程钜夫为其书作序，称：“山川之奇，人物之盛，前后宫宇之废兴，累朝恩数之隆尚，聚此书矣……今天子抚盈成之运，正清静无为之日，嗣师数陈老氏之本，上嘉纳之，此志之独先龙虎宜也。”[361] 延祐三年（1316），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去世，其子张嗣成受召入朝。当年十二月，元朝发布诏令，“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362]。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张嗣成多次受召入觐，为元朝皇帝设醮祈禳，并累有封授。泰定二年（1325），加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贤院道教事[363]。至正四年（1344），张嗣成去世，其弟张嗣德继为第四十代天师。十二年，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张嗣德曾命众弟子招募义勇，保卫乡里，当年十月病卒。去世时，适逢朝命其封“太乙明教广玄体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而“制下已化矣”。到其子张正言嗣为第四十一代天师时，天下已大乱，“时京道不通且二年矣，江浙行省遣使间道传制，授天师明诚凝道弘文广教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364]。至正十九年，张正言卒，弟张正常嗣为第四十二代天师。[365] 张正常嗣教，已到元末，元朝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册封，即宣告灭亡。

茅山宗在元朝后期的传承法嗣主要有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与第四十六代宗师王天符。刘大彬在至大四年（1311）接掌茅山宗后，于皇庆元年（1312）受封洞观行妙玄应真人。延祐四年（1317），原北宋徽宗所赐、代表茅山宗师权力象征的“九老仙都君”玉印，在失踪多年后重见天日。有司闻于朝，仁宗下旨归还，并赐上清宗坛，以传道统。[366] 泰定年间，刘大彬主持编纂成《茅山志》15卷，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玄教宗师吴全节为之作序。该书分诰副墨、三神纪、括神区、稽古迹、道山册、上清品、仙曹署、采真游、楼观部、灵植检、录金石、金薤编等12篇，详细记述了茅山宗的历史发展沿革，“自汉晋而下及齐梁唐宋之书，搜括无遗”[367]。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刘大彬最晚的活动年代为天历三年（1330），[368] 此后继其任者为王天符，至正十三年（1353）二月，他曾于茅山宗总部元符万宁宫立碑，碑后有题款为：“宣授冲素明道贞一真人、嗣上清经箓四十六代宗师、主领三茅山道教、住持元符万宁宫事王天符。”[369] 至正十三年距离元朝灭亡已不远。这个王天符，很有可能是元代茅山宗的最后一代宗师。

元朝末年，茅山宗还涌现出一位以文学知名的道士张雨。张雨（1283—1350），又名天雨、嗣真，字伯雨，号贞居子，因尝预修《茅山志》，又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二十，离家远游，先后从茅山宗师许道杞弟子周大静、杭州开元宫玄教真人王寿衍为师。皇庆元年（1312），从王寿衍进京，延祐七年（1320）居开元宫，历主茅山寿真观、元符宫。后至元二年（1336）归杭，至正二年（1342）仍提点开元宫。十年卒。张雨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尤以诗歌享誉元末文坛，所交皆当时文学名士。“京中一时贤士大夫，若浦城杨仲弘（杨载）、四明袁伯长（袁桷）、蜀郡虞伯生（虞集），争与为友。”“一时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范梈）、金华黄晋卿（黄溍）、吴兴赵仲穆（赵孟頫子赵雍）交甚善。”[370] 时人对其诗歌成就评价很高，称其诗“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词翰之妙如是，自当与赵、虞二公诗集并传也”[371]。有诗集《句曲外史集》，又有《玄品录》5卷传世。

净明道自刘玉恢复活动后，一直在江西一带传播。至大元年（1308）刘玉去世后，弟子黄元吉承其法嗣，始将影响带到京师。黄元吉（1270—1324），人称黄中先生。年十二，入玉隆万寿宫，先后师事朱、王二尊师。王尊师死后，拜西山刘玉门下。时刘玉“独重希文，以为可托。及去世，以其传嘱焉……乃即其山作玉真、隐真、洞真三坛，以授弟子”。至治三年（1323），黄元吉以其说游京师，“公卿大夫士多礼问之，莫不叹异”[372]。第二年，龙虎山正一天师张嗣成进京，在朝中大臣引荐下，张嗣成乃为上书，请黄元吉为法师、玉隆万寿宫焚修提点。未行，又从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之请，留居崇真万寿宫。次年，吴全节以其名上闻朝廷。待玺书颁降时，黄元吉已于当年十二月去世。生前编有其师刘玉《玉真先生语录》3卷，自己与弟子平时之问答，则由弟子陈天和编集，徐慧校正，名为《中黄先生问答》。

黄元吉之后的净明道法嗣为徐慧（1291—1350），其先丰城（今属江西）人，因仕宦庐陵（今江西吉安），遂居当地。幼时好学善诗，得到名诗人刘将孙的赏识，“因取少陵‘徐卿二子生绝奇’之语，改字子奇，且为序其所作诗集，称其五言高处春容淡泊，颇近古意。至于近体，亦变化流丽。盖其天分之高，而学所致也”[373]。延祐五年游京师，多与名卿士大夫交往。至治三年，闻黄元吉于崇真万寿宫，遂往依之，自是尽得中黄八极之妙。又参全真领袖蓝道元于长春宫，得全真无为之旨。受赐号“净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师”。泰定元年（1324）春返乡，为乡人祷雨有验，自是弟子益众。至正十年（1350）卒。有诗集《盃水玉霄》及所传净明忠孝诸书若干。徐惠去世时，已值元末，继之而起者为赵宜真，《净明宗教录》称“时净明之道久湮不行，今复大显于世者，实真人（赵宜真）振起之力也。由是净明学者尊之为嗣师云”。赵宜真的传承驳杂，既有净明，又有全真、清微。在他身上，体现出当时道教诸派合流的趋势。

元朝平定江南以前，江南各符箓道派处于互相封闭、各自为政的状态，相互之间甚少沟通。龙虎山天师教受元朝皇帝宠遇，管理江南道教后，散处各地的新旧符箓道派开始加强联系，并逐渐会合到龙虎山天师教的旗帜之下。有的教派像东华派，在林灵真后，甚至由龙虎宗弟子董处谦与第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相继做了它的两代宗师，这表明符箓道派在组织上的合流已经日渐成熟。大约从元朝中后期起，一个以龙虎山天师教为首的符箓大道派——正一教开始逐渐形成。该教囊括了所有新旧符箓道派，奉龙虎山历代天师为领袖，以《正一经》为共同奉持的经典。正一教与全真教南北呼应，成为以后中国道教的两大主要派别。

第五节 基督教的传播

据汉文史料记载，早在唐朝初年，基督教就已开始向中国内地传播。[374]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为其中的一支——聂思脱里教（Nestorios），这一教派因反对天主教的三位一体说，在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以后在波斯王朝的庇护下又盛行一时。传入中国后，中国曾称其教为“波斯经教”，教堂为“波斯寺”[375]，后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376]。所有外来宗教均遭到打击，景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遂渐趋消亡。

辽金时期，聂思脱里教在中国北方与西北民族中间颇为流行，当时漠北几支强大的游牧部落，像克烈、汪古、乃蛮等，都世代信仰该教，西北地区操突厥语的畏兀儿、哈剌鲁人中，也有不少聂思脱里教的信徒。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世界，长期盛传“约翰王”的传说，他们相信，东方某位部族首领就是所谓的“长老约翰”。这一传说本身虽十分荒谬，但无疑也透露出基督教在东方的影响已经很大。蒙古兴起后，北方诸部族相继被征服，不少聂思脱里教徒转而为蒙古统治者服务，遂使聂思脱里教在蒙古统治集团中传播开来，成为蒙古族跨入文明门槛时最先接触到的宗教之一。以后，随着蒙古征服地域的扩大，聂思脱里教又进一步向其他地区传播。

蒙古统治者起初沿用中亚一带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像蒙哥汗在谈到聂思脱里教时，即云：“迭屑人言弥失诃，言得生天。”[377] 但以后更常使用的称呼则是也里可温（erke’ud，有时或作也里乔）。也里可温的语源目前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希腊文äpxwv，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教徒或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阿儿马尼信徒辗转介绍到中国的。当时，在蒙古统治集团周围，有不少聂思脱里派教士频繁出没。蒙古统治者的亲属与显贵中，也有不少聂思脱里教信徒，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以前世代信仰聂思脱里教的部落。像拖雷的正妻唆鲁禾帖尼，为克烈部王罕之弟扎合敢不之女，即是当时著名的聂思脱里教徒，她为拖雷生下了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其中前二人以后成为蒙古大汗与元朝皇帝，旭烈兀则成为伊利汗国的开创者。直到元朝后期，元朝依然以基督教的仪式来祭祀她。[378] 其他有名的聂思脱里教徒还有蒙古大汗的重臣镇海、合答，旭烈兀的正妻脱古思哈敦及其西征主将怯的不花等。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无疑直接影响到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穆斯林史家志费尼提及贵由汗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时说：“合答原来从他的幼年起就作为阿塔毕侍奉他；因他从信仰说是一个基督徒，贵由也受到该教的培育，而其印象绘于他的心胸，‘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图画’。此外尚有镇海（的影响）。他因此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件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八吉打、阿速和斡罗思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务的也大部分是基督教医师……结果，基督教的教义在他统治期间兴盛起来，没有穆斯林敢于跟他们顶嘴。”[379] 出使过蒙古宫廷的西方传教士加宾尼也有类似报道：“据经常同他（贵由）在一起的基督教徒们告诉我们……他们坚信，他即将成为一个基督徒，关于这一点，他们有明显的证据，因为他供养着基督教的教士们，并且以基督教方面的供应品供给他们；再者，在他的大帐幕前面经常附设一座礼拜堂，他们（这些基督教徒们）也像其他基督教徒们一样，在规定的时间里在那里公开地唱歌并敲击木板，按照希腊人的方式举行礼拜仪式，而不管在那里有多么大的一群鞑靼人或其他人（围拢观看）。”[380] 蒙哥即位后，聂思脱里教徒的活动依然十分活跃，据出使蒙古的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记载，在当时的蒙古都城哈剌和林远处有一所基督教堂，鲁不鲁乞曾亲自参加过那里的复活节仪式，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活动情况。[381] 蒙古西征后，大批战俘、军队、工匠被裹胁到蒙古本土，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聂思脱里教、天主教乃至东正教徒，在此期间，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主要是法国）也派出了大量教士出使蒙古宫廷。以上因素，无疑使基督教在蒙古的传播更为广泛。

元朝建立后，鉴于基督教在全国的盛行，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成立了专门管理基督教的全国性机构——崇福司，以爱薛等为崇福使，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382]。马儿（mar）为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kasisa）意为长老，列班（rabban）意为大教师。[383] 崇福司在当时是否也管理天主教徒，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元代圣旨中，经常是也里可温与僧、道、答失蛮等并提，作为宗教团体，他们都享有蠲免差发等优惠待遇。至元十九年四月，元朝曾“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384]，这里所指，大概就是当时天主教士所报道的阿拉发（alafa），即“皇帝赐予大人物的使者、特使、战士、各行业的技工、周游四方的演唱者、穷人和各种各样的人的补助金”[385]。也即基督教传教士的俸给。延祐二年（1315）七月，崇福司升为院，品秩也从原来的从二品升为正二品。“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386] 当时掌握崇福司大权的，应为爱薛之子也里牙，他在接替其父为崇福使后，又于皇庆元年（1312）封秦国公，[387] 继续受到元朝皇帝的宠信。直到英宗即位后，崇福院才又改为司，品秩也恢复为以前的从二品。[388] 也里牙后官太医院使，因参与文宗谋害明宗的阴谋，于至顺元年（1330）被文宗灭口处死。其弟翰林学士承旨也在其后被罢免。[389] 聂思脱里派世家爱薛家族自此退出元朝政治舞台。

图3-3-2 泉州基督教墓碑

除了在中央设崇福司外，元朝在全国各地还设有也里可温掌教司多处。从后来延祐二年（1315）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72所来看，基督教徒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应当十分广泛。其中镇江一地，据《至顺镇江志》统计，侨寓户3845户中，也里可温23户，占5.98%；人口10555人中，也里可温106人，约占1%；驱奴2948人中，也里可温109人，约占3%。此外，至大四年（1311）十月，崇福司官员曾提到：“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390] 也有助于说明当时基督教徒人数之多。

从现有材料来看，元代基督教徒的主要活动区域有唐古特、汪古，以及内地的大都、东南沿海等地。

唐古特是聂思脱里教较早设立主教辖区的地区之一。其中13世纪80年代，这里的主教名沙卜赫兰（Isba’-Sabhram）。[391]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与磨古思（Markus）在经过唐古特到耶路撒冷朝圣时，曾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提到过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聂思脱里教徒的活动情况。

图3-3-3 内蒙古赤峰出土十字架墓碑

汪古部为北方世代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克烈、乃蛮败亡后，汪古部成为聂思脱里教的重要传播地，以致鄂多立克（Odoric）、马可·波罗、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等人都把汪古部首领当成“长老约翰”的后裔。在20世纪，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有叙利亚文的景教残碑、景教墓顶石、与景教有关的汉文碑刻以及饰有铁十字架、木十字架的姑姑冠等，其中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耶律公神道碑》残碑，“寺主管领也里可温”等字清晰可辨。[392] 天主教士孟帖·科儿维诺于1293年前后来华传教后，一度使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改宗天主教。“他劝导他的大部分人民皈依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壮丽的教堂，供奉上帝、三位一体和教皇陛下，且按照我的建议，赐名为罗马教堂。”[393]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阔里吉思在大德二年（1298）从征都哇时被俘杀，这些改宗天主教的部众在阔里吉思之弟术忽难的坚持下，又重新改回到聂思脱里教信仰。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基督教各派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在这里势力很大，建有不少教堂，其中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朝中，聂思脱里教徒也不乏显贵。像出身聂思脱里教世家的爱薛，从贵由汗时起，就在蒙古宫廷服务。入元后，“中统间，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至元戊辰（1268），兼广惠司。丁亥（1287），拜秘书监。己丑（1289），领崇福使。甲午（1294），加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丁酉（1297），遥授平章政事。丁未（1307），封秦国公”[394]。一生可谓荣崇已极。爱薛死后，其家族后裔仍有不少成员在崇福司供职。天主教士孟帖·科儿维诺在信中曾提到大都聂思脱里教徒的跋扈：“聂思脱里派教徒——他们自称为基督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像是基督教徒的样子——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强大，因此他们不允许奉行另一种宗教仪式的任何基督教徒拥有任何举行礼拜的地方，即使是很小的礼拜堂；也不允许宣讲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教义。”[395] 而这位天主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曾受他们迫害达四五年之久。不过，此后孟帖·科儿维诺的传教活动则比较顺利，在当地建立起好几所教堂，受洗者不下6000人，并买下40名童男，组成唱诗班，举行礼拜仪式。除了使阔里吉思部成功改宗外，他还促使原来信奉希腊正教的三万阿兰人也皈依了天主教，这无疑使天主教的影响大为增强。在孟帖·科儿维诺的要求下，罗马教皇除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与全东方的总主教外，又派遣了七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其中的热拉德（Gerard）、佩里格林（Peregrine）与安德鲁（Andrew）最终到达了中国。到至正二年（1342）七月，一个大概由教皇派遣的使团又抵达上都，向当时的元朝皇帝顺帝进呈了一匹骏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396]。此事在当时颇为轰动，顺帝先是命周伯琦为之绘图，又是命翰林直学士揭傒斯为之赞。[397] 但这次出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到底有多大意义，还没有材料加以证实。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以马可·波罗提到的薛里吉思最为有名。他在至元十五年（1278）任镇江路副达鲁花赤后，先后于镇江、丹徒、杭州建立起七座也里可温寺院：八世忽木剌（忽木剌为叙利亚语Umura的音译，意为寺院）大兴国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样宜忽木剌大晋兴寺。“奏闻玺书护持，乃拨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398] 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以后，在扬州城东门发现有大量十字架基石残片，城西发现两块用拉丁文撰写的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墓碑，后来当地又发现了叙利亚文与汉文合璧的聂思脱里派教徒也里世八墓碑一通。[399] 泉州为元代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各种文化互为交萃的大都市。这里的聂思脱里教与天主教都很兴盛，曾出土大量与之有关的石刻墓志。像1954年发现一块两种文字（汉文、叙利亚文）合璧的墓碑，其中汉文二行，第一行题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巴马里哈昔牙”，第二行为“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400]。1984年又出土一块有“也里可温”字样的墓碑，内容是：“于我明门，公福荫里，匪佛后身，亦佛弟子，无憾死生，升天堂矣。大德十年岁次丙午三月朔日记。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按侈呢嗯书。”此外，温州地区也有聂思脱里教徒活动的记载，他们在“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的同时，还曾与道士发生冲突，“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结果，中书省不得不在大德八年下令对聂思脱里教徒的行为严加限制。[401]

除上述地区外，其他地区也时见有聂思脱里教徒的活动，像云南押赤城居民中，就有若干聂思脱里教徒活动。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也一度相当集中，据马可·波罗记载，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乃颜，即“为一受洗之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志”[402]。乃颜叛乱失败后，当地的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但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

图3-3-4 内蒙古出土元代基督教铜牌[403]

元代基督教文献，据13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404] 但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它们被翻译为汉文的证据。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定为13世纪的遗物，[405] 而从其内容与用语来看，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汉文化的影响痕迹。元人梁相所撰《大兴国寺记》，是目前所知元代汉族人有关聂思脱里教义的唯一书面记载：“愚问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406]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汉族人对聂思脱里教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即便有少数汉族人加入了基督教，动机大概也只是为了趋炎附势、规避差役。因此，元代的基督教对汉族人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外来的封闭式宗教，真正信仰它的只是一些西来的部族如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的蒙古人而已。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在中国又一次濒于绝迹。

第六节 伊斯兰教的活动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但直到两宋，传播规模还一直很有限，主要在沿海地区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中流行。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开始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穆斯林。穆斯林的大量涌入，使伊斯兰教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成“移习览”。[407] 但该词未见于元代任何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从波斯语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Musulman），其教士则称为答失蛮（Dashmand）或答亦失蛮（Danishmand）。此外，元代汉文史籍还把从中亚等地来的人概称为回回［在《蒙古秘史》中，蒙古语“回回”作撒儿塔兀勒Sarta’ul。（按，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5所载军队凯歌词：“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在这里，回回与回鹘一词含义相同，当指西迁后居于高昌一带的回鹘汗国，与以后的中亚穆斯林并没有关系。元初，王恽把二者分开，称回回一词源于回纥，而非回鹘：“回鹘，今外五（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408]其实，回纥与回鹘本来就是一回事，为同一个民族政权前后的不同称呼而已。元初，回鹘与回回仍可通用，只是范围又扩大到高昌回鹘汗国以西的地区，像宋子贞为耶律楚材所撰神道碑，即把中亚人也称为回鹘人。[409] 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是因为长期以来汉人对西域的民族情况不太了解，而中亚人从陆路来中国，又多取道高昌回鹘汗国的缘故。以后元代所称之回回，则专指高昌回鹘汗国以西地区，相反，回回一词的真正发祥地高昌回鹘，却为畏兀儿一词所取代。由于元代回回所指地域较广，种族庞杂，所以除穆斯林外，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被称为回回者也不少见，像犹太人在当时即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不过，在大多数时候，回回主要还是指来自中亚等地的穆斯林。这些徙居中国的穆斯林，与中国居民长期融合，以后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民族，即今天的回族。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与蒙古统治者的渊源甚深。早在蒙古兴起初期，就有不少回回人追随成吉思汗左右，征战各地，像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水的札八儿火者、阿三等，即是回回人。札八儿火者后来还被成吉思汗封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410]。成吉思汗西征后，不少回回人归顺蒙古，或被蒙古军队虏获东归，其中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进入蒙古上层社会。像先后受命统治河中与中原地区的牙老瓦赤父子，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到窝阔台统治时期，回回人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汉人，成为蒙古统治者治理中原的得力助手。元朝建立后，回回人作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人——色目人的主要组成部分，继续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倚重，在政府各级部门担任要职，有名者，像忽必烈在位时的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泰定帝在位时的倒剌沙等，都是当时元朝政坛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当时的回回人，政治地位优越，又多善理财，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411]，因而在元朝的经济活动中也有着重要影响。至于来华的一般教士、工匠、军人、商人、学者，再加上前代即已寓居中土的波斯、大食人后裔，更是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以致明代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语。[412] 这些回回人在来到中国后，一方面安土重迁，“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413]。另一方面，又大都能固守原来的宗教教规与习俗，“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虽适异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414] 像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曾记载：“杭州路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婚礼绝与中国殊。”[415] 由于宗教与习俗与汉人迥异，回回人在中国多聚族而居，大体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早在蒙哥时期，蒙古政权就已把回回单独列为一个户计，对于特殊的伊斯兰教派，像苏菲派教徒，还单独列一户计，名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户。[416] 其中，中统四年（1263）中都（即以后的大都）城内的回回人户多达三千余户，且多为富商大贾、兼并之家。而江南的镇江地区，据《至顺镇江志》统计，侨寓户3845户中，回回有59户；人口10555人中，回回有374人；驱奴2948人中，回回有310人。这个数字比当地的基督教徒（也里可温）高出约3倍。至于回回户计之外的回回人，也有不少。像元朝的侍卫军中，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哈剌鲁万户府等，组成人员无疑多为回回人。马可·波罗提到天德州境内有一种阿儿浑人，也为伊斯兰教徒，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所属的哈儿鲁千户即是由他们组成的。[417] 被括入元朝政府与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回回匠户也很多，像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立起来的。[418]

为了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统一管理，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设立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的音译，意为法官）领之，依据伊斯兰教规管理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地方上亦设有相应的分支机构。不过，由于伊斯兰法对调整回回人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这些机构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回回人的户婚、钱粮词讼等刑名公事。仁宗即位后，开始对这种局面加以限制，于至大四年（1311）“罢回回哈的司属”[419]。次年三月，又下旨：“哈的大师、只管他每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交有司官依体例问者。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420] 这样一来，哈的大师的权力完全被限制在纯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入主大都后，在对泰定朝以倒剌沙为首的回回集团进行清算的过程中，又于致和元年（1328）八月，“罢回回掌教哈的所”[421]。不过，大约同时在中国旅行的伊本·白图泰又记载元朝皇帝曾任命不儿罕丁（Burhānat-Dīnof Sāgharj）司教为全国穆斯林的首领，赐号为Sadral-Jahān，意为世界之大掌教。[422] 因汉文资料没有相应记载，具体情况如何，已无从查考。

图3-3-5 泉州清净寺

清真寺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最能体现伊斯兰教文化的地方。元以前，伊斯兰教主要从海路传入中国，所以清真寺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目前所知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为广州的怀圣寺，始建于唐代。[423] 此外，有名者尚有宋代所建立的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等。在元代，清真寺被称为密昔吉（波斯语mesjid），汉人则多称之为回回寺、礼拜寺或清净寺。蒙古兴起后，由于回回人从陆路大量涌入，清真寺在中国内地的数量开始大幅增加，“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424]。当时的大都、杭州、泉州、扬州、定州、开封，乃至大漠南北，都有回回人建立清真寺的记载，或有遗迹保留下来。而且，内地的清真寺同沿海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就是，波斯文化的色彩要远比阿拉伯文化的色彩浓厚。这主要是因为元代从陆路来华的回回人，主要来自波斯语盛行的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相反，从海路来华的回回人，则保留了许多阿拉伯文化的特色，其中尤以泉州地区最为集中，这里曾发现大量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用阿拉伯文撰写的。[425]

伊斯兰教在元代虽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还是在回回人中间流行，蒙古统治上层信奉者为数不多，其中尤以安西王阿难答最为有名，他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袭封安西王后，曾使所部15万军队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至于汉族人，信奉伊斯兰教者恐怕也不会太多，《至元辨伪录》形容回回人礼拜为“叫空谢天赐予”，郑思肖《心史》则称：“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由此可见，当时的汉族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与此相反，回回人中对中国文化理解深刻者却不乏其人，曾涌现出不少汉学素养颇深的学者、诗人。现存汉文伊斯兰教石刻，也有不少是从儒学的角度解释伊斯兰教的。像中山府的《重建礼拜寺记》即称：“予惟天下之教，儒教尚矣。下此而曰释与老，虚无寂灭，不免于妄，且其去人伦，逃租赋，率天下之人，而入无父无君之域，则其教又何言哉？惟回回之为教也……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呼，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嗅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具备，与《周书》五典五悼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426] 类似以儒释伊的痕迹，我们在元代泉州的《重修清净寺记碑》、广州的《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能够找到。

图3-3-6 阿拉伯文墓碑 (泉州灵山圣墓)

第七节 摩尼教和印度教

摩尼教是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建的一种宗教，信奉二宗三际论。所谓“二宗”指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所谓“三际”是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宗教理论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前，存在着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前者善美，后者丑恶，互不干扰。后来黑暗侵入光明，引起大战，遂进入中际阶段。在中际，光明与黑暗混合，天地和人类便是这种混合的产物。摩尼认为，世界末日终将到来，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分开，回到初际的情景，这亦是后际。摩尼教的创立，正是为了超度人类的灵魂，使之摆脱黑暗，早日回归光明王国。摩尼教的理论，源自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同时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的思想，但又有自己独特的体系。[427]

摩尼教创立后，迅速由波斯向周围地区传播。一般认为，唐朝初期已进入中国。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借用回鹘军队平乱。回鹘可汗信奉摩尼教，借助于北方回鹘的势力，摩尼教在唐朝境内得到很大的发展。9世纪40年代初，回鹘败于北方另一个游牧民族黠戛斯，向西迁徙。会昌三年（843），唐武宗下令取缔佛教，同时也禁止摩尼教活动，摩尼教受到沉重打击。到了宋朝，摩尼教常被称为明教，逐渐与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相结合，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的地区。

福建泉州华表山有一座草庵，修建于元代（一说始建于宋代，元代重修）。庵中供奉摩尼光佛，长发披于两肩，须髯垂至胸际，背后有光轮。草庵前有一块岩石，上有明正统年间刻字五行，内容是：“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清净光明”“大力智慧”都是摩尼教的经典语言。[428] 可以断定，草庵的摩尼光佛是摩尼教崇拜的神像，草庵是一座摩尼教的寺院。

明人何乔远的著作《闽书》中已指出草庵建于元代，是摩尼教寺院：“泉州府晋江县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429] 20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首先发现《闽书》的上述记载。[430] 法国学者伯希和对此作了考证[431]。20世纪50年代，吴文良对草庵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泉州宗教石刻》[432] 一书中做了说明。由于中外学者的潜心研究，草庵作为中国仅存的摩尼教寺院遗迹已广为人知，而且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年在晋江发现《青阳庄氏族谱》（抄本），其中载庄惠龙（1281—1349）是个儒生，“晚年厌观世谛，托以苏邻法，构萨坛以为娱宾优游之所”[433]。在中文文献中，“苏邻国”被认为是摩尼教发源之地，“苏邻法”即指摩尼教义。如此谱可信，则庄惠龙是元代摩尼教的信徒。

图3-3-7 泉州草庵摩尼光佛

1988年、1992年，先后在福建莆田涵江和莆田北高乡后积村发现两块石碑，碑上文字都是：“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与草庵石刻相类。前者应立于元代后期至明初。似可说明，莆田在元代亦有摩尼教活动。[434] 南宋后期，有人说：“今摩尼向（尚）扇于三山。”[435]“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可知摩尼教流行于福建由来已久。

宋代，摩尼教在浙东一带也颇为流行。四明（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等地都有摩尼教活动的记载。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四日，“臣僚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姐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夜聚晓散。’”[436] 到了元代，陈高在至正十一年（1351）写的《竹西楼记》中说：“温州之平阳，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滨……有潜光院在焉。潜光院者，明教浮图之宇也。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入流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时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潜光院东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楼焉，曰竹西……石心素儒家子，幼诵六艺百氏之书，趣淡泊而习高尚，故能不汩于尘俗而逃夫虚空，其学明教之学者，盖亦托其迹而隐焉者也。”[437] 陈高所说源自苏邻国的明教，无疑就是摩尼教。潜光院就是宋人所说“斋堂”。“日一时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正是摩尼教徒的一种生活方式。[438] 当地的摩尼教徒显然仍是严格遵守摩尼教的戒律。陈高所说平阳炎亭在今浙江苍南县金舟乡境内。在金舟乡，至今还有一块刻有《选真寺记》的石碑，其中说，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所建也”。“故制陋朴”，彭氏族人在原址扩大重建。选真寺是“为苏邻国之教者”居住的场所，可知选真寺无疑也是摩尼教寺。此碑记无写作年代，作者孔克表，至正八年（1348）进士，由元入明，洪武六年（1373）为翰林修撰兼国史编修，不久卒。由孔克表经历，可以推知选真寺存在于元代，其创始时代可能是南宋时期。《竹西楼记》和《妙真寺记》两篇文章，足以说明温州在元代仍是摩尼教比较流行的地方。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情况来看，陈高说“瓯、闽人多奉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南宋后期，有人说，摩尼、白莲、白云，“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气也”[439]。可见当时摩尼教已经“假名”佛教，可以称为摩尼教的佛教化。与此同时，也存在摩尼教“依记于道”的现象。四明（今浙江宁波）的崇寿宫，本是摩尼教寺，在南宋时逐渐道教化。摩尼教在南方流传过程中，逐渐与当地原有的佛教、道教相混合，不外是两个原因：一种是借此逃避官府的注意，一是为了便于自身的传播。泉州草庵结构貌似佛寺，尊奉的摩尼冠以佛号，摩尼的形貌亦与释迦牟尼类似。温州的潜光院，“显然属于道化的摩尼教寺院，其僧侣颇有神仙道教的味道”[440]。草庵和潜光院的存在，似可说明，摩尼教当时仍是合法存在的，并未被官府取缔。1941年，吴晗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中认为，在元代，明教是被禁止的，它和佛教白莲宗混合，成为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元末农民起义即由明教发起。[441] 他的观点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杨讷对明教与佛教白莲宗之间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梳理，他认为，两者并未混合，“在元代，明教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发动元末农民起义的是白莲宗（教）而非明教。[442] 后来，他在《元代白莲教研究》中作了进一步论述。[443] 杨氏的意见是有说服力的。

图3-3-8 泉州两种文字石碑

泉州曾发现一块两种文字合璧的墓碑，一种是汉字，一种是叙利亚文。汉字共两行。第一行是：“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第二行是：“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叙利亚文译意是：“这是僧侣先生、教区的教长（主教），失里门先生的坟墓，癸（十天支的末位）牛（即‘丑’）年八月十五日扫马率领（一班人）来，并写下（这墓志）。”此碑是吴文良先生发现的，收在《泉州宗教石刻》中。[444] 研究者都以为碑文中的“明教”指的是摩尼教。夏鼐先生说：“明教即摩尼教。秦教为大秦教的简称，也便是景教。”“这位失里门，不仅是江南诸路‘秦教’（聂斯托尔派基督教，即景教）的主教或教长（阿必思古八），同时也是江南诸路明教（即摩尼教）等的教长。”[445] 因而此碑历来被视为摩尼教流行于泉州以及江南的有力证据。但是，碑文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元朝政府对于各种宗教都采取分别管理的办法，如以宣政院管理佛教、集贤院管理道教、崇福司管理基督教等。为何在江南却要将基督教与明教合在一起管理呢？其次，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吾读基督教史，无不诋毁摩尼教。”[446] 元朝政府有什么必要硬将两者拉在一起呢？再次，碑文中称“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众所周知，唐代曾称景教为大秦景教，宋、元二代文献中，并未见有“秦教”的记载。而且，按碑文所称，则明教徒亦应是也里可温。最后，在同碑叙利亚文字中，根本没有提到明教（摩尼教）。这些情况都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此碑尚需深入探索，不能视为定论。[447]

图3-3-9 原泉州印度教寺院石柱 (现藏泉州天后宫)

中国与南亚印度地区很早就通过陆、海二道发生联系。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地区的另一种宗教印度教也曾传入中国。在泉州，“近七十多年来陆续从地下出土和发现许多有关印度教的神话故事石雕造像和寺庙、祭坛建筑构件，其数量多达数百方。这还不包括那些出土以后，又被居民当作墙基石材埋入地下的那些部分”[448]。这些遗物的发现完全可以说明印度教曾在泉州活动过，但何时传入目前尚难以断定。一般认为，在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很多外国人长期在这里居住，其中包括为数相当可观的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印度教信徒。这些人在泉州建造了印度教的寺院，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很自然的。1956年，泉州发现一方泰米尔文字碑刻，泰米尔文是中世纪南印度流行的一种文字，碑文内容是向公元1281年建造的印度教寺院致敬。[449] 此外，泉州地方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番佛寺的记载，此寺原在泉州城南，应是一座印度教寺院。[450] 碑刻和文献都可以说明元代泉州存在印度教寺院。但是，这一时期除了泉州以外，再没有其他地方发现过印度教的活动踪迹。而且，和摩尼教不同，在泉州没有本地原有居民信奉印度教的迹象。因此，它的影响是有限的。元末泉州发生动乱，印度教寺院被毁，自此结束了印度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

第四章 教育的进步和理学的统治地位

第一节 国学和地方学校的发展

元朝后期，学校制度基本沿袭前期，并在一些具体环节上有新的发展。

一 国子学

国子学的办学规模，在元朝后期有明显的扩大。至大四年（1311）正月，仁宗即位，将国子学生员数额增为300人。延祐二年（1315），“增置生员一百人，伴读二十人”[451]。这样国子学生的正额生员增至400人。伴读人数，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学条例中定为 20人，成宗大德七年（1303）已增至40人。[452] 至此再增20人，则达到60人。除正额生员和伴读外，国子学中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学生，称为陪堂生，这时也形成了制度。

陪堂生是国子学面向民间招收的自费学生。《安雅堂集》卷4《送完者都还河阳序》：“国家初置成均，本教国人子弟，因浸及其余焉。”《元史》卷87《百官志三》：“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陪堂生、伴读均来自民间，但身份有高低之别，学业优秀的陪堂生，经考试方可升为伴读。如吕思诚“入国子学为陪堂生，试国子伴读，中其选”[453]。两者待遇也不相同，陪堂生属于自费生，而伴读是公费。[454] 伴读入学达到一定年限，成绩优秀者，可以“岁贡”为吏员或地方教官，陪堂生则无此机会。《金华集》卷17《送饶安道序》：“天子之学，以教国之贵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举者受业其间。餐饯固不以烦县官，而满百人辄止。后至而久次者，必员有阙，乃得补其处。此今之定制也。”《苏平仲集》卷6《送楼生用章赴国学序》：“胜国（按指元朝）设监学以教贵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业其间，满百人即止。”这些“餐饯固不以烦县官”的100名“田里之秀民”，指的并非伴读，而是陪堂生。

陪堂生设置始于何时不详。成宗时，丞相哈剌哈孙奏请修建孔庙与新校舍，“四方来学者益众”，这里面或许就包括陪堂生。郑介夫奏议：“所设伴读又不择人，重赂监官，剩出陪堂，便得入名”，似亦表明陪堂生在成宗朝已经出现。[455]《至正集》卷59《郭思恭墓志铭》：“甫冠已为里社师，闻成均作人，负笈趣焉。故事：陪堂生输钱乃食。祭酒耶律公闵公贫苦，免其输。补伴读，及格，乃教徒于京。”这条材料年代不明，但提到的“祭酒耶律公”应为耶律有尚，有尚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致仕，可知在此前已有陪堂生的设置。仁宗即位后，在定置正额国子生员300人的同时，又增置了20名陪堂生。《元史》卷24《仁宗纪一》：

（至大四年闰七月）己未，诏谕省臣曰：“……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

《雪楼集》卷6《大元国学先圣庙碑》：“皇帝御极……广弟子员三百，进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观而善。”即指此事。陪堂生总名额定为100人，亦不知在何时，相隔当不会太远。

陪堂生的设置为普通汉族士人提供了进入国家最高学府读书的机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元朝士人仕途不畅，游士之风因而盛行，许多人挟资到京师活动，通过各种关系求人保荐，谋取出身，其中进入国学充陪堂生也是一条出路。特别是南方士人，因受“四等人制”的压制，很难成为国学正额生员[456]，但充任陪堂生，并进而升为伴读的机会相对多一些。《道园学古录》卷5《送李亨赴广州教授诗序》：

番阳李生亨入学数年，会同舍生款者为太常礼仪院判官，得幸今上于东宫，以生苦学，荐擢为伴读。

同书卷19《倪行简墓志铭》：

永丰人……延祐戊午游京师，又三年始得入国学，又数年补国子伴读。

《清容居士集》卷24《送刘生归乡试序》：

广信刘生任时来京师，试入国学，将叙次，佐胄子讲诵。

李、倪、刘三人均系南人，他们始入国学，显然都是充陪堂生。有的陪堂生入学时年纪已经不轻，如罗文节“年三十三，至京师为胄监陪堂生”[457]，后来终于获得云南昆明州学正一职。

国学生员出身授官之制，屡有变化。上一编提到，成宗大德末之制，国子学的蒙古、色目、汉人生员，每三年各岁贡2人。仁宗即位后，于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复立国子学试贡法”，规定由岁贡出身者，“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岁贡考试“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则全科场之制”[458]。此时正额生员已增至300名，岁贡名额也有明显增加，原来是“三岁一贡，贡凡六人”，现改为“岁贡六人”，亦即每年贡举6人，名额多出两倍。岁贡授官品级，也比大德时有所提高。[459]但关于是否应通过考试选拔岁贡人选，却一度产生争议。在此以前，岁贡人选是通过入学先后决定的，“国子生以入学名次为先后，岁贡补官”，其法“殊无劝惩”[460]。国子博士虞集认为：“惟学务修德，诱以利禄使之进，虽勉弗喜也。圣天子嘉惠监学，使得岁贡士，以次授官，盍求其足以为劝者而激励之？”宰相李孟时提调国子监，采纳虞集之议，从国子学中挑选了“端静有守、尝试以事者”二人，作为岁贡人选。这实际上是采取教官荐举的方式。适逢李孟罢相，事遂搁浅。[461] 有人主张“改课为试”，采用“大学积分法”考试选拔，这种意见占了上风。国子司业吴澄反对积分考试，认为“教之以争，非良法也”。他大约倾向于虞集的荐举法，因与同僚“论议不合”，辞官而去。[462] 此后虽暂未实行积分法，但岁贡考试之制基本落实了，参加考试的人选，则仍按入学名次决定。“岁贡弟子员，稽其入学之次第而甲乙之，以登名于集贤及礼部，乃召而试其业。苟辞达者，为中选，而授爵自六品以下有差。”[463] 由集贤院、礼部主持的岁贡考试，通常称为“公试”。

延祐二年（1315），在国学生员员额又一次增加的同时，大名人齐履谦出任国子司业。经他具体设计，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共同商议，定出一套完整的“升斋积分”考试方法，与岁贡考试相结合，使国子学的教学管理和人才选拔制度更加规范化。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所载，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分斋教学。国子学内根据学习难度，分设上、中、下各两斋，共六斋。下两斋称游艺、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称据德、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称时习、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试其学业、逐次递升。

2.考试积分。通过考试积分，选拔出优秀学生参加岁贡考试。这种岁贡考试前在国学内部进行的预备考试，称为“私试”。汉人升到上两斋、蒙古色目人升到中两斋，并且坐斋满两周年未犯过错的，才有资格参加私试。私试每月都要举行。汉人每季度第一月考经疑一道，第二月考经义一道，第三月考策问或表章、诏诰一道。蒙古、色目人每季度前两月各考明经一道，第三月考策问一道。考试均于每月初二日举行，考场监督严格，国子学官阅卷前要进行弥封、誊录，阅卷后再由监官复审，有一套防止作弊的办法，基本模仿科举。每次考试评出分数，“辞理俱优者”为上等，算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算半分；下等不计分。到年底积分达到八分，就算是“高等生员”。“高等生员”名额限制在四十人，其中蒙古、色目各十人，汉人二十人，“员不必备，惟取贤才”。若名额有限，分数相同则先取坐斋时间长者。“高等生员”作为私试合格者，参加集贤院、礼部主持的公试。未通过公试，或虽通过公试、因无官阙未能补官者，当年私试积分亦告作废，下一年重新开始考试积分。不过，未能通过公试做官的高等生员有机会充任国子学中的学正、学录、司乐、典籍、管勾、侍仪司的侍仪舍人等低级官职。

3.处罚规定。参加私试的生员，如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者”，要受到扣除积分的惩罚。初犯扣一分，再犯扣二分，三犯除名。已升为高等生员的，如有“违戾规矩”，初犯取消参加公试资格一年，再犯除名。所有在学生员，一年中实历坐斋不满半年者，除名。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退学。

可以看到，这套积分考试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形式上也可称完善。实行之后，国学中“人人厉志读书，益多材学之士矣”[464]。著名学者苏天爵即在延祐四年（1317）通过国学积分选拔，参加公试，排名第一，被任命为从七品的大都路蓟州判官。[465] 这一年他只有24岁。[466] 后来积分法一度取消。《元史·选举志一·学校》：“泰定三年夏六月，更积分而为贡举，并依世祖旧制。其贡试之法，从监学所拟，大概与前法略同，而防闲稍加严密焉。”据此，取消的只是国学内部的积分私试，岁贡公试仍然举行。《元史》卷182《许有壬传》记载了其事始末：

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选为中议，改中书左司员外郎……国学旧法，每以积分次第贡以出官，执政用监丞张起岩议，欲废之，而以推择德行为务。有壬折之曰：“积分虽未尽善，然可得博学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择，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专意外饰，或懵不能识丁矣。”议久不决。三年六月，升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复寝。

这段文字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有关荐举、考试优劣利弊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仁宗初年那一次围绕岁贡选拔方式争议的内容。二是废积分一事虽行，“已而复寝”，说明积分法后来又恢复了。对此《元史·选举志》竟然失载。《滋溪文稿》卷8《孛术鲁公神道碑》：

今上（顺帝）即位……初，国子生以入学名次为先后，岁贡补官，殊无劝惩，故太史齐公履谦为司业，请以学业为升斋等第，以积分公试，文词优者为中选，繇是诸生咸思奋励，而人才兴矣。后值天历多故，其法中辍，公为祭酒，始试诸生于崇文阁下，中选者凡若干人。

可知至晚到顺帝初年，积分法已经恢复。《金华集》卷17《送赵尧臣序》：“仍纪至元之二年，予方备员国学，上舍生真定赵凯尧臣私试合格，循旧比，待年以就公试。”《宋文宪公全集》卷14《送和赞善北归养母诗序》：“太原和君希文，吕忠肃公（顺帝朝国子祭酒吕思诚）之高第弟子也。在胜国（元朝）时肄业成均，通《诗》之传疏，积试八分，将与有禄食。”这都是顺帝时期国学积分私试的材料。

仁宗初年开设科举时规定：国子学生岁贡制度仍旧，但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467]。延祐首科中选者，即包括国子生建昌人许晋孙、陵州人孟泌在国学“以积分中高等生”，任国子学录，又举英宗至治元年进士。[468] 不过总的来说，国学岁贡与科举取士仍为两条仕途。顺帝时科举一度停罢，到后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宣布复科，始将二途合一，规定“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469]。科举三年一开，而国子学每年通过积分私试产生“高等生员”40人，三年120人，这120人就直接去参加科举会试和殿试。按原来的“公试”制度，每年录取6人授官，三年录取18人，科举会试、殿试就直接为国学“高等生员”预留18个录取名额。其中蒙古6人，授从六品官；色目6人，授正七品官；汉人、南人共6人，授从七品官。至正二年（1342）、五年、八年的科举录取情况，全都如此。至正八年规定，对于参加会试的国学高等生员，“除例取十八人外，今后再取副榜二十人。于内蒙古、色目各四名，前二名充司钥，下二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一十二人，前三名充学正、司乐，次四名充学录、典籍、官勾，以下五名充（侍仪）舍人。不愿者，听其还斋”[470]。这实际上是将以前国学高等生员充国子学正等职的制度纳入了科举取士体系。此后直至元末不变。

以上讨论的国子学岁贡制度，是针对正额生员而言的。国子伴读另有一套岁贡的办法。较之正额生员岁贡，伴读岁贡形成制度较早，并且没有太大的变化。《元典章》卷9《吏部三·官制三·教官·诸教官迁转例》：“国子伴读，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定每年岁贡四人，二名充部令史，二人充府、州教授。”成宗时郑介夫上奏议，即批评当时的国子伴读“更不知所伴所读者何事，惟想望部领（令）史、儒学教授而已”[471]。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伴读岁贡名额屡有变动，最初是每年二人，后来变为六人、四人，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定为岁贡八人，“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与早期制度相比，充教授者由府、州教授升格为路教授。岁贡选拔标准不详，似乎并不像正额生员岁贡那样有复杂的考试，可能只是简单地按充任伴读时间排名。《道园学古录》卷5《送李亨赴广州教授诗序》：“伴读之选拘于例，然既受教国学岁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同书卷17《刘赓神道碑》：“学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贵游治业，岁中以次出补吏。”有一位排名在前的伴读生，主动将岁贡机会让给一位“贫且亲老”的同学，受到奖励，“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馆之士皆兴让矣”。伴读岁贡二途当中，教授的地位比不上部令史，因为部令史是中央核心部门的吏职，其任官前景要更加优越。当时歧视南人，因而特别规定，南人伴读生参加岁贡，“名虽在前，不得补吏，惟得为教授”[472]。

文宗在位时，开设“宫学”，部分地分割了国子学的职能。当时在宫内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以儒臣任大学士、学士等官，进讲经史，并与皇帝讨论切磋诗文书画。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奎章阁授经郎二员，职正七品，以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肄业”[473]。授经地点就设在奎章阁，因位于宫内，故亦称宫学。本来教育贵族子弟的任务应由国子学承担，但长期以来，高级贵族子弟愿意入学学习的人并不多，国子学里中下级官僚子弟和平民占了大多数。此时文宗想教育勋戚子弟和年幼近侍，干脆另起炉灶。首任授经郎为揭傒斯、林希颜，二人每天“寅入而酉出”[474]，可见教学任务颇为繁重。顺帝即位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授经郎亦随之更名。顺帝“亲选宿卫官及勋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为弟子员”，“建学舍内苑，以严中外之别。丰廪饩，给笔札，俾无外慕”[475]。其时周伯琦充授经郎，“中贵人传旨，命受经生北面行弟子礼。太官设馔、光禄进酒，朝廷公卿皆陪坐，时人荣之”。后来危素出任此职，“受业生皆贵戚大臣子，横肆不率度。创教条，置帐历，日书其勤惰，月会而赏罚之，皆畏服不敢犯”[476]。

宫学的开设可能多少使皇帝对国子学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元朝后期，国子学的生员总数相对稳定，包括正额生员400人，伴读生60人，陪堂生100人，共560人。《道园学古录》卷6《国子监学题名序》云：“弟子员今五百六十人。”同书卷19《倪行简墓志铭》亦云：“成均弟子员常五百六十人。”《燕石集》卷15《张才子传》称“延祐末，京师太学生六馆生不下四五百”，则是约言其数。有的材料提到国学生员400人，系专指正额生员而言。无论400员还是560员，比元初固然有不小的增加，但与前代汉族王朝的中央官学仍相去甚远，故而不断有人提议增加生员名额。《元史》卷35《文宗纪四》：

（至顺二年）六月乙巳朔……监察御史韩元善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又复分辨蒙古、色目、汉人之额。请凡蒙古、色目、汉人，不限员额，皆得入学。”……皆不报。

当时集贤大学士陈颢也曾上疏请求文宗“大兴文治，增国子学弟子员”[477]。又《滋溪文稿》卷26《乞增广国学生员》：

昔者世祖皇帝……命中书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孙，是时学徒未有定额。其后政教既修，学者浸广。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员。然而近岁以来，员额已满，至使胄子无从进学，殊非祖宗开设学校广育群材之美意也……洪惟国家海宇之广，庠序之盛，又岂汉、唐所可比拟，独于学徒员额犹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术，至于学校长育人材，尤为先务。宜从都省闻奏，量拟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应入学者并如旧制。钱谷所费，岁支几何，人材所关，实为至重。

此奏大约上于顺帝初年。[478] 上述建议都是要求增加正额生员，也有请求增加伴读生名额的。[479] 但这些建议是否得到采纳值得怀疑，至少在史料中缺乏反映。权衡《庚申外史》至正元年（1341）条称当时“大兴国子监，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凡三千余”，这个数字过大，恐得之传闻，未必可靠。不过同一条材料揭露元末国子学弊端，或可补官方文献之不足：

祭酒、司业、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饰章句、补苴时务，以应故事而已，凡在诸生，日啖笼炊粉羹，一人之食为钞五两。君子以监学乃作养人材之地，而千百为群，恣纵恬嬉，玩愒岁月，以嫚侮嘲谑为贤。行加屏风，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偿值，掉臂而出，无敢谁何。是坏天下人材，何作养之有焉？

二 地方学校

相对而言，元朝后期地方学校制度的变化更少一些。就儒学而言，主要变化在于生员、教官出路和教官选用等方面。

仁宗即位，肇开科举，年满25岁的“经明行修之士”皆可应试，地方儒学生员由此多一仕途。科举考试的主要项目经疑、经义本来就属于地方儒学的教学内容，因此生员参加科举，应当比一般平民更具优势。不过元朝科举录取人数较少，50年间16次开科，总共仅录取约1200人，对渴求入仕的士子来说，不啻杯水车薪，聊胜于无而已。为此，元廷对已通过乡试而会试落榜的举子有一些照顾措施，照顾办法之一就是授教官。延祐初科规定：会试落榜举子年60以上者，可授教授、山长、学正等教官。泰定元年（1324）科举，会试落榜举子中，“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这两次都是临时措施。顺帝重开科举后，会试落榜举子授教官成为常制，“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同时还增取“乡试备榜”，将一些成绩较好的乡试落第考生录取为路学录或县教谕。[480] 原来的低级教官升转，往往以直学升学录、教谕，再升学正、山长。故而李存说，“国朝之取教官也，往往以直学为之基”[481]。这些直学出身的教官，“职掌金谷，而辄登师儒之席”，对教学内容不一定熟悉，“恶睹五经之阃奥，六艺之英华也哉？无惑乎师道之不立也。”现在以科举落第考生充任谕、录、正、长，被认为“贤于直学升者远矣”[482]。而直学任满者，只能“补小吏州县间”，不能再担任教职了。[483]

生员充吏制度也有变动。仁宗开设科举时宣布：“若有随路岁贡及保举儒人等文字到部，并还赴本乡应试。”等于将原来的生员“岁贡”并入科举。但由于科举录取名额有限，后来生员岁贡还是恢复了。英宗即位后规定：“岁贡儒人，先尽会试终场下第举子内选用。”这又是将生员岁贡作为安抚会试落榜者的一个办法。[484] 另外仁宗在开科举前后，另有一系列配套的“文治”措施，其中包括广开儒士充吏之门，“百司胥吏听儒生为”，“诏天下郡县选用诸生为吏”[485]。这一做法与原来通过岁贡“参用”儒士为吏不同，是“强制性地将儒作为首要和主要的任用对象，并不把有无吏术作为条件”[486]。虽然地方执行时会打一些折扣，而且此举带有仁宗个人行为的色彩，未必能长期推行，但在一定时间里，还是使地方儒学生员的入仕条件有所改善。

教官入仕之途，壅塞已久。国子学伴读充教授、会试落榜举子充教官等做法，更使教官队伍拥挤不堪。元朝后期，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些分流措施。分流措施之一，是让教官以职官身份充任重要机构的吏员。此法始于成宗大德九年（1305），“凡选府、州教授，年四十已下，愿试吏员程式，许补各部令史”[487]。仁宗即位后，规定职官充廉访司书吏者，可于“教授、学正内选用”。后来以教官充廉访司书吏，形成了连贯性的制度。[488] 一度还有“诏学官未调者悉补百司吏”[489] 的做法。分流措施之二，是让教官充任巡检。巡检，正九品，职掌捕盗，置于各县荒徼险要之地。教官升迁序列中，由学正或书院山长升任府、州教授是一个重要步骤，要到吏部去听候铨选（任教授以下教官，仅在行省待铨即可）。府、州教授升路教授亦然。教授名额有限，待铨者多，于是吏部想出了让这些人改充巡检的变通办法。此法似始于英宗朝。《至正集》卷31《送陈季和序》：“教授员浮于缺数倍，在昔有皓首不调之叹。至治辛酉（1321），选部以巡检则缺浮于员，始议借注。”具体的任命原则，是“南士调广海（指两广地区），中州士调江南”[490]。巡检的工作十分辛苦，工作环境恶劣，且时有危险，本不适合儒生。但在升教授“皓首不调”的情况下，许多教官迫不得已，也只好硬着头皮弃文从武。《吴文正公集》卷17《送廖信中序》：

近年选部患儒选之壅，凡应得儒学教授者，许注各处巡检，而其地皆岭海之乡、边鄙之境。夫以章甫缝掖之皋缓，一旦使之驱驰弓马，以戢奸捕盗为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启，趋之者纷纷，曾不以为怨苦，何也？夫既不甘于淹滞，而幸其变通，则又岂敢辞劳避远哉！

总的来说，“夫儒者平日雅雅驯驯，心神智术不越乎笔研文字之间。一旦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冠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亦难矣。故前后之厥官者常相踵”[491]。但也有一些人对新的岗位颇能适应。岳飞的后裔岳自修在松阳县惠洽巡检任上，“枹鼓不惊，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寝，又能致其余力以树立官府”，翻修了巡检司房舍。唐子华由郴州教授改调处州路青田县柔远乡巡检，“既至，撤枹鼓，散兵卒，独引僮奴一人径造大姓家，与之揖逊为礼，或持酒脯以往，谈笑为乐，因得推心致腹。久之，人知无他意，多乐便之。故终岁不闻有寇盗之患”[492]。

地方儒学制度的变化，还包括孔庙配享、从祀方面的内容，对此将在后文结合理学影响一事述及。

地方蒙古字学在元朝后期有一个新的举措，即为蒙古字的创制者八思巴立庙。此前各地儒学有孔庙，医学有三皇庙，蒙古字学未有庙宇。仁宗初年，有僧人上言：“帝师八思巴制蒙古字以利国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群臣会议其事，寓居大都的高丽王王璋认为：“师制字有功于国，祀之自应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师，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后世恐有二论。”[493] 尽管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但八思巴还是获得了“通祀”地位，仁宗“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494]。英宗即位后，专门就为八思巴立庙一事降旨：“交比文庙盖的大，随处行文书，都教大如文庙。”这道圣旨颁发后，各地广泛修建或扩建帝师殿，“务极崇侈，以称国家褒扬振厉之意”[495]。以理度之，京师的蒙古国子学应当也建有帝师殿，如同国子监建孔庙一样，但史料中未见具体记载。地方上的蒙古字学，则因修帝师殿之举，办学条件颇有改善。文宗至顺二年（1331）有旨：“（蒙古字学）学校房舍在前尝令有司拨付，如今依各处已行起盖八思麻帝师殿宇，就令于内训教。”镇江路蒙古字学的校舍原来“规庑狭隘，不足以容弟子员”，遂根据圣旨搬入帝师殿内。[496]

地方的蒙古字学的教官，原有教授、学正。元朝后期，在一些地方增设了学录、教谕等新职。王礼《麟原集》前集卷5《送汤辅德广州路蒙古字学录序》：“比者江西提举官推广上意，辟习于兹事者，增置谕、录以羽翼之，由是外弟汤辅德沿檄录广州蒙古字学。”《宋文宪公全集》卷31《象山王君墓铭》：“元季，尝以通蒙古书荐为庆元路蒙古字学录。”当时的地方儒学制度，学录是路学的辅助教官，教谕则是县学的教官。蒙古字学无县学一级设置，其教谕应当与学录性质接近，也是路（或府、州）学中的辅助教官。另外蒙古字学教官因教授员额有限，同样也有改充巡检的变通办法。如吴澄的同乡李见翁，即由象州蒙古字学正改授柳州柳城东泉镇巡检。[497]

第二节 书院的繁荣

书院是唐末出现的学者讲习场所，进而演变为民办学校。马端临将其概括为“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的“乡党之学”，与“有司奉诏旨”建立的“州县之学”对举。[498] 书院在南宋十分兴盛，但在金朝却寥寥无几，以致有人说它是“北方金氏百年所无”[499]。大蒙古国时期，北方的书院建设有所发展。忽必烈即位之初，即降旨要求各地“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搔扰、使臣安下”[500]。平宋以后，南方的书院大部分被保存下来，许多不愿出仕的遗民避居书院讲席，甚或新建书院，讲授其中。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颁布文件，在江南官办儒学中普遍设立小学，同时“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501]。由于有政府鼓励，兴办书院之风大盛。到元朝后期，“为书院者，遂与州县学委立而布满于四方”，“比比皆是”，“视前代倍百矣”[502]。后人也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503]。王颋曾检索史料，列举出408所元代书院的名称，元代书院的实际数量肯定远在此之上，[504] 只不过有此兴彼废，最盛的时候同时存在书院多少，难以确知。大体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文化发达，又有南宋时期的基础，故书院较多；北方的书院原来几乎是空白，在元代虽不断兴建，仍难与江南相比。岭北、辽阳、云南等边陲地区，尚未发现有书院的建置。

元代地方路、府、州、县的官办儒学，习惯上统称为庙学。在个别场合下，庙学一词也可涵盖书院，[505]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这两个概念并不混淆。若庙学书院并举，即可泛指地方儒学，这种用法在元代公文中尤为常见。而且庙学、书院，已并非简单的官私之分。书院本来属于私学范围，但在元代，已出现明显的官学化倾向。民间私学要想采用“书院”一称，必须上报政府批准。书院的负责人山长，已被元廷列入国家教官编制，其品级与庙学中的学正相当，选任、迁转、职责、俸禄，俱有定式。元朝前期逐渐形成的一套庙学教学管理制度，也行用于书院。总之，元朝书院“实际上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的系统”[506]。与庙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庙学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俱置于路府州县治所，且所谓某路、某府、某州、某县儒学，在该路府州县都是独一的。书院的设置则灵活得多，既可能在路府州县城中，更有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山林清旷之地”“深山穷谷”[507]，而且一州一县的书院可以有多所。第二，庙学由国家统一设置，书院则大量由私人兴建。即使是官方设置的书院，也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纪念意义或目的。

元代的书院根据其建立情况，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南宋遗留下来的书院。如道州路濂溪书院，是南宋时为纪念周敦颐而建。入元以后，廉访分司官员因该书院匾额为宋理宗御书，又藏有南宋省札，建议予以收缴，并行文当地官府，将学中周敦颐塑像改塑为孔子像。江南行御史台察院予以驳斥，以为周敦颐“学绩千载，道传二程，维持纲常，发明仁义，实大惠于学者，乃有功于圣门，学被斯民，礼宜通祀，岂止乡土一祠而已”，书院中的“亡宋御书牌匾，即系前代事理”，不必追究。上报中央御史台，也认为廉访分司的建议属于“动众扰人事理，难议施行”。濂溪书院避过了这场危机，一直存在下来，到顺帝至正初年又予重修。[508] 又如南宋遗民方逢辰在宋末建立的石峡书院，经过战乱，当地“民居尽毁，而书院岿然。劫火之余，葺治既完，而诸生稍稍来集”。元廷“因其故额而设山长员，始领于有司”[509]。“始领于有司”是南宋旧有书院入元以后的共同趋向，元廷通过委任山长，将其纳入国家教育系统进行管理。有的书院在此过程中被换了新的名称。如纪念朱熹讲学而建的奉化龙津书院，至元十八年（1281）更名文公书院；建于辛弃疾故居的广信书院，大德二年（1298）更名稼轩书院。[510] 南宋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则在泰定元年（1324）由当地行政长官、南康路总管汪从善进行了大规模重修。[511]

第二类是元朝地方官府主持兴建的书院。当然这些书院一定“领于有司”，是典型的官学化书院。按照元朝诸帝诏旨，地方行政、监察机构皆有兴学之责。除路府州县额设一所的庙学外，书院也是重要的兴学对象。地方官府所建书院，大都以纪念某位“先贤”为事由。《滋溪文稿》卷2《浯溪书院记》云：“今国家承平既久……部使者按临所经，又即山林胜地访求先贤遗迹，以广为学之所。”武宗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兴建了纪念诸葛亮的南阳书院，至仁宗初年落成，诏命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为制碑文，另一位承旨刘赓书写并篆额。汪古人赵世延任安西路（治今陕西西安）总管时，筹划建立鲁斋书院纪念曾在这里教学的许衡，未遂。后以行御史台侍御史重来陕西，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他在四川廉访使任上，还曾筹划修建纪念南宋理学名儒张栻的紫岩书院，离任之后，亦由当地官员毕其役。[512]《金华集》卷19收有黄溍所作《代浙东宪使请立耶律文正公书院公牒》，提出为许衡的弟子、曾经三任国子祭酒的耶律有尚建立纪念书院。文中称颂耶律有尚是“前代贤王之贵胄，本朝上相之诸孙，负深沉不器之资，怀耿介拔俗之志，爰亲师而取友，用修己而治人”。然后论述耶律有尚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功绩说：

粤若世祖之时，咸宗许氏（衡）之学。克嗣其业，允属于公。卓居辈行之先，式膺付托之重。一贯忠恕之妙，独传于曾参；三千弟子之徒，同师于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规。一从国学之建官，三为祭酒以设教。启前贤之蕴奥，示后学之楷模。青青子衿，睹时髦之杰出；戋戋束帛，承天宠之褒嘉。逮请老而悬车，复兴叹于当守。特驰乘传，加锡上尊。高朗令终，既疏封而告第；华皓一节，已定谥而易名。

再后就是兴建书院的必要性：

孰知乡邦之旧居，尚缺礼祠之精舍。当职久司风纪，博采舆言，谓后人苟获瞻其仪型，虽异世亦将知所观感。立书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长，以领其生员。庶几人材之作兴，可备国家之任使。诚非小补，是用申明。

尽管不知道这份建议后来是否被采纳，但元代官府兴建书院的思路，可略见其一斑。

第三类是私人兴办的书院。其办学经费由私人筹措，朝廷予以承认，赐以书院匾额，并为设置教官。这类书院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同样是纪念“名贤”的书院，但并非官府倡修，而是由“名贤”的子孙向朝廷申请创办。如南宋后期名儒真德秀、魏了翁的后人，一再申请为真、魏二人建学立祠，终于获准建立了西山（真德秀别号）书院和鹤山（魏了翁别号）书院。南宋初年名相赵鼎，原籍闻喜（今属山西）董泽乡。在其六世孙、国子博士赵翁的活动下，为他建立了董泽书院。甚至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思晦也提出申请，以“崇尚孔子”的名义，在曲阜创办了尼山书院。[513] 另一种情况与“名贤”无关，仅是“好事之家慕效而创为之”[514]，出于发展地方教育的目的而兴办。如新安人胡淀鉴于“科举未兴，学者但知临晋帖、诵晚唐诗，笔迹声气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经学为何事”，在家乡创办了明经书院，“三年始底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从所请，延明师，膳养讲肄，日以为常，远近来者如归”[515]。这类书院，大多数是由私学、义学升格而成的。翰林直学士薛友谅遵照父亲遗命，在家乡兴办义学，“得请于朝为书院，遂更其名曰‘西洛’”[516]。新乐县永寿乡赵氏兄弟，“仅有中人之产……延师以教其子，久之乡邻从学者众，簧舍至不能容，始捐家赀修建书院”，是为新乐县壁里书院。海盐州人冯氏“病其乡闾无有讲学之地，创为闾塾”，捐田一百亩，“择勤敏者长之，而以其所入延士之有学行者为塾师，且给午饷，使竟日不替于学”。知州赵孟贯“署为冯氏义塾，俟有成效，将请于朝如书院”[517]。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捐资办学的人不限于汉族。克烈人勗实带“世为炮手军千户”，在河南驻屯地创办书院，“请于有司，置山长一人……名曰伊川书院”。康里人脱脱用皇帝的赐地筑别墅，“延师教其二子，俾有成立……里人化之，无不悦学”，因而“以父老之请，为创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地方官府上报中书省，“畀之额曰景贤书院，立山长为学者师”[518]。

书院的建筑形式，也是庙、学兼备，略如地方官办庙学之制。稍不同的，就是凡为纪念“名贤”建立的书院，除孔庙外，还必有这位名贤的专祠，建筑命名也往往与之有关。这些地方可能会体现出各书院自身的一些特色。南阳书院因纪念诸葛亮而建，故有“武侯之祠”。并借用诸葛亮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学无以广材，非静无以成学”，命名讲堂为“静成之堂”，东面为“明志之斋”，西面为“广材之斋”。陕西的鲁斋书院，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命名讲堂两侧的四斋，立祠祭祀许衡，同时又加上了北宋“关学”代表人物张载，“合张、许二先生而祀之”[519]。由于程朱理学流行，纪念理学家的书院尤盛。“周、程、朱、张之所经历，与其门人弟子及为是学者，凡有遗迹，皆立学官。”“立书院以居学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如福建“建宁一郡（指建宁路，治今建瓯），书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师友门人而立者也”[520]。经济来源方面，通常也都有学田。按制度，书院既然由官府批准设立，列于“学官”，就与庙学一样，享有官拨学田的优待。《庸庵集》卷14《高节书院增地记》云：“国朝于天下祠学所谓书院者，例设官，置师弟子员，与州学等。尝诏有司以闲田隙地系于官者归之学院，以赡廪稍之不足”；而实际上“仕于州县者往往局于米盐狱讼之烦，能致意学校以应明诏者盖少矣”。因此许多书院，特别是私人所办书院，学田基本上来自个人捐献。

书院的产生，本来有别于官方学校，应当是“治为己之学”[521] 的场所。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免渐染官学之弊。程端礼《畏斋集》卷5《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云：

州县学之设，虽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劝勉督程者，不过趣其文词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业无以追配古昔之万一，而离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宁弃举业，确守师说，与其同志讲学于宴闲之地，以自脱于有司程督之外，此书院之所由建也。其后书院益多，士之有志者少，其所习者，或无异乎州县之所工。此识者之所深叹也。

元代书院建设的繁荣，得力于元廷“书院官学化”政策甚多，而书院官学化的发展，反过来极大地削弱了书院应有的自由讲学精神。南宋书院受官方学制约束尚不明显，“其徒不事月书季考，所习皆穷理尽性之蕴”，元朝书院官学化后，在统一的管理制度下，“月有书，季有考”，教学变得更加死板。[522] 每月朔望，生徒齐集，教官照本宣科，应付过场而已。南宋遗民戴表元说：

余犹及见浙、闽诸老先生，开讲不用写本，直是据案口说。后进者质问于前，随机应答，粲然可述。讲退，各以所闻载之方策，而写本出焉。今之讲师，朔望抽方尺之纸，书陈说累百言，忽然临高朗诵，听者漫不知何语，以为故事不可废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发开悟。[523]

王颋指出：“元代书院的学术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徐梓也说：“元代书院……很少研讨学术，切磋学问。书院完全是教育机关，在这里很少能看到研究机关的性质。”[524] 即使仅就教学而言，官学化对书院教学质量的影响也很明显，“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徒徇其名，不求其实”。“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任满则去矣；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漏，用匮则止矣。是以学于其间者，往往有名无实，其成功之藐也固宜。”[525] 虞集总结说：“今天下好事者筑室买田，以资讲习，然一列于学官，则行有司之事，而弦诵笾豆殆为文具者，多矣。”吴澄更尖锐地批评说：“予观前代书院，皆非无故而虚设者。至若近年，诸处所增，不可胜数，袭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无之靡所损。”[526] 当然具体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一些不在城中、“不隶于有司”的书院，“教育之功乃得专焉”[527]。胡炳文主持明经书院，“山长任满，几十年不调。每岁正月之首人事往还数日，十二月之尾有事于先，大率三百六旬，暇不过十余日。孜孜矻矻，相与讲求经学，旦夕不辍，寒暑不渝”[528]。这样的情况在元代书院中，只是少数。

与书院绝大部分趋于官学化相比，元朝也还有许多真正的私学，或称义塾、义学。它们完全由个人自发创办，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向官府申请，最终变成书院，但未升格的仍不在少数，其数目难以估算。这些学校有很多处于“穷乡下里、僻左之民去学每辽远”的地方，有“不受官府之拘牵”的好处。[529] 但对绝大部分私学来说，它们的教学活动很难越出官学模式之外。如霸州益津人宫琪所建乡学，“合诸庄子弟，俾肄业其中，且为庙像先圣先贤，以春秋旦望奠谒，如学官法”。安成人李辛翁作安贤义塾于州西郊，“一仿书院精舍之制”。皇庆二年（1313）建造的上海鹤砂义塾，“前为庙，后为塾，而庙有殿，殿有庑，庑有门，塾有讲堂，东西有斋舍、有庖、有库，而先圣先师之祭祀、师弟子之廪膳，则有田一十四顷以给之，视州县学盖无差等矣”[530]。元末乱起，“矛戟抢攘，列城兵燹，学者逃难解散，非唯里闾废学，而郡邑学宫悉为丘墟”，一些人只能在家中延师教导子弟，开办“家塾”[531]。这是民间私学教育在战乱环境下采取的特殊形式。

第三节 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元代是程朱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的时期。13世纪前中期，理学已经获得南宋统治者的尊奉，在北方也缓慢地流传。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大约十年，理学传播的成绩不甚明显，还远未被北方士人普遍接受。时人王旭说：“国家自有天下六十余年，文风不振，士气卑陋，学者不过踵雕虫之旧尔。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正道不明，士习乖僻，以至于斯，可为叹已。”[532] 在金朝旧学风的影响下，社会上“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以章绘句相高”，对于理学人士“或以为迂”[53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衡辞政从教，用《小学》“四书”教育贵族子弟，将朱熹所定一套教育理论率先在中央官学实施。元灭南宋，南北一统，大大加快了理学在北方传播的速度。此前像朱熹《四书集注》这样的重要理学著作虽已北传，但“版本至者尚寡，犹不能无事手录”，直到“混一东南，书颇易致”，才有刊本广泛流行。[534] 南儒张须出自朱熹嫡传，“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须游，或辟私塾迎之。”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熊朋来隐居教授，“取朱子《小学》书，提其要领以示之，学者家传其书，几遍天下”[535]。这段时期，蒙古统治者采纳、利用儒学的注重点有所变化，更多地将其作为思想钳制工具来使用。理学在这方面较之传统儒学更有优势，因此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536] 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监，重开国学，教法一沿许衡之旧。地方儒学、书院教育，又皆以国学为取法。《小学》《四书集注》等理学著作，因而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这对理学普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清容居士集》卷18《山书院记》云：

世祖皇帝一海寓，定胄子学取文公训注为学制，郡县益遵守。

《道园学古录》卷36《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

国家提封之广，前代所无。而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莫不建学立师，授圣贤之书以教乎其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

成宗大德五年（1301），王恽记述北方“四书”流行情况说：“近年月，（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佥谓精诣理极，不可加尚。”大德七年，姚燧则说：“今也四海匪独士子，凡筐箧之吏，求售于时，其诵而习，亦先‘四书’。”世代以吏为业、仕至宰执、成宗时退休家居的何荣祖，也写出了“名教无穷乐，真知在暮年，中庸万事毕，太极一心全”的诗句。[537] 可见到14世纪初，理学在社会上已经广泛为人接受。

理学流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首先是部分北方士大夫在一段时间内仍有抵触。早在金末，王若虚著《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对朱熹《四书集注》有所非难。数十年后，赵郡人陈天祥发挥其说，又增补若干辩难内容，展示于人。此举受到了安熙（北方理学名儒刘因的私淑弟子）激烈反击。安熙批评陈天祥“自以为真得圣贤之意，而轻视前贤，妄肆诋排，庸俗鄙陋，浅薄不经，而高谈大论，旁若无人，藉是以济其私，而为欺世取名之计……为害岂浅鲜哉！”并进一步分析说：

彼之为学，我知之矣。盖尝得其书而读之，见其于朱子之说，多有不得旨意而妄疑之者。甚或不能知其句读语脉之所在，而遂疑其平生为学始终之致。及其所论著，或未之见。故其所论掣肘矛盾，支离浅迫，殊不近圣贤气象。以此推之，则朱子之语脉旨意尚不能知，又安能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哉？原其本意，盖欲藉是以取名，而率然立论，曾不知其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而于天下之理玩之益熟，一旦幡然尽弃其学而学焉，则吾知其必当愤然悔其前日之为，而火之矣。[538]

据称，此后陈天祥“果深悔而焚其书”[539]。按《四库全书总目》卷36《经部四·书类二》著录《四书辨疑》15卷，原书无撰人名氏，总目提要撰者用朱彝尊说，认为即陈天祥所作，其说是。张养浩《归田类稿》卷7《陈天祥神道碑》云其“尝著《四书集注辨疑》15卷”，可为确证。如此则“焚书”之言不尽确，或所焚为初稿，而别有改定本，亦未可知。张养浩在碑中为陈天祥辩解说：“或谓《四书辨疑》，公虽不作亦可。窃谓人非生知，孰能无疑？疑而辨焉，乃讲学之事。昔司马温公疑《孟子》，欧阳文忠公疑《系辞》，固不害其为大贤也。”可见陈天祥辩难朱熹，时人皆知其事。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辩难越来越没有市场，连《神道碑》作者也只能为他婉转解释，不敢正面肯定。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来自南方，不过攻击对象并非朱熹，而是理学末流。南宋末年由于朝廷尊奉，理学成为时尚，其间鱼龙混杂，不少人投机取巧，侈言性理，以理学之名掩其空疏浅陋之实，学风弊坏，一直影响到元初。比较集中地对这种风气进行批评的，是出身南宋官僚世家的四明（今浙江宁波）人袁桷。袁桷受家庭影响，熟悉礼乐制度之学，工于文辞创作，又曾拜南宋博学硕儒王应麟和著名诗人舒岳祥、戴表元为师，故而对社会上一些不学无术、粗鄙无文的“理学”人士颇为蔑视，进而也批评到元初的教育制度。《清容居士集》卷41《国学议》云：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齓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

在其他作品中，他一再发表类似意见：

世祖皇帝混同区夏，崇学校，定国子学成宪，皆东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说，咸取以为经史模楷。于是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然而急近功者剿取其近似，以为口耳之实，天人礼乐损益消长、切于施为、所宜精思而熟考者，一以为凡近迂缓而不讲。至于修身养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则缘饰俨默，望之莫有以窥其涘际。夫明绝学以承先圣之统，可谓难矣！弊生于苟易，守其说而湮其本，将不胜其弊。

朱文公……书大行于天下，而后之师慕者，类天台释氏之教文，旁行侧注，挈纲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窥其藩篱。卒至于圣人之经旨莫之有解，日从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齐襟拱手，相与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

数十年来，朱文公之说行，祠宇遍东南，各以“四书”为标准，毫杪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诵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礼乐刑政之本，兴衰治乱之迹，茫不能以知。[540]

但在理学声势鼎盛、风行草偃的大背景下，袁桷的批评意见没有引起很明显的反响。到仁宗即位，肇开科举，学校教育之法又影响到科举考试程式，“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541]，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此时的理学更有沦为科举敲门砖的趋势，“昔之读者为己，今之治者为人”，“或假其言以侥幸一第，而遂视之不啻如筌蹄”[542]，比袁桷所批评，更有过之无不及了。

元朝科举取士，首重“四书”，诸《经》经义，亦以程朱理学有关著述为主，对此前文已述，兹不赘言。在开设科举前后，庙学从祀、配享制度也有一些变化，都反映出程朱理学的影响。

在开设科举前夕，先确定了以理学家从祀孔庙的制度。仁宗皇庆二年（1313）六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于孔子庙廷”[543]。九位“宋儒”，都是程朱理学嫡派，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在南宋末年已经获得从祀地位，仁宗此次诏令是在全国范围统一加以确认。新增加的许衡，则是推动理学在元朝传播的大功臣。到元末，又在从祀名单中增加了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名宋代理学名儒。[544]

配享制度的变化相对复杂一些。金朝孔庙承唐、北宋以来制度，以颜渊、孟子配享，置二人像于殿上孔子像侧。元朝建立，亦沿其制。而在南宋末年，受理学影响，在配享行列中增加了儒家“道统”传授的关键人物曾子和子思，颜、曾、思、孟，并居配享之位。统一后，北方有的庙学采用了南方的配享制度。如南儒张须出任曲阜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即申请“升曾子、子思配享”[545]。但在大多数地区，并未加以更改。甚至还有一些北方官僚不接受南方制度，“安颜、孟而异曾、思”，要求朝廷下令撤掉南方庙学中曾子、子思的配享地位。元廷虽未纳其议，个别地方长官却擅自执行，襄阳庙学的曾、思配享，即被撤销。[546] 元朝中叶，随着理学广泛流传、深入人心，配享问题一再被人提出。仁宗时许约呈文称：

自唐祀夫子，配以颜子；至宋，升孟子与颜子并配。然当时未知道统之传也。自伊洛之学兴，性理之说明，始以颜、曾、思、孟并列于夫子之左。盖得夫子之传者，颜、曾、子思也；得曾、思之传者，孟子也。道统之传，于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诸路庙学，皆以四子并配，以子张居七十二子之首，自两庑升于十哲，以补曾子之阙。虽云亡宋之制，然纲常名教所系，此当因而不当革者也。今京师庙学与河北诸路府学，并循亡金之旧，左颜右孟，与夫子并居南面，奚有是理哉？孟子学于子思，子思学于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门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师之师也。今屈曾子于从祀之中，降子思于廊庑之末，师之师不过一笾一豆，门人弟子牲牢币帛一与先圣等，又岂有是理哉？况今天下一家，同轨同文，岂容南北之理各异也！……使南北无二制，天下无异礼，亦可以见我朝明道统，得礼之中，足以垂世无穷矣。[547]

延祐三年（1316），御史中丞赵世延也奏言“南北祭祀不宜有异，当升思、孟如典故”。仁宗“制曰可”。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到文宗时，追封颜渊为兖国复圣公，曾子为郕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是所谓配享四公，“一代之典，可谓备矣”[548]。

元中期人胡炳文说：“方今程朱之学行天下，薄海内外，遐陬僻壤，犹有学其学者。”[549] 但就较有成就和影响的学派、学者而言，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北方理学的两大宗师为许衡和刘因。许衡弟子众多，“在当时为名臣则有之，得其传者则未之闻也”[550]，学术上均无甚造诣。刘因的情况要好一些。他长期隐居讲学，“士之从者日众”，据称“弟子恒以百数”，其中最受赏识的是杜萧、乌冲、林起宗三人。林起宗（1262—1337），顺德内丘（今属河北）人，“尝作《志学指南图》以为学道之标准，《心学渊源图》以为入圣之极功。及作《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诸图，《孝经图解》，《小学题辞发明》，《鲁庵家说》共数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为主”[551]。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安熙（1270—1311），字敬仲，号默庵，是刘因的私淑弟子。他曾著论驳斥陈天祥对朱熹的非难，“于朱子之学为有功”。撰有《四书精要考异》（即刘因所撰四书集义精要），《丁亥诗注》（刘因诗集），对刘因的思想颇有发明，另外还有《诗传精要》《续皇极经世书》等著作。安熙并未见过刘因，从刘因弟子乌冲那里传得刘因之学。时人评价他“得于朱子之端绪，平实切密”，“诚使得见静修，廓之以高明，厉之以奋发，则刘氏之学不既昌大于时矣乎”[552]！

陕西地区的理学发展也较有成就。高陵人杨恭懿（1225—1294），字元甫，号潜斋。为许衡好友，在关中倡导理学，以“能究圣贤精微之蕴，笃志于学，真知实践，主乎敬义，表里一致”，“粹然一出乎正”与许衡齐名。[553]奉元（今西安）人萧（1241—1318），字惟斗，号勤斋。讲学关中，“教人极严，诸生惴惴畏服。其学皆自《小学》始，次及‘四书’、诸经”。精通礼学，受到吴澄称誉。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554] 其同乡同恕（1255—1332），字宽甫，号榘庵，主持奉元鲁斋书院教席，以理学教人，与萧并称“萧、同”。王得舆（1219—1292）、蒲道源（1260—1336）在汉中讲授理学，也有一定的影响。[555]

江南理学基础深厚，学派和知名学者众多。从地域来看，比较重要的有金华、四明、新安、江西等几支。

金华理学。金华（今属浙江），为元婺州路治所。南宋吕祖谦讲学于此，时称“婺学”，但这里后来成为朱熹理学的重镇。朱熹理学的主要传人为黄榦（号勉斋），金华人何基从黄榦传朱学，学者称北山先生。以下何基传王柏（号鲁斋），王柏传金履祥（号仁山），金履祥传许谦（号白云）。从何基至许谦，均金华人，世称其学为北山学派，亦称金华朱学，称四人为北山四先生。在元代的江南，金华朱学影响很大，被视为朱熹学术的正宗嫡传。《金华集》卷18《吴正传文集序》云：

初，紫阳朱子之门人高弟，曰勉斋黄氏。自黄氏四传，曰北山何氏、鲁斋王氏、仁山金氏、白云许氏，皆婺人……是以近世言理学者，婺为最盛。

《渊颖集》卷7《白云先生许君哀颂辞》：

惟我许君（谦），昔从兰溪金君履祥学。金君本于王丈宪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则又本于黄文肃公榦，盖此实朱学也。

《王忠文公集》卷11《拟元儒林传》：

论曰：……朱氏之徒亦众矣，得其宗者惟黄榦氏。榦传何基氏，基传王柏氏，柏之传为（金）履祥、为（许）谦。其授受之渊源，如御一车以行天逵，如执一钥以节众音，推原统绪，必以四氏为朱学之世嫡，亦何其一出于正、粹然如此也。

“北山四先生”中，何基、王柏为南宋后期人，到元统一时已经去世。前文提到南宋灭亡后被北方士大夫聘去教授“四书”的南儒张须，就是王柏的弟子，与金履祥为同门。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入元后生活了近三十年。与张须不同，他没有出外活动，一直在家乡隐居授徒，“上下岩谷，追逐云月，寄情啸咏，视世故泊如也”[556]。许谦（1270—1337），字益之，是金履祥晚年的学生。他基本上完全生活在元朝，但也没有出仕。地方官多次辟荐，包括聘请他为科举乡试主考，均予推辞。金履祥曾教导许谦说：“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许谦“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557]。重视“分殊”、强调“即物穷理”的思想源自朱熹，金华朱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尚博览而致力撰述。金履祥“于书无所不读，而融会于‘四书’，贯穿于《六经》，穷理尽性，诲人不倦”[558]，著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尚书表注》《通鉴前编》。许谦主张“由传以求经，由经以求道”，认为“传注固不能尽圣经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读精思之后耳”，反对“一切目训诂传注为腐谈”[559]。他著有《读四书章句集注丛说》（简称《读四书丛说》）、《读书集传丛说》（简称《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义》《治忽几微》等书。金、许二人著述，虽能纂辑旧闻，综合诸家，然宗旨仍在阐发朱熹思想，以注疏方式羽翼朱学，所以王祎称“朱氏之道至金氏、许氏而益尊”[560]。这也是他们作为朱学“嫡传”的重要特征。但朱学末流支离烦琐之弊，也在他们身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尤以许谦为甚。全祖望评价说：“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561] 在许谦身后，金华学派中只出现了一些文章之士，作为一个理学派别已经走向衰落。

四明理学。四明，元称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这里本来是陆学的大本营，南宋末，始有黄震、史蒙卿习朱学。黄溍云：“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简）、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黄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务明体以达用。”[562] 黄震入元后早卒。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号果斋，一号静清，鄞县（今宁波）人。为宋末进士，入元不仕。“晚岁罹厄穷，讲道不辍，从者益众”，有《易究》10卷。其“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563]。史氏的学生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号畏斋，亦鄞县人。曾历任地方教职，根据其师所授“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结合实际教学经验，编著《读书分年日程》3卷。书中主要论述“四书”“五经”及周、程、张、朱等理学家著作的学习次序和方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于编”[564]。也论述了书法、作文训练，以及天文、地理、音韵、制度等“格物”内容。元朝后期，国子监将此书颁行各地学校，以供教学参考。

新安理学。新安，元为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是朱熹原籍婺源（今属江西）所属。元代的新安学者虽然师承不尽相同，但大都认为“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因此“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565]。婺源人胡一桂（1247—？），字庭芳，号双湖，南宋乡贡进士，入元后一直居家讲学，仁宗延祐初卒。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易传》。同郡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号云峰，著有《周易本义通释》。二胡治《周易》，皆以羽翼朱熹易学为主。胡炳文还著有《四书通》。休宁（今属安徽）人陈栎（1252—1334），字寿翁，号定宇，著有《四书发明》《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指朱熹）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566]。赵汸说：“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称天下，号东南邹鲁。宋亡，老儒犹数十人，其学一以朱子为宗。”[567] 主要就是指上述几人。元朝后期，陈栎的学生、休宁人倪士毅将其师《四书发明》和胡炳文《四书通》二书合编为《四书辑释》，明初纂修《四书大全》时基本加以照抄，影响科举士子数百年之久。[568] 元末，新安理学仍然比较活跃。歙县人郑玉（？—1357）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春秋经传阙疑》。祁门（今属安徽）人汪克宽（1304—1372）著有《礼经补逸》和《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江西理学。江西理学，时亦称江右理学。其开创者余干人饶鲁（号双峰）亦尝从学于黄榦，故黄榦门下实际上衍生出金华、江右两个重要理学分支。但与金华理学固守朱学传统不同，饶鲁之学“不尽同于朱子”，与朱熹“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569]。所谓不同，主要是夹杂了一些陆学的成分。饶鲁再传至吴澄，调和朱陆的倾向更为明显，对此前文已述，后文还要述及。吴澄作为江西理学巨擘，门徒众多，其中以虞集最知名。不过虞集更多的是一位文士，理学成就不大，基本上为文名所掩。吴澄以外，元代江西理学的另一重要人物为黄泽。黄泽（1260—1346），字楚望，江州（今江西九江）人，原籍资州内江（今属四川）。幼以明经学道为志，其学无所师承，而经术湛深，深得吴澄推崇，至谓“以予所见明经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570]。故《宋元学案》将他列入卷92《草庐学案》，算作“草庐同调”。黄泽晚年生活困窘，“然终不为一日降志以谋温饱，唯以圣人之心不明、经学失传若已有罪，用是为戚……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571]。著述繁富，主要有《易春秋二经解》《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六经补注》《翼经罪言》等，传世者仅十之二三。门徒赵汸记载他的事迹说：

有黄楚望先生者，尝起家文学，俄弃去，侨居城中，杜门著书，余四十年矣。因即求之，得其纂释之目千余条，皆六经传注中疑义，先儒所未言、或言之而未究与夫聚讼不决者。谨请曰：“人皆有言，理学至近代大明，明理以释经，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固无待于后人也。且以大儒先生劫其心思多极，而犹有弗得者焉，则亦未如之何矣。今先生尚发其所未发者乎？”先生曰：“为斯言者众矣，岂非以先儒所未尽者，终非后人思虑可及，不如谨守其已言者之易为功乎？吾所见，正恐其所已言者或不容遽知，其所未言者，初未尝不可通耳……彼谓先儒之已言为易知，而辄诵焉以自文者，殆与富人子芜其田畴，惰其作业，徒抱其遗契之齿而日数之，以为能不坠其家耳。”时先生年近八十，贫无置锥之地，食指所需，朝不及夕，而严毅清苦，介然以居，听其言者莫不爽然自失也。[572]

赵汸（1319—1369），字子常，号东山，休宁（今属安徽）人。早年师事黄泽，后又入虞集门下，传吴澄之学。他承受黄泽教诲，重视经学研究，自云：“汸昔年读书，最患多疑，每一开卷，则如猬毛而起，虽圣贤书亦然。尝谓程朱二先生发明斯道，庶无复余蕴，若于其原有一字不通，则是道体之全犹有所昧。”[573] 治经尤擅《春秋》，著有《春秋师说》《春秋属辞》《春秋集传》《左氏补注》，另外还有《周易文铨》。

第四节 陆学和调和朱陆之风

南宋中叶，陆九渊创立陆学，与朱熹多次进行口头和文字辩论，在思想界活跃一时。到南宋末年，朱学被朝廷尊为“国是”，声势鼎盛，陆学却日渐衰微，“未百年，其说已泯然无闻”[574]。四明地区受陆氏弟子杨简、袁燮影响，本来是陆学重镇，“士生其乡，知有陆氏而已”，甚至有人总结“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575]。但由于王应麟、黄震、史蒙卿等人宣扬朱学，“倡学者以考亭朱子之说，一时从之而变”，“士方翕然向风，尽变其所学”，于是“朱氏之学始行于四明”[576]。宋元之际理学北传，所传尽是朱学，陆学渺焉无闻。后来北方士大夫个别人对陆学虽有所了解，但并未予以认同。胡祗遹《紫山集》卷24《语录》云：

欲尊德性，必先从事于问学。不问不学，则不知不能，虽曰尊德性，亦妄自尊大，妄自贵重，徒为一骄傲木偶人耳。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配天地，然必自精微细密，积日累功，扩而充之，推而极之，而后能之。

胡祗遹卒于元贞元年（1295）。显然他在世时已接触到朱陆有关“道问学”“尊德性”的争论，并且坚定地站在朱熹一方。在朱学正于北方蔓延流行的大背景下，胡祗遹的立场并不奇怪。更有甚者，自许衡大力鼓吹朱学，北方学者安常习故，墨守成规，尽管不少人“初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但也一律先入为主，对陆学采取排斥态度。[577] 在陆九渊家乡金溪（今属江西），其故居祠堂入元后均已圮废，“子孙或徙或亡，其犹环居故址者，饥寒颠沛，不能皆贤，象山之基几易姓矣”[578]。科举开设后，功利所趋，愈使“朱学盛矣，而陆学殆绝”[579]。至顺二年（1331），正一教道士、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曾向文宗进呈陆九渊《语录》。当时“世罕知陆氏之学，是以进之”[580]。吴全节籍贯饶州安仁（今江西余江北），可以说与陆九渊有乡里之谊，这或许是他进呈陆氏《语录》的动机，但也没有看到文宗有什么反应。

不过尽管如此，陆学不绝如缕，仍有承传。在陆九渊的故乡江西，一些学者坚持宗尚陆学，较早的代表人物有刘壎和陈苑。

刘壎（1240—1319），字起潜，南丰人，元朝中期曾出任地方学官，有《隐居通议》和《水云村泯稿》传世。在上述著作中，他公开表达了对陆学的尊崇，称颂陆九渊“诚一世之天才”，认为“时好”虽尚朱学，“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581]。在《水云村泯稿》卷7《象山语类题辞》中，刘壎感慨道：

先生（陆九渊）真天人也，单辞片语，洗凡破陋，其英悟超卓，足与孟（孟子）配。顾其学不如朱学之盛行者，盖先生不寿，文公（朱熹）则高年；先生简易不著书，文公则多述作；先生门人不大显，朱门则多达官羽翼，其教是以若不逮。而究其实践，则天高日精，千古独步。文公有言“江南未有人如陆子静”八字著脚，诚哉斯言！今世道更时好泯，公论且定矣，陆氏之学将大明于世。彼埋头书册，寻行数墨，尚袭故说已诋先哲，则蚍蜉撼树，井蛙观天者尔。呜呼，悲夫！

面对朱学门徒对陆学的攻击，刘壎摘录陆九渊文集的部分内容，与从朱熹著述中搜集到的一些“推尊文安（陆九渊）”言论抄在一起，编成《朱陆合辙》一书，认为朱、陆两家“本领实同，门户小异”，后人“踵袭成俗，趋附贬驳，或者高朱而抑陆，私心迷谬，浸失和平”[582]。朱熹曾批评陆学“近禅”，对此刘壎辩解说：“大概性命之学，不能不与禅相近。”指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即释氏名相之说”，所谓求放心“亦释氏之说”，因此“恐不可专指陆学为禅也”[583]。尽管认为朱、陆“本领实同”，但在“门户”问题上，刘壎毕竟崇陆。他强调“穷理不在于外求，而在于存心”。又论心之“悟”说：“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内，为纸所隔，故不睹窗外之境。及其点破一窍，眼力穿逗，便见得窗外山川之高远，风月之清明，天地之广大，人物之杂错，万象横陈，举无遁形。所争惟一膜之隔，是之谓悟。”[584] 这完全是陆九渊“发明本心”理论的翻版。

陈苑（1256—1330），字立大，号静明，上饶人。他成为陆学传人，完全出于自学。年轻时偶读陆九渊书，深为折服，说：“此岂不足以致吾知耶？又岂不足以勉吾之行耶？而他求也！”于是尽求陆学著述读之，奉行不渝。“或病其违世所尚，先生（陈苑）曰：‘理则然尔。’甚者讥非之，毁短之，朋排之，又甚者求欲危中之。先生曰：‘死不悔。’从之游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陆氏学。”陈苑一生饥寒穷困，“浮沉里巷之间，而毅然以倡明古道为己任，患难困苦终其身，而拳拳于学术异同之辨，无十金之产，一命之贵，而有忧天下后世之心”[585]。门徒知名者有祝蕃、李存、吴谦、舒衍四人，后人称为“江东四先生”。李存（1281—1354）曾详细记述自己投入陈苑门下的经过。他年轻时，“尝慕韩退之谓无所不通乃为大儒”，于是除经史之外，“慨然于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诸名家之书，皆将致心焉”，期望“持而耀诸当世，而传诸无穷”。至大元年（1308），舒衍批评他说：“吾畴昔是子之学，近以祝蕃之言，得从上饶陈先生游，而后知子之学，所事举末屑也。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为哉？若不改图，则将误惑其身，不惟误惑其身，必将误惑于天下后世之人。”李存不以为然，而舒衍言之不已，至谓“相人者谓子不年，苟无闻焉以死，伤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于是李存才“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经过长期思想斗争，皇庆元年（1312），终于前往拜谒陈苑。陈苑态度谦逊，而其两位门徒祝蕃和舒衍对李存“反复而丁宁之，研磨之”。李存十分难堪，“甚不乐，以为往古圣贤答问告教之际，岂尝如此哉？……惭且忿焉，先生（陈苑）虽语之，弗领也”。秋天再次登门，“先生语之加详焉，始稍知所致力，而信且喜”。到第二年，终于“大喜以大信”，决心皈依陆学。尽管“有笑其愚者，有讥其怪者，有虑其缪自贬损，将露弃于常所推从者，有疑其论为拘迂，而不任兹世之务者”，也坚决不为所动。[586] 他上书陈苑说：

存不才，获师事先生，稍闻绪论，庶以开平生之蔽者，真可谓不虚生矣。存之庆幸孰有过于此哉？……存之不逮于古人亦远矣，其始闻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惭心焉。呜呼！吾心之灵，本无限碍，本无翳滓，本无拘系，本无浪流。其有不然者，已私赋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然存自研诸心，决择已明，信向已笃，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坠？亦何敢道听而途说？戴天履地，有死无二心者。谨献书以闻，惟先生终惠之教之，下情无任感激之至！[587]

后来李存又一再对人说：“微陈子，某其终为小人之归。”既入陈门，“惟日孜孜，究明本心”，将自己原来“所著书内外十一篇”焚毁，曰“无使误天下后世”[588]。今仅存文集30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宣传说：

使此心苟得其正，则所谓《书》者，此心之行事；《诗》者，此心之咏歌；《易》者，此心之变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礼》者，此心之周旋中节。至若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学者先其本而后其末，既得其本，则于其末也，若目之有纲、衣之有领，振而齐之而已耳。[589]

李存文集中收有一些与吴全节往来应酬的作品，前面提到吴全节向文宗进呈陆九渊《语录》，或许就与李存影响有关。另外祝蕃和李存的学生、陈苑再传弟子危素，在元末地位显达，官至参知政事。不过他个人兴趣偏重文学，哲学造诣不深，未能对发扬陆学做出很大贡献。

浙东地区也有陆学人物活动。婺州永康人胡长孺（1249—1323）原宗朱学，后来“始信涵养用敬为最切，默存静观，超然自得……专务明本心之学，慨然以孟子自许”，已经转向了陆学。他自比孟子，“商略人物，言论风采，颇若无人”，自诩“为众所推，谬当斯文之托”，也颇有陆九渊的气派。[590] 然其学似无传人。在淳安（元属建德路），自杨简弟子钱时讲学于此，陆学生根相传，“淳安之士皆明陆氏之学”[591]，不过没有产生很著名的学者。作为昔日的陆学重镇，四明在元代仍算得上是陆学相对比较活跃的地区，出现了与陈苑齐名的陆学干将赵偕。赵偕（？—1364），字子永，号宝峰，慈溪人。他通过阅读杨简著作产生了对陆学的信仰，讲学山中，门生颇众。从授徒传道、扩大影响这一点来说，陈苑、赵偕对陆学确有振起之功，故全祖望将二人并列为“中兴”陆学的功臣。[592] 而赵偕承杨简之学，“近禅”的特色更加突出。他提倡“静坐以凝神”，称“凡得此道，融化之后，不可放逸，所宝者清泰之妙。犹恐散失，宜静坐以安之”。据载其门徒在他启发下“默坐反视，意志俱泯”，达到了“忽见天地万物有无一体，不知我之为我，惟见光明满室而已”的境界。[593] 学者通过比较指出：“在宣扬主观唯心的直觉方面，赵偕比起刘壎和陈苑来，要突出得多。”[594]

元代朱学盛而陆学衰，双方在思想界的势力和影响相去悬殊，因此“朱陆之争”并不明显，两家学者类似于南宋和明朝那样正式论辩的材料亦不多见。程端学《积斋集》卷2《与单良能论学书》是这方面较完整的一例。书云：

近世学者好简厌烦，喜上达而厌下学，乐升高而忘自卑……今足下曰：“吾服孔子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皆秋杀之气，得其一体者也。礼废矣，乐坏矣，譬之十间之屋坏其九矣，得其一者谓十为一，可乎？”且云：“朱子许曾子、子思、孟子传道，过也。”此仆所未喻也……史果斋有言：“程朱之徒述孔孟之意，而不敢毫发损益于其间者，得其心矣。”且屋虽有坏，堂室苟存，可遂不理乎？遂不居乎？遂不遗子孙乎？夫自礼乐废于千载之上，程朱之徒尽力于沦没破碎之余，剖析于毫厘得失之际，求圣贤之心，而以身体之鞠躬至死，其亦勤矣。虽其立论辨析驰骋，不如孔子之浑然简易，其不得已而救弊之辞……足下又谓圣人复起，必不拘拘先《大学》、次《论》《孟》、次《中庸》、次“五经”之诵读而已。仆谓圣人复起，必用孔子教人之法，必不置《大学》于一隅而别为法也，必不先“五经”而后“四书”也，必不先《春秋》而后《诗》《书》也，必不先行而后知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傅说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且就致知论之，读书亦无序乎？……足下谓读书者，学者之一事。斯言是也。仆谓读书者，致知中之一事。致知己不止此，况致知为力行之地乎？程子论此备矣。然致知之始，舍读书又将焉务？今礼乐坏矣，射御书数又无其法，处今之世者，惟有循序读书以明其理，理明而后有以辨古人之得失，察事物之是非，而后可由敬恕以养本心也。况礼乐既坏，本心有不坏者乎？《大学》所以先致知而后诚意者，正以此也。未有所知而欲行，犹不知南而游越、不知北而游燕也。《大学》者，指燕、越之路者也。若必待圣人复起，制礼作乐而后学焉，吾恐死而有不及也。足下论朱、陆之争，往往多陆少朱。谓陆氏之徒躬行者众，朱子之徒辩论过多。仆谓人当观其理，不当观其迹。传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夫尊德性，诚意正心也；道问学，致知格物也。就《大学》论之，致知格物，先也；诚意正心，后也。道问学，以为尊德性之地也。陆氏之学，舍问学而尊德性者也；朱子之学，尊德性而道问学者也。生之者谓之自诚明，学之者谓之自明诚。陆氏之学，欲自诚而明，以圣自居，而实不易至者也。朱子之学，自明而诚，由学而至，人所可及者也。佛氏之说，一悟即了；儒者之说，劳而后通也。朱、陆门人，大略如此。足下又谓周子太极、无极之说，端自佛老，《通书》之语，浅近甚多，朱子释太极，强为斡旋。仆谓此事可以心体，难以口辩。以心体，当自得之；以口辩，则朱、陆辩之详矣，不在画蛇添足也。足下谓程朱者时之所尚，故吾之教人不得不然。尤所未安也。王安石曰：“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足下苟知程朱之谬，当自为一法以教人可也。教人者，本诸心，见诸体貌，形诸议论，恳恳而导之，犹惧其不能谕。况非其本心，而姑从其说，仆恐受业者疑其所从也。仆与足下，同此心者也。足下好义乐善，非好胜已者。昔者之论，其有激乎世之人上孔孟，下程朱，给谈锋，衍辞藻，如陆氏之为者尚少故也。仆恐闻足下之言者，将谓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不足学，孔子生知又不易，进德者终不得其门也。鄙见如此，足下幸终教之。

程端学，鄞县人，《读书分年日程》作者程端礼之弟，亦出史蒙卿门下。单良能，事迹不详，“良能”应当是他的字或别号。从论辩内容来看，此人基本是陆学门徒，至少也是陆学的同情者。[595] 信中引其自谓“程朱者时之所尚，故吾之教人不得不然”，知身份当为学校教官。颇疑其亦为四明人，因四明即是程端学乡里，且当地又有陆学基础。信中争辩内容，涉及儒家道统、读书次序、知行关系、朱学陆学评价、太极无极解释等问题，基本上是平心静气的讨论，尚未流于攻击诋毁。[596] 由此信亦可知当时陆学尽管衰微，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

与上述“朱陆之争”材料传世较少相比，元代“朱陆和会”材料留下来的更多。许多人认为两派应当求同存异，反对搞门户之争。持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一部分陆学门徒，他们指出朱熹对陆九渊肯定言论甚多，说明两家“本领实同”，朱学后裔对陆学大肆攻击，是荒谬的。这种意见以上文提到编著《朱陆合辙》的刘壎为代表，其用意实在为陆学争地位，当然对陆学本身的门户，也稍有背离。第二类是一些局外人，他们本身不是理学家，对朱陆争论的理学命题没有多少研究，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气焰过盛的朱学有些反感，对陆学较为同情，因而持调和之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袁桷。他曾为龚霆松《四书朱陆异同》一书作序，认为朱、陆二人“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但后来“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这种状况令人惋惜。他还批评世俗崇朱抑陆者是“贵耳贱目”[597]。第三类最值得注意，是朱学门徒，希望借助陆学对朱学末流补偏纠弊。大抵朱学既盛，人人趋尚。迂儒学究为之，必沉溺“道问学”难以自拔，而流于琐细支离；干禄谒进者借以为途径，更有悖“尊德性”的目的。此时来看重视“尊德性”的陆学，实有可取之处。倡导“朱陆和会”最积极的朱学门徒，是江西理学中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及元末新安理学中的郑玉等人。

关于吴澄的学术渊源，上章已经述及。他是饶鲁（双峰）的再传弟子，而饶鲁思想本来已对陆学因素有所吸收。饶鲁另一位再传弟子、吴澄的同学、并不以理学著名的程钜夫，忽必烈时奉旨赴江南求贤，曾亲临陆九渊故居遗址拜谒，慨叹当时“知学之士知文公（朱熹）者甚众，而知公（陆九渊）者甚鲜”。又曾为陆九渊手迹作跋说：“朱、陆二公来往翰墨，情与甚真，若此帖者甚多。余家亦宝数纸，恨不使妄有异同者一一见之。”[598] 双峰后学的亲陆及调和朱陆倾向，已可略见一斑。加上吴澄又曾师从程绍开，学统上与陆九渊有一定联系，其亲陆倾向就更显著了。他歌颂陆九渊：“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先生平日教人，专于心身上切实用功，一时精神之感发，旨意之恳到，如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巧妙莫可彷佛也”[599]。其朱陆调和言论，上章已述，此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陆学后学持蔑视态度，认为他们并未得到陆氏真传，暗示自己才真正理解陆九渊的“心法”：

余每慨临川金溪之士，口有言辄尊陆子，及讯其底里，茫然不知陆子之学为何如。虽当时高弟门人往往多有实行，盖未有一人能得陆子心法者。以学之孤绝而无传，悕矣哉！余之接人非一，而鲜尝以是告之，何也？度其必不以余言为然也。苟不以余言为然而与之言，余失言矣。[600]

照其再传弟子赵汸的说法，吴澄著述虽多，影响虽大，“然其心学之渊微……世盖有未易知者矣”[601]。也是将吴澄看作“心学”传人的。要之吴澄所谓陆氏心法，实是朱陆调和，内外相兼，既道问学，又尊德性，“出乎二氏之后，约其同而归于一”[602]。如此来看株守陆学门墙的陆氏门徒，当然就不足与言“心法”了。

吴澄门徒大都承袭其调和朱陆的思想，尤以虞集为著。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原籍四川，幼随父侨居崇仁（今属江西）。集以文章知名，理学论述不多，而常于朱陆异同再三致意。据赵汸说：吴澄后半生的“知类入德之方，上达日新之妙，盖有同游之士所不及知，而公（虞集）独得闻之者矣”[603]。赵汸初入虞集门下，虞集试以《江右六君子策》，“篇末拳拳朱陆之异同为问”。赵汸胸有成竹，答以“朱子之学实出周程，而周子则学乎颜子之学者也……陆先生以高明之资，当其妙年，则超然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并且进一步分析说：陆九渊“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异乎人之致知；非不集义也，其所以集义者异乎人之集义”。虞集高兴地在策文上批注：“得之矣，所谓毫厘千里者在此。”后来又为这篇文章作跋说：“陆先生之兴，与朱子相望于一时，盖天运也。其于圣人之道互有发明，而吾党小子知者微矣。子常（赵汸字）生朱子之乡，而又有得于陆氏之说……一时友朋，若子常之通远而起予者鲜矣。”[604] 赵汸早年师事黄泽，他的上述看法不知是黄泽所授，还是间接受到吴澄影响，总之既入虞门，就成了草庐学派中调和朱陆思想的第三代宣扬者。《东山存稿》卷3《上虞学士书》云：

汸闻之，航大海者，患其望洋而无际也。有智人焉，以毫芒之针定其所向，而后波涛风雨，顷刻万变，而吾之所趋者不迷，以其所守之得其要也……然则为学者独可以不知其要乎？

所谓“其要”，也就是陆学强调的“德性”或“本心”。赵汸籍贯休宁，与新安理学诸家为同乡，但论学颇有差异。《东山存稿》阳录詹烜《赵汸行状》：

新安自朱子后……其末流或以辨析之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先生独超然有见于圣贤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义之间。故其读书，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当时乡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先生受而读之，犹谓未知为学之要……烜窃观先生之学，以积思为本领，以自悟为归宿。勉夫切己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穷经复古之成效，岂偶然哉！

在元代大部分时间里，或许大多数程朱派的理学家都有吸取陆学思想因素的倾向，[605] 但大张旗鼓地公开赞扬陆学、宣传朱陆调和的，主要还是草庐学派。这大概是草庐学派与其他较为正统的程朱理学派别的一个重要差异。以被视为朱学嫡传的金华理学来说，其代表人物金履祥、许谦与吴澄虽处同时，却罕见往来。许谦死后，其门人请求当时主盟文坛的虞集为撰墓志铭，却被虞集婉拒。虞集答书称“其（许谦）门人颇见一二，问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行状所述，多所未谕，数月之间，尝与友生门人细读而详阅，终莫得其统绪之会归，以观其成德之始终”，则两家有门户学风之别，判然可见。[606] 如不加分析，径以朱陆“合流”“调和”简单概括元代理学全貌，似乎未尽妥帖。

元末，新安理学家郑玉对朱陆两家的求同存异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郑玉（1298—1357），字子美，号师山，歙县人。他年轻时，随做官的父亲到建德路淳安县生活了一段时间，受当地学风影响，对陆学有较多接触。后来回到家乡，读朱熹书，成为朱学信徒。郑玉对朱、陆学说均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论两家异同和各自长短，颇中肯綮。上引赵汸认为新安理学家“未知为学之要”，郑玉是不应当包括在内的。《师山集》卷3《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云：

予家新安，朱子之乡也，君家临川，陆子之乡也，请各诵其所闻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为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有能同之者。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材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

就总的立场来看，郑玉当然仍属朱学。他承认与年轻时期的好友、淳安人洪赜“议论多不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情益笃”，并以“鹅湖之会卒不能合朱陆之异同”为喻，称“不以其学之不同，而废天下之公言”[607]。《师山集》遗文卷3《与汪真卿书》：

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学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气之坏，殊非好气象也。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程颢别号），缜密不及晦庵（朱熹别号），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靡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

从后一段文字也可看出，宣扬朱陆调和的朱学门徒，就大体而言其立足点仍在朱学，其崇陆要先以朱学“工夫”和“先后之序”为基础。前一章叙述吴澄思想，已经对此有所交代。再看虞集的论述。《道园学古录》卷40《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

窃观其（朱熹）反身以求之说，克己求仁之功，令学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说，直截如此用功。盖其平日问辨讲明之说极详，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于此稍却其文字之支离，深忧夫词说之泛滥，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乐为朋友言之也。病中绝学捐书，岂是槁木死灰、心如墙壁以为功者？朱子尝叹道学问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谓此也。噫！陆先生之问，传之未久，当时得力者已尽，而后来失其宗，而后知朱子之说先传后倦之有次第也。

其意完全与郑玉相同。面对坚持诋斥程朱的一部分陆学强硬分子，则锋芒毕露地进行了反击：“近日晚学小子，不肯细心读书穷理，妄引陆子静之说以自欺自弃，至欲移易《论语》章句，直斥程朱之说为非。此亦非有见于陆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学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又作诗略云：“所怀延平翁（指朱熹的老师李侗），扬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讨。言立圣如在，表正愚可造。师匠久不兴，真妄如枘凿。云何诮支离？肆诞长凶傲。异言古所诛，末学足深悼。”[608] 清四库馆臣评论虞集这段话“其言褊躁，与陆氏学派若不戴天”[609]。可见尽管元代调和朱陆之风甚盛，但朱学的主流地位仍然是不容怀疑的。

第五章 文学艺术的演变

第一节 诗文风格的变化

元人王理说：“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610] 他以仁宗延祐时期作为元代诗文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元朝统一以前，南北文坛风气不尽相同。随着全国的统一，文化教育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南北文坛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流和磨合，风气渐趋一致。仁宗即位以后提倡“文治”，重开科举。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诗文创作日趋兴盛，作品数量增多，一批有影响的作者相继出现。

和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1312—1328）诗文创作的主题亦有明显的变化。至元、大德年间，南宋灭亡不久，“遗民”情结在南方诗文作者的作品中处处可见。此外，退隐山林、不求闻达的思想是南、北作者经常吟咏的一个主题，这或是“遗民”情结的表现，或是对仕途闭塞（这种闭塞是元朝歧视汉、南人政策的结果）不满而又无奈心态的流露。进入仁宗皇庆、延祐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元朝统治日益巩固，加上一些有代表性的“遗民”文人的相继谢世，“遗民”情结在诗文中日益淡出，只是在少数作品中偶尔有所流露。认同元朝的统治，为元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增多，成为诗文中的主流倾向。隐逸思想仍然相当普遍，但大多出于对仕途闭塞的不满。随着元朝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社会危机四伏的征象不断显露，诗文中指斥政治黑暗、同情百姓困苦的作品有所增加。全国农民战争爆发后，“忠君爱国”是诗文中比较普遍的基调，但对民生凋敝，统治腐败也有越来越多的揭露。

这一阶段最著名的诗文作者当推虞集和揭傒斯。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是理学家吴澄的学生。成宗大德六年（1302）为大都路儒学教授。至大四年（1311）转国子博士，正八品。仁宗延祐元年（1314）改太常博士，仍为正八品。四年迁集贤修撰，秩正七品。五年，改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从六品。泰定元年（1324）升国子司业，正六品。三年，迁秘书少监，从五品。文宗开奎章阁，虞集深受宠任，已见前述。数年之内，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从二品。顺帝即位，谢病归。至正八年辞世。年七十七岁。虞集著作宏富，是元代诗文作品最多的作者之一，传世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等。

虞集的诗文，在当时已受推崇，后代亦有很高评价。元末王讳说“海内学者士大夫所取法”的“国朝之文”，只有“柳城姚公”（姚燧）、“清河元公”（元明善）、“蜀郡虞公”（虞集）、“金华黄公”（黄溍）和苏天爵五人。[611] 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道园学古录》时说：“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612] 虞集可以说是赵孟頫以后的文坛领袖。在他生前，人们便认为他的文章可与唐代韩愈相提并论，“后韩子而继出者，士论有所归矣”[613]。明初有人说，他的诗作，在元朝堪称第一，“然光芒变化，诸体咸备，当推道园，如宋朝之有坡公也”[614]。将虞集诗文与韩愈、苏轼相比，可以说是过誉，但可看出他在当时文坛的崇高地位。

这一时期文坛另一位重要人物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父揭耒成，南宋乡贡进士。家贫力学，受程钜夫赏识。仁宗时，到大都，因程钜夫等推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正八品。文宗开奎章阁，为授经郎，正七品，地位比不上虞集，也不如柯九思。顺帝登基后，虞集失宠退休，揭傒斯地位逐步提高。[615]（后）至元元年（1335）任翰林待制，迁集贤直学士、奎章阁供奉学士。至正二年（1342）升侍讲学士。“以庶士起远方而徊翔于清途三十年”，此时才于数年之内，由正五品升为从二品。“实异数也”[616]。有趣的是，虞集在文宗朝数年间由正五升至从二，而揭傒斯则在顺帝前期重复了这一过程，比虞集正好晚了十年。从至正三年起，参与辽、金、元史的修撰，因劳累得病于四年去世，年七十一岁。传世有《揭文安公集》。[617]

揭傒斯“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持论一主于理，语简而洁。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诗伟然有盛唐风”。当时已有“儒宗文师”之称。[618] 有人认为，“揭曼硕文章居虞之次，如欧之有苏、曾”。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个评价“其殆定论乎！”[619] 也就是说揭傒斯诗文的成就仅次于虞集，两人都是元代后期文坛的领袖人物，可以相提并论。

元末欧阳玄说：“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他认为虞集的作品便是这种风气的代表。[620] 至正五年（1345）江西宪司（肃政廉访司）为出版虞集文集发送的牒文中说，“我圣元区宇光大，治化休明，时运之盛，亘古所无。而任制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睹前翰林侍讲学士、资德大夫虞集，阀阅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因而要出版其著作，“岂惟可以为法后学，实足以彰国家制作之盛”[621]。“黼黻”原指官服上的纹饰，“皇猷”指皇帝的谋略，“黼黻皇猷”就是用华丽的辞章美化皇帝的所作所为。“治化之音”“黼黻皇猷”确实表明了虞集诗文的特色，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讴歌升平，对元朝统治起粉饰的作用。揭傒斯的“文章纯深尔雅，警发愦愦……掌斯文于玉堂，赞皇猷之光大”[622]。其基本倾向和虞集是相同的。两人的作品中，官场应用文字和应酬文字占有很大比重。以虞集来说，“至治、天历，公仕显融，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623]。以揭傒斯来说，“国家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者，必以命公。人子欲显其亲者，莫不假公文以为重”[624]。这些奉命谀墓之作，固然可以获得声名甚至丰厚的报酬，[625] 但是很难在思想上、艺术上有大的成就。虞集、揭傒斯都崇尚理学。虞集是元代理学大师吴澄的弟子，对提倡理学可以说不遗余力。他与佛、道两教上层人物多有交往，不少诗文与此有关。相对来说，揭傒斯不大讲理学，与僧、道亦有交往，但不如虞集之多。文人与僧、道交往，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虞、揭亦不例外。

虞集虽然受帝王眷遇，但因为是“南人”，常有被排挤、受攻击的痛苦，晚年被卷入元朝帝位争夺的旋涡中，几遭不测，因而诗文中常有退隐归田的想法。“忆江南”在他的诗词中反复出现：“京国多年情态改，忽听春雨忆江南。”“为报道人归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626] 柯九思被贬逐回南后，虞集作《风入松》一阕寄赠，终句是：“重重帘幙，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627] 此词一时脍炙人口，既道出了对柯九思的同情，又婉转地表达了他在仕途与退隐之间的矛盾心情。虞集还有一些追念南宋的诗文，如《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陈炤小传》《挽文山丞相》等。《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表彰岳飞的抗金事迹；[628]《陈炤小传》颂扬陈炤死守常州抗元的英雄行为；[629]《挽文山丞相》诗，对慷慨就义的文天祥表示了同情和景仰：“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630] 但是这与以前遗民们的诗文是不同的。那时南宋亡国不久，遗民怀念故国，旨在反对元朝；此时元朝统治已巩固，鼓吹前人的“忠烈”，是为元朝臣子树立榜样。虞集与元顺帝有过一段对话：“又一日，受命记一古寺，稍陈前代遗迹。有构饰于上者，谓公前代相臣子孙，适美前事尔。他日入见，上以是语之。对曰：‘前代已远，臣庶子孙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为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疏庸，遭遇圣代，致位通显。他日臣之子孙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劝也。故臣谓能为此言于上前者，亦必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叹异之。”[631] 可见虞集的诗文涉及“前代遗迹”，曾被人告发。但他以“忠孝之劝”作解释，得到元朝皇帝的理解。这也应是他作此类诗文的主要动机，当然，作为“南人”和南宋丞相之后，同时又有保存文献以及表彰前人的复杂情绪，这也是很自然的。揭傒斯早年生活颇为坎坷，“奔走衣食于四方”，“触冒乎炎埃雨雪之间，或过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犹迈”，因而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632]“寒就江南暖，饥就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曲折地表现了对元朝歧视“南人”政策的不满。[633]“去年旱毁才五六，今年家家食无粟。高囷大廪闭不开，朝为骨肉暮成哭。”[634] 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他的诗文便以颂圣、酬答为主，间亦有涉及民间疾苦之处，但已不多见了。

就文章而言，这一阶段著名作家还有柳贯、黄溍、马祖常、欧阳玄等。柳贯（1270—1342），字道传，浦江（今属浙江）人，起家县学教谕，官至翰林待制（从六品）。传世有《柳待制文集》。[635] 黄溍（1277—1357），字晋卿，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延祐二年（1315）首科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从二品）。传世有《金华先生文集》。[636]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祖先是西域聂思脱里贵族，雍古部人。聂思脱里即景教（基督教的一支），雍古又称汪古，属于突厥语族，元朝将雍古（汪古）列于色目人。马祖常于延祐二年与黄溍同时进士及第，官至枢密副使（从二品）。传世有《石田文集》。[637] 欧阳玄（1283—1352），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延祐二年与黄、马同榜进士及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传世有《圭斋集》。[638]柳贯、黄溍、马祖常、欧阳玄与虞集、揭傒斯年龄相近，除柳贯外其余五人入仕时间虽有迟早，但最终都得高官；而且都曾在中央文化教育部门任职。柳贯、黄溍和虞集、揭傒斯在当时就有“儒林四杰”之称。[639] 元末陈旅曾评论说：“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柳贯）四人而已。”宋濂引用这段话，并说：“识者以为名言。”[640] 可见他们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柳、黄亦长于官场应用文字，黄溍尤为突出。[641] 欧阳玄虽不在“四杰”之列，但在虞、揭、黄之后，他实际上成为朝廷中各种重要文字的主要作者，“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642]。马祖常“为制诰，富丽典雅”。“文宗最喜公文，尝拟稿进，上曰：‘孰谓中原无硕儒乎’！”[643] 这几位文章大家，都以擅长官场应用文字著称。当然，他们有些关于山水园林、兴学修桥以及书画题跋的短篇散文亦颇有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甚至可以说整个元代，并没有真正出色的雄文名篇，比不上唐、宋两代的成就。

这一阶段诗词的成就，应该说在文之上。诗词的主要作者，有虞集、揭傒斯、范梈、杨载、萨都剌、迺贤、王冕、杨维桢等，虞、揭、范、杨在当时齐名，后来有“元诗四家”之称。范梈（1272—1330），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家贫早孤”，曾“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后受荐为翰林编修，迁廉访司照磨（正九品）、知事（正八品）等。[644] 杨载（1271—1323），字仲弘，祖籍浦城（今属福建），父杨起潜迁居杭州，故为杭州人。“以布衣召入”，擢翰林院编修。延祐二年（1315）首科进士，为浮梁州同知（从六品）。[645] 范梈“浮沉下僚，又不获中寿”[646]，在仕途上是较坎坷的。杨载的境遇与范梈相似。他们的经历与虞、揭有很大的差别。“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647] 范、杨与虞、揭的诗歌风格差别很大，[648] 但都以歌颂“治平”为主旨，却是相同的。范、杨诗作中也同样有颂扬圣君名相的作品，还有不少怀才不遇、期待进用的诗篇。范梈入仕后曾先后到海北海南廉访司任职，海北海南道廉访司在雷州路（路治海康，今广东雷州），海南在其监察范围之内。范梈曾出巡海南，写下不少有关海南景物的诗篇，如《西黎歌》《琼州出郭》等，在元诗中是不多见的。他的《闽州歌》叙述福建绣工受官府压迫的苦辛，则是在福建廉访司任职时所作。就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来说，范梈在“元诗四家”中是比较突出的。

萨都剌（1282？—1348？），色目人。出身将门，幼年家境贫寒，曾游历四方，经商为生。泰定四年（1327）进士。历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江南行御史台掾史，燕南、福建等廉访司照磨（正九品）、知事（正八品）、经历（从七品）等。[649] 他的诗歌作品，编成《雁门集》。[650]明初有人说：萨都剌“以宫词得名，其诗清新绮丽，自成一家”[651]。清代顾嗣立说他的诗“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652]。袁指袁桷，赵即赵孟頫，虞即虞集，杨即杨载。萨都剌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确实与其他作者有所区别，而且为世人和后代称道的佳作甚多，在元代诗人中是很突出的。杨维桢特别称道他的《宫词》和《芙蓉曲》，认为“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653]。这都是抒情的作品。他的怀古之作更脍炙人口，如《满江红·金陵怀古》：

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蜇泣。到如今唯有蒋山青，秦淮碧。[654]

古往今来，世事沧桑，怀古伤今，令人感慨。

萨都剌当时还有一些作品，如《早发黄河即事》《鬻女谣》等对当时社会黑暗，多有揭露。他的《纪事》一诗，指斥文宗图帖睦尔和明宗和世兄弟相残的悲剧，“直言时事不讳”[655]，在元代诗歌中更是罕见的。

另一位色目诗人迺贤（1309—1368），字易之，哈剌鲁人。哈剌鲁原是生活在中亚的说突厥语的一个民族。逎贤的祖先内迁，他生长在庆元（今浙江宁波），曾往大都求仕，失意南归。农民战争爆发后，应召北上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后在军中病死。[656] 诗作有《金台集》。迺贤有不少抒情写景之作，清新自然。还有一些与社会现实有关的诗篇，如《颍州老翁歌》《新乡媪》《新隄谣》等，感时述事，官府的欺压，百姓的困苦，贫富的悬殊，都有如实、形象的描写。后人常将迺贤与萨都剌相提并论，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名少亚萨都拉（剌），核其所作，视萨都拉（剌）无不及也。”[657]

图3-5-1 杨维桢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他是元末东南名声最盛的诗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历任天台县尹（正七品）、盐场司令、路推官（从六品）等职。农民战争爆发后，“浪迹浙西山水间”。明初，应召修礼乐书，不久因病辞归去世。[658] 传世诗文甚多，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铁崖诗集》等。[659] 杨维桢在世时就有“文章巨公”之称，“其于诗尤号名家”[660]，尤以乐府诗和竹枝词为人称道。乐府诗有的沿用古题，有的题目新创；有的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有的则反映现实生活、民间疾苦。竹枝词（歌）倡自唐朝刘禹锡，表现手法模仿民间歌谣，多以风光、爱情为题材。杨维桢作有《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海乡竹枝歌》等，其中《西湖竹枝歌》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后辑成专书出版。[661]《海乡竹枝歌》应是他在盐场任职时的作品，写出了盐业劳动者的艰辛，可以说是竹枝词中别开生面之作。“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杨维桢还有一些香奁诗，描写妇女的体态、服饰和男女之事，以致被人称为“文妖”[662]。这实际上反映出他生活中追求享乐、“耽好声色”的一面，在当时浙西文人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王冕（？—1359），字元章，绍兴诸暨（今属浙江）人。曾应进士举，不中。北上大都，亦未能入仕，回乡隐居。农民战争爆发后，朱元璋部进入浙东，王冕投奔朱部，但不久即病死。王冕以画梅得名，但在诗歌创作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传世有《竹斋诗集》。[663] 他有不少伤时忧世的诗篇，如《伤亭户》《江南妇》《悲苦行》《望雨》等，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官吏、地主的残酷压迫，都形象地得到表现。他还常常用贫富对比的手法，来加强艺术的感染力。《江南妇》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

江南妇，何辛苦。田家淡泊时将暮，敝衣零落面如土。馌彼南亩随夫郎，夜间织麻不上床。织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官输未了忧枵腹，门外又催私债促。大家揭贴出陈账，生谷十年还未足。长儿五岁方离手，小女三周未能走。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盐添两口。舅姑老病毛骨枯，忍饥忍寒蹲破庐。残年无物做慈孝，对面冷泪空流珠。燕赵女儿颜如玉，能拨琵琶调新曲。珠翠满头金满臂，日日春风嫌酒肉。五侯七贵争取怜，一笑可得十万钱。归来重藉锦绣眠，罗帷暖拥沈麝烟。[664]

从反映社会现实来说，王冕的诗是元代后期诗人中最值得重视的。他常在自己的画上题诗，这些题画的咏梅诗以其特有的风格受到人们的赞赏。“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清雅高洁，既是写梅，又是自况。

图3-5-2 王冕《墨梅图》(上海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成名的诗文作者还有很多，以上所举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难以一一列举。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诗文作者群有两个不同于过去的特点。一是从地域来看知名作者中南方占明显优势。从上面提到的人来看，江浙行省5人，内浙东有柳贯、黄溍、杨维桢、王冕，福建有杨载；江西行省3人，有虞集、揭傒斯、范梈；湖广行省有1人，欧阳玄。北方2人，马祖常、萨都剌。这一时期比较有声望的诗人作者还有17人。江浙行省12人，内浙东6人，即吴莱、周权、李孝光、张宪、陈基、戴良；浙西5人，即朱德润、张雨、倪瓒、顾瑛、王逢。江东1人，贡性之。江西行省1人，即傅若金。湖广行省1人，丁鹤年。北方3人，即张翥、许有壬、余阙。[665] 合计共29人，内江浙行省17人，江西行省4人，湖广行省2人，长江以北6人。江南出生的作者占绝大部分。而江南各省中，又以江浙居多。这份名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地域文化的差异。二是色目诗文作者群的兴起。全国统一前后，大批色目人内迁，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逐渐和原有居民融合，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人不断增多。到皇庆、延祐以后，色目诗文作者不断涌现。陈垣先生名作《西域人华北考》卷4《文学篇》，内有“西域之中国诗人”“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西域之中国文家”等节，列举色目诗文作者共37人，除上面提到的马祖常、萨都剌、余阙、丁鹤年、迺贤外，尚有赵世延、贯云石、雅琥、斡玉伦徒等多人。在该书其他篇中提到的还有高克恭、金哈剌、巎巎等，在诗文上亦有一定的成就。在这些作者中，除个别（如高克恭）主要活动在前一阶段外，绝大多数都活跃在仁宗皇庆、延祐以后。元末戴良为丁鹤年的诗集作序，其中说：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他如高公彦敬、巎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数公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豳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666]

戴良这段话概括说明了元朝后期色目诗文作家兴盛的状况。当然他归之于元朝“王化之大行”是不对的，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结果。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是“元代历史和文学史的一大特点”[667]。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诗文创作都呈现繁荣的景象。但文的成就远不如诗，也是比较公认的事实。就诗歌创作而言，这一阶段在形式和题材上有一些明显与以前不同的地方。一是竹枝词的写作流行一时，这在前面介绍杨维桢时已经说过了。二是宫词的写作。宫词顾名思义，描写的是宫廷生活。最初始于唐代。元朝前期，写宫词的很少。到这一阶段，逐渐流行起来，著名的宫词作者有马祖常、萨都剌、杨维桢、王逢、周伯琦、张昱等。有的宫词泛写宫廷生活的富丽华贵、宫女的寂寞；但更多的宫词则直接描写元朝的宫廷生活，如柯九思的《宫词一十五首》和张昱的《辇下曲》等。[668] 柯九思一度受元文宗宠遇，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出入宫廷，所写宫词多为亲身见闻。张昱曾在宣政院任职，“曩在京师时有所闻见辄赋诗，有宫中词、塞上谣共若干首，合而目之曰辇下曲。其据事直书，辞句鄙近，虽不足以上继风雅，然一代之典礼存焉”。《辇下曲》有102首。另外还有《宫中词》21首。涉及宫廷礼制和日常生活、大都城市面貌和各种宗教活动、两都巡幸等诸多方面，内容广泛，比《宫词一十五首》要丰富得多。这一时期的宫词一般都采取七绝形式，词句生动，对于元朝宫廷史和大都、上都历史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其中有些诗篇，如杨维桢的“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篇”；张昱的“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都受到元代艺术史研究者的重视。

从题材来说，上都诗的大量出现，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点。13世纪50年代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漠南设计建造开平城，后来定名上都，皇帝每年到这里避暑。上都是一座草原城市，周围风光与农业区大不相同。皇帝巡幸时，许多官员随从而来，其中有些人便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写成诗篇。仁宗朝以前，留下上都诗的作者有刘秉忠、郝经、王恽、马臻、陈孚等，数量不多。仁宗朝以后，与上都有关的诗作大大增加，内容广泛，而且出现了长篇组诗的形式。其中知名的有：袁桷、虞集、柳贯、黄溍、马祖常、萨都剌、逎贤、胡助、许有壬、周伯琦、杨允孚等。[669] 这些诗篇，涉及大都到上都的沿途风光，上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元朝统治者在上都的各种活动（祭祀、宴饮等），等等。一望无边、牛羊遍野的草原风光，时时迁徙、毡房为家的游牧生涯，千骑来朝、大宴三日的诈马大宴，[670] 都在诗人的笔下有生动的表现。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作品。特别是杨允孚的《滦京杂咏》，共108首，[671] 内容丰富多彩，词句活泼清新，既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又对研究上都面貌有重要的价值。这样一批以草原风光和蒙古习俗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和后无来者的独特现象，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第二节 杂剧南下和南戏兴起

杂剧产生于北方以大都为中心的地区。早期著名的杂剧作家都是北方人。优秀演员也是一样。从世祖到成宗、武宗时期，可以说是杂剧的鼎盛期，在此期间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在城乡到处演出。杂剧是当时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受到广泛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

在全国统一以后，杂剧作者和演员逐渐向江南移动，如大剧作家关汉卿和著名演员珠帘秀便相继到了杭州，其中不少人就在杭州及其周围地区（当时的浙西[672]）定居。吸引他们南下和定居的原因，主要是江南物质生活优裕，文化底蕴深厚。仁宗朝以后，杂剧创作的中心明显已转移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至中叶以后，则剧家悉为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673]

杂剧创作中心南移后，从事创作的作者人数大不如前，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呈下降的趋势。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倾诉下层群众困苦和不平的作品已不多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成为流行的主题。从题材来说，后期的杂剧以历史剧、爱情剧为主，公案戏、水浒戏都明显减少。

后期杂剧比较著名的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杨梓、王晔等。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陵）人。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应死于文宗时。他是北方汉人，但“以儒补杭州路吏”，长期在杭州生活，死于杭州。他长于音律，受演员推崇，在当时已被推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都是前期作家）。乔吉（1280—1345），字梦符，太原人。“江湖间四十年”，曾寓居杭州。[674] 从未出仕，一生飘零。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675] 山长是书院负责人的称呼，钓台书院在建德桐庐（今浙江桐庐）。可知他是北方汉人，但在桐庐任职，罢职后寓居浙西，一直到死。秦简夫，大都人，生平不详。他在大都时在杂剧创作方面已有声名，后来到了杭州。[676] 杨梓（？—1327），海盐（今属浙江）人。曾任海运万户、浙东道宣慰副使。在现在所知杂剧作家中，他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个。王晔，字日华，杭州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名画家王绎的父亲，被称为“处士”，显然是不曾进入仕途的文人。“能词章、乐府，临风对月之际，所制工巧。”[677] 萧天瑞，字德祥，杭州人。生卒年不详，“以医为业”。除创作杂剧外，“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678]。

在上述作家创作的剧目中，历史剧占有很大比重。如郑光祖创作的杂剧共18种，历史剧占有11种；现有8种中，历史剧6种。宫天挺所作6种，现存2种，均为历史剧。秦简夫作品传世3种，内2种以历史为题材。杨梓传世作品3种，均为历史剧。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大多借历史故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影响的作品很少。但个别剧目却有颇为出色的曲词，例如《死生交范张鸡黍》关于仕途黑暗、《宜秋山赵礼让肥》关于百姓困苦的描写。现将《宜秋山赵礼让肥》的一段曲词征引如下：

［哪吒令］想他每富家，杀羊也那宰马，每日里笑恰，飞觥也那斝。俺百姓每痛杀，无根椽片瓦，那里有调和的五味全，但得个充饥罢。母子每苦痛，哎，天那！

……

［寄生草］饿的这民饥色，看看的如蜡渣。他每都家家上树把这槐芽掐，他每都村村沿道将榆皮剐，他每都人人绕户将粮食化。现如今弟兄衣袂不遮身，可着俺贫寒子母无安下。[679]

《宜秋山赵礼让肥》写的故事是：西汉末年社会动乱，赵孝、赵礼兄弟奉母逃荒，被吃人肉的强盗俘获，兄弟争相就死，强盗为之感动，放了他们，并改悔从军报国。全剧突出封建道德的教化作用，人物形象苍白无力。但上引曲文却可以说是元代后期灾荒连年、社会矛盾加剧、百姓流离失所的真实反映。

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也占相当的比重。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历来被认为是后期爱情剧的代表作，故事曲折，曲文秀美。王国维曾以《倩女离魂》第三折曲文为例，说明元曲“文章之妙”。乔吉传世的作品有《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三种，都以爱情为题材。其中《两世姻缘》比较出色。除了历史剧和爱情剧外，还有其他题材的作品。比较突出的如秦简夫的《东堂老》和萧天瑞（德祥）的《杀狗劝夫》，可以归入社会剧。王晔的《桃花女》可以归入神仙道化剧。《东堂老》一剧描写扬州富商之子扬州奴败尽家业，在其父生前好友李实（东堂老）帮助教育下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全剧刻画细致，人物个性分明，在艺术上有相当的成就。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剧以商人为主人公，东堂老在商场奋力拼搏，终于发家致富。他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道：

［正末云］孩儿，你说差了。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

［正宫·端正好］我则理会有钱的是咱能，那无钱的非关命。咱人也须要个干运的这经营。虽然道贫穷富贵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稳坐的安然等。

［滚绣球］想着我幼年时血气猛，为蝇头努力去争。哎哟使的我到今来一身残病……我只去利名场往来奔竞，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宁。投至得十年五载我这般松宽的有，也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往事堪惊。[680]

为了完成友人临死嘱托，东堂老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扬州奴改悔。全剧树立了一个商人的正面现象。以商人为主角并对商业活动采取肯定的态度，透露出新鲜的气息，这在元代杂剧和同时代其他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这一时期杂剧作家中的杨梓，是个颇为奇特的人物。杨梓之父杨发，原是南宋将领，降元后任福建安抚使，管理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681]。杨发家于澉浦（属江浙行省海盐州，今浙江海盐），在管理市舶（海外贸易）的同时，自己有大量海船，发往海外经商。杨梓任浙东道宣慰副使、海道万户，政治上地位显赫。杨家继续从事海外贸易，杨梓之子杨枢曾驾船远航波斯湾，其家因此成为江南巨富。杨梓作有杂剧三种，即《敬德不伏老》《豫让吞炭》《霍光鬼谏》，都是历史剧，并不出色。但是杨梓“善音律”，与著名散曲作家贯云石（酸斋）有很深的友谊，“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杨梓谥康惠）独得其传”。杨梓之子亦好音律，“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682]。后来南戏中有所谓“海盐腔”[683]，应与澉浦杨氏有密切的关系。“海盐腔”显然是南北歌调交融的结果。

杂剧产生于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元朝统一以后，逐渐向江南发展，元代中期以后杭州成为杂剧的中心。在江浙一带，原来便存在一种称为戏文的戏曲形式，它最早可能发源于温州，采用南方语言和南方曲调，形式比较自由，长短不拘，能够表现比较复杂的情节。后来便称之为南戏。宋、元之际有人说：“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684]“咸淳”是南宋度宗（1265—1274）的年号。“永嘉”是温州。“永嘉戏曲”就是南戏。南戏题材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曲调轻柔婉转，因而被保守的文人视为“淫哇”。“淫哇盛，正音歇”，可见在南宋末年风靡一时。元朝统一以后，南戏仍在江浙一带流行。至元年间温州乐清僧人祖杰勾结官府，无恶不作，民间“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地方官员以“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戏文”在社会上影响之大由此可见。杂剧向南发展，杭州逐渐成为杂剧创作的一个中心，于是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相互影响的现象，而杂剧对南戏的影响更加突出。不少杂剧剧目变为南戏，戏文中出现南北曲联用、合套。“大抵北曲南传后的一个时期，主要还是由书会才人取材杂剧创为南戏，或在杂剧的思想影响下改编传统的南戏。其后，江南文士逐渐参与戏文的编写，由吸取杂剧的思想内容，进而学习北曲的文辞格律，使南戏的创作更完美。”[685] 南戏对杂剧亦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南戏传统剧目被改编为杂剧，杂剧中间用南曲。

现在可考的宋元南戏剧目有二百余种，大多是元代的作品，[686]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四大传奇”和《琵琶记》。“四大传奇”即所谓“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687]《荆钗记》叙述宋代王十朋、钱玉莲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作者有明宁献王朱权、元柯丹邱两说。《白兔记》叙述五代刘知远和李三娘的爱情婚姻故事，现存最早刊本是明成化本署名“永嘉书会才人”编，应出自民间作者之手。[688]《拜月亭》叙述金朝末年王瑞兰和蒋世隆历经战乱终获团圆的故事，是由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作者施君美，或以为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以上三剧，都是爱情婚姻剧。《杀狗记》叙述孙华之妻杀狗劝夫的故事，应由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改编而成，作者徐田臣，但亦有争论。与以上三剧不同，《杀狗记》应属于社会剧。后代对“四大传奇”褒贬不一，一般认为，以《拜月亭》最为出色。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约生于成宗大德间（13世纪初）。出身诗书世家。顺帝至正五年（1345）进士及第，历任处州路录事司录事、江浙行省掾、绍兴路推官、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元末，方国珍占有浙东，高明隐居四明（今浙江宁波）。约于至正二十年（1360）岁末去世。[689] 一般认为《琵琶记》是他隐居四明时的作品。他的诗文编成《柔克斋集》20卷，已佚，仅存各类作品六十余篇。[690]

图3-5-3 《琵琶记》书影

宋元时期民间流传蔡伯喈、赵五娘故事。蔡伯喈考中状元，牛丞相强招为婿，其妻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遭遇饥荒，公婆饿死，赵五娘弹琵琶行乞，赴京寻夫。在民间传说中，蔡伯喈是负心男子，赵五娘被陷害遭马踹而死，蔡伯喈遭报应五雷轰顶。南宋戏文剧目中有《赵贞女蔡二郎》，便据民间故事衍演而成。高明的《琵琶记》是在民间故事和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创作的，但是重新设计塑造了蔡伯喈的形象，由负心而变成被迫，而整个故事也由悲剧变成大团圆：皇恩浩荡，一夫二妻，父母旌表。作者用意是通过改动后的故事歌颂孝子贤妇，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但是，剧中为了表现赵五娘的苦难，着意描写了农村饥荒连年的悲惨景象。“野旷原空，人离业败”；“旷野消疏绝烟火，日日荒云黯村坞；死别空原妇泣夫，生离他处儿牵母”。官府下令设置供救荒用的义仓，被基层的里正、社长作弊中饱，有名无实。这些都是元末社会的真实写照。《琵琶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有“神品”“绝唱”之誉。全剧沿着两条线索（蔡伯喈求取功名，赵五娘的遭遇）交错发展，互相映照对比，最后合二为一，结构完整，情节动人，描写细腻，语言清丽生动。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691] 这段话比较集中地说明了《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琵琶记》的问世，是南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标志着南戏进入了艺术上趋于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自此以后，文人雅士撰写戏文成风。到明代，在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戏曲逐渐取代杂剧，成为剧坛的主流。

第三节 散曲新声《录鬼簿》和《青楼集》

与杂剧同称为“元曲”的散曲，在元朝后期亦发生明显的变化。和杂剧一样，仁宗朝以后散曲的作家以南人和侨居江南的汉人、色目人为主，杭州逐渐取代大都，成为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此前的散曲作家，往往兼作诗文或杂剧，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一批专门或主要从事散曲创作的作家。就题材而言，以前的散曲主要集中于写景、怀古、艳情和吟咏性情，这一时期则有所扩大，出现了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对形式有更多的追求，出现了诗词化、规范化的倾向，以清丽典雅为主要特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自然本色的风貌。[692]

自仁宗朝讫止元亡，散曲作家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徐再思、张养浩、刘时中、睢景臣、贯云石、薛昂夫等。

张可久，字小山，一说名久可，字可久，号小山。还有其他说法。生卒年不可考。主要活动于14世纪上半期。他早年在杭州生活，“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后来在桐庐、绍兴、衢州等地任吏员、首领官，并一度在徽州任税务官，去世时年七十以上。他一生沉沦下僚，“功名半纸，风雪千山”[693]，仕途坎坷。但在散曲创作方面，不但数量很多，而且质量亦居上乘。他的作品以写景、赠答、恋情居多，雅中有俗，清新含蓄，讲究曲律和音韵，注意炼字造句和对仗工整，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上述元代曲风的改变，张可久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代的贯云石称他的作品“文丽而醇，音和而平，治世之音也”[694]。明初朱权说：“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食烟火气，真可谓不羁之材。”[695]“和平”“清丽”正是张可久散曲的特色。但是，才高位卑，对现实社会不免有所不满，在作品中有时也表现出来：“淡文章不到紫薇郎，小根脚难登白玉堂，远功名却怕黄茅瘴。”[696]“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697]

乔吉生平，已见前述。他既写杂剧，又作散曲。散曲作品以写景和吟咏性情为主。明代有人将张可久和乔吉与唐诗中的李、杜相比，可见他在元代散曲创作中的地位。[698] 一般认为他在散曲上的成就要超过杂剧。和张可久一样，乔吉的散曲也讲究文字的铸造，亦以清丽为特色。但他能吸收民间诗歌表现手法，做到雅俗交融，卓然自成一家。徐再思，字德可，号甜斋，嘉兴（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与张可久同时，曾为嘉兴路吏员，生平主要在江浙地区活动。他的散曲以写景和言情为主，言情之作尤为人称道。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历城（今属山东）人。[699] 张养浩的经历与上述几位作家有所不同，他起家学正，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最后死于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任上。地位之高，在北方汉族文人中是罕见的。但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时弊，因此遭到排挤，归家隐居。后因关中大旱应召复出，因劳致疾去世。所著诗文有《归田类稿》，散曲作品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张养浩的散曲，大多作于退隐和陕西救灾时。退隐时的作品，或吟诵田园生活，或感叹宦海风波。在陕西救灾时所写的散曲，有的是对灾情的忧思，有的则是怀古之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700]

前面说过，怀古是元代散曲的一个重要题材，有关作品甚多。但此类散曲，无一例外地都是感叹世事无常，富贵荣华转眼成空，而张养浩则在感叹秦汉宫阙都成土丘的同时，指出历代王朝无论兴亡都给百姓带来苦难，实际上也就批判了圣君贤相、太平盛世之类传统观念。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深刻的历史观，也就使这首散曲成为咏古之作中的绝唱。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今属江苏）人。生卒年不详。曾在杭州居留。他的传世作品很少，其中［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曲脍炙人口。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回乡是流传很广的历史故事，元代杂剧中即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扬州散曲作家群体曾以此为题进行创作。睢景臣与众不同，他不是正面描述高祖还乡的热闹场面，而是通过一个被迫迎驾的农民所见所闻，描绘了刘邦趾高气扬的得意情景，并通过农民的回忆，揭示了刘邦年轻时的卑劣行径。作者用生动的言语，无情地剥去了笼罩在封建统治者身上的神圣光环。无论就思想性或是艺术性而言，它都是一篇杰出的作品。在当时便有“制作新奇”，写作同一题材的其他作者“皆出其下”的美誉。[701]

后期散曲作家刘时中的生平，至今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古洪”亦即江西南昌人。他的散曲传世颇多，大多是平庸之作。但其中［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则是很有特色的。这部作品分前后两套，前套共15支曲，描写大旱之年的悲惨场面，百姓吃野菜麸糠，变卖田产儿女，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富户、豪强却利用百姓的苦难乘机发财：

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702]

后套共34支曲，叙述元朝钞法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并提出改革的建议。这篇套曲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揭示社会的矛盾、百姓的困苦，在元代散曲中是极其罕见的，在创作题材上有很大的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套曲是呈献给“高监司”[703] 的，作者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相公”（高监司）身上，其中有大量歌功颂德以至逢迎谄媚之词，令人生厌，也损害了它的价值。

和诗词领域一样，元朝后期散曲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蒙古、色目作家，有阿里西瑛、贯云石、阿鲁威、薛昂夫、全普庵撒里、兰楚芳等，其中贯云石、薛昂夫最有名。贯云石是畏兀儿人，其经历前面已有介绍。他深通音律，所作散曲主要写恋情和隐居生活，“清新俊逸，为时所称”[704]。薛昂夫，名超吾，号九泉。汉姓马，故亦称马昂夫。回回人。[705] 他曾为江西行省令史，后历任太平、建德、衢州、池州等路总管，最后以秘书卿（正三品）致仕。他的散曲以吟咏世情和怀古为主，也有一些写景之作。他的怀古咏史之作颇有特色，不乏新见，流露出反传统的意识。有些作品嘲讽诙谐，别具一格。无论从题材、思想或表现手法来看，蒙古、色目作家和汉人、南人作家所写的散曲，都看不出有多大差别。

元朝末年，社会动荡，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全国农民战争。当时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散曲，文字质朴，反映了社会的真实，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无疑是真正的民间创作。它很快便流传开来，“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706]。元代散曲中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很少，这首《醉太平小令》是其中最尖锐的一首，也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首，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据统计，传世的元人散曲小令3800多首，套数470多套，作者200余人。[707] 无论就作者或是作品来说，后期都占多数。散曲作者就身份而言，有高级官僚，中下级官员和吏员、布衣文士、演员等。就民族成分来说，以汉人、南人居多，亦有一定数量的蒙古、色目人，后者主要出现于后期。散曲作者的广泛性，说明这种文艺形式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散曲和杂剧一样，既是文学作品，又可用来表演。元代后期在江南产生了两种与散曲、杂剧有密切关系的著作，一种是记录散曲、杂剧作者的《录鬼簿》，一种是记录散曲、杂剧演员的《青楼集》。这也正是散曲和杂剧创作重心南移的表现。

《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生卒年不可考。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寄居杭州。曾应科举不中，便绝意进取，专门从事杂剧和散曲的写作。他和江浙一带的杂剧、散曲作家多有交游，对于杂剧、散曲的创作和流传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到元代后期，其中有些已“湮没无闻”。有感于此，钟嗣成撰写《录鬼簿》一书，记述散曲和杂剧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他称这些作家为“鬼”，自己亦以“鬼”自居：“余亦鬼也。”以此表示他对正统文人排斥、轻视杂剧、散曲的不满。同时他还声明：“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却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这是公开表达对正统文化的蔑视。这在理学占统治的时代，是不多见的。

《录鬼簿》成书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顺帝元统二年（1334）做过修订，至正五年（1345）以后，又做过一次修订。全书按年代前后记录了152位杂剧、散曲作家的简略情况，著录剧目400余种，为杂剧、散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被公认为研究元代杂剧和散曲最重要的文献。明永乐二十年（1422）淄川（今属山东）人贾仲明为此书作修订补充，增加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此外又有无名氏作《录鬼簿续编》，记录元、明之际杂剧、散曲作家71人，杂剧曲目78种，又有失载名氏的杂剧剧目78种，也是很有价值的，《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有多种版本，常见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青楼集》作者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华亭（今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元朝末年，可能入明。“乔木故家，一生黄金买笑，风流蕴藉。”[708] 从现存有关记载来看，他是豪门的子弟，有很好的文艺修养，寄情声色，喜招徕宾客。“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以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元末动乱，张士诚控制浙西十余年，“军需征赋百出，昔之吝财豪户，破家剥床，目不堪睹。”夏氏亦因此“资产荡然”，不得不“僻居深村”。繁华销尽，追忆过去的生活，写下了《青楼集》。

“青楼”原指娼妓，古代娼优往往不分。《青楼集》中记述有元一代“女伶”共170人，大半是杂剧和歌唱的演员，也有一些从事其他艺术品种的艺人。此外提到“末尼”（男演员）35人、杂剧、散曲作家等40余人。戏曲演员和其他艺人在元代社会地位很低，不受重视，在各种文献中很少记载。《青楼集》能为艺人立传，是很难得的。虽然每个演员的介绍都很简短，但其中涉及演员身世、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等众多方面，内容丰富，为元代戏曲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青楼集》有多种版本，1990年出版的《青楼集笺注》（孙崇涛、徐宏图作）是比较好的本子。

第四节 说话和话本

上面讲到杂剧、南戏和散曲，都是元代文学艺术的瑰宝。杂剧、南戏是表演艺术，但其文本又都是文学作品。散曲是文学作品，但在当时用来歌唱。文学和表演艺术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元代还有一种表演艺术，即说话，说话的文本称为“话本”，在文学史上亦有其独特的地位。

说话这种说唱艺术形式，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说话分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而以前两家为主。说话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进入宫廷，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金朝统治地区亦有以“说传奇小说”为业者。[709]有元一代，说话伎艺风行南北。至元十一年（1274）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报告：“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搬唱词话。”元朝政府下令：“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唱词话，并行禁约。”[710] 多数说话有词有话，故又有“词话”之称，词是用来唱的。[711] 诗人王恽有词《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短短罗桂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霏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712]“驭说”显然与说话有关，或即说话的异名。从词中所述来看，高秀英“驭说”的内容应是讲史。王恽主要活动于世祖、成宗时期，长期在大都和山西、河南、山东任职。一度到福建（一年有余），因此高秀英是世祖或成宗朝的艺人，而且活动于北方的可能性较大。武宗至大三年（1310）回回农民木八剌诬告汉人造反，经查明，木八剌捏造的造反内容是从词话中得来的。有关记载没有说明木八剌的居地，但从所述情节来看，应在大都附近。[713]

元代后期，另一位著名文士杨维桢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中写道：“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塘。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耸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张、宋、陈、陆、史辈，谈通典故，入登禁壶，岂久居瓦市间耶！”[714]“思陵”指宋高宗，“张、宋、陈、陆、史”是以说话伎艺博得高宗赏识的艺人。元朝后期在杭州以说话为生者不乏其人。“胡仲彬乃杭城勾栏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715] 前述《青楼集》中亦有一则关于说话的记载：“时小童，善调话，即所谓小说者，如丸走板，如水建瓴。女童童，亦有舌辩，嫁末泥度丰年，不能尽母之伎云。”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记下时小童、童童母女活动的时代和地区。

从以上记载可知，说话伎艺在有元一代一直存在。北方有，南方更盛。说话内容主要有讲史、小说两类。说话艺人似以女性为主，亦有男性。说话演出的场所比较灵活，可以在“构栏”（城市中固定的演出场所）之中，也可以应召到舟中或宴会上表演。

说话人表演一般都有文字底本，称为话本，又有词话、平（评）话等名称。词话有说有唱，平（评）话只说不唱。上面说过，元代说话要分小说、讲史二家，小说一般有说有唱，讲史一般只说不唱，当然也有例外。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例子来看，当时说话似以讲史为主。这也许是元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的特殊心态。现存话本有的文字粗糙，类似提纲，有的则有比较细致的描写。前者只供艺人演出时参考，后者则可用于演出，又是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话本有的是说话人自己的记录，有的则是书会才人的创作。书会是城市中通俗文艺作家的行业组织，见于记载的有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名目。书会的作者称为才人，他们写作的范围很广，有杂剧、话本等。[716] 元代不少话本便应出自书会才人之手。书会才人一身二任，同时从事杂剧和话本的创作，因此杂剧和话本的题材和情节往往雷同，下面将会提到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在元代的流行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小说类说话的题材广泛，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名目，归纳起来，主要有婚姻恋情、词讼审判、江湖侠义、神仙鬼怪几大类。宋元时期的小说话本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但现存的都是明代刻印的，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都曾经过说话人和书会才人不断加工、修改，其创作的准确时代很难断定。哪些话本小说属于元代，迄今没有定论。[717]一般统称为宋元话本，以短篇为主，亦有长篇，如《西游记》（见下）。

讲史类说话以元以前各朝历史为题材，从上面的资料可知，“由汉魏，到隋唐”，“三国、五季……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都是讲史的范围。“道君艮岳”指宋徽宗花石纲事，“秦太师”即秦桧。可见宋朝历史亦在讲史的范围。现存可以确定为元代讲史类话本共有8种，即《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薛仁贵征辽事略》《宣和遗事》《三分事略》。前5种合称《全相平话》，有元至治建安虞氏刻本。版式一致，上图下文，故有此称。这5种平话分别叙述商亡周兴，战国时乐毅伐齐和孙膑破燕，秦朝统一和灭亡，汉初吕后专权和文帝复兴汉室，以及魏、蜀、吴三国鼎立和晋朝统一的历史。《薛仁贵征辽事略》见于《永乐大典》卷5244“辽”字门。以唐初征辽东为背景，讲述薛仁贵屡立战功，反遭陷害，最后真相大白，受赏封官。《宣和遗事》有2卷本和4卷本两种，内容大体相同。2卷本有旌德郭卓然刻本和《士礼居丛书》本，4卷本有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吴郡修绠山房刻本。“宣和”是宋徽宗的年号，这部平话叙述的主要是宋徽宗一朝的历史，其中有宋江等36人的事迹。《三分事略》有元刊本，可能刊刻于福建建安书坊，内容与《三国志平话》大体相同。《全相平话五种》之一是《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可以推知必有前集。又一种是《前汉书续集》，亦必有正集。上引杨维桢记，钱塘女子朱桂英“演史于三国、五季”，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可知讲史内容除“三国”（《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道君艮岳”（《宣和遗事》）之外，还有“五季”及“秦太师事”，亦应有话本流行。[718] 此外，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朴通事》（当时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说道，“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719]。《赵太祖飞龙记》显然是讲述宋太祖赵匡胤发迹称帝的讲史平话。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时讲史的范围非常广泛，起自商周（可能更早），下迄两宋。而且，同一主题（如三国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文本，因此，讲史的文本“平话”为数众多，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讲史“平话”大多以历朝兴亡为题材，谴责荒淫无道的封建君主，歌颂敢作敢为的英雄人物，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引发共鸣，因而很自然地得到广泛流行。

元代话本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作。它们都是在元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北宋末年爆发的宋江起义，见于史籍记载。南宋文献中，话本小说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名目，显然是水浒人物的单篇故事。[720] 上述讲史类平话《宣和遗事》中已有水浒故事的雏形。元代杂剧中也有许多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燕青博鱼》（李文蔚作）、《李逵负荆》（康进之作）、《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作）等。由宋入元的画家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可见已流传很广。[721] 一般认为，在元代，经过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共同努力，水浒故事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水浒传》正式成书的执笔人（施耐庵、罗贯中或其他人）实际上是以书会才人撰写的有关话本、杂剧为基础，加工、改写而成的。早期版本的《水浒传》中不少地方提到“书会”“说话”，便是明证。

据记载，三国故事唐代已在民间流传，两宋时期传播更广。元代三国故事深入人心，不少作家的诗文中，涉及三国故事。关羽崇拜在元代盛行，很多地方都为之建立庙宇，宫廷中举行游皇城仪式，以关羽为镇坛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国故事之深入人心。[722] 元代杂剧中有不少以三国故事为题材，如《单刀会》（关汉卿作）、《三战吕布》（郑德辉作）、《隔江斗智》（作者佚名）等。在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中，三国故事已有一定规模，但文字比较粗糙，情节亦不够完整。14世纪中叶，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中记载，高丽商人从中国买回大批书籍，其中便有《三国志评话》。[723] 可见这一话本在当时已有很大影响。元末明初，罗贯中查考史籍，结合其他资料，对话本作了全面的加工，使之面目一新。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是第一部文人再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724] 它与话本之间同样有着明显的血肉渊源关系。罗贯中的家世、经历，至今说法不一，很可能也是一位书会才人。

唐代前期，僧人玄奘赴天竺（印度）取经，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在民间传说甚广。现在传世的宋代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简单，有诗有话，除三藏法师以外，已经出现猴行者这个人物，这是孙行者的前身。榆林窟西夏时期壁画《水月观音图》《普贤变图》中，都有唐僧和猴行者的形象。[725] 高丽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中记，买《唐三藏西游记》，而且记有人问：“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要怎么那一等平话？”回答说：“《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726] 同书还有一大段车迟国斗法的故事，情节与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已相当接近，但又有所不同。[727] 元末明初人杨讷作《西游记》杂剧，有六本二十四折，洋洋大观，故事内容已很丰富。可知到了元代西游故事业已大体定型。明代吴承恩正是在话本和杂剧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创作，使之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于是有了脍炙人口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也就是说，元代的话本《西游记》和以西游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为后来的小说《西游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此外，宋元话本中的短篇小说，在后代流行很广。明代后期冯梦龙编订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共120篇，其中有不少篇无疑应是宋元话本，明人创作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二。后一类作品明显受到宋元话本的影响，因而被称为“拟话本”。“拟话本”是文人创作的专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三言》之后，还有不少“拟话本”的作品问世，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宋元话本这一方面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图3-5-4 传王振朋画《西游记》(现藏日本)

第五节 书画艺术的兴盛

元朝的书画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元朝书画艺术的真正繁荣，是仁宗时期开始的。前面我们介绍过前一阶段的一些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到了仁宗时期，高克恭、钱选、郑思肖、龚开等已经去世，赵孟頫、李衎、任仁发、何澄、李肖岩等人还继续从事创作。但到英宗、泰定帝时期，也就是14世纪20年代，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一批新的画家、书法家，从仁宗时期起，不断涌现，使画坛、书坛的面貌为之一新。

在山水画方面，有商琦、唐棣、朱德润、方从义、曹知白、张彦辅、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商琦出身官僚家庭，本人官至秘书卿。“商侯画山并画水，当今天下无双比。”[728] 有人称他的作品为“绝艺”[729]。唐棣（1296—1364），字子华，吴兴（今属浙江）人。“以茂才异等起家”[730]。元朝制度，“擢茂异以待非常之人”，这是一种由官员保荐的入仕途径，[731] 为数很少，能被荐为“茂异”的大多是有声望的士人。唐棣由此入仕，历任教授、巡检、照磨、县尹、知州等职。所到之处，颇有作为。唐棣“诗文敏瞻，笔墨精绝”，青年时代即以擅长诗、画闻名。[732] 后来的成就更获得普遍的赞誉，被认为是高克恭和赵孟頫之后的画坛名家，“前朝画品谁第一，房山尚书赵公子……尚书、公子不复见，得见唐侯斯可矣”[733]。唐棣的传世作品有《林荫聚饮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霜浦归渔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年轻时即以诗、书、画知名，25岁时到大都，赵孟頫将他引荐给长期居留在大都的高丽沈王王，王向元仁宗推荐，“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秩从七品。英宗即位，他因王的特殊关系得授征东行省儒学提举。英宗死后回江南隐居。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重新出仕，为江浙行省照磨，参与镇压起义的军事活动。不久病归，在家闲住至死。“吴中胜士朱隐君，笔精墨妙天下闻。”[734] 他在当时已有很高的声誉。传世作品有《秀野轩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林下鸣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

方从义，字无隅，号方壶，贵溪（今属江西）人，生卒年均不可考，可以知道他是道教正一派的道士。正一派是南方道教最大的宗派，以江西龙虎山为祖庭。14世纪40年代，方从义从江西龙虎山出发，出游大江南北，至正三年（1343）到大都，后南返。明初尚在。方从义“工诗文，善古隶章草”[735]，“画山水极潇洒，无尘俗气”[736]。他的画作以山水为主，亦画墨竹，名重一时。“尔来得名三十春，眼高四海空无人；残缯断楮落人世，夜光明月作奇珍。”[737] 传世作品有《山阴云雪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武夷放棹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曹知白（1272—1355），字贞素，号云西，浙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是元代后期浙西豪门之一，富有资财，收藏大量书籍和法书名画，曹家园林闻名一时。曹知白喜欢招徕宾客，论文赋诗，评点书画。“风流文采，不减古人。”[738] 曹知白本人“善书画”[739]，有“清气可爱”之誉。[740] 传世作品有《松林平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疏松幽岫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在后代被尊称为“元季四大家”，在绘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后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常熟（今属江苏）人。[741] 生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活了八十多岁，大概死于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黄公望早年经历不详。元仁宗时，平章张闾建议“经理田粮”，实即重新核定田赋，得到批准。进行过程中，“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致“民不聊生，盗贼亦起”。元仁宗不得不下令停止，并将张闾治罪。[742] 黄公望当时是御史台的吏员，因张闾案受牵连入狱。出狱后为道士，居住在杭州，经常往来于浙西各地。与名流交接，“诸名公莫不友爱之”[743]。黄公望学问渊博，“通三教，旁晓诸艺”[744]。有“海内奇士”之称。[745] 在绘画方面，长于山水。倪瓒说他的“画格超凡俗”[746]，认为他与高克恭、赵孟頫、王蒙是元朝最出色的山水画家。[747]他最得意也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春山居图》，描绘富春江两岸的初秋景色。此画的摹本甚多，真本分藏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溪山雨意图》《九峰雪雯图》（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今浙江嘉兴）魏塘镇人。吴镇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与外界交往不多，因而他的经历也不为人所知。[748] 吴镇“善画山水竹木，臻极妙品”[749]。传世作品有《渔父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秋江渔隐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无锡（今属江苏）人。无锡倪氏是当地的大族。倪瓒家“资雄于乡”，其兄倪昭奎曾受“特赐真人号”，在道教中很有地位。倪瓒青年时代过着优裕的生活，家中收藏丰富，有园林之胜，和曹云西一样，“好客之名，闻于四方”。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流落他乡，寄食于人。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750] 倪瓒“善写山水小景，自成家，名重海内”[751]。山水之外，也画竹石。也有人批评他“晚年率略酬应，似出二手”[752]。这可能与他晚年的生活遭遇有关。倪瓒的传世作品有《水竹居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渔庄秋霁图》（上海博物馆藏）、《梧竹秀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王蒙（？—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吴兴（今浙江吴兴）人。他是赵孟頫的外孙。其早期经历不详，元末曾远游京师。农民战争爆发后，起于淮东的盐贩张士诚占据浙西，表面上投降元朝，实际则割据一方，张氏广招宾客，浙西名士大多入其幕府，王蒙亦在罗致之列。明初出仕，洪武十八年（1385）因受牵连，死于狱中。[753] 王蒙确切年龄虽不可知，但可以肯定他比黄公望、吴镇、倪瓒要年轻，是他们的后辈。倪瓒将他与高克恭、赵孟頫、黄公望并列为元朝最出色的山水画家，力追前辈。[754] 这样的评价，说明他在这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成就。他的传世作品有《青卞隐居图》（上海博物馆藏）、《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元朝中期以后，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画家，除了上面提及者之外，还有刘融、马琬、陆广、盛懋、张中、赵元等人。

图3-5-5 倪瓒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刘融，字伯熙，蓟丘（今河北蓟县）人，生卒年不可考。后至元三年（1337）为秘书太监（从三品）。至正十七年（1357）为秘书卿（正三品）。[755] 由此可知他主要活动于元朝后期。“只今画者纷如丝，京城再数刘伯熙。”[756]“刘侯学李成，画手称独步。”[757] 但是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马琬，字文璧，号鲁钝生，扶风（今属陕西）人，生卒年不详。马琬多才多艺，“诗工古诗行，尤工诸画”[758]，元末往来浙西各地，“落魄湖海间”[759]，很不得意。明洪武三年（1370）受朱元璋召到南京，被任命为抚州（今江西临川）知府。传世作品有《雪岗渡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陆广，字季弘，号天游生，吴（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陆广画山水、竹石，“落笔苍古，用墨不凡”[760]。传世作品有《丹台春晓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盛懋，字子昭，嘉兴（今浙江嘉兴）魏塘镇人，生卒年不可考。生活在元朝后期，其生平经历亦缺乏记载，应是民间画师，世代以画为业。“善画山水人物花鸟”，特点是“精致有余，特过于巧”[761]。传世山水作品有《秋江待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赵元（一作原），字善长，又字丹林，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生卒年不可考。元朝末年，赵元长期生活在平江（今江苏苏州）乡间。“画师今赵原，东吴谅无双”[762]，可见他当时在平江一带是很有名的，传世作品有《溪亭秋色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花鸟画名家有边鲁、陈琳、王渊、张中等。边鲁，字至愚，号鲁生，“北庭人”[763]。“北庭”即别失八里，为元朝畏兀儿人聚居之地。畏兀儿人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先人。边鲁应是畏兀儿人，在元朝属于“色目”人。元末曾为南台宣使，南台即江南行御史台，宣使是南台的一名吏员。“奉台命西谕时……以不屈辱死。”[764]“西谕”是“往金陵诏谕”[765]，即往朱元璋处被杀。边鲁“善画墨戏花鸟”[766]，传世唯一作品是《花竹锦雉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可考，生活在元朝后期。“善山水人物，尤长于花竹翎毛。”[767] 有“当代绝艺”之称。[768]现存作品十余件，有《山桃锦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张中，又名守中，字子正（一作子政），松江（今上海松江）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忽必烈时代大官僚张瑄的后人，元末动乱，隐居读书。他的花鸟作品，在后代有“神品”之誉。“一洗宋人勾勒之痕，为元世写生第一。”[769] 传世作品有《芙蓉鸳鸯图》（上海博物馆藏）等。

从事竹石梅兰创作的画家，有吴镇、倪瓒、柯九思、张彦辅、顾安、张逊、明雪窗、王冕等。吴镇、倪瓒是山水画名家，同时也作墨竹，都有作品传世。柯九思的生平，前面已提及，他“善写竹石”，以书法画竹，自成一格。[770] 张彦辅是正一派道士，蒙古族，活跃于元朝后期画坛，以“善画山水”出名，[771]“白云青山张道士，晚出便欲夸精工”[772]。亦能画鞍马。但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棘竹幽禽图》却是竹石图画。顾安，字定之，平江（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顺帝初年任龙岩（今属福建）巡检，这是负责地方治安的低级官员。至正五年（1345）任常州（今属江苏）录事司判官。录事司是管理城市居民的机构，判官处理日常事务。后调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县尉。这是专门负责治安的低级官员。顾安“以写竹得名”[773]，能综合各家之长，“浓墨逼景献，健毫从澹游。清如李息斋，劲若柯丹邱”[774]。“景献”是宋朝画竹名家景献太子赵询，“澹游”是金画家王曼庆，“李息斋”“柯丹邱”是元朝李衎和柯九思。传世作品有《幽篁秀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张逊，字仲敏，号溪云。平江人，生卒年不可考。生活于元代末期。他“博学善属文，书画俱绝”[775]。“善画竹，作钩勒法，妙绝当世。”[776] 传世唯一作品《双勾竹》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僧普明，字雪窗，通常称为明雪窗，生卒年不可考，在平江出家，历任各寺院住持。当时平江“家家恕斋字，户户雪窗兰”[777]。可见他的兰画在平江是很流行的。他的作品国内无存，在日本保留了下来。王冕，字元章，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年不可考，死于至正十九年（1359）。王冕年轻时屡试科举不中，曾到大都、上都寻求出路，终于碰壁而归，回乡隐居。元末战乱，朱元璋进军浙东，王冕投奔朱军，出谋划策，但不久就病死，王冕“能诗，善画墨梅，万蕊千花，自成一家”[778]。“以胭脂作没骨体，自元章始。”[779] 传世作品有《墨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在人物肖像画方面，前一时期的名画家李肖岩、陈鉴如继续作画。李肖岩在泰定帝和文宗两朝奉命为皇帝、皇后、太后“绘画御容”[780]。陈鉴如在延祐四年（1317）曾为高丽名臣李齐贤画像。这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781] 陈鉴如之子陈芝田“能世其业”[782]，“京师三十年，画富贵人不知几辈”，而且曾侍奉宫廷。[783]后起的人物画家还有张渥、王绎等。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祖籍淮南（今安徽北部），实为杭州人。生卒年不可考。张渥“博学明经，累举不得志于有司”，是个科举失意的士人。长于“用李龙眠法作白描，前无古人”[784]。他的传世作品有《九歌图》（存世三本，吉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分藏）等。王绎，字思善，号痴绝生，杭州人，生卒年不可考。他“年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写真”[785]。“善写貌，尤长于小像，不徒得其形似，兼得其神气。”[786] 传世作品有《杨竹西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公认的古代肖像画的杰作。王绎还写有《写像秘诀》一文，总结了自己这方面的创作经验，亦有很高的价值。

图3-5-6 张彦辅《棘竹幽禽图》

元朝统一前后，在绘画领域，“文人画”发展的趋势已很明显。到了后期，“文人画”可以说已成为画坛的主流，所谓“文人画”，主要是因为创作者主体是中原传统文化熏陶成长的文人，其创作题材以山水画和竹石梅兰画为主，以及诗、书、画结合的普遍。在后期绘画创作中，籍贯江南的画家占绝对多数。上面提到的元朝后期画家近三十人，籍贯北方的只有刘融、李肖岩、商琦数人，此外张彦辅是蒙古人，边鲁是畏兀儿人，其余二十多人都是南人或长期生活在江南，其中尤以浙西最多。朱德润、陆广、张逊、明雪窗是吴人（平江路治所在地，今江苏苏州）。黄公望是常熟人（常熟元代属平江路，今江苏常熟），唐棣、王蒙、赵雍是湖州（今属浙江）人。曹知白、张中是松江人，陈鉴如、张渥、王绎、陈琳、王渊是杭州人。吴镇、盛懋是嘉兴人。倪瓒是无锡（属常州路）人。马琬籍贯南京，但长期居住在松江。赵元原籍山东，长期生活在平江。柯九思是天台（今属浙江）人，王冕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这两人属于浙东。方从义籍贯不详，他长期在江西龙虎山学道，亦可归入南人之列。后期画家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画坛实际上以江南特别是浙西为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在后期画坛的地位。赵孟頫的绘画创作从世祖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期的仁宗、英宗两朝。他是湖州人，长期在湖州、杭州一带活动。元朝后期的许多画家（特别是浙西地区的画家）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在上面提到的众多画家中，有记载可考，直接受指点的便有唐棣、朱德润、陈鉴如、王渊、陈琳、赵雍、王蒙等人，刘融、黄公望、曹知白都曾与赵交游，至少间接受到他的影响。完全可以说，赵孟頫是元朝后期画坛的领袖。他的绘画创作理论“师古”和“不求形似”对画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元朝后期书法方面名家迭出，主要有张雨、杨维桢、虞集、揭傒斯、周伯琦、倪瓒、吴镇、康里巎巎、泰不华等。

张雨（1283—1350）[787]，字伯雨，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20岁出家为道士，是元朝后期江南道教的上层人物，擅长诗文，与当时有声望的文人如赵孟頫、邓文原、虞集、萨天锡等多有交往。张雨“始学书于赵文敏，后得《茅山碑》，其体遂变，故字画清遒，有唐人风格”[788]。他的代表作是《题画二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书法行草相间，挥洒自如，风格峻逸。杨维桢的生平，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介绍。他在诗文方面卓有成就，书法亦能自成一家，传世作品有行书《鬻字窝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草书《竹西草堂记》（辽宁省博物馆藏）等。

虞集、揭傒斯都是身居高位的文坛领袖人物，其生平在前面亦已述及。虞集在书法方面“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789]。传世法书以书画题跋为主，数量甚多。[790]《赵孟頫草书陶诗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唯一传世隶书作品。揭傒斯“善楷书而尤工于行、草”[791]，“行书师晋人，苍古有力”[792]。传世作品有《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等。[793] 还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书法家周伯琦（1299—1369），字伯温，饶州（今江西波阳）人。国学生员出身，长期在翰林院、宣文阁（奎章阁改）、崇文监（艺文监改）等文化机构任职，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元朝起用南人，任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左丞（正二品）。周伯琦“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曾受顺帝之命，“篆宣文阁宝，仍题扁宣文阁，及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文》，刻石阁中”[794]。他对文字学很有研究，著有《六书正伪》《说文字原》二书。诗文有《近光集》3卷，《扈从集》1卷。代表作有篆书《宫学、国史二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外还有一些篆书和行、楷书作品传世。

倪瓒、吴镇是元朝后期画家，在书法上亦各有特色。倪瓒的代表作有行书《自书诗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行书《谈室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吴镇的传世代表作是草书《心经》（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倪瓒、吴镇齐名在后代并列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和王蒙，在书法上亦各有成就。诗、书、画的结合，是元代文学艺术的一种趋势，在“元四家”身上有突出的表现。可以认为，四家书法影响后世的不是书法本身，而是书法与诗歌、绘画完美结合的形式。[795]

巎巎（1295—1345），字子山，康里人，故又称康里巎巎。康里是游牧在咸海以北的一个民族，蒙古西征后，一部分康里人东迁汉地。巎巎的祖父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父不忽木受儒学教育，是世祖、成宗时代的名臣。[796] 巎巎“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他长于书法，“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797]。“巎巎……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798] 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可与赵孟頫相提并论。传世作品不下20种，其代表作有草书《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蒙古人。[799] 进士及第，先后任监察御史、行省郎中、路总管、礼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后任台州路达鲁花赤（正三品），为方国珍所杀。泰不华“善篆隶，温润遒劲”[800]。亦能楷书。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苏天爵称赞他的书法“清标雅韵，蔚有晋、唐风度”[801]。传世作品有篆书《陋室铭》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楷书《跋鲜于枢御史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等。元朝后期，涌现了不少蒙古、色目画家和书法家，张彦辅、边鲁、巎巎、泰不华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802]

元朝后期，产生了两种画史著作。一种是《画鉴》（一作《古今画鉴》），作者汤垕，字君载，丹阳（今江苏丹阳）人，生卒年不可考。曾任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803] 文宗至顺年间，他在大都“与今鉴书博士柯君敬仲论画，遂著此书”。后来张雨曾加删补。[804] 柯敬仲即柯九思。此书论历代之画，始于吴、晋、六朝，次唐、五代，次宋、金、元诸家，“然元惟龚开、陈琳二人，盖赵孟頫诸人，并出同时，故不录也”。此书以唐、宋画为重点，论画“以鉴别真伪为主，所辨论皆在笔墨气韵间”，不以考证见长。[805]“凡所辩论，皆甚精到。”[806] 对于了解古代特别是唐、宋绘画风格，有重要参考价值。[807] 另一种是《图绘宝鉴》，作者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卒年不详。夏氏为当地的豪绅，是受元朝表彰的“义门”。夏文彦曾任同知余姚州事（正七品），家中“蓄书万卷”，“蓄画凡百十家”。他的收藏在当时“鲜有比者”。夏文彦有丰富的收藏，又能潜心探索，因而在图画鉴赏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自己亦能作画。至正十六年（1356），松江城内因兵变遭到很大的破坏，夏文彦移居乡下，开始写作。至正二十五年（1365），完成《图绘宝鉴》五卷。明初，夏文彦被谪迁临淮（今安徽凤阳），大概就死在那里。[808]《图绘宝鉴》一书，卷一是图画鉴赏和形式的一些问题以及早期画家的名录，卷二至卷五是由吴、晋到元朝的画家小传，共一千五百余人。《图绘宝鉴》“搜罗广博，在画史之中最为详赡”[809]。在后代有很大影响。此书“自古传入日本，对日本影响甚大。关于中国绘画的信息很多都得自《图绘宝鉴》”[810]。关于《图绘宝鉴》的价值，存在不同的看法。此书所列北宋及其以前画家的资料，主要以《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为据，南宋、元的画家资料，则从各种文献中搜集而成，有很多是夏文彦亲身见闻所得，特别可贵。

关于书法，也有两种著作。一种是《法书考》，作者盛熙明，“其曲先鲜人。后居豫章”[811]。曲先即今新疆库车，古代称为龟兹。所以他自称“丘兹盛熙明”。豫章即今江西南昌，盛熙明的祖先应是从军或从征，在豫章落户。盛熙明曾“备宿卫”[812]，即列名皇帝的怯薛。可知应是贵族官僚的子弟，也曾在文宗创建的奎章阁中任职。这都使他有机会与皇帝接触。他“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813]。编成《法书考》一书，在至正四年（1344）献给元顺帝。[814] 此书对书法源流，历代书家优劣、笔法、结构、风神以及印章，论述颇详，大多杂取前代著作而成，但选择颇精。一个色目人，能对中原传统书法艺术，如此倾心，令人惊异，“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815]。传世有《四部丛刊续编》本。另一种《书史会要》，作者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浙江黄岩）人。元末客居华亭（今上海松江），著书授徒，作品丰富，有《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等。“是编载古来能书人，上起三皇，下至元代，凡八卷，末为书法一卷，又补遗一卷。”[816] 此书“摭采至为繁富，文笔简当，间加评论，褒贬颇得其平”[817]。后人认为“可与夏文彦之《图绘宝鉴》相伯仲”[818]。传世有陶氏逸园影刊明洪武本。

以上四种书画史著作的出现，实际上正是有元一代绘画和书法创作兴旺发达的结果。四种书中，《图绘宝鉴》和《书史会要》在后代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六章 史学和地理学的进步

第一节 宋、辽、金三史的修纂

中统二年（1261）七月，忽必烈下令设置翰林国史院，其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首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的是原金朝状元王鹗。[819] 翰林国史院的任务，主要是“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在修史方面，王鹗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自古国亡而史不亡，唐取隋，史焉。宋取五代亦然。金不为辽作史，至今天下有遗恨。”[820]“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821]他还建议：“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822] 忽必烈同意他的设想，元朝官方修史工作自此开始。

王鹗关于修史的设想，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修本朝史，从太祖成吉思汗开始。一是修前朝史，按理元灭金而代之，前朝史是金史，但因金朝没有完成辽史的修纂，因而要修辽、金两朝史。后来，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将南宋的各项库藏都运往大都。负责此事的元军将领董文炳认为：“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便下令收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823]。根据忽必烈的指示，前朝史的纂修由两朝（辽、金）史扩大为三朝（辽、金、宋）史。[824]

关于前朝史的修纂，成立翰林国史院之初，便收到了张柔移交的金历朝实录。王鹗认为“修史事宜急不宜缓”。他制订计划，要调集人才，加强采访，并提出金史体例的设计。[825] 但是金史的纂修工作似乎不太顺利，特别是至元五年（1268）王鹗退休以后大概就完全停顿了下来，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重新开展工作。辽史、宋史的纂修则迟迟未能提上日程。尽管如此，翰林国史院的设置，在收集和保存文献资料方面，仍起了有益的作用。例如，除了上述金历朝实录以外，还收藏有金国史中的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其他一些文化机构亦收有前朝文献，如奎章阁藏有辽代耶律俨《实录》。[826] 秘书监收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多种，其中亦应不乏前代文献。[827]

仁宗对于中原传统文化采取积极的态度，修前代史又提了出来。虞集说：“世祖皇帝时，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上甚善之，命史官修辽、宋、金史，时未遑也。至仁宗时，屡尝以为言。是时，予方在奉常，尝因会议廷中，而言诸朝曰：‘三史文书阙略，辽、金为甚，故老且尽，后之贤者见闻亦且不及，不于今时为之，恐无以称上意。’典领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828] 虞集认为，之所以没有进行修纂，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资料不足。“延祐中，有旨修辽、金、宋史，至今十余年间，未遑有所笔录者，良以旧史多阙佚。”[829] 一是正统问题不好解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830]。也就是说，辽、宋、金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众议纷纭，意见不一，因而三史体例定不下来。

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独秉国钧”，“欲撰述宋、辽、金史”，并将此事“责成于公（袁桷）”。拜住重视中原传统文化，礼遇儒士，有“贤相”之称。袁桷是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官僚世家。成宗大德（1297—1307）初年，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正八品），以后长期在翰林国史院和集贤院任职。袁桷“生富贵，为学清苦……故其学问核实而精深”，“于近代礼乐之因革，官阀之迁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子之略录，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归趣”[831]。是有元一代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接到拜住的指示后，“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这就是现存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其中说：“伏睹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他强调自己“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粹，以成信史”。而自己上代祖先有多人参与宋朝修史之事，“谫薄弱息，获际圣朝，以继先躅”。也就是继承先人的事业，完成宋史的修撰，为此，他开列了详细的书目，并对宋朝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宋史纂修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袁桷表示，“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在资料方面做过比较充分的准备，虽然年龄衰迈，仍愿为编纂宋史尽力。[832] 但是，“未几国有大故，事不果行”[833]。“大故”即“南坡之变”，英宗和拜住被杀，编纂三史的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便已烟消云散。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但也没有正式启动。[834]

元顺帝时期，完成了辽、金、宋史的修纂。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他即位之初，燕铁木儿家族擅权。没有多久，伯颜铲除了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取而代之，威势更甚。顺帝又依靠脱脱，将伯颜贬逐。伯颜敌视中原传统文化，排斥儒生，脱脱任中书右丞相，“乃悉更伯颜旧政”，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835]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纂修三史之事正式提上了日程。至正二年（1342）七月，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危素上书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论修史事，其中说：“素以职事从讲官之后，闻于承旨康里公曰：‘间同今御史中丞阿鲁公侍上前，论及三史事，上亦恻然久之。其后御史台、国史院交请于中书，未见报可。’”他希望贺惟一能促成此事，向宰相脱脱进言。[836] 危素“自至正二年用大臣交荐入经筵为检讨”[837]，“康里公”指康里人达识贴睦尔，时为翰林承旨。可见至迟在至正二年元朝高层中间已经在讨论修三史之事。据危素说，关于修三史，当时有四个问题存在争议。一是正统问题。“议者曰：传天下者必有正统，今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纷然而不一。”讨论宋、金谁为正统，实质上涉及如何确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他认为：“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者也。”因此没有必要纠缠宋、金的正统问题。二是“议者又曰：本朝之取金、宋，其战争攻取之际，当有所讳而不敢书”。危素认为：“据实而直书，史官之职，尚何讳之有！”三是人选问题。“议者又曰：耆硕之士尽矣，孰可以任其事哉！”危素认为：“患国家不为，为之则不患无其人，设谓今无其人，则待何时然后有当史笔者出邪！诚能破其拘挛，公其举选，则作者云合矣。”四是经费问题。“议者又曰：今有司之于钱谷，细若蓬芒，必钩而取，其肯捐弃而为此邪！”危素反问道：“我国家以四海为富，赐予近侍，崇奉异教，往往累千万而不爱，而岂靳于此哉！”这是反话，实际意思是赏赐近侍和宗教寺庙的钱成千上万毫不可惜，难道对于修史的费用都要斤斤计较吗？从危素这番话可以看出，当时元朝政府中围绕着是否修三史问题，争论是颇为激烈的。过去虞集提到的两个难题，这时则是四个问题，正统依然是最困扰的问题，资料不足则不受重视了。

到了至正三年春天，元朝上层对修史一事的意见渐趋一致。这一年三月十四日，以脱脱为首的中书省官员上奏：“辽、金、宋三国史书不曾纂修来，历代行来的事迹合纂修成书有。俺商量来，如今选人将这三国行来的事迹交纂修成史，不交迟滞，但凡合举行事理，俺定拟了呵，怎生？”顺帝表示同意。二十八日，脱脱等又上奏：

昨前辽、金、宋三国行来的事迹，选人交纂修成史书者，么道，奏了来。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衙门里，著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如今省里脱脱右丞相监修国史做都总裁。交铁睦尔达世平章、太平右丞、张中丞、欧阳学士、吕侍御、揭学士做总裁官……其余修史的凡例、合行事理，交总裁官、修史官集议举行呵，怎生？[838]

顺帝同意以上意见，于是便作为皇帝的圣旨下发。很快，修史的《凡例》也公之于世。[839] 圣旨和《凡例》，对危素所说的几个争论问题，都表示了明确的意见。首先是正统问题。有元一代，对正统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就修史而言，正统问题与史书体例有密切关系。例如，有人强调宋为正统，就主张“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840]。也就是将辽、金史作为宋史的一部分。另一种意见则反对宋为正统，主张辽、金、宋分别修史。[841] 脱脱等上奏说“分史置局”，《凡例》中说：“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也就是辽、金、宋分别修史，否定了宋为正统的意见。其次，关于蒙古（元）与金、宋战争问题。《凡例》中确定的原则是：“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当禀”即指由都总裁和总裁处理。再次，修史人选问题。圣旨中规定：“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衙门里，著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最后，经费问题。不由国家财政中支出，而是“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这里所说“各学院”，应指地方各级官学，“贡士庄”是南宋时设置的专供“津遣赴举秀才用度”的庄田。[842] 自圣旨颁布时开始，可以说三史纂修工作正式启动。

脱脱出任三史都总裁，主要是因为身为中书右丞相的缘故。当然也因为他对三史纂修比较热心，有的记载说“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个重大决断便是由他做出的。[843] 脱脱是蒙古人，但他早年受教于浦江（今属浙江）儒生吴直方，进入仕途后仍以吴直方为顾问，对于中原传统文化有相当的了解。[844] 在六位总裁中，铁睦尔达世（一译铁木儿塔识）是康里人，属于色目，时为中书平章政事，秩从一品，在中书省地位仅次于脱脱。他曾在国学读书，“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对于科举制的恢复和三史的修纂，都是比较积极的。[845] 太平是汉人，原名贺惟一，他的祖、父二代都与蒙古宫廷有很深的渊源，是少数进入元朝统治核心的汉人家庭之一。他本人受皇帝“赐姓蒙古氏”，以太平为名。太平“尝受业于赵孟頫，又师事云中吕弼”，有较好的中原传统文化修养。至正二年（1342）为中书右丞，“辽、金、宋三史久未克修，至是太平力赞其事，为总裁官，修成之”[846]。修史期间升中书平章政事，秩从一品。圣旨中提到其余四位总裁即“张中丞”“欧阳学士”“吕侍御”和“揭学士”。“张中丞”是张起岩，字梦臣，济南（今属山东）人。延祐二年（1315）首科进士，此时任御史中丞。“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积阶至荣禄大夫。”秩从一品。“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847]“欧阳学士”即欧阳玄，关于他的情况，在本章第一节已有介绍。修史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秩从一品。“吕侍御”即吕思诚，字仲实，平定（今属山西）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历任县尹、翰林国史院编修、国子司业、监察御史、廉访司佥事、中书左司郎中、礼部尚书、治书侍御史等职。[848] 修史时为集贤侍讲学士，秩从二品。“揭学士”即揭傒斯，在上章已有介绍。修史时为翰林侍讲学士，秩从二品。脱脱、铁睦尔达世、太平以最高行政长官出任都总裁、总裁，表明修三史是国家举办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几位身居高位的蒙古、色目官员提倡和负责，三史的修纂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其余四位总裁中，张起岩、吕思诚是汉人，欧阳玄和揭傒斯是南人，都是当时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而且都在政府中担任地位比较高的职务，有相当的影响。总的来看，为三史修纂组成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可以说是比较恰当的。[849]

在纂修过程中，这个领导班子成员有所变化，至正四年（1344）三月，《辽史》修成，都总裁脱脱领衔上表，署名的总裁官是上述6人。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右丞相辞职，顺帝以阿鲁图为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中书左丞相，于是在都总裁之上，又以阿鲁图、别儿怯不花“领三史事”。至正五年九月、十月，《金史》《宋史》修成，上表时由阿鲁图、别儿怯不花领衔，脱脱仍为都总裁列名其后。[850] 实际上，阿鲁图对顺帝说过：“今陛下以三国事迹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鲁图总裁。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意。”[851] 不过挂名而已。真正负责的仍是脱脱。总裁人选亦有变动。《上辽史表》在都总裁脱脱之下，由上述六位总裁共同署名。而在《上金史表》中，“领三史事”阿鲁图、别儿怯不花和都总裁脱脱之后，署名总裁共8人，即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也就是说，原有6人中，吕思诚已不在其列，另增加了李好文、杨宗瑞、王沂3人。吕思诚不再任总裁是因为职务变动所致。新增补3人中，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东明（今属山东）人。至治元年（1321）进士。至正四年（1344），“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852]。修史时秩正三品。王沂，字师鲁，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延祐二年（1315）首科进士。时为礼部尚书，秩从三品。杨宗瑞，字廷镇，醴陵（今属湖南）人。延祐二年进士，曾任国子司业，虞集称他“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853]，曾参与《经世大典》（见下一节）的修纂。时为艺文太监，秩正三品。到《上宋史表》时，以上8位总裁中，揭傒斯因积劳成疾去世，剩下7人。

都总裁、总裁之下，有纂修官（又称史官），分工负责纂述。《辽史》的纂修官有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4人。[854]《金史》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6人。《宋史》纂修官人数最多，共23人。他们是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危素。三史纂修官共33人，其中蒙古1人（泰不华），色目5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斡玉伦徒、伯颜、余阙），汉人15人（王沂、徐昺、王理、赵时敏、费著、杜秉彝、商企翁、宋褧、王思诚、张瑾、贾鲁、李齐、陈祖仁、张翥、王仪），南人10人（陈绎曾、干文传、汪泽民、麦文贵、贡师道、刘闻、冯福可、余贞、吴当、危素），另地域不明2人（赵中、谭慥）。其中绝大多数是现职官员，自正三品至正八品不等，可见并无品秩的限制。尽管圣旨中说的是从“内外诸衙门”选拔纂修官员，但元朝政府有意启用一些民间士人参与其事，如哈剌鲁人伯颜便“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855]。同时还曾下诏“起大梁张瑾、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856]。杜本并未应征，张瑾待考。张翥在至正初年以隐逸应召为国子助教，“寻退居淮东。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857]。也可以列入应聘的民间士人之列。此外，吴当、危素也都是在至正初应召为国子助教、经筵检讨，随即便奉命参与三史修撰，其身份亦应与伯颜、张翥类似。三史修成后，伯颜辞归，吴当、危素由此步入仕途。[858] 应该说，上述纂修官的大多数，都是当时有一定声望的文学之士，但以史学见称者几乎没有。

在总裁和纂修官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士出身者占有很大比例。总裁先后共9人，内进士6人（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李好文、王沂、杨宗瑞）。纂修官33人，可以确定为进士出身的有18人（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王理、赵时敏、费著、斡玉伦徒、泰不华、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李齐、余阙、刘闻、冯福可、陈祖仁、余贞）。其余15人中，有的记载不详，可能还有出身进士者。可以认为，进士出身的作者，是辽、宋、金三史纂修的主力，由此亦可见科举与元朝后期文化的密切关系。[859]

三史纂修自至正三年（1343）三月启动。四年三月，《辽史》完成，为时一年。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完成，为时一年零八个月。至正五年十月，《宋史》完成，为时两年零七个月。“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为什么能在如此短促时间内完成呢？清人赵翼说，这是因为“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脱脱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脱脱等已属第二、第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860]。这段话是有道理的。三史各有所本，但情况不大一样。以《辽史》来说，辽代耶律俨纂修的《皇朝实录》、金代陈大任编纂的《辽史》，都保存下来，至正修史时便以两家著作为主要依据，再加以其他资料，编纂成书。以《金史》来说，金朝诸帝《实录》大多保存，金亡以后，遗民修史，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忽必烈即位后，王鹗主持翰林国史院，为编纂《金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这些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此次修纂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宋朝有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元朝灭宋时，宋朝国史及有关资料都运到大都，此次修史便以宋朝国史及有关资料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文献而成。“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861]

对于三史，后代评价不一。一般来说，对《金史》评价较高，如赵翼认为：“《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对于《辽史》，他认为“太简略”，“又有太疏漏者”。对于《宋史》，则认为“繁芜”[862]。《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金史》“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863]。赵翼和四库馆臣的这些评论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他们以及其他史学家还指出包括《金史》在内的三史在体例和史实考订、人物评价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为此，明、清以及现代的学者对三史做了大量考订和校补的工作。

应该看到，元朝末年统治者下决心纂修三史，无疑是这个时代文化史的一大成就。三史纂修的完成，使得一大批长期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得到利用，而这些资料的很大甚至主要部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三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仍是研究这三个朝代的最重要的文献，这也正是它们被后代列入“二十四史”的原因。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三史采取三朝“各与正统”的原则，这是对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正统论的否定，在政治思想史与史学史上亦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史修纂完成后，关于正统的争论并未停止。出身进士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杨维桢作《三史正统辨》，主张宋为正统，上书朝廷，但“其言终不见用”[864]。至正十年（1350），四明（今浙江宁波）人陈桱作《通鉴续编》，以宋为正统，“而辽金之事附见之，一以《通鉴纲目》之法”[865]。正统之争，在元代一直存在，是元代思想文化领域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曲折地反映出一部分汉人、南人士人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

第二节 本朝史的修纂和藏族史籍《红史》

上一节讲到，中统二年（1261）设翰林国史院，其任务之一是“纂修国史”。王鹗建议“置局纂就实录”。这一意见为忽必烈所采纳。为此，元朝以前代为模式逐步建立起一套修史制度，包括起居注、时政记等。

至元五年（1268）十月，“中书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即以和礼霍孙、独胡剌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866]。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867]。至元十六年四月，“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868]。同时还任命右、左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869] 以给事中为首的起居注纂修机构，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衙门，“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870]。这一机构直到元末仍存在，但已趋于废弛。[871] 时政记记述皇帝与大臣商议军国大事的情况，前代已设。元朝在中书省左司吏礼房之下设九科，“六曰时政记”。显然就是负责记录和撰写时政记的机构。[872] 世祖去世、成宗即位，王约请“传时政记于史馆以备纂录”[873]。王恽在《进实录表》中说：“采摭于时政之编，参取于起居之注。”[874] 可见在时政记和起居注基础上纂修《实录》，已成为制度。[875]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修《实录》作为修本朝史的重要内容。元朝修《实录》是从世祖忽必烈时代开始的，当时由翰林国史院纂修的是前五朝《实录》，即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睿宗拖雷、定宗贵由、宪宗蒙哥。拖雷生前并未称大汗，但他是蒙哥和忽必烈的父亲，故亦得与其他诸汗并列。至元十年闰六月，“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876]。二十三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877]。二十五年二月，“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878]可见撒里蛮是《实录》纂修的负责人，忽必烈对于《实录》纂修工作是很认真对待的。此时前五朝《实录》已基本成型，但忽必烈要求作补充修改。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成宗对其中纪事表示不满，又退回修改。[879]大德七年（1303）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880]。前五朝《实录》至此宣告完成。

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即位。六月，“诏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以完泽监修国史”[881]。由于世祖一朝已经有较完备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又曾修《平宋录》等书，[882] 这便为纂修《实录》奠定了基础。元朝政府还派人“采事四方”[883]，“访求事迹”[884]，“以备史臣之记述”[885]。参与《世祖实录》修撰的，有王恽、张九思、姚燧、张升、高道凝、李之绍等人。张九思以中书右丞“兼领史事”[886]，实际负责人则是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王恽。纂修工作进行得很快，如上所述，元贞二年十一月已将《世祖实录》与《太宗实录》《宪宗实录》译本进献，则汉文本在此以前已完成。“承奉纶音、俾蠲繁而就简”，也就是说成宗认为内容过多，要求加以删节。[887] 大德八年（1304）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888]。《世祖实录》至此完成。和《世祖实录》同时纂修的，还有《裕宗实录》。裕宗即忽必烈太子真金，成宗铁穆耳之父，早死。成宗即位后尊他为裕宗。既有皇帝的名分，因而也有修《实录》的待遇。《裕宗实录》应是与《世祖实录》一起完成的。

自此以后，新即位的皇帝，为已故皇帝修《实录》，成为固定的制度。至大元年（1308）三月，“命翰林国史院纂修顺宗、成宗《实录》”[889]。顺宗答剌麻八剌是裕宗真金第二子，成宗铁穆耳之兄，封晋王，镇守北方。铁穆耳死，无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为帝，庙号武宗、仁宗。武宗即位后，尊答剌麻八剌为顺宗，故同时修顺宗、成宗《实录》。但武宗在位期间，两种《实录》并未完成。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去世。三月，仁宗即位。五月，“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及累朝皇后、功臣列传，俾百司悉上事迹”[890]。皇庆元年（1312）十月，“翰林学士承旨玉连赤不花等进顺宗、成宗、武宗《实录》”[891]。包括《顺宗实录》1卷；《成宗实录》56卷，《事目》10卷，《制诏录》7卷；《武宗实录》50卷，《事目》7卷，《制诏录》3卷。[892] 纂修《成宗实录》的，有程钜夫、邓文原、元明善等。纂修《顺宗实录》的，有元明善等。纂修《武宗实录》的，有程钜夫、袁桷、元明善等。[893]

至治元年（1321）三月，英宗“敕纂修《仁宗实录》《后妃功臣传》”[894]。至治三年二月，“翰林国史院进《仁宗实录》”[895]。事先右丞相、监修国史拜住曾“诣翰林国史院听读”，并提出修改意见。[896] 参与纂修《仁宗实录》的有元明善、袁桷等。“《仁宗皇帝实录》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诏录》一十三卷，总计九十卷。”[897] 泰定元年（1324）十二月，“命翰林国史院修纂英宗、显宗《实录》”[898]。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是裕宗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之子，英宗硕德八剌在政变中被杀，镇守北边的也孙铁木儿被群臣拥立为帝，随即尊甘麻剌为显宗，同时修英宗、显宗《实录》。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死，随即爆发两都之战。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取得对泰定帝之子的胜利，并阴谋杀害兄长和世，自立为帝，是为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翰林国史院臣言：‘纂修《英宗实录》，请具倒剌沙款伏付史馆。’从之”[899]。倒剌沙是泰定帝的亲信大臣，曾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与图帖睦尔对抗。显然，随着文宗图帖睦尔的胜利，《英宗实录》的有些内容需要改写，可以想见关键是泰定帝嗣位的合法性问题。至顺元年（1330）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900]。编成《英宗皇帝实录》40卷，《事目》8卷，《制诰录》2卷，总计50卷。[901] 参与纂修的有谢端、黄清老、马祖常、廉惠山海牙、苏天爵等。《显宗实录》则不见提及。显然，随着泰定帝被否定，《显宗实录》也就被搁置了。

元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四月，“诏翰林国史院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902]。《累朝实录》包括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各朝《实录》。明宗和世，是顺帝妥懽贴睦尔的父亲，由北边返回大都的途中被害。宁宗懿璘质班，是妥懽贴睦尔的弟弟，文宗死后，他年方七岁，被立为帝，即位才一月便病死。此后妥懽贴睦尔嗣位。参与四朝《实录》修撰的有同修国史王结，“元统元年……召拜翰林直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敕史官修泰定、天历两朝实录，公与张公起岩、欧阳公玄共领其事”[903]。张起岩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秩从二品）“修三朝实录”。欧阳玄“元统二年拜翰林直学士、中宪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敕编修四朝实录”[904]。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是此次纂修工作的主持者。其他参与者有谢端，“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905]；成遵，“元统改元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明年，预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实录”[906]。宋褧，“元统初，迁翰林修撰，与修《天历实录》”[907]。黄清老，“又迁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奉旨分纂《明庙实录》，皆藏史馆”[908]。苏天爵，“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明年，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909]。周伯琦，“明年，重纪至元……其冬以翰林学士张文穆公起岩、欧阳文公元荐，迁征事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预修泰定帝、宁宗实录，后妃功臣列传。六年，上进”[910]。据此，则四朝《实录》的纂修到后至元六年（1340）已经完成，并上献顺帝。从上述人员的状况可以看出，纂修《实录》的工作，完全是由翰林国史院负责的，以前历次修撰，亦应如此。

根据以上所述，元朝先后修成诸帝《实录》，共16种，即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裕宗、顺宗、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明朝初年，攻破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与上述数字不符。应是生前未称帝的睿宗、裕宗、顺宗未算在内。[911]

仁宗皇庆元年（1312）下诏修《武宗实录》的同时，提出要修累朝皇后、功臣列传。这是国史修撰的又一重要举措。江西名士揭傒斯在“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李公（中书平章政事李孟）以政府兼史馆，观公所撰《功臣列传》，抚卷叹曰：‘此方谓之史笔，他人真謄吏牍耳。’”[912] 可知当时已曾开展工作。英宗在下令修《仁宗实录》时，又提到要修《后妃功臣传》。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顺帝元统元年（1333）苏天爵为监察御史，上《修功臣列传疏》，其中说：“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他建议要抓紧收集资料，同时提出修《功臣列传》的一些应注意问题。[913] 可见，当时《功臣列传》仍是空白。[914] 后至元元年（1264）下诏修累朝《实录》时提到要修《后妃功臣列传》，但当时似未进行。至正八年（1348）正月，“诏翰林国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传，学士承旨张起岩、学士杨宗瑞、侍讲学士黄溍为总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吕思诚领其事”[915]。除黄溍外，其余四人都是修辽、宋、金三史的总裁。[916] 参加纂修的有周伯琦、危素、贡师泰等人。“会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先生（黄溍）为条陈义例，多所建明，士类服其精。”[917]“其复应奉翰林也，会修后妃功臣传，事多亡逸无据。公（危素）买汤饼馈宦寺戚里，历历叩之，复参覆得实，乃始笔之，卒为全史。”[918] 至正八年，“以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召”周伯琦。“明年五月，进所修国史，擢崇文少监。阶亚中大夫，同检校书籍事兼经筵官，赐三品服。”[919] 这里所说的“国史”，无疑就是《后妃功臣传》。可知至正九年五月此书已完成。

除了《实录》《后妃功臣传》外，元代后期国史修纂还有一个重要工作，那便是《经世大典》的修纂。文宗天历二年（1329）九月，“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920]。至顺元年（1330）二月，“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记典章为汉语，纂修则赵世延、虞集等，而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921]。原来这一工作由翰林国史院和新成立的奎章阁学士院共同负责，这时则“以国史自有著述，命阁学士专率其属而为之”[922]。也就是完全由奎章阁负责。修纂工作自这一年四月十六日开始，到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结束。至顺三年三月上进。全书共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923] 篇幅是巨大的。

《经世大典》以赵世延、虞集为总裁。赵世延是汪古部人，[924] 时任中书平章政事，长期养病，纂修工作实际由虞集负责。“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925] 可考者有奎章阁授经郎揭傒斯、奎章阁承制学士李泂、艺文少监欧阳玄等人。[926] 全书以太师、右丞相燕铁木儿监修。燕铁木儿出身钦察将领世家，钦察原为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其中一部被蒙古征服后迁来中原。燕铁木儿积极支持图帖睦尔夺得帝位，深得宠信，权倾一时。此人对中原传统文化似没有什么认识，以他监修，只是表示重视，实际上完全是挂名。不像后来的权臣脱脱，充当三史都总裁，确实是有所贡献的。

《经世大典》共分十篇。分“君事”四篇，“臣事”六篇。“君事”四篇是“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及附录。“臣事”六篇是“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君事”记录的是诸帝的称号、谥号、训诫、圣旨、诏书、宗室世系、后妃公主等。“臣事”内容比“君事”庞大。“治典”记录各种职官制度；“赋典”记录都邑、赋税制度、俸禄制度、蠲免赈贷等；“礼典”记录朝廷各种礼仪、学校、贡举、使节、朝贡、祀典、宗教管理等；“政典”记录征伐、招捕、军制等；“宪典”记录各种法律制度；“工典”记录宫苑和各种公共工程的造作、官府手工业的组织和生产等。可以看出，《经世大典》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众多方面。[927]

为了编纂《经世大典》，元朝统治者“编敕官寺，发掌故之旧章”[928]。也就是说，对旧有的各种档案文书进行清理，以此为基础编成大典。《经世大典》的“君事”“臣事”各典下分目，有的目下再分子目，每目或子目下一般按时间先后辑录有关资料，各目字数不等。可以看出，利用各政府机构档案文书编纂而成的《经世大典》，是一部当代历史资料的汇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大典》中有当代人物传记。《经世大典》“治典”篇的“总叙”中说：“其目则有官制沿革，以见其名位、品秩、禄食之差。有补吏之法，以见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则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迹以可述者也。”而在“臣事”目的序文中亦云：“圣上诏修此书，实以显谟承烈为重，然求事迹于吏牍，则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简者又不足以见其始末。于是神圣思虑之精微，诰训之详委，攻取之机略，法令之制作，几不得其什一焉。以为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远将使旨，内议典则，外授征讨，或各有所授而传焉，因得以考其续余之所在，故从而求之。期月之间，其以书来告者，既取其大系诸圣典，而其事有不可弃遗者，著‘臣事’之篇。”[929] 据此二序可知，纂修《经世大典》时，除了动用各衙门的档案文书，还曾向“宗藩大臣”“文武百僚”征求史料。征求所得，除了供“君事”诸篇之用外，还将“其人其迹之可述者”收入了“治典”的“臣事”篇。也就是说，《经世大典》除了典章制度的记载外，还有人物传记部分。[930]

以上所说的列朝《实录》《后妃功臣传》和《经世大典》，都是用汉文编纂的当代史，前二者即所谓“国史”。元朝还有用蒙文修纂的本朝史，称为“脱卜赤颜”，也就是历史的意思。元仁宗时，曾命中书参知政事察罕“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931]。文宗至顺二年（1331）四月，“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932]。至顺三年五月，“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933]。由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脱卜赤颜》记载太祖以来事迹，一直到文宗时仍在修撰。此书显然与《实录》有别，特别是其中关于宫廷活动的记载，其内容被视为国家机密，不许“外人”（应指汉人）了解。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脱卜赤颜》的情况，很不清楚。[934]

明朝兴起，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攻克大都。原来翰林国史院保存的十三朝《实录》以及其他机构保存的《经世大典》等历史资料，都成了明军的战利品，运回南京。《后妃功臣传》似已散佚。[935] 朱元璋很快下令修《元史》，主要便依靠元朝的国史。《元史》的本纪，主要依据历朝《实录》，诸志主要依据《经世大典》。人物列传的一部分，也应来自《经世大典》。元朝修纂的国史，这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官修的史书外，还有私人修史，其中成就最大者是苏天爵。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青年时代在国子学读书，因成绩优异释褐出仕，历任蓟州判官、翰林国史院典籍官、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职。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病死军中。苏天爵在国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936] 入仕后仍然“嗜学不厌”[937]。“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938] 他特别钟情于史学，曾受命参与《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的修纂。早在就读国学时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939]。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与《国朝文类》二书。

《国朝名臣事略》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47人，除刘因外，都是元代前期（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以一儒士而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全书仿照南宋朱熹《名臣言行录》、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采用的文献达130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因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弥足珍贵。后来明人修《元史》，从体例到取材都受此书的很大影响。例如此书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分列，蒙古、色目在前4卷，后面都是汉人。《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色目，以后才是汉人、南人，两者有明显的因袭关系。[940]《国朝文类》则按文体编录，“乃搜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941] 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目的是为编纂当代史积累资料。事实上，许多重要的文献（如《经世大典序录》《耶律楚材神道碑》）都有赖此书得以保存。这两种书在刊行后即获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942] 在后代，两书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书籍。

吐蕃地区在元代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后期，吐蕃地区产生了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红史》。此书作者蔡巴·贡噶多杰（tshalpa-kun-dgav-rdo-rje，1309—1364）出身贵族，年轻时即以通晓经典而知名。其父任蔡巴万户长。至治三年（1323）贡噶多杰继任蔡巴万户，时年15岁。次年，到大都朝见泰定帝，得到多种赏赐，以及受封为蔡巴万户的诏书。他任万户长达28年，在任期间曾修缮多处寺院、校对和用金银汁书写佛教经典，对藏传佛教颇多贡献。至正十二年（1352）因与其他万户斗争中失败，被迫将万户职位让给其弟，自己出家为僧。贡噶多杰的著作甚多，以《红史》最有名。《红史》成书于至正二十三年，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共3章，记述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第二部分共4章，记述汉地历代皇帝事迹。第三部分仅1章，记述蒙古王统。第四部分共18章，记述吐蕃王统以及藏传佛教各宗派（萨迦、噶当、噶举、帕竹、止贡、蔡巴）的源流和历史。作者写作时除了引证藏文史籍外，还参考了汉文史籍，如《新唐书吐蕃传》等，有关蒙古世系的叙述还参考了元朝宫廷中的《脱必赤颜》。《红史》中关于元代吐蕃地区政治、宗教教派状况的记载，具有很高的价值。书中还有南宋少帝在萨迦出家为僧后于英宗时被处死的记载，可以解决元代历史上一大疑案。[943]

图3-6-1 《国朝名臣事略》书影

《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编纂体例（如以佛教源流和传播来叙述吐蕃地区历史、专章记述蒙古历史等）对于后来藏族史学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国史学园地更加丰富多彩。长期以来，此书有多种手抄本流传，有些内容被收入后代的藏族历史著作如《青史》《贤者喜宴》之内。20世纪60年代，国外先后出版了此书的藏文本、日译本和英译本。1981年，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的藏文校注本在民族出版社出版，远胜以往诸本。后经陈庆英、周润年译成汉文，198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节 地图学的成就 行纪与方志

元代后期，地图学取得突出的成就，行纪写作和方志编纂亦有很好的成绩。地图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朱思本。

朱思本，字本初，号贞一，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他是“儒家子”，年轻时入江西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派祖庭所在，正一派领袖张宗演在南宋灭亡后便归附元朝，得到统治者的尊奉。正一派道士张留孙、吴全节先后受征召，被封为玄教大宗师，受到皇帝的信用。朱思本在大德三年（1299）也来到大都，协助张留孙、吴全节处理道教事务，并曾多次受朝廷派遣，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至治二年（1322）回到江西。后来又曾再上大都，数年后返回，大约于顺帝初年去世。[944]

朱思本长于“职方之纪”，即地理学。[945] 年青时有心以司马迁为榜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广泛搜罗阅读各种地理书籍，从郦道元的《水经注》、杜佑的《通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元丰九域志》，直到元朝的《大一统志》。前面说过，元朝的《大一统志》是在成宗大德年间修订的，藏于秘书监，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朱思本是道教中的上层人物，地位特殊，有机会阅读这部重要著作。他经常奉命祭祀名山大川，因而能够游历全国许多地方，据他自述，他曾“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浏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辙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也就是说，曾遍历华东、华北、中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以实地调查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946] 他还从其他方面多渠道搜集资料。一种办法是搜求其他民族文字的资料。“遇车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947]“车轩”指使臣乘坐的车辆，这里用来指来自边疆和域外的使节，朱思本都要通过翻译向他们求教。他曾“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从中找到有关黄河河源的资料，便可看出他寻求其他文字资料的兴趣。另一种办法是委托朝廷派往各处的使者代为搜集有关的资料。“中朝人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众言，随地为图。”[948] 这样一些举动，充分反映了他对“职方之纪”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也说明，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为资料的搜集提供了许多便利，从而有可能取得远胜过前人的成就。

在上述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之上，从至大四年（1311）起到延祐七年（1320）止，经过10年的努力，朱思本绘制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并有若干文字说明。[949] 此图曾刊石于龙虎山上清宫之三华院。[950] 在《舆地图自序》中说：“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城，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951] 涨海是南海的别称。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缺乏可靠资料的“诸番异城”，他在绘图时都采取宁缺毋滥的态度。因此，《舆地图》所表现的，应是元代中期元朝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腹里（今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河南的一部分）和10个行省（岭北、辽阳、陕西、甘肃、河南、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的地理形势。此图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精确度较高，用朱思本自己的话来说：“其间山河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上，是杰出的成就。

这一凝聚着朱思本毕生心血的图本在清初即已散佚，刊石亦不知下落，令人遗憾。所幸的是，明代中期，罗洪先以朱图为基础，增订而成《广舆图》。他在该图集的自序中说：

当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

罗洪先对朱思本应用“计里画方”之法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图的准确。他将朱图改造成一幅《舆地总图》和若干幅行省分图，另外增加了一些专题地图。这些图都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如总图每方五百里，各省分图每方百里等。朱图已失传，但从罗洪先的《广舆图》仍可看到朱图的面貌。《广舆图》曾多次翻刻。明末及国外早期出版的中国地图，多以它为蓝本。朱思本地图虽然散佚，但通过罗氏地图的介绍，它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中的影响是深远的。

元文宗时，朝廷下令编纂政书《经世大典》，这是一部规模很大的著作，但大部分已散佚。现在传世有一幅《经世大典·地理图》，原载于《永乐大典》，清代中期，著名学者魏源作《海国图志》，介绍海外国家情况，将此图收入。[952] 这幅《地理图》所表现的是元代察合台、伊利、钦察三大汗国的地理分布，涉及地域很大，包括中亚、西南亚、东北非和今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在此以前，中国古代地图表现的地域，历来以中原和江南为主，涉及域外的很少。这幅《地理图》以域外为主（有少数地名今属我国新疆），而且地域很广，这在中国地图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图3-6-2 《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

蒙古国向外扩展，先后建立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很快消亡，其他三汗国长期存在，独立发展，但与元朝仍有联系。至元、大德年间修《大元一统志》，其中也有这些汗国的资料，并有相关的地图。《经世大典》中的这一幅《地理图》，显然源自《大元一统志》，但又根据后来的资料作过一些调整。图中将三汗国分别题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不赛因所封地”“月祖伯所封地”，笃来帖木儿、不赛因和月祖伯，分别是14世纪30年代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汗。上述题名方式一则表明此图定稿的年代（即《经世大典》成书的年代），二则说明三汗国至少在表面上还与元朝保持着宗属的关系。这幅地图原应载在《经世大典》中的《赋典》“都邑”门。[953]“都邑”门的序中提到：“至元间尝命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修《大一统志》，书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异，城邑建置之不常，归附之期，设官之所，皆必有征，所以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也。”[954] 由此可见《经世大典》纂修时确曾利用了《大元一统志》。明初修《元史》，诸志主要依据《经世大典》，这是公认的事实。其中《地理志》的“西北地附录”，亦应出于《经世大典》中《赋典》“都邑”门，故所载地名与《地理图》大体相同。《经世大典·地理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记载的地名，对于这一时期三个汗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海国图志》所载《地理图》共有地名八十余处，据魏源自己说，他做过一些修改，“去其三横画，而加葱岭斜亘之画，绕络其间。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阗、沙州四名于其东南，以醒阅者之目”[955]。“三横画”在图上原有位置已不可考。“加葱岭斜亘之画”，即图中横贯南北的虚线，虚线中段两侧分别有“葱岭东”“葱岭西”字样，亦应是魏源所加。“天竺”即印度。“土伯特”即西藏，这是清代的译名，元代没有这样译法。“于阗”即今和田，《地理图》上原有“忽炭”，就是元代和田的一种译名，再加上“于阗”，是没有必要的重复。“沙州”即今甘肃敦煌。增加上述表示葱岭的虚线和四个地名，实无必要。但总的来说，魏源没有做过多的改动，大体上还保持原貌。《地理图》的方位与以往舆地图不同。中国古代的地图，一般是上北下南，亦有上南下北，但此图将四正方隅置于四角，图的西南角是东，西北角是南，东北角是西，东南角是北。这种方位的安排是很少见的。

此外，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有“计里画方”之法，已见上述。地名或在格内，或跨格，每图都要说明每方格折地里数。《地理图》全图由相同的方格组成，地名均置于方格之中，但并无每方格折地里数的说明。这也是与一般古代地图不同的地方。《地理图》绘制方法的这些特色，有人认为受伊斯兰地理学的影响，但目前尚无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朱思本的《舆地图》是以个人之力完成的地图，《经世大典·地理图》则是官方绘制的地图。元朝民间还有其他地图，如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僧清浚的《混一疆里图》（又称《广舆疆里图》）。李泽民生平不可考，吴门（应指今江苏苏州）人。《声教广被图》已失传。据15世纪前期朝鲜学者权近说：“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率皆疏略，唯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可知此图应包括“中邦”和“四海”，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地图。僧清浚是台（今浙江台州）人，他的《混一疆里图》作于至正庚子（至正二十年，1360），据权近说，则“备载”“历代帝王国都沿革”[956]。明代有人见过此图，“其方周尺仅二尺许，东自黑龙江西海祠，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歹滩通西，皆界为方格，大约南北九十余格，东西差少”[957]。可知其所表现的，应是元朝实际控制疆域的面貌，而采用的应是“计里画方”之法。此图表现的范围和使用的方法都与朱思本地图相近，两者应有联系，可惜的是亦已失传。这两幅地图都传入邻邦朝鲜。据权近说，明建文四年，即朝鲜李朝太宗二年（1402），朝鲜左政丞金士衡、右政丞李茂命检详李荟将两者“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域，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也”。文中所说“本国”，指的是当时的朝鲜。这幅地图名为《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可以说是一幅世界地图，它以中国为中心，东有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有东、西洋海外诸国，西有阿拉伯半岛、非洲大陆和欧洲。其中，东、西洋诸国和阿拉伯半岛、非洲、欧洲部分错误很多，但方位和大体轮廓还是看得出来的。从权近所说可知，这幅地图的中国部分兼用李泽民和僧清浚两图的资料，而其中有关东、西洋海外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非洲、欧洲部分的知识，无疑源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众所周知，一直到元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东、西洋诸国和阿拉伯半岛有一定的认识，而对非洲和欧洲是很不了解的。在此以前中国的地图中没有反映过这些地区的情况。李泽民地图中之所以能够绘画这些地区的情况，无疑得益于伊斯兰地理学。前已述及，元朝修《大元一统志》时，曾收集到“回回图子”。而主持《大元一统志》纂修的札马剌丁早在至元四年（1267）曾制“西域仪象”七件以进，其中之一是“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毬，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958]。“苦来亦阿儿子”是波斯语Kura-i-arz的音译，“苦来”意为“球、苍穹”，“亦”表示属格意义，“阿儿子”意为“陆地、土地、国家”，即地球仪。[959]“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进入中国，必然带来回回人的地理观念。也就是说，回回学者对于当时世界的概念，在元代已经传入中国，李泽民在《声教广被图》中汲取了伊斯兰地理学的世界概念，后来朝鲜学者则利用李泽民的成果，绘制出一幅包含非洲、欧洲的世界地图。

图3-6-3 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

朝鲜的《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现在保存在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和九州的本光寺，都藏有此图的摹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大明混一图》，据考证，其绘制时间应在洪武二年（1369）六月至洪武二十四年之间。此图与上述朝鲜地图轮廓大体相近，但具体内容有一定差别。比较突出的是，此图印度部分明显而朝鲜图则反之。可以认为，图内中国部分应根据朱思本《舆地图》绘成，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部分应依据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绘成，而印度等地则可能依据札马剌丁地球仪绘成，此外还可能利用了其他地图。[960]

综上所述，《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都是在元代地图基础上绘制而成的。两图都有非洲、欧洲部分，都应根据李泽民的地图，李图则源自伊斯兰地理学。随着全国的统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元代我国地理学者的视野比起前代来有明显的扩大，对于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大事。

行纪的写作亦有新的收获。海外行纪有《岛夷志略》，国内行纪有《河朔访古记》，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字焕章，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他“尝两附舶东西洋”，显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961] 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泉州修地方志，主事者“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清源”是泉州的别称。泉州是元代的重要海外贸易港，设有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因而修志时就设计了这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冬天，汪大渊来到泉州，因为熟知海外情况，便受托就此撰写专门著作，附在新编方志《清源续志》的后面。这就是《岛夷志略》一书的由来。次年，汪大渊回江西，又将此书在当地刊行。明、清两代，此书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从19世纪下半叶起，此书逐渐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研究者不乏其人。目前通行的是苏继庼先生的校释本，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

《岛夷志略》共100条。除第1条“彭湖”（今我国台湾澎湖岛）、第2条“琉球”（今我国台湾）是我国领土外，自第3条至第99条所记均为东、西洋的国家或地区，全书共记录域外地名220个左右，涉及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西南亚和东北非广大范围。在此书的后序中汪大渊强调所记“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可知其中所记都应是汪氏亲身经历的，弥足珍贵。但第100条“异闻类聚”所记海外异事出自类书《事林广记》，《广记》则辑自前代各书，与前面记载有所不同。前99条所记主要是这些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居民风俗、宗教信仰、物产与贸易需求。记载翔实可信，简明扼要，是该书的最大特色。明代前期郑和下西洋，是我国航海史上一大盛事。随行人员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一书，其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昔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实践，证明了《岛夷志略》记载的可靠。此书不仅使人们增加了对海外世界的了解，而且具有航海指南的作用。清代编《四库全书》，也对此书作了很高评价：“然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故所记罗卫、罗斛、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又于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即载于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详，录之亦足资考证也。”[962] 和《真腊风土记》一样，《岛夷志略》对于研究元代的中外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研究13—14世纪海外广大地区的历史，亦是极其可贵的资料，这两种海外行记在中国古代同类著作中是很突出的。

迺贤是元代后期著名诗人，其生平前面已有介绍。顺帝至正五年（1345）迺贤由庆元出发，北上大都，他的旅程是：“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洛阳。由洛阳过龙门还许昌，而至于大梁。历郑、卫、赵、魏、中山之郊，而北达于幽燕。”也就是说，他经历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地。[963] 所到之处，“吊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或得于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于书。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以诗歌者继之。总而名曰：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964]。“河朔”主要指今河南、河北之地。此书以“访古”为主旨，记述作者在旅途的见闻，并附有作者有感而作的诗歌。可惜的是，原书已佚，现仅存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本子，“残缺之余，十存一二”。仅从残存的部分来看，“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皆可以为考证之助……讲舆地之学者犹可多所取资焉”。[965] 例如其中关于河南登封测影台和真定玉华宫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登封测影台古已有之，元初在大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下重建，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一大重要事件。但元代史籍记载简略，《河朔访古记》中则具体谈到了它的位置和形制。真定玉华宫是忽必烈之父拖雷的影堂所在，影堂是供奉皇帝“御容”的地方，又称神御殿，迺贤对玉华宫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有助于对影堂的认识，这是同时代其他文献中没有的。迺贤对金石碑刻特别重视，凡有所见，或记录碑名、作者、保存情况，专抄录文字，其中有些今日已不可得见，特别珍贵。例如阎复的《大白马寺赐田功德碑》，详细叙述洛阳这座佛教名刹的兴废及元初重建的经过，对于研究白马寺和元代佛教的活动，都是很有意义的。前面说过，此书有文有诗，但现存辑本只有记事之文，而《金台集》中有不少怀古之作，如《三峰山歌》《汝水》等，应该就是原来收在《访古记》中的诗篇。《三峰山歌》记蒙金河南三峰山之役，这是一场决定金朝命运的战争。《汝水》则记蔡州被蒙宋联军攻陷时金朝部分臣子殉国的壮烈行动。总之，《河朔访古记》是一部诗人、学者写作的游记，既有风土人情的描写，又有文物古迹的记录，书中的诗篇，更增添了这部作品的情趣。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行记。

这一阶段地方志的编纂相当兴盛，流传至今的有《齐乘》《至顺镇江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至正金陵新志》《至正昆山郡志》《长安志图》等。《延祐四明志》作者袁桷，是元代有名的学者，此书“条例简明，最有体要……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966]。《至顺镇江志》作者俞希鲁是镇江颇有声望的儒士，以茂才起家，历任路学教授、县丞、县尹、路同知等职。清代名学者阮元认为，此书“重于考献”，“多详兴废”，可以和袁桷的《延祐四明志》相提并论。[967] 书中“田土”“赋税”“户口”等门，记载详细，对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有很重要的价值，有关也里可温的资料，历来为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所珍视。《长安志图》作者李好文，元朝至治元年（1321）进士，官至行省平章政事。此书是李好文在顺帝至正二年（1342）在陕西任监察御史时，以前人的长安城图为基础，根据实地调查，加以补充、增订而成。全书3卷，为图二十有二，现存19幅。可分为行政区划、名胜古迹、城市、禁苑、宫殿、陵园、灌溉渠道几大类，每图均有图说。就地图绘制技术而言，此书在“现存宋、元地图中处于中上水平”[968]。其中“泾渠总图”表现了元代后期泾水和石川河之间的河渠状况，在古代灌溉系统地图中，它以时间早、内容丰富而受到重视。清人修《四库全书》，特别指出：“其中‘渠泾图说’，详备明析，尤有裨于民事，非但考古迹，资博闻也。”[969] 也就是说，这幅图不仅在学术上有价值，还有益于实用。其他几种方志也都是精心打造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

[1]元朝所立皇储，无论具体身份如何，一律称为皇太子，而无皇太弟、皇太孙等称。这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不谙汉语，错误地将“皇太子”一词当作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

[2]《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赞语。

[3]明宗死因虽未公开，时人已知是文宗及其亲信谋害。萨都剌《雁门集》卷2《记事》咏其事谓“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顺帝于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丙申，“诏撤文宗（太庙）庙主”，直斥其谋杀明宗，见《元史》卷40《顺帝纪三》。高丽人李穑《牧隐稿》文稿卷17《海平君谥忠简尹公墓志铭》则直接记载燕铁木儿进毒酒毒死明宗。参阅陈得芝为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所作《序》，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4]《元史》卷175《张珪传》。

[5]《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6]《元史》卷38《顺帝纪一》。

[7]《元史》卷138《伯颜传》。

[8]《哀太师》，《纯白斋类稿》卷6。

[9]《元史》卷22《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八月甲午。

[10]《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4。

[11]《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引郑介夫奏议。

[12]《送陈子嘉序》，《危太朴集》卷6。

[13]《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4]《至正直记》卷3《世祖一统》。

[15]《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卷138《燕铁木儿传》。

[16]《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吴文正公集》卷14。

[17]《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18]《南村辍耕录》卷19《阑驾上书》。

[19]《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泰定二年六月丁酉。

[20]《元史》卷39《顺帝纪二》（后）至元三年五月戊申。

[21]《南村辍耕录》卷28《花山贼》。

[22]《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23]《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24]《书合鲁易之作颖川老翁歌后》，《青阳集》卷8。

[25]《元史》卷187《贾鲁传》。

[26]《元史》卷186《成遵传》。

[27]《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

[28]《南村辍耕录》卷27《旗联》。

[29]《明史》卷136《朱升传》。

[30]《明太祖实录》卷21吴元年十月丙寅。

[31]参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第216—226页的有关分析，中华书局1980年版。

[32]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均载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

[33]《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

[34]劳延煊语。参见氏著《元初南方知识分子——诗中所反映出的片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卷上（1979）。并参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5]《后正统论》，《逊志斋集》卷2。

[36]元末起义的主要组织方式是利用民间宗教，号召社会下层反抗社会上层的统治。刘福通等首事者提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和“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夹杂了地域观念和政权观念，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不够突出。到朱元璋正式宣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时，元朝灭亡的大局早已决定了。

[37]陈建华：《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陈建华在文中总结说：元末东南地区“新的富豪阶层大都喜爱结交文士，推奖艺文。他们往往慷慨资助文学家、艺术家”。由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达，“文士们在满足富豪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得到自己的衣食之源……当时一般市民的文化需求，亦有利于文士获得其生存的独立性”。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季风雅相尚”条。

[38]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

[39]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

[40]《平吴录》。这句话是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榜谕中指斥元末红巾军的语句。

[41]《题王彦方小传后》，《经济文集》卷4。

[42]《廿二史札记》卷30“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条。

[43]《归来乎》，《惟实集》卷6。

[44]《寄士彦佥宪十绝》《野史口号碑四十四首》，《惟实集》卷7。

[45]《刘鹗墓志铭》，《惟实集》附录。

[46]关于郑玉的生卒年，参见韩志远《元代著名学者郑玉考》，《文史》第45辑。

[47]《上汉儿执政书》，《师山集》卷1。

[48]《上丞相书》，《师山集》遗文卷3。

[49]《师山先生郑公行状》，《环谷集》卷8；《与族孙忠》，《师山集》遗文卷3。

[50]《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辛巳；《送王公入吴序》，《东维子文集》卷8。

[51]《送董郎中·序》，《九灵山房集》卷13。

[52]《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刘左司仁本》。

[53]《陈子上先生墓志铭》，《不系舟渔集》附录；《陈子上存稿·序》，《苏平仲集》卷5。

[54]《送许经历·序》，《陶学士集》卷14。

[55]《国初事迹》。

[56]《明史》卷136《朱升传》。

[57]《明史》卷128《章溢传》。

[58]《明史》卷128《宋濂传》，同卷卷末《传赞》。

[59]钱穆语，见《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

[60]参见杨讷《刘基事迹七考——兼析〈诚意伯刘公行状〉的撰写时间与作者》，载萧启庆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

[61]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

[62]参见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

[63]参见前文第二篇第一章第三节《忽必烈的文化政策》。

[64]欧阳玄：《对策二》，《圭斋集》卷12；袁桷：《进仁宗皇帝实录表》，《清容居士集》卷38。

[65]《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参见《上储君书》，《榘庵集》卷4。

[66]按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未在“经筵”二字下断开，而是断在“及择师傅”之后，今据文义改之。又这条记载中的右丞相也先帖木儿，应为左丞相倒剌沙之误。参见《元史本证》卷5。

[67]《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68]《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69]《王可毅尚书历任记》，《蒲室集》卷10。

[70]《元史》卷88《百官志四》；《奎章阁记》，《道园学古录》卷22。

[71]《山居新语》。

[72]《庚申外史》卷下。

[73]《题松厅章疏后》，《滋溪文稿》卷28。根据某些史料，似乎顺帝直到至正元年才正式开设经筵。黄溍《金华集》卷26《揭傒斯神道碑》：“至正元年，肇开经筵。”宋濂《御赐资治通鉴后题》（《宋文宪公全集》卷45）：“元顺帝即位之九年……乃开宣文阁，设经筵，诏翰林儒臣分番进讲。”这大概是把设宣文阁一事当作了顺帝始开经筵的标志，并不确切。

[74]《李黼传》，《永乐大典》卷6697。

[75]《奎章阁感兴二首》之一，《雁门集》卷11。《雁门集》编者萨龙光系此诗于后至元六年。

[76]《元史》卷42《顺帝纪五》。

[77]《元史》卷183《李好文传》。又许有壬写过《端本堂讲议》一篇，是为太子讲《尚书》的讲稿。见《圭塘小稿》别集卷上。

[78]《贺邓祭酒书》，《定宇集》卷10。

[79]《奎章阁记》，《道园学古录》卷22。

[80]见《元诗选》三集戊集《丹丘生稿》。

[81]参见《章疏·经筵进讲赐坐》，《滋溪文稿》卷26；《宋公行状》，《燕石集》卷15。

[82]明清之际人孙承泽云：“元人经筵仪节悉备，如以勋旧大臣知其事，及定期二八月，后累朝皆仍其制。”据此则元经筵寒暑亦辍讲。但我们在元朝史籍中找不到证明，故孙承泽之说未必可靠。《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

[83]《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

[84]可举一例。文宗对奎章阁选官十分重视，“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揭傒斯《送张都事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但以皇后媵臣张住童等充集贤侍讲学士。见《元史》卷33《文宗纪二》天历二年正月条，《满洲金石志》卷4《张氏先茔之碑》。

[85]《建言五事》，《国朝文类》卷15。

[86]《书赵学士简经筵奏议后》，《道园学古录》卷11。

[87]《敕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44；黄溍：《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金华集》卷8；《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88]参见《经筵录后序》，《王忠文公集》卷6；《危素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89]参见《揭傒斯神道碑》，《金华集》卷26；《黄溍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41。

[90]《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11。

[91]《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载：明朝经筵讲官二人，一讲“四书”，一讲经，“四书”列于经前。薛瑄《缉熙圣学疏》：“伏望皇上……所讲之书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兼讲《尚书》《春秋》。”清敕撰《词林典故》卷3《职掌》也记载清朝有明确规定，进讲“先（四）书次经”。

[92]《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80；参见《大定治绩序》，《国朝文类》卷32。

[93]据明人黄佐记载，明朝经筵讲史唯用朱熹《通鉴纲目》，后增《贞观政要》。见《翰林记》卷9《讲读合用书籍》。

[94]《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泰定二年七月；卷30《泰定帝纪二》泰定三年七月；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二月。

[95]《马祖常神道碑》，《至正集》卷46。

[96]《玉海》卷26《帝学》；《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97]《农田余话》卷下。

[98]参见《凯烈公神道碑》《张子长墓表》，《金华集》卷25、卷30；《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99]参见《萧修撰传》，《危太朴集》续集卷8。

[100]《虞集行状》，《东山存稿》卷6。

[101]参见［日］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之文学》终章初稿，《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5卷，日本东京昭和四十九年。

[102]参见［日］小林高四郎《元代社会文化变貌小考》，载氏著《蒙古史论考》，东京1983年。

[103]《书中书除目御书散官后》，《夷白斋稿》外集。

[104]《张文忠公云庄家集序》，《礼部集》卷15。

[105]《建言五事》，《国朝文类》卷15。

[106]《宋公行状》，《燕石集》卷15。

[107]《左君墓碣铭》，《滋溪文稿》卷21。

[108]《元史纪事本末》卷16《诸儒学问出处》张溥批语。

[109]［日］田山茂：《元朝中叶以后蒙古至上主义的消长》，《山下先生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1938年。并参［日］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东方学报》第1卷，1931年。

[110]《廿二史札记》卷30。《廿二史礼记校证》本，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1]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5册），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112]《王知州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9。

[113]《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14]《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15]《故宫书画录》卷4。

[116]《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此事发生在至大四年（1311）二月，即武宗去世的下一个月，仁宗正式即位在三月，此时仍称“皇太子”。他为什么采取这一举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117]《赵公行状》，《松雪斋集》附录。

[118]《赵公行状》，《松雪斋集》附录。

[119]同时“奉敕”为此帖作跋的还有著名书法家刘赓和首科右榜（蒙古、色目人）状元护都沓儿。见《故宫法书》第一辑，转引自《女藏家皇姐大长公主——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载《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

[120]《秘书监志》卷6、卷5《秘书库》。

[121]《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松雪斋集》外集。

[122]《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松雪斋集》外集。

[123]《元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7。

[124]《元史》卷181《元明善传》。

[125]《元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7。

[126]《贯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

[127]《元史》卷174《姚燧传》。

[128]《元史》卷159《商挺附商琦传》。

[129]《图绘宝鉴》卷5。

[130]《元诗选》三集卷5《题商寿岩画山水》。

[131]《商学士画山水歌》，《石田集》卷5。

[132]《王知州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9。

[133]《李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0。

[134]《题煜上人所藏息斋〈墨竹〉》，《道园学古录》卷28。

[135]《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136]《李遵道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9。

[137]《图绘宝鉴》卷5《元朝》。

[138]大明宫，唐朝宫名，又称东内。高宗以后，皇帝常居东内。

[139]《曾巽初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9。

[140]傅熹年：《元代的绘画艺术》，《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按，关于此图，陈鹏程《旧题〈大驾卤簿图书·中道〉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2期）有详细介绍，但以为是北宋作。参见余辉《元代宫廷绘画史及佳作考辨（续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

[141]任贤能墓志拓片，见《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

[142]邓文原：《奉题延祐御翰》，《元诗选二集·素履斋稿》。

[143]《元史》卷175《李孟传》。

[144]《书史会要》卷7《大元》。

[145]袁桷：《英庙御书开经偈赞》，《清容居士集》卷17。

[146]《恭题至治御书》，《至正集》卷73。

[147]《雪猎赋》，《存复斋集》卷3。

[148]“泰定间，陈楚舟使南番，番王遗以金珠，舟却之。使还，上廉其却赂状，御书‘雪蓬’二字赐之，以为舟号。敕建御书阁以旌之。”（《佩文斋书画谱》卷20《历代帝王书下》引《湖广通志》）。陈楚舟事迹，仅见于《万历湖广总志》（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册第1337页），是否可信，待进一步考订。

[149]《佩文斋书画谱》卷53引《应庵随录》。

[150]《南村辍耕录》卷26《文宗能画》。

[151]参见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页。

[152]《书史会要》卷7《大元》。

[153]《恭题御书“雪月”二字》《石田文集》卷8；《恭跋文宗皇帝御书“保宝”二字》，《安雅堂集》卷13；《御书赞》，《道园学古录》卷4，按，这二字是图帖睦尔在海南时写的；《恭跋御赐“永怀”二字》，《金华集》卷21，按，此二字摹本见鲍昌熙《金石屑》第4册。

[154]《题跋》《题朵来学士所藏御书后》，《道园学古录》卷10；《恭跋赐名哈剌拔都儿御书》，《金华集》卷21。

[155]《奎章阁记》《题御书〈奎章阁记〉石刻》，《金华集》卷21。《恭赞御书〈奎章阁记〉》，《石田文集》卷8。

[156]《宫词》，《草堂雅集》卷1。

[157]例如，见于《元诗选》卷首的诗二首，一首题为《自集庆入正大统偶吟》，实际上，文宗是由江陵“入正大统”的。

[158]《为智升题朴庵松石稿序》，《梧溪集》卷4。

[159]《李遵道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9。

[160]《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61]《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62]《元史》卷88《百官志四》，艺文监下设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

[163]《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64]《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65]关于奎章阁人选，可参见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

[166]《南村辍耕录》卷7《奎章政要》。

[167]虞集：《四题曹娥碑》，载宗典编《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3页。

[168]可参见傅申《元文宗与奎章阁——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二》，（台北）《故宫季刊》第13卷第2期。

[169]《庚申外史》卷上。

[170]明徐祯卿《翦胜野闻》载顺帝北逃后答朱元璋诗一首。此诗又见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首，题为《赠吴王》，文句有出入。诗中口气谦恭，不符合顺帝身份，疑是伪作。

[171]《书史会要》卷7《大元》。

[172]《恭跋御书“明良”二大字》《恭跋御书“庆寿”二大字》，《金华集》卷21。

[173]《御书“九霄”赞》，《圭斋集》卷15；《恭题胡震宦所藏》，《至正集》卷71。

[174]《御书赞》，《青阳集》卷8。

[175]《御书“和斋”赞》，《燕石集》卷15。

[176]《御书赞》，《仲公李先生集》卷12。

[177]《法书考》卷首揭傒斯序。关于盛熙明的情况，见陈高华《曲先学者盛熙明》，《元史研究论稿》，第444—446页。《法书考》一书，主要论述汉字书法，并对梵文、蒙古新字作了介绍。

[178]《跋傅西轩托克托太师所赠宣文阁本智永〈千字文〉临本卷》，《经济文集》卷4。

[179]《元史》卷187《周伯琦传》。“阁”指宣文阁，见下。

[180]《庚申外史》卷下。

[181]《元史》卷143《巎巎传》。

[182]《山庵图序》，《危太朴集》卷6。

[183]《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夷白斋稿》外集。

[184]《天马行》，《近光集》卷2。

[185]《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夷白斋稿》外集。

[186]《图绘宝鉴》卷5。

[187]《赵仲穆丹青界画记》，《羽庭集》卷6。

[188]《朱征士墓志铭》，《强斋集》卷4。

[189]《元史》卷40《顺帝纪三》。

[190]《元史》卷143《巎巎传》。

[191]《同日承诏鉴品题识阁中书画作》，《近光集》卷2。

[192]柯九思因遭人攻击，文宗死前已离开奎章阁。

[193]傅申：《宣文阁与端本堂》，《故宫季刊》第13卷第3期。

[194]《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195]《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196]《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徐世隆《墓志》。

[197]《元史》卷6《世祖纪三》。

[198]《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199]《元史》卷6《世祖纪三》。

[200]《国朝文类》卷14。

[201]《杨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8。

[202]《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203]《题咸淳四年进士题名》，《滋溪文稿》卷29。

[204]《元史》卷13《世祖纪十》。

[205]《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35。

[206]《历代名臣奏议》卷274《治道》。

[207]《学校》，《雪楼集》卷1。

[208]《考岁略》，《鲁斋遗书》卷13。

[209]《元史》卷148《董文忠传》。

[210]《科举议》，《西岩集》卷13。

[211]《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12]《元史》卷175《李孟传》。

[213]《元史》卷24《仁宗纪一》。

[214]《元史》卷81《选举志一》。

[215]《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

[216]《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217]《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218]《赵忠简公祠堂记》，《圭斋集》卷5。

[219]《元史》卷39《顺帝纪二》。

[220]《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221]《都省奏准科举条画》，《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卷首《圣朝科举进士程式》。

[222]《终场举人充教官》，《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卷首《圣朝科举进士程式》。

[223]《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32。

[224]《萧君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0。

[225]包希鲁：《守城记》，《（同治）南昌府志》卷18。

[226]《廿二史札记》卷30。

[227]《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叠山集》卷1。按，人分十等并非当时的实际情况，此文开头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可知是开玩笑的话，反映了儒生对社会地位降低的不满情绪。

[228]《送也速答儿赤·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

[229]《宋元戏曲史》卷9《元剧之时地》。

[230]《杨公神道碑》，《遗山集》卷23。

[231]《陈晦父诗·序》，《剡源集》卷9。

[232]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233]《送也速答儿赤·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4。

[234]《彭进士琦初墓志铭》，《桂隐文集》卷2。

[235]《送欣都、朱、卢、饶诸生会试京师诗序》，《水东日记》卷12。《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畏斋集》卷3。

[236]《题咸淳四年进士题名》，《滋溪文稿》卷29。

[237]《醴泉县庙学记》，《勤斋集》卷1。

[238]《〈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5。

[239]《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畏斋集》卷5。

[240]《送陶培之引》，《陶学士集》卷15。

[241]《忠宪王世家》，《益斋乱稿》卷9上。

[242]《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43]《典章新集·工部·造作·工役·帝师殿如文庙大》；《抚州路帝师殿碑》，《吴文正公集》卷26。又见《元史》卷27《英宗纪一》，延祐六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

[244]《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245]《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8。

[246]《元史》卷27《英宗纪一》。

[247]《元史》卷75《祭祀志》。

[248]《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249]《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50]《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51]《元史》卷202《释老传》。

[25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53]《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54]《元史》卷202《释老传》。

[255]《新安站有番僧挝杀站吏》，《益斋乱稿》卷2。

[256]《元史》卷202《释老传》。

[257]《元史》卷205《哈麻传》。

[258]《庚申外史》卷下。

[259]《兴福头陀院碑》，《清容居士集》卷25；《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2；《木岩禅师语录·序》，《王忠文公集》卷6。

[260]《元普应国师道行碑》（实为宋本撰），见《侨吴集》卷11。

[261]《佛祖统纪》卷48。

[262]《定海县真修寺迹记》，《羽庭集》卷3。

[263]《元史》卷202《释老传》。

[264]《径山元叟禅师塔铭》，《金华集》卷41。

[265]《龙翔集庆寺笑隐禅师塔铭》，《金华集》卷42。

[266]《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记》，《松雪斋集》外集。

[267]《元普应国师道行碑》，《侨吴集》卷11。

[268]《智觉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48。

[269]《元普应国师道行碑》，《侨吴集》卷11。

[270]《智觉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48。

[271]《元长塔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2。

[272]有关元代高丽僧人来华研究，可参见张言梦《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桂栖鹏《入元高丽僧人考略》，《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273]《高丽林州大普光禅寺重创碑》，《危太仆集》续集卷3。

[274]《明高丽太古寺圆证国师碑》，《海东金石苑》卷8。

[275]《普济尊者谥禅觉塔铭》，《牧隐稿》文稿卷14。

[276]《松月轩记》，《牧隐稿》文稿卷4。

[277]《跋福山诗卷》，《稼亭集》卷7。

[278]《高丽僧式上人游两浙会提学黄晋卿句曲外史茅山张伯雨好事绘为文会图》，《燕石集》卷7；《重赋一章》，《礼部集》卷8。黄溍《过伯雨会无外式公刘君衍卿》、张雨《和黄晋卿提举忆旧诗》均为当时与其唱和之作，《句曲外史集》卷中。

[279]《送无外式归高丽》，《元诗选》三集庚集；《送无外式上人还高丽》，《傅与砺诗集》卷7；《送高丽式上人东归二首》，《燕石集》卷5。

[280]《弘真国尊碑》，《海东金石苑》卷8。

[281]《高丽史》卷31、卷32《忠烈王世家》。

[282]《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卷122《方臣祜传》；《方公祠堂碑》，《益斋乱稿》卷7。

[283]前者见《大崇恩福元寺高丽第一代师圆公碑》，《稼亭集》卷6；《崇恩福元寺碑》，《牧庵集》卷8。后者见《高丽国天台佛恩寺重兴记》《赵贞肃公祠堂记》，《稼亭集》卷3。

[284]《大都南城兴福寺碣》，《益斋乱稿》卷7；《大都天台法王寺记》，《稼亭集》卷4。

[285]《长安寺重兴碑》，《稼亭集》卷6；《宝盖山地藏寺重修记》，《牧隐稿》文稿卷2。

[286]《忠宪王世家》，《益斋乱稿》卷9上。

[287]［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8]《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289]可参见《息庵禅师道行之碑》《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洛阳名碑集释》，朝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362页。

[290]《送海东铦上人十首》，《道园学古录》卷27。

[291]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79—186页。

[292]《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屠铭》，《牧隐稿》文稿卷10。

[293]《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朴集》卷10；《庚申外史》卷下。

[294]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南的拉杰吉尔，据《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下，“曷罗阇姞利呬城（唐言王舍）……以王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可参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西域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页。

[295]《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屠铭并序》，《牧隐稿》文稿卷14。

[296]《狮山修正续寺碑记》，《（康熙）武定府志》卷4上《艺文·记》，转引自祁庆富《指空游滇建正续寺考》，《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297]《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屠铭》，《牧隐稿》文稿卷10。

[298]《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10。

[299]《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屠铭》，《牧隐稿》文稿卷10。

[300]欧阳玄：《大元敕赐西天灌顶国师阿麻剌室利板的达建寺功德之碑》，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拓片。

[301]《重建清平山西天元兴寺碑》，《玩斋集》卷9。

[302]《玉笥集》卷8。

[303]杨德华：《元代来华印度和尚与印土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304]《佛祖历代通载》卷22。

[305]元代白莲教的研究，可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06]《佛祖统记》卷47。

[307]《佛祖统记》卷47、卷54。

[308]《庐山莲宗宝鉴叙》。

[309]《庐山复教集》卷下。

[310]《淀山白莲》，《庐山白莲正宗昙华集》卷上。

[311]《东坡善应庵记》，《圭峰集》卷下；《永乐大典》卷7242引《抚州罗山志》。

[312]《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泯稿》卷3。

[313]《名德题跋》，《庐山莲宗宝鉴》卷末。

[314]《元史》卷11《世祖纪八》、卷153《贾居贞传》、卷159《商挺传》；《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9；《漳州新军万户府副万户赵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5。

[315]《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二·阴阳学·禁断推背图等》；《通制条格》卷28《杂令·禁书》。

[316]《上白莲宗书》，《庐山复教集》卷上；《元史》卷137《察罕传》。

[317]《元史》卷22《武宗本纪》。

[318]《通制条格》卷29《僧道·俗人作道场》。

[319]《妙果寺记》，《清容居士集》卷20；《上白莲宗书》，《庐山复教集》卷上。

[320]《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白莲教》。

[321]《庐山复教集》卷下。

[322]《元史》卷28《英宗纪二》。

[323]《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卷39《顺帝纪二》。

[324]《元史》卷42《顺帝纪五》。

[325]《佛祖统记》卷46。

[326]《初学记》。

[327]《佛祖统记》卷46、卷54。

[328]《凤凰山禅宗大报国寺记》，《金华集》卷11。

[329]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330]陈高华：《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

[331]《至正直记》卷3《豪僧诱众》。

[332]《元史》卷21《成宗纪四》。

[333]《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按，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末如志所作后记，参与重刻《大藏经》的名单中有“白云宗僧判如镜”，则钱如镜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尚未做到白云宗总摄。

[334]《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

[335]《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336]《高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1。

[337]《历代名臣奏议》卷67。

[338]《元史》卷170《尚文传》。

[339]《高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11。

[340]《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341]《元史》卷22《武宗纪一》。

[342]《元史》卷23《武宗纪二》。

[343]《元史》卷24《仁宗纪一》。

[344]《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革僧道衙门免差发》；《元史》卷24《仁宗纪一》。

[345]《正行集》卷末所附。

[346]《至正直记》卷3《豪僧诱众》。

[347]《元史》卷25《仁宗本纪二》。

[348]《青阳县尹徐君墓志铭》，《金华集》卷34；《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状》，《金华集》卷23；《元史》卷26《仁宗纪三》。

[349]《元史》卷26《仁宗纪三》。

[350]《元史》卷27《英宗纪一》；沈仲纬《刑统赋疏》第3韵通例；《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6。

[351]《元史》卷186《曹鉴传》；《至正直记》卷3《豪僧诱众》。

[352]《元史》卷34《文宗纪三》。

[353]《明太祖实录》卷53。

[354]《丹阳真人归葬记》曾称其为“长春主席”，时为大德丙午（1306），《道家金石略》，第740页。

[355]此前，全真教一般以“诸路道教都提点”或“教门都提点”为教主候选人。

[356]《玄门掌教孙公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787—789页；《孙德彧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

[357]《河图仙坛碑》，《道园学古录》卷25；《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358]《中条孙氏先茔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0；《徐真人道行碑》，《雪楼集》卷18。

[359]《纯阳万寿宫札付》，《道家金石略》，第791页。

[360]《处州路少微山紫虚观记》，《道园学古录》卷46。

[361]《龙虎山志序》，《雪楼集》卷15。

[362]《元史》卷25《仁宗纪二》。

[363]《元史》卷27《英宗纪一》；《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汉天师世家》卷3，《龙虎山志》卷1。累朝封授制书见《封天师制》，《吴文正公集》卷44；《申命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制》，《揭傒斯全集》文集卷1。

[364]《汉天师世家》卷3，见《龙虎山志》卷1。

[365]《张正常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366]《茅山志》卷12《上清品篇》；卷33《金薤篇·特赐玉印剑还山省札》。

[367]《茅山志》卷首。

[368]《茅山志》卷4《诰副墨篇》。

[369]《三清阁石星门记》，《句容金石记》卷6；《茅山元符万宁宫碑》，《道家金石略》，第989页。

[370]《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句曲外史小传》，《句曲外史集》附录。

[371]《句曲外史集》卷首序；附录《句曲外史小传》。

[372]《黄元吉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

[373]《净明忠孝全书》卷1《丹扃道人事实》。按，刘将孙所作序不见今本《养吾斋集》。

[374]《金石萃编》卷10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375]《唐会要》卷49《大秦寺》。

[376]《唐大诏令集》卷103《唐武宗拆寺制》。

[377]《至元辨伪录》卷3。按，把聂思脱里教徒称为迭屑，从唐代就有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译曰“达娑”。

[378]《元史》卷38《顺帝纪一》。

[379]［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01—302页。

[380]《蒙古史》，《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66页。

[381]《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97—200页。

[382]《元史》卷15《世祖纪一二》卷89《百官志五》。

[383]佐伯好郎：《在中国的景教文献与遗物》，第497页，转引自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384]《元史》卷12《世祖纪九》。

[385]《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273页。

[386]《元史》卷25《仁宗纪二》卷89《百官志五》。

[387]《元史》卷24《仁宗纪一》。

[388]《元史》卷27《英宗纪一》。

[389]《元史》卷34《文宗纪三》、卷40《顺帝纪三》。

[390]《通制条格》卷29《僧道·词讼》。

[391]《忽必烈汗的僧人》，第138、159页。

[392]可参见盖山林《阴山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93]《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的第二封信》，《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263—264页。

[394]《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5。

[395]《约翰·孟帖·科儿维诺的第二封信》，《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262页。

[396]《元史》卷40《顺帝纪三》。

[397]《天马行应制作有序》，《近光集》卷2；《天马赞并序》，《礼部集》卷11；《应制天马歌》，《至正集》卷10；《颂》，《圭斋集》卷1；《天马赞》，《揭傒斯全集》文集卷9。

[398]《至顺镇江志》卷9《僧寺·大兴国寺》。

[399]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考古》1963年第8期；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朱江：《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文物》1986年第3期；王勤金：《元延祐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考古》1989年第6期。

[400]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关于此碑，在本章第七节“摩尼教和印度教”中还要讨论。

[401]《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也里可温·禁也里可温搀先祝赞》。

[402]《马可波罗游记》中册，第299页。

[403]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北方卷》下·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404]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版，第422页。

[405]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版，第414—416页。

[406]《至顺镇江志》卷9《僧寺·大兴国寺》。

[407]《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

[408]《玉堂佳话三》，《秋涧集》卷95。

[409]《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410]《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

[411]《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

[412]《明史》卷332《西域传》。

[413]《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414]《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3页。

[415]《南村辍耕录》卷28《嘲回回》。

[416]《通制条格》卷2《户令》。

[417]《元史三论》，第231页。

[418]《元史》卷89《百官志》、卷122《哈散纳传》。

[419]《元史》卷24《仁宗纪一》。

[420]《元典章》卷53《刑部一五·诉讼·问事·哈的有司问》。相似内容又见《元史》卷102《刑法志》。

[421]《元史》卷32《文宗纪一》。

[422]《东域记程录丛》（英译本）第4册，第138页。

[423]《重建怀圣寺之记碑》，《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24]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425]参见《泉州宗教石刻》，第1—26页。

[426]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427]林悟殊：《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4页。

[428]林悟殊：《宋代明教与唐代摩尼教》，《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30页。

[429]《闽书》卷7《方域志》。

[430]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7—370页。

[431]［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九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432]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33]李玉昆：《20世纪福建摩尼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

[434]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程德鲁：《涵江又发现摩尼教残碑》，《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35]《佛祖统纪》卷55《事魔邪党》。

[436]《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437]《不系舟渔集》卷12。

[438]《佛祖统纪》卷48云：“其修持者，正午一食。”关于摩尼教徒每日祈祷七次，见［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439]《佛祖统纪》卷55《事魔邪党》。

[440]林悟殊：《宋元时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45—158页。

[441]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吴晗史学论著论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418页。

[442]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43]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八章《白莲教与明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44]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此书增订本（吴幼雄增订）2005年出版。上述碑刻照片及有关讨论见增订本第395—403页。

[445]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446]《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1页。

[447]陈高华：《陈垣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发行，2000年。

[448]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第516页。

[449]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第460—461页。

[450]杨钦章：《泉州印度教雕刻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451]《元史》卷87《百官志三》。

[452]《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453]《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454]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学条例规定，120名国学生员，包括100名正额生员和20名伴读，饮膳、纸札、笔墨等物，均由国家提供。见《庙学典礼》卷2《左丞叶李奏立太学设提举司及路教迁转格例儒户免差》，《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辛未。

[455]刘敏中：《顺德忠献王碑铭》，《中庵集》卷4；《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引郑介夫奏议。

[456]元朝国子学正额生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各有定数，未给南人预留名额。估计即使有个别南人成为国学正额生员，也是占汉人的名额，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

[457]《罗泸州父子志节状》，《麟原集》后集卷10。

[458]《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所谓“蒙古授官六品”，据《齐文懿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9），系指从六品。

[459]《送廉充赴浙西宪司照磨序》，《道园学古录》卷5。按仁宗时岁贡名额由三年六人增至每年六人，《元史·选举志》失载。仁宗朝曾任国子博士的蒲道源说：“今生徒增至数百员，糊名以考其业，岁许贡六人焉。”可为旁证。蒲道源：《国学策问》，《闲居丛稿》卷13。

[460]《孛术鲁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8。

[461]《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卷6；参见《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

[462]《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按岁贡考试之法，在元代长期存在争论，甚至有人主张干脆取消岁贡。大德末年隐士萧被征至京师，就“成均教法”发表意见说：“若欲作新胄子，当罢岁贡，一如许文正公时专于教养。彼既外无利禄之诱，内有问学之功，则人材庶有望矣。”结果“此语一传，物议鼎沸，执政者亦深不以为然”。后来萧为此不肯就国子祭酒之职。《萧贞敏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8。

[463]《赠国子生太易术南归省亲叙》，《巴西集》。

[464]《齐文懿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9。

[465]《滋溪文稿·跋》，《滋溪文稿》卷首；《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31。

[466]《元史》卷183《苏天爵传》载：天爵卒于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五十九，可知他生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延祐四年（1317）24岁。但据宋褧记述：“国子生以年及二十五，乃积分得贡试”（《杜俭墓志铭》，《燕石集》卷14），不知是苏天爵属于特例，还是制度发生过变化，待考。

[467]《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科举程式条目》。

[468]《许君墓志铭》，《金华集》卷33；《孟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3。

[469]《元史》卷40《顺帝纪三》。

[470]《元史》卷92《百官志八·选举附录·科目》。参见《国子生试贡题名记》，《滋溪文稿》卷3。

[471]《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472]《送朱仁卿赴安庆教授序》，《道园学古录》卷5。

[473]《元史》卷33《文宗纪二》。

[474]《题邹福诗后》，《揭傒斯全集》文集卷9。揭傒斯后来又有诗回忆这一段教学经历：“天历年中秘阁开，授经新拜育群材。宫门待漏常先到，讲席收书每后回。”见《忆昨四首》，《揭傒斯全集》诗集卷8。

[475]《近光集·自序》，《近光集》卷首，清抄本；《授经署板屋记》，《伊滨集》卷18。

[476]《周伯琦墓铭》《危素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1、卷27。

[477]《元史》卷177《陈颢传》。

[478]《元史》卷183《苏天爵传》：“元统元年（1333），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阎闾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滋溪文稿》卷26、27收章疏十九篇，其中可以考定年代的基本上都在顺帝初年。

[479]《国子监营缮官舍记》（《安雅堂集》卷7）记载：顺帝初年“学馆请增贡国子伴读生，以徕英髦，人闻有是请也，愿为弟子员益众”。

[480]《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

[481]《赠李叔阳之延平儒学学录·序》，《李仲公集》卷19。

[482]《送延平学录·序》，《存复斋集》卷4；《送武夷山长张道生秩满归浙东·序》，《鹤田集》卷上。

[483]《送苏生·序》，《庸庵集》卷11。

[484]《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科举程式条目》，新集《吏部·吏制·书吏·选补书吏》。

[485]《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72；《送胡正辞叙》，《胡仲子集》卷4。

[486]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487]《元史》卷83《选举志三·铨法下》。

[488]《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职官吏员·保举官员书吏》。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115—117页。

[489]《郝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9。

[490]《送韩伯敬赴杜浦巡检·序》，《滋溪文稿》卷6。

[491]《送俞伯康巡检·序》，《安雅堂集》卷2。

[492]《松阳县惠洽巡检司记》，《金华集》卷9；《送唐子华·序》，《瓢泉吟稿》卷4。

[493]《忠宪王世家》，《益斋乱稿》卷9上。

[494]《抚州路帝师殿碑》，《吴文正公集》卷26。

[495]《元典章》新集《工部·造作·工役·帝师殿如文庙大》；《温州新建帝师殿碑铭》，《待制集》卷9。

[496]《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497]《送李见翁巡检·序》，《吴文正公集》卷18。

[498]《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

[499]《学古书院记》，《勤斋集》卷1。

[500]《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禁治骚扰文庙》。

[501]《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502]《文学书院田记》，《金华集》卷10；《明善书院记》，《王忠文公集》卷10；《缑山书院记》，《至正集》卷43。

[503]《春明梦余录》卷56《首善书院》。

[504]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参见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4页。

[505]如《南阳书院碑》（《雪楼集》卷7）即称武昌、南阳两处因纪念诸葛亮而建立的书院为“庙学”。

[506]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07]《新乐县壁里书院记》，《滋溪文稿》卷3；《庆州书院记》，《至正集》卷36。

[508]《庙学典礼》卷4《还复濂溪书院神像》；《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记》，《圭斋集》卷5。

[509]《蛟峰先生阡表》《石峡书院诗序》，《金华集》卷30、卷16。

[510]《重建文公书院记》，《松乡集》卷1，清光绪刊本；《稼轩书院兴造记》，《剡源集》卷1。

[511]《汪公行状》，《野处集》卷3。

[512]《南阳书院碑》《鲁斋书院记》，《雪楼集》卷7、卷13；《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归田类稿》卷4。

[513]《西山书院记》《鹤山书院记》《董泽书院记》《尼山书院记》，《道园学古录》卷7，卷8，卷36。

[514]《重修月泉书院记》，《金华集》卷12。

[515]《代族子淀上草庐吴先生求记明经书院书》，《云峰集》卷1。

[516]《西洛书院记》，《清容居士集》卷18。参见《洛西书院碑》，《雪楼集》卷22。

[517]《新乐县壁里书院记》，《滋溪文稿》卷3；《冯氏义塾记》，《始丰稿》卷4。

[518]《故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雪楼集》卷22；《丞相冀宁文忠王祠堂记》，《金华集》卷8。

[519]《南阳书院碑》《鲁斋书院记》，《雪楼集》卷7、卷13。

[520]《魏氏请建鹤山书院·序》《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6、卷36。

[521]《送李守中下河巡检·序》，《安雅堂集》卷5。

[522]《重建文公书院记》，《松乡集》卷1；《美化书院记》，《剡源集》卷1。

[523]《题徐山长讲义》，《剡源集》卷19。参见《题提学陈侯讲义后》，《剡源集》卷19；《题杨开先讲义后》，《吴文正公集》卷28。

[524]王颋：《元代书院考略》；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第145页。

[525]《东庵书院记》，《雪楼集》卷13；《儒林义塾记》，《吴文正公集》卷22。

[526]《重修张岩书院记》，《道园学古录》卷36；《武城书院记》，《吴文正公集》卷20。

[527]《代白云山人送李耀州归白兆山建长庚书院序》，《雪楼集》卷15。

[528]《与草庐吴先生书》，《云峰集》卷1。

[529]《上海横溪义塾记》，《九灵山房集》卷11；《儒林义塾记》，《吴文正公集》卷22。

[530]《乡学记》，《金华集》卷10；《安成李氏重修安贤义塾记》，《圭斋集》卷5；《上海鹤砂义塾田记》，《九灵山房集》卷11。

[531]《万川家塾记》，《环谷集》卷5。

[532]《上许鲁斋先生书》，《国朝文类》卷37。根据信中内容来看，此信应写于至元八年（1271）。

[533]《静修先生刘公墓表》《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7、卷8。

[534]《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道园学古录》卷39。

[535]《元史》卷189《张须传》；《元史》卷190《熊朋来传》。

[536]参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537]《义斋先生四书家训题辞》，《秋涧集》卷43；《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8；《斋居杂言》，《国朝文类》卷6。

[538]《斋居对问》，《默庵集》卷3。

[539]《默庵先生安君行状》，《滋溪文稿》卷22。《行状》称陈天祥“及来为真定廉访使，出其书以示人”。据《元史》卷168《陈天祥传》，陈天祥于至元三十年（1293）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亦即真定廉访使），成宗元贞元年（1295）改授山东西道廉访使。则其著书必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如果有焚书之事，则应在成宗时期。

[540]《庆元路鄞县学记》《辅汉卿先生语孟注序》《送陈山长序》，《清容居士集》卷18、卷21、卷23。

[541]《赵忠简公祠堂记》，《圭斋集》卷5。

[542]《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33；《瑞昌蔡氏义学记》，《道园学古录》卷36。

[543]《元史》卷24《仁宗纪一》。

[544]《元史》卷77《祭祀志六·宋五贤从祀》。

[545]《张君墓碣铭》，《吴文正公集》卷37。

[546]《襄阳庙学碑》，《国朝文类》卷19。

[547]《建言五事》，《国朝文类》卷15。这篇呈文中提到“今……独行科举之法”，可知上于皇庆二年（1313）定科举条制之后。

[548]《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记》，《危太朴集》文集卷5；《元史》卷76《祭祀志五·宣圣》。虽有诏令，但有的地方学校直到元末才完成“四公配享”的改造工程。参见胡务《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49]《乡贤祠记》，《云峰集》卷2。

[550]《薛文清公读书录》，《鲁斋遗书》卷14。

[551]《杜提学画像赞》，《滋溪文稿》卷1；《乌君墓碑铭》《内丘先生林先生墓碣铭》，《滋溪文稿》卷14。

[552]《默庵先生安君行状》，《滋溪文稿》卷22；《安敬仲文集·序》，《道园学古录》卷6。

[553]《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8。

[554]《萧贞敏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8。

[555]《西轩王先生行实》，《闲居丛稿》卷26；《顺斋文集·序》，《金华集》卷18。

[556]《元史》卷189《金履祥传》。

[557]《元史载白云先生行实》，《白云集》卷首。《元史》卷189《许谦传》与此“行实”内容互有出入。

[558]《上刘约斋书》，《白云集》卷3。

[559]《与赵伯器书》，《白云集》卷3。

[560]《拟元儒林传》，《王忠文公集》卷14。

[561]《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562]《程先生墓志铭》，《金华集》卷33。

[563]《史君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28；《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

[564]《送冯彦思·序》，《畏斋集》卷4。

[565]《答定宇陈先生栎并辞求遗逸诏》，《云峰集》卷1；《商山书院学田记》，《东山存稿》卷4。

[566]《元史》卷189《陈栎传》。

[567]《汪古逸先生行状》，《东山存稿》卷7。

[568]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不仅《四书大全》，明初所修《五经大全》也都是杂抄元儒著述而成。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710页。

[569]《宋元学案》卷83《双峰学案》引全祖望语；《双峰先生文集·序》，《雪楼集》卷14。

[570]《六经补注序》，《吴文正公集》卷11。

[571]《黄楚望先生行状》，《东山存稿》卷4。

[572]《留别范季贤序》，《东山存稿》卷2。

[573]《答倪仲弘先生书》，《东山存稿》卷3。

[574]《陆象山程文》，《黄氏日钞》卷46。

[575]《送慈溪沈教谕诗序》，《金华集》卷17；《送家自昭晋孙自庵慈湖山长序》，《桐江续集》卷31。

[576]《王公墓志铭》，《清江集》卷30；《黄公墓志铭》，《密庵稿》壬卷；《送乐仲本序》，《王忠文公集》卷6。

[577]《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44。

[578]《送陆如山归青田创先祠序》，《雪楼集》卷14。

[579]《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后序》，《渊颖集》卷11。

[580]《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5。

[581]《隐居通议》卷1《朱陆》。

[582]《朱陆合辙·序》，《水云村泯稿》卷5。

[583]《隐居通议》卷2《朱陆三》。

[584]《隐居通议》卷1《儒者职分》《论悟二》。

[585]《上饶陈先生墓志铭》，《李仲公集》卷24。

[586]《上陈先生书一》，《李仲公集》卷28。

[587]《上陈先生书二》，《李仲公集》卷28。

[588]《元故番阳李先生墓志铭》，《李仲公集》卷首。

[589]《与友人书》，《李仲公集》卷28。

[590]《元史》卷190《胡长孺传》；《答胡汲仲书》，《揭傒斯全集》文集卷2。

[591]《洪本一先生墓志铭》，《师山集》卷7。

[592]《宋元学案》卷93《静明宝峰学案》。

[593]《为伯奇学清虚而书》，《宝峰集》卷2；《周坚墓志铭》，《春草斋文集》卷10。

[594]陈高华：《元代陆学》，载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

[595]“良能”字号也可以反映这一点，它很可能出自陆学喜言的“良知良能”概念。陈苑字立大，显然就与信奉陆学有关，意为“先立乎其大者”。

[596]揭傒斯有《答胡汲仲（长孺）书》（《揭傒斯全集》文集卷2），对由朱入陆的胡长孺进行批评，有人身攻击之嫌，并非学术争论。

[597]《龚氏四书朱陆异同·序》《跋象山先生经德堂记后》，《清容居士集》卷21、卷48。

[598]《青田书院记》《题象山先生遗墨后》，《雪楼集》卷12、卷24。

[599]《象山先生语录·序》《金溪傅先生语录·序》，《吴文正公集》卷10、卷11。

[600]《故临川逸士于君玉汝甫妻张氏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在《象山先生语录序》里，吴澄也说：“今之口谈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学者乎？果有一人能为先生之学者乎？”

[601]《上虞学士书》，《东山存稿》卷3。

[602]《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卷1。

[603]《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卷6。

[604]《对问江右六君子策》，《东山存稿》卷2。

[60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册即持此观点。参见该书第706—709、759—7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06]《答张率性书》，《道园学古录》卷39。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认为许谦“也杂入陆学的本心论”，“同吴澄……的说法又几乎一致”（上册第760—761页）。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恐怕许谦有关“本心论”问题与吴澄“一致”的地方，在其学说当中仅占次要地位，且未必为时人所注意。周良霄则认为金华理学是“对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心学一派坚持批判的”（《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3页）。许谦的弟子吴师道入国学任教，“经义一本朱子，排斥异论，有诋朱子者，恶绝弗与言”（《吴先生碑》，《宋文宪公全集》卷30）。在时人眼里，金华理学墨守朱学的一面可能更加明显。后来许谦的墓志铭终由籍贯金华的文章大家黄溍完成。文载《金华集》卷32。

[607]《洪本一先生墓志铭》，《师山集》卷7。

[608]《送李彦方闽宪（并序）》，《道园学古录》卷1。

[609]《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集部二十·别集类二十·俟庵集》。

[610]《国朝文类》卷首序。

[611]《上苏大参书》，《王忠文公集》卷16。

[612]《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集部二十·别集类二十·道园学古录》。

[613]至正五年（1345）宪司牒文，《道园类稿》卷首。

[614]《归田诗话》卷下《退朝口号》。

[615]虞集受文宗宠信，曾草诏说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和世之子。妥懽帖睦尔即位后，追查文宗弑兄（明宗）一案，涉及虞集草诏之事，后得宽大。见《庚申外史》卷上，《归田诗话》卷中《虞伯生草诏》。揭傒斯与虞集年龄相仿，妥懽帖睦尔一再提拔揭傒斯，不许他退休，显然以他取代虞集，作为自己的文学侍从。

[616]《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617]李梦生点校，改题《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18]《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619]《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集部二十·别集类二十·文安集》。

[620]《雍虞公文集·序》，《道园类稿》卷首。

[621]《道园类稿》卷首。

[622]《翰林国史院祭揭侍讲文》，《圭斋集》卷15。

[623]《虞雍公文集·序》。

[624]《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625]揭傒斯受命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所赐白金数亦如之。”“客有为人谒文而私其金者，他客发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可知为人作文亦有报酬，见《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626]《腊日偶题》《听雨》，《道园学古录》卷4。

[627]《道园学古录》卷4。

[628]《道园学古录》卷40。

[629]《道园学古录》卷44。

[630]《道园遗稿》卷3。

[631]《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卷9。

[632]《上李秦公书》，《揭傒斯全集》文集卷2。

[633]《题芦雁四首》，《揭傒斯全集》诗续集。按《至正直记》卷3《曼硕题雁》云：“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所引诗文字有出入。

[634]《大饥行》，《揭傒斯全集》诗集卷1。

[635]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636]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637]常见元四家集本。

[638]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639]《元史》卷181《黄溍传》。

[640]《柳待制集》后记。

[641]虞集、黄溍所作碑铭传记，有许多蒙古、色目达官显贵；揭傒斯、柳贯所作碑铭传记，大多为汉、南中层官员或士人。由此可以看出，“四杰”在当时地位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

[642]《元史》卷182《欧阳玄传》。

[643]《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9。

[644]《范亨父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

[645]《杨仲弘墓志铭》，《金华集》卷33。

[646]《范亨父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

[647]顾嗣立：《寒厅诗话》，转引自《揭傒斯全集》附录四“评论轶事”。

[648]“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先生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南村辍耕录》卷4《论诗》）在有的记载中，“美女簪花”作“三日新妇”，“汉廷老吏”作“汉法令师”。

[649]萨都剌的生平，包括生卒年，存在不少有争论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650]《雁门集》有多种版本，其中清嘉庆萨龙光辑本所收最广，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的标点本。

[651]《归田诗话》卷中《萨天锡纪事》。

[652]《元诗选》初集《雁门集》。

[653]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序》。

[654]《雁门集》附卷《诗余》，词牌原作《念奴娇》，误。

[655]《归田诗话》卷中《萨天锡纪事》。

[656]关于迺贤生平，请参见陈高华《元代诗人迺贤生平事迹考》，载《文史》第32辑。

[657]《四库全书总目》卷167《集部二十·别集类二·金台集》。

[658]《杨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0。

[65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邹志方校点的《杨维桢诗集》（《两浙作家文丛》之一种）。

[660]《杨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0。

[661]常见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662]《文妖》，《王常宗集》卷3。

[663]《两浙作家文丛》收寿勤泽点校《王冕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64]此诗各本文字略有不同，此处据《四库全书》本。诗中“大家”指放债的富户。元朝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在某些地区推行“食盐法”，即按户口摊派盐，用以增加财政收入。“户由”即户口登记单。“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盐添两口”即指此。

[665]据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第20—23章。同书尚开列睦州诗派和浙东诗派作者若干人，不录。

[666]《丁鹤年集·序》，《丁鹤年集》卷首。

[667]见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引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68]《宫词一十五首》，见顾瑛编《草堂雅集》卷1，陶氏涉园影元本。《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3。

[669]叶新民统计，忽必烈至泰定帝时期，上都诗作者有10人，文宗至元亡时期上都诗作者有24人，见《元人咏上都诗概述》（《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的分期标准与本书不同，按本书标准，后期自仁宗朝始，有上都诗的作者更多。

[670]《诈马行》，《近光集》卷1。

[671]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杨允孚字和吉，江西吉水人。他是以“布衣”身份去上都的，其他事迹不详。

[672]元代的浙西，包括杭州、平江（苏州）、嘉兴、湖州、常州、建德、镇江七路和松江府，相当于今天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67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九“元剧之时地”。

[674]钟嗣成：《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75]钟嗣成：《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76]钟嗣成：《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77]钟嗣成：《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78]钟嗣成：《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79]《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8页。

[680]《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5页。

[681]《元史》卷94《食货志·市舶》。

[682]《乐郊私语》。关于澉浦杨氏家族的历史，可参见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83]《南词叙录》。

[684]《词人吴用章传》，《水云村泯稿》卷4。

[685]蔡美彪：《南戏〈错立身〉之时代与北曲之南传》，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86]宋元南戏存世全本仅十余种，大多曾被后人修改、加工。《永乐大典》所收戏文三种（《错立身》《张协状元》《小孙屠》）是现存完整的南戏剧本。此外，《新刊元本琵琶记》、明成化本《白兔记》亦保存了未经后人改作的南戏面貌。

[687]《白兔记》全称是《刘知远白兔记》，故简称为“刘”。

[688]刘知远、李三娘故事，在宋话本《五代史平话》、金《刘知远诸宫调》中均有叙述。南戏此剧应自杂剧改编而来。

[689]关于高明卒年，有不同说法。

[690]张宪文、胡雪冈辑校的《高则诚集》，收录了现存的高氏诗文词曲和《琵琶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91]《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692]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第313—316页。

[693]贯云石：《今乐府序》，原载天一阁本《小山乐府》，转引自《张可久集校注》（吕薇芬、杨镰著），第644页；《［双调·殿前欢］客中》，《张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页。

[694]《今乐府序》，《张可久集校注》，第644页。

[695]《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笫3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696]《［双调·水仙子］归兴》，《张可久集校注》，第497页。

[697]《［中吕·卖花声］怀古》，《张可久集校注》，第214页。

[698]李开先：《乔梦符小令序》，转引自《张可久集校注》，第624页。

[699]有的论著将张养浩与卢挚等并到为前期散曲作家，按，传世张氏散曲大多作于英宗朝退隐后，故以列入后期为宜。

[700]《全元散曲》，笫437页。

[701]《录鬼簿》。

[702]《全元散曲》，笫671页。

[703]“监司”指监察系统官。

[704]《至正直记》卷1《酸斋乐府》。

[705]关于马昂夫的经历，历来讨论颇多，可参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杨镰著）第3部第1章《薛昂夫家世、经历和感情生活》。

[706]《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707]《元代文学史》，第308页。

[708]《录鬼簿续编》。

[709]《金史》卷129《佞幸传·张仲轲》。

[710]《通制条格》卷27《杂令》。参见《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学散乐词传》。

[711]孙楷第：《词话考》，《沧州集》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7—108页。

[712]《秋涧集》卷76。

[713]《元典章》卷41《刑部三·诸恶·谋反·乱言平民作歹》。

[714]《东维子文集》卷6。

[715]《南村辍耕录》卷27《胡仲彬聚众》。

[716]冯沅君：《古剧四考·才人考》《古剧四考跋》，《古剧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717]《元代文学史》认为，现存元代话本小说有9种，见该书第597—598页。

[718]现在传世的《五代史平话》，一般认为是宋或金刻本。

[719]《朴通事谚解》卷下。

[720]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

[721]《癸辛杂识》续集上《宋江三十六人赞》。

[722]《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363页。

[723]《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版，第77页。按，《老乞大》与《朴通事》的写作时代相近，都应在14世纪中期。两书在朝鲜时代仍是通行的汉语教材，但经过修改。通行的“谚解”本便是经过修改的本子，但基本保持本来面貌。近年发现的旧本《老乞大》，应是原始的本子。

[724]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725]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页。

[726]《朴通事谚解》卷下。

[727]“谚解”本《朴通事》另有几条注文涉及西游故事，所述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相近，但又有一定区别，亦应根据平话本《唐三藏西游记》。明初《永乐大典》中有一段“梦斩泾河龙”的文字，见该书卷13139，与吴本第九回情节相近，可能亦出自平话。

[728]《商学士画山水歌》，《石田集》卷5。

[729]《题商学士〈寒林图〉》，《诚意伯文集》卷13。

[730]《唐县尹生祠记》，《佩玉斋类稿》卷2。

[731]《元史》卷81《选举志一》。

[732]《送唐子华序》，《墙东类稿》卷6。

[733]《唐子华云山歌》，《静庵集》卷2。

[734]《奉题朱泽民先生画山水图》，《云阳集》卷1。

[735]《书史会要》卷7。

[736]《图绘宝鉴》卷5。

[737]《方壶道人山水歌》，《尚斋集》卷1。

[738]《题钱素庵所藏曹云翁手书〈龙眠述古图〉序文》，《野处集》卷2。

[739]《山居新语》。

[740]《图绘宝鉴》卷5。

[741]又有富春人、松江人、杭人等说。

[742]《元史》卷25《仁宗纪二》、卷93《食货志一》。

[743]《山居新语》。

[744]《图绘宝鉴》卷5。

[745]《鲁钝生传》，《东维子文集》卷28。

[746]《题大痴画》，《清阁集》卷8。

[747]《题黄子久画》，《清阁集》卷9。

[748]1981年，浙江平湖发现《义门吴氏谱》，其中说吴镇出身豪门大族，世代官宦，吴镇本人曾中进士（余辉：《吴镇世系与吴镇其人其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4期；吴静康：《吴镇家世再探》，同刊2001年第5期）。这与以往关于吴镇的记载很不相符，而且此谱有明显的错误，需进一步考证。

[749]孙作：《墨竹记》，《沧螺集》卷3。

[750]《云林先生墓志铭》，《清阁集》卷11。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倪瓒”篇。

[751]《录鬼簿续编》。

[752]《图绘宝鉴》卷5。

[753]《哭王黄鹤》，《南村诗集》卷2。

[754]《用王叔明韵题画》，《清阁集》卷5。

[755]《秘书监志》卷9《题名》。

[756]《题许参政所藏刘伯熙〈青山白云图〉》，《揭文安公诗集》卷7。

[757]《奉题达兼善御史壁间刘伯希所画〈大木图〉》，《傅与砺诗集》卷3。

[758]《西湖竹枝词》。

[759]《鲁钝生传》，《东维子文集》卷28。

[760]《画史会要》卷3《元》。

[761]《图绘宝鉴》卷5。

[762]《赵善长〈山水〉》，《梧溪集》卷5。

[763]《西湖竹枝词》。

[764]《边至愚〈竹雉图〉歌》，《梧溪集》卷6。

[765]《题边鲁生〈花木翎毛〉四首》，《涉斋集》卷10，按，文集作者许及之，南宋人。此诗系窜入，原作者待考。

[766]《图绘宝鉴》卷5。

[767]《南村辍耕录》卷7《画鬼》。

[768]《图绘宝鉴》卷5。

[769]《平生壮观》卷9《元·张中》。

[770]《稗史集传·柯九思》。

[771]《图绘宝鉴》卷5。

[772]《和郑愚谷题张彦辅〈云山图〉》，《益斋乱稿》卷4。

[773]《送顾定之如京师序》，《存复斋集》卷5。

[774]《顾定之墨竹》，《柘轩集》卷3。

[775]《草堂雅集》卷7。

[776]《图绘宝鉴》卷5。

[777]《元诗选三集·不系舟集》。

[778]《图绘宝鉴》卷5。

[779]《草堂雅集》卷14。

[780]《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大元画塑记》。

[781]此图见日本平凡社《世界美术全集》第14卷《中国中世Ⅰ·宋元》。

[782]《图绘宝鉴》卷5。

[783]许有壬：《赠写真陈芝田序》，《至正集》卷31。

[784]《草堂雅集》卷10。

[785]《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54《画家传十》。

[786]《图绘宝鉴》卷5。

[787]张雨生卒年有不同说法，这里根据张光宾《元儒仙句曲外史张雨生平考述》的意见，见《元代书画史研究论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

[788]《跋张外史自书杂诗》，《凫藻集》卷4。《茅山碑》即原藏江苏句容的唐颜真卿《玄静先生李含光碑》，原碑已毁，有拓本传世。

[789]《书史会要》卷7《大元》。

[790]姜一涵列举虞集存世书法作品六十余件，《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社公司1981年版，第21—25页。

[791]《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792]《书史会要》卷7《大元》。

[793]姜一涵列举揭氏存世书法作品十三件，《元代奎章阁与奎章人物》，第126—128页。

[794]《元史》卷187《周伯琦传》。

[795]赵志成：《“元四家”的书法及作品》，《书法丛刊》1995年第3期。

[796]《元史》卷130《不忽木传》。

[797]《元史》卷143《巎巎传》。

[798]《书史会要》卷7《大元》。

[799]钱大昕、陈垣均以泰不华为钦察伯牙吾台氏。韩儒林指出，蒙古、康里、钦察均有伯牙吾台氏。萧启庆考定，泰不华为蒙古人，见《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古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版，第133页注。

[800]《元史》卷143《泰不华传》。

[801]《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滋溪文稿》卷30。

[802]关于巎巎和泰不华的书法艺术，可参见王连起《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

[803]《至顺镇江志》卷19《人才》。

[804]《〈画鉴〉序》，《画鉴》卷首。

[805]《四库全书总目》卷112《子部·艺术类一·画鉴》。

[806]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6《著录·鉴赏》。

[807]《画鉴》传世版本甚多，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808]关于夏文彦生平，见陈高华《夏文彦事迹小考》，《元史研究论稿》，第425—428页。

[809]《四库全书总目》卷112《子部·艺术类一·图绘宝鉴》。

[810]近藤秀实：《图绘宝鉴校勘与研究》“自序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11]《书史会要》卷7《大元》。

[812]陈高华：《曲先学者盛熙明》，《元史研究论稿》，第444—446页。

[813]《书史会要》卷7《大元》。

[814]《法书考》卷首《揭傒斯序》。

[81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书家》。

[816]《四库全书总目》卷113《子部·艺类二·书史会要》。

[817]《书画书录解题》卷1《史传·书史会要》。

[818]杨守敬：《日本访书志》。

[819]关于成立翰林国史院的时间，《元史·世祖纪》中即有两说。中统二年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卷4《世祖纪一》）。至元元年（1264）九月，“立翰林国史院”（卷4《世祖纪二》）。《元史》卷160《王鹗传》作至元元年，而王恽《中堂事记下》载中统二年七月立翰林国史院（《秋涧集》卷82），这是他亲身见闻之事，应不误。《元史》卷87《百官志三》云：“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可能是两说原因所在。

[820]《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82。

[821]《元史》卷160《王鹗传》。

[822]《元史》卷4《世祖纪一》。

[823]《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824]元末三史修成，《进辽史表》中说，世祖“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见《辽史》后附）在《进宋史表》中写道：“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枢庭偃武，既编勘定之勋；翰苑摛文，寻奉纂修之旨。”（见《宋史》后附）“纂修之旨”即指下令纂修《宋史》而言。“既编勘定之勋”应指编《平宋录》而言。

[825]《玉堂嘉话八》，《秋涧集》卷100。

[826]《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25。

[827]《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

[828]《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道园学古录》卷32。

[829]《孟同知墓志铭·跋》，《道园学古录》卷11。

[830]《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道园学古录》卷32。

[831]《袁文清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9。

[832]《清容居士集》卷41。

[833]《袁文清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9。

[834]《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道园学古录》卷32。

[835]《元史》卷138《脱脱传》。

[836]《上贺相公论史书》，《危太朴集》续集卷8。

[837]《危公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838]《修三史诏》，《辽史》后附。

[839]《三史凡例》，《辽史》后附。

[840]《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按，元代南方士人中这一看法相当流行，如吉水周以立，“元至正中修三史，上书请以宋为正统，而附载辽、金”（《世有堂铭》，《杨文敏公集》卷16）。饶州（今江西波阳）周伯琦时“为太史”，因不同意三史各为正统，“遂移疾，力辞不就”（《通鉴续编》卷首周伯琦序）。

[841]《辩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45。修三史时，“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通鉴续编》卷首周伯琦序张绅序）。

[842]《庙学典礼》卷2《取勘贡士庄田粮》。关于修史动用贡士庄田粮事，《庚申外史》卷上说出于掾史的建议。

[843]《庚申外史》卷上。

[844]《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41。

[845]《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

[846]《元史》卷140《太平传》。

[847]《元史》卷182《张起岩传》。

[848]《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849]元代后期，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当推苏天爵，他有《宋辽金三史目录》这样的专门著作，对三朝史事有深入的研究（《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5）。遗憾的是，当时他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与修三史之事。为此，他写下《三史质疑》一文（《滋溪文稿》卷25），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关于苏天爵史学成就，见下一节。

[850]《上金史表》，《金史》后附；《上宋史表》，《宋史》后附。

[851]《元史》卷139《阿鲁图传》。

[852]《元史》卷183《李好文传》。

[853]《元史》卷181《虞集传》。

[854]《元史》卷145《廉惠山海牙传》。

[855]《元史》卷190《伯颜传》。

[856]《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张瑾一名，见危素《杜公墓碑》，《危太朴文续集》卷2。

[857]《元史》卷186《张翥传》。

[858]《元史》卷187《吴当传》；《危公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859]《宋史》纂修官之一贾鲁“两以明经领乡荐”，但未能中进士（《元史》卷187《贾鲁传》）。类似情况可能还有。

[860]《廿二史札记》卷23《宋辽金三史》。

[861]《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二》。

[862]《廿二史札记》卷27《金史》《辽史》《辽史疏漏处》，卷23《宋辽金三史重修》。

[863]《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二·金史》。

[864]《南村辍耕录》卷3。

[865]《通鉴续编》卷首《周伯琦序》。

[866]《元史》卷6《世祖纪三》。

[867]《元史》卷10《世祖纪七》。

[868]《元史》卷10《世祖纪七》。

[869]《元史》卷88《百官志四》。

[870]《元史》卷185《李稷传》。

[871]《庚申外史》卷上。《元史》卷41《顺帝纪四》“至正七年三月甲辰”条。

[872]《元史》卷85《百官志一》。

[873]《元史》卷178《王约传》。

[874]《国朝文类》卷16。

[875]关于起居注和时政记，见张帆《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876]《元史》卷8《世祖纪五》。

[877]《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878]《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879]《元史》卷19《成宗纪二》。

[88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881]《元史》卷18《成宗纪一》。“监修国史”应指前五朝《实录》而言。

[882]《元史》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三年六月戊寅”条。

[883]《同公神道碑》，《榘庵集》附录。

[884]《陈义高墓志铭》，《养蒙集》卷4。

[885]《李公行状》，《金华集》卷23。

[886]《元史》卷169《张九思传》。

[887]《进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888]《元史》卷21《成宗纪四》。按，据王恽《进实录表》，共修成《世祖皇帝实录》210卷，事目54卷，圣训6卷，凡270卷。“缮写为二百七十帙”。

[88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90]《元史》卷24《仁宗纪一》。

[891]《元史》卷24《仁宗纪一》。

[892]《进三朝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893]《元史》卷183《苏天爵传》说：“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9《元史》据此说：“《武宗实录》，元明善、苏天爵所修”。以后论者多从之。实误。《武宗实录》修于仁宗时，至顺元年修的是《英宗实录》。赵书关于其他实录撰者亦多有不准确之处。

[894]《元史》卷27《英宗纪一》。

[895]《元史》卷28《英宗纪二》。

[896]《元史》卷136《拜住传》。

[897]《进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898]《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899]《元史》卷33《文宗纪二》。

[900]《元史》卷34《文宗纪三》。

[901]《进实录表》，《国朝文类》卷16。

[902]《元史》卷38《顺帝纪一》。按，其他记载大多以此次修实录始于元统年间（1333—1334），见下面所引纂修人员资料。

[903]《王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904]《欧阳公行状》，《圭斋集》附。

[905]《元史》卷182《谢端传》。

[906]《元史》卷186《成遵传》。

[907]《宋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3。

[908]《黄公墓碑铭》，《滋溪文稿》卷13。

[909]《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910]《周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1。

[911]明初修《元史》，睿宗、裕宗、明宗立传，其余13人作本纪，与此有直接关系。

[912]《揭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

[913]《滋溪文稿》卷26。

[914]前面提到仁宗时揭傒斯曾修《功臣列传》，但从苏天爵此疏来看，这一项目后来并未继续，而且做过的一些工作也没有保存下来。

[915]《元史》卷41《顺帝纪四》。

[916]黄溍亦曾受命“预修辽金宋三史”。但因“丁内忧，不赴”。见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41。

[917]《金华黄先生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41。

[918]《危公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919]《周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1。

[920]《元史》卷33《文宗纪二》。

[921]《元史》卷34《文宗纪三》。

[922]《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0。

[923]《进经世大典表》，《国朝文类》卷16。

[924]汪古原为北方游牧部族，分散各处。为色目之一种。

[925]《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0。

[926]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华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有“经世大典纂修人表”（第11—13页），错误较多。如虞集曾推荐马祖常等八人参与其事，但不等于说这八人事实上参与了，应以诸人的传记资料为准。

[927]《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0—卷42。“臣事”六典是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对应的。

[928]《进经世大典表》，《国朝文类》卷16。

[929]《国朝文类》卷40。

[930]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列举“治典”十二目，唯对“臣事”目略去不提（第23页），不知何故。

[931]《元史》卷137《察罕传》。

[932]《元史》卷35《文宗纪四》。

[933]《元史》卷36《文宗纪五》。

[934]《蒙古秘史》在蒙语中称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元朝秘史》卷首）。“忙豁仑”即“蒙古的”，“纽察”为“秘密的”，“脱察安”即“脱卜赤颜”的异译。《蒙古秘史》或即《脱卜赤颜》的一种。

[935]《元史》卷106《后妃表》云：“累朝尝诏有司修后妃传，而未见成书。”

[936]《国朝文类》后附王守诚跋。

[937]《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31。

[938]《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939]《国朝文类》后附王守诚跋。

[940]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元朝名臣事略序》，《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元代史新探》。

[941]《国朝文类》卷首陈旅序。

[942]《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5。

[943]王尧：《南宋少帝赵遗事考辨》，《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88页。

[944]邱树森：《朱思本和他的〈舆地图〉》，《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1982年第6期。

[945]《贞一稿序》，《道园学古录》卷46。

[946]《舆地图自序》，《贞一斋稿》卷1。

[947]虞集：《贞一稿·序》。

[948]朱思本：《舆地图·自序》。

[949]在朱思本的文集《贞一斋稿》卷1中，除了《舆地图·自序》外，还有《北海释》《和宁释》《八番释》《两江释》等篇，都应是《舆地图》的文字说明。

[950]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2《贞一斋杂著》。

[951]《贞一斋稿》卷1。

[952]此图是另一位学者张穆从《永乐大典》摹出，赠与魏源的。

[953]参见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第29—32页。

[954]《经世大典·序录·赋典·都邑》，《国朝文类》卷40。

[955]《经世大典·地理图·跋》，《海国图志》卷40。

[956]《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阳村集》卷22。

[957]《水东日记》卷17《释清浚广舆疆里图》。

[958]《元史》卷48《天文志一》。

[959]杨志玖：《元代东传的回回地理学》，《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14页。

[960]汪前进等：《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51—55页。

[961]《岛夷志略》卷首序。

[962]《四库全书总目》卷71《史部二十七·地理类四·岛夷志略》。

[963]《河朔访古记序》，《王忠文公集》卷5。

[964]《河朔访古记序》，《羽庭集》卷5。

[965]《四库全书总目》卷71《史部二十七·地理类四·河朔访古记》。

[966]《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二十四·地埋类一·延祐四明志》。

[967]《四库未收书提要》，《擘经室外集》。《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书附。

[968]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第91—95页。

[969]《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二十六·地理类三·长安志图》。

第四编 文化载体：语言文字和书籍

第一章 语言文字的多样性

第一节 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翻译

元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境内的民族有汉、蒙古、畏兀儿、回回、吐蕃、党项、契丹、女真、傜、苗、僮、白人、罗罗、金齿百夷等。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

汉族人口最多，说汉语，使用汉字。汉语、汉字也是当时各民族之间交往的主要工具。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采用刻木记事的办法：“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鞑人本无字书……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作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此小木即古木契也。”[2]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俘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深通本国文字”，即畏兀儿文。成吉思汗便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3]。“国言”就是蒙古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便是用畏兀儿文字来拼写蒙古语。蒙古语与畏兀儿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彼此有大量共同的成分，因此借用起来很方便。在蒙古前四汗时期，这种畏兀儿体蒙古文便成为官方文字。13世纪40年代前往蒙古的教皇使节普兰诺·加宾尼写道，成吉思汗征服畏吾儿人，“采取了他们的字母，因为在此以前蒙古人是没有文字的。不过，现在他们称这种字母为蒙古字母”[4]。13世纪50年代前往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也报道说：“蒙古人采用了他们（畏吾儿人）的字母；他们是蒙古人的主要的书记，几乎所有的聂思脱里派教徒都能阅读他们的文字。”[5] 保存至今的实物资料，有碑刻（也孙哥碑）和符牌等。

忽必烈称帝后，以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命他“制蒙古新字”[6]。至元六年（1269）二月，“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7]。“新制蒙古字”就是用八思巴字来记录蒙古语。关于八思巴字的创立和行用情况，将在本章第二节中说明。这种“新制蒙古字”被元朝政府确定为官方文字，但是畏兀儿体蒙古字仍然相当流行。[8] 元朝灭亡以后，八思巴字逐渐消亡，而畏兀儿体蒙古字则一直保留下来，逐渐演变为近代蒙古文。

图4-1-1 山东灵岩寺藏文汉文碑

畏兀儿人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民。主要居住在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畏兀儿在唐、宋时期称为回鹘。畏兀儿文就是回鹘文。这种文字是根据中亚粟特文创制的。在畏兀儿聚居地区和邻近地区使用广泛。13世纪下半期，由于战乱，一部分畏兀儿人移居河西走廊，畏兀儿语、文也在这一地区流行。现在流传下来的元代畏兀儿文实物有碑铭、佛经、契约文书等。

党项是古代我国西部的一个民族，曾建立西夏国，与辽、宋、金鼎立。西夏国创立者李元昊下令创立“蕃书”，通常称为西夏字，“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9]。在西夏控制的范围内这种文字得到广泛的应用。蒙古灭西夏，但元代党项人仍使用这种文字，刊刻大量佛经。元代曾在杭州刊印过三千余卷西夏文佛经，还曾印造活字板西夏文佛经，可见这种文字仍然流行。[10]

藏族古代称为吐蕃，吐蕃文字是仿照梵文的一些文字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给予种种优待。吐蕃语言文字不仅在吐蕃地区流通，在内地亦有相当的影响。现在流传下来的吐蕃文字实物为数甚多，有藏传佛教经典（如《甘珠尔》《丹珠尔》）、史书（《红史》）、碑刻等。

汉语言文字是元代流行最广泛的语言文字。其次是蒙古语言文字。此外，比较流行的是畏兀儿、党项、吐蕃等几种语言文字。元朝末年，统治者在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内用六种文字雕刻佛经，分别是汉字、吐蕃文字、西夏文字、八思巴字、梵文和畏兀儿文字。敦煌莫高窟现存至正八年（1348）西宁王速来蛮所立六字真言碑，也是用以上六种文字刻成。雕刻梵文是因为佛经原文皆用梵文书写之故，其余五种文字正好是元代比较流行的文字。居庸关石刻的八思巴字分大、小两种字体，大字是音译梵文《陀罗尼经》，小字是音写蒙语。莫高窟八思巴字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昺”的音译。[11]

图4-1-2 敦煌莫高窟元代六体文字石刻

历史上契丹族建立辽朝，辽朝创制契丹大、小字，作为表达契丹语的官方文字。辽亡金兴，契丹字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十二月，“诏罢契丹字”[12]。自此逐渐衰落。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懂契丹文，但以楚材的博学却不识契丹文。成吉思汗出征中亚，楚材随行，“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13]。但自此以后再无人掌握这种文字。金朝创制女真大、小字，金朝灭亡以后，女真字很快消失，可能在东北女真人中仍有流通。[14]

元代有大量外来的回回人，他们是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教信徒。回回人说的语言各不相同，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两者之中，波斯文的应用可能更广泛一些，因为从10世纪起，波斯语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东部的书面语。[15] 元代还有一种“亦思替非文字”，元朝曾设立专门机构，教授这种文字。“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现已清楚，这是古代波斯为税收、理财而创制的一种特有的文字符号。[16] 元代还有来自中亚、西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的“也里可温”（信奉基督教者），他们中有不少人使用拉丁文、叙利亚文。保存在泉州、扬州以及其他地区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各种文字墓碑，充分显示了多种外来语言文字并存的情况。

元代的南方分布着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差别很大，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除少数例外，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金齿百夷是傣族的先民，使用老傣文。[17] 罗罗是彝族的先民，使用彝文。其余民族有的采用汉文，有的还停留在刻木、结绳记事的阶段。如播州（今贵州遵义）居民以苗族为主，亦有仡佬、瑶等族，“凡交易刻木为书契，结绳以为数”[18]。

有的学者说：“元代幅员之广阔，民族之复杂，语言之繁多，在中国史上前所未见。”[19] 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多种语言文字的并存和使用，需要相互之间的沟通，翻译人员便应运而生。特别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大多不懂汉语及其他语言文字，不能不依赖翻译进行统治。由于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元朝加意培养的主要是沟通蒙汉的翻译人员。元代翻译人员数量之多，地位之高，都超越前代，以致有的学者说蒙古帝国是内陆亚洲史上翻译人员的“黄金时代”。

蒙古族向外扩张之初，主要从邻近各族如唐兀、契丹人中选拔翻译。后来，逐渐从被俘虏的各族少年中培养翻译。这些少年与蒙古人朝夕相处，很自然地熟悉他们的语言，不少人便因此得到重用。蒙古占领燕京（今北京）以后，还设立专门学校，向蒙古学生教授汉语汉字，向汉人学生教授蒙古字，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大蒙古国时期的国子学，其性质与以前历朝的国子学以及后来元朝的国学大不相同。[20]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中央建立蒙古国子学，地方设立蒙古字学，主要招收汉族学生，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八思巴蒙古字）。又在中央设回回国子学，培养学习回回文字（应为波斯文）的学生。蒙古、色目青年则可进入国学和地方官学学习汉文。此外，民间亦有教授蒙古语和回回字的学校。[21] 还有一些人在寺院或其他途径，学习掌握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经过长期的培养，逐渐形成一支相当庞大的翻译队伍。他们主要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工作。从事文字翻译的，称为“译史”，蒙语称之为“必阇赤”；从事口头翻译的，称为“通事”，蒙语称之为“怯里马赤”。有的重要机构还分别设置“蒙古书写”“回回书写”和“汉人书写”，分别处理各种文字材料。[22]

一般来说，凡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译职人员大多永沉于官僚组织之边缘及下层，而元朝译职人员则有不恶的政治前途”。元朝的译职人员在仕途上“升迁未受歧视”，而且不少人因此得以进入上层。[23] 比起由儒学、科举入仕来，这是一条较为便捷的途径。所以元末明初有人说：“元制，蒙古字学视儒学出身为优。器局疏通之士，多由此进。”[24] 翻译地位的提高，吸引了不少世家子弟来从事这项工作，对于平民子弟，当然更有吸引力。在当时这成为一种风气，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看到的。

全国统一以后，从事翻译的，以汉人居多，但畏兀儿人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蒙古人则少见。元代有名的翻译家迦鲁纳答思、必兰纳识理、阿邻帖木儿等，都是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通天竺教及诸国语”，能“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经论”，“西南小国星哈剌的威二十余种来朝，迦鲁纳答思于帝（忽必烈）前敷奏其表章，诸国惊服”。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从一品）。[25] 必兰纳识里“幼熟畏兀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曾“代帝（成宗）出家”，“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26]。“西天字”指梵文，“西番字”指藏文。他将汉文、梵文、藏文经典译成蒙文。阿邻帖木儿“善国书，多闻识，历事累朝，由翰林待制累迁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27]。其他知名的畏兀儿翻译家还有不少，有的世代从事这一职业。有元一代畏兀儿翻译人才辈出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大概与畏兀儿地区位于中西交通要冲有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唐为高昌，元代畏兀儿地面）之俗……地与西域接，故其声音文字详于诸国。”[28] 东西各族交往都经过畏兀儿地面，因而当地居民对各种语言文字有较多的了解。

这一时期翻译工作的发达，还表现为不少翻译作品的产生。主要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经典的翻译，主要将藏文和梵文佛经译成汉文和蒙文。一是汉文经典和其他著作译成蒙文，见于记载的有《尚书节文》《孝经》《贞观政要》《帝范》《大学衍义》《通鉴节要》《皇图大训》等。后一类著作的翻译对于蒙古上层了解中原传统文化，起了有益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元代翻译工作的一大特色。适应民间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的需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蒙古字学书，流传至今的有《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韵》《至元译语》等。前二者是学习八思巴字的参考用书，后者则是汉语词汇分类音译。

元朝后期，随着各族之间交往的增多，语言隔阂现象有所改变。14世纪20年代有人上奏说：“通事之设，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俾之传达，固亦切用之人。然而今日各道监司大率通汉人语言，其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可屈指而知也。则其所用之时常少，而无用之时多。”[29] 监察部门如此，其他部门亦应如此。翻译人员的作用，逐渐降低了。元朝末代皇帝（后）至元三年（1337）下诏：“汉人、南人不得习蒙古、色目文字。”[30] 也就是说，禁止汉人、南人当翻译。这是元朝文化政策的一大改变。元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统治者有意制造民族隔阂，作为防范汉人、南人的手段。从积极培养翻译人才，到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便是制造民族隔阂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只能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促使社会危机深化。没有多久，全国规模的群众起义便爆发了。

第二节 八思巴字的创制和使用

自突厥以来，北方民族诸政权都十分注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有的创制文字还不止一套，如辽、金创制的契丹、女真文，都各分大、小字。成吉思汗建国前夕，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授汗室子弟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从而创制出最早的蒙古文字，称蒙古畏兀字（今亦称畏兀儿体蒙古文或回鹘式蒙古文）。忽必烈即位后，复命吐蕃僧侣、国师八思巴利用藏文字母创制一套新的蒙古字，后世习称八思巴字。至元六年（1269），字成，颁行天下。《元史》卷202《释老·八思巴传》载颁行诏书曰：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同传又记载这套文字的特点说：“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主要由藏文字母改制而成，但藏文字母横行拼写，八思巴字则自左向右直行书写，这应当是受到了蒙古畏兀字和汉字书写方式的影响。构字方面“或一母独立一字，或二三母凑成一字”，字形“方古严重”[31]。41个字母是最初制定、用于拼写蒙古语的，实际上在译写其他语言时又时而增补必要的新字母。今天见到的八思巴字字母，可能多达56个。每个字母都分别表示一个音素，其中又可分为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另外，还有单独的字头符、连接符和零声母符号。[32]

八思巴字与此前的北方民族文字、包括蒙古畏兀字在内，都有很大区别。它固然首先是为记录蒙古语而创制的，但又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套蒙古字，而是可以用来记录多个民族语言的通用字母。这也就是颁行诏书所云“译写一切文字”的意义所在。就现存资料来看，它除记录蒙古语外，还曾用于记录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最初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是相对于蒙古畏兀字这种“旧字”而言的。但到至元八年（1271）正月，即有诏“今后不得将（八思巴）蒙古字道作新字”[33]。其主要意义，即在于强调八思巴字的崇高地位，它是独一无二的“蒙古字”，不仅是蒙古本民族文字，也是蒙古国的国字（此时“大元”国号尚未正式确立）。后来元人官私记载，亦多以“国字”“国书”称之。吴澄曾概括“国字”特点及其与汉字的差异说：

皇元兴自漠北，光宅中土……得异人制国字，假形体，别音声，俾四方万里之人，因目学以济耳学之所不及，而其制字之法则与古异。古之字主于形，今之字主于声。主于形，故字虽繁而声不备；主于声，故声悉备而字不繁……有其声而无其字甚伙，此古之主于形者然也。以今之字比之古，其多寡不逮十之一。七音分而为之经，四声合而为之纬，经母纬子，经先纬从。字不盈千，而唇、齿、舌、牙、喉所出之音无不该，于是乎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此今之主于声者然也。[34]

以新创的“国字”“译写一切文字”，做到“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反映出蒙古统治者力图实现“书同文”目标、自成“一代之制”的气魄。这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创造性的革新方案。元朝的汉族士大夫对此也有颇高的评价。赵孟頫说：“圣朝混一区宇，乃始造为一代之书，以文寄声，以声成字，于以道达译语，无所不通，盖前代之所未有也。”陈旅认为：“皇元因造字以新天下之耳目，谐声以该六书之会，母字四十一，而变无穷焉。故非智融而器疏者，不足以诣其妙。”王祎则指出：“盖其为母甚简，而曲畅旁通，则声比字属者，有生生不穷之义焉。……则知我元言语文字之传，百王不能易矣，岂特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35]

另一方面，八思巴字通过“译写一切文字”做到的“书同文”，其统一性仅仅表现在字母、体式、行款等文字形式上，至于书写内容亦即记录的语言，仍然是多种多样的。语文学家指出：“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八思巴字）对蒙古语而言，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字，对其他语言而言，不过是与之相应的注音符号而已……或者说，这种文字只不过是各个民族语言或文字的一种转写文字。”[36] 以汉语为例，钱大昕很早就发现：“元时凡制诰由词臣润色者，国书但对音书之。”[37] 也就是说，用八思巴字“译写”汉文文章时，主要翻译方式为音译。罗常培、蔡美彪搜集了一批蒙汉合璧、刻碑立石的元朝制诰文字拓片，分析指出：“这些制词原来都是先用汉文写成，文辞典雅，多出于当时汉族文人之手。八思巴字只是用来译写汉语的音，好让不识汉文的人也能够读；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它是出自蒙古统治者的。”[38] 这种音译的八思巴字译稿，显然并不可能取代汉字，但它却是汉语拼音化的第一次尝试，有关资料对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元朝统治者为推行八思巴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至元六年（1269）初颁八思巴字，规定“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所有公式文书，咸遵其旧”[39]。也就是说，初步只在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旨文件中使用，并未涉及一般的官府文书。此后，行用范围逐渐推广。至元七年十月“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40]。八年正月规定，“省部台诸印信并所发铺马札子，并用蒙古字。省部台院……凡有行移文字，并用蒙古字标写本宗事目”。“省部台院凡有奏目，用蒙古字写。”[41] 十年正月“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十五年七月“丁亥，诏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42]。二十一年五月规定，“今后诸衙门依例贡进表章，并用蒙古字书写，务要真谨”[43]。与此同时，还采取了设学校、设管理机构乃至强迫命令等种种推行手段。至元六年七月，诏立诸路蒙古字学。八年正月，在京师设蒙古国子学，诸王投下和蒙古千户中亦设蒙古字教授，同时规定朝中当值的怯薛人员以及主管文书的必阇赤必须在一百天内学会八思巴蒙古字。[44] 十二年三月，从翰林国史院中分立蒙古翰林院，专门负责用八思巴字撰写和翻译诏令文书。十四年，又设蒙古国子监，作为八思巴字教育管理机构，位于蒙古国子学之上，而受蒙古翰林院统辖。[45] 关于诸路蒙古字学和蒙古国子学的教育情况，已见前述。

图4-1-3 八思巴字圣旨

现存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比较零散，包括碑铭、图书、文件、官印、钱钞、牌符、花押等。[46] 从这些零散资料、加上史籍当中的一些记载来看，作为北方民族政权的新制文字，八思巴字推行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如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诏敕文书，普遍以至少两种文字颁行。或先有汉文底稿，再译为八思巴字；或先有八思巴蒙古文底稿，再译为汉字或其他文字。以八思巴字译汉文时，主要方式为对音的音译，但也有用八思巴字写出蒙古语译稿的意译方式。《元史》卷87《百官志三》：“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内八府宰相是从必阇亦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怯薛执事官，负责草原地区的诸王驸马朝觐贡献等事务。他们参与译写的“诏令”，应当是用汉文文言起草但同样需在蒙古草原颁发的诏书。既云“译写而润色之”，则是意译而绝非音译。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7《阎复神道碑》：“一日草诏书，其语意难以入国语，大臣疑之……会食毕，公改为之，而前诏一字不复用。一座大惊。”这也是因为要用蒙古语意译，才会出现“语意难以入国语”的问题。由于诏敕颁发过程变得较为复杂，因而分立了两所以“翰林”命名的秘书机构——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揆诸前代北族王朝，辽虽颁行契丹大、小字，然应用范围似乎有限。金亦曾颁行女真大、小字。熙宗天眷元年（1138）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章宗承安二年（1197）四月“亲王宣敕始用女真字”[47]。可见也只是在部分诏敕文书中使用女真字，而且未必要与汉字来回翻译。只有西夏出现过类似情况，[48] 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政权，其文字发挥的作用和历史影响仍然难与八思巴字相比。

图4-1-4 《事林广记·蒙古字体》

八思巴字对元代汉族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汉族百姓而言，学会八思巴字，就有可能进入官府从事文字翻译工作，甚至由吏入官，等于多了一条入仕的途径。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1284）有官员上奏称：“今者大元一统，蒙古字虽兴，而南北之民寡于攻习。”[49] 此言对当时汉族社会学习八思巴字的状况估计可能偏低。因为大约就在此前后，南方已经出现了由汉族士人编纂的八思巴字韵书。[50] 到14年后的成宗大德元年（1297），中书省公文已经说“如今蒙古文字学的宽广也，学的人海多是汉儿、回回、畏吾儿人有”[51]。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刊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庚集卷下《文艺类·蒙古字体》收录了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的《百家姓》，其小序称：“今王化近古，风俗还淳，蒙古之学设为专门。初学能复熟此编，亦可以为入仕之捷径云。”萧启庆先生指出：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元朝“担任译职者以汉人、南人为最多”[52]。这些人显然都必须以学会八思巴字作为担任译职的前提。事实上，一些汉族士人对八思巴字的掌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陇西人李师尹“精于国语，习于国字，口宣耳受，指个画目别，如水之注下，如火之照近，沛然瞭然，略无停滞。虽处之阴山，入大漠之北，与其种人未易优劣也”[53]。

图4-1-5 八思巴字圆牌

但八思巴字作为一套蒙古文字，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主要是采用类似汉字的方体字形拼写蒙古语，一个方体字拼写一个音缀，致使语词割裂，不易识读，不像蒙古畏兀字那样以词为单位构字，因而便于读写。另外为了兼顾多民族的语言，其拼写法是以平衡、折中多种语言对象为原则而制订的，与每一个具体语言并不能完全适合，蒙古语亦然。忽必烈虽然大力推广这套文字，但他自己平时仍然习惯于读、写蒙古畏兀字。[54] 以后的皇帝，似乎也还是对蒙古畏兀字更熟悉一些。[55] 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已无“译写一切文字”的需要，八思巴字因而逐渐废弃。相反蒙古畏兀字经过一些改革，依然在蒙古社会长期使用。

第三节 汉语中的蒙语词汇和蒙语硬译文体

元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行用多种语言文字，已见上述。多种语言文字并存和使用，必然互相影响，突出表现为：（1）汉语中出现相当数量的蒙语词汇；（2）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文体，即蒙语硬译公牍文体。

元代，蒙古族进入中原、江南，和汉族杂居。交往甚广，语言必然互相渗透。元朝人分四等，蒙古族处于优越地位，蒙古语言文字得到官方的提倡，掌握蒙古语言文字是“入仕之捷径”[56]，因而不少汉人以会说会写蒙古语言文字为荣。人们交谈中夹杂蒙古词汇，成为一种相当流行的风气。在元代的杂剧和散曲中，常有蒙语词汇出现，正是这种风气的反映。例如，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开头是李存信上场念道：“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都是狗养的。”[57]佚名《阀阅舞射柳捶丸》中有一段两个将领的对话，与此类似：“不会骑撒因抹邻，也不会弩门速门。好米哈吃上几块，打剌孙喝上五壶。莎塔八了不去交战，杀将来牙不牙不。”[58]“米罕”“米哈”是蒙语migan（肉）的音译，“抹邻”是morin（马）的音译，“弩门”是弓（numun），“撒因”是好（sain），“答剌孙”“打剌孙”是酒（darasun），“忽剌孩”是贼（hulagai），“莎塔八”（soqtaba）是喝醉了的意思。“牙八”（yabu）是蒙语“走”的音译。前面一段上场诗是说，我只会喝酒吃肉，不会骑马射箭，喝醉了就躺下，我们哥俩是一对贼。后一段对话的意思是：不会骑好马，也不会射箭，好肉吃上几块，酒喝上五壶，醉倒了不去作战，敌人杀来我就跑。这些蒙语词汇，增加了戏剧道白的诙谐成分。戏剧道白是说给观众（主要是汉人、南人）听的，说明不少蒙语词汇已为当时的汉人、南人观众所熟知。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元代杂剧、散曲中经常出现的蒙语词汇有二三十个，上面所说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元代其他汉文文献（碑刻、法律文书、诗歌等）中亦有不少蒙语词汇。元代各种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蒙语词汇应在一百个以上，这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是罕见的。[59] 有些蒙语词汇一直流传下来，实际上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如“站”“胡同”“把势”。“站”是蒙语jam的音译，其意义与中国古代的“驿”相同，有人认为jam来自突厥语yam，而yam则源自汉语“驿”。“把势”是蒙语baqshi的音译，又作“八哈失”“巴合失”，而baqshi来源于汉语“博士”。以上两例是两种语言之间往复借用之词。“胡同”是蒙语quduq的音译，原义为井，蒙古人进入大都后用quduq称呼大都城中的街巷，后代继续沿用。[60] 汉语对蒙语亦有影响，上引“站”“把势”可以追溯到“驿”和“博士”，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又如，早期蒙语中的“兀真”（wosin）就是汉语“夫人”的音译。[61]

适应学习蒙语的需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汉蒙对照的字书，名为《至元译语》（又称《蒙古译语》）。它将常见的蒙语词汇分门别类，共22门（如“天文门”“地理门”“人事门”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每门下罗列若干基本词汇，每个词汇都用汉字标音，如：“河：木连”，“城：八剌合孙”，“官人：那延”等。共收词汇541个。这本《至元译语》收在《事林广记》之内。《事林广记》是一种日用百科全书型的类书，南宋人陈元靓编，在元代不断修订再版，流传很广。

除了蒙古语以外，其他民族语言亦有进入汉语的。元贞二年（1296）七月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大都（今北京）的“八匝儿等人烟辏集处”有人卖假药。[62]“八匝儿”是突厥语bazar的音译，原意为市集，现代突厥语民族中仍然使用此词。它见于文书，可见当时大都民间已很流行。“八匝儿”应是入居大都的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带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蒙古人传入的。

元代语言文字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出现了蒙语硬译文体。“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这种文体原来专门用于翻译官府公牍，故被称为硬译公牍文体。“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63] 泰定帝即位诏书，便是这样的一篇文字：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64]

图4-1-6 《吴文正公集》书影

元朝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要颁发诏书。即位诏书都有蒙、汉两种文字，现存诸帝汉文即位诏书都是用典雅的文言，只有这一篇例外，它显然是从蒙文诏书直接翻译过来的。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这篇诏书“所译全是俗语，无异村妇里老之言”[65]。其实，这样说法是不全面的，泰定帝即位诏书不能简单用“俗语”来解释，它实际上是一篇典型的蒙语硬译公牍，是有严格的规范。也就是说，它是从蒙文诏书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中的“……根底”是蒙语一种后置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含义，诏书首句的意思就是说，薛禅皇帝（忽必烈）的嫡孙、裕宗皇帝（忽必烈之子真金）的长子、我的父亲甘麻剌受封为晋王。“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是说：我在列朝皇帝时都没有非分之想，不追求地位。文中屡次出现的“……上头”，也是蒙语一种后置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由于”。“……有”，有时表示实义动词，有“有”“存在”“是”等含义，有时则用于其他动词后面，充当助动词。上述诏书结尾说：“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诏书行有。”意思是为了让百姓们安心，颁布诏书。“……么道”则是一种蒙语特殊动词即引语动词的对译，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就是说现在我的侄皇帝（指英宗）去世了。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蒙语后置词、动词的对译外，其他如“勾当”“气力”“位次”等，也都是蒙语硬译公牍文体中的常见词汇。

这种硬译公牍文体原来只限于政府文书、皇帝诏令，使用多了，其影响逐渐扩大，元代许多其他类型的书面文体，也采用这种文体。例如畏兀人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便用硬译公牍文体翻译儒家经典，使之通俗化：

（一）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在人头上行呵，常常的把心行着么道。这般呵，自家的大名分也不落后了有。大使钱的勾当休做着，小心依着法度行者。这般呵，便似一碗满的水，手里在意拿着呵，也不瀽了。这两件儿勾当的呵，富贵常常的有着。

（二）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教人的勾当先从这孝道里生出来。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66]

类似的还有理学家吴澄的《经筵讲义·帝范君德》，也可明显看出硬译公牍文体的影响：

夫民乃国之本，国乃君之体，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圆明而普照。兆庶之所赡望，天下之所归仰……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已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唐太宗是唐家哏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做着皇帝，天下百姓看着，都随顺着。行的好勾当呵，天下百姓心里哏快乐有。行的勾当不停当呵，天下百姓失望一般……奉祀祖宗的上头，好生尽孝心者。坐着大位次里，好生谦虚近理，休怠慢者。拣好底勾当尽力行者，这是做皇帝的体面么道。[67]

“……呵”是语助词，用来翻译蒙语假定式助动词附加成分，相当于“如果”“的话”。“……者”亦是语气助词，用来翻译蒙语祈使式附加成分，用来表示顾望、建议、命令、要求等。至于“么道”“有”，上面已经说过。[68] 贯云石用硬译公牍文体来解读汉文经典《孝经》，吴澄则用来解读唐太宗的《帝范》。贯云石的“直解”是逐字逐句翻译，吴澄的“讲义”则类似讲解，两者有所区别，但所用文体是相同的。贯云石是有名的文人，吴澄是当时享有大名的学者，可见当时思想文化界对这种文体并不排斥。贯云石说，“直解”是“取世俗之言”来解说经典，“匹夫匹妇皆可晓达……初非敢为学子设也”[69]。说明硬译公牍文体已经流行很广，为一般平民所接受。这意味着这种文体的用途起了变化，原来专用来翻译蒙文诏令文书，后来已经在多种场合广泛使用了。

14世纪中期高丽出现两种汉语教科书，一种是《朴通事》，一种是《老乞大》。过去只有两书的后代修订本，即“谚解”本。近年发现了《老乞大》的旧本，应是元代的刻本。旧本《老乞大》中的语言，明显看出硬译公牍文体的影响，请看下面的例子：

旧本：“田禾不收的上头，俺也旋籴旋吃里。”

“谚解”本：“田禾不收的，因此上，我也旋籴旋吃里。”

旧本：“怎道？恁这等惯做买卖的人，俺一等不惯的人根低多有过瞒有。”

“谚解”本：“怎么说？你这们惯做买卖的人，我一等不惯的，人根前多有欺瞒。”[70]

“上头”“根低（底）”“有”都是蒙语硬译公牍文体中常见的词汇，已见上述。可以看出，旧本《老乞大》的两个句子都具有明显的硬译公牍文体特征，而在后代经修改的“谚解”本中这些特征便基本上没有了。应该指出的是，具有硬译公牍文体特征的句子和词汇在旧本《老乞大》中并非个别的例子，而是随处可见。《老乞大》是一种汉语会话教材，可以想见蒙语公牍文体不仅对当时的汉语书面语有影响，而且对当时汉族的口语亦有很大的影响。蒙语硬译公牍文体在元代盛行。元亡明兴，朱元璋向北方民族颁发的诏书，有时仍用这种文体写作，如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颁发的《喻西番罕东毕里等诏》。[71] 自此以后，这种文体便完全消失了。

图4-1-7 《乞老大》书影

第四节 白话文和简体字

元代汉语言文字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便是书面语的口语化。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和历史用口语加以讲解，一是戏曲和话本中文字的口语化。

对于古代经典和历史用口语加以讲解，使读者明白易懂，当时称为“直说”或“直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白话文。“鲁斋许先生为《朱文公大学直说》《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皆以时语解其旧文，使人易于观览。”[72]“鲁斋先生”就是元代前期的理学大师许衡。他曾为儒家经典《大学》和历史著作《贞观政要》作“直说”。《大学直说》至今尚存，但名为《大学直解》。此外还有《中庸直解》《大学要略》，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但《贞观政要直说》已佚。“直说”或“直解”都是“以时语解其旧文”，“时语”就是元代的口语，“旧文”就是经典或史书。将“旧文”口语化，便可在实际上起到普及的作用。例如，对《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许衡讲解道：“‘《大学》之道’，是大学教人为学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来元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说，古时大学教人的方法，当先用工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不可使昏昧了。”[73] 又如，对“在止于至善”，他解释道：“‘在止于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处。且说朝廷跟前行呵，把心敬谨便是为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爷娘跟前孝顺，便是为子的道理最上等好处；以至孩儿每跟前慈爱，便是爷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这几件都依着行呵，便是‘止于至善’。”[74]

“直说”历史，可用郑镇孙的《直说通略》为代表。郑镇孙是括苍（今浙江丽水）人，此书作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75] 他以《资治通鉴》为本，再以其他史书记载“推衍上古之事，加诸前，而以宋朝及辽、金之录，附于后”，可以说是一部用白话写成的简明通史。全书分13卷。该书关于淝水之战的叙述：

谢玄使人去对苻融说：你每远远田地来这里，如今逼水摆陈，这是要厮持长久，不是要战。若移阵略靠后，待我晋兵过了决胜负不好那什么。秦王与诸将商量……遂麾军少退。（卷5）

又如，关于蒙古灭金的叙述：

戊子年即绍定元年，元太祖皇帝晏驾，睿宗脱累皇帝受太祖皇帝命说道：“金人精兵在潼关，南壁厢有山，北壁厢有河，不容易攻他。不如问南宋借路，从唐、邓地面出来，都是平地，可以直到汴梁。”辛卯即宋绍定四年，元军自河州入兴元，至金、房，过襄阳，到唐、邓，在阳翟与金人力战。金国潼关军马都失败了，元军围汴。（卷13）

这样的文字是比较通俗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可以看懂。

书面语的口语化，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表现，特别是在部分杂剧、散曲和话本中，最为明显。杂剧的对白大多是口语化的，可以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为例，剧中赛卢医的一段道白：

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在城有个蔡婆婆，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讨这银子，我又无的还他，若不来便罢，若来呵我自有个主意。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看有什么人来。[76]

元代的杂剧作家，从艺术风格来说，可以分为本色、文采两派。本色派的作品，文字朴素，多用口语，不仅道白（宾白）如此，曲文（唱词）中也常常有所表现。仍可以《窦娥冤》为例，窦娥有一段感叹自己身世的曲文：

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

窦娥的婆婆出门索债，被张老、张驴儿父子勒迫成亲。婆婆回家，窦娥见她神色有异，唱道：

为什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他那里要说缘由，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

这些唱词，不用典故，没有华丽的辞藻，真可以说明白如话，演出时能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与杂剧同时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戏，来自民间，曲文宾白“句句是本色语”[77]，和杂剧的本色派相近。

元代盛行散曲。这是一种可以演唱的韵文，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同时又吸收了民间歌谣以及说唱艺术的丰富营养而形成的诗歌形式。比起诗、词来，散曲平易、通俗，大量吸收民间的语言，“方言常语，沓而成章”[78]；“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79]。著名的散曲作品，如杜仁杰的《庄家不识构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马致远的《借马》、关汉卿的《不伏老》等，都大量使用方言常语，明白如话。试以《庄家不识构栏》为例：

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

［六煞］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

［五］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团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

［二］一个妆做张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教小二哥相说合。但要的豆谷米麦，问甚布绢纱罗。

［一］教太公往前那不敢往后那，抬左脚不敢抬右脚，翻来覆去由他一个。太公心下实焦燥，把一个皮棒槌则一下打做两半个。我则道脑袋天灵破，则道兴词告状，划地大笑呵呵。

［尾］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刚挨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颓笑杀我。[80]

说话是民间说唱伎艺的一种。说话表演者即说话人，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元代话本可以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说话人为了表演时吸引观众，所用语言必须通俗易懂，与之相应，底本的文字也要求口语化。元代小说类话本，现在传世的不多，可以确定为元代作品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任孝子烈性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简帖和尚》等，语言生动活泼，明白易懂。[81] 讲史类话本，传世的有《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宣和遗事》等，大多以浅近的文言写成，但其中有的部分亦用口语体文字。“讲史”可能更多需要临场发挥，所有底本比较简洁，因而与“小说”相比，在口语化的程度上有所区别。

书面语的口语化，就是与文言文相对的白话文。从上面所说的一些情况来看，元代白话文已比较成熟，而且应用得相当普遍，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社会风气。亦可视为元代文化特色之一。

上面提到，14世纪中期，中国的邻邦高丽出现了两种汉语教科书，一种叫作《朴通事》，另一种叫作《老乞大》。“通事”是翻译的一种称呼，“乞大”则可能是“契丹”的音译。这两种书是供高丽人学习汉语用的，因而文字都是口语化的。请看《老乞大》中一段对话：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

“你说的也是，各自人都有主见。”

“你有什么主见，你说我试听。”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教别人将咱每做什么人看？”

“你这般学汉儿文书呵，是你自意里学来那，你的爷娘教你学来？”

“是俺爷娘教我学来。”

“你学了多少时？”

“我学半年有余也。”

“省的那省不的？”

“每日和汉儿学生们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小理会的有。”[82]

这是高丽人和汉人的一段对话，明白易懂。《老乞大》旧本近年在韩国发现，上面一段对话便见于旧本。《朴通事》只有后代的修订本，即“谚解”本，但仍可看出原来的面貌。将两书的文字和元人“直解”以及戏曲、话本的语言相比较，在词法和句法上都是一致的。这两种书对于了解元代的白话言语有重要的价值。前面已说过，由于硬译公牍文体的流行，元代白话文也受到影响，常常出现一些硬译公牍文体中特有的句法和词法，这在《朴通事》和《老乞大》中也有所表现。这是研究元代白话时必须注意的。

汉字笔画复杂，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来说，书写不便。民间很早就将某些复杂的汉字加以简化，或者用同音字来代替。元代简化字相当流行。现存元代刻本《元典章》《全相三国志平话》等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据统计，元刻本《元典章》中出现的简化字不下四五十个，其中多数与现在的简化字相同，如：“粮”“断”“听”“体”“旧”“变”“炉”“元”“籴”“粜”“与”“议”“尽”“蛮”“宝”“园”“碍”等，还有一些则与现在的简化字有些差别，如“”（兴），“塩”（盐）、“昺”（龙）等。《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简化字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下四五十个，大多数与《元典章》中相同，亦有未见于《元典章》者，如“灯”“独”“刘”“泪”“乱”等。此外如元刻《事林广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简化字。《元典章》是民间书商编纂的一部法律文书汇编，主要供普通百姓查阅之用。《全相三国志平话》原应是说话人的底本，刊印是为了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群众中流传。作为家庭日用百科类书的《事林广记》，读者对象也是一般民众。这些作品中出现简化字，正是为了适应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的需要。

可以认为，元代简化字数量可观，使用相当普遍，而且多数简化字已相当规范。但简化字的使用，主要是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层民众之中。社会上层和文人中间，则不多见。尽管如此，简化字的使用，仍可视为元代语言文字的一种特色。

第二章 书籍出版与收藏

第一节 元人著作概况

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若干种《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该时代各种著作的名称和作者，这对于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明初修《元史》，由于时间匆促，资料不足，再加上纂修者缺乏足够的学术素养，以致《元史》没有《艺文志》，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清人有补《元史·艺文志》之作，先后问世的有卢文弨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和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等。钱大昕精于元代史事，所见元代文献最多，不少元人著作便由于他的发现和宣传，才为学术界所知，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历举三场文选》等。《元史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一书充分反映了他在元代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清代魏源作《元史新编》，即将钱氏《艺文志》全文收入。

钱氏《艺文志》共4卷，沿袭以往正史《艺文志》的体例，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部下分类。经部有12类，史部14类，子部14类，集部8类，每类下开列各种著作，有的还对作者作简要介绍。钱氏《艺文志》有多种版本，但内容并无差异。近年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亦已全文收入。[83]

钱大昕说：“予补撰《元艺文志》，所见元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无虑数百种，而于焦氏《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倪氏《补金元艺文》、陆氏《续经籍考》、朱氏《经义考》，采获颇多。”[84] 可知此书收录的，是见于以前各种书目中的元人著作，加上自己的见闻。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搜罗很广，是钱大昕编撰《元史艺文志》的主要依据之一。[85] 钱氏《艺文志》沿袭前代同类作品的体例，一般只记录人名和书名，只有少数对作者或著作情况有简略的说明，因此有不少著作是否完成或刊行都缺乏交代。从编纂工作来看，亦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首先，书中著录不少单篇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又收入文集之内，例如史部“职官”类有“王恽《玉堂嘉话》8卷”，“《中堂事纪》3卷，《乌台笔补》10卷”；而集部“别集”类收“王恽《秋涧大全集》100卷”，其实以上三者都收在《大全集》内，实际上是重复了。其次，书中不收戏曲、白话小说，难以反映元代文化全貌。再次，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和遗漏。例如，近代名学者沈曾植指出：“钱氏艺文志《春秋》类，不录赵汸诸书。”赵汸是元代有代表性的《春秋》学者，他的著作不应忽视。[86] 此外，在具体分类、著录上亦有可议之处。尽管如此，钱氏《艺文志》仍是我们了解元人著作状况的最基本的文献。

近人雒竹筠汇集传世各种书目及有关文献，对钱氏《艺文志》加以整理，成《元史艺文志辑本》一书（雒氏遗稿，李新乾编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辑录的元人著作比钱氏原书有所增加，特别是在集部添加了戏曲、小说两类。辑录的每种著作均标明存佚，存者尽可能注明各种版本。这些都有利于研究者使用。雒氏是北京琉璃厂的书商，见闻颇广，业余致力于此，是很不易的。《元史艺文志辑本》对于研究元代文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此书是未完稿，也存在不少问题，对钱氏《艺文志》的上述缺点未能纠正，反而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如将一些存世的书定为已佚，有的书重复著录等。整理者似注重版本目录的汇集，但对著作本身缺乏足够的研究，因而不免产生差错。

为了对有元一代的著述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下面以钱氏《艺文志》为据，作简略的统计（《艺文志》中收入辽、金二代作品，均略去不计）。

经部12类，分别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小学”“译语”，共有772种。“易”类最多，199种，其次为“经解”类122种。以下是“春秋”类120种，“礼”类103种，“书”类55种，“小学”类51种，“诗”类47种，“孝经”类20种，“论语”类18种，“孟子”类13种，“译语”类13种，“乐”类11种。

史部14类分别是“正史”“实录”“编年”“杂史”“古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谱牒”“簿录”“地理”。共有423种。“地理”类最多，有119种，顺次是“传记”类37种，“史钞”类和“故事”类均为35种，“谱牒”类34种，“杂史”类32种，“仪注”类28种，“实录”类25种，“编年”类21种，“职官”类20种，“古史”类16种，“刑法”类14种，“簿录”类（即书目）4种，“正史”类最少，3种。

子部14类，分别是“儒家”“道家”“经济”“农家”“杂家”“小说家”“类事”“天文”“算术”“五行”“兵家”“医方（书）”“杂艺”“释道”。共671种。“医方（书）”类最多，140种，“释道”类次之，121种。其次是“儒家”类101种，“杂家”类91种。以下是“杂艺”类47种，“经济”类37种，“五行”类30种，“道家”类27种，“历算”类24种，“类事”类21种，“小说家”类15种，“农家”类9种，“兵家”类5种；“天文”类为数最少，3种。

集部8类，分别是“别集”“总集”“骚赋”“制诰”“科举”“文史”“评注”“词曲”。集部共1054种。其中“别集”类最多，有834种，“总集”类次之，83种。以下是“词曲”类55种，“文史”类26种，“评注”类24种，“科举”类21种，“骚赋”类7种，“制诰”类4种。

以上《艺文志》所载有元一代经、史、子、集（不包括戏曲、白话小说）作品加在一起，为2920种。这里所说的“种”，包括专著和单篇文章。钱氏见闻极广，但以个人之力完成这一工作，仍不免有重复和遗漏之处。而且在他身后，元人著作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因此《艺文志》所载也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我们可以经部“易”类为例。钱氏《艺文志》所载为199种，雒氏《辑本》所载为216种，另有学者经过认真研究，确定元代易学著述共240种。[87] 三者出入颇大。元代易学兴盛，居经学之首，数量较多。其他各类相差不会如此之多。但由此推论，有元一代的各种著述总数超过2920种，应是没有问题的。有的研究者说：“根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统计，元代刻印、流通的图书，经部为八百零四种，史部为四百七十七种，子部为七百六十三种，集部为一千零九十八种，共三千一百四十二种。对于前后历史不到一百年的元朝，有如此多的书传播在社会上，可谓盛况可观了。”[88] 这里所说的3142种和上面我们所说的2920种有相当的距离，相差二百多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作者将《艺文志》著录的辽、金作品也统计在内。还可能因为统计方法有一些不同。例如“别集”类作品，常有“补遗”“附录”，是否作为单独作品加以统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以钱氏《艺文志》所载，加上后人发现的遗漏，似可认为，有元一代各种著述约有3000种（不包括戏曲和白话小说）。元朝前后共162年，能有这么多的著述，应该说是很可观的。

至于将《艺文志》所载书目，都看成“刻印、流通的图书”，则是不妥的，事实上，其中有相当多是手稿，并未刻印，更谈不上流通。例如史部“实录”类所收元历朝皇帝的实录，修成以后，没有刻印也不曾流通，又如史部“杂史”类载“危素《宋史稿》50卷”。据宋濂说，此书“藏于家”，并没有刊行。[89] 这类事例还有不少。

下面就钱氏《艺文志》所载四部著述的情况分别做一些说明。

钱氏《艺文志》所载经部772种，数量相当可观，值得注意的是，在经部中“易”类著述最多，说明当时诸经之中易学最为兴盛。但总的说来元代经学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很多。前人称元代是“经学积衰时代”，认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90]。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有元一代，程朱理学被确立为思想的正统，这对于学术特别是经学起到了禁锢的作用。可以说，元代的经学著述大都以发明、补充程朱经说为主，不敢突破程、朱的藩篱。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澄的《五经纂言》，金履祥的《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大学章句疏义》，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许谦的《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李廉的《春秋诸传会通》等。“直解”体经学著述的出现，可以说是元代经学著述的一个特色。所谓“直解”体，就是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浅近的白话文或半文半白的语体文，最有名的是畏兀儿人贯云石的《孝经直解》，至今尚存。[91] 此外还有许衡的《大学要略直说》，钱天佑的《大学经传直解》《孝经直解》等。这几种经书“直解”都是进献朝廷的，钱天佑说：“臣于延祐元年作《大学经传直解》，进献皇太子，明年复作《孝经直解》进献，承令命翰林官以畏吾儿字语译讫，奏上皇帝陛下、太后殿下，奉旨将《孝经》镂版，命臣陪侍皇太子备员说书，给赐廪饩。”[92]“直解”这种通俗化形式实际上为了使汉文化修养不高的皇室成员和上层贵族官僚便于接受，有时则作为经典翻译（向皇帝进讲）的底本。它对于儒家经典在蒙古、色目人中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有利于在民间的传播。

《宋史·艺文志》的“经部”下分10类。钱氏《艺文志》分12类，多出“孟子”“译语”两类。在《宋史·艺文志》中，有关《孟子》的著述都收入“子部”的“儒家”类，钱氏则在经部下面为之专列一类。实际上元代与《孟子》有关的著述不过十余种，数量上还不及宋代，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已在“经部”下列“孟子”类，钱氏此举显然沿袭黄氏的体例。“译语”类收录的是译成蒙文的经史类作品和学习蒙语的入门书，这类著述是前代没有的，应视为元代著述的一个特色。晚清学者文廷式说：“钱氏《补元史艺文志》，特立‘译语’类，列‘小学’之末，体例最善，深得《隋志》之意。”但他指出钱氏于此仍有遗漏。[93]

钱氏《艺文志》史部著述共14类，423种。“地理”类占首位，有119种。其中又以地方志、名山志居多。“地理”类著述中最有时代特色的是官修的《大一统志》和朱思本的《舆地图》，以及各种域外行记，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焕章（即汪大渊）《岛夷志略》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潘昂霄的《河源志》，记录了忽必烈时代考察黄河源的经过，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事件。就史学著作而言，元代前朝史的修撰有相当可观的成果，集中表现为《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的纂修。本朝史的修撰则相对薄弱，这和宋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值得称道的是出现了蒙古族自己撰写的史书《元秘史》（即《蒙古秘史》）。钱氏《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和“职官”类著录了元朝官修的各种政书，如《经世大典》《大元通制》《宪台通纪》《秘书监志》等，有十余种。[94] 这些政书保存了元朝政治生活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价值。其中《经世大典》规模最大，正文即有880卷之多，可惜全书已佚，只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故事”类收有《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一书，与上述官修政书不同，这是一部民间书坊编纂的法律文书汇编，内容虽然芜杂，但大多堪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元代社会具有很高价值。“故事”类还收录了陈椿的《熬波图》，此书详细记述了江浙一带盐业生产和运销的过程，为此前所未有。海运是元代交通一大特色，“故事”类收徐泰亨《海运纪原》一书，可惜已失传。

史部“传记”类收录各类传记37种，但有价值的不多。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是一部名著，明初修《元史》的重要依据。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保存了唐代诗人的许多重要资料，历来为研究者所珍视。辛文房是西域人，能撰写这样题材的作品，难能可贵。史部“史钞”类收有郑滁孙《直说通略》10卷，“直说”和“直解”意义相似，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叙述自上古至金、宋的历史，使之易于传播。这是史学通俗化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95] 宋代目录学有很高成就。元代目录学方面没有可以称道的著述。钱氏《艺文志》史部“簿录”类有目录书4种，规模很小，而且都没有流传下来。

钱氏《艺文志》子部分14类，收了671种。其中“医方（书）”类最多，有140种。“医方（书）”著述丰富，反映出元代医学的发达。中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的美誉，“四大家”中元代有李杲、朱震亨，都留下大量著作。此外如窦默、罗天益、滑寿等医学名家，亦都有自己的著作。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宫廷饮食的记录，在食疗方面有独特的贡献。“释道”类收121种，仅次于“医方（书）”类。其中有佛道二教的经典、史籍、高僧语录等。这一类书籍众多，是元代佛道二教兴盛的表现。祥迈的《至元辨伪录》详细记录了元代前期的佛道之争。普度的《莲宗宝鉴》则是佛教异端白莲宗的珍贵文献。“释道”类所收书目先释后道，两部分又分别各按辽、金、元前后排列，与其他各类体例有所不同。其中《净发须知》列在王嚞（王重阳）《全真集》之前，显然以为是金人著作。从内容分析，此书应是元人作品，可能是现存的最早的下层行业秘本，弥足珍贵，但与释道无关。[96] 在钱氏以前，《千顷堂书目》已将此书列入“释家”类，钱氏大概是沿袭黄氏的做法，很可能他并没有看到原书。“农家”类和“历算”类所收著述虽然不多，但很有特色。“农家”类9种，王祯《农书》、大司农司辑《农桑辑要》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在中国农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历算”类所收郭守敬《授时历经》及有关著述，李冶的《测圆海镜》，对天文历法和数学都有很大的贡献。

钱氏《艺文志》“杂家”类收各类著述91种，以笔记为主，较重要的有周密的《癸辛杂识》《齐东野语》，刘曛的《隐居通议》，杨瑀的《山居新语》，陶宗仪的《辍耕录》等。这些对研究元代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小说家”类收书仅十余种，各种话本小说均未列入。其中有钟嗣成《录鬼簿》，是关于元代杂剧、散曲作家的珍贵资料。北宋时期朝廷组织过《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的编纂，南宋时民间实用型的类书流行，其代表作品是《事林广记》。钱氏《艺文志》子部有“类事”类，收各种备查考的类书21种。可以看出，元朝没有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但是民间实用型的类书仍是流行的，如刘应李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富大用的《古今事文类聚》和《居家必用事类》等。《事林广记》在元朝曾不止一次修订刊行，但可能因成书于宋朝，钱氏《艺文志》没有收入。[97]“类事”类还收马端临《文献通考》，这是一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在元代以及中国史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应收入史部“故事”类，放在“子部”是不合适的。

钱氏《艺文志》集部分8类，1054种，内“别集”类为数最多，有834种。“别集”即文人的诗、文集，从这个数字可以想见元代的文坛是相当繁荣的。“别集”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散文、诗歌之外，还有碑铭、记序、经论、题跋等。作为文学创作的散文、诗歌主要是在“别集”中保存下来的，许多与艺术有关的重要史实也只有在“别集”中才有记载。“别集”中还记录了大量政治、经济珍贵资料。在众多的“别集”中，内容丰富而受重视的有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元好问《遗山集》、郝经《陵川文集》、王恽《秋涧大全集》、程钜夫《雪楼集》、胡祗遹《紫山大全集》、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刘因《静修文集》、姚燧《牧庵集》、吴澄《吴文正公集》、袁桷《清容居士集》、许有壬《至正集》、虞集《道园学古录》、苏天爵《滋溪文稿》等。

钱氏《艺文志》集部有“科举”类，这是《宋史·艺文志》集部所没有的，《明史·艺文志》集部则在“总集”类中收录了十余种与科举有关的著作，如《国朝试录》《四书程文》等，但没有为之专列一类。[98] 钱氏《艺文志》立“科举”类，并非偶然。他注意元代科举资料的搜集，读过《历举三场文选》《大科三场文选》《青云梯》《元统元年进士录》等罕见文献，[99] 曾有意撰写《元进士考》一书，惜未完成。[100] 他显然有志对元代科举状况作深入的研究，但未能如愿。《艺文志》中专设“科举”类，反映了他对科举制度的重视。

戏曲和话本的创作是元人著作的一大特色，但钱氏《艺文志》没有收入，这是很大的缺陷。

一个时代的著述是该时代文化的集中表现。通过钱氏《艺文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对有元一代的著述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进而有助于对元代文化的认识。这个时期的著述，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不少方面很有特色，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的价值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 书籍出版的多种渠道

1211年，蒙古国发动了对金战争。1234年，蒙古国灭金，统治北方广大农业区，即所谓“汉地”。原来金朝统治地区内，燕京、平阳二地是图书出版的中心。燕京原名中都，是金朝都城所在，1215年，蒙古国占领中都，改称燕京。这个城市虽然遭受很大的破坏，但仍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手工业，刻版印书亦未中断。耶律楚材在戊子年（1228）于自己家中刊印他的《西游录》，[101] 灭金的一年（1234），楚材的老师燕京名僧万松著《释氏新闻》，楚材“请刊是书行于世，因为之序”。同年，他为李纯甫的遗著《楞严外解》作序，文中说：“老师（指万松老人）助锓木之资，欲广其传。”[102] 两书是否刊印不可得知，但由这些动议可以想见燕京当时仍有刻版印书的能力。乙未、丙申年间（1235—1236），南宋使臣“在燕京、宣德州见有历书，亦印成册，问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颁行，鞑主亦不知之也”[103]。可知耶律楚材曾自行刊印历书。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此后不久，名士姚枢一度任燕京行省郎中，因对行台长官不满辞职，便到辉州（今河南辉县）苏门聚徒讲学。他“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104]。姚枢自己在燕京刻书，还鼓动杨中书（杨惟中）、田和卿尚书等在燕京印书。可见私人印书在这一时期的燕京是颇为流行的。当时印书一般用雕版印刷，姚枢教弟子杨古用活字印刷术印书，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杨古活字印刷的地点，不外燕京、苏门二处，可惜已无法考查。这一时期燕京刊刻的书籍流传至今的，有赵衍在丙辰（1256）刊印的唐代李贺诗集《歌诗编》。[105] 平阳在金代已是一个刻书中心，蒙古国时期仍在继续。全真道主持的规模很大的《玄都宝藏》便是甲辰年（1244）在平阳玄都观完成的，历时八年。平阳张氏晦明轩在金代便以刻书闻名，这一时期继续出版各类书籍，有《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书问世，流传至今。燕京、平阳之外，还有一些地方也在刻书，例如，壬寅（1242）孔元措在曲阜刊印《孔氏祖庭广记》、丙午（1246）析城（属邓州，今河南邓州）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文化凋敝，印刷的书籍为数不多，而且都是私人经营的。

在蒙古前四汗时期，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书籍出版机构。蒙古灭金后，由于耶律楚材的建议，在1236年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106] 这一举措常为研究者看成元代官方出版事业的肇始，其实这不过是耶律楚材在战乱之中为了保护部分“汉地”名流使他们免于刀兵之灾冻饿之苦的措施，用意主要不在编纂出版经籍。[107] 至于有的著作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可能是编修所、经籍所的作品，则是没有根据的。《元秘史》原来是用蒙古文写成的，后来才译成汉文，由汉人组成的编修所、经籍所怎么可能编撰蒙古文史书呢！何况，此书所述，是蒙古大汗家族的早期历史。一直到元代中期，蒙文史书《脱必赤颜》对外还是保密的，金朝灭亡之初，汉人更不会接触到。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社会经济逐渐复苏，文化事业也有些起色。忽必烈设置了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官署，其中便有专门刻书的机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各方面对书籍的需要增多，“汉地”民间印书业亦得到发展。原宋朝统治下的南方，图书出版事业兴盛，改朝换代，对此并无多大影响。在全国统一以后，无论南北，图书出版业都有相当的规模，但南方明显超过北方。元代中期，仁宗朝重开科举取士，带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书籍的出版更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元朝的印刷出版事业，可以分为官府、学校、民间和寺院四个系统。

元朝中央政府内设兴文署，“掌雕印文书”，有署令、署丞，下设校理、楷书、掌记等工作人员，雕字匠40名，印匠16名。兴文署初设年代不详。至元四年（1267）改编修所为宏文院。六年，迁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并入宏文院。宏文院此后未见记载，可能与兴文署有一定关系。至元十年正月元朝设秘书监，同年十一月兴文署“交属秘书监”。十三年，兴文署并入翰林国史院。[108] 至元十五年四月，元朝政府“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109]。这些书版应该就归于兴文署。但此后兴文署一度撤销。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110]。秩从六品，隶属于集贤院。兴文署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内唯一的正式出版机构，据说曾刊印过《资治通鉴》和胡三省的《通鉴释文辨误》。[111]但是关于它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就它的人员配置来看，印刷的规模实际上是有限的。元朝后期，文宗图帖睦尔爱好中原传统文化，为此设置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机构。艺文监下有广成局，“秩七品，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112]。这也是一个官方的出版机构。但是广成局的情况同样也是不清楚的。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兴文署和广成局两个正式出版机构似乎没有刊印过多少书籍。元朝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重要书籍，常常指令行省雕版印造。如辽、金二史修成后，便“将这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版，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各印造一百部上送。宋史修成后，亦由中书省指令江浙行省“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赍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113]。御史台将有关文书先后编辑成《宪台通纪》和《宪台通纪续集》二书，前者“于南台官钱内应付开板纸札工本”，开造印书，后者“于南台赃罚钱内应付工本纸札，教浙西廉访司”印造。[114] 这些书籍分别由江浙和江西行省、南台、浙西廉访司直接派遣官员，招募工匠，开工印造，不经过出版机构。中央一些机构也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通过中书省，指令行省印造某种书籍。如大德四年（1300）太医院刊行的《圣济总录》（这是宋徽宗时纂修的一部医书），是由江浙行省派官监督印造的。司农司几次刊行《农桑辑要》都是通过中书省，奏奉圣旨，交给“江浙行省开工印造”的。[115] 以上中央刻书大多指定江浙行省承担，一则因为江浙财力雄厚，二则江浙刻工、印刷水平较高。但总的来说，元朝中央政府刊印的书籍是有限的。至于地方各级行政机构（行省、路、府、州、县）下面都没有专门的出版机构，一般也不过问书籍出版事宜。至元二十六年（1289）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在福州“命工翻刊”“蜀本《通鉴》”，于二十八年刻成，这应是他个人的兴趣。[116]

地方的学校（包括各级官学和书院）在书籍出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元朝的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学田和房产，可以收取地租和房租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有的地方学校田产众多，除了日常开支外还有盈余，便可用来刻书。元朝地方政制，分行省、路、府、州、县，行省不设学校，路、府、州、县均有儒学。一般来说，路学规模较大，府、州、县学规模有限，有力量刻书的，主要是路学。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曾罗列见于明、清两代著录的元代学校刊本共五十种左右，绝大多数为路学刊本，个别为州学、府学刊本，亦有以路学为主、联合州学县学共同刊行者。从地区分布而言，刊行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儒学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有浙西（嘉兴路学、杭州路学、平江路学、无锡州学）、浙东（绍兴路学、庆元路学、婺州路学）、江东（宁国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江西（赣州路学、瑞州路学、信州路学、临江路学、龙兴路学、抚州路学）、福建（漳州路学、福州路学）等地区，位于江北的只有扬州路学和中兴路学。[117] 扬州路治即今江苏扬州，中兴路治即今湖北江陵，两地都邻近长江，亦是富庶之地。这五十种左右书籍，从时间来区分，刊行于世祖到武宗时期的有十余种，刊行于仁宗至顺帝时期的有三十余种，特别是顺帝时期有近二十种。也就是说，元代地方儒学的书籍出版，就地区而言以江南路学为主，就时间而言以仁宗至顺帝时期为主。这五十种左右书籍的情况，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地方儒学刻书可以成宗大德年间“九路刻十史”为代表。此事始于大德九年（1305），参与者为宁国路学、徽州路学、饶州路学、集庆路学、太平路学、池州路学、信州路学、广德路学和铅山州学，实为八路学、一州学共同参与，原计划刻十七史，但只完成十史。后来集庆路学藏有各种史书的版片，很可能便是此次“九路刻十史”的产物。[118]

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始创于唐朝，宋朝趋于兴盛，进入元朝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地方儒学一样，书院也有学田，用来维持日常的开支，富裕的书院有余力可以刻书。书院刻书的情况与地方儒学大体相同，亦以江南各地书院为主，以仁宗至顺帝时期居多。书院刻书以杭州西湖书院最有名。有时书院与地方儒学合作刻书，如《至正金陵新志》便是由集庆（元文宗时改金陵为集庆，即今江苏南京）路学与溧阳州学、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共同刊行的。溧阳、溧水均属集庆路，明道书院在集庆。

地方儒学和书院刊刻的书籍，以经、史居多，前代或当代名人的诗文集亦占相当比重，此外有医书、字书、类书等。儒学和书院刊行的书籍，一般来说，不以牟利为目的，质量较好。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勖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19] 书院刻书的优点，儒学也是具备的。书院和儒学刊行的书籍，很多是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部门下达的任务。中央机构如，史学家苏天爵的名著《国朝文类》，经翰林国史院官员建议，由中书省“移知江浙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后来由西湖书院刻版印行。[120]地方监察机构即各道廉访司。上述“九路刻十史”便是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发起，廉访司“遍牒九路”，由九路（实为八路一州）儒学协力完成的，[121] 九路（八路一州）都是江东建康道行使监察权力的地区。又如，至正五年（1345）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根据廉访使沙剌班的建议，行文抚州路儒学，刊印虞集的文集《道园类稿》。[122] 后至元五年（1339）江北淮东道廉访司根据廉访使苏天爵的建议，上报御史台，要求刊印马祖常的文集。经御史台批复后，“发下本路（扬州路）儒学，依上刊板，传布施行”。此前扬州路儒学还曾根据监察部门的要求刊行王结的文集。[123] 由廉访司发起印书的例子还有不少。前已有人指出，中央机构和地方监察机构下达印书任务，“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124]。这是因为江浙一带儒学、书院经费比较充足的缘故。此外也有地方行政机构下令学校印书的情况，但为数不多。明代有人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125] 博学如钱大昕亦说：“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126] 这种说法流行颇广，迄今仍有人相信，甚至以此断言元朝各级政府对书籍出版实行严格的管理，进而推论在这方面元代比其他朝代表现更为突出。这显然是上面一些例子造成的以偏概全的误会。事实上由政府指令出版的书籍为数有限，书院、儒学刊行的书籍，还有很多是自己决定的，与中央机构或地方监察机构无关，并不存在普遍由各路呈报并经“翰林”审查批准的问题。而且，大量民间出版的书籍，都与政府机构没有关系。总的来说，有元一代，政府对书籍出版是很少过问的，并不存在严格的管理。

元代民间出版事业相当兴旺。当时的民间出版事业可分私宅印书和书肆印书两种，而以书肆为主。叶德辉曾将宋、元两代民间印书事业加以比较，他说：“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多，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127] 以地区而言，元代民间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的建宁路（路治今福建建瓯市），特别是建宁路下辖的建阳县（今福建建阳市），在中国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麻沙和书坊（即崇化）就在这里。[128] 建宁古称建安，早在南宋时期，建安就“号为图书之府”[129]，元代，建阳书坊名称可考者近四十家，其中著名的有余氏勤有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等。“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130] 这种情况，继续到元代，余氏勤有堂仍是当地出版业的龙头。建阳之外，杭州、大都、平阳等地，都有相当规模的书坊。此外，其他地区亦有一些印书坊肆。

叶德辉说：“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131] 其实，坊肆所刻书籍中，经史子集亦占相当比重，因为在当时经史及诸子中亦有能盈利的畅销书。以余氏勤有堂而论，所出书现存而年代可考者有二十种左右，其中经、史即有12种，文集2种。上述建阳其他书坊亦都刊刻数量不等的经史类书籍和各种文集。[132] 书坊刊刻的亦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建阳余氏勤有堂刻印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国朝名臣事略》（苏天爵著），郑氏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刘因著），等等，都是印刷精良、很有价值的好书。当然，书坊刻书，以牟利为目的，必须迎合社会的需要。从现存的元版书籍来看，有四类书是书坊所出而书院、儒学很少过问的，一是医书，二是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三是日用类书，四是通俗文艺作品。医书如余氏勤有堂的《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建安叶氏广勤堂的《王氏脉经》，燕山（大都）窦氏活济堂的《针炙四书》等。学校和科举应试用书如平水王氏中和轩的《礼部韵略》（这是科举考试时唯一可以带入考场的书）[133]、建安虞氏务本堂和余氏勤德堂共同刊行的《类编历举三场文选》[134] 等。日用类书有建阳郑氏积诚堂刊印的《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135]《事文类聚翰墨大全》。[136] 通俗文艺作品主要是杂剧和小说等。存世的杂剧刻本或题“大都新刊”“大都新编”，或题“古杭新刊”，无疑分别刊于大都、杭州两地，都应出于书坊之手，但均不见署名。小说有建安虞氏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话》等。书坊出书，无论品种或数量都要多于官府和儒学、书院刊书。当然，书坊所出书籍之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抢占市场匆忙制作的，刻版（版面设计、刻工）、印刷、纸张、装帧的质量都比较差。

民间刻书之另一种，便是私宅刻书，或称家刻。这种刻书方式在中国由来已久。前面说过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耶律楚材家中曾自行刻书，元朝统一以后，家刻仍然存在，一般采用“家塾”的名义。最有名的是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印的《九经三传》，相台是义兴（今江苏宜兴）古名。[137] 此外有花溪沈伯玉刻《松雪斋文集》，花溪在浙江归安。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元代私宅刻书为数有限，比不上前代。叶德辉说：“元时私宅刻书之风，亦不让于天水。”这个说法是可疑的。事实上，他所列举“元私宅家塾刻书”，有不少其实是书坊刻书，如刘君佐翠岩精舍。

元代宗教经典刻印颇为兴盛。道教有《玄都宝藏》，始于窝阔台汗九年（1237），成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历时八年，役工五百有奇，成书七千八百余卷。[138] 佛教经典印造甚多，关于佛教《大藏经》的印造，见下一节，此处从略。此外，还有一些寺院，刊印若干佛教经典，供僧尼和信徒使用。例如中兴路（路治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刊印的朱墨两色套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图4-2-1 元刊《关大王单刀会》书影

以上讲的都是汉文书籍。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府提倡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印刷出版各种民族文字的书籍，是元代出版业的一大特色。元朝政府曾组织力量将一些儒家经典翻译成八思巴体蒙古文或畏兀式蒙古文，其中有的还印刷出版，见于记载的如，至元十九年（1282）四月，“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139]。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仁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仁宗）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140] 同年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141]。可知这一年曾同时刊行《大学衍义》《孝经》和《列女传》的蒙文译本。现在流传下来的蒙古文、汉文合璧《孝经》残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应即此时的作品。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142] 理学家许衡、许师敬父子纂辑历代帝王嘉言善政为一书，名《皇图大训》，此书由人“润译以国语”，元文宗认为此书有功于世道，而且“文字尔雅，译说详明，便于国人，故首命刻之”[143]。所谓“国语”即蒙古语，“国人”即蒙古人。以上几种是有明确记载的正式刻印的蒙文翻译作品，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这些都是官方安排刻印的，元文宗时设立的艺文监，其职责之一是“以国语敷译儒书”，下设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144]。除了经史的翻译之外，还有其他民族文字出版佛教经典。早在13世纪中叶，西夏故地即有人刊印西夏文佛经。元世祖时代政府主持雕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板，有关情况见下一节。此外还有活字刊印的西夏文佛经。[145] 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有位著名翻译家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他“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诸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146]。自19世纪后期起，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大批回鹘（畏兀儿）文佛经，其中密藏经典《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就是迦鲁纳答思翻译的，现存此经残片大多为印本。还有一件畏兀儿字佛经残卷，有“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于甘州印刷”字样。说明直到元朝末年仍在刊行畏兀字佛经。[147]

中国古代的印刷可以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起源较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活字印刷有明确记载则自公元11世纪毕昇创活字法始。毕昇使用的活字用胶泥制成。南宋丞相周必大曾试行活字法，但总的来说，在宋朝活字技术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活字技术传入西夏，目前已发现十余种西夏文活字印刷物。[148] 似可认为，西夏的活字印刷已有相当规模，木活字或是泥活字，尚难断定。蒙古前四汗时期，姚枢曾命弟子杨古以活字印书，已见上述，杨古所为应和毕昇一样是泥活字。13世纪末14世纪初，东平（今属山东）人王祯任旌德（今属安徽）县尹，制作木活字，用来刊印《旌德县志》，获得成功。他在自己的著作《农书》后面，附载《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概括地叙述刻字、修字、贮字、排字和印刷的工艺流程，这是中国印刷史的一篇珍贵文献。但是，元代印书一般仍是采用刻版的办法，活字印刷是罕见的，元代后期，奉化（今属浙江）知州马称德曾用木活字印刷《大学衍义》。[149] 但是以上所说两种木活字印本都没有保留下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御试策》，刊印于顺帝时，应是活字印本。但所用是何种活字，至今无定论。敦煌曾发现大量畏兀文木活字，已知存世有1014枚。[150] 这些畏兀文木活字的时代无确切资料可以断定，但元代畏兀人大批迁至河西走廊定居，因此这批木活字属于元代的可能性很大。

一般认为，元代刻书有几个特征。即所谓：黑口，赵体，无讳，多简。[151]所谓“黑口”，就是每一片中的上下两端，有墨印的又宽又粗的黑条子。但亦有不少书籍是白口的例子。“赵体”即赵孟頫的字体。前面说过，赵孟頫是元朝中期的艺坛领袖，他的书法风行一时，在书籍刊印上也得到表现。但这主要是在仁宗以后，以前不多见。“无讳”即不重视避讳。避讳指言语或行文时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行文时常用同义或同音字代替，也可用原字而省笔画。避讳起源很早，到唐、宋时期，政府和社会都很重视避讳。忽必烈推行汉法，至元三年（1266）四月对地方政府上进的表章格式作出规定，其中之一是“御名庙讳皆合回避”[152]。这一规定以后曾不止一次重申，仁宗时实行科举考试，规定“试卷不考格”，首先便是“犯御名庙讳”。也就是说，提到皇帝的名字和庙号就不录取。[153] 但对书籍出版并没有类似的要求。因此在元代刊印的书籍中可以说看不到避讳的迹象。“多简”指元朝刻书多用俗字、简体字，这主要见于书坊印刷的供民间阅读的书籍如日用类书、法律文书、小说、剧本等。但一般经史子集都不用俗字或简体字。

第三节 佛教大藏经的刊造

佛教大藏经就是佛教经典的总集。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经典相继被译成汉文。中国历代高僧对佛学亦有论述。至迟在隋唐时期已有大藏经出现，但当时的大藏经是手写的。到了北宋时期，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下令在益州（今四川）雕大藏经板，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经板成，运到京城开封印刷成书。这部藏经称为《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此后，福州东禅院印造了《崇宁藏》，福州开元寺印造了《毗卢藏》，主事者都是禅宗僧人。与北宋对峙的辽朝，也自行印造藏经，称为《辽藏》或《契丹藏》。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有湖州（今属浙江）归安圆觉禅院（后升为资福禅寺）印造的《圆觉藏》和《资福藏》，主事者是禅宗僧人。《圆觉藏》和《资福藏》又称《思溪藏》（此寺所在地名思溪）。又有平江（今江苏苏州）长洲碛砂延圣院印造的《碛砂藏》。主事者也是禅宗僧人。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潞州（今山西长治）妇女崔法珍“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她所主持雕刻的藏经经板后进献朝廷，贮放于燕京（今北京）弘法寺。这部藏经称为《金藏》。[154] 蒙古灭金、在北方建立统治后，佛教受到尊奉。据元代记载，“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155]。“太宗”即窝阔台汗。当时燕京弘法寺内，仍保存崔法珍雕造进献的经板，但已有损坏。太宗时曾加以雕补。“弘法寺藏经有板，经乱之后，师（善选）亦被命校勘，补其阙遗。”[156] 耶律楚材有《补大藏经版疏》，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经文半劫灰。欲析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应为此而作。[157] 但需指出的是，窝阔台汗对佛教并无特殊的好感，雕补藏经很可能是佛教徒耶律楚材假借大汗名义的行为。后来，忽必烈因“弘法寺藏经板历年久远，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忽必烈曾印藏经三十六部，分赐外邦他国。应即此藏，一般称为《弘法藏》。《弘法藏》是将《金藏》修补而成，还是一部独立的大藏经，学术界存在争论。但这是元代有明确记载在大都印造的一种大藏经，则是可以确定的。[158] 此后，在元武宗、仁宗、英宗以及顺帝初年，皇家都曾印造大藏经。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命刻《大藏经》板于武昌”。雕板完成后运至大都，印刷流通。[159] 北京智化寺发现一种佛教经典《大金色孔雀王咒经》，经首竖刻书牌，上有“□□□育黎八力八达刊印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等语。空阙三字应是“皇帝爱”，“爱育黎八力八达”是元仁宗的名字。可知仁宗时曾刊行大藏经。[160]英宗曾选派名僧校雠藏经，[161] 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说：“金玉府内有琉璃碧瓦所盖八座藏，藏经板在内，甚为精制。文宗敕印造三十六部，散施诸禅刹，江南亦有赐者。”[162] 另据现存佛经零本考证，英宗到顺帝初期，元朝政府在大都可能还刻印过一部大藏经。[163] 武宗及其以后皇家雕印的藏经与《弘法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164]

元代南方至少有四部汉文大藏经版。

一种是《碛砂藏》，这部藏经的印造始于南宋，见上述。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碛砂延圣院发生火灾，经板损失严重。入元以后，补雕经板，重新印行。南宋时《碛砂藏》的雕版印造的经费主要由民间（主要是寺院附近的百姓）捐助，寺院中成立大藏经局，僧人分工管理。入元以后，仍然采取大藏经局的组织形式。《碛砂藏》在元代的重新启动，得到官方的支持。忽必烈时期，元朝设立江淮诸路释教总摄所（后改总统所）管理江南佛教，以西夏人杨琏真加为总摄（后改总统）。有一种《碛砂藏》佛经的扉画上有一行文字：“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加。”[165]“功德主”是寺院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靠山，可知《碛砂藏》的雕印一定得到杨琏真加和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支持。忽必烈晚年，杨琏真加失势，元朝罢江淮释教总摄所，改立行宣政院作为宣政院（元朝中央管理佛教的机构）的派出机构，管理江南佛教事务。成宗大德十年（1306），行宣政院使张闾“捐舍净财一百定刊雕大藏经文”。他还享有“劝缘都功德主”的称号，可见他和杨琏真加一样是《碛砂藏》的积极支持者。河南行省左丞朱文清、江浙行省参政张文虎都为《碛砂藏》捐赀。[166] 张文虎是张瑄之子。朱文清（朱清）与张瑄出身海盗，降元后经营海运，成为江南两大豪门，势倾一时。《碛砂藏》还有一个重要支持者是松江府僧录（地方僧官的名称）管主八，和杨琏真加一样也是西夏人。管主八先后捐资印造大量佛经，他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167]。这是管主八在大德十年腊月（十二月）写下的文字，在此以后，他继续为之施财募缘。这些权势者的支持，为《碛砂藏》的印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相形之下，民间的捐助已退居次要了。

另一种《普宁藏》是余杭（今浙江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刊行的一种藏经，并因此得名。《普宁藏》是白云宗主持印造的。宋、元之际，“湖州路思溪法宝寺大藏经板，泯于兵火，只字不存”。入元以后，浙西部分僧人商议，请湖州妙严寺主持古山道安“与白云一宗协力开刊”新的藏经。道安向新成立的江淮释教总摄所报告此事，“准给文凭”，亦即同意印造。总摄所又“转呈檐八上师引觐，皇帝颁降圣旨护持宗门作成胜事”。檐八又作胆巴，西番（今藏族）人，深得忽必烈宠信，是当时地位仅次于帝师的佛教领袖。他带领道安觐见忽必烈，道安因此得到皇帝颁发的保护支持修造大藏经的诏书。道安是已知的江南僧侣觐见元朝皇帝的第一人，他还被授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的头衔，并成为余杭大普宁寺的住持，大普宁寺因此成为新版大藏经印造之地。[168] 可知《普宁藏》的印造从一开始便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在普宁寺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印造事宜的大藏经局，组织庞大，分工细致，有的负责印造的各项技术工作，有的负责收藏，有的负责化缘（平江、湖州、嘉兴、杭州四路分别有人负责），还有一批杭州各寺名僧分别校勘经、律、论藏，而江淮释教总统所的总统、总摄和其他官员都列名其中，分别是都劝缘、观缘、劝缘。[169] 这部大藏经的印造过程中，上述浙西四路的僧俗有大量的捐献。这一印选工程“始自丁丑，讫于庚寅，凡一十四载”。丁丑是至元十四年（1277），庚寅是至元二十七年。[170] 后来陆续有所补充。与其他几种藏经不同，《普宁藏》完全是元代新刻的。问世后，流通甚广，远在其他各种大藏经之上。

《崇宁藏》和《毗卢藏》，刊行于福建。《崇宁藏》原是宋代福州东禅寺印造的，在元代继续印行。福建泉州开元寺收藏有大德九年（1305）泉州人施资印造的该藏经本。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僧人祖意因《崇宁藏》经板“岁月浸久，蠹坏滋多”，便“募缘雕换万板，以寿其传”[171]。东禅寺元末毁于兵火，经板亦毁。[172]《毗卢藏》原由福州开元寺印造。元大德八年至十年间（1304—1306），开元寺曾进行修补经板的工作。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泉州佛寺曾集资用开元寺版印行[173]。仁宗延祐二年（1315）建宁路建阳县（今属福建）报恩万寿堂“募众雕刻毗卢大藏经板”[174]，前面（第三篇第三章）已说过，报恩万寿堂是白莲宗的寺院，开元寺则是禅宗的寺院。为什么《毗卢藏》改由白莲宗的寺院另行刊刻印造，现在尚不清楚。现存《毗卢藏》佛经卷末有“都大劝缘荣禄大夫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吴国公也黑迷失”一行，也黑迷失是畏兀儿人，元朝上层官僚，曾多次奉命出使海外。[175]元代畏兀儿人大多信奉佛教，也黑迷失亦不例外。可知白莲宗雕印《毗卢藏》得到了也黑迷失的支持。许多僧俗民众为《毗卢藏》的印造捐资，其中有的远在河南行省的光州固始县。《毗卢藏》的重雕印造吸引远距离的信徒，这是其他几部藏经雕造中罕见的，大概应归功于白莲宗的号召能力。白莲宗刊印的《毗卢藏》残本在中国、日本都有发现。元朝末年，福建“宣政分院请师（释逆川）住东禅废刹，不一载间，殿堂矗如，门庑森如，藏库煜如……补刊开元藏经板，仍印施之”[176]。逆川住持东禅寺，应是因《崇宁藏》经板已毁，故将开元寺保存的《毗卢藏》经板补刊印造。也就是说，建阳白莲宗刊印《毗卢藏》后，开元寺的《毗卢藏》经板仍然存在。白莲宗主持的《毗卢藏》与开元寺的《毗卢藏》是什么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图4-2-2 《普宁藏》书影

上述都是汉字《大藏经》。元代还曾刊行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即西夏文字。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元成宗嗣位。十一月，“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177]。可知忽必烈时代主管佛教事务的宣政院曾有刊印河西字《藏经》之举，但具体情况不详。在《碛砂藏》所收《大宗地玄文本论》后有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的题记，叙述自己刻经的功劳，其中说：“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曾多次印造，仅管主八便“印造三十余藏”，与其他佛散经典一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178]。杭州大万寿寺是西湖孤山上的一座佛寺，系杨琏真加强夺道观改造而成。杨琏真加是西夏后裔，大万寿寺刊印河西字《藏经》应与之有关。当时印造三十余藏，施于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永昌（路治今甘肃永昌）等处寺院，这些都是西夏故地。后来又陆续加印，总数应在百部以上，有些残本流传至今。[179]

《大藏经》的刊造，与其他各种出版物有很大的不同。《大藏经》的刊造事宜，一般由寺院主持。《大藏经》的篇幅很大，有数千卷，印造的费用昂贵，主要依靠来自各方信徒的捐献，其中有权贵、僧官，更多的是一般的僧俗民众。在现存佛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的民众甚至各刊一纸、半纸，数人共成一卷。其他出版物，大多通过销售流通。而《大藏经》的流通，则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免费赠送。其中有朝廷和权贵刊造，赠送各地寺院。例如，武昌《大藏经》经板运到大都后，“印本流传天下，名山巨刹则赐之”[180]。高丽忠宣王王璋将王位让给儿子，长期居住在大都。他笃信佛教，仁宗皇庆元年（1312）派人“届古杭印造大藏尊经五十藏，施诸名刹”[181]。也有僧官出资刊造，向寺院赠送，如上述管主八印造河西字佛经，此外他还印造“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散布各处。又如陇西（今甘肃陇西）人李慧月，曾在福建和嘉兴任僧官，曾“舍梯己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李慧月亦和管主八一样，是西夏人。“印造十二之大藏”应指印造十二部《大藏经》。他印造的是《碛砂藏》和《普宁藏》。[182] 另一种则是定价出售，订购者主要是各地寺院。至元二十六年（1289）山东灵岩寺曾派人到江南寻求《大藏经》，听说普宁寺“已具经律论完本，遂购而航致之”[183]。北方临济宗雪堂禅师名重一时，“若京师之开泰、大名之临济、汴梁之慧安、嵩阴之罗汉、丰州之法藏、洛阳之发祥、潞邑之胜觉、京兆之开元、西京之护国、郑州之洞林，皆礼请住持，书疏迭至，辄忻然受之……今上（成宗铁穆耳）在潜邸，师尝奉命持香礼江浙名蓝，法航所至，州府寮属作礼供养，日积弊（币）贽，购所谓五千余卷满二十藏，为函一万有奇，浮江逾淮，辇运毕至。凡所统十大寺，率以全藏授，仍请卫法玺书，寺给一通”[184]。北方有《弘法藏》，为什么北方寺院还要远涉江、淮，前往南方购买《大藏经》？原因是《弘法藏》价格过于昂贵。“京师弘法寺素有版本，惟其楮墨之工，为费不赀，故所在名刹倾竭资产有不能致者。”[185]《普宁藏》显然价格低廉，因而销路较好。日本寺院亦遣人来中国南方购买《大藏经》，有的购买《普宁藏》，有的则“携带黄金百镒从元朝买来了福州版《大藏经》”[186]。

多种《大藏经》的刊印，是元代出版事业兴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书籍收藏的四种类型

元朝的书籍收藏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官府，二是书院学校，三是私人，四是寺观。

官府藏书主要是中央的秘书监。至元九年（1272）元朝设置秘书监，其主要职能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187]。至元十一年正月，秘书监在一件文书中说：“照得本监钦奉圣旨，见收阴阳禁书并一切回回文字”[188]。大概在成立之初，秘书监主要收藏的是阴阳禁书和“回回文字”书籍。平定江南以后秘书监的收藏有很大变化。至元十二年八月，忽必烈下令进攻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九月，秘书监长官等上奏，建议保护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籍和各地的书板：秘书省“内有《乾坤宝典》并阴阳一切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书画等物，不教失落见数”，以及“江南诸郡多有经史书籍文板，都教收拾见数，不教失散”，忽必烈接受这一建议，为此下达了诏令。[189] 十三年南宋朝廷投降，元朝派遣专人将宋朝秘书省收藏的经籍等物，运回大都，由秘书监收藏。[190] 由此汉文书籍成为秘书监收藏的主要部分。至元十四年，秘书监中仅因损坏加以裱褙的书籍文册即有6762册，[191] 总数应该更多。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例如中书省曾将架阁库（即档案库）中的书籍及其他物件移交给秘书省。又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时，“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192]。因而藏书颇多。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海山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三月正式登基。在登基前将“看的文书都教般将秘书监里去者”，共计书籍644部，6698册。[193] 顺帝至正二年（1342）秘书监对收藏的书籍进行分类编号，并登记造册，这次统计的结果，秘书监收藏各类书籍共2229部，24027册。其中以集部最多，共计万册左右，其次是经部和史部，均为五千册左右，其余为子部的医书、农书、阴阳书、兵书、释道书以及类书等。书籍之外还有书画。[194] 以上所说书籍收藏在秘书监的秘书库内。秘书库收藏的书籍和书画管理相当严格，定期检查，舒展曝晒，损坏的加以裱褙。但它的收藏主要供皇帝调阅，“非奉圣旨及上位不得出监”，并不对外开放。[195] 前面说到秘书监成立之初收藏有“回回文字”，但上述书籍分类显然不包括“回回文字”在内。秘书监下属有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后合并），至元十年（1273）北司天台（回回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有经书242部，均系“回回文字”书籍，涉及天文、历法、仪器制作、医学、炼丹术等诸多方面。[196] 这部分书籍可视为秘书监藏书一大特色。上面说过，元代曾将若干种经、史译成蒙文（畏兀体蒙文、八思巴文），有的还已印行。这些书亦应收藏在秘书监内。

元朝中央机构内，秘书监收藏书籍最多。其他如翰林国史院、国子监等亦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传世宋刊本唐人文集十余种，如《孟东野文集》《元微之文集》《权载之文集》《皇甫持正文集》等，都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朱文大印，无疑原是翰林国史院藏书。[197] 元顺帝时，为了纂修宋、辽、金三史，“遣使旁午，购求遗书而书之”。“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他本者，今亦有之。”这批书保藏在“史馆”也就是翰林国史院中，参与其事的危素，曾将征求所得编成《史馆购书目录》。[198] 国子监有专门的藏书楼，位于监学之北，称为崇文阁。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阁四阿，檐三重……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寻有奇，东西之广倍差其深”。经始于延祐四年（1317），完成于延祐六年。[199] 传世宋刊本《唐六典》《说苑》《唐柳先生集》等都钤有元朝官印，文曰：“国子监崇文阁官书”。下有小字：“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失典掌者不许收受。”此印高四寸九分，宽一寸九分，楷书朱文。[200] 便是崇文阁藏书的实证，可见崇文阁的书籍是有专人管理可以借读的，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崇文阁藏书应是面向国子学师生的。元文宗时设艺文监，下属有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应是一个宫廷中的专门藏书机构，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201] 传世宋吉州本《居士集》，每卷后有朱文木记“太平路总管李亚中进到官书，至治元年儒学教授梅奕芳识”[202]，此书为历代内府递藏之物。“至治”是元英宗的年号，可知当时宫廷曾搜罗书籍，但收藏在何处，已不可知。

元朝以大都、上都为两都，上都是夏都，每年春末，皇帝即去上都，至立秋方返。国子学部分师生亦要随行，在上都设立分学。至正十三年（1353）国子学助教毛文在“乃节缩餐钱之羡，购书一千二百六十三卷，为三百五十册，置于分学。盖上都书最难致，昔贺泾阳王为留守，尝遣教授董君买书吴中，藏于学官，刻书目于石。文臣之嗜学者往往假读之，比还，必归诸典守者。先是分学亦假其书，或他司己假，则不可得有”。对于分学新购的书籍，“祭酒鲁郡王公移牒开平府，俾以其书与儒学旧书并藏，置书目，一藏崇文阁，一藏开平儒学，一随分学”[203]。上都地处边远，书籍缺少。贺泾阳王即贺胜，大德九年（1305）到延祐七年（1320）任上都留守。他曾派人到江南采购书籍，收藏在上都儒学内。这一次国子分学购置的书籍，便和儒学原有的藏书收藏在一起，并编成目录。上面说过，崇文阁是国子监的图书馆，所以上都分学藏书目录要上交一份给崇文阁。

图4-2-3 翰林国史院藏书印

元朝各地的书院、儒学，就藏书而言情况很不一样。一部分书院、儒学有数量不等的藏书，以供师生学习、研究之用，但相当多的书院、儒学（特别是县学）没有或很少有藏书。蒙古灭金和元灭南宋的战争，对书院和学校的藏书，破坏很大。集庆（今江苏南京）路学，原来藏书“卷帙以数千计，归附兵火散失，荡无一存”[204]。镇江（今属江苏）路学的藏书，“归附后散轶甚多，所存者不及十二三耳”[205]。元贞元年（1295）江南行御史台批复的一件文书中说：“各处学校……及置买‘四书’《九经》《通鉴》各一部，装背完整，以备检阅，不许借借出学……其余路学一体施行，实为相应。”[206] 置买几种书籍是就福州路学说的，可知福州路学原来连这几种最基本的经、史都没有，而福建地区的其他路学也差不多，所以要“一体施行”。福建在元代文风颇盛，路学尚且如此，府、州、县学及书院可想而知。福建儒学藏书的状况应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又如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是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当地的儒学和书院藏书也是有限的。据元末庆元的方志记载，庆元路学藏书不过70种，奉化州儒学藏书9种153册，另有活字版印本1部20册，昌国州儒学藏书31种，象山、慈溪、鄞县三县儒学都无藏书。定海县儒学在泰定年间“出学粟”到杭州购入经史子集各类书籍2246卷，790册，为全路之冠。庆元路有书院6所，仅杜洲书院藏书8种，180册，其余均无。[207]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书院如燕京太极书院有书八千余卷，[208]儒学如彰德路学有书一万二千卷，[209] 栾城（今河北栾城）县学有人捐献书籍万卷。[210] 这些是藏书较多的例子。镇江路儒学藏书在散轶之余尚有228部，1392册，也是比较丰富的。[211] 少数规模较大的书院、儒学建有专门用来藏书的场所，称为尊经阁，亦有藏书阁等名称。袁州（今江西宜春）路学“作尊经之阁于讲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广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数……东南学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212]。袁州南轩书院原有藏书阁，因水灾“圮焉”，顺帝至元四年（1338）重建，“复藏书之旧观，阁凡三层，皆出飞檐，以远风雨”[213]。建昌路新城（今江西黎川）县学“为书阁于讲堂之左，其崇二丈有八尺，纵三丈有九尺，横三丈”[214]。袁州路学尊经阁和新城县学书阁的规模（深广，亦即纵横）可能是不多见的。儒学的藏书，除供师生阅读外，有的还对外开放，“有欲假者，许就观焉”[215]。

书院、儒学的藏书，来自各方捐献者居多，如上述彰德路学和栾城县学都是如此。又如济南人张炤，曾任镇江路达鲁花赤，以万卷书赠济南路学。[216]许昌（今属河南）人冯梦周建颍昌书院，将家中藏书“凡若干万卷亦悉归之书院”[217]。也有少数书院、学校，经济比较宽裕，能自行出资购置，如淮安路儒学“市书于杭得3000卷”[218]，上述定海县儒学亦同。现存有镇江路学和庆元路学的藏书目录，可以看出，收藏的书籍以经、史为主，其次是前代的文集，还有少量子部书和类书，但没有释道著作和戏曲、小说以及琴棋书画等与消遣娱乐有关的书籍。[219] 书籍收藏亦可看出书院、儒学的教育导向。

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元代有明确记载可考、藏书数千卷以上的藏书家有127人。其中汉人、南人有113人，蒙古、色目14人。汉、南人藏书家中又以南人居多。[220] 在汉、南人藏书家中有不少是世代相继的，如浙东袁桷，是有名的学者，从曾祖父起就收藏图书，他“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221]。真定（今河北正定）苏天爵，是著名史学家，“藏书万卷”[222]，也是积数世之力成就的。[223] 蒙古、色目藏书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藏书事业的一个特色。他们收藏的都是或主要是汉文书籍，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对蒙古、色目人的影响。私家藏书，一般来说种类广泛，医卜方技、稗官小说无所不包，这和书院、学校藏书大不相同。[224]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藏书家收藏的书籍，大多来自南方。上面提到的张炤，因任镇江路达鲁花赤，得以购书八万卷，而以其中万卷赠济南路学。而冯梦周“为平江路推官，得《庸》《学》《语》《孟》善本并小学书”[225]。苏天爵的曾祖父“作屋三楹，置书数十卷”。祖父“又手自钞校得数百贮之”。到他父亲时，“渐市书以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226]。这种现象说明当时南方印刷业远比北方发达，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南北统一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佛寺和道观的藏书以佛道经典为主，兼及其他。前面说过，元朝官方和民间都曾刊印各种《大藏经》，分布于南北各佛寺。元朝规模较大的佛寺，都有藏经场所，如集庆（今南京）太平兴国禅寺有经楼，[227] 大都（今北京）大承天护圣寺是元文宗为自己祈福而建造的佛寺，“西殿庋金书大藏经，皇后之所施也。东殿庋墨书大藏经，岁庚午上所施也”[228]。道教宫观亦有藏书之所。南方正一道祖庭龙虎山上清正一宫有藏室，“以木为柜，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广围径若干尺，觚其隅为八面，面为方格，以次受盛经之函。刻木为天人神仙地灵水官飞龙翥凤之属，附丽其上，皆涂以金。中立巨木贯之，下施盘轮令可关以旋转，言象天运焉”。这种书柜的设计不仅称得上“缔构雄丽”，而且可以旋转，便于使用，可以说构思工巧，是以前没有过的。[229] 抚州（今江西临川）玄都观亦有藏室，“崇深宏伟，耸动观赡，中藏圣贤经传，历代史记，与夫诸子百家之书，靡不存贮”[230]。除了道家经典外还收藏其他书籍，这是不多见的。但道教宫观的藏书不如佛教寺院。

宋朝目录学有很大发展，公私藏书都有专门的目录传世。元朝的公私藏书也编纂过一些书籍目录，如秘书监的书籍“编类成号”，分成13类。[231] 上海庄氏积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232]。藏书目录都没有流传下来。

总的来说，元代公私书籍收藏，不如宋代，但仍有相当规模。而其他民族文字的图书，进入官府收藏之列，则应视为元代图书收藏一大特色。在中国古代图书收藏的发展史中，元代是不应忽视的。

[1]《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2]彭大雅：《黑鞑事略》。

[3]《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

[4]《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第21页。

[5]《出使蒙古记》，第159页。

[6]《元史》卷202《释老传》。

[7]《元史》卷6《世祖纪三》。

[8]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可见朝廷上仍行用畏兀儿文。又如，河西蒙古宗王喃答失太子所立文殊寺碑（1326）便使用畏兀儿文，见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1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9章《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年。

[12]《金史》卷9《章宗纪》。

[13]《醉义歌》，《湛然居士文集》卷8。

[14]金光平、金启骔：《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15]韩儒林：《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7页。

[16]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伊朗学在中国》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元代的记载说金齿百夷“记识无文字，刻木为约”（李京：《云南志略》）。但现代的研究表明，老傣文在西双版纳使用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

[18]《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

[19]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版，第63—94页。

[21]彭大雅：《黑鞑事略》。

[22]《国子助教李君墓志铭》，《始丰稿》卷12。

[23]萧启庆：《元朝的通事与译史：多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元朝史新论》，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9年版，第323—384页。

[24]《国子助教李君墓志铭》，《始丰稿》卷12。

[25]《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

[26]《元史》卷202《释老传》。

[27]《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附阿邻帖木儿传》。

[28]《马公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27。

[29]《冗食妨政》，《至正集》卷74。

[30]《元史》卷39《顺帝纪二》。

[31]《书史会要》卷7《大元》，“帝师巴思八”条。

[32]参见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3]《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

[34]《送杜教授北归·序》，《吴文正公集》卷14。

[35]《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序》，《松雪斋集》卷6；《送柿溪州蒙古学正序》，《陈众仲文集》卷4；《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21。

[36]前揭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

[37]《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9《皇太后懿旨碑（至顺二年六月）碑阴》。

[38]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39]《元典章》卷1《诏令·行蒙古宇》。《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5《立国字诏》所载同。但“所有公式文书，咸遵其旧”一句在《元史·八思巴传》所载诏书中则已被删去。

[40]《元史》卷7《世祖纪四》。

[41]《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

[42]《元史》卷8《世祖纪五》、卷10《世祖纪七》。

[43]《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用蒙古字》。

[44]《元史》卷6《世祖纪三》；《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蒙古学校》。

[45]《元史》卷8《世祖纪五》、卷87《百官志三》。

[46]参见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第五章第三节“八思巴蒙古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第一章第三节“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

[47]《金史》卷4《熙宗纪》、卷10《章宗纪二》。

[48]《西夏书事》卷12载：“（夏景宗）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见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页。

[49]《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蒙古学·用蒙古字》。

[50]南宋遗民王义山《稼村类稿》卷5收有《李宏道编〈蒙古韵类〉序》。王义山卒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李宏道《蒙古韵类》的成书必在此以前。

[51]《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二·月日·官员升转月日》。

[52]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3]《送四川行省译史李岩夫序》，《吴文正公集》卷16。

[54]至元十二年（1275）大将阿里海牙攻占江陵，忽必烈大喜，“御笔为北庭书”褒美，见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又《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上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兀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

[55]例如《农桑图叙》（《松雪斋集》外集）：“（仁宗）俾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用畏兀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

[56]《事林广记》（至顺本）续集卷5“文艺类·蒙古字体”。

[57]《元曲选外编》，第42页。

[58]《元曲选外编》，第1021页。

[59]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0]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6、349—361、335—339页。

[61]乌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2]《通制条格》卷21《医药》。

[63]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64]《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65]《廿二史札记》卷29《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

[66]此书元刊本，日本林秀一旧藏，有1938年来薰阁书店影印本。《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已收入。日本东京汲古书院于1996年出版的《元版孝经直解》（［日］太田辰夫、佐藤晴彦编），除影印全文外，附有“校订”“解说”“释词”和“语汇索引”。此处引文据《元版孝经直解》，与《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略有不同。

[67]《吴文正公集》卷44。

[68]本节有关硬译公牍文体的一些论述，见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祖生利《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特殊语法现象》，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9]《孝经直解》序。

[70]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98页。

[71]《明太祖文集》卷1，胡士萼点校，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明文》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应该指出的是，两书整理者都不熟悉蒙语硬译公牍文体，因而在标点时有些不妥之处。

[72]郑镇孙：《直说通略》序。

[73]《大学直解》，《鲁斋遗书》卷4。

[74]《大学要略》，《鲁斋遗书》卷3。

[75]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影钞明成化刊本。

[76]《元曲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01页。

[77]《南词叙录》。

[78]《谭曲杂札》。

[79]《曲律》卷4《杂论》。

[80]《全元散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32页。

[81]这几种话本，都收在明人编纂的《古今小说》中，但据考证，应是元代的作品。见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608页。

[82]《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出版部2000年版。

[83]这是一个“点校”本，但实际上只有简单的标点（还有一些错误），没有校。

[84]《十驾斋养新录》卷14《元艺文志》。

[85]王重民：《千顷堂书目考》，《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5—212页。

[86]《海日楼札丛》，第138页。

[87]黄沛荣：《元代易学平议》，《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行，2002年，第162页。

[88]陈红彦：《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元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89]《危公新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7。

[90]皮锡端：《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

[91]此书是用蒙语硬译文体在至大元年（1308）写成的，上图下文。

[92]《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存目一·叙古颂》。

[93]《纯常子枝语》卷4。

[94]钱氏《艺文志》史部“职官”类著录：“赵承禧《宪台通纪》1卷。潘迪《宪台通纪》23卷。……索元岱《南台备纪》29卷。刘孟琛《南台备要》2卷。”按，两种《宪台通纪》实为一书，潘迪命赵承禧编，潘作后序。《南台备纪》与《南台备要》亦是一书，刘孟琛编，索元岱序。不知钱氏为何有误。两书刊本未见传世，但已收入《永乐大典》，现在能见到的是《大典》中保存的本子。雒氏《辑本》不仅未能改正，还以为两书已佚。

[95]此书作者是郑镇孙，不是郑滁孙，钱氏误。

[96]《净发须知》实为专供理发行业成员阅读的秘本，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中有此书。

[97]子部“类事”类有刘应李《事文类聚翰墨全书》145卷，钱缙《万宝事山》20卷，而集部“总集”类有刘应李《事文类聚翰墨大全》12卷，《万宝书山》38卷。《翰墨全书》与《翰墨大全》，《万宝事山》与《万宝书山》应是同一书。

[98]《明史》卷99《艺文志四》。

[99]见《竹汀先生日记钞》，《嘉定钱大昕全集》第8册。按，《历举三场文选》全本现藏日本，国内只存残本。《大科三场文选》亦藏日本。后二书近代已有印本。

[100]未完稿，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

[101]《西游录》后记“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时间是戊子（1228）。

[102]《释氏新闻序》《楞严外解序》，《湛然居士文集》卷13。

[103]彭大雅：《黑鞑事略》。

[104]《姚文献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0。

[105]王国维：《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观堂集林》卷3。

[106]《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107]据目录学家缪荃孙说，中统二年（1261）平阳段子诚刊行的《史记索隐》，“刊于平阳经籍所”。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与经籍所有关的书籍（见《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如此说可信，距离经籍所始建亦有二十余年了。

[108]《秘书监志》卷7《司属》。

[109]《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10]《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11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4《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21。按，吴哲夫认为，兴文署出版雕印力量有限，胡注《通鉴》卷首王磐序系伪造，兴文署出版胡注《通鉴》之说实不可信，见氏《元兴文署资治通鉴版本问题疑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0卷第2期。

[112]《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13]《金史》后附《金史公文》；《宋史》后附《中书省咨文》。

[114]《宪台通纪·序》《宪台通纪续集·序》，《永乐大典》卷2608、卷2609。

[115]《农桑辑要》卷首《咨文》，载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1—2页。

[11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3《史部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按，此本栏外有“解物人沈盛、沈茂”字样，下有花押，说明刻成后曾解赴中央。此书或亦系中央下达的任务。

[117]《书林清话》卷4《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118]《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江南行台文移》。

[119]《日知录》卷18《监本二十一史》。

[120]《两浙古刊本考》卷上，《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121]《天禄琳琅书目》卷5《元版史部》。

[122]《道园类稿》卷首《宪司牒文》。

[123]《石田集》卷首《宪司牒文》。

[124]《书林清话》卷7《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125]《菽园杂记》卷10。

[126]《元史艺文志》卷1。

[127]《书林清话》卷4《元私宅家塾刻书》《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128]麻沙、书坊（崇化）两地相距十里，人们习惯将两地刻本统称为“麻沙”本。见谢水顺、李铤《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129]《福建版本志》引《方舆胜览》。

[130]《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

[131]《书林清话》卷4《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132]《福建古代刻书》，第185—211页。

[133]此书当时畅销，还有多种刊本。

[134]此书刻印于至正辛巳（1341），所收为元朝前八科科举考试的各类文章，供应试者揣摩之用。国内只有残本，元刻全本存日本嘉业堂文库。此类科举程文当时书坊印行甚多，但流传至今绝少。

[135]《事林广记》成书应在南宋末，存世元刻有3种，除了积诚堂刊本外，还有建阳椿庄书院刊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至顺本）和西园精舍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至顺本）。此书原来应是坊刻本，后来建阳有的书院看到有利可图，亦加以翻印。

[136]此书一般认为是建阳书坊出品，但未署书坊名。

[137]此书过去一般认为是南宋岳珂家塾刊本。经张政烺先生考定为元刊本，见氏著《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6—188页。

[138]《通真子墓碣铭》，《遗山集》卷31。此藏经典在至元十八年（1281）被忽必烈下令焚毁，只有零本保存下来。

[139]《元史》卷12《世祖纪九》。这次所刊《通鉴》应是部分节本。

[140]《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41]《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42]《元史》卷36《文宗纪五》。

[143]《皇图大训序》，《道园学古录》卷22。

[144]《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45]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98—211页。

[146]《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

[147]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148]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4页。

[149]《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

[150]《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第91页。

[151]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15页。

[152]《元典章》卷28《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定制体式》。

[153]《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科举程式条目》。元代科举考试时应试考的对策中常提到“太祖”“世祖”等庙号，但均高一格书写（见《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壬集）。犯庙讳可能指没有抬高一格而言的。

[154]释善恢：《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转引自李富华、何梅《汉文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1页。

[155]《至元辨伪录》卷4。

[156]《隆安选公传戒碑》，《危太朴集》续集卷3。按，善选卒于壬子（1252）。

[157]《湛然居士文集》卷14。

[158]《佛祖历代通载》卷22。

[159]程钜夫：《大慈化禅寺大藏经碑》，《雪楼集》卷18。

[160]许惠利：《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文物》1987年第8期。

[161]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41。

[162]《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163]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12期；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

[164]［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部第四章“元版大藏经概观”，汲古书院2001年版。

[165]李际宁：《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166]《碛砂藏》佛经卷末题记，见《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269页。

[167]《碛砂藏》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后管主八题记，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杭州府刊板》。

[168]《普宁藏》臣字函《普贤行愿品》卷尾道安题记，转引自《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18页。

[169]《普宁藏》臣字函《普贤行愿品》卷尾道安题记，转引自《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34页。

[170]《普宁藏》臣字函《普贤行愿品》卷尾道安题记，转引自《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23页。

[171]日本京都南禅寺藏《瑜伽师地论》卷49刊记，转引自《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89页。

[172]陈高：《重建东禅报恩光孝寺记》，《不系舟渔集》卷12。

[17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217、221页。

[174]《毗卢藏》大宝积经卷首题记，引自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175]其生平见《元史》卷131《也黑迷失传》。

[176]宋濂：《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1。

[177]《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78]转引自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杭州府刊板》。《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179]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9章第二节，“河西字《大藏经》的刻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0]程钜夫：《大慈化禅寺大藏经碑》，《雪楼集》卷18。

[181]《高丽国相元公置田碑》，载李翥《慧因寺志》卷7《碑记》，《武林往哲遗著》本。

[182]李际宁：《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83]张起岩：《灵岩寺创建龙藏殿记》，载大壑《净慈寺志》卷16《古迹一》。《武林掌故丛编》本。

[184]李谦：《大觉禅寺藏经记》，《金石萃编补正》卷4。

[185]张起岩：《灵岩寺创建龙藏殿记》，载大壑《净慈寺志》卷16《古迹一》。《武林掌故丛编》本。

[18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6页。

[187]《元史》卷90《百官志六》。

[188]《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

[189]《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按，《元史》卷8《世祖纪五》载，十二年九月丙申，“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不如《秘书监志》所载明确。

[190]《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元史》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三年二月丁巳、三月丁卯、十月丁亥等条，均有括书和北运的记载。

[191]《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

[192]《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93]《秘书监志》卷5《秘书库》。

[194]《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按，“在库书”分列“书”“先次送库书”“后次发下书”“续发下书”几大类，分类原因不明。但“续发下书”为642部，与上述爱育黎拔力八达交给秘书监的书籍644部相近，或为一事。

[195]《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

[196]《秘书监志》卷7《司属·司天监》。

[19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8、599、621页；《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47、1080、1082页。

[198]《史馆购书目录》，《危太朴集》卷8。

[199]《崇文阁碑》，《吴文正公集》卷36。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200]《藏园群书题记》，第250、290页；《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2，第1074页。

[201]《元史》卷88《百官志四》。

[202]《藏园群书题记》，第1041页。

[203]《上都分学书目序》，《危太朴集》卷10。

[204]《至正金陵新志》卷9《学校志》。

[205]《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儒学》。

[206]《庙学典礼》卷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207]《至正四明续志》卷7、卷8《学校》；《定海县学藏书记》，《清容居士集》卷18。

[208]《元史》卷189《儒学一·赵复传》。按，郝经在《太极书院记》（《陵川集》卷26）称书院“贮江淮书”，应是蒙古军南侵时的战利品，但客观上有助于文化的传播。

[209]《府学储书记》，《紫山大全集》卷11。

[210]《常山贞石志》卷18《栾城县学田记》。

[211]《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儒学》。

[212]《袁州路儒学新建尊经阁记》，《道园学古录》卷36。

[213]《南轩书院新建藏书阁记》，《道园学古录》卷36。

[214]《建昌路新城县重修宣圣庙学记》，《道园类稿》卷23。

[215]《松江府儒学藏书记》，《清江集》卷4。

[216]《元史》卷170《张炤传》。

[217]《颍昌书院记》，《侨吴集》卷9。

[218]《江苏金石志》卷19《孔庙经籍礼器记》。

[219]《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儒学》；《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

[220]傅璇琮等：《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478页。

[221]《至正直记》卷2《别业蓄书》。

[222]《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5。

[223]《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31。

[224]《南村辍耕录》卷27《庄蓼塘藏书》；《颍昌书院记》，《侨吴集》卷9。

[225]《颍昌书院记》，《侨吴集》卷9。

[226]《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31。

[227]《集庆路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道园学古录》卷24。

[228]《大承天护圣寺碑》，《道园学古录》卷25。

[229]《龙虎山道藏铭》，《道园学古录》卷45。

[230]《抚州玄都观藏室记》，《吴文正公集》卷25。

[231]《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

[232]《南村辍耕录》卷27《庄蓼塘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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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敕撰：《天禄琳琅书目》，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陶宗仪：《书史会要》，武进陶氏影刊明洪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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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嗣立编：《元诗选》，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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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方勇辑校本。

邓文原：《巴西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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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祎：《王忠文公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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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衎：《竹谱详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标点本。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影印本。

李俊民：《庄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因：《刘文靖公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张之翰：《西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玉：《师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仁本：《羽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基：《夷白斋稿》，《四部丛刊三编》本。

朱思本：《贞一斋稿》，《适园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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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壬：《圭塘小稿》，《三怡堂丛书》本。

欧阳玄：《圭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卢琦：《圭峰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朱德润：《存复斋集》，《四部丛刊续编》本。

顾德辉：《玉山逸稿》，《读画斋丛书》本。

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丛刊》本。

王沂：《伊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嘉定钱大昕全集》本。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杨维桢编：《西湖竹枝词》，《武林往哲遗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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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果满：《庐山白莲正宗昙华集》，中华书局《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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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志磐：《佛祖统记》，《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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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牧：《伯牙琴》，中华书局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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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杨奂：《还山遗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陈旅：《陈众仲文集》，台北《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吴澄：《吴文正公集》，台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蒲道源：《闲居丛稿》，台北《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胡助：《纯白斋类稿》，《金华丛书》本。

宋濂：《宋文宪公集》，《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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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宋元学案》，中书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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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善夫：《重辑杜善夫集》，济南出版社1994年版。

王恽：《秋涧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张伯淳：《养蒙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柳贯：《待制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程端礼：《畏斋集》，《四明丛书》本。

乌斯道：《春草斋文集》，《四明丛书》本。

杨基：《眉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凌云翰：《柘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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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翰：《胡仲子集》，《金华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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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逊志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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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点校本。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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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赞拉·阿旺、佘万治译本。

刘喜海：《海东金石苑》，《石刻史料新编本》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本》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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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陵川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刘诜：《桂隐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戴表元：《剡源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许及之：《涉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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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安：《陶学士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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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陈庆英等译本。

沈涛：《常山贞石志》，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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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敕撰：《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

刘壎：《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

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谢翱：《晞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吴莱：《渊颖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程钜夫：《雪楼集》，陶氏涉园刊本。

邵亨贞：《野处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鹗：《惟实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倪瓒：《清阁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宋禧：《庸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逢：《梧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贝琼：《清江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谢肃：《密庵稿》，《四部丛刊三编》本。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本。

陈垣编，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张仲炘：《湖北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本》

郑元祐：《遂昌山樵杂录》，《学海类编》本。

清敕撰：《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华书局隋树森校订本。

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点校本。

许衡：《鲁斋遗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三怡堂丛书》本。

萨都剌：《雁门集》，中华书局点校本。

虞集：《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虞集：《道园类稿》，台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虞集：《道园遗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点校本。

殷奎：《强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傅若金：《傅与砺集》，《嘉业堂丛书》本。

佚名：《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校勘本。

徐显：《稗史集传》，《历代小史》本。

罗福颐：《满洲金石志》，《罗雪堂先生全书》本。

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

杨朝英编：《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中华书局隋树森校订本。

谢枋得：《叠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秉文：《滏水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笺证本。

释大：《蒲室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萧：《勤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同恕：《榘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佚名：《福建版本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版《闽蜀浙粤刻书丛考》本。

凌濛初：《谭曲杂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全祖望：《鲒埼亭集》，《国学基本丛书》本。

林景熙：《霁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陆文圭：《墙东类稿》，《常州先哲遗书》本。

张羽：《静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以宁：《翠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鸿章等：《畿辅通志》，民国23年影印本。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嘉定钱大昕全集》本。

李翥：《慧因寺志》，《武林往哲遗著》本。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孔凡礼辑校本。

王义山：《稼村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行简：《樗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蒋易：《鹤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榖：《稼亭集》，《韩国文集丛刊》本。

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黄佐：《翰林记》，《岭南丛书》本。

宋褧：《燕石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安熙：《默庵集》，《畿辅丛书》本。

朱晞颜：《瓢泉吟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正儒：《〔嘉靖〕藁城县志》，民国23年《藁城县志四种》本。

熊象阶：《濬县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本》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刘秉忠：《藏春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朱同：《覆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礼：《麟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记

《元代文化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1998年立项，2004年结项。负责人陈高华，课题成员张帆（北京大学）、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分工是：

陈高华：绪论；第一编第四章第一、三、四节；第二编第四章第四、五节，第五章第二、三节；第三编第二章第二、三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编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二章。

张帆：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第二编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

刘晓：第一编第一、二、三章；第二编第二章；第三编第三章第一、二、三、四、五、六节。

元代文化史的研究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较冷落，但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佳作迭出，新义纷陈。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也做了一些探索。本书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思考，更多则得益于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元代文化史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抛砖引玉，衷心希望得到指正。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目录

第一编 综论

第一章 生态环境

第一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

第二节 农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节 牧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四节 渔猎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二章 人口、民族和阶级

第一节 元代的人口统计数字

第二节 人口分布状况

第三节 民族分布状况

第四节 阶级和阶级关系

第三章 经济管理机构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经济管理机构

第二节 元朝中央行政机构中的经济管理部门

第三节 元朝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及其经济管理功能

第四节 元朝的基层行政编制与村社制度

第二编 部门生产和管理

第四章 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粮食作物

第二节 经济作物

第三节 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粮食产量

第五章 农业政策与管理

第一节 农业政策的变化

第二节 屯田与垦荒

第三节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

第四节 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第六章 土地制度

第一节 官田的来源、数量和地租

第二节 赐田和职田

第三节 屯田的经营和管理

第四节 民田、寺观田、学田

第七章 手工业

第一节 手工业的一般情况

第二节 纺织业

第三节 制瓷、制盐和矿冶业

第四节 武器制造、造船、印刷和酿酒业

第八章 牧业和渔业

第一节 牧业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官马、市马和括马

第三节 渔业的状况

第九章 交通运输

第一节 交通路线的开辟

第二节 交通系统的维护

第三节 交通工具

第四节 运费的调整

第三编 货币与商品流通

第十章 货币制度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货币与中统钞的发行

第二节 至元钞和至大钞

第三节 至正钞的颁行和失败

第四节 货币管理机构、伪钞和昏钞

第十一章 商业和高利贷

第一节 商业活动的一般情况

第二节 商人与牙人

第三节 高利贷

第十二章 海外贸易

第一节 海外贸易的发展变化

第二节 海外贸易的管理

第三节 海外贸易的有关地区与进出口货物

第四编 赋役和财政

第十三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登记

第二节 诸色户计

第三节 户等制

第十四章 税粮制度

第一节 北方的税粮：丁、地税

第二节 南方的税粮：夏、秋两税

第三节 官田、开荒田土、各种寺观田土的税粮

第四节 元代税粮收入

第十五章 科差制度

第一节 北方科差制的确立

第二节 北方科差的征收办法

第三节 江南的户钞与包银

第十六章 诸色课程（上）

第一节 盐的运销方式

第二节 盐课和盐价

第三节 茶课和茶价

第十七章 诸色课程（下）

第一节 商税

第二节 酒醋课

第三节 杂税

第十八章 杂泛差役

第一节 杂泛差役的项目

第二节 诸色人户与杂泛差役

第三节 杂泛差役的差充办法和助役法

第四节 杂泛差役与元代社会矛盾

第十九章 和雇、和买与和籴

第一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内容

第二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承当办法

第三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弊端

第二十章 财政

第一节 财政收入

第二节 政府日常财政支出

第三节 军费开支与工程建造开支

第四节 赐赉

第五节 财政形势

简短的结语

后记

>作者简介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史卫民 男，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85-1995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元史、政治学理论、公共政策等领域研究。元史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元代军事史》《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都市中的游牧民》等，以及与陈高华合著的《元上都》《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与陈高华、杨讷、韩志远合著的《中国大通史·元代卷》。近期重点关注的是元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经完成《元代政治思想史》（上、中、下三部）的初稿。

元代专门史六种

元代经济史

陈高华　史卫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经济史/陈高华，史卫民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0

（元代专门史六种）

ISBN　978-7-5203-2612-4

Ⅰ.①元…　Ⅱ.①陈…②史…　Ⅲ.①经济史—中国—元代　Ⅳ.①F12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4169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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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2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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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一

我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教师家庭，初中、高中是在上海复兴中学、新沪中学度过的。195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三种丛书（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地方自治概况）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调查编写哈萨克族社会历史。一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从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懵懂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后，我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也立即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领导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我初到历史所时，所领导曾向我征求个人意愿。我因大学四年级参加过民族调查，遂对民族历史产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由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则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翁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虽然社会工作繁忙，翁先生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谈话，循循善诱，指导制订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做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在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在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历史所。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地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对政书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个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做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和《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近年又出了英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17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臣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代开始时，我已年近四十。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间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例如，印度马八儿人孛哈里的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跨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4）、《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为书画鉴定要重视题跋、题画诗等文献资料：“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搜集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

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两书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元、明两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元、明两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和史卫民同志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的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了《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卓有成就。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甚至在宫廷中流行。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入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 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陆续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今辑为《元代风俗史话》）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我还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此书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简要的系统的叙述。

进入21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岁，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元代文化史、妇女史、佛教史、法律文献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在谈到元代文化时，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代除杂剧、散曲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仍缺乏认真梳理元代文化的著作。我与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出版的《元代文化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妇女史研究近几十年方兴未艾，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也有不少问题的讨论有待深入。我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妇女通史》10卷，其中的“元代卷”由我本人执笔，涉及元代妇女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服饰等方方面面。元代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因单位课题研究需要，我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对法律文献的关注，主要是《元典章》。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从20 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十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研究元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此书文字大多用当时的公文体，不易阅读；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所谓“硬译文体”（将蒙语直译成汉语）书写的公文，更难理解。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先对此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余部分。2011年出版了此书点校本，先后获得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庆州被发现后，很快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1）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2）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3）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使我相信，我国的元史和整个中国史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陈高华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

第一编 综论

第一章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元朝疆域内，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和生活方式，可以划分为牧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狩猎渔业经济三种区域。各区域的生态环境不同。

第一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

公元1206年，出身于蒙古乞颜部的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东征西讨，扩大了蒙古国的疆域。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效行“汉法”，按照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模式确立了行政管理等系统。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随后又对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财政赋税等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后继者有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诸帝。1368年，顺帝率众逃出首都大都（今北京市），重返草原，明军随即占领大都，元朝的统治崩溃。从1206年到1368年的160余年内，尤其是从1260年至1368年的100余年中，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出自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采取的各项政策，左右着在不同经济形态下生活的各族人民，营造了与前代有别的经济形势和生活内容。

按照元朝人的自述，自南宋灭亡之后，“四海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1]。元朝的疆域，“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2]，除了今天中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为了有效地管理如此广袤的国土，元朝统治者以行省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3]。“腹里”即内地的意思，专指中书省直辖地区，辖境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先后设置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有以下10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部分地区。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重庆市大部及陕西、湖南两省部分地区。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和四川、广西两省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省南部地区，以及江西省部分地区。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龙兴（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和广东省、海南省。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南部地区。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和林（后改名和宁，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辖境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除了上述10个行政区划外，元朝还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及四川、青海部分地区的“吐蕃地区”，作为与行省平级的行政区划。

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元朝的疆土可以划分成农业经济、牧业经济和狩猎经济三种区域。农业经济区域的面积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包括中原、江南、陕川、辽东、云南、吐蕃等地区。牧业经济区域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漠北和漠南，即中书省北部和岭北行省南部地区。狩猎经济区域约占元代疆土的六分之一，主要是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北部的森林地区；云南等地也有一些森林地区，属于狩猎经济区的范围。除了农业、牧业、狩猎业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居民主要从事或兼营渔业。中国大陆东南的海洋和大陆上的江河湖泊，便是渔业活动的场所。

中原农业经济区与草原游牧经济区的分界线是很明显的，就是横断漠南草原南端的燕山山脉。由中原北上，穿山越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4]；出峡谷则入平陆，“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5]。这是一条自秦汉以降早已形成的传统分界线。蒙古人对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人曾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6]，但作为游牧民族一分子的统治者采取的是基本维持农业区与牧业区传统分界线的做法，并没有将牧业区无限制地延伸到农业区。

农业区内，也有两条明显的分界线。中原麦作区与江南稻作区的分界线是淮河与秦岭。淮河与秦岭既是中国暖温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南宋与金朝对峙的边界，在淮河与秦岭南北居住的虽然都是汉族，但是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已有明显的差异。南岭是中国亚热带地区与热带地区的分界线，突出的标志是大庾岭上的同一梅花树，南北枝开花的时间不同，从汉代以来对此已有所认识，元人承袭前说，亦明确指出“大庾岭，又名东岭，白氏六帖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7]。岭南的气候，“四时常是夏，一雨便成秋”，不但物产与南岭以北地区有明显的不同，民族成分也复杂得多，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所以元人依然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8]。就元代经济区域划分而言，这两条自然分界线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节 农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中原地区（中书省辖地南部、河南行省辖地北部）原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是在蒙金、宋元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蒙金战争爆发之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9]；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10]。为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劝课农桑、兴办屯田、开渠浚河、整顿户籍、重振城市、安置流民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元朝中期，中原的多数地方已经是“烟火相望”“桑麻被野”和“丛蓁灌莽尽化膏沃”的景象了。[11] 在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如山西平阳，“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灌，岁可以无旱”，上等土地“亩可以食一人”[12]。但也有不少地方，“土不加粪，耕不以时，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生产技术落后，耕作粗放，产量较低，一般每亩田收成为三至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13]。中原农业生产的水平，自唐朝后期逐渐落后于江南地区，元朝时期依然保持着这种格局。

江南地区（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辖地）的经济在战争中受破坏较少，恢复得很快，加之原来农业生产水平已高于其他地区，所以成为元代主要的粮食产区。长江以北，淮河、汉水以南地区（河南行省辖境南部），虽然在战争中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到了元朝中期经济发展水平已基本与江南地区持平。当然地区差异还是有的，江南地区的三个行省比较起来，江浙行省农业最为发达，江西次之，湖广又次之。在江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农业生产往往十分落后，如畲、汉杂居的汀州地区，“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民产薄，故啬用”[14]。再如广州，虽然“山海皆有田，山田用力如中州田，潮汐一再至，不烦灌溉”，但有“一种蛮僚，多居山阿，刀耕火耨，不输赋调”[15]。苗、徭、仡佬等民族杂居的思州，也是“山箐险恶，则芟林布种，俗谓之刀耕火种”[16]。

陕西、四川以及甘肃等地的农业经济也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的过程。虽然关中等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恢复也较快，但其他地方多数是“地瘠民贫”，“地旷而人稀”，农业经济的整体水平大大低于中原地区。

辽东、云南和吐蕃地区，原来农业不很发达，元代时期农业都有所发展。尤其是云南，“山清水秀，田地膏腴”，多处可以见到“居民凑集，禾麻蔽野”的景象；[17]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依然有不少“山田薄少，刀耕火种”的地方。[18]

元朝的税粮征收情况亦可以说明各地农业生产水平的差异。元中期每年征收的税粮为1200万石左右，来自江南的近650 万石，约占53%，而江浙行省一省即为450万石，江西行省115万石，湖广行省84万石；来自中原的税粮486万石，占40%，其中腹里227万石，河南行省259万石；其他地区的税粮总计只有73 万石，仅占全国税粮的6%，其中云南行省最多，为27万石，陕西行省22万石，四川行省11万石，辽阳行省和甘肃行省最少，仅有7万石和6万石。[19]

各地种植的粮食作物不同，中原、辽东、陕川等地主要种植麦和粟，麦又分大麦、小麦，以小麦为主，有的地区种植少量水稻。江南、云南主要种植水稻和旱稻，山区、旱地亦种植小麦和大麦。

农耕地区的蔬菜种类很多，北方常见菜有白菜、蔓菁（大头菜）、赤根（菠菜）、葫芦、王瓜、青瓜（蛇皮瓜）、冬瓜、黄瓜、萝卜、藿（天青葵）、茄子、韭、韭黄、葱、“回回”葱等。南方蔬菜品种齐全，除了上述菜外，还有笋、芥、莴苣、茼蒿、芸苔、香菜、紫菜、苦葵等。有的菜是新从西域引进栽培的，如“回回”葱，“寻麻林最多（该地是西域阿儿浑人的聚居地），其状如扁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除了这些“家园种莳之蔬”外，还有山药、苦菜、山葱、山韭等野生植物，亦可以采食。[20]

农耕地区果园很多，出产各种水果。受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水果的生产在各地亦不相同。中原、辽东盛产葡萄、西瓜、甜瓜、梨、杏、核桃、柿、樱桃、桃、石榴等水果；江南则盛产荔枝、龙眼、柑子、柚子、蕉子、人面子、菠萝蜜、橄榄、椰子等水果；云南出产木瓜、胡桃、李、桃等水果。有的瓜果，随着栽种技术的传播，已经能在各地生长结果。以西瓜为例，原来只在北方培植，元朝时期在江南的广州地区亦能出产，“广州自至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甘温。今岭南在在有之，遂为土产”[21]。

栽种桑树，养蚕缫丝，是农业经济区内极其普遍的家庭副业。“勤农桑而俭衣食”；“人知重本，勤于耕织”，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风俗。棉花栽种技术已在江南普及，并传向北方的两淮等地区。河南则大量种麻，部分地区开始种植苎麻，沤麻织布也已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22]

手工业和商业，在农耕地区早已比较发达，元代则更有所发展。冶炼业和制造业以及瓷窑、盐场、纸坊等生产的产品，由商人贩往全国各地，为人们采购基本生活用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既是手工业产品的重要产地，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骡、驴、牛、羊、猪、鸡、鸭、鹅、犬、猫，是农业区内普遍饲养的家畜。世人的肉食需求，离不开家畜饲养的保障。马、骡、驴、牛在生产和交通运输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水灾、旱灾、虫灾和地震，是影响农业区居民生活的主要灾害，在元代都曾频繁发生，中原和陕西地区受害最重。尤其是黄河，平均四个月决溢一次，为害甚大。元末虽曾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治理，但只解决了部分问题。[23]因各种自然灾害而出现的大量饥民、流民，是始终困扰元政府的严重问题，亦给社会带来了种种不安定因素。[24]

第三节 牧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牧业经济区域内既有水草茂盛的辽阔草原，也有不毛之地的沙漠和荒无人烟的旷野。多数地区地势平缓，平均海拔在1000米之上，“四望平旷，荒芜际天，间有远山，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而已”[25]；如果由南向北行进，始终给人以上坡的感觉。亘于岭北行省南部的大漠（戈壁，当时亦称为大沙陀），是漠北、漠南两地区的天然分界线。大漠的地表主要是粗砂、砾石，“无块石寸壤，远而望之，若冈陵丘阜，然既至则皆积沙也”[26]。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流域和杭海岭（今杭爱山）之间的广阔草原，是漠北地区的中心区域，也是天然形成的极好牧场。蒙古国时期的都城哈剌和林就建在这一区域内。东面的斡难河（今鄂嫩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之地及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周围，西面的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山区和薛良格河（今色楞格河）中下游，也都有广阔的草原牧场。

滦河上游的平缓草原，是漠南地区的中心地域，元代的陪都上都就建在这一地域内。东面的辽河（今西辽河）流域和西面的天山（今阴山）南北，都有辽阔的草原。

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的牧业经济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因极度寒冷而冻掉脚趾或手指的人，有的人甚至被冻死。冬季下雪不多，间或有持续几天的暴风雪。通常风力较弱，入四月后，风力加强，常刮起寒冷刺骨的飓风，“这种飓风是如此猛烈，因此有的时候人们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骑上马背”。由于漫天飞沙，人们难以看清周围的东西，甚至不得不趴在地上躲避风势。[27] 短暂多风的春季之后，有两至三个月的夏季。夏季昼夜温差很大，无霜期甚短，“六月亦冰霜”，七月的早晨也很凉，时而给人以“手足俱冻”的感觉。仲夏时分，草地常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并经常下雨，但降水量往往不大，“有时甚至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润湿”。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凡遇雨多雹”，有的冰雹大如鸡卵。秋季时间也很短促，大多数地区气候温和，刮风较少，秋高气爽，乃是游牧民外出活动的良好季节。草原上的降雪，四季都可能发生，不但“四月、八月常雪”，“常年五、六月有雪”。

漠北、漠南的“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白云黄草”；“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穿越草原的河流，“夹岸多丛柳”，高柳常被牧民取来制造庐帐的支架。草原的山、丘之地，“濒水则青杨从柳”，“平地则松桦杂木”；山阴处“多松林”，“松栝森森，干云蔽日，多生山阴涧道间，山阳极少”，有的松树高达十余丈。在峭壁之间，有时可见到三四尺高的“大葱”。大漠之中，“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丛生”；“其碛有矮榆，大者合抱，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树木”[28]。

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很多，有人列举了可被当地居民猎食的动物有八种，“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29]。按照当时到过草原的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草原的兔子“长着长尾巴，像猫一般，尾巴尖端长着黑色和白色的毛”，数量不是很多；鹿和野猪较少见到，但围猎时能够捕到；老鼠很多，且有许多种类，游牧民不吃长尾巴老鼠，只吃睡鼠和各种长着短尾巴的老鼠，尤其是土拨鼠，夏季遍布于整个大草原，冬季二三十成群聚在一个地洞内，冬眠达六个月之久，是牧民捕捉的主要鼠类；顽羊即羱羊，身躯像公羊，有硕大弯曲的双角；野马即野驴，很像骡子，跑得极快，往往在围猎时才能被捕获。除了这些草食动物外，草原上还有狼、熊、狐狸、豹等食肉动物。[30] 在河流和“海子”（湖泊）中，往往有“长可三、四尺”的大鱼，水流湍急处“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凿冰而捕也”。河流及海子也是飞禽的聚集地，天鹅和鹤是人们经常猎取的对象。鹤有黑、白、花、灰等种类。在草原边缘的山谷以及元代皇帝的御花园内，人工饲养着大群的鹧鸪、鹌鹑和各种鸟雀。

漠北、漠南的草原，“地丰水草”，人工牧养的牲畜有牛、马、犬、羊和橐驼。在草原地区生活的牧民，以“逐水草放牧”为主要经济活动，“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过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夏季迁到山地，气候凉爽，既有充裕的水草，又可以避免马蝇和其他吸血的害虫侵扰畜群。冬季迁牧于比较温暖的草甸，自然是为了减轻严寒给畜群带来的危害。牧民们平时不断更换牧场，是因为“任何一块草甸的草料都不能够永远满足那么大群的牲畜的饲养需要”。羊和马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标志，也是草原生活必不可缺的生活资源。草原上的游牧民，“有一马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31]。粗放自由的游牧生活，往往给来自中原、西域乃至欧洲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从事牧放牲畜外，牧民们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既具有经济意义，猎获物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又具有军事意义，通过大型围猎活动训练战士，使牧民熟悉弓马，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游牧经济区，原来很少有耕种的土地。蒙古建国之后，“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必米食而后饱”[32]。来自中原的人往往在水源充足的草原开辟小片耕地，“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33]。入元之后，政府也在漠北、漠南有计划地开辟屯田，在游牧经济区的某些地区，出现了“入夏始种粟、黍”，“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的情况。[34] 粟、黍和麦是草原农业的主要产品。从当时身历漠南草原的汉人文士留下的“荞麦花深野韭肥”[35] 以及“荞麦花开草木枯”[36] 的诗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种植的麦主要是荞麦。

蒙古国时期在漠北建立了哈剌和林城，作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后，把他在漠南修建的开平城改为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作为陪都，和林后来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此外，在牧业区内还出现了称海等城市。草原都市的兴起，使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来草原上盛行比较简单的贸易形式，“大率鞑人止欲苎丝、铁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人及回回等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马博易之”[37]。入元之后，“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38]。

影响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生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暴风雪和旱灾。如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39]；仁宗延祐四年（1317），“朔漠大风雪，羊马牲畜尽死，人民流散”，“蒙古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40]。这是两次危害巨大的灾难。因短期暴风雪冻死的大批牲畜，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政府虽然有一些救灾措施，但往往无力阻止丧失生产资料的“饥民”流出草原，“就食”于农耕地区。

第四节 渔猎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西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东至海，是连亘不断的森林地带，多山地、丘陵，气候寒冷多雪，是森林地区的共同特征。东部森林区（辽阳行省北部及中书省东北部分）受海洋影响，气候条件要好一点。

鹿、鹰（海东青）、貂鼠、青鼠以及所谓山牛、山绵羊、岩羚等动物，是森林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住在城镇、州郡里和平原上，那就是处于沉重的痛苦之中”；“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在深山密林中，“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多数人坚守旧俗，一直住在森林中，“从不走出森林”[41]。

对捕猎到的动物，有一些要留下来驯化，为今后生活提供便利。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驯化的动物不同。如住在大泽（今贝加尔湖）两侧和北山（今外兴安岭）的居民，以鹿作为主要驯化对象；大泽西边的森林兀良哈人，则驯养山牛、山绵羊和岩羚，供他们挤乳、食用和驮载物品；而混同江（今黑龙江）等地的居民，则主要驯养狗，有的还“养马弋猎为生”。但各地人大都捕捉和驯养海冬青，并将一部分驯化的海东青作为贡品送缴元廷。“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42]。大泽边亦有兀鹰栖息之地，当蒙古大汗需要海东青时，即派人来此捕捉或要求当地人进贡。驯化后的海东青，“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为狩猎活动增添色彩。[43]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鹰背狗”，亦是驯化之物，“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穷巢探卵，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护，日觇视之。及其成壳，一乃狗耳。取以饲养，进之于朝。其状与狗无异，但耳尾上多毛羽数根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狗”[44]。

除狩猎外，采集森林果实也是森林居民很重要的生活内容。“当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45]

比游牧生活更为艰苦的“习尚射猎”的北方森林生活，虽因元朝政府在某些狩猎地区内开辟屯田和大量征索海东青、貂鼠皮等受到一些冲击，但统治者允许森林居民“各仍旧俗”，“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46]，所以依然能够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

云南密林中，亦有一些居民，“散居岩谷”或“巢居山林”，“不事农亩，入山林采草木及动物而食”[47]。在湖广行省的播州境内，亦有一些人“俗以射猎山伐为业”[48]。但总的说来，南方受农耕文化影响较大，仍坚持在山林中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已不是很多。

渔业可以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两大门类。从事海洋渔业的，主要是沿海地区和海上的居民。浙东的庆元（今浙江宁波）“郡居海陬，民趋渔业……土产庶物，惟海错居多”[49]。温州“濒海民以渔为业”。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止是小小山岛，并无膏腴田土，其间百姓止靠捕鱼为活，别无买卖生理”[50]。海洋渔业以近海作业居多，但在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前往离陆地较远的鱼类集中的渔场进行捕捞，昌国州的洋山渔场，就是比较著名的一处。海洋渔业的产品，有各种鱼类、虾蟹类和软体类。沿海渔民还利用海滩养殖蚶、江珧等水产品，广海（今广东、广西）的海中还以出产珍珠著名。元朝政府设立采珠提举司，下辖采珠户最多时有数万。

大陆上分布许多江河湖泊，盛产各种淡水鱼类、蟹虾类和软体类。在江河湖泊从事捕捞的，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黄河、长江、太湖、洞庭湖等都有相当发达的渔业。有记载说：沔阳“以网罟之利甲天下”[51]，主要应指沔阳境内洪湖的渔业生产。东北辽阳行省的河流中出产大鱼，有的重达数百斤甚至千斤，[52] 也是当地居民捕捞的对象。

第二章 人口、民族和阶级

元朝的人口数字，达到6000余万，但并非经过精确的统计。人口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格局。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元朝时已经基本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代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制度，但元代的阶级并不是按照民族划分，而是与其他中原王朝一样，以剥削和被剥削者来划分。

第一节 元代的人口统计数字

从蒙古国到元朝，曾进行过多次“括户”“籍户”“验户”，对户口进行普查，显示出统治者对户口问题的关心。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户口统计采取累加的方法，即在每次“籍户”之后，将籍户所得数额加上未籍户地区原有的户口数额，就得出了所谓的“天下户数”。这样的户口统计方法，自然会与当时全国实际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出入，[53] 但我们欲了解元代的人口状况，终究离不开官方的这些统计数字。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后，要求降附者“献户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盘踞山东的汉人地方武装头目严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万”降于蒙古。[54] 在窝阔台即位前的戊子年（1228），还曾有过“诸将献户口”的举动，就是依附蒙古政权的各地汉人武装头目向蒙古汗廷自报属下的户籍状况。[55]

窝阔台即位后即展开了大规模“括户”，“太宗五年（癸巳，1233）八月，以阿同葛等充宣差断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所谓“括户”，就是“抄籍汉民”，主要应是对各地所献户口的查验。[56]

1234年金朝灭亡，次年即开始“括户”。“乙未岁（1235）……朝廷命断事官耶律买奴公括诸道户口”[57]；“[太宗]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58]。次年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这次括户是由中州断事官忽都虎主持的，“新籍民户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人”[59]。新增民户显然包括了前一年耶律买奴括户时增加的户数，加上原有的七十三万余户，就得出了一百一十余万的数字。但是后来确定下来的户口数字为一百余万。“戊戌（1238），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60]。太宗十三年（1241），在向窝阔台的奏报中，有人更明确地说“忽都虎等元籍诸路民户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61]。后来刘秉忠在向忽必烈的上书中亦称“天下户过百万”[62]。

如何统计户口，在蒙古汗廷中曾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户还是以丁作为统计的标准。多数人要求“以丁为户”，理由是“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只有耶律楚材持反对意见：“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最终窝阔台还是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63]

贵由即位后的第二年（丁未，1247），又曾“括人户”，但没有留下具体数字。[64] 宪宗蒙哥即位第二年（壬子，1252），“籍汉地民户”；“欲验户口登耗，复下诏籍之，视乙未之数增十余万户”[65]。“宪宗初年，括户余百万”[66]，这次括户后所得的户口总数与窝阔台时确定的户口数字大体相同。

除了在中原地区括户外，壬子年还在吐蕃地区括户，次年又“括斡罗思户口”。宪宗六年（1256），“抄数辽东户计”。八年，“括兴元户口”[67]。括户之后的具体数额，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无法确知当时蒙古政权辖地的户口总额。

忽必烈即位后，新设立的中书省“定夺诸路户口等事”[68]，每年汇总天下户口数字，于是有了中统二年至至元十二年连续15年的户口数额：

中统二年 （1261）　　　　　1418499户

中统三年 （1262）　　　　　1476146户

中统四年 （1263）　　　　　1579110户

至元元年 （1264）　　　　　1588195户

至元二年 （1265）　　　　　1597601户

至元三年 （1266）　　　　　1609903户

至元四年 （1267）　　　　　1644030户

至元五年 （1268）　　　　　1650286户

至元六年 （1269）　　　　　1684157户

至元七年 （1270）　　　　　1939449户

至元八年 （1271）　　　　　1946270户

至元九年 （1272）　　　　　1955880户

至元十年 （1273）　　　　　1962795户

至元十一年 （1274）　　　　1967898户

至元十二年 （1275）　　　　4764077户[69]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至元七年和十二年的户口数字。至元七年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籍户，按照《经世大典序典·版籍》的记载，这一年“有司请大比民户，复增三十余万户”。但是实际上，“至元七年新括协济合并户，为数凡二十万五千一百八十”[70]。至元十二年，元军渡过长江，占领南宋江东路、荆湖北路及江西诸郡，得江南降民268万余户，另外云南行省新得降户10万，所以户口数字猛增至476万。[71]

至元十三年，元军占领宋都临安后，“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一、监一、县七百三十三，户九百三十七万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一十五”[72]。此后十余年内，虽有局部地区的括户，但都没有留下全国的户口总数。至元二十七年（1290），“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计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泽溪洞之氓又不与焉”[73]。次年，“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74]；共计13430322户，60491230人。至元三十年，“户一千四百万二千七百六十”，比前又稍有增加。[75]

世祖朝之后，极少见到元代政府的统计户口数字，只有文宗至顺元年（1330）的“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见于记载。[76]

壬子年、至元七年、至元二十七年的籍户数字和至顺元年的户部钱粮数，实际上是元代官方掌握的户口定额。我们现在看到的登录在《元史·地理志》中各地的户口数额，就是这几个年份“籍户”的抄录数字：辽阳行省、陕西行省和河南行省的汴梁、南阳、河南等路，是壬子年的户口数额；中书省所辖各路、州，是至元七年的户口数额；江南各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以及河南行省其他路、州，则是至元二十七年登记的户口数额；云南行省和岭北行省的户口数额缺载。还有少数地区，缺上述三年的户口数字，即补以至顺元年的“钱粮户数”。用这种累加的方法统计户口，简便易行，但是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各地户口的变化情况。从现存的元代官方统计数字，我们很难对元代的实际人口数字做出接近实际的估计。

第二节 人口分布状况

《元史·地理志》登录的户口数字，尽管与实际人口有较大出入，但还是能够反映出当时人口分布的基本状况，我们不妨将各省的户口数字计算出来，按人口多少列序如下：

江浙行省　　　 5882112户　　　 28736947人

江西行省　　　 2332811户　　　 11664542人

湖广行省　　　 2770451户　　　 9421625人

河南行省　　　 800410户　　　　4065673人

中书省　　　　 1355354户　　　 3691516人

陕西行省　　　 87690户　　　　 750220人

四川行省　　　 98538户　　　　 615772人

辽阳行省　　　 49714户　　　　 481424人

甘肃行省　　　 4691户　　　　　52044人

《元史·地理志》没有登录岭北行省、云南行省及吐蕃地区的人口数字。岭北行省的人口情况应该和辽阳行省差不多，大约有几十万人。云南行省“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77]，与中书省辖地的人口相差不多。壬子年（1252）在吐蕃地区清查户口后，又于至元五年和至元二十四年在该地核查户口，所得户口数字“共计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三户”[78]。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在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余下的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原地区，陕川、辽东、云南和吐蕃等地人口稀少，这就是元代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根据《元史·地理志》所记各路户口数字，我们知道长江中下游当时已经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自唐朝中叶中国经济重心从中原移向江南后，江南人口持续增长，尤其是宋廷南迁后，长江下游已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元朝建立和统一全国后，江南人口超过中原人口的人口分布总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于资料缺乏，已经无从统计，我们只能列出一些与重要城市相关的人口数字。

元代都城大都所在地的大都路（今北京市）的户口统计数字为147590户，401350人，人们通常用“都城十万家”来描述首都居民。[79] 陪都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所在地上都路的户口统计数字为410624户，118191人，其中应有一半人住在城区内，其他人则住在上都路属下的州、县中。

北方、西北乃至四川，除大都以外，重要城市所在路人口超过20 万人的，只有奉元（西安，27万）、巩昌（陇西，36万）、成都（21 万）三路。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路有保定、真定、顺德（邢台）、大名、怀庆、卫辉、东昌、曹州、德州、益都、济南、大同、冀宁（太原）、晋宁（临汾）、汴梁（开封）等，人口将近10万人的，有重庆、延安等路。

江南地区的淮河流域人口密集，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路有杭州（183万）、嘉兴（223万）、扬州（147万）、平江（苏州，243万）、常州（102万）、婺州（金华，107 万）、台州（临海，100 万）、宁国（宣城，116 万）、集庆（南京，107 万）、饶州（鄱阳，403 万）、福州（387万）、隆兴（南昌，148万）、吉安（222 万）、袁州（宜春，100 万）、抚州（109万）、常德（102万）、澧州（澧县，111万）、天临（长沙，108万）、静江（桂林，135万）、广州（102万）等。

人口在50万上下的路有淮安、中兴（江陵）、建德、庆元（宁波）、绍兴、衢州（衢县）、温州、处州（丽水）、徽州（歙县）、信州（上饶）、建宁（建瓯）、泉州、瑞州（高安）、临江（清江）江州（九江）、潮州（潮安），武昌、岳州等。

30万人上下的路有庐州（合肥）、安庆、赣州、衡州（衡阳）等。

北方能够容纳20万人以上的路就算是大路了，南方则要100 万人以上的路才能算作大路。10 万人以上的北方路，就可视为中等路，而南方则50万人才能算作中等路。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亦造成了南北城市规模的不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金朝末年的战乱，曾造成中国北方地区人口锐减。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复苏、发展，全国实际人口数始呈上升趋势。但是到了元朝末年，在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的连续打击下，全国人口又呈下降趋势。

与户口增减有密切关系的是人口流徙问题。金朝末年，北方地区流徙的人户经常占全体户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元朝统一全国之后，流民始终是困扰朝廷的严重问题，不仅北方百姓大量向江南流徙，草原上的游牧民也加入了流民的行列。[80]

因自然灾害、战乱等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大量流民的存在，使我们对元代人口实际情况的评估更为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固化了中国人口南密北疏的基本格局。

第三节 民族分布状况

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元朝时已经基本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元朝的几十个民族，大多都有一定范围的聚居区，现将蒙古族、汉族、西北地区各民族、东北地区各民族、西南及南方各民族的主要聚居情况简述于下。

成吉思汗兼并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原来具有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游牧民，逐步形成了共同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语的蒙古民族。（建国前的蒙古部，是唐代蒙兀室韦的后裔）10—11 世纪由额尔古纳河西迁到斡难河（今鄂嫩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驻牧。蒙古部落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尼鲁温蒙古，意为出身纯洁的蒙古人，包括乞颜、泰赤乌、合答斤、珊竹、那牙勤、兀鲁兀、忙兀、八邻、八鲁剌思、照列、别速惕等氏族，成吉思汗即出身于乞颜氏族；另一类称为迭列列斤蒙古人，意为一般的蒙古人，包括兀良合、弘吉剌（分支有亦乞列思、斡罗忽纳、火鲁剌思等）、许慎、逊都思、伯牙乌、不古纳惕、别勒古纳惕等氏族。两类蒙古部落合起来为合木黑蒙古——一切蒙古人。

建国之后，成吉思汗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成为蒙古族的核心，其他氏族的名称也大多保留了下来。原来驻牧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的塔塔尔部（辽、金时称为阻卜），在杭海岭（今杭爱山）和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一带活动的克烈部（九姓达旦的后裔），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上游的札剌儿部（原来室韦的一部），薛良格河的蔑儿乞部（亦为室韦——达旦的后裔），金山（今阿尔泰山）南北的乃蛮部（唐代黠戛斯的后裔），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突厥人后裔），以及生活在漠北森林地区的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帖良古、森林兀良合等“林木中百姓”，在成吉思汗建国后多数成了蒙古族的成员，但他们在自称蒙古人的同时，仍然不忘他们原来的部族，所以我们常能见到“蒙古札剌儿部人”“蒙古克烈部人”一类的记载。

从蒙古国建立到忽必烈改建国号（1206—1271），经过几次大的调整，蒙古各族的驻地大致确定了下来，并由此形成了蒙古族在漠北、漠南的两大聚居区。漠北的东部地区，是成吉思汗诸弟所属各部的驻地，西部地区是成吉思汗诸子所属各部的驻地，斡亦剌等林木中百姓的驻地变化不大，八邻、逊都思等部迁到了与林木中百姓毗邻的地区驻牧。漠南的聚居区包括中书省北部和辽阳行省南部地区，东边是札剌儿、兀鲁兀、忙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的驻地，西边的阴山以北仍然是汪古部的驻地。[81] 漠北和漠南的中心区域，乃是忽必烈兄弟及其子孙的主要驻地。

从元代文献记载和留下来的元人画卷中，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蒙古人外形特征。蒙古人多中等身材，“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骨，眼无上纹，鬓须绝少”[82]。来自西方的欧洲人是这样描述蒙古人的：“他们两眼之间和两个颧骨之间较其他民族为宽。他们的面颊也相当突出在他们的嘴上面；他们有一个扁平的和小的鼻子，他们的眼睛是小的，他们的眼皮向上朝向眉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部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上有一些鬓须，而这些鬓须他们不加修剪。”[83] 蒙古妇女一般比较肥胖，但弘吉剌部妇女素以容貌秀丽和肤色光洁而著名，所以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始终与弘吉剌部人保持婚姻关系。

汉族是元朝各民族中人数最多、居住面积也最广的民族，包括原金、宋统治区内的绝大多数居民。辽、金时期迁入中原汉地居住的契丹人、女真人等，大多已被“汉化”，在元代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中书省南部、辽阳行省南部以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行省的大部分地区，是汉族的主要居住区和活动区，当然其中还杂居着其他民族的人，详情见后述。

欧洲人习惯于称中国为“Cathay”（契丹），把中国的传统居民称为“塞雷斯人”（Seres）。按照西方人的记载，“契丹的居民身材短小……同一切东方人相同，他们的眼睛是小的”；“他们没有胡子，他们的相貌很像蒙古人，虽然他们的面孔没有蒙古人那样宽”[84]。

从蒙古国到元朝，被蒙古统治者用战争手段征服的西北各族人和前来经商的西域人，大量东迁，并且逐渐在漠南、中原、江南等地形成了一些聚居区。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来自西北的民族有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及“回回”等民族。

畏兀儿即高昌回鹘，9世纪下半叶由漠北迁徙至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高昌故城，元代又称哈剌火州）、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元代又称别失八里）地区居住。臣服蒙古后，畏兀儿仍以哈剌火州、别失八里为主要聚居区。受西北蒙古诸王叛乱的影响，畏兀儿统治者亦都护纽林的斤率部分畏兀儿人东迁到甘肃永昌，形成新的聚居区。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剌章”[85]。合剌章即云南，这些人后来长期在云南戍守，亦有了一个聚居区。

哈剌鲁是唐代葛逻禄的后裔，原来聚居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海押立和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13世纪中叶以后，海押立和阿力麻里成为蒙古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居住在该地的哈剌鲁人逐渐被中亚其他民族所同化。不少哈剌鲁人因战争的需要而东迁，后来聚居在龙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大名路（今属河北）、南阳府（今属河南）、庆元路（今浙江省宁波市）等地区。[86]

钦察是突厥的一支，13世纪时驻于里海以北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域一带。蒙古西征后裹胁大量钦察人东来，分散在漠北、漠南及辽东的蒙古各部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廷建立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清州（今河北省青县）为该卫的屯田地点，散居各地的钦察人大量加入钦察卫，清州乃成为钦察人的主要聚居区。[87]

康里是古代高车人的后裔，也是突厥人的一支，居于乌拉尔河以东、咸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征服后，亦有大批康里人东来，分居于蒙古各部中。元中期曾一度设立康里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永平路（今河北省滦县）为屯田地点，该地很快成为康里人的主要聚居区。[88]

阿速是汉代奄蔡人的后裔，原居高加索以北、顿河下游一带。随蒙古人东来的阿速人入元之后亦有一部分被集中起来，编成了阿速卫军，聚居在大都北面古北口内的潮河川以及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等地。[89]

唐兀或河西，是蒙古人对西夏人的称谓，主要是指党项人。西夏被蒙古灭亡之后，不少唐兀人仍留在河西地区居住。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设立唐兀卫，一批唐兀人被迁到大都北面居住，形成一个新的聚居区。[90] 同样因为驻军的缘故，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亦有唐兀人的一个聚居区。[91]

阿儿浑亦为中亚民族，东迁后的阿儿浑人聚居在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的寻麻林（今河北省张家门市西洗马林）和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等地，元廷后来设立了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管领阿儿浑人。[92]

“回回”在元代主要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即今天中国回族的先民。元代“回回”人在东来的西北民族中分布最广，人数也较多，几乎在全国的重要城镇都有“回回”人居住。[93]

元文宗时，还曾设立斡罗思（即俄罗斯）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收聚东来后散居各地的斡罗思人，在大都北面立营居住，于是在大都以北又出现了一个斡罗思人的聚居区。[94]

西北各族在当时被通称为色目人。色目人的外形特征一般比较明显。唐兀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95] 畏兀儿人多为中等身材，高鼻深目。[96] 钦察人“高鼻黄髯”，阿速人绿眼睛，都是很明显的特征，所以有人用“黄头称国士，碧眼佩天弧”的诗句来形容钦察、阿速卫兵”[97]。

元代的东北地区，即辽阳行省辖地之内，除了居住着部分蒙古人和大量的汉族居民之外，还居住着契丹、高丽、女真，水达达、兀者野人、吉里迷等族人。

在金朝统治下留在辽河流域的契丹遗民，蒙古国时期曾以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为主要聚居地，后来徙至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等地居住，并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渤海人的名称有时还能见到，但多数渤海遗族已融入汉族、女真族之中。

元朝境内的高丽族聚居在元与高丽的交界地带，在辽阳和沈阳等地也长期集中居住着不少高丽人。

辽阳以南至辽东半岛以及长白山两麓、松花江上中游和牡丹、绥芬二水流域，仍然是女真人的聚居地区。这些女真人大多已习惯于农耕生活。在他们北面的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分布着以渔猎为业的女真各部落，被称为“水达达”或“女真水达达”“打鱼水达达女真”等。

兀者野人即分布在深山老林中以射猎为生的民族。辽阳行省北部的山林地区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在库页岛上的居民，被称为骨嵬人，即唐代窟悦靺鞨的后裔。与水达达、兀者野人、骨嵬人交织居住的，还有吉里迷人，亦为渔猎民族，但语言有所不同。水达达、兀者野人、骨嵬人的语言均属于通古斯语族，吉里迷的语言则属古亚语族。[98]

元朝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是吐蕃人（今藏族先民）的聚居地区。但是该地的东境，即当时人所说的“朵甘思之地”（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西南部一带）和“朵思麻地”（今青海、甘肃两省的藏族聚居区），实际上是吐蕃人、汉人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吐蕃腹地的乌思（前藏）、藏（后藏）和西境的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围），乃是吐蕃人最重要的聚居地。[99]

云南行省境内，分布着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蒲人等民族。

白人是今白族的先民，又称为僰人，即原来的所谓“白蛮”。白人在元代的聚居地区，以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威楚（今云南省楚雄）、大理、永昌（今云南省保山）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白人多居坝区，以农耕为生。[100]

罗罗即所谓“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蒙古人在罗罗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指居住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廷建罗罗斯宣慰司于其地。乌撒（今贵州省威宁）、乌蒙（今云南省昭通）等地，也是罗罗人的重要聚居区。罗罗人或耕或牧，但农业落后于白人。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的先民，分布在云南行省西南及东南地区，尤以车里（今云南省德宏）、永昌、八百（今泰国清迈）等地为重要聚居区。金齿、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生产。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习于农耕生活。在么些人的聚居区内，还分布着峨昌（今阿昌族）、撬（今独龙族）、（今傈僳族）等族人。

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即今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临安（今云南省通海）、元江一带的山林中，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及山居的其他民族错落杂处。

澜沧江上游以西的中、下游东西两岸地带，是蒲人与百夷等族的杂居区。蒲人又称蒲蛮、朴子蛮，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除了上述民族外，云南行省南部和湖广行省南部，还分布着土僚、僮人等，均为今壮族的先民，特别是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所辖地区（包括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乃为僮人的主要聚居区。该地区南面的海北海南道宣慰司辖境（包括雷州半岛、海南岛及江西部分地区）内，有黎民（今黎族先民）的聚居区。

湖广、四川、江西及云南行省境内，还有（今苗族先民）、徭（今瑶族先民）等民族。湖广行省西北境八番顺元宣慰司和思州、播州辖地（今贵州省大部地区），是民的主要聚居区。在这一地区内，还有葛蛮（又称仡佬，今仡佬族）的聚居地。八番顺元、静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大理、威楚等地都有徭民居住，但更重要的徭民聚居区在江西行省南部。

江浙行省南部的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建宁（今福建省建瓯）、漳州等地，是畲民（今畲族先民）的聚居地。[101]

元代各民族虽然都有主要的聚居区，但当时更明显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形成了各民族杂错相处的局面。

元代的各民族杂居共处，首先反映在蒙古宫廷之中。蒙古皇室成员与其他民族通婚，嫔妃中自然不乏蒙古人和色目人，也有汉人和高丽人等。宫女中更是各族之人俱备，在元人宫词中可以得到证明：“宫锦裁衣锡圣恩，朝来金榜揭天门；老娥元是江南女，私喜南人擢状元”；“梨花素脸髻盘龙，南国娇娃乍入宫；无奈胡姬皆笑倒，乱将脂粉与添红”，说的就是来自江南的宫女的情况。“北狩和林幄殿宽，句骊女侍婕妤宫”；“进得女真千户妹，十三娇小唤茶茶”，指的是来自高丽、女真的宫女。“西方舞女皆天人，玉手昙花满把清”；“河西女子年十八，宽着长衫左掩衣；前向拢头高一尺，入宫先被众人讥”，表明了在宫中有不少来自吐蕃、唐兀的宫女。[102] 服侍皇室成员和后妃的侍从，也是各族人杂处。此外，蒙古皇帝的“帝师”吐蕃高僧，道教领袖人物以及“备经筵”的儒士，亦经常出入宫廷。

都市也是各民族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大都城内及其周围地区，既有来自各民族的官员、宗教人士和士兵、仆从，也有操持各种生业的手工业者，更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来自外国的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最能看出各民族杂居共处的特点，“贩夫追微末，泥巷穿幽深，负载日呼叫，百种闻异音”[103]，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上都的情况也是如此，“诸部与汉人杂处，颇类市井”[104]；在上都商业区内，亦可见到“方言互欺诋”的情况。[105] 如前所述，在大都北面，聚居着不少来自西北的民族，再加上蒙古人和汉人，两都及两都之间实际上已经是全国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其他城市的情况和两都大致相同。当然，越往南行，城市中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越少。我们不妨拿镇江和广州两个城市做一下比较。

镇江地区，按照元朝官方的户口统计数字，当地人有 160065 户，613578人；来自外地的“侨寓”人有3845 户，10555 人，其中包括：蒙古人29户，163人；畏兀儿人14户，93人；“回回”人59户，374人；也里可温23户，106人；唐兀人（河西人）3户，35人；契丹人21户，116人；女真人25户，261人；汉人3671户，9407人。此外，还有来自不同民族的驱口2948人：蒙古人429人，畏兀儿人107人，“回回”人310人，也里可温109人，唐兀人19人，契丹人75人，女真人224人，汉人1675人。[106]

广州地区，成宗大德八年（1304）上报的户口数字为180873 户，其中南人户为180323户，北人户仅有550户。广州城内，有北人372户；番禺县有北人151户，东莞县有北人4 户，增城县有北人2 户，香山县有北人21户；南海、新会、清远等县内则没有北人户。[107]

农耕地区的民族杂居，中原、陕川甚于江南。蒙古灭金之后，派遣探马赤军分戍中原要地；全国统一之后，元廷设置了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和左右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隆福宫右都威卫等机构，管领分布在中原、陕川驻守的探马赤军人。探马赤军人中，除有蒙古人（包括克烈、乃蛮、塔塔儿、札剌儿等部人），还有大量的色目人，如哈剌鲁人、唐兀人等。[108] 此外，蒙古国时期将中原的州县与民户分封给蒙古诸王、功臣，作为他们的投下封地和投下户，不少蒙古贵族派人管理投下，后来甚至有人搬到中原封地来居住，亦为这些地区增加了不同的民族成分。

全国统一之后，元朝政府禁止北方民户随意迁居南方；在江南地区的驻军，则大多是来自北方的汉人；当时江南人把从长江以北南下的人统称为北人，其中既包括蒙古人、色目人，也包括来自北方的汉人，并且是汉人居多。长江中、下游经济繁荣地区，特别是农村，新增民族成分不多，大致保持着原来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内，一方面是各民族聚居区犬牙交错，实际上构成了民族杂居的格局，辽阳行省和云南、湖广行省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汉人北迁南徙、蒙古人南下西出以及色目商人等四处活动，大大增加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成分。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漠北和漠南，早在蒙古国时期就有汉人农民、工匠和“回回”商人定居；在蒙古各部中，还散居着来自各民族的人，所以有人说草原上的牧马者，“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109]。进入元朝之后，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辽东和岭北的森林地带，亦经常有各族商人，尤其是色目商人涉足。[110] 在吐蕃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之地，则有1200余名蒙古军人长期戍守。[111]“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曰达达（蒙古人）、曰色目，及各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112]。湖广行省的思州地区，“汉民尚朴”，“蛮有佯、、仡佬、木徭、、数种”[113]。江西行省“五岭之南，人杂夷僚”[114]。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不少，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聚居区内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民族杂居的情况。

元代各民族杂居共处，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在语言和文字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蒙古族使用的蒙古语，在蒙古国乃至元朝时期均被视为“国语”。蒙古人“本无字书”，习于刻木记事。成吉思汗建国后，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由此产生了蒙古畏兀字。[115] 不久，又“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是在蒙古国内并行使用三种文字，“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所谓回鹘字，即蒙古畏兀字；“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116]。

西北各族人语言、文字差异颇大。唐兀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使用西夏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入元之后，唐兀人多用汉语和汉文。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等民族的语言，均为突厥语的分支，畏兀儿人还有自己的文字。“回回”人原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及“回回文字”，东来后大多使用汉语或蒙古语。

吐蕃人亦有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字。云南、湖广行省境内的少数民族，多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和壮傣语族的不同语支，各有特点，互不相通。就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亦有各种方言。如湖广行省的邕州路（治今广西南宁市）境内，“俚僚有四色语，各别译而方通”[117]。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命吐蕃萨斯迦僧人八思巴制作蒙古字。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改制成蒙古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118]。至元六年（1269）二月，忽必烈下诏颁行新制蒙古字，规定以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19]。很快忽必烈又将蒙古新字改称为“蒙古国字”，并禁止称其为新字，此种文字乃成为官方法定的文字。尽管如此，蒙古畏兀字在蒙古民间依然通用。

汉字和西北民族使用的“畏兀儿字”等仍然被元廷视为通行文字。有人指出：“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汉字）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兀儿字则横书。”[120] 在大都北面的居庸关，顺帝时修建了“过街三塔”，塔下设门以通往来，门洞壁面上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的经咒语，就是当时各种文字并存的鲜明写照。[121]

南方一些民族在元代也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如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廷使者至八百媳妇国，其国主“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122]。据今人研究，这种白夷字就是四种老傣文中的一种傣泐文。另一种老傣文傣哪文，创制于14世纪，亦与元朝有关。[123]

全国统一之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臣民按民族划分成以下四等人：

第一等是元朝的“国族”蒙古人。有人称蒙古人有72 种，[124] 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多。我们在前面列举的蒙古各氏族和塔塔儿、蔑儿乞、札剌儿、斡亦剌等部，都属于蒙古人的范围。

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以及欧洲人，主要有我们前面列举的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回回”以及吐蕃、乃蛮、汪古等族。“色目”一词源于唐代，意为“各色各目”，元人使用色目人之名，就是指其种类繁多，有时亦概称为“诸国人”。

第三等是汉人，又称“汉儿”，概指原金朝境内的各族人，包括汉族、女真、契丹、渤海及高丽人。云南、四川两行省的大部分居民附元较早，也算在第三等人之内。

第四等称为南人，概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被称为“蛮子”、“囊加歹”和“新附人”等。“囊加”就是“南家”。南人则把前三种人统称为“北人”。

统治者人为地将汉族划分为两个等级，并规定了四等人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仕进、科举等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受到优待；在法律地位上，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受到一定的保护；同时，严禁汉人、南人持有兵器，并对其他行动加以种种限制。[125]

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既不是社会阶层的划分，更不是阶级的划分，所以在注意元朝民族关系的同时，还要注意元朝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第四节 阶级和阶级关系

元代的社会，贫富差别是很明显的。而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126]，日益悬殊。贫富差别是阶级对立的一种表现。依据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的不同，可以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

元代的统治阶级包括贵族官僚地主、民间地主和寺院地主几个部分。民间地主和寺院地主中都有大、小之分。他们占有了全国大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同时也就占有了大部分生产物。元代的贵族官僚地主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南人只占极少数。他们在蒙古对金、蒙古（元朝）对宋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元朝皇帝不断赐给他们土地和其他财物。他们还凭借权势，以“投献”或其他名义，强行霸占民间的田土。元朝政府多次下令“禁诸王、驸马并权豪侵夺民田，”说明这种现象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127] 元代的各种宗教寺院有大有小，大的寺院（特别是宫廷出资修建或明令保护的寺院）享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土地。这些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掌握着寺院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就是大地主。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田土在10万顷以上，[128] 大承天护圣寺田土亦达10余万顷。[129] 这些土地，有些由国家赐予，有的则来自民间的“捐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兼并或掠夺所得。忽必烈时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夺取民田23000 亩，[130] 元代中期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竟达20000 顷。[131] 由此二例，可见其余。在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同时，这些贵族官僚和大寺院都控制大量劳动力。蒙古贵族都有大量封户，除了交纳包银、丝料以外，还要承担各种义务。封户以外，又有数量多少不等的驱口、怯怜口等，直接为使长（投下主）服役。色目官僚如忽必烈宠臣阿合马，有家口7000。[132] 汉人将领如张柔，亦有奴婢数千。[133] 大寺院如大护国仁王寺，所属有各种依附关系的劳动者达18000 余。除此之外，有些贵族官僚和大寺院还掌握了许多山林、矿冶、湖泊，经营质铺（当铺）、酒坊、商店、浴堂，有的还插手海外贸易，发放高利贷。他们又是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

元代还有一个奇特的社会集团，那便是“回回”商人。他们大多以经营国际贸易和发放高利贷为生，和蒙古、色目贵族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常以贵族官僚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这便是所谓“斡脱”商人。有些“回回”商人，更成为政府中的官员，官商一体。

民间地主亦有大、小之分，所谓民间地主，主要是汉人和南人，也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民间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地租收取，得到元朝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元代土地高度集中，如浙西地区：“豪右兼并之家连阡互陌，所收动计万石。”[134] 这些民间大地主，“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欺压百姓，无所不为。他们中有的人用种种手段，“营干了受宣敕的名分”，得到一官半职，“恰似虎生两翼的一般”。地方官府被他们把持，百姓任他们欺凌。[135] 这些民间大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元代杂剧在描写那些占有“鸦飞不过的田宅”的地主时，总是说他们开着解典铺、油坊、磨坊和各种铺面。民间同样是大地主与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民间地主中有相当数量的小地主，他们占有部分土地，以收租为生，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一些规模较小的寺院，其情形亦相似。

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其他劳动人民有驱口、手工业者、个体商贩等。他们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关于元代的自耕农和佃农的土地状况及南北的区别，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的有关论述。自耕农占有少量的土地，自行耕种，往往入不敷出。他们要承担国家规定的沉重赋役，又是地主阶级剥削和掠夺的对象。豪强地主田跨州县，家财无数，又与官府勾结，“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136]。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侵吞农民的土地。特别是发生水旱灾荒时，更是他们兼并的大好机会：“甑生尘老弱饥，米如珠少壮荒……贱卖了些家业田庄。”“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137] 在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下，元代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不得不流亡他乡。他们原来承担的赋役，官府便“分洒”到见在人户头上，勒令他们代为交纳，这样就迫使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自耕农，有的分耕人田，成为佃户，有的走投无路，沦为奴隶。佃户主要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地租。地租以实物为主，租额一般为收获物的一半。但实际上地主并不以此为满足，常常强迫佃户承担其他义务，或交纳别的物件，或服劳役。“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府差发。”[138]元朝统治者下诏：“私租太重，以致小民重困”，要求“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139]。可见佃户受剥削之重，连统治者也为之忧虑。而“普减”之令，从未兑现，不过是一句空话。佃户生活困苦，每遇天灾人祸，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元朝政府屡次命令地主借贷钱物给佃户，帮助佃户渡过困难，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地主们在借贷时，或则“勒令多取利息，才方应付”；或则“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以致秋收时佃户全部收入，“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因而“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土荒废”[140]。佃户交不出地租，地主或将其扭送官府，或私设公堂，拷打追征。江南有些地区，“地客（即佃户）生男，便供役使；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峡州路（路治今湖北宜昌）“管下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份，与买卖驱口无异”[141]。这里所说的是部分地区的现象，但从中亦可看出佃户地位之低了。

元代称奴隶为驱口，意为“被俘获驱使之人”[142]。蒙古兴起后在战争中俘获了大量人口，便成为奴隶，因此有“驱口”之称。[143] 后来，一切奴隶均被称为“驱口”。官府拘留的逃亡无主奴隶，则称为“阑遗”或“不兰奚”。“阑者，遮也。路有遗物，官遮止之，伺主至而给与，否则举没于官”[144]。“阑遗”可以指人，亦可指物。至于“不兰奚”则是蒙语无主奴隶的音译。驱口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战争中的俘虏；二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生活极端困难，被迫出卖子女，或自己卖身为奴；三是权豪地主利用高利贷，迫使无力还债的债务人为奴。从蒙古国时期，直到统一战争中，俘获平民为奴，是很普遍的。统一以后，在局部战争（如镇压各地人民反抗等）中，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总的说来，由于大规模军事活动的基本结束，以及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影响，这方面的奴隶来源急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后两个方面的来源。大都有人市，便是买卖人口的地方。[145] 元代杂剧中描写豪强地主们，“要女儿着钱赎个婢，要厮儿着钱买一个驱”[146]。还描写因借钱过期还不清本息，富户就将“宅院良人，生扭做酒店里驱丁”[147]。元代驱口数量相当多，一个中等官员往往就有数十甚至上百人。有的以“货殖为业”的大商人，也拥有“家僮千有余指”[148]。至于皇帝、贵族、大寺院拥有的驱口，数量更是惊人。驱口在北方较为普遍，南方的官僚和大地主占有奴隶亦相当可观，如以经营海外贸易闻名并在政府中任职的浙西澉浦杨氏，就有“僮奴千指”[149]。

驱口用于家内服役，但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使用的，亦不在少数，女奴“纺绩织纴”，男驱“耕稼畜牧”。不少地主“生产家事，悉任奴隶”，自己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150] 驱口处于社会最低层，被视为“贱民”，使长（驱口主人）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利，可以任意转卖驱口及其子女，或以驱口作陪嫁。驱口逃亡，官府代为追查，捉获的要重罚。驱口告发使长者处死，使长杀死无罪驱奴杖八十七，如果死者有“罪”（任何反抗行动或不满都会被认为有“罪”），使长便可免予处分。驱口女儿的婚姻要由使长作主。法律上严禁“良”“贱”通婚，但是“主奸奴妻难议坐罪”[151]。有的驱口经使主许可成家，自己有一些家业，使长可以任意找一些理由，“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152]。使长杀了人，叫驱口去抵命。驱口的子女，称为家生孩儿，世代为奴。驱口只有通过赎身，得到使长的“放良文书”，才能改变身份。但是，即使如此，仍与“良民”有所区别，例如军户的驱口“放良”后，就要成为贴军户，津助“本户”（使长家）的费用。

驱口的大量存在，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元一代，驱口反抗之事层出不穷。元成宗统治时期，在一个和尚的倡导下，许多从南方被掳到北方的驱口，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纷纷逃走。“被他使长每根赶上呵，迎敌着去了也有。”他们有的在各处隐藏，有的“用船筏偷渡过黄河、大江”，“纵有败获，鼓众夺去”。这次大规模的驱口反抗斗争，使元朝政府为之震动。[153] 元朝末年，全国爆发农民战争，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地区曾爆发奴隶暴动，“谋尽铲其主家以自便”[154]。

与驱口相近的，有怯怜口和雇身奴婢。怯怜口是蒙语家内人口的意思，有的译作“自家人”[155]，有的说“私属人也”[156]。元朝皇室和贵族都拥有大量怯怜口，有专门的机构加以管理。例如，“掌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并番卫之士，汤沐之邑”的中政院，下属便有管领六盘山等处怯怜口民匠都提举司。又有翊正司，“掌怯怜口民匠五千余户，岁办钱粮造作，以供公上”。又有海西辽东哈思罕等处鹰房诸色人匠怯怜口万户府，管领诸色人匠四千户；以及管领本位下怯怜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掌怯怜口二万九千户，田万五千余顷，出赋以备供奉营缮之事”[157]。关于怯怜口的状况，由于资料有限，尚难作清楚的说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怯怜口人数甚多，隶属于皇室或贵族，从事各种劳动（手工业、农业等），交纳贡赋。雇身奴婢是由典雇关系产生的。有的百姓因天灾人祸向地主借贷，以人身作抵押，定期赎取，这种情况叫做“典身”。有的人因丧失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无法谋生，只好为地主劳动，谋取衣食，这种情况称为“受雇使唤”。被“典”“雇”的人，在法律上称为雇身人或雇身奴婢。在被典雇期间，他们与使主之间有严格的依附关系。典雇的契约上写明，他们“须用小心伏事，听候使令，不敢违慢，抗对无礼”；使长可以任意打骂，被典雇者即使死了，也不许家属追究。[158] 他们的地位，比驱口好不了多少。事实上，豪强地主们也常常在典雇期满之后，将他们抑逼为奴。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一出杂剧中，就描述了一个原约典身三年的妇女，被狡狠的地主“倒换过文书”，“强赖做他家里的买身躯”[159]。这种典雇关系，南北都是存在的。

元代的许多个体手工业者，亦属于被统治阶级。关于他们的状况，请参看本书第七章。个体手工业者的地位，实际上和自耕农类似。还有一些受雇于他人的佣工，则与佃户相近。

尖锐的阶级对立，存在于元朝政府划分的四个等级之中。无论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内部都有不同的阶级。由于繁重的军役、站役和其他封建义务，蒙古人、色目人中的许多劳动人民生活困苦，有的甚至沦为奴婢。从忽必烈时代起，元朝统治者多次下令收赎被典卖为驱口的蒙古子女，并禁止贩运蒙古子女到海外，说明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元英宗时，专门设立宗仁卫，收养赎回的蒙古子女，不到一年即达万人之多。色目劳动者的遭遇也差不多，例如河西的色目站户，因站役繁重，“破家荡产，无可展免，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之家，典卖驱使”[160]。元朝政府推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但掩盖不了阶级分化的事实。

第三章 经济管理机构

蒙古国时期的经济管理，就汗廷而言，总管者名义上是也可札鲁忽赤，实际操作者是被授权的札鲁忽赤和必阇赤；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是窝阔台汗在位时设立的各路征收课税所。忽必烈即位后，经济管理逐步制度化，中书省和各种中央专设经济管理部门，与行省、路、府、州、县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以及乡、都、坊、社，构成了控制全国的经济管理网络。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经济管理机构

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国时，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并规定“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诫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已后不许诸人更改”[161]。也就是说，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审刑断狱，掌握司法权；二是掌管民户的分配等，实施经济管理权。在官制简朴的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实际上就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后来窝阔台汗又以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宫，主持清查汉地户口和征收赋税，在人们眼中他相当于汉人官制中的丞相，所以有人直称他为丞相。[162] 在大断事官之下，置有若干札鲁忽赤（断事官），分管国政。在蒙古宗王、贵戚和功臣的分地里，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的百姓。

汗廷政令的下达，通过使者来完成。使者称为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穿戟门坐于州郡设厅之上，太守亲跪以郊劳；宿于黄堂厅事之内，鼓吹、旗帜、妓乐郊外送迎之”。札鲁忽赤处理各地事务，亦可派出使者，即所谓“遣发临民者，曰宣差”，又可称“宣差勘事官”[163]。

蒙古国家的疆土不断扩大，文书往来日益频繁，行政事务越来越多，只靠札鲁忽赤的“断事”和宣差的“传旨”，显然不足以保证汗廷的利益，于是汗廷怯薛组织中主掌文书的必阇赤的作用逐渐突出。汗廷使用畏兀字蒙古文、波斯文（“回回”字）、汉文三种文字，克烈部人镇海和契丹人耶律楚材等，都是汗廷的必阇赤，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耶律）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汗廷大印“宣命之宝”，也由镇海掌管。利用接近大汗、掌管文书和印章等便利条件，必阇赤可以一定程度地参预朝政，并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所以有人称蒙古汗廷“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164]。

窝阔台汗即位后，“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牙老瓦赤）主之”[165]。这项任命出于耶律楚材在中原定额征税、供给国用的建议。“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进言：“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按照耶律楚材的建议，“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同意耶律楚材在中原各路试行，于太宗二年（1230）正月，“定各路课税”；十一月，正式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设使、副使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十路征收课税所的具体设置如下：[166]

（1）燕京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陈时可，副使赵昉。

（2）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设司于宣德，课税使刘中（字用之），副使刘恒。[167]

（3）西京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周立和，副使王贞。

（4）太原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太宗九年（1237），二人以贪赃罪罢职，后继人不详。

（5）平阳府征收课税所，课税使杨简，副使高廷英。

（6）河北东西路征收课税所，又称真定河间等路课程所、河间课程所，置司真定，[168] 课税使（又称河间税课达鲁花赤）王晋，副使贾从。

（7）益都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张瑜，副使王锐。[169]

（8）北京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王德亨，副使侯显。

（9）平州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夹谷永，副使程泰。

（10）济南路征收课税所，课税使田木西，副使李天翼。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路征收课税所设立之前，并不是无人问津中原的课税征收，如燕京路，就有管领工匠的宣德人刘敏（赐名玉出干）“兼提举燕京路征收课税、漕运、盐场及僧、道、司天等事”[170]。十路征收课税所的设立，只不过是为了加强税收管理，统一课税征收于汗廷。

征税工作迅速取得成效，窝阔台大为高兴，于次年任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镇海、粘合重山为右、左丞相。但是实际上蒙古汗廷当时并没有中书省的建置，“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诸国亡俘或曰中书丞相……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若宰相，即是楚材辈自称中书相公，初非鞑主除授也”[171]。耶律楚材、镇海等人，还是蒙古汗廷的必阇赤，不过是多了一个汉人易于接受的尊崇官号而已，当然在名义上也多了一个掌管中原汉地财赋的权力。

由于课税的主要部分是盐税，辖区内有产盐区的课税所或者专领盐课，或者在所下专设管理盐课的机构。如平阳课税所掌管解州池盐榷课，即专设盐使，由姚从简担任。河北东西路课税所掌管清州、沧州等地盐场，下设清沧盐使所；太宗六年（1234），改清沧盐使所为盐运司，十二年（1240）又改为提举盐榷所，再改为提举沧清盐课使所（1243），到乃马真皇后监国时，干脆将真定河间等路课程所改名为提举盐榷沧清盐使所（1249）。益都课税所“管领山东盐场，以总盐课”，亦在太宗六年分设了山东盐运司。[172]

酒醋课和商税也设有专门人员管领。“太宗辛卯年（1231），立酒醋务坊场官，榷沽为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所，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173]。商税则从太宗六年开始，“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征收课税所）输纳”[174]。

十路征收课税所除了主管征收课税外，还兼管刑名等务，一定时间内还要向蒙古大汗奏报民情。太宗八年七月，“命陈时可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十年八月，陈时可、高庆民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175]，即为例证。

十路征收课税使大多出自儒士，自然努力选拔其他儒士为其同僚。太宗九年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虎（术虎乃）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176]。所谓本贯议事官，又称本贯参佐，“与各处长官同署共事”，帮助长官处理公务。有人还被提拔为征收课税使，如乾州奉天人杨奂在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刘公因委君考试云、燕，俄从监试官北上，谒领中书省耶律公（楚材），一见大蒙赏异，力奏荐之，宣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177]。河南路征收课税所，全名应是河南、怀孟、顺德三路课税所，[178] 是金亡之后在十路征收课税所之外增设的一处课税所。[179] 各路征收课税使还可以不经考试自辟僚属，如河北东西路课税使王晋辟邢州人马亨为所掾，河南路征收课税使杨奂以金进士杨果为经历，都没有考试。[180]

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是恢复中原统治秩序的措施，对蒙古政权有利，但影响了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多少限制了他们在中原随意征收钱粮的行为。“先是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显然又触犯了各地官长和权贵的利益，所以初设十路课税所时，即有人勾连蒙古东道宗王“以国朝所忌，诬构百端”。由于各路课税及时交纳，得到窝阔台欢心，课税所的建置得以维持，“中书令”亦号称有“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的职掌。[181]

耶律楚材“自庚申年定课税所额，每岁银一万定（定即锭，每锭五十两）。及河南既下，户口滋息，增至二万二千定”。课税的顺利征收，引起汗廷内商人和权贵的贪欲，“燕京刘忽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厩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者，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鹘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至有扑买天下河泊、桥梁者”。太宗十一年（1239），“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不但扑买了中原课税收入的总额，且增加一倍，“以四万四千锭为额”，得到窝阔台的同意。所谓“扑买”，就是用钱向官府买得赋税征收权，扑买之后，可以任意盘剥，加倍增收，牟取暴利。次年正月，窝阔台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长官，“主汉民财赋”，取代了耶律楚材掌管财赋的地位。其后，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为中州大断事官，“主管汉民公事”，并以牙老瓦赤、奥都剌合蛮、刘敏等人为首建立燕京行尚书省，实际取代耶律楚材的“中书令”的位置，成为总管中原财赋的最高机构。[182] 这一变化，造成了中原课赋征收的混乱。耶律楚材创立的各路征收课税所，自然变成了商人和权贵掊克百姓的工具。

宪宗蒙哥即位（1251），“以忙哥撒儿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后者即必阇赤长，亦被人称为中书右丞相。蒙哥还以弟弟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但国家行政权，包括汉地的管理，还是操在也可札鲁忽赤的手中。牙老瓦赤和蒙古人布智儿等还被任命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总天下财赋于燕京。必阇赤依然因掌文书之便而过问财赋、任官、户籍等务，如孛鲁合即掌“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蒙哥还曾派遣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183]。

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均定赋税、改行钞法，并建立了一些相应机构。宪宗七年（1257），蒙哥派遣亲信阿蓝答儿等人“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忽必烈不得不撤销所设机构。[184]

综上所述，蒙古国时期的经济管理，就汗廷而言，总管者名义上是也可札鲁忽赤，实际操作者是被授权的札鲁忽赤和必阇赤。地方上的经济管理机构，是窝阔台汗在位时设立的各路课税所，但是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税收管理制度。从机构设置层面看，十路征收课税所亦非创新之举，而是中原旧有机构的延续，不过是将金朝的各路转运司恢复起来，变了个名称，“以军国大计，举近世转运司例，经理十路课税，易司为所，黜使称长，相丰欠，察息耗，以平岁入”[185]。经济管理的制度化，是在忽必烈即位后才得以逐步完成的。

第二节 元朝中央行政机构中的经济管理部门

1260年，忽必烈即位，“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186]，很快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正式行政机构，并用宰辅制度取代了以前的札鲁忽赤制度。

一 中书省的设立与尚书省的置废

都省即中书省，设于中统元年（1260）四月。[187] 七月，设行中书省于燕京。中书省因随忽必烈活动而设在开平，燕京行省等于中书省的同级派出机构，实际负责汉地政务的处理，“札付各道宣抚司，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驿赴省”，作为燕京行省官员的下属人员。在燕京行省之下，设置了交钞提举司、榷货司等专掌财赋的机构。[188]

次年二月，忽必烈命行省官和下属人员等全部北上开平，会决朝政要务，行省官和中书省官，即所谓“诸相”，共同在中书省衙议事。五月，忽必烈调整宰辅人员，设右、左丞相各二人，平章政事增为四人，右、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宰辅仍然分在两省。皇子真金被封为燕王，兼中书令。皇太子兼中书令，只是中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太子位缺，中书令则为虚衔。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元末。

燕京行省官员南返后，处理公务均咨报中书省。右丞相史天泽认为：“虽分两省，其实一也。若非关利害者，不宜有阻挠，使王事成就可也。今后凡行省所咨，须三日内咨报。”[189] 中统三年（1262），燕京行省与中书省合并，不再分立二省。

中书省是元朝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曾三次设立的尚书省，与中书省并立，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

尚书省本是专为“理财”设立的中央机构，它的前身是至元三年（1266）正月设立的制国用使司。制国用使司“专职财赋”，“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廪，百姓富饶，国用丰备，此制国用之职也”[190]。至元七年（1270）正月，改制国用使司为尚书省，设平章尚书省事二人，参知尚书省事三人；中书省设丞相三人，不设平章、参知政事，只置左、右丞。[191] 两省并置，主政权实际归于尚书省。有人建议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铨选归中书，仍是把该省作为财政机构看待。但是忽必烈急于富国，把铨选官员的权力也交给了尚书省，“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省咨中书闻奏”。掌管尚书省的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引起中书省右丞相安童的非议，阿合马则声称“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责”。安童则不得不表示：“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192] 中书省本是掌管全国朝政的中枢机构，职能是“条举纲维，著明纪律；总百揆，平万机；求贤审官，献可替否；内亲同姓，外抚四夷；绥之以利，镇之以静；涵养人材，变化风俗；立经国之远图，建长世之大议”[193]。尚节省分走中书省的理财权和用人权，中书省乃被架空，无法正常行使权力。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建立三省的建议，以解决“中书、枢密事多壅滞”的弊病，侍御史高鸣上书反对，他指出：“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194] 由于朝内大臣反对分省的人居多，所以第一次尚书省分立时间较短。至元九年正月，尚书省并入中书省。

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忽必烈用桑哥理财，再次分立尚书省。两省各设官六员，中书省设丞相二员，平章政事二员，参知政事二员；尚书省设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十一月，增设尚书省右丞相。二十八年五月，罢尚书省。

武宗至大二年（1309）八月，又设尚书省，置右、左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二人，左、右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另设左丞、商议尚书省事一人。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尚书省罢。

第二、三次分设尚书省，矛盾依然集中在财政权和用人权上，如桑哥领尚书省时，“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其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195]。武宗时欲再立尚书省，即有人指出：“顷又闻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如是则必增置所司，滥设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综理财用，在人为之，若止命中书整饬，未见不可。”[196] 尚书省分立，实际上无所谓与中书省的行政分工，完全由尚书省操纵朝政，中书省形同虚设，中书宰辅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此次撤罢尚书省后，元廷没有再设尚书省之举。

二 宰相的职掌及其僚属

从仁宗朝到顺帝朝，中书省所设宰相员数基本固定。按照文宗至顺元年（1330）的定制，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四人，右、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197] 但有时只设右丞相，不设左丞相，形成“独相”局面。

中书省右、左丞相品秩相同，但右丞相尊于左丞相，实居首相地位，所以当时人常称右丞相为“大丞相”。到元代中、后期，右丞相皆带有监修国史头衔，左丞相则只能带“同监修国史”的头衔。右、左丞相往往还带有“录军国重事”等荣誉性称号。中书省平章政事虽设多员，地位也不相同，有较严格的先后次序。诸平章中有“位居第一”或“位同列上”的首席平章，其下则为第二至第四平章等。

元代中书省主要官员的职掌有较笼统的规定。中书令“典领百官，会决庶务”，但实际上是虚衔，中书省的实际最高长官是右、左丞相。中书省的右丞相和左丞相，“统六宫，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平章政事“掌机务，贰宰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右丞和左丞“副宰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参大政”[198]。丞相和平章习惯上被称为宰相，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习惯上称为执政，合称宰执。

中书省宰执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议政和施政两个方面。

议政包括向皇帝奏禀政事，省内讨论各种政务，主持集议和接受咨询、谏诤封驳等内容。中书省宰相奏事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惟枢密院、御史台、徽政、宣政诸院许自言所职”；“内外大小诸衙门除奉行本管职事外，一应干系军、民、站、金场、银冶、茶、盐、铁户、课程、宝钞、刑名、粮储、造作、差役等事，毋得隔越中书省辄便闻奏，从而搅扰。事有必须奏闻者，亦须计禀中书省，然后奏闻”；“诸中书机务，有泄其议者，量所泄事，闻奏论罪”[199]。中书省议政奏事，一般应是用人、理财等大事，但自成宗以降，各行省“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往作疑咨禀，文繁事弊”，给中书省议政奏事增加了极大的负担。针对“行省、六部诸衙门应处决而不处决，往往作疑咨呈都省”的现象，朝廷不断重申中书省“总弘纲”的职能，责令首领官等分拣文书，严格把关，要求各大小衙门自司其职，不要事无巨细都呈报中书省。[200]

施政主要表现在发布命令、监督命令执行情况和亲自处理政务等方面。朝廷颁发的制诏、玺书、符节、驿卷等，都必须通过中书省。在中书省下发的各种诏令、文件中，关于人事任命的文书占了很大比重，由此凸显出中书省辟官用人的重要地位。中书省宰相“总持纲维，不屑细务”[201]，把握朝政大纲并监督各级官府执行朝廷决议。但有时宰执也要具体分管“庶务”。“中书大政所出，细而金谷铨选”[202]，有时要指定宰相专管。“天下庶务虽统于中书，而旧制，省臣亦分领之”。大致是丞相总持纲维，平章以下分领庶务。延祐二年（1315），以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参政赵世延领钱帛、钞法、刑名，平章张驴、右丞萧拜住、参政曹从革领粮储、选法、造作、驿传，就是宰执分工的极好例子。[203]

“相臣擎其纲于上，参佐理其务于下。”[204] 宰相理政，少不了僚属的具体操作。在中书省内设有参议府、左右司、断事官厅、检校厅等机构，左右司和检校厅与国家的经济管理关系最为密切。

中统元年（1260）设立中书省时，即设立了提领左右司，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职。至元十五年（1278），分立左司和右司，后来有过两次短期合并。[205] 左、右司的职能是“参赞宰臣，决理政务”[206]，“董正六曹，弥纶省咨，纪纲百司，举正文书之稽失”[207]。

左、右司分房、科治事。左司设六房三十一科：吏礼房辖南吏、北吏、贴黄、保举、礼、时政纪、封赠、牌印、好事九科。知除房辖资品、常选、台院选、见阙选、别里哥选五科。户杂房辖定俸、衣装、羊马、置计、田土、太府监、会总七科。科粮房辖海运、攒运、边远、赈济、事故、军匠六科。银钞房辖钞法、课程二科。应办房辖饮膳、草料二科。右司设三房十七科：兵房辖边关、站赤、铺马、屯田、牧地五科。刑房辖法令、弭盗、功赏、禁治、枉勘、斗讼六科。工房辖横造军器、常课段匹、岁赐、营造、应办、河道六科。[208]

从房科的设置不难看出，左司实掌吏、户、礼三部之事，“凡陶冶四海之官，与夫经国之赋，议礼制者，皆出乎手”[209]。右司实掌兵、刑、工三部之事，“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号雄紧，而百工之事，尤为丛剧”[210]。这样的分工，与金代及以前的朝代基本相同。在左、右司中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称为省掾，分为蒙古、“回回”、汉人三部分。蒙古、“回回”省掾多称为蒙古、“回回”必阇赤，所以狭义的省掾专指汉人省掾。

设立检校厅的动议来自尚书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尚书省以户、工二部营缮出纳之繁，奏设是官，以核其程书。官二员、吏四人，其署在省之东偏。三十年，奏增为四员，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阁仓库文字之稽滞乖违者而纠正之。其官吏从东西曹阅公牍还，就署决事。”检校官专为检查行政文书而设，“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诸检校官勾检中书、六曹之务，其有稽违，省掾呈省论罚，部吏就录罪名开呈”。检校官虽然官秩为正七品，但位置重要，正如当时人所说：“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于天下，其属多矣。官有其事，职有其分，不得相越也。于文史无不得察视者，唯检校官然。其于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于心膂之密，而望高职清，又有若宾客之优游者焉，盖他官莫之及也。”[211]

三 六部中的户、兵、工三部

中统二年（1261）六月，中书省正式设立左三部（吏户礼）和右三部（兵刑工）两部，每部设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四员，员外郎六员。[212]至元二年（1265）二月，左、右两部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三年，四部又合为左三部和右三部。五年，再分为四部，吏礼部、兵刑部各设尚书二员，户部、工部各设尚书一员。七年正月，设尚书省，中书省四部改为尚书省六部。次年，又合为四部。十三年（1276），四部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并成为定制。[213]

六部中，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的是户部、兵部和工部。

户部掌管全国户口、钱粮、土地，“凡贡赋出纳之经，金币转通之法，府藏委积之实，物货贵贱之直，敛散准驳之宜，悉以任之”。户部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所以有人说它“凡天下万物、籍账、府库、仓廪、宝货、钱粟、布帛，委输出纳、登耗饶乏之数咸隶焉，其任重也”[214]。

户部下辖机构颇多，主要有以下机构。

（1）都提举万亿宝源、广源、绮源、赋源四库，分管宝钞玉器、香药纸札、诸色段匹和丝绵布帛。

（2）诸路宝钞都提举司，掌管钞币发行等务。中统元年（1260）七月，下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正式发行中统宝钞，并在燕京行中书省下设诸路交钞提举司，后以户部官兼提举交钞事。至元三年（1267）设立制国用使司总领钱谷，下辖诸路交钞都提举司；八年十一月，罢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以户部辖各交钞提举司。至元十七年三月，在畏兀儿境内设交钞提举司。二十四年八月，设江南四省交钞都提举司；十月，立陕西宝钞提举司，并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设诸路宝钞都提举司。都提举司下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库等衙署。[215]

（3）都漕运使司，掌运送储存粮草等务。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立军储都转运使司，置都转运使和副使，负责军需粮草的征发调用。三年十月，罢军储都转运使司，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诸路转运司。至元五年（1268），设漕运司。十二年，改为都漕运司。十九年十月，由大都至中滦，中滦至瓜洲，设南北两漕运司，每年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内河漕运因河道淤塞困难重重，元廷遂改以海运为主，二十四年十一月，命京畿、济宁两漕司分掌漕事，京畿都漕运使司被视为内司，“止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新运粮提举司站车攒运公事”；济宁都漕运使司被视为外司，“领接运海道粮事”，“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攒运粮斛”，在河西务设立总司，分司于临清，通管海运和河漕。京畿运司下辖京城内的22仓，济宁运司下辖河西务14仓、通州13仓、河漕17仓等。[216]

（4）税课提举司、转运司等，专掌课税征调，如大都宣课提举司（原名大都税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印造盐茶等引局，等等。

按照六部的分工，兵部应掌全国驿站、屯田、牧业、鹰坊等务，“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当时人亦认为：“今之兵曹虽不古，若其职所专，则邮置驿传递，屯田经正，畜牧征取，通朝廷之政令，定州郡之废置，此其大概尔。”[217]

兵部管理交通、畜牧、屯田的职能常被中央其他专设机构分去。如驿站之务，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司，掌管全国驿站，十三年改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撤销通政院，驿站事务归兵部管理。同年，又在两都复设通政院，掌蒙古站赤，兵部只掌汉地站赤。延祐七年（1320），通政院又兼领汉地站赤。再如屯田事宜，军屯隶于枢密院，民屯则分隶于大司农司和宣徽院。[218] 其他如马匹牧养等有太仆寺专管，鹰坊则设有鹰坊都总管府等机构，大多数隶于宣徽院之下。兵部实际掌管的只是山川城池图册、屯田户籍册等以及直属于兵部的几个打捕鹰房民匠等户都总管府。

工部掌管全国的工役造作，“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如果工役繁重，有时设行工部于营建之地，建设上都城时就曾设过行工部。直属工部的有提举右八作司、提举左八作司和各路人匠总管府及各种营造提举司、局等。[219]

六部作为中书省的具体办事机构，各部职掌明确，工作量却明显不同。正如有人所说：“朝廷设立六部，其官吏品秩相同，而职掌繁简有异。如礼、兵二部，礼以祭祀为大而有太常寺，兵以军旅为重而有枢密院，今者钱谷、造作一切等事尽归户、工，至其繁剧。”[220] 财政钱粮、工役造作是“庶务”中的重头戏，户、工二部的具体事务当然要繁杂得多，所以在分建四部的时候，就专有这二部的建置。

由于宰相经常分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或者有意插手具体事务的处理，造成了宰相与六部之间的权限划分不严格，并影响了工作效率。至元初年，孟攀鳞曾向忽必烈建议：“百司庶府统于六部，纪纲制度悉由中书，是为长久之计。”[221] 胡祗遹也曾指出：“大臣当决大政，不可烦劳，困以细事”，“事有定例者，当各归之六部与各属有司。”[222] 但是实际上，“中书亲细务而宰相失体”的现象时有发生。[223] 有人就曾指出，阿合马任相时，“接受司县职分所掌之辞状，亲米盐之细务，今日点仓，明日点库，外示公勤，内蓄奸贪，失大臣之体，辱朝廷之尊”[224]。成宗即位后，王约特别上奏，“请中书去繁文，一取信于行省，一责成于六部”[225]。大德七年（1303）四月，“以中书文移太繁，其二品诸司当呈省者，命止关六部”[226]。不久刘敏中即指出：“中书省，宰相之府，所以临百司、统万机、定谋画、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也。其地不为不崇，其责不为不重……至元初年，丞相到省，诸人无故不敢入外门，外门不敢入得入省房者少矣，不敢入省房得入都堂者绝少矣。是时诸房省掾所掌惟一钧旨薄，控制六曹而天下之事井井有办，省中廓然，望如神明，得简肃之道也。厥后一二十年之间，巨奸继作，相踵一途，群小乘时蚁聚蝇附，莫不苟缘公事，以济私权。如胥吏管库之免除，匹帛筋丝之出纳，皆须琐碎呈禀，驳勘往来，竞以生事为能，号称用心出力，文随事具，日积日繁，由是检举困于两司，判署疲于八府，终日倥偬，特一繁剧大有司耳……宜令六部各具所掌事务名件及施行体制，委官分间，凡有定例及涉细碎重复不必呈禀者，悉皆剔去，一取至元十年以前典故，遵依施行。”[227] 刘敏中的建议并未被认真采纳。仁宗皇庆二年（1313），张珪任平章政事，“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中书之务，得专修宰相之职”，二月，仁宗“诏以钱粮、造作、诉讼等事悉归有司，以清中书之务”[228]。尽管如此，这类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四 其他中央专设经济管理机构

中书省及其下属的六部之外，元廷中央还设有专管农业、水利、牧业的机构大司农司、都水监、太仆寺、将作院等。

至元七年（1270）二月，立司农司，置官五员，拟定劝农条画，设立四道巡行劝农司，每道派出劝农使和副使各一人，检查农业生产和兴办水利等事务。同时命令各路、府、州、县管民官兼理农事，用心劝课，年终考较成绩，申报司农司和中书省户部，作为考核官吏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同年十二月，升司农司为大司农司，增设各道劝农使、副使为四员。十四年五月，罢大司农司，以各道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十八年十月，设立农政院，置官六员，专领涿州、保定等地六屯事务。二十年，改农政院为务农司，不久又改为司农寺。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同年十二月，在诸路分设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设江淮行大司农司。二十七年三月，罢行司农司和各道劝农营田司，仍由提刑按察司总劝农事，有关农桑事上报大司农司，纠察事申报御史台。三十年四月，又置江南行大司农司于扬州，元贞元年（1295）五月撤销。大司农司的下属机构有屯田府、籍田署、供膳司等。[229]

大司农司作为中央劝农机构，主要是管理官府开办的屯田和推广农业技术，《农桑辑要》等农书，就是由大司农司刊行的，具体农业赋税的管理，还是由中书省户部负责。

中统四年（1263）九月，立漕运河渠司，置河渠使、副河渠使等职，提调各地的水利工程。至元二年（1265）改置都水监；七年，划隶大司农司之下。十三年，都水监并入中书省工部。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复设都水监，直隶于中书省。至大三年（1310）十一月，因黄河决滥，连年为害，中书省命都水监分监官专治河患，设汴梁分监。延祐元年（1314），又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七年，复隶于中书省。大都河道提举司为都水监下属机构。[230]

至正六年（1346）五月，因黄河连年决口，设河南山东都水监；八年二月，又在济宁路郓城立行都水监，以贾鲁为行都水监事，考察河患。十一年二月，设河防提举司，隶于行都水监之下，掌巡视河道之责。当年四月，元廷展开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贾鲁以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总领工程。[231]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设立群牧所，后改为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改卫尉院为太仆寺，隶于宣徽院之下。次年，太仆寺划隶中书省之下。太仆寺专门管理系官马匹的牧养及供应朝廷用马等事务。[232]

将作院设于至元三十年（1293），“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下属机构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异样局总管府、太都等路民匠总管府等。[233]

都水监和太仆寺作为专门的水利和牧业管理机构，大多数时间直接隶于中书省之下，成为六部之外的职能机构。

第三节 元朝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及其经济管理功能

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大规模编组千户，将全蒙古的百姓均纳入了严密的组织系统之内，以千户取代了过去的部落、氏族组织，作为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千户那颜（千户长）由大汗册封，在本管范围内，掌握着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千户那颜下置百户和十户那颜。各千户都有自己的草原领地，各千户所管百姓不许变动，私投其他单位的人要受到严厉的责罚。对草原地区的管理，这样的组织形式是行之有效的。[234]

蒙古大汗以所谓“六事”来控制新占领的地区，即：（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置达鲁花赤。[235] 只要这些条件能够得到保证，降人即能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取得专治一方的特权。“国家自开创已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236]。地方行政建制混乱，难以调度，官名更是混杂，“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237]。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daruqaci的音译，意为“镇守者”，设在新占领的地区，位于当地长官之上，享有最后裁定军民政务的权力。达鲁花赤多由蒙古大汗信任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代表蒙古统治者监视汉人世侯和地方官员。[238]

蒙古汗廷以札鲁忽赤掌管行政、司法的制度，不久即被推行到地方，在中原、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地都先后设置了札鲁忽赤，掌管当地的政务。汉人因金朝旧制，习惯上称札鲁忽赤为行省，如所谓燕京行尚书省，又称“行台”，实际上就是汗廷断事官的办事机构，“朝廷置断事官于燕，曰司琼林囚之人，人则曰行台”[239]。此外，还有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称谓。将札鲁忽赤与行省的称谓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元朝行省制度的开端。蒙古汗廷又“分城邑以封功臣”，投下领地遍布于中原汉地，使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更无法步入正轨。

忽必烈即位后，马上着手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建设，使经济管理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

一 地方“总司”的演变及其经济管理职能

中统元年（1260）五月，设立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十路（道）宣抚司，任命原王府幕僚等充任各路宣抚使、副使。[240] 宣抚司的职掌，包括签发士兵、输送军需物资、征收赋税等。宣抚司由燕京行中书省掌管。当年年底，行省置司，“集诸路计吏类校一岁簿账，时相领务者退食后日一至，有未便即改”。中统二年正月，“省府议所有合行事理，札付各宣抚司榜谕”，内容包括征收军需物品的具体规定，命令各路宣抚司验灾情减免租税、限制军马践踏农田，要求宣抚司官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茂才、平盗贼、审刑狱等，并特别宣布：“州县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发均平；苟非其人，定是差发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责罚，何由激劝惩戒。据本路见任官吏，如有赃污事者，国有常典；其才能异众廉干可称者，仰宣抚司开坐事迹保申来，以凭闻奏，超擢任用。”[241] 忽必烈由上至下地建立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在燕京行中书省下设宣抚司，对州县进行管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是可行的，但世侯、投下专治一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中统二年二月，各道宣抚使与燕京行省官员一同北上开平。四月，中书省和燕京行省诸宰相“圆坐雠校九道宣抚使”，“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同时，颁发了宣抚司“条画”。这个条画包括各路总管府要验实本管地面现住人户、从实征收科差和各路管民官以民户安、差发办为称职等内容。[242]

为限制投下领主的权力，中统二年六月，忽必烈下诏禁止诸投下擅遣使者招收入户和取索钱债，规定“今后遇有各投下拘刷起移民匠、取索钱债，先须经由本路宣抚司，行下达鲁花赤、管民官”，“不得似前径直于州县一同骚扰”。同时命十路宣抚司与管民官定盐酒税课等法。同年十一月，罢十路宣抚司，召各路宣抚司官员赴都。[243]

忽必烈即位时宣布“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宣抚司只是地方总司的一种短暂的过渡形式。

宣抚司的撤销与行省的增设有关。中统元年八月，立秦蜀行中书省；二年九月，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行省与宣抚司并置，机构重叠，不宜于管理。行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244]。

中统三年二月，设行宣慰司于大名。三月，置平阳太原行宣慰司和北京行宣慰司。四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十二月，设十路宣慰司和十路转运司，地方官府开始实行军民分治，规定“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245]。宣慰司由此成为地方行政管理总司，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这种模式。[246]

与宣慰司同一级别的军政管理机构是统军司。为明确两者的职掌，中统四年正月特别规定“军民官各从统军司及宣慰司选举”。至元元年（1264）八月，颁发新条格，内容包括“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同时，还颁发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247]

元朝灭宋之后，很快将中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用于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一批行中书省和宣慰司。至元十三年六月，更明确规定“设各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十二月，定江南所设官府，并且任命了浙西、浙东、江西、江东、湖北五道宣慰使。此后，又有广西、江西、黄州、福建、广东、海南等宣慰司的设置。[248] 由于行中书省与宣慰司并置，造成了官冗事繁的现象。至元十五年六月，“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额设员数外，余并罢去。仍削去各官旧带相衔。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以其事隶行中书省”[249]。至元十九年六月，江南设置的宣慰司达十五道，有四道与行中书省并置，命罢宣慰司。至元二十年三月，罢福建宣慰司。七月，减江南十道宣慰司官一百四十员为九十三员。二十一年二月，浙西宣慰司从杭州迁往平江，黄州宣慰司并入淮西宣慰司。二十二年正月，罢福建行中书省，设福建宣慰司，隶江西行中书省之下。[250]

以宣慰司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做法，也适用于四川和云南。至元十六年正月，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庆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宣慰司”。四川行中书省并未撤销，六月，“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为其明证。至元十九年十月，“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结果是将四川西道宣慰司从成都移至碉门，撤销四川北道和东道宣慰司。二十五年五月，四川行中书省迁至重庆，四川西道宣慰司迁回成都。[251] 至元十二年正月，设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云南行中书省节制。至元十九年九月，以官府重叠，撤销了云南宣慰司。[252]

至元二十三年裁减内外官员，十二月，规定诸道宣慰司在内地者设官四员，在江南的宣慰司设官六员。[253]

对宣慰司的职责，又有了一些新的规定。至元十五年四月，“以江南土寇窃发，人心未安，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贵等，分道抚治军民，检核钱谷；察郡县被旱灾甚者、吏廉能者，举以闻；其贪残不胜任者，劾罢之”。所谓分道抚治，就是派行中书省官员到各宣慰司巡视，督促宣慰司官员恪勤职守。又规定“淮、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对宣慰司的经济管理权限做了限定。[254]

忽必烈在位期间，行省的建置经常变化，相比之下，各道宣慰司是比较固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但大多数宣慰司已被置于行省的管辖之下。有人指出：“国家自平江南以来，内而省部、密院等衙门，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州县官”，就是对当时的组织系统的极好说明。[255] 尽管有人对行中书省的行政管理功能有所怀疑，但它作为地方行政总司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立辽阳行省之后，全国已有江淮、江西、福建、四川、云南、湖广、甘肃、安西、辽阳等9个行省的建置。从至元二十五年开始，行省的行政权力日益明确。至元二十八年设立河南行省之后，行中书省的建置渐趋固定。成宗、武宗两朝，相继撤销各道宣慰司，行省下统路、府、州、县的管理体制走向定型。

经过多次改易后固定设置的行中书省有以下十个：（1）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2）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3）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4）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成都。（5）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6）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治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7）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8）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治龙兴（今江西省南昌市）。（9）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10）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林。这十个行中书省的管区，实际上成为元廷的十大行政区划。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单列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书省直辖地区，一个是宣政院管辖地区。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当时称为“腹里”。宣政院辖吐蕃之地，分由三道宣慰司等领。

行中书省的品秩是从一品，宣慰（使）司的品秩是从二品。原各行省往往有丞相的设置，至元二十三年（1286）七月，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定制为行中书省设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佥行省事各二员。后来，又有行省恢复了丞相的设置。[256] 至文宗时定制，各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二员。[257]

行省丞相、平章政事的地位十分重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兼掌民政和军政。[258] 行省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主要处理管区内的具体行政事务。

行省的办事机构为左右司。“在行省曰郎中，曰员外郎，曰都事，官称命秩悉视中朝宰士，而恩数无内外之异。合左、右为一司，以兼总乎六曹而公守，无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职务尤剧，委任之重复绝前比，非清方敦实闳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历从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号为宰相之储，诚要官之高选也。”[259] 行省左右司既然具有负责操办地方事务包括经济事务的职权，地位自然重要。“行省得画地统民，其职制眇内中书，而合左、右曹为一，司官号宰属，署郎中、员外郎员四，都事员三，率用省台名臣。凡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稽，左右司实费其决，而宰相质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选也。”[260]

各行省参照中书省的制度，还下设一些机构，如检校所、照磨所、架阁库、理问所等。

二 路、府、州、县的设置

行省之下的行政建置，既有宣慰司，也有路、府、州、县。

行省建制固定之后，多数宣慰司被陆续撤销，但有些宣慰司依然保留下来，成为行省的下属机构，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郡县又远于省，若有边徼之事者，则置宣慰司以达之”[261]；“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262]。与元朝前期所不同的，是宣慰司失去了独立的、地方“总司”的地位。如元贞元年（1295）十月，御史台官员建议：“乞自今监察御史廉访司有所按核，州县官与本路同鞫，路官与宣慰司同鞫，宣慰司官与行省同鞫。”这个建议被成宗所采纳，说明地方行政机构的上下关系已很清楚。[263] 在给地方官员的诏令中，亦是行省与宣慰司并提，把宣慰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处理。

路、府、州、县的地方行政建制，在中原王朝早已制度化。大蒙古国时期，在对金朝的地方行政建制认可的前提下，将路、府、州、县的民户分封给了诸王、功臣，并由此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混乱。忽必烈即位之后，对路、府、州、县的建制也进行了调整。至元元年（1264）新颁条格要求省并州县，二年闰五月规定：“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只令州府官兼领。”当年，省并州县220 余所。[264] 这一次省并州县，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诸王、功臣的“投下”封地的问题，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划一食邑，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中占主导作用，尽可能减少在一路或一州内有数个投下封君而导致领民纷杂交织的现象。这样做的结果，使路的数目大大增加，各路的辖区相应缩小。金朝时一路往往管辖十几个府州，经过这次调整之后，许多路之下只有一至三个州的建制。由于元廷多注重投下封君的划一，而不甚顾及路州辖区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使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少附属于大路大州而又遥处于其他路州之间的大小不等的“飞地”，客观上造成了路州与个别属县相距遥远，不便管理的弊病。[265]

平定江南之后，对原南宋的地方建制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如至元十五年六月，“诏汰江南冗官”，“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266]。

至元二年（1265）二月，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67]。至元二十年（1283），确定路分为上、下两等，“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268]。各路设总管府。“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269] 各路设达鲁花赤、总管各一员，兼管内劝农事。

至元八年（1271）二月，“罢诸路转运司入总管府”。十年十二月，有人认为各路总管府权过重，建议复置转运司。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指出：“臣以今之民官，循例迁徙，保无邪谋，别立官府，于民未便。”忽必烈同意安童的意见。[270] 元军大举攻宋时，复置转运司，至元十四年四月又罢转运司，事入总管府。十六年五月，各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人，专管课税征收。后改为设税务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各路还设有平准行用库，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成宗大德元年（1297）五月规定：“各路平准行用库，旧制选部民富有力者为副，命自今以常调官为之。”[271] 各路还有府仓，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织染局，置局使一员，副使一员；杂造局，置大使、副使各一员。

路以下的散府，“所在有隶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隶省部者；有统州、县者，有不统县者，其制各有差等”。府设达鲁花赤一员，知府或府尹一员，领劝农等与路达鲁花赤、总管相同；同知散府事一员。散府下还设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牍等职。

至元元年省并州县的时候，并没有就州的等级做出规定。至元三年（1266），确定将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这是北方州郡的标准。全国统一之后，又对江南地区的州的等级做出了规定。至元二十年，确定“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元贞元年（1295）五月，对上、中、下州的户数做了一点修正，“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下州官五员，中州官六员”[272]。州官为达鲁花赤、州尹等。

至元三年将中原等地的县也划为上、中、下三等，6000 户以上为上县，2000户以上为中县，不到2000户的为下县。江南地区的标准，于至元二十年确定，三万户以上为上县，一万户以上为中县，一万户以下为下县。县官为达鲁花赤和县尹等。

根据至元三十年（1293）的统计，“天下路、府、州、县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县千一百六十五，宣抚司十五，安抚司一，寨十一，镇抚所一，堡一，各甸部管军民官七十三，长官司五十一，录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处，随朝二百二十一；员万六千四百二十五，随朝千六百八十四”。因为后来又有一些增减，所以在《元史·地理志》中登录的是“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273]。

路、府、州、县，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具体实施者，自然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元廷除了注意路、府、州、县官员参用各民族人和规定路、府、州、县官员的录用程序外，特别确定了路、府、州、县官吏的职能和考绩标准。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所谓“五事”作为地方行政官员称职的标准，并规定“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每岁终考课管民官，五事备具，内外诸司官职任内各有成效者为中考：第一考对官品加妻封号，第二考令子弟承荫叙仕，第三考封赠祖父母。品格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其有政绩殊异者，不次升擢”[274]。路、府、州、县官吏俱在监察机构的监督之下，并有一套相应的制度。大司农司等机构亦可对州县官的工作起督促作用。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规定“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275]。

三 地方官府管理的经济事务

地方官府的行政事务，包括“应断驱良、诸色户计，定夺差发、税粮、课程、盐法诸项钱谷，祗应军马盐粮草料，理断婚姻、地土、公私债负”等内容。[276] 对具体事务的处理，朝廷往往做出详细的规定。如至元二十八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对征收赋税和科派差役的程序做了如下规定：“诸科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科摊，务要均平，不致偏重。据科定数目，依例出给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其比上年元科分数有增损不同者，须称元因，明立案验，准备照勘”；“差科户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其差科簿仍须长官封收”；“差科皆用印押公文，其口传言语科敛者，不得应副”[277]。上缴、上报的钱粮数目，为计算方便，采取“以零就整”（四舍五入）的方法：至元钞计算到厘，5毫以上进为1厘，5毫以下不计；至大钞计算到毫：粮食计算到合，5 勺以上进为1 合，5 勺以下不计；重量单位用斤、两、分计算，分以下四舍五入；长度单位用丈、尺、寸，寸以下四舍五入；等等。

地方官府需要的职能随时增加。如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即规定“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委各路总管并各处管民长官，上下半月计点平准钞库应有见在金银、宝钞，若有移易、借贷、私己买卖、营运利息，取问明白，申部呈省定罪。长官公出，次官承行。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体察”[278]。

各地方官府还需每月向省部申报当地物价。“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其必前申有甚增减者，各须称说增减缘由，自司县申府州，由本路申户部，必要体变是实，保结申报。”[279]

对各级地方官府的文书管理，亦有一系列的规定，如至元三十一年三月明确规定“各路、府、州、县将自前至今抄数到诸色户籍、地亩若干，照文册取勘见数，补写完备，如法架阁。正官、首领官相沿交割解由，依式开写，许令察官检举，不完者究治”。已处理过的公事文书，亦需分类编号保存，以备日后察用。经手文书的吏员更换，需要认真交割所管文书。凡官府文书，官吏不得私家收放。[280]

为保证地方官员尽职尽责，除了由监察机构进行监督外，元廷还采取了省臣互迁和奉使宣抚的方法。大德七年（1306）十月，因御史台奏称“行省官久任，与新隶编氓联姻，害政”，成宗乃下诏互迁省官。但是这种做法没有坚持下去。由皇帝派人到各地巡察政务得失，称为奉使宣抚。奉使宣抚不常实施，只有过两次。开始实施时震动较大，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大德七年（1303）成宗遣人巡行诸道，即罢免赃官污吏 18473 人，查出赃款45865锭，审理冤狱5176事。[281] 到了后来，奉使宣抚也同其他官僚一同为害地方了。

第四节 元朝的基层行政编制与村社制度

元代的基层行政编制，农村为乡都制，城市为隅坊制。此外，还普遍设立一种旨在“劝农”的社，个别地方还实行甲制。

乡都与隅坊制度承自金朝和宋朝而略有变化。金朝后期，“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282]。南宋乡村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每一都下设若干保，保以下设甲，每五家为一甲。元代将乡、都作为农村的基层行政设施，一般分设乡、都为两级，少数地方乡、都属于同一层次，“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283]。

乡、都的负责者是里正和主首。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主要负责催办差税和维持地方治安。有的地方只设里正，或者只设主首。至元二十八年六月颁发的《至元新格》规定：“诸理民之务，禁其扰民者，此为最先。凡里正、公使人等，从各路总管府拟定合设人数，其令司县选留廉干无过之人，多者罢去。仍需每事设法关防，毋致似前侵害百姓”；“诸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其坊村人户邻居人家，照依旧例以相检察，勿造非违”；“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284]。但是有时候，为里正辅佐的主首往往成为差税的主办人，正如有人所记：“里正、主首同役于官，第务力有高下之不同。其旧俗事悉取具于主首，而里正坐视其成。”[285]

城市中的行政区划，有的在录事司下设隅、坊两级，有的仅有隅一级。隅设隅正，坊设坊正，“凡官府排办造作、祗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办地钱”等，都由隅正、坊正负责。[286]

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数目，各地不同，任期各地也不一样，有的一年一换，有的半年一更，也有的一季更换一次。

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等行使的是基层政权的职能，他们本身就是基层政权的职事人员。但是，里正、主首、隅正、坊正都不是官职，而是职役。里正、主首、隅正、坊正按照田地资产多寡摊派，依制应由上户充当。对于一些富豪大家来说，承当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之类差役，是他们把持地方、鱼肉乡里的大好机会，可以利用职权，为所欲为。还有一些人则希望依仗豪强，仗势欺人，愿意充任里正、主首。如浙江宁海一带，“大家以资结长吏，天子租税俾小民、佃者代输，里正因而渔利”，就是很典型的例子。[287] 但是由于政府摊派的赋税太重。官吏还要从中取利，承当里正、主首、坊正、隅正有时不仅无利可图，弄得不好还要赔补，因此许多富户不再愿意充任里正等差役，并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元廷不得不申严规定，以保证基层组织工作的运转。尽管如此，里正、主首等缺乏合适人选的问题，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288]

至元七年（1270）二月，元廷颁布了劝农立社法令15 款，对村社的建置和作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15款的大致内容如下。

（1）立社和社长。社的基本组织是“诸县所属村幢，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村或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社长的职责是“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桑，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所立社长，与免本身杂役。年终考较，有成者优赏，怠废者责罚”。

（2）劝农措施。社长要“各随风土所宜，须管趁时农作”；“仍于地头道边各立牌橛，书写某社某人地段，仰社长时时往来点视，奖劝诫谕，不致荒芜”。

（3）广栽桑枣树或榆柳树，各社还要广种苜蓿。

（4）兴修水利，利国便民。

（5）近水之家应得鱼鸭水产水利。

（6）社众之间和社与社之间在生产上互相协助。

（7）开垦荒地。

（8）各社立义仓，社长主之。

（9）奖勤措施。“本社内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举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

（10）罚懒措施。“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从社长叮咛教训，如是不改，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对社众审问是实，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如本人知耻改过，从社长保明申官，毁去粉壁”。

（11）每社设立学校一所，于农闲时令子弟入学。

（12）共同消灭虫蝗灾害。

（13）过去颁发的条画作废，按现颁条例施行。

（14）量力推行有益于农桑水利、防治灾害的措施。

（15）社长接受当地提点官的督促和考察。[289]

按照这个规定在自然村基础上编立的社，便成为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由于社长设于村社，里正设于乡都，里正与社长的关系实际上便成为上下级的关系。

农村社制先行于北方，全国统一之后，又推行到江南地区。虽然社制普遍推行，但是既有未立社的村庄，如各投下所属村庄，也有不入社的人户，如蒙古、探马赤军户等。

正是出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元廷才在保留金代的里正、主首制的同时，建立了社的组织，选立专务“劝务”的社长。从上引立社令文来看，大部分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应是由府及县，层层下达，最终至社，由社长贯彻执行。[290]

在“劝农”的名义之下，元朝政府将社众置于社长的管理之下，使社成为治理农村的机构，既是征调赋役的工具，又是防范和压制人民反抗的手段。元廷后来又颁发了一些法令，扩大社长的权力和职责。如至元二十八年宣布：“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291] 据此，社众的一般诉讼纷争，都应在社内听凭社长解决。政府之所以给社长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它可以减省官府的事务。尽管如此，社的职权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处理村社的日常事务。

社长和里正、主首一样，都是职役，不同的是社长不依资产条件摊派，但是在具体推举社长时，往往会考虑其资产情况，因为官府还是愿意由有资产“抵保”的人出任社长。在通常情况下，社长多半是由地方官吏或当地有势人家指派有点资产而又乐于为官府和势家效力的户家充任。

元朝中后期，由于里正、主首逃役严重，在役的里正、主首等又常将本身应承担的科差等转派给社长，造成了社长大量逃役的现象。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村社组织形式涣散的趋势却无可逆转。

[1]《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2]《元史》卷58《地理志一》。

[3]《经世大典序录·都邑》，《国朝文类》卷40。

[4]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5]张德辉：《纪行》，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6]《元史》卷149《耶律楚材传》。

[7]《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南雄路》，赵万里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版。

[8]《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广州路》。

[9]《两朝纲目备要》卷14，宁宗嘉定七年七月乙亥“金人告迁于南京”条。

[10]陆文圭：《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2。

[11]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爱民碑》，《国朝文类》卷17。

[12]余阙：《梯云庄记》，《青阳集》卷3。

[13]胡祗遹：《论农桑水利》，《紫山大全集》卷22。

[14]《元一统志》卷8《福建行省·汀州路》。

[15]《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广州路》。

[16]《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

[17]郭松年：《大理行纪》，《奇晋斋丛书》本。

[18]李京：《云南志略》，《说郛》本。

[19]《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20]《析津志辑佚》《物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226、231—232页。

[21]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6《物产》。

[22]马祖常：《淮南田歌十首》，《石田文集》卷5。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卷十九·木棉序》，《农桑辑要》卷2，《论苎麻木棉》。

[23]详见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元史论丛》第3辑。

[24]详见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4辑。

[2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26]张德辉：《纪行》，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27][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载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第1—89页。

[28]《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纪行》。

[29]《黑鞑事略》。

[30]《鲁不鲁乞东游记》，载《出使蒙古记》，第105—257页。

[31]《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纪行》。

[32]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33]张德辉：《纪行》。

[34]《元史》卷136《拜住传》。周伯琦：《扈从集》。

[35]贡师泰：《和胡士泰滦阳纳钵即事昀》，《玩斋集》卷5。

[36]胡助：《宿牛群头》，《纯白斋类稿》卷14。

[37]许有壬：《怯烈公神道碑铭》，《圭塘小稿》卷10。

[38]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8。

[39]《元史》卷2《定宗纪》。

[40]《元史》卷26《仁宗纪三》，卷136《拜住传》。

[41][波斯]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02—204页。《元史》卷59《地理志二》。

[42]《元史》卷59《地理志二》。

[43]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4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鹰背狗》。

[4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03页。

[46]《元史》卷59《地理志二》。

[47]《云南志略》。

[48]《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播州军民安抚司》。

[49]《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50]王祎：《胡公行述》，《王忠文公集》卷18。《大德昌国州志》卷1《叙赋》。

[51]苏天爵：《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

[52]《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

[53]详见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54]《元史》卷1《太祖纪》，卷148《严实传》。

[55]《元史》卷148《董俊传》。

[56]《元史》卷2《太宗纪》。《圣武亲征录》。

[57]王恽：《南鄘王氏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9。

[58]《元史》卷58《地理志一》。《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国朝文类》卷40）亦记为得户八十余万。

[59]《元史》卷2《太宗纪》，卷98《兵志一》。

[60]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61]《元史》卷98《兵志一》。

[62]《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6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64]《元史》卷2《定宗纪》。

[65]《元吏》卷3《宪宗纪》。《经世大典序录·版籍》。

[66]王恽：《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67]《元史》卷3《宪宗纪》。关于在吐蕃括户的情况，参见陈庆英、史卫民《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蒙古史研究》第1辑。

[68]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69]《元史》卷4—8《世祖纪一至五》。

[70]《元史》卷9《世祖纪六》。

[71]《元史》卷8《世祖纪五》。

[72]《元史》卷9《世祖纪六》。

[73]《经世大典序录·版籍》。

[74]《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75]《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76]《元史》卷58《地理志一》。

[77]程钜夫：《平云南碑》，《雪楼集》卷5。

[7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187页。

[79]王恽：《日蚀诗》，《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

[80]详见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4辑。

[81]危素：《送札剌儿国王诗序》，《危太朴文续集》卷1。《元史》卷118《特薛禅传》《孛秃传》。

[82]《蒙鞑备录》。

[83]《出使蒙古记》，第7、19、102页。

[84]《出使蒙古记》，第160—162页。

[85]《元史》卷13《世祖纪十》。

[86]详见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87]《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卷100《兵志三·屯田》。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

[88]黄溍：《康里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

[89]《元史》卷132《杭忽思传》；卷99《兵卫志·宿卫》。袁凯：《病阿速》，《海叟诗集》卷2。

[90]《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91]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青阳集》卷6。

[92]详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236页。

[93]详见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第245—282页。

[94]《元史》卷34、35《文宗纪三、四》。

[95]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青阳集》卷6。

[96]《出使蒙古记》，第160—162页。

[97]吴澄：《述感十五首》，《吴文正公集》外集《学言稿》卷4。柯九思：《宫词十首》，《草堂雅集》卷1。

[98]详见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集。

[99]详见韩儒林《元朝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穹庐集》，第425—434页。

[100]《云南志略》。尤中：《中国古代的西南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1]《元一统志》卷8《江浙行省·汀州路》。

[102]杨维桢：《宫辞十二首》，《铁崖先生古乐府》卷14。朱有燉：《元宫词一百首》，《宫词小纂》卷7。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2。

[103]胡助：《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2。

[104]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载《近光集》。

[105]袁桷：《开平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

[106]《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

[107]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6《户口》。

[108]详见史卫民《蒙古汗国时期的探马赤军》，《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元代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建置及其作用》，《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3—4期合刊。

[109]《黑鞑事略》。

[110]《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

[111]《汉藏史集》，第180—181页。

[112]《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风俗》。

[113]《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

[114]《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广州路》。

[115]《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出使蒙古记》，第21页。

[116]《蒙鞑备录》。《黑鞑事略》。

[117]《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邕州路》。

[118]《元史》卷202《释老传》。

[119]《元典章》卷1《诏令一·行蒙古字》。

[120]叶子奇：《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

[121]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第4期。

[122]《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国朝文类》卷41。

[123]详见张公瑾《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页。

[12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氏族》。

[125]详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6]危素：《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文续集》卷9。

[127]《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28]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雪楼集》卷9。

[129]《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30]《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31]《元史》卷26《仁宗纪三》。

[132]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13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王》。

[134]《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135]《元典章新集》《吏部·官制·重惜名爵》。

[136]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137]刘致：《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全元散曲》，第669—671页。

[138]《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139]《元典章》卷3《圣政二·减私租》。

[140]《元典章》卷19《户部五·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141]《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142]徐元瑞：《吏学指南》。

[143]“驱口”一词，金代已存在，元代沿袭了前代的名词。一说起于辽代。

[144]徐元瑞：《吏学指南》。

[145]《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第6页。

[146]《施仁义刘弘嫁碑》，《元曲选外编》，第813页。

[147]《玉清庵错送鸳鸯被》，《元曲选》，第63页。

[148]王恽：《故云中高君墓碣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61。

[149]姚桐寿：《乐郊私语》。

[150]黄溍：《屏山处士王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7。

[151]《元典章》卷45《刑部七·主奴奸·主奸奴妻》。

[152]《南村辍耕录》卷17《奴婢》。

[153]《南村辍耕录》卷17《奴婢》。

[154]李祁：《刘纶刘琚传》，《云阳集》（10卷本）卷8。

[155]徐元瑞：《吏学指南》。

[156]郑麟趾：《高丽史》卷123《印侯传》。

[157]《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58]《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外集卷一《雇小厮契式》。

[159]《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元曲选外编》，第109—110页。

[160]《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诱略·站户消乏转卖亲属》。

[161]《元朝秘史》卷8，第203节。

[162]《黑鞑事略》。

[163]《蒙鞑备录》。

[164]《黑鞑事略》。

[165]《元史》卷2《太宗纪》。

[16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元史》卷2《太宗纪》，卷85《百官志一》，卷94《食货志二·盐法》。

[167]《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卷153《杨奂传》。

[168]《元史》卷163《马亨传》。

[169]《元史》卷2《太宗纪》作“张瑜、王锐使东平”，《元史·食货志》和《元史·百官志》均记为益都路置征收课税所。

[170]元好问：《大元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遗山文集》卷28。

[171]《黑鞑事略》。

[172]《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173]《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经世大典序录·酒醋》（《国朝文类》卷40）亦记载：“国初有征收课税所，而州县酒醋悉隶”。

[17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经世大典序录·商税》（《国朝文类》卷40）亦记载：“国家始得中原，赋诸民者未有定制。岁甲午，始立征收课税所，以征商贾之税”。

[175]《元史》卷2《太宗纪》。

[176]《圣武亲征录》。《元史》卷98《选举志一》。

[177]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遗山文集》卷23。

[178]《元史》卷6《世祖纪三》。

[179]《元史》卷164《杨果传》。

[180]《元史》卷163《马亨传》，卷164《杨果传》。

[181]《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史》卷146《粘合重山传》。

[182]《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史》卷2《太宗纪》。

[183]《元史》卷3《宪宗纪》。

[184]详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试论阿蓝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元史论丛》第1辑。

[185]《元朝名臣事略》卷13《杨奂事略》。

[186]王鹗：《中统建元诏》，《国朝文类》卷9。

[187]《元史》卷4《世祖纪一》。

[188]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189]王恽：《中堂事记上》。

[190]陈佑：《三本书》，《国朝文类》卷14。

[191]《元史》卷7《世祖纪四》，卷85《百官志一》。

[192]《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193]《三本书》。

[194]《元史》卷160《高鸣传》。

[195]《元史》卷205《桑哥传》。

[196]《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97]《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98]《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99]《元典章》卷2《圣政一·振朝纲》。

[200]《元典章》卷4《朝纲一·政纪》。

[201]《元史》卷137《察罕传》。

[202]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203]《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204]苏天爵：《中书省参议府左右司题名记》，《滋溪文稿》卷2。

[205]《中堂事记》上。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第12—13页。

[206]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26。

[207]许有壬：《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圭塘小稿》卷8。

[208]《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09]姚燧：《布色君神道碑》，《牧庵集》卷17。

[210]黄溍：《中书省右司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211]虞集：《中书省检校官厅壁记》，《道园学古录》卷8。

[212]《中堂事纪》上。

[213]《元史》卷6、13、14《世祖纪三、十、十一》。

[214]曾坚：《中书省户部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第24—25页。

[215]《元史》卷6、7、11、14《世祖纪三、四、八、十一》。

[216]《元史》卷4、12、14《世祖纪一、九、十一》，卷93《食货志一》。

[217]廉惠山海涯：《中书省兵部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第26—27页。

[218]《元史》卷88《百官志四》。《经世大典序录·屯田》，《国朝文类》卷41。

[219]《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20]王恽：《论六部职掌繁简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221]《元史》卷164《孟攀鳞传》。

[222]《即今弊政》，《紫山大全集》卷22。

[223]黄溍：《徐毅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

[224]胡祗遹：《论臣道》，《紫山大全集》卷21。

[225]《元史》卷178《王约传》。

[226]《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27]《九事》，《中庵集》卷15。

[228]《元史》卷24《仁宗纪一》。虞集：《张珪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8。

[229]《元史》卷87《百官志三》。宋褧：《司农司题名记》，《燕石集》卷12。

[230]《元史》卷90《百官志六》。宋本：《都水监事记》，《国朝文类》卷31。

[231]《元史》卷41、42《顺帝纪四、五》。

[232]《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卷90《百官志六》。

[233]《元史》卷88《百官志四》。

[234]详见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35]《元史》卷209《外夷传二·安南》。此六事又被记为入觐、纳质、献户口、助军、纳贡赋、置达鲁花赤，后又加了“设驿”。详见到何之（梁太济）《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236]《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237]《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238]详见 Elizabeth Endicott - West，Mongolian Rule in China，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第25—26页。

[239]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

[240]《元史》卷4《世祖纪一》。

[241]《中堂事记上》。

[242]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243]《元史》卷4《世祖纪一》。

[244]《经世大典序录·各行省》，《国朝文类》卷8。

[245]《元史》卷5《世祖纪二》。

[246]关于宣慰司的建置，详见史卫民《元朝前期的宣抚司与宣慰司》，《元史论丛》第5辑。

[247]《元史》卷5、6《世祖纪二、三》。

[248]《元史》卷9《世祖纪六》。

[249]《元史》卷10《世祖纪七》。

[250]《元史》卷12、13《世祖纪九、十》。

[251]《元史》卷10、12、13《世祖纪七、九、十》。

[252]《元史》卷8、12《世祖纪五、九》。

[253]《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254]《元史》卷10《世祖纪七》。

[255]程钜夫：《公选》，《雪楼集》卷10。

[256]《元史》卷14、15《世祖纪十一、十二》。

[257]《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58]《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59]黄溍：《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260]柳贯：《江浙行省左右司题名序》，《柳待制文集》卷17。

[261]《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80。

[262]《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63]《元史》卷18《成宗纪一》。

[264]《元史》卷6《世祖纪三》。

[265]详见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66]《元史》卷10《世祖纪七》。

[267]《元史》卷6《世祖纪三》。

[268]《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69]《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270]《元史》卷8《世祖纪五》。

[271]《元史》卷19《成宗纪二》。

[272]《元史》卷18《成宗纪一》。

[273]《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58《地理志一》。

[274]《元典章》卷2《圣政一·饬官吏》。

[275]《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276]《元典章》卷4《朝纲一·庶务》。

[277]《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278]《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

[279]《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物价》。

[280]《元典章》卷18《吏部八·公规二》。

[28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82]《金史》卷46《食贷志一》。

[283]《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丹徒县》。

[284]《通制条格》卷16《田令》。

[285]黄溍：《王都中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286]《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

[287]方孝孺：《童贤母传》，《逊志斋集》卷21。

[288]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289]《通制条格》卷16《田令》。

[290]详见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291]《通制条格》卷16《田令》。

第二编 部门生产和管理

第四章 农业生产概况

元代的粮食作物有稻、麦、粟、荞麦、黍等，经济作物有桑、麻、棉、芝麻、茶、蔗等。北方粮食作物以麦为主，粟次之；南方粮食作物以稻为主，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桑、麻遍及南北各地，棉花自境外传来，在元代迅速传播开来。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沿袭前代，亦有所改进。在生产经验总结方面，颇为突出。粮食亩产量南北差异颇大，南方估计平均在1石至1石半之间，北方估计应为1斗至5斗不等。

第一节 粮食作物[1]

元代的粮食作物，有稻、麦、粟、荞麦、黍、穄秫、豆等，其中稻、麦、粟最为重要。大体说来，江、淮以北，以麦为主，粟次之，稻又次之。江、淮以南，以稻为主，麦次之，粟又次之。

一 稻

“稻有粳、秫之别，粳性疏而可炊饭，秫性粘而可酿酒。”[2] 粳在有的记载中也作秔。另有一些记载，将粳米（不黏的稻米）分为秔、籼，早稻为籼，晚稻为秔。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地方志记载，“秔之种又有大、小之分，土人谓大稻秔，小稻籼”[3]。“大稻”就是晚稻。至于“性黏”的秫米，就是糯米。元代的农学著作既说稻分粳、糯，又说：“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为类有三。早熟而紧细者曰籼，晚熟而香润者曰粳，早晚适中、米白而粘者曰糯。”[4] 稻的品种很多，以镇江为例，大稻秔有16种，小稻籼有6种，糯米有9种，“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然兹土之所宜者，大率不过此数种也”[5]。可知江南其他地区稻米品种尚多。

北方水稻种植相当普遍，这和水利的兴修有密切的关系。在大都郊区，常发生偷决通惠河堤堰浇灌稻田之事。[6] 大都路属下的蓟州（今河北蓟县）有稻户，显然以种稻为业。[7] 涿州范阳县（今河北涿州市）“土风宜麦与稻”[8]。元朝末年，江南海运不继，元朝政府在大都周围开垦农田，从“江浙、淮东等处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教农耕播”[9]。种植的无疑是稻。大都以南的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下属邢台、南和等县濒澧河乡村，“分引沟渠浇灌稻田”[10]。怀孟路（路治河内，今河南沁阳）有广济渠，有灌溉之利。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因堤堰颓圯，渠口淤塞，地方官建议加以浚治，“遇旱”时“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种稻田”[11]。则其平时“栽种稻田”无疑。卫辉路（路治汲县，今河南汲县）“川原衍沃，泉流交贯”，“厥田宜稻与麻”[12]。济南城郊小清河沿岸，“悉为稻畦”[13]。益都沂州（今山东临沂）有泄水东分一支入芙蓉湖，可溉稻田数千顷，“香粳锺亩”[14]。滕州（今山东滕州）有“稻堰”，显然是调节河水供灌溉稻田之用。[15]晋宁路（路治临汾，今山西临汾）属下的绛州（今山西绛县）有“稻地”[16]，居民种植的作物中有稻。[17]太原路治所在地城郊“稻塍莲荡，延袤百余里”[18]。以上所说是腹里地区种稻的情况。

陕西行省种稻之地颇多。关中平原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郑白渠，利用泾水灌溉。元朝政府设置屯田，每年征收粮食，以麦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白米、粳米、糯米。[19]“绛南涝谷之水……延二百余里。”水边有“蔬圃稻畦，潇然有江乡风景”[20]。兴元路（路治南郑，今陕西南郑）土产有“秔米”[21]。西夏立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主要依靠水利灌溉。[22]忽必烈登基后，命张文谦、郭守敬重修西夏水渠，恢复农业生产。可以想见，原西夏统治中心所在的宁夏府路（治今宁夏银川）一带应有可观的稻。

元代的河南行省，包括今天河南和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北部，大体上以长江为界。这是北方最重要的稻产区。元、宋对峙时，忽必烈大力在河南南部屯田，支援前线。其中一年收到“稻谷又马料粟通计约四十余万石”[23]。可见当时稻的种植已有相当规模，而且已成为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元朝统一以后，“黄河两岸，多有退滩闲地，有塔察大王位下头目人等，冒占作投下稻田”[24]。可见黄河附近亦种稻。元朝设崇祥总管府，管理皇家寺院大承华普庆寺的财产，下辖有汴梁稻田提举司。[25] 元代汴梁路治开封，即今河南开封，位于黄河以南，可知当地有稻田。“炊烟绕茅屋，秋稻上陇丘”。这是诗人描写黄河边景色的诗句。[26] 至于两淮地区，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历来都大面积种稻。宋、元战争中，两淮残破。全国统一后，元朝在两淮大兴屯田，芍陂屯田规模很大，仅至元二十一年（1284），便得“粳、糯二万五千石有奇”[27]。没有提到其他粮食，说明所种的作物主要是稻。元朝光禄寺下属有安丰、怀远等处稻田提领所，“掌稻田布种，岁收子粒，转输醴源仓”[28]。安丰、怀远均属安丰路，在当时的淮西范围之内。至于长江中游以北的黄州（路治黄冈，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蕲春，今湖北蕲春）、中兴（路治江陵，今湖北江陵）、襄阳（路治襄阳，今湖北襄樊）等路，历史上都以种稻为主。13 世纪中叶，郝经随忽必烈出征，在黄陂（今湖北黄陂，元代属黄州路）看见“稻畦残水入方塘”，“稻糯今年分外成”[29]。

长江以南，历来是稻作区。“大抵稻，谷之美种，江、淮以南，直彻海外，皆宜此稼”[30]。从现存的几种元代江浙地区的方志看，稻米是税粮的主要部分。江浙行省属下的浙西地区，以太湖为中心，是稻的主要生产区。浙东、江东，也盛产稻米。元朝每年由海道北运漕粮，主要便是江浙行省出产的稻米。江浙行省所属的福建，多丘陵山地，稻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今闽中有得占城稻种，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其米粒大且甘，为旱稻种甚佳”[31]。占城稻是北宋时传入中国的，元代在福建普遍栽种。江浙之外，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诸省，粮食作物亦以稻为主。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地区，历来出产稻米。江西东部的南丰州（今江西南丰）多山，“山深地寒，止宜晚禾，惟有近郭乡村略种旱稻”。“通计十分之内，早稻止有三分”[32]。虽有早、晚之分，但都是稻。袁州路（路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在江西西部）“石田秔稌秋风熟”[33]，秔即晚稻，稌即稻，一说指粳，亦有说指糯。但由此句可知当地种稻是没有问题的。江西行省的南部是广东道宣慰司辖地。广州路（治南海、番禺，今广州）有“粳、糯”[34]。潮州路（治海阳，今广东潮安）亦同。[35] 13世纪后期，广州军民于乡村籴米百、千、万石，运往海外出售，[36] 可见广东沿海产稻米之盛。湖广行省北部洞庭湖周围，也是历史上盛产稻米的地区。成宗大德五、六年（1301—1302），元军征“西南夷”，“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运的都是米，显然是两湖地区生产的。出征的元军屡败，有人建议，改为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37]。当时的“西南夷”指湖广西部的八番地区（今属贵州），上引文中的“江”应指沅江而言，和市的米只可能是湖广本省所产。湖广行省的南部是广西两江道宣慰司辖地，元代中期马祖常诗《湖北驿中偶成》，叙述他在湖北旅途中所见，有“江田稻花露始零”和“身是扬州贩盐客，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之句。[38] 此诗似描写盐商运米到边境或灾区以换取盐引，但可作为湖北产米之例证。13 世纪末，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在边境立屯田，“陂水垦田，筑八堨以节潴泄，得稻田若干亩，岁收谷若干石为军储，边民赖之”[39]。后来乌古孙泽又在雷州（路治海康，今广西海康）兴修水利，“计得良田数千顷”。“民歌之曰：……渠之泱泱兮，长我秔稻。”四川历史上是产米区。蒙哥汗攻四川时，将领汪忠臣建议“舟米数千石”随行，原因是“此去多稻而求粟无有，宜虞以廪病者”[40]。云南也以种稻为主。刘秉忠追随忽必烈征云南，赋诗记行，描写云南西北部风情，有“是岁秋成粳稻多”，“纵横水入稻畦流”等句。[41]云南西北部的丽江路（治巨津州，今属云南丽江）出产“粳糯”[42]。云南中部的大理（路治太和，今云南大理）、中庆（路治昆明，今云南昆明）等处，是白人（今白族的祖先）聚居的地区，“白夷有田，皆种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43]。云南南部是“金齿百夷”的聚居区，他们是傣族的先民，“其土宜稻”[44]。云南东北乌蒙（今昭通、会泽一带）与四川叙州路（路治宜宾，今四川宜宾）之间居住着土僚（秃剌、秃老、土老）蛮，他们是仡佬族和僮族的先人。土僚蛮“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45]。

二 大小麦

麦有小麦、大麦，以小麦为主。江、淮以北粮食作物，以麦为主。“夫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46] 无论腹里或是陕西、甘肃、河南，到处都可看到麦的栽种。以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来说，北边的上都路境内亦有麦。上都路境内的鸳鸯泺（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俗亦饲牛力穑，稻、粟、麦不外求而赡”。诗人描写这里的风光是：“原隰多种艺，农奚犬牙错，涤场盈粟麦，力穑喜秋获。”[47] 但这一带气候寒冷，麦的种植应是有限的。[48] 东北辽阳行省的大宁路（今辽宁南部和河北东北部）所属“诸县出麦”[49]。由上都向北，漠北草原上，驴驹河（怯绿连河，今称克鲁伦河）两岸，“濒河之民，杂以蕃、汉……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和林（今蒙古国西南额尔德尼召所在地）“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50]。草原上种植的应是春小麦和糜子。上都以南的大同路（路治大同，今山西北部大同市），麦的种植较为普遍，“至治元年三月，大同路大风，走沙土，壅没麦田一百余顷”[51]。至正二十七年（1367）五月辛巳，“大同陨霜杀麦”[52]。这两条灾荒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大同的粮食作物中，麦占有重要地位。忽必烈时，监察御史王恽有一次报告各地灾荒情况：“今体访得自彰德迤北至都，去冬无雪，经春不雨，二麦已枯，春种不下。至于大兴部内，虽雨降数次，多者不及二寸。”[53]“都”应指都城，可见自彰德（今河南彰德，元代亦在“腹里”范围之内，位于黄河以北）至大都的“腹里”广大地面，到处种麦。汤阴（今河南汤阴）属彰德路，诗人经过当地农村，写道：“一湾流水麦青青。”[54] 说明彰德产麦。大德七年（1303）五月，“济南、东昌、般阳、益都等路虫食麦”[55]。至元七年夏，“东平府进瑞麦，一茎五穗”[56]。济南路治历城（今山东济南），东昌路治聊城（今山东聊城），般阳路治淄川（今山东淄博），东平府治须成（今山东东平），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当时都是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东南部，麦是这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平阳旱，二麦枯死”[57]。平阳路治临汾（今山西临汾），平阳和前述大同位于今天山西的北部和南部，是当时“腹里”的西南部。诗人王恽经过曲沃（今山西曲沃）“与老农语”，作诗有“人家种麦秋社前”之句。[58] 曲沃属平阳路。这些说明“腹里”的西南今山西地区以产麦为主。

陕西行省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产麦区。在蒙（元）宋战争中，陕西是蒙古（元）军进攻四川的后勤基地。丙辰（1256）夏，蒙古军“征南，诏京兆布万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称是，输平凉为军需。军期迫甚，郡人大恐。公（关中宣抚司郎中商挺）曰：‘它易集也，运米千里，妨我蚕麦’”。他请求当地大姓帮助，解决了运米的问题。[59] 这一记载中的“米”，指的是粟米。前已述及，入川的蒙古军吃不惯稻米，用船载粟米随军而行。从运米“妨我蚕麦”可知京兆（路治即今陕西西安）所在关中平原，以产麦为主。陕西屯田总管府所辖屯田，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至正二年（1342），总管府“实办粮数”为72659 石强，内大麦、小麦均为26000 余石，差不多要占总数的四分之三，粟17000 余石，其余白米、粳米、糯米、糜子等，总共不过2000石左右。[60] 可以认为，各种粮食的数量不等，大体上反映了关中平原粮食作物的不同比重。大德五年（1301）五月，“商州霜杀麦”[61]。商州即今陕西商县，位于陕西东南，是多山地区，当地亦种麦。陕西行省南部的兴元路（路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出产“小麦、大麦”[62]。至元十一年（1274），“兴元凤州进麦，—茎七穗”[63]。凤州即今陕西凤县，当时属兴元路。元代中期，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为兴元路西乡县达鲁花赤，“创碾磨二所，岁课秔米或麦五十余斛，代民应官用，于是人得更生矣”[64]。可知当地粮食作物有稻米有麦。另据记载，“元贞元年五月，巩昌金州、会州、西和州雨雹大，无麦禾”[65]。金州即今甘肃榆中，会州今甘肃会宁，西和州今甘肃西和，都在陕西行省的西部。在陕西行省之西，是甘肃行省。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位于甘肃行省北部，从当地出土的文书可以看到，出产的粮食有“大小二麦”[66]。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瓜州屯田进瑞麦，一茎五穗”[67]。瓜州今甘肃安西。甘肃行省以西，是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的子孙封地。成吉思汗西征时，召长春真人邱处机前往中亚。邱处机途经和州（今新疆吐鲁番）与鳖思马（今新疆吉木萨尔）时，看见沿途“禾麦初熟，皆赖泉水灌溉”[68]。而在邱处机以前随同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说，阿里马城（在今新疆霍城县境内）“播种五谷，一如中原”[69]。麦一定也有种植。蒙哥汗九年（1259），常德奉命前往旭烈兀大王处（今伊朗），“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70]。孛罗在今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境内。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察合台后王封地东部，即今新疆，种麦也是相当普遍的。

河南行省产麦，行省南部则稻、麦并重。至正四年（1344），“汴梁兰阳县，许州长葛、郾城、襄城，睢州，归德府亳州之鹿邑”等处，“淫雨害蚕麦，禾皆不登”。至正五年夏秋，“汴梁祥符、尉氏、洧川，郑州、钧州、亳州，久雨害稼，二麦禾豆俱不登”。八年五月“钧州新郑县淫雨害麦”[71]。以上各地，都在河南行省的北部。元代诗人迺贤有《颍州老翁歌》，[72] 诗中描述的颍州老翁，原是城东“大户”，有“腴田十顷桑阴围”，但因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可见麦和粟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颍州乃今安徽阜阳，当时属汝宁府，在河南行省中部。至正十五年（1355），淮南行省太平“总制诸军，驻于济宁。时诸军久出，粮饷苦不继。太平命有司给牛具以种麦，自济宁达于海州，民不扰而兵赖以济”[73]。济宁属“腹里”，海州（即海宁州，今江苏东海）则属河南行省的淮东地区。位于淮东的高邮湖“秀麦菶菶翠织茸”[74]，诗人描写高邮城的景象：“高邮城，城何长，城下种麦城上桑。”[75]诗人马臻作《瓜洲渡书怀》：“船到瓜洲麦正黄。”[76]瓜洲是长江北岸的重要渡口，属扬州路。淮西地区的庐州路（路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小麦与粳米一起充作税粮。[77] 河南行省西南的襄阳路（路治襄阳，今湖北襄樊）有“禾麻菽麦”[78]。

江南的粮食作物，以稻米为主，但大、小麦亦占有相当比重。由于实行稻、麦轮作，因此大、小麦分布很广。以江浙行省来说，浙西、浙东、江东、福建各地，都可以看到二麦的存在。浙西镇江路的地方志中关于麦有清楚的记载，它说：“麦有大、小之分。大麦之种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种，然又早熟；曰黄杆，后熟。小麦之种有三，曰赤壳，曰白壳，曰宣州……小麦秋种夏熟，受四时气足，兼有寒温。”[79] 镇江路的夏税，除绵、钞外，还有大麦8658 石强，小麦12272 石强，秋粮则以米为主。大、小麦在税粮总额中占10%弱。[80] 江东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各州县税粮中有麦3000余石，而稻米则有31000余石。[81] 需要说明的是，税粮中麦、米的比重并不反映各地麦、稻种植的面积或产量的比例，因为元朝政府征收江南税粮时，秋粮一般以稻米为主，夏税则收一部分大、小麦或豆。只有少数地方经过中央批准，才能将秋粮所收的米改为麦、豆。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便是一个例子。上海“地濒海，潮沙荡激，挟沙土于畎浍，于是卤瘠之壤日积以亢……谷不宜稻，稔岁农惟仰食豆、麦，遇旱年则莽为不毛之墟”。但是政府却“概科秔粮，与沃壤等”，以致“邑民重困”。经过一些官员的反复申请，“始于泰定二年，听以豆、麦准秋粮”。以（后）至元三年（1337）为例，“二税实征二十九万二千二百石有奇，粮二十万一千六百七十石有奇，豆、麦八万九千石有奇”[82]。从镇江、集庆的税粮征收，可以看出大、小麦在当地粮食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各地夏税折收实物的方式各有差异，难以据此得出更多的结论。而上海的情况，则显然麦的种植比重很大，超过了稻米。也就是说，即使是江南最富饶的浙西地区，总体来说以种稻为主，但也有个别地区因土壤、水利的关系，以种麦为主。

浙东的庆元路（路治鄞县，今浙江宁波）有小麦、大麦。[83]“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84] 四明山在庆元境内。但当地秋税纳米，夏税纳钞，都不纳二麦。[85] 庆元路属下的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是个海岛，也产大麦、小麦。学校田土、贡士庄田、义庄田所收租粮中都有部分小麦。但是秋粮纳米，夏税纳钱，没有麦。[86] 诗人萨都剌经过浙东衢州路常山（今浙江常山）时，写道：“行人五月不知倦，喜听农家打麦声。”[87] 台州路（路治临海，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潘伯修作有《麦青青》诗，有“大麦青青三月中”之句；[88] 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舒岳祥诗：“种麦谁家妇，青裙皁角冠”[89]。又有“麦青农作暇”之句。[90] 温州路（路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属下的楚门，邻近黄岩，当地“半陇石田都种麦”[91]。诗人李孝光写道：“草舍炊茆留客饭，麦田焚棘断人蹊。”[92] 李孝光是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他所描写的是温州风光。浙东多丘陵，这是种麦较多的原因。福建也是多山地区，到处可以看到麦的种植。“山驿水流花落尽，石田云暖麦抽齐”[93]；“业儒不及为农好，麦已登场蚕又眠”[94]。

江西许多地区产麦。名诗人虞集有“黄鸟隔溪鸣麦秋”之句。虞集是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此句所描述的即是临川风光。[95]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刘诜的诗篇中，常常提到麦，如：“秋稻既无及，蔬麦就可耕。”[96]“回首西冈麦，十里绿如雨。”[97]“五更负秧栽南田，黄昏刈麦渡东船；我家麦田硬如石，他家秧田青如烟。”[98]刘诜一生未出仕，他所描写的都是本地风光。前者似说明麦、稻轮作，后二者似说山冈丘陵土地贫瘠之处多种麦。江西行省南部的广州路、潮州路都有小麦、大麦。[99] 湖广行省缺乏记载，应与江西相近。

宋、元战争时，四川达州（今达县）有麦，是双方争夺的对象。[100] 至元二十三年（1286）五月，“广元路阆中麦秀两岐”[101]。阆中即今四川阆中。这些记载说明四川以稻米为主，但亦有麦。13世纪中期，忽必烈征云南，刘秉忠随行，作诗记事，有“棕花堆白麦苗青”之句。[102] 丽江路除粳、糯外，也产麦。[103] 白人聚居区“麻、麦、蔬、果，颇类中国”[104]。

三 粟

元代，粟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仅次于稻、麦。“夫粟者，五谷之长，中原土地平旷，惟宜种粟”[105]。元朝政府在北方征收的税粮，从品种来说，指定要粟。早在窝阔台汗初定税制时，便规定“每户科粟二石”。丙申年（1236）改为“每丁岁科粟一石”。以后一直如此。[106] 政府在农村立社（50家为一社）。社立义仓，各家按人口数每口留粟一斗，作备荒之用。[107] 元代前期有人计算北方农民家庭生活时说：“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口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108]。这些记载都说明，粟在北方粮食作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尽管缺乏全面的统计数字，从种种迹象看来，大、小麦在北方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已跃居粮食作物的首位，粟的种植相当普遍，应在稻米之上，居第二位。前面所说陕西屯田上交各种粮食的数额，粟仅次于大、小麦，便是一个例证。至元二十年（1283）郑州（治今河南郑州）达鲁花赤“令各户供送讫小麦二十七石一斗，粟十九石八斗，白米五升，大麦一石，稻谷一石”。管城（今河南郑州）县尹收到属下人户“供送讫小麦六石六斗，粟六石，白米一石，黑豆一石”[109]。元代郑州辖四县，治所在管城县。说明当地种植大小麦、粟、稻米。而地方官员勒索各种粮食的数量多少不等，大体上应反映了当地粮食生产的情况。为什么蒙古（元）征收税粮时指定要粟而不要麦，这可能是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唐代行租庸调，每丁租粟二石。宋代岁赋之物中“谷之品七”，粟占第一位。[110] 金代，租税“输送粟麦”，金世宗时“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万余石。”猛安谋克户输牛具税，“每牛一具赋粟五斗”[111]。可见以粟为主。元代的记载说：“古今谷禄，皆以是（粟）为差等，出纳之司，皆以是为准则”[112]。尽管元代北方大、小麦已普遍种植，但蒙古国和元朝政府，遵循以前各朝的习惯，征收税粮时仍然以粟为准。当然，这也说明了粟的种植在北方仍是相当普遍的。

腹里的中部和南部、河南、陕西等地，种粟是很普遍的，文献记载亦多，不一一列举。腹里的北部，上都及其周围地区，因天气寒冷，粟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上都城外，“卧龙冈外有人家，不识江南早稻花。种出碛中新粟卖，晨炊顿顿饭连沙”[113]。上都附近的察罕脑儿（今河北沽源境内），“此地苦寒，入夏始种粟、麦”。鸳鸯泺（在河北张北境内），亦种粟、麦。[114]元朝政府在漠北称海（蒙古国西部）治屯田，“岁得米二十余万”[115]。所得之“米”，应是粟米。在西北，至元十六年（1279），刘恩率军征斡端（今新疆和田），“师次甘州，奉诏留屯田，得粟二万余石”[116]。甘州即今甘肃张掖。耶律楚材说阿里麻（在今新疆霍城境内）“播种五谷”，应亦包括粟在内。[117]

根据几种元代地方志的记载，浙西嘉兴（今名同）、江东集庆（今南京）、浙东庆元（今宁波）物产中都有粟，[118] 但镇江路农作物中却没有，[119]可见江浙行省境内各地情况不一，而以有粟者居多。广东的广州路、潮州路都有粟。[120] 但是蒙古军出征四川时，因当地盛产稻米，缺少粟，这使来自北方的蒙古（元）军感到困难，要以船载粟随军前进，已见前述。湖广行省属下的湖南地区也有同样情况：“[至元]十三年，诏以湖南戍军多疾，恐坐不习食稻，俾公（襄阳总管府判官王均）舟粟若干万斛如湖南故丞相阿尔哈雅（阿里海牙）所”[121]。这些粟应产自河南行省的襄阳（今湖北襄樊）及其周围地区。云南有部分地区种粟，建昌路（路治今四川西昌）“谷粟丰盈”，丽江路（路治今四川丽江）也出产粟。[122] 总起来说，粟在江南粮食作物中的地位，应在稻米、大小麦之后。

还有一种粱，“其禾茎叶似粟，其叶比粟差大，……与粟同时熟……炊之，香美胜于粟米，世谓之‘膏粱’，居食饭之上品也”[123]。粱米有青粱米、白粱米、黄粱米之分。[124] 实际上，粱是粟的特别好的品种。元朝管理宫廷饮食的宣徽院，下设龙庆栽种提举司，其职责之一是“管领缙山岁输粱米……以奉上供”[125]。缙山是金代县名，元改龙庆州，即今河北怀来。但是其他地区未见有粱米的记载，说明它的种植是很有限的。

四 其他作物

稻米、大小麦、粟是元代粮食作物的三个主要品种，在粮食作物中所占比例极大。在稻、麦、粟之外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还有荞麦、黍、蜀黍（高粱）、穄等。

荞麦“北方、山后诸郡多种……中土、南方农家亦种”[126]。可见是相当普遍的，“北方”应指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山后”则指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长城内外地区。其他文献亦可证明。诗人描述上都及其周围地区风光，有“荞麦花开野韭肥”[127]、“荞麦花开草木枯”[128] 之句，可知这一带种植荞麦颇多。另一诗人的《上京十咏》，其中之一“糁面”，即是荞麦面。[129]“糁子即荞麦，初观疑识真。脱麸圆似米，落磨细于尘。岁岁川原熟，家家饼饵新。江南米为贵，塞北始为珍”[130]。可知荞麦又称为糁子，在草原上受到珍视，是很流行的食物，上都靠近“山后”，足以证明“山后”多种确是事实。明初诗人刘崧北游，写道：“顺承门外斜阳里，荞麦花开似故乡。”[131] 顺承门是大都城南面的一个城门，是今北京宣武门的前身。刘崧洪武六年癸丑（1373）前后在当时的北平（大都改名），元代亦应如此。蒲道源“食苦荞糕”作诗：“谷中偏早熟，济歉未渠厌。农舍勤相馈，盘餐得共霑。羊肝堪比色，蜂蜜已输甜。苦尽甘来语，于兹亦可占。”[132] 蒲是兴元（今陕西汉中）人。元代北方民间流行以荞麦加工制作食品颇为流行，其方法是：“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尚，供为常食。”[133]“河漏”又作“合落”“饸饹”。元代杂剧中有“糁子面合落儿带葱韭”之句，[134] 散曲中提到“荞麦面的饸饹”[135]。荞麦面食品的流行反映了荞麦种植的普遍。刘敏中诗：“鲜红两树杜梨叶，雪白一川荞麦花”[136]。这是“禹城道中”所作，禹城今名同，属山东。元代后期诗人成廷珪的一首诗写道：“荞麦花开如白烟，并催农事了霜前。晚禾未割豆先熟，双髻女儿齐下田。”[137] 成廷珪是扬州人，他描写的是扬州风光，可见淮东亦产荞麦。

南方荞麦亦相当普遍。刘崧是江西太和（今名同）人。他说北平的“荞麦花开似故乡”，可知江西有些地方亦产此物。浙西镇江路“又有荞麦，秋花冬实，亦堪作面”[138]。杭州路昌化县是多山地区，水稻不多，间种荞麦。[139] 浙东庆元路亦有荞麦。[140]至于其他地区是否种植，尚不清楚。

黍有多种，“今有赤黍，米黄而粘，可蒸食。白黍酿酒，亚于糯秫”。“又北地远处，惟黍可生，所谓当暑而种，当暑而收”[141]。穄与黍是同种谷物，只是穄的米质黏性弱于黍，穗形亦有别。[142] 蜀黍又作秫黍，就是高粱，“宜下地”，有耐涝、耐旱、耐盐碱的特点。[143]“其子可食，秸秆可夹篱寨，又作柴烧。城郭间货卖，多得济益也。”[144] 这几种作物在江南北均见踪迹，适宜于寒冷和贫瘠的土地。大都路产“糯黍，即黄黍，米宜酿酒。小黍，宜食”[145]。亦集乃路各种文书中所见粮食名称，除大、小麦外，便是黄米和糜子，黄米即黍，糜子应即穄。[146] 蒙古初起时，漠北草原上“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147]。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北上，到达蒙古国都城和林，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148]。可见当地种有糜子。上都附近的察罕脑儿，“苦寒，入夏始种粟、黍”[149]。东北辽阳行省大宁路（路治大宁，在今内蒙古宁城境内）除谷、麦外，产“稷、黍”[150]。“稷米，味甘无毒……关西谓之糜子，亦谓穄米，古者取其香可爱，故以供祭祀”。可知稷就是穄。[151]陕西屯田所收粮食近7 万石，其中糜子155 石，可知当地亦种糜子，但数量显然有限。[152]在南方，嘉兴路有黍、穄。[153]庆元路也有黍。[154]介于浙东与福建之间的仙霞岭，“火种饶黍、稷”[155]。其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总之，黍、穄的种植地区和产量不仅比不上稻米、麦、粟，比起荞麦来也要差一些。至于蜀黍，还没有看到具体在哪些地区栽种的记载。

在元代的农学著作中，豆类被列于“谷属”，亦即粮食作物。豆类作物颇多，主要有大豆、小豆、豌豆。“大豆有白、黑、黄三种……其大豆之黑者，食而充饥，可备凶年，丰年可供牛马料食。黄豆可作豆腐，可作酱料。白豆，粥饭皆可拌食”。“小豆有菉豆，赤豆、白豆、豇豆、豆，皆小豆类也……北方惟用菉豆最多，农家种之亦广。人俱作豆粥、豆饭，或作饵为炙，或磨而为粉，或作曲材……南方亦间种之。”豌豆“又谓之蚕豆，以其蚕时熟也，百谷之中，实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饥……今山西人用豆多麦少磨面，可作饼饵而食。此豆五谷中最宜耐陈，不问凶丰，皆可食用，实济饥之宝也”[156]。还有一种“回回”豆，应是随着“回回”人进入中原而得到传播的：“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157]。宫廷饮食中常见此物，显然在“回回”、蒙古饮食中普遍使用。李时珍说“回回”豆即豌豆。[158] 实际上“回回”豆应是豌豆的一种，又称鹰嘴豆。从以上所述可知，豆类作物在大江南北分布很广，种类繁多。北方可以大都路为代表，当地“豆之品”有“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赤豆、红小豆、豌豆、板豆、羊眼豆、十八豆”[159]。南方可以镇江路为代表，当地豆“有大、小之分。大豆其色有青、黄、黑、紫、褐之异……小豆亦有赤、绿、白、黑四种。又有江豆、豌豆、佛指豆、十六粒豆、蚕豆（隔岁种之，蚕熟时可采）、黑白扁豆（蔓生篱落间，采其荚蒸食甚美，白者可入药”[160]。豆类既可作粮食，又可作菜蔬，有的豆还可榨油，用途很广；而且不论土地肥瘠，均可种植，这是它在南北普遍传播的原因。

第二节 经济作物

元代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棉、芝麻、茶、蔬菜、果品等。

一 桑

“民生济用，莫先于桑。”[161] 养蚕缫丝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副业。养蚕要用桑叶，必需栽种桑树。中国古代常以“农桑”并提，就是这个原因。蒙古人“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162]。在战争过程中，北方农业区的桑树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蒙古国统治北方农业区以后，蒙古贵族和军队士兵砍伐或纵放牲畜伤害桑树，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即位后有所改变。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其中之一是规定“每丁周岁须要创栽桑枣二十株，或附宅栽种地桑二十株，早供蚁蚕食用”[163]。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指导农业生产，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反映出对桑蚕的重视。元朝政府还多次发表命令，禁止军队及势家损坏桑树及其他果木。这些政府行为都有利于桑树种植的恢复和发展。至元二十一年（1286），“大司农司上诸路……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六百七十二株”[164]。二十八年（1297）“司农司上诸路……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165]。这些数字不尽可信，但可以说明元朝政府一直把推广桑树的种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到后来，这种统计实际上完全流于形式。[166]

从蒙古国到元朝，均在北方农业区征收丝料（见本书第十五章“科差制度”）。至元四年（1267）共征109万余斤，至元代中期大体保持这个水平。丝料正式作为一项赋税名目，反映出北方农业区养蚕事业有着相当的规模，同时也说明这一地区桑树栽植必然相当普遍。《元史·五行志》中有不少关于桑树被灾的记载：“至元十七年二月，真定七郡桑有虫食之。”“二十一年三月，山东陨霜杀桑，蚕尽死，被灾者三万余家。”“二十九年三月，济南、般阳等郡及恩州属县霜杀桑。”“二十九年五月，沧州、潍州、中山、元氏、无棣等县桑虫食叶，蚕不成。”“元贞元年四月，真定中山，灵寿二县桑有虫食之。”“大德五年四月，彰德、广平、真定、顺德、大名等郡虫食桑。”“八年三月，济阳、滦城二县霜杀桑。”“九年三月，河间、益都、般阳三郡属县陨霜杀桑。清、莫、沧、献四州霜杀桑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余本，坏蚕一万二千七百余箔。”“至大元年五月，大名、广平、真定三郡虫食桑。”“皇庆二年三月，济宁霜杀桑。”“延祐元年三月，东平、般阳等郡，泰安、曹、濮等州大雨雪三日，陨霜杀桑。闰三月，济宁、汴梁等路及陇州、开州、青城、渭源诸县霜杀桑，无蚕。”“致和元年六月，河南德安屯蠖食桑。”“天历二年三月，沧州、高唐州及南皮、盐山、武城等县桑，虫食之如枯株。”“至顺二年三月，冠州虫食桑四万株。晋、冀、深、蠡等州及郓城、延津二县虫夜食桑，昼匿土中，人莫捕之。五月，曹州禹城、保定博野、东昌封丘等县虫食桑，皆既。”[167]“[至正]二十三年三月，东平路须城、东阿、阳谷三县陨霜杀桑，废蚕事”[168]。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桑害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的中部和东南部，有真定路、保定路、河间路、彰德路、广平路、顺德路、大名路、东昌路、益都路、东平路、济宁路、济南路、般阳路等，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山东地面。其次有河南（汴梁路等）、陕西（陇州、渭源等）等。其中真定、河间、益都、般阳等路出现次数较多。似可认为，这一带便是元代种植桑树较多的地区。

其他一些记载亦反映出腹里某些地区桑树栽种的发达。邢秉仁为广平路（路治邯郸，今河北邯郸）总管，“课树桑亿万计，丝纩以饶”[169]。忽必烈即位之初，姜彧为滨州（今山东滨县）知州，“滨民罹苛政久……有桑枣者，又纵军马践食之，殊不聊生。”姜彧“设赏罚，课民栽桑，岁余新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170]。庆都（河北望都）县尹尚恕，“躬行垅亩而敦喻之，又为训诫之诗，家传而人诵之，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171]。这几个例子说明在元朝提倡种桑的政策影响下，一些地方官积极推广桑树的种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就在腹里地区，情况亦不尽相同。元仁宗（1311—1320）时，顺德路总管王结在《善俗要义》（这是向百姓宣讲的材料）中说：“古人云：‘十年之计，种之以木’。若栽桑或地桑，何必十年，三、五年后便可享其利也……本路官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盖人民不为远虑，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织，所以民之殷富不及齐、鲁……苟能按其成法，多广栽种，则数年之间丝绢繁盛亦如齐、鲁矣。”[172] 前已述及，根据《元史·五行志》记载，顺德路应是有桑的。但据王结所述，顺德路的桑树栽种，显然并不普遍，原因是当地百姓对此不很积极。因此，当地的“蚕织”之利、“民之殷富”都比不上“齐、鲁”，亦即山东地区。蒙古国时期，郝经说：“河东土产，菜多于桑，而地宜麻。”[173] 但到元代后期，余阙说：“晋地土厚而气深……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174] 可以认为，二条记载反映了元代河东（今山西）桑树种植有较大的发展。在元代后期，植桑已是河东农民家庭不可缺少的副业。

河南行省北部汴梁路有桑，见前述。诗人迺贤作《颍州老翁歌》，诗中的“老翁”原是“城东”“大户”，家有“腴田十顷桑阴围”[175]。颍州（今安徽阜阳）属汝宁府，在淮河以北。诗人宋褧在沙市看见：“紫椹累累桑柘浓，野人生计尽从容。”[176] 沙市元代驿站名，今湖北沙市，当时属河南行省中兴路。河南行省蕲州路属下的蕲春县（今湖北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岁集之，以补赡学之费”[177]。显然，蕲春县学所种之桑，是为了出售以补经费之不足的。淮东高邮城，“城下种麦城上桑”[178]。如皋（今江苏如皋）“泻卤尽桑麻”；上乐（在今江苏泰州附近）“有地尽蚕桑，无人不冠履”[179]。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河南行省种桑的地方是很多的。但也有例外，如：“南阳在宋末为边鄙，桑柘未成，而岁赋丝，民甚苦之。”[180] 这是说全国统一之初，南阳地区因战乱缺乏桑树。但这种情况在后来应有所改变。

在大江以南，江浙行省的浙西、浙东、江东、福建，从来都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桑树栽种的普遍，是很自然的事情。元代有不少诗篇对此有所描述。“陌上采桑桑叶稀，家中看蚕怕蚕饥。”[181] 这是杭州西湖的风光。“宿麦青已郁，稚桑黄亦稠。”[182] 这是庆元的景色。“华亭东有蟠龙塘，塘上姓钱人种桑，就阳避湿浅布子，畦分曈列如针秧”[183]。这是松江华亭种桑的情景。“蚕事忙时三月中，苍苔门径少人踪。抱篮知是谁家子，偶向柔桑陌上逢。”[184] 这是诗人在苕溪（属湖州）隐居时的见闻。“商溪溪上日初晴，艳妆彩服踏春明。桑树叶圆蚕出大，布谷夜啼即起耕。”诗人是昆山（今江苏太仓）人，描写当地上巳时节的景物。[185]“泉作溪声石作桥，桑麻成垅接东饶。”诗人经过建德（路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时写下了自己的观感。[186]“蚕妇携筐入蚕柘，野猿抱子挂松萝。”[187] 这是浙东衢州常山的风光。“流水三椽舍，桑阴五亩田。”这是邵武（今福建邵武）诗人黄镇成写他家乡的情景。[188]但是，就是盛产桑蚕的江浙行省，也有一些地区不种或很少种桑树。例如，庆元路的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是“斥卤之地，桑麻皆非所宜，民户间有高阜之地，始能种植，可以株计，故丝枲之利绝少”[189]。台州路（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土不宜桑，岁征丝纩于民，民转市于他所。公（总管朱霁）请正输其直，民甚便之”[190]。当然，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

江南其他各省种桑也相当普遍。“南州织锦天下奇，家家女儿上锦机……君不见郭门十里桑柘树，蚕妇朝朝踏风雨。”[191]这是庐陵（今江西吉安）刘诜的诗。刘诜一生未出仕，他所描述的显然是江西风光。江西、湖广、四川等省都以出产丝织品闻名，其中四川尤盛，反映出这些地区桑树栽种的发达。云南少数民族亦种桑养蚕。“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张]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192]“爨”即罗罗，今天彝族的先民。“僰”即白人，今天白族的先民。云南边境的“金齿百夷”是今天傣族的先民，“地多桑柘，四时皆蚕”[193]。可见在云南桑树栽种是相当普遍的。

二 麻

麻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纺织作物。元代的麻有大麻和苎麻两种。镇江的地方志说，“大麻，俗名火麻，皮可绩布”。“苎，麻属……绩其皮可为细布”[194]。苎麻织布，“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指大麻织成的布），又价高一、二倍”。“目今陈、蔡间[苎麻]每斤价钞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195]所以苎麻的经济价值在大麻之上。苎麻是喜温喜湿的作物，在长江长势好，但在元朝政府编撰、至元十年（1273）刊行的《农桑辑要》中说：“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196] 可见至迟在13世纪中期，苎麻已引进到河南。上述“陈、蔡”都属于河南，便是具体的例证。此后，农学家王祯也说：“苎麻有二种，一种紫麻，一种白苎……本南方之物，近河南亦多艺之，不可以风土所宜例论也。皮可以织布。”[197]

元代的记载说：“我中原平野沃壤，桑麻万里。”[198]“反思中原好，桑麻展平镜。”[199] 在北方农业区和桑树一样到处栽种的，是大麻。大都路的宝坻县（今天津宝坻）产麻。[200] 怀孟路的河阳（今河南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出麻。[201] 从现有记载来看，今天的山西地区在元代产麻之地颇多。太原路忻州（今山西忻州）“赋麻布”，保德州（今山西保德）产“麻布”，崞州（今山西原平）产麻，孟州（今山西盂县）产麻布。坚州（今山西繁峙）“纯俭勤农，治麻布为生”[202]。平阳路辽山（今山西左权）、榆杜（今山西榆杜）、和顺（今山西和顺）俱出麻布。[203] 河南嵩州（今河南嵩县）出麻布。[204]陕西肤施（今陕西延安）出麻布。[205] 以上是见自现存《元一统志》残篇的一些记载，很不完备，但亦可看出北方植麻的普遍。

其他文献中亦有不少记载可和《元一统志》相互印证。“河东……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206]。“晋地土厚而气深……民又勤生力业……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207] 可见山西种麻之盛。汲县（今河南汲县，元代属卫辉路）农村，“宜稻与麻”[208]。著名理学家许衡写道：“五亩桑麻舍前后，两行花竹路西东”；“百亩桑麻负城邑，一轩花竹对烟岚。”[209] 前者似是赠友人之作，后者写自己的生活，都应是描写苏门（许衡居处，在卫辉路，今属河南辉县）一带风光。顺德路（治邢台，今河北邢台）总管王结“训诲”百姓，要“植禾艺麦”，“更宜种麻，以备纺织”。可见当地产麻，以麻为纺织原料。[210] 陕西种麻亦多，当地修筑水渠，引泾水灌溉，订立章程，“三月浇麻白地及秋白地，四月止浇一色麻苗一遍”。五月“麻正仰浇，为苗亦渴”，允许用水人户在“合得水限”内分用。[211] 襄阳路农作物中亦有麻。[212] 淮东的如皋（今江苏如皋）“泻卤尽桑麻”[213]。13世纪40年代，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北上，在漠北驴驹河（今克鲁伦河）看到河畔居民“杂以蕃、汉”，所种之物有麻、麦。[214]这应是现在所知元代种麻最北的地方。

在江南，大麻和苎麻的栽植相当普遍。江浙行省镇江路有大麻（火麻）、苎麻，已见前述。[215]嘉兴路出产麻。[216]平江路昆山州（今江苏太仓）出产苎布。[217]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处于海中，“斥卤之地，桑麻皆非所宜”，但在“高阜之地”仍有一些“苎麻”，可以织成“麻布”[218]。浙东的绍兴路种麻大概很少，所以当时有人说“麻非越土所产”[219]。昌国州所属的庆元路可能也差不多。[220] 而建德（今浙江建德）则是“桑麻成垅”[221]。福建汀州路（路治长汀，今福建长汀）“蚕业不宜，丝绵罕得，惟以麻枲为业”[222]。诗人刘诜写道：“野人家……屋桐树绕屋麻”[223]。所述应是其家乡（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风光。广州路土产有苎布，潮州路土产麻布，可见当地都种麻。[224] 湖广行省的宣化县（今广西永福）产“苎麻”，“妇巧习工织，疏而可衣”[225]。云南的丽江路巨津州（今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也出麻布。[226]

在江南很多地方，织麻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副业。“松灯明，茅屋小，山妻稚子坐团团，长夜缉（绩）麻几至晓”[227]。“江南妇，何辛苦……日间力田随夫郎，夜间缉（绩）麻不上床。缉（绩）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228]

三 棉花

我国古代没有棉花，是从境外传入的。棉花传入有两条途径，一由西北，一由南方。西北一路由中亚传入今天的新疆，再传入内地。这一路传来的棉花是非洲棉（草棉）。南方一路先传入海南、福建、广东，再传到江浙一带。这一路传来的棉花是亚洲棉（中棉）。[229]至元十年（1273）由政府正式刊行指导北方农业生产的《农桑辑要》，专门列有“木绵”一目，这是以前农书中没有的。在该目中详细叙述了栽种“木绵”和取子之法。该书又有关于“苎麻木绵”的专论，其中指出：“木绵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木绵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230]可知来自中亚的棉花，至迟在13 世纪中叶，已经传入关中平原。英宗至治三年（1323）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为西乡（今陕西西乡）达鲁花赤，“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求子给社户，且教以种之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231]。原来居住在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的畏兀儿人，早就熟悉种棉织布之法。西乡隶属于兴元路，兴元路在陕西行省西南部，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可见在此以前棉花已传到南郑（文中兴元即指南郑），至此又由燕立帖木儿引进到西乡。

王祯撰写的农学著作《农书》，完成于13 世纪初，书中亦有“木绵”一目，说：“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232] 王祯是北方人，但长期在江南做官。他了解的是南方一路棉花传播的情况，指出这是“南海诸国所产”，先传入福建，又传到江东。王祯写作时曾参考《农桑辑要》，所以又加上“陕右”。他所说南方一路传播的情况是大体符合事实的，但不够全面。宋代文献中已有不少关于棉花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琼州（今海南省）、广南西路（今广西）、广南东路（今广东）、福建路的很多地方，都种植棉花。[233] 宋、元之际，棉花已经传播到浙西的嘉兴、松江一带。[234] 但是同属江浙行省的江东地区（包括今江苏西南部及江西东部）却是不多见棉花的。[235]

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236]。但到二十八年五月，便下令“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绵”[237]。有的论者认为这是我国封建政府向人民榨取棉布实物贡赋之始，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元朝惯例，凡设提举司一类机构，通常都是管辖若干人户，从事某种农业或手工业生产，以所获之物上交政府或宫廷。木绵提举司亦应如此，并非在以上地区普遍征收木绵布为实物贡赋。木绵提举司的设立，说明棉花在江南的上述几个地区，都有种植。至于为什么在两年以后又撤销，则是不清楚的。[238] 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西“于课程地税内折收木绵白布”，并规定“已后年例必须收纳”[239]。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240]。实际上江南夏税不少地方直接输钱，输实物的只是部分地区。但由此时起，木绵布正式作为江南税粮的一种。这种情况，反映了江南种棉的扩大。成宗大德三年（1299），中央万亿赋源库称，“由本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241]。万亿赋源库“掌丝绵、布帛诸物”[242]，它“收受”的木绵布匹部分来自江南税粮，部分则应来自江南各地的和买。例如，大德十年（1306）江西吉州路、临江路便曾和买木绵布匹，[243] 至大三年（1310）在江西建昌路折收木绵布七千匹，[244] 同年在江西和买木绵八万匹，双线单线四万匹，共十二万匹。[245] 可见和买木绵布匹已成惯例，而且数量很大。如果不是棉花种植范围扩大，元朝政府每年收入如此大量的木绵布匹是不可能的。

上面几年和买的例子都发生在江西。元代江西的棉花种植是很突出的。元代的江西行省包括今江西省和广东省的大部。广东地区早在宋代已是植棉之地，江西行省北部（今江西省）的棉花种植应自广东传入的。上面所说吉州路（治庐陵，今江西吉安）、临江路（治清江，今江西清江）、建昌路（治南城，今江西南城）显然都是产棉较多的地方。庐陵人刘诜诗曰：“野人家，瓦少茅半遮……月色夜夜照纺车，木绵纺尽白雪纱。”[246] 可以作为吉州种棉纺棉的证据。农学家王祯曾任吉州路永丰县尹，他重视木棉的推广，对于吉州路一带棉花的栽种，肯定起了有益的作用。[247] 但江西也有一些地区不种或很少种棉。元代中期，邢秉仁为抚州路（治临川，今江西抚州）总管，“抚境地税，户部赋木绵织布，民病非所产，即令输直，吏不得舞手取贿，公私俱便之”[248]。

关于浙东棉花种植的记载甚少。元代后期诗人陈高的诗中说：“炎南有橦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249] 陈高是温州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可知至迟在元代后期，棉花已在当地栽植。大德十一年（1307）瑞安州（今浙江瑞安）“民户吴瑞状告本州王同知下乡体覆折收木绵，取受钞锭”[250]。“体覆”“谓究覆虚实也”[251]。“折收”应指夏税折收实物。瑞安州在元代中期已实行夏税折收木绵，则其地种植木绵可知。瑞安州也属温州路。但是，浙东其他地区是否普遍种植棉花，不是很清楚的。以庆元路（路治鄞县，今浙江宁波）来说，元朝后期，当地港口从海外进口的物品中有“吉贝花”“吉贝布”“吉贝纱”等与棉花有关的物品，但本地物产中却没有关于棉花的记载。[252] 有关浙西棉花种植的记载较多。松江府在元代已成为棉布的重要产地。黄道婆从海南为松江一带居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当地棉布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棉花种植的扩大。[253] 元末诗人沈梦麟作《黄浦水》，其中说：“黄浦之水不育蚕，什什伍伍种木棉。”“男丁采花如采茧，女媪织花如织绢。”“官帖昨夜下县急，官科木棉四万匹。”[254]“黄浦水”即长江下游松江府境内的黄浦江，松江府（包括上海、华亭二县）已成为江南重要的产棉区。元代镇江路的地方志载：“近土人亦有织木绵为布者。”[255] 可见种棉织布在镇江地区已流行开来。

元朝在江东一度设木绵提举司，前引王祯的话说：“近江东……亦多种。”都说明江东在元代棉花栽种已相当普遍。元代中期诗人马祖常诗：“江东木绵树，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萼花，结绵暖如絮。”[256] 淮南指长江与淮河之间广大地区，即两淮（淮东、淮西）。可知由南方一路传入的棉花，至迟在元代中期已经到达两淮一带。王祯说：“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257]。则“川蜀”亦应有棉花种植。云南有莎罗树，“出金齿及元江地面。树大者高三、五丈，叶似木槿，花初开黄色，结子变白……破其壳，中如柳绵，纺为线，白、兜罗锦皆此为之，即汉地之木棉也”[258]。云南的莎罗树与闽、广的木棉大概不是一个品种。

在黄河以北号称“中原”的农业区，棉花传播的情况，是不很清楚的。诗人迺贤在14世纪中叶由南方前往大都（今北京），根据见闻写下不少诗篇，其中之一是《新乡媪》：“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棉花织布供军线，借人辗谷输公田。”[259] 新乡属卫辉路，在“腹里”范围之内。这是现在文献中关于“腹里”地区种棉纺织的明确记载。但这是“腹里”的特殊例子，还是普遍的现象，却难以下结论。新乡的棉花，是由西北路线传入，还是东南路线的传播，也是不清楚的。

中国古代的纺织原料，主要是丝和麻。从宋代起，棉花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纺织原料，在丝、麻之后，居第三位。棉花向大江南北的广泛传播，则是元代的事情。从种种迹象看来，棉花的种植和纺制成布，在元代已很普遍，出现了与麻并驾齐驱的势头。可以认为，元代的纺织原料，丝、麻、棉鼎足而三，到了明代，棉花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麻。也就是说，在棉花的传播发展历程中，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四 芝麻

芝麻，又作胡麻、脂麻、油麻，是一种油料作物。农学家王祯说：胡麻有乌、白两种，“乌者良，白者劣”。“取其油可以煎烹，可以燃点，其麻又可以为饭。”[260] 元代宫廷饮食著作则将芝麻分为白芝麻与胡麻，[261] 显然认为胡麻就是乌（黑）芝麻。镇江的地方志说：“麻有二种，曰胡麻，曰白麻。胡麻可饭，白麻可压油。”[262] 另一种民间饮食著作也认为，“胡麻，味甘，性平，即黑脂麻”。还有一种白脂麻。[263]

芝麻种植在南北都相当普遍。在南方，除了上述镇江以外，同属江东的集庆路（路治集庆，今江苏南京）有油麻。[264] 嘉兴路同[265]浙东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有芝麻。[266] 江西行省的广州路（路治今广州）亦产脂麻。[267] 王祯总结当时垦荒的经验，指出：“耕荒毕，以铁齿过，漫种黍稷或脂麻、绿豆，耙劳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268]“汉沔淮颍上”指的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与淮河之间的土地，约当河南行省的南部。这是元、宋长期交战之地，土地荒芜。王祯的意思是，开垦荒地，第一年须种脂麻等物，第二年才能种谷。河南行省南部在全国统一以后曾大规模开垦荒地，第一年种脂麻的很多，有些人因此致富。元末，邳州（今江苏邳州）人李二，有芝麻一仓，荒年用来赈济贫民，因而号称芝麻李，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269] 邳州属河南行省归德府，邻近淮东。他的事例与王祯所述可以相印证。

有关北方地区芝麻种植的记载不多。陕西延安路宜君县（今陕西宜君）产胡麻。[270] 辽阳大宁路兴中州（今辽宁朝阳）出芝麻。[271]“腹里”地区亦应出产芝麻，可惜缺乏记载。

五 蔬菜

蔬菜对于农业区的居民来说，是饮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夫养生必以谷食，配谷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贫富不可阙者。”[272] 元代南北比较普遍栽种的蔬菜有萝卜、茄子、黄瓜、冬瓜、瓠、芥、菠薐（赤根）、莴苣、苋菜、芋、韭、姜、葱、蒜、薤、菘（白菜）、竹笋、茭白、葵菜、菌子（蘑菇）、蔓菁等。[273] 萝卜“可广种，成功速而为利倍”，因而“在在有之”。“美者生熟皆可食，腌藏腊豉，以助时馔。凶年亦可济饥。功用甚广，不可具述。”茄子有不同品种，紫茄“在在有之”，青茄、白茄等“中土颇多，南方罕得”。“茄视他菜为最耐久，供膳之作，糟腌豉腊，无不宜者。”菠薐就是现在的菠菜，是“可用之菜”，遍布南北。黄瓜“生熟皆可食，烹饪随宜，实夏秋之嘉蔬也”。冬瓜“今在处园圃皆莳之”，“此瓜耐久，经霜乃熟，又可藏之弥年不坏。今人亦用为蜜煎，其犀用于茶果，则兼蔬果之用矣”。瓠“有甘、苦二种，甘者供食，苦惟充器耳……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佳蔬，烹饪无不宜者”。韭“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互相邀请，以为嘉味。剪而复生，久而不乏，故谓之长生。实蔬菜中易而多利，食而温补，贵贱之家，不可阙也”[274]。其他各种蔬菜，也各有特色。

元代蔬菜中有两种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一种是胡萝卜。明代李时珍说，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275]。但是在南宋的地方志中已见有关此物的记载，[276] 可见李时珍所说并不确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胡萝卜以“胡”为名，确自“胡地”也就是外国传来，而且正是在元代无论南、北，均有种植，在食用菜蔬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种“回回”葱，“其形如扁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277]。从有关文字记载及图像看来，“回回”葱应该就是现在的洋葱。它显然是由“回回地面”传入的，所以有此名称。

元代中期曾任彰德路总管的王结劝导百姓说：“今农民虽务耕桑，亦当于近宅隙地种艺蔬菜，省钱转卖。且韭之为物，一种即生，力省味美，尤宜多种。其余瓜、茄、葱、蒜等物，随宜栽种，少则自用，多则货卖。如地亩稍多，人力有余，更宜种芋及蔓菁、苜蓿，此物收数甚多，不惟滋助饮食，又可以救饥馑度凶年也。”[278]

元代农村居民，大多种植蔬菜，供自己食用。不少城市居民，亦在庭院中种菜，例如曾在政府中历任各种官职的马祖常，便曾在自己居处“治方一畛地，横纵为小畦者二十一塍……杂芦菔、蔓菁、葱、薤诸种，布分其间”。“菜熟芼羹，以侑廪米之馏。”[279] 但是更多的城市居民，则需要市场上的蔬菜供应。元代大都有菜市多处，分别在“丽正门三桥，哈达门，丁字街”以及和义门外。[280] 江西人聂以道，“为县尹，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买菜”，拾到遗钞，引起纠纷，聂以道加以公正处理。[281] 聂任职的地方江华县，[282] 属湖广行省道州路（今属湖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尚有菜市，其他地方可以想见。有些郊区，出现了以种植蔬菜为生的专业户：“凡近城郭园圃之家，种[韭]三十余畦，一月可割两次，所易之物，足供家费……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283] 韭黄的栽培，完全为了市场的需要。“都人卖韭黄，腊月破春光。土室方根暖，冰盘嫩叶香。十金酬好价，一筋惬初尝。何以江南种，青春雪里长。”[284] 山区居民采集菌子，“新采趁生煮食，香美。曝干则为干香蕈。今深山穷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茁此品，以遗其利也”。这些干香蕈，就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山区居民以此获利，可以“代耕”。山区居民还用朽木培植香蕈，“虽逾年而获利，利则甚博”[285]。

六 果品

元代常见的果品有梨、桃、李、梅、樱桃、柰、林檎、杏、枣、栗、柿、西瓜、葡萄、花生、桑葚、甜瓜等。还有一些果品只生长于南方，如杨梅、甘蔗、橘、柑、柚、宜母（柠檬）、橄榄、香蕉、龙眼、荔枝、橙等。还有“出回回田地”的八檐仁、必思答等。[286] 花生原系海外产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小粒型花生在元代已传入，被当时人视为“果类”：“近出一种落花生，诡名长生果，味辛苦甘，性冷，形似豆荚，子如莲肉。”[287] 至于大粒型花生，则是明末清初传入的。甘蔗原是南方的果品，特别是两广、福建一带，百姓以甘蔗汁煎糖。但元代在大都周围地区亦曾种植甘蔗，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中专门列有“甘蔗”一条：“如大都天气，宜三月内下种，迤南暄热，二月内亦得。”[288]

果品在城乡均有种植。元朝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桑枣树，目的显然为了备荒。[289] 彰德路总管王结说：“其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卖，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290] 种栽果品，固然供平时食用和备荒，但更多是为了货卖。大都有果市，在和义门外、顺承门外、安贞门外。[291] 湖州有果行，显然是从事买卖果品的行业组织。[292] 果品还可以用曝晒、蜜渍等方法进行加工，长期保存；也可以制作各种饮料；然后再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果品的商品化程度，超过了蔬菜。

七 茶

元代，饮茶成为全国各族、各阶层的普遍嗜好。农学家王祯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293] 元代民间谚语：“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294] 茶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早期生活于草原的蒙古人，并不知道饮茶。进入中原以后，才有可能接触到茶。在现存文献中，没有13世纪末以前蒙古人饮茶的明确记载。但是，元朝平定江南以后，立即成立福建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和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职责是“采摘茶芽，以贡内府”；“岁贡茶芽，直隶宣徽”。宣徽院“掌供玉食”，也就是宫廷饮食。[295] 可见宫廷中已有茶的需要。至元十六年（1278），江浙行省平章高兴经过福建武夷山，制“石乳”数斤上献宫廷。后来高兴之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就近在武夷督造贡茶，创设焙局，称为御茶园。[296] 由这些事例，可以推知，忽必烈时代，宫廷中已开始饮茶。宫廷中饮茶的明确记载，则自武宗海山始。“自至大初，武宗皇帝幸柳林飞放，请皇太后同往观焉。由是道经邹店，因渴思茶。”臣属“选水，惟一井水味颇清甘，汲取煎茶以进，上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味色两绝……自后御用之水日必取焉，所造汤茶比诸水殊胜，邻左有井皆不及也”[297]。“至大”是武宗的年号（1308—1311）。由这则记载，可知武宗海山有饮茶的习惯，而且他所饮的应是不加其他物料的清茶，所以才会讲究水的品质。元代中期诗人马祖常写道：“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298]“太官”即负责宫廷饮食的官员，皇帝在饱食肥腻的食物以后，已习惯用茶来帮助消化。元朝的末代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对饮茶亦有很大的兴趣，他身边有“主供茗饮”的侍女，高丽女子奇氏便因担任这一职务而得以和皇帝亲近，成为元朝唯一非蒙古血统的皇后。[299] 顺帝在内殿与宠臣哈麻“以双陆为戏，一日，哈麻服新衣侍侧，帝方啜茶，即噀茶于其衣”[300]。宫廷中饮茶成风，必然对蒙古族贵族以至平民产生影响。蒙古族之外，吐蕃地区、云南金齿地区的居民以及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都有饮茶的习惯。

农学家王祯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皆有之”[301]。这段话是从前代有关著作中引用的，但对元代大体是适用的。元朝在江州设榷茶运司（后改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302]，后来提举的数目有所增加，据记载有16处，按行省加以区分，它们是：

江浙行省：杭州、宁国、建宁、常州、湖州、平江、古田建安等处。

江西行省：龙兴、临江。

湖广行省：鄂州、岳州、兴国、潭州、静江、常德。

河南行省：庐州。[303]

元代茶司机构设置屡有变化，实际上设置过茶司的地方可能不止此数。但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元代产茶以江浙、江西、湖广最盛，江南其他地方和河南行省所属的两淮地区次之。

江浙行省是元代最重要的产茶区，遍布浙西、浙东、江东、福建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产茶区有浙西的湖州、常州，浙东的庆元，福建的建宁等。元朝在湖、常地区设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秩正四品，掌常、湖二路茶园户二万三千有奇”。都提举司下辖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七提领所”[304]。可知常、湖二路茶园分布很广。当地最有名的是顾渚茶。顾渚是山名，元代属湖州路长兴州（今浙江长兴）。唐代顾渚茶便是贡品，但宋代因当地的金沙泉水枯竭而停止制作。入元以后，金沙泉水重溢，顾渚茶重新生产，或为贡品。[305] 又有阳羡茶，产于宜兴，“阳羡贡茶传四方”[306]。浙东的名茶是日铸茶和范殿帅茶。宋代文献记载说绍兴“日铸岭产茶奇绝”。“日铸岭下有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奇绝。”[307] 元代诗人柯九思写道：“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308] 柯九思在宫中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因而能喝到进贡的日铸茶。范殿帅茶“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309]。另据庆元方志记载，“茶，出慈溪县民山，在资国寺冈山者为第一，开寿寺则次之。每取化安寺水蒸造，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310]。明代的方志则指明这就是范殿帅茶：“造茶局：宋殿帅范文虎贡茶，元因之，就开寿寺置局。”[311]范文虎曾任南宋殿前副指挥使，领禁军，故有殿帅之称。他投降元朝，以此茶入贡，故得名。福建建宁路出产的北苑茶在五代南唐时得名，宋代是贡品，产地在建瓯县的凤凰山。元代仍是贡品，称为“御茶”[312]。还有武夷茶，产于建宁路的崇安县。元朝政府设立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进行管理。元代杂剧中有诗：“龙凤团饼不寻常，百草前头早占芳。采处未消峰顶雪，烹时犹带建溪香。”[313]说的是北苑茶。诗人胡助写道：“武夷亲采绿茸茸，满屋春香日正融。”说的是武夷茶。[314] 可见福建出产的这两种茶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元朝的官方文书说：“福建等八路民户采造茶货，私与客旅成交，侵衬官课。”[315] 可见除建宁外，福建其余地区也都有茶的生产。

元朝在江州（今江西九江）设榷茶运司，“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316]。这一方面因为江州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是茶流通的枢纽之地；另一方面则因为江西茶叶生产普遍。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在宫前后种植“松杉柏茗，皆摘实挼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茗”就是茶树。又“创茶磨四所，凡四十二盘于德化”[317]。道观如此，民间种茶更不在少数。当时有人说：“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318] 可见江西产茶之盛。江西的名茶是双井茶，诗人柳贯写道：“旧闻双井龙团美，近爱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领佳绝，吟诗真负九回肠。”[319] 洪都即指今江西南昌。江西行省属下的广州路，“茶诸县并出”[320]。湖广行省设榷茶提举司之地颇多，说明产茶相当普遍。大德四年（1300），永州路（路治今湖南零陵）水站户唐子等“在家将梯己米石博换到茶货共计二百”[321]，可见永州亦是产茶之地。出产于潭州路的湘潭茶是当时名茶之一。[322] 湖广行省南部还出产一种苦茶，“生宣化县大林中，岁春首发秀，季月采摘叶苗蒸熟，制磨成镮，其味最奇。俗传邕乃南州，盛暑炎热，又兼烟瘴之地，苦草叶相合，日食之如常，以避炎暑，稍压瘴气”[323]。宣化县属邕州路（路治今广西南宁），苦茶比普通茶叶约大三倍，茶味苦涩，是一种产于两广地区与我国一般茶种不同的大叶茶。[324]

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325]。可见全国统一以前，四川茶已运销到陕西等地。元朝统一以后，在四川设盐茶运司，兼管盐、茶的产销。碉门（今四川天全，在雅安西北）是汉、藏交易的场所，当地“民岁摘茗，官收籴之，为局自鬻”。后来“变其法，听民入券，自与羌市”[326]。元代宫廷饮食著作中列有“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327]。这与其他文献中提到的“西番大叶茶”应是一回事，[328] 很可能就是碉门一带所产，因为“羌”（指藏族及周围邻近民族）地所产，故以“西番”命名。既称之为“大叶茶”，很可能与上述苦茶属于同一类。而“煎用酥油”，显然是藏族的习惯。宫廷饮食著作中又记，“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329]。“川茶”应是产于四川其他地区茶叶的通称。“夸茶”的“夸”，应与“”“胯”通，应是茶叶容器的名称。“藤茶”在元代其他记载中未见，但浙江临海近代有藤茶，是从野生茶树中选出培植的，叶片狭长似柳叶，枝条柔软似藤，因而得名。它生于高山之上，产量高，品质优良，既是饮料，又可治病。[330] 上述四川藤茶，可能亦因此得名。四川产茶的地区甚多，例如达州（今四川达州）“州南西山产茶”[331]。四川雅州（今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历来享有盛名，元人的记载中有“蒙茶性温”之说。[332] 但雅州后来划归土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云南一些地区亦产茶，“金齿百夷”（傣族先民居地）“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333]。四川西南与云南交界处居住着土僚蛮，“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334]。可能因为地处边远，产量有限，元朝政府没有在云南设置茶叶产销的管理机构。云南茶在内地亦无影响。

河南行省属下的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没有榷茶提举司，可见当地亦产茶。庐州路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出产的六安茶，是当时名茶之一。[335]但大德八年（1304）三月“罢庐州路榷茶提举司”[336]，说明当地产量有限。光州（今河南潢川）亦有茶，“光人采茶山中以为饮”[337]。陕西行省金州石泉县（今陕西石泉）有“茶园”[338]。但总的来说，长江以北茶叶的种植是很有限的。

见于宫廷饮食著作的有一种“温桑茶”，“出黑峪”[339]。元代诗人宋本在《上京杂诗》中写道：“塞垣蔬茹黑谷茶，芸桑叶子芍药芽。”[340] 黑谷应即黑峪，黑谷茶应即温桑茶。元代由大都（今北京）至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道路有三条，东道经过黑谷，在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县）东北，今名黑峪口。[341] 此地应即温桑茶产地。这一地区气候寒冷，不宜于茶树成长，温桑茶应是一种茶的代用品。[342] 同样见于宫廷饮食著作还有“孩儿茶”，“出广南”[343]。这一记载曾引起不少误会，实际上孩儿茶是一种药物，与茶无关。

从制作方法来说，当时的茶可以分为茗茶（又作草茶、叶茶）和末茶两大类。茗茶（草茶、叶茶）就是现在通行的散条形茶，摘取嫩叶，锅炒杀青而成。末茶则是将茶叶采摘以后，蒸过捣碎，压制成饼。又有蜡茶，则是末茶中的精品：“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择精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344] 之所以称为蜡茶，是因为茶饼表面润饰香膏油，光滑如蜡。茗茶一般在水沸后投入，略煎片刻，然后饮用。末茶（蜡茶）则将茶饼碾成末，然后用沸水冲泡饮用。元代茗茶（草茶、叶茶）与末茶（蜡茶）并行，“煎茶”与“点茶”齐用，可以说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明代，末茶渐衰，茗茶占上风，后来又发展为点泡散条形茶。

第三节 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粮食产量

元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名目繁多。农学家王祯撰写的《农书》，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部分。其中《农器图谱》分为20集261目，有图有说，图文并茂，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所述农具，包括耕作农具（犁、耙、耖、耢、铁搭、铲、耘荡、耧锄等），播种工具（耧车、砘车、瓠种等），中耕除草工具（耧锄、耘荡、耘爪、耘耙等），收割工具（镰、推镰、竹耙、禾钩、搭爪、连枷、麦笼等），加工工具（连磨、油榨、水磨、水碾、水砻、水转连磨等），储藏设备（仓、囷、筐、畚等），灌溉工具（水转翻车、高转筒车、风车），劳动保护工具（蓑、笠、臂篝、秧马、薅马等）以及各种辅助工具（秧弹、耕索、斧、锯等），不下百种。这些工具中的大多数是从前代延续下来的，只有少数可以算是元代创造或稍前时代创造，但见于元代记载的，如耕作用的铁搭、砘车，中耕除草用的耘荡、耘锄，收割用的推镰、麦笼，以及灌溉用的水转翻车、高转筒车等。

“铁搭四齿或六齿，其齿锐而微钩，似耙非耙，土如搭，是名铁搭……柄长四尺。南方农家或乏牛犁，举此种地，以代耕垦，取其疏利”。这种农具“始见于江浙”[345]。它适合土壤黏重的水田，有利于深耕，也可作碎土、平田之用。[346] 砘车，“砘，石碢也，以木轴架碢为轮，故名砘车……凿石为圆，径可尺许，窍其中以受机栝，畜力挽之，随耧种所过沟垅碾之，使种土相著，易为生发”[347]。这是一种将种子和土壤紧实，使其易于出苗的工具。耘荡，“江浙之间新制也，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约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簨其上，以贯木柄。柄长五尺余。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比起原来农民“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来，[348] 不但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这种工具既是“新制”，应创自元代无疑。耧锄，是一种用于旱地的牛耕农具，用驴牵引，“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今燕、赵多用之，名曰劐子”，它的出现应在金、元之际。[349] 推镰是一种收割器具，“形如偃月，用木柄，长可七尺，首作两股短叉，架以横木，约二尺许，两端各穿小轮圆转，中嵌镰，刃前向，仍在右加以斜杖，谓之蛾眉杖，以聚所劖之物。”使用时“执柄就地推去”，“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此推镰体用之效也”[350]。麦笼，“盛芟麦器也”。是用竹制成的容器，“载以木座，座带四碢”，“芟麦者腰系钩绳牵之，且行且曳”。配合使用的是麦钐（“芟麦刀”）和麦绰（“抄麦器”）。麦钐装在麦绰上。割麦时，农民挥动麦绰，麦穗便被麦钐割断，落入绰内，然后再倒在农民身后的麦笼里。麦钐唐代已见使用，但麦笼、麦钐、麦绰联合收割则是元代的创造。以上这些工具的创制使用，对于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于灌溉工具方面的创新，更是元代的特色，在本书第五章中有所说明，这里不再叙述。

总的来看，元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分工很细，每个生产环节，都有专门的工具。而且因地制宜，同样的工具，南北东西往往有所不同。例如下种的耧车，“今燕、赵、齐、鲁之间多有两脚耧，关以西有四脚耧，但添一牛，功又速也”[351]。北方旱地用曲颈的耧锄，南方则用“直项锄头”，叫作锄。[352]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以后再没有重要的创造。

在土地利用方面，元代也在前代基础上，有所进展。王祯的《农书》中记载了当时几种土地利用的方式。（1）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仿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富国富民无越于此”[353]。围田与圩田，都是筑围（圩）挡水，开辟农田。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元代的围田，主要在江淮之间和浙西地区。“蟠互参淮甸，纡回际海壖，官民皆纪号，远近不相缘”[354]。是当地军民根据自然环境采取的办法，对于土地的开垦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济“以二千人与十将之士屯田芍陂，收谷二十余万，筑堤二百二十里，建水门水闸二十余所，以备蓄泄”[355]。所筑之“堤”，就是围田之围。浙西围田在宋代已很流行，元朝统一之后，水利专家任仁发说：“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湖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又低于苏、湖，彼中富户数千家，每岁种植茭芦，编钉桩筱，围筑埂岸”，“尽成膏腴之田”[356]。其他如练湖，亦多有围湖造田之事。元朝的官员说：“浙西水乡，农事为重，河道、田围，必常修浚，二事可以兼行，而不可偏废。”“修围一事，有司已有定式。”[357] 所谓“定式”，是指元朝的水利机构都水庸田司规定的围岸体式，以水为平，分为五等。[358] 围田有“系官围田”，也有私人占有的围田。“系官围田”一般由人承佃。“其抛荒积水田土……劝谕当乡富上人户自备工本，修筑成围，听令本户佃种为主。”[359] 私人占有的围田，一般是“权豪”凭借势力，“围裹成田”[360]。据地方志记载，平江路（路治今江苏苏州）“元则有田围，二县四州共计八千八百二十九围”[361]。（2）柜田。柜田实际上是在围田基础上形成的。“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柜田“大至连顷或百亩，内少塍埂殊宽平。牛犁展用易为力，不妨陆耕及水耕”[362]。柜田“似围而小”，是相对于围田（圩田）的小围（圩），它有利于排水防涝，使农田干燥，将低湿土地改造为可以种植冬季旱地作物的良田。[363]（3）架田，“架犹筏也，亦名葑田。《集韵》云：葑，菰根也……江东有葑田，又淮东、二广皆有之。”“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葑田是在水面上流动的，“从人牵引或去留，任水浅深随上下”[364]。这是一种前代已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元代相当普遍，除了王祯所说的江东、淮东、二广之外，浙东上虞县（今浙江上虞）有“白马湖葑田八千五亩”[365]。云南，“南诏海中积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僚耕稼之，号曰葑田。田如不系舟，西东无定，人交相为盗。君（大理金齿宣慰司令史罗文节）命纪字为号，疏其步亩及四畔所属上于官，官为给券，使有所凭。复植木筏海岸，严其轸域，不相淆乱”[366]。可见葑田为数亦相当可观。（4）涂田、淤田。涂田是将海滩开辟成田。在淤积沙泥的海滩，“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沿边海岸筑壁，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泛。田边开沟，以注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为永业”[367]。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儒学“有涂田三百一十亩有奇，隶鄞（鄞县）之东鄙”[368]。余姚州（今浙江余姚）“开元、孝义二乡有海涨涂田，每岁亭民据之，以专菽麦瓜蔬之利……计二百四十有一亩”[369]。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因为四面环海，涂田颇多。“涂田者，乃海滨涂泛之地，有力之家累土石为堤，以捍潮水，月日滋久，涂泥遂干，始得为田。或遇风潮暴作，土石有一罅之决，咸水冲入，则田复涂矣”[370]。当地“诸色田土”共计2922顷余，另有涂田498 顷余，可见涂田比重是相当可观的。南宋时昌国州涂田为276顷余，到元代有显著的增加。“归附后至元十八年方计亩起租，每亩征米二升，为俭于产米，以钞折焉，每升准中统钞六分半。”也就是说，从元代起，涂田已成为纳税的土地。据昌国州官员说，“海涂田亩，各各州县地势高低不等，元科租额不同”。可见浙东沿海一带涂田为数甚多。[371] 与涂田相似的是淤田。“又中土大河之侧，及淮湾水汇之地，与所在陂泽之曲，凡潢汙洄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淤滩，亦可种艺。秋后泥干地裂，布扫麦种于土，此所谓淤田之效也。”淤田主要指北方及两淮河流湾曲之处壅积的泥滩地。“夫涂田、淤田，各因潮涨而成，以地法观之，虽若不同，其收获之利则无异也。”[372]（5）沙田。“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昔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他田也。旧所谓坍江之田，废复不常，故亩无常数，税无定额，正谓此也。”“今国家平定江南，以江淮旧为用兵之地，最加优恤，租税甚轻，至于沙田，听民耕垦自便，今为乐土。”[373] 诗人马臻作《清河舟中二首》，第一首说：“长淮渺渺接风沙”，清河显然是淮河的支流。第二首说：“岁旱沙田久废，萧条民屋尽桑枢。”[374]所说的正是淮河边的沙田，因天旱，沙田无法耕种。看来王祯所说“无水旱之忧”，是有些夸大的。此外，“黄河两岸，多有退滩闲地”，“河水走卧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滩”[375]。“河水迁流无常，民讼退滩，连岁不绝。”[376] 可见黄河边的退滩地是不稳定的，和淮河边的沙田是很相近的。

以上所说几种土地利用方式，都是与水争地，江淮以南最盛，中原地区亦有。此外还有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土，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上有水源，则可种秔秫，如止陆种，亦宜粟麦。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养，不无少获”[377]。开辟梯田，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收获则是有限的。梯田主要见于大江以南。

无论是与水争地的围田、圩田、架田（葑田）、涂田、淤田、沙田，或是在山上开辟的梯田，都是前代已经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元朝继续采用这些方式，扩大耕地的面积，增加粮食的产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至于柜田，则应是元代的首创，对于低湿土地的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河湖地区过度围垦，会引起水道堵塞，河湖面积缩小，导致蓄水量减少，水系混乱。这种情况在浙西特别明显。元代不断有人要求禁止浙西“军民官势侵占水面为田”[378]，便可见这种现象之严重，但元朝政府并未就此采取有力的措施。

与前代相比较，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有几个方面是很突出的。

在宋代，江南地区稻麦二熟制已经相当普遍。稻后种麦，一年二熟，提高了土地使用率，而且由于土地水旱交替使用，也使土壤得以熟化和培肥。为了实现稻麦两熟，需要整地排水，元代在这方面已有成熟的经验。“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垡为璘，两璘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沟，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熟，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379] 这种开沟起璘，沟沟相通的整地排水技术，解决了稻麦二熟制的关键问题，对于江南稻麦二熟制的推广，是有力的促进。在水稻栽培方面，无论育秧技术和大田管理技术都已有系统的相当完善的经验。水稻插秧通常一人插一行，每行插六株，株距五六寸。我国传统的插秧方式，至此已经定型。[380] 在北方旱地耕作技术方面，元代总结出了秋耕为主、春耕为辅以及秋耕宜早、春耕宜迟等经验，较之前代也是明显的进步。[381]

栽桑养蚕，是南北农村通行的副业。元代的栽桑养蚕技术已有完整的严密的体系。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中“栽桑”“养蚕”两卷，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内容详尽，为以前农书所不及。从此书可以看出，元代在栽桑技术方面有几个突出的进步：（1）将鲁桑、荆桑[382]二者嫁接，发挥杂交优势，育成条叶茂盛而又树龄长的新品种；（2）采用压条法以间接延长鲁桑的寿命；（3）由乔木桑（树桑）为主改为地桑与乔木桑并举。[383]（4）注意及时剪伐及桑园管理。在养蚕方面，也有系统的完整的经验。[384]

棉花传入以后，传播很快，栽培棉花的技术，经过探索，逐步形成。《农桑辑要》中记载，种植棉花要选择适当的土地，精细整地作畦，播前对种子进行处理，出苗后要浇溉锄治，苗长高后采用整枝打顶技术，等等。整枝打顶的具体办法是：“苗长二尺以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385]。这项技术是通过“打去冲天心”亦即人工摘除主茎顶尖的办法，来改变棉株体内营养物质的运输方向，使营养物质更多地集中于果枝以减少蕾铃脱落，增加铃重，是一项有利于棉花增产的措施。

元代的农业生产，从总体上说，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每家农户，便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但是，在北方，当时存在自发的农业生产互助形式。“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有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386] 元朝政府颁布的《劝农立社事理》，其中规定：“本社内遇有病患凶丧之家不能种莳者，仰令社众各备粮饭器具，并力耕种，锄治收刈，俱要依时办集，无致荒废。其养蚕者亦如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并助。外据社众使用牛只，若有倒伤，亦仰照依乡原例均助补买。”[387] 显然，这是依据民间自发的互助制定的条文。这种农业生产中的互助方式，是很可贵的。

元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创造了条件。元代的农学家提倡精耕细作，反对粗放耕作，如王祯说：“凡人家营田，皆当量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深耕易耨，而岁可常稔。”[388] 但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种种原因，元代各地区耕作方式的差别是很大的。大体说来，在北方，地广人稀，耕作总的来说比较粗放。忽必烈时期，胡祗遹《论农桑水利》，谈及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的种种弊病。其中有：“人无余力而贪畎亩之多……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加以公私事故废夺其时，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顺天时，不尽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种而九不收，良以此也。”“种植以卤莽灭裂而望丰穰。土不加粪，耕不以时，杷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虽地力膏腴，亩可收两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傥不幸雨泽不时，所得不偿所费。”“不遵古法，怠惰不敏……今日农家人力弱，贪多种谷，苗高三四寸才撮苗，苗为野草荒芜，不能滋旺丛茂，每科独茎小穗，勤者再锄，怠惰者遂废，所收亩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389] 胡祗遹所说，应是当时北方相当普遍的情况。当然，北方也有一些地区，如山西，则大不相同。“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390] 王祯说：“尝闻山西汾、晋之俗，居常积谷，俭以足用，虽间有饥歉之岁，庶免夫流离之患也。”[391] 可见山西的富庶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而山西的富庶（主要是中部和南部），除了土地的肥沃外，更得力于耕作者的勤劳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北方相比，南方总的来说比较重视土地的精耕细作，以江浙行省为最。江浙行省中以浙西地区突出。江浙行省之外，其他地区亦有精耕细作的例子，例如江西永丰（今名同）余湘，“躬耕五亩之田以为生，终三时无一隙。其法以深耕胜广亩，亩常收二亩半。其后田愈益多，垦愈益勤，又以率同社人以为常”[392]。江西行省北部亦是重要产粮区，这里出现精耕细作的农户不是偶然的。但是南方还有不少地区，如江浙行省辖下福建地区的南部，江西行省的中部，湖广行省的西南部，以及四川、云南的不少地方，大多是“土广人稀”“土旷人稀，山深林密”之地，[393] 耕作粗放。湖广行省的八番顺元地区（今贵州省西部）、四川行省的西部以及云南行省的东北部和西北部，都有比较发达的畜牧业。有些地区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例如思州（今贵州凤冈）“山菁险恶，则芟林布种，俗谓之刀耕火种”[394]。清远（今广东清远）“无旷原沃壤，刀耕火种，最为辛勤”[395]。总之，南方各地区农业生产是很不平衡的，地区差别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论。

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元代北方的情况，如上述胡祗遹所说，原来膏腴的土地，“亩可收两石”，现在不到四分之一。他在另一处又说，农民耕种百亩土地，“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按此推算，北方每亩粟产量，应在三斗、四斗到七斗、八斗之间，如果去掉糠秕，加工为成品粮，每亩所产粟米，应是一二斗至三四斗不等。其他一些记载可以和胡祗遹所说互相印证。元武宗时，真定（今河北正定）龙兴寺“有赐田盈五千亩，率以夏秋，入止一石，当为谷五千。姑大其耗，糠秕四之，犹得精凿三千”[396]。则每亩所产平均为一石，去糠秕以后，得成品粮六斗。元朝末年，周伯琦往返上都，途中经过鸳鸯泺（在今河北张北境内），看见当地农民“耕地五、六顷，收粟可二百斛”[397]。元制二斛一石，[398]五六顷可收粟百石，则每亩所收不到两斗。鸳鸯泺地势高寒，产量无疑要低一些。综上所述，北方种粟，以原粮来说，每亩低的三斗、四斗，高的可达一石，但经加工为成品粮，则要打对折，或是六折，也就是每亩一斗多到五斗不等。

金代的记载说，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399]。经过金元之际战争的破坏，劳动力和畜力锐减，耕作方式粗放，土地亩产量必然下降。过去的“中田”产量，现在成为“上田”的产量，是很自然的。当然，像上面所说山西中南部一些地区，粮食亩产量肯定高得多，但这样的地区是不多的。

元代南方的粮食亩产量，由于土地肥瘠和种植者投入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资料的限制，下面主要就浙西、浙东的情况作一些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少数资料是直接记载亩产量的，较多的资料记载的是地租量，元代地租通常是对半分成（见本书第六章），根据每亩的地租可以大体推知每亩的粮食产量。

先讨论浙西地区。据方回（1227—1307）说：“吴中田一亩丰年得米三石，山田好处或一亩收大小谷二十秤，得米两石，皆百合斗。”“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侬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佃户自得三十石。”[400] 方回由宋入元，他的著作中提到“大元更革”，应完成于元代。“秀”即秀州，元代称嘉兴路。据他所说，可知浙西稻米亩产高的可达三石，一般为二石。元代后期诗人朱德润诗《官买田》，其中说：“要买膏腴最上阡，不问凶荒水旱岁，岁纳亩粮须石半”[401]。纳租石半，则其产量应为三石，和方回所说相同。权臣塔剌海得赐江南田万亩，他自己说：“万亩之田，岁入万石”[402]。则每亩地租为一石，亩产量应为二石。湖州路光孝禅寺，“其田每亩租米一石”[403]。亩产量亦应为二石。以这些记载相互参证，可以认为，元代浙西上等和较好的田土每亩产米三石或二石。

但是，并非浙西田土亩产量均是如此。试看以下几个例子。（1）“嘉定为吴都属州，庙学……廪粟不继。至顺改元，梅岩瞿先生懋乐捐己田一百余亩入于学，岁计租米五十余石，以充养士。”[404]（2）“嘉定自宋始创学官，旧有田租，岁入养士不继。邑士东祁王先生子昭……遂捐己田二十七顷有奇，岁收租米一千一百一十余石。”[405] （3）“泰定丁卯[之明年]，重修庙学。[林氏兄弟]田五十亩，岁收米二十石。”[406]（4）杭州西湖书院，“松江瞿运使尝再助田，合四百五十三亩四十六步，岁得米一百三十石……续置杭之仁和田六十八亩一角，收米五十四石六斗……遂置湖州乌程、平江、昆山二庄，共田十一顷二十九亩三十五步有零，岁除优放，实收米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一升五合”[407]。（5）松江农民“种官田三十亩”，要纳“十石官粮”[408]。以上几个例子折算，一是每亩租米五斗左右；二是每亩四斗左右；三是每亩四斗；四是有三处土地，分别为每亩三斗弱，每亩八斗左右，每亩六斗六升左右；五是官田每亩纳粮（地租）三斗余。折算每亩产量，则分别是一石左右、八斗左右、八斗、六斗弱，一石六斗左右、一石三斗左右和六斗余。总之，都不到二石。

另一个可以参证的数字是，浙西镇江路金坛县的官田，每亩要输纳“正米五斗之上”，加上其他费用，“得米一石上下”。地方政府说：“本县田土硗瘠，水旱易灾，车救费工，所收微薄，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子粒，输官不敷，拖欠无纳。”要求“每亩减作二斗五升”[409]。显然，当地亩平均产量最多在一石上下。

元代的记载说，“浙右之地，若苏、湖、常诸郡，土壤肥沃，民务细作”[410]。浙西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建立了较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实行精耕细作，因而亩产量较高。但是，浙西亦有相当多的土地，或因土壤贫瘠，或因水利不畅，产量较低。如果要大体估计一个平均数的话，那么，将方回所说的“肥沃”土地的中田产量作为上限，而以其他田土产量平均数为下限，每亩产量平均应在一石至二石之间，或者可作高一点估计，即每亩一石半至二石。

元代的浙东，包括婺州、绍兴、温州、台州、处州、庆元、衢州7 路，有平原，亦有大面积的山区丘陵，因而土地肥瘠相差很大。浙东地租，有的收米，有的收谷。现举例如下。

（1）绍兴路南镇庙，“将钞二百零七锭置买到后项湖水田一百十八亩一角五步，该租米七十一石二斗五升八合四勺”。这些田土“每亩上租米”有七斗、六斗、五斗五升、五斗、四斗五升等区别。[411] 既称为“湖水田”，应是较好的可以灌溉的田土。折算亩产量应为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

（2）绍兴路义田，[412] 如表4-1。

表4-1 绍义路义田租额

按以上数额推算，义田平均亩产量自一石二斗余到一石三斗余。

（3）余姚州（今浙江余姚，元代属绍兴路）普济寺僧人“舍田归之常住”，即向寺院捐献土地，其土地租额，见表4-2。[413]

记载中没有说明田租是米还是谷，但租额如此之高，无疑应是谷。按照浙东庆元的折算标准，谷三石折米一石（见下），则余姚州普济寺这批田土租额应是8斗左右至1.1 石左右，也就是说，亩产量应在1.6 石至2.2 石之间。

表4-2 余姚州普济寺田租额

（4）余姚州儒学的土地，有“旧管”“新收”之别。“旧管”指儒学原有的土地，其租有米有谷有钞，比较复杂。“新收”指后来居民捐献之地，其地租情况如表4-3：

表4-3 余姚州儒学田租额

按此折算，儒学“新收”土地（原来都是民田的亩产量）应是1石3斗至1石8斗余。

（5）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儒学赡学田土13981 亩余，收租米2015石余，谷1571石余，钞1锭28两。钞数甚少，可略去不计。谷“折纳米”512石4斗余。[414] 折纳以后，应为租米2527石余。以此计算，学田平均每亩地租不到2斗米，和其他土地的租额相差太远。这是因为学田常为地方豪民租佃，他们有意压低租额，和一般土地的地租额有别，当然也难以据此推算出每亩的平均产量（上举嘉定州、余姚州学田是新捐献的，其地租实际上是普通民田的地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稻谷与米的比例。前面说过，北方原粮与成品粮一般为十与五之比，或十与六之比。而在南方庆元则是三与一之比。庆元路下属各州县儒学田土，所收田租，亦都按这一比例折算，有的还略高一些。[415] 可见这一比例在当地应是固定的，对于浙东其他地区的租谷，也可用同样的折合比例折算。

（6）庆元路医学的赡学田土有“田六亩三角二十七步，上米六石五斗”[416]。每亩租米1石余，折算亩产量在2石以上。

（7）处州路龙泉（今浙江龙泉）汤镛“乃置义田以赡同族，其为田二百亩，岁可得谷四百石”[417]。按上述比例，则每亩租谷二石，折米应为7斗左右，亩产应为1.4石左右。

（8）上虞县（今浙江上虞）西北五乡官田税粮，高下不等，其中第七都分三等，“上等二斗六升，中等二斗，下等一斗”。其余各种都官田，低的二斗五升，高的三斗四升，多数是二斗八升。[418] 官田税粮实即地租，按此计算，则每亩产量应为二斗至七斗之间，而以五斗六斗为多数。

根据以上列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浙东地区粮食产量高的可达米2石甚至更多一些，低的则仅2、3斗，就多数而言，应在1石至1.5石之间。从南方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浙西应是上等，浙东应是中等。也就是说，浙东的平均亩产量，大体上代表南方的平均产量。有的研究者认为“江南平均每亩产米约在2—3石之间”，应该说估计太高了。

元代江南有文思院斛，有省斛，两者有几种不同的比例（见本书第十四章“税粮制度”），一般来说，宋文思院斛相当于元省斛七斗左右。因此，如果考察宋、元亩产量的差别，必须将这一变化考虑在内，不能单凭文献记载的数额得出增加或减少的结论。

第五章 农业政策与管理

金朝末年，北方农业区遭到很大破坏。蒙古统治中原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恢复缓慢。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积极组织垦荒，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区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继续推行重农的措施。忽必烈以后的诸帝，大体沿袭了他的做法。但是由于政治腐败及其他原因，这些政策推行不力，日益流于形式，社会弊端增多，加上天灾接连发生，到14 世纪中叶，出现了全国性农业衰退的局面。

土地管理是农业政策的重要方面。元代北方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土地调查，只是在户口登记时同时进行资产登记，仁宗时“延祐经理”则是专门进行土地登记，这是元代南方唯一一次全面的土地登记。元代后期，江南有不少地方进行“核田”，建立起系统的土地籍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第一节 农业政策的变化

蒙古族主要经营畜牧业，过着游牧的生活。蒙古国的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因此对农业并不重视。在进攻金朝的初期，所到之处，唯事掳掠，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后来，在降附的汉人将领、官僚劝说下，蒙古国上层人物逐渐认识到农业生产可以提供物资，便多少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乙亥年（1215），金中都（今北京）降，王檝（金降官）建议：“田野人荒，而兵后无牛，宜差官卢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其一，以给农民。”“用其说，得数千头，分给近县，民大悦，复业者众。”[419] 在成吉思汗时代，这样的事例是不多见的。[420] 窝阔台汗即位后，农业生产受到较多的注意。“庚寅（1230），太宗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守贤（知平阳府事李守贤）。对曰：‘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中生口垦地河东。”[421] 太宗就是窝阔台汗。当时有的蒙古人主张：“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422] 这种主张是和他们原有的畜牧生产相适应的，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游牧生活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主张并未为窝阔台汗所采取，相反，他信用耶律楚材，推行征收赋税的办法，实际上认可了农业生产的存在。在蒙金战争时期，北方农业区人口锐减，死于兵刃疾病者极多，侥幸活命者到处流亡，“人不地著”，农业生产难以进行。金朝灭亡后，蒙古国调查登记户口，使百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这一时期还采取了一些兴修水利的措施。正是在蒙古国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各地“世侯”（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积极招抚流亡，“以劝耕稼，以丰委积”[423]。尽管如此，对于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的北方“汉地”农业来说，这些措施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在进入贵由汗、蒙哥汗时代以后，农业仍不受重视。蒙古贵族、将领占地为牧场成风，如山东登、莱（今胶东半岛）一带便有“广袤千里”的牧场。[424] 蒙古军行军时任意践踏庄稼，砍伐树木。蒙古奥鲁（军人家属）进入中原后，“营帐所在，大致绎骚，伐桑蹂稼，生意悴然”[425]。蒙古国各级政府和各投下苛政暴敛，使百姓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426] 在13世纪中叶，“汉地”农业仍处于凋敝的状态。

忽必烈在即位以前，对“汉地”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他所尊信的谋士如刘秉忠、姚枢等人都提出“务农桑”“重农桑”的问题，作为“治国平天下之大经”[427]。即位之初，忽必烈接连发布诏令，强调要除“旧弊”，立“新政”[428]。“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重农桑”；“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429]。接着他就此采取了多种措施。

第一，忽必烈明确管理农业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并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登上汗位。五月，立十路宣抚司，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接着“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430]。中统二年（1261）正月，忽必烈下旨，宣布对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战争取得胜利，要“军民安业务农者”。中书省为此发布榜文，其中说：“钦奉诏书，农桑衣食之本，勤谨则可致有余，慵惰则决至不足。正赖有司岁时劝课。省府照得，即今春首农作时分，仰宣抚司令已委劝农官员，钦依所奉诏书，于所管地面依上劝课勾当，务要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无得慢易，仍于岁终考较勤惰，明行赏罚，以劝将来。”[431] 可知劝农官员已经委任，并进行工作。同年八月，“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432]。原来由各路宣抚使委派劝农官员，现在成立专门机构，并由中央政府委派劝农官员，说明这一工作受到更多的重视。中统三年（1262）四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433]。至元元年（1264）八月，“诏新立条格”[434]。其中之一是“以五事考较”县尹：“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435] 农业生产状况成为县级机构工作好坏的重要考核内容。

至元六年（1269）二月，忽必烈下令成立诸道提刑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构。在有关《条画》中规定：“劝课农桑事，钦依圣旨，已委各处长官兼勾当，如不尽心，终无实效，仰究治施行。”[436] 地方政府是否认真劝课农桑，成为监察部门的工作内容之一。同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437]。到了至元七年（1270）二月，忽必烈下令“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438]。这四道是“中都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河东陕西道，山东东西道”。涵盖了北方所有农业区。“每道官二员，使佩金牌，副使佩银牌。”后增至四员。[439] 金朝曾设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后改立司农司。[440] 忽必烈先立劝农司，后改司农司，显然受金朝制度的影响。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孛罗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孛罗总之。’”[441] 司农司改为大司农司，表明其地位有所提高。张文谦以参知政事（从二品）为司农卿，孛罗以御史中丞（正二品）兼大司农卿，足以说明这个机构升级。从忽必烈的话，可以看出他对农业的重视。

司农司成立后，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全文共14条。[442] 其中规定农村五十家立一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者为社长，“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不致惰废”。一社之内或两社之间遇有困难，要互相帮助，“并牛助工”。每社立义仓，以备歉岁之用。对勤务农业之人，“量加优恤”；对游手好闲之人，“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农民每丁需每年种植桑枣或其他树木20株。随路应有水利“许民量力开引”，“官司添力开挑”。应有荒地“给付附近无地之家耕种为主，先给贫民，次及余户”。州、县官员负责消灭虫蝗遗子。《条画》最后说：“前项农桑水利等事，专委府州司县长官，不妨本职提点勾当，若有事故差出，以次官提点。”“据各县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通行考较，其本管上司却行开坐所属州县提点官勾当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才候任满，于解由内分明写排年考较到提点农事功勤惰废事迹，赴部照勘呈省，钦依见降圣旨比附以为殿最。提刑按察司更为体察。”这件《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可以说是元朝政府管理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曾一再重申。

金朝农村有社，但金朝的社似与村是相同的概念，乡设里正，“村社”户数不等，设主首一至四人，协助里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禁察非违。乡、村社起基层政权的作用。元代的社在初建立时，完全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村立社，使劝农的活动一直落实到基层，并且在农村中提倡生产互助，这对于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全国统一后，又在南方农村立社。全国农村普遍立社，这是元朝政府农业政策的一大特色。[443]

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忽必烈一改过去蒙古军事活动以劫掠为目的的做法，注意保护南方的农业生产。至元十二年（1275）五月，忽必烈诏谕南宋降臣高达（湖北制置副使）说：“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典，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444] 可见，忽必烈在进行对宋战争期间，注意到了“百姓安业力农”的问题，这在蒙古以往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将北方推行的劝农措施陆续推行到南方。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置江南行御史台和八道提刑按察司，在《立行御史台条画》中规定：“大兵渡江以来，田野之民，不无扰动。今已抚定，宜安本业。仰各处正官岁时劝课，如无成效者纠察。”[445] 在《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中规定：“提刑按察司官所至之处，劝课农桑，省察风俗，间民疾苦，勉励学校，宣明教化。”[446]“劝课农桑”在各项职责中占首位。至元二十二年（1285），北方的巡行劝农官并入按察司，大司农司依旧保留。二十三年十二月，北方“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447]。江南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行大司农司和劝农营田司。[448] 二十七年（1290）三月，“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449]。显然，由于劝课农桑已成为地方政府和监察部门的重要职责，独立的地方劝农、司农机构已无必要。至元三十年（1293）在扬州重设行大司农司，但其工作重点是“追寻豪右之家隐藏土地”。成宗元贞元年（1295）撤销。[450]

第二，忽必烈多次下令，禁止军队和蒙古牧民破坏农桑，保护农业生产。军队和蒙古牧民任意践踏农田，以农作物为牲畜饲料，放纵牲畜啮咬桑树，这类现象极其普遍，习以为常，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忽必烈深知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多次下令禁止。中统二年（1261）正月中书省的榜文申明：“钦奉诏书：‘今后各处应有久远安屯并时暂经过军马合用粮食，于官仓内验数支给，却不得骚扰人民，仰各处管军官、管民官递互相照’。省府照得即今春首，正及二麦滋荣、桑果生发、布种五谷时分，切恐经过军马并屯住营寨人等牧放头匹，食践田禾，咽咬桑果树木，及强要酒食，欺夺物件，骚扰不安，失误农民岁计，阻碍通行客旅。仰宣抚司行下各管官司，钦依已奉诏书事理，依上照管禁治。若有不能断遣者，开具缘由申来，以凭究治施行。”[451] 这是现在知道的忽必烈首次颁发的禁止军马食践田禾的文件。自此以后，有关的禁令接连不断。同年十一月，忽必烈亲自率军北上，抗击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敕官给刍粮，毋扰居民”[452]。三年正月，“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453]。四月，“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454]。数月之间，颁发了两道内容完全相同的命令。六月，又“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455]。四月，“以东平为军行蹂践，赈给之”[456]。至元六年（1264）八月，忽必烈下诏“新立条格”，也就是定立各种制度，在颁布的命令中，其一是：“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踏践田禾，骚扰百姓。如有违犯之人，除军马营寨约会所管头目断遣，余者即仰本处官司就便治罪施行，并勒验所损田禾桑果分数赔偿。”[457] 数年之内，忽必烈发布如此众多的同一内容的禁令，既反映出当时这种现象之严重，同时也说明忽必烈确实认识到蒙古军任意践踏田禾对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作用，决心加以改正。在此以后，类似的禁令有所减少，说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平定南宋过程中，忽必烈在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发布《省谕军人条画》，其中一款是：“管军官员严切禁治各管军马屯驻并出征经过去处，除近里地面先有圣旨禁治外，但系新附地面，不得牧放头匹，踏践田禾，啃咬花果桑树，不得于百姓家取要酒食，宰杀猪鸡鹅鸭，夺百姓一切诸物。”[458] 这一禁令的重申，是为了安定“新附地面”（原南宋统治的南方）的农业生产。

第三，忽必烈颁发《农桑辑要》，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司农司成立后，“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后，“镂为版本，进呈毕”，“颁行天下”[459]。可见是得到忽必烈同意颁发的。《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撰农书，成书颁行于至元十年（1273）。全书大部分内容引录以前的农学著作（其中多数已失传），小部分则为编撰者“新添”，叙述平易翔实，通俗易懂，说理透彻，实用价值很高。书中强调精耕细作，提倡在北方推广苎麻和棉花，详细记述栽桑和养蚕技术，都是当时农业生产各方面先进水平的总结。至元十年“刊行四方，灼有明效”[460]。对北方的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忽必烈又下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461]。可见对此书的重视。元代中、后期，《农桑辑要》曾由政府多次重印，如仁宗延祐二年（1315）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462]。有些地方官还自行翻刻，认为“使民家有是书，则耕者尽其利，蚕者富茧丝，不待春秋巡督而劝课之效已具目前矣”[463]。在《农桑辑要》的影响下，元代还出现了《农书》（王祯撰）、《农桑衣食撮要》（鲁明善撰）等农学著作。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忽必烈还积极提倡开荒屯田，兴修水利，这些对于农业生产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关情况，将在以下各节中作专门叙述。

忽必烈推行的农业政策和管理措施，对于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成立大司农司后不久，便有人说：“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464] 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大规模战争之中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亦应归功于此。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基本上沿袭了这些政策和措施。忽必烈死后，嗣位的成宗铁穆耳在即位诏书中说：“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公吏人等，非必须差遣者，不得辄令下乡。仍禁约军马，不以是何诸色人等，毋得纵放头匹食践损坏桑果田禾，违者断罪倍还。”[465] 类似的诏令，几乎每代皇帝，都曾郑重发布。总之，在忽必烈当政的时代，实现了由轻视农业向重视农业的转变。《元史》赞扬忽必烈的重农政策时说：“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466] 就重视农业、推行劝课农桑的诸多措施而言，忽必烈与中原历代以农业立国的各皇朝著名统治者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国家的政策是通过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去执行的。忽必烈当政以后，尽管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官员素质就总体来说是相当低的，文化素养、办事能力普遍很差，贿赂公行。以劝农一事为例，常常是徒具形式。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元朝政府因“骚扰百姓”而停止江南各路官员下乡劝农。[467] 元代中期，张养浩说：“常见世之劝农者，先期以告，鸠酒食，候郊原，将迎奔走，络绎无宁，盖数日骚然也。至则胥吏、童卒杂然而生威，赂遗征取，下及鸡豚。名为劝之，其实扰之，名为优之，其实劳之。”[468] 张养浩曾为县尹、御史，廉正有操守，故有此感慨。由此亦可推知其他农业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肯定也是大大打了折扣的。这是影响农业政策的措施难以很好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蒙古贵族和军队等的特权。元代人分四等，蒙古最上，蒙古贵族更享有种种特权。他们恣为种种不法之事，皇帝虽加以限制，但常常不得不加以宽容。忽必烈晚年，东平（今山东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其中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用牧放孳畜。”[469]“王公大人”即指蒙古贵族，可见尽管忽必烈三令五申，而占民地为牧场的情况仍严重存在。至于军队及其他人员破坏农业生产之事，仍然时有发生。至元二十九年（1292）七月，因“八忽歹管着的探马赤每，不好生的整治，交头口吃了踏践了田禾，损坏树木有”；忽必烈重申，“从今以后，依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是谁，休教吃了田禾，休教踏践了田禾，休教损坏了树木，他每刈下的田禾，休教夺要者，休教骚扰百姓者”。“这般宣谕了，却有别了圣旨，教吃了田禾的每，教踏践了田禾的每，教赔偿了田禾呵，如有俺每认得的人每呵，咱每根底奏将来者。不认得的人每有呵，那里有的廉防司官人每、监察每、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各投下的头目每，一处打断者。”[470]“探马赤”就是蒙古军的一种。可见终忽必烈之世，此类事件并未绝迹。而在忽必烈去世以后，历代皇帝的诏书中仍常涉及此事。如至大二年（1309）二月，武宗“上尊号诏书内一款”：“围猎飞放，喂养马驼，及各色过往屯戍军马，出使人员，自有合得分例。又复欺凌官府，扰害百姓，多取饮食钱物，纵放头匹，踏践田禾，咽咬树木，事非一端，民受要害。前诏累尝戒饬，今闻仍习前弊，罔有悛心。仰有司再行禁戢，其不为申理者一体断罪。监察御史、廉访司依期分诣各处严加体察。”[471] 从“仍习前弊，罔有悛心”，可知皇帝的“戒饬”作用是有限的。终元之世，军队及使臣、昔宝赤（为皇帝和贵族养鹰供围猎之用）等损坏田禾的现象，虽然比蒙古国时期有所收敛，但始终存在，对农业生产破坏仍是很大的。元朝统治者对军队（特别是蒙古军）采取纵容的态度，军纪松弛，可以胡作非为。其他人员（使臣、昔宝赤等）也享有种种特权。总之，对于忽必烈及以后元朝诸帝奉行的重农政策，既要充分认识其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局限性，不能作过高的估计。

还必须看到，14世纪上半期，大江南北，多次发生各种灾荒。元成宗统治（1294—1307）时期，“旱暵霖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至，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472]。武宗至大元年（1308）九月，“中书省臣言：夏、秋之间巩昌地震，归德暴风雨，泰安、济宁、真定大水，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473]。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籍”。“大名、真定、河间诸属县及湖、池、饶诸路旱。”[474] 顺帝至正四年（1344），黄河决口，沿河郡县遭受严重水灾，“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475]。“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476] 政策执行上的种种弊端，加上接连不断的灾荒，使元代中期的农业生产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至14 世纪中叶，更趋于衰落。这种情况，加剧了社会矛盾。元朝之所以历时短暂，和农业生产的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

第二节 屯田与垦荒

成吉思汗时期，小规模的屯田已经出现。成吉思汗九年（1214），蒙古首次攻金，金朝求和，献公主、童男女和金帛、马匹。成吉思汗退回草原，命镇海在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东麓阿鲁欢筑城安置金朝公主及“所俘万口”。这些俘虏便在当地“屯田”[477]。该城因此被命名为镇海城。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道教全真派领袖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中亚，途经镇海，看到“秋稼”已经成熟，“城中有仓廪”；“八月初降霜，居人促收麦”。可见屯田颇有成效。[478] 这是利用俘虏在草原上屯田，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有。而在被征服的原金朝统治区，一些依附于蒙古的地方军阀，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推行屯田之法。例如，被蒙古授予霸州等路元帅的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战，披荆棘，立庐舍，数年之间，城市悉完，为燕京外蔽。”[479] 山东东平严实，在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命部下信亨祚“招降石城，为屯田经久之计”[480]。但总的来说，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的屯田是极其有限的。

窝阔台汗时期和贵由汗时期，屯田规模有所扩大。这一方面因为蒙古灭金，统一了北方，社会秩序相对有所稳定，国家对劳动力控制加强，为组织屯田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北方统一以后，蒙宋战争随之而起，边境上战争连年不绝，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军需，屯田便因此而兴。这一时期的屯田可以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类。陕西三白渠屯田是民屯的一个例子。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梁泰奏：‘请差拨人户牛具一切种莳等物，修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数倍，所得粮米，可以供军’。太宗（即窝阔台汗）准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规措三白渠使，郭时中副之，直隶朝廷，置司于云阳县……是月，敕喻塔海绀不：‘近梁泰奏修三白渠事，可于汝军前所获有妻少壮新民，量拨二千户，及木工二十人，官牛内选肥腯齿少者一千头，内乳牛三百，以畀梁泰等。如不敷，于各千户、百户内贴补，限今岁十一月内交付数足，趁十二月入工。其耕种之人，所收之米，正为接济军粮。如发遣人户之时，或阙少衣装，于各千户、百户内约量支给，差军护送出境，沿途经过之处，亦为防送，毋致在逃走逸。验路程给以行粮，大口一升，少者半之。”[481] 三白渠屯田直隶朝廷屯田所用耕牛、农具、种子，都由政府支付。而屯田所得则用来“供军”。类似情况的还有凤翔屯田。窝阔台汗七年（1235），“发平阳、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凤翔”。到第二年，屯田有成，“师旅去来，馆馈之须，十以率之，屯供亿七，凤翔才三。后凤翔民稍集，资屯犹六焉”[482]。在军屯方面，顺天（今河北保定）军阀张柔参与灭金之役后，“以兵千人俾公（部将王汝明）屯襄之皇王度而田焉，所以省馈饷遏南寇也”[483]。“南寇”指的是南宋，襄指襄城（今属河南）。窝阔台汗十二年（1204），张柔率军在淮西作战，粮饷不继，王汝明装运襄城屯田粮食千斛前来接济。此外有军屯、民屯并举的情况。窝阔台汗时，夹谷龙古带从征四川，回师时上言：“兴元形势，西控巴蜀，东扼荆襄，山南诸城，无要此者。”他主张：“留兵戍守，招徕未降……为择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以种牛，俟秋谷收，杂税四三。储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师朝至而夕焉。校之资粮关中，荷担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劳费大省，实制蜀一奇也。”他的主张得到朝廷认可，“诏都元帅量留汉军，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无时籍数具效以闻”。贵由汗时，夹谷龙古带“行省兴元”，“垦田数千顷，灌以龙江之水，收皆亩钟，敖庾盈衍矣”[484]。兴元（今陕西汉中）邻近四川，是由北方入川必经之地，蒙古国在这里驻屯军队，招徕流民，组织屯田，主要出于军事的需要。由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屯田，无论军屯、民屯，主要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大多设置在邻近南宋的边境地区，为数是有限的。

从蒙哥汗即位到忽必烈统一全国，屯田有显著的发展，这既是蒙古国加紧对南宋作战这一形势的需要，也是忽必烈重视和提倡的结果。蒙哥汗即位的前一年（1250），忽必烈延揽汉人儒士姚枢入幕府，姚枢向他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之一是“布屯田以实边”。蒙哥汗即位（1251），命忽必烈管理“汉地”，姚枢又建议，连年对南宋用兵，“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485]。其他谋士亦有类似的意见。忽必烈于是便在邻接南宋的河南和关中、四川地区积极组织屯田。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对于屯田更加积极，除了邻接南宋的沿边地区之外，腹里（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西北、漠北等地的屯田也发展起来。

蒙哥汗二年（1252），忽必烈报请蒙哥汗同意，“立经略司于汴（河南开封）……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486]。这是蒙古国首次正式设置屯田机构。经略司设立后，以史权为屯田万户，将兵二万屯田邓州（今河南邓州）。在此之前，1235—1236年间蒙古对宋用兵，曾将边境一带邓、唐（唐州，今河南唐河）、均（均州，今湖北均县）和襄、樊（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五地居民到洛阳一带安置，此时均迁回唐、邓一带，“战外耕内”，屯田戍边，“四年之内，积谷七十余万”[487]。但是忽必烈在“汉地”的措施引起蒙哥汗的不安，他所设置的包括经略司在内的各种机构均被撤除，边境屯田因而废弛。忽必烈登上汗位后，重新组织河南屯田。至元二年（1265）正月，“诏孟州之东，黄河以北，南至八柳树、枯河、徐州等处，凡荒闲田土，可令阿术、阿剌罕等部所领士卒，立屯耕种，并摘各万户所管汉军屯田”[488]。这是在黄河沿岸组织军屯。“事成，期年皆获其利。”[489] 至元六年（1269），发南京（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归德（今河南商丘）诸路百姓二万余户到唐、邓、申（今河南南阳）、裕（今河南方城）等处立屯。但这次大规模民屯因管理不善宣告失败。[490] 后改立南阳屯田总管府，以当地居民屯田。[491]以上是河南屯田的情况。

蒙哥汗时期，蒙古国派驻四川的将领汪德臣建议“屯田为长久计”，得到忽必烈的支持。[492] 汪德臣“修利州（今四川广元），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轶”[493]。忽必烈登汗位后，四川屯田更有发展。中统二年（1261），南宋泸州（今四川泸州）守将刘整来降。中统四年八月，“给钞付刘整市牛屯田”[494]。接着，夔州路（路治今四川奉节）、保宁府（府治今四川阆中）等处先后设立军屯。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元朝政府设置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统一领导四川屯田事宜。作为四川直接后方的关中地区，屯田进一步扩大，凤翔、兴元、绥德（今陕西绥德）、商州都是屯田的地点。至元九、十年间（1272—1273）元朝政府还“募民”在京兆（路治今陕西西安）之西屯田，但目的不是为了军需，而是“给王府（安西王府）之需”[495]。

腹里屯田以军屯为主。忽必烈即位后，组建侍卫亲军，分布大都（今北京）周围。最初建立左、中、右三卫亲军，分别在永清（今河北永清）、益津（今河北霸州）、武清（今天津武清）、香河（今河北香河）等处屯垦，三卫屯田军六千名，屯田共三千余顷。[496] 此外，清州（今河北青县）还有民屯。漠北是草原放牧地区，也开始小规模的屯田。至元九年（1272）五月，“敕拔都军于怯鹿难之地开渠耕田”。六月，“减乞里吉思屯田所入租，仍遣南人百名，给牛具以往”[497]。怯鹿难即今克鲁伦河，拔都军则是蒙古军中由罪人组成的敢死队。乞里吉思地区在今俄国境内叶尼塞河上游，至元七年（1270），元朝政府任命刘好礼为乞里吉思等五部断事官，在那里组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屯田便是有关措施之一。至元九年减乞里吉思屯田租，说明在此以前屯田已具规模，派遣“南人”前去，显然为了加强对屯田的技术指导。至元十一年（1274）七月，元朝政府“徙生券军八十一人屯田和林”[498]。生券军是投降的南宋军队，和林是原蒙古国都城，此时忽必烈以大都为都城，但和林仍为漠北重镇。此外，中兴（原西夏故地，今宁夏地区）、云南等地亦有军屯、民屯。

屯田对于元朝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元朝官修的政书说：“国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坚城大敌，旷日不能下，则困兵屯田，耕且战，为居久计。”[499] 这段话说明了屯田和统一战争的关系，屯田所得，为军队的行动提供了物质保证。另一方面，屯田对于北方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也是有力的推动。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仍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时，无论北方或是南方，由于战争的破坏，都有大量荒闲的田土存在。元朝政府为此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募民垦荒，一是继续组织军民屯田。

至元十四年（1277），大规模对宋战争已基本结束。淮南道宣慰使昂吉儿上奏说：“淮西庐州地面，为咱军马多年征进，百姓每撇下的空闲田地多有。”他建议采取募民耕种和军队屯田。元朝政府为此下诏：“圣旨到日，田地的主人限半年出来。经由官司，若委实是他田地，无争差呵，分付主人教依旧种者。若限次里头不来呵，不拣什么人自愿的教种者。更军民根底斟酌与牛具、农器、种子，教做屯田者。种了的后头主人出来道是俺的田地来，么道，休争要者。”[500] 凡是无主的荒闲田上，或由他人认领耕种，或组织军民屯田。后来元朝政府对于荒闲田土，大体上都照此办理。认领耕种便是募民垦荒。两者的区别是，屯田由政府出面组织，一般是集中在指定地区从事生产，政府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物资（农具、耕牛、种子），收获物采取政府与耕作者分成的办法；募民垦荒则是政府招募人员（通常是流亡人户）认领土地，从事生产，给予一定年限的减免赋税的优待，然后按规定承担赋役。

元朝政府规定：“诸应系官荒地，贫民欲愿开种者，许赴所在官司入状请射，每丁给田百亩。官豪势要人等不请官司毋得冒占。”[501] 原来规定开耕荒闲田土免税三年。并且“蠲免一切杂泛差役”[502]。至元二十五年（1288）规定，耕种江南荒闲田土的，“第一年不要地税，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三停内交纳二停”。“种的百姓每根底不交当别个杂泛差发。”[503] 也就是说，原来免地税三年，此时改为第一年全免，第二年交一半，第三年交三分之二，第四年全征。杂泛差役的减免也以三年为限。这亦是专门就江南地区而言的。至元二十八年，“募民耕江南旷土”，“三年后征租”[504]。成宗大德四年（1300）诏书：“江北系官荒田许给人耕种者，元拟第三年收税，或恐贫民力有不及，并展限一年，永为定例。”[505] 可见江北一度拟改为免税二年，但很快便恢复三年之制。凡是经过官方认可正式拨给的荒闲田土，“官授之券，俾为永业”[506]。也就是所有权归认领者所有，成了私有的土地。募民垦荒取得一定效果，至元二十五年（1288）“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507]。二十八年，“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508]。其他年份亦应如此，但史书漏载。在世祖以后，募民垦荒之事就逐渐减少了。

元朝官修的政书说：“既一海内，[屯田]举行不废。内则枢密院各卫皆随营地立屯，军食悉仰足焉。外则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屯。甘肃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泽，皆因古制，以尽地利。云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陕西、四川等，或为地所宜，或为边计，虑至周密，法甚美矣。”[509] 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元代屯田的规模。元朝的屯田，可以分为内、外两大系统。内指中央各机构所属各机构管辖的屯田，外指地方各行省所管辖的屯田。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中央机构管理的屯田，以枢密院下属侍卫亲军屯田最为重要。前已说过，最先建立的左、中、右三卫都有屯田的任务，后来陆续建立的各卫，有的以屯田为主，多数则以其任务（宿卫城禁、徼巡盗贼、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等）为主，但也兼事屯田。据有关记载统计，枢密院所辖侍卫亲军屯田16000余顷，屯军在27000 人以上。[510] 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实际应该更多一些。侍卫亲军屯田大部分分布在大都的东南和西南；忠翊侍卫和宗仁卫屯田地点较远，在今内蒙古境内；另有阿速卫和镇守海口屯储亲军则在直沽（今天津）沿海一带屯种。侍卫新军中从事屯田的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人。此外，大司农司和宣徽院属下都有屯田机构。大司农司下属屯田3处，都在大都附近，与侍卫亲军屯田犬牙交错，共有屯田人户7000左右，屯田27000余顷。这些屯田人户主要是民户、析居户、放良的奴隶，也有军人，总的来说，应属于民屯。宣徽院是管理宫廷饮食的部门，下属机构甚多，其中与屯田有关的是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丰闰署、宝坻屯和尚珍署。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有屯户11000余户，屯田15000余顷，分布两淮地区以及腹里的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地。丰闰署屯田设在蓟州丰闰（今河北丰润），有户800余，田340余顷。宝坻屯有户300，在宝坻（今天津宝坻）。尚珍署有户450余，田9700余顷，在兖州（今山东兖州）。[511] 这些屯田机构下属屯户大都由召募或签发而来。宣徽院系统的屯田主要满足宫廷饮食及其他需要，与别的机构屯田有所不同。

元代各行省都实行屯田，但多少各不相同。

元代设岭北行省，管理漠北草原。全国统一以前，漠北已有小规模的屯田。全国统一以后，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宗王不断起兵，反对忽必烈及其继任者，战争主要在北方进行。元朝政府经常在北边派驻重兵，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因屯田以给军储”，便成为元朝政府特别重视的一项措施。岭北屯田主要集中在和林、称海（镇海）、五条河等处。和林是蒙古国的都城，后来成为岭北行省的首府。至元十五年（1278），南方已基本平定，忽必烈命刘国杰率侍卫亲军万人屯戍和林，不少人即从事屯田。[512] 至元二十年（1283），“令西京宣慰司送牛一千，赴和林屯田”[513]。但此后一度废弛。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十二月，“发汉军万人屯田和林”[514]。称海屯田始于成吉思汗时，基础较好。成宗元贞元年（1295）“于六卫汉军内拨一千人赴称海屯田”[515]。武宗时，哈剌哈孙为岭北行省左丞相，“称海屯田废弛，重为经理，岁得米二十余万斛”[516]。仁宗延祐三年（1316），称海屯田罢，但不久又恢复。延祐六年（1319）十一月，“敕晋王部贫民二千居称海屯田”[517]。同年还“分拣蒙古军五千人，复屯田称海”[518]。可知此时称海屯田以蒙古人为主。五条河屯田至迟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已存在，后一度并入称海，仁宗延祐三年（1316）罢称海屯田，在五条河立屯。七年，称海、五条河均立屯田。此外，还有海剌秃屯田，也有一定规模。“英宗时，立屯田万户府，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为田六千四百余顷。”[519] 这应是当时岭北行省全部屯田的数字。总的来说，岭北行省屯田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兴废不常，但是能在漠北高寒地区经营农耕，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元朝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面积宽广。中统三年（1262）六月，忽必烈“命婆娑府屯田军移驻鸭绿江之西”[520]。婆娑府在今辽宁丹东境内，可见在此以前辽阳行省已有军屯。但屯田的较多设置，则在全国统一以后。主要机构有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立屯于瑞州（今河北秦皇岛境内）之西濒海荒地；浦峪路屯田万户府，立屯于咸平府（府治今辽宁开原）；金复州万户府，“屯田哈思罕关东荒地”，哈思罕在今辽宁大连境内；肇州屯田万户府，“于肇州旁近地开耕”，肇州即今黑龙江肇州。以上有民屯，也有军屯，还有军民混合屯。屯军主要是“新附军”“蛮军”和“归附军”，其实三者都指南宋降军而言。屯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辽阳行省各路“拘刷漏籍、放良、孛兰奚人户，及僧、道之还俗者”；一类是当地少数民族水达达、女真人。[521] 孛兰奚指无主逃奴。此外肇州屯田还有一些流刑罪人。以上四个机构共有屯户4870，屯田2627顷，主要分布在辽阳行省南部，只有肇州在中部，北部“黑龙江之东北边”亦一度设置，但很快就停止了。[522] 元朝的甘肃行省大体包括现在甘肃省的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甘肃行省是元朝与“西北诸王”交锋的前线，为了供应军队粮饷，设置了较多的屯田，主要集中在宁夏府路（路治今宁夏银川）和甘、肃、瓜、沙（今甘肃的张掖、酒泉、安西、敦煌）以及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蒙古灭西夏时，宁夏府路一带遭到很大破坏，人烟稀少。忽必烈先后在当地设立宁夏等处新附万户府和宁夏营田司，负责屯田事宜。[523] 前者管理新附军，后者管理南宋降民。甘、肃、瓜、沙的屯田规模颇大，仅瓜州屯田军即达万人之多。[524]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中书省臣说：“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525] 亦集乃路屯田以新附军为主，规模较小。在甘肃行省之西，即今新疆地区，是元朝与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后王争夺之地。元朝曾在别石八里（今新疆吉木萨）、阇鄽（今且末）、斡端（今和田）、合迷里（今哈密）等处屯田，但由于军事活动频繁，这些地方屯田收效有限，而且随着元朝军事的失利，很快都停止了。与甘肃行省比邻的是陕西行省，大体包括今陕西省和甘肃的东南部，以及内蒙古和宁夏的一部分。蒙古国早就在陕西经营屯田，已见前述。全国统一后，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陕西屯田总管府，所辖“凤翔、镇原、栎阳、泾阳、彭原、安西、平凉、终南、渭南，共七千五百户，田五千八百顷”[526]。又设陕西等处万户府，在周至、宁州（今甘肃宁县）、德顺州（今甘肃静宁）等处，共“二千六百户，田八百一十顷”[527]。前者是民屯，后者为军屯。此外，六盘山、延安路、开成路（路治今宁夏固原）等处亦曾设屯田机构，但为时不久。

元朝的河南行省大体包括今天的河南省和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北部，可以说是全国的腹心地带。河南屯田在蒙（元）宋战争中已有相当规模。全国统一以后，有很大发展，其规模为全国之冠。河南行省屯田以两淮地区最为重要。两淮即淮东、淮西（今江苏、安徽北部）先是宋金、后是蒙宋交战之地，“兵革之余，荆榛蔽野”[528]。元朝政府设立洪泽、芍陂两处屯田万户府，前者在淮安路（路治今江苏淮安）境内，用洪泽湖水灌溉，故以此为名；后者在安丰路（路治今安徽寿县）境内，以芍陂（今名安丰塘，在寿县南部，面积较过去缩小）为主要水源，故以之为名。前者屯户约16000，屯田35000余顷，后者屯户在14000 以上，屯田数不详，料亦应在20000—30000顷之间。两处均为军屯，有汉军，也有新附军和蒙古军，还有不少盐徒（私盐贩）及“盗贼”，被强制安置在屯田场所劳动。在南阳（路治今河南南阳）地区设有南阳屯田总管府，有屯户6000 余，屯田10000 余顷。后来总管府撤销，归地方政府管理。这是民屯。在南阳屯田的还有来自西北的合剌鲁军和畏吾儿人。德安府（府治今湖北安陆）设有军民屯田总管府，有民9300余，军5900余，田8800余顷，共分十屯。[529]

南方的四川行省，蒙宋战争相间屯田已有相当规模，已见前述。统一以后，又陆续签发民户和军人屯田。最盛时全省共有屯田29处，其中军屯20处，民屯9处。各处屯田大小悬殊，多的有屯户5000，少的只有几十户或十几户。其中成都一路便有15 处，内军屯14 处。全省共有屯户33000 余户，屯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民户大多是在地方上签发的。根据元代中期统计，云南行省共有屯田12 处，共有屯户31000 户左右。9 处屯田91500双，1处屯田1250顷，另有2处无数字。[530] 91500双折合田土4575顷。12处屯田中，军屯3 处，民屯1 处，其余均为军民混合屯。屯军有汉军、新附军、畏吾儿军，还有很多是从本地爨僰军中签发的，爨僰是今天云南彝族和白族的祖先，爨僰军又称寸白军，属于“不出戍他方”的“乡兵”，也就是在本地驻扎的队伍。[531] 屯民有的签本地“编民”，有的“拘刷漏籍人户”。云南屯田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军、民都有一部分是“自备己业田”的。[532] 湖广行省包括今湖北省南部，湖南、广西两省以及广东和贵州的一部。共有屯田3处。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民屯，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撞兵屯田和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处屯田，分布分散，但规模不大，共有军、民屯户14600余户，屯田1600余顷。[533] 江浙行省大体包括今江苏的南部、浙江和福建。当时的两浙（浙东、浙西，即今浙江和苏南）是全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地狭人稠，而福建则比较落后，荒地甚多。元朝政府在汀州（路治今福建长汀）、漳州（路治今福建漳州）设置军屯，屯军是新附军3000人，屯田400余顷。[534]“汀漳与溪洞接境，故立屯种”，目的是防备当地少数民族闹事。江西行省大体包括今江西和广东一部。大德二年（1298）正月，“以赣州路所辖信丰、会昌、龙南、安远等处，贼人出没，发寨兵及宋旧役弓手，与抄数漏籍人户，立屯耕守，以镇遏之。为户三千二百六十五，为田五百二十四顷六十八亩”[535]。

上面简略介绍了各地区屯田的情况。根据元代中期官方文书的记载，全国有屯田军、民220000 余户（人），屯田174800 余顷。在屯田中，军屯约占47%，民屯约占44%，军民混合约占9%。[536] 但这个记载不是很准确的，只是大致可供参考的数字。可以认为，元朝统一以后，屯田得到很大的发展，遍及腹里和各行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元朝政府大力经营屯田，一是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二是为了巩固边防；三是为了减少养军的费用。屯田对于很多因战乱遭受破坏地区的经济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以两淮地区最为明显。屯田对于边疆的开发贡献极大，大批汉族军人实际上就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到边疆屯田，带去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产面貌，也促进了这些兄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提高。但是，屯田是由政府设官管理的，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劳动者受到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大量逃亡。武宗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中书省臣言：“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弛。”[537] 对此，元朝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少改进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原有的屯田在战争影响下大多遭到破坏。但是，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又迫使元朝政府和新建立的地方政权都以兴建屯田作为解决粮食供应的重要手段。至正十二年（1325），元朝政府在河南置屯田8 处，在汴梁设都水庸田使司进行管理。[538]至正十三年在大都周围大规模开展屯垦。十五年“以各卫军人屯田京畿，人给钞五锭”。“本管万户督其勤惰。”同年又下令：“凡有水田之处，设大兵农司，招集人夫，有警乘机进讨，无事栽植播种。”[539] 为此设立了保定、河间、武清和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都在大都附近。元朝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海运江南的粮食，此时海运不至，只能依靠大都周围的屯垦。后来仍不断在大都周围组织屯种，直至灭亡。元朝一些地方官员，也以屯田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比较著名的如太平、崔敬在济宁（路治今山东济宁），余阙在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在农民起义军方面，宋政权的将领毛贵在山东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540]。规模很大。但毛贵不久被杀，屯田未能继续下去。原是农民起义后来投降元朝割据一方的张士诚，“广屯洪泽、芍陂之田，以佐其兵费”[541]。但很快两淮成为朱元璋、张士诚争夺之地；屯田又再次荒废了。起义军中屯田最有成绩的是朱元璋，他早就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542] 朱元璋原来势力微弱，后来日益壮大，战胜群雄，这和他重视屯田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

元代农学家王祯说：“灌溉之事，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厚利也。”[543]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蒙古国下令修京兆三白渠，这应是元代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最早记载。但总的来说，蒙古国前四汗对此是不重视的。忽必烈即汗位后，重视农业，对水利灌溉工程也很关注。中统三年（1262），中书左丞张文谦荐郭守敬“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忽必烈召见。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除第一事浚中都旧漕河外，其余五事均为修治灌溉工程。“每奏一事，上辄曰：‘当务者，此人真不为素餐矣’。即授提举诸路河渠。”[544] 郭守敬的进用，首先因为提出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的建议。由此也反映出忽必烈对水利灌溉事业的兴趣。不久，郭守敬追随张文谦，修复中兴（今宁夏银川）水利灌溉渠道有功，至元二年（1265），被提升为都水少监。至元七年（1270）二月，忽必烈下令设司农司。司农司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其中一款专门谈水利灌溉问题：“随路皆有水利，有渠已开而水利未尽其地者，有全未曾开种并创可挑撅者。委本处正官一员，选知水利人员一同相视，中间别无违碍，许民量力开引。如民力不能者，申覆上司，差提举河渠官相验过，有司添力开挑。外据安置水碾磨去处，如遇浇田时月，停住碾磨，浇溉田禾。若是水田浇毕，方许碾磨依旧引水用度，务要各得其用。虽有河渠泉脉，如是地形高阜不能开引者，仰成造水车，官为应副人匠，验地里远近，人户多寡，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水之家均补还官。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所据运盐运粮河道，仰各路从长讲究可否，申覆合干部分定夺，利国便民，两不相妨。”[545] 这一款对农田水利灌溉的种种情况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是允许百姓开引水渠，力量不足者，“有司添力开挑”。一是浇田时月停住碾磨，这是因为碾磨用水力推动，影响灌溉。一是鼓励使用水车。一是调整运盐河道与灌溉用水的关系。运盐河道往往是人工开凿的，大量引水必然影响灌溉。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水利灌溉法规。

至元九年（1272）二月，“诏诸路开浚水利”[546]。诏旨的全文是：

谕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管站、打捕鹰房、僧、道、医、儒、也里可温、答失蛮头目诸色人等：近为随路可兴水利，遣官分道相视见数，特命中书省、枢密院、大司农司集议得，于民便益，皆可兴开。为此，今降圣旨，仰大司农定立先后兴举去处，委巡行劝农官于春首农事未忙，秋暮农工闲慢时分，分布监督，本路正官一同。开挑所用人工，先尽附近不以是何人户，如不敷，许于其余诸色人内差补。外据修堰渠闸一切物件，必须破用官钱者，仰各路于系官差发内从实应付。具申省部，务要成功。先从本路定立使水法度，须管均得其利。据该开渠地面，诸人不得遮当，亦不得中间沮坏。如所引河水干碍漕运粮、盐，及动碾磨使水之家，照依中书省已奏准条画定夺，两不相妨。若已兴水利未尽其地，或别有可以开引去处，画图开申大司农司定夺举行，劝农官并本处开渠官却不得因而取受，非理骚扰。[547]

这是元朝政府就水利灌溉事业颁布的专门诏令，其中对工程的举办季节、工程动用人工的办法，以及工程经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还要求工程建成后“定立使水法度”。从诏令还可看出，元朝政府为了兴修水利，还曾“遣官分道”进行调查，并且由中书省、枢密院、大司农司共同进行研究部署。这些规定是对《劝农立社条画》中有关水利灌溉条款的进一步补充。在如此相近的时间内，接连发布有关水利灌溉的诏令，说明元朝政府对这一事业的重视，而诏令中的各项规定，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元朝政府中设有都水监，“秩从三品，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548]。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是都水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郭守敬因修治中兴水渠有功提升为都水少监，可知这一机构的设立应在至元二年（1265）或以前。郭守敬在任都水少监以前曾任提举诸路河渠、副河渠使。都水监一度废除，至元二十八年（1291）重新设立，从此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重设的都水监以当时已任太史令的郭守敬兼领监事。后来出任都水监的有以开辟海运闻名的罗璧。[549] 著名水利专家任仁发在元代中期曾任都水少监。[550] 成宗大德八年（1304）五月，为了浚治吴松江，曾在平江（今江苏苏州）立行都水监，“以董其程”[551]。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工程结束后即撤销。[552] 都水监之外，又有都水庸田司。成宗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主水利”[553]，设司的地点是平江，“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554]。七年（1303）二月撤销。[555] 泰定三年（1326）正月，“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556] 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因“殊无实效”而革罢。顺帝至正元年（1341）复立。[557] 浙西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浙西的粮食生产对国家来说至关紧要，而浙西的农业生产与以太湖为中心的水利灌溉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元朝政府设置行都水监、都水庸田司专门进行管理。此外，关中等地还设有河渠司，负责水利。

元代水利灌溉事业以陕西、宁夏、浙西、四川较为突出，其他地区亦有不少建设。

关中地区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灌溉工程是郑白渠。郑渠（郑国渠）修于秦始皇时，白渠修于西汉，都是利用泾水灌溉。郑渠、白渠都起自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向东行，白渠在郑渠以南。郑渠注入洛水，白渠南入渭水，二渠灌区相连，后人合称为郑白渠。郑白渠对关中的粮食的生产，起过巨大的作用。唐代郑渠作用不大，白渠下分三支，即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故又有三白渠之称。宋、金二代，都对三白渠进行治理。“白元伐金以来，渠隁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558] 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命梁泰充宣差规措三白渠使，拨2000 户及木工20人，牛1000头，进行修治，并就地屯田。后来又屡次治理，另开新口，可灌田9000余顷。[559] 至正二十年（1360），“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560]。这时元末农民战争仍在进行，关中地区连年处于动乱之中，是否顺利修治并取得效果，颇为可疑。

泾水灌区有比较严密的管理制度。在工程维修方面，主要有：设专人看管渠堰，“若有微损，即便补修”；分水时各县正官一员亲诣监督分用；“开斗（斗门，出水口）浇田”时，“[河]渠司差人随逐使水”；“凡修渠堰，自八月兴工，九月工毕，春首则植榆柳以坚堤岸”；“凡水广尺深尺为一徼，以百二十徼为准，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报，所司凭以布水，各有差等”。“水广尺深尺”即一平方尺，这是一种过水量的计算单位。在用水制度方面，主要是：“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状，官给申贴，方许开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涨水歇渠，七月住罢”；“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顷六十亩，仍验其工给水”；“行水之序，须自下而上，昼夜相继，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辍功”。对于违反规定的，“断罚有差”[561]。这里所说的“夫”指修渠时出工的人夫。这些规定都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很有价值，代表了当时的管理水平。

西夏立国，重视水利。“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今宁夏银川）、灵（今宁夏灵武）则有占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562] 西夏灭亡，渠道荒废。至元元年（1264），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563]。郭守敬随之前往。“先是，西夏濒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兴州者，一名唐来，长袤四百里；一名汉延，长袤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长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溉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公（郭守敬）为之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564]“汉延”即“汉源”。这些水渠的修复对于当地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明人王邦瑞说：“唐来诸渠，前人之绩伟矣……今所治者，皆元人郭守敬遗法。大约导河为首渠，又导为支渠，又播为沟浍，达于亩，首尾绵亘，至二、三百里。条分缕析，至千万派而后家至户到，公私沾足。”[565] 可见郭守敬修治之后，明代亦蒙受其利。

浙西水利灌溉，以太湖为中心。太湖水利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水系的混乱造成的排水不畅，引起各种灾害。在统一以后一段时间内，元朝政府没有重视太湖水系的治理。“国家收附江南三十余[年]，浙西河港、围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一遇水旱，小则小害，大则大害。”“以致苏、湖、常、秀之良田，多弃为荒芜之地。”其中太湖的主要排水道吴松江“日就淤塞”，成为最突出的问题。[566] 造成湖、河淤塞废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权势之家围湖造田所致。“此湖（指太湖）在宋时委官差军守之，湖旁余地，不许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泄水势。今既无人管领，遂为势豪绝水筑堤，绕湖为田，湖狭不足潴蓄，每遇霖潦，泛滥为害。”[567] 世祖忽必烈末年，曾动用民夫二十万疏掘“太湖、练湖、淀山湖等处并通江达海河港，又加以修筑围岸，自此岁获丰收”。但由于管理不善，“大盈等浦涨塞如旧，吴松江面淤淀愈增”[568]。“江浙税粮甲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极下，水锺为震泽。震泽之注，由吴松江入海。岁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为田，水道淤塞，由是浸淫泛滥，败诸郡禾稼。”[569]成宗大德八年（1304）五月，“中书省臣言：‘吴江、松江实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余里，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户役万五千人浚治，岁免租人十五石，仍设行都水监以董其程。’从之”[570]。这次浚治吴松江，出于著名水利专家任仁发的建议。[571] 行都水监即为此设置，说明元朝政府对此事的重视。这一工程动用民工万五千人，自大德八年十一月始，到九年二月结束，“西自上海县界吴松旧江，东抵嘉定石桥洪，迤逦入海，长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三尺步，深一丈五尺，阔二十五丈”。工程名义上由行省平章彻里主持，实际负责人是任仁发。[572] 这次疏浚以后，浙西“稍得丰稔”。但不到二十年，“又壅闭，势家愈加阻占，虽得征赋，实失大利”。“旧有河港联络官民田土之间藉以灌溉者今皆填塞。”至治三年（1323），元朝政府对太湖排水问题作了全面的调查，泰定元年（1324）动用民工四万余人，仍由任仁发负责施工，在次年正月完成。“计创石闸六，筑塍围八千，浚沟汊千有奇，太湖众水东入于海。”[573] 又过了十余年，顺帝至正元年（1341），江浙行省上奏：“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于举行，堤防废弛，沟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于是又动员十余万人，“撩漉吴松江沙泥”，浚治河渠及诸塘。[574] 有元一代最后一次大规模浚治太湖排水工程是由张士诚主持的。至正十一年（1351），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不久，张士诚崛起于淮东，进取浙西，名义上归附元朝，实际上割据一方。至正二十四年（1364），张士诚动员兵、民十万（一说二十万），浚治河渠，重点是治理常熟（今江苏常熟）以东的白茆港。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长洲县民俞宁仁等诣县，状诉：‘苏州之东，松江之西，皆水乡，地形洿下。上流之水迅发，虽有刘家港，难泄众流之横渍。张氏开白茅港，与刘家港分杀水势。自归附以来，十余年间，并无水害’”[575]。“张太尉庙，在白茆市，洪武四年建。相传张士诚浚浦有功，民祀之。”[576] 张士诚为朱元璋所灭，入明以后，当地百姓还为他说好话，建庙奉祀，可见这一工程确有成效。

以排水为中心的太湖水利工程，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大规模举行，其原因有二。一是势豪侵占水面造田的现象始终未能遏止，二是有关部门管理不善。在所有水利灌溉工程中，元朝政府对太湖水利工程最为重视，耗费的人力物力最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两浙地区濒海，常有海潮为害，因而有海塘的修筑。成宗大德三年（1299）盐官州（今浙江海宁）的塘岸崩。仁宗延祐六、七年（1319—1320），“海汛失度，累坏民居，陷地三十余里”。都因沙涨，未能修治。泰定四年（1327）二月，风潮大作，冲坏了盐官州的城郭。八月，秋潮汹涌，水势愈大，元朝政府不得不进行修治，建造大石塘，“作竹籧篨，内实以石，鳞次垒叠以御潮势”。先筑石囤二十九里余，后又接垒石囤十里，在天历元年（1328）八月完成。石塘修成后，“水息民安”。元朝政府因此改盐官州为海宁州。[577] 以上说的是钱塘江北岸的海塘，亦即浙西海塘。钱塘江南岸亦有海塘。上虞（今浙江上虞）“负海为邑，其北为潮汐上下之地，旧垒土为堤以障之”。“自大德以来，水暴溢则堤岸时有冲溃，既治辄坏。至元又元之六年六月，风涛大作，其地曰莲花池等处，啮入六里许，横亘二千余尺，并堤之田莽为斥卤。岁加缮完，民罢于筑堤之役。”余姚州“濒海诸乡同受其病”。余姚州先“以石易土”，上虞县在至正七年（1347）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到至正九年完成。“其为制则错直坚木以为杙，入上八尺，卧护侧石以为防，高与杙等，然后叠巨石其上，纵横密比穹厚键固，复实刚土杂石而筑平之，重覆以石。堤之崇卑视海堧为高下焉。既成，度计之，凡为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尺。又即浚沟，上筑土堤，以为内备，高广过之，隐然若重城之捍蔽矣。”[578] 也就是说，这次修筑的海塘是二重的，一重为石塘，一重为土塘。两浙海塘的特点是以石塘代替土塘，对于当地的农业生产起了保护的作用。

淮西的芍陂（今名安丰塘，在安徽寿县南部），是创始于汉代的著名水利灌溉工程，历代都曾加以修治。宋、元战争中，两淮是双方激烈交战之地，芍陂也遭到破坏。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在芍陂设立屯田。至元二十四年（1287）千户刘济“以二千人与十将之士屯田芍陂，收谷二十余万，筑堤二百二十里，建水门、水闸二十余所，以备蓄泄。凿大渠自南塘抵正阳，凡四十余里，以通转输”[579]。刘济死于至元二十八年，在他死后芍陂屯田进一步扩大，屯户近一万五千，水利工程亦应有所扩充。元朝又在淮东淮安路（路治今江苏淮安）立屯田，利用洪泽湖水灌溉。董守义曾任洪泽屯田万户，“初屯之陂塘多仍其旧，隘不足以容水，公渐开之，广袤四十五里。作木岸二百五十丈于塘口，御风浪之冲，而水利无复遗患。然地势卑下，行潦时至，庐舍岁忧漂流。公乃循堤置闸，闸有驿以容守者，凡卄二所，皆有名”[580]。芍陂、洪泽的屯田，是与水利兴修分不开的。

在西南方面，元代有两项重要的灌溉工程。一是整治都江堰。战国时李冰修都江堰，灌溉四川平原，“民用以饶”。但“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后至元元年（1335）十一月，四川肃政廉访司佥事吉当普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以后对都江堰灌溉工程全面进行整治。都江堰的主要工程鱼嘴分水堤建筑在岷江江心，其作用是分流引水，自李冰至元代，一直用竹笼垒砌。此次整修，采用条石圬工砌鱼嘴，条石之间用铸铁锭扣联，并用桐油麻丝拌以石灰嵌缝。在鱼嘴首部“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用来抵抗水流的冲击和木筏的碰撞。对易崩坏的堤岸，则砌大卵石保护。并在堤上种植杨柳和蔓荆以加固。“所至或疏旧渠而导其流，以节民力，或凿新渠而杀其势，以益民用。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蓄之。”这次工程是都江堰建成后一次大修，在技术上有重大改革。修成以后，对当地农业用水有很好的作用，“常岁获水之用仅数月，堰辄坏，今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数，四时流转而无穷”[581]。另一项是云南昆明池水利工程。元代，云南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至元十年（1213），元朝以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582]。昆明池即滇池，位于善阐（今云南昆明）南，金马山与碧鸡关之间。当时“昆明池口塞”，所以“水及城市，大田废弃”，张立道浚治昆明池西南海口河，降低昆明池水位，露出池滨大片陆地垦为农田。但海口河两岸高山，水流平缓，泥沙淤积，河床逐渐加高，因此后来仍有疏浚之事。成宗大德五年（1301）六月，“开中庆路昆阳州海口”[583]。元代中庆路治昆明，昆阳州属中庆路，在昆明池南，即今晋宁县。这条记载便是海口河继续治理一例。[584]

以上所说是元代规模较大的几项水利灌溉工程。两浙海塘并非水利灌溉工程，但对保障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并述及。元代其他水利灌溉尚有不少，如：怀孟路的广济渠，“引沁水以达于河”。它是中统二年（1261）修治的，“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五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二十余年后“渠口淤塞，堤隁颓圯”，天历三年（1330）重新加以浚治。[585] 成宗时，乌古孙泽为海北海南道廉访使，“雷州（路治今广东海康）地近海，潮汐啮其东南，陂塘硷，农病焉。而西北广衍平袤，宜为陂塘。泽……教民浚故湖，筑大堤，堨三溪潴之，为斗门七，堤堨六，以制其嬴耗，酾为渠二十有四，以达其注输。渠皆支别为闸，设守视者，时其启闭，计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潟并为膏土”。[586]

总的说来，元代的水利灌溉工程以修复前代已有的工程为主。前代修建的灌溉工程，大多是经过精心筹划而且发挥过巨大效益的，加以适当的维修，便有事半功倍之利。元代农学家王祯说：“天下农田灌溉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遗迹……皆能灌溉民田，为百世利，兴废修坏，存乎其人。夫言水利者多矣，然不必他求别访，但能修复故迹，足为兴利。”他的话应该说反映了当时一些农学家、水利学家的共同想法，而且元朝政府也是按照这一想法办事的。元朝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从总体来说，规模并不太大，作用自然也是有限的。王祯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方今农政未尽兴，土地有遗利。夫海内江淮河汉之外，复有名水万数，枝分派别，大难悉数。内而京师，外而列郡，至于边境，脉络贯通，俱可利泽。或通为沟渠，或蓄为陂塘，以资灌溉，安有旱暵之忧哉！”[587] 元代中期起，水旱灾荒，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多数地区。这种情况，从反面说明了这个时期水利灌溉事业的滞后。也就是说，要看到元朝政府兴办水利的成绩，但不能估计过高。

一般的水利灌溉工程，通常由受益人户出劳动力修治，如广济渠由五县“使水人户，自备工力”赴工。[588] 陕西利用泾水新开石渠分流浇溉民田七万余顷，“验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隁，至十月放水溉田，以为年例”[589]。也有一些工程，规模较大，则由政府拨给钱、粮，如泰定年间修吴松江，“常州、湖州、嘉州、平江与本府（松江府）不分是何人户，实有纳苗田一顷五十亩差夫一名，计名四万有奇，每名日支口粮三升，中统钞一两”[590]。元代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多数使用年限不长，十余年或二十余年即须大修，上述太湖浚治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权豪绝水造田和立碾磨是很重要的因素。太湖系统多次修浚，主要是权豪围湖造田导致的后果。而广济渠则“因豪家截河起隁，立碾磨，壅遏水势”，以致“堤隁颓圮”[591]。元朝各级政府对于权豪的此类行为，或则纵容，或则束手无策，这便使水利灌溉工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上面所说的是政府兴建的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元代小型水利灌溉设施有相当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至元七年的《劝农立社事理条画》中有“许民量力开引”和“成造水车”的规定，都是鼓励建造小型水利设施。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总管王结告谕属下百姓说：“仰濒河有地之家，果然水势可及，当计会通晓水利之人，凿渠引水，改种稻田。若独水难成，或无知水利者，可采画地形水势，陈说堪以兴修事理，申告上司，添力开挑。如地高，泉脉不能上流，仰成造水车，设机汲引，浇灌田苗。有不解制造者，亦听申覆上司，开样颁降。此皆江淮已验良法，条画许令举行，虽南北风土不同，亦有可为之处。农民慎勿乐因循，惮改作，视为迂阔而不之信也。”[592] 王结所说，实际上是具体阐明《劝农立社事理条画》的规定，故称为“《条画》许令举行”。而从“此皆江淮已验良法”可知，江淮地区推行小型水利灌溉设施，已经取得成效，北方则显然差一些。

水利灌溉，“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根据王祯记载，元代水利灌溉的设施多种多样，有“排水障水”的水栅，“开闭水门”的水闸，蓄水的陂塘、水塘，溉田的翻车（龙骨车）、简车、筒车、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连筒、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瓦窦、石笼、渠、阴沟（行水暗沟）、井、竹箕等多种名目。[593]其中如水转翻车、高转筒车都是首次见于记载。多种水车的出现，和上述《条画》关于“造成水车”的规定，亦可证明王结所说“设机汲引”浇灌高地不是空话。

第四节 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元代，就全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则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有地则有税。”[594]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土地的登记造册，作为征发赋税的依据。

金、元之际，北方农业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蒙古国在北方农业区征收赋税，主要以丁或户为计算单位。科差（丝料、包银）以户计。税粮“仿唐之租庸调”，唐代租庸调以人丁为本，蒙古窝阔台汗时，“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1236），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595]。后来有所调整，民户交丁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596]。在全体居民中，民户无疑占有比重最大，也就是说，税粮应是以丁粮为主的。这一时期，蒙古国重视的是户口登记，土地登记只是户口登记的一个项目，没有单独进行过。

世祖中统五年（1264），下诏：“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597] 鼠尾簿的全名是丁口产业鼠尾簿，上面登记的内容除丁口之外，还有产业，“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土地作为产业的重要部分，无疑便登记在鼠尾簿上，所以税粮的征发，土田的词讼，“一一凭籍照勘”[598]。鼠尾簿之外，没有专门的土地籍册。而鼠尾簿中的“产业”，应是在户口调查时“自实”或社长、里正代为申报的，并非政府专门调查的结果。鼠尾簿中的土田登记，实际上是很混乱的，一是“自实”或社长、里正申报时，往往营私舞弊，任意增减；二是土地买卖盛行带来的混乱。常见的是军田、民田的纠纷。如上所述，民田按丁纳税，军田除四顷外按亩纳税，前者是丁税，后者是地税。但军买民田，或民买军田，因而“破坏格例，既纳丁粮，因买得地税之地而并当地税，或地税之家，买得丁粮之地而并纳丁粮。如此重并，府司屡申，终不开除，反致取招问罪，不惟案牍繁乱，名实混淆，军民重并，使国家号令不一，前后失信”[599]。就是军户之间、民户之间的土地买卖，往往也不能及时在鼠尾簿上添除。胡祗遹作为监察官员“巡按”过程中写诗道：“年深岁久不通推，贫富高低几变移；官员坐观恬不问，妄增擅减在乡司。”[600] 便是指这种混乱情况而言的。尽管不时有人以此为言，但元朝政府一贯采取因循苟且的态度，不愿认真进行土地登记。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元朝政府“又定诸路差税课程，增益者即上报，隐漏者罪之，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601]。所谓“履亩增税”就是核实登记田亩，按登记数增加赋税。显然，这道命令是禁止地方政府对土地进行调查登记。

元朝平定江南以后，原则上沿用南宋原来的地亩登记。“宋南渡后，金华县诸名额田体量于绍兴辛酉，检踏于嘉定甲申，覆量于咸淳丙寅，立法详而为制密，户有恒征，地无遗利，犹不失有田斯有赋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赋税，以诏力役。”[602] 浦江县在元代与金华县同属婺州路，元代后期核实田亩时“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603]。可见当地长期沿用南宋土地登记的数字。这种情况应该是很普遍的。也有一些地方，在宋、元交替之际，各种籍册损失殆尽，于是便由地方职事人员申报。例如南丰（今江西南丰），“咸淳中，南丰行自实法，凡有田者各书其户之顷亩租收实数，悉上于官，以为版籍……归附初，兵毁交至，簿书煨烬”[604]。松江（今江苏松江），“归附之后，亡宋科征文册散失殆尽，至元二十四年催纳税粮，止凭乡司草册数目”[605]。上述南丰亦应如此。兵火之余，土地占有状况一定会有很大变化，沿用南宋籍册已不合适；至于籍册数失听凭职事人员申报，必然造成混乱，以上情况为权豪势家侵占土地、隐匿租税大开方便之门。江淮以南与北方不同，江淮以南的税粮按地亩征收，地亩不实必然带来税粮的减少，元朝政府不能不重视江淮以南的土地问题，采取新的有别于北方的对策。具体来说，就是重新核实土地数额，这就叫作“经理”：“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606]

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元朝政府下“诏籍江南户口”[607]。这次籍户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包括土地在内的“事产”，“漏报事产[杖]七十七下”[608]。这一年闰二月，江南行大司农司就清查江南官田提出意见：“先奉《条画》内一款：亡宋各项系官田土，每岁各有额定子粒，折收物色。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影占，以为己业佃种，或卖与他人作主。立限一百日，若限内自行赴行大司农司并劝农营田司出首，与免本罪，其地还官，止令出首人种佃，依例纳租。据在前应收子粒，并行免征。若限外不首，有人告发到官，自影占耕作年份至今应收子粒，尽数追征。职官解见任，退闲官军民诸色人等，验影占地亩多寡，就便约量断罪。仍于征到子粒内，一半付告人充赏。钦此。行大司农司议得，犯人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一百亩以下杖六十七下，三百亩以下杖七十七下，五百亩以下杖八十七下，一千亩以下杖九十七下，已上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609]。同年三月，“行大司农司参照议拟到元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富豪兼并之家，多有田土，不行尽实报官，或以熟作荒，诈冒供数。许限内出首改正。如限外不首，有人告发到官，其地一半没官，于没官地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仍验地亩多少，约量断罪。’钦此。行大司农司议得，犯人十亩以下笞四十七下，一百亩以下杖五十七下，三百亩以下杖六十七下，五百亩以下杖七十七下，一千亩以下杖八十七下，二千亩以下杖九十七下，已上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610] 与此同时，“行大司农司参照议拟到元钦奉《条画》内一款：‘田多之家，多有诡名分作数家名姓纳税，以避差役，因而靠损贫难下户。许令依限出首，与免本罪，依理改正。限外不首，有人告发到官，验诡名地亩多寡断罪，仍于犯人名下量征宝钞，付告人充赏’。钦此。行大司农司议得，犯人十亩以下笞三十七下，六百亩以下笞四十七下，三百亩以下杖五十七下，五百亩以下杖六十七下，一千亩以下杖七十七下，二千亩以下杖八十七下，三千亩以下杖九十七下，已上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611] 以上三项均是行大司农司根据《圣旨条画》的条文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所说《条画》名目及颁布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应是与江南籍户的诏令同时发布的，否则其中“立限一百日”就难以理解了（其余两件中“限内”“依限”应同）。可以认为，此次籍户，除户口外，并进行包括土地在内的“事产”登记。与此同时，元朝政府对富豪兼并之家隐占官田、田土不尽实报官和诡名纳税现象进行清理，实际上也是为了做好籍户时的“事产”登记工作。

此次籍户时，庐州路（路治今安徽合肥）同知马煦“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612]。这就是“自实”，其他地方料亦采取类似的登记方法。但是，这次籍户的重点显然在于户口，对于土地并不重视。前引金华、浦江的例子说明，在至元二十六、七年抄数以后，起作用的还是南宋咸淳年间的土地籍册。又如丽水（今浙江丽水），元代后期查勘学田归属时，还是“查照本都亡宋咸淳二年推排核实田亩，及至元十七年讲究取勘田亩流水簿”[613]，后一种流水簿应是入元之初根据咸淳二年籍册编造的。却没有提到至元二十六、七年土地籍册。文宗至顺年间编纂的镇江地方志，专门有“田土”一卷，其中说：“《嘉定志》不载亩数，惟载夏、秋二料（科）……其后又益以公田，及拘没丁府田。至于民田数，则阙而不载。归附之后，尚稽检核。延祐乙卯，然后立法经理。”[614] 根本没有提到至元二十七年籍户时的土地登记。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此次籍户时土地登记并未认真进行。对于富豪兼并之家隐占官田、田土不实和诡名纳税等现象，显然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行司农司的规定可以看出，隐占官田处罚最重，其次是田土不实，再次是诡名纳税。早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政府就决定江南清查官田：“十二月甲辰朔，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逾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615] 至元二十七年的《条画》和行大司农司规定，实际上是二十一年决定的延伸。政府从官田得到的是地租，比民田的税粮要重得多，所以重视官田的清查，隐占官田的处罚也重。

至元三十年（1293）三月，元朝政府重立行大司农司，管理农田水利，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追寻豪右之家隐藏田地”。“赛因囊加台燕公楠言：‘蛮子地方富豪之家隐藏官田地多，立行司农司衙门，隐匿田地我寻觅出来。’”忽必烈同意他的建议。[616] 赛因囊加台（带）是忽必烈赐给燕公楠的名字，燕公楠为大司农，“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钞二千六百贯、帛千五百匹、麻丝二千七百斤”[617]。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时又有括田之令，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顷以应命，而反复苛横之苦，视他而少息矣”[618]。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在出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之后，元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可知“括田之命”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后的事，应即行大司农司重立后的措施。[619] 所谓“有田互相根括”，应是命田多之家互相检举。重立行大司农司专门从事官田的搜括，说明在此以前清理隐占官田并未见效。此次检括有一定效果，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成宗铁穆耳嗣位，次年（元贞元年）“以究藏不多，无济于事”，又将行大司农司撤销。[620]

至元二十七年籍户和至元三十年成立行大司农司，都与土地的调查登记有关，但前一次并未认真进行，后一次规模有限，影响都不大。真正大规模的经理，是在元仁宗（1312—1320）时进行的。延祐元年（1314），“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税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621]。章闾又作张驴，系同名异译。此事的实际发动者是当时的右丞相铁木迭儿，他以此作为解决“经用不给”的一项措施，章闾不过奉命行事而已。[622] 上奏所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无疑指至元二十七年籍户和至元三十年追寻官田而言。此次经理的范围，限于江浙、江西、河南三省，[623] 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此次经理的具体办法是：“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624] 除了民间的土地以外，“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625]。将这次的规定与至元二十六年的有关规定相比较，可以看出：（1）限期短促。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限百日，此次限四十日。（2）处罚较重。至元二十六年处罚隐占、虚报十亩以下最重为杖五十七下，此次为七十七下；至元二十六年隐占、虚报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此次一百亩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显然，元朝政府力求在短时期内用严刑苛法来实现对三省土地的清查。

延祐元年开始的经理，其结果是：“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626] 三省总计2650543顷。在此以前三省土地数缺乏记载，因此对此次经理所增田亩数难以作出说明。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经理期间，承办的官吏多方设法增加田土数目，“寸畦尺畛，咸入版图”。经理所得田亩，都要登记入册，称为“经理册”。在经理登记时，分别土地总属（田、地、山、荡、池塘、杂产）、官民、荒熟、输复（纳粮、免粮）等多种项目，是相当细致的。[627]

这次经理是延祐元年（1314）发起的，但实际施行则是在第二年。“延祐二年正月初三日，钦奉圣旨，立限经理旧粮。”经理时先由百姓、寺院、学校、机构“自实供报”，然后“官司复验，归类造册，作数在官”[628]。在实施过程中，“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629]。“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输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630] 元代的河南行省范围很广，包括今天的河南省和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淮西）、江苏北部（淮东）。淮河以北地区，原来就是元朝的属地，居民交纳税粮以丁税为主，只有几种特定的人户纳地税。现在行经理之法，在括勘田土之后，又要按地亩数交地税，所以称之为“重并科粮”。“荆襄”在今湖北北部，亦属河南行省。荆襄、两淮，在江、淮之间，由于宋元战争的破坏，土地荒芜现象很严重，虽经开垦，仍有大量荒地存在，此次括勘便将这一带的“沙碛作熟收征”。这是河南行省的情况。江西“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631]。江浙行省管辖下的饶州路乐平州（今江西乐平），“延祐经理，官吏务增民粮，以希功赏。君（叶芳）所居寄产户粮多，土著户粮少，外处浮寄之粮敷派其数于本处实有之田，增加不啻三倍。君百计根索旧籍粮石可凭者辨明于官，仍自捐重贿赂吏。本土之民免受虚增之粮，君之惠也”[632]。本来当地居民因经理要增加税粮三倍，叶芳给官吏送了厚礼，才得免除，其他地区就不见得有如此幸运。后来，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受到审查，张驴正是在江浙行省负责此事的。[633]

延祐二年（1315）四月，“赣州土贼蔡五九聚众作乱”[634]。蔡五九是宁都州（今江西宁都）人，起事的原因是“宁都官吏经理田粮，残虐启衅”[635]。八月，元朝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官员上奏：“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仁宗同意。[636]九月，蔡五九被元军所杀，起事失败。但是元朝政府并未真正取消经理及“冒括田租”。这一年十一月“以星变赦天下，减免各种差税有差”[637]。其中规定：“河南、江浙、江西三省，经理自实出隐漏官民田土，合该租税，自延祐三年为始，与免三年。”[638] 这就是说，经理仍然有效，只是括勘出来的“隐漏官民田土”，可以免税三年。延祐五年（1318）六月，“御史台臣言：‘昔遣张驴等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虚增粮数，流毒生民，已尝奉旨俟三年征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当如例输之，其河南请视乡例减半征之’。制曰可”[639]。既承认“虚增粮数”，但又要“如例输之”，充分暴露了元朝政府的蛮横和无耻。河南“减半征之”是出于地方官的要求：“二年，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640] 另有记载说：“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有逃窜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间虚粮二十二万，民赖以安。”[641] 两种记载差别很大，前者是每亩减半，后者是省虚粮。从政府的诏令来看，显然正确的是前者，也就是说，凡河南此次经理增加的田土，一律采取每亩减半征收的办法，不管是虚是实。元朝政府为什么对河南采取不同于江浙、江西的办法？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河南的税粮原来已纳丁税，现在经理出来的土地，又要纳地税，等于重复征收，所以不得不稍示优待。从此可以看出，汴梁一路经理所得田粮在减半以后尚有二十二万石，河南一省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加上江浙、江西，可想而知。

延祐五年六月征收括田税粮的命令下达后，引发了新的动乱。十月，“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征新租，招谕之”[642]。赣州路是蔡五九起事的地方。元朝政府此次“免收新租”是指所有经理地区而言，还是仅限于动乱地区，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免收”一定和延祐二年的“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一样，不过是应付动乱的权宜之计，一旦被镇压下去，便会依旧征收。

泰定元年（1324）六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因灾异上言，“极论当世得失”，其中之一便是要求改正延祐经理的弊政，“两淮河南田土……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这一建议和其他建议一起均遭到泰定帝的否定。[643] 由此亦可看出，延祐经理虚增的田粮，后来一直是征收的。元朝政府通过经理“以益赋税”的目的，是实现了的。有记载说：“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644] 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元朝政府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义务，主要有税粮、科差和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几项。科差主要行于北方。就江南地区来说，税粮一般是按亩征收的，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摊派以户等为据，户等是按丁力资产划分的，土地在资产中占很大比重，有不少地方直接以土地多少作为摊派的标准。因此，土地登记的情况，不仅与税粮交纳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必然影响到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摊派是否公平。有元一代，杂泛差役的负担，较之税粮，更为沉重，“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645]。元朝末年危素说：“嗟乎，赋役之难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户口之贫富无恒业，土田之贸易无恒主，由是虽欲其均，卒莫能均。”[646] 危素指出江南赋役决定于土田是对的，但他分析“不均”时只讲了一方面的情况，即土地的买卖引起的混乱。这种情况确是普遍存在的，“夫民力不齐，大者三十年，少者十年，强弱异矣。官据籍不知变……不亦误耶”[647]。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那便是权豪势家与官吏相勾结，“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648]。“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闾左之民。”[649] 田土不实导致赋役不均，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也给赋役的征收和摊派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江南的不少地方行政官员，为了“均赋役”，便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进行核实田亩的工作。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早在世祖至元、成宗大德年间，已经有人着手核实田亩。危素说：“予尝求能核其有田无税、有税无田以定力役者，盖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间绍兴新昌县尹李君，其一大德间金溪县尹赵君，其一同知余姚州事刘君。”[650]“刘君”事迹下面将会说到。但在元代前、中期，是个别的。到了元代后期，核实田亩的地方官多了起来。从现存的记载来看，元代后期江南的不少地区，都有核田之举，其中以浙东最为突出。浙东有两次规模较大的核田行动。一次在顺帝至正二、三年（1352—1353）间。至正元年（1351），泰不华除绍兴路（路治今浙江绍兴）总管，到任后，“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651]。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州（今浙江余姚），核实田亩成绩突出，“自陈者五万人，或无粮今自实有至三、五百亩者，至于消积年之争讼者七千余事”。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告结束。[652] 绍兴路属下的其他州县亦应有此类举动，但缺乏记载。第二次在至正十、十一年间（1350—1351）。董守悫为浙东廉访使，由于廉访司佥事余阙的推动，他在婺州路所属六县一州全面推行的核田定役，“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图、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实者没其田。令既浃，乃保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履亩的结果是建立各种土地籍册，“册成，一留县，一藏府，一上宪司”[653]。此次核田，有很多记载。如浦江“赋役不均，吏并缘为奸，是故贫益贫而富益富……会宪司行随产当差之法，他州县皆别遴官，独浦江就委侯（浦江县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行之，盖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令民自实其业，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命里长履亩而推正之，及命邻都覆核。侯躬校簿书，正其是非，斥其隐蔽，更造册籍，灿然明白，积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尽除之。然后依粮定役，咸服平先”[654]。义乌，“至正十年，浙东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由民田有不实，乃俾属郡括其实以赋役，且命有田者随其田之所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来莅其事于义乌……凡民有田，俾其自陈，里胥载核，徂隰徂畛。且稽故籍，质其伪真，钩隐弗遗，增崇弗逾。既括而实，乃籍乃图，图籍既完，弗缪弗汙。按籍以役，庳高用敷。豪民大家，徭兼役重，单夫窭人，获免于佣。富既弗病，贫将终丰”[655]。“田政久废，民或无田而被役，而多田者其役顾与下户同。公（义乌县达鲁花赤亦怜真）奉宪府令，尽括其实，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飞寄诡匿，多田者则随其田所在，验米之数以受役，而下户细家役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656] 核田还在处州路（路治丽水，今浙江丽水）进行。庆元、龙泉都是处州的属县。“会分宪余公阙以括赋役不均，举行核实，各县皆择人往董之，推庆元就以属公（庆元县尹孔暘）。乃令民以多寡自占，即不实，罪及邻保。守法周而用法严，民自占，无敢不以实。赋以田制，役以赋定，富者幸免，贫者重困之患遂除。”[657]“部使者余公阙……复命侯（处州路青田县尹叶琛）垦田龙泉，召有田之家履亩而实之，验民粮多以定科徭……事成，移婺之武义，侯垦田定赋一如龙泉。”[658] 此外，白景亮在衢州，[659] 雷机在福建兴化，[660] 王文彪在湘乡，[661] 唐棣在休宁，[662] 也都推行过核田定役的措施。

总起来说，核田的主要目的在于定役。核田的方法大体上仍是自实与举报相结合，个别地方还有“履亩”之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核田，并非中央政府的统一命令，而是地方监察或行政官员的行为。凡是举行此事的官员，一般是比较廉正、有所作为的，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核田均税，最善政也。”[663] 此事被视为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的最佳行为。在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在方国珍、张士诚、朱元璋辖区内，仍有人做核田定役的工作。

核田的结果是建立各种土地籍册。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之纸以给田主，为（谓？）之乌由，凡四十八万余枚。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才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又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簿者焉”[664]。上虞县核田，“其法，每田一区署由一纸，载田形地方亩数与凡执事者其上，俾执之以为券，而图以鱼鳞，册以鼠尾，分以兜率，总以归类，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665]。婺州路核田，“其以田之图相次，而疏其号名亩税粮之数与得业之人下者曰流水，亦曰鱼鳞。以人之姓相类而著其粮之数于后者曰类姓，以税粮之数相比而分多寡为后先者曰鼠尾”[666]。可知浙东核田后建立的土地籍册有乌由、流水、鱼鳞、兜率、类姓、鼠尾等名目。乌由是各家的土地凭征，每块连接的土地，都有乌由一张，上画土地的形状、大小并业主的姓名。土地买卖时一定要在契约后面附上乌由才有效。流水簿（册）和鱼鳞图都是绘写土地形状的。鱼鳞图在宋代已出现，“鱼鳞”指土地形状而言：“齐鲁多平原，江浙田高下，戢戢如鱼鳞，土籍谁主者！”[667] 江浙多丘陵，土地形状不规则，有如鱼鳞，这便是鱼鳞图一名的由来。而乌由实际上便是鱼鳞图册的副本。鱼鳞图由政府保存，乌由则发给业主。流水簿的名称也起于宋代。流水簿与鱼鳞图的区别不很清楚，很可能，流水簿是某一地区的自然土地图形，而鱼鳞图则是各户占有的土地图形。类姓簿、兜率簿应是以田从人的籍册，即将一定行政区划（乡、都）内登录的各块田土，应纳税粮，按人户姓氏归并在一起，明代浦江（今浙江浦江）的记载说：“田土类姓文册，共三百四十册，随流水编选，如一都一保田土，不拘另籍，或张姓，李姓，选作一处，以便参考。”[668] 元代应亦相同。

梁方仲先生指出，“自汉迄唐，八九百年间，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户籍是当时的基本册籍。关于土地的情况，只是作为附带项目而登记于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实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唐、宋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土地分配日益不均，因而土地这个因素对于编排户等高下的作用愈形重要……于是各地单行的地籍，如方帐、庄帐、鱼鳞册、砧基簿、流水簿、兜簿等便相继逐渐设立起来了。”“这时，地籍已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并行的地位。”[669] 就元代而言，可以说仍是一个过渡时期。北方的土地仍登记在户籍册中，南方始则在户口登记同时进行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登记，继则进行了专门的土地登记（延祐经理）。元朝末年，江南不少地方举行核田定役，建立多种土地籍册（其中有的应沿袭自宋代）。元代的核田定籍，对于明代的土地管理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六章 土地制度

元代的土地，分为官、民两大系统：官田即属国家所有的土地，民田则是私有的土地。元代的官田，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量有所增多。江南官田租赋，是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田一般采取租佃形式。民田有的由所有者自己经营，有的也采用租佃的形式。无论官、民田，地租均以实物租为主，存在货币租，但不普遍。实物租一般采用对半分成的办法。无论官田、民田，兑佃现象已相当普遍。

第一节 官田的来源、数量和地租

官田就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元代文献中常见此名，有时也称为“系官田土”[670]。元代的官田来源自几个方面。

一是由前代延续下来的官田。金朝统治下，官田所占比重很大。13 世纪初金朝南迁，有人说：“河南官民地相半”[671]，由此不难想见当时官田之多。金朝灭亡以后，北方地广人稀，原有官田大多荒废，有的则被承租者或有势力者占有。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元朝政府逐步清查原有的官田，并以屯田、赐田、职田等名义，分别加以开发利用。南宋拥有大量的官田。南宋末年，推行“公田法”，用强制的手段将浙西的许多民田变成了官田。[672] 元灭南宋，南方的官田就成了元朝政府掌握的土地。南宋收买的“公田”，也成为官田的组成部分。[673] 但是，朝代的更换引起管理的混乱，使得地主豪强、寺院有机可乘，他们用各种手段侵吞官田，造成官田的大量流失。至元二十一年（1284），中书省因“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提出处理办法，限期自实，逾期许人首告，“征以其半给告者”。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674] 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675]。为此还拟定了“影占系官田土”的惩治办法，“验影占地亩多寡，就便约量断罪”[676]。至元三十年（1293）又因“蛮子地方（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富豪之家，隐藏官田地多”，专门设立江南行司农司，“专以追寻豪右之家隐藏田地”[677]。成宗元贞元年（1295）五月，“罢行大司农司”[678]。大德二年（1297）二月，中书省臣上奏时引用江浙行省的报告说：“亡宋田地为有富户影占，寻出四万顷田地，每年出产四十万石粮、丝绵等物。”[679] 可见清理亡宋官田是颇有成效的。总之，金、宋原有的官田，是元代官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清理前代官田中，常有将民田强行检括为官田之事发生。有的农户在南宋时开荒种地，“官界之为世业”。“终宋之世，田属李氏。大元营田司立，乃夺而归之官”[680]。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相继发生的蒙金战争和蒙（元）宋战争，延续了大半个世纪，造成南北许多地区土地荒芜，人口稀少，例如是“南北边徼”的两淮地区，便是如此。这些荒芜的田土，有的原来是官田，有的则是民田，都成了无主之物。元朝统一后，推行垦荒。有关垦荒的政策规定，原来是官田的，仍归国家所有，原来是民田的，在半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也归国家所有，成为“系官荒田”[681]。这也是元代官田的一个来源。

元朝政府对于宋朝权贵和犯有重大罪行的人采取没收财产的惩罚措施。没收来的土地，便成为官田，通常称为“没官田”。平定江南以后，元朝政府曾没收一部分南宋权贵和反抗者的财产，前者如谢太后的田产籍隶江淮财赋总管府，[682] 福王赵与芮的田地被“籍入皇太后宫”[683]；后者如：“至元十三年收附江南附分，一个姓毛的、一个姓柴的人不伏归附谋叛逃窜了的上头，将他每的家私物业断没入官来。”[684] 此后，籍没土地为官田之事仍时有发生，最有名的是成宗大德年间籍没以海运起家、富可敌国的朱清、张瑄两家田产，为此设立江浙财赋总管府。[685] 元顺帝后至元年间籍没上海豪民朱、管二家的田产，设置稻田提领所。[686] 此外，有些没有合法继承人的土地，在户主死后，也要“尽数拘收入官”，称为“户绝地”[687]。“没官田”和“户绝地”也是元代官田的来源。

元朝政府还购买一部分民田，使之转变为官田。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曾“回买江南民土田”[688]。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文宗天历二年（1329），“市故宋后全氏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689]。至顺元年（1330），“市故瀛国赵田为龙翔集庆寺永业。御史台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为子孙黎民计，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690] 文宗在位时南宋亡已半个业纪以上，这些原南宋帝、后的土地实际上已成为民田，仍被政府强行征买。虽说寺院“永业”，但从性质上说，都是先成为官田，再由皇帝拨赐的。元代后期诗人朱德润写道：“官买田，买田忆从延祐年。官出缗钱输里正，要买膏腴最上阡。”“每岁征粮差好官，米价官收仍助钱。不是军储与官俸，长宁寺内供斋宴。”[691]“延祐”是元仁宗的年号，此次官买田，也是为了赏赐僧寺之用。

总起来说，元代的官田是以前代官田为基础的，但通过没入无主荒地、没收罪人土地及官买田等途径，元代的官田比起前代来，有明显的增长。遗憾的是，现存文献中对此缺乏全面的统计。现存能看到的，只是江南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现列表如6-1：

表6-1 江南地区官田基本情况

上述统计，集庆路数字据《至正金陵新志》卷7《田赋志》。但该书溧阳州缺官田数，因而在计算“官田所占比例”时，在“田土总计”中减去溧阳州的田土数。镇江路数字据《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庆元路数字据《延祐四明志》卷12《赋役考》。又据《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载，至正年间庆元路田土总数为23475 顷余，内官田土3745 顷余，占全部田土的16%左右，较之延祐期间有所增长。

元代江南官田集中于江浙行省，江浙行省的官田又以浙西最盛，这和上面所说南宋末年的公田、没收南宋权贵和朱清、张瑄的土地有密切关系，因为这几项土地都集中在浙西。当时有人说：“官田浙西为甚。”[692]“公田……浙右居诸路三之二。”[693]“浙右”即浙西，这里的“诸路”应指江浙行省而言。在浙西的七路（平江、杭州、湖州、嘉兴、常州、镇江、建德）一府（松江）中，平江、松江的官田，又为浙西各路之冠。元代松江的田土无记载可考。至于元代平江的土田数和官田数，则有明初的记载可以考订。据《洪武苏州府志》记载，“洪武初本府所辖六县及崇明新隶共田土六万七千四百九十顷一分八毫七丝八忽。内官田土二万九千九百六顷七亩六分七厘五毫七丝七忽，民田土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顷五十一亩六分九厘八毫二丝三忽，抄没田土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八顷四十亩七分四厘四毫七丝八忽。”所谓“抄没田”指朱元璋灭张士诚后没收了张氏集团占有的土地，而官田土便应是元代原有的官田数。但所记田土总数和官田、民田、抄没田相加数不符。[694]该书另有各县田土详细分类数目，现列表如下（崇明县元代属扬州路，明初改属苏州府，故不列入）：[695]

表6-2 《洪武苏州府志》载各县官田数

根据以上统计，元代平江路官田应在28000顷以上，占全部田土的44%强。元朝皇帝多次大量以平江官田赏赐权贵，例如至大二年（1309）武宗以平江稻田1500顷赐鲁国大长公主，[696] 文宗在至顺元年（1330）又赐平江等处官田500顷。[697] 文宗在即位之初，便赐燕铁木儿“平江官地五百顷”[698]。如果在平江路没有巨额的官田，元朝皇帝是不可能如此慷慨赏赐的。

浙西共7府1路，根据上面所述，有数字可考的有镇江路（9399顷余）和平江路（28709顷），两路合计已达38108 顷以上。其余各路府官田的总额，至少亦应与此两路相等，因此估计浙西官田在8万顷以上，应是没有问题的。以上述浙西官田“居诸路三之二”推算，江浙行省的官田应不少于12万顷。南方其他行省亦有不少官田，例如交趾贵族陈益稷降元后定居武昌，“当成宗朝，赐田二百顷”[699]。可知湖广官田亦相当可观。北方各行省荒闲土地甚多，官田应不在少数。

元朝政府掌握的大量官田，主要用作赐田、职田、屯田，也有一部分由政府自行管理。关于屯田的经营方式，在本章第三节中有专门的论述。其余官田，一般均采用租佃的形式，即出租与佃户，收取地租。官田佃户，有的是政府招募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书省一件文书中说：“江南系官公围沙荡营屯诸色田粮，诸路俱有荒芜田土，并合招募农民开垦耕种。”[700] 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规定：“诸应系官荒地，贫民欲愿开种者，许赴所官司入状请射，每丁给四百亩。”[701] 即为招募农民自愿承佃官田。但是，在很多地方，由于官田租税过重，又有种种额外负担，一般农民不愿承佃，政府便动用权力，强迫农民接受。例如镇江路的官田中，有的是“行大司农司、劝农营田司，将实荒公田，逼令人户开耕，抱荒作熟，科征粮米”。有的是原南宋“公田”，原有佃户“消乏逃亡”，地方官府“因租粮无所归着，挨究得此人，或见种其田，或元种其田，或曾受其田，或典卖其田，勾追到官，置局监禁，日夜拷打，逼勒承认”[702]。官田不但佃税粮重，而且有种种额外的剥削，非一般农民所能忍受，所以自愿者少，强迫的情况是普遍的。这是说“农田细民”承佃官田的情况。官田租佃中还有另一种情况，那便是权豪富户和官吏承佃官田。最著名的例子是元文宗时，权臣燕铁木儿上言：“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方五百顷有奇，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其总佃者死，颇为人占耕。今臣愿增粮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弟撤敦。”[703] 又如松江瞿霆发，有田2700顷，又佃官田，将及万顷。[704] 大德五年（1301）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诸衙门见勾当大小官吏，于内一等不愿廉洁奉公营利之徒，于任所恃势诡名佃种官田，还纳官课，占夺百姓见佃官田，自行种佃，或转与他人，分要子粒”[705]。可见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权豪富户和官吏之所以承佃官田，都是因为可以利用权势，少交甚至不交税粮，而他们将承佃的官田再行出租给农民，从中可以牟利。

“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706] 官田的税粮，实际上就是地租，一般采用实物地租的形式。从现存文献看来，以定额租为主。江淮营田提举司有熟田2240顷余，每年固定收租小麦、米26950石余。[707] 上虞县西北五乡各都官田，官田有的分三等，有的不分等，都有固定数额。[708] 松江农民李福五种官田30亩，要纳官粮10石；[709] 前引朱德润“官买田”，“岁纳亩粮须石半”；都是定额实物租的例证。官田中也有货币租。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系官地山荡计二顷六十七亩四分”，“租钱中统钞九锭六两三钱五分五厘”[710]。江淮营田提举司管下的“地”，分为“办课地”和“不办课地”，“办课地”共计340顷余，“岁办中统钞”286锭余。又有湖泊49处，亦收钞。[711] 但从这些例子看，征收货币地租的主要是地、山、荡，数额是有限的。田土一般均征收粮食。

官田的地租额，与民田相比，孰轻孰重，缺乏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人都以官田租重为言。著名学者吴澄说：“惟豪民私占田取其十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712] 吴师道说，官田“输纳之重，民所不堪”[713]。虞集说，抚州属县宜黄、乐安，“常租之外，带耕没官之田，田薄而租重……民甚苦之”[714]。从这些记载看来，官田的地租，至少亦与民田相等。而官田地租的征收，则常由政府出面，动用政权的力量。或额外增加种种名目的负担，如镇江“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纳正米五斗”[715]；或遇灾荒而不减免。[716] 而佃户无力交纳时，便“枷扒拷打，抑遍追征”，以致佃户“卖子鬻妻”[717]。

从宋代起，出现了土地租佃权转让的现象，称为“兑佃”或“转佃”。“兑佃”时转让者要向接受者收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元代江南官田中仍然有“兑佃”现象的存在。嘉兴芦沥场灶户张浩“用工本钱二千七百余锭兑佃到祟德州濮八提领等原佃系官围田二千三百余亩”[718]，便是一例。松江“拨属财赋府营围沙职等田”，亦有人“以己钞过佃，经官给据纳租”[719]。“过佃”也就是兑佃。大德五年（1301）的一件官方文书说：

中书省咨，御史台呈，备山南廉访司申：体知得一等农民，将见种官地，私下受钱，书立私约，吐退转佃。佃地之家，又不赴官告据，改立户名……都省议得……佃种官田人户，欲转行兑佃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开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随即过割，承佃人依数纳租，违者断罪。[720]

农民私下立约转佃，引起廉访司的注意，并由中书省作出具体规定，说明这种现象已相当普遍。山南廉访司设于中兴路（路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可知官田兑佃现象不仅存在于长江下游的浙西，而且也存在于长江中游地区。兑佃现象的普遍化，反映出佃户的土地租佃权趋于稳固。都省（中书省）就此作出的决定，是要佃户在兑佃时向官司申请，得到批准，并将应纳税粮“过割”（转到新的承佃人户上），保证税粮不因此流失。这些决定并不反对兑佃，而是承认官田佃户有兑佃的权利。可以认为，开端于宋代的租佃关系中的兑佃现象，在元代进一步普遍，这实际上为后代的永佃权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赐田和职田

赐田就是皇帝赐给贵族官僚、寺院道观的田土。拨赐的田土都是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也就是官田。

蒙古族原来在草原上从事游牧，对于农业很不了解，因而也不懂得农田的价值。蒙古灭金，统治中原农业区后，曾有人向窝阔台建议：“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721] 这种主张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地，正是游牧生活的前提条件。尽管窝阔台汗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但由于战争中造成的地广人稀现象，以及蒙古军队在中原地区的来往活动，许多原来的农田都成了牧场。窝阔台汗为了表示“共享富贵”，向贵族、功臣颁发的赏赐，主要是分封能提供一定贡赋的民户和银、缎，而不是田地。蒙哥汗继续了分封民户的做法。但是在分封民户的同时也有一些赏赐田土的例子。太宗（窝阔台汗）赐汉人焦德裕“井陉北障城田”[722]。庄圣太后（拖雷妻唆鲁忽帖尼）赐畏兀儿人布鲁海牙“中山庐舍园田，民户二十”[723]。蒙哥汗赐给西夏人察罕“诸处草地合一万四千五百余顷”[724]，又赐不怜吉带归德路亳州地一千余顷。[725] 这类事例在窝阔台汗、贵由汗时代很少，而且所赐土地中很可能以牧地为主。只有到了忽必烈时代，才有明显的变化。

1260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不久建国号大元，成为元朝的皇帝。忽必烈推行“汉法”，重视农业。他对贵族、功臣的赏赐，除了传统的分封户口、银、缎之外，农田占有很大比重。现存文献中有关忽必烈赐给贵族、功臣田土的记载，有十余起。最早是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即位的次年）赐谋士子聪（刘秉忠）怀孟、邢州田百顷；[726] 次年，赐功臣撒吉思益都田千顷。[727] 以后陆续不断。总的来看，忽必烈赐田对象以汉人功臣为主，蒙古、色目人是少数。赐田一般为数十顷，上述撒吉思千顷是特例。所赐土地有些在北方，也有一些在南方。与此同时，忽必烈也给寺观赐田，一般数额较大。如中统二年赐庆寿、海云二寺田500顷，[728] 至元十六年（1279）赐大圣寿万安寺土地150顷。[729]

从元成宗（1294—1307）即位以后，赐田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赐田的对象主要是蒙古贵族、权臣和色目官僚，汉人、南人受赐者极少。（2）所赐田土南北均有，江南集中于浙西地区。（3）赐田的数量比过去增大，动辄在百顷以上，多的达千顷甚至数千顷。比较突出的例子，如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受赐平江稻田1500顷，[730] 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赐平江等处官田500 顷。[731] 权臣燕铁木儿为文宗夺取皇位立下大功，天历元年（1328）得赐平江官地500顷；至顺二年（1331）又“赐龙庆州之流杯园池水硙土田，又赐平江、松江、江阴芦场、荡、山、沙涂、沙田等地”。燕铁木儿还提出：租佃“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顷有奇”，已见前述。也就是说，他除了受赐浙西大量官田之外，还要求承佃官田。[732] 受赐田土最多的大概是元代后期的权臣伯颜，他在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历任要职，曾受赐河南田五千顷。[733] 后来支持文宗夺取皇位。燕铁木儿死后，伯颜权倾朝野。后至元元年（1335），“以蓟州宝坻县稻田提举司所辖田土赐伯颜”[734]。二年六月，“以汴梁、大名诸路脱别台地土赐伯颜”。七月，“诏以公主奴伦引者思之地五千顷赐伯颜”[735]。寺观赐田相继不绝，一般均在百顷以上，最多的是文宗所建大承天护圣寺，曾受赐山东益都、般阳等处田土十六万余顷。[736]

从成宗朝开始的新变化表明，元朝统治集团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耕地的可贵，知道在土地上可以榨取更多的财富，因而竞相追逐。元朝皇帝把赐予土地作为恩宠的表示，而贵族、权臣也千方百计通过受赐方式来获得土地。前面说过，元朝平南宋后，曾采取多种办法括勘原南宋的官田，到成宗初年，这一工作大体结束，这也为大规模赐田创造了条件。

元代有相当数量的官田是分拨给皇太后、皇后和皇太子的，均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元平南宋后，“以宋谢太后、福王所献事产，及贾似道地土、刘坚等田，立总管府以治之”。这就是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737] 起初它“隶中宫”，亦即归皇后支配。世祖去世以后，则隶属于皇太后宫，“以备宫壸之奉，而天子得以致养焉”[738]。元成宗时，没收起家海盗，以漕运得以封官晋爵的朱清、张瑄财产。武宗至大元年（1308），“以没入朱清、张瑄田产隶中宫，立江浙财赋总管府、提举司”[739]。江淮、江浙两财赋总管府，是南方最大的官田管理机构。隶属于中宫的还有管领本投下怯怜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掌怯怜口二万九千户，田万五千余顷，出赋以备供奉营缮之事”[740]。怯怜口原意为“私属人”[741]，也就是蒙古贵族的私属人口，类似奴仆，他们耕作的田土无疑也是官田。但大量使用怯怜口从事生产劳动的现象一般均发生于北方，这个总管府掌管的一万五千余顷官田亦应在北方。隶属于皇太子的有鄂州处民户水陆事产提举司，“掌太子位下江南园囿、地土、庄宅、人户”[742]。但具体数额不详。所掌“江南园囿、地土”无疑是官田。以上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管理皇太后、皇后、太子赐田的机构，其他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皇位的不断更迭，太后、皇后、太子也必然相应变动，上述机构的隶属关系亦会调整，但总是在皇室范围之内。

属于皇室的赐田，其数量是很大的。除了上述管领本投下怯怜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的田土数量有明确记载外，其他机构如江淮、江浙财赋府都缺乏记载，但可推知其大概。江淮、江浙两府占有浙西、浙东、江东的大片土地。以镇江路为例，田地共计3661127 亩，内官田地共939959亩。而江淮财赋府所管为 410418 亩，江浙财赋府为 1212 亩，有司管辖528329亩。[743] 两府仅在镇江所占官田即达4000 顷以上，占当地官田的43%强，占全路田土的11%强。江淮财赋府夏秋二税收入粮62336石强，江浙财赋府收入332石强。[744] 前者平均亩纳1.5斗左右，后者平均亩纳2.7斗左右。镇江两财赋府官田平均亩税较低，一是因为上述官田土数额中不仅有田，而且包括地、山、荡，二是因为镇江一带“田土硗瘠，水旱易灾”所致。[745] 与镇江同属浙西的松江府，“大德七年断没朱清、张瑄田土，秋、夏二税共该粮十余万石，官田私租，粮额亦重”。当地至元二十四年“括勘该四十五万六千九百三石有奇”，而“延祐元年元科秋粮夏税六十五万三千九百余石”，二者差额近二十万石，主要便是籍没朱、张田土造成的。[746] 由此可知江浙财赋府在松江所收粮食，要高出镇江两府一倍甚至更多。松江亩平均产量无疑高于镇江，官田平均租额亦应高于镇江，即使以平均亩纳5或6斗计，江浙财赋府在当地的土地亦应在3000顷以上。

据记载，江淮财赋府每年征收的粮食达“百余万石”[747]。即使以平均亩纳5斗计，“百余万石”亦应在2万顷以上。如从镇江的情况来看，则江淮财赋府的土地还不止此数。江淮、江浙两财赋府是权贵赐田中的典型事例。

寺院的赐田可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例。这是由忽必烈皇后察必在大都城西建造的一所佛寺。“中宫乃斥妆奁营产业以丰殖之，已而效地献利者随方而至。”[748] 它有大量的土地、房屋，还有矿藏、森林、河泊、酒馆。以土地而言，水陆地总数达76000顷之多，遍多大江南北。这些土地有一部分来自上层和民间的捐献，但主要部分，则是拨赐的官田。这从江淮营田提举司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了管理大护国仁王寺的资产，元朝政府专门建立了会福总管府（一度又称会福院），江淮营田提举司便是其下属机构。淮东地区（淮安路、扬州路）有一部分田土宋代属于“中宫”，元朝统一以后，便以之“隶大护国仁王寺，世其业，岁其入”。元仁宗时，经过清查，有田地3922 顷余。[749] 这些田地无疑都属于拨赐的官田。

严格来说，赐田是国家赐予受赐者以占有地租的权利，即使赐予了，这部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国家。皇帝可以下令要受赐者将赐田还官，某些赐田在受赐者死后要还官，[750] 等等，都足以说明赐田的官田性质在拨赐以后并不发生变化。文献中常常提到“拨赐田租”，“拨赐田粮”，就说得很清楚。拨赐的实际上是租粮。赐田因此也不能自由转让和买卖。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受赐者对赐田佃户的剥削特别残酷，希望在受赐期间尽可能从赐田上得到最大的收益。会福院所属襄阳路营田提举司的官吏“恣意做无体例的勾当，要肚皮，好生害百姓有”[751]。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征民无艺，岁有羡粮以斛计者万余，上下共利之，习以为常”[752]。长宁寺“掌”英宗速哥八剌皇后位下钱粮营缮等事”[753]，“不问凶荒水旱岁，岁纳亩粮须石半”[754]。如此等等。元朝政府中官员也常以赐田“教百姓每生受”为言（见下）。赐田的管理，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如上述江淮财赋府、江浙财赋府、江淮营田提举司等。一种由地方官府进行管理，如镇江路有“镇南王府四十二顷九十六亩六分二厘”，是“至元二十九年拨赐断没纳速剌丁灭里等家产，俱系有司”[755]。上述月赤察儿赐田由行省平章“领其岁入”（见下）亦属此类。还有一种是由受赐者设立田庄，委派头目，进行管理。

官田是国家的财产，官田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官田大量拨赐，必然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对于中央政府的管理来说，是很不利的。因此，元朝政府高层不时提出限制官田拨赐的措施。元成宗时赐田开始形成高潮。成宗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中书省奏：江南浙西等处系官田土内出的子粒，每年海运将来有。余剩的，本处省官做军粮等名项支持有。近年以来，那田土各寺里并官员人等根底多与了有。不合与。么道。行省官每、台官每并抚安百姓去来的奉使每题说，与将文书来有……俺商量来，每年这里怯薛歹每、各枝儿里多人每根底，并工役军匠阙食的人每根底，多于江南运来的米粮内支与有。他每题说的是，不合与有。这田土出产多是国家必用之物，难比其余钱物。”[756] 这里指出，江南官田田粮主要供海运需要，余下则供应本处军粮，关系重大。大量赏赐必然带来严重问题。尽管皇帝表示同意这一意见，但赐田之风并未因此中止。武宗即位之后立即下令要“诸王、公主、驸马赐田还官”[757]。但他自己很快便向贵族、百官大量赐田。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右丞相“塔剌海言：‘比蒙圣恩，赐臣江南田百顷。今诸王、公主、驸马赐田还官，臣等请还所赐’。从之”。“臣等”云云，可见武宗上台后赐田者不止塔剌海一人。同年十一月，“赐太师月赤察儿江南田四十顷。时赐田悉夺还官，中书省为言，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百顷与之。’仍敕行省平章别不花领其岁入。”至大元年（1308）六月，“以没入朱清、张瑄田产隶中宫，立江浙财赋总管府、提举司”[758]。这是正式向皇室成员赐田。至大二年（1309）六月，“从皇太子言，禁诸赐田者驰驿征租扰民”[759]。显然赐田已经普遍恢复，政府所要限制的只是“驰驿征租扰民”了。

在此以后，元朝政府还曾打算清理赐田，理由是受赐者骚扰百姓。

皇庆二年（1313）四月，中书省奏：

台官人每与俺文书，“江南平江等处有的系官地内，拨赐与了诸王、驸马并寺观、诸官员每的地土，他每自委付着管庄的人每，比官司恣意多取要粮斛分例骚扰，教百姓每生受有。合追复还官，供给国家”。么道，说有。杭州行省也这般与文书来。俺与御史台、集贤、翰林院老的每一同商量来，除与了诸王、公主、驸马、寺观的田地，依已了的圣旨，与他每佃户合纳的租粮，官仓里收了，各枝儿却于仓里验着纳来的数目关支。这般呵，百姓每不被扰。其余官员诸人每根底与来的田地，都教还官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同年十月，中书省奏：

今春众人商量了，诸王、驸马根底并各寺观里与来的，将合纳的租米官仓里纳了，似阿合探马儿一般，各投下于官仓里拨与。奏了，各处行了文书来。前者崇祥院官人每“将普庆寺里江南拨与来的田地内出产的子粒，不教其余的指例，崇祥院管辖的提举司收着”么道，奏了，与俺文书来。俺商量来，将那粮他每收呵，止是那里粜卖。依已了的圣旨，官仓里收了，取勘了数目，验本处开仓时估拨与价钱呵，怎生？么道，奏呵。

“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760]

这两件文书说明，受赐官田者自行委付头目，向百姓（官田佃户）任意勒索，百姓困苦。为此元朝政府决定：一是所有赐田由官府征收租粮，受赐者到官仓支取。这种办法与“二五户丝”之法相似，可能即是受了后者的启发。这样，受赐者就不能与百姓（佃户）直接发生关系。二是保留诸王、公主、驸马、寺观的赐田，其余官员等人的赐田收回。三是崇祥院（管理大承华普庆寺的财产，该寺是武宗建造的）要求自行管理江南赐田的租粮，“不教其余的指例”。这时在位的仁宗是武宗的弟弟，不能不予照顾，但又不好破例，于是采取“验本处开仓时估拨与价钱”的办法。

以上规定，是赐田管理的一大改变，表明元朝政府要加强对赐田的管理，减少赐田的数量。但是其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呢？10年以后，泰定元年（1324）六月，泰定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与有关官员商讨“当世得失”，上奏说：

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761]

可见，受赐之家完全无视于皇庆二年的决定，仍然自行委派头目，直接管理赐田，巧立名目，任意勒索，而且给驿站和地方政府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张珪等人的建议，一是赐田租粮全部“输之公廪”，受赐者都在大都按直支钞。一是重申除诸王、公主、驸马、寺观以外，“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对于张珪的上奏，“帝不从”，有关赐田的建议自然也没能实行。

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月，“诸王、公主、官府、寺观拨赐田租，除鲁国大长公主听遣人征收外，其余悉输于官，绐钞酬直”[762]。张珪等人的建议，到此时为元朝政府付诸实施。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诏：“江浙应有诸王、公主、后妃、寺观、官员拨赐田粮，及江淮财赋、稻田、营田各提举司粮，尽数赴仓，听候海运，价钱依本处十月时估给之。”[763] 十五年六月，江浙省臣言：“户部定拟本年税粮，除免之外，其寺观并拨赐田粮，十月开仓，尽行拘收……以听拨运。”[764] 元朝末年，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海运粮难以保证，这应是元朝政府下决心征收赐田田粮折价支给受赐者的根本原因。

职田是官员俸禄的组成部分。元朝的官吏俸禄分货币、实物两部分，按品级支给。货币部分是钞，实物部分分为俸米、职田两种，一般来说，中央机构和行省机构的官吏给俸米，路、府、州、县和地方监察机构、运司、盐司官员给职田。至元三年（1266）定北方路、府、州、县官职田；十四年（1277）定按察司官职田；二十一年（1284）定江南官员职田。北方地方政府官员最高（上路达鲁花赤，三品）16 顷，依次递减。南方因为“水浇好田地有”，“其数减腹里之半”，同是上路达鲁花赤在江南只有8 顷职田。[765]职田规定“于无违碍系官荒闲地内”拨付。“如是不敷，于邻近州郡积荒地内贴拨。若无荒地，照勘曾经廉访司体覆过无违碍户绝地内拨付。”[766]“积荒田”“户绝地”实际上也都是官田。所谓“无违碍”就是未曾分配其他用途、不会引起纠纷的官田。

元朝地方官员数目有限，因此各地职田的数额是很小的。镇江路职田44顷98亩余，相当于该路官田土（9399顷余）的0.47%强。[767] 庆元路职田99顷39亩余，相当于该路官田土（3745 顷71 亩余）的2.6%强。[768] 昌国州（今浙江定海）“职田田土四十一亩四厘，以荒闲田土分拨州官允圭租之余”。当地“系官田土五百一十三顷八亩七分三厘”，职田仅占千分之一弱。[769] 但该州职田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由以上几个例子，不难想见其他路、州情况。但元代全国有路185，府33，州359，县1127，大多数路府州县都有职田，加在一起亦应是相当可观的。

职田虽然分拨作俸禄之用，但其官田性质不变，仍是国家所有的土地，拨到职田的官员只能收到职田的租米。职田不能转让和买卖。这些都和赐田有相同之处。但赐田是赐予个人或寺观的，可以长期享受收取租粮的权利，职田是分拨给地方政府官员职位的，在职才能收取租粮，离职就意味着这一权利的丧失。因此之故，职田占有者对于佃户的剥削往往是特别严重的，职田田租的征取和其他名目的榨取，常在一般官田之上。最突出的例子是，“闽宪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率破产偿之”[770]。“三石”是当时南方最高的亩产量，一般农田根本达不到。更有甚者，“部内实无田，随民所输租取之，户无大小皆出公田租，虽水旱不免”[771]。有的则在分拨到荒地后，“督勒附近百姓认种，无问年岁丰歉，征收本色粟草，销用不尽者折收价钞”[772]。元武宗时，成立尚书省，一度“将外任职官员每的公田拘收了，验着品级与禄米”。武宗死，弟仁宗即位，立即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为理由废尚书省，宣布“外任职官公田、俸钞并复旧制，毋得桩配贫民，影占富户”[773]。武宗时收职田，意在增加政府收入。仁宗恢复旧制，意在收买人心。但也可看出，职田“桩配贫民，影占富户”的现象普遍存在，诏令中亦以此为戒。

第三节 屯田的经营和管理

元代的屯田，是建立在官田基础之上的，规模很大，遍及全国，这在本书第五章中已有所论述。

元代屯田，无论军屯、民屯，都是由政府设置机构加以管理的。中央枢密院所辖各卫的屯田，是在各卫内设立专门负责屯田的千户所，如最初的五卫屯田，每卫二千人，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后来其他各卫屯田大体仿此，有的还分置汉军、新附军千户所。地方军屯，大多设立专门的屯田万户府管理，也有少数归当地驻军万户府管理。民屯的情况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成立专门的屯田管理机构，如大司农司下辖的永平屯田总管府、营田提举司；一类是归有关机构直接管理，如大司农司下辖的丰闰署屯田、尚珍署屯田等。还有一类是归地方有司管理，如前述河南南阳府民屯等。凡属军屯，在各卫或万户府下设千户所作为一级管理机构。凡属民屯，则在总管府或其他机构下设提举司或提领所作为一级管理机构。在千户所和提举司（提领所）下一般分屯管理。屯大概是根据地理条件划分的，没有固定的标准。属于民屯的陕西屯田总管府下有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四所，分四十八屯，共有屯户4800余，平均每屯百户。[774] 而属于军屯的陕西等处万户府所立各屯，则自200 余户至900 户不等。[775] 元代军队组织系统是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军屯的组织与此相应，屯田军官有万户、千户以及“百户、弹压、牌子头”等名目。[776] 屯军就是在各级军官监督下从事生产的。民屯在提举司（提领所）下亦应设有官吏，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屯田军和其他军人一样，均来自军户。元代汉军军户承当军役，一户或数户承当一军，但家属仍在原籍。因此汉军屯田，一般只是个人在军屯中服役，可以定期回家。例如侍卫新军中的屯田军人一般在收成以后“十月还家”，甚至还要把“牛牵赶回家”[777]。但新附军中有很多没有土地，“全家老小请口粮”，他们被指派屯田，往往全家入屯（当然新附军也有个人在屯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为什么军屯中有以户计和以人计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军屯中有28946户85166人。一般来说，全家在屯的，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而只身在屯的，有可能组成一定的生产单位。福建汀州地区以三人为一组，耕种土地四十五亩，使用耕牛一头，配备相应农具，[778] 便是一个例子。民屯亦应有全家和个人在屯的区别。军屯屯户（丁）一般是在现役军人中调拨，包括新附军、汉军、蒙古军和其他民族的士兵。根据《元史》中有关资料的统计，新附军屯田记载有三十余起，时间从中统四年（1263）起，这一年付钞给南宋降将刘整市牛屯田，虽未见新附军的名称，但应划入新附军的行列。终止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这一年发新附军与汉军、畏吾儿在云南乌蒙立屯。时间延续约半个世纪，其中多数发生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新附军屯田的地点遍及全国，北起岭北行省，辽阳行省，南到云南、海南，西抵别失八里等地。《元史》中关于汉军屯田的记载亦不少，集中在腹里，其次是河南、岭北、四川，其他地区不多。蒙古军屯田为数较少，也集中在腹里、河南、岭北、四川等地。色目士兵有些是侍卫新军的组成部分（如康里、钦察等），就在腹里屯田。有的则分布在全国各地，如哈剌鲁在河南南阳，畏兀儿在云南。云南、湖广等地的军屯吸收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组成的乡兵，有黎、僮等。民屯一般就在当地民户中强行签发，也有部分由招募而来，以汉人、南人居多，也有其他各民族成员。

屯田军都由政府统一分拨。那么，在军人中分拨屯田军是按什么原则进行的呢？至元五年（1268）十一月，“签山东、河南沿边州城民户为军，遇征进，则选有力之家同元守边城汉军一体出征，其无力之家代守边城及屯田勾当”[779]。元朝的汉军军户是从民户中签发的，“有力”“无力”主要指资产而言，“有力”的就是家中富裕的军户，能够自行装备马匹、武器和其他军需品，可以随同出征，而那些“无力”的贫困的军户，便只好代守边城和屯田了。至元十四年（1277），分拣新附军，“堪当军役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其生券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收养”[780]。“生券”指原南宋戍边官兵。其中“堪”与“不堪”主要应指身体状况而言。例如，至元十八年（1281），福建置立屯田，“发镇守士卒年老不堪备征战者”[781]。也就是说，从汉军新附军中挑选分拨屯田军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但是，随着全国的统一和屯田的广泛开展，被分拨屯田的已不限于“无力”“不堪当军者”。出征斡端（今新疆和田），别十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的“回还汉军”，当然是能征惯战的部队，却被编入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屯田。[782] 又如，新附军被分遣全国各地屯田，数量很大，其中固有“不堪当军者”，但亦有很多能作战的士兵，这是很清楚的。可以认为，在统一以后，元朝政府分拨屯田军时，已不再强调“无力”“不堪当军”，而是着眼于：（1）将尽可能多的新附军分散到各地屯田。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用以防止新附军的反抗，当然也可以发挥他们在劳动生产上的作用。（2）根据军事或经济的需要设置屯田点，然后根据需要调拨适当的军队。

一般来说，屯田军与其他军人是分离的。屯田军的职责是“务耕屯以给军饷”[783]。忽必烈初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二千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步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784]也就是说，十分之二的军人屯田可以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军人粮食供应。应该注意的是，屯田军和其他军人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元朝政府可以抽调出征或戍守军人前去屯田，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拨屯田军人出征。侍卫亲军中的一部曾出征南宋，宋亡后屯田中兴、六盘山，继而出征西域，屯田别十八里。后与西北叛王交战失败退回，又被安排屯田。[785] 可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有一些屯田军，经过几年劳作以后，被调回本翼（千户所）；有的屯田军因为贫乏，改由其他部队顶替。如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减海南屯田军之半，还其元翼”[786]，大德元年（1297）闰十二月，“瓜州屯田军万人贫乏，命减一千，以张万户所领兵补之”[787]。元朝主管军政的枢密院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发布《禁约诸军例》，其中专门规定：“内外诸军所役屯田军人，自来且耕且战。恐本管官吏不以王事为念，止于农夫一例滥收老幼或躯丁应当，如遇调遣，点觑得但有不堪执役之人，定将当该官吏治罪施行。”[788]“调遣”即指调派屯田军出征。屯田军既然“且耕且战”，他们与镇守、出征军人就很难有严格的界限。彼此是分离的，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是，由于战斗和生产都需要相对的专业化，再加上难以从事战斗的老弱以及政治上不可信任分子必然被安排于生产，因而分离又是一种不断加强的趋势。

无论军屯户（丁）还是民屯户，都由国家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只有云南军民屯户中均有“自备己业田”的情况。[789] 土地之外，还要配给耕牛、农具和种子。收获以后则按定额或分成的办法向国家交纳粮食。各地屯田户（丁）分得的土地数额各不相同。侍卫新军五卫屯田，每卫屯田军二千名，屯田自一千顷至一千四百余顷不等，则每人受田应为五十亩至七十亩左右，大同路太和岭屯田，“人给地五十亩”[790]。河南南阳哈剌鲁军“户受田百五十亩”[791]。从其他各处屯田来看，有的多达每户十顷（如大司农司所辖广济署屯田），有的每户不到十亩（如陕西等处万户府所属孝子林屯），但绝大多数则在五十亩至一百五十亩之间。[792] 这应与各地屯田面积多寡以及土地经营方式有关，全国并无统一的定额。

军屯和民屯的土地，主要是荒闲的田土。侍卫亲军在大都周围屯田，所耕种的大多是“荒土”“荒闲田土”。陕西军屯是“系官荒地”[793]。但是负责屯田的官吏往往倚仗势力，侵占民田。例如，至元二年（1265），“阿海万户下屯田军人”在武清县北乡等处，“于上司元拨屯田地段四至外，强将诸人庄子及开耕作熟桑枣地土侵夺讫二十余顷”[794]。耕牛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无论军屯或民屯，耕牛大多是由政府供给的，也有一些是自备的。侍卫亲军五卫屯田，每卫屯军二千，地千顷，有耕牛二千头。据此则平均每名屯军配备牛一头，耕地五十亩。其他各卫屯田耕牛多少不等。左翼屯田万户府屯田军二千，田一千四百顷左右，有牛一千六百头，平均四名军人有三头，每头牛耕地一顷左右。右翼屯田万户府屯军一千五百人，田七百顷左右，只有牛三百七十，平均四名屯军一头牛，每头牛耕地二顷左右。左、右屯田万户府同时置立，耕牛的配置如此不同，可见并无统一的标准。这是中央机构屯田的情况。地方屯田可以汀州为例。该处屯田“每军三名，耕地四十五亩……共使牛一只。”该屯共有屯田军一千五百名，耕田二百二十五顷，耕牛一百一只。[795] 按此计算，则四十五亩土地为一分，分配耕牛一只。这与北方侍卫新军屯田相近。屯田的耕牛都有专门的簿籍加以登记，称为“官牛”。分配给屯田户后，即由该户负责管理。“官牛”如因故死亡，要交纳牛皮、牛角，才能在簿籍上除名，但需买新牛替补。购买新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出钱补买，这大概是死亡的牛在允许的数额之内，或耕牛老病需要淘汰。当时的记载叙述屯田官吏作弊时说：“官给钞市牛耕，实未尝有牛也。年输皮给市数，谓以劳死，田未尝收而牛数市无已也。”[796] 可见按规定牛“劳死”“输皮”是可以由官府出钱补购的。另一种则由屯田军、民出钱补购。有件文书说：“如屯军缺少牛只，有等贪饕千户、百户、弹压自行贩卖，每牛一只可直钞五锭者，便行桩配作十锭，聘卖与军人……及有一等当役军人，十月还家，不将元置牛只牵赶回家，亦不令同户人等知会，却行暗地减价货卖，己身费用，虚称倒死，影瞒户长。来年又复户下重科，从新补买倒换。”[797] 这件文书前面说的是军官强行添价将耕牛卖给屯田军，后半则说的是屯田军买牛作弊的情况。元代实行军户制，一户出军，称正军户，其余军户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正军与贴军同出一军，称为“同户当军”。屯田军也是一样。有的屯田军不经“同户”（即贴军户）同意，私卖耕牛，虚报死亡，然后再在“户下重科”，即向“同户当军”的贴户收钱买牛，这样做是违法的。但亦说明补买耕牛是由屯田军户出钱的。元朝政府对于屯田耕牛是很重视的，“军中屯田官吏和屯田百户”每到年终进行考核，耕牛管理是一个重要项目。如“牛只倒死瘦弱数多”“定是责罚”。如果“牛只肥盛，不曾倒死……约量给赏”[798]。

军屯中农具一般由政府配置，分拨给屯田军使用。据汀州屯田的记载，“斧头、镰刀、锄头、铁爬（耙）四色，每名各使一件。犁、爬（耙）二色，每军三名共使一色”。屯田军一千五百人，共“计农具七千件：斧头一千五百件，镰刀一千五百件，锄头一千五百件，铁爬（耙）五百件。犁五百件，木爬五百件”[799]。铁爬（耙）是一种手持农具，平整土地用。木爬（耙）有方耙、人字耙之分，以牛为动力，松土用，属于比较大型的农具。[800]也就是说，小型农具[锄、镰、斧、铁爬（耙）]每人一件。较大型的农具[犁、木爬（耙）]三人共用一套。其他军屯或民屯的农具配置应该差不多。但民屯如有损耗，如何补充，则是不清楚的。屯田的种子一般亦由国家配给。汀州屯田的标准是“每田一亩，用种谷六升”。各地田土和其他自然条件不同，每亩种子的标准也应有所差别。

政府为屯田户提供土地、耕牛、农具和种子，屯田户则必须向政府交纳粮食。交纳的粮食实质是地租。屯田租就征收方式而言有定额、分成两种，以定额为主。大同路太和岭屯田，每人五十亩，“岁输粮三十石”。平均每亩六斗。[801] 南方汀州屯田，“每亩纳米六斗”，正好与太和岭相同，但汀州每军十五亩，所纳总额为九石，要比太和岭低得多。可能前者所纳是原粮。值得注意的是，汀州屯田每亩租额正好是种子的十倍。以上是军屯的例子。民屯可以陕西屯田总管府为例，“拨地二顷，纳粟、麦五十石，内大麦二十石，小麦二十石，粟一石，草一百束”[802]。折合每亩二斗五升。当然，从这些例子很难得出租额轻重的结论。分成租见于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种者有牛，官给种，税十四；牛、种皆官，税其半。”[803] 自备耕牛的屯田户得到一点优待。这种分成的比例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元代编户齐民的封建义务，在租赋之外，还有差役和力役。军户承担出军的义务，可免差役和力役。屯田军也不例外。民屯屯户也可享受同样的待遇，纳租以后“皆复其家”[804]。

以上是政府规定的屯田户应承担的义务，但实际上屯田户的负担远不止此。以差役力役论，政府经常抽调屯田军、民承担各种杂役，如至元十三年（1276）以“泸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805]。十六年（1279）以“襄阳屯田户四百代军当驿役”[806]。元贞二年（1296）“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807]，等等。“户役已重，有司复科”[808]，屯田户是政府可以随时任意调动的劳动队伍。至于屯田军吏欺压剥削屯田军、民，更是常见的事。见于元代官方文献的如：官吏“差倩屯田军人并牛只，车辆耕种私己田禾，般运己物”[809]。“飞放鹰犬”“恣意田猎，践踏田禾”[810]。“各卫屯田官地，多与军官自己田土相靠。倘遇灾伤，军官将被灾者冒作官田，收成者妄为己地。”[811] 等等。“董治者侵渔百端”[812]，以致屯田军、民生活困苦，往往被迫逃亡。以福建汀州屯田为例，原拨军人1500名，该粮13500石。“本屯节该逃亡军人各弈未曾补拨，延祐七年终，合有见在种田军人实办粮米五千五百一十石。”[813]以此推算，延祐七年（1320）该屯逃亡的屯田军人已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距立屯的元贞二年（1296）不过20余年。民屯的情况也相差不多。后至元丙子（1336），清理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所属屯田人户，逃亡的达6700余户，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

国家和各级官吏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屯田户的破产和逃亡，是屯田的一大危机。屯田还有另一方面的严重问题，那便是权豪之家对屯田土地的侵吞。成宗大德九年（1305）十月，“诏芍陂、洪泽等屯田为豪右占据者，悉令输租”[814]。也就在大德年间，张士杰任德安军民屯田总管，“得豪右隐田三百余顷，增粮二千余石”[815]。可见成宗时豪右占据屯田土地的情况已相当严重。至元顺帝时，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被隐占的土地达3500 余顷，为全部田土的五分之一以上。元代土地兼并剧烈，豪强地主（特别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寺院地主）想方设法扩大土地占有，不管民田、官田，都在他们觊觎之列。在某种意义上，侵吞官田比民田要容易一些，因为官田是国家财产，有关的官吏一般不会认真管理，相反倒是以此作为牟利的工具。因此，豪强地主或凭借权势，强取豪夺，屯田官吏不敢过问；或与屯田官吏互相勾结，损公肥私。屯田土地于是便大批落入他们手里。

以上种种弊病，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屯田的运行，当然也就减少了政府的收入。武宗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中书省奏：“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816]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元朝政府为此采取种种措施，主要有：（1）“经理”也叫“钩考”，即对各处屯田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2）交换屯田官吏，以免年久滋生弊端。（3）对贫苦的屯田军、民加以赈济。这些措施在个别地区一定时间内发生了效果，但时间一长，弊病依旧。到元代后期，多数屯田已陷于完全废弛或基本废弛的状态。

第四节 民田、寺观田、学田

元朝的土地，就所有制形式来说，可以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系统。官田是国有的土地，民田是私有的土地。官田有的出租，有的由国家组织劳动者耕作（如屯田）。凡租种或耕作官田者，都要向国家交纳税粮，但官田税粮实质上是地租。民田归地主或自耕农所有，民田所有者要向国家交纳税粮，民田税粮是国家征收的赋税，比官田税粮要轻得多。官田是不能买卖的，民田是可以买卖的。这是民田与官田最主要的区别。

元朝关于土地的种类缺乏全面的统计。但从种种迹象看来，民田在全部田土中所占比重要比官田大。镇江路田土总计36611 顷余，内官田9399 顷余，占26%左右；民田27211顷强，占74%左右。[817] 庆元路在元代后期田土总数为23475顷余，内官田3745顷余，占田土总数的16%左右，民田19729顷余，占84%左右。[818] 集庆路田土总数77528顷余，内官田5194顷余（缺溧阳州数），约占田土总额的9%弱；民田（溧阳州不分官民，都以民田计）则为90%强。[819] 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江南官田以浙西最多，当地官田有可能占有更大的比例，但这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

元代划分诸色户计，因而土地名目繁多，有“民地、军地”[820]，“驿户民田、僧道民田、灶户田”[821] 等。这是指各种户占有的土地，“民地”即民户的土地，“军地”即军户占有的土地，余可类推。一般来说，诸色户计中各种户的土地，凡是私有的土地，都属于民田。当然他们也可能租种官田。土地的所有制性质与诸色户计的划分，没有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民田都要纳税粮，但诸色户计中若干种户，却因种种关系，可以免纳或部分免纳税粮。这种免纳或部分免纳是用来作为承当各种劳役为补偿，因而并不影响其土地私有的性质。

民田的占有情况是很不均衡的。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地主和自耕农两类。地主占有多少不等的土地，主要用租佃的方式，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也有一些自己经营。自耕农一般占有少量的土地，自己耕种。地主中占有土地的状况也有很多差别。无论南北，都有一些占地数百顷甚至上千顷、收粮数千石甚至上万石的大地主。在北方，大地主有几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色目权贵，他们凭借权势，占有大量土地。忽必烈时期，赵天麟上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822] 当他们认识到土地耕作的经济价值后，这些原来的民田便会用来出租或自行经营，重新耕种。一类是金、元之际涌现的依附于蒙古的汉人军阀，如真定史氏、顺天张氏、东平严氏等，他们在战乱之中“取货财，兼土田”[823]，“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824]，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还有一类是民间的豪富。军户中有“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者。[825] 蒙哥汗六年（1256），征京兆米三千石，“输平凉军。期迫甚，郡人大恐”。平凉大姓王氏“家有积粟，请以代输”，解决了这一难题。[826] 可以想见其家土地之多。这些民间的大地主，有些是前代的遗留，有些则是新政权下的暴发户。南方亦有一批大地主。元朝统一江南过程中，对于南方的土地关系，采取保护的政策。南宋大地主中的一些人“不惟保守先畴，又能有所恢拓”[827]。原南宋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朝的显贵，依然横行乡里，“强占百姓田宅产业”[828]。元朝的贵族官僚，也利用各种手段，在南方兼并土地。成宗元贞二年（1296）六月，下令“括伯颜、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据田及权豪匿隐者，令输租”[829]。伯颜、阿术、阿里海牙都是攻打南宋时元军的统帅，他们在出征期间强占了许多土地，而且不纳税。元朝政府的这道命令只要求土地交纳租税，实际上承认了他们强占土地的所有权。[830] 起家海盗、降元后以海运发迹的朱清、张瑄，“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园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831]。“田园宅馆遍天下。”[832] 他们的田宅中很多亦由强占而来。江南贵族、官僚以及民间豪强恣意兼并土地，引起了元朝政府的注意。大德六年（1302），成宗“语台臣曰：‘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尝闻之否？’台臣言曰：‘富民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833] 这些能得到“护持玺书”的“富民”，主要应是贵族、官僚，当然也可能有民间富豪。由成宗与御史台官的问答，可以想见江南土地兼并已很严重，成为风气，才会引起朝廷如此的重视。但是，“追收”护持玺书并不能抑制兼并的趋势。兼并导致土地的高度集中，这是元代江南土地关系的一个特点。江南“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834]，即以平均5斗计，所占田土应40万至60万亩，亦即4000至6000顷。具体的例子如松江瞿霆发，“有民田二千七百顷”，又佃官田，将及万顷。[835] 松江曹梦炎，“积粟百万，豪横甲一方……北人目之曰富蛮子”[836]。又如江西吉安贺良权，“有田入稻岁万石”[837]。虽比不上浙西富豪，亦足以惊人。这些大地主，加上为数甚多的中小地主，占有了大部分土地。福建崇安每年税粮共计6000石，大家50户负担5000石。如按税粮每亩5升计算，应有土地10万亩，平均每户2000亩。另有农民400家共当税粮1000石，应有土地2万亩，平均每户50亩。[838] 地主与农民土地占有差别之大，由此可见。

元代自耕农一般占有为数不多的土地，供自已耕种。南北自耕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有些差别，北方略多，南方较少。元代前期胡祗遹作《匹夫岁费》，描述北方农民的生活状况。他说：“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口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839] 每户耕田百亩，这应是北方自耕农比较典型的例子。南方的记载说：“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840]；又有记载说，“今畀以田五百亩，则十家之产也”[841]。当时南方的自耕农，一般有土地三五十亩。海昌张世荣便是一例。“有田三十亩，有桑数百，林在城东之野，外耕内织，昼夜不辍，仅给公上，荜门蓬户，菽水常不足，而姐妹之或归或留者皆贫无以养。”[842] 终年辛苦，只能交纳租税，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都难以保证。江西永丰余湘，“躬耕五亩之田以为生，终三时，无一隙”。田土很少，但他能“以深耕胜广亩，亩常收二亩半”，不仅能维持生活，而且逐渐发家。[843] 有人写诗道：“田夫有话向谁言，麦饭稀稀野菜羹。半顷薄田忧户役，如今贱卖与人家。”[844] 有50亩土地的农民，在官府赋役的重压下，生活困苦，不得不出卖土地。这显然也是一个自耕农的形象。可以认为，南方的自耕农一般占地三五十亩，有的更少。南、北自耕农民占有土地数量的差别，主要是由南、北土地状况不同决定的，北方地广人稀，南方地狭人稠。其次和南、北种植技术的不同亦有一定的关系。

元朝政府的一件文书说：“蛮子百姓每，不似汉儿百姓每，富户每有田地，其余的百姓每无田地，种着富户每的田地。”[845] 将蛮子（南人）和汉儿（汉人）对比。所说蛮子百姓的情况，显然是讲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那么，其言下之意，应是说：“汉儿百姓”有田地。从这件文书可以认为，南方租佃制盛行，佃户数多，而北方则是自耕农居多。

元代有两种土地，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官田，又包括民田，不能一概而论。

一种是寺观田。其土地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土地。二是皇室赏赐的土地，即赐田，已见前述。三是信徒捐献的土地。例如上面提到的大地主瞿霆发（曾任两浙运使）为名僧原妙高峰在天目山建大觉正等寺，“乃割巨庄，先后凡二百顷有奇，及买山田若干”[846]。海道漕运万户杨梓施舍杭州崇宁禅寺庄屋一区，田六千亩，每年可收租四千石。[847] 还有一些地主，为了逃避差役，便把“合纳钱粮的田土根底”“寺院里布施与了”，自己甘心在寺院势力庇护下当二地主。[848] 四是寺院购买民间的土地。如禅宗僧侣法照，住持林州玉泉禅院时，“百废俱举，增置田土二十余顷，庄园、耕具并皆周备”。不久，转到新城云居寺，又“置地三顷余”[849]。寺院添置田地之风极盛，元朝政府担心国家赋役无人负担，对此加以限制，规定：“民间田宅，僧、道不得为邻。”[850] 元代土地买卖，先问房亲，后问地邻，“不得为邻”就是不许购买邻人的土地。后来还一度明确规定：“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851] 这些规定反映出当时寺观买田现象之烈。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只有赐田是官田，其余三个方面的土地都属于民田。得到皇室赏赐的寺观是少数，多数寺观的土地是由其余几个方面构成的。

另一种是学田。元代各级地方官学和书院大都有学田，以供孔庙祭祀和师生廪膳之用。学田的数量多少不等，少的一二百亩，多的则达数万亩，如集庆路学田土总计20859 亩，[852] 镇江路学田地山荡将近30000 亩，[853] 扬州路学田更多达“十万三千三百六十亩”[854]。为现在已知地方学田之冠。学田的来源是：（一）前代旧有学田。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忽必烈“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855]。“旧有学田”即南宋时学校的田地。（二）地方政府拨给官田。元朝政府规定：“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856] 地方政府常有此举，如平阳州（今浙江平阳）“拨在官之田若干亩归诸学”[857]。长治州（今山西长治）“四周官壕地尽付于学”[858]。（三）私人捐献。如赵良弼将土地三千亩“六与怀州，四与孟州，皆永隶庙学，以赡生徒”[859]。东祁王先生子昭为嘉定州学捐田27顷。[860]（四）购置民田。如元统元年（1333）新昌县学购置砩塘田一十八亩。[861] 但这种情况不多。[862]

分析以上几种情况，可以看出，学田中有政府拨给的官田，而前代遗留的学田，有关人士捐献，以及学校自行购买的土地，都应属于民田之列。在各地学田中，前代遗留的学田和捐献的土地占有比重较大，地方政府拨给的官田并不很多，学校自行购买的更少。拨给学校的官田，应和赐田、职田一样，学校只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

民田中地主的土地，就经营方式来说，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经营，一类是出租。自己经营一般以奴仆（驱口）为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北方相当普遍。真定（今河北正定）刘成曾为百户，回乡后，“屏迹田野，谭僮种树，畜牧耕桑，衣食自给”[863]。临颍（今河南临颍）人卢元，“理恒业，课僮仆，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农事修整”[864]。钦察人都岱“家曹之定陶”（今山东定陶），自军中归，“课僮奴耕稼畜牧”[865]。著名画家色目人高克恭，曾任刑部尚书，清廉自持，房山（今北京房山）人。“有田二顷，课僮奴耕作，岁入不能供。”[866] 以上都是北方的例子。南方亦有类似的情况。奉化（今浙江奉化）人赵与葺，“善生殖，世墓在州东白水村，买山及陆地，开田堰水，课僮丁某所种禾菽，某所种枣栗，高卑位置，具给绳度”[867]。除了使用僮仆（驱奴）之外，自行经营土地的地主还使用雇身人作为劳动者。[868]

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是元代地主经营土地的主要方式。元代中期，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总管王结作《善俗要义》，教育百姓，第一条是“务农桑”：“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趁时深耕匀种，频并锄耨，植禾艺麦，最为上计。”[869]“田客”指的是佃户，“主户”指的是地主。至元十五年（1278）大都路“王德用告嫂阿震，自兄王德坚身故之后，抛下田土尽数一面租与他人，更将桑枣果树木卖讫”[870]。可见北方是存在租佃关系的。但是，北方的租佃关系，大概不如南方普遍，所以元朝官方有前引“蛮子百姓每，不似汉儿百姓每”的说法。

南方民田中，租佃关系盛行。方回说：“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依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871] 方回由宋入元，他的著作完成于入元之后。秀即嘉兴路。由他的话，可以想见浙西佃农之多。佃户的来源，一是招募。忽必烈诏书中说：“江南有地土之家，召募佃客。”[872] 佃户与地主之间要订立契约，租地契约形式如下：

某里某都姓某

右某今得某人保委就某处

某人宅当何得田若干段，总计几亩零几步坐落某都土名某处，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前去耕作，候到冬收成了毕，备一色干净圆米若干石送至某处仓所交纳，即不敢冒称水旱，以熟作荒，故行坐欠。如有此色，且保人自用知当，某伏代还不词。谨约。

年 月 日 佃人姓某 号 约

保人姓某 号[873]

佃户的另一种来源是投靠。“国初溧阳之民，有以田土妄献于朱、张二豪者，遂为户计，一切科役无所预焉。是时朱、张首以海运为贡道，至于极品。天子又以特旨谕其户计，彼无敢挠之者，权豪奢侈可谓穷于天下。或两争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户计，则争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乐而从之也。不数年，朱、张皆构祸，籍其户口财产以数百万计，后立朱张提举司以掌之，向者附势之人皆受构祸，而投户计者隶为佃籍，增租重赋，倍于常民，受害不浅，虽悔无及矣。”[874] 投靠者一般是有一定数量土地的自耕农和地主，为了逃避政府的差役和其他剥削，投靠权贵势家以求免役，因此也就变成了佃户，要向主人交纳地租。

还有一种佃户是完全被迫的。成宗大德三年（1299），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福建“那里的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着，教百姓每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有”[875]。官人、富户不仅强占百姓的田地，而且将田地上的百姓都抑逼为佃户。

民田的地租一般采取实物形态。实物地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成租，一种是定额租。元代民田的地租，既有分成租，亦有定额租。分成租一般是地主、佃户各得其半。元朝政府的文书说：“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876]“分收子粒”就是分成制。宋濂说：“东阳多宋贵臣族，民艺其田者，既入粟半，复亩征其丝。”[877] 东阳属婺州路。浦江（今浙江浦江）“窭人无田，艺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878]。浦江亦属婺州路。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徽州路黟县（今安徽黟县）屡经战事，“里无居人，田皆荒秽不治”。县尹周君儒为了恢复生产，“乃下令远近之民有能耕吾废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果然发生了效果。[879] 显然，这个地区原来采用五五分成制，现在改为四六分成，对于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定额租就是有固定的租额。上面所举租契约实际上就是一件定额地租契约的样本。元代南方常以租计田，不言亩数，这是定额租在民田中得到发展的反映。例如休宁（今江西休宁）汪士龙抚妻侄成立，“畀之田以租计百有五十”[880]。泰和（今江西泰和）萧如愚“尝捐田三百石助里人役费”[881]。某些田租碑也只刻租额不刻亩数，如《汤氏义田碑》，《思孝庵田租碑》等。至于具体记载征收一定数额地租的资料，为数甚多。例如杭州西湖书院所得捐赠之田及自行置买民田，既有田亩数又有租米数，其中在湖州乌程县购买民田2顷57亩余，租米202石2升。[882] 王子昭捐给嘉定州学田27顷余，岁收租米1110 石余。[883] 很难从现有资料中作出判断，分成租与定额租在元代南方租佃关系中何者占优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定额租已很流行，至少可以说它和分成租占有同等的地位。此外，民田中已出现货币地租的情况。浦江（今浙江浦江）大姓郑氏家规说：“佃人有用钱货折租者，新管当逐项收贮，别附于簿，每日纳家长。”[884] 这应是将实物折合成货币征收，并非普遍现象。

定额租是在分成租基础上形成的。定额租使地租数额固定化，能够刺激佃户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定额租的流行，是元代江南民田生产关系的一个特色，是租佃关系发展中的进步现象。由于各地土地肥瘠不同，生产条件有别，单位面积产量千差万别，因此民田定额租也各不相同，难以一概而论。

元代南方民田租佃关系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便是兑佃制的出现。本章第一节中已就官田的兑佃作过说明。民田的兑佃请看下面的记载：

扬州嘉兴县马驼沙农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陈氏之佃家也。家贫，不能出租以输主，乃以所佃田转质于他姓陈氏。田旁有李庆四者，亦业佃种，潜赂主家儿，约能夺田与我而不以与陈氏者，以所酬钱十倍之一分之。家儿素用事，因以利啖其主，主听，夺田归李氏，司固无可奈何。既以谷田不相侔，轻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司]不复乏绝，更自有余，而李日益贫。更十年，李复出所佃田质陈氏，司还用李计复其田，过种之钱此前又损其一。为券悉值前人，相视惊叹……此在至元初元间。[885]

佃户可以将所佃田“转质于”他人，说明佃户已有永佃权或田面权。这和官田中的兑佃是一样的。但是，地主可以干预田土的“转质”，这说明当时的永佃权或田面权还是不稳固的。永佃权或田面权的真正发展，则是在明、清二代。

寺观田和学校田一般均采取租佃制。从现有记载看来，寺观田和学校田均以定额租为主，但也有分成租，例如昌国州翁洲书院，其“涂田租谷，每岁与佃户两平抽分，丰歉不等”[886]。涂田是海滩田，产量不稳定，可能因此采取分成制。福州路儒学中部分田土“岁皆分其收之半”[887]。但这类事例很少。此外还有“貌租”，如镇江淮海书院有田135 顷70 亩余，内定租115 顷余，“貌租”20顷余。[888] 顾名思义，“貌租”应是学校与佃户根据每年农作物生长情况而定的地租，与分成租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学田和寺观田中都存在货币形式的地租。福州路学田，“在闽县，得南州田三百亩奇，银租若干两；鱼荡数百顷，银租三十两”。在其他地方的田土，也都有“银租”不等。[889]两浙地区不少学田征收部分货币地租，但主要见于不种粮食作物而有其他经济收益的山荡等。如镇江路儒学官沙庄有“未裁芦滩地二百余亩，内二十五亩生长芦苗，佃户徐得贵等承办，租钱中统钞三十贯”。金坛县登荣庄，“每岁夏初，验田中所种菜麦，起征租钱，俱纳中统钞”[890]。浙东庆元路，除山荡池塘纳货币外，某些河涂田、海涂田也纳货币租。海河涂田251亩3角，租钞19锭30两，每亩平均3两8钱9分。海涂田312亩3角，年纳钞16锭36两，平均每亩租钞2两6钱7分。[891] 滁州（今安徽滁县）学田中，水田、陆地纳一定数额的米、麦，但柴山、鱼潭、白地均纳钞。白地是盖房用的土地。[892] 总起来说，在浙西、浙东、福建、淮西等地的学田中都出现了货币形式的地租，但就多数情况而言，元代的货币形式的地租限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

学田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包佃制的盛行。宋代江南学田已存在这种现象，元代更加普遍。嘉兴路学田中“华亭仙山管田三百五十亩，有杨副使者□五十余石包佃归己，多催少纳，积逋尤伙”[893]。这是见于记载的“包佃”。有的文献中则称之为“扑佃”。“吴县阊关外有附城学地数百丈，每年地钱系李提控包纳。”至顺庚午（元年，1330），有人“告言李按牍轻租扑佃事”[894]。铅山州知州李荣祖，“革豪户之扑佃者”[895]。“扑”实际上就是承包。“包佃”者都是权豪、官吏和富户，他们将“包佃”的土地，再出租给农民，从中牟利。元代著名文学家姚燧说：“江南学田，……又有身为教官，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每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896] 学田管理不善，是个普遍的问题。“教官”如此，“包佃”的权豪、官吏和富户也是如此。学田中“包佃”的盛行，主要便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厚利。

第七章 手工业

元代手工业门类众多，其中纺织业、制瓷业、制盐业最为发达，其次为矿冶、造船、军器制造等。这一时期，不少手工业部门采用新的工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者身份的不同，元代手工业可以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系统。官府手工业规模很大，其生产主要满足宫廷、贵族和政府各部门的需要，但有些部门产品主要投入市场。民间手工业以个体为多，亦有雇工经营，其生产主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元朝政府从官府、民间手工业处征得大量实物和货币，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手工业的一般情况

元代的手工业，是前代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主要生产部门有：纺织、陶瓷、制盐、矿冶、造船、军器制造、印刷、造纸、食品加工等。其中以纺织、陶瓷、制盐最为重要。纺织、陶瓷在国内外市场上销路很大，制盐则为国家创造巨额的收入。其他一些行业，亦与国计民生有着程度不等的关系。

元代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有不少新的进展。例如，在纺织业中，棉纺织的兴起和迅速普及；在制瓷业中，青花瓷的制作；在制盐业中，晒盐法的推行；在军器制造方面，火器的制造；在食品加工方面，蒸馏酒的引进和推广，白砂糖的提炼；在印刷术方面，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的使用；等等。有些是前代没有的新事物，有的则前代虽已出现，但只有到了元代才得到推广。这些新的进展，使元代手工业的许多部门得到了发展。但是，从总体来说，元代手工业仍是前代的继续，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者身份的不同，可以把元代手工业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个部分。

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生产所需的原料，一是依靠政府的赋税征收而来（主要是纺织局、院所需的丝），一是依靠政府向百姓“和买”而来。“和买”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参见本书第十九章）。官府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俘获或收容的怯怜口、阑遗人口和驱奴；另一类是政府在百姓中签发的匠户、冶户和盐户。政府还不时将判处徒刑的罪犯，发配到某些官府手工业部门（如盐场、矿冶）带镣居役。被签发来在官府的局院、矿冶和盐场上从事生产的匠户、冶户和盐户，都在官吏的层层监督之下，使用官府的生产工具和原料，完成规定数额的产品，然后可以得到微薄的口粮或工本。在完成定额之余，可以回家生产或就近耕种土地。匠户、盐户、冶户都是世代相继的，不经政府批准，不能脱离。怯怜口、阑遗人口和驱奴的身份是不自由的，其待遇比起匠户、冶户和盐户来，还要差得多。

元代官府手工业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始建于成吉思汗向外扩张时期，到忽必烈统治时期才大体确定了下来。兴起于漠北的蒙古族，原来过着游牧生活，手工业是不发达的。在向外扩张过程中，蒙古国政府特别注意搜罗各民族的工匠，组织他们进行生产，弥补本民族的不足。13世纪40年代访问蒙古的南宋使臣徐霆说：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无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亦刳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897]

徐霆的话有的地方是不确切的，例如他说蒙古人兴起时“无从得铁”。王国维已指出，金代漠北鞑靼人从中原得到大量铁钱，北方得之大作军器。[898]据蒙古史籍记载，铁木真结婚后不久，有一位名叫札儿赤兀歹的老人“背着打铁的风匣”，送自己的儿子来，为铁木真服役。[899] 可见早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已有一定的冶铁业，尽管规模有限。徐霆所说，在灭“回回”（指中亚花剌子模）及金朝以后，“百工之事于是大备”，则是符合事实的。无论在西征中亚或是灭金过程中，蒙古人都注意搜集工匠，将他们集中安置。在中亚，蒙古军攻下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萨马尔罕）以后，“清点刀下余生者，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900]；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库尼亚乌尔坚奇）陷落后，蒙古人“把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艺人跟其余的人分开来……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东方诸国”[901]。在原金朝统治区，蒙古军所攻克的城市，“惟工匠得免”，这些得免于死的工匠，大多被集中转移到他处，设局生产。[902] 这样便出现了最早的官府手工业。随着战争的开展，俘获的工匠日益增多，蒙古国的官府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后来，蒙古国又在“汉地”（原金朝统治下的农业区）的居民中签发匠户、盐户、冶户，要他们到政府设立的手工业局院场中服役，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在灭宋过程中，俘获工匠的情况已大为减少，但在江南推行签发匠户制度，一次便确定10 万户左右。[903]后来又有所增加。此外还签发了盐户、冶户。

全国统一以后，元朝的官府手工业，主要分属工部、户部、将作院、中政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诸系统。工部的职责是“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904]，但下属有许多生产性机构。其中为数最多的是与“织染”有关的局、院，亦即从事纺织生产的机构，分布在大都及“腹里”的各地。其次是为宫廷和都城服务的一些生产性机构，如银局、镔铁局、石局、木局、窑场等。户部“掌天下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但在其下属机构中有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掌各冶采金炼铁，榷货以资国用”。除了景州（今河北景县）、檀州（今北京密云）两处提举司外，还管领河东山西及济南、莱芜、益都、般阳等处的铁冶和冶金机构。户部下属还有大都河间、河东陕西、山东三处盐运司，它们的职责是“掌场灶，榷办盐货，以资国用”[905]。盐业生产是官府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下设多种局、院，制作玉器、金银器盒、玛瑙、瓷器、玳瑁、漆纱冠冕、雕木等物，主要满足宫廷的需要。这些局、院，主要设在大都，少数在上都及大都周围地区，在江南有浮梁瓷局和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906] 中政院“掌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并番卫之士，汤沐之邑”。所属机构多而复杂，有的经营农业，有的从事“营缮杂作”，有的“酝造酒醴”，还有部分矿冶管理机构，包括辽阳等处金银铁冶都提举司，以及七处金银场提领所、两处铁冶管勾所。[907] 大都留守司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掌管宫廷和都城的修缮、管理，下属有许多修建营造、制作器物的局、院，分布在大都内外及周围各处。[908] 武备寺（原名军器监）“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下辖提举司、局多处，制作甲、箭等军器，分布在大都、上都以及腹里、河南、辽阳等处。[909] 除了以上几个系统以外，元朝政府中央政府一些机构（利用监、宣徽院等）也有一些局院，从事手工业生产。还设有各种名目的人匠、民匠总管府，但不属于以上几个系统，大多直接隶属于宫廷。又有管理历朝斡耳朵[910]事务的长信寺、长秋寺、长庆寺以及各种总管府，这些总管府下都设有若干生产性局院。

总起来说，元代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府手工业中，“织染”类亦即与纺织有关的局、院，为数最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其次是毛织。“织染”之后，是军器制造、食品加工、建筑、矿冶、器物制作等。规模庞大，拥有众多的劳动力。这些官手工业局、院，分别属于中央政府的不同系统。它们的设置，并不是有计划地全面安排的结果，通常都是以战争中俘获的人口或召集来的流亡人户为基础，根据这些人的技能或宫廷、政府的当时需要，安排从事某种器物的生产。时间一长，便形成了机构重叠，管理混乱的局面。但是，对于庞大的官府手工业机构，元朝政府一贯是采取安于现状的态度，没有认真加以整理。

在平定南宋以后，元朝曾在江南设行工部，“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911]。“四十二万”之说大概是不确切的，元平南宋后曾籍民为匠三十万户，后来留下十万余户，其余近二十万户放罢。“立局、院七十余所”应指分散各地的局、院。如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便有织染局和生帛局、杂造局，织染局，生帛局制作各种丝织品，杂造局则生产各种军器，包括甲、弓、箭等。[912] 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亦设有织染局、杂造局，其职能与镇江同类机构相同。[913] 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设有东、西织染局和军器局。[914]

江南的这些局、院和上述中央各官府手工业系统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平定南宋后，元朝政府立即建立盐业管理机构，开展盐的生产。在南方先后设置了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盐运司（有的称提举司）和四川茶盐转运司。这些盐业管理机构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每个盐司下辖若干盐场、组织生产。和北方同类机构不同的是，它们隶属于所在的行省，而不是直接隶属于户部。元代官府手工业管理的混乱，这可以算是个突出的例子。如前所述，中央各系统的官府手工业局院，绝大多数都在北方，基本上都是全国统一以前建置的，只有少数在南方。元朝平定南方以后建立的局院、盐场，一般都归地方管辖，与中央各系统没有隶属关系，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均归国家所有。其中一般局、院的产品，主要供宫廷、贵族、政府部门、军队消费之用，不进入市场。但盐场、矿冶的产品，一部分供宫廷等消费，或进入国库（如金、银），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投入市场，换成货币，成为国库的收入。

官府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好的人力物力，能够生产出高水平的精品。元朝官方文献说：“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例如纺织行业，“其染夏之工，织造之制，刺绣之文，咸极其精致焉”[915]。但是，官府手工业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由政府选派官员管理，因而也便有了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病。贪污、腐败，不讲效率，不计成本，肆意挥霍，浪费惊人。例如，杭州砂糖局的糖价，竟要高出民间十倍。[916] 又如，兴和路（路治今河北张北）共有26 处局、院，每年支口粮24000余石，但是审核“他每造作的工程”，只应支 4080 余石，其余近20000石都被贪污、冒支、挥霍掉了。[917] 官府手工业局、院的官吏，对于应役的匠户和其他劳动者，常常采取克扣工粮、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进行剥削和压迫。郑介夫说，匠户“所得衣粮，又多为官司掯除。随处滥设局官三员，典史、司吏、库子、祗候人等，各官吏又有老小及带行人，一局之内，不下一、二百人，并无俸给，止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膳”[918]。杭州局、院的工匠，“类多单人细户，或内府需器用，急工集局，昼夜并作，而有寒饿色”[919]。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户，所受压迫更重：“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为公所干，惟务私所欲。田园供给尽，鹾数屡不足。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920]

与官府手工业不同，民间手工业不是政府组织的，一般是以私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也有使用国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但要交付租税。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归私人所有，一般送到市场上出售。民间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者占多数。元朝政府签发的匠户，主要是个体手工业者。成宗大德年间，郑介夫上书说，在京师的匠户，“月给家口衣粮盐菜等钱，又就开铺席买卖。应役之暇，自可还家工作，皆是本色匠人供应本役，虽无事产可也”[921]。也就是说，这些“无事产”的匠户，既在官府的局院中服役，又自行开铺席买卖。他们是官府局院的劳动者，又是民间的个体手工业者。郑介夫又说，“外路所签匠户，尽是贫民，俱无底业”。有些人居住在城市，“与局院附近，依靠家生，尚堪存活”。这些居住在外地城市的匠户，情况与京师匠户差不多。还有大批居住在乡村的匠户，“与局院相隔数十百里，前迫工程，后顾妻子，往来奔驰，实为狼狈”。“人匠既无寸田尺土，全藉工作营生，亲身当役之后，老幼何所供给”[922]。他们的生活状况比都城和其他城市中的匠户差得多，但是回家以后仍可自行生产买卖则无不同。还有一批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不在匠籍之中，但仍从事手工业劳动。镇江路的织染局、生帛局、“工多匠少”[923]，所谓“匠”即匠户，所谓“工”即临时雇用的个体手工业者。郑介夫说，匠户被签入局、院应役，往往不是他熟悉的技艺，“非系本色，只得雇工”。他建议大力推广雇工之法。[924] 雇工的存在，正好说明不在匠籍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存在。匠户在应役之余生产的物品，以及不在匠籍的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的物品，都是为了出售，投向市场。

在元代农村中，农民家庭在经营农业的同时，往往兼营手工业，作为家庭的副业。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以纺织麻、棉为主，这在本书第四章中已有所论述。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一部分供农民家庭消费，另一部分则直接用来纳税，或在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贴补家用、交纳赋税。蒙古国时期，河东（今山西）“地宜麻”，农民织成各种布，“自衣被外，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925]。元朝统一以后，江南妇女“织麻成布抵官税”[926]，河南新乡妇女“绵花织布供军钱”[927]。实际上，在农村中，即使是专门的手工业者往往也与土地有一定的联系，他们与农民的区别在于以何者为主。松江乌泥泾的居民，经黄道婆传授棉织技术以后，“仰食者千余家”[928]。其中有以棉织为生的手工业者，也有以棉织为副业的农民家庭。不仅农民如此，不少官僚地主亦兼营手工业。万户耶律忙古歹的夫人“躬自蚕织，家僮数十人称工艺廪食之，无惰游者，以故资用丰裕”[929]。其生产物必有大量送往市场出售，才有可能“资用丰裕”。浏阳（今湖南浏阳）陈氏“家规”中规定，妇女“织麻十二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930]。这种情况显然是相当普遍的。

元代矿冶业、纺织业中都出现了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现象。矿冶业原来由国家垄断经营，后因效率低下，陆续改为“听民煽炼，官为抽分”的办法。[931] 有人在承包矿冶后，便招募工人，开采冶炼。社会上的大量流民，便是工人的主要来源。江西人刘宗海，在金牛（今安徽庐江境内）经营铁冶，“煽役者常千人”[932]。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933]。纺织业中亦有类似的情况。元末徐一夔记：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相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余自度以为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难之。主者退而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934]

这是一篇关于元代纺织业的著名文献。可以看出，当时杭州（钱塘）的民间纺织业（应是丝织业）中，流行雇用工人的办法，工人亦可选择雇主，技艺好的织工可以得到较多的报酬，有助于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官府手工业相比，显然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制度。

民间手工业门类众多，占主要地位的是纺织，其次是陶瓷、食品加工、造纸、印刷、器物制作、造船等。元代制盐、军器制造由国家垄断，民间不能从事。矿冶最初由国家经营，后来由于亏损过多，陆续开放，由民间承包，交纳租税，或按产物分成，或交钱。这样的矿冶经营，实际上也成为民间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纺织业

元代的纺织业，可以分为丝织业、棉织业、麻织业和毛织业等。

丝织在中国起源很早，在传统纺织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有元一代，江淮南北的大多数地区，种桑养蚕相当发达，在本书第四章中已有叙述。这便为丝织业的兴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元代丝织业生产的品种甚多，常见的有绢、纱、罗、绮、绫、锦、、、纻丝（缎）、缂丝、纳失失、撒答剌欺等。官府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许多局、院，从事丝织品生产，民间亦有众多的丝织品生产者。

元朝中央机构和各位下均有以“织染”命名的司、局、院，一般均生产丝织品，为数甚多。其中工部下属有纹锦总院，又有涿州罗局，“掌造纱、罗段匹”。又有真定路纱罗兼杂造局、永平路纹锦等局提举司。[935] 将作院下属有绫锦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936]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凡文宗潜邸扈从之臣，皆领于是府”），下属有绫锦局、纹锦局。[937] 由这些机构名称可以想见，它们的产品是纱、罗、绫、锦。天历元年（1328），政府收绢350530匹。[938] 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的物产，有罗、绫、绢、纱、等。“今所织者名杜绫，又摵绵为缕织之，名绵绫，用白丝织之，名大绫”。“今土人所织者名土绢”。“纱出丹徒县洞仙、高平二乡，浙人贵重之”。“土人所织名南，摵绵为之，名绵。”当地设有织染局和生帛局，每年生产“纻丝一千九百四”，“丝绸三千九百九十七”[939]。大都东安州（今河北廊坊）出产罗、绢。[940] 辽阳行省的“大宁路龙山县、利州、兴中州、建州皆土产丝”[941]。大宁路位于今辽宁南部和河北北部。湖广行省常德路沅江县（今湖南沅江）“居民务本，勤于耕织。盖自崇观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明，不在成都锦官下”[942]。广州路（路治今广东广州）出产、、纱。[943] 从以上一些片断的记载，可以看出，一是出产丝织品的地方分布南北，相当普遍；二是各地出产的丝织品种类很不相同。总的来说，锦、罗是最贵重的丝织品，绫、纱、绮、绢等次之，、又次之。当然，每一种丝织品中亦有高低好坏之分。

丝织品种类的不同，一是由于制作方法（平纹、斜纹、缎纹等）的差异；二是由于用丝量的区别，例如官府工业规定：“一匹纱十两丝，一匹罗一斤丝。”[944]“纻丝六托每用正丝四十两，得生净丝三十六两，八托用正丝五十三两，得生净丝四十七两七钱。”[945] 托指一个人双手伸开的长度。由于棉花的普及，出现了丝织品中将蚕丝和棉织在一起的工艺，如上面所引镇江的绵绫、绵。还有一种工艺，是将金线或金箔和丝织在一起，产生光彩夺目的效果。这种工艺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元代得到特别的发展。元代文献中的“销金日月龙凤段匹纱罗”[946]，“金段子”[947]，便是指加有金线或金箔的丝织品。在元贞二年（1296）七月颁发的圣旨中，还明确规定：“多人穿的段匹，绫上交织金，纻丝上休交织金者”[948]。

缂丝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丝织品，是以彩色纬丝显花的工艺美术织物，通常织成书画供装饰或其他用。缂丝唐代开始盛行，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元代缂丝工艺仍保持很高的水平。每年端午节，“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用刻丝作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949]。即是一例。

纳失失（nasich）和撒答剌欺（Zandanichi）是两种外来的丝织品名称。纳失失是源自波斯的金丝织物，撒答剌欺原是中亚不花剌（今译布哈拉，属乌兹别克）以北十四里的撒答剌（Zandana）地方出产的一种衣料。[950] 这两种织品深受蒙古、色目上层的欢迎。元朝工部下设撒答剌欺提举司，秩正五品，“至元二十四年，以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成立此司。工部下又有别失八里局，秩从七品，“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纳失失毛段二局，亦应生产纳失失。[951]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下辖弘州、荨麻林纳失失局，秩从七品。[952] 按，弘州（今河北阳原）在蒙古国时期即是官府纺织业的一个中心，“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953]。“西域织金绮纹工”应是来自中亚的织造纳失失的工人。窝阔台汗时，命哈散纳“仍领哈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954]。波斯史家记载说，在涿州（今河北涿州）附近“有另一城，名为荨麻林；此城大多数居民为撒麻耳干人，他们按撒麻耳干的习俗，建起了很多花园”[955]。显然，荨麻林的“回回”人匠来自中亚撒麻耳干（今译撒马尔罕，属乌兹别克）。

这就是说，弘州和荨麻林两处早在蒙古国时期已有来自中亚的工匠。“至元十五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人匠织造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十六年，并为一局。三十一年，徽政院以两局相去一百余里，管办非便，后为二局。”[956] 13 世纪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道，在前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途中有不少城堡，其中居民崇信伊斯兰教，“以商工为业，制造金锦，其名曰纳石失、毛里新、纳克，并织其他种种绸绢”[957]。弘州、荨麻林即在他所说的城堡之列。可见，进入元朝以后，弘州、荨麻林仍是重要的生产金锦的地方，从事这项工作的除了“回回”工匠之外，应增加了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匠人。

元代丝织品的生产规模，缺乏正确的数字。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在先七万匹六托的常课段子织造有来”，后来改为“一万匹交依旧织造，六万匹交做五托半和买，纻丝可增余二万匹段子”[958]。和买指官府出钱在民间购买，实际上是强行摊派的（见本书第十九章）。这段话的意思是由江南官府局院依旧织造一万匹，六万匹在民间购买，另加二万匹纻丝段子显然由官府局院生产。由此可知元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官府局院和民间手工业得到丝织品七万匹。在北方得到的，应不下于此数。民间丝织业生产品除了供应官府外，还有大量用来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元代丝织品的产量是很可观的。

元朝政府很重视丝织品的质量，至元十八年（1281）的一件圣旨中规定：“随路织造段匹布绢之家，今后选拣堪中丝绵，须要清水夹密，并无药绵，方许货卖，如是成造低歹物货及买卖之家，一体断罪”[959]。这一命令以后曾多次重申，并规定段匹要“长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阔一尺六寸”[960]。如果不合规格，违犯之人杖五十七下，段匹没官。对于局、院的产品，要求更加严格。此外，除“系官段匹外”，“街市诸色人等不得织造日月龙凤段匹”[961]。丝织品主要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有一部分用于外销，这是元朝政府注意其质量的原因所在。至于禁止织造某些图案，则是为了维护等级的尊严。对于其他纺织品，便没有这些规定。

和丝织业一样，麻织业也是古老的纺织行业。元代的麻可以分为大麻、苎麻两种，南北种麻相当普遍（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大麻、苎麻均可织布，苎麻织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962]。用苎麻织成的布一般称为苎布，用大麻织成的布则称为大布、麻布等。上文中的“常布”，指的也是麻布。此外，“以苎皮兼丝缉而成者，谓之丝布”[963]。精细的苎麻布称为（疏子）。宋代“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者为子”[964]。邕州今广西桂林。元代的邕州路仍出苎麻，疎（疏）布。[965]

与大麻、苎麻的分布相应，麻布生产遍及全国的多数地区，苎布则以南方为主，北方限于河南之地。原来南、北种植大麻、苎麻的技术有所不同。元代农学家王祯说：“麻、苎之有用具，南北不无异同。民俗岂能通变，如南人不解刈麻，北人不知治苎……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之，卧置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布洁白柔韧，可织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织。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于池，可为上法”。南方治苎，将已纺过的麻纱先用干石灰拌和数日，抖去石灰后再用石灰水煮熟，洗净，目的在于脱去麻纤维中的杂质，使之洁白柔软，然后再上织机。“北人未之省也”。又如大纺车，“昼夜纺织百斤”，“中原麻布之乡皆用之”，其他地方则未普及。王祯历举麻、苎制作上南、北之不同，“庶使南北互相为法云”[966]。全国的统一，对于南北织麻技术的交流，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毛布、铁勒布、麻铁黎布等新品种。毛布用“一色白苎麻”制成。这是高丽国出产的一种苎布。毛亦作毛施、氁丝，原来从高丽输入，因为质地良好，被称为“洗白复生高丽氁丝布”[967]，为中国百姓所喜爱，进而自行仿制。铁勒布是用“染色苎麻”制成的。“铁勒”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对北方突厥语系各游牧民族的泛称，这种布的制作方法可能来自北方民族。麻铁黎布是用“杂色老火麻”制作的，火麻即大麻。这种布的制作技术很可能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

由于棉织业的兴起，麻织业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还占有一定的地位。苎布是一些富裕人家的衣着材料。“大布可以衣”，主要是普通和贫困人家的衣服。[968] 麻可以制作绳索、袋、鞋，用途相当广泛。从现有一些记载来看，从沤麻到纺织，一般是个体家庭的副业。官府局、院中没有制造苎麻布的机构。

棉花自宋代起逐渐传播，元代发展迅速，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棉织业随之发展起来。正是在元代，棉织生产工具有很大的改进。松江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的妇女黄道婆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原来棉纺工具比较简陋，她“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969]。到元代中期棉纺工具有明显变化。

以取籽来说，原来，北方用铁杖捍，[970] 南方则“用手剖去子”[971]，经过改革，采取搅机轧棉取籽，效率大大提高。以弹棉来说，原来用线弦小弓，经过改革，改用绳弦大弓，功效明显增强。其他纺织工具亦有所改进，从取籽到织布各种工具系列化。[972] 棉织技术亦有显著的进步，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他姓妇不少倦”，“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973]。黄道婆是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崖州”即今天的海南，当地主要居民是黎族。崖州种植棉花较早，当地居民在织造棉布方面亦有比较丰富的经验。黄道婆显然在那里学会制作棉纺工具的方法和有关的生产技术，回到家乡以后，传授给乡人，为当地的棉纺生产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很快便传播开来。[974]

木棉织布，“其幅匹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抵缯帛，又为毳服毯段，足代本物……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975]。比起以往的丝、麻织品来，棉织品有很大的优越性，生产成本低，耗费的劳动相对少一些，而性能则不低于麻、丝织品，因此棉织业发展很快。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元朝政府设置浙东等五处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976] 所说“木绵”，实际上是棉布，政府在江南这些地方每年要收棉布十万匹，民间生产自用及投入市场的应该是更大的数字。成宗大德三年（1297）中央万亿赋源库每年从各省收到的“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977]。可以想见全国生产棉布数量之大。国库中的棉布主要供应宫廷、官员和军队的需要。

从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元朝政府屡次从江西和买木绵布，最多一年达十二万匹（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说明江西是当时出产棉布较多的地区。浙西的松江，由于黄道婆引进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很快便成为棉布生产的中心，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全靠织造棉布，“转货他郡，家既就殷”[978]。实际上棉纺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这种专业性的市镇的形成，可以说是浙西棉织业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

元代毛织业比较发达。元朝皇室和贵族留恋游牧生活方式，对于毛织品（毡、毯等）需要量很大。在政府系统和投下系统中，都设置有若干从事毛织的局、院。如户部下辖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所属有大都毡局、上都毡局、隆兴毡局、剪毛花毯蜡布局等，又有茶迭儿总管府，“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979]。“茶迭儿”是蒙语庐帐之意，这个总管府的工作显然就是制造庐帐，这也是毛织业的重要产品。此外，有的以“织染”为名的司、局、院，亦从事毛织生产。中统三年（1262），燕京从事毛织的局、院每年“造羊毛毡大小三千二百五十段”，使用羊毛、羊绒十四万余斤。[980] 为数相当可观。除了官府司、局、院以外，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百姓，常以毛织为家庭副业，织造毡、毯等。到过草原的欧洲传教士说：“他们用粗造的羊毛制成毛毡，用以覆盖他们的帐幕和箱子，并用以制成寝具。他们也用羊毛搀合三分之一的马毛制成绳子。他们也用毛毡制成鞍垫、鞍布和雨衣，这就意味着，他们利用大量的羊毛。”[981] 这种传统在蒙古族中一直保存了下来。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亦有毛织业。吐蕃的贡物有“氆氇”，即是一种毛毡。[982] 罗罗（彝族的先民）“男女无贵贱皆披毡”[983]。末些（今纳西族先民）地区土产有毡。[984] 金齿百夷（今傣族先民）贸易的物品中有毡。[985]

元代还有几种特殊的纺织品。广州路出产蕉布、葛布，竹鲜布。[986] 横州（路治今广西横县）、郁林州（今广西玉林）产蕉布。[987] 藤州镡津县（今广西藤县）出产竹子布。[988]葛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纺织材料，葛织物挺括、凉爽，是很好的夏季衣料。但它逐渐为麻取代，元代已很少见。蕉类植物中有不少品种其茎纤维可作纺织用，如芭蕉、甘蕉，统称为蕉麻，可用以织成蕉布，唐代曾是南方地区的贡品，到了元代，蕉布仍存在。竹鲜布、竹子布应是用竹纤维加工制成的。

元代各种纺织品，大部分是用来满足宫廷、官府和家庭的需要，投入市场的，只是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纺织品在当时的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南海贸易中，出口的物品有绫罗匹帛、红绢、龙缎、建宁锦、青缎、诸色绢、花色宣绢、水绫、五色缎、南北丝、丝布、青布、五色布等。[989] 真腊（今柬埔寨）“欲得唐（指中国）货……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此外有麻布、黄草布等。[990]在与高丽的贸易中，纺织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商品。高丽本土的纺织品，以麻布为主。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老乞大》，记载高丽商人将携带来中国的商品脱手后，购买“回去的货物”，纺织品占很大比重，包括粗木绵、织锦缎子、素缎子、花样缎子等。[991] 高丽忠让王三年（1391）有人上书说：“我朝只用土宜细纻麻布，而能多历年所，上下饶足。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饰之婢。愿自今土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金银珠玉之饰，以弛奢风，以严贵贱。”[992] 同年五月，又有人上书说，“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土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993]。这时元朝已亡，明朝建立，高丽王朝也已面临灭亡的前夕，社会奢靡成风，贵贱上下都以穿着来自“远方”“异土”（均指中国）的丝织品为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发生，完全可以追溯到元代。丝织品之外，棉花在14 世纪中叶也就是元朝末年才从中国传到高丽，所以在元代高丽需要中国的棉布。纺织品的大量出口对于元朝丝织业、棉织业和麻织业生产，都是有力的推动。

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宋代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丝织生产的手工业者，称为机户，他们中有的开作坊，雇用工人进行劳动，有的则是个体劳动者。元代把“随路织造段匹布绢之家”称为机户[994]，与前代含义是相同的。但这种“机户”是习惯的称呼，并非国家户籍上的正式名称。机户可能被签充为匠户，当役之余，在家中仍可从事丝织生产。机户也可能不是匠户，那就应在民户之列，专门从事丝织生产。机户可以是作坊主，雇用工人劳动，如同本章第一节中所引徐一夔描述杭州作坊一样，也可以是个体生产者。至于其他纺织门类的生产者，并没有专门的名称。

第三节 制瓷、制盐和矿冶业

一 制瓷业

制瓷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元代制瓷业分不同窑系，遍布南北各地。和前代相比较，有的窑系（如钧窑、耀州窑）逐渐衰落，但有的窑系则有新的发展，烧造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扩大，其中景德镇窑最为突出。

元代北方主要窑系有钧窑、磁州窑、霍窑、耀州窑等。钧窑系窑址以钧州（今河南禹县）为主，遍布河南的鹤壁、安阳、浚县等许多地方，以及山西、河北的部分地区。钧窑生产的瓷器以日常用品为主，如碗、盘、罐等。元代钧窑分布很广，亦不乏精品，但总的来说胎质粗松，光泽较差，烧造技术比起前代来有所退步。磁州窑以磁州（今河北磁县）为主，分布河北、河南、山西各地。磁州窑以烧造白釉黑花器为主，主要器型有白地黑花大罐、大瓷盆、白地黑花瓷枕等。它的产品具有硕大、浑圆、厚重的特色。霍窑主要生产地是晋宁路霍州（今山西霍县）陈村为主，主要生产白瓷，有“新定器”之称。[995] 耀州窑主要集中于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一带，黄堡镇宋代属耀州同官县治，元代同，故有此名。陕西其他地方和河南、甘肃亦有耀州窑址。耀州窑主要生产青釉刻花瓷器，也烧造黑釉、月白色青釉及白釉黑彩等瓷器。产品以碗、盘、盒、罐、壶等生活用具为主。但元代耀州窑已趋于衰落，不及宋代。

南方主要有龙泉窑、建窑、吉州窑、德化窑和景德镇窑等。龙泉窑的中心在处州路龙泉县（今浙江龙泉），以此得名，亦称“处瓷”。龙泉窑兴起于北宋，南宋至元是其全盛时期，窑址遍布瓯江两岸，已发现的元代龙泉窑址已达二百处以上。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器型有碗、盘、杯、瓶和佛像等。元代龙泉窑特点是器型增多，胎体厚重，装饰花纹精美。若干大型器物的烧成说明龙泉窑的烧造技术有新的进步。龙泉窑的产品大量用于出口。建窑中心在今福建省建阳县境内，以生产黑釉茶盏闻名。建阳宋代属建宁军，元代属建宁路，此类茶盏称为“建盏”，窑亦以此得名。宋代社会上下盛行“斗茶”，建窑生产的黑釉茶盏适合“斗茶”的需要，因此畅销。元代“斗茶”之风逐渐衰落，建窑也开始走下坡路。吉州窑的中心在今江西吉安市永和镇，宋代吉安称吉州，元代称吉安路，以此得名。吉州窑兼有南、北著名瓷窑的制瓷技艺，以生产白釉下彩绘和黑釉贴下瓷著称。德化窑址德化（今福建德化），产品以白釉瓷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壶、瓶等生活用具。德化窑产品大量输往海外。

元代南方最负盛名的是景德镇窑，它的中心产地是景德镇，元代属江浙行省饶州路浮梁州（今江西景德镇市），以地得名。唐、宋时期景德镇窑已有相当规模。元代，景德镇窑有很大发展，以青花瓷和釉黑红瓷、卵白釉瓷为其特色产品。青花瓷素雅、美观、纹饰永不退脱，深受欢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技术日趋于成熟。瓷胎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着色剂用进口的青花（钴）料。元代烧制青花瓷的窑场景德镇产品质量最佳。釉黑红是釉下呈红色花纹的瓷器，烧制难度比青花更大。卵白釉瓷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故称卵白。这是一种印花小足器，器内往往印有“枢府”字样，故又称为“枢府器”。它是枢密院在景德镇定制的瓷器，无论胎质、釉色、制作工艺，都有很高的水平。实际上，卵白釉瓷（枢府瓷）并非官府专用，也有一些在民间使用，有的还用于出口。景德镇窑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畅销，也是销往海外的重要商品。元代江浙行省设税务40处左右（参见本书第一章），一般均设于路、州所在地。景德镇属饶州路浮梁州，饶州路已设税务，而浮梁州另设景德务，两务均为正八品。[996] 可见景德镇因大量生产瓷器，在市场上出售，故当地的商税收入相当可观。

元朝政府在将作院下有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997]。瓷局的产品主要供应宫廷的需要。官府设置的制瓷管理机构，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此一处。[998] 但瓷局是从民间订购瓷器，还是自行制造，则是不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瓷窑，应该都是民营的。瓷窑生产要向政府纳税。至元五年（1268）制国用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

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除民户瓷窑课程依例出纳外，军户韩玉、冯海倚赖军户形势，告刘元帅文字拦当，止令将烧到窑货三十分取一，乞施行。制府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瓷窑、石灰、矾、锡榷课，斟酌定立课程。钦此。瓷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难同三十分取一。除已移咨枢密院，行下合属，将合纳课程照依旧例办课外，仰照验钦依施行。[999]

均州疑是钧州之误，即钧窑主要产地。从这件文书来看，当时瓷窑是实行二八抽分的，即实物税。但后来特别是全国统一以后，很可能有所变化。

据记载，元代有“瓷课，冀宁路五十八锭”[1000]。可见瓷课采用货币形式。上述景德镇设税务，亦是收货币税。但这方面的记载太少，难以详细说明。

在对外贸易的物品中，瓷器的地位仅次于纺织品。据记载，元代向南海（东西洋）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瓷器，有“青白花碗”“处州瓷器”“粗碗”“埕器”“大甕”等名目，显然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1001] 所谓“处州瓷器”，即龙泉窑产品。真腊国“欲得唐货”，其中有“泉州之青瓷器”，应即德化窑产品。[1002] 瓷器还大量向日本、高丽出口。

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西南部，木浦港附近海底，发现了一艘沉船。据研究这是一艘元代中期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的货船，打捞出瓷器一万多件，其中龙泉窑系的青瓷最多，其次有白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分别产于景德镇窑、建窑等，说明向日本出口的中国瓷器，数量很大。[1003] 近年在我国辽宁绥中海域发现元代沉船，亦载有不少瓷器，是磁州窑的产品，很可能是运往高丽的货物。

二 制盐业

元代文献叙述盐的种类时说：“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有煮盐而后成者，河间、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之末盐也。惟四川之盐出于井，深者数百尺，汲水煮之。”[1004] 这就是说，可以分为井盐、海盐（末盐）、池盐（颗盐）三大类。

在元代盐的生产中，海盐最为重要。元代海盐的生产，有两种方法，一是“煮海而后成”，一是“晒曝成盐”。前者一般称为煮盐，后者一般称为晒盐。煮盐之法，由来已久。元代曾任盐场官吏的陈椿，作有《熬波图》一书（1330年付印），图文并茂，表现了煮盐生产的全过程。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关于海盐生产的专门著作。[1005] 根据《熬波图》的叙述，结合其他记载，可知当时海盐生产分为以下步骤：建造房屋，开辟滩场，引纳海潮，浇淋取卤，煎炼成盐。前二者是建设海盐生产中的基本设施，生产流程实际上是从引进海潮开始的。在滩场上铺上草木灰，引入海水，反复淋晒，使灰中盐分增加。然后将灰扫聚成堆，再往其上浇咸水，灰堆下面便有卤水通过管道流向旁边的卤井。这种晒灰取卤法盛行于浙西地区。浙东则行削土取卤之法。将海水浸漫的海滩地上经过日晒以后含盐分较多的表层咸土，刮聚在一起，成为土墩，然后用咸水浇淋，取得浓度很大的卤水。其他海盐区分别采用其中一法。取得卤水后，用船运到盐户集中居住之地，用柴薪起火，加以煎炼。浙西煮盐用铁盘，大的铁盘用生铁一两万斤，浙东则“以竹编”，“止可用二三日”。煮到一定程度，或将湿盐捞出，置于铺有竹篾的撩床上，“沥去卤水，乃成干盐”，或者待盘上卤干，结成盐，然后捞出。总的来说，元代煮盐技术和宋代相比，没有多大差别。

晒盐法起于何时，尚难断定。至元二十九年（1292）江西行省的一件文书，已讲到煎盐和晒盐的区别。[1006] 成宗大德五年（1301），福建盐运司“所辖十场，除煎四场外，晒盐六场”。可见在福建盐区中以晒盐为主。晒盐法的生产过程前几个步骤（引纳海潮，浇淋取卤）和煮盐相同，但在将卤水加工时，“全凭日色晒曝成盐，色与净砂无异，名曰砂盐”[1007]。这种方法，不用柴薪和铁盘，生产成本较低，出售价也相应比煮盐低一些。和煮盐相比，晒盐是一种进步。但在元代，其他海盐区似未采用此法。晒盐的普遍推广，已是元代以后的事了。

元代出产池盐的地方颇多，都在黄河以北，而以解池（今山西运城南）最为重要。解池“广袤百里”[1008]，自古以来一直是重要的盐产地。解池生产原来听任日晒风吹，自然成盐，由人工捞取。唐代改为人工种晒，即将盐池附近的土地开辟成畦，引入池水，再经风吹日晒成盐。经过这样的过程，盐的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在元代，解盐的生产方法有所变化。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一件文献中说：“盐之所出，品类颇多……出于解之两池者，则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之，得西南风起，一夕成盐，盖资于天，非人力之所能也。”[1009] 他说的是垦畦成盐法。但到延祐元年（1314），一篇文献中说：“前代解盐，垦畦沃水种之，今则不烦人力而自成，非若青齐、沧瀛、淮浙濒海牢盆煎煮之劳及蜀井穿凿之艰也。”[1010] 显然，在此以前，又恢复了自然成盐之法，不再垦畦。元代官方记载说：“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又说：“[解]池方一百二十里，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摝盐花，其法必值亢阳，池盐方就，或遇阴雨，则不能成矣。”[1011] 这和上述记载是一致的。垦畦法所得盐质量好，自然成盐称为漫生盐“苦不可食”，这是宋人的看法。[1012] 元代后期，人们常以“解盐味苦”为言，也可证明当时采用自然成盐之法。明代的记载说：“宋人以三月垦畦，四月沃种，至八月而止，是谓种盐……盐池盐则摝取而已，且种且摝，所获滋多。元人惟盐池，今三场因之。”[1013] 也可以证明元代解盐制作以自然成盐为主。从技术上说，这是一种退步。北方还有不少盐池，其制作方法不很清楚。

井盐主要产于四川，其次在云南。宋代四川井盐生产兴旺发达，但在蒙古（元）对宋战争中遭到很大破坏。元朝统一以后，逐渐有所恢复，但仍不如前代。据元代中期统计，四川属于政府的盐井95 座，此外民间往往“私开盐井”[1014]。云南行省的闰盐县（今四川盐源县）“县境有盐井”[1015]。威楚路（路治今云南楚雄）“地利盐井”[1016]。元代井盐的生产技术缺乏记载，应与前代相去不远。

元代盐是国家的专卖物品，盐的生产也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管理的。元朝先后设置两淮、山东、两浙、福建、广东、广海、河间、河东、四川九处盐务管理机构，分别称为盐运司、提举司或茶盐转运司，每盐司下辖若干盐场，每座盐场有盐户数百不等，分成若干团灶。盐户是由国家强制签拨的。盐场是盐务管理的基层机构，团是盐户的集中居住点、生产点，生产通常以灶为单位进行。每灶的盐户共同使用铁盘和灶等大型生产工具。每个盐场、团、灶、直至盐户，都有生产定额。浙西各盐场“多者万引，少者不下五、七千引”[1017]。每引4百斤。而广东各盐场则要少些，高的二千余引，低的才四五百引。[1018] 各盐司每年生产盐额相差很大。以两淮盐司最多，其次是两浙、河间、山东等。从全国统一到14 世纪20年代，盐的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忽必烈统治的末年（1289—1292），全国盐产量为180 万引左右。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增至250余万引。[1019] 这主要是元朝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强迫增大盐产量所致。这个数额，实际上已超出了不少盐司、盐场的生产能力，所以在此以后产量便不断下滑了。

三 矿冶业

元代采掘的矿产有煤、石油、金、银、铜、铁、铅、锡、矾、水银、玛瑙、朱砂等，种类繁多，与之相应，建立了各种冶炼场所。

煤和石油是燃料。大都有“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1020]。大都“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乘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百，往来如织”[1021]。大都城内有煤市。[1022] 成书于14 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朴通事》，主要描述大都生活各个方面，其中提到有人“煤场里推煤去”，用“煤炉”做饭。[1023] 可见煤已成为大都居民的重要燃料。山西太原路（路治今山西太原）有“石炭窑四座，二在石州离石县上官村，二在宁乡县南五里”。又有煤炭，“出楼烦城北一十里石炭井村。又城南五十里顺道村”[1024]。元代文献中有关煤的记载不多，但出煤之处为数不少，则是可以断言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分别在13、14世纪来到中国，都为当时中国人用煤作燃料惊叹不已。[1025] 石油产于陕西，“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岁纳一百一十斤。又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石油在宜君县西北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气虽臭而味可疗驼马羊牛疥癣”[1026]。此外，石油还“出肃州南山石中……肥如煮肉，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1027]。肃州即今甘肃酒泉。元代石油生产似仅见于陕、甘部分地区，而且规模有限，但它的开发利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在元代有相当的规模。金属矿中以铁的开采最为普遍。据《元史·食货志》记载，“产铁之所，在腹里曰河东、顺德、檀、景、济南，江浙省曰饶、徽、宁国、信、庆元、台、衢、处、建宁、兴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龙兴、吉安、抚、袁、瑞、赣、临江、桂阳，湖广省曰沅、潭、衡、武冈、宝庆、永、全、常宁、道州，陕西省曰兴元，云南省曰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1028]。其实产铁之所远不止此。仅从残存的《元一统志》来看，大都“宛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清水村有[铁]冶”。怀孟路“[铁]冶，在济源县西百里西山百家平”[1029]。济源今河南济源市。平阳路“辽山县有[铁]冶”[1030]。辽山今山西左权。辽阳行省的大宁路“兴中州有铁冶，在州西北九十里蓼子峪。利州有铁冶，在州东南二百八十里牛口峪。惠州有铁冶二所，一在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寺子峪，名滦阳冶。一在州东北六十里松棚峪，名宝津冶”[1031]。以上三州分别是今辽宁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河北平泉。河南行省南阳府产“铁，出嵩州，州西北四十里高都川有冶”[1032]。嵩州今河南嵩县。陕西行省的兰州“有[铁]冶一所，去州五十里”[1033]。兰州即今甘肃兰州。江西行省的瑞州路新昌州“有铁冶二所，一名上煌，一名黑口”[1034]。新昌州今江西宜丰。江浙行省汀州路有铁务，“在长汀之莒溪”[1035]。长汀即今福建长汀。以上除瑞州路已见于《元史·食货志》以外，其余均未见该书记载，可见其缺漏之多。根据以上两种文献，可知铁冶遍布全国各行省。此外，元朝政府曾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立冶场，鼓铸农器”，说明当地亦有铁冶。[1036] 元代各种矿冶中以铁分布最广。

“产金之所，在腹里曰益都、檀、景，辽阳省曰大宁、开元，江浙省曰饶、徽、池、信，江西省曰龙兴、抚州，湖广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冈、宝庆，河南省曰江陵、襄阳，四川省曰成都、嘉定，云南省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1037]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产金点最多，产量亦富，忽必烈时规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子折纳。”[1038] 这与云南产金较多是有密切关系的。“产银之所，在腹里曰大都、真定、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海，辽阳省曰大宁，江浙省曰处州、建宁、延平，江西省曰抚、瑞、韶，湖广省曰兴国、彬州，河南省曰汴梁、安丰、汝宁，陕西省曰商州，云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1039]。元武宗时为铸铜钱，“产铜之地立提举司十九”[1040]，但未见具体记载，可考的只有饶州路德兴一处。[1041]顺帝时，又铸铜钱，曾于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置铜冶场于饶州路德兴县、信州路铅山州、韶州岑水，凡三处”[1042]。韶州路属江西行省，信州路、饶州路属江浙行省，除韶以外，信、饶二处，未见于以上记载。

据《元史·食货志》载，“产铅、锡之所，在江浙省曰铅山、台、处、建宁、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阳，湖广省曰潭州”[1043]。这一记载也是不完全的。据残存《元一统志》，河南行省南阳府嵩州（今河南嵩县）产锡，“有洞，在州东南九十里……凡四处。民户采打锡货，烧造丹粉，见贡。又州西北四十里高都川有冶，提举司每岁办课”[1044]。

其他非金属矿冶，有玉、水银、朱砂、玛瑙、矾等，数量有限，不一一列举。

在矿冶业中，开掘矿材，主要靠手工劳作，技术是很简单的。可以蒙山银矿（在江西瑞州路）为例，“取矿则必篝火悬绳，横穿斜入，窦穴暗小，至行十余里。岩石之压塞，水泉之涌溺，其为险恶，盖无可比。加以山岚毒气，旦夕攻侵，枉死之人，不可胜数”[1045]。劳动条件是很恶劣的。

有关元代冶炼技术的记载很少。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炼铜采用“胆水浸铜”法。元武宗时，铸“至大通宝”钱，立泉货监六，王都中被任命为江淮泉货监，“公以铜不足为忧，询知饶之德兴有胆水，可浸铁为泥，以火炼之，悉成美铜。如其法行之，得铜数十万斤”[1046]。但“至大通宝”很快就停铸。元顺帝时，铸“至正通宝”，张理上书说：“饶州德兴三处，胆水浸铁，可以成铜。”并献上其先世所作《浸铜要略》一书。元朝政府便任命他为铜冶场官，负责在德兴炼钢之事。[1047] 胆水系硫酸铜（中国古代文献称为石碌或胆矾）溶液，将铁片置入，发生化学反应，成为含铁的硫化物，铜便分离出来。胆水浸铜的技术宋代已盛行，张理的祖上张潜“得变铁为铜之法”，《浸铜要略》一书系张潜之子张甲所作。这种技术在宋代已很流行，[1048] 元代继续推广。（2）在炼铁方面，元代文献《熬波图》中记载的化铁炉，每化一斤铁用炭一斤。耐火材料有所改进。炉口小而炉膛大，既能减少热量损失，又能使炉料顺行，热量集中，利于熔铁。炉脐上的窍和溜都与近代炼铁炉基本相似。这是冶金技术的重大进步。[1049]（3）元代上层社会重视镔铁，用以制造武器或各种器物。著名匠师阿尼罗“又创为镔铁自运法轮，行幸揭以前导”[1050]。元文宗赐蒙古军万户也速迭儿物品中有“镔铁镮刀一”，后来又“赐宝饰镔铁挝一，镔铁宝刀一”[1051]。另据记载，“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1052]。镔铁见于史籍已久，原来是从波斯、中亚传入的。在欧洲则称为“大马士革钢”。原料是直接从磁铁矿冶炼出来的熟铁，经过加工以后，“所得的钢材是一种半熔状态的组织均匀的生、熟铁集合体”。用来制作武器或器物，上面显示自然的花纹。[1053] 这是一种外来的炼钢技术。元朝工部下属诸色人匠总管府，所辖有“镔铁局，秩从八品，大使一员，掌镂铁之工”。工部下属又有提举右八作司，秩正六品，“掌出纳内府漆器、红甕、捎只等，并在都局院造作镔铁、铜、钢、石”等物。[1054] 可知元朝官手工业中设有专门制作镔铁器物的机构，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元代矿冶有官营，有民营。官营矿冶由政府签发冶户从事劳动，如“铁在河东者，太宗丙申年，立炉于西京州县，拨冶户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一于煽焉”。“铜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拨户一千，于临朐县七宝山等处采之。”[1055] 徒刑罪犯也被送到官营矿冶劳动。官营矿冶，由政府设立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管理，发给冶户一定工本或衣粮，生产有定额，产物全部交公。民营则由人向政府承包矿场（洞），产品或分成，或折成货币上交（参看本书第十七章第三节）。民营矿冶的劳动人手一般由雇用而来。元代各种矿冶的产量，缺乏记载，难以说明。

第四节 武器制造、造船、印刷和酿酒业

一 武器制造业

元朝以弓马之利得天下，因而十分重视武器制造。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设置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唐兀人小丑，“太祖既定西夏，括诸色人匠，小丑以业弓进，赐名怯延兀阑，命为怯怜口行营弓匠百户，徙居和林”[1056]。“太祖圣武皇帝经略中夏，总揽豪杰，贮除戎具为亟。[孙威]乃挟所业投献，上赏其能应时需，赐名也可兀阑，饰佩金符，充诸路甲匠总管。”[1057]“兀阑”是蒙语工匠的音译，“也可”意为大，“怯延”待考。成吉思汗以后的诸汗，都很重视武器制造。到忽必烈时代，已经拥有完整的武器制造体系。至元五年（1268）设立军器监，秩四品，“掌缮冶戎器，兼典受给”，至元十年（1273）六月，“以各路弓矢甲匠并隶军器监”[1058]。机构的名称屡有变动，后改为武备寺。其下属机构有两类，一类是贮藏武器的仓库，有寿武库、利器库、广胜库。一类是制造武器的局、院、提举司，集中在大都、上都及其周围，其次是腹里各地，还有一些在辽阳、河南。这样的布局，是和军队的布局相适应的。元朝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后，元朝军队以侍卫亲军为主力，分布在大都、上都及其周围地区。武器制造局、院、提举司的设置，显然为了便于供应军队。武备寺下属机构中唯一在南方的，是隆（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军器人匠局。[1059]

元朝平定南宋后，在江南很多地方设置官府手工业局、院，一般是两类，一类是织染，另一类便是军器制造。镇江路有杂造局，“军器岁额水牛皮甲七十六（黑漆、红漆、绿油、黄油各一十九副，紫真皮盔、甲袋全）。角弓四百五十（并羊肝漆）。箭二万一千二百（并羊肝漆）。丝弦八目。弓箙、箭簶、革带各二十二。手刀八十五。枪头四十”[1060]。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亦有杂造局，“周岁额办总计军器二百七十五副。人甲一百五副，紫真皮盔、甲袋全。手刀一百一十五口，黑漆木鞘靶全。弓袋箭葫芦杂带五十五副”[1061]。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则设有军器局，“专一置造军器”。但具体种类数额不详。[1062] 类似的设置在江南应不在少数。集庆路的军器局隶属于路总管府，其他路同类机构的隶属关系应同。也就是说，南、北军器生产的局、院，隶属关系是不同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上述隆兴路军器人匠局）。中统二年（1261）四月，“遣弓工往教鄯阐人为弓”[1063]。鄯阐又作善阐，后改中庆路，治今云南大理。政府专门派遣弓工前去教授，说明当地亦有制造军器的局、院。

元朝政府明令禁止民间私藏军器，“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私藏甲、枪、刀、弩、弓箭，根据数量多少，分别处以笞、杖、徒刑，直至死刑。军器制造全部属于官府手工业，民间不能经营。其生产的主要品种有甲、弓箭、刀枪等。至少从元代中期起，已开始制造铜火铳（火炮、火筒），[1064] 但此类火器由哪一个局、院制作，缺乏记载。关于武器制造的数量，除了前引南方某些局、院的岁额外，也缺乏记载。元朝拥有一支多达数十万人的强大的军队，其武器的生产量无疑是很大的。武器生产，完全用来装备军队和满足某些政府部门的需要，由政府调拨，与市场没有关系。制作武器的原料，原来主要是通过“和买”得到的，但是这种方式弊端甚多，后来逐渐变为有关局、院支钱自行购买。这一变化在下面的文书中说得很清楚：

大德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工部呈：据河南道奉使宣抚呈，各处和买应付军器物料，扰民不便。略以河南府申，年例成造各色衣甲五百八十七副，元拨皮匠人等二百四十户，全免差税，每处支请工粮四千余石，专一成造衣甲。合用马牛皮货颜色物件，不系出产，桩配州县，家至户到。或着马皮一斤二斤，物料或三两四两，虽是估体价钱，又经贪饕官吏、弓手，不能尽实到民。如得价一分，其纳之物，已费相陪，必须计会。局官、库子人等恣意刁蹬，多余取受，少有相违，拣择退换，不收本色，却要轻赍，岁以为常，民受其弊。又照得上都、大都、宣德、隆兴、大同等处局、院，合用物料，有司估体价钱，责付各局自行收买等事，参详，若依此例，每年诸路常课会计合用物料，有司估体实直价钱，预为全数放支，责付各色局院作头人等，自行收买用度，实为官民两便。照勘议拟呈省……都省准呈，咨请依上施行。[1065]

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出，“和买”实为“桩配”，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元朝政府采取改革措施，生产武器的局、院所用材料，都由“和买”改为支钱收买。这种改革，对于其他行业的官手工局、院，亦应有影响。

二 造船业

从唐代中期以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以海道为主。海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对于造船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元朝平南宋后，积极发展与海外国家、地区的联系，不断派遣使臣出海，大力推进海外贸易。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海船。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泉府司，“所统海船万五千艘”[1066]。元朝政府为了解决首都大都的粮食问题，开辟从南方到北方的海运，每年运粮多时达三百多万石，所需海船经常在千艘以上。[1067] 为了内河航运，一次造船多达三千艘。[1068] 单凭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元朝船只的数目是很大的。

元代船只有多种类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内河船和海船两大类。“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内行驶”，在江河内行驶不便。[1069] 以海船而言，南、北又有区别。由南向北运输粮食的海船，一般是平底的，这是因为主要沿海岸线航行，近海多沙，适于平底船。海运开辟之初，便是“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进行探索的。[1070] 而南方驶向大海的船只，一船上宽下尖，便于破浪航行。无论内河船或海船，都以“料”为计量单位，一料一石，百料船载重百石。内河船以三百、五百料居多。海船一般载重量较大，千料、二千料甚至更多。当时贩卖私盐的海船载盐少者数百引，“多者千余引”[1071]。盐一引四百斤，千引则为二百吨，若千五百引则为三百吨。私盐船尚且如此，从事海外贸易或出使海外的船只可想而知。元代的海船建造时选用良好的木材，船底有二重板重合，船侧用三重板叠合，接缝处用桐油、石灰、麻丝艌紧，可防漏水。船身采用多隔舱技术，能够增加船体的强度，有利于抗沉。这些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先进水平。[1072] 元代造船，规模大，数量多，性能好，不仅有助于国内南北东西联系的加强，而且对中国与广大海外国家、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元代的造船业，亦有官府与民间之分。与其他官府手工业不同的是，官府造船，并没有固定的局、院，而是临时委派官员，采用摊派的形式，强行在民间征发工匠和征集物资，进行建造的。在一定的任务完成后，建造的组织也就不存在了。这种摊派常常采用“和雇”“和买”的名义，实质上是强制性的，忽必烈时期，程钜夫就江南造船（为了远征日本）的情况上书说：

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文字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计，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者三、二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又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杠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木植、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民户窘急，直一钱物一两买纳，处处一例，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或致误事。宜令今后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仍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领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回还。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1073]

程钜夫列举了官府造船的种种弊病，同时也说明了官府造船和组织方法。他特别指出宋、元二代官府造船方法之不同，元代是官府摊派桩配，宋代是官府与船匠订立合同，议价打造。相比之下，元代官府造船方式是一种退步。

元代民间造船的情况缺乏记载。可以想见，很可能就是程钜夫所说宋代的办法。需要造船运输的商人，与船匠订立合同，议价打造。但船匠是个体的联合，还是工场式的雇用工人打造，则是不清楚的。元代的文献说：“尝观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令。柂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1074] 这是说海商的船只，可见民间打造的船也有规模很大装备精良的。元代造船业的发展，对于运输和贸易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印刷业

元代印刷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元代有官府印刷机构。元朝政府中设兴文署，“掌雕印文书”。原属秘书监，后隶属于国子监。署中有“雕字匠花名计四十名（作头一名，匠三十九名），印匠一十六名”[1075]。兴文署刻印过《资治通鉴》一书。兴文署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机构，亦自行刻书印书。但总的来说，与其他行业不同，元代官府印刷业并不发达，兴旺的是书院、学校印刷业和民间印刷业。

元代各地的书院、学校，情况很不相同，有的书院、学校有较多的田地、房产，比较富裕，有的则比较贫困。前一类学校、书院有较多的收入，除养赡师生外，便用来刻书、印书。元朝政府要刻的书，常常下令书院、学校刻印。例如《宋史》《辽史》《金史》《玉海》《国朝文类》等书，都是由中书省批准，要江浙行省选择学校、书院刻印刊布的。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曾出面组织协调江东九路、州儒学刻印十七史（实际刻印十史）。儒学、书院刻书，是元代印刷业的一大特色。它重在流布，不以营利为目的，质量较好，历来受到重视。

元代民间印刷业兴盛，北方的中心是平阳（今山西平阳），南方是杭州和建宁（治今福建建瓯）。平阳在金代便有发达的印刷业。蒙古国灭金后，窝阔台汗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于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1076]，显然为刻印书籍而设。有记载可考的平阳印书作坊便有九家。此外，全真道在平阳玄都观刻印《玄都道藏》，雇用工匠五百多名，用时八年，共有七千余卷，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1077] 由此亦可看出平阳的刻板和印刷的能力。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南方文化中心，印刷力量雄厚。元朝政府常将决定刊行的书送到这里来印刷。除了学校、书院印书外，民间书坊见于记载的有四家，实际上应不止此。当地的寺院亦有刻书之举，著名的是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刊印的《普宁藏》三千六百余卷，便是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的。建宁在宋代便以刻书出名，有“建本”之称。元代书坊可考者在四十家以上，经营者以刘氏、余氏、虞氏三姓居多，最有名的是余氏勤有书堂和刘氏翠岩精舍。现存元刊书籍中，出于建宁的最多。除了以上三地外，大都（今北京）、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吉安（路治今江西庐陵）等地，民间印刷亦有一定的规模。

元代印刷技术有新的进步。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这是伟大的创造。蒙古国时期，姚枢“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1078]。“沈氏活板”指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制作活字版的记载。可知姚枢曾将毕昇活字版技术付诸实践。这是元代文献中有关活字版的首次记载，但姚枢、杨古用什么原料制作活字则是不清楚的。13世纪末，王祯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尹，撰写《农书》，“用己意命匠创造活字，二年而工毕”。先用来印当地县志，效果很好。本想继续用来印《农书》，但因调任江西永丰县尹，未能实现。王祯撰专文介绍自己创意的活字，他说以前有以铁、泥、锡制作的活字，效果都不很理想，“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他做的一副木活字共三万多个。上文中的“盔”，应是有档栏的版盘，木活字排好后，用竹片作行间的嵌物，空间再用木片塞紧，使之牢固，便可用墨印刷了。王祯还设计了转轮排字盘，排版时可以推动转轮取字。[1079] 这些都是他对印刷术的重要贡献，标志着中国的印刷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延祐六年（1319）出任奉化（今浙江奉化）知州的马称德，“任内置到活板□万字”。“活字版印到《大学衍义》一部计二十册”[1080]。但总的来说，木活字在元代未能推广，到了明代才广泛流传开来。[1081]

民间印刷业出版的书籍多种多样，有儒家经典，官修史书，名人诗文集，也有医书、杂剧剧本等。这些书籍主要用来出售。元朝都城大都有文籍市，显然是出售书籍的地方。[1082] 其他城市亦应有出售书籍的店铺。高丽曾派遣使者到江南购买书籍，购得一万八百卷而还。[1083] 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教科书记载，高丽商人回国购买的货物中有多种文书，如晦庵（朱熹）的《四书集注》《毛诗》《尚书》《周易》《礼记》、韩文（《韩愈文集》）、柳文（《柳宗元文集》）、东坡诗（《苏轼诗集》）等。[1084] 这一时期来华日本商船也购买大量中国书籍，带回本国：“儒、道诸子百家的书、历史书以及其他杂书，似乎都是元朝输入的。”[1085] 也就是说，民间书场刻印的书籍，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行销，而且销往海外，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酿酒业

元代食品加工业颇为发达，其中最兴旺的是酿酒业。

元代酒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和阿剌吉酒。马奶酒用马奶搅动发酵而成，这是蒙古人的传统饮料。宫廷和诸王、百官（主要是蒙古高级官员），都有专门的马匹，专人饲养取奶供制酒用。马奶酒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但因马奶的质量和加工的程度不同而有细、粗之分，皇帝饮用的黑马乳，“谓之细乳”。诸王百官饮用的质量稍逊，“谓之粗乳”[1086]。一般蒙古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马奶酒，当然就更粗糙了。葡萄酒在元代很流行，主要产地是山西的平阳、太原、畏兀儿地面的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以及大都、上都等地。当时酿造葡萄酒，一般利用葡萄皮上带着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酵，这和前代利用粮食和葡萄混酿的方法有所不同。[1087] 粮食酒通常用粮食（糯米、黍等）加酒曲发酵而成。阿剌吉酒即蒸馏酒，这种生产技术是从“西域”亦即中亚、西南亚传入的。阿剌吉是阿拉伯语araq的音译，原意为汗、出汗，用阿剌吉作酒名，是形容蒸馏时容器壁上凝结的水珠形状。蒸馏器一般用上下相接的两个容器组成，下面的容器盛普通的粮食酒或果实酒（包括葡萄酒），加热以后，蒸汽上升，在上面的容器冷却凝结，“蒸而雨滴”，加以收集，这样“用好酒蒸熬取露”而成的，便是阿剌吉酒。[1088] 关于我国蒸馏酒的起源，迄今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过去有过蒸馏制酒的方法，亦已失传，元代这种方法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从“阿剌吉”一名可以确定。正是在元代阿剌吉酒“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1089]。

元朝政府中设有“掌供玉食”亦即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下辖光禄寺，“掌起运米曲诸事”，领尚饮、尚酝局，“掌酝造上用细酒”；大都尚酝局，“掌酝造诸王百官酒醴”。另有上都尚饮局、上都尚酝局，其职能与大都两局同。又有大都醴源仓，“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曲药，以供上酝及岁赐百官者”；上都醴源仓，“掌受大都转输米曲，并酝造车驾临幸次舍供给之酒”[1090]。如此众多与酿酒有关的机构，可知元朝政府对此是特别重视的。光禄寺酒一是满足宫廷的需要，二是供应诸王百官。诗人迺贤写道：“新样双鬟束御罗，叠骑骄马粉墙过。回头笑指银瓶内，官酒谁家索较多。”[1091] 描写的是贵族官僚家的女子，骑马前去索取“官酒”的情景。“官酒”即光禄寺酒，也称宣徽酒。“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岁费陶瓶甚多。”后来有关官员“奏制银瓶以贮，而索者遂止”[1092]。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宣徽酒用来满足宫廷、诸王、百官的消费，并不用来供应市场。

宫廷诸王、百官之外，民间用酒，原来实行“榷酤”，亦即官府经营发卖的，后来逐渐改为“散办”，亦即百姓可自行造酒，但需纳税。这是城市中实行的办法。农村则实行验地亩纳税的办法。[1093] 元代酿酒的数量很大。以大都为例，有人说，“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1094]。则每年需30 余万石。还有人说：“京师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1095] 后一种说法大概是夸大的，因为每年由海道北运的粮食亦不过200万—300万石。根据元代中期大都槽坊（生产酒的作坊）数和政府规定的用粮限额推算，每年耗粮约为50万石。[1096] 大都以外如“真定一路，在城每日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该六千余石，其它处所费比较可知”[1097]。真定在元代是中等城市，每年耗粮需七八万石。由大都、真定的例子，可以想见民间酿酒为数之巨。元朝政府每遇灾荒年份，常下令禁止酿酒，就是因为它消耗粮食过多。民间生产的酒都用来出售。大都的槽坊既是造酒作坊，又是酒店。各地城市和一些行人来往集散之地也都有酒肆（酒店、酒务）。杂剧中有许多关于酒肆的描写，例如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一个放良的奴隶在“郑州城外开着一个小酒店儿”，“满城中酒店有三十座”[1098]。

第八章 牧业和渔业

从草原大漠走向中原的蒙古人，对畜牧业非常重视。元朝建立之后，不但继续支持游牧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在各地设立政府直接管理的牧场，并采取了保护牧业的一系列措施。为保证政府使用马匹的需要，元代还从民间大批购买和拘刷马匹。无论是淡水渔业还是海洋渔业，在元代都有较大发展。

第一节 牧业的基本状况

马、牛、羊是牧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在蒙古建国前后，漠北、漠南的牧业经济已很发达，正如出使草原的南宋使者所说：“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1099]“其畜牛、马、犬、羊、橐驼；胡羊则毛氄而扇尾，汉羊则曰骨律；橐驼有双峰者，有孤峰者，有无峰者。”[1100] 来自西方的人也对草原畜牧业印象深刻，指出蒙古人“拥有牲畜极多：骆驼、牛、绵羊、山羊；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公马和母马，以致我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余地方能有这样多的马”[1101]。

在游牧经济地区，马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交通和作战工具，还是“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的游牧民的重要生活资料，所以最受蒙古人的重视，并成为游牧民财富的标志，“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1102]。草原上的牛，亦与中原农耕地区不同，“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与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1103]。

逐水草而迁徙是牧业的传统经营方式，牧民已经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畜牧经验。以牧马为例，饲养、训练、骑乘等已形成既定做法。

蒙古人牧马，采取“野牧”方式，“无刍粟，六月餍青草，始肥壮者”，并且使用“扇马”（骟马）良法。“四齿则扇，故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不扇则反是，且易嘶骇”；“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多扇了，所以无不强壮也。移剌者公马也，不曾扇，专管骒马群，不入扇马队。扇马、骒马各自为群队也，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剌赤管，手执鸡心铁掴以当鞭箠，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帐房前，少顷各散去。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于而自来，饮足而去，次者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远挥铁掴，俯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其骒马群每移剌马一匹，管骒马五六十匹，骒马出群，移剌马必咬踢之使归也；或他群移剌马逾越而来，此群移剌马必咬踢之使去”。兀剌赤即牧马者，据南宋使者所见，“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可知在蒙古建国之后，因蒙古成年男子多年在外征战，草原上已大量使用外族人从事牧业生产。

马匹的调教颇受重视。“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之三年而后再骑乘，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齿也。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

对马匹的骑乘和护养亦很注意。蒙古人的坐骑，同样用野牧的方法，“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放牧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但是在乘马时必须注意马匹的护养。“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调息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生病”。为保护马匹，蒙古人远行时都备有“从马”，又称“副马”。“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1104] 这些调理马匹的方法，在元朝仍为牧民所奉行。

草原居民常选择河流、湖泊旁的地点驻帐，以解决取水问题。冬季则主要靠化雪取水。但是在戈壁滩上，水源缺乏，往往难以立帐长住。窝阔台汗即位之后，下令在草原、戈壁上无河流、湖泊的缺水处打井。[1105] 此后在草原城市或比较固定的驻帐地都有了水井，为居民就近取水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然，即便有了水井，由于水源不足，在缺水处水依然是很宝贵的，一般不能供人洗浴。来自中原的人，即因上都附近的草原居民“悭水”，留下了“汲井佳人意若何，辘轳浑似挽天河；我来涤足分余滴，不及新丰酒较多”的感叹。[1106]

草原上的畜群，各有记号。“如果任何牲畜丢失了，看到它们的人或者不去惊扰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指定看管丢失牲畜的人那里去；牲畜的失主到这些人那里去认领，他们没有任何困难就可以把它们领回去。”[1107] 丢失的牲畜和草原上的流散人口，蒙古人称为“孛阑奚”，汉语称为“阑遗”。

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草原上亦形成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习俗和禁忌。

蒙古人敬天，“每事必称天”，但同时又惧怕天威，尤其惧怕闪电和打雷，“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在野地之人，“必掩耳屈身至地，若弹避状”；在帐幕中的人则会将陌生人驱出帐外，自己躲在帐中，直至雷声停息；只有少数人（如兀良哈部人）敢于高声咒骂天、乌云和闪电。[1108] 这种惧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雷电经常击死牲畜和引起火灾，是草原上难以克服的一种自然灾害。为防止触怒天威，“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茵则禁其采”[1109]。“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流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他们相信，这些动作增加雷鸣和闪电。”[1110] 触犯禁忌，洗涤衣服和在帐外晾晒衣服的人要遭到鞭打和驱逐。此外，“他们还说，如果把酒或酸马奶、淡奶和酸奶酒洒出在地上，闪电多半会打到牲畜背上，尤其是马身上。如果洒出了酒，那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闪电准会打到马身上或打到他们的家里”。也就是所谓的“酌乳酪而倾器者，谓之断后”，因此不得“把奶或任何饮料和食物倒在地上”。经过雷击的牲畜和帐幕，皆弃而不用；有人遭雷击，同族人或家人均要从雷击地迁走，并且在三年中不得进入大汗的斡耳朵。[1111]

帐幕是草原居民的主要居住场所，毡帐内的装饰一般很简单，主要是神像和供品。蒙古人大多崇信萨满教，主要供奉天神和地神。天神称为“腾格力”，地神称为“额秃格”。在贵族和富裕人家的帐幕中央，常设置一个神龛，放置神像和供品。一般牧民将神像放在帐门两侧，并配以毛毡制成的牛、马、羊乳房用来祈求神祇对家畜的保护；在帐幕男、女主人寝处上方帐壁上，各挂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毛毡神像，作为主人的保护神；在这两个偶像的上方，挂一小偶像，象征“腾格力”，作为整个帐幕的保护神；女主人寝处脚下显眼处，置“额秃格”神像，常放一具塞满羊毛或其他东西的皮袋，因为“额秃格”是“保佑牲畜收获并一切土产”之神。

火受到游牧民特别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它可以祛除妖邪。在草原上，“拿小刀插入火中，或拿小刀以任何方式去接触火，或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或在火旁拿斧子砍东西，这些都被认为是罪恶；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做了这些事，火就会被砍头”[1112]。

作为游牧民族，自然要保护草场和牲畜，所以“草生而斫地者，遗火而草者，诛其家”；“箠马之面目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不许倚靠马鞭，不许用马鞭接触箭和捕杀鸟类。[1113]

如果有人并非故意触犯禁忌，一般不做处罚，但要出钱给占卜者，举行涤罪仪式，即连人带物从两堆火中走过，以祓除不祥。

蒙古建国之后，采取“抽分”的办法在牧民中征收马、牛、羊等。“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须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犹汉法之上供也”。正如南宋使者在草原所见，“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官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1114]。窝阔台即位之后，对抽分的数额作了具体规定，“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1115]。“一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每一百只羊内可只出一个羊接济本部落之穷乏者”[1116]。

游牧地区的“抽分”制度亦被用于农耕地区。太宗五年（1234），规定“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各一头入官。如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并山西东两处、燕京路，但有迭百头口官员等一体施行”[1117]。

元朝建立后，“抽分”的做法依然延续下来，但有一些调整。如按照忽必烈的诏旨，“探马赤军马、牛、羊等一百口，抽分一口，与下户贫乏军接济物力”。一般蒙古部民羊、马、牛不足一百者，见群即抽分一口，探马赤军人所属畜群不足一百者，则可因“军与其余百姓不同”免去抽分。有人指出，民间存在“税羊重并”的弊病，“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口，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1118]。成宗元贞二年（1206）五月，“诏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取”。大德八年（1304）三月，又做出补充规定，“诏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数者勿取”[1119]。由此形成新的抽分定例，无论是马匹还是牛、羊，“数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全国的抽分之地，“凡千有五”[1120]，既包括草原游牧地区，也包括农耕地区。

世祖时设立的宣徽院，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兼管畜牧业，包括“蒙古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系官抽分，牧养孳畜，岁支刍草粟菽，羊马价直，收受阑遗等事”[1121]。管理抽分，是宣徽院的一项重要事务。漠北草原的牧民，可以在驻地交纳抽分羊马。漠南草原和农耕地区，则在固定地点交纳抽分羊马。抽分的地点，有北口、南口、迁民镇、紫荆关、沙井、兴和、察罕脑儿等十五处。每年七、八月，宣徽院派人前往各地抽分羊马，十月送到大都交纳，并要“明白开写抽分到数目、村庄、物主、花名、毛皮、齿岁”。至大四年（1311），因宣徽院抽分羊马时扰乱州县和驿站，又作弊多端，中书省将内地州县的抽分羊马改为由当地官署派人征收，收毕交纳宣徽院，并规定“取见羊口数目，依已定的体例，教抽分羊口，附近有的只教纳羊，远的回易作钞教纳。各处行省所管地面也依这例教行，提调的人每不教百姓生受”。当年多抽分到羊一万余口，马二百余匹，牛一百余头，各城镇抽分的羊马回易作钞者比宣徽院管理时增加五千余锭。于是第二年即正式确定新的抽分办法，宣徽院只负责“迤北蒙古百姓每各千户并各处口子里”抽分事宜，“城子里不教他每委人，依去年例教本处官司就便提调抽分，宣徽院里纳者，省部里报数目”[1122]。仁宗延祐二年（1315）正月，又重申了这一做法。[1123]

为保护畜牧业，元朝政府实行屠禁政策，对牲畜的宰杀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规定了全国不许宰杀牲畜的日子。蒙哥汗时规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和二十三日四天不得宰杀牲畜，到忽必烈时改为每月朔、望两日禁杀，但正月和五月各禁宰杀牲畜十日，皇帝“天寿节”亦禁杀生。仁宗时，又因为吐蕃喇嘛宣称三月八日、十五日为佛祖诞生、入涅槃之日，三日是仁宗出生日，所以特别规定三月一日至十五日禁杀半月。此外，遇自然灾害，朝廷还随时颁诏某一地区禁杀牲畜，连货卖猪、羊肉等亦一并禁止。[1124] 在农业地区放牧，还要注意不得践踏庄稼和林木，在元代禁令中，亦有相应的规定。

尽管元朝统治者比较注意牧业的发展，但牧业经济受自然条件尤其是气候条件的制约，容易受到突然打击。窝阔台汗在位时（1229—1241），“华夏富庶，羊马成群”[1125]。但是定宗三年（1243）遭受大旱灾，“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1126]，牧业受到严重影响。世祖在位时，漠北遭受过两次大灾，一次是中统二年（1261），“迤北正三月间，地草自燃，东自和林，西至谦州，其燃极草根而止”[1127]。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漠北“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1128]。元朝中期，游牧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繁，大灾有成宗大德五年（130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1129]。大德九年（1305），漠北怯绿连河一带，“岁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仁宗延祐四年（1317），“朔方又以风雪告”[1130]，“天大雪，深丈余，车庐人畜压没，存者无以自活”[1131]。文宗至顺元年（1330）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自夏秋不雨，牲畜多死，民大饥”[1132]。铁里干、木邻是联结漠北、漠南的站道，这次旱灾，漠北漠南显然都被波及。次年八月，又因漠北斡耳朵所在地“频年灾，畜牧多死”，不得不对灾民加以赈济。[1133] 雪灾、风灾、旱灾、火灾等不断侵袭游牧地区，造成牲畜的大面积死亡，对牧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由此也暴露出了牧业经济的脆弱性。

政府对游牧地区的救灾措施，既有安置贫民和流民的方法，[1134] 也有财政支持，拨付钱、粮、牲畜等帮助灾民度灾和恢复生产。[1135] 除了这些措施外，元廷还用官养马匹及市马、括马等方法来弥补牧业经济的不足。

第二节 官马、市马和括马

元代除了从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畜群中“抽分”牲畜外，还有朝廷直接控制的牧场，主要牧养官马，并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管理办法。

元廷直属的“牧马之地”，“东越耽罗，北越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凡十有四所。又大都、上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地，周回万里，莫非监牧之野”。大都、上都、玉你伯牙等地的草场，也包括在14所牧马之地内。所谓14所牧马之地，是就大范围而言，每所之下还分有若干草场。14所牧马之地的分布为：

（1）折连怯呆儿（意为“黄羊川”）等处草地，在今西辽河下游之北。

（2）阿剌忽马乞（意为“斑驳之沙”）等处草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与西乌珠穆沁旗之间。

（3）玉你伯牙（地在上都西北）、上都周围草地，即上都路内各草场。

（4）哈剌木连（黄河）等处草地，包括今阴山南北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一些地区。

以上4所牧马草场，大都在中书省辖地内，分布在中书省的北部，少部分在陕西行省北部。

（5）斡斤川等处草地，包括漠北斡难河、怯绿连河周围的草场。

（6）阿察脱不罕等处草地，当即和林周围的草场。

（7）火里秃麻等处草地，位于今贝加尔湖周围。

以上3所牧地，均在岭北行省治内，前两所在行省南部，后一所在行省北部。

（8）甘州等处草地，即甘肃行省内各草场。河西、吐蕃地区的牧地，似应包括在这一所内。

（9）云南亦奚不薛等处草地，即云南行省内各草场。

（10）高丽、耽罗等处草地。

（11）左手永平等处草地，即大都东面各草场。

（12）右手固安州等处草地，即大都西面各草场。

（13）益都草地。

（14）庐州草地。

永平、固安和益都3所牧地，也在中书省治内，庐州草地则在河南行省治内。[1136] 14所牧地有7所在中书省内，其中6所在大都、上都周围，有3所在岭北行省内，充分体现了元廷以两都为中心、依靠蒙古本部发展养马业的特点。

元廷掌管官马牧放的原为群牧所，后改为太仆寺与尚乘寺，前者主要掌牧放马匹，后者主要掌鞍辔舆辇和起取南北远方马匹。

朝廷直属牧马草地放牧的马匹，称为官马或“系官头匹”。由于官马都烙有专门印记，所以又称为“大印子马匹”[1137]。每当新皇帝即位时，掌管牧马的太仆寺官员按规定要“躬诣各处点视官马”。如遇风雪灾荒，也要差人前往草地验实死畜皮肉，酌情补充。平时太仆寺也可奉旨遣官员到草地核实马匹数额，如泰定二年（1325）七月，即因“各处官马数目短少于旧，文册亦不明”，太仆寺即请准派寺官与怯薛人员“赴各处点数，明白其实数来上”。第二年七月，虽然“系官头匹已有备细数目”，太仆寺仍要差人前往各处点视，督责各地“加意牧养”。

元朝的宫廷侍卫组织怯薛的马匹，采取自备和朝廷拨发的办法解决。在忽必烈即位初年，曾派马月忽歹为怯薛准备马匹。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各地拘刷到9100 余匹马，即分给哈剌赤3296 匹，四怯薛阿塔赤等1399匹。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给四部更番卫士马万匹，又给其必阇赤四百匹”。元贞二年（1296）十月，“以宣德、奉圣、怀来、缙山等处牧宿卫马”。怯薛马匹的草料，由朝廷定时发放。成宗大德元年（1297）九月，“给卫士牧马外郡者粮，令毋仰食于民”[1138]。大德十一年（1307）十一月，中书省上奏：“宿卫廪给及马驼刍料，父子兄弟世相袭者给之，不当给者，请令孛可孙汰之。今会是年十月终，马驼九万三千余，至来春二月，阙刍六百万束、料十五万石。比又增马五万余匹。此国重务，臣等敢以上闻。”[1139] 怯薛马匹的饲养问题，显然也已成为元廷的一个沉重经济负担，不得不“汰省宿卫士刍粟”[1140]。到了文宗天历元年（1328）十月，“以度支刍豆经用不足，凡诸王、驸马来朝并节其给，宿卫官已有廪禄者及内侍宫人岁给刍豆，皆权止之”。次年五月，“命有司给行在宿卫士衣粮及马刍豆”，又恢复了草料的发放。[1141]

为弥补马匹的不足，元廷采取了比较便捷的办法，主要通过强行购买和拘括两个途径直接取马于民间。

朝廷购置民间马匹，又称“和买马”，不但有定额，还有不少具体规定，实际上是以很低的价格强行从民间搜罗马匹。太宗窝阔台时已开始在民间置办马匹，但还没有成为马匹的主要来源之一。忽必烈即位后，为应付阿里不哥的进攻，于中统元年（1260）、二年命各宣抚司和买乘马，规定课银1锭买马5匹，有乘马之家，5匹内只许存留1匹，并确定了各路的购马限额，共买到马匹35000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1142]。至元四年（1267）、六年，又以阿术属部军队缺马，从各地购置马匹4500余匹。以后和买马匹成为民间所承担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买到的马匹除军用外，也可用作他途，但军用仍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购置马匹的办法也作了一些改变。一种办法是由朝廷直接给军人发放马价银钞，就地购置，不再由政府统一在各路和买马匹后送至军前。如至元二十年，给在陕、川的忙古解拔都军2000人发放马价钱购买5000匹马，“于大王只必铁木儿、驸马昌吉两位下并甘、肃、川察罕哈剌哈孙处差人购买”。成宗元贞元年（1295）三月，给征西军5万锭市马万匹，“分赐二十四城贫乏军校”。四月，“给扈从探马赤军市马钞十二万锭”[1143]。再一种办法是规定某一地区的马匹免去政府和买，直接供给附近的驻军。如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命令京兆等24处城池免和买马匹，将该地马匹中的“上马”供给四川也速儿等军。购买马匹和其他牲畜的花销相当大，仅至元三十年一年，“赐诸臣羊马价，钞四十三万四千五百锭，币五万五千四百一十锭”[1144]。

括马又称“刷马”“拘刷马匹”，始于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有人称世祖时“刷马五次”，指的是大规模的括马，而在至元二十三年到三十年之间（1286—1293），大小括马就在10 次之上，最大两次在二十三年和三十年，要求的刷马数额都高达10万匹之上。从成宗到英宗朝括马也在10次之上，成宗大德二年（1298）括马11 万余匹，武宗至大三年（1310）括马4万余匹，仁宗延祐四年（1317）括马25 万余匹，是三次最大规模的拘刷，括马在万匹之上的也有数次。

括马不同于市马，市马有时尚可为了解决朝廷、官府及站赤的用马问题，后来成为一种固定制度。括马则基本上是为解决军队的急需而采取的应急办法，即所谓“军事紧急，比及和买，诚恐迟误”。以后虽然因为有例可循，每遇军队缺马即行拘刷，但仍被人们视为“非常制也”。市马要给价钞，括马则大多不给价钞，军队使用后“各回付元主”，军人要留用的马匹“依例与价”。当然，实际上回付元主和给价的马匹不会很多，括马即等于强行征取战马于民间，所以“民间闻刷马，私下其直卖之”的情况比较普遍。

括马的数额根据需要确定，但往往达不到预定数额。如至元三十年预定括马10万匹，“止得七万余匹”，至大三年预定括马4万匹，“实收马三万一千四百四十六匹”。括马不能足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括马时规定品官留马限额，额外马匹均要拘括。原来军官、军人、站赤马都不在拘括之内，后来规定探马赤军人及色目卫军、六卫汉军马匹免刷，“余外正军、贴户应有马匹，尽行见数，别用印记印烙讫，分付各主，知在听候”，实际上列入了括马范围之内。同时规定“探马赤军人等却不得将他人马匹隐占及私下收买，违者依隐藏马匹例追断”。括马时隐藏马匹和夹带马匹（将马匹纳入不被括马的军官、军人名下），轻者杖责，重者“斩首悬城门示众”。

总的说来，在官府养马、市马与括马几种马匹供应办法中，括马因为花费代价最低、见效最快，所括马匹多为“四岁以上骟马”，可以直接充为军用或交通等用途，所以最为统治者喜好，成为元朝马匹的最主要来源。最初括马是为了给出征军人提供马匹，后来连京城宿卫的怯薛和侍卫亲军需用马匹，也要从民间拘括。

通过市马、括马置办到的马匹，由各地官府差人“踏趁好水草地面在意放牧，须要肥盛，如有瘦弱、走失、倒死，定是著落追赔治罪”。各地还需先将置办到的马匹数量、毛色、齿岁呈报中书省，然后委专人将马群赶往指定地点交纳。给散至各军的马匹，由“本管奥鲁官取明白收管，差人团群放牧”，马有倒死、走失者，放牧者也要治罪。

牧养官马、市马和括马，即所谓“马政”，马匹主要取自民间，虽给民间（主要是中原和江南地区）的养马业带来极大的破坏，可基本做到马匹不取之于草原蒙古本部而朝廷有马可用，从而保证了草原畜牧业的正常发展。这正是蒙古统治者力保“蒙古本部”昌盛思想的极好体现。对制定和推行民族等级压迫制度的蒙古统治者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三节 渔业的状况

元朝统治的疆域，东南二面都与大海为邻。沿海地区和近海海岛上的居民，或以捕鱼为业，或在从事农耕之余，以捕捞为副业。对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渔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海洋中捕捞，可以称为海洋渔业。

元代沿海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根据当时地方志的记载，可供捕捞食用的海洋动物不下五六十种，比较重要的有石首鱼、比目鱼、春鱼、鲈鱼、鲑、、带鱼、鳗、鲳、鲨鱼、华脐鱼、鱼、鱼、鳓鱼、虹鱼、白鱼、箬鱼、鲥鱼、乌贼、螃蟹、虾、蛤、蛎房、鱼、蛭等。由于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和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的进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季节性的渔场。庆元（今浙江宁波）一带渔民，“至四月、五月……发巨艘入洋山竞取〔石首鱼〕，有潮汛往来，谓之洋山鱼”。“春鱼，似石首而小，每春三月，业海人竞往取之，名曰捉春，不减洋山之盛。”[1145]

除了捕捞以外，沿海滩涂已有水产养殖出现。庆元沿海一带，“蛤，每一潮生一晕，壳有纹，海滨人以苗栽泥中，候其长而取之”[1146]。“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育蚶之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窍而食其肉。潮退，种蚶者往视，择而剔之。”[1147]“蚶小，亦采苗种之海涂，谓之蚶田。”[1148]“江珧……海人亦取苗种于海涂，随长至口阔一二尺者为佳。”[1149] 这些贝壳类水产养殖在当时规模是有限的，但它标志着渔业经济中新事物的出现，是有意义的。

在内陆的江河湖泊中，亦有多种多样的水产品。常见的有鲤鱼、鲢鱼、鲩鱼、鱼、鲫鱼、青鱼、鳜鱼、鲟鱼、鳊鱼、鲻鱼、鳖、蟹、虾等。[1150] 辽阳行省出产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前者“大者有一、二丈长”，后者“大者有五、六尺长”[1151]。都应是鲟鱼一类。重者可达千斤。[1152] 这是元代始见于记载的淡水鱼品种。由于全国统一，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作为贡品运到大都。淡水鱼类中有不少可以人工养殖，如鲢鱼、鲫鱼、鲤鱼、鲩鱼等。农学家王祯认为养鱼得法，“可致速富”[1153]。元朝政府鼓励百姓养鱼作为副业，增加收入。至元七年（1270）颁布的《劝农立社事理条画》中说：“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类，及栽种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1154]元代中期，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总管王结向百姓颁布《善俗要义》，其中之一是“养鱼鸭”，“陶朱公云：治生之法，水畜第一。鱼池是也。仰附近河渠有地有力之家，疏凿池沼，中溜洲渚，求怀子鲤鱼及牡鲤鱼纳于其中，二年之后，其利无穷”[1155]。政府的提倡，有利于淡水养殖的发展。当时一般人家常购买鱼苗放养，收集鱼苗出售成为获利颇丰的一个行业。王祯说：“今人但上江贩鱼种，塘内富之，饲以青蔬，岁可及尺，以借食用，亦为便法。”[1156]另有记载说：“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著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换数度……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息，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1157]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从江州路（今江西九江）一带购买鱼苗，长途贩运，直至福建和浙江的衢州（今名同）、婺州（今浙江金华）一带出售。正是由于淡水养殖的兴盛，才会带动鱼苗长途贩运的发展。元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中有“鱼苗课，龙兴路，六十五锭八两五钱”[1158]。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距江州较近，很可能这里有转运鱼苗的市场，或是鱼苗贩运的必经之地，故在此处征税。

江河湖泊，都归国家所有。元朝政府在较大的江河湖泊设有官员和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凡是在这些江河湖泊打鱼的人户，都要交纳课税，有的交纳实物，有的则交钱。大都附近的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等处“俱系河泊斥卤地面，其间贫难人户，别无营产，止仰捕鱼为生”。元朝政府设有雄、霸、武清等处鱼官，“每年于民间抽分鱼货”，“每年纳鱼二千余头”，后来增至五千四百余头。[1159] 在南方，“江南打鱼人户，在先各处官司出榜召募，诸人自备工本，办课勾当行来”。后来改为“官为应付”工具，所得之鱼，“十分为率，鱼户收三分，官收七分”[1160]。这个比例重于农村中的地租。元朝政府的“额外课”中有“河泊课”一项，“总计钞五万七千六百四千三锭二十三两四钱。内腹里四百六锭四十六两二钱，行省五万七千二百三十六锭二十七两一钱”[1161]。虽然比不上盐、酒等税，但亦相当可观。“河泊课”的主要部分，便也来自打鱼人户交纳的鱼货抽分（折钱）。“额外课”中又有“鱼课，江浙省钞一百四十三锭四十两四钱”。应是江浙某处江河湖泊向打鱼人户征收的赋税，与“河泊课”实为一事，[1162]“汉地湖泊，隶宣徽院”，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直接供宫廷使用，并不进入国库。[1163] 元朝政府每逢饥荒之年，往往“除河泊课，听民自渔”[1164]；“弛泽梁之禁，听民渔采。”[1165] 正好说明“河泊课”为渔民捕捞而设。

沿海渔民捕捞和养殖，除少量供自己消费外，多数为了出售。内陆的百姓养鱼，渔民捕捞，主要也是为了市场的需要。“渔家无别业，衣食惟罟网。”渔民只有用捕捞的水产品，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元代城镇的集市上，常有各种水产品出售。常州路（路治今江苏常州）所在地诸多行业中有锦鳞行，[1166] 显然是经营水产的行会组织。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治所在有市多处，其中蚬市应是水产品交易的场所。[1167]元朝的都城大都（今北京）亦有“鱼市，文明门外桥南一里”[1168]。其他城镇有的会有类似的行会和专门的市场，更多的则应在综合性的行会和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水产品保鲜期很短，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各种能够长期储存水产品的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比较常见的加工技术，一是盐腌，一是曝晒成干。经过这些方法加工的水产品，便可经久不坏，运往远方出售。庆元海中捕捞的石首鱼，“皮软而肉薄，用盐腌之，破脊而枯者日鲞，全其鱼而腌曝者谓之郎君鲞，皆可经年不坏”。比目鱼，“舟人捉春时得之，则曝干为，可致远”。鱼，“其长大者可尺余，子多而肥，夏初曝干，可以致远”[1169]。淡水鱼类的加工，一般采用盐腌之法。在市场上出现的，有新鲜的水产品，亦有经过盐腌或曝晒的水产品。

至元二十二年（1285）福建行省的一件文书中，对“不合收税各项”加以规定，张榜公布。属于水产品的有石巨（即章巨）、蟹、虾、鳖、黄螺、蛎房、蠘蛭、乌贼。[1170] 据此，则水产品中的鱼类，在市场中交易，是要纳税的。纳税的标准，应是按商税三十税一。这是福建的情况，其他地区应亦相类。

水产品加工需要用盐，盐是国家专卖物资，于是便产生了特殊的“鱼盐”问题。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百姓“止靠捕鱼为活，别无买卖生理”。“岁造鱼鲞，多买有引客盐为用”。至元三十年（1293）起，行省参政燕公楠上奏，改为“海边捕鱼时分，令船户各验船料大小，赴局买盐，淹浥鱼鲞。然船户亦有不为渔者，非官司驱迫，鲜有乐于请买。自是岁严一岁，买数愈增”[1171]。原来腌鱼用盐，是渔民根据需要购买的，现在却按船料大小，强行摊派，成为渔民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不断加重。这是行省参政上奏推行的，至少江浙行省沿海地区都是如此。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两浙和两淮盐司的“行盐地面”，都采用按鱼的数量定盐额的办法，而不是“验船料大小”定盐额的办法，应是在施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两浙每引淹浥鱼鲞一千六十六斤，其两淮运司每引淹鱼二千三十二斤。”[1172] 相差一倍。腌鱼用盐称为“鱼盐”，强制渔民必须按以上标准购买使用。延祐六年（1319）两浙盐司的一件文书中说：“每年本司于额办盐内提豁七、八千引，分俵两浙，召募濒海渔户人家请买，给引支查，淹浥海鲜鱼虾鲞竹笋，检据给程发卖。”[1173] 所谓“召募”，实为强行摊派。依上述每引“淹浥鱼鲞一千六十六斤”计算，则两浙经盐腌加工的水产品应在750万—850万斤。两淮沿海地区腌制的水产品应不少于此数。[1174] 加上其他沿海地区以及内陆江河湖泊腌制的水产品，无疑每年有数十万斤。这类加工的水产品主要是为市场生产的，为数相当可观。

盐腌鱼进入市场，便发生与“行盐地面”有关的问题。至元十六年（1279）一件文书说，“据寿春府申，转运司巡盐官郭德呈，近有归德、邓州等处客旅，俱系黄河间采捕收买鱼货，止用清沧滨乐盐腌干鱼，搬贩直至江南诸州军等处货卖，侵衬官课，仰行下禁治。奉此，今据涡河渡拿到官人冀秀等买到滨盐腌造干鱼二万斤，装载前来犯界。取到冀秀状称，将亳州滨盐腌造干鱼，载于陵州，通过于长芦仓，盐司刘提控等为秀犯界，勒讫钞七十八两二钱。告到枢密院，呈奉都堂钧旨，送户部拟得，客旅兴贩干鱼，难同私盐断没……除将干鱼分付各人以便发卖。省府准呈，合下仰依上施行”[1175]。这件文书讲的有关系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巡盐官认为有的客商用清沧滨乐盐腌制的鱼，运往江南贩卖，应该禁治。另一件是冀秀用亳州滨盐腌造干鱼，在长芦受罚，理由是“犯界”。经中书户部核定，干鱼“难同私盐”，因此追回被罚的钞。有关部门用后一事例否定了前一例中巡盐官的意见。所谓盐“犯界”，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清沧”盐指的是河间司的盐，清即清州（今河北青县），沧即沧州（今河北沧州）。“滨乐”盐是山东盐司的盐，滨即滨州（今山东滨县），乐即乐安（今山东广饶）。用河间、山东盐腌的鱼运到江南，用山东盐腌的鱼运到河北，在盐司的官员看来，都是“犯界”，要加处罚。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干鱼的运销，不利于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这种做法，太不合理，所以为中书省所否定。后来，延祐五年（1318）中书省颁发的盐课条画，专门对此规定：“淹浥鱼鲞，各有破盐定例，又系商贩之物，不拘行盐地方，许令诸处兴贩投税货。其有因而夹带私盐者，依例科断”[1176]。以法令的形式，明确贩运腌鱼之类“不拘行盐地方”。专门就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反映出类似上述以“犯界”为名查禁腌鱼，一定不在少数。

上述条画发布的第二年，两浙盐运司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两浙、两淮规定的腌鱼用盐标准不同（见前），用两淮运司的盐腌成的鱼，“前来两浙地面发卖”“委实以小浸大”。也就是说，两淮盐区腌制的鱼，用盐少，成本低；两浙盐区腌制的鱼，用盐多，成本高，后者运来两浙盐区内发售，当然对前者不利。两浙盐运司要求，外地腌鱼运来“两浙地面货卖，预报运司，差官点视封，须经检校所来平盘，方许投税”。元朝政府认为，“若准所言，轻议更张，中间涩滞商旅，有碍盐法，事涉不便”，决定“依旧从便发卖”[1177]。关于鱼盐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

与此有关的还有私盐问题。元代私盐盛行，不少渔民用私盐腌鱼出售，对政府的盐课收入颇有影响。延祐六年（1319）两浙盐运司建议，规定，“若有私盐淹浥者捉获，本司比同私盐法科断，正犯人杖七十，财产一半没官，镣役二年，挑担、受寄、为牙引领之人，杖六十。食用者笞五十七下”。刑罚很重，打击面很广。上报以后，中书省刑部觉得太重，改为“挑担、受寄、为牙引领并食用之人，知情者依上科断，不知情者依例革拨”[1178]。

第九章 交通运输

交通和运输，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使在比较封闭的古代社会，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物资的往返运输不像今天这样频繁、便利，但也有一套相对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元代亦不例外。由于蒙古统治势力远达西亚和俄罗斯等地，又将中国再次统一起来，并很快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路”和星罗棋布的大小驿站，把各地区同元朝统治的心脏大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开通了京杭大运河，所以元代的交通系统远比前代发达和完善。在海运方面，元朝也有了空前的发展。

第一节 交通路线的开辟

交通路线的开辟，是保证交通畅通的基本工程，元朝的统治者在这些方面倾注了不少心血，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蒙古统治势力进入中原之后，很快接受了中原旧有的驿传制度，不但在一些地区恢复了驿站等设置，还开辟了一些新的驿路。窝阔台即位之后，扩大了驿站的规模，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其后，随着蒙古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新的交通路线不断开辟、延伸，到忽必烈灭宋统一全国之后，终于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水陆结合的网状交通系统。

陆路交通干线中，最重要的是连接大都和上都的交通路线。“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1179]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全长800余里，设有昌平、榆林、洪赞、雕窝、龙门、赤城、独石口、牛群头、明安、李陵台、桓州等11处驿站，大致上是从大都经居庸关西行至怀来，转而北上，翻越枪杆岭、偏岭等，进入草原，直趋上都。[1180] 驿路是一般官员及商人等来往两都之间的主要通道。黑谷东路，俗称“辇路”，全长750 余里，设有18 处“纳钵”，是皇帝往来两都之间的专道，“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1181]。该路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在牛群头与驿路汇合。经古北口赴上都的另一条东路，全程870余里，也是一条“禁路”，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西路全长1095 里，大致先沿着今京包铁路至张家口，然后北上赴上都。这条道路，在蒙古国时期是驿道正路，被人们称为“孛老站道”[1182]。世祖中统三年（1262），驿路改线，孛老道变成“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道路。[1183] 元代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所以在西道设立了24处“纳钵”[1184]。

元代设立了辽阳、岭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湖广、江西等10个行省，并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腹里”地区，宣政院直接管辖吐蕃地区。沟通各行省省治并直达大都的驿道，是元代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各行省省治所在城市为枢纽建立的驿道，构成了省内路、府、州、县之间的交通系统，并进而与邻省的驿道相接，互通往来。“腹里”地区南部和河南、陕西、四川、甘肃、湖广、江浙、江西等行省的驿道，大多是利用原有的交通路线，并根据需要增加了一些通路，改建或新设了驿站。岭北、辽阳、云南行省和吐蕃地区的驿道，则大多是新开辟的交通路线。

大都和上都间的驿路，又是通往岭北行省省治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官道）的一段。从上都北上，经鱼儿泊、克鲁伦河上游至和林，是蒙古国时期燕京通和林的旧道，元代成为“兀鲁思两道”中的东道，称为“帖（铁）里干站道”。由上都西行，过庆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大同路北境，自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西北出天山（今大青山），北历净州、沙井（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入岭北行省，是“兀鲁思两道”的西道，称为“木怜站道”。帖里干站道和木怜站道在上都西南的李陵台合而为一。和林往西，有通往察合台封地的驿路；西北有通往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等部的驿路。此外，在岭北行省境内，还有从称海到“北境”的站道和从称海到也儿的石河的道路，等等。[1185]

大都和上都，又都有驿路通往辽阳行省。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是驿路的汇合点，从大宁向东，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等地至辽阳，在辽阳行省境内，既有通往东道蒙古诸王驻地和通向高丽的驿道，也有通往兀者、水达达等部的驿道。[1186]

云南和吐蕃地区的驿道，在忽必烈即位前后陆续开通。云南行省的驿道，以省治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为枢纽，北通四川行省，东通湖广行省，南通安南、缅国，并建立了沟通省内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之间的交通路线。[1187] 吐蕃乌思藏地区的驿道，从汉蕃交界处向乌思藏腹地延伸，直达萨迦；从乌思藏到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区），也有驿道相通。[1188]

以陆路为主的交通干线，碰到河流，或有桥梁，或用渡船。此外，还有专门的水路交通线。

水路交通线，分为内陆河道和海运航道。水路交通线主要用来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亦有不少人利用水路交通线旅行，尤其是江南地区。

元代最重要的内陆河道是沟通南北的运河。南宋灭亡后，江南物资的北运，主要是利用隋代开凿的运河。当时运河的走向是由杭州至镇江，过长江北上入淮水，西逆黄河至中滦（今河南省封丘县），然后陆运货物等至淇门（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通过御河（今卫河）、白河水道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路线，水陆并用，曲折绕道，极其不便。为解决内河运输问题，元廷展开了大规模的运河工程。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穿济州漕渠”[1189]，开始了开凿南北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年，在奥鲁赤等人主持下，引汶水和泗水，开凿了从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北至须城安山（今山东省东平西南）的济州河，全长150里。[1190] 济州河开通后，由运河北上的漕路，从淮河入泗水，经济州河至安山，循大清河（今黄河下游）入海，经海路至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至此，南北间仅存山东东阿和临清之间200余里的旱路。

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忙速儿等人主持下，开凿运河，“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历时六个月，于当年竣工，“赐名会通河”[1191]。会通河的开通，使南北航运全线贯通，先开凿的济州河后来也被通称为会通河。

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建议开凿大都至通州的河道。当年春季开工，第二年秋季竣工，“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赐名通惠河”[1192]。通惠河的开通，使北上的漕船能够一直开进大都城。

元代开凿的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大都，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采用南北取直的弦线，全长3000 余里，总程比隋代的运河缩短了900公里。大运河开通之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1193]，为南北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开辟内陆河道的同时，元朝亦注意到了海运航道的开辟。元代先后开辟了三条南北海运航道。

第一条航线是至元十九年（1282）开辟的，自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起航，北经崇明州入海，历万里长滩（今江苏省如东县东），靠近沿海山屿北行至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端），然后西航入渤海，沿界河（今海河）至杨村码头（今河北省武清区），航程13350 里。这条航线曲折迂回，沿途多浅沙，被视为险恶的水路，航行时间需用两个月。

第二条航线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辟的，过万里长滩后历经水洋、黑水洋至成山，入渤海至界河。这条航线从万里长滩至成山一段是远海航行，线路较为径直，又绕开了沿海的浅滩，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顺风半个月可驶完全程，风水不便则需要一个月或四十天以上。

第三条航线是至元三十年（1293）开辟的，避开了万里长滩，直接从崇明东行入黑水洋，均取远海航行，缩短了航期，顺风十日即可驶完全程。

从刘家港到直沽口的航线是元代海运的主航道，此外还有福建通往江浙、广东的航道和直沽通往辽东、高丽的航道等。[1194]

第二节 交通系统的维护

元朝政府既重视交通路线的开辟，也重视交通路线的维护。淤塞的河道，在元代大多进行了治理，为航运畅通提供了一定的保证。驿路的维修，更受到特别的关注，成吉思汗即曾明令“从大路上和作为公路的大道上清除枯枝、垃圾和一切有害的东西，不准长起荆棘和有枯树”[1195]。忽必烈即位后，更要求各地官员督促百姓在“城郭周围并河泊两岸、急递铺道店侧畔各随风土所宜，栽植榆、柳、槐树，令各处官司护长成树”，严格禁止军人及“权势诸色人”放牲口啃咬树木和随意砍伐树木。[1196] 各地官府都负有维修道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的职责，并有一系列的规定：“河渠、堤岸、道路、桥梁，每岁修理”；“津梁道路，仰当该官司常切修完，不致陷坏停水，阻碍宣使车马客旅经行”；“九月间平治道路，合监督附近居民修理，十月一日修毕。其要路陷坏停水，阻碍行旅，不拘时月，量差本地分人夫修理[1197]。”危险的路段，有时还要专门派人修理或拓宽、改建。如大都和上都之间的道路，大半为山路，元廷常派军人修路、造桥。至正十四年（1354），又特别修砌了“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并建造了龙门等处的石桥。[1198]

港口的建设在元代亦受到重视。以海港为例，刘家港、庆元烈港（今浙江省宁波市沥港）、澉浦港（今浙江省澉浦）、泉州港等，是当时重要的港口。为保证船只的安全，在刘家港附近和江阴州等地的浅沙暗礁处，均设立过用于导航的号船，为过往船只指示沙礁的位置。在直沽海口的龙山庙前，高筑土堆，竖立旗杆，“昼则悬幡，夜则挂烛”，作为海航终点的标志。[1199]

驿站是元代官办的交通设施，按照官方的统计，在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行省共设立了1400处驿站，[1200] 通往岭北行省的三条主要站道共设置驿站119处，[1201] 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设置了27处驿站。[1202]

驿站为官方来往人员提供交通工具、休息场所和饮食服务，“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1203]。

交通有陆路和水路之分，驿站也因此分为陆站和水站两大类。陆站亦称为旱站，主要提供马、牛、驴、车、轿等交通工具，所以又分为马站、牛站、驴站、车站、轿站等。在辽阳行省北部设有狗站，以狗作为站赤的交通工具。还有的地方用骆驼作为站赤的交通工具，因而又有了帖麦赤（牧骆驼者）驿的设置。水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是船。

无论陆站还是水站，都有专门的“站舍”，或者称为“馆舍”，为来往人员提供住处，并设有“厩舍”或船坞。有的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水站和陆站的馆舍是建在一起的。如镇江的丹阳驿，“馆舍共一百九楹，使客之驰驿而至者，则西馆处焉；其乘鲔而至者，则东馆处焉。马厩在西馆之西，凡四十五楹”。丹阳县的云阳驿，“水马使客咸莅焉，屋凡二十七楹；厩舍在云阳桥漕渠之西，屋凡四十一楹”。同县的吕城驿，“为屋大小二十九楹，水马馆亦并置。厩舍在馆之南，屋四十一楹”[1204]。

驿站为官方来往人员提供的饮食、灯油、柴炭等，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意译为“祗应”。对祗应的数额和供应方法，元廷有一系列的规定。

来往使臣祗应“分例”的确定，是逐步制度化的。窝阔台时规定，“使臣人等每人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世祖中统四年（1263）又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随从阔端赤不支酒肉、油盐杂支钞，白米一升、面一斤”。冬季时驿站还要为使臣每日支炭五斤，“自十月初一日为始，至正月二十日住支”[1205]。至元二十一年（1284），因使臣每日支油盐菜钞十文“市易不敷”，中书省决定“正使臣每员油盐菜等日支增钞二分，通作三分”，并对“首思”的定例做了更明确的说明：“每月乳酪于分例酒肉内准折，应付正使宿顿，支米一斤、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钞三分，经过减半。从者每人支米一升，经过减半。”[1206] 各官府派出的公干人员，司吏、曳剌等每日支米一升、面一斤、杂支钞一分，柴一束，从人支米一升、杂支钞一分、柴一束。巡盐官吏，每日支米一升，马粟三升，刍一束，“虽多不过十人。草青之时，不支刍粟”。原来蒙古军官在祗应方面享受优待条件，“蒙古万户、千户、百户远近出征，经过及聚会去处，合用饮食，令有官署州县照依定例应付”。最初的定例是万户日支酒三十升、羊肉三十斤、面三十斤、米三斗；千户日支酒二十升，羊肉、米、面等按万户祗应分例的一半供给；百户日支酒十升，肉、面、米比千户少一半。至元十六年（1279）作出新的规定，万户日支酒三瓶，千户二瓶，百户一瓶。次年，又因军官已有俸禄，取消了军官在驿站停留时的肉、米、面供应，酒则仍按规定供给。[1207]

各地驿站原来使用的量具不同，“斤重多寡不一”，朝廷乃特别做出决定，1石米要酿制干好酒90 升，并按照尚酿局的造酒升勺特制出“铁钉木升”，发给各地，作为标准升，要求各地制造并使用同样的量具；小麦1石，应出白面70斤，各地驿站“不得应副宣使人等不堪食用面货，亦不得克减斤重”。驿站供肉，问题颇多。北方驿站有的能够供应羊肉，有的只能提供猪、牛、马肉，但是某些来往人员坚持要羊肉，供给羊肉又嫌肉瘦；“回回使臣到城，多称不食死肉，须要活羊。”江南地区羊少，“每一口羊用七八十两钞”，而且主要是山羊，驿站或者供应山羊肉，或者供给猪肉、鱼、雁、鹅、鸭、鸡等，一些从北方来的使臣则不但要吃羊肉，还“不要山羊，只要北羊”。对这些做法，朝廷称之为“刁蹬公事”，规定不得因食肉问题骚扰站赤，禁止强行索要活羊、北羊，各地可根据物产提供猪肉和鱼，不许供给鹅、雁、鸭等飞禽。[1208]

驿站供应首思，是有时间限制的。世祖时规定驿站只为使臣提供两日的祗应，成宗时确定用驿分大事、小事，“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许支铺马、祗应”；事关军情要务和各投下的，供应首思的时间以半个月为限；禁止拖延时间，长期住在站内支取分例。[1209]

驿站为使臣等提供交通工具和首思，负担很重，所以朝廷不得不限制使臣及随行人员的数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随行人员不许超过五人，四品、五品官的随从不许超过四人，六品至九品官的随从不得超过三人，并对使用交通工具的数额加以限制，详见下述。

驿站是政府兴办的交通系统，专供政府使用，不许民间使用。乘骑驿马或站船，使用车辆，要有官府的证明或诸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为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1210]。蒙古诸王的钧旨，也可以起发站马。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利。元朝政府原来规定的给驿范围很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外，毋得擅差铺马”[1211]。但是无论是贵族、高级僧侣，还是各级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要求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首思，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驿站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局面，使在驿站服役的站户不堪承受。元朝时期，站户的数量在30 万之上。站户既要保证提供交通工具，饲养马、牛、驴、骆驼等，充当马夫或船夫，又要向来往使臣等供应首思，所以有人说“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1212]。政府虽然采取了救济贫穷站户、限制给驿等措施，但始终未能解决站户消乏甚至大量逃亡的问题。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原来是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来改名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撤销通政院，站赤归由中书省兵部管理。但不久即重设通政院，专管蒙古地区的站赤，兵部负责管理“汉地”站赤。延祐七年（1320），又恢复了通政院管理全国站赤的制度。各驿站设置提领、副使、百户等站官，管领站务。大都、上都之间的驿站，因为“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与外郡不同”，所以在提领之上，还设有驿令、丞等官。各路的达鲁花赤、总管等，一般负有提调本路站赤的职责。[1213] 在重要的驿站，还设有脱脱禾孙（查验者），“掌辨使臣奸伪”，专门负责检查过往使臣符札，核实使用铺马、船只的数量和搜检违例驮运的物品等。[1214] 各种海船，无论是运粮、运货的货船，还是载人的“客船”，也都要由港口官员验查“券信”后方能入港停泊。[1215]

元朝政府亦为民间的交通往来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各城市县镇都有客栈馆舍，为商旅提供住宿和饮食。按照政府的规定，乡村和渡口也要设置村店、店舍等，并要专门差人充当弓手，保证过往商旅的人身和财物安全。“州县城子相离窎远去处，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须备足，令本县长官提控。若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补。若无村店去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要及二十户数。其巡军另设，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设置店舍、弓手去处，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边州县及相去地里窎远去处，从行省就便定夺”。既然有村店等设置，官方即要求商旅等投店住宿，如至元元年（1263）八月颁发的圣旨规定：“往来客旅、斡脱、商贾及赉擎财物之人，必须于村店设立巡防弓手去处止宿。其间若有失盗，勒令本处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如不获者，依上断罪。若客旅、斡脱、商贾人等却于村店无巡防弓手去处止宿，如值失盗，并不在追捕之限。”商旅等出行，要持有官府的许可证明，在要道路口和渡口等处查验后方许通行。“诸斡脱、商贾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若公引限满，其公事未毕，依所在倒给”；“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1216]。

为方便来往旅客，在河流的渡口都有摆渡船，尤其是在黄河、长江的渡口，官、民等都要搭乘渡船。重要的渡口，往往由官府打造船只，“召募惯熟知水势艄工撑驾，遇有押运官物公差使臣及往来官宦，即与摆渡。其余百姓、客旅、车骑、行货、孳畜，依验旧例，定立船资”。收取的船资，一半用来维修渡船，另一半用来赡养艄工。船资各地规定不同，如长江西津渡，原来的船资是中统钞50文，仁宗时做了新规定，“过往百姓、客旅，依验每人、车骑、孳畜各定立船资中统钞三钱，老弱贫穷者毋得取要”。黄河渡口的摆渡船钱以至元钞计算，每人收至元钞一分，“凡随挑搭负戴之物及老幼贫穷之人，并不算数”；过渡车辆、马匹等也要收船钱，“重大车一辆钞二钱，空大车一辆钞一钱；重小车一辆钞五分，空小车一辆钞二分；驮子一头钞二分，空头匹一头钞一分，羊猪每五口钞二分”。在船资之外，按规定不许再多要钱和索取物品，但有的艄工“往往刁蹬过往客旅，取要船钱，停滞人难；亦有乘驾船只直至中流，倚恃险恶，勒要钱物，延误不行，以致或因潮来，或因风起，害伤人命”。朝廷为此特别要求各地官府“先将本管境内河道建桥处依例趁时官为搭盖，令车程客旅通行，不得取要钱物。其大河深流巨浸必须用船去处，斟酌宜用坚壮大船，召募惯习熟知水势篙工撑驾，从朝抵暮，守渡其船”，并将船钱分例等“沿河上下镇店摆渡处所两岸张挂，晓谕通知”，严禁艄工等额外取要钱物。河道上的闸门，亦应由管闸人按规定时间放行过往船只，但有的使臣、富商、权要人物不按规定等待开闸，逼迫管闸人随时开启闸门，甚至拷打闸人，还有人擅自在河道内筑坝，破坏闸门。这些做法，都曾被朝廷明令禁止，但收效颇微。[1217]

第三节 交通工具

元代常用的交通工具，既包括皇室使用的车辆，也包括草原地区的车辆和用于农耕等地区交通干线上的各种工具。

蒙古国时期，大汗的斡耳朵（官帐）经常迁徙，需要大型车辆搬运。有人在草原上曾见过宽30 英尺的帐幕放在车上运送，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为20英尺，装在车上的帐幕两边都超出车轮5英尺。拉这样的车需用22头牛，均分成两横排，车轴犹如航船的桅杆。赶车人站在车上帐幕门口，驾驭车辆，帐中之人则可坐可卧。[1218] 人们把这种帐与车的结合称之为“帐舆”，见过的人往往发出“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是之盛”的感叹。“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以固定大帐。[1219]

蒙古大汗出行，原来大多坐在可以移动的斡耳朵内，自忽必烈即位之后，皇帝出行改为乘“象辇”。

“皇帝马棰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1220]“丁酉年（1237）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1221] 驾辇的象最先来自云南，后来缅国、占城、交趾、真腊以及金齿、大小车里等处陆续贡来驯象。“至元十七年（1280）三月二十日，南诏进象过安肃州，军户老殷为象鼻束而死”，贡象旅途中还曾发生过事故。[1222] 到元朝末年，仍有来贡象者，如“丁酉年（1357）正月一日，内八府宰相领礼部中书省相国，以外国大象进上”[1223]。在京城的驯象，都养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即今北京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之南，“房甚高敞”，“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庚子年（1360），象房废”[1224]。

所谓“象辇”，实际上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上插有旌旗和伞盖，里面衬着金丝坐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皇帝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只象牵引的象辂里。[1225] 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是从至元十七年（1280）十月开始制造的。[1226]“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1227]。象辇这种交通工具，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象辇虽然舒适，但安全性能较差。至元十九年（1282），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进言：“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架，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不久就发生了象惊几乎踩伤从者的事件。[1228] 无独有偶，数年之后，在忽必烈围猎归途上，有“伶人”表演狮子舞迎驾，惊了舆象，“奔逸不可制”，幸得参乘的侍从官贺胜及时投身向前挡住象的去路，后至者断靷纵象，才避免了一场灾祸。[1229] 虽然如此，元朝皇帝始终未放弃这种工具。泰定二年（1325）正月，宫廷中依然在“造象辇”[1230]，就是明证。

除象辇外，皇帝还备有各种舆辂。辂皆为二轮车，颜色因造辂材料不同而各异。如玉辂为青色，辂马皆用青马，鞍辔鞦勒等皆青色，而金辂则为红色，象辂用黄色，革辂用白色，木辂用黑色，等等。车厢内安置一张靠背龙椅，椅上置“方坐子”和“可贴”（金锦）褥各一，厢底置“方舆地褥”。勾阑内亦放置各种褥被，以备不时之需。车厢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并置有“云龙门帘”。各辂上都还装有“朱漆轼柜”，摆放金香球、金香合等物。[1231]

皇后、嫔妃和太子、诸王、大臣等人随皇帝出行，大多乘坐“宫车”，有时则骑马。宫车的数量极大，所以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驾车的牲畜，有马、牛和毛牛，并有大量的骆驼。“翎赤王侯部落多，香风簇簇锦盘陀。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架骆驼”[1232]，“春游到处景堪夸，厌戴名花插野花。笑语懒行随风辂，内官催上骆驼车”。骆驼除了用来驾车外，还用来驮装金银锦缎和珠宝等，以备皇帝赏赐之用，类似“驼装序入日精门”等诗句，[1233] 就是记载骆驼驮物的景象。

为便于游牧地区的交通，草原居民必备各种车辆和优良轻便的马具。蒙古人称车辆为“帖儿坚”。根据不同的用途，草原车辆大致可以分为乘坐和载物两大类。

草原上一般人乘坐的车辆通称为黑车或毡车，蒙古语称为“合剌兀台·帖儿坚”[1234]。所谓“黑车”，就是黑毡篷车，“是一种双轮上等轿子车，质量优良，上覆黑毡甚密，雨水不透，驾以牛、驼”[1235]。已婚妇女往往为自己制造一辆美丽的篷车，在黑毡上装饰各种图案。还有的人将神像供放在他们帐幕前的一辆美丽毡车内。涉足草原的人，如不习惯骑马，一般都乘坐毡车。

载物车应包括搬载帐幕的大车和装运各种杂物的驮车。搬载帐幕的车，蒙古语称为“合撒黑·帖儿坚”（大车）或者“格儿·帖儿坚”（帐房车、房车、室车），[1236] 我们前面提到的“帐舆”，就是这类车的一种，但是，以几十头牛拉的车在草原上并不多见，常见的还是一头牛或数头牛、驼拉行的是小型车辆。这种车的特点就是车上帐内可以乘人，将乘人和拉物结合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已有专门供人乘坐的毡车，一般情况下帐幕搬迁时人们不留在帐中。

装运杂物的驮车有多种，见于记载的有“农合速秃·帖儿坚”（羊毛车）、“撒斡儿合·帖儿坚”（有锁的车）等。[1237] 所谓有锁的车，应该是载运箱子的车辆。西方传教士详细记载了这种箱车的式样：“他们用细长的劈开的树枝编成像一个大保险箱那样大小的正方形东西，然后在它上面，从这一边到那一边，他们用同样的树枝编成一个圆顶，在前面做成一个小门。做成以后，他们用在牛油或羊奶里浸过的黑毛毡覆盖在这个箱子或小房子上面，以便防雨。在黑毛毡上，他们也同样地饰以多种颜色的图案。他们把所有的寝具和贵重物品都收藏在这些箱子里，把它们捆绑在高车上，用骆驼拉车，以便能够渡过河流而不致弄湿。这些箱子从来不从车上搬下来，当他们把帐幕安置在地下时，他们总是把门朝向南方，然后将装着箱子的车子排列在两边，距离帐幕半掷石之远，因此帐幕坐落在两排车子之间，仿佛是坐在两道墙之间一样”，“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的放置箱子的车子”[1238]。这种箱车显然是可以加锁的，但多数时间没有这种必要。在草原上运送粮食、食品的车辆，大多无篷，类似中原地区的平板车或者架子马车。

草原行车，速度很慢。用一头牛和骆驼拉的车，一名妇女可以赶二三十辆。赶车人将这些车子一辆接一辆拴在一起，然后坐在第一辆车上驾驭，后面拴定的牛、驼会顺从地拉着车跟进。碰到难行地段和过河时，则需将车子解开，一辆辆拉过去。用数十头牛牵引的大车，驾车的也仅为一主一仆二人，“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1239]。在车的前方，都有一根横木，称为“辕条”，“按之，则轻重前后适均”[1240]。

农耕地区的马、牛、车、船等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大多集中在元朝政府手中，供驿站和漕运使用。“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1241]。按照官方的统计，中书省及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甘肃行省的驿站共计使用站马44301匹，牛8889头，驴6007头，站车4037辆，轿子378乘，船5921只。[1242]

马是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养马即成为马站户的主要职责。北方的马站户，一般是三至五户养正马一匹，贴马一匹；南方站户，按税粮数当役，以纳粮70石出马一匹为准则，纳粮10石以下的站户八九户共养马一匹，纳粮二三十石之上的站户两三户共养马一匹，纳粮70 石以上的站户则一户养马一匹；四川地区站户贫困者多，所以30户合养一匹马。站马或由站户自备，或由官府征发、购买，交给站户饲养。马、牛的价钱，南、北地区不同，中统元年（1260）时，燕京附近为站赤购买的马匹，每匹合中元宝钞20 贯。至元十年（1273），北方一匹马价银30两，牛一头价银20两。[1243] 江南地区，“朝廷立法，以田粮七十石买一马”[1244]。

由于驿站站马使用频繁，站马倒毙现象经常发生，朝廷不得不限制来往人员使用站马的数额。原来规定一品官出使可用站马八匹，正二品官六匹，从二品官五匹，三品官四匹，四品官三匹，五品官以下三匹或二匹，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调整为一品官用站马五匹，正、从二品官四匹，三、四品官三匹，五品以下官员二匹。成宗大德元年（1297）又略作改动，规定官员“三品以上正从不过五人，马不过五匹；四品、五品正从不过四人，马不过四匹；六品至九品正从不过三人，马不过三匹；令译史、通事、宣使等正从不过二人，马不过二匹”。武宗时，又恢复了至元三十年的旧例。[1245]

按照政府的规定，各驿站“车马船只，明附文簿，轮番走递，不致偏负”。各马站应置“总差文簿一扇，附写马数，凡遇起马，照依元附文簿，自上而下挨次点差。仍每匹出给堪合印贴一张，并置堪合簿一扇，于贴簿上该写某人马匹起送是何使臣，分付管军军官，令各牌依上置历，附写过责，付养马人夫收管、递送。其站官日逐书押，须要周而复始，轮流走递，不得越次偏重，重并差遣”[1246]。

某些驿站准备的轿子，分为坐轿、卧轿两种。在江浙行省，还设有专门的轿站，轿子主要在山区使用。因为道路狭窄，马匹、车辆不宜通行，用轿子则比较方便。卧轿是专为年老、体弱的人准备的，一般使臣只能乘坐轿。

如上所述，各地水站使用的站船达5000 余只。成宗大德元年（1297），特别规定了来往使臣、官员使用站船的数量：“一品、二品给三舟，三品至五品给二舟，六品至九品、令译史、通事、宣使等给一舟；身故官妻子验元受品职与先拟回任官一体应付。”[1247]

辽阳行省设立的15处狗站，原有站户300 户，用狗3000 只，“后除绝亡倒死外，实在站户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只”[1248]。在冰上行驶的站车，由四只狗或六只狗拖曳。“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儿干者必经此。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狗悉谙人性”。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种站车底部是平的，前面翘起为半圆弧，构造适合在冰上奔跑。“第一辆车子需要六只狗成对地拉着，车上有一个管狗的赶车工”，每辆车只能搭乘一至二人。[1249]

民间的交通工具，也是使用马、牛、车、驴、船等，出行的人要“雇觅”交通工具后方能上路。在江南地区，船是主要交通工具，并有专门的客船往来行驶。“江淮上下及淮浙等处小河，往来客船相望不绝”，但是官府经常强行征用民船，给民间客运和货运船只带来了沉重打击。至元二十年（1283）御史台的两份公文都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诸处官司指以雇船装载官粮、官物为名，纵公吏、祗候、弓手人等强行拘刷捉拿往来船只，雇一扰百，无所不为，所以客船特少，以致物价腾贵，盗贼公行”；“近岁天旱，中原田禾薄收，物斛价高，百姓艰食，诸处商贾搬贩南米者极多。体知得随处官司遇有递运，将贩卖物斛车船一齐拘撮拖拽，以致水陆道路涩滞难行，米货不通，民间至甚不便”。针对这种现象，朝廷特别发出了不许遮当籴贩客船的禁令，规定“江淮等处米粟任从客旅兴贩，官司毋得阻当，搬运物斛车船并免递运，不以是何人等毋得拘撮拖拽，仍于关津渡口出榜晓谕。如遇籴贩物斛船车经过，不得非理遮当搜检，妄生刁蹬，取要钱物，违者痛行治罪”。至元二十九年，又明令官船损坏由所在官府修理，不得借机征用民船。[1250] 在政府的保护下，民间客货运得以维持下来。客运船只不仅白天活动，夜间亦经常往来于江河之上，“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1251]。雇用和搭乘船只，要履行签定雇约和登录文簿的手续，如至元三十一年江西行省发布的榜文即明确要求：“今后凡雇乘船之人，须要经由管船饭头人等三面说合，明白写立雇船文约，船户端的籍贯姓名，不得书写无籍贯并长河船户等不明字样及保结。如揽载已后，倘有疏失，元保饭头人等与贼人一体断罪。仍将保载讫船户并客旅姓名、前往何处勾当，置立文簿，明白开写，上、下半月于所属官司呈押，以凭稽考。”[1252]

第四节 运费的调整

货物运输早在蒙古国时期就颇为发达。蒙古军队每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伴随大量牛、马和车辆，载运武器、装备、粮食及各种战利品。在江河地区作战，还需动用大量船只。远程运输，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蒙古军队远征中亚时，南宋使者“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1253]。

忽必烈即位之后，北征阿里不哥，南下攻宋，建设大都、上都，都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物资运输。不同地区的运输车辆，载重量不同。“迤北站车，俱系轻便汉车，最负轻者，止能运载一千斤；迤南行走大车，每辆可载数千余斤。”[1254]

全国统一之后，随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和新海运路线的开辟，全国物资的南北调运更大规模展开。仅以海运粮食为例，至元二十年（1283）试运46050石，次年即增至290500 石，在忽必烈在位期间的最高纪录达到年运1595000石（1290）。成宗朝海运粮的年度最高纪录为1843003 石（1305），武宗朝的最高纪录为2926533 石（1310），仁宗朝的最高纪录为3264006 石（1320），英宗朝的最高纪录为3269451石（1321），泰定帝朝的最高纪录为3375784石（1326），文宗朝的最高纪录为3522163 石（1329）。[1255] 顺帝朝中期后，海运才逐渐衰落。

大规模的运输，有两大问题受到人们的注意，一个是所运物资的损耗问题，另一个是运费问题。

所运物资的损耗，尤其是粮食，损耗相当严重。如有人指出至元五年“未到仓粮一十五万余石，除已失陷外，八万九千余石至今不知运纳所在”[1256]。忽必烈在位末年，又有人指出江南的粮米，“今已水旱脚力漕运于委曲万余里之外，何不思之甚也。以致沉船破车，夺民时，废民力，死损牛畜，虚损盘费，官吏不能交割，多自经逃窜，所运米石，堆积水边，上雨下湿，腐朽败烂。积今四五年间，问根起发斛若干，今到某所某仓若干，以十损其七八矣，所存者又皆为粪土”[1257]。海运的损耗，1283年为8.4%，1284年为5.2%，1290年为5.1%，1305年为2.6%，1310年为7.2%，1320年为0.5%，1321年为1%，1326年为0.8%，1329年为5.2%。[1258] 相比之下，海运的损耗显然比陆运和内河漕运的损耗少得多。

运费主要分为陆运和水运两种脚价，元代称为“旱脚”和“水脚”。此外，还有海运的运费。

陆运的脚价在元朝初年已引起注意。有人指出：“随路递运车仗脚钱，近者五六十贯，远者不下百贯，官支价钱十不及二三，其不敷数百姓尽行出备。”[1259] 中书省兵部很快确定陆运脚价为“递运诸物每千斤，百里脚价钞一两三钱”。至元十五年（1278），由于“物料涌贵”，中书省兵部请求脚价“加五添答”，即增加50%，由一两三钱增为一两九钱五分。这个价格，是平地运输价格，山路则要多一些。[1260] 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中书省兵部和户部议定新标准，陆运脚价1000斤货物100里平地中统钞10两，山路12两。大德五年（1301），民间的陆运脚价已达到1000斤货物100里脚价中统钞17两，中书省兵部决定“量添旱脚”，除两都之间的运输外，1000 斤货物100里山路脚价为中统钞15两，平地脚价为中统钞12两。

内河运输的价格，元朝初年制国用使司定例，1000里水路运物100斤的脚价标准为1钱，并根据河渠的状况有所增减，如从方里码头运货至杨村，1445里，100 斤货物付脚价1 钱1 分6 厘；从旧县码头运货至杨村，1345里，100斤货物只付脚价1 钱；从秦家渡运货至杨村，1300 里，100 斤货物付脚价1钱4厘。后来水运货物亦以1000斤100里计算，先以脚价3钱7分为标准，至元二十三年，湖广行省的水路运输增至上水脚价1 两，下水5钱。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中书省兵部和户部议定新标准，水运脚价1000斤货物100里下水6 钱，大都路内上水8 钱，下水7 钱。至元二十九年，内河漕运运粮标准为下水1000斤100里脚价6钱，上水1两2钱。成宗元贞二年（1296），又明确标准，确定内河运输，脚价以千斤百里6 钱为基本标准，上水7钱，下水6钱。大德五年，根据不同的河流情况作出了新的规定，1000斤货物100里的脚价，“江南、腹里河道水脚，上水作八钱，下水七钱。淮、江、黄河，上水一两，下水七钱”。

海运的脚价，至元二十一年（1284）为1石给中统钞8两5钱，后降至6两5钱。武宗至大三年（1310），增给运费，1石给至元钞1两6钱（合中统钞8两），香糯米1石脚价1两7钱。次年运费又有增加，运米1石给至元钞2两，香糯米1石给钞2两8钱，稻谷1石脚价1两4钱。仁宗延祐元年（1314），又根据远近重新确定了海运脚价，福建所运糙米，1石脚价13两；浙江的温州、台州和庆元所运糙米和香糯米，1石脚价11两5钱；绍兴和浙西所运糙米、白粳和黑豆，均为1石脚价11两，稻谷1石的脚价为8两。[1261]

从上述三种运费的情况，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从元朝初年到元朝中期，“旱脚”“水脚”和海运脚价的标准都有所提高，其中“旱脚”即陆运脚价增幅最大，元中期的脚价是元朝初期脚价的10 倍左右。二是三种运费比较，陆运最为昂贵，其次是内河水运，海运最为便宜。元朝统治者之所以大力推行海运，显然是看到了海运损耗小和运费便宜的优点。

[1]关于元代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分布情况，缺乏系统的记载，只有零星的分散的资料。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方面作了认真的探索，请参看。

[2]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一·谷属》。

[3]《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谷》。

[4]《农书》《农桑通诀集二·播种篇》。按，《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分为粳、糯，《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则作秔、糯。

[5]《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谷》。

[6]《元史》卷64《河渠志一·通惠河》。

[7]《元史》卷64《河渠志一·通惠河》。

[8]王恽：《论范阳种麦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

[9]《元史》卷43《顺帝纪》。参见郑元祐《送徐元度序》，《侨吴集》卷8。

[10]王结：《善俗要义》，《文忠集》卷6。

[11]《元史》卷65《河渠志二·广济渠》。

[12]王恽：《博望侯庙辨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6。

[13]王恽：《游华不注》，《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8。

[14]于钦：《齐乘》卷2《益都水》。

[15]《元史》卷64《河渠志一·兖州闸》。

[16]《西禅院产业铭》，《山右石刻丛编》卷28。

[17]赵友正：《重修孚惠宫记》，《山右石刻丛编》卷36。

[18]元好问：《惠远庙新建外门记》，《遗山文集》卷33。

[19]《长安志图·设立屯田》。这里的“白米”何所指，有待进一步研究。

[20]《栖玄王夫人开涝水记》，《陕西金石志》卷27。

[21]《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

[2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23]王恽：《论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实分收与民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4。

[24]王恽：《定夺黄河退滩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1。

[25]《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6]萨都剌：《早发黄河即事》，《雁门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元史》卷13《世祖纪十》。同卷至元二十二年正月的一条记载也说芍陂“去年已收米二万余石。”

[28]《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9]《宿黄陂县南》，《陵川文集》卷15。

[30]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一·谷属·水稻·早稻》。

[31]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一·谷属·水稻·早稻》。

[32]刘埙：《呈州转申廉访分司救荒状》，《水云村泯稿》卷14。

[33]王逢：《送蔡君美推官之袁州》，《梧溪集》卷1。

[34]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

[35]《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潮州路》。

[36]《通制条格》卷18《关市·下番》。

[37]《元史》卷168《陈天祥传》。

[38]《石田文集》卷2。

[39]《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40]姚燧：《汪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6。

[41]《峡西》《鹤州南川》，见《藏春诗集》卷1。鹤州即今云南鹤庆，峡西待考。

[42]《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

[4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称地为双》。

[44]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45]李京：《云南志略》。

[46]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一·谷属·大小麦》。

[47]周伯琦：《纪行诗后序》、《鸳鸯泺》，见《扈从集》。

[48]近代张北以莜麦为主，其次是春小麦，见新编《张北县志》笫7章《农业》，1994年版。

[49]《元一统志》卷2《辽阳行省》。

[50]张德辉：《纪行》，《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51]《元史》卷50《五行志一》。

[52]《元史》卷50《五行志二·水不润石》。

[53]《春旱请祈雨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

[54]王恽：《过汤阴东周留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24。

[55]《元史》卷50《五行志一》。

[56]《元史》卷50《五行志一》。

[57]《元史》卷50《五行志一》。

[58]《曲沃道中与老农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7。

[59]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

[60]李好文：《长安志图·设立屯田》。

[61]《元史》卷50《五行志一》。

[62]《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

[63]《元史》卷50《五行志一》。

[64]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顺斋先生闲居丛稿》卷16。

[65]《元史》卷50《五行志一》。

[66]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67]《元史》卷50《五行志一》。

[68]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69]耶律楚材：《西游录》。

[70]刘郁：《西使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4。

[71]《元史》卷51《五行志二》。

[72]《金台集》卷1。

[73]《元史》卷140《太平传》。

[74]袁桷：《过高邮湖》，《清容居士集》卷7。

[75]揭傒斯：《高邮城》，《揭傒斯全集》诗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6]《霞外诗集》卷3。

[77]《元典章》卷21《户部七·仓库·仓粮对色准算》。

[78]虞集：《襄阳路南平楼记》，《道园学古录》卷37。

[79]《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

[80]《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81]《至正金陵新志》卷7《田赋志》。

[82]《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志上》。

[83]《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84]戴表元：《采藤行》，《剡源文集》卷28。

[85]《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卷6《赋役》。

[86]《大德昌国州志》志2《叙州》，卷3《叙赋》。

[87]《常山纪行五首》，《雁门集》卷12。

[88]《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策889页。

[89]《喜食新麦》，《阆风集》卷3。

[90]《春日山居好十首》，《阆风集》卷4。

[91]李士瞻：《抵楚门即船主戴廷玉家也》，《经济文集》卷6。

[92]《苦竹村》，《元诗选二集》上册，第626页。

[93]黄镇成：《春日东行》，《元诗选初集》第1804页。黄邵武（今福建邵武）人。

[94]洪希文：《客中遇寒食二首》，《元诗选初集》第1703页。洪莆田（今福建莆田）人。

[95]《甲戌四月十七日至临州冲云寺祝圣寿斋罢为赋此诗》，《道园学古录》卷29。

[96]《八月四夜闻微雨》，《桂隐诗集》卷1。

[97]《山家阻雨得晴出郊》，《桂隐诗集》卷1。

[98]《秧老歌三首》，《桂隐诗集》卷2。

[99]《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

[100]《元史》卷161《杨大渊附杨文安传》。

[101]《元史》卷50《五行志一》。

[102]《山寺》，《藏春诗集》卷1。

[103]《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

[104]李京：《云南志略》。

[105]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一·谷属·粟》。

[106]《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07]《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108]胡祗遹：《匹夫岁费》，《紫山大全集》卷23。

[109]《元典章》卷54《刑部十六·擅科·民官影占民户》。

[110]《宋史》卷174《食货上三·赋税》。

[111]《金史》卷47《食货志二》。

[112]《农书》《百谷谱集一·谷属·粟》。

[113]宋本：《上都杂诗》，见《永乐大典》卷7702。

[114]周伯琦：《纪行诗后序》，《扈从集》。

[115]《元史》卷136《哈剌哈孙传》。

[116]《元史》卷166《刘恩传》。

[117]《西游录》。

[118]《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至正金陵新志》卷7《物产》；《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119]《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

[120]《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

[121]姚燧：《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1。

[122]《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

[123]《农书》《百谷谱集二·谷属·粱秫》。

[124]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

[125]《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26]《农书》《百谷谱集二·谷属·荞麦》。

[127]贡师泰：《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玩斋集》卷5。

[128]胡助：《宿牛群头》，《纯白斋类稿》卷5。

[129]许有壬作，见《至正集》卷13。

[130]程以文：《糁面》，《诗渊》第1册，第109页。

[131]《送别叔铭佥宪出顺承门》，《槎翁诗集》卷8。

[132]《时且禁酿，食苦荞糕》，《闲居丛稿》卷3。荞麦有甜、苦两种。

[133]《农书》《百谷谱集二·谷属·荞麦》。

[134]杨景贤：《西游记》第二本第六折，见《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8页。

[135]无名氏：《粉蝶儿·悭吝》，《雍熙乐府》卷6。

[136]《禹城道中》，《中庵集》卷18。

[137]《竹枝歌》之二，《居竹轩诗集》卷4。

[138]《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

[139]方回：《戏咏昌化县土风二首》，《桐江续集》卷10。

[140]《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141]《农书》《百谷谱集二·谷属·黍》。

[142]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43]《农桑辑要》卷2《播种》。

[144]鲁明善：《农桑衣食辑要》。

[145]《析津志辑佚》，《物产》，第229页。

[146]《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0页。

[147]赵珙：《蒙鞑备录》。

[148]张德辉：《纪行》，《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149]《元史》卷136《拜住传》。

[150]《元一统志》卷2《辽阳行省》。

[15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

[152]《长安志图·设立屯田》。

[153]《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

[154]《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155]贡师泰：《过仙霞岭》，《玩斋集》卷1。

[156]《农书》，《百谷谱集二·谷属》。

[157]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

[158]《本草纲目》卷24《谷部·豌豆》。

[159]《析津志辑佚》《物产》，第229页。

[160]《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

[161]《农书》《农桑通诀集五·种植篇》。

[162]《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163]《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164]《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65]《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166]元代后期许有壬说：“农桑所以养民，今反扰之，文册所以核实，今实废之。各道比及年终，令按治地面，依式攒造，路府行之社长乡胥，社长乡胥则家至户到，取勘数目。幸而及额，则责报答之需，一或不完，则持其有罪者，恣其所求，鸡豚尽于供给，生计疲于奔走，一切费用，首会箕敛，率以为常”。（《农桑文册》，《至正集》卷74。）刘基有《畦桑》：“编竹为篱更栽刺，高门大书畦桑字。县官要备六事忙，村村巷巷催畦桑。桑畦有增不可减，准备上司来计点。新官下马旧官行，牌上却改新官名。”（《诚意伯文集》卷10。）

[167]《元史》卷50《五行志一》。

[168]《元史》卷51《五行志二》。

[169]马祖常：《邢公神道碑》，《石田文集》卷12。

[170]赵孟頫：《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8。

[171]苏天爵：《尚侯惠政碑》，《滋溪文稿》卷18。

[172]《文忠集》卷6。

[173]《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32。

[174]《梯云庄记》，《青阳集》卷3。

[175]《金台集》卷10。

[176]《沙市道中二站》，《燕石集》卷9。

[177]危素：《蕲春县兴学颂》，《危太朴文集》卷1。

[178]揭傒斯：《高邮城》，《揭傒斯全集》诗集卷3。

[179]陈基：《如皋县》、《上乐》，《夷白斋稿》卷3。

[180]《元史》卷178《梁曾传》。

[181]顾瑛：《西湖竹枝词二首》，《元诗选初集·玉山璞稿》。

[182]戴表元：《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剡源文集》卷27。

[183]王逢：《题钱庆余绫锦墩》，《梧溪集》卷4下。

[184]凌云翰：《晚春》，《柘轩集》卷1。

[185]袁华：《上巳日晚步商墓西村》，《耕学斋诗集》卷12。

[186]萨都剌：《元统乙亥奉命入闽过建德道中》，《雁门集》卷9。

[187]萨都剌：《常山纪行五首》，《雁门集》卷12。

[188]《春雨南田书事》，《元诗选初集·秋声集》。

[189]《大德昌国州志》卷4《叙物产》。

[190]苏天爵：《朱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7。

[191]刘诜：《织锦歌》，《桂隐诗集》卷3。

[192]《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193]李京：《云南志略》。

[194]《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草》。

[195]《农桑辑要》卷2《播种·苎麻》。

[196]《农桑辑要》卷2《播种·苎麻木绵》。

[197]《农书》《百谷谱集十·杂类》。

[198]胡祗遹：《论司农司》，《紫山大全集》卷22。

[199]郝经：《石门》，《陵川文集》卷3。

[200]《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

[201]《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怀孟路》。

[202]《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太原路》。

[203]《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平阳路》。

[204]《元一统志》卷4《河南行省·南阳府》。

[205]《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延安路》。

[206]郝经：《河东罪言》。

[207]余阙：《梯云庄记》，《青阳文集》卷3。“枲”，不结子的麻。

[208]王恽：《博望侯庙辨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6。

[209]《吴行甫韵》《偶成》，《鲁斋遗书》卷11。

[210]《善俗要义》，《文忠集》卷6。

[211]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用水则例》。

[212]虞集：《襄阳路南平楼记》，《道园学古录》卷37。

[213]陈基：《如皋县》，《夷白斋稿》卷3。

[214]《纪行》，《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215]《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草》。

[216]《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

[217]《至正昆山郡志》卷6《土产》。

[218]《大德昌国州志》卷4《布帛》。

[219]《元史》卷177《张升传》。

[220]《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中没有提到麻。

[221]萨都剌：《元统乙亥奉命入闽过建德道中》，《雁门集》卷9。

[222]《元一统志》卷8《江浙行省·汀州路》。

[223]《野人家》，《桂隐诗集》卷2。

[224]《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广州路、潮州路》。

[225]《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邕州路》。

[226]《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丽江路》。

[227]曹文海：《夜织麻行》，《元诗选二集》，第983页。

[228]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2。

[229]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137页。

[230]《农桑辑要》卷2《播种·木绵》《论九谷风土时月及苎麻木绵》。

[231]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闲居丛稿》卷16。

[232]《农书》《百谷谱集十·杂类·木绵》。

[233]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5页。

[234]《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

[235]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布》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见《叠山集》卷2。谢主要活动于南宋末年到元代前期。

[236]《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237]《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238]从一些记载来看，元朝政府后来以“和买”方式大量征收木绵布。可能因此之故，就没有必要设置木绵提举司组织生产了。

[239]《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240]《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241]《元典章》卷58《工部一·关防起纳匹帛》。

[242]《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43]《元典章》卷22《户部八·和买诸物税钱》。

[244]《元典章》卷22《户部八·折收物色难议收税》。

[245]《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246]刘诜：《野人家》，《桂隐诗集》卷2。

[247]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剡源文集》卷7。

[248]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石田集》卷12。

[249]《种橦花》，《不系舟渔集》卷3。

[250]《元典章》卷16《户部一·枉被赃诬停职俸例》。

[251]徐元瑞：《吏学指南·体量》。

[252]《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253]关于黄道婆引进棉纺技术，见本书第七章。

[254]《花溪集》卷2。

[255]《至顺镇江志》卷4《地产·布帛》。

[256]《淮南田歌十首》，《石田集》卷5。

[257]《农书》《农器图谱集十九·纩絮门，木绵附》。

[258]李京：《云南志略》。

[259]《金台集》卷1。

[260]《农书》《百谷谱集二·胡麻》。

[26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

[262]《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谷》。

[263]贾铭：《饮食须知》卷2《谷类》。

[264]《至正金陵新志》卷7《田赋志·物产》。

[265]《至元嘉禾志》卷6《物产》。

[266]《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267]《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

[268]《农书》《农桑通诀二·垦耕篇》。

[269]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70]《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延安路》。

[271]《元一统志》卷2《辽阳行省·大宁路》。

[272]《农书》《农桑通诀集二·播种篇》。

[273]关于元代蔬菜的品种，在王祯《农书》、忽思慧《饮膳正要》、贾铭《饮食须知》等书中记载较详。

[274]《农书》《百谷谱三、四、五》有关诸条。

[275]《本草纲目》卷26《菜部·胡萝卜》。

[276]《绍定澉水志·物产门·菜》。

[277]《析津志辑佚》《物产》，第226页。

[278]《善俗要义》，《文忠集》卷6。

[279]《小圃记》，《石田文集》卷8。

[280]《析津志辑佚》《城市街市》，第5页。

[281]杨瑀：《山居新话》。

[282]刘岳申：《聂以道墓志铭》，《申斋文集》卷8。

[283]《农书》《百谷谱集五·蔬属》。

[284]刘崧：《北平十二咏》，《槎翁诗集》卷4。刘崧是在明朝初年到北平（大都改名）的，所述情况应与元代相同。

[285]《农书》《百谷谱集四·蔬属》。

[286]《饮膳正要》卷3《果品》。《农书》《百谷谱集六、七、八·果属》。

[287]贾铭：《饮食须知》卷4《果类》。

[288]《农桑辑要》卷6《药草》。

[289]《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290]《善俗要义》，《文忠集》卷6。

[291]《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第7页。

[292]《重修东岳行宫记》，《吴兴金石记》卷13。

[293]《农书》《百谷谱集十·杂类·茶》。

[294]元代杂剧中常有此语，如武汉臣《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佚名《月明和尚度柳翠》，见《元曲选》第474、1335页。

[295]《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96]《武夷山志》卷9下《溪南·御茶园》。

[297]《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298]《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石田文集》卷5。

[299]《元史》卷114《后妃传一》。

[300]《元史》卷205《哈麻传》。

[301]《农书》《百谷谱集十·杂类·茶》。

[302]《元史》卷97《食货志五》。

[303]《元典章》卷7《吏部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榷茶提举司提举从五品。

[304]《元史》卷87《百官志三》。

[305]《南村辍耕录》卷26《瑞应泉》。牟：《吴信之茶提举序》，《陵阳文集》卷12。

[306]吴克恭：《阳羡茶》，《元诗选三集·寅夫集》。

[307]《嘉泰会稽志》卷17《日铸茶》。

[308]《春直奎章阁二首》，《草堂雅集》卷1。

[309]《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310]《至正四明续志》卷5《草木》。

[311]《天启慈溪县志》卷5《县治》。

[312]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313]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第618页。

[314]《茶屋》，《纯白斋类稿》卷9。

[315]《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私茶罪例》。

[316]《元史》卷94《食货志二》。

[317]姚燧：《太平宫新庄记》，《牧庵集》卷9。

[318]《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319]《洪州歌十五首》，《柳待制文集》卷6。

[320]《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

[321]《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茶法》。

[322]贾铭：《饮食须知》卷5《味类》。

[323]《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邕州路》。

[324]李璠：《云南大叶茶与茶的起源》，《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3年第4期。

[325]《元史》卷94《食货志二》。

[326]姚燧：《张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

[327]《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328]《元史》卷94《食货志二》。

[329]《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330]何达兴：《兰田藤茶》，《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6年第4期。

[331]《元一统志》卷5《四川行省》。

[332]《饮食须知》卷5《味类》。

[333]《云南志略》。

[334]《云南志略》。

[335]《饮食须知》卷5《味类》。

[336]《元史》卷21《成宗纪四》。

[337]虞集：《桐乡阡碑》，《道园学古录》卷15。

[338]《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

[339]《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340]《永乐大典》卷7702。

[341]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342]北宋雍熙二年（985），“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宋史》卷183《食货志五·茶上》。）金章宗时，在河南设官制茶，前去视察的官员回来报告，“谓如温桑，实非茶也”。（《金史》卷49《食货志四·茶》。）可见温桑早已有之，是“伪茶”。究竟为何物，待考。

[343]《饮膳正要》卷2《诸般汤煎》。

[344]《农书》《百谷谱集十·杂类·茶》。

[345]《农书》《农器图谱集二·臿门》。

[346]参看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347]《农书》《农器图谱集二·耒耜门》。碢，石砣子。

[348]《农书》《农器图谱集二·钱镈门》。

[349]《农桑辑要》卷2《播种·种谷》引《种莳直说》。按，《种莳直说》一般认为是蒙古国时代的作品。

[350]《农书》《农器图谱集五·艾门》。

[351]《农书》《农器图谱集二·耒耜门》。

[352]《农书》《农器图谱集四·钱镈门》。

[353]《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又见同书《农桑通诀集三·灌溉篇》。

[354]《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又见同书《农桑通诀集三·灌溉篇》。

[355]虞集：《福州总管刘侯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3。

[356]姚文灏：《浙西水利书·任都水（水利议答）》。

[357]《浙西水利书·吴执中言顺导水势》。

[358]按，《浙西水利书·至大初督治田围》条云，围田“俱照庸田司五等围岸体式修筑。”浙西不少地方志对此均有记载。

[359]《浙西水利书·至大初督治田围》。

[360]《浙西水利书·吴执中言顺导水势》。

[361]《洪武苏州府志》卷10《税赋》。

[362]《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363]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364]《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365]陈恬：《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元佃湖田》。

[366]宋濂：《罗君墓志铭》，《宋文宪公集》卷11。

[367]《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门》。

[368]虞师道：《庆元路儒学涂田记》，《两浙金石志》卷16。

[369]孙元蒙：《余姚州儒学核田记》，《越中金石记》卷10。

[370]《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

[371]《大德昌国州志》卷3《涂田》。

[372]《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373]《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374]《霞外诗集》卷4。

[375]王恽：《定夺黄河退滩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1。

[376]姚燧：《忙兀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

[377]《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378]《浙西水利书·泰定初开江》。

[379]《农书》《农桑通诀集二·垦耕篇》。“璘”，高出地面的垅。

[380]《农桑衣食撮要》。

[381]《农桑辑要》卷2《耕垦·耕地》引《韩氏直说》。

[382]当时北方桑树分为鲁桑、荆桑两大类。“荆桑多椹，鲁桑少椹”，二者在叶、枝干、根几方面都有区别。见《农桑辑要》卷3《栽桑》引《士农必用》。参见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五·种植篇》。

[383]乔木桑高大，地桑主干贴地，或由四、五条盘枝扦插的苗干丛聚在一起，枝条不多，俨然枝从地出。

[384]缪启愉：《〈农桑辑要〉标志着农学发展的新阶段》，《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522—533页。

[385]《农桑辑要》卷2《播种·木绵》。按，王祯《农书》中有关木棉栽培的叙述，摘自《农桑辑要》，个别文字有改动。

[386]《农书》《农桑通诀集三·锄治篇》。

[387]《通制条格》卷16《田令》。

[388]《农书》《农桑通诀集二·垦耕篇》。

[389]《紫山大全集》卷22。

[390]余阙：《梯云庄记》，《青阳文集》卷3。

[391]《农书》《农桑通诀集四·蓄积篇》。

[392]刘岳申：《余士南墓志铭》，《申斋集》卷8。

[393]《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建昌路》，卷8《江浙行省·汀州路》。

[394]《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

[395]《元一统志》卷9《湖广行省·广州路》。

[396]姚燧：《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牧庵集》卷9。

[397]《扈从集·后序》。

[398]宋代行用五斗斛，元代更普遍，见郭正忠《中国的权衡度量》，第386—412页。

[399]《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400]《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401]《存复斋文集》卷10。

[402]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403]《湖州路报恩光孝禅寺置田山碑》，《两浙金石志》卷14。

[404]薛元德：《梅岩瞿先生作兴学校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3。

[405]薛元德：《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3。

[406]智玉成：《嘉定州重建庙学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2。

[407]《西湖书院增置田记》，《两浙金石志》卷15。

[408]《南村辍耕录》卷23《检田吏》。

[409]《至顺镇江志》卷6《秋租》。

[410]苏天爵：《常州路新修庙学记》，《滋溪文稿》卷3。

[411]韩性：《南镇庙置田记》，《越中金石记》卷8。

[412]《绍兴路增置义田记》，《越中金石记》卷7。

[413]岑良卿：《余姚普济寺舍产净发记》，《越中金石记》卷9。

[414]《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赡学田土》。

[415]《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赡学田土》。

[416]《至正四明续志》卷8《学校·本路医学》。

[417]黄溍：《汤氏义田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

[418]《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科粮等则”。另有“万年庄田，上等四斗五升，下等三斗五升。”疑亦是官田，待考。

[419]《元史》卷153《王檝传》。

[420]至元二十九年（1292）七月初五日圣旨：“太祖成吉思皇帝圣旨里，教头口吃了田禾的每，教踏践了田禾的每，专一禁治断罪过有来。”（《通制条格》卷16《田令·司农事例》）但此诏不见他处记载，是否属实，待考。

[421]《元史》卷120《李守贤传》。

[422]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423]元好问：《严公神道碑》，《遗山文集》卷26。

[424]许时献：《胶州知州董公神道碑》，《山左金石志》卷22。

[425]王恽：《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426]这是蒙哥汗时期刘秉忠上忽必烈书中的话，见《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427]《元史》卷158《姚枢传》。

[428]《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429]《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30]《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3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432]《元史》卷4《世祖纪一》。

[433]《元史》卷5《世祖纪二》。

[434]《元史》卷5《世祖纪二》。

[435]《元典章》卷2《圣政一·饬官吏》。

[436]《元典章》卷6《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

[437]《元史》卷6《世祖纪三》。

[438]《元史》卷7《世祖纪四》。

[439]《太元官制杂记》。

[440]《金史》卷55《百官志一》。

[441]《元史》卷7《世祖纪四》。

[442]《通制条格》卷16《田令》。《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劝农立社事理》所载为15条，多出的一条是：“先降去询问条画并行革去，止依今降条画施行。”疑因无具体内容，故为《条格》删去。

[443]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444]《元史》卷8《世祖纪五》。

[445]《元典章》卷5《台纲·行台体察等例》。

[446]《南台备要》《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

[447]《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448]按，《元史》卷14《世祖纪十—》载，“[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秩四品，使、副各二员，隶行大司农司。”则行大司农司设立应在此以前。《至顺镇江志》卷13《公》载，“行大司农司，至元二十四年置，以今府治为之。”

[449]《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大元官制杂记》。

[450]《大元官制杂记》。

[45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452]《元史》卷4《世祖纪一》。

[453]《元史》卷4《世祖纪一》。

[454]《元史》卷5《世祖纪二》。

[455]《元史》卷5《世祖纪二》。

[456]《元史》卷5《世祖纪二》。

[457]《通制条格》卷16《田令·司农事例》。

[458]《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省谕军人条画》。

[459]《农桑辑要》王磐序。

[460]蔡文渊：《农桑辑要序》，《国朝文类》卷36。

[461]《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462]《元史》卷25《仁宗纪二》。

[463]蒲道源：《农桑辑要序》，《顺斋先生闲居丛稿》卷20。

[464]《农桑辑要》，王磐序。

[465]《元典章》卷2《圣政一·劝农桑》。

[466]《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67]《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468]《牧民忠告》卷上《宣化·劝农》。

[469]《历代名臣奏议》卷112《田制》。

[470]《通制条格》卷16《田令·司农事例》。

[471]《元典章》卷2《圣政一·安黎庶》。

[472]《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73]《元史》卷22《武宗纪一》。

[474]《元史》卷33《文宗纪二》。

[475]《元史》卷66《河渠志三·黄河》。

[476]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青阳集》卷8。

[477]许有壬：《怯烈公神道碑》，《圭塘小稿》卷10；《元史》卷120《镇海传》。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其地应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之东，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研究集刊》第4辑。

[478]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479]《元史》卷151《石抹孛迭儿传》。

[480]元好问：《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并引》，《遗山文集》卷30。

[481]《元史》卷65《河渠志二·三白渠》。

[482]姚燧：《知弘州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

[483]魏初：《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青崖集》卷5。

[484]姚燧：《兴元行省瓜尔佳氏神道碑》，《牧庵集》卷16。

[485]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486]《元史》卷4《世祖纪一》。

[487]姚燧：《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8。

[488]《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489]《元史》卷152《张晋亨传》。

[490]王恽：《论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实分收与民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4。

[491]《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492]《元史》卷155《汪德臣传》。

[493]《元史》卷3《宪宗纪》。

[494]《元史》卷5《世祖纪二》。

[495]《元史》卷191《许楫传》。

[496]《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497]《元史》卷7《世祖纪四》。

[498]《元史》卷8《世祖纪五》。

[499]《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国朝文类》卷41。

[500]《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闲田土无主的做屯田》。

[501]《至元新格》，见《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

[502]《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田开耕三年收税、荒田开耕限满纳米》。

[503]《元典章》卷19《户部五·种佃·开种公田》。按，《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与诏令原文有出入。

[504]《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505]《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开荒展限收税》。

[506]《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507]《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508]《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509]《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国朝文类》卷41。

[510]《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11]《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12]《元史》卷162《刘国杰传》。

[513]《元史》卷58《地理志一》。

[514]《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15]《元史》卷58《地理志一》。

[516]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神道碑》，《中庵集》卷4。

[517]《元史》卷26《仁宗纪三》。

[518]《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19]《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20]《元史》卷5《世祖纪二》。

[521]《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

[522]张克敬：《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满洲金石志》卷5。

[523]《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24]《元史》卷19《成宗纪二》。

[525]《元史》卷23《武宗纪二》。

[526]《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国朝文类》卷41。

[527]《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国朝文类》卷41。

[528]《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529]《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0]《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1]《元史》卷98《兵志一》。

[532]《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3]《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4]《元史》卷19《成宗纪二》。《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5]《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53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26《元代屯军屯民人户数及屯田亩数》。

[537]《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38]《元史》卷92《百官志八》。

[539]《元史》卷44《顺帝纪七》。

[540]《元史》卷45《顺帝纪八》。

[541]戴良：《送戴参政诗序》，《九灵山房集》卷13。

[542]《洪武实录》卷12。

[543]《农书》《农桑通诀集三·灌溉篇第九》。

[544]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国朝文类》卷50。

[545]《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546]《元史》卷7《世祖纪四》。

[547]《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兴举水利》。

[548]《元史》卷90《百官志六》。

[549]《元史》卷166《罗璧传》。

[550]王逢：《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梧溪集》卷1。

[55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552]武宗至大元年（1308）正月，“从江浙行省请，罢行都水监，以其事隶有司。”（《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53]《元史》卷19《成宗纪二》。

[554]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元书·复立都水庸田司》。

[555]《元史》卷21《成宗纪四》。

[556]《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557]《大元官制杂记》。

[558]《元史》卷65《河渠志二·三白渠》。

[559]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用水则例》。

[560]《元史》卷66《河渠志三·泾渠》。

[561]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洪堰制度》《用水则例》。

[56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563]《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564]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565]《宁夏图略序》，《明经世文编》卷228。

[566]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元书·任都水〈水利议答〉、任都水言开江》。

[567]《元史》卷65《河渠志二·淀山湖》。

[568]《浙西水利书》《元书·吴执中言顺导水势》。

[569]《元史》卷130《彻里传》。

[57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571]王逢：《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梧溪集》集6。

[57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武宁正宪王》。

[573]王逢：《谒浙东宣慰副使致仕任公及其子台州判官墓》，《梧溪集》卷6。

[574]《浙西水利书》《元书·复立都水庸田司浚江河》。

[575]《姑苏志》卷12《水利下》。

[576]《嘉靖常熟县志》卷4《祠祀志》。

[577]《元史》卷65《河渠志二·盐官州海塘》。

[578]夏泰亨：《重建海堤水闸记》，《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卷上。

[579]虞集：《福州总管刘侯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3。

[580]虞集：《万户董公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23。

[581]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揭傒斯全集》文集卷7。

[582]《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583]《元史》卷20《成宗纪三》。

[584]参见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滇史论丛》第1辑。

[585]《元史》卷65《河渠志二·广济渠》。

[586]《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87]《农书》《农桑通诀集三·灌溉篇第九》。

[588]《元史》卷65《河渠志二·广济渠》。

[589]《元史》卷66《河渠志二·洪口渠》。

[590]《浙西水利书》《元书·泰定初开江》。

[591]《元史》卷65《河渠志二·广济渠》。

[592]《善俗要义·兴水利》，《文忠集》卷6。

[593]《农书》《农器图谱集十三·灌溉门》。

[594]王结：《善俗要义·办差税》，《文忠集》卷6。

[595]《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596]《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597]《通制条格》卷17《赋役·地税》。

[598]胡祗遹：《县政要式》，《紫山大全集》卷23。

[599]胡祗遹：《丁粮地粮详文》，《紫山大全集》卷23。

[600]胡祗遹：《又巡按即事口号》，《紫山大全集》卷7。

[601]《元史》卷11，《世祖纪八》。

[602]苏伯衡：《核田记》，《苏平仲文集》卷6。

[603]胡助：《廉侯遗爱碑》，《纯白斋类稿》卷18。

[604]刘埙：《南丰郡志序目》，《水云村泯稿》卷5。

[605]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正德松江府志》卷6。

[606]《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07]《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608]《元典章》卷17《户部三·籍册·抄数户计事产》。

[609]《元典章》卷19《户部五·官田·影占系官田土》。

[610]《元典章》卷19《户部五·民田·漏报自己田土、田多诡名避差》。

[611]《元典章》卷19《户部五·民田·漏报自己田土、田多诡名避差》。

[612]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613]刘基：《丽水县学归田碑》，《括苍金石志》卷12。

[614]《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615]《元史》卷13《世祖纪十》。

[616]《大元官制杂记》。

[617]《元史》卷173《燕公楠传》。按，大德二年（1298）“完泽丞相等奏：‘去年也速达儿、明里不花等江浙行省官遣使来言：收附江南之后，亡宋田地为有富户影占，寻出四万顷田地，每年出产四十万石粮，丝绵等物……’”。（《大元官制杂记》）与本传数字不符。或四万顷全指官田而言，而六万九千余顷则既有官田（公田），又有私田。

[618]虞集：《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619]参见植松正《元初江南的征税体制》，[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1号。

[620]《大元官制杂记》。

[621]《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22]《元史》卷205《奸臣·铁木迭儿传》。

[623]《至正金陵新志》卷3下《金陵表》载：“[延祐元年]，十一月，经理江西、江浙、湖广田粮。”但其他有关文献无涉及湖广，疑有误。

[624]《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25]《元史》卷205《奸臣·铁木迭儿传》。

[626]《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27]《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628]《镇江路儒学复田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0。

[629]《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30]《元史》卷175《张珪传》。

[631]《元史》卷25《仁宗纪二》。

[632]吴澄：《知茂州事叶君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

[633]《元史》卷25《仁宗纪二》。

[634]《元史》卷25《仁宗纪二》记于七月条下。《经世大典·招捕》作“四月”（《国朝文类》卷41）。《同治赣州府志》卷32《经政志·武事》同。

[635]吴澄：《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2。

[636]《元史》卷25《仁宗纪二》。

[637]《元史》卷25《仁宗纪二》。

[638]《元典章》卷3《圣政二·复租赋》。

[639]《元史》卷26《仁宗纪三》。

[640]《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

[641]《元史》卷122《铁迈赤附塔海传》。

[642]《元史》卷26《仁宗纪三》。

[643]《元史》卷175《张珪传》。

[644]《元史》卷93《食货志一·经理》。按，《至顺镇江志》卷6 有“宽赋”一门，其中记载“延祐二年十一月，夏税免三分，经理自实租税免三年。”“泰定二年正月，革包银。天历元年九月，免夏税三分。”如果泰定天历之初确有“尽革虚增之数”之事，是不会不记的。

[645]《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646]危素：《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47]吴海：《美监郡编役序》，《闻过斋集》卷1。

[648]《元史》卷192《良吏·白景亮传》。

[649]王祎：《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18。

[650]《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

[651]《元史》卷143《泰不华传》。

[652]危素：《余姚州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53]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集》卷7。

[654]胡助：《廉侯遗爱碑》，《纯白斋类稿》卷18。

[655]王祎：《义乌括田诗》，《王忠文公集》卷1。

[656]王祎：《义乌县去思碑》，《王忠文公集》卷16。

[657]苏伯衡：《孔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13。

[658]宋濂：《叶治中历官记》，《宋文宪公全集》卷43。

[659]《元史》卷192《良吏二·白景亮传》。

[660]宋濂：《雷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集》卷5。

[661]王祎：《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22。

[662]危素：《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63]危素：《与唐休宁书》，《危太朴文续集》卷8。

[664]危素：《余姚州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65]贡师泰：《上虞县核田记》，《玩斋集》卷7。

[666]王祎：《婺州路均役记》，《王忠文公集》卷9。

[667]陆文圭：《送杨伯可》，《墙东类稿》卷15。

[668]《嘉靖浦江志略》卷3《官守志·册籍》。

[66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10—11页。

[670]《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影占系官田土》。

[671]《金史》卷47《食货志二·田制》。

[672]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311—328页。

[673]《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674]《元史》卷13《世祖纪十》。

[675]《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676]《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营田》。

[677]《大元官制杂记·行大司农司》。

[678]《元史》卷18《成宗纪一》。

[679]《大元官制杂记·初立都水庸田使司条画》。

[680]吴澄：《题李氏世田业碑后》，《吴文正公集》卷32。

[681]《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开荒展限收税》。

[682]《元史》卷89《百官志五》。

[683]贡师泰：《上虞县核田记》，《玩斋集》卷7。

[684]《通制条格》卷16《田令·拨赐田土还官》。

[68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686]郑元祐：《白云漫士陶君墓碣》，《侨吴集》卷12。

[687]《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

[688]《元史》卷13《世祖纪十》。

[689]《元史》卷34《文宗纪三》。

[690]《元史》卷34《文宗纪三》。。

[691]《存复斋文集》卷10。

[692]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吴礼部集》卷19。

[693]邓文原：《刑部尚书高公行状》，《巴西文集》。

[694]《乾隆苏州府志》卷12《田赋一》已指出“卢志”（即《洪武苏州府志》，卢熊纂修）数字有错，“殆传写有误”。

[695]现存《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嘉定县志》、《弘治吴江志》所载“国朝吴元年”或“本朝洪武初”田土数均与《洪武苏州府志》相同。

[696]《元史》卷118《特薛禅传》。

[697]《元史》卷34《文宗纪三》。

[698]《元史》卷32《文宗纪一》。

[699]《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

[700]《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田开耕限满纳米》。

[701]《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地许赴官请射》。

[702]《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703]《元史》卷36《文宗纪五》。

[704]杨瑀：《山居新话》。

[705]《元典章》卷19《户部五·官田·转佃官田》。

[706]《元史》卷93《食货志一》。

[707]《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见王勤金《元〈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考古》1987年第7期。

[708]《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卷上“科粮等则。”

[709]《辍耕录》卷23《检田吏》。

[710]《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

[711]《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

[712]《题进贤县学增租碑阴》，《吴文正公集》卷28。

[713]《国学策问四十道》，《吴礼部集》卷19。

[714]《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3。

[715]《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716]朱德润：《官买田》，《南村辍耕录》卷23《检田吏》。

[717]《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718]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

[719]《元典章》新集《户部·契本·买卖契券赴本管务司投税》。

[720]《元典章》卷19《户部五·官田·转佃官田》。

[72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722]《元史》卷153《焦德裕传》。

[723]《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724]《元史》卷120《察罕传》。

[725]《元史》卷24《成宗纪一》。

[726]《元史》卷4《世祖纪一》。

[727]《元史》卷134《撒吉思传》。

[728]《元史》卷4《世祖纪一》。

[729]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7。

[730]《元史》卷118《特薛禅传》。

[731]《元史》卷34《文宗纪三》。

[732]《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733]《元史》卷38《顺帝纪一》。

[734]《元史》卷39《顺帝纪二》。

[735]《元史》卷39《顺帝纪二》。

[736]《元史》卷34《文宗纪三》。

[737]《元史》卷89《百官志五》。

[738]陈旅：《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9。

[73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740]《元史》卷88《百官志四》。

[741]郑麟趾：《高丽史》卷123《印侯传》。

[742]《元史》卷89《百官志五》。

[743]《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卷6《赋税》。

[744]《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卷6《赋税》。

[745]《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746]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正德松江府志》卷6《田赋上》。

[747]《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

[748]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雪楼集》卷9。

[749]王勤金：《元〈江淮营田提举司钱粮碑〉》，《考古》1987年第7期。

[750]权臣燕铁木儿死后，顺帝“以燕铁木儿平江所赐田五百顷，复赐其子唐其势。”（《元史》卷38《顺帝纪一》）可知赐田是不能世袭的。

[751]《宪台通记》，《永乐大典》卷2608。

[752]宋濂：《郑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2。

[753]《元史》卷90《百官志六》。

[754]朱德润：《官买田》，《存复斋文集》卷10。

[755]《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756]《通制条格》卷16《田令·官田》。

[757]《元史》卷22《武宗纪一》。

[75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759]《元史》卷23《武宗纪二》。

[760]《通制条格》卷16《田令·拨赐田土》。

[761]《元史》卷175《张珪传》。

[76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763]《元史》卷43《顺帝纪六》。

[764]《元史》卷44《顺帝纪七》。

[765]《元史》卷96《食货志四·俸秩》。《通制条格》卷13《禄令·俸禄职田》。

[766]《通制条格》卷13《禄令·俸禄职田》。

[767]《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按，据同书卷13《禄》记载，该路职田共计41顷62亩余。两处有出入。

[768]《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田土》。

[769]《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田粮》。

[770]苏天爵：《齐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9。

[771]《通制条格》卷13《禄令·俸禄职田》。

[772]《元史》卷120《察罕传》。

[773]《通制条格》卷13《禄令·俸禄职田》。

[774]李好文：《长安志图·屯田》。

[775]《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76]《元典章新集》《兵部·军中不便事件》。

[777]《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省谕军人条画》。

[778]《临汀志》，见《永乐大典》卷7892《汀字》门。

[779]《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80]《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81]《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82]《元史》卷86《百官志二》。

[783]《元史》卷4《世祖纪一》。

[784]苏天爵：《郭敬简侯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

[785]《元史》卷154《李进传》。

[786]《元史》卷18《成宗纪一》。

[787]《元史》卷19《成宗纪二》。

[788]《通制条格》卷7《军防·屯田》。

[789]《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9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791]《元史》卷19《成宗纪二》。

[792]《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93]《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794]王恽：《弹阿海万户屯田军人侵占民田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795]《临汀志》，见《永乐大典》卷7892《汀字》门。

[796]任士林：《临淮府君王君墓志铭》，《松乡先生文集》卷3。

[797]《元典章新集》《兵部·军中不便事件》。

[798]《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省谕军人条画》。

[799]《临汀志》，见《永乐大典》卷7892《汀字》门。

[800]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二·耒耜门》，《六·杷朳门》。

[80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802]李好文：《长安志图·屯田》。

[803]许有壬：《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记》，《至正集》卷37。

[804]许有壬：《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记》，《至正集》卷37。

[805]《元史》卷9《世祖纪六》。

[806]《元史》卷10《世祖纪七》。

[807]《元史》卷19《成宗纪二》。

[808]许有壬：《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记》。

[809]《元典章》卷34《兵部一·军役·禁军齐敛钱物》。

[810]《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

[811]《临汀志》，《永乐大典》卷7892。

[812]许有壬：《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记》。

[813]《临汀志》，《永乐大典》卷7892。

[814]《元史》卷21《成宗纪四》。

[815]许有壬：《张公神道碑》，《至正集》卷57。

[816]《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17]《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818]《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田土》。

[819]《至正金陵新志》卷7《田赋志》。

[820]胡祗遹：《丁粮地粮详文》，《紫山大全集》卷23。

[821]《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田土》。

[822]《太平金镜策》。

[823]《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24]郝经：《万卷楼记》，《陵川文集》卷25。

[825]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5。

[826]《元史》卷159《商挺传》。

[827]吴澄：《黄君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41。

[828]《元典章》卷19《户部五·民田·强占民田回付本主》。

[829]《元史》卷19《成宗纪二》。

[830]大德六年（1302）有人告阿里海牙攻打潭州时“占住柑橘园地”，经裁决，断定是“阿里海牙平章当时乘势夺据民田。”（《元典章》卷19《户部五·典卖·赵若震争柑园》）这便是元军将领强夺民田之例。

[831]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下。

[83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5《朱张》。

[833]《元史》卷20《成宗纪三》。

[834]《元典章》卷24《户部十·租税·科添二分税粮》。

[835]杨瑀：《山居新话》。

[836]《农田余话》。

[837]陈旅：《东斋记》，《安雅堂集》卷7。

[838]虞集：《崇安县尹邹君去思碑》，《道园学古录》卷41。

[839]《紫山大全集》卷23。

[840]方回：《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841]黄溍：《戴氏义塾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

[842]贡师泰：《娱亲堂记》，《玩斋集》卷7。

[843]刘岳申：《余士南墓志铭》，《申斋集》卷8。

[844]元淮：《农家》，《水镜元公诗集》（《金囦集》）。

[845]《元典章》卷2《圣政二·减私租》。

[846]赵孟頫：《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记》，《松雪斋文集·补遗》。

[847]胡长孺：《崇宁万寿禅寺杨氏施田记》，《珊瑚木难》卷4。

[848]《元典章》卷24《户部十·僧道税·僧道影避田粮》。

[849]邵元：《照公和尚塔铭》，见《文物》1973年第6期所刊拓片。

[850]欧阳玄：《分宜县学复田记》，《圭斋文集》卷6。

[851]《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852]《至正金陵新志》卷9《学校志》。

[853]《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854]苏天爵：《扬州路学田记》，《滋溪文稿》卷2。

[855]《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856]《学校拨田地诏书碑》《江苏通志稿》金石卷19。

[857]陈高：《平阳州儒学增田记》，《不系舟渔集》卷12。

[858]刘友谅：《长治重建文庙记》，《山右石刻丛编》卷30。

[859]《元史》卷159《赵良弼传》。

[860]薛元德：《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3。

[861]《新昌县学续置田记》，《越中金石记》卷9。

[862]本段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863]马祖常：《征行百户刘君墓碣铭》，《石田集》卷13。

[864]王恽：《卢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2。

[865]姚燧：《坤都岱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7。

[866]邓文原：《刑部尚书高公行状》，《巴西文集》。

[867]戴表元：《赵君理墓志铭》，《剡源文集》卷16。

[868]周良霄：《明律“雇工人”研究》，《文史》第15辑。

[869]《文忠集》卷4。

[870]《元典章》卷19《户部五·家财·兄弟另籍承继》。

[871]方回：《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872]《元典章》卷3《圣政二·减私租》。

[873]《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外集卷11《公私必用·当何田地约式》。

[874]孔齐：《至正直记》卷3《势不可倚》。

[875]《通制条格》卷2《户令·官豪影占》。

[876]《元典章》卷19《户部五·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877]《蒋元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4。

[878]《王澄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1。

[879]赵汸：《黟令周侯政绩记》，《东山存稿》卷3。

[880]陈栎：《汪公墓志铭》，《定宇集》卷9。

[881]刘岳申：《萧明熙墓志铭》，《申斋集》卷11。

[882]《西湖书院增置田记》，《两浙金石志》卷15。

[883]薛元德：《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2。

[884]郑涛：《旌义编》卷1。

[88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3《释怨结姻》。

[886]《大德昌国州志》卷2《学校》。

[887]贡师泰：《福州路儒学核田记》，《玩斋集》卷7。

[888]《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889]贡师泰：《福州路儒学核田记》。

[890]《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

[891]《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

[892]《滁州学田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

[893]《元嘉兴路学田复租碑》，《两浙金石志》卷14。

[894]《府学附地经界碑》，《江苏通志稿》金石卷22。

[895]程端学：《铅山州修学记》，《畏斋集》卷5。

[896]《崇阳学记》，《牧庵集》卷50。

[897]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898]《黑鞑事略》。

[899]《元朝秘史》卷2。

[900][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901]《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47—148页。

[902]《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903]《元史》卷13《世祖纪十》；卷167《张惠传》。

[904]《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05]《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06]《元史》卷88《百官志四》。

[907]《元史》卷88《百官志四》。

[908]《元史》卷90《百官志六》。

[909]《元史》卷90《百官志六》。

[910]斡耳朵有营帐、宫殿之意，元代列朝皇帝的皇后都有斡耳朵，不仅有营帐，而且有人口和局、院，为之服务，皇帝死后，斡耳朵依旧保留。

[911]王恽：《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8。关于江南行工部，可以参看陈旅《韩总管神道碑》，《安雅堂集》卷9。

[912]《至顺镇江志》卷6《土贡》，卷13《局》。

[913]《至正四明续志》卷3《公宇》，卷6《赋役》。

[914]《至正金陵新志》卷6上《官守志》。

[915]《经世大典序录·工典·诸匠、丝枲之工》，《国朝文类》卷42。

[916]杨瑀：《山居新话》。

[917]《通制条格》卷13《禄令·工粮》。

[918]《太平策》，见《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919]徐一夔：《夏君墓志铭》，《始丰稿》卷9。

[920]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1。

[921]《太平策》。

[922]《太平策》。

[923]《至顺镇江志》卷6《赋役》。

[924]《太平策》。

[925]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32。

[926]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2。

[927]迺贤：《新乡媪》，《金台集》卷1。

[928]《辍耕录》卷24《黄道婆》。

[929]同恕：《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榘庵集》卷12。

[930]危素：《陈氏尚德堂记》，《危太朴文集》卷2。

[931]《元史》卷93《食货志二·岁课》。

[932]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前集》卷3。

[933]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18。

[934]《织工对》，《始丰稿》卷1。

[935]《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36]《元史》卷88《百官志四》。

[937]《元史》卷89《百官志五》。

[938]《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939]《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卷6，《造作》。

[940]《元一统志》卷1《大都路》。

[941]《元一统志》卷2《辽阳行省》。

[942]《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

[943]《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

[944]《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讲究织造段匹》。

[945]《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段匹折耗准除》。

[946]《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军民段匹服色等第》。

[947]《元典章》卷58《工部一·杂造·禁治诸色销金》。

[948]《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织造金段匹例》。

[949]《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8页。

[950]成吉思汗兴起后，中亚忽毡（Khojend，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商人贩运“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及其他种种”商品，前来贸易，成吉思汗给每件织金料子付一个金巴里失，每两件棉织品和撒答剌欺付一个银巴里失。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90—91 页，第93 页注②。巴里失是一种金锭或银锭。

[951]《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52]《元史》卷89《百官志五》。

[953]《元史》卷120《镇海传》。

[954]《元史》卷122《哈散纳传》。

[95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4页。

[956]《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57]《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6页。

[958]《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讲究织造段匹》。

[959]《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军民段匹服色等第》。

[960]《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治纰薄段帛》。

[961]《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织龙凤段匹》。

[962]《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治纰薄段帛》。

[963]《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织龙凤段匹》。

[964]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服用门》。

[965]《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邕州路》。

[966]《农书》《农器图谱集二十·麻苎门》。

[967]《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元曲选》第265页。

[968]《农书》《农器图谱集二十·麻苎门》。

[969]《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

[970]《农桑辑要》卷2《播种·苎麻木绵》。

[971]《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

[972]《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九·木绵》。海南棉织业发展较早，见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服用门·吉贝》。

[973]《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

[974]《黄道婆祠》，《梧溪集》卷3。

[975]《农书》《农器图谱集十九·木绵》。

[976]《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977]《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关防起纳匹帛》。

[978]《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

[979]《元史》卷85《百官志一》。

[980]《大元毡罽工物记》。

[981]《鲁不鲁乞东游记》，见《出使蒙古记》，第119页。

[982]《云南志略》。《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8。

[983]李京：《云南志略》。

[984]《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丽江路军民安抚司》。

[985]李京：《云南志略》。

[986]《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

[987]《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横州路、郁林州》。

[988]《元一统志》卷10《湖广行省·藤州》。

[989]汪大渊：《岛夷志略》。

[990]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991]《老乞大谚解》卷下。

[992]郑麟趾：《高丽史》卷85《刑法志二》。

[993]《高丽史》卷46《恭让王二》。

[994]《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禁军民段匹服色等第》。

[995]宋代河北曲阳瓷窑产品以白瓷为主，曲阳属定州，故称定窑。元代已衰落。

[996]《元典章》卷9，《吏部三·内外税务窠阙》。按，品阶为正八品的税务，每年征收商税额在500—1000锭。

[997]《元史》卷88《百官志四》。

[998]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大都有数处窑场，但生产的是建筑用材料，并非瓷器。

[999]《元典章》卷22《户部八·洞冶·瓷窑二八抽分》。

[1000]《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1001]见《岛夷志略》有关各条目。

[1002]《真腊风土记》。

[1003][韩]郑良谟：《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程晓中译，《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004]《经世大典序录·盐法》，《国朝文类》卷41。

[1005]《熬波图》有多种版本。参看[日本]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之研究》（汲古书院1983年版）。

[1006]《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添支煎晒盐本》。

[100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禁治砂盐》。

[1008]王纬：《池神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2。

[1009]李庭：《解州盐池重修二王神庙碑》，《寓庵集》卷4。

[1010]王纬：《池神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2。

[1011]《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按，《元史》的《食货志》主要根据元中期官修政书《经世大典》有关部分删削而成。

[1012]《唐盐宗神庙记》《集古录跋尾》卷8。

[1013]马理：《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河东盐法志》卷12。

[1014]《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015]《元史》卷61《地理志四》。

[1016]《元一统志》卷7《云南行省》。

[1017]陈椿：《熬波图》。

[1018]《大德南海志》卷6《盐课》。

[1019]《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

[1020]《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

[1021]《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7页。

[1022]《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第6页。

[1023]《朴通事谚解》卷下。

[1024]《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太原路》。

[1025]《马可波罗行纪》，第407—408页。

[1026]《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延安路》。

[1027]《元一统志》卷6《甘肃行省·肃州路》。

[102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1029]《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怀孟路》。

[1030]《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平阳路》。

[1031]《元一统志》卷2《辽阳行省·大宁路》。

[1032]《元一统志》卷3《河南行省·南阳府》。

[1033]《元一统志》卷4《陕西行省·兰州》。

[1034]《元一统志》卷9《江西行省·瑞州路》。

[1035]《元一统志》卷8《江浙行省·汀州路》。

[103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1037]《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1038]《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039]《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040]《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041]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1042]《元史》卷92《百官志八》。

[1043]《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1044]《元一统志》卷3《河南行省·南阳府》。

[1045]许有壬：《蒙山银》，《至正集》卷75。

[1046]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1047]《元史》卷42《顺帝纪五》。危素：《浸铜要略序》，《危大朴文集》卷10。

[1048]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第560—561页。

[1049]陈椿：《熬波图·铸造铁柈》。

[1050]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7。

[1051]虞集：《曹南王勋德碑》，《道园学古录》卷24。

[1052]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1053]张子高、杨根：《镔铁考》，《科学史集刊》第7期。

[1054]《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055]《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1056]《元史》卷134《朵罗台传》。

[1057]王恽：《孙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8。

[1058]《元史》卷8《世祖纪五》。

[1059]《元史》卷90《百官志八》。

[1060]《至顺镇江志》卷6《造作》。

[1061]《至正四明续志》卷《赋役》。

[1062]《至正金陵新志》卷6上《官守志》。

[1063]《元史》卷4《世祖纪一》。有的论著以为鄯阐即新疆鄯善，误，元代无鄯善一名。

[1064]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1页。

[1065]《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1066]《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067]《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068]《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1069]《经世大典·海运》，《永乐大典》卷15949。

[1070]《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1071]《南台备要·建言盐法》，见《永乐大典》卷2611。

[1072]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按，泉州发现的海船，一般认为是宋、元之际的遗物，可以反映元代造船水平。

[1073]《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雪楼集》卷10。

[1074]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4。

[1075]《秘书监志》卷7《司属》。

[107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077]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遗山文集》卷31。

[1078]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1079]《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1080]《至正四明续志》卷7《学校·奉化州》。

[1081]现存有元代用木活字刊印的西夏文佛经和畏兀儿字木活字，与王祯的木活字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1082]《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第6页。

[1083]《高丽史》卷34《忠肃王世家一》。

[1084]《老乞大谚解》卷下。

[1085][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5页。

[1086]《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

[1087]《析津志辑佚》《异土产贡》，第239页。周权：《蒲萄酒》，《此山先生诗集》卷9。

[1088]朱德润：《轧赖机赋》，《存复斋文集》卷3。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米谷品》。

[1089]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至正集》卷16。

[1090]《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091]《京城春日二首》，《金台集》卷1。

[1092]《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

[1093]参看本书第十七章第二节。

[1094]《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1095]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1096]《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1097]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禁酿酒》，《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1098]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元曲选》，第1008页。

[1099]《蒙鞑备录》。

[1100]《黑鞑事略》。

[1101]《出使蒙古记》，第9页。

[1102]《蒙鞑备录》。

[1103]《黑鞑事略》。

[1104]《黑鞑事略》。《蒙鞑备录》。

[1105]《元朝秘史》，第281页。

[1106]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1107]《出使蒙古记》，第15页。

[1108]《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5页。

[1109]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1110]《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41页。

[1111]《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6页。《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第12、17、121页。

[1112]《出使蒙古记》，第11页。

[1113]《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第12页。

[1114]《黑鞑事略》。

[1115]《元史》卷2《太宗纪》。

[1116]《元朝秘史》，第279节。

[1117]《大元马政记》。本章下文所引史料未注明出处者，均本于此。

[1118]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1119]《元史》卷19、21《成宗纪二、四》。

[1120]《经世大典序录·马政》，《国朝文类》卷41。

[1121]《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122]《通制条格》卷15《厩牧》。参见达力扎布《元朝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

[1123]《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

[1124]《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宰杀》。

[1125]《元史》卷2《太宗纪》。

[1126]《元史》卷2《定宗纪》。

[1127]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1128]《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129]《元史》卷20《成宗纪三》。

[1130]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7。

[1131]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1132]《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133]《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134]详见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4辑。

[1135]详见本书第二十章。

[1136]《经世大典序录·马政》，《国朝文类》卷41。《元史》卷100《兵志三》。

[1137]《通制条格》卷15《厩牧》。

[1138]《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13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140]《元史》卷25《仁宗纪二》。

[1141]《元史》卷32、33《文宗纪一、二》。

[1142]《元史》卷4《世祖纪一》。

[1143]《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144]《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145]《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水族》。

[1146]《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水族》。

[1147]孔齐：《至正直记》卷4《海滨蚶田》。

[1148]《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水族》。

[1149]《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水族》。

[1150]《至顺镇江志》卷4《土产·鱼》。《大德昌国州志》卷4《叙物产》。

[115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鱼品》。

[1152]《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

[1153]《农书》《农桑通诀集五·畜养篇》。

[1154]《通制条格》卷16《田令》。

[1155]《文忠集》卷6。

[1156]《农书》《农桑通诀集五·畜养篇》。

[1157]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鱼苗》。

[1158]《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1159]王恽：《为刘古乃打鱼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

[1160]《元典章》卷22《户部八·河泊·湖泊召人打鱼》。

[1161]《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1162]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免浙西鱼课三千锭，听民自渔”。（《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可见江浙鱼课一百余锭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合理的解释是，这一记载中的鱼课就是河泊课，而上述江浙行省一百余锭的鱼课只是某一地点的河泊课。

[1163]《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164]《元史》卷9《世祖纪六》。

[1165]《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166]《重修东岳行宫记》碑阴题名，《吴兴金石记》卷13。

[1167]《至正金陵新志》卷4上《疆域志》。

[1168]《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第6页。

[1169]《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水族》。

[1170]《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税契用契本杂税乡下主首具数纳课》。

[1171]《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食盐·渔盐》。

[1172]《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越界鱼鲞不拘》。

[1173]《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

[1174]所腌之物中有竹笋，但其数量是有限的。

[1175]《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干鱼难同私盐》。

[1176]《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申明盐课条画》。

[117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越界鱼鲞不拘》。

[1178]《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

[117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1180]详见《元上都》，第32—49页。

[1181]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1182]张德辉：《纪行》，《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00。

[1183]《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

[1184]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1185]详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

[1186]《析津志辑佚》《大都东西馆马步站》，第120—134 页。《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

[1187]详见方铁《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初探》，《思想战线》1988年第1期。

[1188]详见洛桑群觉、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1189]《元史》卷9《世祖纪六》。

[1190]《元史》卷65《河渠志二·济州河》。

[1191]《元史》卷64《河渠志一·会通河》。

[1192]《元史》卷64《河渠志一·通惠河》。

[1193]《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

[1194]详见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119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59页。

[1196]《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卷59《工部二·造作》。

[1197]《通制条格》卷30《营缮·堤渠桥道》。

[1198]《元史》卷43《顺帝纪六》。

[1199]详见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

[1200]《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2、19423。

[1201]《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1。

[1202]《汉藏史集》，第166—170页。

[1203]《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

[1204]《至顺镇江志》卷13《公廨·驿传》。

[1205]《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

[1206]《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8。

[1207]《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

[1208]《元典章》卷16《户部二·分例》。

[1209]《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8。

[1210]《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

[1211]《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

[1212]黄溍：《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1213]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

[1214]《元典章》卷36《兵部三·脱脱禾孙》，《元史》卷91《百官志七》。

[1215]《元史》卷195《忠义传三·樊执敬传》。

[1216]《元典章》卷51《刑部十三·防盗》。

[1217]《元典章》卷59《工部二·船只》。

[1218]《出使蒙古记》，第112—113、144页。

[1219]《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

[1220]魏初：《观象诗》，《青崖集》卷1。

[1221]《析津志辑佚》《物产》，第232页。

[1222]王恽：《哀老殷辞》，《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

[1223]《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2页。

[1224]《元史》卷79《舆服志二·仪仗》。《析津志辑佚》《物产》，第232页。

[1225]《马可波罗行纪》，第84—85页。《史集》第2卷，第352页。

[1226]《元史》卷11《世祖纪八》，卷30《泰定帝纪二》，卷78《舆服志一·舆辂》。

[1227]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2。

[1228]《元史》卷167《刘好礼传》。

[1229]《元史》卷179《贺胜传》。

[1230]《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1231]《元史》卷78《舆服志一·舆辂》。

[1232]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1233]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2。柯九思：《宫词十首》，《辽金元宫词》，第5页。

[1234]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元朝秘史》第101节。

[1235]《马可波罗行纪》，第62页。

[1236]《元朝秘史》，第64、121、232、278节。

[1237]《元朝秘史》，第85、86、124节。

[1238]《出使蒙古记》，第112—113页。

[1239]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北方大车》。

[1240]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1241]《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

[1242]《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2、19423。

[1243]《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

[1244]《大德南海志》卷10《水马站》。

[1245]《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9、19420。

[1246]《元典章》卷36《兵部三·给驿》。

[1247]《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9。

[1248]《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2。

[1249]《马可波罗行纪》，第268—269页。

[1250]《元典章》卷59《工部二·船只》。

[125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1《夜航船》。

[1252]《元典章》卷59《工部二·船只》。

[1253]《黑鞑事略》。

[1254]《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脚价》。

[1255]《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1256]王恽：《弹漕司失陷官粮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1257]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1258]据《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的数字计算。

[1259]王恽：《议恤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1260]《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脚价》，下同。

[1261]《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第三编 货币与商品流通

第十章 货币制度

蒙古国前四汗时期，“汉地”使用的货币，主要有白银、纸钞两种。忽必烈即位后先后发行中统钞和至元钞。武宗时又发行至大钞，但为时短暂。元顺帝时，发行至正钞。可以说，有元一代以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基本的货币。这在中国古代各历史朝代中是独一无二的。中统钞发行之初，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其购买力相当稳定。从平定南宋前后开始，元朝政府把加印纸币作为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于是便出现了通货膨胀，纸币不断贬值。这种情况日益严重，终于导致纸币的停止使用。元朝的灭亡，是和纸币制度的破产有密切关系的。

第一节 蒙古国时期的货币与中统钞的发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并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蒙古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窝阔台汗经常用白银赏赐臣下。[1] 据13 世纪40年代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记载，“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2]。在北方农业区，原来金朝统治时期使用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和纸币。金朝末年，纸币贬值，民间交换或用白银，或采用物物交换的方法。金朝灭亡后，原来的纸币完全停止使用，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元代的文献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时楮币未行，凡贸易皆白金。”[3]“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归附蒙古的济南军阀张荣“下令禁绝”[4]。正因为如此，蒙古国在北方农业区征收的赋税，除粮食、丝料外，便是白银。[5]

蒙古国在灭金以后，曾经发行纸币。丙申年（太宗八年，1236），“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诏印造交钞行之”[6]。“丙申春，诸王大集……有于元者，奏行交钞。[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7]“诸王大集”，举行宴会，就是蒙古统治集团的忽里台（大聚会），蒙古国的军政大事，都在忽里台上决定。也就是说，在丙申年的忽里台上，决定发行交钞。建议者于元是何许人，无记载可考。以“交钞”为名，显然是仿效金朝的制度。耶律楚材原是金朝的官员，深知金朝后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所以提出了限量发行的建议。但是关于这次交钞的情况，此外别无记载。它是否发行过，也是无法证实的。

蒙哥汗即位（1251）后，“以布智儿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印造宝钞”[8]。根据其他记载，蒙哥汗任命布智儿（布只儿）和牙剌瓦赤行燕京尚书省事，燕京行省是主管北方农业区（当时称为“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这是汉人按金朝制度的习惯称呼，蒙语则称为札鲁忽赤（断事官）。这次“印造”的宝钞，和窝阔台时代的交钞，有没有关系，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蒙哥汗时代确实发行过纸币。中统元年（1261）七月，“刘天麟奏告：‘故刘权府元受先帝圣旨，赛典赤处关钞一千锭，规运利息，专与燕京置买在城使臣骑坐小铺马，除巳纳讫，乞换授事。’准奏，给降圣旨付天麟，照依以前体例，从长规划，不得违错”[9]。这是忽必烈上台以后的事，但其中所说的“先帝”指蒙哥汗，所“关”之“钞”，无疑就是布智儿印造的宝钞。“刘权府”所关一千锭钞，是用来“规运利息”亦即放债生息的，这说明蒙哥汗时期发行的宝钞，是在民间通用的。13世纪50年代出使蒙古的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曾访问蒙哥汗的斡耳朵（帐幕、宫廷），在那里见到过契丹人，他说：“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10] 他所见到的显然就是蒙哥汗时期燕京行省印造的宝钞。

癸丑年（蒙哥汗三年，1253），蒙哥汗以京兆赐给兄弟忽必烈作为分地。忽必烈设京兆宣抚司进行治理，“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11]。忽必烈在关陇地区发行的纸币，以“交钞”为名，与蒙哥汗命布智儿印造的“宝钞”显然有所区别。但可以认为，忽必烈发行的是一种地区性的纸币，只通行于京兆宣抚司管辖的关陇地区。事实上，在蒙古国时期，“汉地”不少军阀均曾在自己辖区内发行过纸币。例如，博州（今山东茌平）由何实控制，“博值兵火后，物货不通，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12]。何实在博州发行的纸币称为会子，显然与蒙古国政府发行的“交钞”“宝钞”不同，其面值不以钱或银计而以“丝数”计，也是与一般纸币有别。何实的会子，显然只能在博州流通。另据记载，“各道发楮币贸迁，例不越境，所司较固取息，二、三岁一更易，致虚耗元胎，商旅不通。公（真定军阀史楫）腾奏皇太后，立银钞相权法，度低昂而为重轻，变涩滞而为通便”[13]。可见“各道”（实际上指各地的汉人世侯）都发行纸币，只限于自己境内使用，不能出境，而且定期更换。这种有地域和时间限制的纸币，对于掌权的军阀固然有利，但对于商业流通却是很大的障碍。所谓“银钞相权法”应是允许纸币与白银相互兑换，这样便能树立纸币的信用，“变涩滞而为通便”。真定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蒙哥和忽必烈的父亲）的封地，拖雷早死，家族事务由其妻唆鲁忽贴尼掌管。控制真定的汉人世侯史氏家族遇到重要的事情仍须向唆鲁忽贴尼请示，文中的“皇太后”即指唆鲁忽贴尼。真定的纸币，因此称为银钞，“交通燕赵及唐、邓之间”，显然有较好的声誉，其使用范围已越出真定一隅。[14] 山东益都的李璮，也在境内发行纸币，称为“涟州会子”[15]。

总的来说，自灭金以后，蒙古国统治的北方农业区（“汉地”）使用的货币，有白银，又有纸币。纸币分蒙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发行系统，名称多样。此外，还应存在以实物（丝）作为交换时一般等价物的现象，何实发行的会子以“丝数”，便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蒙哥汗（1251—1260）时期。

忽必烈上台（1261）以后，蒙古国的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货币制度亦是如此。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汗位。“五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官忽都不花奉旨：‘缙山至望云，速取径道，立海青站者。’中书议，差断事官亦捏哥等，赴宣德州置缙山、静边、望云三驿，拨榆林站肥马五十匹与缙山，雷家站马四十匹与静边，宣德州站马四十匹与望云……其榆林、雷家站、宣德州三站增补马各二十五匹，每匹支价钞元宝钞二十贯，总计三十锭买备讫。”[16] 这时支用的“元宝钞”显然还是蒙哥汗时期发行的宝钞，由此可知蒙哥汗时期的宝钞采用贯、锭，1锭等于50贯。

中统元年七月，“诏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初行中统宝钞”[17]。交钞是“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宝钞则“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18]。关于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宝钞的关系，文献记载是含混不清的。固然，上述何实曾在博州“以丝数”发行会子，但这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首先，无论从整个蒙古国或是“汉地”来说，通行的是白银。真定发行的纸币，便称为“银钞”，而且流行于真定以外的地区。忽必烈发行纸币，在“汉地”通用，有什么必要采用“以丝为本”？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其次，七月发行的纸币称为中统元宝交钞，十月发行的中统宝钞，或称中统元宝、[19] 中统元宝钞。[20] 但是，有的文献称十月发行的是“中统交钞”[21]，有的文献既称中统元宝交钞，又称中统元宝。[22] 显然，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宝钞（元宝）并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对于中统元年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似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七月发行“以丝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十月改为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两者名称是相同的，但内容则有区别。前一种交钞可能根本没有正式发行便胎死腹中了，后来流行的是后一种中统元宝交钞。

总之，忽必烈上台后正式发行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开始时有交钞、宝钞、元宝等简称，后来则通称为中统钞。中统钞的面值分为十等，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省、二贯文省。[23] 尽管面值都以贯、文计，但是没有发行铜钱，实际上与铜钱没有联系。在发行中统钞时，规定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也就是说，中统钞是和白银相联系的。

具体主持发行中统钞工作的是王文统，这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受到忽必烈赏识。忽必烈登汗位后，立即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实际负责政务。王文统和一些汉人大臣认真总结了金朝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讲究利病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一）发行中统钞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可以在境内各处长期使用。有关条例中的规定：“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二）各路原发纸币，都要定期收回，不许再流通。有关条例中规定，“各路元行旧钞并白贴子，止勒元发官司库官人等，依数收倒，毋致亏损百姓。须管日近收到尽绝，再不行使。”“白贴子”不见于其他记载，应是一种纸币代用券。当时真定银钞是比较流行的，“时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真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真定宣抚使刘〕肃建三策：一曰仍用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钞。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24]。可见这一条是严格执行了的。以上两条措施，是互相补充的。这样一来，中统钞就成为蒙古国唯一通行的可以长期使用的纸币，完全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都可发行纸币的局面。（三）各种赋税，都收中统钞。有关条例中规定，“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蒙古国的各项赋税，原来或征收实物，或征收白银。发行中统钞以后，征收白银的各项赋税都改征钞。例如，科差中的包银，是“汉地”最重要的赋税项目之一。中统四年（1263）三月，中书省下令：“诸路包银以钞输纳。”[25] 各种赋税收钞，是推动中统钞流通的重要手段。当时有人说：“目今每岁印钞八万余锭，盖以丝线包银宣课官为收钞，所以流传通行，略无凝滞。”[26]（四）以银作钞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中统钞可以随时兑换白银。有关条例规定：“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答钱数。”（五）印钞止限于流通，不许挪用作其他经费。“在都总库印到料钞，不以多寡，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27]这些措施，使中统钞具有较好的信用，能够迅速流行开来。

在中统钞发行的初期，政府严格控制发行量。中统元年（1260）发行73352锭，第二年才39139锭，以后各年多少不等，但多则11万余锭，少则2.9万余锭，直到至元十一年（1274）才增加到24万余锭，十三年（1276）猛增为141万余锭。也就是说，在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以前，中统钞的发行量是有限的，这也有助于中统钞的稳定。元朝官员胡祗遹说：“中统建元，钞法初立，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28] 中统钞在一段时间内具有良好的信誉，在市场上通行无阻，受到百姓的欢迎。

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过江，对宋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忽必烈命大臣们讨论在江南推行中统钞的利弊。有人认为，“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也就是主张继续行用南宋交子、会子。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中统钞易换南宋的交、会。忽必烈认为前一种意见“不识事机”，支持后一种意见。[29] 于是当年“差官纲运宝钞一十万锭赴江南”[30]。至元十三年六月，又“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31]。就在这一年，确定了中统钞与南宋会子的兑换标准：“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32] 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33]。但亦可与中统钞兑换，“亡宋铜钱三贯，准中统钞一贯”[34]。但另有记载说“每一贯准铜钱四贯”[35]。也许是时间先后有所变化。自此以后，中统钞成为江南通用的货币。忽必烈主张在江南行用中统钞，应该说是高明的决策，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南北经济的交流。忽必烈还在边疆地区积极推行钞法。至元六年（1269）八月，“以沙、肃州钞法未行，降诏谕之”[36]。沙州路治今甘肃敦煌，肃州路治今甘肃酒泉，都属甘肃行省。至元九年（1272）五月，立和林转运司，以小云失别为使，兼提举交钞使。[37] 和林原是蒙古国都城，忽必烈建都大都后，和林地位有所降低，但仍是漠北重镇。在和林设提举交钞使显然为了在漠北草原地区推行钞法。至元十七年（1280）三月，“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38]。二十年（1283）三月，又“立畏吾儿四处驿及交钞库”[39]。所谓交钞库应是平准行用库或行用库。现存的畏吾儿文契约文书中出现“中统宝钞”字样，[40] 新疆亦有实物发现。[41]足以说明当时曾在以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的畏兀儿地面广泛使用。中统钞已成为全国普遍行用的货币。

有两个地区情况比较特殊。一是吐蕃，一是云南。元代的吐蕃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和四川、甘肃、青海的一部分，是藏族聚居的地方。这一地区历来以黄金和白银作为流通手段。但是，在元代，由于它和中央关系日益密切，通过多种途径，纸币大量进入这一地区，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西藏的萨迦寺，青海的格尔木，都发现有元代的纸币。[42] 云南地区行用的货币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云南行省赛典赤……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43] 子是一种海贝，在云南地区长期作为货币流通，这时元朝政府许可它继续存在。同年四月，政府中曾就子流通发生一场争论：

至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中书省奏，云南省里行的怯来小名的回回人，去年提奏来，“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子去云南是什么换要有。做买卖的人每私下将的去的教禁断了。江南田地里市舶司里见在的子多有，譬如空放着，将去云南，或换金子，或换马呵，得济的勾当有。”奏呵。“那般者。”圣旨有呵。去年的子教将的云南去来，那其间，那里的省官人每说将来：“云南行使子的田地窄有，与钞法一般有，子广呵，是什么贵了，百姓生受有。腹里将子这里来的，合教禁了有。”说将来呵。两个的言语不同有。“那里众官人每与怯来一处说了话呵，说将来者。”么道，与将文书来。如今众人商量了说将来：“将入来呵，不中，是什么贵了，百姓每也生受有。百姓每将入来的，官司将入来的，禁断了，都不合教将入来。”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得，不教将入去呵，怎生？奏呵。“休教将入去者。”圣旨了也。[44]

子出产于南海，从事海外贸易者很容易得到。在云南行省任职的“回回”人怯来建议，禁止江南商人带着来自海外的子到云南购买货物，由政府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储存的进口子运到云南换金子和马。元朝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去年的子教将的云南来”。但是这样一来，云南流通的子多了，物价抬高，“百姓生受有”。云南行省其他官员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应该禁止。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禁止其他地方的子进入云南，只准原有的子流通。

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定云南税赋用金为则，以子折纳，每金一钱直子二十索”[45]。按，同年十月元朝政府颁布《整治钞法条画》，赤金每两出库价钞15两，则金每钱应为中统钞1.5两。也就是说，中统钞1.5贯（两）相当于子20索。但到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时，赤金每两价至元钞20贯，每钱应为2 贯，也就是说，1 贯至元钞相当子10 索，1 贯中统钞只相当于子2索了。前面说过，中统钞是和白银联系的，而云南子却直接和金子联系，以金为则，这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是因为云南产金的缘故。

第二节 至元钞和至大钞

中统钞“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物价大体上是平稳的。[46]但在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1274—1279）以后，军费支出浩大，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当时主管财政的中书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便以大量印造纸币作为解决的办法，他一反过去的做法，“略不会计，止知多行印造，便于支发供给”[47]。至元十年（1273）以前，每年印钞最多不过10 万锭左右，至元十一年（1274）到至元十六年（1279）间，印钞量激增，有如表10-1。

表10-1 至元十一年至至元十六年印钞数量

不仅政府印钞量激增，而且“盗臣私家盗印，奸贪无厌，车载船装，遍行诸路，回易物货”[48]。这样更增加了流通中纸币的数量。“钞多则物自重”，物重（物价增贵）则钞虚。这里所说的“盗臣”，指的就是阿合马。除了多印、盗印中统钞外，阿合马还将“随路平准库金银尽数起来大都，以要功能”。平准库的金银被称为“胎本”，是发行纸币的保证金，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起往大都以后，纸币的兑换无法实现，“是以大失民信，钞法日虚”。“民间所行，皆无本之钞，以至物价腾踊，奚至十倍。”[49] 至元十九年（1282）五月，阿合马被人杀死，但是“钞虚”的现象已经形成，而且日趋严重。

造成物价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钞的缺乏。中统钞印造共分十等，面值最小的是十文。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但到十五年，便“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50]。实际上不是厘钞“不便于民”，在铜钱不许流通后，民间迫切需要小钞。“交钞所以便于交易者，以其比之丝绢麻布金银段匹能分能零也。且小民日生旅求升合者，十盖六七，图锱铢之利者，十盖七八，若无零钞，何以为生，何以为成市。”[51] 元朝政府印造的小钞本来有限，后又“罢印”厘钞，民间流通很少，这便带来很多问题。胡祗遹说：“近年零钞销磨尽绝，至于百文者亦绝无而仅有，所以元直十文、五文之微，增价数倍，交易之间，不能割绝，以致即当寄留，欺谩涩滞。”[52]“近年采以零钞销磨尽绝，上司并不印发，零钞不行，物价自重。”[53] 来自江南的程钜夫说：“窃惟江南小民多而用钱细……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谓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例。省府虽有小钞发下，而州郡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小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不问，于是小经纪者尽废，民日困而钞日虚。宜令增造小钞数倍，常年分降江南州郡，特便细民博易，亦利民重钞之一端也。”他还建议开放铜钱，允许流通。[54] 小钞的缺乏，一是因为印得少，特别是二文、三文、五文和厘钞，二是钞库官吏怕麻烦不领取倒换。其结果必然刺激一些低廉物品的价格上涨，而低廉物品的涨价又会拉动其他物品价格的上涨。

物价的上涨，在黄金价格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原来规定，“钞一十四贯八百文当黄金一两。盗臣（阿合马）自坏其法，征金于办课官，金一两收钞百两。南省官卖官鬻狱，止要黄金，金一两卖至钞百五、六十贯。回易于官库，则官库无金，是使人明犯私买私卖之罪。金价日增，钞法日虚。”其他物品也都上涨，“近年以来，[米、麦、布]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至诸物及庸工之价直亦莫不然”[55]。

面对这样的局而，元朝政府不得不考虑拯救之法。至元十九年十月，中书省颁布了《整治钞法条画》，表示政府承认钞法出了问题，需要整顿。但是，这一《条画》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金、银的管理，“买卖金银赴官库依价回易倒换”，不许私下贸易。[56] 至元二十年六月，“申严私易金银之禁”[57]。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敕中书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58]。官方所定的金、银价就是初行中统钞时的比价，白银每两钞二两，黄金每两钞十五两。[59] 也就是说，政府企图用强制的手段，使金、银与钞的兑换比例回落到原来的水平，从而促使整个物价的回落。但事实上，百姓不会将自己的金银送去按官价兑换已经贬值的纸币，而钞库也没有金银可按官价兑给百姓。在官价、民间价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禁止民间兑换只能是一纸空文。

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在阿合马当政时“以贿进，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时受到重用，是因为有人推荐他“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卢世荣上台后采取的拯救钞法措施主要是：金银“听民间从便贸易”；“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但是他当政不到四个月，各项措施未及展开，便受到猛烈的攻击：“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卢世荣很快被处死。[60] 卢世荣主张民间可以自行贸易金银，这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承认。他提出“制绫券”“铸至元钱”，是想对币制进行改革。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钞虚”的问题，是可以断言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又曾企图“更钞铸钱”，但因朝廷中意见不一，加上内部权力斗争，“钱议遂罢”[61]。

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忽必烈颁布圣旨，更改钞法。其中说：

钞法之行二十余载，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钞轻，公私俱弊。比者廷臣奏请，谓法弊必更，古之道也，朕思嘉之。其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中统宝钞通行如故，率至元宝钞一贯文当中统宝钞五贯文，子母相权，官民通用。务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上不亏国，下不损民。其听无忽，朕不食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62]

同年三月，尚书省[63]颁发了《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其中规定：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新旧并行，公私通用。白银一两官价至元钞二贯，赤金每两二十贯，不许民间私自买卖。赋税可纳中统钞，亦可纳至元钞；发卖盐引则中统钞、至元钞各半，或全部用至元钞。至元宝钞分十一等，自二贯至五文不等。据相关记载说，行至元钞出于南人叶李的建议。[64] 但我们从《条画》可以看到，这次更改钞法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发行价值高的新钞，二是禁止民间买卖金银。后一条由来已久，前一条和卢世荣“制绫券”的意见可以说是相同的。因此，行用至元钞显然是元朝政府中长期酝酿、讨论的结果，叶李最多是总结了讨论中多数人的主张，并无新意。至于有的记载说，叶李“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因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复献之。世皇嘉纳，使用铸版”[65]。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至元钞的样式基本上是和中统钞一样的，也就是说，它是沿袭中统钞样式的，显然不是出于叶李的创造。还有记载说，“昔左丞叶李请造至元钞，谓中统钞一张仅可一张之用，若以至元一张抵中统五张，一岁造钞之费无所增益，自可获五倍之利。以此啖国，遂行其说”[66]。这种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叶李或元朝当政者似乎还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

元朝政府发行至元钞时，虽然宣布“新旧并行”，但实际上是想用至元钞完全取代中统钞。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毁中统钞版”[67]。从这一年起，不再印造中统钞。桑哥等人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将中统钞收拾了”[68]。至元二十六年（1289）闰十月，“桑哥言：‘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未可急敛，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从之。”[69] 这种办法，必然使持有中统钞的百姓面临困难。不久桑哥下台，中书省官员提出，差发课程“若不要中统钞，则要至元钞呵，百姓每生受有，休交少了额数”。建议依旧“中统、至元钞相衮着收”。忽必烈下诏：“依着您的言语，从百姓便当收要者。”[70] 中统、至元钞依旧并行。

一般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发行至元钞时是否行用铜钱。但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介夫向朝廷上《太平策》，其中说：

钦睹先皇帝立尚书省诏文内一款节该，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以权民用，已有钱币兼行之意。盖钱以权物，钞以权钱，子母相资，信而有证。钦此。铜钱初行，民间得便，欢谣之声，溢于闾里。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钦睹诏旨罢用铜钱节该，“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钦此。切详诏意，未尝不以用钱为便，何为于国有妨，只此一语，可见奸臣之误国矣。[71]

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发行至元钞时，曾同时行用铜钱。传世的“至元通宝”钱两种（一种汉文，一种八思巴文），应该就是这时铸造的。但是一年以后就以“壅害钞法”为理由被禁止了。

在《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有一款专门谈零钞问题：“访闻民间缺少零钞，难为贴兑。今颁行至元宝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便民行用。”但是，至元钞最低面值是五文，而至元十二年发行的中统厘钞在五文以下还有三文、二文两等，相比之下，“便民”之说，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当然，铜钱的发行，可以弥补零钞的不足，但铜钱很快又被禁止。民间仍然缺乏零钞的使用。至元三十一年（1294）监察御史报告说：“即今所在官关到钞本甚多，小钞极少，又为权势之家及库官、库子人等，结揽私倒，得及细民者，能有几何。致使民间以物易物，及私立茶帖、面帖、竹牌、酒牌，转相行使，非惟小民生受，亦且涩滞钞法。”[72] 可见零钞缺乏问题仍然如故。许多地方的百姓，不顾政府的禁令，私下行用铜钱，以补零钞的不足。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在《太平策》中说：“即今民间所在私用旧钱，准作废铜行使，几于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纯使废钱交易。如江东之饶、信，浙东之衢、处，东西之抚、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颇是利便。”[73] 事实上，元朝政府对于民间行用铜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虽加禁止，但并不像对待伪钞、挑补钞那样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在元朝政府中，主张行用铜钱的一直是大有人在的。这种情况下面将会说到。

至元钞发行后，元朝政府的各项支出非但没有减少，而且不断增加，形成巨大的压力。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孙铁穆耳继位，是为成宗。成宗即位时，按蒙古惯例对贵族、大臣大加赏赐，使本来已紧张的国库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一年的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74]。原来发行中统钞时，各地钞库都有白银作为钞本，后被阿合马挪用，发行至元钞时，政府又从国库中发给各地适量白银作为钞本。[75] 此时因赏赐造成亏空过大，再次将各地钞库的大部分钞本调来京师。大德二年（1298），右相完泽报告说：岁入“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76]。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帝嘉纳之”[77]。可见此时财政的亏空完全靠动用钞本来弥补。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死，武宗嗣位，又是一次巨额的赏赐。这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上奏：“今国用甚多，帑藏已乏，用及钞母，非宜。”[78] 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预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因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赐者不以何人，毋得蒙蔽奉请。’”[79] 动用钞本已是财政上的惯用手段，但这—次竟然借支七百余万锭（应是中统钞），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数字。而根据至大二年（1300）九月尚书省臣的报告：“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80] 也就是说，累计借支钞本已在1000 万锭以上，折合至元钞应为200 万锭，折合白银应为100万锭。这里所谓“借支钞本”，显然已不是指动用各地钞库的金银而言，而是添印纸币。

无论是动用各地钞库的储备金银，或是大量添印纸币，都会引起物价的高涨、纸币的贬值。于是，又出现了“钞法大坏”的局面。[81] 元朝政府中再一次就此进行讨论，研究对策。武宗上台后不久，便有人提出“更用银钞、铜钱便”。经过讨论，否定了这一意见。[82] 但到至大二年七月，又有人“请更钞法”，武宗接受了建议，再次设立尚书省，在九月颁行至大银钞。诏书中说：

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隳，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廼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或民间丝绵布帛，赴库回易，依验时估给价……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以便民用。[83]

十月，“又以行铜钱法诏天下”[84]。

至大银钞与至元钞采用“以一当五”的比例，发行至大银钞的具体措施亦与发行至元钞相同，如不许金银私自买卖及各种赋税收至大钞等。在发行至大银钞的同时，行用铜钱。当时铸造的铜钱有“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两种，大元通宝“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同时还允许历代铜钱“与至大钱通用”[85]。关于是否行用铜钱问题，元朝上下一直存在争议。当政者则对此摇摆不定。发行至元钞的同时，曾推行铜钱，但很快终止，已见前述。尽管如此，民间因为缺少零钞，到处有铜钱在流通，因而在发行至大银钞时再次推行铜钱。

至大银钞的形制，既无记载可考，也未发现实物，因而是不清楚的。它之不同于以前的“宝钞”而称为“银钞”，应是它的单位和白银相同之故：至大银钞一两等于白银一两。而且它的零钞以“厘”计，不像中统、至元钞以贯、文计，这就是说，钞和银完全等价。至大银钞分为十二等，比中统钞（十等）、至元钞（十一等）的分级更多。但是各种文献中都没有关于十三等的具体记载。

至大二年（1309）印造的还是至元钞，至大三年印造至大银钞145万余锭，如按“以一当五”计算，相当于至元钞725万锭，而武宗即位的前三年（大德十一年、至大元年、二年）印造的至元钞总共为300万锭。[86] 这个数额是很惊人的，显然超过了正常的流通的需要。这样巨额的纸币印造，应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急于弥补政府的财政亏空，一是急于以至大银钞取代至元钞和中统钞。关于前一方面，用不着多说。关于后一方面，前引诏书中明确讲百日之内回收中统钞，同时又说“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似乎可以自行选择用至元钞或至大银钞交纳。紧接着发布诏书以后，尚书省曾上奏说：“今乞罢中统钞，以至大银钞为母，至元钞为子。”母子相权，两种钞就长期共存。[87] 实际则不然。以赋税收钞来说，施行时“令天下税尽收至大钞”，其用意显然是尽快把至元钞排出流通领域。只是因为至大银钞不能很快到位，才改为“至大、至元钞相半”[88]。而在至大三年二月，也就是正式发行至大银钞后不到半年，尚书省臣上奏说：“昔至元钞初行，即以中统钞本供亿及销其板。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销毁其板，止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武宗同意。[89] 取消至元钞的意图到这时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病死，形势便发生急剧变化。嗣位的是武宗的兄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他上台以后，立刻撤销尚书省，将武宗的一批亲信处死或贬逐。对于武宗在位时进行的币制改革也完全加以否定。这一年四月，发布《条画》，其中说：“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弗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因此要“复旧制”，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发行者可倒换。同时宣布：“中统钞废罢虽久，民间物价每以为准，有司仍旧印造，与至元钞子母并行，以便民间，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计中统钞数。”铜钱“虽畸零使用，便于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据大元、至元铜钱，诏书到日，限五十日内赴各处行用钞库依例倒换，无致亏损”。旧钱“仰截日住罢不使”[90]。《条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允许民间买卖金银：“榷禁金银，本以权衡钞法。条令虽设，其价益增，民实弗便。自今权宜开禁，听从买卖。其商舶收买下番者，依例科断。”[91] 在发行中统钞、至元钞时，都明令禁止民间买卖金银。卢世荣改革钞法的设想，允许民间从便交易，但为时短暂。大德八年（1304）正月，“诏……开禁金银，听民买卖”[92]。到发行至大银钞时，又被禁止。此时重新开禁，可见用行政力量禁止已不可能。武宗推行的钞法改革，至此已完全被否定了。

武宗时期的币制改革，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的亏空。在推行时便有人批评说：“世祖皇帝时楮币有常数，今则随所费以造之。”[93] 对于引起物价上涨的一些原因，如赏赐太滥等，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巨额的高面值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必然导致物价的飞涨。这次改革，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始言实钞法以阜邦财，今钞法愈虚而经费日诎。”[94] 仁宗上台以后，立即废除至大银钞，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起作用，但确是有道理而且得到普遍赞同的。但在废止至大银钞的同时，又一次中止了铜钱的流通，这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初，尚书省作至大银钞，视中统一当二十五，又铸钱为至大钱，至是议罢之。公（礼部尚书杨朵儿只）曰：‘法有便否，不当视立法人为废置，银钞固当废，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之，昔之道也。国无弃宝，即无失利，钱未可遽废也。’言虽不尽用，而时论是之。”[95]“仁宗践阼，召[敬俨]为户部尚书。廷议欲革尚书省弊政，[敬]俨言：遽罢钱不用，恐细民失利。不从。以疾辞。”[96] 仁宗废除至大银钞和铜钱，但自己在平抑物价方面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的措施，如何拯救“钞法”，仍是摆在元朝政府面前的困难问题。

第三节 至正钞的颁行和失败

仁宗废除至大银钞，禁止铜钱流通，仍然行用中统钞和至元钞。元顺帝即位（1333）后，“钞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又探索拯救的办法。政府中不断有人主张行用铜钱。例如，元统元年（1333）朵尔直班为监察御史，“条陈九事”，其中之一便是“铸钱币”[97]。至正三年（1343），揭傒斯在政府集议时“倡言钞法大弊，合用新旧铜钱权以救之”。但当政者“不乐，论议辩驳，示以颜色”[98]。另一位监察御史苏天爵在所上《灾异建白十事》中认为，“钞法之行，岁久不能无弊……法久必更，理当然也。”“爰稽造钞以来，元额已逾数倍，以致钞日益虚，物日益贵……欲救其弊，理宜更张”。他的具体建议是，“钱币之制，祖宗已尝举行，宜从都省明白奏闻，令户部官讲究历代鼓铸之方，用钱之制，远近便宜，断然行之。岂惟救钞法一时之宜，实所以遂民生无穷之利也”[99]。此外如黄溍在国学策问、吴师道为江西乡试所拟策问中，都提出用钱的问题。黄溍说：“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100] 吴师道说：“钱币之法，所以权衡百物，贸迁有无，历代未有偏废者。国朝始行楮币，一再变法，币益轻而奸益众。往者兴用钱法，轻重适中，已而废不用。夫制法不善，非用钱之咎也，至今议者咸以为惜。”[101] 以上种种，说明朝廷内外主张行用铜钱的呼声是很高的，但是并没有为当政者所接受。

至元十年（1305），左司都事武祺和吏部尚书偰哲笃相继“建言更钞法”。武祺作有《宝钞通考》一书，“大旨谓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至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中印者多，烧者少，流转广而钞法通。自仁宗皇庆元年至延祐七年共九年，印虽多而烧亦多，流转渐少，钞法始坏。自英宗至治元年至三年，印虽多而烧者寡，流转愈多，钞法愈坏。自泰定元年至至顺三年共八年，印者少而烧者多，流转绝无，钞法大坏。复合计六十四年中，总印钞五千九百五万六千余锭，总支五千六百二十余万锭，总烧三千六百余万锭，民间流转不及二万锭。以《经世大典》所载南北户口民数计之，其无钞可用者至二千万户之多，民生安得而不匮，财用安得而不绌乎！”[102] 按照他的意见，问题主要是流通中的钞数量太少，应该大大增加发行量。用这种理论来指导钞法的改革，只能是引起更大的混乱。武祺还认为，纸钞“民间流传者少，致伪钞滋多”[103]。这也是很奇怪的看法。

偰哲笃和武祺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发行新钞，钱钞兼行。这时当政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好大喜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诏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诸臣议之，皆唯唯而已。独祭酒吕思诚言其不可。脱脱不悦，既而终变钞法。”[104]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强调的是不能改动祖宗成宪，而当对方问“公有何策”时，他说：“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105] 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脱当然倾向于偰哲笃和武祺的意见了。[106]

至正十年十—月，元顺帝下诏说：

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107]

诏旨中反复强调“世祖皇帝”，显然是针对吕思诚的反对意见而发的，强调这次改革的精神和忽必烈制定钞法的设想是相符而不是相反。诏旨中所说改革币制原因，一是“钞法偏虚，物价腾踊”，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二是“奸伪日萌”，指的是伪钞、挑补钞蔓延成灾，昏钞弊病多端。诏旨中所说“民用匮乏”，则应指民间缺乏零钞而言。这次改制的具体措施，在诏旨中也讲得很清楚，一是发行新钞，仍名为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十文，准至元钞二贯”。一是铸造名为至正通宝的铜钱与历代铜钱并用。

这次新钞的名称与忽必烈发行的第一种钞完全相同，新钞的下面图案文字与旧钞大体相同，但有两处差别。一处是，原中统钞正面左右两侧有自上而下竖行的九迭篆汉文，右边一行是“中统元宝”，左边一行是“诸路通行”。现在在汉字内侧增添了两行八思巴字，是上述两行汉字的音译，但位置正好相反，并不对应。另一处是原钞正面下半部有文字10 行，最后一行是“行中书省提举司”，而新钞则作“中书省提举司”。这是因为忽必烈即位之初，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上都开平设中书省，中统钞由燕京行省主持发行，故钞上写作“行中书省”。而发行新钞时，由中书省主持，故作“中书省”。有的论著认为新钞是用中统交钞的旧钞板印造，似乎可能性不大。新钞背面上半部钤盖黑色长方形戳记，中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下半部为铜钱图案。这些都是旧钞没有的。[108] 当时的记载为了区别新、旧两种中统钞，便将新钞称为至正钞。[109]

原来通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钞，一种是至元钞。诏旨中只说“至元宝钞，通行如故”。中统钞如何处理，却无明文。但新钞与旧中统钞从名称到板式都容易混淆，显然应在废止之列。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110]；至正十三年正月“诏印造中统元宝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一十万锭”[111]。这两年印造的“中统元宝交钞”，无疑应是新钞，亦即背面加印“至正”字样的中统钞。

为了推进币制改革，元朝政府在颁布诏书时设立了诸路宝泉都提举司，“其属有鼓铸局，正七品；永利库，从七品。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112]。至正十一年十月，又“立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等路凡九，江浙、江西、湖广行省等处凡三”[113]。至正十二年三月，“中书省臣言：‘张理献言，饶州德兴三处，胆水浸铁，可以成铜，宜即其地各立铜冶场，直隶宝泉提举司，宜以张理就为铜冶场官。’从之”[114]。所谓“胆水浸铁”以成铜，就是利用硫酸与铁发生化学变化而提炼纯铜的方法，这种技术“用费少而收功博”，为铸造铜钱提供了方便。[115]

从发行中统钞开始，是否行使铜钱作为辅币，—直存在争论。发行至元钞和至大银钞时，都曾行用铜钱，但时间很短，便被取消。反对钞、钱并用的主要理由是认为用铜钱便会影响钞的流通，“一有他货以相杂，便有优劣轻重，铜钱与钞并行，是以他货相杂也”。“亡金风俗，积钱而不积钞，是以钞法屡变而屡坏，盖以钱钞相杂，钱重钞轻，又不能守之以信故也。”[116] 铜钱本身是有价值的，钱钞并行，一有风吹草动，百姓就囤积铜钱以保值，不会把钞留在自己手里。“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禁止行用铜钱，在有些当政者看来，是保证纸钞流通的重要手段。此外，“或者顾谓废钱而用钞实祖宗之成宪，而于术数之说为有符”[117]。所谓“术数之说”，应是传说中刘秉忠的一段话：“世皇尝以钱币问太保刘文贞公秉忠。公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118] 刘秉忠是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出入于佛、道之间，又长于阴阳术数之学，他的这番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面说过，元顺帝即位前后，朝廷内外要求行用铜钱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实经济生活的要求终于迫使元朝政府又一次决心使用铜钱。

但是，新钞刚发行，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便爆发了，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起，大江南北，到处燃起了战火。元朝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军费支出则日益增多，于是便把大量印造纸币作为救急的手段，“后用兵，率印造以兴军需、和籴米，民间贸易，不复顾视”[119]。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以诸郡军需供饷繁浩，命户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120]。这个数字是至正十二年始改钞法时印造量的3 倍。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中书省臣奏以陕西军旅事剧务殷，去京师道远，供费艰难，请就陕西印造宝钞为便。遂分户部宝钞库等官，置局印造”[121]。这样一来，钞的数量更失去控制，飞快增长。滥发钞带来的另一恶果是纸币所用纸的质量急剧下降。原来印钞用桑皮纸，纤维较细，纸质厚重。当无限制印钞后，桑皮纸不能满足需要，便大量采用榆皮纸。榆皮纸质量较差，极易破损而不堪使用。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122]。新钞在百姓中完全丧失了信用。到后来，“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钞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123]。与之俱来的，是伪钞的泛滥。尤为可惊的是，元朝主持政务的大臣右丞相搠思监，居然也参与了这一行列。他利用职权，“盗用钞板”，“印造伪钞”[124]。这种伪钞与真钞更难以区别，可以想见，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

纸钞的滥印必然导致贬值，造成物价高涨。元末诗人王冕写道：“江南民，诚可怜，疫疬更兼烽火燃。军族屯驻数百万，米粟斗直三十千。”[125]“三十千”就是30 贯。至正十五年（1355），浙西平江（今江苏苏州）民间卖鱼，“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126]。即10 贯至正交钞（新交钞）可买陈米4 升，按升折算，每升陈米合新钞2 贯半。这和上述“斗粟”30贯很接近。至正钞与中统钞为1与10之比（1贯至正钞=2贯至元钞=10贯中统钞）。元代米价是不断增高的，全国统一前后大约是每石中统钞1贯，[127]14世纪初，一般为10 贯（两），[128] 而到至正六年（1346）已在30—40 贯（两）之间，[129] 每升应为30—40文。上述至正十五年浙西每升陈米新钞2贯半，折合中统钞应为25贯，亦即25000文，如此则10年左右时间内上涨了数百倍。这是南方的情况。在北方，“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130]。则上涨的幅度更大，这也可能是时间稍后的情况。至正钞贬值的严重程度，由米价上充分反映出来。

纸钞不断贬值的结果，是“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131]。除了物货交易以外，不少地方行用铜钱。元末孔齐说：“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又艰涩。至于乙未年（至正十五年，1355），将绝于用……丙申（至正十六年，1356），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132] 孔齐是溧阳（今江苏溧阳）人，后避难寓居四明（今浙江宁波），他所说的应是江东、两浙一带的情况，其他地区废钞的时间先后有些差别，但亦应相去不远。与孔齐同时的王祎说：“乃自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而又京师鼓铸，寻废，所铸钱流布不甚广，于是民间所用者悉异代之旧钱矣。”[133] 王祎是义乌（浙江义乌）人，后投奔朱元璋，此文应作于朱军来到浙东（至正十六年）以前，可与孔齐所说情况相印证。民间已经停用，元朝政府却依旧大量印钞，强迫民间接受，“诏旨屡饬，禁令愈严，民顽然相视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视其法之弊，举无策以救之”[134]。“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135]

这时除了铜钱以外，民间还行用金、银。王祎说：“且今公私贸易，苦于铜钱重不可致远，率皆挟用二金。”[136]“二金”就是黄金、白金（银）。

元末行用的铜钱，有历代旧钱，有元朝政府铸造的钱。元末除了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外，地方政府如江浙行省自行鼓铸“当十大钱，止用于杭城”[137]。农民战争爆发后，一些武装力量相继建立政权，如浙西的张士诚，长江中游的徐寿辉、陈友谅，两淮河南的韩林儿等。这些政权先后以自己的年号，铸造铜钱。张士诚造“天祐通宝”，韩林儿造“龙凤通宝”，徐寿辉造“天启通宝”“天定通宝”，陈友谅铸造“大义通宝”。这些政权在动荡的形势下铸钱，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显然出于经济生活的需要。朱元璋原来依附于韩林儿政权，在他羽翼丰满、自行称王时，便铸造了“大中通宝”。

元末流行的歌谣说：“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138]“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139] 都把改更钞法和元末动乱联系起来。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很恰当的。元朝政府决定变更钞法是至正十年（1350）年底的事，各种措施尚未推开，次年五月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即已爆发。“惹红巾万千”是社会各种矛盾长期郁积的结果，与“变钞”关系不大。但是，新钞发行以后，迅速贬值，没有几年便“绝于用”，大大增加了处于社会动荡之中的百姓的痛苦，他们很容易把社会动荡和“变钞”联系在一起。元朝政府变更钞法的动机，原来多少有缓和社会矛盾的意图在内，结果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元代有人说过：“钞法以信为本，不可侵欺，以致虚无信实，则钞法即坏。”[140] 反而言之，钞法完全失败也就标志着元朝政府财政制度的崩溃，以致百姓对这个政府完全失去信心。元朝的灭亡，是和钞法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的。

第四节 货币管理机构、伪钞和昏钞

中统钞是在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的。这个月燕京行中书省下属机构和官员的名单中，有“交钞提举司官三人”，“又有抄纸房、印造局、织造银货局”，三者应是交钞提举司的下属。另有“宝钞总库官”“交钞库官”[141]。管理机构已粗具规模。有的记载说：“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142]，显然是不准确的。到“至元元年，始置昏钞库，用正九品印，置监烧昏钞官”[143]。在以上有关货币的管理机构中，织造银货局显然是为发行中统银货而设置的。忽必烈在发行中统钞的同时，“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未及行云”[144]。银货未行，织造银货局自然也就撤销了。

中统三年（1262）三月，忽必烈“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145]。可能从此时起，有关钞法事宜的各机构都成为户部的下属。有的记载说：“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应即指此而言。[146] 至元三年（1266），“时有贾胡……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发岁课为辞”。“贾胡”应指“回回”商人，其意图应是要求承包（扑买）“平准”亦即金银买卖。忽必烈以此征求当时户部尚书马亨的意见，马亨反对，“事遂寝”[147]。由此可以看出在钞法问题上户部尚书的地位至为重要。在推行中统钞期间，交钞提举司正五品，交钞库、宝钞总库品级不详。“中统四年始置”印造宝钞库，秩从八品，应自印造局发展而来。同年又置抄纸坊，用九品印，应自抄纸房改变而成。[148] 印造宝钞库是印钞的场所。印钞用纸，由抄纸坊生产。交钞库、宝钞总库应是储存中统钞的机构，两者职能区别何在不清楚。此外还有昏钞库，负责烧毁昏钞（见下），其品级前面已提到了。早期的中央货币管理机构，大体如此。

在地方上，则分别设置平准行用库（亦称平准库）和行用库。中统四年（1263）五月，“设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至元元年（1264）正月，“立诸路平准库”[149]。至元七年，济宁府郓城县设行用交钞库，即行用库。[150] 平准行用库和行用库是有区别的，“外路倒换金银、钞立着平准行用库，倒换钞立着行用库有”[151]。也就是说，平准行用库既可兑换金银，也能倒换昏钞，而行用库则只能倒昏钞。两者的职能不一样。平准行用库一般设在路一级城市中，行用库则设县一级。但并不是每个路、县都一定有平准行用库和行用库，例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就没有这样的机构。这可能与当地商品流通不活跃、货币需求量有限有关。[152] 平均行用库地位高一些，设提领一员，从七品，大使一员，从八品，而行用库则只设大使一员，从八品。[153] 此外，在地方诸路一度还设有交钞提举司。至元五年（1268）二月的一件文书中说：“随路收差课程，并诸路交钞都提举司，如遇诸人赍到钞数，仔细辨认，于内若有假伪，重别辨验是实，于上使用分朗伪钞墨印，仍用朱笔于钞背标写几年月日某人赍到，仍置历标附了毕，退付原主。如验得料例相同数目多者，就便追究。每季具有无辨过退讫伪钞开申。”[154] 辨认课程所纳钞的真伪，是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的责任。它始设于何时，不见记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罢诸路交钞都提举司”[155]。以后不曾再设。

在推行至元钞以后，与货币有关的机构作了一些调整。就在推行至元钞的同一年（至元二十四年），改交钞提举司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由正五品升为正四品。同年，将印造宝钞库由从八品升为从七品。昏钞库分立烧钞东西二库，由正九品改为从八品。至元二十五年，“改元宝库为宝钞总库，秩正六品。二十六年，升从五品”。按，中统初已有宝钞总库之名，可能一度改为元宝库，此时又恢复旧名。至于交钞库，则再不见记载，应已撤销或合并。抄纸坊则于至元二十七年由九品升为正八品。[156] 总之，各有关机构的品秩都有所提高，官吏的员数也相应增加。这些机构都隶属于中书省户部。

在现存的至元钞上，可以发现，钞的正面有朱红官印两方，均为八思巴字译写的汉文，上为“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下为“宝钞总库之印”，背面为八思巴字译写汉文“印造宝钞库印”。它们分别是诸路宝钞提举司、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的印章，可见每张钞都要经过三库用印，才能生效。在地方上，仍分设平准行用库和行用库两等。据记载，平准行用库计有：腹里19处（内大都在城6处，外任13处），东南46处。行用库有：腹里42处，江南36处，陕西12处。[157] 实际上应不止此数。无论平准行用库或是行用库，每年倒换的昏钞，都有定额。例如，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平准行用库“每岁倒换钞本八万四千锭，每季倒昏钞二万一千锭”[158]。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钞本岁额中统七十万五千贯，每贯折除三分，倒换民间昏钞、工墨钞二万二十五百贯”[159]。

在发行至大钞时，“大都立资国院，秩正二品；山东、河东、辽阳、江淮、湖广、川汉立泉货监六，秩正三品；产铜之地立提举司十九，秩从五品”[160]。设置这些机构，都是为了鼓铸铜钱，但其品级如此之高，令人不解。与钞有关的机构，是否作了相应的调整，史无明文。仁宗废除至大银钞，停用新钱，同时便下令：“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一切衙门，并行革罢。”[161] 顺帝时，发行至正钞，“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于京城”[162]。“其属有鼓铸局，正七品；永利库，从七品。掌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至正十一年十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行省各一所”。有些产铜地方设置了铜冶场，正八品。[163] 至正十四年十二月，撤宝泉司。[164]

以上是有元一代货币机构设置和变化的大体情况。

纸钞在全国推行，很快便出现两个特殊的问题，一是伪钞，一个是昏钞。中统钞“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165]，以棉为纸印刷，技术并不复杂，容易仿造。推行之日，便是伪钞产生之时。中统元年（1260）燕京已有“剧贼”“造伪钞”[166]。二年，“始制太庙雅乐，乐工党仲和、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为造伪钞者连坐系狱”[167]。元朝政府为了打击伪钞，制定重刑。凡造伪钞“堪以行使，为首处死，捉事人赏银五锭。其钞不堪行使，为首流远，余者依上杖断”。不久因“各路申到伪造之人甚多，再行议得，但犯伪钞，无问堪与不堪行使，为首处死，余皆杖断”。到至元十四年，中书省“据刑部呈到伪造交钞数起，于内更有经断不改之人，盖是所定法轻，况兼收复亡宋，地面宽阔，若不重立罪赏禁治，傥或钞法涩滞，深系利害”。于是规定，“今后印造伪钞之人数内，起意底、雕板底、印钞底、抄纸底、填料号底、家里安藏着印底、收买颜色物料底，俱是同情伪造，皆合处死外，知是伪钞分使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168]。对伪钞制造、行使者的刑罚，和对待强盗可以说是相等的。

中统钞是用纸印造的，它和金属货币不同，容易损坏，有的缺角少边，有的文字模糊不清，这种有损坏的纸币便称为昏钞。在流通过程中，不断有昏钞产生，比重很大。“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二十二年，复增加故。其贯陌分明微有破损者，并令行用，违者罪之。所倒之钞，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169]“如有私下倒昏钞之人，告捉到官，将犯人所赍钞数，给付告人充赏。”[170] 但是，“街市专有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结揽昏钞，恃赖权势，抑逼库官倒换。及有库官、库子人等，通同将关到钞本，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私下结揽，妄分料钞、择钞、市钞等第，多取工墨接倒，使诸人不得倒换”[171]。百姓倒换昏钞遇到种种刁难，而官府税务及市场又不收昏钞，便只好私下倒换，多出工墨钱。昏钞倒换，成为百姓一大负担，也为钞法的推行增加困难。

发行至元钞以后，伪钞更形猖獗。成宗时郑介夫说：“善为伪者，与真无异，虽识者莫能辨。或有败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尝推问伪钞公事，犯者谓一定工本可以造钞数百锭，获利如此，人安得不乐为之，虽赴汤蹈火，亦所不顾。”[172] 造伪钞可以获得暴利，因而许多亡命之徒便视此为发财捷径，趋之若鹜，南北许多地方，从首都、城市到乡村，不断有伪钞案件发生，反映出这种现象极其普遍。伪钞的制造与发行往往是集团性的，而且很多是地方豪民主持操纵的，例如江西“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173]。湖广湘乡州“豪民陈清，素武断乡曲，握持官府事，家赀累巨万。复众募奸人，伪造钞其家，久辄杀其人以灭口，阴结大官为势援，所为不法，人莫敢谁何”[174]。伪钞之严禁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经营者是这些豪民。伪钞大量进入流通领域，数量极其惊人，郑介夫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耳。伪钞遍满天下……如不以为然，但更改钞法，悉令旧钞赴官倒换新钞，必数百万倍透出于元发钞本矣。”[175] 郑介夫的说法也许有所夸大，但可看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伪钞现象的严重性。巨额伪钞进入流通领域，使“钞虚”的现象更加突出。纸币的不断贬值，和伪钞的泛滥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挑补钞的现象日益普遍。所谓挑补钞，就是挖改钞上的数字，将小面值的钞改成大面值的钞。挑补钞实际上也是伪钞。但挑补钞一般是个人所为，而且难以成批生产，因此元朝政府对此类罪犯处分比伪钞要轻一些。起初“拿住那般贼呵，打七十七下，为从的打五十七下”；后来因为“拿的人每少的上头，挑补钞的多了也”，改为“正犯人打一百七下，为从的打八十七下”[176]。大德七年（1303）正月，“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一百有七，从者减二等，再犯杖与首同，为首者流”[177]。加重了对再犯者的刑罚。皇庆元年（1312），“挑剜裨凑宝钞，以真作伪者，不分首从杖断一百七下，徒一年，再犯流远。其买使挑钞之人……减等杖断九十七下相应”[178]。处罚不断加重，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挑补钞的普遍同伪钞一样，造成钞法的混乱。

昏钞也日益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德二年（1298），中书省户部制定了《二十五样昏钞倒换体例》，在全国施行。但是，钞库“中间刁蹬，不肯依理倒换”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致民间将昏钞“私相准折行使”，“边栏贯陌完备者每一贯准作一贯二百文，边栏颇昏者准一贯一百文，边栏字样极昏者每贯止作八百文使用”[179]。钞库官吏“往往结构小倒之人，及与官豪势要通同结揽商贾行铺，昏钞暗地倒换，多取工墨”[180]。不仅如此，钞库官吏还常“将倒下中统昏钞侵使”。至元二十九年（1292）查获长芦行用库官库子“通同侵盗讫钞一万五百七十八锭”[181]。延祐四年（1317），“曹州倒钞库里秋间倒换来的三千锭昏钞上头，省、台差人交烧毁呵，那钞内检闸出一千三百一十二锭有余掐补挑剜假伪等钞来有”。原来是库官任义“和别个人通同着与了自己的好钞，转买将掐补挑剜假伪钞来，却入官库内倒换出钞本去了有，又江南来的蛮子并诸人每，似这般将的假伪歹钞来，和他通同着也倒换出钞本去了有”。“似这般歹钞多了的上头，将钞法的勾当好生涩滞了有。”[182]

至正钞发行的次年（至正十一年），中书户部整治钞法，其中说：“各处有司、提调官及库官、库子人等，多不奉公，纵令公使人等及权豪势要、街市无籍之徒，通同结揽小倒，自五门、顺承等门，羊市角、钟楼前、枢密东十字街，人民辏集去处，往往群聚，公然倒换昏钞，十两内除一两或一两五钱，甚至二两者有之，以致民间行用掯除搭头钞两，沮坏钞法，良由于此。且以库官止取工墨三分，而百姓不往倒换者，盖由库官、库子人等刁蹬留难之故。”[183] 文中所说是大都（今北京）的情况，首都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总起来说，有元一代随着纸钞的行使，便产生了伪钞、昏钞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是造成“钞法日坏”的重要原因。

与伪钞相似的，还有云南私的问题。

云南行使子，已见前述。和内地的伪钞相似，云南出现了私的问题。大德五年（1303）中书省的咨文说：“云南行省咨，照得见钦奉圣旨整治云南事内一款：云南行使货，例同中原钞法，务依元数流转，平准物价，官民两便。近年为权势作弊，诸处偷贩私，已尝禁治。其官民官府关防不严，或受赂脱放入界，以致私数广，官民受弊。仰顺天、大理、临安、曲靖、乌撒、罗罗斯诸处官府并各各关津渡口把隘军民人员，常切盘缉禁治私。如有捉获，将犯人随即申解该上司，依条断罪，私没官，告捉人依例给赏。如所在官吏依前不为关防通同作弊者，并行究治。”[184] 当时把原来流通的子称为真，[185] 新从外面流入的子称为私。外面流入的私一多，原来的子购买力下降，物价就要上涨。前引至元十三年四月的一件文书已经宣布禁止外地的子进入云南，但是偷贩之风一直未曾停止，主要原因是“权势作弊”，“关防不严”。在此以后，大德九年（1305）十一月，元朝政府“以钞万锭给行省，命与参用，其非本土者同伪钞论”[186]。说明云南同时行用钞和子，而私被认为与伪钞性质相同。

第十一章 商业和高利贷

元朝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商业活动随之活跃起来，流通的商品，以农产品、手工业产品为主，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占相当大的比重。商人有行商、坐商之别，其中又有大、中、小的不同。许多商业活动都通过牙人和牙行进行。高利贷盛行，对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皇室、贵族纷纷经营高利贷，政府中设有管理高利贷的机构，是元代经济生活一大特色。

第一节 商业活动的一般情况

蒙古灭金后，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的北方农业区，逐渐趋于稳定。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缓慢恢复，商品交换逐渐复苏。云中（今山西大同）高氏便是一个例子。高氏在云中以“财雄边”著称。高德荣在“燕云失守”后，“避地南迁汴梁”。蒙古军攻占汴梁将居民大批北迁，高氏徙卫（今河南汲县），高德荣之子高祐“与兄信素负心计，相与谋曰：‘卫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伙繁，合散于此。若以十一与时驰逐，可致渥润。’遂主货殖为业。”没有多久，“商贩舆集其门”，“故远服贾者，虽千万里外，念宽厚饶裕，独以高氏为让”[187]。高氏兄弟在金朝灭亡后被强徙到卫，就在当地经商，因此致富，并和各地商贩广泛联系。他们的活动说明在蒙古国统治下，北方农业区内逐步出现了商品流通的网络和商业经营者。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南北之间的商品交易也有一定的开展。蒙古灭金以后，很快便与南宋发生冲突，形成对峙的局面，战火时断时续。但与此同时，在双方边界上又存在榷场，允许南北之间互市。平阳洪洞（今山西洪洞）人程瑞，“逮事定宗、宪宗。时朝廷远驻朔漠，屡奉命使襄汉间，为互市官”[188]。宪宗蒙哥大举伐宋时，边境榷场便都封闭了。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四月即位。同月即“置互市于涟水军，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同年七月，“立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军”[189]。涟水军即今江苏涟水，颍州即今安徽阜阳，光化军即今湖北光化，三地分布长江中、下游地区，相距甚远，说明忽必烈有意全面开展南北互市，但又对不在榷场内进行的私商活动严加禁止。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互市[190]。当时马月合乃曾“建言光、颍等处立榷场，岁可得铁一百三万七千余斤，铸农器二十万事，用易粟四万石输官，不惟官民两便，因可以镇服南方”。忽必烈命他负责“兴煽铁冶”之事，但未行即病故[191]。由此可知，铁是在榷场上贸易的重要商品。但由于双方关系恶化，至元元年（1264）正月，“罢南边互市”，同时“申严持军器、贩马、越境私商之禁”[192]。至元二年三月，重申“罢南北互市，括民间南货，官给其直”[193]。至元九年十二月，“遣宋议互市使者南归”[194]。显然南宋派遣使者提出互市的要求，但此时忽必烈已下定灭宋的决心，当然不会答应。

南北互市的中断，给北方经济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元朝官员胡祗遹说：

窃见开场之利，不为无补。夫天地之生物，南北异宜；懋迁有无，尧、舜之所必行。当时偶有以停罢闻奏者，辞胜于理，无有面折廷争之人，圣旨权依停罢。今日大臣诚能款曲陈说，以为当行之事，公私两便，解前日之惑，理到言尽，圣意未必不从。但数年以来无人再言，所以停止，不复举行，即今南货销熔尽绝，价增数倍，我家中原所出之货，每年虚随土壤弃掷腐朽，而不为用。谓土产之药物人参、防风、甘草等物，辇之而南，则为宝货，积之于本土，则为弃物。农人无地耕获不能为他艺者，旬日之劳草药三百斤，可卖钱十余贯，终岁差发可办。商贾之有财本者以千贯之物往返，半岁之间化为数千贯，何惮乎生理之不厚，科差之不供？货既流通，转相贸易，舟车流行，店铺和煦，居者行者有智有力者皆得养生之利。自罢场以来，坐贾无所获，行商无所往，舟车留停，道路萧条。以我所有易得致富之货，废弃而为无用，我之所无必用之物涌贵无所致，得计失计，于斯灼然。

倘蒙圣衷允许开场之法，当改前辙，公选品官中通钱谷廉干者数员充场官，官赍宝钞，我之商旅诸货至场，估计元本及路费脚钱外，更给加五利息，给付宝钞，令客旅还家。买到诸货，北场官与南场官为贸易。仍于许州、南京置局，停积见数，验户口多寡，分散诸路平淮库及钞库，依市价官为货卖，得到本息，径赴中都万亿库送纳，以供经费。如此岁为定法。场官非其人则换易别差，物价随时高下，慎毋致商旅之无利。能使舟车如流，诸货辐凑，此亦钱流之一端也。[195]

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互市一旦断绝，便对北方农业区的经济生活特别是商业活动造成直接的不利的影响。同时，这篇文献也说明了边境互市的经营方式。它是由商人运货到场，场官收购之后，再和南方贸易，商人自己是不能直接和南方场官或商人发生联系的。南北互市是官府垄断的贸易。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南北的界限。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国交通运输网的形成，以及纸钞作为全国统一货币的行用，都为商品流通的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原来从事游牧生活的蒙古贵族，重视商业活动。许多为蒙古贵族信用的“回回”人，本身就是商人，或与商业活动有联系。忽必烈即位后，提倡重农，但并不“抑末”。商品流通和商人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保护。这种思想倾向，影响到政府官员的态度。一位地方官说：“城郭之民，类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货财，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衣食其中。”[196] 把商业当作社会必需的事业。在元代，看不到其他朝代经常出现的打击商人、抑制商业的活动。尽管也有反对商人、鄙薄商业活动的言论，但不能影响政府的方针政策。这种情况，无疑对商业起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

元代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有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还有各种奇珍宝物，专供上层的消费。粮食是人们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物品，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十分突出。元代前期，供应大都的粮食一部分靠政府组织的海运，另一部分则由商人贩运而来，“来的多则贱，来的少则贵有”[197]。大德十一年（1307）江西行省南康路（路治今江西星子）报告说，本路是“山城小郡，产米有限，余靠荆湘淮浙米谷，通相接济”[198]。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郡居海陬……民无终岁之蓄，计之户口，藉贩籴者半之”[199]。说明当地居民所需粮食一半依赖外地运入。农学家王祯说，浙西粮食丰收，“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200]。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粮食在各地区之间的运销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在手工业产品中，纺织品和瓷器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除了传统的丝织品和麻织品外，新兴的棉织品在市场上畅销，松江乌泾出产由黄道婆倡导的棉布，“转货他郡”[201]。南方的棉织品，在统一以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202]。瓷器是传统的手工业。元代龙泉窑、磁州窑产品依旧流行，景德镇瓷兴起，产品风行天下。盐、茶、酒的生产和运销，都受到国家的严密控制，它们都是人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物品，销路很广。元代杂剧中有“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之说[203]。“行”指行业，“一百二十行”并非实数，而是反映商业行业之众多，也正是说明商品种类之多。

元代城市和农村的商业经营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在不少城市中，有专门的商业区，称为“市”。以大都为例，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柴草市、段子市、皮帽市、菜市、帽子市、鹁鸽市、鹅鸭市、珠子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车市、猪市、沙剌市、柴炭市、煤市、蒸饼市、胭粉市、果市、铁器市等[204]，还有鱼蟹市，设立较晚[205]。分工很细。这些市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一个是羊市角头（又称羊角市），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内；一个是枢密院角市，在今东四西南；一是斜街市，位于城市中心的钟鼓楼周围。大都的顺承门（今宣武门内）外是“南商之薮”，大都的平则门（今阜成门）为“西贾之派”，则应是外地商人集中居住之地[206]。中等城市如集庆（今江苏南京）有小市、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10处[207]；镇江则有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208]。小的如湖广江华县（今湖南江华），县城中亦有卖菜的市[209]。中国传统的城市，居民居住的“坊”和商业活动的“市”有严格的区分。自宋代起，坊、市的区别逐渐打破。元代大都的各种市除集中在三处外，还有一些分散于城市内外各处。其他城市亦应有类似的情况。

元代亦集乃路治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这里的商业情况有所了解。亦集乃路治所城内有东街、正街两条街。在两条大街的两侧，都发现有店铺遗址，两条大街便成为该城的商业中心区域。店铺有饭馆、酒店、杂货店，作坊等。杂货店经营的有蜡、纸、布、绢、靴等物品。还有专门经营布匹绸缎的采帛行。牲畜市场应在城外关厢地方。柴市设在东街。有的商人以亦集乃路治所为据点，前往岭北达达地面（指漠北草原）做买卖[210]。亦集乃路治所是边远的一座小城，但它的布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元代小城市的商业情况。

城市中开张营业的商店常以“铺”为称，从事商业的人户就称为“铺户”。铺户以经营的货物不同而分成多种行业。长兴州（今浙江长兴）有五熟行、香烛行、银行、玉麈行、度生行、浇烛打纸印马行、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锦鳞行、碧缘行、漕行、五色行、正冠行、双线行、糖饼行、果行、彩帛行、厨行、饭食行、酒行等[211]。其中多数是从事货物买卖的行业，也有一些是服务性的行业（如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等），后一类亦是广义商业的组成部分。官方文书中称“街市诸行铺户”[212]“各路行铺之家”[213]，就是泛指各种经营商业活动的人户。大都较大的市（马市、猪羊市、牛驴市、果木市、鱼蟹市）都设提领（从七品）、大使（从八品）、副使（从九品）进行管理[214]。其他城市的市是否设官管理，并不清楚。

元代的商业城市，以大都、杭州、真州最为重要，其次是平江、潭州、太原、平阳、扬州、武昌、真定、安西等。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它有联系全国的交通网，并进而和外部世界相联结，“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珍宝毕来”[215]。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入元以后，成为江浙行省的首府，仍然保持着繁荣，“山川之盛，跨吴越闽浙之远；土贡之富，兼荆广川蜀之饶”[216]。真州（今江苏仪征）位于长江、运河交接点，“南北商旅聚集去处”[217]。特别是贩运淮盐的商人都集中在这里，导致了它的兴盛。在其次的诸城市中，扬州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唐、宋以来，扬州一直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元代，扬州“当水陆要冲，舟车不绝”[218]；“买卖辐辏，巨商大贾之家，不可胜数”[219]。它在商业活动中的地位依然如旧。元代还有一批中等城市，大多是各路府所地，如龙兴、温州、淮安、庆元、镇江、大同、卫辉、汴梁等，都有相等数量的商铺和行业[220]。但是，也有不少路总管府所在地的城市，规模很小，商业活动有限。元代有县1127，州359，其中有的人口较多，商业亦有相当规模，如松江府所属的上海县，平江路下属的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四州，但为数不多。大多州、县，商铺很少，商品流通有限，如庆元路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商贾之所不至”[221]。

农村中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在定期的集场上进行的。元末刘基说，由“越城”（绍兴）东南行，“泊于云峰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谓草市也。其地居镜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于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货物之产于山者，皆于是乎会，以输于城府，故其市为甚盛”[222]。唐、宋时代的草市，就是定期的集市，有的逐渐发展成为农村中的市、镇。平水市应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山区的居民都以自己生产的物品定期到这里进行贸易。这些镇市上也有一些固定的商铺。生活在宋、元之际的方回说，他在秀州（今浙江嘉兴）看到，佃户常常带着一斗或几升粮食，到商肆去“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醋、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这些商铺“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223]。这些镇、市上的商铺，对于沟通城乡的商品交换，有着重要的作用。元代江南不少地方有镇有市，这种镇、市上都有一些商铺，同时又是农村集市的所在地。在某些规模较大的镇、市上，元朝政府还设置务，就近收取商税。

元末卢琦诗《过一溪桥》：“处处鱼盐开草市，家家鸡犬类桃源[224]。”卢琦是福建惠安人，后为永春（今福建永春）县尹，诗中所写应是福建风光。可见福建亦有草市之称。但是元代北方似不见“草市”的记载，文献中提到的是集场，例如元顺帝时，王思诚为监察御史，巡行各处。“丰润县一囚，年最少，械系濒死。疑而问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将诣集场，约同行”，结果被贼人裹胁[225]。丰润县即今河北丰润县。从以上这些例子，可见南北都有定期的集市，或称草市，或称集场。有些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亦有此类商业活动组织。云南的金齿百夷（今傣族的先民）“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白人（今白族的先民）“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226]。

延祐四年（1317），元朝政府以农村起立集场“走透课程有，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有”，下令住罢。延祐六年，监察御史报告说，“东安州等处百姓仍旧起集买卖”。东安州今河北安次，当时属大都路。监察御史据此说；“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227]。尽管元朝政府又重申禁令，但起立集场是农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政府行为所能制止。这一禁令后来就不了了之。

第二节 商人与牙人

商业经营者统称为商人。元代习惯将商人分为坐商和行商。凡在城市中开铺营业的就是坐商，凡是从事贩运的就是行商。无论行商或坐商，都有大、中、小之分，他们的财产状况、经营手段、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区别。

元代北方著名的民间大商人有阳丘崔氏，“世以贾贩致饶”。“金季乱，生业荡裂无遗”。崔聚继续经营商业。“会江左平，往来贸易湖湘间，以是致赀累钜万，言富室无居其右。”[228] 崔聚显然利用江南初平的机会，往来贩运货物，因而致富。他是一个行商。河南人姚仲实，金亡后迁于京，曾做过下级官员，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后，“弃官而还，以为京师天下之都会也……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可废居以为富。行之十年，累赀巨万”。他利用大都特殊的地理位置，经营致富。后来经营各种福利事业，“为京师诸耆耋长”[229]。前面提到的卫州高氏亦是个例子。南方大商人如永丰（今江西永丰）韩蒙，“家本江东大姓善贾，至蒙益畜善田，逾数万亩”[230]。以“善贾”而拥有数万亩土地，其经营商业之兴盛不难想见。又如常州张文盛，在南宋灭亡后，“弃其所学，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僮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231]。这是一个行商、坐商集于一身的例子。

元代大商人中，以盐商最为突出。他们从盐的买卖中取得巨额的收入，成为富豪，“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232]。“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233]。清州（今河北青县）高庚，以“浮舟往来，逐盐盬之利”为主，其子高仁认为，“长芦当燕齐之交，天下之要区也，盐盬之利半中州之赋，豪商大贾车击舟连”，于是便迁居长芦盐司所在地，“中市而立，权天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234]。贩茶和贩米也是致富的途径。“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湓江口，今年载米黄河北”[235]。

元代大商人中有许多色目商人，他们主要经营珠宝和香药，以宫廷和上层贵族为对象，获取厚利。当时人说：“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236]。”本路（大都路）“回回人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利，百色侵夺民利”[237]。大德四年（1300）元朝政府重申各种宗教团体、机构经商都要纳商税，第二年管理佛教的宣政院上奏说，“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珠、答纳等宝货做买卖有，寺家一、两个店铺做些小买卖，修理寺院，与上位祝寿僧人的斋粮里用有”，要求僧、道继续免税[238]。所谓“寺家”（佛寺）开小买卖完全不合事实，但也里可温（基督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士）做宝货买卖则是人所共知的。

元代大商人行列中还有不少贵族、官僚。忽必烈时，权臣“阿合马、张惠，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239]。元朝末年，权臣伯颜之弟马札儿台历任要职，“于通州置塌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240]。元朝政府对权贵经商不加禁止，只是要求他们“赴务纳税”[241]。当然，事实上他们凭借权势，往往不纳商税。不仅如此，他们还“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元代一些大的宗教寺院也热衷于经商，早在蒙古国时期，已规定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买卖出纳商税”，这一规定反映出各种宗教团体经商之普遍。但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中统五年（1264）中书省官人奏说，“自谷由皇帝到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做买卖不纳商税”。虽然忽必烈重申要他们纳税，收效甚微。至元三十年（1293）中书省官员奏：“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哏损着课程多有”。大德四年（1260）又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买卖，却不纳税。他每其间夹带着别个做买卖的人呵，难分间，多亏兑课程有”。对于这种现象，中书省官员们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自己穿的、食的、所用的买要呵，并寺院里出产的物货卖呵，不纳呵，他每也勾也者。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不纳税呵不宜。因而夹带着不干碍的人也者，似这般的每交纳税呵，怎生？”皇帝同意。[242] 这个处理办法实际上作出了很大让步，允许宗教寺院自己需要的物品和出产的物货，买卖时都免税，只有大买卖才纳税，同时禁止寺院包庇其他商人。从这一系列文书可以看出，各种宗教寺院享有特权，因此他们经商不纳税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即使如此，是否能实现，仍是可疑的。而文书中反复说各种宗教寺院“做大买卖”，可见在元代大商铺中，属于寺院经营的不在少数。

从事商业活动的更多是中、小商人。他们中有坐商，也有行商。鄱阳（今江西波阳）刘谦，“善积居之术，以赀雄于乡”[243]。金溪（今江西金溪）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244]。吉水（今江西吉水）萧雷龙，“家多赀，至宋季而贫，乃折节治货区，不数年间，竟倍加昔”[245]。元末著名文人宋濂笔下的这几位商人，可以认为是中等商人的例子。山西洪洞商人杨和甫，出身农民，原来“家尚贫”，他“服贾江淮川蜀，险阻艰难备尝而不辞”，被称为“良贾”[246]。亦应是中等商人。中等商人一般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所经营的商铺或长途贩运在一定地区内有影响。更多的则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个体经营，资本微薄，获利亦有限。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描写河南府录事司民户李德昌，一家三口，“守着个绒线铺”，李德昌挑着担子前往南昌做买卖，其妻刘玉娘便看守绒线铺[247]。这是一户个体经营的坐商，但又从事长途贩运。在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中，“汴梁人氏”杨国用借钱“置些杂货，做买卖去”[248]。杂剧《朱砂担滴水浮沤记》的故事与以上两剧基本相同，河南府王文用“将上本钱，到江西南昌地面，做些买卖”。后来又从南昌前往泗州[249]。三剧的主角都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小本经营的商贩，其中两剧主角都从河南前往江西。小商贩的活动不仅限于城市，而且深入农村。“行商到门问有无，粟麦丝麻相换易”[250]。

牙行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居间经纪行业，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牙行、牙人由来已久，唐、宋时都存在。至元十年（1273）八月，“中书省断事官呈：大都等路诸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交易，其官私牙人侥幸图利，不令买主、卖主相见，先于物主处扑定价值，却于买主处高抬物价，多有尅落，深为未便。今后凡买卖人口、头匹、房屋一切物货，须要牙保人等与卖主买主明白书写籍贯住坐去处，仍召知识卖主人或正牙保人等保管，画完押字，许令成交，然后赴务投税。仍令所在税务，亦仰验契完备，收税明白，附历出榜，遍行禁治相应。都省准呈”[251]。由此可知，统一以前，北方城市中货物买卖普遍由牙人从中说合，牙人有官牙、私牙之分。牙人往往从中作弊，因此元朝政府要求牙人和买卖双方明白开立文契，赴务投税。至元二十二年（1285）六月，忽必烈下诏，“罢牙行”[252]。这一决定的作出，与卢世荣的建议有关。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忽必烈提拔卢世荣主管财政，卢世荣提出一系列建议，中心思想是扩大国家对各项经济活动的管理，以此增加收入。其中之一是：“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253]。据此，则忽必烈下诏所罢的应是民间牙行，牙人都由国家设立市易司加以管理。没有多久，不少朝臣攻击卢世荣，列举他的种种罪状，其中之一是：“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254]。这应是在市易司下分设各种行业的牙行，将各种行业的买卖都由政府加以控制。卢世荣于二十二年十一月被处死。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中书省下令说：“况客旅买卖，依例纳税，若更设立诸色牙行，抽分牙钱，刮削市利，侵渔未便。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二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255]。”这些规定显然是针对上述卢世荣设立“诸牙行”作出的，保留了大都羊牙以及各处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等大额交易的牙行，取缔其余牙行，并将牙钱降为五十取一。

忽必烈时代曾任地方官的胡祗遹作《革昏田弊榜文》，第一条说：“升平无事，民安地著，逋逃者还业，五谷增价。土田每亩价值比数年前踊添百倍，所以典卖之间不无诈冒昏赖，以致词讼纷纭，连年不绝。府司今议得，每一社议令社长集众公议，推保公平官牙人一名，能书写、知体例、不枉屈写契人一名，本县籍记姓名。凡遇本社买卖租典土田及一切房屋事产人口头匹交易合立文契者，止令官牙人作牙官立定，书写人写契。违法成交者，此二人当罪，到官毁交。不经此二人成交者，毁交，治买主卖主罪。文契分明，庶革前弊[256]。”文中规定，每社立官牙人一名，其职责限于本社买卖租典土地、房屋、事产、人口、头匹，社的官牙人由社众推举。这是某一地区的做法，还是带有普遍性的制度，是不清楚的。但其职责范围的界定，显然是以上述中书省的命令为据的。

但是，没有多久，元朝政府便承认盐牙的存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颁布的《条画》中一款：“行盐地面路府州县私立盐牙行大秤，有坏盐法，仰所在官司截日罢去[257]。”大德四年（1300）颁布的《新降盐法事理》中，多处提到盐牙，指出盐司与牙人通同作弊，盐牙“皆非从公选择，滥用无籍破落之徒，各名下别带小牙、秀才、勾当人等百数成群，结揽盐商，把柄行市，多取牙钱，坑陷客旅”。规定将“已前应有盐牙，尽行革去”，设立盐总部辖，“专一说合卖盐交易”。“每日止于批验所与买主卖主对面说合交易，不许他处暗地成交。”批验所设在真州，其余行盐地区亦可设部辖。部辖“于土居信实不作过犯有抵业通晓商贾诸行铺户内从公选差，出给文凭”。盐引每引65贯，牙钱为1钱[258]。从这些规定看来，盐牙一直存在，元朝政府的方针是取缔私牙，由官设盐牙（部辖）。官盐牙的选拔标准，对于其他城市中官牙的选拔，应是适用的。

皇庆元年（1312），江西吉安路（路治今江西吉安）报告说：“又有一等诈称牙人，把柄行市……除应设庄宅、人口官牙依例存设，外据其余诸色私牙人等，截日革去”[259]。所谓“诈称牙人”，实际上就是私牙。也就是说，元朝政府一直坚持官设牙人制度，取缔私牙。延祐六年（1319）中书省颁发的一件有关盐价的文书中，也重申了“禁治私牙把柄行市”[260]。商品流通需要有居间经纪行业，牙人、牙行便应此而产生。官设牙人，对于规范市场行为，是有好处的。但官牙或与官吏合作，坑害买卖双方，或与商人勾结，从中取利，同样存在种种弊端。私牙屡禁不绝，亦与此有关。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李裕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市设驵侩，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摘发隐伏，挞诸市而易之”[261]。“近官”的“驵侩”，无疑就是官牙。这便是官牙舞弊的例子。

在额济纳黑城发现的元代文书中，一件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卖马文契中有“凭官牙人”字样，应是说合之意，后有“官牙人撒文”签名。又有一件至正三十年（1370）典身文契，亦有“官牙人”签署[262]。可见偏远如亦集乃路，亦有官牙之设。至正三十年（1370）元已灭亡，但亦集乃路尚在北逃以后的元军将领的手中，故仍用此年号。亦可见官牙之制一直实行到元朝灭亡。

第三节 高利贷

蒙古国时期，大汗和诸王、公主、后妃都委托中亚的“回回”商人，发放高利贷，经营商业谋取厚利。这种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回回”商人，在当时被称斡脱商人（斡脱是蒙古语Ortoq的音译，来源于突厥语，原意为合伙）。元代的文献说：“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而斡脱商人便是“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263]。斡脱商人经营的高利贷，称为羊羔利息。南宋使臣记载说：“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264]。蒙古国方面的记载说：“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265]。“汉地”的一些封建军阀，为了应付蒙古国征收的贡赋，不得不向“回回”商人借债，事后对这样苛重的利息，都穷于应付。至于一般百姓，一旦与此发生关系，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倾家荡产。羊羔利遭到耶律楚材和一些“汉地”军阀的反对。耶律楚材“请于上，悉以官银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奏定今后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为定制”[266]。“自乙未版籍后，政烦赋重，急于星火，以民萧条，卒不易办，有司贷贾胡子钱代输，积累倍称，谓之羊羔利。岁月稍集，验籍来征，民至卖田业鬻妻子有不能给者……公（真定军阀史天泽）悯焉，诣阙并奏其事，民债官为代偿，一本息而止。”[267] 所谓“官钱代还”或“民债官为代偿”应是把各地军阀拖欠“回回”斡脱商人的高利贷勾销，蒙古统治者以此来安定“汉地”军阀的情绪，而自己只是少收子钱而已，并无损失。至于借贷“子本相侔，更不生息”，是在庚子年（1240）正式颁布的[268]，但并未真正执行。1249年，姚枢向时为藩王的忽必烈上书，论述“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其中之一是“倚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头之法，破称贷之家”[269]。可见直到此时，羊羔息仍然盛行。

1260年，忽必烈即位。至元四年（1267）十二月，设立诸位斡脱总管府[270]，这是元朝正式设置机构管理斡脱的开始。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置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271]。泉府司实际上是由诸位斡脱总管府升级而成的，“出纳金银”就是经营高利贷和商业。泉府司从二品，可见元朝对这一机构的重视。大德十一年（1397），武宗即位。十二月，升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地位又有所提高[272]。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五月，“罢泉府司（院）”[273]。此后再没有设置与斡脱有关的机构。斡脱总管府与泉府司（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出纳金银，以钱生息，但是从现有记载看来，似乎再没有推行羊羔利。至元三年（1266）二月，“钦奉圣旨：债负止还一本一利，虽有倒换文契，并不准使。并不得将欠债人等强行扯拽头匹，折准财产，如违治罪”[274]。在颁布这道圣旨以后不久成立的机构，理应按此办事。大德二年（1298），当阿只吉大王要在“蛮子田地里”追讨斡脱钱时，江西行省引用圣旨加以抵制：“照得先钦奉圣旨节该，诸王、驸马并投下奏告诸路官员人等，欠少钱债。照得先帝圣旨，如有为民借了，虽写作梯己文契，仰照勘端的为差发支使，有备细文凭，亦在倚阁之数。仰诸王投下取索钱债人员，须管于安抚司与欠债人当面照得委是己身钱债，另无异词，依一本一利归还，毋得径直于州县将欠债官民人等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骚扰不安。如违，定行治罪”[275]。“先帝圣旨”即忽必烈圣旨。诸王的斡脱钱只许一本一利，斡脱总管府、泉府司（院）更不能例外。有的记载说：斡脱总管府“持为国假贷，权岁出入，恒数十万定。缗月取子八厘，实轻民间缗取三分者凡四分三，与海舶市诸蕃者”[276]。贷与海商的利息应与其他贷款利息相近，月利三分是政府的规定（见下）。也就是说，羊羔息行于蒙古国时期，忽必烈上台后，它就逐渐消失了。

除了斡脱总管府和泉府司（院）外，元朝不少政府机构亦放钱取息，贴补费用。至元二十二年（1285）七月，“给钞万二千四百锭为本，取息以赡甘、肃二州屯田贫军”[277]。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和林省臣“乞如甘肃省例，给钞二千锭，岁收缗钱，以佐供给”。新上台的武宗同意[278]。前者是以息钱赡军，后者是以息钱助政，至于规运息钱津济驿站，更是常见的事。例如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钞千锭，“规运息钱”，补增水昌路五站祗应；至元二十二年，立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站赤，“仍与钞六百定，规运息钱，以供后来之费”[279]，等等。

元代民间高利贷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发放高利贷的，主要是“权豪势要之家”[280]、寺院、官吏、军官和地主。每遇水旱灾荒、青黄不接或百姓家有生老病死等变化，便是高利贷大肆活动之时。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中书省、御史台呈，比年以来，水旱相仍，五谷薄收。阙食之家，必于豪富举借糇粮”[281]。在元代民间高利贷经营者中，有几类是值得注意的。一类是军官。元代军官向军人发放高利贷现象是很严重的，至元十四年（1277）山东长清县尹报告说，“其管军人员不知存恤……又以出放钱债为名，令军使用，不出三、四月便要本利相停，一年之间获利数倍，设有违误，辄加罪责”[282]。元代中期，马祖常上奏说：“汉军征戍岭海之南，发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属军官，利在危殆之际，必用资财，拟指军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产，厚息借贷，准折还纳，终至破产，不敢有词。”[283] 军官利用权势，向军人发放高利贷，是强迫的，其结果导致军人家庭（军户）破产，而军官因此致富。一类是寺院。元代各种寺院经营高利贷是很普遍的，许多大寺院都设有解库（解典库，见下），有些还设立了长生局。僧人资瑞向浙西嘉兴路资兴禅寺捐钱，“出中统钞二千五百缗为长生局本，命四勤旧掌，遇寺支乏，立券就贷，依时生息”[284]。便是一例。长生局就是寺院的发放高利贷的机构。此外寺院又有长生田，亦应与高利贷有关[285]。还有一类是民间的专业高利贷经营者。宋代出现了“行钱”，即以富豪之钱经营高利贷者。“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286]。富人和“行钱”，组成了私家高利贷网络。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便提到“行钱”。这种专业的高利贷经营者的存在，无疑是高利贷猖獗的重要原因[287]。

元代高利贷的利率，政府规定为一本一利，但“权豪势要之家”自有应付之法，他们“出放钱债，逐急用度，添利息每两至于五分，或一倍之上。若无钱归还呵，除已纳利息外，再行倒换文契，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匹事产”。元朝政府于至元十九年（1282）规定：“今后若取借钱债，每两出利，不过三分。”“诸人举放钱债，每贯月利三分，止不一本一利，已有禁条。其有倒换文契，多取利息者，严行治罪”[288]。大德二年（1298）又重申这一规定，“今后多要呵，本利没官”[289]。但事实上高利贷利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受政府规定的控制。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政府文书中说，农民阙食借粮，“自春至秋，每石利息，重至一石，轻至五斗，有当年不能归还，将息通行作本，续倒文契。次年无还亦如之。有一石还至数倍不能已者”[290]。这是高利率的例子，半年之间，一本一利。比较多的应是年本利相当。在关汉卿杰作《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便因父亲借银二十两，一年以后本利四十两，无法归还，而被债主强要为媳妇[291]。在佚名作者《玉清庵错送鸳鸯被》中，借“十个银子”一年以后“算本利该二十个银子还我”[292]。在黑城文书中，有几种借契，“借到行利市斗小麦五斗，每月五升，逐用支取”。“借到市斗小麦一石，其麦每月每斗照行利息一升”[293]。月利十分之一，和年利一本一息相近。可以认为，这两种利率在元代是比较通行的。

高利贷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手段，拖欠钱债者要被官府“绷扒吊拷”[294]，往往导致借贷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贫民家庭的子女每每因此变成了奴仆。上述《窦娥冤》便是这种残酷剥削的真实写照。在哈剌章（今云南大理），“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以致元朝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295]。高利贷的盛行，加剧了社会分化，加深了社会矛盾。

元代社会上有许多解库、解典库，就是后来的当铺，以经营动产抵押放贷为主的金融机构。元杂剧中描写财主，除了“鸦飞不过的田宅”之外，总是说他们开着解库。许多大寺院的财产中，都有解库一项。除了寺院公有的解库之外，“各处住持耆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起盖退舍，私立宅舍，开张解库，畜养妻妾，与俗无异”[296]。解库月利“有每两二分者”[297]。有的解库“违例加一取息”，则应是每两三分[298]。当时“有势之家方敢开解库，无势之家不敢开库”[299]。解库是高利贷剥削的另一种形式。

第十二章 海外贸易

元朝的国际贸易，可以分为陆路贸易和海外贸易。陆路贸易主要是通过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与欧洲发生联系，其次是与高丽、交趾、缅甸等国的交往，但总的来说，规模有限，影响不大，而且文献记载缺乏，难以作出具体的说明。海外贸易则有宏大的规模，无论联系的地区和进出口的货物，都超越了前代，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海外贸易的发展变化

在南宋统治下，江南海外贸易兴盛，泉州（今福建泉州）、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元朝是蒙古族统治集团建立的国家。历代蒙古大汗，都怀有征服世界的雄心，重视开展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元军攻克两浙、福建，元朝政府便“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歹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300]。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名称，泉州、庆元、上海、澉浦都是宋代对外贸易的港口。元朝政府在平定南宋过程中急忙设置四处市舶司，表明它对海外贸易具有强烈的兴趣。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忽必烈“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301]。蒙古带即忙古歹，他和唆都均是蒙古人。蒲寿庚则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南宋末年被任命为沿海制置使。元军南下，蒲寿庚投降，元朝政府知道他“素主市舶”，便委以重任。[302] 同年八月，忽必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303]。正是由于元朝政府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在大动荡大破坏的改朝换代中，南方的海外贸易活动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杭州张存，“至元丙子后流寓泉州，起家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于蕃中获圣铁一块”[304]。“至元丙子”是至元十三年（1276），即元军下临安（杭州）之年。壬午是至元十九年（1282）。张存的经历足以说明当时泉州海外贸易仍在继续进行。另据记载，高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305]。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南中国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所谓“宋商”实际上是元朝商人。过去宋元对峙，高丽对于来自宋朝的商人都是“私地发遣”，以免元朝政府干涉。现在敢于“赐宴内廷”，正说明南方商人已在元朝统治下，高丽政府才会公开给予优遇。这也是变革之际海外贸易仍在继续的例子。

忽必烈多次派遣使节，出访海外，试图与东起日本、西到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各种联系。他还数次派出军队，跨海远征，每次出动军队多达数万甚至十余万人。他对开展海外交通的热心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君主。在这种背景下，海外贸易很自然也得到重视和发展。忽必烈以后的元朝历代君主，尽管没有他的气魄，但大体上均奉行鼓励支持海外贸易的方针。由于种种原因，元朝政府曾四次“禁商泛海”，但均为时短暂，加起来不过十年时间，影响不大。古代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海外贸易是否开展，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朝政府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政策，对海外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元代最多时曾在七个港口设立市舶司，这些港口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但为时不久，便合并为泉州、庆元、广州三处市舶司。市舶司的全名是市舶提举司，秩从五品，设有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等官职，管理市舶事宜。市舶司原来由行省管辖。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元朝政府设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306]。实际上是为皇帝及其亲属经营高利贷。泉府司秩从二品。江南设有行泉府司。在设置泉府司和行泉府司以后，各地的市舶司便归行省和泉府司、行泉府司双重领导。大德十一年（1307）十一月，“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307]。此条疑有阙文，应是升泉府司为泉府院，行泉府司为行泉府院，秩正二品。但到至大四年（1311）五月，泉府院被撤销。[308] 市舶司完全归行省管辖。

元代的海外贸易，可以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两大类。

官方贸易便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海外贸易。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朝贡贸易。元朝政府积极向海外拓展，与许多海外国家建立了程度不等的联系。有元一代，海外国家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即有“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309]。这些国家分布在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所“贡方物”多种多样，主要是珍宝、异兽、药材、香料等物。元朝政府对于来“贡”者，都要“回赐”金、钞和纺织品等。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正月，“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物，赐钞千三百余锭”[310]。“贡献”与“回赐”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物品交易。但是，和以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元朝政府为了表现“上国”的尊严，给予来“贡”者的“回赐”一般要高于“贡”物的价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厚往薄来”[311]。朝贡实质上是一种不等价交换。

元代世祖、成宗二朝，朝贡贸易兴盛。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尚书省奏：“泉州至杭州，陆路远窎，外国使客进献奇异物货，劳民负荷，铺马多死。”为此元朝政府在海道设立水站转运。[312] 可知其为数之多。成宗元贞二年（1296）“江四省咨，下海使臣将引诸番，俱称贡献诸物，赴省索要冬夏衣装、铺马分例、脚力。户部议得，诸番人员如有进呈之物，即同显验，若无诈伪，所索衣装脚力，斟酌准除。都省准拟”[313]。可知此时“诸番”“贡献”仍是常有之事，而元朝政府给予的待遇是优厚的。但在成宗以后，海外“朝贡”之事便逐渐减少了，朝贡贸易进入低潮。

和外国使臣“进贡”相类似的，是海外商人“进献”宝物，元朝皇帝照例也要给予“回赐”。成宗大德四年（1300）十二月，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海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宝货等物，指称呈献物货，旱路里骑铺马，物货于百姓处起夫担远，到水路里站船运将来。到这里呵，依着时价要钱。又有这里用不着的粗重物货，沿路站赤百姓生受。今后可以呈献希罕物货有呵，交沙不丁分拣了，斟酌与铺马来者。”[314] 说明当时“呈献物货”之盛行，而“呈献”的目的，则是“要钱”。武宗至大元年（1308）九月，“‘泉州大商合只铁即剌进异木沉檀可构宫室者。’敕江浙行省驿致之。”同月，“泉州大商马合马丹的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315]。这两位“泉州大商”无疑都是来自海外的“回回”商人。“呈献物货”最突出的是：“赛因怯列木丁，英宗时尝献宝货于昭献元圣太后，议给价钞十二万锭，故相拜住奏酬七万锭”[316]。这是“呈献”给价钞的具体例子。

一种是政府派人前往海外购物。元朝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不时派人到海外购求各种物品。主要是宝物、异兽和药物、香料。至元十年（1273）正月，“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317]。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阿不合是伊利汗国（今伊朗）的汗。当时江南尚在南宋统治下，忽必烈购求海外药物只能通过伊利汗国进行。在消灭南宋、统一南方以后，忽必烈便不断派遣使臣出海，购求海外物品。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六月，“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图（国）求奇宝”[318]。马八国即马八儿国，在今印度半岛南部。“泰定改元诏条”中说：“奇珍异货，朕所不贵，诸人献，已尝禁止。下海使臣指称根寻希罕宝物，冒支官钱，私相博易，屈节番邦，深玷国体，亦仰住罢，所给圣旨、牌面尽数拘收。”[319]“泰定改元诏条”是在至治三年（1323）十二月发布的。这些持有“圣旨、牌面”并且支有“官钱”的“下海使臣”，无疑是皇帝派出的，他们的使命是到“番邦”“博易”“希罕宝物”，可见一直到此时，仍然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泰定帝同样爱好海外宝物，只是在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发表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言语罢了。拿着“官钱”前往海外购买药物、珍宝，是一种单方面的贸易活动，其目的在于供皇室、贵族享用，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还有一种是“官本船”。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主管财政。卢世荣提出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其中之一是推行“官本船”。二十二年（1285）正月，卢世荣建议：“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320] 所谓“禁私泛海者”是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别个民户做买卖的每休交行”[321]；同时要将民间商人家中收藏的海外货物全部收买。这样，海外贸易的收益主要便归于国家所有。为了推行“官本船”，元朝政府拿出十万锭钞作为本钱。[322] 到这一年四月，卢世荣被废黜处死。同年八月，“罢禁海商”，允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323] 但“官本船”制度保存了下来。成宗元贞二年（1296），“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324]。呗喃即俱蓝，又作故临，与梵答剌亦纳二国均在印度半岛西岸，马八儿则在半岛南部。这次禁令似是对民间商人前往印度半岛的贸易加以限制，不许购买“细货”，只许购买“粗货”（“粗”“细”之分见下一节）。显然，忽必烈要沙不丁等研究的是以官本船前往“三蕃国”博易“细货”之法。但是沙不丁等商议以及实行的情况，缺乏记载。

仁宗延祐元年（1314），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上奏：“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卒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仁宗同意这一建议。[325] 铁木迭儿的建议，实际上是“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326]，也就是要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只许官本船出海，不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但铁木迭儿被任命为右丞相是九月的事，在此以前的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327]，并重新颁发了市舶法则，允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而在铁木迭儿上台的次月，“敕：下番商贩须江浙省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物”[328]。所以，“禁人下蕃”之事，大概是没有实行的。延祐七年（1302）四月，英宗下令“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329]。理由是：“以下蕃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330] 市舶司都被撤销，无论民间商人，或是“官本船”，都在取缔之列。英宗至治二年（1322），“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331]。所谓“申严市舶之禁”是“禁子女、金银、丝绵下番”[332]。“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333] 这次重建市舶司，显然是开放民间商人出海贸易，至于是否派遣“官本船”，则史无明文。顺帝元统二年（1334）“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船下番，为皇后营利”[334]。这应是指派遣官本船，但是否实现，则是不清楚的。[335]

总起来说，元朝政府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企图用“官本船”来垄断海外贸易，压制民间商人。但是，和一切官办事业一样，“官本船”的经营必然是弊病丛生，为一些特权人物提供了发财的机会，而政府能得到多大收益则是疑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间海商受到压制，不能出海贸易，必然大大影响市舶的收入。所以，“官本船”是难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元代这种官府和民间商人同时经营海外贸易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大德五年（1301），澉浦（属浙江海盐）人杨枢，“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来。那怀等朝贡事还，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336]。这是现在知道的文献中记载的“官本船”唯一实例。由此可知，杨枢的“官本船”是由致用院派遣的。致用院是大德二年（1289）成立的机构。[337] 大德四年十二月，“通政院使只儿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职采取希奇物货，合从本司公文乘传进上’”。[338] 由上所述，可知致用院是为了经营“官本船”而专门成立的机构。但是，到大德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339]。后来的“官本船”似乎亦归市舶司管理。杨枢出身航海世家，他的祖父杨发，是南宋将领，降元后任福建安抚使，监督庆元、上海、澉浦三市舶司，已见前述。他的父亲杨梓任浙东道宣慰副使、海道万户。杨氏家于澉浦，掌握大批海船，世代从事航海事业，声势显赫。[340]杨枢仅十九岁，便能指挥“官本船”远航西洋（今印度洋区域），这显然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致用院的长官沙不丁，“回回”人，长期从事财赋和海外贸易的管理，家中亦有海船。[341] 由此可见，从“官本船”得到好处的实际上是一批官僚、权贵。

私人贸易是元代海外贸易的主流。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舶商、海商。一般来说，从事海外贸易需要打造海船，招募船员，购置交换用的货物，都需要大量的钱钞。因此，舶商大多是“财主”[342]，也有一些舶商，财力不足以独立经营，便采取合伙的形式。元代后期，泉州人孙天富、陈宝生“共出货泉，谋为贾海外……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至十年，百货既集，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有一钱”[343]。便是合伙经营海外贸易的例子。舶商一般是对外贸易港口或其附近地区的居民，现在所知元代著名舶商，分别居住在泉州[344]、杭州[345]、嘉定[346]等处。

元代有很多贵族、官僚，经营海外贸易，其中声名显赫的有沙不丁，澉浦杨氏，泉州蒲氏，以及朱清、张瑄等。[347]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掌握大批海船，同时又担任政府中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重要职务，因而在经营海外贸易时，比起一般民间商人来占有明显的优势。泉州蒲氏、澉浦杨氏前已提及。朱清、张瑄原是海盗，降元后主管由南到北的海运，掌握庞大的船队，“巨艘大帆交番夷中”[348]。他们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基地。太仓原来是“墟落，居民鲜少”；在朱、张经营下，“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杂处，闽、广混居”[349]。“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马头。”[350] 元、明二代，太仓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沙不丁先后曾管理泉府司、市舶司、致用院等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机构，至大三年（1310）为江浙行省左丞，“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351]。可知其家海船为数甚多。这些元朝权贵利用势力，在经营海外贸易时觅取暴利。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政府下令：“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352] 但这一禁令并没有发生作用。后来二次发布的市舶法则，便不再禁止“入蕃为贾”，而改为约束他们的不法行为了（见第二节）。这一变化，反映出“权势之家”出海为贾现象之多。

私人海外贸易中还有一类经营者，那便是各种宗教人士。元朝统治者尊崇各种宗教，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往往拥有巨大的产业，包括土地、房屋、店铺等，经营海外贸易也是很普遍的。[353]和尚指佛教僧侣，先生即道士，也里可温指基督教教士，答失蛮是伊斯兰教教士。各种宗教的上层人士在政治上有种种特权，在经营海外贸易时或夹带违禁之物，或仗势不肯“抽分”。和上面所说“权豪势要之家”一样，也是私人海商中的特殊人物。

第二节 海外贸易的管理

元灭南宋以后，沿袭南宋制度，在南方几处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招集舶商”，出海经商，回来“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354]。“抽”的“例”，应该就是南宋的抽分比例，但是没有具体的记载。[355] 到至元二十年（1283）六月，“遂定抽分之法”[356]。具体办法是：“舶货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十五之一。”[357] 元朝政府还陆续颁布了禁止以金、银、铜钱出海“博易”的规定。[358]

至元三十年（1293），因为有关官员贪婪营私，权势之家隐瞒作弊，“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这里人去来的每些小来，为那上头，市舶司的勾当坏了有”。海外的船不来，本国的船出海很少，市舶司没有收入。元朝政府便起用原南宋市舶官员，以宋朝的“抽分市舶则例、合设司存关防情节”为基础，“比照目今抽分则例”，逐一进行研究，制订了“整治市舶司”的“二十三件勾当”，颁发施行。[359] 到了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朝政府“诏开下番市舶之禁”[360]，为此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二十二条。[361] 在此以前，宋朝政府曾经为市舶颁布过不少具体规定，但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完整的市舶条法。元代先后颁布的这两件市舶法则，则是统一完整的法律文书，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就是按这两件法则进行的。

大体说来，至元法则和延祐法则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362]

一 舶船出海与回港手续

舶商出海，必须“经所在舶司陈告，请领总司衙门元发下公验、公凭，并依在先旧行关防体例填付。舶商大船请公验，柴水小船请公凭”。“每大船一只，止许带小船一只，名曰柴水船。”[363] 舶商申请公验时，“依旧例召保舶牙人，保明某人招集到人伴几名，下船收买物货，往某处经纪。公验开具本船财主某人，直库某人，艄工某人，杂事等某人，部领等某人，[364] 人伴某人，船只力胜若干，樯高若干，船面阔若干，船身长若干”。公验内还要写明“召到物力户某人委保，及与某人结为一甲，互相作保”（指船员分为若干甲，互相作保）。所载小船的情况，则“于公凭内备细开写”。“所给大小船公验、公凭，各仰在船随行。如有公验或无公凭，[365] 即是私贩，许诸人告捕，给赏断罪”。此外，公验、公凭上还要填明所往国家，“不许越过他国”。

舶船由海外回归时，“止赴元请验凭发船舶司抽分，不许越投他处舶司，各舶司亦不许互拈他处舶司舶商”。在舶船回港途中，市舶司指定停泊点，派官上船“封堵坐押，赴元发船市舶司，又行差官监搬上舶（岸），[366] 检空船只，搜检在船人等怀空，方始放令上岸”。

舶船出海，如果没有前往原定国家，而是前往他国，通常称之为“拗番”[367]。“就博到别国物货”，回港以后，查明“委因风水打往别国”，“别无虚诳，依例抽解。如中间诈妄欺瞒官司，许诸人首告是实，依例断没，告人给赏”。舶船回港抽分以前，如发现“漏舶”（抽分前将舶货私下买卖、藏匿或转移），“即从漏舶法断没”[368]。舶商如果不向市舶司申请公验、公凭自行发船出海，“并许诸人告捕，犯人断罪，船物没官。于没官物内以三分之一充赏，犯人杖一百七下”[369]。

二 抽分和舶税

前已述及，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司，“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370]。所依之“例”，应是南宋的办法，但无明确的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时客船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蕃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371]。王楠建议的具体内容是：“凡有客船自泉、福等郡短贩土产吉布、条铁等物，到舶抽分，却非番货，蒙官司照元文凭番货体例，为此客少。参详吉布、条铁等货，即系本处土产物货，若依番货例双抽，似乎太重，客旅生受。今后兴贩泉、福物货，依数单抽，乞明降。”他的建议得到行中书省批准。[372] 可知原来番货、土货（海船载来泉州、福州等处物产）都要“双抽”，经王楠建议后番货仍为双抽，土货改为单抽。但是，以上记载都没有涉及双抽、单抽的具体内容。元代商税，三十取一。泉、福物产，既被认为是与“番货”有别的“土货”，就应按商税征收。这就是单抽。而“番货”则在单抽以后，再征三十之一，故称为双抽。但双抽、单抽之法，很可能是专门行于上海市舶司的。

至元二十年（1283），定抽分之法，精者十取一，粗者十五取一，已见前述。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一月，“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373]。这一规定不见于他处记载，实际上是在抽分之外，再取二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至于“止于卖处收税”，意味着按照商税标准征收三十取一。实际上，这就是双抽之法。

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从之。”这是《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的记载，却是不准确的。“至元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奏过事内一件。‘江南地面里，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七处市舶司有。这市舶司里要抽分呵，粗货十五分中要一分，细货十分中要一分有。泉州市舶司里这般抽分了的后头，又三十分里官要一分税来，然后不拣那地面里卖去呵，又要税有。其余市舶司里似泉州一般三十分要一分税的无有。如今其余市舶司依泉州的体例里要者。’”[374] 这里所说“抽分”是粗货十五取一，细货十取一；“抽分”之外，泉州市舶司又要三十取一；贩卖到各地，再要纳税。也就是说，泉州的市舶物货要纳三次税，其他市舶司纳两次。现在元朝政府加以统一，市舶物货均纳三次。至元三十年八月颁行的市舶法则中对此加以肯定。并称第二次为“舶税钱”，“于抽讫物内以三十分为率，抽要舶税钱一分”[375]。这样，市舶物货先要按十五取一或十取一的标准抽分，再须交纳三十取一的舶税钱，以上两项均由市舶司征收，运到各地发卖时还要交纳商税纳三十之一。前面所说上海市舶司实行双抽，现在推行的可以说是三抽了。

抽分和舶税所得物货，“除合起贵细之物外”，杭州附近各司物货集中到杭州行泉府司官库，就地变卖。泉州、广东两处市舶司，“相离杭州地里窎远”，便“差官就彼一体发卖”。

延祐元年（1314）的市舶法则，增加了抽分的比例：“粗货十五分中抽二分，细货十分中抽二分。据舶商回帆已经抽讫物货，市舶司并依旧例，于抽讫物货内，以三十分为率，抽要舶税一分，通行结课，不许非理刁蹬舶商，取受钱物。”[376] 这样，抽分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大大加重了。一直到元朝末年，抽分的比例再没有变化。[377] 延祐元年法则还规定，抽分、舶税所得需要变卖的舶货，“所委监抽官监临有司，随即估计实直价钱，再令不干碍官司委廉干正官复估相同，别无亏官损民，将民间必用并不系急用物色，验分数互相配答，须要一并通行发卖，作钞解纳”。比起至元法则来更加严密。

市舶司对舶船货物进行抽分，是件大事，每年“预以番舶回帆”，市舶司就要“申命行省”，由行省派遣高级官员前来“监抽”[378]。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监抽官”。值得注意的是，至元法则中并没有提到“监抽官”，这应是至元三十年后出现的办法，说明元朝政府对市舶收入更为重视。当然，这种办法实际上为行省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三 禁止出口的货物

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忙古歹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唯铁不禁”[379]。这是元代见于记载最早颁布的关于出口物货的禁令。二十三年（1286）“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380]。二十五年（1288）八月，“御史台呈：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司申，广州官民于乡村籴米百石、千石至万石者，往往般运前去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拟合禁治。都省准呈”[381]。至元三十年的市舶法则中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382]

成宗元贞二年（1296），“禁舶商毋以金银过海”[383]。大德七年（1303）的一件文书中说：“金银、人口、弓箭、军器、马匹，累奉圣旨禁约，不许私贩诸番”。这一文书特别强调禁止蒙古人口和马匹私贩番邦。[384] 至大二年（1309）九月，元朝政府立尚书省，颁行至大银钞，为此颁发诏书，宣布各项有关措施，其中之一是：“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385] 延祐法则的第一条，便是禁止“下海”货物的种类：“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一百七下，船物俱行没官。若有人首告得实，于没官物内一半充赏。”[386]

至元法则规定：“舶商下海开船之际，合令市舶司轮差正官一员，于舶船开岸之日，亲行检视，各各大小船内有无违禁之物。如无夹带，即时开洋，仍取检视官结罪文状。如将来有人告发，或因事发露，但有违禁之物，及因而非理骚扰舶商，取受作弊者，并行断罪。”延祐法则除重复上述规定外，还在“但有违禁之物”后加上“决杖八十七下，解见任，降二等。受财容纵者，以枉法论”[387]。处罚更加具体。

对于进口的货物，没有任何的限制。

四 关于权贵、官员、宗教人士从事海外贸易的规定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政府推行“官本船”制度，同时规定“凡权势之家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388]。不久，“官本船”制度作了调整，关于“权势之家”不得“入蕃为贾”的禁令也有所放宽。至元三十年的法则中有几条规定，不再禁止他们“入蕃”经商，而是禁止他们“入蕃”经商时营私舞弊。“不拣什么官人每、权豪富户每，自己的船只里做买卖去呵，依着百姓每的体例，与抽分者。私下隐藏着不与抽分呵，不拣是谁首告出来呵，那钱物都断没，做官的每根底重要了罪过，勾当里教出去。于那断没来的钱物内三分中一分与首告人充赏”。当时行省、行泉府司和市舶司的官员，往往“勒令舶商户计稍带钱本下番，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及不依例抽解官课，又通同隐瞒，亏损公私”。至元法则规定不许令“百姓的船里稍带”钱物，如有违反，和逃避抽分同样处理。“过番使臣”（元朝派往海外诸国的使节），“不得以进呈物货为名，隐瞒抽分，如违，并以漏舶治罪，物货没官”。此外，“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影射避免抽分。今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等过番兴贩，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依例抽分，如违以漏舶论罪断没”。

成宗元贞二年（1296）八月，“诸使海外国者不得为商”[389]。说明这种现象仍很普遍。延祐元年的法则，基本沿袭了至元法则的有关规定，但有所改动。（一）这次法则中规定：“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番博易到物货，并仰依例抽解。如有隐匿”，经人首告，就要判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人中，新加上“诸王、驸马”，说明这些朝廷显贵也参与“入蕃”经商之列。（二）延祐法则上述条文紧接着说：“若有执把免抽圣旨、懿旨，仰行省、宣慰司、廉访司就便拘收。”至元法则中的规定是执把圣旨可以免抽，延祐法则则要“拘收”有“免抽”字样的圣旨、懿旨（皇后颁发的诏旨）。这说明当时权豪乞求此类圣旨、懿旨的现象已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以致政府不得不置皇家体面不顾，明令“拘收”。（三）延祐法则规定：“下番使臣在前讬以采取药材根买希罕宝货，巧取名分，徒费廪给，今后并行禁止。果有必合遣使者，从中书省闻奏差遣，其余诸衙门、近侍人等不得干预。朝廷若有宣索诸物，责令顺便番船纲首博易纳官。”而至元法则只是禁止“过番使臣”“隐瞒抽分”。总之，延祐法则对权贵、官员、宗教人士的“入番”经商，管理更加严格。这是因为这些人“入番”经商者为数越来越多，而且都利用手中的权力，逃避抽分，谋取暴利，严重影响政府的收入。元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管理。

五 外国商人的管理

至元法则中说：“夹带南番人将带舶货者，仰从本国地头于公验空纸内明白备细填附姓名、物货名件、斤重。至市舶司，照数依例抽税。如番人回还本国，亦于所坐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致将带违禁之物。”“夹带”显然是指番人乘坐中国商舶而言的。延祐法则的规定作了补充修正：“番国遣使赍擎礼物赴阙朝见，仰具所赍物色报本处市舶司秤盘检验，别无夹带，开申行省移咨都省。如隐藏不报，或夹带他人物货，不与抽分者，并以漏舶论罪断没，仍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其舶船果有顺带南番人番物者，从本国地头于元给舶船公验空纸内明白填付姓名并物货名件斤重，至舶司照数依例抽解。番人回还本国，亦于所在番船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如到番国不复回程，却于元赍公验空纸内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违犯，并依前罪，止坐舶商、船主。”显然，对于外国商人，元朝政府最重视的是入港时抽分，出港时“不许夹带违法之物”，和对待中国海商是相同的。

以上所述，是元代市舶法则的主要内容，也是元朝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几个主要方面。将这些内容付诸实施的机构，便是市舶司。元朝政府不断颁布诏令，加强海外贸易的管理，其主要目的是增加抽分和舶税的收入。至元二十六年（1289），“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390]。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在此以后的大德二年（1298），元朝政府“岁入之数”中金一万九千两，此外有银、钞等。如果至元二十六年与大德二年“岁入之数”大体相等的话，那么，市舶收入中“金”的部分要占“岁入”中金数的六分之一以上。珠子的价值更高，远在金、银之上。后来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御史台臣言：比赐不儿罕丁山场、完者不花海舶税，会计其钞皆数十万锭”[391]。这条记载比较含糊。所赐“海舶税”是否包括“抽分”，是部分还是全部，均不清楚，但“数十万锭”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元仁宗时，“帝赐帖失海舶，秃坚不花曰：‘此军国之所资，上不宜赐，下不宜受’”[392]。可见市舶收入在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 海外贸易的有关地区与进出口货物

元代海外贸易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发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所增多。元代中期成书的《南海志》（通常称为《大德南海志》），记录的海外通商国家和地区有140余处。[393] 元朝末年海商汪大渊编写的《岛夷志略》，列举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都是他“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394]。元代其他文献中（如《元史》）还记录了一些不见于以上两书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名字。

前代文献中通常将海外广大地区统称为“南海”“海南诸国”“海外诸国”（不包括日本、高丽），民间则有“上、下岸”和“深番”“浅番”之说。“上、下岸”是“以真腊、占城为上岸，大食、三佛齐、阇婆为下岸”[395]。“深番”“浅番”的区分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应与“上、下岸”差不多。元代则开始划分东、西洋，有的记载更进一步划分大东洋、小东洋、大西洋、小西洋。[396] 大体上以龙牙门（今马六甲海峡）和南无里（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为界，以西的印度洋地区为西洋，以东的南太平洋地区为东洋。东洋又以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岛）为分界，渤泥以东为小东洋。大、小西洋的区分则不清楚。新的区域划分，说明元代中国与海外联系加多，认识更加深入。

元朝的官方文献中提到舶船前往“回回田地里”[397]。“回回田地”相当于宋代的“大食诸国”[398]，也就是阿拉伯世界。汪大渊记述的波斯离（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天堂（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层摇罗（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麻呵斯离（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大食（今伊拉克的巴格达）等，都应在“回回田地”之列。14世纪初，杨枢驾驶“官本船”到西洋，又曾到忽鲁模思（今伊朗霍尔木兹，是位于波斯湾内的重要海港）。[399] 这些记载说明中国商船经常出入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港口，远至非洲的东北部。元代中国与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岛屿的海上来往也很频繁。元朝的官方文书说泉州出去的船舶前往“忻都田地里”[400]，“忻都田地”就是印度次大陆。忽必烈时期，元朝的使节曾到过马八儿（今印度次大陆南部）、俱兰（今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汪大渊记录的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岛屿的地名、海港名不下二十处。其中重要的有下里（今印度西南部港口）、古里佛（今印度西南部科泽科德）、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南部）、朋加剌（包括孟加拉国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北溜（今马尔代夫群岛）、高郎步（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等。中国商船常来这些地方或港口贸易，汪大渊说，沙里八丹的“富者”收买珍珠，“舶至，求售于唐人”。“唐人”即中国人，“舶”当然指的是中国商船。马可·波罗从中国出发经海道前往波斯湾，历经下里、俱兰等处，都提到“蛮子”（元代对中国南部居民的称呼）商船前往贸易。他还说，马里八儿（印度次大陆西南沿海地区）输出的香料等货物，大部分输往“蛮子大州”（指中国南部），西运的商品“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401]。14世纪中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拔图塔）说，由印度到中国的航行，只能乘坐中国的商船。他还说，中国商船常到俱兰、下里、古里佛等地，在古里佛他曾看见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402]

以上所说是西洋地区。东洋地区的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和中南半岛，离中国的距离相对近一些，在元代和中国的往来，相当频繁。《大德南海志》记载的印尼群岛地名有50 处左右，分布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马鲁古群岛、小巽他群岛等。《岛夷志略》记述印尼各岛地名有20余处。由两处记载，可知中国商人已深入印尼群岛各处，进行贸易。例如，文老古（在马鲁古群岛）的居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403]。泉州吴姓商人的商船曾到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在小巽他群岛东端）。[404] 菲律宾群岛不在主航线上，因而和中国建立联系较晚。宋代开始，有关菲律宾列岛居民来华的记载增多。元代文献中提到麻逸（在今民都洛岛）、三岛（又称三屿，今民都洛岛西南诸岛）、麻里鲁（今马尼拉）、苏禄（今苏禄群岛）等。三岛“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所附之“舶”，显然就是中国商舶。中国商舶到麻逸，“蛮贾（当地商人）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守信事终如始，不负约也”[405]。中南半岛上的国家有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今泰国北部）、罗斛（今泰国南部）、龙牙犀角（今泰国北大年）、佛来安（马来半岛东岸）、单马令（今马来半岛东北）、东西竺（马来西亚奥尔岛）、龙牙门等。交趾的海港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故服用习北俗”[406]。这里的“北客”，指的是中国商人，“北俗”即中国风俗。“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407] 中国商人李用，“航海历交趾诸国，货人优裕”[408]。真腊和中国来往甚多，常有中国商船前去，当地居民“欲得唐货”，“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国主内中，以销金缣帛为之，皆舶商所馈也。”[409] 东西竺“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簟，以售唐人”[410]。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商船与中南半岛贸易的繁荣。

元代中国与东、西洋地区贸易的频繁，从元朝货币的通行上可以看出来。当时商品交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区实行物物交换，有些地区用金、银作为交换的手段，但也有些地区已通行元朝的纸钞。某些地区的货币与元朝的纸钞之间，已存在比较固定的汇兑比例关系。如交趾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罗斛用子作货币，“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乌爹（今缅甸沿海一带）“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411]。类似的情况应该不在少数。

在中国东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历史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来往，有陆路，也有海路。元朝与朝鲜半岛上高丽王朝的联系，以陆路为主，但海道交往，仍有一定的规模。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舶货”中有新罗漆、高丽青器、高丽铜器、人参、茯苓、松子、榛子、松花等，都来自朝鲜半岛。[412] 高丽政府曾派人由海道到山东、江浙贸易。元朝末年，江南群雄割据，浙西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都通过海道与高丽联系，继续开展贸易。张士诚部属的一封信中便说：“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413] 可见彼此之间的海道贸易一直是存在的。

元朝前期，忽必烈发动大规模的对日战争，两国之间贸易中断。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才有日本商舶重新来庆元贸易。自此以后，日本商船接连来中国，但由于元朝政府的限制，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很少。武宗至大元年（1307），日本商舶因抽分与庆元市舶司发生冲突，在当地大肆焚掠，导致两国贸易再一次中断，不久又得到恢复。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木浦港附近海面发现的元代沉船，一般认为应由中国庆元出发，前往日本，在中途沉没的。船上满载瓷器和其他物品。这一发现，为元代中日之间贸易提供了物证。元代后期庆元进口的“舶货”中，也有不少来自日本的物品。

总的来说，元代由海道出口的中国货物，和过去一样，以纺织品和陶瓷器为主。行销东、西洋的纺织品，有五色绢、建阳锦、建宁锦、苏杭五色缎、诸色绫罗段匹和各种布等。其中尤以五色缎、五色绢最受欢迎。出口东、西洋的陶瓷器有青白花碗、大瓮、小罐、盆、水埕等。浙江处州出产的瓷器在东、西洋享有盛名，称为“处瓷”“青处”“处州磁水缸”等。[414] 真腊行销“泉州之青瓷”。江西浮梁景德镇在元代制作的青花瓷器，也已成为出口商品，但数量上难与处瓷、泉瓷相比。向日本、朝鲜半岛出口，亦以瓷器和丝织品为主。前已说过，木浦沉船中有大量瓷器。近年在辽宁绥中海域打捞元代沉船的遗物，已出水磁州（今河北磁县）窑瓷器一千余件，其中不乏精品[415]。这艘沉船很可能是沿渤海湾前往朝鲜半岛的。元末张士诚、方国珍通过海道赠送高丽国王的礼物中有彩缎、彩帛，[416] 说明丝织品为高丽所欢迎，无疑亦是贸易中的重要物品。前面说过，元朝政府颁布的市舶法则中，有禁止丝绵、段匹、销金绫罗出海贩卖的规定，但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执行过。

除纺织品和陶瓷器外，由海道出口的货物，还有金属和金属加工品、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等。贵金属（金、银）禁止出海，但据《岛夷志略》记载，东、西洋贸易用金、银的国家和地区有二十余处，如渤泥“货用白银、赤金”；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士拉）“贸易之货……云南叶金、金银”。显然是说中国商舶用金、银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在一般金属中，铁、铜及其制品在出口货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铁、铜制品有铁锅（鼎）、铁线、铁条、铜珠、铜鼎等。出口的金属还有锡、铅。日常生活用品有漆器、雨伞、草席、摩合罗（泥塑孩童像）、木梳、琉璃制品（珠、瓶）、绢扇等。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有米、酒、糖等，但比重不大。米的出口一度颇盛，很快便在禁止之列。[417] 由海道外销的货物还有乐器、药材（大黄、川芎、白芷等）、书籍、纸张等物。宋代铜钱大量由海道出口，造成钱荒，政府严令禁止，但效果不大。元朝统一以后，至元十九年（1282），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钞（纸币），元朝政府下令“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418]。这样做导致物价上涨，元朝政府不得不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419]。以后颁布的市舶法则，都禁止铜钱出口。这种禁令的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仁宗延祐五年（1318），有日本商船载客商五百余人，“意投元国庆元路市舶司博易铜钱、药材、香货等项”，被风吹到平阳州。[420] 可见铜钱仍是日本方面追求之物。而交趾、爪哇都行使铜钱，应该就是中国的铜钱。[421]

元代从东、西洋进口的货物，种类繁多。当时的记载说：“圣朝奄有四海……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指前代的广州地方志）之所书者。”[422] 元朝和海外地区的交往比起前代来更为广泛，由海道进口的物品无论品种或数量都应超过前代，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存元代广州方志所载“舶货”不过七十余种，显然有所取舍。[423] 元代庆元（今浙江宁波）所载“舶货”则有二百二十余种，比起宋代后期同一地区方志所载“舶货”一百七十余种有明显的增加。[424]

和前代一样，元代来自东、西洋的“舶货”，以香料、药材、珍宝为主，其次是布匹、皮货以及其他物件。元代广州地方志所载“舶货”，虽然品种不多，但分类比较简明，现转引如下：

宝物：象牙、犀角、鹤顶、真珠、珊瑚、碧甸子、翠毛、龟筒、玳瑁。

布匹：白番布、花番布、草布、剪绒单、剪毛单。

香货：沉香、速香、黄熟香、打拍香、暗八香、占城[香]、粗熟[香]、乌香、奇楠木、降香、戎香、檀香、蔷薇水、乳香、金颜香。

药物：脑子、阿魏、没药、胡椒、丁香、肉子豆蔻、白豆蔻、豆蔻花、乌爹泥、茴香、硫黄、血竭、木香、荜拨、木兰皮、番白芷、雄黄、苏合油、荜澄茄。

诸木：苏木、射木、乌木、红柴。

皮货：沙鱼皮、皮席、皮枕头、七鳞皮。

牛蹄角：白牛蹄、白牛角。

杂物：黄蜡、风油子、柴梗、磨末、草珠、花白纸、藤席、藤棒、子、孔雀毛、大黄、鹦鹉、螺壳、巴淡子。[425]

从日本和朝鲜半岛进口的货物，与东、西洋有很大的不同。从庆元的方志来看，来自日本的货物有硫黄、木材、金子（倭金）、水银、白银（倭银）、工艺品（折扇、螺钿器等）等。从朝鲜半岛进口的货物，已见前述。

元代通过海道进出口的货物对于国内的经济生活有明显的影响。纺织品和陶瓷的大量出口，促进了沿海地区纺织工业（特别是丝织业）和制陶、瓷业的发展，浙西、福建丝织业兴盛，浙东龙泉、福建泉州以及江西浮梁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都与海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进口的香料既是上层社会的消费品，也是药材，和其他药物一起，大大丰富了中医药的制作。各种“舶货”的输入，对国内市场的活跃，起了有益的作用。元代景德镇青花器的制作，是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得益于海外染料“回回青”的引进。

[1][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71页。

[2]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3]刘敏中：《济南李氏先茔碑铭》，《中庵集》卷9。

[4]《元史》卷15《张荣传》。

[5]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科差制度》。

[6]《元史》卷2《太宗纪》。

[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123《布智儿传》。

[9]《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6。

[10]《鲁不鲁乞东游记》，见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第190页。

[11]《元史》卷4《世祖纪一》。《元史》卷159《商挺传》亦说京兆宣抚司“印楮币”。

[12]《元史》卷150《何实传》。

[13]王恽：《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4。参看《元史》卷147《史天倪附史楫传》。

[14]《国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

[15]张起岩：《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国朝文类》卷50。

[16]《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6。

[17]《元史》卷4《世祖纪一》。

[18]《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19]《经世大典·赋典》，《国朝文类》卷40。

[20]《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21]《元史》卷206《奸臣·王文统传》。

[22]王恽：《中堂事纪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23]按，《元史·食货志·钞法》作九等，无三百文，应是漏记。现已发现三百文钞实物，见《中国古钞图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24]《元史》卷160《刘肃传》。

[25]《元史》卷5《世祖纪二》。

[26]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22。

[27]本段以上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28]《宝钞法》。

[29]《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30]陆文圭：《孙公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2。

[31]《元史》卷9《世祖纪六》。

[32]《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33]《元史》卷9《世祖纪六》。《元史》卷157《张文谦传》云：“时阿合马……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

[34]方回：《嵊县尹佘公遗爱碑》，《越中金石记》卷7。

[35]程钜夫：《民间利病·江南买卖微细宜许用铜钱或多置零钞》，《雪楼集》卷10。

[36]《元史》卷6《世祖纪三》。

[37]《元史》卷7《世祖纪四》。

[38]《元史》卷11《世祖纪八》。

[39]《元史》卷12《世祖纪九》。

[40]冯家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两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41]王树柟：《新疆访古录》。

[42]《西藏萨迦寺发现的元代纸币》，《文物》1975年第9 期。《青海文物考古工作二十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二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3]《元史》卷9《世祖纪六》。

[44]《通制条格》卷18《关市·私》。

[45]《元史》卷12《世祖纪九》。

[46]吴澄：《刘忠献公行状》，《吴文正公集》卷43。

[47]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22。

[48]《宝钞法》。

[49]《刘忠献公行状》。

[50]《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51]胡祗遹：《宝钞法》。

[52]胡祗遹：《宝钞法》。

[53]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54]《民间利病·江南买卖微细宜许用铜钱或多置零钞》，《雪楼集》卷10。按，程钜夫上奏在至元二十四年。

[55]《宝钞法》。

[56]《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整治钞法》。

[57]《元史》卷13《世祖纪十》。

[58]《元史》卷13《世祖纪十》。

[59]前面征引文献中所说黄金一两值钞十四贯八百文是入库价。

[60]《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61]吴澄：《刘忠献公行状》，《吴文正公集》卷43。

[62]《元典章》卷1《诏令》。

[63]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忽必烈宠信的权臣桑哥建议立尚书省，经忽必烈批准。桑哥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首脑。成立这一机构旨在削弱中书省的权力。改革钞法是尚书省成立以后的第一件大事。

[64]《元史》卷173《叶李传》，卷205《奸臣·桑哥传》。

[65]陶宗仪：《辍耕录》卷19《至元钞样》。

[66]郑介夫：《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67]《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68]《元典章》卷22《户部八·课程·用中统至元钞纳课》。

[69]《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0]《元典章》卷22《户部八·课程·用中统至元钞纳课》。

[71]《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72]《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禁治茶帖酒牌》。

[73]《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74]《元史》卷18《武宗纪一》。

[75]《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平准库官资品》。

[76]《元史》卷19《成宗纪二》。

[77]《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7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0]《元史》卷23《武宗纪二》。

[81]《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2]《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3]《元史》卷23《武宗纪二》。

[84]《元史》卷23《武宗纪二》。

[85]《元史》卷93《食贷志一·钞法》。

[86]《元史》卷93《食贷志一·钞法》。

[87]《元史》卷23《武宗纪二》。

[88]《元史》卷178《王约传》。

[89]《元史》卷23《武宗纪二》。

[90]《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

[91]《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

[92]《至正金陵新志》卷3《金陵表》。《元典章》卷21《户部七·仓库·把坛库子》有诏书的节文。

[93]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卷11。

[94]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卷11。

[95]虞集：《杨襄愍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0。

[96]《元史》卷175《敬俨传》。

[97]《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98]欧阳玄：《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10。

[99]《滋溪文稿》卷26。

[100]《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

[101]《江西乡试策问又拟二道》，《吴礼部集》卷19。

[102]见《四库全书总目》卷84《史部·政书类存目二》。此书已佚。文中“不及二万锭”似应为“不及二千万锭”之误。

[103]《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104]《元史》卷138《脱脱传》。

[105]《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106]有的记载说，偰、武二人知道脱脱要有所作为“以震耀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以无穷”，故投其所好，建议改法。见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07]《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108]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见《元代货币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9]《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

[110]《元史》卷42《顺帝纪五》。

[111]《元史》卷43《顺帝纪六》。

[112]《元史》卷92《百官纪八》。

[113]《元史》卷42《顺帝纪五》。

[114]《元史》卷42《顺帝纪五》。

[115]危素：《浸铜要略序》，《危太朴文集》卷10。

[116]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22。

[117]王祎：《泉货议》，《王忠文公集》卷15。

[11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钱币》。

[119]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120]《元史》卷44《顺帝纪七》。

[121]《元史》卷45《顺帝纪八》。

[122]《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123]《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124]《元史》卷205《奸臣·搠思监传》。

[125]《东南民》，《竹斋诗集》卷2。

[126]顾瑛：《乙未五月口号》，《玉山璞稿》。

[127]《农田余话》卷上。

[128]刘埙：《呈州转中廉访分司救荒状》，《水云村泯稿》卷14。

[129]杉村勇造：《元公牍拾零》，《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130]《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131]《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

[132]《至正直记》卷1《楮币之患》。

[133]王祎：《泉货议》。

[134]王祎：《泉货议》。

[135]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136]王祎：《泉货议》。

[137]王祎：《泉货议》。

[13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139]叶子奇：《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

[140]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22。

[14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7。

[142]《元史》卷65《百官志一》。

[143]《元史》卷65《百官志一》。

[144]《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145]《元史》卷5《世祖纪二》。

[146]《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47]《元史》卷163《马亨传》。

[148]《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49]《元史》卷5《世祖纪二》。

[150]胡祗遹：《李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7。

[151]《元典章》卷9《吏部三·仓库官·平准行用库副例》。

[152]《大德昌国州志》卷5《叙官》。

[153]《元典章》卷26《吏部三·仓库官·平准库官员品》

[154]《通制条格》卷14《仓库》。

[155]《元史》卷7《世祖纪四》。

[156]《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57]《元典章》卷9《吏部三·仓库官》

[158]《至正金陵新志》卷6《官守志》。

[159]《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160]《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61]《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住罢银钞铜钱行使中统钞》。

[162]《元史》卷42《顺帝纪五》。

[163]《元史》卷92《百官志八》。

[164]《元史》卷43《顺帝纪六》。

[165]《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166]《元史》卷162《李德辉传》。

[167]《元史》卷159《赵璧传》。

[168]《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伪钞》。

[169]《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170]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咨，见《南台备要·整治钞法》，《永乐大典》卷2611。

[171]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咨，见《南台备要·整治钞法》，《永乐大典》卷2611。

[172]《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73]《元史》卷192《林兴祖传》。

[174]王祎：《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18。

[175]《太平策》。

[176]《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挑补钞罪例》。

[177]《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78]《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买使挑钞断例》。

[179]《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行用宝钞不得私准折》。

[180]《南台备要·整治钞法》，见《永乐大典》卷2611。按此为至治二年五月中书省的文件。

[181]《元典章》卷47，《刑部九·诸赃二·库官侵使昏钞》。

[182]《元典章新集》《户部·钞法·接倒假伪掐补昏钞罪名》。

[183]《南台备要·整治钞法》，《永乐大典》卷2611。

[184]《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禁贩私》。

[185]《元史》卷96《食货志四·惠民药局》条云：“云南行省，真巴一万一千五百索”。不少云南元代碑刻中亦有“真巴”的记载，见方国瑜《云南用贝做货币的起始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86]《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87]王恽：《故云中高君墓碣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61。

[188]王恽：《平阳程氏先茔碑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6。

[189]《元史》卷4《世祖纪一》。

[190]《元史》卷5《世祖纪二》。

[191]《元史》卷134《月合乃传》。

[192]《元史》卷5《世祖纪二》。

[193]《元史》卷6《世祖纪三》。

[194]《元史》卷8《世祖纪五》。

[195]《论聚敛》，《紫山大全集》卷22。

[196]王结：《善俗要义》《文忠集》卷6。

[197]《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拘滞车船》。

[198]《元典章》卷3《圣政二·救灾荒》。

[199]《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

[200]《农书》《农器图谱集一·田制》。

[201]《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

[202]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十九·木绵序》。

[203]乔孟符：《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元曲选》第795页。

[204]《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205]《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06]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16。

[207]《至正金陵新志》卷4上《疆域志》。

[208]《至顺镇江志》卷2《坊巷》。

[209]杨瑀：《山居新话》。

[210]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1—22页。

[211]《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碑》，《两浙金石志》卷15。

[212]《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213]《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杂禁·禁私斛斗秤尺》。

[214]《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15]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文集》卷7。

[216]苏天爵：《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记》，《滋溪文稿》卷3。

[21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218]苏天爵：《王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219]《至顺镇江志》卷13《驿传》。

[220]参见本书第十七章《诸色课程（下）·商税》。

[221]《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

[222]《出越城至平水记》，《诚意伯文集》卷6。

[223]《续古今考》卷18《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224]卢琦：《过一溪桥》，《元诗选初集·圭峰集》，第1799页。

[225]《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226]李京：《云南志略》。

[227]《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聚众·住罢集场聚众等事、禁罢集场》。

[228]刘敏中：《阳丘崔氏先茔之记》，《中庵集》卷10。

[229]程钜夫：《姚长者碑》，《雪楼集》卷7。

[230]吴莱：《韩蒙传》，《渊颖集》卷9。

[231]陆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3。

[232]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10。

[233]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先生古乐府》卷5。

[234]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集》卷15。

[235]傅若金：《覆舟叹》，《傅与砺文集》卷3。

[236]《元史》卷134《朵罗台传》。

[237]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

[238]《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239]《元史》卷205《奸臣·阿合马传》。

[240]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41]《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242]《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243]宋濂：《刘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6。

[244]宋濂：《王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6。

[245]宋濂：《萧府君阡表》，《宋文宪公全集》卷15。

[246]许肯岩：《千户杨公墓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7。

[247]关汉卿作，《元曲选》，第1368—1388页。

[248]作者佚名，《元曲选》，第1389—1409页。

[249]作者佚名，《元曲选》，第386—403页。

[250]胡祗遹：《行商》，《紫山大全集》卷4。

[251]《通制条格》卷18《关市·牙保欺蔽》。

[252]《元史》卷13《世祖纪十》。

[253]《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254]《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255]《元典章》卷18《关市·官牙》。

[256]《紫山大全集》卷22。此文应作于胡祗遹至元十九年任济宁路总管后。

[25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

[258]《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259]《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杂禁·禁私斛斗秤尺》。

[260]《元典章》新集《户部·盐课·拯治盐法》。

[261]宋濂：《李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5。

[262]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88—189页。

[263]徐元瑞：《吏学指南》。

[264]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265]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266]《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267]王恽：《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268]《元史》卷2《太宗纪》。

[269]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0。

[270]《元史》卷6《世祖纪三》。

[271]《元史》卷11《世祖纪八》。

[272]《元史》卷22《武宗纪一》。

[273]《元史》卷24《仁宗纪一》。

[274]《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

[275]《元典章》卷27《户部十三·斡脱钱·斡脱钱为民者倚阁》。

[276]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牧庵集》卷13。

[277]《元史》卷13《世祖纪十》。

[27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279]《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19418。

[280]《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

[281]《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

[282]《通制条格》卷7《军防·禁治扰害》。

[283]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文集》卷7。

[284]《嘉兴资圣禅寺长生修造局记》，《两浙金石志》卷15。

[285]黄溍：《报恩万岁贤首教寺长生田记》。

[286]王明清：《投辖录》。

[287]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288]《元典章》卷27《户部十三·私债·放债取利三分》。

[289]《元典章》卷27《户部十三·私债·多要利钱本利没官》。

[290]《元曲章》卷27《户部十三·私债·放粟依乡原例》。

[291]《元曲选》，第1499—1517页。

[292]《元曲选》，第53—69页。

[293]《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86—187页。

[294]佚名：《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元曲选》第294页。

[295]《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

[296]《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僧道教门清规》。

[297]《元典章》卷27《户部十三·解典·解典金银诸物并二周年下架》。

[298]《通制条格》卷27《杂令·解典》。

[299]《通制条格》卷27《杂令·解典》。

[30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01]《元史》卷10《世祖纪七》。

[302]《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303]《元史》卷10《世祖纪七》。

[30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圣铁》。参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圣铁》。

[305]郑麟趾：《高丽史》卷28《忠烈王世家一》。

[306]《元史》卷11《世祖纪八》。

[307]《元史》卷22《武宗纪一》。

[308]《元史》卷24《仁宗纪一》。

[309]《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310]《元史》卷19《成宗纪二》。

[311]胡祗遹：《八蛮来朝诗》，《紫山大全集》卷7。

[312]《经世大典·站赤三》，见《永乐大典》卷19418。

[313]《成宪纲要·驿站》，见《永乐大典》卷19425。

[314]《成宪纲要·驿站》，见《永乐大典》卷19425。

[31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316]《元史》卷35《文宗纪四》。

[317]《元史》卷8《世祖纪五》。

[318]《元史》卷13《世祖纪十》。

[319]《成宪纲要·驿站》，见《永乐大典》卷19425。

[320]《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321]《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

[322]《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

[323]《元史》卷13《世祖纪十》。

[32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25]《元史》卷205《奸臣·铁木迭儿传》。

[32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27]《元史》卷25《仁宗纪二》。

[328]《元史》卷25《仁宗纪二》。

[329]《元史》卷27《英宗纪一》。

[33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31]《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32]《元史》卷28《英宗纪二》。

[333]《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34]《元史》卷38《顺帝纪一》。

[335]元顺帝时，“中政近臣谋发蕃舶规取息，王（铁木儿达识——引者）言：与商贾争利，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黄溍：《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据碑文所记，此事应在铁木儿达识任中书平章政事（至正元年，1341年）后。中政院是掌管中官财赋的机构，它“谋发蕃舶”目的是为皇后牟利无疑，与元统二年之事雷同。但《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未载此事。由此亦可见“官本船”遭到反对，难以实行。

[336]黄溍：《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5。

[337]《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38]《经世大典·站赤四》，《永乐大典》卷15919。

[339]《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40]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41]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42]《元典章》卷28《户部八·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43]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王常宗集》补遗。见前引。

[344]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王常宗集》补遗。见前引。

[345]《辍耕录》卷23《圣铁》。

[346]“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见《南村辍耕录》卷27《金甲》。按，元嘉定州今属上海。又，“嘉定地濒海，朱、管二姓为奸利于海中，致货巨万”。（宋濂：《汪先生神道碑》，《宋文宪公全集》卷17。）

[347]《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

[348]《辍耕录》卷5《朱张》。

[349]《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

[350]《弘治太仓州志》卷1《沿革》。

[351]《元史》卷23《武宗纪二》。

[35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53]《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5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55]南宋市舶抽分标准屡有变化，最初细色十分抽一，粗色十五分抽一，南宋后期一度改为细色五分抽一，粗色七分半抽一，后因太重舶商不来又降低。见《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著）第80—81页。

[35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57]《元史》卷12《世祖纪九》。按原作“粗者十之五”，中华书局校注本据《元典章》及《元史·食货志》改。从南宋的有关规定来看，这一改动是合理的。

[35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59]《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60]《元史》卷25《仁宗纪二》。

[361]《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362]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至元市舶法则。

[363]延祐元年法则中改为“止许带柴水船一只，八橹船一只”。

[364]延祐元年法则下有“碇手某人”。

[365]延祐元年法则下有“及数外多余将带”。

[366]延祐法则作“监搬入库”。

[367]《元史》卷184《王克敬传》。

[368]《元史·王克敬传》说“拗番者例藉其货”。延祐法则作：“即从漏舶法，决杖一百七下，财物没官”。是加重了处罚，还是至元法则文字有脱漏，尚难断定。

[369]延祐法则作：“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下，船物俱行没官”。

[37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71]《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72]《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泉福物货单抽分》。

[373]《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74]《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法则二十三条》。

[375]《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法则二十三条》。

[376]《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377]《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市舶》。

[378]程端礼：《监抽庆元市舶右丞资德约苏穆尔公去思碑》，《畏斋集》卷5。

[379]《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8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81]《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382]《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

[383]《元史》卷19《成宗纪二》。

[384]《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杂禁·禁下番人口等物》。

[385]《元史》卷23《武宗纪二》。

[386]《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387]《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38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389]《元史》卷19《成宗纪二》。

[390]《元史》卷15《世祖纪一、二》。

[391]《元史》卷26《仁宗纪三》。

[392]《元史》卷169《贾昔剌传》。

[393]此书有残本传世，《永乐大典》中亦有保存。“市舶”部分，见《永乐大典》卷11907。

[394]《岛夷志略》后序，见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5页。

[395]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沉香》，又见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阇婆国》。

[396]《大德南海志·市舶》。其中未载“大西洋”，但由大东洋、小西洋可推知应有大西洋。

[397]《通制条格》卷27《杂令》。

[398]《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大食诸国》。

[399]黄溍：《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5。

[400]《通制条格》卷27《杂令》。

[401]《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下册，第174—177章。

[402]《伊本·拔图塔亚非旅行记》，吉朋（H.Gibb）英文节译本，1929年，第235页。

[403]《岛夷志略校释》，第204页。

[404]《岛夷志略校释》，第23页。

[405]《岛夷志略校释》，第34页。

[406]《大越史记全书》卷5《陈纪一》。

[407]黎：《安南志略》卷1《边境服役》。

[408]同恕：《李君和甫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409]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410]《岛夷志略校释》，第227页。

[411]《岛夷志略校释》，第51、114、376页。

[412]《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市舶物货》。参见《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市舶》关于高丽物品的记载。

[413]郑麟趾：《高丽史》卷29《恭愍王世家二》。

[414]《岛夷志略》有关各条记载。

[415]张威：《海底七百年》，《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

[416]《高丽史》卷39、40、41《恭愍王世家二、三、四》。

[417]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广州官民于乡村籴米百石、千石至万石者，往往搬运前去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拟合禁治”。（《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

[41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419]《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420]《康熙温州府志》卷3《杂志》。

[421]《岛夷志略校释》第51、159页。

[422]《大德南海志·市舶》，见《永乐大典》卷11907。

[423]《大德南海志·市舶》，见《永乐大典》卷11907。

[424]《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市舶》。

[425]《大德南海志·市舶》。

第四编 赋役和财政

第十三章 户籍制度

从蒙古国到元朝，先后进行过四次人口登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户籍制度。蒙古国和元朝政府，将管辖下的百姓，划分为各类户，当时称为“诸色户计”，分别承担不同名目的赋役。同时又按财产丁口的差别，将百姓划分三等九甲，即户等，以此作为摊派赋役多少的依据。诸色户计和户等的划分，是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重要内容，与赋役的承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 户口登记

蒙古国灭金后，很快便在“汉地”（原金朝统治的地区）进行户口登记。这次户口登记主要是在乙未年（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进行的，元代文献中常称之为“乙未括户”。“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1]。

“乙未括户”时曾发生一场争论。“甲午，诏括户口，以大臣忽虎领之。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至是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2] 所谓“以丁为户”应是一丁一户，这和“汉地”的父系家长制家庭结构显然是不一致的。“以丁为户”势必引起混乱。窝阔台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表明他认识到了“汉地”与蒙古的差异。而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括户”实际上使原来隶属于贵族、将领的“各有所主”的人户，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

“朝廷初料民，令敢隐实者诛，籍其家。”[3] 为了登记户口，蒙古国采用的手段是很严酷的。“制以籍为定，互占它县以死论。有潞民马医常氏避役匿河内王帅家，事露，[公]（断事官耶律买奴）抵常以死，意在籍没州将，且用耸动诸道。先君（行台都事王天铎）辨之曰：‘常罪止于逋，论死则非制书本意’。公怒曰：‘脱有误，并汝坐之’。反复辨明，常竟获免。”[4] 王天铎强调常氏逋逃（登记后逃往他乡），因而可免死罪。由此例可见当时确有“隐实者诛”和籍没的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是很罕见的。而在登记结束后，“有司欲印识人臂，师（僧海云）力白于忽都护（即忽虎）大官人曰：‘人非马也，既皆归服国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广，纵复逃散，亦何所归，岂可同畜兽而印识哉！由是印臂之法遂止”[5]。在草原游牧贵族看来，统治下的百姓与牲畜并无多大区别，马须烙印，百姓也要烙臂，作为登记在册的标志。和“以丁为户”一样，这种想法经劝阻未曾推行。在这次户口登记中，蒙古贵族企图推行草原的统治方式，但终于接受了“汉地”原有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乙未括户”是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在“汉地”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乙未括户”的具体做法，文献中缺乏记载。至元八年颁布的《户口条画》（见下）中提到，军、站户要“一户户检照乙未、壬子籍册，对证分拣，定造到备细文册”；“乙未年另籍驱户，钦依哈罕皇帝（窝阔台）圣旨，便是系官民户”；“乙未、壬子二年本使户口附籍驱口”，“漏籍驱口”，等等[6]，说明乙未籍上记载诸色人户的归属和良贱身份。后来，乙未户籍一直是确认身份的重要依据。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诸势家言：有户数千当役属为私奴者，议久不决。[张]文谦谓：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之为法”[7]。

“乙未括户”是否进行资产（土地、房屋、牲畜等）登记，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列代户口登记的同时都进行资产登记，后来元朝的括户亦有此内容，“乙未括户”应不例外。而且，在此次括户以后，立即制定各种赋税之法，其中有田赋，分上、中、下及水田四等。如果不曾进行资产调查，则田赋征收便难以进行。蒙哥汗时期，僧、道发生争论，僧胜道败，蒙哥命道士将三十七处寺院退出付与僧人，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命人上奏，“依着胡睹虎那演抄数已后，不许改正”[8]。胡睹虎即忽（都）虎，那演是蒙语音译，意为官人。显然，寺院物产，在“抄数”之列。此亦可作为“乙未抄户”登记资产之例证。

第二次户口登记，在蒙哥汗二年（1252）举行。“二年壬子……是岁，籍汉地民户。”[9] 此次登记，“增户二十余万”[10]。这次籍户由蒙古国汗廷派遣使者到各地监督，声势是很大的。“既而籍诸路户口，以[马]亨副八春、忙哥，抚谕西京、太原、平阳及陕西五路，俾民弗扰。”[11] 但实施过程中，弊端甚多，“余使者多以贿败，惟亨等各赐衣九袭”[12]。后来，至元八年元朝政府重新籍户，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壬子籍户时“前行尚书省不曾仔细分拣”，事后引起很多争论。

中统三年（1262）三月，中书省奏：“达达民户壬子年虽是青册上附籍，元在达达牌子里当差发的，分付各投下当差发身役。”[13] 这里所说在“青册上附籍”的达达民户，相对于“元在达达牌子里”而言，显然是指在“汉地”生活者而言，他们在壬子年也被登记入册。蒙古户口如此，色目户亦应如此。至元八年籍户时颁布的《条画》中说：“回回、畏吾儿户，钦奉先帝圣旨，不拣什么人底民户，州城内去了的人，只那住的地面内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一体应当者。”[14]“先帝”指蒙哥汗，就现居地应当差发站役，其前提就是在当地入籍，说明色目人户确在壬子年登记之列。

从上面这条记载还可看出，壬子年的户籍称为“青册”。在此以后的一些记载也把户籍称为“青册”。大德三年（1299）枢密院的一件文书中说，晋王派人要求将原属自己的汉军从军籍中除名，此类事以前也发生过，“俺每世祖皇帝根前奏来：‘青册里籍定的军每似这般除豁了呵，军的数目减少的一般’。么道，奏呵。‘但是青册里人去了的，折莫是谁呵，休除豁者，依前教做军者’。么道，圣旨有来”[15]。“青册里籍定的军”指的是户籍册上登记的军户，只要以军户身份在青册上登记，便不能豁免。可以认为，蒙古国和元朝，都称户籍为“青册”。其得名之由来，很可能由于户籍的封面用青色的纸（或布），就像明代的黄册以黄纸为封面一样。

关于“青册”一名，可以追溯得更早。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时，对义弟失吉忽秃忽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16] 则刊载各种政府公文的簿册，均称为青册。失吉忽秃忽即胡（都）虎。武宗至大元年（1308）九月，“万户也列门合散来自薛迷思干等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赐银钞币帛有差”[17]。可知成吉思汗时代已有户口青册之名。也就是说，户门籍册称为“青册”，源自蒙古建国之初。

至元七年（1270）五月，“括天下户”[18]。这是第三次大规模户口登记。所谓“天下”，仍是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农业区。“既而御史台言：所在捕蝗，百姓劳扰，括户事宜少缓，遂止。”“八年三月，尚书省再以阅实户口事奏《条画》，诏谕天下。”[19] 因此，这次括户实际上是在八年（1271）进行的。这次括户比原来“又增三十余万”[20]。

至元八年三月颁发的《户口条画》说：“据尚书省奏，乙未年元钦奉合罕皇帝圣旨抄数到民户，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官员分拨已定。壬子年钦奉先帝圣旨从新再行抄数，当时前行尚书省不曾仔细分拣，至今二十年间争理户计，往复取勘，不能裁决，深不便当。今次取勘诸色人户，检会到累降圣旨，钦依分拣定夺各各户计，拟到逐款体例，所据取勘到合当差发户数，依已降圣旨，再不添额，并令协济额内当差人户事。准奏。”[21] 可见这次括户重点是“分拣定夺各各户计”。从蒙古国到元朝，百姓身份有驱良之别和诸色户计之别。至元八年的“分拣”，一是确定编户齐民的驱、良身份，二是确定其属于诸色户计中的哪一种。此次括户编制的户口籍册，肯定对各户的身份有明确的记载。自此以后，北方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登记。

第四次户口登记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举行。这一年二月，“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同年十月，“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22]。为此颁布的“圣旨”中说：“不以是何投下大小人户，若居山林畬洞，或于江湖河海舡居浮户，并赴拘该府州司县，一体抄数，毋得隐漏。据抄数讫户计，有司随即出给印押户贴，付各户收执。于内土居寄住人户，编立保甲，递相觉察，毋令擅自起移。隐漏口数，裹攒户口，死罪。邻佑漏报人口，知情不首，一百七下；漏报事产，七十七下。”[23] 可知此次户口登记，要求是很严格的。山林湖海的浮户，都在登记之列，隐漏作弊者要处死刑。登记的内容，除户口外，还有“事产”。登记之后，有司发给各户以“印押户贴”。这次户口登记在江南引起很大震动。人心动摇。至元二十八年（1291）三月，忽必烈颁布“圣旨”安定人心：“江淮迤南，近因抄数户口，民间意谓科取差发，致生惊疑。自来户籍乃有司当知之事，其勿惊惧”[24]。

江南不少地方志登载的元代户口数，一般是这一次登记的结果。以元代的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为例，“大元二十七年本路所籍户口”，其中“在城录事司”，户18205，口94992。这些户口中“南人户”15104，又分“军、站、人匠户”和“无名色户”：“北人户”又分“色目户”与“汉人户”。其他各县大体相同。[25] 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元代镇江的方志。该书载“至元庚寅（即二十七年）籍民之数”，分“土著”“侨寓”两大类，所谓“土著”即“南人户”，所谓“侨寓”即“北人户”。“土著”中分民、儒、医、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弓手、财赋、海道梢水、匠、军、乐人、龙华会善友和驱，“侨寓”分蒙古、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和驱[26]。可以看出，这次户口登记时对于诸色户计的区别是特别重视的。

元代文献记载至元二十六年江南籍户情况说：“朝廷以内附既毕，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于海隅，不知奉行，民多惊扰。公（马煦）在庐州，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庐民独不知害。”[27] 马煦时任庐州路同知，他的办法是让居民自行申报“丁口产业”。这种办法叫作“手实”。唐代户口登记就是采取这种办法。金朝每当籍户时，“州县以里正、主首……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28] 至元八年分拣户口的《条画》中，数次提到“手状”：“诸正军今次手状”，“诸正军并贴户户下合并裹攒户今次手状”，“不经收差户计今次手状”，“手状称打捕户不纳皮货亦不当差之人”，等等。[29]“手状”即“手实状”。可以认为，在前三次括户中亦采用“手实”之法。

元代大规模的户口登记，只有以上四次。蒙古国和元朝政府举行户口登记，目的在于弄清编户齐民的数目，在此基础上，征收摊派各种赋役。在户口登记时，特别重视“分拣定夺诸色户计”，以及登记“事产”，实际上便是作为征收派赋役的依据。蒙古国和元朝政府，根据户口登记的资料，编制鼠尾簿，官府征收赋税，摊派差役，都以鼠尾簿为准。这在下面还会说到。

历代户籍制度，都有定期举行户口登记的规定，如唐代三年一造户籍，宋朝每逢闰年重造户口版籍，金代三年一籍等。但是蒙古国和元朝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忽必烈时期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胡祗遹说：“匹夫之身不数年之中有疾病旺衰，数口之家或子侄兄弟衰旺，或家业兴衰……此造物消长之理。故前人之为政，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覆实无伪，验其力之增减而轻重其赋役，黠吏奸民不能诡伪，一富一贫不待申诉，如指诸掌，故下无妄讼，官无繁文，无废事，良以此也，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中间亦有实是消乏独夫寡妻孤子无产业者，亦不能辨明。”[30]“自壬子籍户，到今三十余年。上策莫若再籍，以籍为定。”[31] 上面说过，至元七年籍户重在“分拣”，而不是重新登记，故说壬子以后三十余年未曾籍户。从胡祗遹所说可以看出，户籍不能及时更新，造成摊派赋役的混乱。元平南宋后，治书侍御史王恽上《便民三十五事》，其中之一是“括户土断”，他说：“国家自壬子岁抄数后，迄今未尝通检，中间等第高下，大成偏重。故唐制三载一定户，每岁一团貌，恐因仍旧额，贫者转贫，富者愈富，况三十年之久。稍候年岁丰收，民大安息，合行从实检括，察其存亡，均其贫富，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不然，是纵令州县每岁增减高下，以滋官吏之弊。”[32] 壬子以后三十余年“未尝通检”，所说与胡祗遹相同。王恽与胡祗遹一样，都主张重新籍户，但是，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元朝政府未能实行定期更新户籍之制，是政治体制混乱的表现；而这种状态的长期延续，又加深了社会的矛盾。

至元二十七年江南括户时规定，登记以后，发给“印押户帖”。胡祗遹在讨论汉军军籍时主张：“自开国签军累至近年，宜验各签年份，辟举廉干官吏，分路排门，据即目实在丁口事产物力符同，给户帖，造籍册”[33]。汉军是从北方居民签发的，可知北方亦有户贴（帖）。宋代有户帖，金代有无户帖缺乏记载。元代的户帖，显然沿袭前代的制度。但是，关于元代户帖的内容，已不可得知。明初，朱元璋置户籍、户帖，户帖上开列户主姓名、贯址、役籍、全家丁口姓名年龄，户中事产。户帖分作两联，编以字号，骑缝处盖户部印，一联给户主收执，即为户帖，一联存户部，即为户籍。料想元代的户帖，亦应相去不远。

第二节 诸色户计

元代官方文书中常见“诸色户计”一词。“色”是种类的意思，“诸色”就是各种类。“计”指账簿，唐代的“计账”，就是户籍的一种，“户计”即指户籍而言[34]。“户计”与“诸色”联在一起，则指户籍上登记的各种户（军、站、民、医等）而言。

元代户的名称极多，估计不下于百种[35]。这些户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1）种族。蒙古国和元朝将全国居民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有说明。四等人制是以种族为基础划分的，见诸记载的南人户、北人户、蒙古户、“回回”人户、契丹户、女真户等名称，便是由此产生的。（2）等级。元代和前代一样，有良、贱之分，贱民主要是驱口（奴仆），有家的即称驱户，此外有断案主户（犯罪没入官府或给予事主的罪人家属）等。（3）职业。原来从事某种职业并得到政府承认者。如从事宗教职业，有僧户、尼户、道户、龙华会善友户，答失蛮户、迭里威失户、也里可温户等。以及读书的儒户，治病的医户等。（4）政府指定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户，主要军户、站户、医户、盐户等。还有糯米户、胭粉户、沙鱼皮户等，专门生产某种物件进贡，亦可归入此类。（5）政府分拨与投下或机构的人户，有专门的名称，如投下户、财赋户（隶属于财赋总管府）等。此外，各种户因负担赋税数量不同，而有全科户、半科户之类名称，因为户籍登记的不同情况而有协济户、漏籍户、窎户之类名称，这些都不在“诸色户计”之内。而没有专门名称的人户，便称之民户。民户既包括农村也包括城市中的居民。既包括农民（他们无疑是民户中的大多数），也包括从事其他职业（如商业）的人户。

上述各种户是以不同标准划分的，因而其间不免有交叉和混淆。例如以种族区分为蒙古户、汉人户，但依政府指定又有军、站之分，于是便有蒙古军户、汉军户、蒙古站户、汉人站户等名称。“诸色户计”的含义也不是非常明确的，有时泛指各种户，更多时则指上述第（3）、（4）两项即政府承认的各种职业人户和指定从事各种工作的人户而言。因为按这两项标准划分的人户，与政府的运作关系密切。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将这二项人户加以混淆，以为第（4）项亦是按职业划分，其实不然。宗教职业户和儒、医户都是原来从事该项职业，经过政府认可后，便在户籍上自成一类，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而军、站、匠、盐等户，则是政府根据需要，在民户（有时也从其他户）中强行签发的。签充后，就必须出于当军、当站，到政府局院中服役，在盐场中煮盐等。这些户中情况又有所区别。被签充匠、盐等户的人户中，有的原来便从事煮盐或从事工技，但也有不少与这些工作并无关系；而签充军、站的人户，一般原来既非军人，又与驿站无关。

“诸色户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乙未括户”时，已有驱口与僧、道、站户等名称。“乙未括户”后，为了战争和管理的需要，各种户名不断涌现。“壬子括户”时，军、匠、盐、站、打捕、儒、“回回”、畏吾儿、答失蛮、迭里威失等户名均已存在[36]。可以说，“诸色户计”的格局，在此时已基本形成。忽必烈上台后，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诸色户计”的制度。

蒙古国和元朝政府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各种户，统称之为“诸色户计”，实际上是要他们分别承担国家运行所需的各种封建义务。军户出丁当兵，是军队成员的来源；站户出丁应当站役，保证驿站的运行；盐户在盐场煮盐，按定额上交，国家才有可能实行食盐专卖，获得巨额的收入。即使各种宗教人户亦有其义务，便是“告天祝寿”，为统治者祈祷长生。各种户（民户以外）承担的不同义务，当时亦称之为役，如军役、站役、匠役等。民户需承担田赋、科差、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而民户以外的各种户，则因各自承担不同的役，因而在田赋、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方面，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

为了保证“诸色户计”制度的运行，蒙古国和元朝政府都规定各种户计，一旦入籍，便不许更动，而且世代相袭。大德十年（1306）五月发布的诏书中说：“诸色户计，已有定籍，仰各安生理，毋得妄投别管名色，影蔽差役，冒请钱粮。违者许邻佑诸人首告，并行治罪。”[37] 类似的诏令，在元朝曾多次发布。“但是军籍里入去了的，不拣是谁的，休回付者。”这是成宗铁穆耳针对宗王索要军人时说的话[38]。军户如此，其他各种户亦如此。各种户大多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官员，有的由地方行政官员兼管（如北方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诸军奥鲁），有的则自成体系（如盐务系统）。在元代，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所属的户籍。以科举为例，应试者除了申报乡贯之外，还须申报所属户籍，蒙古、色目人还要申报民族[39]。

各种户的划分是固定的，但并是一成不变的。军户、站户破产贫困，可以放还，重新成为民户。而有些户（军、站、盐等），由于承担义务的繁重，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本身丁口、资产变化等原因，出现不断减少的现象，元朝政府为此又采取从民户中重新签补的措施。总之，各种户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国家的需要，是政府行为的结果。

下面分别将几种重要的户作一些说明，可以有助于对“诸色户计”制度的认识。

军户。元朝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之分。探马赤军实际上是蒙古军的分支。蒙古十五岁以上男子，均需从军，本来无军户之说。但随着蒙古国统治的扩大，蒙古人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有的当兵，有的在驿站服役，等等。军户名称的出现，是在“汉地”签发汉军之后。在“乙未括户”时，尚无此名。在此次括户以后，“汉地”军、民才分籍。“时兵、民未分，赋役互重，复遇征伐，则趋办一时，中外骚屑，殆不聊生。公（真定军阀史天泽）悯焉，诣阙并奏其事：‘……军则中户充籍，其征赋差贫富为定额’。上皆从之。”[40] 汉军自行立籍，便有了汉军军户，与此相应，也便有了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的名称。后来，元朝平定南宋，统一全国。原南宋的军队投降以后，称为新附军，其中有家属的，便称为新附军户。汉军军户估计在30万户以上[41]，其余军户数难以确定。

无论哪一种军户，一旦入籍，就要世代相继出丁服役，不能改动。只有少数因技能出众而为统治者赏识的，才能脱籍。偶尔亦允许“贫乏无丁者”脱籍，但在多数情况下，元朝政府常采取“贫富相资”，合户出丁应役，以及“休息”（暂停兵役）一岁或数岁的办法，将贫困户仍保持在军籍以内。元朝政府规定，军户无子，招来养老女婿或同族子承继产业的，同时也必须入军籍，承当军役。新附军人身死，抛下妻室，“官为配对成户”，“所生儿男，继世为军”[42]。总之，千方百计保证军籍的稳定。

既是军户就要出一名丁男到军户当兵，如果死亡或逃亡，就要“以次丁应役”，也就是由“哥哥、兄弟、孩儿每替头里补有”[43]。军户出军，马匹、兵器和日常费用都需自备，甚至往来路费，也要自行筹措。政府只发给士兵口粮和盐，还有冬、夏衣装。汉军军户中贫富参差不齐，“兵籍之民，强弱相悬，有不堪役者”[44]。为了保证士兵当役，元朝政府推行正、贴军制，即“以两户或三户合并正军一名”[45]，有的地方甚至以“三户、五户并作一军”[46]。在这两、三户或三、五户中，“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故有正军、贴户之籍”[47]。于是在军户中又有正军户与贴军户之分。如果正军户出现“贫弱无丁”情况，便“令富强丁多贴户权充正军应役，验正军物力却令津济贴户，其正军仍为军头如故”[48]。等到正军户丁力充裕后，便恢复原来的关系。军户出兵，没有期限。出征或远戍的士兵，有时可“放归存恤一年”或数年[49]。凡在阵前死亡的士兵，“本户军役依旧制存恤一年，若病死者亦以存恤半年”。到期就要“勾起户下其次人丁补役”[50]。如果军人逃亡，就勾取“其次亲丁代役”[51]。

军户承当军役，因而政府的其他赋役可以得到一定的优待。元朝政府规定的百姓赋税，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类。北方的税粮，分丁、地税，有的户纳丁税，有的户纳地税。丁税每丁两石，地税每亩三升。军户则采取特殊的办法，“限田四顷，以供军需，余田悉纳赋税”[52]。这就是说，军户的土地中，有四顷可以不纳税粮，四顷以上者要交纳。这四顷地纳的税粮，作为补贴军人日常的费用，所以四顷地称为“赡军地”。科差包括包银、丝料、俸钞三项。军户是可以免交的。元朝政府的办法是将军户应纳的科差额摊在其他户头上。除了赋税以外，还有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也是沉重的负担。元朝政府规定，边远出征军人的家属可以全免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其余军户可免当杂泛差役，但要区别物力情况，有的承担和雇和买，有的（贫困的）则可以豁免。以上讲的是汉军军户情况。凡是从事农耕的蒙古军户与探马赤军户，在这些方面的待遇和汉军军户差不多。新附军的情况则不同。新附军除军人正身支取米、盐外，家口每人亦按月支米，“新附军人全家老小支请口粮，即与汉军不同，别难限地”，也就是不能像汉军一样，四顷以内免税。因此他们的土地和江南民户的土地—样，要“一体当差纳税”[53]。凡是有土地的新附军户都要交纳地税，承担相应的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

元朝政府设立奥鲁管理军户。奥鲁（Aurug）是蒙语音译，一译阿兀鲁黑，原义为“老小营”“营盘”“家每”（家的复数，即若干家在一起）。[54]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出征时，“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55]。作战时，军人上前线，妇幼辎重留在后方，即称为奥鲁。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军人不断出征，有必要设置专门机构来管理军人的家属和辎重，按照习惯，蒙古国和元朝政府便以奥鲁作为这一类机构的名称。在中原签发的汉军，“军出征戍，家在乡里”，也设立奥鲁进行管理[56]。但蒙古军、探马赤军是在军队万户、千户下设奥鲁官，而汉军奥鲁原来也隶属于万户，后来却由地方官兼领，北方的路、府、州、县的长、次官都有兼领诸军奥鲁的职衔[57]。奥鲁职责，一是起发军人服役，二是征取出征军人的封桩钱。封桩钱亦称盘缠，也就是出征军人的日常费用。军户犯有“奸盗诈伪”等重大案件，由地方行政官员审理，凡是军、民“相争婚姻、驱良、田土、钱债等事”，则由管民官与奥鲁官“约会”在一起“归断”[58]。

汉军军户主要是从民户中签发的。蒙古国和元朝政府都规定取中户（见本章第三节）为军，而地方政府“例取上户富强丁多有力之家”，这是因为军役负担很重，“不取丁多富强之家，则不能持久应役”[59]。但是，北方屡次签军，先后所签之数估计应在30 万以上，而上户有限，中户亦不多，实际上必然取及下户，因此，汉军军户中有贫有富，相差悬殊。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新附军户，情况亦复类似。“屯戍征进军人，久服劳苦，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收捕出征，九死一生，所需盘费、鞍马、器仗，比之其余差役尤重。”[60] 因当军役而破产者往往有之。汉军军户“中等人家庄田废尽，现今乞讨为生者处处有之”[61]。“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62]。探马赤军、新附军亦是如此。而管军官、奥鲁官又对军人和军户施加种种剥削和压迫，或利用军人和军人家属为自己服役，或强迫军人和军人家属接受他们发放的高利贷，或利用勾补军人和起发封桩钱的机会，营利舞弊，取要钱物。元朝统治者也承认：“蒙古、探马赤诸翼军人四方征戍，多负劳苦。加以管军官员、奥鲁官员非理侵渔，消乏者众”[63]。延祐七年（1320），军户“逃窜流亡者，往往皆然”[64]。到元朝末年，军户制名存实亡，至正五年（1345），元朝政府下令“革罢奥鲁”[65]，说明军户制到此时已无法维持了。

站户。成吉思汗在征战过程中，便继承前代的制度，在统治区内建立站赤，以供使臣的往来。窝阔台汗扩大了站赤的规模，并初步建立了有关的管理制度。站户一名，最早见于窝阔台汗元年（1229）的圣旨[66]，但在此以前，应已存在[67]。在元代“诸色户计”中，站户可能是出现最早的一种。“乙未括户”时，易州李氏“始占驿传户版”[68]，可见当时户籍上已有站户的名称。蒙古国每征服一地，必立站赤。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站赤，四通八达，共有一千五百处以上。各站“所领站户，多者三、二千，少者六、七百”[69]。若以每站平均五百户计，则应有750000 户，实际上应不止此数。站户数应超过军户，在“诸色户计”中，除民户外，站户数量应是最大的，其次才是军户。

顾名思义，站户应当站役。元代的驿站有陆站、水站之分，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其次有狗、牛、骆驼等，水站则用船。马站户的主要任务是养马及狗、牛、骆驼等，还要出人丁作马夫“迎送往来使臣”，递换接送铺马（牛、狗、骆驼），或担任站船的水手。以养马为例，北方站户每四户养马一匹，另养贴马（备用马）一匹。南方则按税粮数计算，“以粮七十石出马一匹为则。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共之”。如有“纳粮百石下，七十石之上，自请独当站马一匹者”，亦可获准[70]。站马来源不一，有的由政府出钱购马，有的则由所在地方全体居民分摊购马费用，也有一些地方则由站户自行购买。站马一旦病死，便由站户赔补。站马蒙语称为“兀剌”，在驿站中应役的马夫就称为兀剌赤。兀剌赤的差充办法不清楚，很可能是与站马相应的，如养一匹马便需出一二名兀剌赤之类。站户还有一项义务，便是供应首思。首思也是蒙语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以此词泛指站户所负担的过往使臣的分例（饮食、灯油、柴炭等），有时也称之为祗应。首思的供应办法先后有过变化。最初，各站首思由所在地诸色户计均摊，接着则全由站户负担。后来，又改为大都至上都驿站令站户自备首思，其他诸路则由官府供应。

站户可以免当科差（包银、丝料、俸钞）。至于税粮，站户和军户一样，“限田四顷免税，供驿马及祗应”[71]。这是说，北方站户每户免税四顷，作为养马和供应首思的费用。其余土地仍需纳税。南方的站户，凡当站马一匹者，可免交税粮七十石。水站户以船计，一条站船可免税粮四十石。站户一度可免当杂泛差役，但后来规定只有大都、上都之间自备首思的站户可以免当，其余站户仍需应当。原来站户都要承当和雇和买，后来规定自备首思的上都、大都之间站户可免。

元代有人说：“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72] 站户负担沉重，主要由于元朝政府“给驿泛滥”所致。站赤是政府专用的交通系统，只供来往的使臣和官员使用。使用者必须持有政府的证明，即铺马圣旨（札子）或圆符。原来规定，“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73]。但因站赤能提供交通工具，又能提供祗应，所以贵族、官员、僧侣，无不千方百计加以利用，“起马频数，多致羸毙”[74]。而站马倒毙后，又责成站户赔补。再加首思供应不断增加，以致“站户被害，鬻产破家，卖及子女，诚可哀悯”[75]。不仅如此，来往官员、贵族、僧侣虐待站户的现象层出不穷，“打拷站赤，取要钱物，多要铺马”[76]。元朝政府多次采取措施，“拯治站赤”，但所起作用有限。直到元朝末年，仍然是“给驿泛滥，以致站户屡签屡亡”[77]。

儒户。“乙未括户”时，并无儒户之名。窝阔台汗十年（1238），在耶律楚材建议下，蒙古国在“汉地”考试儒生，中选者四千余人，“以为士籍，而别于民”[78]。这是儒户著籍的开始。以后陆续有所增加。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政府差官考试儒人。三月，“敕诸路儒户通文字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其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79]。这3890户就是北方“汉地”的儒户。但其中500 户拨归太常寺，称为太常寺礼乐户，实际上儒户为 3300 余户。元朝平定江南以后，在至元十四年（1277）设置儒籍，根据坊里正攒报，凡是旧宋的“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大夫”皆可入籍。后来各地学官陆续有所补充。至元二十六年（1289）至二十八年（1291）南方进行户口登记，凡是这次登记中“手状”（自行申报）作儒户的，便作为儒户入籍。[80] 自此以后，南、北儒户再没有大的变动。

儒户的义务，与军、站等户截然不同。原则上每一儒户都要有一名子弟在地方官学就学。南方儒户如“设有门馆，或父兄自教”，则子弟可免入学。但如有余闲子弟，不遣入学，而别习他业，则须受议处。需要说明的是，入学读书并非儒户的专利，其他人户的子弟亦可就学，区别是儒户子弟必须上学。在各级地方官学中，十五至三十岁学生须在学坐斋读书，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年儒生则每月交功课。在学生员由学校供给膳食，名儒耆旧月给钱粮。儒户种田的要纳地税，经商要纳商税，可以免当科差和杂泛差役[81]。但是，成宗大德五年（1301）起，儒户亦须应当杂泛差役。此后时免时当，至顺帝元统二年（1334），颁布圣旨：“秀才儒户每，不拣什么差发，依着世祖皇帝体例里，休当者。”[82] 最终恢复了儒户免役的规定[83]。至于和雇和买，原来可以免当，但元代中期起要和其余人户一体均当。

儒户总数有限，负担亦轻，从表面来看，其地位是比较优越的。但实际上，元朝官吏“轻视学舍，厌鄙儒生”；“凡遇科差，无所不至，以至礼义扫地而尽”[84]。儒户中少数进入仕途者地位特殊，大多数仍是受轻视的。

僧户。在“乙未括户”以后，蒙古国于丁酉年（1237）下令：“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85] 但因海云等上层僧侣的活动，“虽考试亦无退落事”[86]。在此以后又有考试的规定，事实上均未认真实行。通行的办法是由“本寺住持、耆老人等保明申院（主管佛教的宣政院），以凭给据披剃”[87]。元朝末年，还曾实行入钱买牒之法，“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听出家”[88]。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宇共42300余所，僧、尼共210000余人[89]。后来陆续又有增加。

据元代地方志记载，镇江路有僧户310，口2403（内有僧行2027，尼行316，俗人60）[90]。僧户应以寺、院、庵为单位，每一寺、院、庵即为一户。有些记载还有尼户之称。僧户中的口，即指剃度的僧人、尼姑，俗人应是长期在寺院中服役的火工、道人之类。上述方志中还记载僧户中“有妻”者共11户。元代僧人有妻室是常见的现象，僧户“有妻”应是指寺院中住持有妻室。

僧户“种田、作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91]。这是成吉思汗时期作出的规定。但实际上僧户种田不纳地税、做买卖不纳税的现象很普遍，元朝政府不得不屡次重申原有的规定。元成宗时，僧户的地税作了很大调整：“除亡宋时分旧有常住，并奉世祖皇帝圣旨做常住与来的地上外，其余归附之后诸人舍施或典买来的，一切影占的，依旧纳税粮者。”[92] 这就是说，寺院原有土地和忽必烈赏赐的土地均可免税，只有新得的土地才要交地税。新得的土地，来自其他人户手中，都是要交地税的，转移到寺院户下，仍维持原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僧户原有土地免税的认可。僧户原来可以免当杂泛差役，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令诸色人户均当杂泛差役时，明确规定“僧人与民均当差役”[93]。后来又作了修正，寺院旧有（南方自南宋灭亡以前，北方和云南自成宗元贞元年以前）土地和皇帝赏赐的土地可以免役[94]。这和寺院地税的规定是一致的。关于和雇和买，僧户也经历了免当——与诸色人户均当——旧有土地及皇帝赐地免当的过程。

僧户的义务是烧香念佛“告天祝寿”，也就是祈祷佛祖保佑皇帝安康，而在赋役负担方面则可以得到种种照顾。在元代，僧户的地位远在其他各种户之上，是很特殊的。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人户，其义务和待遇和僧户相近，但所得待遇不如僧户。

民户。除了各种专有名目的人户之外，登记在户籍上的人户都是民户。民户中有城市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民户中有多种职业，但其主体则无疑是农民。民户没有特殊的义务，也就是说，民户是封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各种户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义务，因而在赋役方面可以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优惠；民户没有独特的义务，因而必须承担全额的赋役，主要是科差（包银、丝料、俸钱）、税粮和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特别是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其他诸种人户常能减免，而民户却必须承担。

通过上面几种户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元代各种户的待遇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户（民户、军户、站户）负担很重，有的户（儒户、僧户）负担很轻。但是，必须指出，任何一种户内部，都有贫、富之分，丁产的状况是参差不齐的。以军户为例，“富者至有田连阡陌，家资累巨万，丁对列什伍。贫者日求生活，有储无甑石，田无置锥者”[95]。即使是负担很重的各种户中，富有者既可以利用某些优惠（如减免杂泛差役）为自己牟利，又能用各种手段逃避应承担的义务。各种义务（役）的承担者主要是各种户中的贫困者。可以站户为例。元成宗时，四川“站官弄权，将富势之家马匹，作弊歇闲，其贫弱者连日差遣，以致死损马匹，消乏站户”[96]。把“诸色户计”看成阶级划分的标准，称之为“中间阶级”，或认为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劳动者，都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是把户籍制度和阶级划分混淆了。

第三节 户等制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登记户籍时，常将编户齐民按资产丁力的不同情况，划分为若干等级，作为征发贼役的依据。这就叫作户等制度。如唐代有九等户，宋代有五等户、十等户。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也实行户等制。

元代户等制的正式推行，始于世祖忽必烈中统五年（后改至元元年，即1264年）：

中统五年八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铁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户一体推定，鼠尾类攒。将来科征差发，据站户马钱祗应，打捕鹰房合纳皮货鹰隼，金银铁冶合办本色，及诸色户所纳物货，并验定到鼠尾，合该钞数折算送纳。[97]

中统五年七月，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八月，“诏新立条格”，也就是颁布各项管理制度。“均赋役”即是其中之一[98]。而划分户等，“类攒鼠尾文簿”，则是“均赋役”的具体措施。根据这件文书，可知户等的划分是三等九甲，三等指上、中、下，九甲是每一等中又分上、中、下，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因而习惯常称之为九等户或户分九等。户等划分的标准是“事产多寡”，亦即贫富的不同。忽必烈推行户等制并非偶然。前已说过，唐、宋均行户等制，金朝实行“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99]。蒙古国控制北方以后，“汉地”的世侯征军时，曾定民户为三等，以中户充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100]。显然就是沿袭金朝的制度。中统五年“新立条格”，基本上采用金朝的各项制度，户等制便是其中之—。应该指出的是，蒙古国时期在“汉地”的不少地区，户等制显然仍起作用，征兵便是一个具体例子。忽必烈在中统五年发布的“条格”，实际上是将部分地区存在的制度，加以厘正统一，并在“汉地”普遍推行而已。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建国号大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省发布命令，重申中统五年圣旨条画中有关规定，“遍行诸路”，“合着差发通济验人户气力产业，品答高下，贫富均摊”。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等制，编造鼠尾文簿[101]。

划分户等的标准，是“验事产多寡”。所谓“事产”，主要指土地。“州之役赋，视亩地之多寡，以为户籍之高下”[102]。所谓“户籍之高下”，指的就是户等的差别。各地的土地占有状况不同，划分户等的标准也不一样，但上户“田多”，下户“无地消乏”，则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上户应是大、中地主，特别富有的大地主，又有“出等上户”之称[103]。下户应是贫苦农民。至于中户，则应是小地主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城镇中亦划分户等，商人和手工业者大概是以房产、资金为准的，如平江（今江苏苏州）邓文贵，“家无田，入贸迁之利，郡县甲乙赀算，在中产最下”[104]。应即中下，九等户中的第六等。

元代的记载说：“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簿者焉。”[105]“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谓之鼠尾簿。”[106] 所谓“分其等第”，“第其高下”，指的就是划分户等。本章第一节说过，登记户口时由居民自行申报丁口、产业，有关部门据以编制户籍。鼠尾簿应是根据户籍按户等重新编制而成。在鼠尾簿编定后，原来的户籍便失去了作用。元代前期一位熟悉地方行政的官员胡祗遹在谈论“县政”时说：“置军民站匠诸色户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凡遇差发、丝银、税粮、夫役、车牛、造作、起发当军，检点簿籍，照各家即今增损气力，分数科摊，不偏枯，不重并，使奸吏不能欺谩。至于土田、婚姻、驱良、头匹、债负，一切词讼，一一凭籍照勘。此籍如一县之大圆明镜，物来即应，妍丑莫逃。续有分房析居，复业还俗，于驱为良等户，亦依上标附……此籍既定，别写一扇申州申府顿放，互相照勘。”[107]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鼠尾簿的登载内容以及作用。在鼠尾簿制定后，原来的户籍即失去作用。在各项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只有鼠尾簿。可以说，鼠尾簿实际上成为户籍。事实上，在元代各种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在各种场合发挥作用的，都是按户等编制的鼠尾簿。元代正式户口登记只有四次，已见前述，因此常常导致丁口、资产情况的混乱。一些精明的官员，便重视鼠尾簿的修订，作为施政的依据。上引胡祗遹的话可以作为代表。又如，山东定陶县尹赵时勉，刚一至任，“即验民力为九等，悉著于籍，凡赋役调发，按籍而行”[108]。所谓“籍”，无疑就是按户等编排的鼠尾簿。

中统五年的圣旨条画说：“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规定：“诸差科夫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109] 所置之“簿”便是鼠尾簿。胡祗遹主张：“置立簿集，鼠尾人民及工匠花名，遇有递送造作，轮次应当，周而复始。”[110] 从以上记载，“鼠尾”应指编制簿籍时按户等高下分类而言，富强的上户在前，贫弱的下户在后，应役时便以前后序轮流应当。鼠尾簿并非元代首创，而是承袭前代而来。宋代有鼠尾簿，亦称五等丁产簿。金朝有地方官“差次物力，为鼠尾簿，按而用之”[111]。可知由来已久。以鼠尾命名，可能是以粗而细来比喻户等的由高而低。这和当时以鱼鳞来命名土地簿籍一样，可能原来都是吏员们的称呼，后为政府认可。

中统五年的圣旨条画中说军户、人匠“各另攒造”，但从上面所引胡祗遹的文字来看，军匠与民、站等仍是“一体推定”，共在一种簿籍上的。可以认为，出于摊派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需要（军、匠等户在多数情况下亦要承担），地方政府掌握登载管下全体居民的鼠尾簿，与此同时，管理军户的奥鲁亦有其专门的簿籍，其他户亦同。这也就是说，诸色户计均有户等之分。就在忽必烈发布推行户等制圣旨条画的同时，还发布圣旨，命各处设置弓手，“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户计，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着差发。其当差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112]。既有中户，必有上、下户，可知各种户都是分等的。北方民户中，因登记人籍情况不同而有元管、交参、协济之分，至元十八年（1281）关于推行户等制的命令中说：“据元管、交参、协济等户合着差发，通验人户气力产业，品答高下，贫富均摊，务要均平。”[113] 可见不管哪一类，都分户等。

户等的划分，主要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无论是科差、税粮的征收，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摊派，都与户等有关。这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将分别加以说明。赋役的减免，亦与户等有关。如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十一月，“东平、济宁荐饥，免其民差税之半，下户悉免之”[114]。军、站等户的拣充，通常也以户等为据，选择中等或上等户。弓手的选充已见前述。有些地方选派津渡船只的艄工、水手，也“于各管中、下户内，照弓手例差设”[115]。元代盐课有“计口食盐”之法。山东沿海地区“每户月桩配三斤”，每年应为三十六斤，但“桩配”时按户等“毫厘品答”，所以“近上户计每年不下桩配三百斤”[116]。“近上户”疑指九等户中之上四（或五）等户而言。除了赋役之外，户等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亦起一定的作用，例如，缔结婚姻时，各等户用不同的聘礼，“上户金一两，银五两，采段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金五钱，银四两，采段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下户银三两，采段二表里，杂用绢十五匹”[117]。举行婚礼时，“饮膳上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118]。元朝政府推广种桑，规定：“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119]。

元朝实行户等制，已如上述。但是，必须指出，有元一代户等制的推行弊端极多，以致往往流于形式。从蒙古国到元朝，正式登记户口只有四次。“夫民力不齐，大者二十年，小者十年，强弱异矣”[120]。虽然胡祗遹提出要对鼠尾簿随时补充修改，但认真办理的极少。“年深岁久不通推，贫富高低几变移”，对于这样的情况，“官吏坐观恬不问”，户等的划分与实际出入越来越大[121]。而且，地方政府的官吏，往往利用职权，上下其手，“是下户我添做中户，是中户我添做上户的差徭”[122]。而那些富裕的上户，“私田跨县邑，赀无算……析其户役为数十，其等在最下，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莫敢何问”[123]。“田多之家，多有诡名分作数家名姓纳税，以避差役，因而靠损贫难下户。”[124] 户等的不实，导致赋役征收摊派的混乱，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第十四章 税粮制度

税粮是元代赋税的主要项目之一。在古代中国，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粮食则是封建国家向农民征收的主要物资。元代的税粮，就是以征收粮食为主的一种赋税，其项目名称南、北不同，北方是丁税和地税，南方则是夏、秋二税。

第一节 北方的税粮：丁、地税

《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是记载元代税粮制度比较详尽和全面的文献。其中记述北方的税粮制度说：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唐之租庸调也……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虚配不实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岁书其数于册，由课税所申省以闻，违者各杖一百……

[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至元三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漫散之户逃于河南等路者，依见居民户纳税……

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

从以上记载，可知北方税粮制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窝阔台汗即位（己丑年，1229年），到丙申年（1236）可以说是税粮制的初创时期。窝阔台汗在己丑年八月即位，“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125]。窝阔台汗即位之初，蒙古统治集团中曾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公（耶律楚材）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上曰：‘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乃奏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126] 耶律楚材说周岁可得粟四十万石，就要通过征收税粮来获得。根据上引《元史·食货志》的记载，这一阶段的税粮，开始时每户粟两石，后来增加为每户粟四石。壬辰年（1232）、癸巳年（1233）南宋彭大雅随邹伸之出使蒙古国，回来记述见闻，其中说：“乡农身丝百两，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127] 可见到此时已改为四石。窝阔台汗五年（1233）下令，沿河置立河仓，“差官收纳每岁税石”。“其立仓处，差去人取。辛卯（三年，1231年）、壬辰年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128]“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即是加倍征收之意。

金朝统治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三升，又纳秸束，束十有五斤”[129]。可知金代是按亩收税的。蒙古国不管耕地多少，改为按户定额征粮，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蒙古对金作战过程中，北方农业区遭到很大破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耕作粗放。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按亩分等征税已无意义，所以才会改为按户定额征收。但这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一般民户而言的。与此同时，也存在按地亩征税之法。在己丑年（1299）十一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规定：“其僧、道种田作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130] 可知僧、道有田地的，都要交纳地税。后来忽必烈中统五年（1264）正月的诏书中说：“照依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体例，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儒人种田者，依例出纳地税（白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131] 可以认为，己丑年僧、道所纳地税，就是按照这一标准。

总之，己丑年规定的税粮，有户税、地税之分。户税先为二石，后为四石，主要由民户承担。地税则旱地每亩三升，水田五升。当时战争仍在进行，各种制度都在草创时期，税粮制亦不例外，比较简单。据上引中统五年诏书，则己丑年以前成吉思汗时期，可能有地税科征之法，这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自丙申年（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始，税粮制进入定型时期，窝阔台汗六年（甲午，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七年（乙未，1235年），开始括户。八年（丙申），括户完成，分封诸王、贵戚、功臣，与此同时，定天下赋税，将草创时期制定的各种制度加以完善和改进。税粮制即其中之一，改动很大。总的来说，这次改动主要是户税改成丁税，税粮制包括丁税、地税两种项目，有的户纳丁税，有的户纳地税。

丙申年窝阔台汗曾就税粮制度发布诏书，其中说：“依仿唐租庸调之法，其地税量土地之宜。大朝开创之始，务从宽大。”[132] 窝阔台汗肯定不识租庸调为何物，诏书文字应出自耶律楚材的手笔。众所周知，唐代的租庸调是一种赋税制度，按丁征收，每丁纳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纳绫（或绢、丝）、绵或布、麻；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租庸调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不论土地、资产多少，都要交纳同等数量的实物（粟、绢等）。上引《元史·食货志》说，丙申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确与租庸调之法相同，也就是以丁计税，不论土地、资产多少。

但是，《元史·食货志》的这段记载，有值得研讨的地方。原来每户粟四石，现在改成每丁粟一石，未免令人怀疑。如果每户四丁，那么丙申年的税额和原来相当。但是每户平均四丁的现象，在古代中国是罕见的。根据乙未括户的统计，每户平均五口强（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除去老幼和妇女，决不可能每户四丁，只能有两丁左右。若每丁粟一石，则每户粟二石，比原来的税额要减少一半，这是难以想象的。估计“一石”应是“二石”之误，这样既和丙申以前的规定相当，也和以后（见下）的一些具体规定吻合。“驱丁五升”亦疑太低，或系五斗之误，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户部大定诸例，就民户的丁税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民户中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全科户、减半科户、新收交参户、协济户等区别。《元史·食货志》说这一年“全科户丁税粟三石”。这里的“三石”应是“二石”之误。（1）同文中说：“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既云“减半科户”，则其丁税自应为全科户之半。由“减半科户”的税额一石可以推知全科户丁税应为二石。（2）同文中列举新收交参户每年递增丁税数，除第二年脱漏（应作一石），自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递增二斗五升。据此数推算，则第六年“入丁税”时，应为二石。（3）同文中云：“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而据《元史》卷205《桑哥传》，“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协济户“半赋”为一石，则全赋为二石无疑。（4）延祐七年（1320）的中书省咨文中说：“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绵”[133]。明确讲丁粮是两石。这就是说，从窝阔台汗丙申定制起，蒙古国和元朝在北方征收的丁税，一直是每丁两石。当然，这是指全科户而言的。民户中的减半科户、交参户、协济户则减收。

泰定元年（1324），张珪等人疏说：“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134] 元朝末年，危素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又说：“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135] 张珪等明确讲北方只输丁税，当然是指占户口大多数的民户而言的。铁木迭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征收地税，故称之为“重并科粮”。这是不合制度的，所以要求取消。危素讲北方赋役求诸户口，与南方“取诸土田”对比，也正是以人丁为本之意。

丙申年科征之法中所谓“新户”，系指蒙古灭金后由河南迁到河北各地的民户而言。他们颠沛流离，大都生活困苦，因此蒙古国在赋役方面对他们较为放宽。窝阔台汗十年（1238）关于站赤的圣旨中，便提到“新户”“旧户”的差别：“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燕京、宣德、西京）。通该旧户二百一十七户四分着马一匹，新户四百三十四户八分着马一匹；旧户一百六十九户二分着牛一头，新户二百三十八户四分着牛一头。”[136] 新户的负担为旧户的一半。由承担站赤牛、马的情况，可以推知，丁税“新户丁、驱半之”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新户、旧户的区别很快就消失了。

以上说的是民户承担丁税的情况。《元史·食货志》中说：“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官吏、商贾并不是专门独立的户种，都在广义的民户之中。僧、道交纳地税，在草创时期已有规定。工匠纳地税，以前未见记载，应是丙申以后的制度。《元史·食货志》中又说：“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这段话令人难以理解。“少”和“多”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该怎么办？任何赋税制度都要求明确，才好执行，像这样含糊的规定，事实上是无法行通的。实际上，前面的简单叙述已可看出，有的户承担丁税，有的户承担地税，并不存在以多少进行选择为何种税户的问题。忽必烈统治时期，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胡祗遹曾就丁、地税粮问题发表意见，他说：

近为民户张忠买到军户王赟地二顷五十亩，又令张忠重纳地税事……地一也，而曰军地、民地；税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盖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责实，因人以推取，义例甚明。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自立此格例以来，未有并当重当者也。

近年以来，破坏格例，既纳丁粮因买得地税之地，而并当地税。或地税之家，买得丁粮之地，而并纳丁粮。如此重并，府、司屡申，终不开除，反致取招问罪。不惟案牍繁乱，名实混淆，军民重并，使国家号令不一，前后失信……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随人变，非人随地变也。今日随地推收，先自失言，合曰丁粮、地粮随人推收，则不待解说而事自明白，政自归一。民卖与军地，除四顷之外纳地税；军卖与民地，不问多寡止纳丁粮，岂不简易正大，不费辞说[137]。

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它说明了各种户承当的税粮不同，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自立此格例以来，未有并当重当者也”。也就是说，从丙申年立科征之法始，就是如此。按照“格例”的规定，不存在某一种户同时承担丁税、地税的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实行“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土地买卖造成了混乱，纳丁税户买得纳地税户的地，有关部门就要他在交纳丁税之外，又交地税，反之亦然。这不是“格例”的混乱，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弊端，所以胡祗遹要求申明“地粮随人推收”的原则。胡祗遹的这篇文字写作较晚，但其所述原则是一贯的。

丙申年以后，诸色户计制度逐渐形成。除了上述民户、匠户、僧、道之外，比较重要的有军户、站户、儒户等。他们承担税粮的办法各不相同。先说军户。“其土田则初视民输半租，既而蠲四顷曰赡军地，余田赋如常法。”[138] 民户丁税两石，则军户应为一石。后来改制，可免除四顷地的地税，这四顷地的地税就作为出征军人装备之用，四顷以外的土地则要纳地税。站户原制不详，中统五年（1264）八月，“中书丞相线真等奏：站户贫富不等，每户可限四顷，除免税石以供铺马祗应用度，已上地亩，令全纳地税”[139]。和军户完全相同。儒户是在丁酉年（1237）开始考选的，“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140]。以后一直沿袭这一规定。

上引《元史·食货志》说，“至元三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窎户”是什么？为什么既有地税，又有丁税，岂不跟上面所说矛盾？从有关记载推断，窎户亦称窎居人户、指离家到他处生活的人户。山东益都元代《山重建昊天宫碑》的碑阴，有“管宁海州窎户崔千户”一名，[141] 这个崔千户管辖的应是本贯宁海、现寓居益都的人户。上引“附籍之郡”，指窎户的本贯，即户籍所在地：“种田之所”，即现在生活劳动的地方，在当时也称为侨寓、客户等。后来，武宗至大三年（1301）的一件赈济灾民文书中说：“亦有窎居人户正名下曾申告灾伤赈济，其各管头目人等，代替申报，各州县并不照勘取问，便行移文元籍官司倚除。”元朝政府认为这样不妥，决定，“今后窎居者亦依上例，令各户亲赴见住地面官司陈告，体覆保勘是实，各用勘合关牒，行移原籍官司，以凭查勘移除”[142]。将这件文书和《元史·食货志》有关窎户的记载相比较，可知文书中的“见住地面”即后者的“种田之所”，而文书中的“原籍官司”，即后者的“附籍之郡”。文书中的“各管头目人等”就是《山重建昊天宫碑》中的崔千户一类人物。这件文书说明，一直到元代中期，仍有窎户（窎居人户）之称而且仍然设官管理。

窎户并非诸色户计中的一种。作为迁居他乡人户的专称，窎户中包括各种户计，既有应交纳丁税的民户，也有应纳地税的军、站等户。对于上引《元史·食货志》的有关记载，合理的解释应是：窎户中应纳丁税的民户，因为户籍在本贯，所以丁税仍在本贯交纳，这就是“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窎户中应承担地税的各种人户，所种土地在见住地面，所以地税要“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上举赈济灾民的文书规定，窎户受灾，由见住地面官府行移原籍官府倚除，这是因为窎户一般是纳丁税的民户，要在原籍交纳税粮。对于有关窎户的规定，只有弄清楚不同户分别承担丁税、地税，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面说过，己丑年的地税，应是白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丙申定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143]。中统五年（1264），又恢复了白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之制。至元十七年，“大定诸例”时，重申“地税每亩粟三升”。应亦是指白地而言。可以说，这是有元一代北方地税通行的标准。北方在长期战乱以后，地广人稀，普遍通行广种薄收之法，划分土地等级意义不大，不如采用平均数，较为简单易行。北方农田百亩所出，“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144]，如以平均计，则每亩所出为5—6斗，税粮数约为亩产量的二十分之一。

以上所说是元代北方的正额税粮，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并不止此，他们交纳税粮时政府规定：“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145]。则每石须加纳七升。据曾长期任地方官的胡祗遹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而且都要“精细干圆”。而到仓库纳粮时，“人功车牛，往返月余，所费不浅”。不仅如此，许多仓库“并无廒房”，于是又“复借之于民，石得八斗……秋成征还，加倍不能偿。是国家常税本该一石，新旧并征，计以加耗，而并纳三石矣！”[146] 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刘秉忠也曾提出“仓库加耗甚重”，要求统一度量衡，以免上下其手[147]。可见正额税粮之外的附加名目是很重的，甚至可能超过正额。

第二节 南方的税粮：夏、秋两税

元代南方的税粮，与北方大不相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148] 北方的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南方的税粮，则专指土地税而言，是按亩征收的。这实际上是沿袭南宋的办法。

南方的税粮，有秋粮、夏税之分。“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149] 秋税的税额，在《元史·食货志》《经世大典序录·赋税》中都没有记载。元代一件官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150]。也就是说，每亩田地所纳的税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北方不同。从现存的一些地方税粮的记载来看，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例如，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州凡十乡，南乡之田亩税二升有奇，北乡倍之”[151]。常熟（今江苏常熟），田土“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起科”[152]。上虞（今浙江上虞）西北五乡部分都民田分等交纳秋粮的情况如表14-1所示。[153]

表14-1 上虞西北五乡秋粮交纳情况

从表14-1可以知道，上虞西北五乡的田地，都分四等征收，高低相差甚大，高的每亩将近7 升，低的则不到5 升。综合以上几个例子，可以认为，元代继承南宋的制度，在江南普遍实行分等征收秋税的办法，也就是按土地肥瘠的不同，分成几个等级。而各个地区的等级划分和等级的数额，又不相同。前引文献中所说“三、二十等”，只是说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并不是说真正存在三、二十个等级。据记载，上虞县可耕地约33 万亩，西北五乡占三分之一，所纳税粮却占全部税粮的大多数。也就是说，因为种种原因，西北五乡每亩征收的税粮额是比较高的，其余“诸乡每亩止科二升、三升”，而西北五乡“每亩起科六升、五升”[154]。

上虞县属绍兴路。与绍兴路毗邻的是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元代后期共有民田19675顷强，交纳秋粮米70173 石强。按此折算，每顷纳米3.5石强，每亩应纳3升5合强。但庆元路各州县情况很不相同，见表14-2。[155]

表14-2 庆元路各州县秋粮交纳情况

表14-2 庆元路各州县秋粮交纳情况续表

综合绍兴路上虞县和庆元路的记载，可以知道，每亩的税粮数额是相差悬殊的，从两三升（有些甚至低于2升）至六七升不等，其平均数应是每亩3—4升。南方其他地区，估计相差不会太大。前面说过，北方税粮划一，每亩3升，单从南方民田的秋粮来说，实际是南、北相差不大的。但是南方民田还要负担夏税，这样差别就大了。关于夏税，将在后面论述。

延祐七年（1320）四月，元朝政府决定，“除福建、两广外，其余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淮、荆湖这几处，验着纳粮民田见科粮数，一斗上添答二升”[156]。按照这一决定，元代中期以后，江南民田税粮应增加百分之二十。这一决定被有些论著视为元朝政府加重剥削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庆元路在仁宗皇庆年间共有民田18469顷强，共征秋粮82473石强；而到顺帝至正年间（1341年以后）全路民田19729顷强，民田税粮为70182石强，比起仁宗时反而减少[157]。上虞县西北五乡的民田，至元年间的税粮法则已见前述，至正十九年（1359）核田以后，重定税则，将以乡为单位改为以都或保为单位，四等改为三等。每亩纳粮最低为4 升，最高为7 升[158]。这和至元税则实际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根据以上两个例子，元代中期增加两分税粮的决定是否真正实行，是值得怀疑的。

元朝在江南征收秋粮，实际上主要是以南宋原有田赋为基础的。元平江南过程中，注意收检“户口版籍”。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诏谕新附军民，“其田租……从实办之”[159]。所谓“从实”，就是按照南宋原有的田当赋税籍册征收。上虞县西北五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见表14-3。[160]

表14-3 上虞西北五县秋粮征收情况对照

“咸淳”是南宋末期的年号（1265—1274）。上虞西北五乡咸淳年间田亩税分四个等级征收，元朝至元年间亦分四个等级。至元年间的征税等则实际上是以咸淳等则为准的。那么，为什么至元时的税额大大低于咸淳呢？原因有二。一是文思院斛与省斛的关系。南宋时行文思院斛，元代行省斛，前者是文思院（宋代负责制作度量衡的机构）制造的量器，后者是元朝中书省颁发的量器。省斛的容量大于文思院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折）省斛米六升八合五勺”[161]。元代税粮用省斛征收，因此数量上就打了个折扣。二是，“世祖皇帝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162]。也就是说，当地的田税，入元以后，减免十分之三。这样，南宋时田赋一斗（文思院斛），到了至元年间，就折合成6 升8合5勺（省斛），再减免十分之三，就变成4升7合9勺5抄[163]。以永丰乡民田一等为例，南宋末每亩田税为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年间折合省斛便成为9升7合7勺4抄9撮，再减免三分，就成为6升8合4勺2抄5撮了。其他各乡各等均可依此类推。因此，上虞西北五乡的记载，清楚地说明了至元税粮与南宋田赋之间的继承关系。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减免三分的问题。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至元二十年（1283）曾下令江淮百姓减免租税三分[164]，但仅限于当年[165]。上引记载说“永蠲三分”，无疑是长期起作用的。而“悯念越民田赋之重”，显然限于绍兴路地区，对于江南其他地区是不适用的。为什么元朝政府对“越民”特别优待，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须说明省斛与文思院斛关系问题。省斛通行全国，文思院斛南宋时通行于江南，元朝统一后一度仍然使用[166]。从现有记载来看，江南各地省斛与文思院斛存在三种比例。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亦即十与七之比[167]；一种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亦即十五与十之比，一石折合六斗六升六合[168]；另一种就是上述一斗折合六升八合五勺。省斛与文思院斛的折合，主要见于元代前期，中期以后，文思院斛便退出历史舞台了。

上虞县五乡以南宋籍册为据征收税粮，在当时南方是有普遍性的。但也有一些地方，在战火中各种籍册遭到破坏，从而造成税粮征收的混乱。徽州路（路治今安徽歙县）就是一个例子。元灭南宋，当地“版籍散亡”，以致“科拨税粮，无所根据”。于是路总管府便“呼旧吏”根据残存的一些赋税资料，“照依各县时估不等，纽折税粮数目，申奉省降科则，遂为定制”。“乡胥人等科粮之际，乘间徇私，窜易飞走，颇为民害”[169]。又如松江，“归附之后，亡宋科征，文册损失殆尽。至元二十四年催纳税粮，止凭乡司草册数目”[170]。像这样一些地方，元代交纳的税粮，和南宋是有所不同的。总之，江南各地交纳税粮中的秋粮部分，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应是多数）沿袭南宋原有的数额，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有的则是元朝统一后由地方官吏确定的。

秋粮一般纳米，有粳米、籼米、糯米之别。据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焉。以七百万锭为率，岁得羡钞十四万锭”[171]。耿左丞即耿仁，权臣阿合马的亲信。此建议在二月提出，同年三月阿合马被杀，忽必烈追究阿合马罪行，九月杀耿仁。因此，这一建议是否付诸实施，是个问题。据《元史》记载，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诏江南地税输钞”[172]。但具体内容不详。成宗元贞二年（1296）七月初二日的一件圣旨中说：“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所辖的百姓每合纳的粮，验着军人每的合请的口粮，更别项支持的，斟酌交纳，除外交百姓纳轻赍钞者”[173]。这件圣旨是说除了军人口粮和其他必须纳粮食外，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应纳税粮的余下部分，都折合成钞交纳。但是这件圣旨在《元史》本纪中却不见记载，很可能与上述元贞元年七月“诏”是一回事，《元史》误以二年为元年。到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中书省上奏说：“腹里百姓每几处缺食，更蝗虫生发，百姓饥荒，商量预备粮来。如今休教纳钱，税粮余教纳米来者，行了文书也。”[174] 从这时起，恢复了全部收粮的办法，不再折钞。田赋由实物折成货币，必然促进商品流通，这是一件大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行的时间不长，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画讲的是秋税。关于夏税，《元史食货志·税粮》说：“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元史》卷19《成宗纪二》记：元贞二年，九月，甲戌，“征浙东、福建、湖广夏税”。有关元贞二年科征夏税决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元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节该：江南百姓每的差税，亡宋时秋、夏税两遍纳有。夏税木绵、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斟酌教送纳有来，秋税止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着亡宋例纳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南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时分纳的如今纳秋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两广这几年被草贼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呵，怎生？奏呵。

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都省咨请委官追寻亡宋旧有科征夏税板籍志书一切文凭，除文思院斛抵数准纳省斛及已科夏税外，但有未科去处，自元贞三年为始，照依旧例，比数定夺科征，务要均平。仍将本省合科夏税去处各各则例，同已、未科征备细数目遍行造册开咨。[175]

这是一件关于元代江南夏税的重要文献。由此可知，元朝平江南后一段时间内，只有江东、浙西依着南宋体例征夏税，其余地方不纳夏税。元代的江东包括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集庆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广德路及铅山州，浙西包括杭州路、湖州路、嘉兴路、平江路、常州路、镇江路、建德路及松江府，为当时江浙省的北半部，约当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部。除江东、浙西以外，江浙行省的南部、江西行省、湖广行省都不征夏税。为什么这些地区不征夏税？主要是征税时文思院斛和省斛的折合问题。

前面说过，省斛和文思院斛的折合，从现有记载来看，有三种比例，即10∶7、10∶6.85、10∶6.66。元贞二年的文书中说：“江南的多一半城子里”所纳秋税要比南宋时重，因为收粮用的斛比文思院斛“一个半大有”。这是指10∶6.66的比例。斛数不变，而所用的斛变了（由文思院斛变为省斛），这样一来，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秋粮，当然重得多了。因此允许这些地区免交夏税。

但是，认真分析上述文书，有说不通的地方。既然“江南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如今纳秋税重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下面怎么能提出要浙东、福建、湖广三处地方交纳夏税呢？浙东、福建（二地当时属江浙行省）和湖广都在江南之列。合理的解释应是“江南”乃“江西”之误。[176] 江西因纳“重税”（按文思院斛数征收省斛），两广因“百姓失散”，均可免征夏税，而浙东、福建与湖广不存在这些问题，就要加征夏税。我们前面征引的上虞西北五乡税粮则例，以文思院斛折合省斛征收，便足以证明浙东与江西之不同。江西的“重税”还可以从方回关于嵊县尹佘洪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元贞二年丙申秋下车。越归职方二十一年矣，未科夏税。上司科夏税，自明年丁酉春始。公建言：□（都）省咨，元行初江西以省斛，较文思院斛，民多纳米三斗奇，故免夏税。”[177]

这样看来，江南的夏税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江东、浙西，元朝平江南以后便收夏税。一种是江西，因按文思院斛数额改征省斛，故免征夏税，元贞二年以后仍然免征。一种是浙东、福建、湖广，以文思院斛数额折合省斛征收秋粮，从元贞二年起加征夏税。还有一种是两广地区，因兵灾百姓离散，元贞二年仍免征夏税。但是江西后来亦征夏税，具体时间不详。

江东、浙西的夏税以实物为主，也收钞。实物主要是纺织品和粮食。以镇江为例，夏税包括丝、绵、钞、大麦、小麦[178]。湖州有丝、绵、纱、布[179]。元贞二年新增的夏税，只收钱钞，如庆元路“夏税依验粮额科征，每民苗米一石，带科中统钞三两”[180]。庆元路辖下的昌国州（今浙江定海），“至大德元年，始以民苗为数，每石征中统钞三两，以为夏税焉”[181]。夏税钱钞是在元贞二年命令下达后规定的。元贞二年命令中说，新开征夏税地区“依亡宋体例交纳”，“自元贞三年为始照依旧例比数定夺科征，务要均平”。实际上是以宋代夏税为据，折成钱钞。但原来南宋时征收的实物，现在折成钱钞，有个比价折算的问题。方回说：

上司科夏税，自明季丁酉春始。公（佘洪）建言：“省咨元行初……绢一匹该米三斗奇，准时价中统钞可两贯奇。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一匹折纳十八界会十二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界会一贯准铜钱二百五十文，十二贯计铜钱三贯。向者钦奏先皇帝圣旨：亡宋铜钱三贯准中统钞一贯。今钦奉圣旨浙东等处夏税依亡宋例交纳，则绢每匹合准中统钞一贯尔。……省札下，酌公请，越夏绢一匹准中统钞二贯，它郡率三贯。”[182]

宋代征夏税时曾以实物折会子，当时的实物（绢）、会子、铜钱之间有一定的折合比例，即绢一匹等于十八界会子十二贯或铜钱三贯。元平江南以后，规定中统钞一贯等于铜钱三贯。亦即绢一匹等于中统钞一贯。但到元贞二年，随着物价的上涨，绢一匹时价中统钞二贯多。开征夏税时，佘洪要求按原来的比例折合，也就是南宋时征收的绢数按每匹一贯折收，这和元贞二年的价格相差太远。结果是，元朝政府对佘洪任职的绍兴地区作了点照顾，夏税按绢一匹折钞二贯，而其他地区则折合成三贯。比时价二贯多还要高一些。应该指出的是，元贞二年文书明确讲“依亡宋体例”征收，而前举庆元路和昌国州的有关记载则说“依验粮额科征”，“以民苗为数”，两者似有所不同。也许“亡宋”时的夏税就是以秋粮为据的。当时昌国州官价米一升钞六分半，一斗应为六钱五分，三贯合米四斗六升强。秋粮每石征夏税钱三贯，则夏税约相当于秋粮的一半。

上引《元史·食货志》说，元贞二年决定征夏税，“于是秋粮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税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三贯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龙兴等路是已。输二贯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这段话有不准确之处。“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并非元贞二年定制以后的事，浙西、江东的夏税便征收实物。而且，“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及以下文字，明确讲的是夏税征钱钞，这从上面所举庆元、绍兴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显然元贞二年定制后，在浙东、福建等地夏税都征钱钞，而不是实物。湖广的情况，下面还要讨论。《元史·食货志》接着又说：“其折输之物，各随时估之高下以为直。”似乎各地在确定夏税钱钞数以后，每年再根据时价，由政府折合成各种实物征收入库，这样的征税方法令人难以理解，事实上也很难实行。实际上，元代江南的多数地区夏税有两类，一类以征实物为主，有的也征部分钱钞；另一类则全征钱钞；都不存在再行折合实物的问题。江东、浙西应属于前一类，元贞二年开征的浙东、福建属于后一类。

现在来讨论湖广夏税的问题。《元史·食货志·税粮》说：“独湖广则异于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大德二年，宣慰张国纪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元史》卷19《成宗纪二》云：“[大德二年]，六月庚申，御史台臣言：‘江南宋时行两税法，自阿里海牙改门摊，增课钱至五万锭。今宣慰张国纪请复科夏税，与门摊并征，以图升进，湖、湘重罹其害’。帝命中书趣罢之。”这两条记载基本相同，但有不少可讨论之处。

“中原”所谓“门摊”，系指征税时按户摊派而言，并非一种赋税名目。如中统五年（1264）五月，中书省奏准《宣抚司条款》中云：“今年照勘定合科差发总额，府科与州，验民户多寡，土产难易，以十分为率，作大门摊均科讫。”[183] 至于南方的“门摊”，至元二十九年（1292）湖广行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得比较清楚：“据湖南道县尹李琮等二十二名连名状告：本道概管民户，除纳商税、酒醋课程外，每户一年滚纳门摊地亩—两二钱，验人户地亩多寡科征，亦有该纳二十余锭之家，周岁计钞二万余锭，比之腹里包银，加之数倍。人户贫穷，无可送纳，以致枷杷拷打，典卖妻子，闭纳不敷，因而逃亡，哨聚为寇。闪下课程，勒令官吏揭借，或令见在人户送纳，靠损生受，乞除免事。”行省经过研究决定“离城郭十里之外乡村住坐不以是何户计，验各家实有地亩均科，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户，再不重复纳税，其无地下户并行除免”[184]。显然，湖广行省的门摊，是类似中原包银的一种按户征收的赋税，每户一两二钱。但这是一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则按各户地亩分摊，这也和包银征收的办法相近。门摊负担过重，引起百姓不满，湖广行省经过研究，把交纳门摊作为“自造酒醋食用”的代价，实际上门摊从至元二十九年起成了酒醋税的代名。它与夏税之间并无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湖广原来没有夏税，元贞二年元朝政府有关征收夏税的决定中包括湖广，是没有疑义的。湖广开征夏税，出于宣慰张国纪的建议，在《元史》中除前引两条记载外，还曾数次提到。（1）“湖南宣慰张国纪建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间夏税。哈剌哈孙曰：‘亡国弊政，失宽大之意，圣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议。”哈剌哈孙时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185]。（2）“湖广宣慰张国纪创征夏税，民弗堪，秃忽鲁屡请罢之。”[186] 秃忽鲁时为湖广右丞。（3）“湖广宣慰使张国纪建言科江南夏税，[谢]让极言其非便”。谢让时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187]。根据《元史》的这些记载，张国纪有关湖广夏税的建议，遭到湖广行省不少官员的反对，这应是很快被取消的原因。元贞二年元朝政府决定次年起科征夏税，但到次年（大德元年，1297年），又下令：“江南新科夏税，今年尽行倚免，已纳在官者，准备来年夏税。”[188] 因此，湖广夏税仅开征一次，即告停止。

《元史·食货志·税粮》又说：“[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可见元朝政府以“失宽大之意”取消湖广夏税纯属欺人之谈。自此以后，湖广一直征收夏税。值得注意的是，门摊在湖广也继续科征。大德五年（1301）九月，“江陵、常德、澧州皆旱，并免其门摊酒醋课”[189]。江陵属河南行省，常德、澧州属湖广行省。大德六年三月，“以旱、溢为灾，诏赦天下……今年内郡包银、俸钞，江淮已南夏税，诸路乡村人户散办门摊课程，并蠲免之”[190]。大德十一年七月，“江浙水，民饥。诏赈粮三月，酒醋门摊课程悉免一年”[191]。从以上数例，不难看出，门摊常与酒醋课连在一起，而夏税与门摊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时也说明，大德三年“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是不确的。仁宗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讨论私酒处理时，曾引用湖广行省常德路的申文：“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中书户部同意这种“认纳门摊，许令酝造饮用”的办法[192]。总之，湖广门摊作为一种赋税项目一直是存在的。

据前引至元二十九年文书，湖南道门摊为二万锭。湖广行省包括湖北道、湖南道、广西道、海北海南道，据前引《元史》有关记载，门摊共为五万锭以上[193]。

江南的税粮一般情况有如上述。和北方一样，江南税粮也要加收鼠耗、分例：“江南民田税石，合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194] 镇江一路所收秋租粳米白粳米122026 石，鼠耗米为5660 石[195]。广州路正米11621 石，鼠耗分例为813石[196]。都是照每石七升的比例征收的。实际上，交纳税粮还有种种额外支出，决不仅限于此，例如湖南彬州，“受纳秋粮，石加五斗”[197]。

第三节 官田、开荒田土、各种寺观田土的税粮

元代的土地，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民田、官田两大类。以上所说北方和南方的税粮，都是就民田而言的。元朝政府征收的税粮，包括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这从现存一些税粮的统计中看得很清楚。试举镇江路为例。镇江一路田土“实三万六千六百十一顷二十七亩有奇，而所属者三，曰有司，曰江淮财赋府，曰江浙财赋府。然属本路者，则有官有民，而属两府者，则皆官田也”[198]。镇江路的税粮，有夏税、秋粮之别，无论夏税、秋粮的数额，都由有司（包括官、民）、江淮财赋府、江浙财赋府三个方面交纳的数字合计而成。其中秋粮有粳米、白粳米、籼米、糯米、白糯米、香糯米、黄豆、钞之别[199]，糯米146250石9斗余，内有司122489石余，江淮财赋府23429石余，江浙财赋府332 石余[200]。又如庆元路秋税实征粮米119736 石余，钞176 锭余；内官田土所出粮米49551 石余，钞173 锭10 两余；民田土所出粮米70182石余，钞3两余；其他粮米3石、钞3锭11两余[201]。因此，在讨论过南、北的民田税粮以后，有必要再就官田的税粮作一些探究。

元代的官田，由于使用者不同，而有屯田、赐田、职田和普通官田等名目，这在本书第四章中有所论述，交纳税粮的是普通官田。《元史·食货志·税粮》说：“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官田出租，收得的地租，就是税粮。对于官田来说，租、税是合一的。官田纳税没有统一的标准，浙西官田有的每亩“岁纳税额须石半”[202]。浙江上虞官田高的“亩岁输谷二石二斗”[203]。所以当时有人说：“公田视民所输且二十倍”[204]。“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205] 官田比民田的地税要重得多，这就是因为租税合一的缘故。总的来说，官田税粮以两浙为多，尤以浙西数额最大。这一方面因为这一地区官田在全部田土中所占比重大，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一地区土地比较肥沃，单位面积产量高。以嘉兴路为例，下辖一府三县，全部税粮为681552石，官田税粮为396330石，官田税粮占全部税粮的58%[206]。这是世祖时的情况。此后通过没收罪人田土等措施，官田不断增多，比例还应扩大。浙东地区官田税粮亦相当可观。庆元路全部税粮为130552石，官田税粮48075石，占37%[207]。此外如江东地区，官田数量较少，官田税粮所占比例不大，但亦相当可观。句容县（今江苏句容）官米3905石余，民米33676石余；溧阳州（今江苏溧阳）官粮4839石余，民粮39096石余，官田税粮数都占全部税粮数的10%以上[208]。但是官田税粮在江南以及在全国税粮中所占比重，则很难作出估计。

前面说过，江南各地民田分等征收，官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上虞西北五乡的资料。据记载，至正十九年所定则例，各都、保民田均分三等征收税粮，官田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每都同一定额，一种是都内分等，现将有关记载开列于下：

第二都：……义投官田二斗八升。万年庄田上等四斗五升，下等三斗五升。地二斗五升，山一斗五升。湖田二斗二升一合五勺。

第三都：……官田二斗八升二合五勺。湖田三斗六升六合七勺三抄。

第四都：……官田二斗八升三合六勺。

第五都：……官田三斗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

第六都：……官田二斗九升六合。

第七都：……官田上等二斗六升，中等二斗，下等一斗。

第八都：……官田二斗八升。

第九都：……官田二斗八升七合。

第十都：……官田上等三斗四升，中等二斗五升。封田二斗三升。荡地田二斗。

镇都：……官田二斗八升。[209]

从以上记载来看，多数都的官田（包括义役官田、万年庄田、湖田、封田、荡田）都是不分等的，承担相同的数额；但也有少数都的官田是分等的。这种情况，在江南是否普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虞五乡各都的官田税粮额一般是该地上等民田的5倍左右，总的来说是比较低的。这是否与地区特殊性有关，亦须进一步研究。

南方官田秋粮交纳的是粮米，和民田一样。《元史·食货志·税粮》说：“凡官田夏税皆不科。”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原来就收夏税的浙西、江东地区，官田应是交纳夏税的，例如镇江路所收夏税丝、绵、钞、大麦、小麦，都包括“有司”和江淮财赋府两个系统的收入，其中“有司”所辖田土有官有民，已见前述。而元贞二年诏令以后开征夏税的地区，是“以民苗为数”征收的，官田显然不在其中。试以昌国州为例。该州民苗田1382顷余，系官田土513顷余。民田秋粮2699 石9 斗余，夏税中统钞161锭49两余。系官田土的秋粮1685 石余。按每石中统钞3 两、50 两为1锭计算，2699石9斗余的秋粮应纳数正好是161 锭余，说明513 顷余的官田并未纳夏税[210]。

在讨论官田税粮时，还有必要说明垦荒田的税粮问题。《元史·食货志·税粮》紧接着“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之后说：“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蒙金、宋元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这些荒地都成了国有的土地。全国统一以后，元朝政府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便积极募民垦荒。至元十四年（1277），淮西道宣慰使昂吉儿上言：“淮西庐州地面为咱每军马多年征进，百姓每撇下的空闲田地多有”，建议采取募民耕种和军队屯田的措施。忽必烈为此下诏采取垦荒和屯田的措施：“圣旨到日，田地的主人限半年出来，经由官司，若委是他田地，无争差呵，分付主人教依旧种者。若限次里头不呵，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更军民根底斟酌与牛具、农器、种子，教做屯田者。”[211] 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元朝政府下令：在淮西等地，“多出文榜，召募诸人开耕。若有前来开耕人户，先开荒闲地土内验本人实有人丁，约量标拨，每丁不过百亩”[212]。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重建大司农司，在《条画》中有专门关于垦荒的条文：“应有荒地，除军马营盘草地已经上司拨定边界者并公田外，其余投下、探马赤、官豪势要之家自行冒占年深荒闲地土，从本处官司勘当得实，打量见数，给付附近无地之家耕种为主。先给贫民，次及余户，如有争差，申覆上司定夺。”[213] 这里说的是由政府调查核实后分配给附近无地的贫民耕种。同年七月，“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214]。中书省为立营田总管府发布的文书中说：“江南系官公围沙荡营屯诸色田粮，诸路俱有，荒芜田土，并合招募农民开垦耕种。”[215] 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元朝政府颁布《至元新格》，其中规定：“诸应系官荒地，贫民欲愿开种者许赴所在官司入状请射，每丁给田百亩。官豪势要人等不请官司，无得冒占。”[216] 同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217]。忽必烈去世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成立江南行司农司，为此颁布圣旨说：“农桑天下之本，国用民生，实基于此……南方荒闲田土，归附以来，虽尝招人开垦，到今未尽复垦。各处官司所勘见数官田，召人开耕，有司依例科租。”[218] 从以上一系列诏书文件，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对于垦荒是相当重视的。招募的对象主要是贫民，一般采取按丁分配的办法，每丁百亩，每户不过五顷。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募民开耕的文书中规定：“据开耕人户，三年外依例收税。”至元二十三年设立营田都总管府的命令中宣布：“荒芜田土，蠲免一切杂泛差役。”“开垦荒田之家，年限满日，依乡原例，送纳官米。”则应是三年之内可免杂泛差役。免税的规定，后来有所修正。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尚书省上奏：“江南田地里，公田荒闲田地多有……有心种田百姓每根底交开了，第一年不要地税，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依着地税来的三停内交纳二停。种的百姓每根底，不交当别个杂泛差发呵，怎生？”忽必烈批准了这一建议。[219]《元史》卷15《世祖纪卷十二》纪此事说：“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实际上是第三年免三分之一，第四年起就要全征了。

以上是江南的情况。江北的情况，有所不同。成宗大德四年（1300）发布的圣旨说：“江北系官荒田，许给人耕种者，元拟第三年收税，或恐贫民力有不及，并展限一年，永为定例。”[220] 前面所引《元史·食货志·税粮》有关垦荒的一段话，就是据这一圣旨写成的，但是展限的原因“或恐贫民力有不及”改成“又以地广人稀”。由此可知，江北系官荒田，原来免税二年，第三年收税。大德四年起改为免税三年，第四年起收税。这显然比江南要宽一些。

荒田原来是官田的组成部分。按照前引至元二十八年七月的规定，江南官府拨给贫民的荒闲田土，就成为他们的“永业”，也就是私有财产，这部分官田也就变成了民田，垦荒田土的税粮实际上是民田税粮的组成部分。至元二十三年设立营田总管府文书中所说“依乡原例，送纳官米”，也就是按当地民田的标准，交纳地税。至于江、淮以北募民垦荒田土的情况，没有明确的记载，料亦应与江南大致相同。

僧、道寺观的土地，主要属于民田范畴。但这一类土地的税粮交纳方法，又和一般民田不同。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说过，早在窝阔台汗元年（己丑年，1299），开始实行僧、道有田地的交纳地税之法。但从贵由汗时起，“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呵，不纳地税，做买卖不纳商税”。世祖中统五年（1264），重申僧、道、也里可温种田出纳地税的规定[221]。但是忽必烈常常颁布圣旨，允许某些寺观可以免纳地税，而不少寺、观亦依仗皇帝、贵族的庇护，不纳地税。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二十八年（辛卯，1291），元朝政府在江南调查登记户口，同时对寺观田土税粮作出了新的具体规定。“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222] 元代镇江地方志记载：“皇元祟尚释氏教。至元庚寅，令民占籍。凡土田之隶于僧者，咸蠲其租入，是庵（报亲庵）之业亦与焉。”[223] 就是具体的例证。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元成宗铁穆耳嗣位。铁穆耳崇信藏传佛教，在他即位之初，便召见西番僧人胆巴，胆巴请求蠲免僧人租赋。铁穆耳为此发布圣旨“免和上税粮”[224]。这就是现存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225] 但是，元朝政府各部门之间意见不一，经过研究协调，产生了一份新的规定。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中书省、宣政院上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等地粮、商税所办钱物，若不再行明谕，恐在下官府合征纳者妄作免除，不应征纳者却行追收，致使僧、道人等生受。”成宗批准颁发有关“条画”，其中规定：“一，西番、汉儿、畏兀儿、云南田地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拟自元贞元年正月已前应有已、未纳税地土，尽行除免税石，今后续置或影占地土依例随地征税。”“一，江南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田土，除亡宋时旧有常住并节次续奉先皇帝圣旨拨赐常住地土不纳租税外，归附之后诸人舍施或典卖、一切影占地亩，依旧例征纳税粮。隐匿者严行治罪。”[226] 可以看出，这两条规定是很优惠的。元朝政府只要求新增加的也就是原为民田的田土交纳税粮。这就是说，各种宗教寺观的田土的主要部分可以免交地税，只有次要部分（北方是元贞元年亦即“条画”颁布后续置或影占的土地，江南是归附以后诸人舍施、典卖和影占的土地）才要纳税。

然而，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不以此满足，仍然多方活动，要使自己的田土全部免税。就在元贞元年七月，也里可温马昔里乞思就提出要求：“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中书省认为：“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背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成宗同意中书省的意见。在此以后，仍时有反复。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诏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227]。但大德七年（1303）正月立辇真监藏为帝师的圣旨中说：“交您差发税粮休着者。”[228] 大德八年（1304）正月十七日圣旨：“今后众和尚与税粮的勾当，省官人每并宣政院官人每奏来的上头，依着羊儿年行的圣旨体例里行者。”[229] 羊儿年就是元贞元年（乙未）。同年十一月，“丁卯，复免僧人租”[230]。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死，武宗海山嗣位。这一年十二月，武宗颁发改元诏书，其中说：“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依旧制纳税。”[231] 所谓“旧制”，就是元贞元年的“条画”，但是武宗一朝在各种宗教寺观田土纳税问题上的政策仍是变化不定的。武宗在位四年。至大四年（1313），武宗死，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次年改元皇庆。皇庆元年（1312）四月十七日，元朝政府颁发经仁宗批准的文书：

中书省奏：为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纳税粮的上头，在先省官与宣政院官互相闻奏不一的上头，完泽笃皇帝时分羊儿年里，完泽丞相等省官、答失蛮等宣政院官、吃剌思八斡即儿帝师根底商量呵：“除亡宋时分旧有常住并奉世祖皇帝圣旨做常住与来的地土外，其余归附之后诸人舍施或典买来的，一切影占的，依旧纳税粮者”。么道，奏过定体了来。后头宣政院官，曲律皇帝时分，“休教纳税者”，么道，奏了的上头，“省官人每依着羊儿年定拟了的体例交纳者”，么道，又奏过教行了来。去年也奏来。如今江浙省官人每俺根底说将来：“僧人每休教纳税者，么道，宣政院官奏了，与了执把圣旨、懿旨有，怎生呵是？”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来，种田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的是成吉思皇帝圣旨有。如今依着羊儿年省官、宣政院官、帝师根底商量着行来的体例里教行，与了的执把圣旨、懿旨教拘收了。必阇赤官人每根底说了，今后与圣旨、懿旨呵，除亡宋时分有的并奉世祖皇帝圣旨做常住与来的外，其余的依体例教纳税粮，明白教写与呵，怎生？奏呵。

“那般者，依先例教行者”。么道，圣旨了也。[232]

完泽笃皇帝是元成宗的蒙古语尊称。从这篇文书可以看出，曲律皇帝（元武宗的蒙古尊称）时分，宣政院官曾要求佛教寺院免税，但中书省坚持按羊儿年体例办事。关于这次争论，《元史》卷23《武宗纪二》中有记载，“[至大二年，六月]，乙亥，中书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臣等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体奏免，非制’。有旨，依旧制征之”。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终止。就在这一年九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的仁宗）在前往五台山途中颁发令旨，允许郑州洞林大觉禅寺、普照禅寺“地税、商税休纳者”[233]。可见带头破坏典章制度的，正是元朝的统治者。元仁宗即位后，宣政院官又要求免除僧人纳税，得到仁宗和皇太后表示同意的圣旨。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中书省官再一次提出异议，元仁宗不得不表示尊重元贞元年体例。

在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曾多次重申元贞元年纳税体例，但又不断允许各种宗教寺观免交税粮，这种矛盾的现象，一直继续到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的爆发。总起来说，元代各种宗教寺观田土免税面很广，纳税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也常常由于统治者的照顾得以免除。这种情况引起普遍的不满，在政府内部也为此发生多次的争论。

第四节 元代税粮收入

《元史·食货志》“税粮”门载有“天下岁入粮数”和“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现征引如下：

（一）天下岁入粮数

总计：12114708石。

腹里：2271449石。

行省：9843258石。

辽阳省：72066石。

河南省：2591269石。

陕西省：229023石。

四川省：116574石。

甘肃省：60586石。

云南省：277719石。

江浙省：4494783石。

江西省：1157448石。

湖广省：843787石。

（二）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

总计：中统钞149272锭[234]

江浙省：57830锭40贯。

江西省：52895锭11贯。

湖广省：19378锭2贯。

《元史·食货志》主要依据文宗（1328—1332）时篆修的《经世大典》，其中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均是天历元年（1328）统计的，如“科差总数”“岁课之数”“盐额和盐课钞”“商税额数”“额外课”等。以上两项统计中，“夏税钞数”明确记载是天历元年的数字，“天下岁入粮数”没有记载具体时间，但可以推断，也应是天历元年的统计数字。另据记载，天历二年（1329）政府收入有“粮千九十六万五十三石”[235]。低于天历元年的税粮数，这应是兵乱和大面积灾荒导致的结果。根据天历元、二年的统计，可以认为，元代中期政府征收的税粮总数应在1100万石至1300万石之间。

税粮是按亩征收的。因此，各省、腹里的税粮数额多少，大体可以反映各地耕地的面积大小，进而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在各省和腹里的岁入粮数中，有几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1）江浙省税粮4494783石，为全国税粮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在各行省、腹里中占首位。江浙省税粮成为全国之冠，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耕地面积广。二是由于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高，交纳的税粮相对来说要多一些。三是官田占相当比重，官田交的税粮高。元朝海运发达，将江南的粮食通过海道运往北方，供应大都（今北京）的宫廷、百官和军队的需要，最多时达三百多万石。海运主要依靠的就是江浙省的税粮。（2）以长江划线，江北的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辽阳省和腹里，税粮总数达522万石强，占税粮总数的十分之四以上。说明到了元代中期，北方的农业生产，已经得到恢复。特别是河南省和腹里，13世纪前、中期，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稀少。此时税粮收入分别为全国第二位和第三位，说明农田的垦辟取得明显的成效。对于元代北方的农业生产，不能估计过低。（3）云南税粮达27.7万石，在辽阳、甘肃、四川、陕西之上，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云南归元朝统治后，政府兴修水利，鼓励垦荒，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发生明显的进步，这在税粮上得到了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官方的统计并不能完全正确反映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官僚习气严重，贪污舞弊层出不穷，土地数额不准确，难以作出实事求是的统计。另一方面，元代存在数量相当大的免纳税粮田土。例如北方汉军军户、站户可免四顷地的税粮，南方站户当站马一匹可免税粮七十石，类似的还有急递铺户。僧、道寺观土地凡前代已有的常住田土和皇帝赏赐的田土均可免纳税粮；学校土地收入也可免交税粮；盐户土地的税粮上交盐运司、盐场，不交地方政府；赏赐给贵族、大臣的官田收入归受赐者，官员的职田，也不交税粮；等等。镇江路共有田地36611 顷余，内纳粮田地27200顷余。免粮田土包括财赋府田、王府田、僧道寺观田、职田、赡学田、贡士庄田（学田的一种）、站户田、急递铺田等，共9410 顷余，免粮田占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强。[236] 庆元路田土共计27241 顷余，免纳税粮的田土包括职田、站户民田、僧道民田、灶户官民田和赡学田土，共为3767顷左右。免粮田土占全部田土的14%弱。[237] 又如上虞县五乡，免粮田土在全部田土中约占13%强。[238] 从以上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元代免纳税粮的土地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我们在讨论税粮和地土关系时，对此是不能忽略的。上述天历元年的税粮收入数，可以使我们对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土地利用有个大致的认识，但不能过于相信。

夏税应有钞和实物。上引“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只有钞，没有实物，不能反映三省夏税的实际情况。它只说明元贞二年推行夏税后元朝政府得到的货币收入，同时也说明后来江西行省也征收夏税，尽管元贞二年的政府文书中曾表示当地“重税”不再加征夏税。

第十五章 科差制度

元代各种赋税中，以科差和税粮最为重要。科差作为一种赋税名目，前代未曾有过，在元代的各种文献中，对这个名目的含义，也没有明确的解释。从字面上看，科差应是科取差发之意。差发一词，在元代含义比较复杂，有时泛指各种赋税差役[239]，有时专指科差（丝料、包银）而言。[240]

元代作为赋税名目的科差，包括丝料、包银两个部分，是在北方推行的。后来又有俸钞，实际上是包银的扩大。江南部分人户中亦曾推行包银，但为时短暂，影响不大。

元代有关户籍的文书中，常有“当差”“不当差”之说。这里所说的“差”，即指差发（科差，不是差役）。而“收系当差”，就是登记入户籍，应当科差，所以有时也称为“收系科差”[241]。

第一节 北方科差制的确立

蒙古发动对金战争以后，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窝阔台汗即位（1229）后，在耶律楚材建议下，设立十路课税所，征收各种赋税。壬辰年（1232年，窝阔台汗四年），南宋使节出使蒙古，书状官彭大雅记述见闻，其中说：“其赋敛谓之差发……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谓借过回回银买给往来使臣食过之数），乡农身丝百两。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漕运银纲，合诸道岁二万锭，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242] 从这一记载，可知当时城乡均有丝料之征。所谓“牛羊丝五十两”似是指承担驿站来往使臣饮食的费用，但是由“丁”或是“户”负担则是不清楚的。“身丝”与“丁丝”应是同一概念，但“城市丁丝”与“乡农身丝”为何相去如此之大，亦难以解释。

窝阔台汗在甲午年（1234）春灭金，不久即在原金朝统治的农业区括户。丙申年（1236）分汉地户口分封诸王贵族功臣，制定赋税制度。其中之一是“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243]。按此计算，每户应纳丝十一两二钱，其中“供官用”八两，“与所赐之家”三两二钱。[244] 当时北方“汉地”括户所得户口，大部分都在分封之列，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民户要兼纳“系宫丝”与“五户丝”，也有少数不在分封之列，只纳“系官丝”。后来的记载称：“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即指此而言。[245] 丝料有时也称为丝线。[246] 蒙语称为“阿合答木儿”[247]。

包银之法的推行，比丝料要晚一些。“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这是《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其实是有问题的。乙卯是宪宗（蒙哥汗）五年（1255）。从这段记载来看，原来包银六两，至乙卯年改为四两，说明包银制在乙卯年前已经存在。其他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辛亥，宪宗即位，从忠济入觐。时包银制行，朝议户赋银六两，诸道长吏有辄请试行于民者。[张]晋亨面责之曰：“诸君职在亲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颜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归，事不克济，罪当何如！且五方土产各异，随其产而赋，则民便而易足，必责输银，虽破民之产，有不能办者。”大臣以闻，明日召见，如其言以对。帝是之，乃得蠲户额三之一，仍听民输他物，遂为定制。[248]

辛亥岁，朝廷肇议赋额，户率征白金一锾，名曰包垛银。诸路审其重，莫敢倡言。公（史楫）毅然上请曰：“兵后生意未苏，民恐不堪，如银与物折，各减二数，庶民力少宽，且无逋负”。允其请，诏为定制，迄今天下赖焉。[249]

辛亥，朝廷始征包银，楫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诏从之，著为令。[250]

宪宗即位，有旨令常赋外，岁出银六两，谓之包垛银。[王]玉汝曰：“民力不支矣”。纠率诸路管民官，愬之阙下，得减三分之一。[251]

从以上几条资料可以看出：（1）包银（包垛银）的征收开始于辛亥年，也就是宪宗（蒙哥汗）即位元年（1251）。（2）原来规定每户征银六两，一锾亦是六两，后来减三分之一，即四两，而且允许“输他物”。（3）蒙古汗廷之所以削减包银数额，是因为受到“汉地”军阀的抵制。当时“汉地”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是真定史氏、顺天张氏、东平严氏和益都李氏。上面几条资料中，张晋亨、王玉汝是东平严氏的部属，史楫则是真定史氏的成员，他们带头抵制，其他地区的官员也支持响应，使得蒙古汗廷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

从以上资料还可知，包银当时又称包垛银。元代诗人王恽的诗《录老农语》中，有“粥乃余事，要输包垛钱”之句，[252] 应即指包垛银。包有包含、统揽之义，垛有堆积的意思。包银或包垛银，原意应是包括一切在内的税银。元世祖晚年，“或请征海国流求与加包银江南”，不忽木说：“始包银出于河朔未平，真定守臣以公需数烦民，会其岁费征之，以纾急一时，其后天下例之。至宪庙定制，户率赋银四两。”[253] 根据这一说法，则包银原为真定史氏所创，以后为其他地区仿效。“自己未版籍后，政烦赋重，急于星火，以民萧条，卒不易办，有司贷贾胡子钱代输，积累倍称，谓之羊羔利……迨戊戌、己亥间，仍岁蝗旱，复假贷以足贡数，积银至万三千余锭，公（史天泽）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资，次及族属、官吏，均配以偿，遂折其券。”[254]“贾胡”即“回回”商人。不忽木所说，应即指此。所谓史天泽带头出家资偿还“贾胡”债务，显然是美化之词。揆之情理，应是真定史氏向“贾胡”假贷白银，应付蒙古国的种种赋敛，然后“会其岁费”，分摊到真定百姓头上。一万三千余锭白银，是各种名目赋税积累所得，难以用一种名目来表示，便称之包银、包垛银。真定这样，其他汉人世侯控制的地区也是这样，如“[严]忠济治东平日，借贷于人，代部民纳逋赋，岁久愈多。及谢事，债家执文券来征”[255]。这些敢于向世侯索债的“债家”，除了“贾胡”莫属。而借贷用来代纳“逋赋”，当然可以名正言顺摊派到百姓头上。可以想见，东平一定会效法真定，实行包银之法。[256] 因此，可以认为，包银原是某些“汉地”世侯在其控制地区内实行的一种征税办法，到了蒙哥汗元年，被正式确定为一种在“汉地”普遍施行的赋税名目。

元代有的记载说：“包银，谓民纳钞包，以充差发，即古之庸也。”“丝线，亦差发，古之调也。”[257] 这是将元代赋税和前代的赋税强行比附，其实是不合适的。诚然，“太宗皇帝诏有曰：‘依仿租庸调之法，其地税量土地之宜，大朝开创之始，务从宽大。’此丙申岁诏旨之节文也”[258]。但这应是就以人丁为本征收地税而言的。如果真要依仿租庸调之法的话，那么在丙申定制之时，就应有包银之设，不会到蒙哥汗即位时才付诸实施。而且，税粮以丁计，丝料、包银均以户计，这和租庸调均以丁计也是很不相同的。

没有多久，科差的数额作了调整。忽必烈的谋士郝经说：“平阳一道隶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间道内鼓城等五处，以属籍最尊，故分土独大，户数特多。使如诸道只纳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亦自不困。近岁公赋仍旧，而王赋皆使纳金，不用银绢杂色，是以独困于诸道。”[259] 这里所说的“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均应指投下所得即“王赋”而言。郝经在中统元年（1260）奉命出使南宋，上述文字必作于出使之前。丙申之制，每五户出丝一斤，与所赐之家，此时改为五户二斤，十户四斤。辛亥之制，每户包银四两，应是二两与政府，二两与投下。[260] 也就是说，在蒙哥汗时代，确立包银征收之法后不久，丝料又有所增加。

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称汗。五月，立十路宣抚司，颁布有关条例，规定了有关户籍赋役的各种制度，其中之一是“二五户丝”之法：“其法，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内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分。”[261] 从上面征引郝经的言论来看，蒙哥汗时交纳投下的丝料（王赋）已是“十户四斤丝”，交纳政府（公赋）估计亦已增加。中统元年的“二五户丝”，实际上应是重申原有的规定。至于中统元年的包银，没有明确的记载。中统四年（1263）三月，宣布：“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262] 据有关记载说，中统元年时，“周岁包银六万余锭钞”[263]，而中统四年及其以后数年，包银钞为五万余锭至七万余锭（见下），变化不大，由此可以推知，中统元年已经实行包银钞四两的办法。

蒙古灭金后，北方入口锐减，经济凋敝。金朝发行的交钞、宝钞均已崩溃，民间普遍以白银、丝为交换手段，这是蒙古国的科差制度征收丝料、包银的重要原因。但在“汉地”的某些地区，汉人世侯仍仿金代制度印制纸币（会子、交钞等），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忽必烈即位后，中央政府统一发行纸币，称为“钞”，中统宝钞两贯（两）同白银一两，包银钞四两，实际上等于白银二两。这样，忽必烈当政之初的科差，丝料是十户十四斤，包银是每户钞四两。丝料比初定时增加了一倍，包银却比初定时减少了一半。丝料的增加，应是蒙哥汗当政时已经发生的事，而包银的减少，则应是忽必烈即位后采取的措施。忽必烈即位时颁布的诏书中说：“爱自包银之法行，积弊至今，民力愈困。”[264] 很可能针对这种情况实行了减免的措施。

至元四年（1267）五月，“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之”[265]。新增加的一两钞，便称为俸钞。[266] 俸钞实际上是包银的新增部分，并非独立的赋税项目。自此时起，包银改为每户五两钞。自此以后，科差的数额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元史·食货志》记录了几个年头的“科差总数”：

中统四年，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钞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八锭。

至元二年，丝九十八万六十九百一十二斤，包银等钞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四锭，布八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匹。

至元三年，丝一百五万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银等钞五万九千八十五锭。

至元四年，丝一百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钞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锭。

天历元年，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索，丝一百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七万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267]

以上记载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科差只有丝料、包银二项，至元二年的布八万余匹不应在“科差”之列。至于天历元年的“包银差发”，问题更多。是云南通行的货币，与“科差”所入无关，钞决不可能只有九百余锭，科差亦不应有绢、绵、布等。称为“差发”，与“科差”便不相同。天历元年的“包银差发”，应是全国赋税收入的数字，但钞九百八十九锭显然漏了“万”字，实际应是九百八十九万锭。[268] 尽管如此，以上记载仍可以说明，科差中丝料收入大概长期稳定在一百万斤左右，这从至元四年和天历元年丝的数目比较中可以看出来。包银的情况则不同。中统初年（1260—1261）的统计，每年包银为钞六万余锭。[269] 中统四年（1263）到至元三年（1266）包银钞均为五万余锭。至元四年（1267）猛增为七万八千余锭，则应是征收俸钞的结果。泰定元年（1324），张珪等上奏说：“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人止十一万锭。”[270] 比起忽必烈统治前期来，有相当大的增加。为什么丝科长期不变而包银有所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统初年，一贯交钞可以“买丝二十两，粟三石、麦二石”[271]。按此计算，则四两（贯）钞可买粟十二石。而每户丝料二十二两四钱，相当于钞一贯一钱多，粟三石多。元朝税粮每丁二石，北方农村通常一家五口，[272] 若以一家两丁计，则需纳税粮粟四石。[273] 因此，在民户的主要赋税负担税粮、包银、丝料三项之中，最重的是包银，这是从上面钞、物换算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另外，根据当时人计算，一家五口“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加上“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亦应为三十余石。而农家百亩所出，“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支付生活的基本需要亦有困难。必须负担的税粮、包银、丝料，折合起来又要二十石左右，为一户百亩农田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他各种名目的赋税、劳役还未计算在内。“欲无冻馁，得乎！”[274]

第二节 北方科差的征收办法

上面介绍了科差制的确立过程。可以看出，科差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而在实际征收时，情况是很复杂的。

第一，并不是国家户籍上所有人户都负担科差。“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275] 元初常在民户中签军，签发者即成为军户。至元十年（1273）五月，“诏免民代输签军户丝银及伐木夫户赋税”。[276] 至元十一年五月，“敕随路所佥（签）新军其户丝银均配于民者并除之”[277]。一成军户，应当军役，便可免除丝银科差，作为优待。但是国家征收的科差总额并不减少，地方政府便将新签军户的科差分摊到其余民户头上。这样一来，民户的科差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引起强烈的不满，所以才会有免民代输之事。站户的情况与军户大体一样。僧道“种田作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278]。这是窝阔台汗时作出的决定，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对于儒户也有类似的规定。[279] 除了以上几种户外，匠户、冶炼户应该也在免纳丝银之列。这从监察御史王恽的二件文书中可以看出来。一件说：“伏见吕合剌儿管民户内拨出人匠二百二十五户内，谓如真定路苌参谋，甄荣祖、吴信、魏友系纳三锭包银户计，余者虽是不及例各酌中户计，然则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280] 另一件说：“今切见各处铁冶，拨出户计，设立头目管领……今略举綦阳并乞石烈、杨都事、高撒合所管四处铁冶，见分管户九千五百五十户，验每户包钞四两计，该钞七百六十四锭。今总青黄铁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三斤半，价值不等，该价钞四百六十八锭二十三两三钱三分半，比包钞亏官二百九十五锭二十六两六钱半。”[281] 这些冶铁户免除包钞，而他们制造的铁，全部价值还及不上免除的包钞数额，政府因此减少了收入。

因此，在诸色户计中，承担科差的，主要是民户。此外还有盐户和医户等。中统三年（1262），“以蛮寇攻掠，免三叉沽灶户一百六十五户其年丝料、包银”[282]。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免大都医户至元十二年丝银”[283]。这些记载说明盐户（灶户）和医户是要交纳丝银的，偶尔的减免便成了政府的德政。但盐户、医户人数有限，占居民中多数的民户是科差的主要承担者。

第二，民户中因为承担科差的情况各不相同，又有多种类别。“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歹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元管户内，丝银全科系官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包银之数与系官户同；减半科户，每户输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止纳系官丝户，若上都、隆兴、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输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输一斤六两四钱；止纳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交参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漏籍户内，止纳丝户每户输丝之数，与交参丝银户同；止纳钞户，初年科包银一两五钱，次年递增五钱，增至四两，并科丝料。协济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十两二钱，包银四两；止纳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之数，与丝银户同。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歹儿所管户，每户科细丝，其数与摊丝同。复业户并渐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与旧户等。”[284] 根据上述记载，可列表如下：

表15-1 民户科差种类

元管户指在正式户口调查时登记的人户。元管户分为系官户与系官五户丝户两大类。系官户是只向国家交纳科差的人户，系官五户丝户是既要向国家又要向投下交纳科差的人户，实际上是投下的封户。系官丝是交给国家的丝料，五户丝是交纳投下的丝料。在元管户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情况。一是丝银负担的多种类型，共有五种之多，只有二种（丝银全科系官户、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是全额负担的，其余三种都是部分负担的。二是系官户中丝银全科系官户，按理并不需交五户丝，但是他们要交向国家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这就是说，不管是否投下封户，都需交丝料一斤六两四钱，凡是投下户，则其中六两四钱归投下，不是投下户，全部归国家。这和前面征引的关于二五户丝的记载，是有出入的。至于为什么有五种类型之别，现在已难以说明。五种类型户在其他记载中亦常有提及。如魏初的奏议中曾提到“止当丝投下”一户，显然就是“元管户”中的“止纳系官五户丝户”[285]。又如，至元三年（1266）七月，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发弓手，“止于本处当包银丝线并止纳包银户计内，每一百户选差中户一名当役”[286]。

漏籍户指正式户口登记时漏载的人户。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中书省官人每奏：月哥歹皇帝时分，忽都忽官人抄数户计时，落后下的漏籍户，还俗和尚、先生每，弟兄析居，放良来的，这等户每，不拣是谁休拘收者，么道，圣旨行了有来。那的后头鼠儿年抄数户计时分，忙哥皇帝也依那体例里教行有来……这般的户计每有呵，城子里官人每数目要了，续续的中书省里报知者”[287]。可见，凡是蒙古国（后来是元朝）正式户口登记时未曾入册而后来补充登记的，便称为漏籍户。“忽都忽官人抄数户计”指月哥歹（阔台）汗时期的乙未（1235）户籍，“鼠儿年抄数户计”指忙哥（蒙哥）汗时期的壬子（1252）户籍。漏籍户拘收入籍之初，会在赋役负担方面得到了些优待，故有“止纳丝户”“止纳钞户”之分。从止纳钞户的情况来看，六年之后，便不再优待；止纳丝户很可能也是这样。这时的漏籍户，已与元管户没有区别了。

交参户指各地区的外来人户，已在原籍登记，又为该地区记录在册。忽必烈当政时，监察官员王恽上《论交参户土著事状》，其中说：“交参散漫户计，本管上司差设权府提领、招抚总把之类，另行管领，中间不无侵扰，使失业贫民，转致困弊。今后似此户计，合无令见任官司收系土著，元籍路分推送除豁。”[288] 王恽之意，即将交参户在今住地收录入册，而在元籍除名。中统四年（1263）燕京路总管府“奏准条画内一款”：“本路多有起移交参躲闪差发人户，乞禁约，今后经由官司方许起移事。准奏。今后……如须有合起户计，仰各处差来官赍把文字，经由所在官司，然后发遣，仍行移本路官司推收合着差发。如不经由所在官司，私下纵令起移者，验各户合着差发，勒令本处主首、邻佑人等陪纳，仍约量断罪施行。”[289] 此件文书所说是原籍官府前来燕京路“起移”交参户之事。交参户已在燕京路交纳差发，故文书中对交参户“起移”后的差发交纳作出具体的规定。交参户在原籍就是元管户，故负担全部丝银。

协济“犹添助气力也”[290]。中统元年（1260）五月的“宣抚司条款”中说：“已分付漏籍老幼等户，照依今降诏书内条款，协济本路见当差发户计，敷补均科。”[291] 中统二年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292]。可知协济户主要便是漏籍户。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中书省臣言：赋民旧籍已有定额。至元七年新括协济合并户为数几二十万五千一百八十。敕减今岁丝赋之半”[293]。至元二十六年（1289）闰十月，权臣桑哥言：“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宜增为全赋。”[294] 桑哥所说“协济户十八万”，显然就是至元十三年中书省臣所说“至元七年新括协济合并户”。这批协济户应是至元七年户籍登记时入册的。因为“赋民旧籍已有定额”，所以他们“止输半赋”。但这是临时性的优待，到一定年限，便要输纳全部赋税。应该指出的是，协济户所纳既为“半赋”，则丝料不应为“十两二钱”，而应是“十一两二钱”[295]。相应包银不是四两而是二两。

既然协济户即是漏籍户，为什么又有协济户与漏籍户的区别呢？现有的资料尚难以作出合理的说明，一种可能是登记入册的时间不同所致，有的时间登记的被列为漏籍户，有的时间登记的便为协济户。另一种可能是，登记之初称为漏籍户，但过一定年限之后，漏籍户的名目便不存在，改称元管户或协济户。至元十九年（1282）五月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据户部呈，依奉省部勾集各路正官、首领官、人吏，验至元十八年元管、交参、协济科差户额，收除到至元十九年实行户数。”[296] 其中没有提到漏籍户，这不是偶然的，说明漏籍户实际上是临时的名称。当然，严格来说协济户也是临时性的，一旦“增为全赋”以后，协济户就不再存在了。

摊丝户和储也速歹儿所管户情况不详。但这两种户的数量不会很多。复业户指逃亡以后回来的人户，按照政策可以享受一定的照顾。渐成丁户指家中没有成丁的人户，也可享受一定的照顾。这两种人户在第三年起便与元管户相同，实际上也是临时性的名称。

从以上所说的不难看出，民户中的科差负担有多种类别，情况是很复杂的。真正交纳全额丝银的，只是其中部分人户。还要相当数量的民户，只交纳一半丝银，或只纳丝、银中的一种。还应该提及的是民户中除了前面列举的各种类型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三定包银户计”[297]，但它的来源和负担，都不很清楚。

第三，民户中有户等之分，各等户的丝银负担各不相同。前面一章已讲过，元代实行户等制，居民按资产丁力分为三等九甲。科差征收之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298] 也就是说，政府规定的丝银数额，只是一个平均数，在实际征收时，要将一地应征的总额，按户等高低，再行分摊，户等高的多出，户等低的少出。忽必烈当政前期，魏初上奏，签军事宜。他说，安平县新签军七十户，其中“当包银户七十六户，俱系近上户计，元当包银二十四锭七两四分”，如按法定数额每户五两计，则七十六户“该七锭三十两”。二者相差一十六锭二十七两四钱七分。这七十六户“近上户计”平均每户负担近十六两，是法定数额的三倍强。魏初还作了如下的估算：“元每一十户额当钞五十两，内包钞四十两，俸钞一十两，验贫富品答均科。除壬寅至今累次签军，该签讫三户。其军多系近上户计，权以十两为率，该纳包俸三十两。今官司依额止除豁一十五两。外有近下户七户，元着二十两，每户该二两八钱半。今官司依额科降该三十五两，比与上户通滚品答均科时，该添讫一十五两，每户该添二两一钱半。”[299] 当十户“验贫富品答均科”时，“近下户”七户每户只需交二两八钱半。但“近上户计”被签发充军后，不再应当丝银差发，而政府只按法定的平均数额豁除。原来“近上户计”三户每户承当十两，现在豁除五两，还有五两，三户共计十五两，就要“近下户”承当，所以“近下户”必须承当平均额五两，比原来增加了二两一钱半。魏初所举的例子和估算，都是想引起政府的重视，使“近下户”不致负担过重，以免造成“流亡寇盗”。但他的言论充分说明了丝银确是“验其户之高下”科取的。

包银如此，丝料亦如此。大都居民魏阿张（女），“并无营运产业”，“赁房居住，”“与人庸力”，“其子才方七岁，老姑年已九十五岁”。就是这样一户人家，至元十年（1273）的“差发钞一钱二分半，丝五钱六分”[300]。魏阿张家境穷困，又无丁男，显然应在下户之列，乃需承当丝银差发。但她承当的都非法定平均数额，而在平均数额以下，可见包银、丝料都是按户等高下摊派的。

户等的划分是普遍的。前面所说各种类型民户都应有三等九甲之分，因而各类民户都应是按户等高下分摊丝银的。前面提到由当包银丝线并止纳包银户的中户内签发弓手便是一例。

第四，《元史》载，中统元年（1260）定立户籍科差条例，规定：“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被灾之地，听输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时估为则。”中统元年五月成立十路宣抚司，颁布有关条款，其中三条是：

科放差发文字，止依一次尽数科讫，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并同比例，分作三限送纳。其三限宽期展日，务要民户纾缓容易送办，不可促逼人难。[301]

今年照勘定合科差发总额，府科与州，验民户多寡，土产难易，以十分为率，作大门摊均科讫，仍出榜文，开坐各州合着差发数目，该丝绢若干，分朗晓示，务要通知。州科与县，县科与村，各出榜文，开坐差发数目，以此为例。至于县榜，须要见村庄各户花名，合该一年差发数目，仍于本县市曹村庄辏集处，各各晓示，以见至公无私。外据已分付漏籍老幼等户，照依今降诏书内条款，协济本处见当差发户计，敷补均科，与当差发民户依上只作一榜，通行晓示施行。[302]

被灾去处差发，如无本色，许令折纳诸物。[303]

“门摊”是元代赋役制度中的常见用语，即按户摊派之意。“大门摊”应是大范围内按户摊派之意。由以上规定可知，差发丝银是“验民多寡，土产难易”，逐级下达的。丝银按户为单位征收，因此要“验民多寡”。“土产难易”似指纳丝而言，有些地方产丝，有些地方不产丝，征收办法有所不同。[304]“以十分为率，作大门摊均科讫”，指在一府内将科差总额在所属各府内“验民多寡，土产难易”进行摊派。各州再按上述原则，分摊给各州，州摊与县，各县分摊各村，村落实至户。这一规定还强调科差摊派中的透明度，“府科与州”时要“出榜文，开坐各州合着差发数目”明白晓示。县要出榜文，将村庄各户合着差发数目，在辏集处“各各晓示”。

出榜晓示后，再分三限送纳。中统元年三限的时间不详。中统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丝料无过七月，包银无过九月”。则似已取消三限的规定。大德六年（1302），“丝料限八月，包银、俸钞限九月，布限十月”，与中统三年的规定相比，又有所调整。[305]

第五，科差丝料一部分归政府，一部分归投下。包银中亦有一部分归投下。这是科差不同于其他赋税的一个特点。归投下部分，由谁征收，是个很大的问题。窝阔台汗确立五户丝时，耶律楚材建议：“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窝阔台汗同意这一建议[306]。后来的包银，是国家的一项赋税，更应如此。但是，在蒙古国时期，很多投下主依仗权势，直接向封户征收丝料，有的甚至还征取包银。前边提到的拔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河东土产，菜多于桑，而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民淳吏质，而一道课银，独高天下，造为器皿，万里输献，则亦不负王府也。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空筐篚之纺织，尽妻女之钗钏，犹未充数。榜掠械系，不胜苦楚。不敢逃命，则已极矣。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虽又如汉之分王王子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贡金之外，又诛求无艺乎”！[307] 中统元年（1260）七月，忽必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十月，行中书省讨论“诸投下五户丝料”问题，“自来就征于州郡，堂议云：如此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奏准皆输大都总藏，每岁令各投下差官赴省验数关支”[308]。可见在此以前都是各投下自行征收五户丝，耶律楚材的建议并未得到贯彻。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投下的势力加以抑制，重申原有的规定，只能由政府征收丝料，便是其中之一。对于包银肯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此以后，这项规定才得到比较严格的执行。

第三节 江南的户钞与包银

元朝平定江南以后，将江南的部分人户分封给宗室，总数达八十万户左右。对于江南的投下封户，元朝政府没有征收丝料，而是征收户钞。“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309] 户钞之法，发生于忽必烈平江南、并以江南部分人户分封诸王、公主之后。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敕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310]。有关诏令文书的原文是：

至元二十年八月，行省准中书省咨，六月初七日，奏过事内一件：

奏：去年江南的户计，哥哥、兄弟、公主、驸马每根底，各各分拨与来的城子里，除[税]粮、课程外，其余差发不着有。既投下分拨与了民户多少，阿合探马儿不与呵，不宜的一般。俺斟酌了，奏呵，怎生？“那般者”。圣旨有来。如今俺商量来，如今不着差发其间，却科取阿合探马儿，不宜。每一万户一年这里咱每与一百锭钞，替头里却江南于系官合纳的粮内斟酌要钞呵，怎生？奏呵。

奉圣旨：那般者。既与了民户呵，却不与阿合探马儿呵，济甚事。虽那般呵，他每根底分明说将去者，这里必阇赤每根前说与，也交理会者。为江南民户未定上，不拣什么差发未曾科取。如今系官钱内，一万户阿合探马儿且与一百锭钞者。已后定体了呵，那时分您要者。各投下说将去。

钦此。都省除已依验各投下拨定户计合该钞数，行下万亿库先行放支外，咨请行下合属，依上于元拨定各投下人户，今岁合纳系官税粮内，验所拨户数合该宝钞，照依彼中米价，扣算石斗，折收宝钞，申解本省发来。余上粮数，依理征收施行。[311]

这件诏令文书所记时间与前引记载（《元史·本纪》）有出入，不是二十年的正月，而是六月。应以文书为是。诏令文书清楚讲述了江南户钞实行的原因。按照传统做法，封户以后，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利益，这便是颁发阿合探马儿（五户丝）。但是江南没有实施科差制度，于是便想出代替的办法，每一万户出钞百锭，先由中央仓库（万亿库）向各投下放支，然后各地将应纳钞交来。按户纳钞，这就成了户钞。值得注意的是，从诏令文书来看，户钞是“江南于系官合纳的粮内斟酌要钞”，也就是于“今岁合纳系官税粮内”，“照依彼中米价，扣算石斗，折收宝钞”。这就是说，户钞是在税粮中扣除的，并不是在税粮以外另加的。扣除户钞折合石斗以外的税粮，仍照原来办法上交。前面所引《元史》本纪中说“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应该说是准确的，户钞是“田租中”，而不在“田租”外。

因此，可以认为，初行户钞时，并未增加封户的负担。从诏令文书来看，这是权宜之计，因为江南“不着差发，其间却科取阿合探马儿，不宜”。忽必烈说得更清楚：“已后定体了呵，那时分您要者。”“定体”就是指在江南推行科差制度。但是，元朝政府一直没有在江南全面推行科差制度，作为临时措施的户钞，也就沿续了下来。

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元成宗即位。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大加赏赐之外，又增加江南户钞。“中书省臣言……又江南分土之赋，初止验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今亦当有所加。然不宜增赋于民，请因五百文加至二贯，从今岁官给之。”得到成宗的同意。[312] 显然，这次户钞数额的增加，是由国库中支出的，并非“增赋于民”。

总起来说，户钞是在江南临时代替五户丝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从这一点上说，它应视为科差的一部分。但是，初行户钞时，是从现有税粮中支出，增加户钞时，又从“官给”。户钞并未成为一项正式的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所以，后来元朝政府在征收江南包银时，特别指出户钞是“官司代支，也不曾百姓身上科要”。

延祐七年（1320）三月，英宗即位。四月，“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313]。实际上，同时颁布了两件有关征收包银的文书：

中书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奏：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线有。江南无田地人户是甚差发不当，各投下合得的阿哈探马儿，官司代支，也不曾百姓身上科要，好生偏负一般。俺众人商量来，便待依着大体例，丁粮、包银、丝线全科呵，莫不陡峻么。如今除与人作佃、庸作、赁房居住、日趁生理单身贫下小户不科外，但是开张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营运殷实户计，依腹里百姓在前科着包银例，每一户额纳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本处官司验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呵，怎生？奏呵。

奉圣旨：依着您众人商量来的行者。

钦此……每五月十五日为始开库收受，八月中纳足，通行起解。[314]

中书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奏：诸色户计都有当的差发有，“回回”人每并他放良、通事人等不当军、站差役，依体例合当差发的多人言说，台官每也几遍动文书。“教商量者”，么道，有圣旨来。如今俺商量来，“回回”、也里可温、竹忽、答失蛮，除看守着寺院住坐念经祝寿的，依着在前圣旨体例，休当着，其余的每，并放良、通事等户，在那州县里住呵，本处官司抄数了，立定文册。有田的交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更每户额定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验着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呵，怎生？奏呵。

奉圣旨：依着您众人商量来的行者。

钦此。都省除已札付御史台钦依施行外，咨请钦依施行。[315]

由以上两件文书可知，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同时决定颁发的两项命令，一项是向江南“开张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营运殷实户计”征收包银。解库就是当铺，开张铺席通常指开店铺经商而言，行船指水上运输的经营者，营运一般指做买卖。也就是说，征收的对象是商人、典当业和水上运输业经营者。有些记载因而称之为向“江南无地人户”征收包银（见下）。另一项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向“回回”、也里可温、竹忽、答失蛮征收包银。前引记载《元史·英宗本纪》，只提课“回回”包银，是不全面的。而《元史·食货志》的“科差”门，只说“及平江南，其制益广”，没有记延祐七年四月有关包银的两项决定，更是重大的遗漏。

值得注意的是，两项决定中，前一项是专门限定在江南地区施行的，后一项则应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决定下达后，江南各地区雷厉风行，确定应当人户。杭州路，“包银令下，人骇于创见，公（路总管于九思）为程其物力，定为等级，民不病而事以集”[316]。庆元路（路治浙江宁波），“至治中，包银令下，帅阃以庆元赋委君（丘世良）定之。君分户为九等，止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赋薄峻责之，君曰：‘民困赋役，今又科包银，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为一郡民请命，其亦可也’。卒不增”[317]。婺州路（路治今浙江金华），“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之辨。先生（朱震亨）所居里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临之曰；‘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先生笑曰：‘守为官，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守虽怒，竟不能屈”[318]。松江府（府治今江苏松江），“江南创行包银法，省檄已下，府君（周显）谓银非土产，一受命则民困极矣，率父老拥使者泣拜。使者感动，为白相府，会诏罢而止”[319]。饶州路（路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包银之法，户不过二两。同僚瞰君（路总管王都中）之出，立局籍民数，多或征其十倍，少亦倍于元科。公既还，命一以诏书从事，民所输无过二两者。”[320] 赣州路（路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包银令下，君（赣州录事许晋孙）钩校物力之厚薄以应令，民用不扰”[321]。抚州路崇仁县（今江西崇仁），“至是征包银钱，[县尹胡愿]不遣一卒，令民自推，择事末利而赡者乃与征，曼然无动摇”[322]。福建，“包银令下，有田者不征，而闽无无田之富民。郡以一切应命，仪之（邵武路光泽县尹周天凤字仪之）力争不可，则请分豁有田、无田者，定为式以上。从之，果报罢其不应征者为钞九万有奇，邵武路所征止万缗，光泽才六百缗……选建宁路建阳县尹。初，建阳包银岁输六万一千一百五十缗，仪之累牍援邵武例，且为过使客力言：‘福建濒海依山，近年经理，与两广俱免。今包银两广免而福建独重，民将不堪，变起不测’。会平章於公至，仪之言之尤力。公还朝，为江南悉罢之”[323]。

从上面列举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出，江南征收包银的命令，在许多地方都付诸实施，只有两广例外。延祐七年十一月颁布“改元诏书”宣布：“合该包银除两广、海北、海南权且倚阁，其余去处，减免五分。”[324] 元立海北海南宣慰司，其辖地为今广西南部和海南省。严格来说“不征”的地方包括两广和海北海南。但只是“权且倚阁”，也就是暂时不征的。各地确定应当人户时，“程其物力，定为等级”，也就是划分户等，在此基础上分派包银，多少不等，有的则只科上户。

从这些记载还可以看出，江南征收包银过程中，普遍引起百姓的严重不满。有的地方“多或征其十倍，少亦倍于元科”。有的地方不论有田、无田，“以一切应命”。扩大应当包银人户的数目，增加各户承担包银的数量，成为习见的现象。上述福建邵武路可以说是有代表性。原来确定的包银额超过十万贯，经过周天凤的力争，加以区别，应当的只有万贯，其余九万余贯都是虚数。显然，这一措施遭到了多方面的抵制，朱震亨坚持少报，周显率众请愿，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延祐七年（1326）四月开征江南包银。同年十一月，诏江南包银“减免五分”。至治元年无减免之令，应已征收。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以立右丞相诏天下……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325]。这次豁免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英宗即位后，得到太皇太后支持的权臣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英宗便提拔拜住，与之相抗。至治二年八月，铁木迭儿死，九月太皇太后崩，十月英宗便任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诏天下，命御史台、枢密、翰林、集贤集议，桷时得预末席。叔能（左司都事王克敬字叔能）首言：‘江南两税已定，复增贾区银赋，贾无常居，赋重即逋逃。今征额籍具，使无能输，将并于主户。主户既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别有银赋，将不胜其害’。群公以为然。新诏既下，取首建议为多。”[326]“前相”指铁木迭儿，可知全免江淮包银是针对铁木迭儿而发的。既然承认这是铁木迭儿“所行不便事”，按理应该取消，结果只是免除当年的包银。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被杀，泰定帝继位。十二月颁发的改元诏书中宣布，豁免“江淮创科包银三年”[327]。不少官员继续就此提出意见。如监察御史许有壬上《正始十事》，其中说：“又江南无地人户，科著包银，每户额纳二两，折至元钞十贯。虽曰验各家物力品答均科，解库、铺席、殷实之家，固不为无，而贫下小户，何可胜数！所开铺席本钱有不及一锭、半锭者，例以无田地有营运科纳，实为不堪。至治三年之数钦蒙免征，而其额故在”。他建议将包银放罢，使“民力少苏”[328]。泰定二年（1325）正月，因为灾荒接连发生，泰定帝要宰臣“与诸有司集议便民之事”，江南包银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泰定改元，中书会议便民之事，先生（翰林学士吴澄）复以二事为言”，其中之一便是江南包银。[329] 和吴澄持同样态度的肯定不乏其人。这次会议以后，闰正月“壬子朔，诏赦天下，除江淮创科包银，免被灾地差税一年”[330]。诏书中说：“江淮以南创科包银，病民为甚，今后并行革拨。”[331] 江南包银的征收至此结束，先后不过五年，而实际征收仅二年（延祐七年，至治元年），内延祐七年还“减免五分”。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另一项决定，则是一直实行的。根据镇江、湖州二地方志的记载：镇江路，“包银岁额八十八两，准钞（中统）二千二百贯。计户四十四（录事司银五十六两四钱，准钞一千四百一十贯，计户二十九。丹徒县银二两，准钞五十贯，计户一。丹阳县二十一两六钱，准钞五百四十贯，计户十。金坛县银八两，准钞二百贯，计户四）。并回回人户”[332]。

湖州路，“回回包银，中统钞二十二锭四十一两四钱一分二厘五毫。

乌程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五锭一十五两。

归安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二锭二十五两。

长兴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三锭。

武康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二锭一两四钱一分二厘五毫。

德清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三锭。

安吉县……回回包银中统钞一锭”。[333]

上述镇江“回回”包银是至顺年间（1330—1332）编辑的地方志记载的，可见泰定二年（1325）取消江南包银，对于“回回”包银并无影响，各地继续征收“回回”包银，这是一。第二，据同一方志记载，镇江有“回回”五十九户，也里可温二十三户，而应当包银的仅四十四户，其余应是“看守着寺院住坐念经祝寿的”人户，故在免当之列。第三，“回回”包银每户银二两，折合至元钞十贯，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故每户所征为中统钞五十贯，亦即一锭。从镇江一路来看，四十四户包银八十八两，准中统钞二千二百贯，正好和政府的规定吻合。从录事司和各县的情况来看，丹徒、金坛包银数和应当包银“回回”人户数符合，隶事司、丹阳县则略有出入，可以认为“物力高下、品答均科”的原则是起作用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后一种情况。湖州六县，三县的“回回”包银是整数，其余三县分别是五锭一十五两、二锭二十五两、二锭一两四钱一分二厘五毫，也应是同一原则起作用。但湖州一路的“回回”包银不是整数，令人费解，不知原因所在。

第十六章 诸色课程（上）

“征税之物曰课，额定其限曰程。”[334] 元代的课程，就是税收的意思。诸色课程，指税粮、科差以外的各种税，主要有盐税、茶税、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另有各种数额不大的名目繁多的杂税，如洞冶课、竹木课、牲畜抽分等。诸色课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下面分别加以叙述。[335]

第一节 盐的运销方式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元代出产的盐，有海盐、池盐、井盐三大类，以海盐居多。盐的生产，是在政府严密管理下进行的。全国设9处盐运司（或提举司、茶盐转运司），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下分别管辖若干盐场。每座盐场有一定的生产区域，管辖若干家盐户。14世纪上半期，各盐司共有盐场130余处。每座盐场所辖盐户一般有数百户之多，因而又根据生产的需要，分立团、灶。根据13 世纪末的统计，全国盐户在5.5 万至6 万户之间。[336]

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的职责是：“掌场灶，榷办盐货，以资国用。”[337]“掌场灶”指组织盐户进行生产，“榷办盐货”指负责盐的销售，“榷”是国家专卖的意思。每年各盐场生产的盐，除了一小部分直接调拨供宫廷、军队、工匠消费之外，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渠道销售给全国居民，销售所得便成为国家的收入。

元代盐的销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运商销，一种是官运官销。商运商销即由商人向国家买盐，运往各地，卖给百姓。其具体办法有二，一是行盐法，一是和籴法。官运官销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将盐运往各地，卖给百姓，其具体办法也有二种，一是食盐法，一是常平盐局法。

蒙古国时期，盐的销售方式缺乏明确的记载。从一些迹象看来，既有商人的作用，也可能在某些地区实行过“桩配”，即计口食盐。中统二年（1261）正月，中书省颁发“合行事理”，其中说：“外据宣课事，亦令验委实偏重去处，量行减免。所有盐货，听从民便买卖食用，并无桩配给散之家。此皆圣主仁政之所先也，仰宣抚司照依已行事理施行。”[338] 说明忽必烈明令推行商旅销盐之法。六月，又颁发《恢办课程条画》，其中说：“今因旧制，再立明条，庶使吾民，各知所避。”具体规定了阻挠客商买盐、客旅运盐以及贩卖私盐等行为的处罚办法[339]。但是，没有多久，元朝政府便相继在山东、太原、大都等地实行计口食盐之法。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客旅贩盐，则是不很清楚的。13 世纪70年代，元灭南宋，统一全国。从此以后，直到14世纪30年代，元朝政府不断颁布盐政法令，都以商运商销为主要内容。但事实上计口食盐的实行范围不断扩大，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都曾推行过。计口食盐之法的扩大，有其深刻的原因。元朝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便不断增加盐产量，提高价格。盐产量增加太多，超过了实际需要，导致大量囤积，无法销售。价格不断提高使百姓买不起盐，并导致私盐泛滥，结果也是盐卖不出去。盐无法销售，盐税收入必然减少，这样，增加收入的措施走向了反面，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也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迫摊派，征收盐价。在商运商销的方式下，盐课是一种间接税，而在政府摊派的情况下，盐课就成为直接税了。在此期间，部分地区还在一定时间内推行过常平盐局法与和籴法。

比起商人运销来，计口食盐的办法弊病更多。“厥今东南为民病者莫甚于盐。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甚矣。”[340]这种办法的推行，进—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元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下令“罢民间食盐”。至正四年十一月，又“以各郡县民饥，不许抑配食盐”[341]。商人运销成了唯一的销售方式。但是，社会积弊已深，没有多久，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便爆发了。

上面概括叙述了元朝盐的销售办法演变过程。现在分别就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的方式作一些说明。

商运商销，便是商人向盐务机构买盐，运到各处去销售。其过程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

（一）向盐运司交钱买盐引，凭引到盐场或盐仓支盐。商人到盐运司，首先要“入状”（交申请书），然后交钱，除正课（政府明文规定的盐价）之外，还要交附加的纲船水脚、装盐席索、仓场子脚等钱。大德五年（1301），两淮运司出产的盐，每引中统钞六十五两，其他附加的名目共收二两五钱。钱交足检点入库后，便可领取盐引。盐引是一种取盐凭证，每张（道）盐引可支盐四百斤。盐引上填写商人姓名，注明支盐的盐仓，并加盐运司的印记。原来盐商直接到各盐场支取，后来改为到盐仓支取，各盐场的盐都集中到盐仓贮存。商人持盐引到盐场（仓），经过有关官吏核实无误，登记在册，然后按照先后顺序将盐支给。元朝末年，由于从盐场运到盐仓途中以及在盐仓贮存，弊端甚多，仍改为到盐场支取。

（二）商人运盐，经过一定检验手续，然后才能运到各地发售。发售地点必须在本盐司行盐地面范围之内。两淮、两浙等盐司在某些重要口岸，如真州（今江苏仪征）、采石（今属安徽当涂）等处，设有批验所、检校所，其职责就是检查商人的盐引是否真实，盐袋有无超重，是否夹带私盐。经过检验，才能运往销售地点。在运输过程中，“引盐不相离”。如果“诸人贩盐，引不随行”，便要“依私盐法”治罪。[342] 批验所、检校所又是商人们交易的场所。不少盐商将自己由盐场（仓）买得的盐，转手卖给其他商人，由后者销往各地。元朝政府在设立批验所的真州（今江苏仪征）指定“盐总部辖”，“专一说合卖盐贸易”。“盐总部辖”实际上就是牙人。[343]

各盐司都有自己的“行盐地面”，也就是固定的销售地区。盐的分区销售，由来已久，这是长期流通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质量较劣的盐能够销售，国库收入不受影响。元朝统一全国以前，已经实行分区销售之法，四川一度因盐井废坏，“军民多食解盐”。到至元二年（1265）“立兴元四川盐运司，修理盐井”，恢复生产，“仍禁解盐不许过界”[344]。全国统一以后，先后成立了9处盐司，对各盐司的“行盐地面”，以前代的区分为依据，结合实际的流通情况，逐步确定下来。“行盐地面”一般是以行省区划为基础的，但又有所调整，例如，两浙盐司的行盐地面在江浙行省内，包括浙西、浙东和江东；而两淮盐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345]。大都河间盐司出产的盐称为“沧盐”，主要行于大都路及其以南，和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河东盐司出产池盐，称为“解盐”（解州盐池出产的盐，解池在今山西运城南），主要销于山西及陕西东部。黄河以南，属于河南行省的河南府路（路治今河南洛阳）行解盐，同在黄河以南的汴梁路（路治今河南开封）则行沧盐。其他如福建、四川、山东、广海、广东等盐司的“行盐地面”，分别就是盐司名称所示地区。各盐司的盐只能在本盐司的“行盐地面”销售，不得出境。进入其他盐司的“行盐地面”，叫作“犯界”，是犯法的行为。

（三）盐商运盐到行销地点，或自行销售，或转卖给当地的商人再行出售。到达行销地点时，“盐客即于所在官司将见卖盐袋、盐引数目尽实呈报讫，然后从容发卖”[346]。卖盐后，必须在五日之内将盐引“赴所在官司缴纳”。违限不缴，“同私盐法”。各地官府将退引“立即涂抹，每季申解运司收管”[347]。这主要是防止有人利用旧盐引贩卖私盐。

以上所说商运商销之法，称为行盐法。商运商销还有一种特殊的形态，那便是和籴法。商人运粮到政府指定的地点，换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仓）支盐，其余过程与行盐法相同。关于和籴法的一般情况，在本书第十九章中有所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商运商销，经营者是商人，一般习惯称之为盐商。元代盐商中，贵族、官僚或他们的代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成宗大德七年（1303）御史台的文书中说：“如今盐多是官豪势要之家买有[348]。”也就在这一年，御史台检举，“江南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佑，佥省张佑等，诡名买盐万五千引，增价转市于人”[349]。为御史台文书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类盐商利用权势，牟取暴利。盐商中也有不少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商人。他们中有些人通过贩盐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350]“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351] 也有一些小盐贩，奔走于城乡之间，谋取微利。

盐的官运官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食盐法，另一种是常年盐局法。食盐法的基本程序是，政府按照各地居民口数（或户数）强制分摊一定数量的盐，按额征收盐价。这种方法也叫“桩配”，宋、金都曾实行过。有元一代，全国多数地区都曾先后推行过。（一）大都。“[至元]八年，以大都民户多食私盐，因亏国课，验口给以食盐。”[352] 但不久大都改行商人贩盐和常平盐局法，取消了食盐法。（二）山东。世祖中统四年（1263），下令：“益都山东民户月买食盐三斤。”[353] 此后山东“行盐”“食盐”变化无常，有些地区还推行常平盐局法。（三）河东陕西。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说，陕西之盐“近年散于民户”[354]。可知陕西亦曾行食盐法，但为时较晚。（四）两浙。浙东各地实行“食盐”之法时间不一，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始于至元二十七年抄数之后，一应诸色人户计口请买”[355]。绍兴地区，“延祐中，计口食盐之法行”[356]。浙西多数地区亦曾推行过“食盐”法，但一些商业都市因为“商旅之所集”，人口流动性大，“它郡口会，苏、杭未尝会也”[357]。（五）福建。福建的建、汀、延、邵四路“客商兴贩”，而漳、泉、福、兴四路则行“桩配民食”。这一“行盐”“食盐”地区的划分，是“延祐元年……运司又从权改法”的结果。[358] 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将“散办食盐”住罢。（六）广东。据元代方志记载，“本司（广东盐课提举司）各场周岁总办客旅盐八千九百引，散办盐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三引。官吏食盐，民食盐，灶户食盐”[359]。所谓“客旅盐”即商运商销之盐，“散办盐”即摊派之盐，亦即“官吏”“民”“灶户”的“食盐”。由此记载可知“食盐”数额大于商人运贩之数，但其开始年代和地区分布均不清楚。（七）广海。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一月，“广西盐先给引于民，而征其直，私盐日横，及官自鬻盐，民复不售。诏先以盐与民，而后征之”[360]。根据这一记载，可以认为广西曾实行“食盐”法，后改为常平盐局法（“官自鬻盐”），但因盐难以销售，又重新实行“食盐”法。（八）辽阳。辽阳出产池盐，但元朝政府“禁民盗食”，“转漕海盐以鬻民”。世祖时，改为均赋居民盐课，允许他们任意买食池盐、海盐。[361] 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食盐”法。此外，两淮、四川、河间三盐区，从现有记载来看，大概没有实行过“食盐”法。但就是全境实行商人运销的地区，邻近盐场的居民，常常也计口食盐。如淮东盐司各场，“附场十里之内人户，取见实有口数，责令买食官盐。十里之外，尽作行盐地面”[362]。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走漏私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食盐”法的推行，有两个特点。

（一）涉及面很广。从时间上说，起于世祖时，迄于顺帝初，几与元朝相终始。从地域上说，北起辽阳，南达岭海，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二）推行是很混乱的。多数盐司推行，也有一些盐司不推行。在推行的盐司中，往往也有部分地区仍然由商旅兴贩。而且各盐司推行的时间有早有晚，兴废无常。推行“食盐”法，有的是中央政府作出的决定，有一些则是各盐司自行其是的，这也是造成混乱的重要原因。

官运官销的另一种方式是常平盐局法，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创议者是当时忽必烈的宠臣卢世荣。他提出这个办法的理由是为了抑制“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把柄着行市，掯勒百姓”，使“百姓每都得盐吃”；实际上则是以此增加收入，使“国家更有利钱”。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各地设立常平盐局，盐由各盐司支拨，按官价发卖。计划以二百万引供客旅兴贩，一百万引供常平盐局发售，也就是说，以常平盐局来制约商旅运销。[363] 但是，没有多久，卢世荣就被罢职处死，他的建议大多废而不行，“常平盐局”法亦不例外。据记载，成宗时期，山东益都曾对盐法实行改革：

大德三年，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李公谔以选实来，三年代归……初，司盐铁者以青地多舄卤，盐所易出，乃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谓之食盐。久则吏缘为奸，口岁至五十斤。盐而食弗尽，诬之以私粥；直多而偿不足，罪之以欠课。敲榜禁系，求索百端，往往破产而后已。或乃先责其直而竟掩其盐。民骚然无所控诉，岁以久矣。公下车，访知其然，叹曰：“斯弊不去，吾何以为政！”适诏使问民所疾苦，至青，复有宣慰司。公即抗言，乞罢食盐，听民买食便。诏使、宣慰是之，闻诸朝。俄而命下，选官与公审定可否以闻。遂议，居实濒海者食盐如旧，而遏其吏弊；其益都、临朐、莒、临沂四县，及青之录司，益都县之颜神，凡六处，可官局发鬻；滕、峄二州，邹、滕、峄三县，及沂水之新寨，凡六处，听商贩往来。议上，从之，民喜如更生焉。[364]

可知大德三年（1299）改制后，益都路范围内，即有计口食盐、商旅贩盐和官局卖盐三种不同的方式。官局卖盐占有很大的比重。元统三年（即后至元元年，1335年），山东盐运使建议在益都将“零盐”“依登、莱等处，铨注局官，给印置局，散卖于民，非惟大课无亏，官释私盐之忧，民免刑配之罪”。户部议：“山东运司所言，于滕、峄等处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莱三十五局之例，于钱谷官内通行铨注局官，散卖食盐，官民俱便。既经有司讲究，宜从所议。”[365] 可知益都路在此时曾增置盐局（原有的盐局未见提及，可能在此以前已废止），而山东其余地区亦设有盐局。

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当时大都“南、北二城设局，凡十有五处”。泰定二年（1325），“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未及数载，有司屡言富商高抬价直之害”。于是，元统二年（1334）又恢复了盐局十五处，“每局日卖十引”。至正三年（1343）因“法久弊生”，又革罢盐局，允许商人贩盐[366]。

以上是见诸记载的盐局情况。元统二年恢复大都盐局时，户部曾说：“各处俱有官设盐铺，与商贾贩卖并无窒碍，岂有京城之内，乃革罢官卖之局！”说明官设盐局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并不限于大都、山东两地。

总起来说，元代销盐之法，是客旅贩盐、食盐、常平盐局三者并行，轮流使用。盐的生产是在国家严密控制下进行的，盐的运销同样受到国家的严密控制。实行食盐法时，政府直接将盐分配给居民，不管后者是否愿意。实行常平盐局法时，政府置局买盐。就是客旅兴贩，整个运销过程也受到政府的周密监督。盐是国家直接掌握的物资，专卖的物品，它的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是不一样的。元朝政府从上到下，腐败成风，它所推行的种种制度，不管如何严密，都会百弊丛生。以销盐而论，推行“食盐”则不断增加配额，提高盐价，甚至收钱不给盐。推行常平盐局法“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知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367]推行商旅贩盐，则盐场（仓）批验所（检校所）官吏故意刁难，敲诈勒索，商人“亏损资本”，“多被欺侮”。而一些权贵、官员则利用势力，多取盐数。以致商贩不通，盐课收入减少。元朝政府无法克服这些因为政权腐败带来的弊病，只能不断更换销盐之法，一法不行，另换一法，积弊日益加深。结果造成未卖之盐越积越多，私盐日益流行，直至灭亡。

第二节 盐课和盐价

在元代各项赋税收入中，盐税所占比重很大。当时人们说：“经国之费，盐课为重。”[368]“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369]“天下办纳的钱，盐课办着多一半有。”[370] 世祖晚年，全国盐产量约为一百七十余万引，此时官定盐价每引钞一锭，政府从出售盐引中可收入一百七十余万锭。而至元二十九年（1292）前后，“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万八千三百五锭”[371]。以此折算，售盐收入应占“天下所入”的十分之六左右。元代的赋税收入，有实物（粮食、丝等），有货币，这里所说的“天下所入”，指的是赋税中的货币部分，并不包括实物在内。过了三十多年，到天历二年（1329），天下“赋入之数”有“金三百二十七铤，银千一百六十九铤，钞九百二十万七千八百锭”。此外还有丝、绵、粮等实物。[372] 而天历年间一岁“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373]。按此折算，此时国家每年售盐所得为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十分之八左右。足证上面所引当时人们的种种估计都是合乎事实的。

事实上，元代（特别是中期以后）国家的各种重大开支，都靠盐课收入支持。（1）救灾。对于不时发生的水旱灾荒，元朝政府或则采用市籴之法，令民入粟中盐，以赈济灾民。以至顺元年（1330）为例。正月，“命陕西行省以盐课钞十万锭赈流民之复业者”。二月，“扬州、安丰、庐州等路饥，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粮五万石赈之”。“淮安路民饥，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赈之”。“济宁路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赈以山东盐课钞万锭”。三月，“东平路须城县饥，赈以山东盐课钞”。“以山东盐课钞万锭赈东昌饥民三万三千六百户”。“河南登封、偃师、孟津诸县饥，赈以两淮盐课钞三万锭”。“广平路饥，以河间盐课钞万三千锭赈之”。五月，“德州饥，赈以山东盐课钞三千锭”。十一月，“给山东盐课钞三千锭，赈曹州济阴等县饥民”[374]。以上共十次，九次赈济共动用盐课钞二十六万九千锭，另一次数目无记载。（2）军费。仍以至顺元年为例。这一年云南发生叛乱，元朝政府派遣军队前去镇压。六月，“以盐课钞二十万锭供云南军需”。七月，“命四川行省于明年茶盐引内给钞八万锭增军需，以讨云南”[375]。（3）赏赐。元代政治特点之一是皇帝经常给予贵族、大臣以巨额财物，作为笼络手段，用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元代前期皇帝赏赐的主要是金、银、钞，中期起盐引和土地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文宗图帖睦尔赐宠臣撒迪盐引六万，又赐皇姐鲁国大长公主盐引六万。[376]（4）上都和岭北行省的经费。元上都开平位于草原上，离农业区将近千里，各种物资大多需从农业区运去，费用浩大。岭北行省包括漠北广大地区，是蒙古族的发祥地。其首府和林也是一座草原城市。岭北也需由农业区运去大量粮食和物资。元代中期，每年两淮运司解送到大都万亿宝源库中统钞一百五十余万锭，其中起运上都八十万锭，起运和林五十万锭。[377]两淮盐运司产量最高，盐课收入最多，上都、岭北的费用主要依赖两淮盐课支持。

应该指出，包括官方文书在内的元朝各种文献习惯把各盐司售盐所得，称为盐课，意即盐税，其实和一般税收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各种税收所得，除了维持征税机构、人员的费用之外，其余都是政府的纯收入。盐课则不同。为了组织盐户进行生产，元朝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又要发给盐户工本钞，分拨草荡供作燃料。元成宗时，郑介夫说：“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荡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给、般运水脚之费。通以价钱准除折算，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378] 他这番话指出盐课中包括了制盐成本，而且对制盐成本估计很高。实际上，在制盐成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工本钞。工本钞是元朝政府发给盐户的制盐报酬，顾名思义，它只相当于制盐的成本。工本钞是按盐的生产数额发给的，以引为单位计算。各盐司制盐的方法不同，难易的程度不一，每引盐的工本钞也不一样，例如晒盐的工本钞只相当煎盐的十分之八。有元一代，由于纸币不断贬值，每引盐的工本钞曾多次调整，呈上升的趋势。北方宝坻等处盐场，至元二年（1265）“灶户工本，每引为中统钞三两”。而河间、山东盐司到至元十八年（1281）才增为三贯（两），说明在此以前还不到这个数目。至元二十五年（1288），“增工本为中统钞五贯”[379]。至元二十八年（1291），随着盐价的上涨，工本钞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在先一引盐卖三十两时分，一引盐五两工本钞与来。如今添了二十两卖一锭呵，也则与五两有，亏着他每的一般。”于是无论南、北都增加到每引八两。但南方晒盐、煮盐之别，煮盐工本钞每引五两时，晒盐四两，当煮盐升到八两时，晒盐相应改为六两四钱。[380] 成宗元贞二年（1296），盐价增为一引六十五贯，“盐户造盐钱为十贯，独广西如故”[381]。所谓“造盐钱”，就是工本。武宗至大二年（1309），盐价每引增为至大银钞四两，即中统钞一百两，“其煮盐工本”，“增为至大银钞四钱”，即中统钞十两。[382]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盐价增为每引三锭即一百五十两，[383] 工本钞“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384] 现将每引盐价与工本钞的变化列表如下：

表16-1 每引盐价与工本钞的变化

⑥“中统、至元间每引一十四两。至元二十二年，每引二十两”。（《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法·盐袋每引四百斤》）按，元平江南之初，南方各盐司与北方盐司的盐价不统一，后来才趋于一致。

可以看出，工本钞最多时为盐价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呈下降趋势，一般为六、七分之一。盐务管理机构的费用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至于郑介夫所说柴荡，本是国有土地，拨给盐户使用，国家并不费钱。搬运费用（盐场至盐仓）通常是在盐价之外另行收钱，称为“纲船水脚”。因此，郑介夫所说各种费用比之盐价“将及一半”是过于夸大的。元朝政府为制盐支付的各项费用，应为盐价的四分之一或略多一些。这就是说，盐价的四分之三左右是元朝政府的纯收入。

上面所说的每引盐价都是各盐司售盐所收的价钱，是由政府统一规定的，可以称之为出场（仓）价。但是，居民们通过各种方式为买盐支付的代价却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盐在各地的零售价并无统一的标准，差别很大。在常平盐局法下，官设盐局售价略高于出场（仓）价。如盐价每引一百五十贯时，大都盐局“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而出场（仓）价应为每贯买盐二斤六两左右，相差有限。表面上常平盐局法对百姓有利，但实际上，“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得一斤之上”[385]。这就是说，一贯钞只能买一斤盐，比官定价格贵一倍多。在食盐法下，按户摊派的盐，通常是按出场（仓）价征收的，官府主要用增加分摊盐额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如元顺帝初年，陕西运司“预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386] 而且，计口配给的盐，同样存在和掺灰土和缺斤短两的问题。商旅贩盐，零售价和出场（仓）价往往差别很大。至元十八年时，官卖出场价15两（贯），而潭州（今湖南长沙）卖到180 两（贯），江西卖170 两（贯），大都也要卖到120 两（贯）。[387] 分别是出场（仓）价的12 倍、11 倍强、8倍。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盐的出场（仓）价是每引100 贯，每贯4斤。“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徼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388] 批发商卖到五百文一斤，零售商就卖到八百文至一贯一斤，高于出场（仓）价四五倍。商人在买盐时要支付“带收钞”，已见前述。此外，由盐（仓）运往各地要支付运费。批发商转卖给零售商时要经过牙人之手，须支付牙钱。但总的来说，商人从销盐过程中获得的利润是很大的，这是盐商常以豪富著称的原因所在。

由上述可知，元朝政府利用制盐成本与出场（仓）之间的差额获得巨大的收入，商人则利用出场（仓）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额得到大量的收入。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关键在于盐是国家垄断的专卖物资，在国家严密控制下生产和发售。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不管实行哪一种销盐方式，买盐的支出都是他们的沉重负担。当客旅贩盐时，盐的零售价高昂，“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溪山穷谷，无盐可食”[389]。“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贫者多不得食。”[390] 实行常平盐局法时，官吏串通作弊，“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贾之贱”[391]。而实行食盐法的地方，“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392]。“食盐害民，所在皆是，而岭海之间，其害尤甚……民至破家荡产尤不充。”[393] 盐价的不断提高，是促使元代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私盐的贩卖盛行，便是其具体的表现。元代把私盐贩卖者称为盐徒，他们常常采取成群结队的形式，敢于与官军对抗。河东盐司地面，每年捉获的私盐贩“不下千百余起”[394]。而沿海的盐徒，驾驶“在海大船，每岁入场，通同场官、灶户人等，公然买卖……每船少者买数百引，多者千余引。运至扬州路崇明州地区石牌镇扬子江口转卖。此间边江拨脚铁头大船，结至上江发卖。拒敌巡哨军船，杀官人等，岁岁有之”[395]。盐徒在元代农民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张士诚、方国珍便是其代表人物。

第三节 茶课和茶价

茶和盐一样，都是国家专卖的物资。元代的官方文书中说：“古今盐、茶，系国家榷货。”[396]“随路盐、茶，即系立法榷货，难同其余买卖商税。”[397]对于茶叶生产和运销，国家同样实行严密的控制，但具体实施方法和对盐的管理有所不同。

元代茶课“大卒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398]大体说来，元代榷茶之法，可分两类地区加以叙述。一是四川地区，另一是江南各地。

北宋时在四川实行官榷之法，以川茶博取西北诸族的马匹，茶商亦向官府设立的茶场买茶，不能直接与园户（茶叶生产者）交易。南宋时，赵开改革四川茶法，取消官榷，官府卖引给茶商，茶商直接与园户交易。13世纪中叶，四川是蒙、宋双方激烈交战之地。忽必烈即位时，蒙古已占有四川大部。“至元五年（1268），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399] 这是有元一代茶法的开始。[400] 至元六年七月，设置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管理榷茶事务。[401] 这时的川茶，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巩昌（今甘肃陇西）置局发卖，显然用来满足关陇地区以及西北各族的需要。“置局”说明由政府垄断经营，四川生产的茶叶统一交给国家。至元八年（1271）九月，“诏以四川民力困弊，免茶、盐等课税，以军、民田租给沿边军食。仍敕：‘有司，自今有言茶、盐之利者，以违制论’”[402]。又有记载说：“[至元]八年，罢四川茶盐运司。”[403] 可以认为，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不久即撤销，改设四川茶盐运司兼理盐、茶。而到此时，又撤销四川茶盐运司，免除盐、茶等税，则原来榷茶之法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至元十六年（1279），重新设立四川茶盐运司，意味着榷茶法的恢复。没有多久，便改变了办法。史载，张庭瑞在四川平定以后，升诸蛮夷部宣慰使。“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以为患……听其自市于羌，羌、蜀便之。”[404] 又有记载说：“民岁摘茗，官收籴之，为局自鬻。公（张庭瑞）变其法，听民入券。自与羌市。”[405] 可知原来四川茶恢复官榷之法时，全由政府收购，再高价卖给少数民族。这里的“羌”应是以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的统称。在官榷法下，茶叶生产者与“羌”人都受到沉重的剥削，“人以为患”。张庭瑞改为卖引法，应与江南的办法相同，即商旅交钱买引，然后与茶户交易茶叶，引、茶相随，卖给“羌”人。宋代四川茶法经历了官榷与卖引的变化，元代四川茶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此以后，未见有关四川茶政的记载，似可认为，卖引法一直延续了下来。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取得南宋辖下的大部土地，并逐步建立各种管理制度。“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吕文焕首以主茶税为言，以宋会五十准中统钞一贯。次年，定长引、短引。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406] 吕文焕是南宋襄阳守将，投降元朝，成为元军南下灭宋的先锋。他熟知南宋的制度，显然是建议元朝政府继续推行南宋的茶法。稍后，至元十八年（1281）一件官方文书中引用“都省降到《引据条画》备坐文牒内一款”；“客旅兴贩茶货，纳讫正课宝钞，出给公据，前往所指山场，装发茶货出山。赍据赴茶司缴纳，倒给省部茶引，方许赍引随茶，诸处验引。发卖毕，限三日以里，将引于所在官司缴纳，即时批抹。违限匿而不批纳者，杖六十。因而转用或改抹字号，或增添夹带斤重，及引不随茶者，亦同私茶断。仍于各处官司将客旅节次纳到引目，每月一次，解赴合属上司缴纳”[407]。应即元朝政府根据吕文焕建议大体沿袭南宋茶法作出的具体规定。其基本内容和南宋茶法是相同的，即在国家严密监督下由商人买引贩茶。

上引《条画》中所说“茶司”，即元朝政府设立的管理机构。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成为总管江南茶政的机构。[408] 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江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江西榷茶都转运司阶正三品，与各处盐运司同，设有运使、同知、副使等官。[409] 都转运司下辖茶提举司十六所，分别是：杭州（今浙江杭州）[410]、宁国（今安徽宣城）、龙兴（今江西南昌）、建宁（今福建建瓯）、庐州（今安徽合肥）、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武昌）、常州（今江苏常州）、湖州（今浙江湖州）、潭州（今湖南长沙）、静江（今广西桂林）、临江（今江西清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兴国（今湖北阳新）、常德府（今湖南常德）、古田建安等处（古田今名同，建安今建瓯，元代分属福州路和建宁路，今均属福建）。茶提举司阶从五品，分布在江南各主要产茶区。至元三十年（1293）“罢其课少者五所，并入附近提举司”[411]。“天历二年（1329）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412] 也就是撤销榷茶都转运司和茶提举司，将征收茶课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负责。但到顺帝元统元年（1333）十一月，“江西、湖广、江浙、河南复立榷茶运司”[413]。重新设立的茶运司七处。[414]“管办茶课人员，止是发卖引、据，事简务轻，课额非重，即与盐运司事体不同。”[415] 盐司既要管生产，又要管销售；茶司主要管销售，对生产过问不多，两者职责轻重是有明显区别的。

盐、茶都是国家专卖品。商旅贩卖盐、茶都与有关政府机构发生关系，但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客商到盐运司出钞买引，凭引到盐仓（场）取盐，运往各处发售。客商到茶司交纳钱钞，茶司出给公据，商旅持公据前往指定的产茶山场。“茶园磨户，但有买茶客旅，须验所赍引据，依数发卖。”[416] 商旅装载茶货出山，凭据到茶司换取茶引，然后到各地发售。可以看出，客旅买茶的手续比起买盐来要复杂一些。两者的区别，一是贩盐只有盐引，而贩茶则有据、引之分；二是贩盐买得盐引即可取盐，贩茶则在买得据、引之外，还须与茶户贸易。盐引的价钱包括制盐的工本费和盐税，而茶引（据）的价钱只是国家征收的茶税，商人还须向茶户支付制茶的工本。上述元代商旅贩茶的手续，实际上是宋代茶法的继续。

销盐的凭证称为盐引，销茶的凭证则称为茶引。盐引只有一种，茶引则有长、短之分。“[至元]十三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余锭。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余锭。”[417] 长引、短引的名称来自宋代。宋代的长引可以到其他各路贩卖，为期一年；短引限于本路，为期一季。但元代长引、短引之别，主要是数量的不同。是否与销行地区（本路、外路）有关，没有明确的记载。所谓“以三分取一”“取三分之半”，应指茶司所收茶引（据）的价钱，其余部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半）应是茶户和商人交易时收的价钱。但是，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成立榷茶都转运司总管江南茶税时，便取消了长引，专用短引，自此以后，没有再更改。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原来每由茶九斤，后来改为“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418]。“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419]

茶叶生产和盐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盐户（盐业生产者）都固定在一定盐场中，商人买引后便到盐场或盐仓支盐。茶户（茶叶生产者）则仍是各家各户个体生产，每户栽种若干茶树，拥有一盘或数盘碾磨，而生产指标则由茶司下达。商人买盐与买茶手续的不同，是与两者生产的组织形式差别有密切关系的。初成立榷茶都转运司时，李瑞任副使，“比署事，同众公议，给据采造，罢巡禁之扰，验实出卖，岁终课额倍增”[420]。可见设立茶司之初，“采造”便须由茶司“给据”。所谓“给据”就是允许茶户造茶若干的凭证。顺帝至正二年（1342），李宏上书言江州茶司事务，其中说：江州榷茶都转运司“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提举司官吏“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数，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421] 可见茶户必须有茶司发给的公据，才能制茶，茶的生产是受到茶司控制的。

紧接着上述文字以后，李宏又说：“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422] 可知茶户需发卖茶叶后，才能得钱。茶户发卖茶叶的对象，无疑是持据的商人或持茶由的“小民”，而茶户还须向茶司纳钱。因此，茶运司不仅通过出卖茶引收纳钱钞，还从茶户收取钱钞，这和盐课是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元朝还推行过“食茶”之法。所谓“食茶”，和“食盐”一样，就是政府出面，强行摊派。“[至元]二十一年，廉运使言：‘各处食茶课程，抑配于民，非便’。于是革之。”[423] 可见在此以前实行过“抑配”亦即摊派之法。但实际上后来不少地区仍实行此法。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茶课]周岁起催三锭二十五两六钱四分。旧实无之，始于至元三十年，茶提举司到州取勘，为无茶园及磨茶户，姑令各都认办此数”[424]。刘耕孙为桂阳路临武县（今湖南临武）尹，“县土不产茶，而官征其利。始额不过钱二百五十，渐加重至十倍，民不堪命，君上其事罢之”[425]。临武不产茶而征茶税，必然像昌国州一样强行摊派。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建德（今浙江建德），“建德非茶区，民苦茶税，先生（吴师道）言不便，报减税，民赖之”[426]。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江南茶课由三个方面的收入组成。一是茶司出卖茶引的收入，二是茶户向茶司交纳的钱钞，三是在某些地方强行摊派的茶税。其中出卖茶引的收入是茶课最重要的部分。元朝政府经常用提高引价的办法来增加茶课的收入。从至元十三年（1276）到延祐五年（1318），四十二年内，茶引价钱上调六次，从每引五钱四分二厘八毫增加到十二两五钱，上涨了二十余倍。其中有几次是比较突出的。至元二十一年革除抑配之法，“而以其所革之数，于正课每引增一两五分，通为三两五钱”[427]。也就是说，摊派之法取消了，但国家应收的茶课并没有受到损失，政府用提高茶引价钱的办法弥补了取消摊派的损失。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的宠臣桑哥因为“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建议增加茶、盐、酒醋税，其中“茶每引今直五贯，宜增为十贯”，加了一倍。他的建议为忽必烈所批准。[428] 延祐五年（1318）“用江西茶副法忽鲁丁言，立减引添课之法，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通办钞二十五万锭”[429]。这是因为，元朝政府规定每年出售茶引一百五十万道，超过了茶户的实际生产能力，“因为课额重了的上头，靠损了茶户，办纳不前有”。法忽鲁丁建议减去五十万引，“止发一百万道”，每引添加二两五分，“这般办呵，不失元额，茶户也不生受也者”。得到皇帝的批准。[430] 至元二十一年和延祐五年提价，都是改革弊政，但又使茶课不失原额。至元二十六年增价，则完全为了增加收入。

江南茶课的收入增长得很快。至元十三年（1276）初定茶法时，征钞一千二百余锭。后来不断增加，到延祐三年（1316）“办了二十四万九千余锭来”。四十年间，增加了一百余倍。延祐七年（1320），又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以后一段时间，稳定在这个数额上。（见表16-2元代茶课收入统计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元朝政府财政收入中钞九百二十七万余锭。同时期盐课收入为七百六十六万锭，盐课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十分之八左右。而茶课收入仅占百分之三强，相差悬殊。但在诸色课程中，茶课仅次于盐课，仍占有重要地位。茶课的猛增，关键在于元朝政府不断增加茶引的发售数量，强迫茶户增加产量，同时又提高茶引的价钱。这些措施，一方面激起了茶户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因而砍伐茶株，往往改业”[431]。另一方面则导致茶叶质量的降低，私茶的盛行。“国初……茶行四方，商贾日盛。由是课益增，人始益草木萌蘖茶中，味既苦恶而商贾濡滞。”[432]“茶法非不严也，而假茶滥引（名曰还魂引，动以数万，此建昌、武宁、分宁之风）恣行无恐。”[433]

表16-2 元代茶课收入统计

表16-2 元代茶课收入统计续表

注：（1）本表据《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和《元典章》新集《户部·茶课·延祐五年拯治茶课》制成。

（2）至元十七年末茶价，此处据《元史》。《元典章》新集作“2两4钱9分”。

（3）《元典章》新集载延祐三年茶课数，一处如表所载，一处作“二十五万五千余锭”。

（4）《元史》载，至元十八年茶课“二万四千锭”；十九年“增二万锭”，则应为四万四千锭。但二十三年增引价后才达四万锭，疑十九年数有误，暂不列入。

第十七章 诸色课程（下）

第一节 商税

窝阔台汗即位（1229）后，耶律楚材建议在“汉地”征收各种税，可以使国用有余，其中便有商税。为此设立了十路课税所，负责征税。但此时商税的征收办法无记载可考。[434] 金朝灭亡后，蒙古国在中原调查户口，并在丙申年（1236）推行各种赋税制度，规定商税三十取一。[435] 金朝商税，“诸物百分取三”[436]，相比之下，蒙古国略重一些。元代文献说：“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437] 明初修纂的《元史·食货志》从之。这是不准确的。至元七年（1270）的“法”，不过重申窝阔台时代的规定。这个征收商税的办法，在元代曾一再重申，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即位诏书内称：“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438] 英宗至治改元诏书内称：“商税三十分取一，不得多取。”[439] 可见是元代通行的制度。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至元七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440]。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441]。二十二年（1285）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442]。上都开平位于草原之上，离农业区较远，商贾罕至，元朝政府用降低商税的办法来吸引商人。二十二年五月，“减上都商税”[443]。“于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444] 比起六十税一来，又降低了一半还要多。“元贞元年，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445] 应是恢复了六十税一的办法。大都是元朝的首都，至元二十年规定：“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446] 大都有新城、旧城之分，旧城是原来的金中都城，新城是忽必烈建造的，位于旧城东北。新城建成后，忽必烈下令将旧城居民和店肆大批迁入新城，同时规定商税四十取一，以示优惠。

商税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税。粮食、日常用品、牲畜、房屋、土地的买卖，都要交纳商税。买卖人口亦要纳商税。甚至民间结婚聘礼所用绢匹，也要“依价准折财钱”收税。[447]“人家自用不系货卖之物”如“庄农鸡豕牛羊等”，不在收税之列。[448] 有些地方还规定了一些“不合税”之物，如福建曾出榜声明三十余种物品属于“不合税”范围，其中有书画、草鞋、条帚、砖瓦、莲蓬、菱芡及一些海产品等。[449] 在商税收入中，“田产宅院人口头匹”的买卖占很大比重，“于内价值千有余锭者有之，以三十分取税一分，一契约取四、五十锭。其余……价值百十锭者有之，五、七十锭之上者有之，三、二十锭者有之。至微者牛、畜之类，不下七、八锭”[450]。

商税历来有过税、住税之分。所谓过税，指商人贩运货物过程中沿途所征之税，所谓住税指货物交易时所征之税。宋代既有过税，又有住税。元代“征商之制，有住税而无过税”[451]。也就是说，货物只有在市场上交易成功后才纳税，沿途运输时不纳税。至元四年（1267），临汾县在城务捉获一批外地商人，扣下货物，要以漏税处治。经平章政事制国用使司审核，“今据樊城等七人般布匹，经由汾河东岸，欲往山东，彼中不曾货卖，岂有在城务提拿漏税之理”。便命令将货物发还本人。[452] 但事实上各地税务常常任意征收过税。武宗时，王都中为郴州路（路治今湖南郴县）总管，“命务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于其途”[453]。这里所说的“法”，就是不收过税。

商税三十税一，但是交纳商税时还要交契本钱。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增商税契本，每一道为中统钞三钱”[454]。所谓契本，就是户部统一印造（后来允许江南四处行省用户部颁发的铜板、铜印印造）的收税凭证。凡是纳税者领到契本才是合法的，“今后应报诸人典卖田宅人口头匹，所立文契，赴务投税，随即粘连契本，给付买主，每本收宝钞三钱……如是依前不用契本，有人首捉，因事发露到官，买主同匿税科断，当该院务官依条追断，提点正官取招定罪黜降”[455]。推行契本，主要是防止税务官员作弊，中饱税钱，同时也以此增加政府的收入。至大三年（1310），契本一道增为至元钞三钱。[456] 至元钞与中统钞为五与一之比，即增加了五倍。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不用契本事发要追究买主的责任，可见买卖成交后赴务纳税的是买主，卖主不负担商税。

元朝政府在全国很多地方设立了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称为税务，亦称税使司。[457] 在大都设立了税课（后改宣课）提举司，杭州也设立税课提举司。税课提举司下辖若干处税务。元代设立的税务数目，现存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为170处，[458] 一为200处左右。[459] 数额的差别可能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且，从当时其他文献来看，所设税务并不限于以上资料所载。例如，镇江一路在以上两类记载中都只有镇江、金坛二处税务，而在元代中期所修方志中则有“在城务，谏壁务，丁角务，丹阳县，吕城务，金坛县”共六处。[460] 可以认为，有元一代全国先后所设税务，应在200处以上。

税务200处左右的资料是分地区记载的，分别是：“大都等处腹里税务七十三处”[461]，“江浙行省四十处”[462]，“江西行省一十八处”，“福建行省六处”，“辽阳行省二处”，“河南行省三十四处”，“陕西行省四处”，“四川行省二处”，“甘肃行省二处”，“湖广行省一十九处”[463]。以上税务的设置分布，大体反映了各地区商品流通的情况。江浙、河南和腹里所设税务较多，商品流通较为发达，江西、湖广次之，辽阳、陕西、四川、甘肃数省，则是落后的。

元朝政府将商税征收机构按征税数额划分为不同等级。大都税课提举司和杭州税课提举司阶从五品。[464] 其余税务按10000 锭之上、5000 锭之上、3000锭之上、1000 锭之上、500 锭之上五等，品阶分别是从六、正七、从七、正八、从八。税课提举司设提举、同提举等，税务（税使司）设提领、大使、副使。在记录全国税务为170处的资料中，10000锭之上到3000锭之上的税务有以下各处：

10000锭之上：杭州在城、江涨、城南、真州。

5000锭之上：平江、潭州、太原、平阳、扬州、武昌、真定、安西。

3000锭之上：建康、龙兴、温州、泉州、庐州、江陵、淮安、庆元、镇江、福州、成都、清江镇、恩州、保定、大同、卫辉、汴梁、济宁、东平、益都、大名、吉安。

在城、江涨、城南3处均在杭州境内。真州即今江苏仪征，当时是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地，商业繁荣。大都所收商税，无疑在万锭以上，但不见于该记载。杭州、真州和大都，便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城市。在以下二个等级的30处税务中，属于腹里的11处（太原、平阳、真定、保定、大同、卫辉、恩州、济宁、东平、益都、大名），属于江浙省的7处（平江、建康、温州、泉州、庆元、镇江、福州），属于河南行省的5处（江陵、淮安、庐州、卫辉、汴梁），湖广2处（潭州、武昌），江西3处（龙兴、吉安、清江镇），四川1处（成都），陕西1处（安西）。这30处税务所在地是元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大都、杭州、真州一起，构成了元代商税的主要来源。

1000锭以上的税务37 处，500 锭以上的税务100 处。这些税务所在地也有一定规模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活动，主要分布在江浙、腹里、河南等地。元朝全国设路185，县1127，而设税务不过200处左右，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县中，并无税务的设置。不设税务并不等于说不征商税，而是因为商税所入有限，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的必要。可以昌国州（今浙江定海）为例：“税课。往宋以海乡散漫，止产鱼盐，商贾之所不至，故无征禁。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每月柜办中统钞一锭一十八两六钱，今增至三锭半有奇矣。”[465] 昌国州的税课，实际上就是商税。偏僻如昌国州，仍有商税定额，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不设税务的地方，商税应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

至元七年（1270），在重申三十取一的同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466]。中统宝钞每两贯同白银一两，[467] 则此时商税额应为中统钞90000锭。“二十六年，从丞相桑哥之请，遂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468] 这是桑哥普遍增税以弥补国用不足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469]下面便是“天历之际”（1328—1329）全国商税收入的情况见表17-1：

表17-1 1328—1329年商税收入⑥

⑥《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以表17-1中的“腹里”，包括大都路、上都留守司、兴和路、永平路、保定路、真定路、顺德路、广平路、彰德路、大名路、怀庆路、卫辉路、河间路、东平路、东昌路、济宁路、曹州、濮州、高唐州、泰安州、冠州、宁海州、德州、益都路、济南路、般阳路、大同路、冀宁路、晋宁路。在这些路分中商税年收入万锭以上的有真定路（17408 锭3 两9 钱），大名路（路治今河南大名，10795锭8两5钱），河间路（路治今河北河间，10466锭47两2钱），济宁路（路治今山东巨野，12403锭4两1钱），济南路（路治今山东济南，12752锭36两6钱），冀宁路（路治今山西太原，10714锭34两6钱），晋宁路（路治今山西临汾，21359锭40两6钱）。其中尤以晋宁、真定二路为“腹里”各路之冠。晋宁路原名平阳路。在前面所引“五千锭之上”的税务中，即有平阳、真定二处。可见这二个地区的商品流通在元代北方始终居于领先的地位。除了商税的收入外，元朝政府还从出售契本得到可观的收入，天历元年“契本总三十万三千八百道，每道钞一两五钱，计中统钞九千一百一十四锭。内腹里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计钞二千四十九锭四十八两；行省二十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计钞七千六十四锭二两”[470]。中统钞一两五钱即至元钞三钱。仅以商税来说，天历年间商税收入比至元七年增加了十倍以上，“百倍”云云，则是夸大的。

元代贪污之风弥漫上下，税务系统亦不例外。皇庆元年（1312），一位户部主事上书说：“税课不能尽实到官，盖因官豪势要庄宅牙行栏头人等，将买卖田宅人口头匹之家，说合成交，写讫文契，两相要讫牙钱，又行收取税课……多收税钱，并不纳官。若是务官觉察取问，止以价钱未完为由推调。直至年终，务官将与交界，乘此之际，掯除务官，少者强索印契，多者不论价直，或以一契至元钞一钱二钱纳官。亦有通同作弊，不附赤历，就于契尾用印，因而分使官钱。又有因为务官不从己意，即赍邻境税务，往来互相走税。其别界务官，意为有益于己，又临任满，比之前项一、二钱纳税者，又行半价收税。纵有用契本者，百无一二。似此弊病，不可尽述。一则失去契本价钱，二则失透官课。”[471] 可知官吏势要串同作弊不纳税钱，不用契本，是很普遍的。上面列举的商税收入和契本收入，并不能完全反映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

元代商税征收中，还有一个特殊问题，那便是各种宗教寺院的商业活动是否纳税。元朝各种宗教寺院往往从事商业活动，有的规模还很大。中统五年（1264），中书省奏：“已前成吉思皇帝时……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哈罕皇帝圣旨里也教这般行来。自谷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合无依旧征纳。”可见，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曾规定各种宗教寺院经商须纳商税，但自贵由（谷由）汗以后，并未实行。忽必烈下令，照依原来的规定，买卖者纳商税。[472] 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认真执行。至元三十年（1293）中书省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依买卖百姓体例纳税呵，怎生？”忽必烈表示同意。同年六月又奏：“海答儿等管课程的说，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哏损着课程多有，执把着圣旨不肯纳税。”可见做大买卖的和尚、也里可温不纳税是得到皇帝特许的。[473]元成宗上台后，在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颁布圣旨，对各种宗教寺院的赋税加以规定，其中之一是：“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买卖不须纳税，却不得将合纳税之人等物货妄作已物，夹带影蔽，违者取问是实，犯人断罪，物货没官。”[474] 在世祖时代，按照国家的政策，寺院经商是要纳税的，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的才可免税，当然有的依仗势力也可抗税不交。成宗则明令允许寺院经商可以免税。这是一大变化。但是，允许寺院免税，意味着商税收入的减少，这件事引起政府内争论。大德八年（1304）四月，中书省上奏：“国家费用的钱粮浩大，近年以来所入数少，不敷支用”，要求恢复各种宗教寺院做买卖纳商税之法，成宗同意。[475] 尽管如此，各种宗教寺院依仗权势不纳商税仍是相当普遍的。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476]。七年十一月，“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477]。天历二年（1329）六月，“征京师僧道商税”[478]。这一连串命令反映出寺院逃避商税之严重。至顺二年（1331）三月，“中书省臣言：宣课提举司岁榷商税为钞十万余锭，比岁数不登，乞凡僧道为商者仍征其税。有旨：诚为僧者，其仍免之”[479]。可见统治者对于寺院不纳商税采取纵容的态度。至于给予某些寺院以免征商税的特权，则在元代从没有停止过。

第二节 酒醋课

金代有酒税醋课。蒙古窝阔台汗即位（1229）后，耶律楚材建议在“汉地”征收各种税，为此建立十路课税所，其中便有酒醋税。[480]《元史》中关于酒醋税的初征有二种记载。一说：“[窝阔台汗]二年庚寅春正月……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同年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481]。另一说：“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所，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482]两说关于酒课始行的年代有出入，而“验实息十取一”与“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亦有很大差别。似可认为，蒙古国最初行税酒之制，按“酒息”（卖酒所得利润）十取其一。但接着成立十路课税所，全面征收各种赋税，便仿前代之法，实行榷酒之法，即由国家专卖。所谓“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应是指按居民多少规定各地酒醋务的上交税额。甲午是窝阔台汗六年（1234），这一年蒙古联宋灭金，控制了原来金朝的统治地区，加强了北方广大农业区各项统治制度的建设。这一年颁布的“酒曲醋货条禁”，是针对“私造者”而发的，目的显然是加强酒的专卖。“条禁”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来，在此以后，世祖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下令：“随路恢办宣课”，其中说：“已有先朝累降圣旨条画禁断私盐酒醋曲货匿税，若有违犯严行断罪。今因旧制，再立明条，庶使吾民，各知所避。”有关酒醋的条文是：“诸犯私酒曲货者，取问得实，科徒二年，决七十，财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随州府司县应立酒务办课去处，无得将别行酝造到祗应使客醅酒沽卖，仍委自酒务官关防体究。如是因而沽卖，便同私酒法科断施行。”“诸局院人匠、鹰房打捕并军人奥鲁诸色人等犯私卖酒醋盐曲货匿税，遇所在捕捉，却行聚众打夺，今后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军官并各管头目与犯人同罪。打夺因而致死伤者，各从重施行。”[483] 这些条文是“因旧制”而来的，应即甲午年“条禁”的内容。三条之中，第一条是关于犯私酒罪的具体处罚办法；第二条是“祗应使客”的酒不许在市场上出售，这是指驿站供应来往使臣的酒；第三条是禁止官府人匠、鹰房打捕和军人奥鲁（指军人家属）私卖酒醋曲货。[484] 可见在实行榷酒以后，私酒盛行，而敢于犯法的，主要是驿站人户、局院人匠、鹰房打捕人户和军人家属。

上引资料说，辛卯年“立酒醋务坊场官”。中统二年的《条画》中提到酒务。实际上，酒务是酒的产销的地方管理机构，而坊、场则是酿酒、卖酒的场所。山西阳城的两块碑刻，一立于“己酉二月”，列名的有“商酒务官张光著”[485]，己酉是蒙哥汗九年（1249）；一作于“中统五年甲子”，列名的有“都功德主商酒务官张光著”[486]，中统五年是1264年。可知在蒙古国时期“汉地”确曾设立酒务，有些地方则设商酒务，兼管商税和酒税。

进入元朝以后，酒课在“榷沽”之外，又行“散办”之法。仁宗延祐四年（1317）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始立榷沽之时，官设酒库，出备米曲工本，造酒发卖，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亦犹盐场支用官本，灶户煎盐发卖办课，故犯酒禁者与犯盐之法同。已后废榷沽之法，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其造[酒]发卖而不税者，是与匿税无异。”[487] 据此可知，元朝原来沿用蒙古国制度，实行榷酒之法，后来改为“散入民间恢办”，在其他文献中，简称之为“散办”。

关于元朝的榷酒，至元十三年（1276）十月的一件旨在恢办江南诸色课程的行省文书中说：“酒醋课程，须酌量居民多寡，然后厘勒各官置赤历开写每月炊浆米石斗，可用曲货斤重，造到清酒味醇薄，发卖价值，除工本外每月实办息钱钞，每石可留息若干。当日晚具单状于已委定提调官处呈照，十日一次呈押赤历，每月一次打勘办到课程，不过次月初五日呈省。据办到课程数目，每月解赴宣慰司，每季差官起运赴省，交纳施行。”“体知得随处多有势要之家，设立酒库，恃势少认办到课额，恣意多造醅酒发卖。办到息钱，除认纳定官钱外，余上尽行入己，实是侵衬官课，仰截日尽行罢去，止委总管府选差人员造酒，依例从实办课。据罢讫酒库，应有见在米曲浆米酒醋浸清酒并一切什物，官为拘收作本，合该价钱，官吏保结申省定夺支拨施行。”此外还重申私酒曲货的处罚办法。[488] 可见酒醋都是由官府酿造的。对于酒醋的酿造和发售，官府都加以严密的控制，用以保证酒课定额的实现。

酒库在宋代已经出现，是官府设立的酒的酿造、批发机构，酿酒数量和上交税课都有规定。从上引文书来看，元朝平定江南以后，发现各地酒库多为“势要之家”把持，从中舞弊，便下令撤销酒库由总管府直接派人造酒纳课。撤销酒库是为了更好实行酒专卖，保证酒课的实现。但是，前引延祐四年文书中说“始立榷沽之时，官设酒库……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和上面所说显然存在矛盾。似有两种可能。一是沿袭宋代说法，以“酒库”为官府酿造、批发酒机构的代名词，一是在罢去“酒库”后不久即行恢复。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明代徽州地方志载元代酒课情况如下：

本路新管酒课中统钞四千六百二十四锭四十九两六百文，醋课中统钞一百四锭三十五两八百文四分。至元七年，各路置宣课提举司，行榷酤法。至元十九年八月罢，以酒课分摊各乡都。至元二十年乡村人户自酿办课，在城再立务榷酤，每石除米曲工本外，取见钞六贯。二十三年正月罢，仍令民户散办，公私便之。二十九年，江浙省酒课减免二分。[489]

明代徽州地方志中关于元人赋税的记载颇为详尽，应是以前代方志或档案资料辑录而成。由此可知元朝平定江南以后，酒课先后颇多变化。先和北方一样行“榷沽”即专卖之法，继之以酒课“分摊各乡都”，即强行摊派。然后将城乡分开，城中仍行“榷沽”，农村则“自酿办课”。最后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普遍实行“散办”之法。另据元代镇江方志记载，“至元庚寅，罢官榷沽，最月息定课以赋于民，号散办”[490]。也是由榷酤向散办转变，但时间较徽州晚一些（庚寅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可以认为，江南各地在13世纪末陆陆续续都由“榷酤”转向“散办”，但时间前后有别，并不完全一致。

至元二十九年（1292），伯行任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治中，“吏复聚谋，行榷沽法，坏富家酿具，当益官利三倍。公毁其牍不行”[491]。显然，在此以前，已经废除榷酤，改行“散办”，故“富室”有“酿具”。为了恢复榷酤，就必须取缔“富室”的“酿具”，由官府统一组织生产。这一记载，说明镇江由榷酤向“散办”的变化，必然发生在至元二十九年以前，这便为上述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应该指出的是，至元二十七年“罢官榷沽”，并不是说自此以后全国都推行“散办”了。从镇江路来说，至元二十七年“散办”之后，“未几，权豪擅利者禁，复行榷酤”。“至大中，郡建议复散办”。可见前后屡有变化。其他地区亦应如此。似可认为，在13世纪末实行“散办”以后，仍是“榷酤”“散办”并行，因地因时而异，但以“散办”为主。

官榷是由官府“出备米面工本，造酒发卖”。其他人“皆不得私自酿造”。已见上述。官府造酒的机构，在大都（今北京）称为槽房，在地方上可能沿用酒库的名称，也可能有其他名称。槽房和酒库，均由官府指定专人负责经营，这种人称为“酒户”。至元十年（1273），御史台的一件文书中提到“众酒户见纳课程”[492]；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备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493] 原来由官府备工本，现为酒户自备工本，官司统一收购发卖，这样对官府更为有利，但榷酤的性质并未变化。卢世荣推行的措施在他失败后大多废除，这一改革后果如何则不可知。从以上记载可知在官榷下酒户的存在，他们应是由官府指定利用官有酿具、原料从事酒的生产和销售，“亦犹盐场支用官本，灶户煎盐，发卖办课”[494]。镇江的地方志记载说，榷酤“例选甲户而督办焉”[495]。“甲户”指户等中的上等户，即选拣上等户充酒户，从事酒的生产和销售。

“散办”是“诸人皆得造酒”，“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实际上，这是专指城镇而言。而且，城镇中造酒者一般均是上户、富户。如杭州路（路治今浙江杭州）酒课“已有上户自包认”[496]。“两杭之豪民十家，入赂于官，大为酿，务高其估而专其利。”[497] 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城中酒税岁额八千锭，以百八十户认办不均”[498]。这些“包认”“认办”酒课的人户，显然仍须得到有关税务机构的认可，故需“入赂于官”，并非人人得以为之。

某些地方还曾实行“扑买”之法。蒙古国窝阔台汗时期，“扑买”一度盛行，其中有“刘庭玉者，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耶律楚材反对这种做法，“咸奏罢之”[499]。此后不见有“扑买”。至元二十七年元朝政府“罢官榷沽”实行散办，“镇江阖郡户十万，月赋中统钞六百五十锭。城中民不能八千，实占租四千贯有奇。既而豪侠一不剌金者自愿辜榷城中，重割属县课增其数，总一万二千五百贯，借称而改法，民不与闻也。未几，权豪擅利者禁，郡仍榷酤”[500]。一不剌金应是“回回”人，他一人承包“城中”的酒课，而且比原额有所增加，显然是一种扑买行为。镇江城中酒的生产和销售，便归他垄断。但是，元朝政府对于“扑买”采取否定的态度，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即位诏书中宣布：“诸处酒税等课，已有定额……若于额上办出增余，额自作额，增自作增，仍禁诸人扑买。”[501] 正式在诏书中禁止扑买，可见扑买仍不在少数；镇江取消扑买，仍行榷酤，可能即与此诏有关。扑买可行于“散办”时，镇江的扑买，显然是作为“散办”的一种形式出现的，但这种“擅利”的垄断行为，与正常的“散办”是有区别的。

宋代实行酒专卖时，城乡有别。京城二十五里，州城二十里，县、镇、窠十里以内，实行榷沽；在此以外，则许民酿卖，且需纳税，并不许进入上述范围之内。元朝沿袭了这种办法。乡村酿造的酒，进入城镇及其近郊，称为“犯界”。至元十三年（1276），“都省议得，今后犯界酒一十瓶以下，追罚钞一十两，决二十七下；一十瓶以上，追罚钞四十两，决四十七下；酒虽多，止杖六十，追钞五十两”。但是，“所获酒数拟合给主，仍勒出境，毋致得侵衬课程”[502]。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政府讨论湖广门摊问题，结果是：“除城郭十里之内并镇店立务办课去处依旧例税米外，离城郭十里之外乡村住坐不以是何户计，验各家实有地亩均料，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户，再不重复纳税，其无地下户免。”[503] 可知湖广地区离城郭十里之外乡村人户，在纳门摊后可以自行造酒醋食用，湖广的门摊在乡村中实际上成为酒醋税。各户的门摊有固定的数额，但征收时并非按户均摊，而是“验各家实有地亩均科”，地亩多的多交，地亩少的少交。元代常见按地亩或税粮摊派酒课的记载，应是指乡村人户而言。如：“上海旧征酒课无法，贫民苦之，公（上海县尹陈恕可）视民田多寡为赋，莫不以为便。”[504]“酒课额有定，而民之贫富无常，贫或数赢，富或数缩。侯（江西靖安县尹胡愿）为均派，随粮数之多寡定课数，贫民大便。”[505] 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的酒课“周岁散办一百一锭四十九两八钱八分。以民苗之多寡为起课之赢缩，其无田而沽卖者亦在其数”[506]。延祐四年（1319），岭南湖北道廉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废榷沽之法，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其造[酒]发卖而不税者，是与匿税无异。”[507] 这里所说的是实行“散办”以后城乡酒课的区别。离城十里以外的乡村纳门摊可以自行造酒食用，城镇中造酒发卖则必须“赴务投税”。城乡的酒课征收办法不同。乡村的酒，只许自行食用，不许进入城镇，因为进入城镇，必然影响城镇中酒的销售，进而影响城镇酒课的完成。

在元代，大都设有酒课提举司，阶从五品，与负责商税的大都税（宣）课提举司品阶相同。各地酒醋税的征收机构前后有所变化。“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间、山东酒醋商税等课并入盐运司。”“二十八年，诏江西酒醋之课不隶茶运司，福建酒醋之课不隶盐运司，皆依旧令有司办之。”[508] 可知腹里、各省的酒醋税有时归茶、盐运司管理，有时归地方管理，但以后一种情况居多。

酒课的征收，以酿酒的粮食数额为计算单位。至元十年（1273）大都酒课，“正糯夹糯米衮二石卖钞八两，每石钞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509]。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510]。当时“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511]。数年之间，酒课由每石一两增为十两，实在是惊人的。此时正是卢世荣擅权，卢世荣“以利自任”，多方谋划，增加政府收入，酒课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三月，又“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512]。这是因为酒户“自备工本”，与原来官府提供工本不同，故减低每石税课，但与原来相比，仍是大幅度增加。此后再不见有关于每石酒课的记载，可能政府对此已不作统一的规定了。[513]

忽必烈统治的后期，酒课有很大的增长。卢世荣擅权时，除了提高每石课额外，还强制增加各地造酒的粮食数额，用这两种办法增加酒课的数目。他向忽必烈建议：“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众比京师，当居三之二，酒课亦当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总计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隐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责各官增旧课二十倍，后有不如数者，重其罪。”忽必烈批准这一建议。[514] 前已说过，每石粮米的酒课在此时增加了五至十倍，“增旧课二十倍”的其余部分就是靠强制提高造酒量来实现的。按卢世荣的计算，则每日酿酒用米3000 石，若每石酒课10两，每日酒课应为30000两，即600 锭，每年应在200000 锭至300000 锭之间。卢世荣倒台后，他的增税措施并没有因此取消。

紧接着掌管财赋的是桑哥。桑哥多方搜刮，用以博取忽必烈的欢心，增加各种专卖税，便是其主要措施。他向忽必烈建议，增加盐课、茶课，“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忽必烈均表赞同。[515] 这样一来，全国的酒醋课大概比卢世荣时代翻了一番。桑哥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垮台，酒课依旧。至元二十九年，“丞相完泽等言：‘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湖广、龙兴岁办止九万锭，轻重不均。’于是减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广、龙兴、南京三省分办”[516]。仅杭州省（江浙行省）与湖广、龙兴（江西）三行省酒课定额已达360000 余锭，加上腹里及其他地区，全国酒课应不下于500000锭。显然，在桑哥专权时期，酒课的实际增长超过了他向忽必烈提出的计划。此时酒课的收入高于商税（至元二十六年450000 锭）和茶课（元贞元年83000 锭），仅次于盐课。至元二十九年“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517]，酒课约占六分之一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酒课没有大的变化。文宗天历年间，酒课近470000锭，醋课20000余锭，合计近500000锭。

表17-2 天历年间酒课收入表（1328—1329）④

④ 以下《天历年间酒课收入表》据《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作。原书记“天下每岁总入之数”，未著年代。但同书“税粮”“洞冶”“竹木”“盐”“商税”“额外课”均为天历元年统计数，此亦应同。

天历二年（1329）全国财政收入中钞9290000余锭，酒醋税占百分之五强。此时的酒醋税收入，远低于商税，但仍高于茶课。但是天历年间的酒课数额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其中缺少大都酒课数。天历二年，大都“在京酒坊五十四所，岁输课十余万锭”[518]。而表17-2中“腹里”50000余锭，显然大都酒课并不包括在“腹里”之内。不知何故遗漏了大都酒课的数额。如果470000锭左右加上“十余万锭”，则天历年间酒课应在600000万余锭以上。

第三节 杂税

除了盐、茶、商、酒醋等税外，元代其他名目的赋税还有不少。

洞冶课。元代的矿产，主要有金、银、铁、铜、铅、锡、矾等。开采矿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系官拨户兴煽洞冶”，一种是“百姓自备工本炉冶”[519]。前者是官府设置场、冶，从民户中签发部分人户当役，称为冶金户、铁冶户、银冶户等，派官管理。后者则是百姓自备工本，入状申请，募工开采。前者的生产物有定额，需要上交，后者的生产物“或抽分本货，或认办钞数”[520]。

在各种矿冶中，以铁矿最盛，金、银、铜、铅、锡等次之。元朝政府曾于至元四年（1267）设立诸路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处金、银、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521]。但不久即撤销，洞冶事务由转运司兼顾。后来，设立各种矿冶提举司，如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河东铁冶都提举司等，直辖于中书省户部。提举司下分设场、冶。也有一些采矿点，归地方政府管辖。

蒙古国时期，洞冶似以官办为主。世祖中统二年（1261）六月，中书省决定：“随路应有金、银、铜、铁、丹粉、锡碌等窑冶附籍漏籍民户，尽行罢去，分付元附籍地面官司应当差发。今后许令诸人等有愿入状采打煽炼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者，据所得数目，官为斟酌抽分。若元管头目等愿入状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兴煽者听，如不愿者许他人入状承认。”[522] 显然，政府有意将官办全部改为民办。但是，没有多久就重新建立了种种官办洞冶机构，形成民办、官办双轨的局面。到了成宗元贞二年（1296）九月，中书省奏准：“革罢百姓自备工本炉冶，官为兴煽发卖。”[523] 也就是取消民办，只许官办。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武宗海山在即位诏书中宣布：“诸处铁冶，许诸人煽办。”[524] 至大元年（1308）闰十一月，“罢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民自便，有司税之如旧”[525]。重新复了官办、民办双轨制。仁宗延祐二年（1315）又“禁民炼铁”[526]。英宗至治三年（1323）正月，“罢上都、云州、兴和、宣德、蔚州、奉圣州及鸡鸣山、房山、黄芦、三叉诸金银冶，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三输官”[527]。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罢永兴银场，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二输官”[528]。总之，时禁时弛，废置不常。对于政府来说，采用官办的办法，垄断各种矿产，可以谋取最大的利润。但是，官办的组织形式，伴之而来的必然是极低的生产效率，以至常常得不偿失。以铁的生产为例。綦阳等处四处铁冶分拨9550户，“验每户包钞四两，计该钞七百六十四锭”。而这些人户生产的铁，“该价钞四百六十八锭二十三两三钱三分半，比包钞亏官二百九十五锭二十六两六钱半”。因此，王恽建议：“如将上项户计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煽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军民两便。”[529] 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元朝政府因此便不断摇摆于官办、民办之间。

洞冶产物均有课，其实是有区别的。在官办情况下，贵金属（金、银）和玉必须全部上交，供宫廷和政府使用。一般金属（铁、铜、铅、锡）则采取商贾贩运的办法。“至元八年，辰沅靖等处转运司印造锡引，每引计锡一百斤，官收钞三百文，客商买引，赴各冶支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杖六十，其锡没官。”[530] 这和盐司向客商卖盐引之法完全相同。成宗大德七年（1303），中书户部的一份文书中说：“各处铁冶，发卖铁课，合依盐法一体禁治相应。”[531] 可见“铁法”与“盐法”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铁“每引二百斤”，显然和锡一样，采取客商买引赴各冶支铁贩卖的办法。[532] 又如矾，“[至元]二十四年，立矾课所于无为路，每矾一引重三十斤，价钞五两”[533]。卖引的收入，就是锡课、铁课和矾课。

在民办时，各种洞冶课常采取“抽分本货”的办法。如铁课，“大德十一年，听民煽炼，官为抽分”[534]。金课、银课以“十分之三”或“十分之二”输官，见前述。矾课，“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于浏阳永兴矾场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535]。也有采取定额承包的办法。如金课，“在辽阳者，至元十年，听李德仁于龙山县胡碧峪淘采，每岁纳课金三两”。银课，“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536]

竹木课。“竹之所产虽不一，而腹里之河南、怀孟，陕西之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国初皆立司竹监掌之，每岁令税课所官以时采斫，定其价为三等，易于民间。至元四年，始命制国用使司印造怀孟等路司竹监竹引一万道，每道取工墨一钱，凡发卖皆给引。”[537] 实际上，“怀孟及其余路分竹货，系百姓栽植恒产，因之佥充军、站，应当民户差发。在前有司拘禁发卖，不惟妨夺生理，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能通行”[538]。胡祗遹说：“自立竹监并巡行官以来，不胜烦扰，民竹十废八九，官竹十损六七。”他主张：“当罢竹监及巡竹官，民间许令种竹，依价收税，官竹委付土官一员掌管发卖。”[539]至元十八年（1281），王恽上《便民三十五事》，其中之一是“辉竹属民”。他说：“窃见卫辉路辉州园竹，皆系百姓自来栽植，置买物业，军站差徭仰之出备。自姜毅建言，将顷亩官量见数砍伐，四六抽分，民得六分，官亦拘取，量给价直，当时百姓已是不堪。近年以来，不依时月，不问去留，恣意砍伐，尽行残废。其合得价钱，给既非时，多不完备。又巡竹人等经由往来，稍有疑似，恐吓钱物，事非一端，往往有破家失业者，百姓至顾视竹柏甚于仇讎。窃详天之生物，本以养人，今乃为害，岂造物意哉。且量顷亩无多，抽取四分以之输官，未为大益，百姓得之实非小补。合无将上项园竹依旧令民为主，官不抽分，出备一切差役，气力亦宽，弛山泽之禁，不夺民利之美事也……其见设提举司，并不将竹园优莳，名为办课，专以侵扰百姓营治己私为务，亦宜罢去。”[540] 辉州（今河南辉县）与怀孟路（路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境地相接，“辉州园竹”应在怀孟等路司竹监管辖之内，王恽所述情况应具有普遍性。可见，司竹监掌握的“园林”，原来都“系百姓自来栽植”，而被强迫“拘禁”的。对这些“园竹”，实行“四六抽分”，司竹监得四分，民（竹主）得六分，但这六分又由司竹监强行收买，再行出售。其结果是园林残败，百姓重困。

在王恽等人建议下，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政府“将各处司竹监尽行革罢，听从民便货卖，止依例收税。”[541] 至元“十九年冬，召拜[尚文]户部司金郎中。初竹税置提举，隶省部，怀卫居民犯一笋一竹，率以私论，至破家。至是抗言罢之、课入郡邑，害遂弭”。应即一事。[542] 但是，很快就起了变化。至元二十三年，郭畯上书说：“照得随处竹园，拘属于官，不费工本，自然滋长，采砍办课，周岁元办课银一千二百余锭。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竿，不胜其数。外据怀洛、关西等处平川，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即系国家恒产，久而荒废。合无选通晓竹法人员，依旧管领办课，专一优护巡禁，深为便益”。中书省为此决定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竹课提举司，“管下辉怀嵩洛、京（荆）襄、益都、宿蕲等四处，各设使副，将各处系官竹园召人看守，如法优护，每年依时月采砍，给引发卖办课。百姓园座验各各顷亩，斟酌包认课程，本主自行采砍发卖。江南竹货许令腹里通行，止于货卖去处纳税。关西竹园依旧发卖办课”[543]。根据以上规定，可知竹课分成两类征收。一类是官竹园，每年砍伐发卖所得收入，即为竹课。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官竹园”指各处“国家恒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拘禁”百姓产业。另一类是百姓竹园，则按顷亩交纳竹课，然后允许自行采砍发卖。新的规定显然比原来（至元二十一年以前）的办法有所放松。

至元二十九年（1290），“丞相完泽言：‘怀孟竹课，频年砍伐已损。课无所出，科民以输。宜罢其课，长养数年’。世祖从之”[544]。“怀孟竹课”指的应是“官竹园”的竹课。由于管理不善，砍伐过甚，难以生长，于是又“科民以输”，显然是回到至元二十一年以前的办法上去。完泽建议罢课养竹，有利于“官竹园”生产的恢复。

天历元年（1328）统计，“腹里，木六百七十六锭一十五两四钱，额外木七十三锭二十五两三钱；竹二锭四十两，额外竹一千一百三锭二两二钱”。“河南省，竹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万八千六百条，额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锭三十两一钱。”[545] 这是长江以北地区竹木课的数额。有关木课的记载甚少，有些地方设立管税木场，对经过的木材“每三十分抽一分”[546]，这应是木税征收的通则。至于“额外竹木”，则是在原有国家定额以外增收的数额。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额外”大于原额，说明竹木课不断加重。河南省的竹木课有实物，有钱钞，其实物部分应是向民间竹园“分成”所得。

江南很多地方亦有竹木课。如徽州路（路治今安徽歙县）在“歙南十五里浦口……置场，依商税则以十分抽一。后不复抽本色……至大四年，以徽土瘠，厥木微小，不堪横征，定为额外课”。浦口“乃桴筏聚处”，故在此置场。徽州路竹木课的数额是中统钞210锭40两5分。[547] 广州路（路治今广东广州）每岁办竹木课钞37锭18两，由在城商税务兼办。[548] 平江路（路治今江苏苏州），“元竹木荡课岁办二千二百三十三锭”[549]。可以看出，江南竹木课的数额是不大的。徽州在水路要冲设场征税，广州则由在城税务征税，前者可能是过税，也可能是交易税，后者则应是交易税。但税率多少缺乏记载。总之，与北方的竹课，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

河泊课。元代江河湖泊，均归国家所有。百姓未经许可，不得在其中采集打捕。每逢灾荒之年，政府往往下令弛江河湖泊之禁，听民采取，作为救荒的措施。试举数例。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以河南、山东水旱，除河泊课，听民自渔”[550]。至元二十八年（1291）三月，“杭州、平江等五路饥，发粟赈之，仍弛湖泊蒲、鱼之禁”[551]。元贞元年（1295）六月，“江西行省所辖郡大水无禾，民乏食，令有司与廉访司官赈之，仍弛江河湖泊之禁”[552]。大德三年（1299）五月，“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仍并以粮赈之”[553]。大德七年（1303）八月，平阳、太原地震，“仍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山场湖泊听民采捕”[554]。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英宗颁布《至治改元诏书》，其中说：“燕南、山东、汴梁、归德、汝宁灾伤地面，应有湖泊……并仰开禁，听民采取。”[555]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江北的腹里（燕南、山东、山西）、河南，江南的江浙、江西等处，江河湖泊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禁”区，开“禁”是政府的特殊恩惠。

所谓“禁”，实际上是收课开放；所谓“弛禁”，就是免课开放。江河湖泊所收课税，就称为河泊课，纳课者可以在其中从事采集捕捞等生产活动。根据元代官方文书记载，元朝政府在十六处设有河泊管理机构。其中河南行省八处（归德府，沔阳路玉沙县，景陵县，黄州路黄冈县，江陵路公安县，潜江县，监利县，安庆路宿松县）；湖广行省六处（常德路沅山湖，武昌路西堡黄冈湖，澧州路安乡湖，汉阳府沔河湖、安汉湖，岳州路鱼苗场）；江西行省二处（江州路德化县，宁州）。大多集中在长江中游一带多湖泊地区。这些河泊管理机构品阶分别为正七、从七、正八、从八不等。[556] 这种差别，应是和税务一样，根据各处所收课额多少而定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便是征收河泊课，同时防止未曾纳课者私自进行采捕等生产活动。如上所述，大江南北各地江河湖泊均有“禁”，而见于记载的河泊管理机构仅十六处，很可能有漏载。还有一个原因，有些地方河泊课归税务兼管，没有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嘉兴路（路治今浙江嘉兴）和松江府的在城税司均兼收税课和河泊课，路、府的其余务中的多数兼收酒课、税课和河泊课，还有一些务只收酒课和税课，而无河泊课。如海盐县设务五处（在城务、澉浦务、当湖务、广陈务、乍浦务），四处兼收三种，只有乍浦务无河泊课。[557]

关于河泊课的征收办法，记载甚少。成宗大德七年（1306）韩冲“知沔阳府”，当地设有河泊官，已见上述。“每岁孟春，湖官假货富家，予输一岁之赋，渭之给课。及夏、秋大水，方始捕鱼，羡余悉归于己。偶遇岁祲，诏弛山泽之利以赈民饥，湖官苦之。公言行省，请还其输赋而后弛禁，从之。众感其惠。”[558] 可知湖官（河泊官）必须完成定额，而且采取岁首预交的办法。河泊之利，主要在于捕鱼。湖官（河泊官）如何从捕鱼中取利呢？在北方，“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等处，俱系河泊斥卤地面”，设有鱼官。鱼官“将应有河泊尽拘属官，禁绝诸人不得采捕”；招集打鱼人户，“于民间抽分鱼货”，其数额逐年增多。[559] 在江南，“在先各处官司出榜召募诸人，自备工本，办课勾当行来，认了一百锭课程，办不勾呵，着问，要陪来”。因为官司骚扰百姓，至元二十二年（1285）起，“交各处官司兼管湖泊，招收打鱼船户，官为应付网索拦闸神福等，外据打算鱼数，十分为率，鱼户收三分，官收七分，发卖鱼户每根底，休教泛扰拖要船只，似前盐灶户一般。交管鱼湖官管领”[560]。根据上述记载，北、南都曾采取“抽分”的办法。但是，从各种记载来看，河泊课均以钱钞交纳。湖官“抽分”应是一个原则，实际上则是鱼户将收获物出售后所得钱钞按“抽分”比例分成，鱼户三分，官收七成。当然，在某些地方，也“抽分”鱼货，作为上供宫廷或官府之用。

上引沔阳府湖官的记载，年初向“富家”假贷，预输河泊课。另据记载，饶州路（路治鄱阳，今江西波阳）“鄱阳官荡，旧听农家取草以粪田，豪户擅其利，必纳钱乃得之。河泊之课，岁为钱五万余缗，朝廷既捐以予贫民，听其采捕，而豪户亦据为己有，使不得被上赐。公（总管王都中）痛惩而禁绝之”[561]。可以看出，湖官与“富家”“豪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富家”“豪户”很可能是河泊湖荡承包者，他们为湖官代纳课钞，取得实际经营的权利。而“农家”“鱼户”则要向他们纳钱才能进入河泊湖荡采捕。

天历元年（1328），河泊课“总计钞五万七千六百四十三锭二十三两四钱。内腹里四百六锭四十六两二钱，行省五万七千二百三十六锭二十七两一线”[562]。在各种杂税中，河泊课还是相当可观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臣上言：“京畿荐饥……汉地湖泊隶宣徽院，除入太官外，宜弛其禁。”[563] 英宗《至治改元诏书》中说：“燕南、山东、汴梁、归德、汝宁灾伤地面，应有河泊，无问系官、投下，并仰开禁，听民采取。若有原委抽分头目人等，截日革去。”[564] 所谓“汉地”，指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农业区，可知世祖时“汉地”河泊课曾归“掌供玉食”即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所有。“除入太官外，宜弛其禁”，应是指除了供应宫廷所需的鱼货仍要保证外，其余均向百姓开放。而由《至治改元诏》来看，“汉地”的河泊有的“系官”，有的则归投下，显然与原来“隶宣徽院”不同了。北方河泊课的情况要比江南复杂。《改元诏》中提到“原委抽分头目人等”，说明此时“抽分”仍是河泊课征收的主要方式。

牲畜抽分。蒙古称牲畜税为忽卜出儿（Qwbjwr）。窝阔台汗即位时（1229），“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定制”[565]。这时实行的是见百抽一之法。五年（癸巳年，1233）圣旨：“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贵由汗五年（实为海迷失后摄政二年，庚戌年，1250）五月圣旨：“谕诸色人等，马牛羊群，十取其一，隐匿者罪之。”海迷失后当政时，政治混乱，征求无厌，十取其一的规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施行的。蒙哥汗二年（壬子年，1252）十月圣旨：“谕诸人，孳畜百取其一，隐匿者及官吏之受财故纵者，不得财而骚扰者，皆有罪。”[566] 又恢复了原来的规定。

元朝建立后，沿袭了蒙古国时期的办法。元贞二年（1296）五月，诏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567] 色目人如此，蒙古人亦应如此。大德八年（1304）三月，中书省上奏说：“在先各路分里一百口羊内抽分一口羊者，不勾一百口羊见群抽分一口者，探马赤的羊马牛只不到一百个呵休抽分者。圣旨有呵，各处行了文书来。如今台官人每并抚安百姓去的奉使、行省官、部官等俺根底与文书，见群抽一口呵亏着百姓每，今后一群羊到三十口呵抽分一口，不到三十口呵，不交抽分，这般立定则例呵，于官民便益”。这个建议经皇帝批准施行。[568] 原来“羊不满者亦取之”即见群抽一之法没有明确的标准，官吏可以上下其手，至此有明确的规定。

原来抽分羊马是由宣徽院负责的，宣徽院的职责是“掌玉食”，具体来说是负责宫廷和赏赐诸王、百官的各种食品。元仁宗时“为他每（宣徽院）委付来的人每作弊的一般有”，进行改革，“迤北蒙古百姓每千户并各处口子里教他每委人抽分者，城子里不教他每委人……教本处官司就便提调抽分，宣徽院里纳者，省部里报数目”[569]。

历日钱。元代，记载每年月日顺序、节气变化的历书，都由掌天文历数之事的太史院统一印造，颁行天下。至元十七年（1280）六月，“太史院钦奉圣旨：印造授时历颁行天下，敢有私造者以违制论。告捕者赏银一百两。如无本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570]。历本由政府统一发卖，不许民间经营，实际上也成了专卖物品，所以历日钱也成了赋税的一种。根据天历元年（1328）的统计，历日共3123185本，“计中统钞四万五千九百八十锭三十二两五钱”。其中腹里572010本，行省2551175 本。历本又有大历、小历、“回回”历之分，大、小历均应是授时历，但内容多少不同，价钱有一两和一钱之分。“回回”历每本钞一两。[571]“回回”历印数有限，仅5257本，主要是供应“回回”人使用的。

窝阔台汗时期，对曲阜衍圣公府加以种种优待，其中之一是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一半用来修宣圣庙，益都、东平两路历日银则“尽数分付袭封孔元措，修完曲阜本庙”[572]。说明蒙古国时期已把历日银作为政府的一项收入，这种制度应自金代沿袭而来。

各地的历本，大概都有固定的数额，如镇江路“历本岁额大小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二”[573]。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总计四万一千五百一十三本”。包括大小本在内。路所辖录事司及各县各有一定的数额。[574] 各州县“每年止奉上司发下历本数目解钱”。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大历每册中统钞五百文，小历每张中统钞五十文，此官定价数也”[575]。后来分别增为一贯（1000文）和一钱（100文），提高了一倍。

以上几项（洞治课、竹木课、河泊课、牲畜抽分、历日钱）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而又有较大影响的赋税。此外还有不少赋税，有的数额不大，有的只限于部分地区，有山场课、窑冶课、房地租钱、池塘课、蒲苇课、食羊等课、荻苇课、煤炭课、撞岸课、山查课、曲课、鱼课、漆课、酵课、山泽课、荡课、柳课、牙例课、乳牛课、抽分课、蒲课、鱼苗课、柴课、羊皮课、瓷课、竹苇课、姜课、白药课等多种名目。[576] 其中大多数缺乏明确记载，难以作具体的况明。

《元史·食货志》列有“额外课”一门，历日、契本、河泊课、门摊课，加上上述山场课以下二十八种税课，共三十二种，均列于其中。“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这个解释是不合理的。“额”是什么？没有讲清楚。如果指某一个时期国家的赋税种类而言，那么如历日钱从蒙古国控制北方“汉地”之时便已有之，不能说它不在其内。如果指具体数额而言，那么，各种正税（税粮、科差、商税、酒税、盐税、茶税等）的数额亦在不断提高，不能将这三十二种税作为“额”外。值得注意的是，《元史·食货志》主要依据《经世大典·赋典》删削加工而成，其门类次序前后亦与相同。然而《大典·赋典》并无“额外课”一门，[577] 应是《元史》编者从其他文献中摘录而成。“额外课”一名，是否官方的名称，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没有采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名称。

第十八章 杂泛差役

中国封建社会的役，原来指国家无偿征调劳动力而言，故统称为力役。唐、宋时有差役（职役）、力役之分，前者承当政府的一些职能，如催督赋税、看管仓库、缉捕盗贼等。元代将差役（职役）和力役统称为杂泛差役，其具体项目与前代有所不同，施行办法亦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前后有所变化。

第一节 杂泛差役的项目

在元代官方文书中，常见“杂泛差役”一词。元代各种文献中，没有对这个词作出明确的解释，但从以下记载，可以肯定“杂泛”与“差役”是有区别的两回事：

皇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奏：“大宁路管辖的高州玉甃寨，赵哇儿小名的妇人，年贰拾岁……在后他的男儿没了呵，那妇人教做了大棺子，自缢死了，和他男儿一个棺子里埋葬了有。妇人每似这般殁了男儿贞烈与夫同死的上头，合除免杂泛，旌表门闾，么道，辽阳省官人每备着本处廉访司文字俺根底与将文书来。俺商量来，他每说的是有。”奏呵。奉圣旨：“是好勾当有。止免杂泛呵轻有，本户的差役也除免者。”么道，圣旨了也。[578]

至大庚戌，公（靳孟亨）以从仕郎为赣县丞。县当广海要冲，环城皆水，岁造舟为梁以通行者，而有司征敛之烦，使者追呼之急，民甚苦之。公籍居乡下户二千三百家，验所输粮多寡，造舟小大共三百艘……其他赋役皆以粮为差等，上焉以供海运，次应差役，下则供杂泛之劳，具籍而永行之。[579]

差役又称职役、户役。严格来说，元代的差役只有六种，即：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和库子。里正、主旨、隅正、坊正是一类，他们是元朝政府的基层职事人员。仓官和库子是另一类，为政府保管财物。

元朝制度，县以下一般分为乡、都两级，如镇江路所属丹徒县下辖八乡、十九都，丹阳县辖十乡、二十二都，金坛县九乡、三十八都。[580] 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但有些地方则“止设里正”[581]，或只有主首。[582] 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行政法规《至元新格》中规定：“诸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583] 可知两者的主要职责是为官府催办各种赋税。但在某些地方，两者又有一定分工：“里正催办钱粮，主首供应杂事。”[584] 此外，在所管地方发生违反国家禁令的事情，里正、主首都负有责任。如聚众祈赛神社，里正、主首“有失钤束，知而不行首告者减为从者罪一等”[585]。元朝政府禁止私宰牛、马，“若有因病倒死及老病毁折不堪用者，申报所在官司；若离远窎，于当处里正、主首告报过，方许开剥”。如“私宰马牛本管头目失觉察者”“减犯人罪二等”。在乡村“本管头目”即指里正、主首而言。[586] 发生杀人案件检验尸体时主首要在场。[587] 城市中，在录事司下设隅、坊两级，有隅正、坊正。有的城市规模较小，则仅设坊。镇江路录事司原辖七隅，后并为二隅，二十八坊。“凡官府排办造作、祗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征地钱”等等，都由隅正、坊正负责[588]。农村中的里正、主首，城市中的隅正、坊正，主要是为县、司衙门服务的，经办县、司交下的催办赋税以及其他各种杂务，实际上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

各地所设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数月不尽相同。江西定制，每乡设里正一名，上等都主首四名，中等三名，下等二名。[589] 浙江绍兴原来每隅隅正三名，后增为七名，乡村中一都增为十五人。[590] 镇江路录事司两隅，隅各有隅正二名，里正五百二十二名（包括常充、轮充两类）。[591] 里正、主首、隅正、坊正役期各地也不相同，有的周岁一更，有的半年一更，也有一季一更。

元代地方上各种仓库的仓官、库子，都由民户差充。因为被选差者往往不通书算，稽纳出入，每多误事，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不少地方改成委派“请俸司吏”充当，“役不及民”[592]。但仍有很多地方仍采取在民户中选充的办法。明州定海（今浙江定海）修造海船，也选差民户“以主其出纳，渭之库子，凡所费用，皆令其代输”[593]。官府的其他的工役，亦应有类似的制度。

严格意义上的差役，就是以上六种。差役是一种强加在百姓身上的封建义务，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按各户资产情况轮流差充，二是不能领取薪俸。还有几种名目，与差役有不同程度的类似之处，往往被误认为差役，需要加以辨析。

一种是社长。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下诏立社，“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使专劝农。”[594] 它并非按资产情况轮流充当，因而不能算成差役。事实上，立社条文规定，担任社长者，“仍免本身杂役”[595]，便足以说明社长并非差役。但是，立社以后不久情况便有所变化。尽管元朝政府一再强调社长负责劝农，但实际上各地官府经常差遣他们催办赋役和各种杂事，至元二十八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便说：“诸社长本为劝农而设，近年以来，多以差科干扰，大失元立社长之意。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其社长使专劝课。”[596] 但后来众多的事实证明，《新格》对社长职责的重申并无任何作用。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西袁州路推官石某说：“切谓词讼之烦简，系民官之政令。今见大江以南，乡都里正、社长、巡尉、弓手人等，恃为官府所设之人，事不干己，辄为体访，申作事头。当该官司不详事体，依凭勾摄，民皆受苦，官吏相藉为奸故也。”[597] 可见江南社长里正等干预词讼是普遍的现象。社长和里正一样，要敛财供应下乡劝农的官员：“如每岁出郊劝农，各官借此为游宴之地，带行不下数十百人，里正、社长科敛供给，有典衣举债以应命者。”[598] 对于民间祈神赛社，社长和里正、主首负有同样的责任。[599] 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长和里正、主首的职责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当时普遍有一种观念，把社长和里正、主首都视为差役（户役）。大德三年（1299）正月发布的《晓谕军人条画》中规定，对于军户，“人夫、仓官、库子、社长、主首、大户车牛一切杂泛，并行除免”[600]。明确将社长与主首、仓官、库子等差役项目并列。元文宗至顺年间编纂的《镇江志》，将社长与隅正、坊正、里正同列于“户役”条下。[601] 元朝政府多次下令：“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602]，直到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夕，仍“诏守令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603]。这些命令正好反映出社长被差占现象的严重存在。总之，社长从其本来意义说不是差役，但是在推行过程中其职能与里正、主首实际上很难区别。

弓手。宋、元时期，在民间签发一部分人充当弓手，其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宋代，弓手是差役的一种。但在元代情况有所变化。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弓手是在诸色人户中“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着差发，其当差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604]。这种选派的办法与差役明显不同，因为承担差役并不能免除差发（赋税），当然更不存在由其余人户均摊的问题。同时，差役是按资产轮流充当的，而弓手一旦签充以后，便固定下来，不再采取轮换的办法，这一点也是很不相同的。这种由中户选充，然后将本户差发分摊到其余各户头上的办法，和元朝政府佥补军户的办法是一样的。《元典章》将弓手税粮列在“军兵税”条目下，《元史》将弓手列入《兵志》，[605] 都足以说明弓手和军户是很相近的。也就是说，弓手是诸色户计中的一种。元代方志《至顺镇江志》中，即以弓手与民、儒、医、站、军、匠等并列，[606] 另一部元代方志也是一样。[607] 诸色人户中有一部分人户必须从事国家指定的工作，亦称为役，如军户当军役，站户当站役，匠户当匠役等，但这种役和差役是不一样的。一则前者是终身当役，而且世代相袭，后者则是轮流充当的；二则前者当役后其他赋税可得到减免或照顾，后者当役则得不到照顾；三则前者当役之外，仍须承当杂泛差役，有时免除被认为是皇帝的恩惠（见下）。因此，弓手户和军户一样，不能看成是一种差役。但是，弓手户的职责是“防盗”，往往利用职权，“致害人命”，元代中期又曾实行轮换的办法，“役三年者罢之，还当民役，别于相应户内补换”[608]。轮流充当，又无薪俸，这和差役就很大相似了。然而，这种轮换之法，弊端更多，很快就停止了。[609]

在官员周围“出入诃喝，左右任使”的首（总）领、面前、祗候，以及“守狴犴，防囚徒”的禁子，“追呼保任逮捕”的曳剌，[610] 统称为公使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名目不同、数目不等的公使人，供官员们差遣，办理杂事。元朝政府对于各衙门祗候、禁子、曳剌的人数，有明确的规定，如上路祗候三十五名，禁子十五名，曳剌十名；上县祗候十二名，禁子五名；其余依次递减。[611] 南、北方公使人选派的办法不同，北方“于四两包银[户]内选差，开坐到各该人数”，由官员“从长定夺”。南方“另无送纳包银”，便在“税粮三石之下户内差充”[612]。后来又改为“于有地户内，验税二石之下一石之上者差设”[613]。北方的公使人“包除差税”，南方的公使人原来“没有俸钱”，后来则“按月支俸食钱”[614]；他们原应负担的税粮“令其余人户包纳，须要不失元额”[615]。公使人在衙门的地位虽然很低，但可以倚仗官势，欺压百姓。所以，实际上充当公使人的，都是“富强税户之家”[616]，“不肯依本分作活”“游手好闲的人”[617]。各衙门公使人的实际数目，往往超过定额，“一个司（录事司）县官根底，百十个人根（跟）着”[618]。由于公使人等常常仗势“害民”，元朝政府一度采取轮换的办法。但是，这样做又将带来新的弊病，“数年之后，乡村细民，皆为皂隶，起灭词讼，紊乱官府，公私不便”，于是很快又停止了轮换之法。[619] 总之，公使人是各级政府机构中的一种职务，并非由各种人户按资产情况轮流承担。正因为如此，元代方志《镇江志》中称公使人为“皂隶”，和“户役”（差役）区别了开来。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浙行省的一件文书中说：“体知得诸衙门及权豪之家，将富上民户恃势影占，不当差役，却令供办草料、柴薪、菜蔬等物，或充祗候、面前，私自占使，凡有公家差役，交无力小民替代，迤渐靠损未便。”[620] 充当祗候、面前是逃避差役的一种手段，可见祗候、面前不同于差役。

上面讲的是差役的项目，以及与差役有关往往发生误解的几种名目。至于杂泛，就是力役，也叫夫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夫，二是车牛，车牛实际上也需要人夫驾驭。造作官舍、治理河渠、修建城池、递运官物等，都属于杂泛之列。例如，大都至扬州水路所经州县，每遇使臣或上任回任官员到来，便“差拨牵船人夫五十名至六、七十名”。婺州路（路治今浙江金华）地处山区，“每遇搬运官物，递送差发，百姓负担荷轮”[621]。元朝政府兴修水利，一般就近征发丁夫，如文宗时修陕西洪口渠“验田出夫千六百人”[622]，浙西吴松江疏治时，令“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623]。元顺帝时修黄河，“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与军队一起供役。[624] 元军出征时，往往征发丁夫车牛，搬运粮食和各种装备（见下）。力役一般是临时性的，往往是根据政府的某种需要强行征调，元朝玫府没有对力役的时间和强度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破坏性很大。

第二节 诸色人户与杂泛差役

上面讲述了杂泛差役的项目。元朝政府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各种户，分别承担不同的封建义务，通常称为诸色户计或诸色人户。各种户中有的要承当杂泛差役，有的可以免当，而且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诸色户计主要有民、军、站、匠、儒、盐、僧、道等，其中民户数量最大。各种人户承担的封建义务各不相同。就杂泛差役来说，全体民户都是要承当的，只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外，如受到旌表的义夫节妇（本章开头提到的大宁路赵哇儿）、一产三男[625]等，但不同资产承当时有所区别。民户以外的各种人户，在元代前期一般是不承当杂泛差役的，但从中期起（大体从14 世纪初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数人户都要和民户一起均摊杂泛差役。

先说元代前期的情况。

匠户。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元朝政府“敕民避役窜名匠户者复为民”[626]。当时有人说：“各处富强之民，往往投充人匠，影占差役，以致靠损贫难户计。”[627] 投充匠户以避役，可知匠户是免役的。

军户。“[至元]十九年二月，诸侯王阿只吉遣使言：‘探马赤军凡九处出征，各奥鲁内复征杂泛徭役，不便’。诏免之，并诏有司毋重役军户。”[628]“奥鲁”原意指军人家属，后来又成为管理军人家属（军户）机构的名称。这里所说“各奥鲁内复征杂泛徭役”，就是指军户要承担杂泛差役。军户出兵，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役（军役），又被征杂泛差役。成宗大德三年（1299）正月有关军户待遇的诏令，说得更清楚：“军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全行蠲免，其余军户有物[力]之家奥鲁官凭准有司印信文字，官给价钞，和雇和买依例应付，无物[力]之家不得配桩科着。外据人夫、仓官、库子、主首、大户车牛等一切杂泛，并行除免。”[629]“人夫”“大户车牛”属于“杂泛”，“仓官”“库子”“主首”属于差役，“社长”本非差役而又类似差役，见前述。这件诏令说明，军户可以免当杂泛差役，而出征军人则连和雇和买都可以蠲免。

站户。忽必烈当政时期，站户应当杂泛差役的情况有过变化。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通政院报告：“据大都路良乡等驿申，站户自改法应当杂役，官降首思以来，困乏尤甚……如将和雇和买、盐折草、车牛、丁匠、社长、主首行例等役奏免，仍令站户自备驿使下马日首思，似为便益。”中书省奏准圣旨：“除免站户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仍令自备首思。”[630] 由此可见，原来站户自备首思（蒙语音译，指供应来往使臣的分例饮食）可免除杂泛差役以及和雇和买。后改为官降首思，站户需应当杂泛差役。此时又恢复至原来的办法。但这一规定大概是专门针对大都上都之间站户而发。至元二十八年（1291）“七月二十一日，通政院奏：随路站赤虽令达鲁花赤、总管府专一提调，而州、府、司、县官司又复桩配站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比之民户尤甚骚扰，莫若令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依军户体例兼管站赤奥鲁，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得到中书省的同意。同月二十四日，“通政院言：肃州站赤，系边远之地，比年田禾不收，应役频并，请除站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中书省认为：“和雇和买已有定例，杂泛差役毋令科配。送兵部行移合属照会。”[631] 由这两条记事可知地方政府常向站户科派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元朝政府明确认为站户不当杂泛差役，但和雇和买另有规定。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一月，中书省重申，大都上都站户“自备首思，除免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632]。至元三十年（1293），江南“站户人等往往赴院陈告，各路、府、州、司、县差充里正、主首杂泛差役，耽误应当站赤”。三月，忽必烈下诏，“站户除当站外，不拣谁休重科差役者”[633]。可见，总的来说，元朝政府是允许站户免当杂泛差役的，而且上都大都之间自备首思的站户在免当杂泛差役之外还可免除和雇和买。

儒户。窝阔台汗丁酉年（1237）考试儒人，中选者“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634]。中选儒人后来都成为儒户。“其余差发”包括杂泛差役在内。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元朝政府为了加强教育工作在地方成立儒学提举司，重申丁酉年的规定：儒户“除纳地税、商税外，其余杂泛差徭并行蠲免”[635]。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又向江南儒户再次申明上述规定。[636]

医户。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下诏，医户“除丝绵颜色、种田纳税、买卖纳商税外，其余军需、铺马祗应、递牛人夫、诸科名杂泛差役，并行蠲免”[637]。后来这一规定曾经重申，如至元九年（1272）三月，“诏免医户差徭”[638]。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639]。大德三年（1299）成宗下旨：“从今已后，汉儿田地里有的系籍的医户每，大差发交纳者，种田呵纳地税者，做买卖呵纳商税者，除那的外别个军需不拣什么休交出者，铺马祗应、夫役、横枝儿差发休与者。蛮子田地里有的系籍的医户每，地税、商税以外别个不拣什么差发休与者。系籍的医户每根底不拣是谁休隐占者。”[640] 元代文献中“差发”的概念比较混乱，有时指赋税，有时指赋役。上面这件诏书中的“大差发”应指科差而言，而“横枝儿差发”“不拣什么差发”则包括杂泛差役甚至和雇和买在内。

僧、道户。己丑年（1229）十一月，窝阔台汗下令：“其僧、道种田作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641] 也里可温（基督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也享有同样的待遇。[642]这个规定曾多次重申，例如成宗即位后颁布的诏书中说：“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即窝阔台）、先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643] 这里的“不拣什么差发”，当然包括杂泛差役在内。

此外，还有一些户也可以免役，如盐户、运粮户、舶商户等。元代诸王、功臣，都有封地封户，称为投下或位下。投下或位下的人户，可以免役。色目中的“回回”人户，常常可以免役。[644] 贵族官僚本身不当杂泛差役，还仗势影占人户不当杂泛差役，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初八日，中书省奏：“桑哥大都的富户每根底自己隐藏着，和买检钞时分不拣什么差发不教着，却教穷百姓每生受来。别个的官人每隐藏着来的也多有。”[645] 桑哥一度是忽必烈最亲信的权臣，二十八年二月失势，中书省臣才敢揭发此事。同年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转呈江浙行省报告，其中说：“体知得诸衙门及权豪之家，将富上民户恃势影占，不当差役……凡有公家差役，交无力小民替代，迤渐靠损未便。”[646] 大德三年（1299）的一件文书，则说福建的“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着，教百姓每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有”[647]。元朝政府对这种现象屡申禁令，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总起来说，可以认为，元代前期承当杂泛差役的，主要是汉人、南人中的民户，可能还有部分色目人户（如唐兀户）。但在民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权贵豪门影占而不当役。

这种情况在元成宗当政时期发生了变化。由于享有免役权利的人户很多，再加上民户中有不少人“往往投充诸王位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医人、儒道、火佃、舶商等诸项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这样就使得应当杂泛差役者越来越少。元朝政府本意要富裕户承当里正、主首、仓官、库子等名目的差役（见本章第三节），但是“有力富强之家”纷纷投充投下及各类户之中，不少地方“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与这些差役有关的政府职能难以很好实施，这对元朝政府是很不利的。因此在元贞元年（1295）十一月，成宗发布诏书，要“不以是何投下、诸名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与其余民户“一体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648]。同年十二月，“诏大都路，凡和雇和买及一切差役，以诸色户与民均当”[649]。大德五年（1301）八月，成宗下诏，重申元贞元年的规定。“仰不以是何投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医、儒、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火佃、舶商等诸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其各管官司，今后再不得似前推称事故，别行闻奏，并依已降圣旨一例均当。”[650] 到了大德七年（1303）三月，元朝政府对诸色户的当役免役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

今后除边远出征军人，并大都、上都其间站户，依着在先已了的言语，休当者。其余军、站、人匠、打捕鹰房，并[各]投下诸王驸马不拣是谁的户计，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有呵，都交一体均当者。[651]

根据这一诏令，原来不当役的军、站、匠、打捕鹰房等户和投下户，都要与民户一体承当杂泛差役了。这是元朝役法的一次重大的改革。需要说明的是，《元史》记此事说：大德七年，二月，“丙戌，诏除征边军士及两都站户外，其余人户均当徭役”[652]。这与上述诏令原意是有一定出入的。诏书中提到的只有“军、站、人匠、打捕鹰房”并各投下人户，并没有将所有“其余人户”都包括在内。例如，儒户在这次诏令发布后仍可免役。就在大德七年十二月，江南浙西道廉访司还专门行下牒文，要所属地区免除儒户的杂泛差役。[653] 僧、道户在这次诏书中未曾提及，但在这一年闰五月，成宗下诏：“僧人与民均当差役。”[654] 应是对上述诏书的补充规定。

大德七年三月的诏书宣布了役法的重大改革，但事实上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特别是不少投下户，依仗投下主的势力，仍然享有免役的特权。大德十一年（1307），管理皇太子事务的詹事院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上奏说，辖下的管领诸路打捕鹰房纳绵等户都总管府“管着的百姓，除本位下合纳的差税外，随处管民官科要和雇和买、杂泛夫役，好生受后头，失散了去也。”而“属皇太后位下徽政院管得军、民、诸色人匠等户，除本位下合纳的差税外，不拣什么差发、和雇和买、杂泛夫役休科要骚扰者……宣谕把执的圣旨与了也”。詹事院要求本位下人户享受同样的待遇。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布令旨：“依着徽政院体例……写与执把的令旨者。”[655] 大德十一年初，元成宗去世，无子，宫廷内部斗争，爱育黎拔力八达夺得皇位，让与其兄海山，商定兄弟相继。海山即位便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兼尚书令，他的令旨有很高的权威。由此可知，大德七年以后，皇太后位下人户仍可免役，而皇太子位下人户一度当役后又援例免役。皇太后、皇太子位下如此，其他位下、投下必然相继效法。武宗至大三年（1301）十月，“敕谕中外：民户托名诸王、妃主、贵近臣僚，规避差徭，已尝禁止。自今违者俾充军、驿及筑城中都，郡县官不觉察者罢职”[656]。同年十二月，“谕中外应避役占籍诸王者俾充军、驿”[657]。均说明位下、投下户逃避杂泛差役是普遍的现象。

元代各种宗教职业人户一般来说，享有同样的待遇。大德七年三月僧人与民均当差役，其他宗教其他职业人户亦应如此。仁宗至大四年颁布圣旨：“今后依着圣旨体例，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在前不曾交当的差发，休交当者，管民官休教他每当里正、主首者。”[658] 显然，各种宗教职业人户又可以免当杂泛差役。

役法改革是为了政府的长远利益。但是，一些王公贵族看重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有些特殊的人户（如宗教职业者），也千方百计为自己牟利。元朝统治者既要考虑政府的长远利益进行役法改革，常常又对王公贵族和特殊人户加以照顾，允许他们享有免役的特权。这样一来，役法改革的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延祐三年（1316）十月，中书省上奏说：“俺商量来，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众人不协力当呵，只交当差的百姓每当呵，勾当也成就不得，百姓每越生受去也。”建议：“依诏书体例，除边远军人、上都大都其间自备首思站赤外，其余诸王、驸马并各衙门官人每奏了不交当行了文字的，不以是何人等，都交一体均当呵，怎生？”元仁宗批准这一建议。[659] 这主要是针对各位下、投下和某些衙门所辖人户的。到了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又颁布诏旨，就僧、道户和边远军人的当役作出了具体规定：“诸处寺观，南方自亡宋以前，腹里、云南自元贞元年为格，旧有常住，并上位拨赐田土除差。外据边远军人元籍去处各有赡军产业，那里既已优免了，这军官、军人并僧道人等续置了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及财赋总管府承佃附余地土，并与其余军、站、民、匠、医、儒、灶户、运粮船户，各枝儿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例均当。”[660] 这就是说，僧寺道观，南方在宋亡以前，北方、云南在元贞元年以前，原有的土地和皇帝赏赐的土地，可以免当杂泛差役，以后买进或信徒捐献的土地，原来要当差的，现在继续要承当杂泛差役。边远出征军人原有供给军需的土地可以免差，添置他人原来当差的上地，亦需承当杂泛差役。[661] 这次诏令还明确了各种户（军、站、民、匠、医、儒、灶、运粮船户、投下户）都须承当杂泛差役，比起大德七年三月的诏书来又进了一步。天历二年（1329），正月，又命“回回人户与民均当差役”[662]。

在此以后，当役与免役之争仍未停止。元朝政府一方面继续重申，“不以是何户计，与民一体均当”的命令，[663]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批准某些户以免役的权利，如泰定元年（1324）十一月“诏免也里可温、答失蛮差役”[664]。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诏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665]。所有僧尼均可免役。至顺二年（1331）九月“免控鹤户杂役”[666]。而投下户逃役仍是普遍的现象。延祐七年（1320）四月，“申诏京师势家与民均役”[667]。同年五月，又“禁宗戚权贵避徭役及作奸犯科”[668]。都是针对投下、位下逃避杂泛差役而发的。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上台（1333）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赋役不均”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元顺帝曾专门下诏“命江浙省臣讲究役法”[669]，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即位的第二年（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他便下令“僧道与民一体充役”[670]。同年五月，又“诏王侯、宗戚、军、站、人匠、鹰房、控鹤，但隶京师诸县者，命所在一体役之”。后至元元年（1335）十月，“诏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船户与民一体充役”。例外的是，儒户则明令免役。元统元年（1333）九月，“诏免儒人役”。二年三月，又诏：“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671] 儒户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但是，元末政治混乱，这些命令较之以前的同类诏令，更难以实施。赋役不均的现象愈演愈烈，成为导致全国性农民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杂泛差役的差充办法和助役法

上面说明，杂泛差役原来是由民户承担的，元代中期以后，其他各种人户也要承当，与民户一体均役，但其中又有不少变化。现在要讨论的是，杂泛差役的具体差充办法，也就是说，在政府规定应该承当杂泛差役的人户中间，杂泛差役又是怎样摊派的。

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规定：“诸差科夫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无致公吏、里正人等放富差贫，那移作弊。其差科簿仍须长官封收。长官差故，次官封收。”[672] 这一条讲的是“夫役”也就是杂泛的差充办法。文中的“遇有差役”，即差科役使之意，并非“杂泛差役”之“差役”。那么，差役又是如何摊派呢？武宗至大四年（1311）的诏书中说：“民间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各验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673]。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发布的《至治改元诏书》中说：“今后但凡科着和雇和买、里正主首、一切杂泛差役”，“州县正官用心综理，验其物力，从公推排，明置文簿，务使高下得宜，民无偏负”[674]。可见，差役和杂泛（夫役）的差充，都是根据各户的财产状况（贫富、丁产、物力）进行摊派的。但这是总的原则，各地区施行时，往往有很大的区别。

先说杂泛（夫役）。杂泛（夫役）的差充，通常是两种。一种是按户等轮流派充，一种是按田土或税粮数进行摊派。前一种之例如，大德七年（1303），河南省的一件文书中说：“江陵路运播州米粮，不行查照鼠尾文册，致令司、县将近上田多人户不曾点差，却将无地消乏下户监勒一概差遣。”[675] 鼠尾文册即鼠尾簿，登录居民的户等（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这条材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运送米粮的人夫，是应该按照鼠尾簿上登录的户等，先点差“近上田多人户”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监察御史王龙泽针对“各处官府，差拨夫役，有妨农业，废弃生理，”建议“先将见今合差民户，置定鼠尾籍册，官为封记，遇有送官物，验籍轮流差拨，依时销铸”。经御史台批准，督令地方政府执行。[676] 后一种之例如，至治三年，（1323）修吴松江，官府商议，“令本处所管军、民、站、灶、僧、道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备粮修治，州县正官督役”[677]。“大德间，顺元蛮作乱，朝廷命行省调兵击讨，役湖北诸郡民饷师黄平府，有司计租亩第转输粮数多寡。”[678] 由于元代户口登记并不严格，不能定期举行，居民财产丁力情况不断变化，鼠尾簿所载户等往往与实际不符，所以后一种方法更为流行。总起来说，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在摊派杂泛（力役）时，应先差富户，后及贫户，富户多承担，贫户少承担或不承担。这主要因为力役要长期在外应当，没有一定经济力量难以负担。

再说差役。差役是前代的职役，里正、主首、坊正、隅正，为官府催督赋税，承办各种事务，仓官、库子保管财物，都有一定的责任，涉及政府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在选择差役对象时，既要求可靠，又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一旦出现亏空时可赔补。在元朝政府的文书中，一再强调既要选择“廉干无过之人”[679]，又要在“税高富实户”“税少而有蓄积人户”中间差派里正、主首，[680] 从“殷实人户”中差派坊正，[681] 从“富实户”中差派库子，[682]等等。当时的文人记载也说：“我朝准前代役法，推资产之殷者为里正，以趋走其里之事。”[683] 显然，差役主要是由富户来承当的。

差役在摊派时，通常也是两种办法。一种以户等为标准，以上户或上、中户差充。如山西绛州（今绛县）地方官“令推选上上户著甲乙簿，于是里正、社长一定而不移”。有些地方的仓场务官由“上三户”选充，“上三户”应即三等九甲中的上等三甲（上上、上中、上下）。[684] 浙西昆山（今江苏昆山）“法以四时役民为坊正、管库”，官吏营利舞弊任意差遣，“民不得宁，多流出境”。知州王世杰根据贫富“厘为三等”，依次承当。[685] 另一种办法则是以一定数额的土田或税粮数额为准，在数额以上者充役，以下者免。如江西在大德七年（1303）整顿差充里正、主首办法，规定“并以一石以上为则，一体当役。若有税存产去而无蓄积者及一石之下人户，俱不在当役之限”[686]。后来江西又规定：“不以是何户计，当官从公推排，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验力挨次周而复始，亲丁当役。”[687]

役法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见下节），逃避的人越来越多，摊派越来越困难。有些地方官员便试图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役法“病民”是由于“役不均”造成的。杂泛差役都按居民的资产进行摊派，“户口之贫富无恒业，土田之贸易无恒主”，而元朝政府没有定期的严格的户口资产登记制度，官吏可以上下其手，“虽欲其均卒莫能均”[688]。他们主张“视田亩之多寡以均役”，亦即核实登记居民的财产（主要是土地），然后根据各户财产的实际情况摊派杂泛差役，这种办法就叫作“均役”。“均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查田土，核实税粮；二是据田土税粮派役。从元代中期起，核田均役之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如亦邻真在浙东义乌，“田政久废，民或无田而被役，而田连阡陌者乃仅三岁而一役。公奉宪府令，尽括其实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飞寄诡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则随田之所在验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数，而单夫小户，差役俱免，民服其均”[689]。白景亮在衢州（今浙江衢州），“先是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较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景亮深知其弊，乃始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690]。其他如刘辉在余姚州，[691]唐棣在徽州休宁，[692] 邹伯颜在福建崇安，[693] 都采取过类似的措施。这些“核田”“均役”的地方官员，往往都可博得“良吏”的美誉。“核田”“均役”，并非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的统一政策。起初是少数官员自发采取的改革举措，后来在江浙地区曾经推广。“朝廷令[江浙]行省召八郡守集议便民之法，[赵]琏献议……里正用田赋以均之，民咸以为便。”[694] 但其他地区并不多见。

这种“核田”“均役”之法，也就是不管各户土田、税粮多少，只要有土田、税粮，就要承当一定的差役。用当时人的话来说，便是：“有一石之田者，当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多一斗之差。”[695]“受差之家，悉准田之多少，田多者应重差而不可辞，田少者称其出而不得扰。”[696] 其具体办法，各地往往不同。如广西梧州“将管民户编排上、中、下三等九甲，额定每田一千亩应当里正一季，自上而下，周而复始，行之期年，已有定式”[697]。这里的户等划分，只起前后轮次当役的作用，当役时间是按田土数来确定的。一千亩当役一季，若富户的田土超过千亩，按比例增加当役时间；若中下户不至千亩，则大概是合数户共当一季。浙东龙泉则以税粮为准，“验民粮多寡以定科徭，满六斛者役一月，多则倍之”[698]。浙东黄岩对少田户采取合并当役的办法，数户共同当役，“以粮多者役首，次为帖（贴）役云”[699]。

“核田”“均役”，也可以称为“随产定役”。上面讲摊派差役原来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户等为据，以上、中户充；一种以资产（土田，税粮）为准，以田、粮多者充。“随产定役”是从后一种方法发展而成的，但将以田、粮多者充改成有田、粮者按数均摊，可以说是第三种方法。

以上说的是政府差派杂泛差役的方法。在民间，流行“义役”之法。义役也叫助役，起于宋代。大体来说，义役（助役）就是某一地区的居民按资产多少各出一定数量的田土或钱钞，由专人管理，将田土的出产或钱钞的利息，作为津贴当役者的费用。如江阴陆垕，因患差役不均“分户九等，各出土田若干，以身为率，先后差次。每岁以三、两户应充里正、主首，即以义粟与之”[700]。江西庐陵王思道，“民困徭役，公乃义以济之。首捐田五十亩倡，以次出有差。共得田二百五十亩，岁收粟五百石以供科役”[701]。原来这是民间的自助行为，后来元朝政府认为它有益于役法的推行，积极加以提倡。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浙西奏请得旨，令有田百亩之上者出田助役”[702]。到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元朝政府正式下令：“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703] 这里所谓“官不得与”是指政府官吏不得参与助役田的管理。根据以上命令，不少地区官员积极推行助役法。如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于文传令民田百亩“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704]。他还曾到上海、华亭、无锡等处协助推行助役法，其中上海共得助役田716顷有奇，每年实得助役粮26000余石。[705] 又如周仔肩在浙东鄞县教民为义役，“县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当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与谋，眡物力之薄厚，各捐己橐，得钱七千五百缗为子本，推执事者五人操其奇赢，以供百役之费，而存其母常勿绝，复推其五人，日诣有司以听征令，岁终则更休焉”。周仔肩“白状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为众助。旁乡比井，争慕为之”[706]。这是以钱助役的例子。

助役（义役）之法，本来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后来成为国家鼓励的在官府指导下推行的举动，明显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实际上，它已成为政府为保障役法实行的一种措施。综上所述，可见各地“助役”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以户等分摊助田，有的规定百亩以上出田助役，显然都与杂泛差役的摊派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节 杂泛差役与元代社会矛盾

杂泛差役是封建国家强加在编户齐民头上的封建义务。摊派杂泛差役必然引起承担者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杂泛与差役两者内容不同，性质有别，两者摊派时引起的后果也有所差别。

前代的力役，一般有时间的限制，如唐代规定每丁二十天。元代是否有明确的规定，在现有文献中难以说明。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府可以任意摊派杂泛（力役），看不出明显的限制。元朝政府不止一次颁布诏令：“民间杂役”“勿夺农时”[707]。其实连这一点也是官样文章，根本做不到。大规模的杂泛（力役），动辄征发丁壮数万或数十万，对农业生产完全置之不顾。成宗大德六年（1302），元朝政府为了边疆战争的需要，在湖北大起丁夫二十余万，运送粮食到播州（今贵州遵义），“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可想而知。[708] 在此以前，成宗元贞二年（1296），诏修五台山佛寺，“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不下数万，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女废耕织，百物踊贵，民有不聊生者矣”[709]。不仅政府派役，王公贵族也凭借权势，任意科派。元文宗图帖睦尔即位前曾在集庆（今江苏南京）居住，想盖佛寺，就“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这种做法遭到监察御史的反对，建议他出钱“募夫”，不要任意“役民”[710]。图帖睦尔当时政治上失势，尚敢如此，其他贵族可想而知。至元二十九年（1292）监察御史王龙泽在一件文书中说：除了规定的“搬运官物，递送差发”外，地方政府官吏“搬递己物，送递亲旧，建造私宅，应付知识”，也都摊派力役，“江南百姓，见今各处官府差拨夫役，有妨农业，废弃生理，饥饿病困，死于道途，实可悯念”[711]。

摊派杂泛（力役），是官吏们敲诈勒索作威作福的大好机会。王龙泽举婺州路（路治金华，今浙江金华）为例，“司县人吏”，“但遇差夫，不问数目多少，便行一例差拨。其被差人数，或出钱三百、五百，以至一贯之上，与坊正、里正人等买免。每日又于市井辏集去处，拖扯卖买及入市农人，拘留一处，逐旋差拨。虽无差拨，亦三、四日不令还家，索要钞物，才方放免，以此人民失业，田地荒芜”。对于差拨当役的人夫，“司县人吏又行捶楚，系颈累累，相望于道”。简直和俘虏差不多。其他记载亦说差拨的役夫受到种种虐待：“漫村赶丁夫，所在沸官府”；“所经辄绎骚，不若被掠虏”[712]。“鸠工具畚锸，排户加笞鞭。”[713]

到了元朝末年，“赋役之剧，民不聊生……一户差徭，动至五、六”。应役的百姓“重则亡躯，轻则坏宅，奔散流离，所在皆是”[714]。全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镇压江、淮一带起义军，元朝政府从北方调兵南下，同时征发许多农民为军队运送粮饷。有一首诗歌记述了这一次力役承担者的遭遇：

漷南有老者，家仅一辆车。王师征淮、蔡，官遣给军储。翁无应门儿，老身当一夫。劳劳千里役，泥雨半道途。到军遭焚烹，翁脱走故闾。车牛力既尽，户籍名不除。府帖星火下，尔乘仍往输。破产不重置，笞箠无完肤……有司更著役，我实骨髓枯。仰天哭欲死，醉吏方歌呼。[715]

这位老者因军需差拨，千里应役，车牛已尽，但名字仍在当役簿册之中，而在无法再次应役时，便遭吏人毒打。他的遭遇可以说就是众多应役者遭遇的缩影。

差役的情况，应当和杂泛不一样，要复杂得多。前面已说过，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差役应是在富户或较富裕的人户中差充的。对于不少富户来说，承当里正、主首、坊正、隅正之类差役，是他们把持地方、鱼肉乡里的社会，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为所欲为。例如，福建莆田黄已，“以赀多为闾里之正……每岁首县，次民赀力多寡，定征敛之籍，众不能决，处士（指黄已）发一言，皆称平。争讼者来质是非，告以理法，举酒饮之，各谢而退”[716]。摊派赋役由他说了算，地方上的纠纷由他裁决，这个里正的威风可以想见。不少地方，里正和社长、弓手等，“恃为官府所设之人，事不干己，辄为体访，申作事头，当该官司不详事体，依凭勾摄，民皆受苦”[717]。有些地方，“乡正里长”征赋，“随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赋者逮治之”[718]。前面引用王龙泽文书，婺州地方政府一例差拨人夫，被差者要出钱与坊、里正买免，说明坊、里正与官府吏人相互勾结牟利。因此，因充任里正、主首、坊正、隅正而发家致富者颇有其人。宋、元之际，吴兴（今浙江湖州）朱坞褚天祐，在动乱之中“家资荡尽”。入元以后，屡当差役，尽管他也说“差役繁重”，“不能一日安居”，但能“日增田业，坟茔庵宇，无不葺治”。这显然是应当差役带来的好处。[719]

因为承当里正、坊正等名目致富者固然有之，但也有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下放摊派的赋税太重，官吏还要从中取利，承当里正等名目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往往要赔补。赋税太重总的来说是因为元朝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各种经费不断增加，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百姓头上。元代中叶，已有人指出，各种赋税比元朝初年增加十倍。[720] 到了元朝末年，“课赋无艺”，“增加无算”，逐季都有增添。[721] 力役的摊派也很多，已见上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使得许多百姓难以负担，只好逃亡他乡。元代的流民问题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除了天灾以外，赋役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逃户留下的赋税力役，官府仍着追征摊派，责任便落到里正、主首身上。例如，湖广常宁州（今湖南常宁）由于天灾，许多农民死亡流徙，豪强地主乘机兼并土地，“私取田而虚其赋入之数”，结果有6000多亩田土的赋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按籍坐所指户亩责之方保里正”[722]。镇江（今江苏镇江）南宋末贾似道行公田法，强买民田为公田，“民间迫于应命，多有岁输租于官而实无田者”。这样一些“有科无征之粮”，元代照旧征收，而实际上并没有可征收的对象，官府就要里正承当。“岁终，里正往往缺纳。”[723] 像这样一类“有额无田”“产去税存”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断加重的赋税和无主的赋税，负责征收的里正、主首通常就分摊在见在人户头上。见在人户因负担过重，往往被迫也加入逃亡的队伍。逃亡日增，征赋愈难，而政府由于支出浩大，经费日绌，对赋税不但不肯减免，反而不断增加，拼命向里正、主首等施加压力，甚至将他们“扒吊打，责限陪此，破家荡产，终不能足”[724]。因此之故，承当里正、主首、坊正、隅正一类差役，“率多隳其产业，至鬻妻子以代责之”[725]。有人估计镇江地区承当差役的情况时说：“间有桀黠之徒，稍能枝梧，复为细民之蠹。抑肥者不一二，而瘠者已什伯矣。”[726] 这一段话表明，应当差役有两种情况，有的因此而“肥”，更多的因此而“瘠”。

还有不少地方，里正与主首职责有别，遭遇亦不同。当里正的是富户，而当主首的则是“力微弱”的小地主或自耕农民。[727]“率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箬担柴夫。”[728] 于是，“事悉取具于主首，而里正坐视其成”[729]。在赋税不断加重而百姓又大量逃亡的情况下，有些里正便把责任都推到主首身上：“课程茶酒率陪闭，所取盐米何锱铢。逃粮递金不须论，职田子粒尤难输。公家督促过星火，唯听捶挞生虫蛆。”[730] 结果亏空的钱粮“代输者皆主首尔”，“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731]。

以上讲的是承当里正、主首、坊正、隅正一类差役的情况。至于仓官、库子一类差役，更易出现亏空。官府衙门中的官吏常常利用仓库营私舞弊，若仓官、库子的承当者不熟悉其中业务，就成了牺牲品。这些承当者来自“庄农之家，钱谷书算，俱不通晓。其间收支粮斛，出入钱帛浩大，以致亏兑失陷，致将应有财产、房舍、孳畜等物，尽行折剉”[732]。如江西以甲户（上户）主仓库，“民新附，不识法，又恇怯不任事，率为吏卒攘窃，及岁满必破家杀身，至其子孙不能偿”[733]。“杭州岁调民司库，或值它为奸利，大折耗，民卖子女，犹不能偿。”[734] 这一类差役“多致破产”，所以无论富户或普通百姓，“争纳赂祈免代”[735]。

元代的记载说：“中产之家，岁一当徭，即破荡无几。”[736] 既然人们普遍把应当差役（还有力役）视为畏途，于是便出现了逃役现象。当时逃役的方法，一种是投充，投充就是投到贵族、官僚或某些机构名下，或那些可以免役的人户中，利用他们的特权，免除自己应当的差役和力役。元代前期，温州（今浙江温州）发生僧祖杰杀俞生事，轰动一时。祖杰是温州江心寺主持，“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后因故发生矛盾，祖杰便指使“悍仆”杀害俞生一家。[737] 这就是因难以忍受差役而投充僧户门下的例子。另一种是诡名析产，就是多立户头，将一户分成几户或十几户向官府申报，这样每户名下的丁力资产有限，可以降低户等，不当或少当杂泛差役。至元二十六年（1289）一件“圣旨条画”中指出：“田多之家，多有诡名分作数家名姓纳税，以避差役，因而靠损贫难下户。”[738]“富多田者虑害之及，辄诡析户徙役贫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739] 例如山东济宁，“富家私田跨县邑，赀无算”，但“析其户役为数十，其等在最下”，结果“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740]。还有一种逃役的方法，便是向官吏送上贿赂，请他们在摊派时上下其手，将自己轮空。“淮东富民昔重役者，咸徙家邑中，岁贿吏，幸见容，号白居户。”[741] 由于以上种种花样，许多富户不当差役，实际应当差役的，很多是贫苦百姓。大德五年（1301）八月的一件诏书中说：“有力富强之家”为“诸色各项户计影占”，“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742]。元代后期，余阙以监察官员的身份巡行浙东州郡，他说：“其庶人之役于官者，往往闾左之民也，而富人则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岁终保正称贷而输之，至破产者无算。”[743] 富户逃役，贫难下户当役，他们无力应办征收赋税等事，等待他们的只可能是悲惨的结局：“富民之奸谲者巧于隐避，产税多析于他名，故役轻而益富。贫懦者田虽鬻而额仍存，故役重而益贫。”这些“贫懦者”“物力既殚，官事稽失，荷校受笞，妻孥不保”[744]。

总之，无论杂泛也好，差役也好，其施行和不断加重，都加深了元朝的社会矛盾。元朝末年，苏天爵指出：“诸处盗贼窃发”，“盖有其由矣。始于水旱伤农，而贫穷岁无衣食饱暖之给。次则差役频并，而官吏日有会敛侵渔之害。此其为盗之原也”[745]。元代不断发生的许多地方性起义和后来爆发的全国性农民战争，都和役法的施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十九章 和雇、和买与和籴

“和雇：两顺曰和，庸赁曰雇。”“和买：两平以钱取物也”[746]。从字面看，和雇和买就是政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雇用百姓的车、船或购买各种物品。但实际上，和雇和买是政府强加于百姓头上的封建义务，变相的赋役。和雇和买古已有之，在元代施行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和籴从广义上说是和买的一种，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内容

元代，宫廷、各级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以及官府手工业需要的各种原料，来源有二。一种是通过各种赋税征收得来，另一种是以和买的方式征购而来。可以说，凡是赋税所得不能满足需要的各种物资，都要通过和买在民间征购。而国家所需各种物资的运输，除了政府所设置的水陆驿站转运之外，便以和雇的方式租用民间的车、船。元朝官方文书中说：“国家应办支持浩大，所用之物，必须百姓每根底和雇和买应办。”[747] 和雇和买对于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买的物件名目繁多，主要有：

马匹。军队需要的大量马匹，除了政府的牧场孳养外，还常在民间和买作为补充。忽必烈即位之初（1260），即在燕京等路和买乘马1万匹。“凡有乘马之家，五匹内存留一匹，本主乘坐。”中统二年（1261），又买马1550匹。至元六年（1269），买马3000匹。二十年（1283），买马5000匹。二十六年（1289），“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和买”。三十年（1293），买马1万匹。[748] 以后诸帝仍时有和买马匹之事发生。

建筑材料。大德六年（1302），建造文庙，“工部议，除木植委本部郎中贾奉政收置，石灰于元运计置灰内从实使用，余物官给之，不敷下大都路和买”[749]。山东德州等开凿河道，所用白枣木、石材等物，都由和买而来。[750]

纺织品。江西省每年须置办“木绵八万匹，双线、单线四万匹”。除就“额定已定税粮认依例折收外，有不敷数目”，“验出产之处，对物估体支价收买”[751]。山东“每年和买段匹，合趁丝蚕收成时分和买织造，官民两便”[752]。海道漕运需用口袋10余万条，每条用布一匹，这些布匹都在民间和买。[753]

以上所举，是几种常见而且数量很大的和买物品。此外，如忽必烈征日本时造船“所用木植、铁、炭、麻、灰、桐油等物”，都在民间和买。[754] 徽州路（路治今安徽歙县）以产纸著名，每年“岁贡”上供纸（赴北纸、行台纸、廉访司纸）3200000张，“又有诸衙门和买纸、常课日纸或和买经文纸，动以百万计，不在常数”[755]。“赴北纸”指供应中央各衙门所需的纸张，“行台纸”、廉访司纸是供应江南行御史台和廉访司的纸张，这些都在“上供”物品之列，“各衙门和买纸”“和买经文纸”则在和买物品之列。此外如宫廷铸造铜佛所需的铜，[756] 印刷书籍所需纸张、木板，[757]制造衣甲所需物料，[758]等等，都是政府和买的对象。至于粮食的和买，称为和籴，下面将另行论述。

和雇主要有两项，一项是雇用车辆，一项是雇用船只，都是用来转运政府的物品。和雇船只有时亦用于运送军队，如元仁宗时“入广镇守军马合用船只”，便由“有司依数应付，令军人照依河例与梢水人等两平和议雇觅，明白立约”[759]。

和雇和买早已有之，元代与前代相比有明显变化：“曰买曰雇，非常法也，前代不测则用之，今一一逐旋雇买”[760]。和买、和雇，本来都是临时性措施，但在元代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不断增多。元朝统一以前，各种和雇、和买，为数已相当可观。元朝统一以后，“和雇和买，不绝如流”，比起统一以前“转增数倍”[761]。进入中、后期，更形普遍。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元朝政府逐渐建立起了有关的制度。因此，在元代，和雇和买和各种赋役一样，已成为“常法”，亦即百姓必须承担的封建义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官方发布的种种文件里，“和雇和买”常与“杂泛差役”相提并论，可见已不讳言其作为封建义务的事实。

和买物件，有的是经常性的，有的是临时性的。前一类是宫廷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正常需要，赋税收入不能满足，便以和买来补充。上面引用的江西省和买木绵布匹和徽州路和买纸的情况，就是如此。《至元新格》中还规定：“凡年例必于本处和买之物，如遇物多价少可以乘贱收买者，即具其直，另状飞申。”[762] 也就是说经常性和买的物品尽可能争取在价贱时收买，以减少国家的开支。后一类则是应付突发事件的需要，如军事活动需要马匹，饥荒需要粮食，等等。无论经常性的或是临时性的和买，都由中央政府下达命令。《至元新格》规定，“和买物须验出产停蓄去处，分俵均买”。“和买须于收物处榜示见买物色各该价钱。物既到官，钞即给主。仍须正官监临置簿，凡收物支价，开写某人纳到某物多少，支讫价钱若干，就令物主于上画字。其监临之官，仍以印牌关防，以备检勘。”[763] 和买货物的价钱，“司（录事司）、县正官亲行估体实价，开申府、路，请委文资正官、首领官通行比较，开具体覆”，“比照时估无差，方许支价”。“如后照勘，或因事发露，却有冒滥者，着落估体照勘官吏追赔。”[764] 监察机构对于和买负有监督纠察的责任，元朝政府建立御史台时规定：“官为和买诸物，如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委监察纠察。”[765] 立提刑按察司、行御史台时，都把监督“和买”的实施列入工作范围。各路和买货物的价钱，还须报提刑按察司审查。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东道提刑按察司对建康路上报的造船铁货价钱“体覆相同”，后来行台监察御史发现多支价钱，进行追查。承办人奏差周济因“体察不实情罪，量情拟决二十七下，省会罢役”；签事马某“有失觉察”，“量罚俸钞半月”；副使高某“有失觉察”，但已“因病告闲”，“权且拟免”[766]。从此例可以看出和买价钱的审核是相当严密的。和买价钱的发放办法，各地并不相同，有的地方在买物时先支七分，申报上级体覆后再支三分。[767] 更多的是先收物件，待上级体覆后再支价钱。

和雇主要为了搬运官物，“凡雇车运物，不分粗细，例验斤重里路，官给脚价”[768]。和雇的价钱，是由政府统一规定的，通常以千斤百里为计算单位，旱路、水路又有区别。旱路中山路、平路有别，水路中上水、下水有别。至元二十四年（1287）规定，每千斤百里平川中统钞10 两，山路12两；水路上水8钱，下水6钱。但物价连年上涨，中统钞贬值，到了大德五年（1301），便调整为山路15 两，平川12 两，江南、腹里河道水脚上水8钱，下水6钱；淮、江、黄河上水1两，下水7钱。[769] 关于和雇的具体情况，可以由大都向上都起运米面等物为例：

今后起运上都米面等物，合从宣徽院选委有职役廉干人员长押。先将合起物色，一一亲临秤盘装发，打角完备，如法封记。斟酌合用车辆，令大都路巡院正官如募有抵业信实车户，明立脚契，编立牌甲，递相保管，然后许令揽运。各于契上开写所载箱包衣袋，各各斤重眼同交盘，责付车户收管，及令重护封头，长押官通行管押。如运至上都交收，辨得封记打角俱无损坏，布袋箱包亦不松慢，秤盘斤重又与元揽相同。中间却有短少不堪，盖为押运人员装发之际失于照略，着落追陪相应。若苫盖不如法，装卸不用心，致有损失，虽封记俱全，比元封打角松慢，或去封头，箱包布袋破漏，交出短少不堪者，即是车户不为照略，或因而侵盗，就将行车人监勒，追征不敷之物。照依脚契，先验元雇车户均征，更有追补不足者，着落当该雇车官司补纳，仍以物多寡量情断罪。

押运人员回还，须要纳获无欠朱钞销照。[770]

与和买和雇性质相近的，还有和籴。“和籴，谓两平买物也。”[771]“元和籴之名有二，曰市籴粮，曰盐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于民。”[772]“市籴粮”通常为了备荒或赈济灾民、边境缺粮地区的补给和军队供应的需要。备荒或赈济灾民通常在产粮地和籴，边境缺粮地区的补给和军队供应的需要一般则由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境地区或军事活动的地点。“盐折草”之法是：“每年以河间盐，令有司于五月预给京畿郡县之民，至秋成，各验盐数输草，以给京师秣马之用。每盐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773] 盐折草只限于部分地区，数量有限，影响不大，不很引人注意，所以人们往往将“和籴”与“市籴粮”等同起来。提起“和籴”，就想到购买粮食。

“和籴”（市籴粮）有经常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前者主要是边境地区的补给和备荒。就边境地区的补给来说，上都一地“每年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客旅和籴，为此元朝政府专门建立了上都和籴所，负责这一工作。[774] 漠北和林地区，元朝屯驻重兵，世祖时每年政府向当地运粮二十万石，后来不断增多。和林地理遥远，运输艰难，元朝政府在14 世纪初实行和籴之法，“募民入粟塞下……以江淮、长芦盐偿之”。和林每年和籴粮食达20万石左右，和政府运去的粮食大致相等，基本上解决了当地粮食不足的困难。[775] 就备荒来说，元朝政府很重视粮食的贮存，把和籴作为增加粮食储备的重要手段。早在至元八年（1271），便因“田禾好修（收）”，而“增价和籴”。这一年和籴所得计粟39万余石之多。至元十九年（1282）、二十年（1283）都因“田禾好收”，“米粮今岁甚贱”拨钞在上都等处和籴粮食。[776] 至元二十二年（1285），中书省上奏：“自今岁秋成为始，乘其时直价钱，将有粮最多之家，官用钱本，两平收籴……官仓收贮，次年比及新陈相接之（乏）粮价贵，官为开仓减价粜卖。”具体的收购办法是：“收租一万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籴一分；三万石之上者，官籴一半；五万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籴二分。”[777] 这种做法，和上面所说经常性的和买应在“物多价少”时，“趁贱收买”，是一样的。

后者主要是应付突发性的灾荒和某些军事活动。如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下令：“军前合用米粮”在北京路（路治今内蒙古宁城西南）、西京路（路治今山西大同）等处“和籴白米三万石”[778]。至大元年（1308）“以大都艰食，复粜米十万石，减其价以赈之，以其钞于江南和籴”[779]。每当军事活动或饥荒停止，这种临时性的和籴也就不再进行。

国家用来和籴的，有时是通用的货币中统钞，有时则是盐引。以忽必烈时期和籴来说，有记载可考的，用钞和籴6次，用盐引和籴5次，同时在上都用钞、盐引和籴1次，可见钞与盐引并重。[780] 国家用钞和籴时，照依当地时价，“以十分为率，增一分”，有时“添搭二分”[781]。以盐引和籴时，盐引和粮食有一定的比例。至元二十一年（1284），两淮盐引每引折白米9 斗3升、粟1石8斗6升；两浙盐引每引折白米8斗7升、粟1石7斗6升；越支、芦台[782]盐引每引折白米9斗1升、粟1 石8 斗2 升；山东盐引每引折白米7斗9升、粟1石5斗8升。[783] 盐引与米、粟的折合价亦应优惠在内。以盐引易粮，采取自愿的办法，“多出榜文，召募客旅”[784]。以钞易粮，有自愿，但亦有强制的成分，如上面所述对粮多之家征购的办法。

和籴与和买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政府在民间购物，但亦有一定的区别。（1）和籴专指粮、草而言，和买则包括粮、草之外的其他多种物品。（2）和买通常用钞，和籴则钞、盐引并用。（3）和买一般是“估到实直”付与钱钞，所谓“实直”就是当时当地的通行价格。多数和籴则“验市直价例，约量添加”[785]。也就是说和籴较为优惠。（4）和买一般是由政府摊派的，带有强制性的，和籴则有不同情况。边境和籴，招募客商，一般是自愿的。内地备荒的和籴，常常是政府强行摊派的。

和雇和买通常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至大三年（1310）尚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所有今岁和买计置物色，科派到行省、腹里下项路分各该数目，拟合令路、府、州、县见在为长正官色目、汉儿各一员”，负责收买。[786] 和雇也是一样，前引大都向上都起运米面等物，便是由“大都巡院正官召募”车户的。大都巡院即警巡院，“领民事及供需”[787]。元朝又设大都留守司，负责宫廷和都城的安全，以及宫廷建筑的营造、设备的管理。大都留守司下属机构中有覆实司和供需府，“凡和雇和买营缮织造工役供亿物色，必令覆实司估其直，而供需府给之”。至顺二年（1331），这两个衙门撤了，另立广谊司“总其务”[788]。先由“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789]。覆实司阶从五品，[790] 广谊司则升为正三品，在大都留守司所辖各机构中品秩最高。顺帝元统二年（1334），罢广谊司，复立覆实司。[791] 显然，大都留守司所辖各种负责营造、修缮的机构，其原料的供应和运输，都离不开和雇和买，所以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其品秩的提高，应是随着城市和宫廷建设的发展，和雇和买的数量不断增大所致。和籴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一些边境地区，设有专门的和籴机构，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上都和籴所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甘州（路治今甘肃张掖）和籴提举司、[792] 应昌（路治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和籴所。[793] 但多数地区，并未设置专门的机构，而是由地方政府指定专人负责：“不须别设和籴官，专委本路正官一员，不妨本职，提调勾当。”[794]路以下亦如此。

第二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承当办法

元朝政府的诏令，常以和雇和买和杂泛差役相提并论。元朝官修政书《通制条格》卷18《关市》，有“和雇和买”一门，与“关渡盘诘”“牙保欺蔽”“滥给文引”“市舶”“下番”“中宝”“牙行”“雇船文约”“私贮”等并列，显然着眼于“雇”“买”，其实并不恰当。同书卷17《赋役》，有“杂泛差役”一门，共收6条诏令，内4条以和雇和买和杂泛差役并提。而元代民间编纂的法律文书集《元典章》，则在卷26《户部十二·赋役》门中列有“和买”“脚价”两个子目，收辑有关和雇和买的诏令文书。可以认为，在元代，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把和雇和买看成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封建义务，是赋役的组成部分。

忽必烈当政时期，民户要承当和雇和买，军、站户亦不例外。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张融诉西京军户和买和雇，有司匿所给价钞计万八千八锭”。官吏因此坐罪。[795] 十八年六月，“安西等处军、站，凡和雇和买，与民均役”[796]。十九年九月，“命军、站户出钱助民和雇和买”[797]。接连发布的命令，足以证明军、站户和民户一样要承担和雇和买。匠户也是一样。至元五年（1268）中都路应办马驼秆草，中书省上奏经忽必烈批准：忙兀鲁海牙等所管人匠，“并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但种田的都教和买者”[798]。这条命令说明匠户需应当和雇和买，而且各种户只要有土地的都要承当，也就是不限于军、站、匠户。至元二十九年（1292）八月，“奏过事内一件节该：太庙里礼乐户四百余户，弘州纳面的户计，和雇和买事，不分军、站、民户，众人均匀着者”。这段话的实际意思是：“军、站、礼乐户及弘州纳面户计，和雇和买一例均当。”[799]

但是，也有几种户是可以免当杂泛差役的。首先是儒户。早在丁酉年（1237）窝阔台汗发布的诏书中规定：“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800] 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十八日，尚书省奏过事内一件：“江南秀才做买卖呵与商税，种田呵与地税者，除外横枝儿不拣什么差发休与者。”[801] 同年十二月江淮行尚书省据此下达文件：“儒户除纳税粮外，和买和卖、仓场库官大小科差并从除免。”[802] 其次是医户。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下诏：“医人每户下差发，除丝绵颜色、种田纳税、买卖纳商税外，其余军需、铺马祗应、递牛人夫诸科名杂泛差役，并行蠲免。”[803]“军需”与和买有密切关系，在以后的同类文件中，把这些统称为“横枝儿差发”[804]，与上述儒户免当和雇和买的用语相同。至元三十年（1293）浙西廉访司的一份有关免役的文书中说，“医、儒户计，即系一体事理”。这两种户都可以免当和雇和买。此外还有各种宗教职业人户。中统五年（1264）正月，中书省上奏说：“成吉思皇帝时，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但种田者俱各出纳地税，外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哈罕皇帝圣旨里也教这般行来”。这个规定在忽必烈当政时得到重申，“种田呵纳地税，做买卖呵纳商税者，除那的以外不拣什么差发休与者”[805]。“其余差役”，“不拣什么差发”，都包括和雇和买在内。再次是军户中的出征军人家属。忽必烈时期，有过不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出征军人的家属，可以免当和雇和买，以示优待。至元二十三年（1286），枢密院下文“交趾出征军人奥鲁内合依例除免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806]。既说“依例”，可见在此以前已行免除。次年正月，枢密院官上奏说：“年时日本国里出征底军奥鲁里和雇和买除免了有来。如今出征的每更远田地里出征有……这里落后底家里，依那体例和雇和买、差役不交着呵，怎生”？忽必烈同意这一意见。[807] 二十五年六月，尚书省奏：“斡端（今新疆和田）里、金齿（今云南德宏傣族自治州）里、云南里远处出军去了的，奥鲁每根底和雇和买休交着者。”忽必烈同意，而且指出：“别个每根底依体例要者。”也就是说，不是远处出征军人家属仍须承当和雇和买。[808] 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忽必烈“敕中书省：凡出征军，毋以和雇和买烦其家”[809]。这是再一次申明过去的规定。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发布了《晓谕军人条画》，说得更为清楚：

军户和雇和买、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全行蠲免，其余军户有物[力]之家，奥鲁官凭准有司印信文字，官给价钞，和雇和买，依例应付。无物[力]之家，不得配桩科着。外据人夫、仓官、库子、社长、主首、大户车牛等一切杂泛，并行除免。[810]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军户按出征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镇戍军人的家属，另一类是出征军人的家属。元朝军队都有固定的镇戍地点，但有时因军事活动的需要调往边远地区（漠北、西北、云南等）。军户的装备须基本自理，远方出征军人所费更大，所以受到较多的优待。一般军户（镇戍军人的家属）可以免除杂泛差役，但要承当和雇和买。至于远方出征军人的家属，既可以免除杂泛差役，又可以免当和雇和买。

最后是自备首思的站户。首思是蒙语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专用来指驿站上供应过往使臣的分例饮食。至元二十三年（1286）七月，主管驿站的通政院上奏：

大都、上都两路当站者告言：在先和雇和买不科站户，止令自备饮膳祗待使臣。去年改定官给祗应，令站户例当和雇和买之役，有司又复欺隐官钱，全不支与，是以困乏。请从先例，站户出备祗应，与免和雇和买及其余差役，庶得官民两便。[811]

这一建议得到忽必烈批准。其中“祗应”“饮膳”与“首思”是一个意思。从上可知，自备首思的站户可以免除和雇和买，而“官给祗应”的站户则需承担和雇和买。以后的记载，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正月，“诏蠲两都站户和雇和市”[812]。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中书省官上奏：“上都至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在先站户出备祗应首思，免其差发。去年下议，和雇和买军、民、站赤均当，遂令管民官应付各站分例。今站户两有所出，诚为重困。又有司所委干办祗应者非其人，不无耽误使臣首思。若除免一十三站和雇和买之役，仍旧令站户自备祗应，似为便益。”皇帝批准这一建议。[813] 可见两都站户是否应当和雇和买一事先后颇多变化。但总的来说，自备首思时可免当和雇和买，官给祗应时就要承担和雇和买，这个原则一直是明确的。

上面说的是元朝前期政府有关各种户计是否承当和雇和买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受到多方面的干扰。由于和雇和买负担沉重，凡被指定承当的各种人户都想方设法逃避，有的投靠投下、官僚、寺观、豪强地主，有的则抛弃家业逃亡他乡。而投下、官僚、寺观、豪强地主也都千方百计不仅使自己免当，还要使属下的人户不当国家的和雇和买及其他赋役。其中以投下最为突出，“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权要等户，倚气力不肯依体例应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上头”，使得这些负担必然落到其余人户头上。[814] 应当的人户越少，实行起来的困难越大。早在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已下令：“大都路和雇和买，权豪与民均输。”[815] 说明权豪逃避和雇和买的现象已很严重。元贞元年（1295），新即位的成宗铁穆耳下诏：“大都路凡和雇和买及一切差役，以诸色户与民均当。”[816] 可见逃避承当的现象仍在蔓延。元成宗不断颁布改革役法与和雇和买的法令，其中以大德七年（1303）三月的诏令最为重要，对各种人户承当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今后除边远出征军人，并大都、上都其间站户，依着在先已了的言语，休当者。其余军、站、人匠、打捕鹰房，并投下诸王驸马不拣是谁的户计，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有呵，都交一体均当者。[817]

大德九年五月，又“诏诸王、驸马部属及各投下，凡市佣徭役与民均输”[818]。“市佣徭役”即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但是，这些诏旨遭到贵族、权豪们的抵制，而皇帝、皇太后、皇后常常带头破坏制度，对王公贵族各投下不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例如，皇太后位下徽政院便于大德十一年（1307）得到圣旨，特许所属“军民诸色人匠等户，除本位下合纳的差税外，不拣什么差发、和雇和买、杂泛夫役休科要骚扰者”[819]。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越来越严重。大德十一年初，成宗去世，武宗上台。十二月初八日，颁布圣旨：

中书省官人每奏：国家应办支持浩大，所用之物，必须百姓每根底和雇和买应办有。自来不以是何投下军、匠、站赤等诸色户计，一体均当有来。次后间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权要等户，倚气力不肯依体例应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上头，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行圣旨，除上都、大都其间有的站赤自备首思有，又，哈剌张、和林、甘州、海北海南、福建等处除边远田地里出征军人每外，其余不以是何户，与民一体均当者，么道，圣旨交行有。如今大都并腹里路分、江南等处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官人每，各自护回影占百姓，及权豪势要人等，沮坏元立定来的体例，交奏启过圣旨、懿旨、令旨与了，么道，不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多有。众人叶力合办的差发根底，若只教大数里军、站、民户教应当呵，偏负办不得，生受有。可怜见呵，依着在先行来的圣旨体例里，一体均当呵，怎生，么道，奏呵。

如今依着在先的圣旨体例里，除大都、上都其间有的自备首思的站赤，除边远田地里出征军人外，诸王、公主、驸马不以是何投下军、站、民、匠、打捕鹰房、怯怜口、厨子、控鹤人等诸色人户，与大数目当差的军、站、民户一体均当者。在先教奏的执把着行的圣旨、懿旨、令旨与了的人每，依着这圣旨体例行者。今后不以是何人等，休交奏者。这般宣谕了呵，不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隐藏百姓的，隐藏的人沮坏大体例交奏的人有罪过者。监察每、廉访司官人每常切用心体察者。管民官吏人等因着这般宣谕了，么道，百姓每根底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偏负多桩配呵，有罪过者。道来。

圣旨。羊儿年十二月十一日大都有时分写来。[820]

这份诏书主要是针对各投下发布的。“大数里”“大数目”指国家户籍。诏书重申，各投下所属人户，必须和国家直接管理下的百姓一样，承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原有皇帝、皇太后、皇后诸王发给的免除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圣旨、令旨一概无效。只有自备首思的两都站户、边远出征军人才可免当。大德七年和大德十一年的诏书，可以说是标志着和雇和买、杂泛差役应当办法重大变化的两件文书。

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贵族、权贵要求给予他们辖下户计以免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优待。例如，皇庆元年（1312），有人要求“大乐忽儿赤等，[821] 教除和雇和买、杂泛差役者”。被中书省否定。延祐元年（1314）三月，中书省上奏：“近间枢密院、徽政院、中政院、会福院、宣徽院等各衙门官人每，将他每所管户计不教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奏了，俺根底与文书来。”[822] 延祐三年十月，中书省奏：“近间中政院、殊祥院、拱卫司等各衙门官人将他每所管户计并控鹤等‘休交当和雇和买者，’么道，俺根里与了文书有。”[823]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徽政院掌太后位下钱粮人户，中政院掌皇后位下财赋人户，会福院掌大护国仁王寺钱粮人户，宣徽院负责宫廷饮食，殊祥院奉列代皇帝影堂祀事，拱卫司即拱卫直都指挥司，隶属于“掌内廷近侍之事”的侍正府。[824] 控鹤则是皇帝的仪仗队。这些机构的官人依仗其重要的地位，要求得到特殊待遇。为此，元朝政府多次反复重申原有的规定，并且指出，“众力不叶力当呵，只交当差的百姓每当呵，勾当也成就不得，百姓每越生受去也”[825]。为了使“勾当”能够“成就”，也就是满足政府和宫廷各项需要的和雇和买能够实现，元朝政府一再强调坚持诸种人户（除两都自备首思站户与边远出征军人之外）与民户一体承当的制度。

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中书省上奏：

今后依着累次行来的圣旨，民间但是和雇和买、里正主首杂泛差役，除边远军人，大都至上都其间自备首思站户，诸处寺现南方自亡宋以前、腹里云南自元贞元年为格，旧有常住并上位拨赐田土除差外，据边远军人元籍去处各有赡军产业，那里既已优免了，这军官、军人并僧、道人等续置了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及财赋总管府承佃附余地土，并与其余军、站、民、匠、医、儒、灶户、运粮舡户，各枝儿不以是何户计，都交一例均当呵，怎生？[826]

元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这件诏书对原有的规定有所补充修正。从中可以看出：（一）军、站、民、匠、儒、灶（盐）等户，以及运粮船户，各枝儿（投下）所属各种人户，都要承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二）上都至大都自备首思站户，可免当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三）边远出征军人原籍的“赡军产业”可免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但后来添置的“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和承佃财赋总管府的土地，都要承当。所谓“百姓每的当差田地”主要指民户的土地。民户的土地要纳税粮，同时要按田亩数或税粮数承担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这就叫作“当差田地”。军户的“赡军产业”可以不纳税粮，也可以不当杂泛差役；凡是出征军人的“赡军产业”，还可以免除和雇和买。元朝政府规定，军户“限田四顷，以供军需，余田悉纳赋税”[827]。这四顷地应纳的税粮，便作为军户出军时筹措装备之用，亦即“赡军产业”。军户购买“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就要交纳税粮，应当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虽然出征军人亦不能免。承佃财赋府地土也是一样。这显然是针对出征军人购买“当差田地”后不承当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而发的。（四）僧、道户原有的产业可以免当杂泛差役、和雇和买，但续置的“当差田地”和财赋府田土不能免。具体来说，江南寺观在宋朝灭亡以前已有的土地，腹里（北方其他地区应同）、云南寺观元贞元年（1295）以前原有的土地，以及元朝皇帝拨赐各寺观的土地，都可以免交税粮，免当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在上述时间以后添置的“百姓每的当差田地”和承佃财赋总管府的土地，都要交纳税粮，承当杂泛差役、和雇和买。新的规定，对边远军人免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的优待加以限制，僧、道户却得到了免当的优待，尽管也有一定的限制。这样，免当和雇和买的户实际上扩大了，在两都自备首思的站户、边远出征军人以外，加上了僧户、道户。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元朝末年。

总起来说，在元代，上都大都之间自备首思的站户，以及边远地区出征的军人家属，始终可以免当和雇和买的待遇。但这些军户的免当限于原有的“赡军产业”，后来添置的土地不在数内。其余人户的承当情况前后有较大变化。前期儒、医、僧、道可以免当；中期起各种人户都要承当，除了上面所说两类之外。后来僧、道户的“常住”（原有土地）和皇帝拨赐的田土又获得了免当的特权。前两类免当是因为他们的站役、军役负担较其他人户要重，僧、道户免当则因元朝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给予优厚的待遇。

上面说的是各种人户承当或免当和雇和买的情况。下面再说明承当人户中和雇和买的摊派办法。

至大四年（1311）元成宗的即位诏书中说：“民间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备首思站户外，其余各验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的圣旨中说：“但是和雇和买、里正主首杂泛差役……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例均当。”[828] 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元英宗《至治改元诏书》中说：“今后但凡科着和雇和买、里正主首一切杂泛差役……州县正官用心综理，验其物力，从公推排，明置文簿，务使高下得宜，民无偏负。”[829] 这些诏旨都强调，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应以居民的“丁产”即“物力”作为依据，进行摊派，或以富贫安排摊派的先后。这种做法，就叫作“随产均当”。

“随产均当”是一个总的原则，各地在实行时，又有不同的办法。一种是按户等摊派。元代将居民按财产和丁口情况划分为三等九甲，征发各种赋役时常以户等为据，已见前述，至大四年诏书中所说“先尽富实，次及下户”，便是按户等摊派之意，下户即上、中、下三等中的最后一等、忽必烈至元年间，山东修河道，和买石材等物，“验户桩俵，上户十段，中户不下五，七余块”[830]。武宗时，政府置办“匹帛木绵等物”，“将物估体实直，于上、中户计开张门面之家收买”[831]。都是按户等摊派的例子。另一种是按地亩数或赋税（税粮、包银）数摊派。元朝北方在至元八年，南方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分别进行户口登记，同时还登记了各户的资产。自此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政府对居民的丁力资产实际上是不很清楚的，户等划分是相当混乱的，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所以，不少地方改以地亩数或赋税数来分摊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前面所举延祐五年十一月的文书，讲到“随产一体均当”，“产”主要便指土地而言。其中有关边远出征军人和僧、道户部分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的规定，也都是以土地为标准的。此外，元代前期北方有些州、县“如遇和雇和买，夫役等事，即验包银分表”[832]。包银是“验贫富品答均科”的，各户所出数额不等，因而各户分摊的和雇和买也不等，这和按户等或土地分摊的情况是一样的。《至元新格》中还规定：“诸和雇脚力，皆尽于行车之家，少则听于其余近上有车户内和雇。仍置簿轮转立法，无致司吏、里正、公使人等那攒作弊。”[833] 这就是说，和雇车的对象必须是有车之家。

第三节 和雇、和买、和籴的弊端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和雇和买与其他赋役一样，都是国家强行摊派的。其摊派范围和方式，与杂泛差役大体相似。但是，和雇和买也有与其他赋役不同的一面，其他赋役是无偿的，而和雇和买是“两平支价”的，也就是说，政府“买”物“雇”用车、船，都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实际上，所谓“两平支价”是一种表面现象。和雇和买施行过程中弊端甚多，在大多数场合下，应当的百姓都要吃亏，甚至因此倾家荡产。其弊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遍科和桩配。和买本应于产物之地，和雇本应于有车船之家，根据实际需要，出钱买、雇。但实际施行时正好相反。忽必烈时期，程钜夫上奏：“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司、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例如“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哨船，行省文字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计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者三、二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又所用木植、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民户窘急，直一钱物一两买纳。处处一例，不问有无”[834]。江南如此，北方也是如此，“凡遇和雇、和买、夫役，不问多寡，即行遍科”[835]。造成的弊病和南方是一样的。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所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国家，徒扰百姓。”[836] 上级政府“遍科合属”，到了州、县便行“桩配民户”。元朝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遍科”“桩配”，但事实上仍然照此办理。至元十八年（1281）行台治书侍御史王恽曾举例说：“如近日科下真定皮裘皮裤，明该不得桩配百姓。官无见钱，皮无见在，送纳有程，却恐耽误，不免分科民间，其弊依前复作。”[837] 尽管命令中强调“不得桩配”，但实际施行时仍然“遍科”不误。至元十九年或稍后，上都留守贺仁杰上言：“古贡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产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蓰，无所于取，吏责后期，从而罪之，实病民甚。”忽必烈为此下诏：“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838]至元二十一年，合剌奴、脱脱等上言：“今日和买，不随其所有，而强取其所无。和买诸物，不分皂白，一例施行。分文价钞，并不支给，生民受苦，典家卖产，鬻子雇妻，多方寻买，以供官司。而出产之处，为见上司收买其物，他处所无，此处所有，于是高抬价钞。民户唯知应当官司和买，不敢与较，惟命是听。如此受苦，不可胜言。”中书省下令，要各行省“行下合属，勿令于无处和买，若遇和买，当面给价”[839]。但这些命令都是空文。各处依旧“遍科”“桩配”。元成宗时，河南府年例成造各色衣甲“合用马牛皮货颜色物件，不系出产，桩配州县，家至户到，或着马皮一斤、二斤，物料或三两、四两”[840]。至大元年（1308），刘天孚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凡出钱县官，市物民间，曰和买。民产所有，犹未易供；无之，则估百倍赋官。郡县苦督责，无敢拒，贪肆者亦阴幸渔猎，虽疮痏其民不恤。侯深患之，土有均赋之，苟无之，抗简复陈，不允不止。”[841] 像刘天孚这样的官员在元代是不多见的，而从这一记载可知和买“遍科”之普遍。

和买如此，和雇也是如此。至元十九、二十年间（1282—1283），江南行御史台接连发布文件，指出：“诸处官司指以雇舡装载官粮官物为名，故纵公吏、祗候、弓手人等强行拘刷捉拿往来舡只，雇一扰百，无所不为。所以客舡特少，以致物价腾贵，盗贼公行，实与官民为害。”强调“若各路起运官物，必须本处就便和雇舡只者，并依例两平和雇，先支价钱，不得以和雇为名，强行桩配拘刷，阻当客旅”[842]。元代中期，刘敏中说：“和买和雇，名件不一，骈至叠出，责办须臾。故和买必至望户科着，贪吏人，得缘为奸……其和雇则十车之运，而为百车之雇，有车之家，阖境追摄，必赂而后免。”[843] 可见和雇车、船时“桩配”现象同样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和雇和买时“均科”“桩配”盛行？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样做最简单，既可保证任务的完成，又用不着多费心思，只要层层下达命令，便可奏效。至于百姓的困难，本来就不在大多数官吏考虑之列。二是这样做更有利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例如，有些地方缺少和买所需物品，“行省、宣慰司、按察司、总管府、各州县官，于他处买到物货，俵散与人民、铺户，添价货卖”，从中渔利[844]。

（二）亏价或不支价。和雇和买本应“两平支价”，“随给其主”，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中统二年，1261年），中书省发布的榜文中说：“或有名和买，不支价钱；虽支价钱，却行克减，上下蒙蔽，以致人难，深失朝廷优恤百姓之意。”[845] 忽必烈当政的后期，胡祗遹说：“一切和雇和买造作，并不得钱。”[846] 王恽上奏说：“近年和买造作等事，其弊有三”。一是时间紧促，“不支价钱”。二是“纵降到价钱，止依各处虚报时估，比之百姓实费，不及半价，亏损人户”。三是“其官降不敷价钱内，官吏又行克减，且有全不到民，或三、五年间并不给降者”。而和雇车辆，“官支价钱，十不及二、三，其不敷数，百姓尽行出备，名为和雇，其实分着”[847]。官吏们克减侵吞价钱比较常见的办法是利用职权，虚造文册，欺上瞒下。“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今日体覆，明日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848] 以上几条记载说的都是元代前期的情况，进入中期以后，更加严重：“京师岁所需物，郡邑例买于民，其直旷久不给，给则大半入贪吏手，名为和而实白。”[849] 名为“两平支价”和实则一钱不给。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直不即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850]。有些官吏不仅不给和买钞，而且进行刁难。山东堂邑的百姓说：“官买物数月不予值，民宁不愿待，愿归治生，而县益亟追以来，终不得值。部使者以责吏，而又征我曹，今道路、府吏之费且十倍，吾安用得值。”[851] 官府和买不但不给钱，还不许承当和买的百姓回家生产，强迫他们留在衙门所在地等候发放，实际上是进行刁难，敲诈勒索。“部使者”（廉访司官员）的干预，只是增加了百姓的困苦。

更有甚者，有些地区的和买项目，本是临时性的，竟成了惯例，年年都要无偿照办。例如，元成宗时，因军事需要，在宣德地区和买羊裘帽裤四百余套，上交后“直不下”。这还不算，以后仍“岁输不已”，“民以故弊其资，或立券举债，因不能偿，至鬻妻子”[852]。

（三）放富差贫。前面已说过，和雇和买的摊派原则是随产均当，但地方官吏在分派时却往往“受赂当买之户而移之下户”[853]。“吏人既久，人情亦熟，在县分管乡、都科差词讼，公行贿赂……和雇和买，放富差贫，要一科十。”[854] 和雇和买的负担，实际上主要仍是落在贫苦百姓身上。

（四）发给烂钞。有些地方和雇和买时发给部分价钱，官吏们便“将元降料钞私下换作烂钞，散与百姓”[855]。烂钞（部分或大部破烂的钞）在市场上不能行用，须到政府开设的平准行用库调换。官吏将好钞换成烂钞散发，从中便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元代中期，刘敏中列举和雇和买弊病时也说道：“易新钞为烂钞者有之。”[856]

（五）权贵、官吏非法和雇和买。和雇和买本来限于封建国家的各种需要，但许多权贵和官吏凭借权势，任意在民间和雇和买，肆意掠夺。“诸王阿只吉岁支廪饩和市于民，或不能供，辄为契券。子本相侔，则没入其男女为奴婢。”[857]“和市”（和买）竟成为贵族抑良为奴的手段。不少地方的官吏“于本管地面民户处，但有出产诸物，倚仗官势，委亲戚勒令里正，不依市价，先行给散钱数，然后收敛。若入户无本色送纳，勒迄文契，将人口头匹准折，多有逼令逃窜，别生事端”。所谓“将人口头匹准折”，就是将百姓的子女收为奴婢、牲畜加以没收。元朝政府专门发布命令：“本处做官的人每，百姓根底休和买做买卖。”可见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858]

（六）收物时故意刁难，进行勒索。有的地方官吏“恣意刁蹬，多余取受。少有相违，拣择退换。不收本色，却要轻赍”[859]。“轻赍”就是钱钞。和买本意是购买物料，现在却索取“轻赍”，其用意何在，是很清楚的。有的官吏“缪指其物恶，赂焉而受者有之，预吓以多买而取赂者有之”[860]。至大三年（1310），尚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和买匹帛等物时，“其所在官司，不详上司恤民之意，一概桩配诸色人民，以高作低，以好作歹，刁蹬抑勒钞两。州县官司风闻和买诸物，暗令所占佃户，或缎匹，或绢布，督逼各户织造。将百姓所纳之物，百般疏驳，须要将己物添价，就买送纳。并其余和买诸物，亦皆恃赖官势，贱买贵卖，损民取利。又将价钱中间克除，好钞移易昏钞，不得实征到民。至如和买和雇递运脚价，打角物色，折收诸物，亦皆作弊”[861]。和买收物成了官吏们营私舞弊的大好机会。

总之，和雇和买弊病甚多，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正如刘敏中所说：“和买和雇，奸民之利而细民之病也。”[862] 有的官员建议进行改革，提出各种方案。如王恽认为：“欲革其弊，不过给降见钱，从实支价，责委正官办集其事”。“将一切违错明该止坐正官，不究余者，庶几多方用心，顾恤百姓，不致诸人作弊。”[863] 刘敏中则主张加强监察部门的工作：“今后一切和买和雇，宪司必须密为体察，仍许诸人首告，似前犯者，痛行追断。监临有失防禁，罚俸标过，甚者降等。宪司不察同坐。”他还建议在大都“将年例和买缎匹丝绢等物，预期张立榜文，各开色样、幅尺、粗细、轻重，添价收买，仍许中买盐引。商旅四集，旬月可办，不惟省减脚力、防押官兵，及免水火盗贼之虞，实永绝奸人因公规利害民之弊”[864]。刘敏中后一意见，实际上是要和买仿照边境和籴之法。加重地方正官和监察部门的责任，于事无补；仿照边境之法，必然增加国家财政支出，而且难以保证和买和雇的完成。元朝政府也曾从具体操作的角度作过某些改革，如将官府手工业所需物料，由政府和买改为“估体实直，价钱预为放支，责付各局自行收买用度”[865]。但从总体来说，有元一代和雇和买的制度并无多大改变。至正七年（1347），顺帝的一件诏书中说：“和雇和买，对物两平支价，形于诏旨屡矣。有司失于奉行，亏价强买，或不给其直，或令百姓输钱，有同差税者。生民困苦，殆不能堪。”[866] 可见，一直到元朝末年，和雇和买的种种弊病，仍然严重存在。

至元二十年（1283），刑部尚书崔彧上书言时政，其中建议之一是“江南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他的意见是针对“江南盗贼相继而起”提出的，[867] 可见，“遍科”“桩配”是激起江南百姓反抗的重要原因。就在崔彧上书的次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和买海船所需物料“作哄”，为崔彧的意见提供了例证。[868] 元朝末年，苏天爵分析山东地区“盗贼时起”情况，把和雇和买的频繁作为重要原因之一。[869] 和雇和买的推行，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和籴的情况，与和雇和买也有类似之处。边境和籴，招募商旅，一般是自愿的。内地和籴，常常也与和雇和买一样，是按户摊派的。如浙东诸暨州陶朱乡正一都，“止管民户二百余家”，“每遇大小和买、和籴，俱作全都作数科派”[870]。而在和籴时，政府往往少给钱或不给钱，“官钱未给先取将”[871]。官吏们在和籴时上下其手，也是普遍的现象。忽必烈当政时，王恽上言：“近年上都、中兴、西京等处和籴粮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官钱既为欺隐，粮斛又不数足”[872]，“民苦和籴转输，而吏胥得因时为奸”[873]。盐折草是和籴项目之一，保定等路百姓“桩配和买各位下马驼所用草粟，设立仓场官收支，中间官吏作弊，百姓重并生受”[874]。

第二十章 财政

元代的财政收入，包括税粮、科差和诸色课程等，支出则既有官俸、军费开支和建设开支等日常开支，也有额定的“岁赐”开支，还有超常规的“横赐”和作佛事的巨大开支。元代的财政收支，在元世祖在位期间尚能基本保持收支平衡，其后往往收不敷支，朝廷动辄动用钞本，巨额财政支出成为常年困扰政府的重大问题。

第一节 财政收入

从蒙古建国到成吉思汗去世，由于没有在统治区域内重建赋税征收体系，汗廷尚不存在固定的财政收入。窝阔台汗即位后，“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牙老瓦赤）主之”[875]。这项任命出于耶律楚材在中原定额征税、供给国用的建议。按照耶律楚材的建议，“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同意耶律楚材在中原各路试行，于太宗二年（1230）正月，“定各路课税”；十一月，正式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太宗三年，窝阔台至云中，“诸路所贡课额银币及仓廪米谷，簿籍具陈于前”，与耶律楚材原奏数目完全符合。[876] 从此，蒙古汗廷开始有了较固定的财政收入。

耶律楚材“自庚申年定课税所额，每岁银一万定（定即锭，每锭五十两）。及河南既下，户口滋息，增至二万二千定”。课税的顺利征收，引起汗廷内商人和权贵的贪欲，“燕京刘忽笃马者，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厩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者，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鹘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至有扑买天下河泊、桥梁者”[877]。用来“扑买”的银两达180万两，合36000锭，相当于耶律楚材额定课税的1.5倍。太宗十一年（1239），“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不但扑买了中原课税收入的总额，且增加一倍，“以四万四千锭为额”，得到窝阔台的同意。[878]“扑买”的结果是中原课税征收体制又被打乱，朝廷的收入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忽必烈即位之后，在建立各级行政机构的同时，确定了稳定的税收机制，使朝廷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并为后来扩大财政收入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在位期间的财政收入数字，在元代文献中只有一些零星记载，我们只能大体估算其收入情况。

税粮收入，在忽必烈即位后已经制度化，至元六年（1269）时有人指出“国家岁计粮储，必须百有余万，方可足用”[879]，税粮总额已应在100万石以上。灭宋之后，由于江南产粮区被纳入元朝统治区域，税粮有了成倍增长，从江南漕运粮食的大幅度增加，可以得到证明。至元二十一年漕运粮数为290500石，二十六年增至935000 石，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分别为1595000石和1527250石，是忽必烈在位期间粮食北运的最高年份。[880]

科差的收入，中统二年（1261），“周岁包银六万余锭”[881]。中统四年为丝706401斤，包银钞49487锭。[882] 至元二年（1265），丝986288斤，包银钞57682 锭。[883] 至元三年，丝 1053226 斤，包银钞 5985 锭。至元四年，丝1096489斤，包银钞78126锭。[884] 其后，科差数额还应略有上升。

各项课程的收入，以钞计算者，盐课收入所占比例最大，到世祖朝晚期，每年可收入钞170 万锭。茶课收入，至元十三年为1200 余锭，其后累年增加，到至元二十六年已增至4000锭。[885] 酒醋课收入在20万锭至25万锭之间，商税收入，至元七年为钞9万锭，至元二十六年增为45万锭。[886]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朝廷财政收入中的货币部分，在忽必烈在位的中后期有很大增长。至元十九年，有人称“江南财赋岁可办钞五十万锭”[887]。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指出天下岁课钞为932600 锭，并声称可以达到300万锭的收入水平。[888] 实际上到了忽必烈晚年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889]，与卢世荣估计的相差无几。

成宗大德二年（1298），“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890]。岁入金的数额合380锭，银1200锭，钞比忽必烈末年多了60余万锭。此后赋税等收入又有所增加。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武宗即位，中书省报告常赋岁钞为400万锭，[891] 比十年前增加了40万锭。此后为填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再设尚书省，变换钞法，增加税收，提高盐价，财政收入激增。至大四年（1311）的支出在1600 万锭以上，时人均称支出倍于收入（详见后述），由此推算，武宗朝后期，货币收入应在800万锭左右。收入虽然增加，因过量发行纸钞和急剧提高盐价，造成物价腾涨，货币贬值，使元廷的实际收入水平大打折扣。

从仁宗到泰定帝（1312—1327），财政收入数字不详。泰定元年（1324），有人说“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892]。这一数额，比世祖朝初年增加了3万余锭。

元代文献中记载最为明确的是文宗天历元年（1328）和二年的财政收入数字。天历元年的财政收入主要为以下7类。

（1）税粮，总计12114708 石，中书省管辖的“腹里”地区为2271449石，各行省为9843258石。江南三省的夏税钞数，为中统钞149273.6锭，其中江浙行省57830.8锭，江西行省52895.2锭，湖广行省19378.04锭。[893]

（2）科差，包银差发钞 989 锭， 1133119 索，丝 1098843 斤，绢350530匹，绵72015斤，布211223匹。[894]

（3）主要课程，金课489.4 锭，银课1549.2 锭，铜课2380 斤，铁课884543斤，铁课钞1879.8锭。

（4）盐课，办盐2564000余引，总计钞7661000余锭。

（5）茶课，与延祐七年相同，应为289211锭。

（6）酒醋课，酒课469159.4锭，201117索；醋课22595.7锭。

（7）商税，939682.1锭。[895]

也就是说，天历元年的货币收入，在9533790锭以上，其中盐课所占比例最大，为80.4%；其次是商税，约占10%；再次是酒醋课，占5%。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入中的货币部分，比忽必烈末年的300万锭增加了三倍，比武宗时的400万锭增加了550万锭。如此大的增额，正是在武宗至泰定帝朝的19年中实现的。在各种收入中，盐课增额最大，从忽必烈朝末年的170万锭，到文宗朝的766万锭，增加了3.5倍。其次是商税和酒醋课，都比世祖朝末年增加了一倍多。

实物的征收，变化远不及货币收入明显。金的岁入额，天历元年比大德二年多100余锭，银多350 锭，增幅均为29%。科差中丝的征收额变化更小，与忽必烈朝初期征收的最高额相比，到天历元年，增幅仅为0.2%。

天历二年的财政收入，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总体水平比天历元年有所下降。

（1）货币收入，9297800锭，比天历元年少235990锭。

（2）金327锭，比天历元年少162.4锭。

（3）银1169锭，比天历元年少380.2锭。

（4）丝884450斤，比天历元年少214393斤。

（5）绵70645斤，比天历元年少1370斤。

（6）绢407500匹，比天历元年多56970匹。

（7）税粮，10960053石，比天历元年少1154655石。[896]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对元代前期和中期的财政收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元廷的货币收入，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前在100万锭以下，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达到接近300万锭的水平。成宗朝基本稳定在400万锭上下，其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突飞到900万锭以上，最大的增额应是在武宗朝实现的。实物的征收，则变化不大，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项指标金、银和丝，金的岁入额在400 锭左右，银的岁入额在1100—1500 锭之间，丝的岁入额在100万斤左右。

文宗天历年间的财政收入额，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年例”，并在顺帝朝（1333—1368）前期奉行不辍。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爆发，“居官理民者率以甲兵钱谷为务”[897]。由于中原地区的财赋来源受到严重影响，朝廷不得不主要依赖江南的财赋，正如当时人所说：“方今海内兵争，大军所游，民不得耕，而兵饷之给，亟敛于南土。”[898]“自两淮兵兴，中吴虽粗完，而飞刍转粟，无晷刻停。”[899]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江浙行省官员指出：“至正十五年税课等钞，内除诏书已免税粮等钞，较之年例，海运粮并所支钞不敷。”[900] 说明朝廷的收入“年例”在江南地区依然被遵守。此后，随着战乱地区范围的扩大，元廷能够有效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财赋来源逐渐枯竭，国家败亡的局面已无可挽回。

第二节 政府日常财政支出

元代政府的日常财政支出，包括俸禄、宫廷开支、各级官府开支和赈济灾民的支出。

将官员分成若干等级（品阶），并相应发给不同的俸禄，是历代封建王朝人事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大蒙古国时期，中央官制简单，“汉地”官制混乱，没有品阶的规定，也没有正式的俸禄制度，民官的收入来自贿赂和对百姓的剥削，军官的收入主要是军事活动中的掳掠和对士兵的榨取。这种情况一直到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前，并无大的改变。

忽必烈在登位以前，亲信谋士子聪和尚（即刘秉忠）已向他提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901]。另一位幕僚姚枢在陈说“治道”时也指出：“班俸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902] 显然，他们都认为定爵禄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能抑制官吏贪污、改变百姓穷困的面貌。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在四月发布的即位诏书中明确宣布：“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员，视此为例。”[903] 蒙古、色目官员“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904]。在蒙古国时期，官员向百姓和部属索要拜见钱和撒花钱是公开的、毫不隐晦的，也是无限制的，连蒙古大汗也是如此。忽必烈提出要加以“禁绝”，而且强调过去“既无俸禄以养廉”的不合理，实际上是宣布了他要推行俸禄制度的态度。事实正是如此。从这一年起，便逐步在中央和地方各个系统中逐步实行俸禄制度。“元初未置禄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给之。”“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905] 中统三年（1262）二月，忽必烈命令姚枢制定有关官俸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906]。此次确定的是行政系统官员的品阶和俸禄。军中“将校素无俸禄”，至元三年（1266）到至元七年之间，“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907]。“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转运司官及诸匠官，七年定之。”[908] 这样，各主要系统官员的品阶和俸禄都已确定下来。平南宋过程中，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五年（1278）七月“定江南俸禄职田”[909]，从而将南、北的官员品阶、俸禄实现了统一管理。

一般来说，元代的官员有职事和品秩，职事是担任的具体职务，品秩是等级待遇的标准。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品阶，官品共分九等十八级，每品又分正、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也都有一定品阶，该机构长官的品阶与机构的品阶相等，以下官员依次递降。元朝官吏都按品阶和职务支给俸禄。官吏的俸禄由俸钞、职田和俸米组成。

俸钱是至元三年（1266）十一月开始正式发给的。[910] 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因“近年诸物增价，俸禄不能养廉，以致侵渔百姓，公私俱不便益”，于是下令“内外官吏俸给以十分为率，添支五分”[911]。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调整以后的“百官俸”“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视职事有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也就是说，同一品级的官员，因其职务大小不同，俸禄有所差别，自从一品起，到从九品止共分为三十八等。若除去正从九品不计，其余与文散官品阶基本相同。显然，俸禄是与品阶直接挂钩的。这一次重定的百官俸钱，朝廷内从一品为5锭（250贯）、6锭（300贯），从九品为35贯，相差是颇大的。地方官由于有职田，俸钱要比朝内官员少。朝中正三品官员月俸钱3 锭（150 贯）至3 锭25 两（175贯），而同样品级的路总管、达鲁花赤俸钱只有70—80贯；朝中从七品官员月俸50—55贯，而地方下县县尹亦为从七品，月俸17贯。[912] 一般吏员俸钱，比官员要低，如中央秘书监的令史、典书等，在15—30贯之间。[913] 地方政府的吏员，还不及此数。

地方官员在俸钞之外，还有职田，这也是至元三年支给俸钞时定下的，但正式发给则要晚一些，详见本书第六章的叙述。

朝中的官员俸钱高，无职田；外地的官员俸钱低，有职田。这是元朝政府对内外官员俸禄采取的平衡措施。但是元朝的纸币不断贬值，俸钱“不能养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元朝政府不得不对无职田的官吏予以补助。成宗大德三年（1299）正月，决定对各级衙门的“小吏”发放禄米。大德七年（1303）起，“京朝官月俸外，增给禄米；外任官无公田者，亦量给之”[914]，具体办法是：

（1）月俸钱10两以下的，每1两给米1斗；

（2）10两以上至25两的，“每员支米1石”；

（3）25两以上的，“不拣请多少俸钱的，十两加与一斗俸米”；

（4）“扣算给付”，俸米要用钱买，米价就在俸钱中扣除，但俸米的米价是官定的，比较便宜，可以说是平价米。过了一段时间，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计京官俸钞，给米三分”，即按俸钞的十分之三给平价米，但米价要在俸钞中扣除，这比大德七年的规定简单多了。这时的俸米是按一石至元钞4贯（中统钞20贯）计算的，比京师大都供应市民的平价粮（每石25贯）略低一些。[915]

这样，便形成了地方官员俸禄（俸钱加职田）、朝内官员俸禄（俸钱加俸米）两种形式，内外各衙门的吏员俸禄与朝内官员相同。这种情况，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改变。地方官员只限于路、府、州、司、县的官员，行省、宣慰司以及行台的官员，既无职田，又无禄米，直到顺帝至正元年（1341）才决定“除俸钱外”，发给他们禄米，“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所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916]。比起朝中官员来，行省等官员的禄米少，但没有提到“扣算”，很可能是无价发给的。

军官的俸禄，上述二种形式都有。在侍卫亲军中，左、右、前、后、中五卫及其他多数军官实行俸钞加俸米的办法，忠翊侍卫、隆镇卫、右翊蒙右侍卫则实行俸钞加职田的办法。外地驻防军的军官，则是从“大德八年三月为始放支俸米”。但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当地驻军军官自万户以下，只有俸钱，没有俸米和职田，而军官俸钱高出同品级的民官数倍，如路总管、路达鲁花赤俸钱70 贯，而万户和万户府达鲁花赤为280 贯；路首领官经历17贯，而万户府经历为59贯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地军官俸米实行一段时间后停止了，完全实行俸钱制；另一种是某些地区实行俸钱加俸米，有些地区只行俸钱。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元人及后代常以元朝俸薄为言，认为这是导致贪污横行的一大原因。其实这要作具体分析。享有职田的地方官员，即以正常收入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朝中的高级官员，俸钞俸米亦是不薄。但是朝廷内的中下级官员，特别是闲散衙门的官员，生活都相当窘迫，“江南文士官更寒，灶突无烟薪炭绝”[917]，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此外，吏员的薪俸确实偏低，以忽必烈时期的情况来说，“府吏月俸六贯，年来米麦价直不下一十贯。日得二百一文，可米二升，仅充匹夫一日之养，衣服、鞍马、奴仆之费必不可缺者，何从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畜？……至于私家亲戚故旧吉凶庆吊之费，复何可得！”[918] 后来虽然加上一石俸米，亦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除了部分官吏俸薄之外，元代俸禄制度还有许多弊端。首先是“禄之不均”，南北职田不等，内外官员收入有差别。其次是发放俸禄的随意性。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为了定夺俸禄，“凡内外官吏皆住支”，到十八年四月才“复颁中外官吏俸”[919]。但江南官吏直到至元十九年六月仍“不曾支给俸钱”，因此程钜夫说：“真是明白放令吃人肚皮（指受贿），椎剥百姓”[920]。类似的停俸，在武宗至大二年又发生了一次，但时间较短。

和前朝相比，元朝俸禄中实物部分有所减少，货币部分的比重增大。特别是元朝前期，朝内官员都支给俸钱，也就是说，俸禄全部采用货币形式，而且是纸币，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俸禄的沿革过程中，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一则地方官员仍保持职田，二则后来随着纸币的贬值，元朝政府不得不给无职田的官吏发放俸米，说明实物部分在元代俸禄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纸币在元代的总趋势是不断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俸禄中的实物部分实际上成为官吏的主要收入。从支付的方式来看，俸钱和俸米是相同的，都有固定的数量，全国统一，在国家财政中按月支付。

按照至元三十年（1293）的统计，官员的数量为16425 人。[921] 到元文宗时，官员数量为26690 人，增加了10000 人以上。[922] 俸钱的支付，在最初给官员颁发俸禄时，曾专门向北方民户增收俸钞，“民间科帖，标注俸钞”[923]，作为赋税的一种。到至元十八年（1281）时，有人建议，“百姓纳到俸钱，另行收贮，专以按月支付”[924]，说明依然在实行这种做法。元朝中期，赋税中才取消征收俸钞的项目，官员的俸钱从政府财政收入中支付。增发禄米后，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时，全国的官员，“止其禄米，岁该四十万石”[925]。这一支出标准，随着官员数量的增加和发放禄米官员的增多，自然会有大幅度增长。

宫廷开支，包括皇帝、后妃的日常衣、食、住、行开销和饮宴、游乐等费用。元朝初期，帝、后的日常支出标准没有记载。文宗天历二年（1329），掌管后宫日常事务的中政院报告皇后的日常所需是“钞十万锭，帛万匹，绵五千斤”，还不包括粮食和肉食等。[926] 掌管皇帝日常事务的机构是宣徽院。至顺元年（1330），御史台官员指出：“宣徽院钱谷，出纳无经，以上供饮膳，冒昧者多。”[927] 由此可以看出，宫廷的开支是相当大的。

各级官府的开支，一是中央各种机构的日常开支，二是行省以下各级机构的日常开支。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府的开支，一般有定例。地方的开支，包括地方官员的俸钱，从上缴中央的财赋中预扣出来。至元二十九年，中书省官员已明确说明岁入的钱钞“有就给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者”[928]。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中书省官员指明“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929]。也就是说，当时各省为年度开支的“备用”钞是120万锭，占了朝廷年度货币收入的30%。此前和此后，地方性支出是否都占如此高的比例，由于没有明确记载，尚不清楚。

在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开支中，应该还包括一批“仰食于官者”的支出。如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尚书省官员即指出：“大同仰食于官者七万人，岁用米八十万石。”[930] 此外，还有购买“宝货”的费用。有人在泰定元年（1324）六月指出：“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原价，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931]。

赈济也是元廷的一项日常重要支出。“赈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税，即《周官·大司徒》所谓薄征者也；曰赈贷者，给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谓散利者也。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灾免者。赈贷有以鳏寡孤独而赈者，有以水旱疾疠而赈者，有以京师人物繁凑而每岁赈粜者。”[932]恩免和灾免，主要是免除灾区、战乱地区或“供给繁重”地区的税粮、科差和课程等，一般是按比例减免，即减少应缴赋税数额，少的免十分之三以下，多的可以免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对灾祸严重的地区，采取全免差税的办法，少则一年，多则三年。蠲免虽然不从国库直接支钱支粮，但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财政支出。赈贷则是政府向灾区和战乱地区直接投放钱粮等，用以救助灾民。赈贷的主项是粮食，或由政府向灾区调运粮食，或由政府组织富户粜粮救济百姓。大灾之年，赈贷的粮食数额很大。如大德十一年（1307），江浙地区受灾严重，“杭州、平江等处大饥，发粮五十万一千二百石赈之”[933]，“又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凡施米者，验其数之多寡，而授以院务之官。”[934] 钱钞也是赈贷的重要项目，或由政府直接拨发钱钞给灾区，或拨发灾区盐引，用卖盐所得钱钞赈济灾民。如文宗天历二年（1329）大灾，全国的赈灾钞即高达1349600余锭。[935]

草原游牧地区是蒙古国的肇兴之地，备受统治者关注，如有灾荒，赈济数额更大。如仁宗延祐五年（1318），“朔漠大风雪，羊马牲畜尽死，人民流散”[936]。次年四月，“命京师诸司官吏运粮输上都、兴和，赈济蒙古饥民”。六月，“诏以驼马牛羊分给朔方蒙古民戍边徼者，俾牧养蕃息以自赡”；“给钞四十万锭，赈合剌赤部贫民；三十万锭，赈诸位怯怜口被灾者”[937]。英宗至治二年（1322），“岭北戍卒贫乏，赐钞三千二百五十万贯，帛五十万匹”。至治三年，“蒙古大千户部，比岁风雪毙畜牧，赈钞二百万贯”[938]。此后诸帝，对漠北、漠南地区的关注一如既往。顺帝至元元年（1335），“诏以钞五十万锭，命徽政院散给达达（即蒙古）兀鲁思、怯薛丹、各爱马（即投下）”[939]，就是很好的一例。

第三节 军费开支与工程建造开支

元代的军费开支和工程建造开支，虽然也属于朝廷的日常开支，但是往往数额巨大，所以应该单列出来加以说明。

军费开支，包括养军、赏赐战功、战争和边备费用四大类别。

元代的军队，分为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中央宿卫军队由怯薛和侍卫亲军各卫组成，兵员应在30 万人左右；地方镇戍军队由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布在中原、江南等地的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组成，兵员应超过中央宿卫军队。[940] 元代实行军户制度，由军户自备武器装备等，并辟有军屯等以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养军的费用，除了拿出一部分用来制造国家掌握的武器装备和救济贫乏军户、支持军屯外，还要支付军官俸禄和怯薛的岁币。军官的俸禄、俸钱部分一年大致在10万锭以上。[941] 在养军费用中占了最大比例的，是怯薛每年的开销。

怯薛是皇帝的宿卫，其成员，蒙古语称为“怯薛歹”，复数作“怯薛丹”。蒙古国时期的怯薛歹，为一万人。入元以后，怯薛组织的定额仍为一万人，“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后，累朝所御斡耳朵，其宿卫未尝废。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总而计之，其数滋多”[942]。怯薛歹的实际数额常常超过定额。

世祖朝后期怯薛歹的人数，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有12000人，分由四怯薛长官掌管，每人掌3000人。[943] 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给四部更番卫士马万匹，又给其必阇赤四百匹”，可以间接地证明马可·波罗所说的数字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至元二十九年十月颁发赏赐时，中书省官员上奏：“今计怯薛带、怯怜口（私属人口）、昔博赤（昔宝赤，鹰坊执役者）、哈剌赤（合剌赤，掌牧养皇家马畜和制造马奶酒，以钦察人为之），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户为率，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于下等择尤贫者岁加赏赐。”[944]怯怜口和昔宝赤等，显然是不算在怯薛歹（即四部更番卫士）之内的。世祖时怯怜口和昔宝赤的数量不详。由于“诸色人冒充宿卫及诸王、驸马、妃主部属滥请钱粮者”过多，从成宗开始不断淘汰怯薛歹中的“繁冗”者。文宗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命总宿卫官分拣所募勇士，非旧尝宿卫者皆罢去”。二年正月，“命中书省、宣徽院巨稽考近侍、宿卫廪给，定其名籍”。四月，“赐卫士万三千人钞，人八十锭。四番卫士旧以万人为率，至是增三千人”，实际上是对累朝以来卫士人数突破定额的正式承认。五月，“给皇子宿卫之士千人钞，四番宿卫增为万三千人，至是又增千人”。至顺元年（1330）三月，“裕宗及昭献元圣皇后位宿卫三千人，命储政院给其衣粮刍粟”。四月，中书省官员奏报，“各宫分及宿卫士岁赐钱帛，旧额万人，去岁增四千人，迩者增数益广，请依旧额为宜”。文宗诏命裁省卫士。八月，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核定怯薛人数，“今定大内四宿卫之士，每宿卫不过四百人；累朝宿卫之土，各不过二百人。鹰坊万四千二十四人，当减者四千人。内飨九百九十人。四怯薛当留者各百人。累朝旧邸宫分飨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当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怜口共万人，当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归本部著籍应役”。从第二年正月“给卫士万人岁例钞，人八十锭”和二月“给宿卫士岁例钞，诏毋出定额万人之外”[945] 来看，鹰坊等人仍然未计入怯薛歹的定额之中，四怯薛宿卫士和累朝宿卫士的定额仍为10000人，加上鹰坊等21544 人，核定的人数应是31555 人，宿卫士裁减了4000人，鹰坊等裁减了10694人，原来怯薛组织的总人数应在45000人以上。

怯薛歹除了享受极高的政治待遇外，在经济上也享受很高的待遇，“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焉”[946]。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赐“四怯薛卫士钞五万二千余锭”[947]。至大四年（1311）四月，“定四宿卫士岁赐钞二十四万二百五锭”[948]。泰定元年（1324）正月，“定怯薛台岁给钞，人八十锭”[949]，遂成定制。如上所述，文宗时依然实行每名怯薛歹发放“年例钞”80锭的做法。至顺三年（1332），中书省奏报：“去岁宿卫士给钞者万五千人，今减去千四百人，余当给者万三千六百人。”[950] 也就是说，当年支付怯薛歹的钱钞近109万锭，而前一年的支付额则高达120万锭，比至大四年增加了三倍多。

怯薛管属下的怯怜口，另行颁发钱钞。成宗大德九年（1305）二月，“赐宿卫怯怜口钞一百万锭”[951]，即为明证。此外，怯薛的马匹，采取自备和朝廷拨发的办法解决。怯薛马匹的草料，由朝廷定时发放。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十一月，中书省上奏，“宿卫廪给及马驼刍料，父子兄弟世相袭者给之，不当给者，请令孛可孙汰之。今会是年十月终，马驼九万三千余，至来春二月，阙刍六百万束、料十五万石。比又增马五万余匹，此国重务，臣等敢以上闻”[952]。怯薛马匹的饲养问题，显然也已成为元廷的一个沉重经济负担，不得不“汰省宿卫上刍粟”，详见本书第八章的叙述。

军官和士兵在战争中创立战功，都要颁发银、钞或币帛等进行赏赐。士兵赏赐略有定额，一般在30两至50两之间（钞）。军官则没有定数，多者可得万锭、千锭，少的也要几十锭。如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亲征东道叛王胜利后，即赏赐军士钞每人2—3 锭，战死者给其家属10 锭，共计赐钞41425锭。[953] 成宗大德五年击败西北叛王，共计赏“北师”银200000两（4000锭，相当于元廷岁入银2 倍多），钞200000 锭，币帛各59000 匹。[954] 文宗时，两都之间开战，燕铁木儿等助文宗登上帝位，论功行赏，除燕铁木儿、伯颜特别赐赉外，受赏者96人，计用金2400两，银15600两，金腰带91副，币帛1300余匹。[955]

战争费用往往是军费中支出最多的一项费用。每当大军调动出征，准备粮草器械，招募水手工匠，以及战后抚恤伤亡军人及其家属等，都要耗费大量银钞，所以有人指出“军旅一兴，费糜钜万”[956]。忽必烈在位时的对宋战争和进攻日本、占城等，以及与东北、西北叛王的战争，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开支。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用费也不少。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赐给远征缅国和占城诸军，钞53541锭，马8197匹，羊16634只，牛11头，米22100石，绢81000匹，绵530斤，木绵27279匹，甲1000被，弓1000张，衣179 袭。[957] 大德五年（1301），“给征八百媳妇军钞，总计九万二千余锭”[958]。

成宗以后，战争逐渐减少，巨额战争费用被巨额边备费用所取代。由于多年西北边疆不靖，岭北和甘肃行省岁用边备费用最高。大德元年（1297）六月，“给和林军需钞十万锭”。三年四月，“赐和林军钞五十万锭，帛四十万匹，粮二万石”。五年七月，又给在漠北戍守的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七年五月，“给和林军钞三十八万锭”[959]。至大四年时，“北边军需”居然高达“六七百万锭”，占年度财政支出额的三分之一还多，详见后述。英宗至治二年（1322），“岭北戍卒贫乏，赐钞三千二百五十万贯（650000锭），帛五十万匹”[960]，其他边远地区的军备费用由各行省关支，问题没有岭北行省这么尖锐，但花费显然也是不少的。

工程建造的开支，主要有都城修建和营建官府、宗教建筑以及水利设施等花费。

世祖时，兴建大都城和扩建上都城，仅至元八年（1271）为修建大都“打造石材、搬运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就“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961]，花费应该是相当大的。武宗时，“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人营私第，军民不得休息”[962]。“比者西山建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963] 至大四年时，“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营建费用已达到惊人的程度。

兴修水利，是利国利民的事业，但同样要有大量的支出。世祖时开凿运河，沟通南北航运，仅会通河役工就2510748 人，“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为治理滹沱河，从大德十年（1306）至皇庆元年（1312），“人日佣直不下三五贯，前工未毕，后役迭至”，“官给夫粮备佣直百余万锭”[964]。黄河河堤更是常年修缮，“科桩梢，发丁夫，动至数万，所费不可胜纪”。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由贾鲁主持的黄河复故道工程，发民150000人，士兵20000 人，“官吏俸给，军民衣食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直，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965]，是元代后期花费最大的水利工程。

第四节 赐赉

元代的赐赉，主要是岁赐和所谓“朝会赐赉”两大项，颁赐数额之巨大，为前朝所未及。

岁赐，是朝廷每年按定额颁给蒙古宗王和贵族的赐赉，颁发的既有金、银和钱钞，也有丝、绢等物品。“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每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其所当得之数而给予之。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966]

太宗（窝阔台）朝确定的岁赐额，太祖（成吉思汗）子、弟均为银一百锭，段（缎）三百匹；太祖各斡耳朵银50锭，段75匹；太祖叔答里真银30锭，段100匹。合计岁赐总额当为银1130锭，段3100匹。

宪宗（蒙哥）朝除承袭太宗时确定的岁赐额外，增订了以下诸人的岁赐：宪宗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三人依照太祖诸子、弟的份额，每人赐银一百锭，段300匹；宪宗的同父异母诸弟末哥、拨绰、岁哥都各赐银五十锭，段300匹。太宗子阔出早死，其子失烈门育于宪宗处，并拟为帝位继承人，故加赐银50锭，段100匹。由此，宪宗朝岁赐总额当增至银1630锭，段5000匹。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当年的岁赐总额为银1217锭，段3050匹，钞141锭，绢5098 匹，绵5148 斤。[967] 诸王、后妃位下岁赐银数，基本依照太宗、宪宗两朝所定数额颁发，段匹则有的人按定额赐给，有的人减赐或未赐。因当时正漠北、漠南二帝并立，凡依附阿里不哥的人岁赐均破黜削，支持忽必烈的东部诸王等，则增加了岁赐。

中统二年到至元十年（1261—1273），都有“赐诸王、后妃金、银、币、帛如岁例”的记载。[968] 至元十一、十二两年无岁赐记载，不知是记载脱落，还是因攻宋费用不足而未行颁赐。至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复有岁赐如旧例的记载。[969] 十五年十二月，“会诸王于大都，以平宋所俘宝玉器币分赐之”[970]。这次分赐当然不是岁赐，可是在其后的至元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279—1285），七年之中，没有关于岁赐的记载。二十三年二月，忽必烈敕中书省：“太府监所储金银，循先朝例分赐诸王”[971]。可能这七年中所以未颁岁赐，乃是以十五年所赐宝玉器币充当了，至二十三年，始重颁岁赐。

至元二十五年未颁发岁赐，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东道蒙古宗王乃颜反叛，东部诸王纷纷响应。平叛中不少人被杀、被贬，所受岁赐亦当同时被黜。支持忽必烈的诸王，都得到了额外的赏赐，所以是年已无再颁岁赐的必要。

至元二十六年，“赐诸王、公主、驸马如岁例，为金二千两，银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两，钞一十一万二百九十锭，币十二万二千八百匹”[972]。这个数字，超出中统元年的岁赐总额甚多，当是在过去确定的岁赐额之上增加了累年的赏赐额。从中统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复给和增加了一些人的岁赐。至元二十五年又大加赐赉，各种赏赐的总额加起来为金1700 两，银3047 锭，钞11000锭，缎43900匹，绢9598 匹，绵8320 斤，丝10000 两，受赐者临时所得的份额都比往常岁赐定额有所增加。到了二十六年，便改成了以增定额颁发岁赐。

至元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年皆如例岁赐。二十九年无岁赐记载，只有“赐皇子、皇孙、诸王、藩戚、禁卫、边廷将十等，钞四十六万六千七百十三锭”[973]，当包括岁赐数在内。所谓岁赐常例，应该就是至元二十六年的颁赐数额。

世祖朝以后，岁赐常额非但无大幅度的增加，且有逐渐减少或停止的趋势。与此同时，另一种赐赉方法“朝会赐赉”渐次取代了固定岁赐的地位，成为元朝中后期主要的赐赉手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世祖朝以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皇亲国戚动辄被杀、被贬、被抄没，依例颁发的岁赐随之即行削除。有些岁赐，后来或复赐与本人和其后人，但大多数削除的岁赐难以恢复，也无须恢复，绝嗣者的岁赐亦不再发放。在帝位之争中，诸王、后妃、驸马不断变换自己的政治立场，改为“朝会赐赉”的办法，更有利于新即位者团结、笼络自己的力量，去打击那些异己分子。二是因为“朝会赐赉”数额巨大，加之另有不断的额外赏赐，使元朝政府府库空虚，许多赏赐无法支给。英宗年间，曾因财政困难暂时停发岁赐；文宗时又以租税所入供给岁赐，可以看出岁赐制度逐渐趋向没落的经济原因。[974]

成宗即位，增加了“朝会赐赉”的数额，“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增至百五十两”。诸王赐赉确定了两个级别，一级是金500两（10锭），银5000两（100 锭），钞2000 锭，币帛各200 匹；另一级是金400 两（8锭），银4000两（80锭），钞1600 锭，币帛各160 匹。[975] 元贞二年（1296）十二月，正式确定朝会赐赉数额，“太祖位，金十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976]。

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在和林和上都两次朝会，都大加赏赐，赐赉标准即按照成宗时确定的数额。至当年八月，“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977]。

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按例大会诸王，颁发赐赉，朝会赐金39650两（793锭），银1849050两（36981锭），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978] 延祐四年，“赐诸王、宗戚朝会者，金三百两，银二十五百两，钞四万三千九百锭”[979]。这个标准，已比成宗时的定例大大降低。

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时的朝会赐赉，应该就是按新定的标准颁发的，共计金5000 两（100 锭），银780000 两（15600 锭），钞1211000 贯（24220锭），币57364匹，帛49322匹，木绵92672匹，布23398匹，衣359袭。[980]

至治三年（1323），泰定帝即位，朝会赐赉金700 余锭，银33000 锭，另有钱钞和币帛等，似乎又回到了仁宗即位时的赐赉水平。[981]

文宗即位时，大都、上都间刚爆发过激烈的战争，经费不足，只得降低朝会赐赉的标准，“凡金五铤以上减三之一，五铤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982]。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去世，为准备新君即位，“中书省臣奉中宫旨，预备大朝会赏赐金银币帛等物”。当年十月，宁宗即位，“赏赉诸王金、币，其数如文宗即位之制”。但当年十一月宁宗即病死。[983] 次年六月，顺帝即位，“征集宗室诸王来会”[984]，同样应有赐赉，其标准应与宁宗即位时相同。

除了岁赐和朝会赐赉以外，元朝的皇帝还不时给后妃、诸王和功臣等赏赐，赐品既有金银钱钞币帛，也有质孙服等。就受赐者个人来说，所赐数额有时不小，但总体上比岁赐和朝会赐赉的数额要少得多。

第五节 财政形势

在分述元朝的财政收入和不同的支出情况之后，可以对元朝不同时期的财政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元朝前期，即忽必烈在位期间（1260—1294），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但是仁宗时任职中书省的李孟所说的“钱粮为国之本，世祖朝量入为出，恒务撙节，故仓库充牣”[985]，实为过分溢美之词，有两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一是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在收入和支出都大幅度增加状态下的平衡，忽必烈在位期间，“国家宫室廪禄之需，宗藩岁赐之常，加以南图江汉，西镇川蜀，东抚高丽，而来日本，岁不下累万计”[986]，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所以两次设立尚书省，都是为了增开财路，增加朝廷的收入，以应付各种支出。如前所述，忽必烈在位的后十年，货币收入从近100 万锭飞跃至接近300万锭，增加了3 倍，支出的增长也是同步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王恽上书忽必烈，指出“今国家财赋方之中统初年，岁入何啻倍蓰，而每岁经费终不阜赡者，岂以事胜于财过有所费故也”[987]。王恽的评述是很有道理的。

二是支大于收的苗头，在世祖朝后期已经出现。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中书省官员上奏：“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费钞五十万锭，臣等兼总财赋，自今侍臣奏请赐赉，乞令臣等预议论。”[988]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中书省官员向忽必烈报告：“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当年的支出中，赐赉466713锭，约占13%；赈济乏军368428 锭，约占10%。[989] 所以已有“一岁会计无量入为出之数”的议论，[990] 并且有人尖锐指出：“中统建元以来，三十年间无大旱、大水、虫蝗之灾厄，近年以来谷帛越贵者何也？田蚕者日寡，不田蚕而衣食者日众，所以公私仓箧笥皆无蓄积剩余，丰稔则不能支岁用，若遇尧、汤之水旱则人相食矣。”[991] 王恽也提出建议：“为今之计，正当量入为出，以过有举作为戒，除飨宗庙、供乘舆、给边备、赏战功、救灾荒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费及不在常例者，宜检括一切省减，以丰其财。”[992] 应该说，元代中期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与元世祖后期的支出增幅显然有直接的关系。

元朝中期，即成宗朝至宁宗朝（1295—1332），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收不抵支已成为各朝皇帝都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造成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巨额朝会赐赉的频繁。元朝中期的37年中，换了8个皇帝，每换一次皇帝，都要穷国库所储在朝会上大加赐赉，并马上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度紧张。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成宗即位后的“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十一月，中书省报告：“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粜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诸王五户丝造作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993] 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官员更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994] 武宗即位的当年（大德十一年）十月，已经支出420万锭，还有“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在这520 万锭中，用于朝会赐赉的就有350万锭，占三分之二。按照中书省的说法，当时年度收入的货币为400万锭，各行省用120万锭，中央的支出为270余万锭，每年只有10万锭的节余，遇到巨额赏赐，当然无法应付。[995] 为缓解朝会赐赉带来的财政问题，从仁宗开始，赐赉额略有下降，尤其是文宗和宁宗即位时，下降幅度更为明显，但依然在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其他支出的不断上扬，也是造成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重要因素。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书省臣：“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中书省官员上报岁入情况后，指明由于不足于用，已于至元钞本中借支20万锭。[996] 次年，中书省官员又指出：“比年公帑所费，动辄钜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997] 如前所述，当时朝廷的货币收入已达360万锭。如中书省官员所说属实，则朝廷的年度财政支出总额已在700 万锭以上。至大元年（1308）二月，中书省预算年度支出，包括赏赐、养军、边备、赈济、建造等项，“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而当年的实际支出是“钞至千万锭，粮三百万石”[998]。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李孟指出：“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999] 按照李孟的这个计算，则一年的支出要有1600 万锭左右。其中朝廷的日常开支占三分之一，军费占三分之一多，赏赐和建造合占不到三分之一。文宗至顺元年（1330）七月，中书省臣上言：“近岁帑廪空虚，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1000] 次年二月，中书省官员又指出：“国家钱谷，岁入有额，而所费浩繁是以不足。”[1001]“所费浩繁”，确实是元中期财政的严重问题。

动用钞本和变换钞法，为朝廷填补财政亏空，但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成宗为解决朝会赐赉问题，于至元三十一年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此后又频繁借用钞本。[1002] 至大元年，中书省请求支用钞本710万锭救急，得到武宗批准。到至大二年，已经累计借支钞本10603100 余锭，而“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于是用变换钞法的办法来解决“国用”问题。关于钞法问题，我们已在本书第十章中详述，不需缀言。

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已经意识到财政问题的严重性，如英宗即位后，“思所出倍于所入”[1003]；泰定帝在位时，因国用不足，中书省官员请求罢不急之费和约束滥承恩赏；[1004] 但都只是做出量入为出和谨慎出纳的空洞表示，不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元朝后期，即顺帝朝（1333—1368），收支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在财政状况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支出钱钞184万锭，完成了黄河的治理。至正十一年（1351）以后，随着农民战争规模的扩大，元廷的财政收入逐渐枯竭。在收入急剧下降的状态下，元朝的统治居然还能支撑十几年，反过来说明财政支出总额也在大大下降，显然已不能与元中期同日而语。

[1]《元史》卷58《地理志一》。按，关于乙未括户数额还有其他记载，但相去不远。

[2]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3]《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4]王恽：《南鄘王氏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9。

[5]《佛祖历代通载》卷21。

[6]《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7]《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8]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9]《元史》卷3《宪宗纪》。

[10]《元史》卷58《地理志一》。

[11]《元史》卷163《马亨传》。

[12]《元史》卷163《马亨传》。

[13]《通制条格》卷3《户令·蒙古人差发》。

[14]《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15]《通制条格》卷2《户令·以籍为定》。

[16]《元朝秘史》卷8。

[17]《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8]《元史》卷7《世祖纪四》。

[19]《元史》卷205《奸臣·阿合马传》。

[20]《元史》卷58《地理志一》。

[21]《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22]《元史》卷115《世祖纪一二》。

[23]《元典章》卷17《户部三·籍册·抄数户计事产》。

[24]《元典章》卷17《户部三·籍册·抄数户计事产·又》。

[25]《至正金陵新志》卷3《民俗志》。

[26]《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

[27]虞集：《户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28]《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

[29]《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30]《军政又三，贫难消乏之弊状》，《紫山大全集》卷22。

[31]《论复逃户》，《紫山大全集》卷22。

[32]《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33]《军政又三，贫难消乏之弊状》，《紫山大全集》卷22。

[34]《元典章》卷17《户部三·户计》下分“籍册”“军户”“分析”“承继”“逃亡”五门，都与户籍有关。

[35]黄清连曾举出“八十三项户计”，同时指出“未必已尽罗元代的诸色户计”，见《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97—216页，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

[36]《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37]《元典章》卷2《圣政一·重民籍》。

[38]《通制条格》卷2《户令·以籍为是》。

[39]《元统元年进士录》。

[40]王恽：《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41]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见《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

[42]《元典章》卷34《兵部一·军户·无夫军妻配无妇军》。

[43]《元典章》卷34《兵部一·替补·正军兄弟孩儿替补》。

[44]刘敏中：《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2。

[45]《元史》卷6《世祖纪三》。

[46]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47]《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48]《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49]《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98，《兵志一·兵制》。

[50]《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省谕军人条画》。

[51]《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52]苏天爵：《王宪穆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53]《元典章》卷24《户部十·军兵税·新军限地难同汉军》。

[54]《元朝秘史》卷4、8、10、11、12。

[55]赵珙：《蒙鞑备录》。

[56]《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1。

[57]《元史》卷82《选举志二》；卷91《百官志七》。州尹兼奥鲁之例见《山右石刻丛编》卷26《显州刘氏先茔碑》；县尹及县达鲁花赤、县簿兼尉均兼管诸军奥鲁，见《山右石刻丛编》卷28《芮王庙记》。

[58]《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约会·军民词讼约会》。

[59]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60]《元典章》卷46《刑部八·诸赃一·军官取受例》。

[61]《元典章》卷24《户部十·军兵税·不得打量汉军地土》。

[62]《元史》卷134《和尚附千奴传》。

[63]《元典章》卷2《圣政一·抚军上》。

[64]《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

[65]《元史》卷41《顺帝纪四》。

[66]《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6。

[67]《元史》卷149《郭宝玉传》记，郭宝玉见成吉思汗时提到军户与站户。但此传记事颇有可疑之处。

[68]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滋溪文稿》卷20。

[69]《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21。

[70]《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8。

[71]《元史》卷5，《世祖纪二》。

[72]黄溍：《定国忠亮公第二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73]《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7。

[74]《经世大典·站赤》，“大德三年正月七日”条，《永乐大典》卷19419。

[75]《经世大典·站赤》，“至大四年九月”条，《永乐大典》卷19420。

[76]《元典章》卷36《兵部三·站赤·拯治站赤》。

[77]《宪台通制续集·作新风宪制》，《永乐大典》卷2069。

[78]虞集：《赵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79]《元史》卷9《世祖纪六》。

[80]《庙学典礼》卷3《儒户照抄户手状入籍》。

[81]儒户免役是全户还是只限本人，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对此说法不一。元代杂泛差役差充时，均以户为单位，以丁产为准，儒户免役应是全户，如仅限于本人，就难以计算了。

[82]《元统二年圣旨碑》，《江宁金石记》。

[83]关于儒户，请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84]《嘉兴路儒人免役碑》，《两浙金石志》卷14。

[85]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86]《佛祖历代通载》卷21。

[87]《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教·披剃僧尼给据》。

[88]《元史》卷36《顺帝纪一》。

[89]《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90]《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

[91]《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92]《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93]《元史》卷21《成宗纪四》。

[94]《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95]胡祗遹：《军政》，《紫山大全集》卷22。

[96]《元典章》卷36《兵部二·给驿·起马置历挨次》。

[97]《通制条格》卷17《赋役·科差》。

[98]《元史》卷5《世祖纪二》。

[99]《金史》卷46《食货志一·通检推排》。

[100]王恽：《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101]《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贫富科赴库送纳》。

[102]李祁：《脱因善政诗序》，《云阳集》卷2。

[103]《成宪纲要》，见《永乐大典》卷15950。

[104]虞集：《平江路重建虹桥记》，《道园学古录》卷9。

[105]危素：《余姚州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106]贡师泰：《余姚州知州刘君墓志铭》，《玩斋集》卷10。

[107]胡祗遹：《县政要式》，《紫山大全集》卷23。

[108]苏天爵：《定陶县尹赵公墓碣铭》，《滋溪文稿》卷18。

[109]《通制条格》卷17《赋役·科差》。

[110]《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111]元好问：《史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遗山文集》卷2。

[112]《元典章》卷24《户部十·军兵税·弓手户免差税》。

[113]《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贫富科赴库送纳》。

[114]《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15]《至顺镇江志》卷2《津渡二·丹徒县·西津渡》。

[116]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117]《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

[118]《通制条格》卷27《杂令·私宴》。

[119]《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120]吴海：《美临郡编役序》，《闻过斋集》卷1。

[121]胡祇遹：《巡按即事口号》，《紫山大全集》卷7。“通推”即“通检推排”，金代登记物力之制。

[122]《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元曲选》上册。

[123]虞集：《户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124]《元典章》卷19《户部五·民田·田多诡名避差》。

[125]《元史》卷2《太宗纪》。

[12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27]《黑鞑事略》。

[128]《大元仓库记》。

[129]《金史》卷47《食货志·租赋》。

[130]《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131]《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132]《经世大典序录·赋典·赋税》，《国朝文类》卷40。

[133]《元典章》卷21《户部七·钱粮·科征包银》。

[134]《元史》卷175《张珪传》。

[135]《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文集》卷9。

[136]《大元马政记》。

[137]《丁粮地粮详文》，《紫山大全集》卷23。

[138]《纪世大典序录·政典·军制》，《国朝文类》卷41。

[139]《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

[140]《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人免差》。

[141]《益都金石志》卷4。

[142]《元典章》卷17《户部三·籍册·灾伤缺食供写元籍户名》。

[14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44]胡祗遹：《匹夫岁费》，《紫山大全集》卷23。

[145]《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46]《论仓粮》，《紫山大全集》卷23。

[147]《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148]《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49]《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50]《元典章》卷24《户部十·租税·科添二分税粮》。

[151]胡翰：《吴季可墓志铭》，《胡仲子文集》卷9。

[152]《嘉靖常熟州志》卷2《乡都志》。

[153]陈恬：《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这是至元年间的征粮等则。同书还载有至正年间的征粮等则，亦分等，但以都为单位。元代地方行政，县以下为乡、都。又，税粮额“勺”以下有“抄”“撮”，现略去不计。

[154]《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承荫田粮》。

[155]《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亩、斗以下不计。

[156]《元典章》卷24《户部十·租税·科添二分税粮》。

[157]《延祐四明志》卷12《赋役考》。《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

[158]《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勺”以下不计。

[159]《元史》卷9《世祖纪六》。

[160]《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勺”以下不计。

[161]《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

[162]《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元佃湖田》。

[163]《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

[164]《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

[165]《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

[166]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67]《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68]《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169]《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货志二·财赋》。

[170]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正德松江府志》卷6。

[171]《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172]《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73]《元典章》卷24《户部十·纳税·官租秋粮折收轻赍》。

[174]《元典章》卷21《户部七·仓库·余粮许粜接济》。

[175]《元典章》卷24《户部十·租税·起征夏税》。

[176]有趣的是，《元典章》沈刻本“江南”作“江西”，不知是否另有所据。

[177]《绍兴路嵊县尹佘公遗爱碑》，《越中金石记》卷7。

[178]《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常赋》。

[179]《吴兴续志》，见《永乐大典》卷2277。

[180]《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

[181]《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田粮》。

[182]方回：《绍兴路嵊县尹佘公遗爱碑》，《越中金石记》卷7。

[183]《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土产均差发》。

[184]《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门摊课程》。

[185]《元史》卷136《哈剌哈孙传》。

[186]《元史》卷134《秃忽鲁传》。

[187]《元史》卷176《谢让传》。

[188]《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

[189]《元史》卷20《成宗纪三》。

[190]《元史》卷20《成宗纪三》。

[191]《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92]《元典章新集》《户部·酒课·私酒同匿税科断》。

[193]《元史·食货志》说：“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则门摊应远高于“五万余锭”之数。《元史·成宗纪》说：“增课钱至五万锭”。语意有些含糊，可以理解为门摊课钱五万锭。

[194]《元典章》卷21《户部七·仓库·收粮鼠耗分例》。

[195]《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常赋》。

[196]《大德南海志》卷6《税粮》。

[197]黄溍：《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198]《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199]黄豆、钞数量有限，主要由江淮财赋府交纳，应是山、荡所出。

[200]《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201]《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

[202]朱德润：《官买田》，《存复斋文集》卷10。

[203]贡师泰：《上虞县核田记》，《玩斋集》卷7。

[204]邓文源：《刑部尚书高公行状》，《巴西文集》。

[205]吴澄：《题进贤县学增租碑阴》，《吴文正公集》卷28。

[206]《至元嘉禾志》卷6《赋税》。《延祐四明志》卷12《赋役考》。参看孟繁清《元代江南地区的普通官田》，《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3期。

[207]《延祐四明志》卷12《赋役考》。

[208]《至正金陵新志》卷7《田赋志·贡赋》。

[209]《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

[210]《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

[211]《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闲田土无主的做屯田》。

[212]《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田开耕三年收税》。

[213]《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214]《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215]《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田开耕限满纳米》。

[216]《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荒地许赴官请射》。

[217]《元史》卷15《世祖纪卷十二》。

[218]《大元官制杂记》。

[219]《元典章》卷19《户部五·种佃·开种公田》。

[220]《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开荒展限收税》。

[221]《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222]《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

[223]《至顺镇江志》卷9《庵·丹徒县》。

[224]胆巴是八思巴推荐给忽必烈的，曾得到忽必烈的宠信。后遭权臣桑哥排挤，贬至潮州，此时召回。

[225]《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僧道休差发例》。

[226]《元典章》卷24《户部十·僧道税·僧道租税体例》。

[227]《元史》卷20《成宗纪三》。

[228]《元典章》卷24《户部十·僧道税·和尚休纳税粮》。

[229]《元典章》卷39《刑部一·刑名·和尚犯罪种田》。

[23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31]《元史》卷22《成宗纪一》。

[232]《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233]《1309年阳洞林寺圣旨碑（五）》，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第58页。

[234]这个数额大于下列三省额的总和，待考。

[235]《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36]《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237]《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田土》，卷7《学校》。

[238]参见陈高华《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239]“其赋敛，谓之差发。”“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此乃草地差发也。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240]元代官方文书中常以差发与税粮等并列，如中统五年圣旨条画：“各路差发、税粮、宣课应系财物，并赴见设仓库送纳”（《通制条格》卷14《仓库》）。这里的差发显然指科差而言。

[241]《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242]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24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244]当时秤制一斤十六两。

[245]《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46]《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

[247]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又作‘阿哈探马儿”（《元典章》新集《户部·赋役·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

[248]《元史》卷152《张晋亨传》。

[249]王恽：《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4。

[250]《元史》卷147《史天倪附史楫传》。

[251]《元史》卷153《王玉汝传》。

[252]《秋涧先生大全集》卷2。

[253]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鲁国文贞公》。

[254]王恽：《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255]《元史》卷148《严实附严忠济传》。

[256]严忠济谢事后所贷银由忽必烈“发内藏代偿”，这是为了安抚他采取的措施，与一般情况不同。见《元史》卷148《严实附严忠济传》。

[257]徐元瑞：《吏学指南》。

[258]《纪世大典序录·赋税·税粮》，《国朝文类》卷40。

[259]《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32。

[260]中统二年六月中书省发布一件有关“诸投下种田户”的文书，其中数起均规定“合纳包银内一半送官，一半与本官用度”。见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26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262]《元史》卷5《世祖纪二》。

[263]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264]《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265]《元史》卷6《世祖纪三》。

[266]《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67]《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68]天历二年全国“赋入”中钞九百二十九万余锭，见《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69]《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270]《元史》卷175《张珪传》。

[271]胡祗遹：《即今弊政》，《紫山大全集》卷22。参见《宝钞法》，同上。

[272]胡祗遹：《匹夫岁费》，《紫山大全集》卷23。

[273]参见本书第十四章《税粮制度》。

[274]胡祗遹：《匹夫岁费》，《紫山大全集》卷23。

[275]《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76]《元史》卷8《世祖纪五》。

[277]《元史》卷8《世祖纪五》。

[278]《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279]《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人免差》。

[280]《论肃山住局人匠偏负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281]《论革罢拨户兴煽炉冶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282]《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

[283]《元史》卷9《世祖纪六》。

[284]《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85]《奏议》，《青崖集》卷4。

[286]《元典章》卷51《刑部十三·防盗·设置巡防弓手》。

[287]《通制条格》卷2《户令·投下收户》。

[288]《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

[289]《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影避·禁起移躲差发》。

[290]徐元瑞：《吏学指南》。

[291]《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土产均差发》。

[292]《元史》卷4《世祖纪一》。

[293]《元史》卷9《世祖纪六》。

[294]《元史》卷205《桑哥传》。

[295]元管户中的全科户应纳丝料一斤六两四钱，折合二十二两四钱，半额应为十一两二钱。

[296]《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贫富科赴送纳》。

[297]王恽：《论肃山住局人匠偏负事状》。

[298]《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299]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300]《元典章》卷33《礼部六·孝节·魏阿张养姑免役》。

[301]《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302]《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验土产均差发》。

[303]《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减差·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304]中统四年三月有“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的规定，可能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中先有类似的条文，中统四年重申。

[305]《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306]《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307]郝经：《河东罪言》。

[308]王恽：《中堂事记上》。

[309]《元史》卷95《食货志三·岁赐》。

[310]《元史》卷12《世祖纪九》。

[311]《元典章》卷24《户部十·投下税·投下税粮许折钞》。

[312]《元史》卷18《成宗纪一》。

[313]《元史》卷27《英宗纪一》。

[314]《元典章新集》《户部·差发·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又见《元典章》卷21《户部七·钱粮·科征包银》。

[315]《元典章新集》《户部·差发·回回当差纳包银》。

[316]黄溍：《于公行状》，《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3。

[317]陈旅：《丘同知墓志铭》，《安雅堂集》卷12。

[318]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宋文宪公全集》卷50。

[319]贡师泰：《义士周光远墓志铭》，《玩斋集》卷10。

[320]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321]黄溍：《许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3。

[322]吴澄：《胡侯墓志铭》，《吴文正公文集》卷39。

[323]刘岳申：《周君墓志铭》，《申斋集》卷11。

[324]《元典章》卷3《圣政二·复租税》。

[325]《元史》卷28《英宗纪二》。

[326]袁桷：《送王叔能守会稽序》，《清容居士集》卷23。

[327]《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328]《至正集》卷77。

[329]虞集：《吴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44。

[330]《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331]《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

[332]《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

[333]《永乐大典》卷2275《湖州府三·田赋》。

[334]徐元瑞：《吏学指南》。

[335]市舶税在本书第十二章《海外贸易》中叙述，此处从略。

[336]《元典章》卷9《吏部三·场务官·盐场额办引数》。

[337]《元史》卷85《百官志一》。

[338]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339]《元典章》卷22《户部八·课程·恢办课程条画》。

[340]黄溍：《丽水县善政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5。

[341]《元史》卷41《顺帝纪四》。

[342]《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引盐不相离》。

[343]《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344]《元史》卷94《食货志二》。

[345]《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淮盐在江浙行省亦有“行盐地面”。应是江东地面部分行浙盐，部分行淮盐。

[346]《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改造盐引》。

[34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申明盐课条画》。

[348]《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司人休买盐引》。

[349]《元史》卷21《成宗纪四》。

[350]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先生古乐府》卷5。

[351]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10。

[352]《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353]《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354]《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55]《大德昌国州志》卷3《食盐》。

[356]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9。

[357]《王经历惠政记》。参见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4）。

[358]《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59]《大德南海志》卷6《盐课》。

[360]《元史》卷18《成宗纪一》。

[361]姚燧：《珊竹公神道碑》，《江苏通志稿》金石卷19。

[362]《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363]《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364]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2。

[365]《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66]《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67]《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68]《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

[369]《元史》卷170《郝彬传》。

[370]《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司人休买盐引》。

[371]《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37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373]《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374]《元史》卷34《文宗纪三》。

[375]《元史》卷34《文宗纪三》。

[376]《元史》卷32、33《文宗纪一、二》。

[377]《元典章新集》《户部·钱粮·万亿库收堪中支持钞》。

[378]《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379]《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380]《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法·添支煎晒成本》。

[381]《元史》卷19《成宗纪二》。

[382]《元史》卷23《武宗纪二》。

[383]《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84]《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385]《元史》卷97《食贷志五·盐法》。

[386]《元史》卷97《食贷志五·盐法》。

[387]《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388]叶知本：《减盐价书》，《两浙金石志》卷27。

[389]《减盐价书》，《两浙金石志》卷27。

[390]《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91]《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92]《元史》卷97《食货志五·盐法》。

[393]郑元祐：《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侨吴集》卷12。

[394]《南台备要·建言驼赃马匹》，《永乐大典》卷2611。

[395]《南台备要·建言盐法》。

[396]《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私茶同私盐法科断》。

[397]《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僧道私茶事》。

[398]《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399]《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白赓是“兴元交钞同知运使”，见《经世大典序录·赋典·茶法》（《国朝文类》卷40）。

[400]至元元年（1264）四月，“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元史》卷5《世祖纪二》）则此时四川已有茶税，但具体制度不详，待考。

[401]《元史》卷6《世祖纪三》；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02]《元史》卷7《世祖纪四》。

[403]《元史》卷94《食货志二·盐法》。

[404]《元史》卷167《张庭珍附张庭瑞传》。

[405]姚燧：《张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0。

[406]《经世大典序录·赋典·茶法》，见《国朝文类》卷40。

[407]《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贩茶倒据批引例》。

[408]《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09]《元典章》卷7《吏部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

[410]自杭州以下至兴国，均为路名。所注今地，均为路治所在地。

[411]《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12]《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13]《元史》卷38《顺帝纪一》。

[414]《元史》卷97《食货志五·茶法》。

[415]《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法·私茶》。

[416]《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法·私茶》。

[417]《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18]《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19]《元史》卷97《食货志五·茶法》。

[420]胡祗遹：《李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17。

[421]《元史》卷97《食货志五·茶法》。

[422]《元史》卷97《食货志五·茶法》。

[423]《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24]《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茶课》。

[425]宋濂：《刘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9。

[426]宋濂：《吴先生碑》，《宋文宪公全集》卷30。

[427]《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28]《元史》卷205《奸臣·桑哥传》。

[429]《元史》卷94《食货志二·茶法》。

[430]《元典章新集》《户部·课程·延祐五年拯治茶课》。

[431]《元典章》卷23《户部九·栽种·劝谕茶户栽茶》。

[432]危素：《吴尚辅传》，《危太朴文续集》卷3。

[433]《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

[434]窝阔台汗二年（庚寅，1230年）正月，“定诸路课税，……杂税三十取一”。同年十一月置十路征收课税使（《元史》卷2《太宗纪》）。很可能，商税便包括在杂税之内。

[435]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436]《金史》卷49《食货志四》。

[437]《经世大典序录·商税》，见《国朝文类》卷40。

[438]《元典章》卷3《圣政二·薄税敛》。

[439]《元典章》卷3《圣政二·薄税敛》。

[44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41]《元史》卷12《世祖纪九》。

[442]《元史》卷13《世祖纪十》。

[443]《元史》卷13《世祖纪十》。

[44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45]《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4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47]《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聘财依例投税》。

[448]《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自用物毋收税》。

[449]《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税契用契本杂税乡下主首具数纳课》。

[450]《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税钱》。

[451]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452]《元典章》卷22《户都八·匿税·入门不吊引者同匿税》。

[453]《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自用物毋收税》。

[45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55]《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关防税用契本》。

[45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57]《至顺镇江志》卷首《官制表下》。

[458]《元典章》卷9《吏部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卷7《吏部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

[459]《元典章》卷9《吏部三·场务官·内外税务巢阙》。

[460]《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卷13《公廨·务》。

[461]下面开列的税务为66处，另有大都在城宣课提举司。

[462]下面开列的税务为35处，另有杭州在城税课提举司。

[463]下面开列的税务为18处。

[464]见《元典章》卷7《吏部一·内外文武职品》，

[465]《大德昌国州志》卷3《税课》。

[46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67]《元史》卷93《食货志一·钞法》。

[46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69]《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470]《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471]《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税钱》。

[472]《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473]《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474]《元典章》卷24《户部十·僧道税·僧道租税体例》。

[475]《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476]《元史》卷26《仁宗纪三》。

[477]《元史》卷27《英宗纪一》。

[478]《元史》卷33《文宗纪二》。

[479]《元史》卷35《文宗纪四》。

[480]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

[481]《元史》卷2《太宗纪》。

[482]《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483]《元典章》卷22《户部八·课程·恢办课程条画》。

[484]宋代榷酒之法对酿酒用的曲也严加控制，不许私造，是政府专卖的物品。金朝有曲课。蒙古国时期的这一规定，显然是沿袭前代的制度。但对曲是否实行专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85]李俊民：《重修太清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24。

[486]张贤辅：《重修道纪堂记》，《山右石刻丛编》卷25。

[487]《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488]《元典章》卷22《户部八·课程·江南诸色课程》。

[489]《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货志》。

[490]《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太平》。

[491]袁桷：《玉吕伯里公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26。

[492]《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葡萄酒三十分取一》。

[493]《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494]《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495]《至顺镇江志》卷15《刺守·太平》。

[496]《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497]姚燧：《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

[498]《姑苏志》卷40《宦迹四·师朶列秃》。

[499]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500]《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犯界酒课不便》。

[501]《元典章》卷3《圣政二·薄税敛》。

[502]《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犯罪酒课不便》。

[503]《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门摊课程》。关于门摊，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

[504]陈旅：《陈如心墓志铭》，《安雅堂集》卷12。

[505]吴澄：《胡侯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39。

[506]《大德昌国州志》卷3。

[507]《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508]《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509]《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葡萄酒三十分取一》。

[510]《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511]程钜夫：《吏治五事》，《雪楼集》卷10。

[512]《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513]广东地区“归附后，酒一坛税钞一钱。至元二十二年……每坛税钞一贯”。（《大德南海志》卷6《税赋·酒课》）。以坛计而不以米石计，与其他地区不同。但至元二十二年增加十倍，则是一致的。

[514]《元史》卷205《奸臣·卢世荣传》。

[515]《元史》卷205《奸臣·桑哥传》。

[516]《元史》卷94《食货志二·酒醋课》。

[517]《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518]《元史》卷33《文宗纪二》。

[519]《元典章》卷22《户部八·洞冶·立洞冶总管府、铁货从长讲究》。

[520]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省罢铁冶户》，《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521]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省罢铁冶户》，《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522]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523]《元典章》卷22《户部八·洞冶·铁货从长讲究》。

[524]《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2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26]《元史》卷25《仁宗纪二》。

[527]《元史》卷28《英宗纪二》。

[528]《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529]王恽：《论革罢拨户兴煽炉冶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530]《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1]《元典章》卷22《户部八·洞冶·铁课依盐法例》。

[53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3]《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4]《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5]《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6]《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7]《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38]《元典章》卷22《户部八·竹课·竹货依例收税》。

[539]《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540]《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541]《元典章》卷22《户部八·竹课·竹货依例收税》。

[542]孛术鲁翀：《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按，碑文将此事列于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年间，疑有误。

[543]《元典章》卷22《户部八·竹课·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544]《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无重纳起税例》。

[545]《元史》卷94《食货志二·岁课》。

[546]《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无重纳起税例》。

[547]《嘉靖徽州府志》卷7《食货·元岁征之式》。

[548]《大德南海志》卷6《税赋·商税》。

[549]《正德姑苏志》卷15《田赋·荡课》。

[550]《元史》卷9《世祖纪六》。

[551]《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552]《元史》卷18《成宗纪一》。

[553]《元史》卷20《成宗纪三》。

[554]《元史》卷21《成宗纪四》。

[555]《元典章》卷3《圣政二·复租税》。

[556]《元典章》卷9《吏部三·场务官·内外税务巢阙》。

[557]《至元嘉禾志》卷6《赋税》。松江在宋代是嘉兴府属邑，至元十四年升为府。《至元嘉禾志》仍将松江包括在内。嘉禾，宋郡名，后改嘉兴府。

[558]苏天爵：《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

[559]王恽：《为刘古乃打鱼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7。

[560]《元典章》卷22《户部八·河泊·湖泊召人打鱼》。

[561]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562]《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563]《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564]《元典章》卷3《圣政二·复租税》。

[565]《元史》卷2《太宗纪》。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60页。

[566]《大元马政记》。

[567]《元史》卷19《成宗纪二》。

[568]《元典章》卷57《刑部十一·杂禁·抽分羊马牛例》。

[569]《通制条格》卷15《厩牧·抽分羊马》。

[570]《通制条格》卷20《赏令·私历》。

[571]《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572]《孔氏祖庭广记》卷5《历代崇重》。

[573]《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

[574]《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

[575]《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历本钱》。

[576]《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577]《经世大典序录·赋典》，《国朝文类》卷40。

[578]《通制条格》卷17《赋役·孝子义夫节妇》。

[579]苏天爵：《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兹溪文稿》卷7。

[580]《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581]《吴兴续志》，《永乐大典》卷2277。《嘉靖太平县志》卷3《食货志》。

[582]严羽：《均徭记》，《嘉靖邵武府志》卷5。

[583]《通制条格》卷16《田令·理民》。

[584]《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585]《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祈赛神社》。

[586]《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倒死牛马里正主首告报过开剥》，同上《私宰马牛》。

[587]《元典章》卷43《刑部五·诸杀·检验·检尸法式》。

[588]《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坊巷》。

[589]《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编排里正主首列》。

[590]黄溍：《绍兴路总管宋公去思碑记》，《两浙金石志》卷17。

[591]《至顺镇江志》卷13《公役·户役》。按，此书中列有“坊正四十二名”，疑有误。

[592]《元典章》卷12《吏部六·库子·定差库子事理》。

[593]戴良：《许丞传》，《九灵山房集》卷19。

[594]《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劝农立社事理》。

[595]《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劝农立社事理》。

[596]《通制条格》卷16《田令·理民》。

[597]《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诉讼·词讼不许里正备申》。

[598]郑介夫：《太平策》，见《历代名臣奏议》卷67。

[599]《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祈赛神社》。

[600]《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晓谕军人条画》。

[601]《至顺镇江志》卷13《公役·户役》。

[602]《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社长不管余事》。

[603]《元史》卷41《顺帝纪四》。

[604]《元典章》卷24《户部十·租税·弓手户免差税》。

[605]《元史·兵志》源自《经世大典》。在《经世大典》中，“弓手”是“政典”的一门，“政典”所记大都与军事有关。

[606]《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土著》。

[607]《至正金陵新志》卷8《民俗志》。

[608]《元史》卷101《兵志四·弓手》。

[609]《通制条格》卷3《户令·交换公使人隶》。

[610]《经世大典序录·祗从》，《国朝文类》卷41。

[611]《元典章》卷60《工部三·祗候人·额设祗候人数》。

[612]《元典章》卷60《工部三·祗候人·额设祗候人数》。

[613]《通制条格》卷3《户令·祗候曳剌税粮》。

[614]《元典章》卷60《工部三·弓手·祗候弓手充替》。

[615]《通制条格》卷3《户令·祗候曳剌税粮》。

[616]《元典章》卷60《工部三·弓手·祗候弓手充替》。

[617]《通制条格》卷27《杂令·带行人》。

[618]《通制条格》卷27《杂令·带行人》。

[619]《元典章》卷60《工部三·祗候人·交换公使人》。《通制条格》卷3《户令·交换公使人隶》。

[620]《元典章》卷54《刑部十六·擅科·禁影占富户不交当差》。

[62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科役·差拨搬运人夫》，同上《置簿轮差搬运人夫》。

[622]《元史》卷65《河渠志二》。

[623]《元史》卷65《河渠志二》。

[624]《元史》卷66《河渠志三》。

[625]至元八年，邓州军户张二妻一产三男，免三年杂役，见《通制条格》卷17《赋役·一产三男》。

[626]《元史》卷11《世祖纪八》。

[627]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论匠户》，《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628]《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629]《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晓谕军人条画》。

[630]《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8。

[631]《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9。

[632]《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9。

[633]《元典章》卷36《兵部三·站户·禁约差役站户》。

[634]《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人免差》。

[635]《庙学典礼》卷2《左丞叶李奏立太学……儒户免差》。

[636]《庙学典礼》卷2《江南儒户免横枝儿差发》。

[637]《元典章》卷32《礼部五·医学·免医人杂役》。

[638]《元史》卷7《世祖纪四》。

[639]《元史》卷18《成宗纪一》。

[640]《元典章》卷32《礼部五·医学·医户免差发事》。

[641]《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642]《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643]《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僧道休差发例》。

[644]王恽：《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

[645]《通制条格》卷4《户令·均当差役》。《元史》卷173《崔彧传》。

[646]《元典章》卷54《刑部十六·擅科·禁影占富户不交当差》。

[647]《通制条格》卷2《户令·官豪影占》。

[648]《元典章》卷25《户都十一·影避·投下影占户计当差》。

[649]《元史》卷18《成宗纪一》。

[650]《通制条格》卷17《赋役·主首里正》。按运粮水手即海运漕粮的人户，亦称漕户。香莎糯米指为宫廷生产香莎糯米的人户，财赋即官府所设各财赋总管府所辖人户，舶商指从事海外贸易的人户，火佃待考。

[65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

[652]《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53]《元嘉兴路儒人免役碑》，《两浙金石志》卷14。

[654]《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55]《元典章》卷25《户都十一·减差·纳绵府杂泛》。

[656]《元史》卷23《武宗纪二》。

[657]《元史》卷23《武宗纪二》。

[658]《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革僧司衙门免差役》。

[659]《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660]《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661]此次诏令中“财赋总管府承佃附余田土”有待进一步研究。

[66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663]延祐七年十一月至治改元诏书，见《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664]《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665]《元史》卷33《文宗纪二》。

[666]《元史》卷35《文宗纪四》。

[667]《元史》卷27《英宗纪一》。

[668]《元史》卷27《英宗纪一》。

[669]《元史》卷41《顺帝纪四》。

[670]《元史》卷38《顺帝纪一》。按，天历二年僧尼又可免役，故此时重申僧、道与民一体充役之命。

[671]《元史》卷38《顺帝纪一》。

[672]《通制条格》卷17《赋役·科差》。

[673]《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674]《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675]《成宪纲要》，见《永乐大典》卷15950。

[676]《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夫役·置簿轮差搬运人夫》。

[677]《元史》卷65《河渠志二·吴松江》。

[678]宋褧：《吉水州监税谢君墓碣铭》，《燕石集》卷14。

[679]《通制条格》卷16《田令·理民》。

[680]《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

[681]《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坊巷》。

[682]《元典章》卷12《吏部六·库子·库子满日依旧发充司吏》。

[683]陈旅：《刘积甫墓志铭》，《安雅堂文集》卷12。

[684]刘尚质：《绛州知州彭侯去思之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8。

[685]《王公去思碑》，《名迹录》卷2。

[686]《元典章》卷26《户部十一·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

[687]《元典章》卷26《户部十一·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

[688]王艮：《上海县坊正助役义田记》，《嘉靖上海县志》卷8。

[689]胡助：《亦邻真儒林公去思碑铭》，《纯白斋类稿》卷19。

[690]《元史》卷192《白景亮传》。

[691]危素：《余姚州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92]危素：《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2。

[693]虞集：《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道园学古录》卷41。

[694]《元史》卷194《赵琏传》。

[695]虞集；《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

[696]戴良：《许丞传》，《九灵山房集》卷19。

[697]《冯太守德政碑》，《永乐大典》卷2343引《古藤志》。

[698]宋濂：《叶治中历官记》，《宋文宪公全集》卷43。

[699]《万历黄岩县志》卷3《食货志·元役法》。

[700]陆文圭：《陆庄简公家传》，《墙东类稿》卷14。。

[701]王礼：《照磨王公墓志铭》，《麟原前集》卷2。

[702]余卓：《松江府助役田记》，《嘉靖上海县志》卷8。

[703]《元史》卷28《英宗纪二》。

[704]黄溍：《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

[705]余卓：《松江府助役田记》。

[706]黄溍：《鄞县义役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

[707]《元典章》卷3《圣政二·息徭役》。

[708]《元史》卷168《陈天祥传》。

[709]《元史》卷176《李元礼传》。

[710]《元史》卷145《自当传》。

[71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一·夫役·置簿轮差搬运人夫》。

[712]王恽：《漕篇》，《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

[713]贡师泰：《河决》，《玩斋集》卷1。

[714]叶颙：《呈县判簿乔公》，《樵云独唱诗集》卷5。

[715]张翥：《漷农叹》，《蜕庵诗集》卷1。

[716]宋濂：《莆田黄处士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4。

[717]《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听讼·词讼不许里正备申》。

[718]虞集：《书堂邑张令去思碑后》，《国朝文类》卷39。

[719]《褚公祠碣》，《吴兴金石记》卷10。

[720]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721]姚桐寿：《乐郊私语》。

[722]傅若金：《常宁州义役钱记》，《傅与砺文集》卷3。

[723]《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724]谢应芳：《上周郎中陈言五事启》，《龟巢稿》卷16。

[725]傅若金：《常宁州义役钱记》《傅与砺文集》卷3。

[726]《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乡都》。

[727]危素：《富州蠲金纪事》，《危太朴文续集》卷10。

[728]李存：《义役谣》，《俟庵集》卷4。

[729]黄溍：《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730]李存：《义役谣》《俟庵集》卷4。

[731]危素：《富州蠲金纪事》《危太朴文续集》卷10。

[732]《元典章》卷12《吏部六·库子·定差库子事理》。

[733]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734]邓文原：《高公行状》，《巴西文集》。

[735]黄溍：《文昌县尹王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7。

[736]贡师泰：《余姚州知州刘君墓志铭》，《玩斋集》卷10。

[737]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祖杰》。

[738]《元典章》卷19《户部五·民田·田多诡名当差》。

[739]傅若金：《常宁州义役田记》《傅与砺文集》卷3。

[740]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741]赵汸：《芝山老人李君生墓志铭》，《东山存稿》卷7。

[742]《通制条格》卷17《赋役·主首里正》。

[743]《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集》卷4。

[744]张世昌：《乌程县尹冯侯均赋役碑》，《[同治]湖州府志》卷49。

[745]《山东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27。

[746]徐元瑞：《吏学指南》。

[747]《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748]《大元马政记》。

[749]《大元画塑记》。

[750]王恽：《论开光济两河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2。

[75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752]《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

[753]《经世大典·海运》，见《永乐大典》卷15949。

[754]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5。

[755]《嘉靖徽州府志》卷7《食货·元岁征之式》。

[756]贡师泰：《义士周光远墓志铭》，《玩斋集》卷10。

[757]《文献通考》卷首。

[758]《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759]《元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入广船只》。

[760]魏初：《奏议》。

[761]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蠲免军户闪下差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762]《元典章》卷26《赋役·物价·“至元新格”》。

[763]《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至元新格”》。

[764]《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和买诸物估体完备方许支价》。

[765]《元典章》卷5《台纲·设立宪台格例》。

[766]《元典章》卷21《户部七·钱粮·多支官钱体覆不实断罚》。

[767]《元典章》卷21《户部七·钱粮·买物先支七分》。

[768]《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

[769]《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脚价·添支水旱脚价》。

[770]《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

[771]徐元瑞：《吏学指南》。

[772]《元史》卷96《食货四·市籴》。

[773]《元史》卷96《食货四·市籴》。

[774]魏初：《奏议》。上都和籴所是中统二年（1261）设置的，见《元史》卷4《世祖纪一》。

[775]苏天爵：《郭敬简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经世大典·市籴粮草》，见《永乐大典》卷11598。

[776]《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77]《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科役·收籴相接乏粮》。

[778]《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7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780]《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81]《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82]越支、芦台是盐场名，原属大都盐司，后并入河间盐司。

[783]《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84]《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85]《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86]《元典章》卷26《赋役·和买·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787]《元史》卷90《百官志六》。

[788]《元史》卷90《百官志六》，《大元官制杂记》。

[789]《元史》卷35《文宗纪四》。

[790]《元典章》卷7《吏部·官制》。

[791]《元史》卷38《顺帝纪一》。

[792]《元史》卷10《世祖纪七》。按，甘州又曾置和中所，以给兵粮。（同上卷11《世祖纪八》）和中所亦为和籴机构。

[793]《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94]《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795]《元史》卷10《世祖纪七》。

[796]《元史》卷11《世祖纪八》。

[797]《元史》卷12《世祖纪九》。

[798]《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

[799]《庙学典礼》卷4《辨明儒人难同诸色户计》。按，《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作：“敕礼乐户仍与军、站、民户均输赋。”

[800]《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人免差》。

[801]《庙学典礼》卷2《江南儒户免横枝儿差发》。

[802]《庙学典礼》卷2《儒人免役及差役山长正录直学词讼约会》。

[803]《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免医人杂役》。

[804]《元典章》卷32《礼部五·学校·医户免差发事》。

[805]《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为法先生事》。

[806]《元典章》卷34《兵部一·出征·交趾出征军免差役》。

[807]《元典章》卷34《兵部一·出征·交趾出征军免差役》。

[808]《元典章》卷34《兵部一·探马赤军·探马赤军和雇和买》。

[809]《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810]《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晓谕军人条画》。“力”字据至大四年六月“拯治军官军人条画”补，出处同上。

[811]《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8。

[812]《元史》卷19《成宗纪二》。

[813]《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

[814]《元典章》卷3《圣政·均赋役》。

[815]《元史》卷9《世祖纪六》。

[816]《元史》卷18《成宗纪一》。

[817]《元典章》卷26《户部·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按，《元史》卷21《成宗纪四》载，七年二月“丙戌，诏除征边军士及两都站户外，其余人户均当徭役”。时间略有出入。

[818]《元史》卷21《成宗纪四》。

[819]《元典章》卷25《户部·减差·纳绵府杂泛》。

[820]《元典章》卷3《圣政·均赋役》。

[821]忽儿赤，又作虎儿赤，“奏乐者曰虎儿赤”。（《元史》卷97《兵志二·宿卫》。）

[822]《通制条格》卷17《赋役·杂泛差役》。

[823]《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824]《元史》卷88《百官志四》。

[825]《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826]《元典章》卷3《圣政一·均赋役》。

[827]苏天爵：《王宪穆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828]《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829]《元典章新集》《国典·至治改元诏》。

[830]王恽：《论开光济两河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2。

[83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和买·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832]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833]《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脚价·至元新格》。

[834]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835]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836]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837]《便民三十五事·议民》。

[838]姚燧：《贺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7。

[839]《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科役·出产和买诸物》。

[840]《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841]孛术鲁神：《知许州刘侯爱民铭》，《国朝文类》卷17。

[842]《元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禁治拘刷船只》。

[843]《翰林院议事，又二事》，《中庵集》卷15。

[844]《通制条格》卷28《杂令·监临营利》。

[845]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846]《民间疾苦状》。

[847]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议恤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848]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849]许有壬：《元公墓志铭》，《至正集》卷54。

[850]《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

[851]虞集：《书堂邑张令去思碑后》，《国朝文类》卷39。

[852]王沂：《知宣德府王公遗爱碑》，《伊滨集》卷22。

[853]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

[854]《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迁转人吏》。

[855]《通制条格》卷18《关市·和雇和买》。

[856]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

[857]苏天爵：《王宪穆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858]《通制条格》卷28《杂令·监临管制》。

[859]《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860]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

[861]《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和买诸物对物估体支价》。

[862]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

[863]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议恤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864]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

[865]《元典章》卷58《工部一·造作·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866]《宪台通纪续集》，《永乐大典》卷2609。

[867]《元史》卷173《崔彧传》。

[868]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869]《山东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27。

[870]《告除科派指挥》，《越中金石记》卷8。

[871]顾瑛：《官籴粮》，《玉山璞稿·至正甲午》。

[872]《论宣课折纳米粟实常平仓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873]《元史》卷194《郭嘉传》。

[874]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秋税准喂养马驼草料》，《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

[875]《元史》卷2《太宗纪》。

[87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元史》卷2《太宗纪》，卷85《百官志一》。

[87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878]《元史》卷2《太宗纪》。

[879]王恽：《弹漕司失陷官粮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9。

[880]《元史》卷93《食货志一·海运》。

[88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882]《元史》卷5《世祖纪二》。《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记为丝712171斤，钞56158锭。

[883]《元史》卷6《世祖纪三》。《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记为丝986912斤，钞56874锭，布95412匹。

[884]《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

[885]详见本书第十六章的叙述。

[886]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的叙述。

[887]《元史》卷12《世祖纪九》。

[888]《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889]《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890]《元史》卷18《成宗纪一》。

[891]《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92]《元史》卷175《张珪传》。

[893]见《元史》卷93《食货志一·税粮》，所记数字单项数额与总数不符，岁入粮各行省数额相加为9843255石，比行省总粮数少3石。行省粮数与腹里粮数相加为12114707石，比总数少1石，以单项相加，岁入粮应为 12114704 石。夏税钞数，三省单项相加为 130104.04 锭，比总数少19169.56锭，总数中似还应包括河南等行省的夏税钞数。

[894]《元史》卷93《食货志一·科差》。科差的钞额记载有误，详见本书第十五章的叙述。

[895]此外，还有其他课程收入，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的叙述。

[896]《元史》卷33《文宗纪二》。

[897]李祁：《赠王济舟序》，《云阳集》卷6。

[898]甘复：《山窗余稿》。

[899]郑元祐：《题两伍阡表后》，《侨吴集》卷7。

[900]《元史》卷44《顺帝纪七》。

[901]《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902]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

[903]《元典章》卷2《圣政一·止贡献》。

[904]《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905]《元史》卷96《食货志四·俸秩》。

[906]《元史》卷5《世祖纪二》。

[907]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国朝文类》卷69。

[908]《元史》卷96《食货志四·俸秩》。

[909]《元史》卷10《世祖纪七》。

[910]《元史》卷6《世祖纪三》。

[911]《元典章》卷6《户部一·禄廪》。

[912]《元典章》卷6《户部一·禄廪》。《元史》卷96《食货志四·俸秩》。

[913]《秘书监志》卷2《俸秩》。

[914]《元史》卷21《成宗纪四》。

[915]《元典章》卷6《户部一·禄廪》。《元史》卷96《食货志四·俸秩》。

[916]《南台备要》。

[917]胡助：《苦寒行》，《纯白斋类稿》卷5。

[918]胡祗遹：《寄子方郎中书》，《紫山大全集》卷12。

[919]《元史》卷11《世祖纪八》。

[920]《给江南官吏俸钱》，《雪楼集》卷10。

[921]《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922]《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一》。

[923]王恽：《论削去科贴俸名》，《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

[924]王恽：《关支俸钱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1。

[92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26]《元史》卷33《文宗纪二》。

[927]《元史》卷34《文宗纪三》。

[928]《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929]《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30]《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931]《元史》卷175《张珪传》。

[932]《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

[933]《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34]《元史》卷96《食货志四·赈恤》。

[935]《元史》卷34《文宗纪三》。

[936]《元史》卷136《拜住传》。

[937]《元史》卷26《仁宗纪三》。

[938]《元史》卷28《英宗纪二》。

[939]《元史》卷38《顺帝纪一》。

[940]详见史卫民《元代军队的兵员体制与编制系统》，《蒙古史研究》第3辑。

[941]详见史卫民《元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942]《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943]《马可波罗行纪》，第98页。

[944]《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945]《元史》卷32—35《文宗纪一至四》。

[946]《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947]《元史》卷20《成宗纪二》。

[94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49]《元史》卷26《泰定帝纪一》。

[950]《元史》卷36《文宗纪五》。

[95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952]《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53]《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954]《元史》卷21《成宗纪四》。

[955]《元史》卷35《文宗纪四》。

[956]《元史》卷173《叶李传》。

[957]《元史》卷13《世祖纪十》。

[958]《元史》卷20《成宗纪三》。

[959]《元史》卷19、20、21《成宗纪二、三、四》。

[960]《元史》卷28《英宗纪二》。

[961]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962]《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63]《元史》卷175《张珪传》。

[964]《元史》卷64《河渠志一》。

[965]《元史》卷65、66《河渠志一、二》。

[966]《经世大典序录·宗亲岁赐》，《国朝文类》卷40。

[967]《元史》卷4《世祖纪一》。

[968]《元史》卷4—8《世祖纪一至五》。

[969]《元史》卷9—10《世祖纪六、七》。

[970]《元史》卷10《世祖纪七》。

[971]《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972]《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973]《元史》卷16、17《世祖纪十三、十四》。

[974]详见史卫民《元岁赐考实》，《元史论丛》第3辑。

[975]《元史》卷18《武宗纪一》，卷22《成宗纪一》。

[976]《元史》卷19《成宗纪二》。

[977]《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78]《元史》卷24《仁宗纪一》。

[979]《元史》卷26《仁宗纪三》。

[980]《元史》卷27《英宗纪一》。

[981]《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982]《元史》卷33《文宗纪二》。

[983]《元史》卷37《宁宗纪》。

[984]《元史》卷38《顺帝纪一》。

[985]《元史》卷24《仁宗纪一》。

[986]魏初：《奏议》，《青崖集》卷4。

[987]《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35。

[988]《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989]《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990]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22。

[991]胡祗遹：《论积贮》，《紫山大全集》卷22。

[992]《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5。

[993]《元史》卷18《成宗纪一》。

[994]《元史》卷19《成宗纪二》。

[995]《元史》卷22、23《武宗纪一、二》。

[996]《元史》卷19《成宗纪二》。

[997]《元史》卷20《成宗纪三》。

[998]《元史》卷22《武宗纪一》。

[999]《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000]《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001]《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002]《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003]《元史》卷28《英宗纪二》。

[1004]《元史》卷29、30《泰定帝纪一、二》。

简短的结语

上面我们对有元一代的经济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1）元朝的统一，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元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例如纸币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南北海运的开辟和全国驿站体系的建立，棉花的推广和棉织业的兴起，等等，都与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

（2）元代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很突出的。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别，其次则是长期的对峙分裂状态，以及战争过程中破坏程度的不同。江淮南北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无论生产关系或是生产力，都有显著的差别。元朝政府的某些经济管理制度，便因地区差异而有所区别。有元一代，这种差别始终存在，并无大的改变。

（3）元代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及其政治代表国家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对农民和各种劳动者进行剥削和压迫。这和前代基本上是一致的。元代社会也有若干奴隶制的残余，如使用驱口（奴隶）劳动，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元代农业中存在货币地租，手工业中大量使用雇用劳动。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标志。但当时这些现象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是微弱的。

（4）元朝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元代，“回回”商人活动极其活跃，他们从事国内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整体来说，元代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只有少数城市和沿海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过的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是很少的。海外贸易对手工业的某些部门（如丝织、制瓷）产生了刺激作用，但对农业没有明显的影响。“回回”商人主要从事珍宝、药物的买卖，对象是宫廷和贵族、官僚，其活动对农业、手工业生产也谈不上影响。

（5）从蒙古国到元朝，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经历了曲折变化的过程。习惯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首领，向外扩张旨在掠夺财富，但是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原原有的管理方式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于是便开始接受“汉法”。经过多次反复，在忽必烈时代，大体建立起一套以唐、宋、金为模式的经济管理制度，包括赋役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但是，为了照顾蒙古贵族的特权，大量“国家旧俗”仍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五户丝、斡脱等。围绕着推行“汉法”问题，元朝政府上层一直存在着斗争。“汉法”和“国俗”的混杂，造成经济管理的混乱，缺乏效率和贪污成风，加深了社会矛盾，这是导致元朝在统一以后不到百年便趋于灭亡的重要原因。

后记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一、二、三节，第三章，第八章一、二节，第九章，第二十章，由史卫民撰写，其余部分由陈高华撰写。

北京图书馆的杨讷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的孟繁清教授，曾参加本书篇章结构的讨论。后来他们因工作繁忙，未能参加本书的写作。对于他们的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

作者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论述元代的经济状况。指出全国的大统一，对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元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元代的经济生活，以中原传统的制度为主，但又掺杂大量蒙古“舊俗”，造成管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矛盾，导致元朝在统一以后不到百年便趋于灭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风俗史话/陈高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0

（元代专门史六种）

ISBN 978-7-5203-2550-9

Ⅰ.①元… Ⅱ.①陈… Ⅲ.①风俗习惯史—中国—元代 Ⅳ.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899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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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 李寡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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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2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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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398千字

纸书定价 1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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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饮食、丧葬、信仰等方面阐述元代的风俗，展示了元代独有的基于民族融合的风俗特点，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作者简介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一

我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教师家庭，初中、高中是在上海复兴中学、新沪中学度过的。195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三种丛书（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地方自治概况）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调查编写哈萨克族社会历史。一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从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懵懂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后，我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也立即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领导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我初到历史所时，所领导曾向我征求个人意愿。我因大学四年级参加过民族调查，遂对民族历史产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由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则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翁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虽然社会工作繁忙，翁先生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谈话，循循善诱，指导制订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做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在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在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历史所。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地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对政书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个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做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和《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近年又出了英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17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臣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代开始时，我已年近四十。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间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例如，印度马八儿人孛哈里的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跨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4）、《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为书画鉴定要重视题跋、题画诗等文献资料：“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搜集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

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两书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元、明两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元、明两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和史卫民同志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的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了《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卓有成就。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甚至在宫廷中流行。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入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陆续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今辑为《元代风俗史话》）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我还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此书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简要的系统的叙述。

进入21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岁，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元代文化史、妇女史、佛教史、法律文献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在谈到元代文化时，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代除杂剧、散曲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仍缺乏认真梳理元代文化的著作。我与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出版的《元代文化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妇女史研究近几十年方兴未艾，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也有不少问题的讨论有待深入。我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妇女通史》10卷，其中的“元代卷”由我本人执笔，涉及元代妇女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服饰等方方面面。元代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因单位课题研究需要，我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对法律文献的关注，主要是《元典章》。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从20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十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研究元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此书文字大多用当时的公文体，不易阅读；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所谓“硬译文体”（将蒙语直译成汉语）书写的公文，更难理解。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先对此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余部分。2011年出版了此书点校本，先后获得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庆州被发现后，很快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1）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2）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3）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使我相信，我国的元史和整个中国史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陈高华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

目录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第一编 元代饮食简史

第一章 元代的食品原料生产

第一节 粮食

第二节 副食

第二章 元代的食品加工

第一节 粮食加工

第二节 菜肴烹饪

第三节 其他食品加工

第四节 油脂、调味品和料物

第三章 饮料之一：茶

第一节 茶的生产

第二节 名茶种类

第三节 制茶与饮茶

第四节 蒙古人与茶

第四章 饮料之二：酒

第一节 马奶酒

第二节 葡萄酒

第三节 粮食酒

第四节 蒸馏酒（阿剌吉酒）

第五章 饮料之三：其他饮料

第一节 舍儿别（渴水）

第二节 奶和奶制品

第三节 汤

第四节 树奶子

第六章 元代的饮食生活和饮食著作

第一节 饮食方式

第二节 饮食业和宴会

第三节 饮食著作

第七章 元代的盐业

第一节 盐业生产概况

第二节 盐务管理机构和盐户

第三节 盐的运销

第四节 盐价和盐课

第二编 元代殡葬史

第八章 丧葬程序

第一节 导论

第二节 汉人的殡葬

第三节 居丧与祭祀

第四节 蒙古人的丧葬

第五节 回回和其他族的丧葬

第六节 收埋孤老及无名尸体

第九章 殡葬习俗

第一节 火葬的流行

第二节 风水与丧葬

第三节 佛、道二教对丧葬的影响

第四节 厚葬和盗墓

第十章 墓地与墓室

第一节 墓地

第二节 墓室的形制

第三节 墓室的壁画和砖雕

第四节 义冢、普同（普济）塔、生茔（寿函）和衣冠冢

第十一章 葬具和随葬品

第一节 棺椁

第二节 墓志铭和神道碑

第三节 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墓碑

第四节 随葬品

第三编 元代的信仰

第十二章 元代的天妃崇拜

第一节 元代天妃庙宇的分布

第二节 元朝政府尊崇天妃的措施

第三节 元代天妃崇拜兴盛的原因

第十三章 元代的东岳崇拜

第一节 泰安东岳庙及庙会

第二节 北京东岳庙

第三节 东岳庙的神祇

第十四章 元代的禳灾活动

第一节 旱灾

第二节 水灾及其他

第三节 禳灾活动

第十五章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第一节 以巫为医

第二节 以巫为害

第三节 算命相面占卜

后记

第一编 元代饮食简史

第一章 元代的食品原料生产

第一节 粮食

一 粮食结构的基本情况

元代的粮食品种有稻、麦、粟、黍、豆等。

中国的粮食生产，较早就形成了北麦南稻的局面。元代的情况仍是如此。北方农业区以种大、小麦为主，但在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水稻生产亦有一定规模。江、淮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但自唐、宋以来，大、小麦的种植也逐渐普遍。特别是北宋灭亡，中原居民大批南下，他们习惯于面食，进一步推动了江南的大、小麦种植。粟在北方相当普遍。黍主要产于北方。豆则南、北均有。大体来说，北方农业区的居民以麦类加工而成的面食为主，南方则以稻米加工品为主。粟、黍、豆类在粮食结构中占次要地位。

元代北方农业生产粗放，粮食产量有限，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居民百万，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难以满足需要。为此，元朝政府每年通过海道从江南调运大批粮食至大都，供居民食用，最多时达300多万石。江南粮食是大都居民食粮的主要来源，“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北运的江南粮食都是稻米，因此，大都虽然位于北方，但大都居民却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边疆地区各族依地理环境不同，分别种植麦、稻、粟、黍、豆等。

二 稻米

元代著名学者王祯说：“稻之名不一，随人所呼，不必缕数。稻有粳、秫之别，粳性疏而可炊饭，秫性黏而可酿酒。”[2]稻米可以分为两大类，不黏供平时食用的是粳米，有黏性可以酿酒的是秫米（糯米）。粳在有些文献中写作秔，又有籼，也是不带黏性的，早稻为籼，晚稻为粳。也就是说，粳既可以是不带黏性的稻米的通称，也是晚稻米的专称。有些地方还有“大稻秔，小稻籼”之说[3]。由江南北运到大都的粮食，有“糙粳”“白粳”“香糯”之分，“糙粳”应该就是籼米[4]。在大都出售时则有白粳米、白米、糙米之分，价格各不相同，差别很大。糙米显然就是籼米，白米应是粳米中质量较次者[5]。粳米（秔米）和籼米都有不同的品种。镇江路（今江苏镇江）“大稻之种十有六”，“小稻之种六”，“糯之种亦有九”。“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然兹土之所宜者，大率不过此数种也。”[6]

同是稻米，质量相差很大。粳米胜于籼米，而粳米中最好的是香粳米，“一种有小香稻者，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饭之香美，凡祭祀延宾，以为上馔，盖贵其罕也”[7]。元朝宫廷中备“有数种（香粳米、匾子米、雪里白、香子米），香味尤胜诸粳米”[8]。这种香粳米是某些地区专门生产上供的，江浙行省婺州路（路治今浙江金华）每年指定上贡香粳米33石[9]。据当时人记述：“金华有嘉种，玉灿含芳香。土人昔启端，每岁赋其乡。颇闻播种初，行者避畎疆。敛收毕充纳，老稚不敢尝。……园好中式度，缄封谨缣囊。……及兹幸充数，扬帆上天仓。”[10]这种高品质的香粳，完全为宫廷享用，种植它们的百姓是不敢尝的。

元代稻的种植以江南为最盛，北方中原地区如大都、山西南部、兴元（今陕西兴元）和河南部分地区，稻的生产亦有一定规模。江南居民以稻米为主食，中原部分地区居民的食物构成中，稻米亦占一定比重。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种植水稻相当普遍。追随忽必烈出征云南的刘秉忠写道：“鳞层竹屋倚岩阿，是岁秋成粳稻多。”“远近树分山障列，纵横水入稻畦流。”[11]说明云南水稻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入元以后，政府在当地大力提倡农业，进一步促进了水稻的发展。云南西北的丽江路（主要居民为磨些人，即今纳西族）出产粳、糯[12]。较为先进的大理、善阐等路（今大理、昆明），主要居民为白人（即今白族），“白夷有田，皆种稻”[13]。金齿（今傣族）居地“土宜稻”[14]。可见元代云南平原地区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

三 麦

麦分小麦、大麦、荞麦、青稞麦数种（图1-1）。

图1-1 《饮膳正要》卷二“春宜食麦”插图

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这里所说的北方，指淮河以北广大农业区。黄河中下游（包括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关中平原、河西走廊，都是小、大麦产地。漠北草原、东北辽阳行省以及天山南北，也有部分地区种植二麦。在淮河以南，很多地区都是稻、麦并重。不少土地稻、麦轮作，旱地种麦甚多。麦在粮食中所占比重，可以镇江路为例，每年征收的夏税中，有大麦8600余石，小麦12000余石，秋粮则有各类米（粳、籼、糯）140000余石[15]。又如集庆路（路治今江苏南京）税粮，稻米318000余石，大、小麦3500余石[16]。由这两项统计，既可看出麦在南方农作物中仅次于稻的重要地位，又说明麦的产量与稻米相差甚远。南方多数地区大概如此。西南的四川、云南，麦的种植也相当普遍。

大、小麦亦有不同品种。镇江“大麦之种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种，然又早熟；曰黄秆，后熟。小麦之种有三：曰赤谷，曰白壳，曰宣州。”[17]大麦比小麦早熟，故诗人有“小麦青青大麦黄”之句[18]。

大、小麦之外，又有荞麦。荞麦生长期短，适宜间作或套作，“种之则易为工力，收之则不妨农时，晚熟故也”。“北方山后诸郡多种。”“山后”指今山西、河北两省邻接草原地区。“中土、南方农家亦种。”[19]镇江在大、小麦之外，“又有荞麦，秋花冬实，亦堪作面”[20]。可作为南方部分地区出产荞麦的例子。

元代农学著作《农桑辑要》中说：“青稞麦，与大麦同时熟，面堪作及饼饦，甚美。”[21]另一部农学著作《农书》中说：“世又有所谓青稞麦，不过名与大、小麦颇异耳。”[22]两者所说的青稞麦，原是中原的一种农作物，与今天藏族食用的青稞麦显然不同。元代官方文献记载说，西番（指藏族居住地区）僧人携带“青麦、盐货等物”[23]。“青麦”则无疑是现在藏族食用的青稞麦。

四 粟、黍、穄、粱

（一）粟

粟在古代被视为“五谷之长，中原土地平旷，惟宜种粟”[24]。在北方，夏季收麦，秋季则收粟，大多数地区都同时种植麦、粟。黄河中下游地区、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辽阳行省的南部，都有粟的种植。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大、小麦占首位，其次便是粟。元代陕西民屯48所，种地5000余顷。至正二年（1342）实收粮7万余石，其中大、小麦49000余石，粟17000余石[25]。可知粟在北方农作物中的重要地位。元朝政府在北方农村征收税粮，以粟为准，“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二石，驱丁（奴隶）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26]。政府将农村居民每50户编为一社，社立义仓，各家按人口数每口留粟一斗，作为备荒之用[27]。赋税、义仓均以粟为准，固然有受传统影响的一面，但粟的产量较多也是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实行。

两淮地区，种粟相当普遍。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将两淮荒田募民耕种，“岁得粟数十万斛”[28]。江南的旱地、山地，种粟甚多。云南的不少地方亦有粟出产[29]。但四川南部、湖南则很少种粟。蒙古军向川南进攻时，有人建议“舟米数千石”随军而行，理由是“此去多稻，而求粟无有”，带着粟米可供病者食用[30]。元军南下，至元“十三年，诏以湖南戍军多疾，恐坐不习食稻，俾公（王均，时为襄阳总管府判官）舟粟若干万斛如湖南”[31]。蒙古军（元军）来自北方，习惯以粟为食，不喜欢吃稻米，所以军中要准备粟米，供病者食用，有利于健康的恢复。由此既可知当时四川南部及湖南不（或很少）出产粟米，又可见南、北饮食习惯之差异。

（二）黍

黍主要产于江、淮以北，“北地远处，惟黍可生，所谓当暑而种，当暑而收”[32]（图1-2）。大都地区出产黍，有“糯黍，即黄黍，米宜酝酒。小黍，宜食。秫黍，粒大而谷壳厚”[33]。漠南草原的察罕脑儿（白海，在坝上，今属河北张北）“苦寒，入夏始种粟、黍”[34]。辽阳行省的大宁路（路治今内蒙古宁城境内）土产“黍”[35]。南方亦有一些地方产黍。如浙东的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36]、浙西的嘉兴路（路治今浙江嘉兴）[37]等。云南的姚安路（路治今云南姚安）也产黍。一般来说，南方产黍主要在山区。

图1-2 《饮膳正要》卷二中“冬宜食黍”图

（三）穄

穄，又作稷，“其苗、茎、穗、叶，与黍难别……种治之法，与黍俱同”[38]。黍、穄是同种谷物，只是穄的米质黏性弱，不如黍强。“其米疏爽，可炊煮作饭。时诸谷未熟，可以接饥，其色鲜黄，其味香美。然所种特少，为农家之稀馔也。”[39]穄又称糜子。陕西北部出产糜子[40]。宁夏亦集乃路（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也有糜子[41]。在南方，江西临江路（路治今江西清江县西南临江）“宜黍、稷、粳稻”[42]。浙、闽交界的山区多畬田，“火种饶黍、稷”[43]。但总的来说，穄的种植是有限的。

（四）粱

粱，“有赤粱，有白粱。……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炊之，香美胜于粟米”[44]。粱是粟的特别好的品种。大都路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设有龙庆栽种提举司，“秩从五品，管领缙山岁输粱米，……以奉上供”。“缙山”就是龙庆的原名[45]。可见当地专门生产粱米，供宫廷之需。兰州（今甘肃兰州）亦产粱米[46]。此外还有薥黍，“春月种，宜用下地。……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其梢可作洗帚，秸秆可以织箔、夹篱、供炊，无可弃者”[47]。薥黍就是高粱。粱和薥黍的种植都是有限的。

五 豆类、芝麻

（一）豆类

豆类也是粮食作物。主要分大豆、小豆、豌豆三类。元代的农学著作说，大豆分白、黑、黄三种，“其大豆之黑者，食而充饥，可备凶年，丰年可供牛马料食。黄豆可作豆腐，可作酱料。白豆，粥饭皆可拌食。三豆色异而用别，皆济世之谷也”。“小豆有菉豆、赤豆、白豆、豇豆、豆，皆小豆类也。”“豆”一般认为是黑小豆。豌豆在“百谷之中，实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此豆五谷中最宜耐陈，不问凶丰，皆可食用，实济饥之宝也”[48]。以上是元代农学著作中有关豆类的记述。元代大都的方志记载，“豆之品”有“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赤豆、红小豆、豌豆、板豆、羊眼豆、十八豆”[49]。镇江方志记载，“豆亦有大、小之分。大豆其色有青、黄、黑、紫、褐之异，其名有雁来青、雁来枯、痴黄、半夏黄之别。小豆亦有赤、绿、白、黑四种。又有江豆、豌豆、佛指豆、十六粒豆、蚕豆（隔岁种之，蚕熟时可采），黑白豆（蔓生篱落间，采其荚蒸食甚美，白者可入药）”[50]。总之，豆的品种众多，都可供食用，既可代饭，也可作菜蔬。

豆的种植，遍布南北各地。黄河中下游、关中地区、长江流域、淮河两岸以及沿海地区，到处都有豆的踪迹。辽阳行省大宁路亦种豆[51]，但其他边远地区似不多见。江南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兴）等路每年征收的税粮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豆（黄豆），可见豆的种植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52]。

元代记载中常见一种回回豆，据记载，它“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53]。宫廷饮食中使用最多的豆便是回回豆。“回回地面”指伊斯兰世界。明代著名学者李时珍说，回回豆就是前代的回鹘豆，“即豌豆”[54]。实际上它应是鹰嘴豆。

（二）芝麻

芝麻（胡麻）是油料作物，亦可食用，“取其油，可以煎烹，可以燃点，其麻又可以为饭”[55]（图1-3）。芝麻的种植，在南北相当普遍。特别是新垦荒田时，当年“漫种黍、稷或脂麻、绿豆，耙劳再遍，明年乃中为谷田。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56]。辽阳行省大宁路兴中州产芝麻[57]。陕西延安路宜君县（今陕西宜君）产胡麻[58]。在南方，“麻有二种，曰胡麻，曰白麻，胡麻可饭，白麻可压油，土人亦以之荐茶。”[59]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产芝麻[60]。广州亦产芝麻[61]。

图1-3 《饮膳正要》卷二中的“秋宜食麻”插图

第二节 副食

一 副食结构的基本情况

一般来说，副食可以分为肉食、乳品、菜蔬和果品四大类。肉食的内容丰富，又可分为：（1）家畜肉，有羊肉、豕肉、牛肉、马肉等；（2）家禽肉，有鸡、鹅、鸭等；（3）野生动物肉，有鹿、獐、山鸡、兔、天鹅、塔剌不花（土拨鼠）等；（4）水产品，有各种鱼类和贝壳类食品。

元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副食结构也有差异。从事农业为主的民族，如汉族，副食以菜蔬为主，加以肉类、果品；而以畜牧为主的民族，如蒙古族，则以肉食和乳制品为主，很少甚至不吃蔬菜和果品。而在各个民族内部，贫、富有别，副食结构又有很大的不同。以汉族为例，富人副食以肉类为主，而穷人则只能以菜蔬度日，有的甚至连蔬菜也吃不起。以京师大都来说，一面是“玉食罗膻荤”，“富馔有臭肉”[62]；另一面是“经纪生活匠人等”，“菜则生葱、韭、蒜、酱、干盐之属”[63]，形成鲜明对比。

副食加工需要各种调味品和油脂，本节中亦将对此加以叙述。

二 家畜肉

（一）羊肉

元代食用的家畜肉，以羊肉最为重要。在元代以前，北方农业区的肉食便以羊肉为主，北宋宫廷“止用羊肉”[64]。到了元代，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迁入北方农业区，蒙古人和色目人多数都习惯于吃羊肉，因而羊肉在肉食结构中更为重要（图1-4）。元朝皇帝的“御膳”，每日“例用五羊”，末代皇帝顺帝“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即每日用羊四只，被认为是贤明之举[65]。记录宫廷饮食的著作《饮膳正要》，内有“聚珍异馔”一门，其中有70余种以羊肉作主料或辅料，为总数的十分之八左右。另载“食疗”方61种，内有12种与羊肉有关[66]。朝廷举行大宴会，主要供应羊肉。南宋灭亡后，太皇太后和小皇帝一行来到大都，“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千斤”[67]。高丽贵族一行来到大都，日支供应标准，米、面、柴、钞之外，另有羊肉五斤[68]。驿站来往的官员，正使供应标准是每日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69]。国学开学，“以羊若干，酒若干樽，烹宰以燕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典籍等官”[70]。可见官方供应的肉食是羊肉。大都民间，亦普遍食用羊肉。富家子弟早上起来“先吃些醒酒汤，或是些点心，然后打饼熬羊肉，或白煮着羊腰节胸子”。举行宴会首先要买“二十只好肥羊，休买母的，都要羯的”，然后才是其他肉类的食品。送生日礼物是“到羊市里”“买一个羊腔子”。平时则用煮熟的“干羊脚子”“就酒”[71]。“羊腔子”是宰杀后去头和内脏的羊身子，“干羊”应是羊宰杀后风干而成。大都的情况在北方有代表性。江淮以南，羊肉在肉食结构中亦占重要的地位，但似不如北方那样突出。

图1-4 《饮膳正要》中的“禽兽变异”插图

（二）猪肉

猪肉在食用家畜肉中亦占重要地位。元代中期，王结为顺德路（路治今河北邢台）总管，向百姓发布《善俗要义》，其四是“育牝牸”，即羊牛；其五是“畜鸡豕”，他说：“鸡豕蕃息，上可以供老者之养，下可以滋生理之事也。”[72]可见养猪食肉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猪肉在南方的肉食结构中更为重要。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等城市都有专门以屠宰出售猪肉为业的屠户[73]。有的人食“惟豕肉”[74]。至元十九年（1282）四月二十三日，“中书参知政事阿里奏：‘江南省、台、按察司、宣慰司、路、府官署，但凡遣使就给铺马札子，又使臣不食豕肉、鱼、雁、鹅、鸭等，必须羊肉。江南羊价每日计钞七八十贯，实害站赤’。奉旨：‘可即移文省谕，毋令出给，铺马札子使臣到馆，有豕肉即与之，无则与饭，其地必多鱼，亦可与之，无则亦不必与。至如羊肉、鹅、鸭、飞禽等，不得与之。此二事速令截日罢去。’”[75]可知江南羊肉供应较少，比不上猪肉，而羊肉价格显然亦较高。

（三）牛肉、马肉

牛肉、马肉也是比较常见的用于膳食的家畜肉，比羊肉、猪肉都要贵重一些，常用于宴会。“内外官员士庶之家，凡是婚姻庆贺一切宴会，往往宰杀马牛食用。”[76]

三 有关屠宰家畜的法令

元朝政府曾对食用家畜肉颁布过不少法令。至元九年（1272）世祖下令：“大都为头汉儿城子里”，不许杀羊羔，违者重罚。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有旨：“休杀羊羔儿吃者。杀来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更要了他的羊羔儿者。”至元三十年又有旨：“今后母羊休杀者。”[77]忽必烈一再下令禁止屠杀羊羔和母羊，主要出于繁殖羊只的考虑，但也说明为了供应市场屠宰的羊只数量很大，才会引起统治者的关心；忽必烈时代还有一道奇特的禁令。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下旨：“成吉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这回回人每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么道，便都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百姓每来底上头。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78]木速鲁蛮回回指伊斯兰教徒，术忽回回指犹太教徒，他们的习惯是只吃同一宗教信徒屠宰的牲畜；而且屠宰用断喉法，即所谓“抹杀羊”，而蒙古人则习惯剖腹杀之。“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是引用回回人的言语。忽必烈认为，回回人是蒙古的臣民，“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下令“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而且不许他们“抹杀羊”。据波斯史家记载，当时对违反禁令仍然“抹杀羊”的回回，“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女、房屋和财产给予告密者”。一时告密之风大盛，众回回人心惶惶，“事情到了大部分木速蛮（即木速鲁蛮）离开汉地的地步”，以致影响税收，海外珍贵货物也运不进来。不久以后，忽必烈被迫取消了禁止“抹杀羊”的命令[79]。

牛是耕田运载的重要工具，马是运输、作战的重要工具。元朝政府对屠宰牛、马严加控制。中统二年（1261）是忽必烈称帝的第二年，他下令说：“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只有因病倒毙及不堪使用的马、牛，在申报所在官司后方许开剥[80]。这一禁令在元代曾反复重申。民间亦有类似的舆论：“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祀先圣及有故（谓天子圣节之宴）则不食。……若买善杀者则违国典……违国典非臣也。”[81]但是私下偷宰之事不断发生。散曲作家姚守中有一篇作品名为《牛诉冤》，写道：“感谢中书部，符行移诸处。所在官司，禁治严明，遍下乡都，里正行，社长行，叮咛省谕，宰耕牛的捕获申路。”然而，屠户仍私下宰杀，“应捕人在旁边觑，张弹压先抬了膊项，李弓兵强要了胸脯”，剩下的部分才予发售[82]。可见禁屠牛、马的命令并没有真正执行。当然，禁令的一再颁布，至少使牛、马难以公开宰杀和发售，因此，牛肉、马肉在食用家畜肉中的比例相对来说是不大的。

元朝政府对于家畜的屠宰还有时间上的限制。早在蒙哥汗七年（1257），便下令：“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这四个日头，不拣是谁但是有性命的，背地里偷杀的人每，不断按答奚那什么。”[83]意思是说，在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私自宰杀动物的，都要判罪，按答奚是蒙语alda—qu的音译，意为断没家产人口[84]。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政府规定，“正月、五月里各禁断十个日头宰杀来”，而且在第二年继续实行[85]。三十年（1293）九月，忽必烈下旨：“五月初一日至月终，除上都不禁外，大都并各路禁断宰杀。”[86]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九日，“纳牙失里班的答八哈奏：‘西天田地里在先传流将来的道理说呵，三月初八日佛降生的日头，当月十五日佛入涅槃的日头，这日头真个显验，旦的剌纳儿经文里有，西天田地里这日头里不教宰杀做好事有来。三月初三日皇帝圣节有。一就自三月初一日为始至十五日，大都为头各城子里禁断宰杀半月，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也休教买者。不拣几时做常用断屠呵，皇帝洪福根底的重大福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是大好事勾当有。这里都省里行与各行省各城子里文书者，每年三月里常川禁断宰杀半月者，断屠的日头其间，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么道，圣旨了也。”[87]违反禁屠令的处罚，则与蒙哥汗时代有较大的变化，改为“决二十七下”[88]。

可见元代禁屠的时间有多种。蒙哥汗规定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应即后来的“每月四斋日”[89]，在元代是一直实行的。这大概是受佛教影响做好事。至元十七年规定的正月、五月“各禁断十个日头”，原因不明，后来是否继续，是不清楚的。至大四年规定三月初一至十五禁屠，是为仁宗祈祷，在仁宗死后应即停止。其他皇帝有无类似规定不清楚。

四 家禽肉和野生动物肉

（一）家禽肉

元代饲养供食用的家禽，主要有鸡、鸭、鹅等。至元八年（1271）元朝设立司农司，专门管理农桑水利。同年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即“立社条画”），规定：“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类……以助衣食。”[90]王结的《善俗要义》中要百姓“畜鸡豕”，“养鱼鸭”[91]。鸡、鸭、鹅一类家禽，都是农家的副业，既可食用，亦可出售增加收入，所以政府加以提倡。王祯说，一家“若养二十余鸡，得雏与卵，足供食用，又可博换诸物，养生之道，亦其一也。”“鹅、鸭之利，又倍于鸡，居家养生之道不可阙也。”[92]

鸡、鹅、鸭一类家禽，南北均有畜养，但各地出产有所不同。镇江“鸡有大、小数种”。镇江所属金坛县“子鹅肥美，特异他处，初生无百日即可食”。鸭则“土人罕蓄之”[93]。而昌国州有鸡、鸭而无鹅[94]。较大城市的市场上都有家禽出售，如大都有鹅鸭市[95]，显然便是专门销售鹅鸭的市场。

（二）野生动物肉

野生动物肉在元代的肉食结构中亦占有相当的比例。野生动物包括野兽和野禽，一般都通过狩猎而获得。当时狩猎所得供食用的野兽，有熊、鹿、狐、兔、野猪、黄羊、土拨鼠等，野禽有天鹅、野鸡等。

蒙古人喜欢狩猎，狩猎所得的野生禽兽，是他们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草原田野上大规模追捕野兽，当时称为“打围”。凡是放鹰追捕野兽、野禽，则称为“飞放”。元朝历代皇帝都热衷于“打围”“飞放”，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避暑，都要举行“打围”。每次“打围”捕获的动物，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如元成宗时有一次捕获“青兕黄羊以万筹”[96]。每年春天皇帝都要到大都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州南）“飞放”。柳林当时多湖泊沼泽，“天鹅来千万为群”，皇帝指挥有关人员加以包围，放海东青（鹰的一种），捕捉天鹅，“乃大张宴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97]。入居农业区的蒙古贵族、士兵，仍然经常从事“打围”“飞放”活动。大江南北很多地方都被划为“禁地”“围场”，如“中都（今北京，后改大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内”，都是“禁地”，只许皇帝属下的“打捕人户”“打捕”，其他“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98]。成宗大德元年（1297）进一步扩大，“自大都八百里以里……打捕兔儿的人每有罪过者”[99]。山东的“禁地”面积很大，包括“益都府、济南府、般阳路、宁海州、泰安州、东平府等七个城子有，这七处野物禁有，田地相邻直至蛮子田地哏宽有”[100]。“蛮子田地”指原来南宋控制的淮河以南地区，意思是说“禁地”宽广，一直到“蛮子田地”边上。“蛮子田地”内有无“禁地”不很清楚，但是蒙古贵族、官员、士兵在“蛮子田地里飞放打围底多有”，对百姓骚扰很大[101]。

猎取野生动物是蒙古贵族、官员的一项特权，一般百姓在“禁地”打猎被抓获就要没收马匹、弓箭，甚至判刑。但在灾荒的年头，元朝政府有时便开放“禁地”，允许百姓“打捕野物”，作为救济的一种措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八月，“中书省奏：‘咸平府那里每这几年田禾不曾收来，百姓每生受的其间，野物的不教禁约，教养百姓每喉嗉急呵，怎生？’么道，那里的宣慰司官人每说将来有。俺商量得，依他每言语不教禁约呵，怎生？商量来。么道，奏呵。”忽必烈同意，“教采打食者”。同年武平路因“今年田禾不收，百姓饥饿有”。元朝政府规定：滦河以西“打围的禁断者”，“河东里教百姓每采捕野物”。至元三十年，元朝政府将山东“禁地”作了调整，将多余出来的地面“与穷暴忍饥的百姓每养喉嗉急”，等等[102]。“喉嗉”指肚子，“养喉嗉急”即吃饱肚子之意。

总的来说，元代北方农业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除了政府圈定的“禁地”外，还有不少荒地、山林孳生各种禽、兽，一般百姓可以捕猎，以收获之物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江、淮以南，人口密度较高，但山林、田野中亦有不少野生动物出没，常被捕获作席上的菜肴。元末溧阳（今江苏溧阳）人孔齐说，他的父亲平时只吃豕肉和河鱼，“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麃、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鸡之雄者、鹌鹑、斑鸠之类，余不多食”。他的母亲“喜啖山獐及鲫鱼、斑鸠、烧豕肋骨”[103]。溧阳是比较富庶之地，人们食用的“野味”品种亦相当可观。由此可以想见，野生动物在农业居民的肉食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记录可以食用的野兽有黄羊、野马、象、野驼、熊、麋、鹿、野驴、獐、野豕、獭、虎、豹、麅、麂、麝、狐、犀牛、狼、兔、土拨鼠、獾、野狸、黄鼠、猴；野禽有大金头鹅（也可失剌浑）、小金头鹅（出鲁哥浑）、不能鸣鹅（剌儿乞剌）、花鹅（阿剌浑），以上统称为天鹅；雁、雌、水札、野鸡、山鸡、野鸭、鸳鸯、鸂鶒、鹁鸽、鸠、鸨、寒鸦、鹌鹑、雀[104]。土拨鼠是草原特有的动物，“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泽中，北人掘取以食，虽肥煮则无油，汤无味，多食难克化，微动气”[105]。铁木真在发迹以前便曾“打捕土拨鼠、野鼠吃着过活了”[106]。13世纪中期前往蒙古的教士鲁不鲁乞说，蒙古人不吃“长着长尾巴的老鼠”，“他们吃睡鼠和各种长着短尾巴的老鼠。那里也有很多土拨鼠（他们称之为索古尔Sogur），在冬季，这些土拨鼠二十个或三十个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洞里，冬眠达六个月之久；他们大量地捕捉这种土拨鼠”[107]。元代太庙祭祀用牲中有“塔剌不花”，下注“其状如獾”[108]，即土拨鼠。这是蒙古人特有的一种食用野生动物。黄羊“朔方山野中广有之，毛黄红色，疏而长，小耳，两角亦尖小，成数群常百数。上位驾回，围猎以奉上膳。其肉味精美，人多不敢食”[109]。“其种类数等，成群至于千数，白黄羊生于野草内，黑尾黄羊生于沙漠中。”[110]黄羊也是元朝太庙祭祀用牲之一。天鹅主要分布在大都东南的柳林。“天鹅，又名驾鹅，大者三五十斤，小者廿余斤，俗称金冠玉体干皂靴是也。每岁大兴县管南柳林飞放之所，彼中县官每岁差役乡民，广于湖中多种芡菰，以诱之来游食。其湖面甚宽，所种延蔓，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飞放海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宴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111]《饮膳正要》记载的其他野兽、野禽，大多既活动于草原，也可以在农业地区田野山林沼泽中发现[112]。当时的大都地区就有多种野兽、野禽，可以捕食，例如，麝，“又名香子……大小不等，今西山在处咸有之，肉味脆美”。“山鸡，辽东人养，方才十日即赶令入山，但候九、十月间即自山捕而归，一一扭死，带毛鸡入京中货之。其色黑，味与家鸡同。”据此，则山鸡介乎家禽与野禽之间。“角鸡，味清洁而美，其毛尖而有纹，堪画。”[113]另据《饮膳正要》记载，角鸡是山鸡的一种，“味尤胜诸鸡肉”[114]。在农业地区，常见的食用野生动物有兔、鹿、獐、狸、雁、山鸡、鹌鹑等。

南宋灭亡后，小皇帝北上，元朝宫廷中设宴招待，菜肴中有“驼峰”“天鸡（天鹅）”“胡羊肉（黄羊肉）”“蒸麋”“烧麂”“烧熊肉”“鹌鹑”“野雉鸡”[115]。平日的宫廷饮食中，野味也占很大比重，以后将会说到。

五 鱼类和其他水产品

（一）鱼类

鱼类可以分为淡水鱼、海洋鱼两大类。沿海居民捕捞的海鱼，主要有石首鱼（黄鱼）、鳓鱼、比目鱼、鲻鱼、鲳鱼、海鳗、鱼（河鲀）、鲨鱼、鲥鱼、带鱼等。内陆江河湖泊中出产的淡水鱼有鲤鱼、鲫鱼、鲟鱼、鲂鱼、鲢鱼、鳙鱼、鲭鱼、鳊鱼、鲩鱼、鳅鱼等。浙东沿海一带，“至四月、五月，海郡民发巨艘入洋山竞取石首鱼”[116]。可知当时已掌握鱼汛的规律，进行海洋捕捞，而在海洋渔捞中，石首鱼占有重要的比例。其次是鳓鱼、带鱼、海鳗、鲻鱼等。鲥鱼、鱼（河鲀）生活于海洋、河流之间，味道鲜美，是比较名贵的食品。鲥鱼“三月出扬子江中，鳞烂白如银，味极肥美，然多骨而速腐。”河鲀“出扬子江中，初春时甚贵……烹炮失所辄能害人，岁有被害而死者，然人嗜之不已”。当时对河鲀的习性以及烹调去毒的方法，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淡水鱼中以鲤鱼、鲫鱼、鲢鱼、鳙鱼、鲭鱼比较普遍。在诸种淡水鱼中，鲟鱼“出扬子江中，大者长丈余，鼻端有脆骨四分身之一，两颊有肉”，是比较名贵的品种。[117]似应指现在所说的中华鲟。民间“凿池养鱼”相当普遍，人工养殖的鱼类主要有鲢鱼、鲤鱼、鳙鱼（花鲢）、鲭鱼等。“辽阳东北海河中”出产有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阿八儿忽鱼“大者有一二丈长”，乞里麻鱼“大者有五六尺”，都应是鲟鱼一类[118]。“辽阳东北海河”应指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有的阿八儿忽鱼重达千斤[119]。有的记载中所说“大则以三车载之”“以祀太庙”的“哈八鱼”，显然就是阿八儿忽鱼[120]。据记载，阿八儿忽鱼“肥美人”“脂黄，肉粗，无鳞骨，止有脆骨”，乞里麻鱼“肥美人，脂黄，肉稍粗”[121]（图1-5）。

图1-5 元代壁画中的卖鱼、宴饮场面

（二）其他水产品

海洋和江河湖泊中还出产蟹、虾和各种软体类水产，蚬、蚌、蛏、蛤、螺、牡蛎、江珧、鱿鱼、乌贼、海参、淡菜、海蛇等，也都是人们捕捞食用之物。有些沿海地区的居民还利用海滩进行养殖。庆元（今浙江宁波）地区，“海人众取（江珧）苗种于海涂”，“采（蚶）苗种之海涂，谓之蚶田”[122]。元末移居庆元地区的孔齐说：“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123]养殖江珧、蚶，是为了自己食用或出售。

水产品一般保鲜期很短，渔民除自己食用外，就在产地或附近村镇、城市中行销。时人有诗：“螺湖石层江水平，大船小船满东津，举罾出鱼辄数十，落日光射金鳞鳞。枫桥烟起新酒熟，共穿小鱼饮西邻。大鱼虽肥且勿食，明朝卖与城中人。”[124]便是描写渔民卖鱼的生活。大都有鱼市[125]，集庆（今江苏南京）亦有鱼市[126]，长兴（今浙江长兴）有锦鳞行，也是经营水产品的行业[127]。说明大、中城市中都有专门的水产品市场和店铺。水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盐腌或曝晒后运往远处出售，这在后面将会说到。

六 蔬菜

（一）人工蔬菜

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的民族来说，无论富贵贫贱，饮食中都离不开菜蔬。“夫养生必以谷食，配谷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贫富不可阙者。”元代蔬菜品种很多，《饮膳正要》登载的有46种[128]；《农书》所载“蓏属”共13种，“蔬属”共19种，两属的大多数都是蔬菜[129]。《饮食须知》记载有70余种[130]。元代的地方志，如《析津志》《（至顺）镇江志》《（至正）四明续志》《（至元）嘉禾志》《（大德）南海志》等，都有关于当地蔬菜品种的记载。总起来说，元代蔬菜品种应在70种以上。南北通行、比较常见的约20种，有菘（白菜）、萝卜、茄子、瓠、冬瓜、黄瓜、芥、菠薐（菠菜）、莴苣、苋菜、芋、韭、姜、葱、蒜、薤、葵、菌子（蘑菇）、芹等，其中尤以菘（白菜）、萝卜、茄子、冬瓜、黄瓜、瓠、芋、莴苣、葱、蒜、韭、姜、薤等最为普遍。

菘（白菜）是南北普遍食用的一种蔬菜。诗人咏大都居民冬季生活时写道：“霜菘雪韭冰芦菔。”[131]草原的上都，江南的镇江、湖州和濒海的广州，都有菘的种植[132]。

茄子有不同的品种，紫茄“在在有之”，青茄、白茄等“中土颇多，南方罕得”。“茄视他菜为最耐久，供膳之余，糟腌豉腊，无不宜者。”因而种植很广[133]。

菠薐就是菠菜，是“四时可用之菜”[134]。唐代由尼婆罗（尼泊尔）传入中国以后，遍布南北。

萝卜“可广种，成功速而为利倍”。元代“在在有之”，“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腌藏腊豉，以助时馔，凶年亦可济饥”[135]。诗人咏萝卜说：“熟登甘似芋，生荐脆如梨。老病消凝滞，奇功真品题。故园长尺许，青叶更堪齑。”[136]

冬瓜“今在处园圃皆莳之”，“此瓜耐久，经霜乃熟，又可藏之弥年不坏，今人亦用为蜜煎，其犀用于茶果，则兼蔬果之用矣”[137]。

黄瓜“生熟皆可食，烹饪随宜，实夏秋之嘉蔬也”。

瓠“有甘、苦二种，甘者供食，苦惟充器耳。……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嘉蔬，烹饪无不宜者”[138]。镇江的瓠“有圆、长二种，而北土所产皆圆，味甘。……又一种名瓢，又名葫芦，不可食”[139]。瓢（葫芦）就是味苦的瓠。

芋也是“在在有之”，“宜蒸食，亦中为羹腥”，“以之度凶年，济饥馑，助谷食之不及”[140]。

韭“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互相邀请，以为嘉味。剪而复生，久而不乏，故谓之‘长生’。实蔬菜中易而多利，食而温补，贵贱之家，不可阙也”。“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141]。明初，刘崧由江南来到北方，写下《北平十二咏》（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其中之一咏韭黄：“都人卖韭黄，腊月破春光。土室方根暖，冰盘嫩叶香。十金酬好价，一筋惬初尝。何以江南种，青春雪里长。”[142]正是上述“北方甚珍之”的具体说明。

胡荽也叫芫荽，就是现在的香菜，“子、叶皆可用，生熟皆可食，甚有益于世也”[143]。

姜“辛而不荤，去邪辟膻，蔬茹中之拂士也，日用不可阙”[144]。

多数菜蔬“惟宜采鲜食之，经日则不美，惟蒜久而味不变，可以资生，可以致远”。“旅途尤为有功，炎风瘴雨之所不能加，食腊毒之所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辟瘴气；北方食饼肉，不可无此。”蒜薹亦“可为蔬”[145]。可知当时人已经认识到了蒜有消毒防病的功效。

“葱之为物，中通外直，本茂而叶香，虽八珍之奇，五味之异，非此莫能达其美。”[146]葱有大株型和小株型之分。据元代镇江地方志记载，当地“葱有数种，有实而秧种者，谓之青葱；无实而分种者，谓之科葱。抽茎高二尺余，歧生而作花者，谓之楼子葱”[147]。楼子葱属于大株型，青葱、科葱属于小株型。大株型就是今天北方的大葱[148]。

和姜、葱、蒜相近的有薤，也有辛辣的气味，就是蕌子，“本出鲁山平泽，今处处有之”。“医者目之为菜之珍。”[149]

蒿苣有“数种，有苦苣，有白苣，有紫苣，皆可食。……其茎嫩，如指大，高可逾尺，去皮蔬食，又可糟藏，谓之莴笋，生食又谓之生菜，四时不可阙者”[150]。

菌子也是南北兼有的食物。“中原呼菌为‘蘑菇’，又为‘莪’。又一种谓之‘天花’。……虽南北异名，而其用则一。”[151]有的文献则将菌子、蘑菇（菰）、天花分为三种[152]，菌子有野生，亦可利用枯朽的树木人工种植，获利甚博。“今深山穷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茁此品，以遗其利也。”[153]云南出产的鸡，也是菌子一类，以味美闻名，在元代亦已见于记载[154]。

葵菜在中国古代是“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元代“南北皆有之”[155]，但其重要性显然已远不如前代。到明代，李时珍修《本草纲目》，葵已不在“菜部”而在“草部”。李时珍说：“古者葵为五菜之主，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156]可见，葵的这种变化，发生在元、明之际。

还有一些蔬菜，主要产于南方或北方。如蔓菁，又名芜菁，叶、根均可食用。“蔬茹之中，惟蔓菁与罗卜可广种，成功速而为利倍。然蔓菁北方多获其利，而南方罕有之。”[157]蒲笋，“味甘无毒，补中益气，活血脉”[158]。大都等处都有出产。“蒲，叶长，春月其芽可食，俗谓之蒲笋。”[159]元代有的诗篇提到蒲笋，视为美味。南方特有的菜蔬，有竹笋、茭白等。

（二）野菜

以上所说各种菜蔬，大多是人工栽植的，但蒲笋、竹笋、茭白则一般是野生的。元代食用的菜蔬，以人工栽培为主，但野菜也占相当的比例。元代地方志记载大都物产，其中有野菜四十余种，如壮菜（升麻）、蕨菜、山蔓菁、马齿苋等，“京南、北、东、西山俱有之，土地所宜，在端午前俱可食，午节后伤生”[160]。高丽朝的汉语教科书中记载，大都居民叫孩子“拔野菜去，拔将小蒜、田菁、荠菜、芒荇，都拔将来，把芢荇来煮吃”。“着那丫头菜市里买将些山菜来，买些拳头菜、贯众菜、摇头菜、苍术菜来，我们大家尝新。”[161]“山菜”也是野菜。可见大都居民对野菜是很感兴趣的。镇江地方志“蔬”门亦载几种野菜。荠“乃野生”；蕨“生山石间，芽如握拳，色紫，叶稍舒则不可食”；苋“有家苋，有野苋……又名马齿苋，亦野生，近人多采之以充蔬茹”[162]。元末饮食著作《饮食须知》中也记录了荠菜、马齿苋等野菜数种，其中有现在流行的香椿苗、莼菜。总之，野菜在元代是颇为流行的，富人以此调换口味，穷人则采摘野菜食用以减轻负担。

（三）胡萝卜和回回葱

元代还有两种蔬菜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一种是胡萝卜。明代李时珍说，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163]。但是南宋江浙的地方志中已提及此物，说明李时珍的说法不太确切[164]。胡萝卜来自海外是没有问题的，最初传入可能是宋代，到了元代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而广泛传播开来。镇江地方志记载：“又有一种名胡萝卜，叶细如蒿，根长而小，微有荤气，故名。”[165]宫廷饮食著作亦载此物，称：“味甘平，无毒，主下气，调利肠胃。”[166]从此胡萝卜成为我国菜蔬中一个重要品种。另一种是回回葱。此物元代才开始见于我国记载，顾名思义应自“回回”（伊斯兰世界）传来。“其形如扁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大都附近的“荨麻林最多”[167]。从上述记载和《饮膳正要》所载图像[168]看来，回回葱大概就是现在的洋葱。荨麻林在今天河北万全境内，离大都不远，是来自中亚的回回工匠集中居住之地。回回葱显然是回回工匠喜爱的食品，很可能便由他们带来，传播到各处。

（四）蔬菜的种植与流通

一般人家都在房前屋后自行栽种蔬菜，供家庭食用。元代中期文学家马祖常长期在大都做官，他在家中亦“治方一畛地，横纵为小畦者二十一塍……杂芦菔、蔓菁、葱、薤诸种，布分其间”。“菜熟芼羹，以侑廪米之馈馏。”[169]高丽汉语教科书记大都居民有菜园，“买些菜子儿，后园里种时好。……种什么菜来？萝卜、蔓青、莴苣、葵菜、白菜、赤根菜、园荽、蓼子、葱、蒜、薤、荆芥、薄荷、茼蒿、水萝卜、胡萝卜、芋头、紫苏都种来”[170]。可见大都人家种菜之普遍。许有孚诗《蔬圃》[171]，黄玠诗《时雨既洽，园蔬并茂》[172]，提到的蔬菜有诸葛菜（蔓菁）、萝卜、芋、葵、菘、韭、黄瓜、瓠等。二人一在河南，一在江浙，说明自行种菜之风到处盛行。也有一些农民，种菜为了出售。据农学家王祯说：“家有其种（指蒜），多者收一二顷，以供岁计。”[173]“凡近城郭园圃之家，种（韭）三十余畦，一月可割两次，所易之物，足供家费。积而计之，一岁可割十次。”[174]说明已有以出售为目的的菜农。大都有菜市三处，供应市民的需要[175]。其他城市中亦应有类似的市场。

七 果类

元代水果种类繁多。王祯《农书》“果属”门载有23种，其实该书“蓏属”所载“莲藕”“西瓜”“甜瓜”“芡”（鸡头）、“芰”（菱）通常也都归入果类[176]。《饮膳正要》“果品”所载共39种[177]。《饮食须知》“果类”所载共53种[178]。元代各种方志中亦有果类的记载。《析津志》“果之品”有12种[179]。至元《嘉禾志》“果之品”有23种[180]。大德《南海志》“果”门所载最多，有65种[181]。大德《昌国州志》“果实”门载21种[182]。至顺《镇江志》“果”门载28种[183]。至正《四明续志》“果实”门载17种[184]。

综合各书记载，元代南北普遍出产的果类有梨、桃、李、梅、杏、枣、栗、柿、葡萄、西瓜、石榴、枇杷、木瓜、甜瓜、桑葚等。由于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的关系，不少水果只能在江、淮以南和北方部分地区生长。如橘，“南方之珍果”，“生南山川谷，及江浙荆襄皆有之”。橙，“唐、邓间多有之，江南尤甚，北地亦无此种”。唐、邓在今天河南的南部。荔枝，“北方无此种”，主要生长在岭南、福建和四川。龙眼，“木性畏寒，北方亦无此种”，“福州、兴化、泉州有之，比荔枝特罕”。橄榄，“生岭南及闽、广州郡，性畏寒，江浙难种”[185]。杨梅主要产于江浙，“越（指绍兴）之杨梅著名天下，而奉化所产，不减于越”[186]。产于南方的还有无花果、宜母（柠檬）等。

不少水果已成为地区特产。见于记载的有北方的“御黄李”[187]，江南建宁的均亭李，北方的“肉杏”（“金刚拳”）[188]，温州、台州的柑橘，福建、广东的龙眼、荔枝，以及上面提到的杨梅，都是有名的果品。宣城（今安徽宣城）木瓜，闻名天下，“宣城人种莳最谨，始实则簇纸花薄其上，夜露日曝，渐而变红，花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贡，故有‘天下宣城花木瓜’之称。”[189]但其结实似有周期性，“宣城产木瓜最佳，其父老相传，唐末不生实，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绍兴后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国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于今无木瓜，合药甚难得”[190]。“甲午年”是至正十四年（1354）。大都的栗，“小而味最甘”，而且种植很广，成为大都果品的一个特色[191]。在边疆地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最有名。

出产果类最多的是岭南广东、广西地区，因为这一带气候炎热，既有温带的水果，又有热带的各种果品。大德《南海志》所载65种“果”中，有很多是其他地区没有或罕见的，如波罗蜜、蕉子（应即香蕉）、宜母子（黎檬子，即柠檬）、人面子、橄榄等。宜母子是制造饮料舍里别的重要原料，后面将会说到。蕉子“味香而甜，佳者出增城，有青芽蕉、黄芽蕉，青芽虽甚熟且腐，而色不变，最为香美”。人面子“核如人面，去核沃糖，可寄远，其仁香味，过于榄仁”。元朝政府编纂的《大元一统志》，在记载两广物产时提到，蕉子“番禺、南海、东莞、清远并有，美香而甘”[192]。人面子，“春华，夏实，秋熟，皮味甘酸，食有核如胡桃，两边似人面”。此外还有椰子，“如瓜，其壳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内有浆一斤，清如水，甜如蜜，饮之愈渴。堪为酒器，皮堪缚船。土人多种。今广西诸郡皆有之，惟州（指郁林州）为最”[193]。其实椰子盛产海南，但元代海南文献缺乏，因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元代文献中提到一些外来的果品。一种是八担仁，“味甘，无毒……其果出回回田地”[194]。“八担”实际上是波斯语的音译，原意为杏。此果唐代已传入中国，有记载说：“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状如桃子而偏，故谓之偏桃。其肉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195]“婆淡”即“八担”的异译。这种果品在元代大概仍由“回回田地”输入中国[196]。元代的“回回田地”泛指西亚、非洲信奉伊斯兰教民族居地，包括今天的伊朗、阿拉伯国家在内。还有一种必思答，“味甘，无毒，调中益气，其果出回回田地”[197]。

[1]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2] 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谷》。

[4]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5]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镇江路秋租有粳米、白粳米、籼米之分，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秋租》。

[6]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谷》。

[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

[8] 忽思慧：《米谷品》，《饮膳正要》卷三。

[9] 万历《金华府志》卷七《贡赋》。

[10] 吴师道：《送人贡粳米入京》，《吴礼部集》卷二。

[11] 刘秉忠：《峡西》《鹤州南川》，《藏春诗集》卷一。

[12] 《元一统志》卷七《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赵万里校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60页。

[13] 陶宗仪：《称地为双》，《辍耕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文集》卷八一。

[15]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16] 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

[17]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8] 释善住：《自阳山归舟中作》，《元诗选初集·谷响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荞麦》。

[20]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21] 缪启愉：《播种》，《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卷二，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

[22]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大小麦》。

[23]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条，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中华书局影印本。

[2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粟》。

[25] 李好文：《设立屯田》，《长安志图》卷下。

[26]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

[27]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农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 《元史》卷一六六《罗璧传》。

[29] 《元一统志》卷七《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30] 姚燧：《汪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六。

[31] 姚燧：《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32]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黍》。

[33] 《析津志辑佚·物产》。

[34]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35]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36]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五谷》。

[37] 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

[38]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39]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40] 《长安志图》卷下《设立屯田》。

[41] 李逸友：《黑水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42] 梁寅：《明农轩记》，《石门集》卷一，清乾隆刊本。

[43] 贡师泰：《过仙霞岭》，《玩斋集》卷一，清乾隆南湖书塾刻本。

[4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穄、粱秫》。

[45]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二》。

[46] 《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47]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薥黍》。

[48]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

[49] 《析津志辑佚·物产》。

[50]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51]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52] 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至元《嘉禾志》卷六《赋税》。

[53]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54] 《本草纲目》卷二四《谷部·豌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55]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

[56] 《农书·农桑要诀之二·垦耕篇》。

[57]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58] 《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59]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60]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61]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见《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

[62] 胡助：《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一。

[63] 《析津志辑佚·风俗》。

[6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

[65] 杨瑀：《山居新语》，《武林往哲遗著》本。

[66]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卷二《食疗诸病》。

[67]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首》，见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68]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69]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70] 《析津志辑佚·风俗》。

[71] 《朴通事谚解》，第6、121页；《老乞大谚解》，第224页。《朴通事》和《老乞大》是高丽王朝时代后期的汉语教科书，其中有大量反映元朝社会生活的资料。两书均有《奎章阁丛书》本。

[72] 《文忠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73] 孔齐：《屠刽报应》《金陵二屠》，《至正直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4] 孔齐：《不食糟辣》，《至正直记》卷三。

[75]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76] 《元典章新集·刑部·头匹》，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77]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

[7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

[79]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6—347页。

[80]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屠杀》。

[81] 孔齐：《议肉味》，《至正直记》卷三。

[82] 姚守中：《牛诉冤》，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9—321页。

[83] 《元典章》卷五七《工部十七·禁刑》。

[84] 方龄贵：《〈通制条格〉释词五例》，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2页。

[85]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屠禁》。

[86]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87]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屠禁》。

[8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89]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七·禁刑》。

[90]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农桑》。

[91] 王结：《善俗要义》，《文忠集》卷六。

[92] 《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五·畜养篇》。

[9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94] 大德《昌国州志》卷四《叙物产》。

[95]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96] 王恽：《董侯承旨扈从北回……书六绝》，《秋涧文集》卷三二。

[97] 《析津志辑佚·物产》。

[98] 《通制条格》卷二八《围猎》。

[99] 《元典章》卷三八《工部十七·违例》。

[100] 《通制条格》卷二八《围猎》。

[101] 《元典章》卷三八《工部十七·飞放》。

[102]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围猎》。

[103] 孔齐：《不食糟辣》《喜啖山獐》，《至正直记》卷三。

[104]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禽品》。

[105]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106] 《蒙古秘史》卷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7]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按这里所记土拨鼠的蒙古名称为“索古尔”，似有误。

[108]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109]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0]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111]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2] 记载中一个例外是有犀牛，疑非中国出产。

[113] 《析津志辑佚·物产》。

[114] 《饮膳正要》卷三《禽品》。

[115] 《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116] 至正《四明续志》卷六《土产》。

[117]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鱼》。

[118] 《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119] 《元史》卷一六九《刘哈剌八都鲁传》。

[120] 《析津志辑佚·物产》。

[121] 《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122]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水族》。

[123] 《至正直记》卷四《海滨蚶田》。

[124] 刘诜：《庐陵十景·小洲暮渔》，《桂隐诗集》卷二。

[125] 《析津志辑佚·城市街市》。

[126] 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

[127] 《吴兴金石记》卷一三《重修东岳行宫记》碑阴。

[128] 见《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29]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四、五。

[130] 《饮食须知》卷三《菜类》。其中有些是野菜，有些则是海菜（如鹿角菜、石花菜、海苔等），后者实际上不能算蔬菜。

[131]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圭斋文集》卷四。

[132] 许有壬：《上京十咏·白菜》，《至正集》卷一三；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133]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35]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6] 许有壬：《上京十咏·芦菔》，《至正集》卷一三。

[13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8]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39]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40]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41]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42] 刘崧：《北平十二咏》，《槎翁诗集》卷四。

[143]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蔬属》。

[14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

[145]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蔬属》。

[146]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蔬属》。

[147] 至顺《镇江志》卷四《物产》。

[148] 《农书》关于葱的介绍有不准确的地方，参看《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第130页。

[149]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0]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

[151]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2]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53]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4] 《饮食须知》卷三《菜类》。

[155]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56] 《本草纲目》卷一六《草部》。按，至顺《镇江志》、大德《南海志》、《饮食须知》均将葵列于菜类。

[15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

[158]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59] 弘治《保定府志》卷七《食货三·土产》，这是明代的记载，元代亦应相同。

[160] 《析津志辑佚·物产》。

[161] 《朴通事谚解》卷中，第205—206页。

[162]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63] 《本草纲目》卷二六《菜部·胡萝卜》。

[164] 绍定《澉水志·物产门·菜》。

[165]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66]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67] 《析津志辑佚·物产》。

[168] 《饮膳正要》卷三《菜品》。

[169] 马祖常：《小圃记》，《石田先生文集》卷八，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0] 《朴通事谚解》卷中，第204—205页。

[171] 许有孚：《蔬圃》，《元诗选》初集丙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2] 黄玠：《时雨既洽，园蔬并茂》，《弁山小隐吟录》卷一。

[173]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74] 《农书·百谷谱集之五》。

[175]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176]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六、七、八。

[177] 《饮膳正要》卷三。

[178] 《饮食须知》卷四。

[179] 《析津志辑佚·物产》。

[180] 至元《嘉禾志》卷六《物产》。

[181]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182] 大德《昌国州志》卷四《叙物产》。

[18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84]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185]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七、八。

[186]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

[187]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按，《析津志》数处提到“御黄子”，用作太庙祭品。应即“御黄李”。见《析津志辑佚》，第219、225页。又，《朴通事》记各种果品，有“玉黄子”，应即“御黄子（李）”。见《朴通事谚解》卷上，第12页。

[188] 《农书·百谷谱集之六·梅杏》。按，《朴通事》载：“如今却早有卖的拳杏么？”疑即指“金刚拳杏”。见《朴通事谚解》卷上，第15页。

[189] 《农书·百谷谱集之八·果属·木瓜》。按，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载：“木瓜，实小而酢，人家园馆中或种之，比宣城则为劣矣。”

[190] 孔齐：《宣城木瓜》，《至正直记》卷三。

[191] 《析津志辑佚·物产》。

[192] 《元一统志》卷九《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193]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等处行中书省》。

[194] 《饮膳正要》卷三《果品》。

[195] 《本草纲目》卷一八《木篇》，“四部丛刊”本。

[196] 大德《南海志》所载《舶货》中有“巴淡子”，疑即八担仁，见此书卷七。

[197] 《饮膳正要》卷三《果品》。

第二章 元代的食品加工

第一节 粮食加工

一 原粮的加工

各种粮食作物收获后，所得原粮，要做不同的处理。稻、麦先要脱壳。脱壳以后的稻米才可食用。麦子则需加工去麸，然后成面粉。粟、黍等亦须经一定的加工。脱壳的工具，主要是砻。加工稻米的工具，主要有杵臼、碓、碾等；加工麦子的工具，主要是磨（图2-1）。杵臼是用手握杵舂米，碓是“舂器”，用石，即以简单的机械装置，依靠人的重量带动石杵加工稻米，节省人力（图2-2）。碾是石制工具，有的利用人力，有的利用畜力（图2-3）。民间的碓、碾一般都比较简单，但当时有碓，“一（指舂米容器）可舂米三石，功较常碓累倍。始于浙人，故又名浙碓。今多于津要、商旅辏集处所，可作连屋置百余具者，以供往来稻船货粜粳糯”。“磨‘多用’畜力挽行，或借水轮；或掘地架木，下置轴，亦转以畜力，谓之‘旱水磨’，比之常磨特为省力。凡磨上皆用漏斗盛麦，下之眼中，则利齿旋转，破麦作麸，然后收之筛罗，乃得成面。世间饼饵自此始矣”[1]。

图2-1 王祯《农书》中的磨

图2-2 王祯《农书》中的碓

图2-3 王祯《农书》中的辊辗

元代北方河渠旁，多有权势之家设置碾磨，利用水力进行粮食加工（图2-4）。如怀孟路（路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广济渠，全长六百七十七里，经过五县，“引沁水以达于河”。修成“二十余年后，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壅遏水势”[2]。大都通惠河也是人工开凿而成，以通漕运，“今各枝（指元朝贵族）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3]。可见水碾、水磨之盛。这些水磨、水碾显然不只是满足权豪之家本身生活的需要，主要应是一种经营牟利的活动。

图2-4 王祯《农书》中的水轮三事

大都除通惠河的水碾外，“西山斋棠村有水磨，日夜可碾三十余石”。又有碾坊，“以牛、马、驴、骡拽之，每碾必二三匹马旋磨，日可二十余石”。又有旱碾，“半边石槽，如月样，数人相推，力难而未熟”。还有纺纱碾、引纱碾等名目[4]。杵臼仍然相当普遍，因为对解决一家一户吃饭比较方便（图2-5）。诗人胡助写他在大都的生活时说：“近午不出门，舂米始朝饭。”[5]既可见小官（他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生活之清苦，又可知一般家庭仍以自己舂米为主。大都的地方志亦说：“都中自以手杵者，甚广。”[6]宫廷中粮食加工则另有一番气象。宫廷中食用的米称为圆米，经过特殊的加工。“计粳米一石，仅得圆米四斗”[7]。精加工舍弃比例之大是惊人的。宫廷中的磨亦与众不同，“国朝尚食局上供面磨，磨置楼上，机在楼下，驴之蹂践，人之往来，皆不相及，且远尘土臭秽。……乃巧人瞿氏所作也”[8]。

图2-5 王祯《农书》中的杵臼图

二 稻米食品

稻米主要加工成为饭或粥供食用。稻谷“舂而为米，洁白可爱，炊为饭食，尤为香美”。但在稻米中，主要用来炊饭的是粳米[9]。粥又称水饭。贫穷人家吃粥是为了节约粮食，“都（大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10]。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描写富家子弟扬州奴破产后，一家住在窑中，饥寒交迫，无奈只好出门，想找旧相识“寻些米来”，“熬粥汤吃”[11]。这里的描写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但富贵人家和老、弱、病人吃粥，则作为保健食品，常以米和肉、蔬菜、果实、药物或滋补品同熬。在宫廷中，作为“食疗”之用的有羊骨粥、猪肾粥、枸杞羊肾粥、山药粥、酸枣粥、生地黄粥、荜拨粥、良姜粥、吴茱萸粥、莲子粥、鸡头粥、桃仁粥、萝卜粥、马齿菜粥等[12]。民间流行的保健医学著作《寿亲养老新书》登载的粥名更多，有四十余种，部分与宫廷中的粥名相同。将宫廷与民间加以综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加入肉类的粥。肉粥以动物食材居多，有羊骨粥、猪肾粥、枸杞羊肾粥、鹿肾粥、乌鸡膏粥、雀儿粥、雌鸡粥、羊肉粥、羊脊粥、鹿头肉粥、猪蹄粥。与鱼类同熬的有鲤鱼脑髓粥、鲫鱼粥、鲤鱼粥。

（2）加入蔬菜的粥。有山药粥、萝卜粥、马齿菜粥、蔓菁粥、薤白粥、紫苏粥、马齿实伴葱豉粥。

（3）加入果实的粥。有酸枣粥、莲子粥、鸡头粥、桃仁粥、郁李仁粥。

（4）加入药材的粥。有生地黄粥、荜拨粥、竹叶粥、良姜粥、吴茱萸粥、苍耳子粥、栀子仁粥、石英水煮粥、椒面粥、桂心粥、麦门冬粥、陈橘皮粥、豉心粥、桑耳粥、阿胶粥、滑石粥、牡丹粥、苎麻粥、苏麻粥、茯苓粥、枸杞叶粥。药材主要是植物，但阿胶用驴皮制成，石英水煮粥所用石英、磁石，滑石粥所用滑石，则是矿物[13]。

元代的粥多种多样，被认为是食疗的一种有效手段。以上列举的各种粥，都是用米同熬的，多数用粳米，也有一些用糯米。除了米和粥名表明的肉、菜、果、药材之外，往往还掺入其他材料，以求更好达到食疗的效果。例如宫廷中的羊骨粥，在“羊骨一副全者挝碎”之外，还要加陈皮、良姜、草果、生姜。猪肾粥在猪肾、粳米之外，再加草果、陈皮、缩砂。糯米有黏性，偶尔用来做饭、粥，常用作造酒的材料，制作粽子、米团等食品。

三 小麦食品

“小麦磨面，可作饼饵，饱而有力，若用厨工造之，尤为珍味。”[14]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加工的食品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面条、馒头、蒸饼、烧饼、馄饨、扁食（饺子）、子等。以面条来说，宫廷饮食中有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经带面、羊皮面等[15]。民间经常食用的面条有水滑面、经带面、索面、托掌面、红丝面、翠缕面、山药面、勾面等。面条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面粉内加入适量的油、盐，和水成团，擀成薄饼，切成条形，煮熟后再加浇头，或在各种汤汁中煮成食用。上面所说的索面和挂面应是一回事，即擀好后晒干的面条。所谓水滑面就是现擀现煮的面条。经带面则是“擀至极薄，切如经带样”的面条，煮好后“泼汁任意”，也就是可以加浇各种卤汁[16]。水滑面、经带面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所以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又有“水滑经带面”之称[17]。宫廷中的经带面便以羊肉和蘑菇为卤，加胡椒、盐、醋调和。还有“细水滑”一名，是以“白面六斤作水滑”，另以羊肉、鸡儿（一个，熟切丝）和半斤蘑菇作卤，加胡椒、盐、醋调和[18]。宫廷饮食中的春盘面也属于这一种，即在面煮熟后，浇以羊肉、羊肚、羊肺、鸡子和韭黄、蘑菇等物制成的卤。另一种是将其他食品研成泥，或取其汁、肉，和入面中，再将面擀开，切成条形，煮熟后即可食用，有的还要加卤。如宫廷中的山药面，便是“用山药三斤煮熟研泥成面”，另以羊肉打卤。民间的山药面亦同。红丝面则是以鲜虾“擂烂”，和入面中。翠缕面是以嫩槐叶研汁，和入面中。勾面则用萝卜煮烂和面。如此等等[19]。

和面条相近的有子、馎饦、拨鱼，都要在沸水中煮熟而后食用，因而同称为“湿面食品”[20]。子又写作粸子、棋子。宋代开封、杭州饮食中均有此名，在“面食名件”之列[21]。元代子显然是前代的延续。关于子的制作，历来说法不一。实际上，直到近代山东民间还有棋子面，是一种面片，它与一般用手抻揪的面片区别在于用刀切割成一定形状[22]。以“棋子”为名，原来应是其形状似棋子，但是后来发展成多种形状，仍以“棋子”为名。元代宫廷中有“水龙子”，用“白面六斤，切作钱眼棋子”。“其形状应如钱眼”（方块）[23]。高丽汉语教科书中所记大都饮食有象眼棋子、柳叶棋子，显然也是以其形状命名的[24]。子用面制作时常加一些调味品，如蜀椒、胡椒、茴香、肉豆蔻等，有的还要掺入其他食物（山芋、木瓜等），或在沸汤内煮熟食用，或以肉、蔬菜制成汁，再将子加入，煮熟后连汁食用。上述“水龙子”，便以羊肉、鸡子、山药、胡萝卜等作汁，再将子加入，吃用时还要以胡椒、盐、醋调和[25]。民间的“山芋面棋子”是以生山芋（芋头）研烂绞过、苎麻根去皮捣烂，研匀和大麦面一起，“细切如棋子大，于葱、薤羹汁内煮熟，旋食之”[26]。而“羊肉面棋子”则以小麦面、肉豆蔻、毕拨、胡椒、蜀椒“拌匀，以水和作棋子。用精羊肉四两细切，炒令干。下水五升，入葱薤白各五茎细切，依常法煮肉，以盐、醋调和。候熟，滤去肉，将汁煮棋子，空腹热食之”[27]。其他如木瓜面棋子，制法与山芋面棋子同；豕肾棋子，制法则类似羊肉面棋子。比较有特色的是米心棋子，以凉水和面，加盐，“擀至薄，切作细棋子，以密筛隔过。再用刀切千百次，再隔过。粗者再切”。煮熟后入凉水盆内搅转，“捞起，控干”。浇以“麻汁加碎肉、糟姜末、酱瓜末、黄瓜末、香菜等”[28]。

馎饦在古代农书《齐民要术》中已有记载，是水煮面片。宋代欧阳修说：“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馎饦矣。”[29]可见馎饦就是汤饼。元代民间食品中有山芋馎饦、玲珑馎饦、油面、鸡子馎饦、赤石脂馎饦、黄雌鸡馎饦、椒面馎饦等多种名目，都是以各种物料加入面中，擀开后下锅煮熟食用。例如，山芋馎饦是将煮熟的山芋（现在的芋头）擂烂，和入面中，擀开后“阔细任意”，煮熟后“汁任意”。玲珑馎饦则在面中加入“剉碎”的“羊肾生脂”，“擀切作阔面，下锅煮”[30]。椒面馎饦则是“以（蜀）椒末和面搜作之，水煮，下五味调和食之”[31]。馎饦与子的制作大体相似，其区别是子有一定形状，而馎饦的形状可以随意而作。宫廷饮食中有“山药饦”，以“面二斤，山药二斤，煮熟研泥搜面作饦”，另以羊骨、萝卜、葱白等物“同煮取汁澄清滤去粗”。再以饦入汁中煮熟即可食用[32]。这种“饦”应该就是馎饦的简称。

“拨鱼”的制作，现在民间尚存。它是一种简便的食品，即将面调成糊状，拨入沸水中，煮熟即可食用。面糊入沸水形似鱼，因此得名。如“山药拨鱼”，便以“白面一斤，豆粉四两，水搅如稠煎饼面，入擂烂熟山药，同面一处搅匀，用匙拨入滚汤，候熟，燥子汁食之”。燥（臊）子汁就是肉汁。玲珑拨鱼则“以肥牛肉或羊肉半斤，碎切如豆，入糊搅匀”，其余制法同“山药拨鱼”[33]。

可以归入“湿面食品”的还有扁食和馄饨。扁食就是饺子。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记，使臣来到驿站，命站中人员“将那白面来，捏些扁食”。又记大都午门外饭店备有各种食品，其中亦有扁食[34]。可见颇为流行。馄饨是将面和好以后，“撧色（折断）为小剂。豆粉为（防止面团黏合的生面），骨鲁捶擀圆，边微薄，入馅，蘸水合缝。下锅时，将汤搅转，逐个下，频洒水。……候熟供。馅子荤素任意”[35]。吏部郎中乔仲山“家制馄饨得法，常苦宾朋需索”[36]。馄饨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另一类面制食品，是蒸熟后食用的，在当时称为“干面食品”，有馒头、包子、角儿、奄子、兜子、稍麦、经卷儿、饼（蒸饼）等。馒头、包子、饼、经卷儿都是用小麦面发酵后制作的。宫廷饮食著作中记：“饼（经卷儿一同）”以白面、小油、小椒、茴香和成。“隔宿用酵子、盐、减温水一同和面，次日入面接肥，再和成面，每斤作二个入笼内蒸。”[37]饼又作蒸饼，也就是前代的炊饼，没有馅的发面食品。大都“诸蒸饼者五更早起，以铜锣敲击，时而为之”。“经纪生活匠人等，每至晌午，以蒸饼……为点心。”[38]元代杂剧中亦有“蒸饼”的记载。一个贼人“在蒸作铺门前过，拿了他一个蒸饼”[39]。一对穷夫妻，想吃“水床上热热的蒸饼”[40]。这些都说明蒸饼是常见的大众化的食品，“蒸作铺”显然是制作并出售蒸饼一类食品的店铺，“水床”就是指蒸锅上的笼屉。经卷儿就是现在通行的花卷，其制作方法与饼基本相同，这就是上引“饼（经卷儿一同）”的意思。当然，两者的形状是有区别的。高丽汉语教科书中记大都饭店有“麻尼汁经卷儿”[41]，就是现在的麻酱花卷。

当时的馒头是将面粉发酵后，“擀作皮，包馅子”，“然后入笼床上，蒸熟为度”[42]。包子制作方法大体相同。宫廷饮食中有仓馒头、鹿奶肪馒头、剪花馒头、天花（菌类）包子等[43]。仓馒头是以“羊肉，羊脂、葱、生姜、陈皮，各切细”，加入“料物、盐、酱，拌和为馅”。其他馒头、包子亦均有馅。民间的包子、馒头亦有多种名目，所用除羊肉、豕肉外，还有鱼肉[44]。元代的一篇散曲描写牛被宰杀后，牛肉“或是包馒头待上宾，或是裹馄饨请伴侣”[45]。说的是牛肉馅馒头。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提到羊肉馅馒头[46]。既然同是有馅的发面制品，为什么有馒头和包子之别？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有人认为“可能以形体大小为区别”[47]。稍麦也见于高丽的汉语教科书[48]，就是现代的烧卖，也是有馅、蒸熟后食用的面食，但形状与包子、馒头有别。

角儿、兜子、奄子也是比较流行的面制食品。宫廷饮食中有水晶角儿、酥皮奄子、撇列角儿、时萝角儿、荷莲兜子等名目[49]。民间有鹅兜子、杂馅兜子、蟹黄兜子、荷莲兜子等[50]。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提到水精角儿[51]。至元十一年（1274）二月，大都路（路治今北京）居民“潘贵等买吃角子、烧饼，不肯还钱”，引起一场刑事案件[52]。可见角子（儿）与烧饼同为大众化食品。宫廷饮食中的水晶角儿“用豆粉作皮包之”；酥皮奄子“用小油、米粉与面同和作皮”；撇列角儿“白面作皮”；时萝角儿“用白面、蜜与小油拌入锅内，滚水搅熟作皮”，荷莲兜子“豆粉作皮”。民间的饮食著作记载，兜子是“每粉皮一个，切作四片，每盏铺一片，放馅，折掩盖定，笼内蒸熟供”。馅则各异。各种角儿则都是擀皮包馅之后，“捏成角儿”，熟后食用的。可以认为，兜子、角儿都是包馅的面粉制品（也可以用豆粉制作或掺入适量的豆粉），但是形状有别，兜子是“折掩盖定”，而角儿则是“捏成角儿”的。兜子是蒸熟的，角儿有的蒸熟食用，有的则是烤熟的。奄子的具体形状不详。南宋时，杭州饮食中有餣子、江鱼兜子、市罗角儿、诸色角儿[53]，餣子显然与奄子是一回事，“市罗角儿”就是时萝角儿，可见元代的此类食品都是前代的延续。

还有一类面制品，是烤、煎后食用的。上述角儿中有不少便是烤熟食用。如撇列角儿，“鏊上炮熟”[54]。“驼峰角儿”，“入炉嫩煿熟供”。烧饼的制法是：“每面一斤，入油半两，炒盐一钱，冷水和搜，骨鲁棰砑开，鏊上煿得硬，煻火内烧熟极脆美。”这里说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上烙，这样的烧饼硬；一种是放在热灰中煨熟，极脆美。还有一种名为白熟饼子，掺有部分发酵的面和饧、蜜等，“用骨鲁棰擀开，入红炉煿熟，鏊中亦可。擀饼入蜜少许不脆硬”[55]。实际上亦可归入烧饼一类，其制作方法一种是在炉中烤熟，一种是在上烙。宫廷中有黑子儿烧饼、牛奶子烧饼。黑子儿即黑芝麻[56]。据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记载，大都烧饼有芝麻烧饼、黄烧饼、酥烧饼、硬面烧饼等名目[57]。芝麻烧饼是表面上沾有芝麻；酥烧饼因面中掺有较多的油脂，烤熟后发酥。硬面烧饼应是未加其他物料的普通烧饼，黄烧饼不详。烧饼是大众化的食品，大都“经纪生活匠人等”在午间常以此为点心[58]。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记载高丽商人前往大都经商，路上遇到“汉儿”商人，一起到了离大都不远的夏店。众人商量：“咱们吃些什么茶饭好？”高丽商人说：“我高丽人，不惯吃湿面，咱们吃干的如何？”同伴说：“这们时，咱们买些烧饼，炒些肉吃了。”买的烧饼有些是冷的，便吩咐饭店伙计：“热的留下着，我吃，这冷的你拿去。炉里热着来。”[59]这段有趣的描述，说明烧饼是常见的食品，也证明了上面所说“湿面”“干面”是当时流行的说法。

煎饼，“白面二斤半，冷水和成硬剂，旋旋添水调作糊，铫盘上用油摊薄煎饼”，制法和现在的煎饼相同。煎饼亦可用豆粉。以蛋黄、蛋清分别加豆粉调和，摊成煎饼，色呈金黄和银白，便称为金银卷煎饼。煎饼可以加馅再煎食用[60]。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提到“煎饼”，又有“软肉薄饼”一名[61]，可能就是煎饼加上煮得很烂的肉，就成为“软肉薄饼”。

此外，小麦亦可在脱壳以后，煮成粥饭食用。宫廷饮食中有小麦粥，便是用小麦仁煮成的，“或炊作饭，空腹食之”[62]。元代贫苦农民的生活是“麦饭稀稀野菜羹”[63]，麦饭应该就是小麦仁煮成的饭。

四 其他粮食食品

大麦“可作粥饭，甚为出息”[64]。也就是说在脱壳以后，加水煮成粥、饭食用。宫廷饮食中的大麦汤，便是用“大麦仁二升，滚水淘洗净”，和羊肉等物煮熬而成的。大麦亦可磨成面粉，加工食用。宫廷中有大麦筭子粉，以大麦粉和豆粉混合制成[65]。民间食疗方有半夏拨刀，以大麦面和半夏、桂混合制作[66]。总的来说，大麦在食用方面和小麦相差很大，用途有限。

荞麦分布地区很广，在北方山后地区，荞麦“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尚，供为常食”[67]。这里讲的是两种食用方法：一种是像小麦面一样，“摊作煎饼”；另一种是像“汤饼”（面条）一样，“谓之‘河漏’”。“河漏”又作“合落”“饸饹”“合酪”。元代杂剧《西游记》中村农请社火前来表演，“请他吃分合落儿”，“子面合落儿带葱薤”[68]。“子面”就是荞麦面。“河漏”“滑细如粉”，实际上形状类似面条，是将荞麦面粉揉和成团后，用木制工具压挤而成的，一直到现在，北方不少地区仍有此食品。荞麦“中土、南方农家亦种，但晚收。磨食，溲作饼饵，以补面食，饱而有力，实农家居冬之日馔也”[69]。煎饼、河漏的制作在淮河以北都很普遍，但在江、淮以南则似少见。大都有软子饼[70]，说明江、淮以北亦用荞麦面制作干面食品。

粟一般用来煮粥、饭食用。宫廷食疗中的荆芥粥、麻子粥都用白粟米[71]；民间食疗的人参粥、竹沥粥、雀儿粥、粟米粥也用粟米。黍“可以酿酒，又可作馔粥，黏滑而甘，此黍之有补于艰食之地也”。“赤黍米黄而黏，可蒸食，白黍酿酒，亚于糯秫。”[72]这就是说，黍米除煮粥、饭外，还可以蒸食。大都“有以黄米作枣糕者，多至二三升米作一团，徐而切破，称斤两而卖之”[73]。应即指此。民间食疗有黍米粥[74]。粱米常用来熬粥，宫廷饮食中有粱米淡粥，即用粱米熬成，其他如乞马粥、汤粥，亦用粱米[75]。民间食疗诸方中，用青粱米的为数甚多[76]。

豆类加工食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其大豆之黑者食而充饥。黄豆可作豆腐，可作酱料。白豆、粥、饭皆可拌食。”小豆中的菜豆，“人俱作豆粥、豆饭，或作饵为炙，或磨而为粉，或作曲材。其味甘而不热，颇解药毒，乃济世之良谷也”[77]。其他如赤豆、白豆、豇豆、豌豆等，亦可作粥、饭。宫廷饮食中大量使用豆粉。水晶角儿、荷莲兜子均用豆粉作皮。大麦筭子粉用“大麦粉三斤、豆粉一斤同作粉”，糯米粉粉用“糯米粉二斤与豆粉一斤同作粉”，鸡头粉雀舌子“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同和切作子”；鸡头粉血粉“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羊血和作粉”；鸡头粉撧面“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白面一斤同作面”；鸡头粉粉“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同作粉”；鸡头粉馄饨“用鸡头粉二斤、豆粉一斤作枕头”；以上是以豆粉和大麦粉、糯米粉、鸡头粉混合作粉、粉、面、枕头（馄饨皮）加工食用。所谓“粉”“粉”，应该就是今天粉丝一类食品[78]。在民间饮食中，豆粉可做煎饼、山药拨鱼等[79]。制作豆粉的，应是菉豆，也可能有其他豆。还有豌豆，“蒸者，皆可便食……今山西人用豆多麦少磨面，可作饼饵而食”[80]。此外还有回回豆，宫廷饮食中使用很广，常用来与羊肉、草果等一起熬汤，再加入他物。与回回豆有关的，大多应是外来的食品。

元代杂剧中常见“粉汤馒头”之名。如，“我的馒头粉汤蒸的熟”，“先请些儿粉汤……请个馒头儿看”[81]。“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馒头。”[82]两种高丽汉语教科书中都提到“粉汤馒头”，《朴通事》说，宴会时上汤，第七道是粉汤馒头。光禄寺衙门“好汤食”，吃酒以后，“吃稍麦粉汤”[83]。《老乞大》记，“做汉儿茶饭”，“第七道粉汤馒头”[84]。“粉汤”是与馒头或稍麦搭配的。粉是“漏下”的，显然是指菉豆粉丝而言。因此，当时流行的粉汤，应是粉丝汤，也就是上面所说宫廷饮食中的“粉”或“粉”。

五 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主食

原来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以肉、乳为主要食物，几乎不吃粮食。与周围农业地接触较多后，粮食在他们的饮食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13世纪40年代到达蒙古的教皇使节说：“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供食用的草本植物、蔬菜或任何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只有肉……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做得如此之稀，以致他们不能吃它，而只能喝它。他们每个人在早晨喝一二杯，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85]当然，这讲的是一般人的生活，贵族将领不在此列。到了50年代，西方使节鲁不鲁乞在他的关于蒙古的报道中说：“至于他们的食物，我必须告诉您，他们不加区别地吃一切死了的动物。……他们用一只羊的肉，可以供给五十个人或一百个人吃。”在夏天，蒙古人只喝奶。在旅途中，他们早上能喝到小米粥，晚上有肉吃。到达蒙哥汗营帐时，供给他们的是羊肉和小米。做礼拜时，给教士们炒过的小米吃。鲁不鲁乞曾看见蒙哥汗喝“一种流质食物，这是一种面糊做成的食物，可使头脑舒适”。后来，为他们提供了面粉。蒙哥汗回到哈剌和林（蒙古国的都城，在今蒙古国额尔德尼昭附近）宫殿，外来的教士向他献上“两小块祝福过的面包和水果”，他吃了一块，把另一块送给别人。哈剌和林城的“东门出售小米和其他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86]。从鲁不鲁乞的记载来看，到13世纪中期，粮食在草原上的蒙古人饮食结构中已有一定地位，但所占比例仍是很小的。另一方面，13世纪上半期，许多蒙古人因战争及其他原因迁居中原及其他农业地区，他们的饮食方式受到农业地区居民的影响，粮食比重有所增加。窝阔台汗元年（1229）十一月颁布的圣旨，要各州城向“使臣人等”供应饮食，标准是“每人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九年（1237）八月的圣旨说，使臣到城，“应付诸牛马、羖等肉，不肯食用，须要羊肉，纵与羊肉，却又称瘦”。圣旨重申原来的规定，不许随便索要[87]。显然，进入农业区以后，物质生活条件起了变化，饮食生活方式不能不相应发生变化。蒙古国朝廷的这些规定，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

忽必烈登基（1260），以大都为都城，大批蒙古人来到农业地区，来到城市，他们的饮食生活方式必然发生变化。粮食在他们的饮食结构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但是，由于蒙古人原来很少吃粮食，除了熬粥以外谈不上有什么加工方式。来到农业地区和城市以后，他们的粮食加工方式，受汉族的影响最大，其次则受回回（来自中亚和西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写作于元代中期（1330）的宫廷饮食大全《饮膳正要》中所开列的粮食加工品种，以汉族传统食品为主，如面条、蒸饼、烧饼、角儿、兜子等，也有不少回回食品，如秃秃麻食。又有“搠罗脱因”“系畏兀儿茶饭”，畏兀儿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还有一些主食品种，显然不是汉族食品，但难以断定其来源。例如“马乞”，“系手搓面，或糯米粉、鸡头粉亦可”。用“白面六斤作马乞”，加羊肉炒成。还有前面提及不少以回回豆子和草果、羊肉熬汤的粉、粉、面、血粉，也应是其他民族的食品。宫廷如此，其他内迁的蒙古人也应如此。至于仍然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他们的饮食方式变化不大，吃的粮食仍是有限的。

元代大批回回人东来，大江南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回回人是今天回族的祖先。他们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方式。元代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描写回回人家“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那婆娘和了面，可做那水答饼，煎一个，吃一个。”[88]水答饼显然是油煎面饼。“水答”的含义有待研究。秃秃茶食就是上面所说的秃秃麻食，“系手撇面，补中益气”，用羊肉炒，加各种调料[89]。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亦有记载，《老乞大》记“汉儿茶饭”第六道为“灌肺、蒸饼、脱脱麻食”[90]。《朴通事》记使臣到驿站，站上供应白面，除了扁食之外，“撇些秃秃么思”[91]。民间饮食著作中亦载有此物：“秃秃麻失，如水滑面，和圆小弹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薄饼儿，下锅煮熟，捞出过汁，煎炒酸肉，任意食之。”并将它收在“回回食品”之列[92]。秃秃茶食、秃秃麻食、脱脱麻食、脱脱麻失均为同音异译（tutumaš），“这是一种14世纪突厥人中普遍食用的面条……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烹饪书籍中也都有其名”[93]。从上面几条资料可以看出，秃秃麻食在当时是流行的，上至宫廷，下及民间，不仅蒙古人而且汉人（杂剧中“那婆娘”就是汉人）都喜欢食用。可能因为在汉人中已普遍流行，所以《老乞大》的“汉儿茶饭”中将它也列入了。民间饮食著作的“回回食品”中的“设克儿匹剌”“八耳塔”“哈尔尾”“古剌赤”“即你匹牙”都是用面粉或豆粉加蜜及各种果仁制作的糕点类食物，此外还有“卷煎饼”和“糕糜”，前者是以各种果仁细切，“用蜜、糖霜和，加碎羊肉、姜末、盐、葱调和作馅，卷入煎饼，油炸焦”。制作方法和汉族传统煎饼相似，但馅兼有甜、咸，另有特色。后者是将“羊头煮极烂，提去骨，原汁内下回回豆，候软，下糯米粉，成稠糕糜。下酥、松仁、胡桃仁，和匀供”。这是一种米粉糊。上面几种“回回食品”名称用音译，这两种名称则是用汉文食品名称意译了。但是这些食品似乎在当时并未为其他民族广泛接受。

上面说到宫廷饮食中有畏兀儿人的“搠罗脱因”，它以“白面六斤和按作钱样”，加羊肉、羊舌、山药、蘑菇、胡萝卜、糟姜，“用好酽肉汤同下炒，葱、醋调和”。和秃秃麻食很相似[94]。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对畏兀儿人的粮食制作可以说一无所知。民间饮食著作中的“女直（真）食品”有“柿糕”“高丽栗糕”两种。前者用糯米一斗，大干柿五十个同捣为粉，加于煮枣泥拌捣，用马尾罗筛过，上甑蒸熟，再加入桃仁、胡桃仁杵成团，用蜜浇食。后者将栗子阴干去壳捣为粉，再加糯米粉拌匀，蜜水拌润，蒸熟食用[95]。两种都属于糕点一类，可以算是粮食的加工品。“高丽栗糕”顾名思义应是高丽的食品，显然是女真人从高丽学得，时间一长，成了本民族有代表性的食物。

第二节 菜肴烹饪

一 宫廷菜肴

元代宫廷菜肴，在《饮膳正要》中有详细记载。它以蒙古传统食物和回回食品为主，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菜肴。以肉类制品为主，肉类中又以羊为主。

在宫廷饮食中，羊的各部位都可用于菜肴的制作。羊肉应用最广，各种汤、羹都可用羊肉熬成，有十余种之多。羊皮、羊肝、羊肚、羊心、羊肺、羊尾子、羊胸、羊舌、羊腱子、羊腰子、羊苦肠、羊头、羊蹄、羊血、羊脂、羊髓、羊辟膝骨、羊肾、羊骨，可以说除了羊毛、羊角以外，羊身上的一切，都被用来制作菜肴。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用羊皮制作的“盏蒸”“羊皮面”，用羊血制成的“血丝”，用羊肝制成的“肝生”，以及“柳蒸羊”等。“盏蒸”是“挦羊背皮或羊肉，加草果、良姜、陈皮、小椒、杏泥等物同炒，五味调匀，“入盏内蒸，令软熟，对经卷儿食之”。“羊皮面”实际上不是一般所说的面条，而是以“羊皮二个挦洗净煮软”，加羊舌、羊腰子、蘑菇、糟姜，“用好肉酽汤或清汁下，胡椒一两、盐、醋调和”。“血丝”是以“羊血同白面依法煮熟”，加生姜、萝卜、香菜、蓼子，“用盐、醋、芥末调和”。“肝生”实际上是生肝，以“羊肝一个水浸切细丝”，生姜、萝卜、香菜、蓼子各切细丝，“用盐、醋、芥末调和”。“柳蒸羊”是“于地上作炉三尺深，周回以石，烧令通赤，用铁苞盛羊上，用柳子盖覆土封，以熟为度”[96]。其他记载中有“烧羊火炕”一名，和“柳蒸羊”应是一回事[97]。用此法制成的羊肉极烂，“不消割切与煎熬”，到口就化[98]。

宫廷饮食中其他家畜制品不多，只有“豕头姜豉”“攒牛蹄”“马肚盘”“牛肉脯”“驴头羹”“驴肉汤”“乌驴皮汤”数种。家禽制品有“攒鸡儿”“炒鹌鹑”“芙蓉鸡”“生地黄鸡”“乌鸡汤”“炙黄鸡”“黄鹏鸡”“青鸭羹”等，为数亦有限。野生动物和鱼类在宫廷菜肴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有“鹿头汤”“熊汤”“炒狼汤”“盘兔”“攒雁”“烧雁”“烧水札”“鹿肾羹”“鹿蹄汤”“狐肉汤”“狡肉羹”“野鸡羹”“鹁鸽羹”“狐肉羹”“熊肉羹”“野猪肉”“獭肝羹”。以鱼类制作的菜肴有“团鱼汤”“鲤鱼汤”“鱼弹儿”“姜黄鱼”“鱼脍”“鲫鱼羹”。

利用羊身各部分制作的菜肴，有的明显是蒙古传统食品，如“颇儿必（即羊辟膝骨）汤”、“米哈讷关列孙”（用羊后脚制作）；有的应来自西亚，如“炙羊心”“炙羊腰”，都以玫瑰水浸咱夫兰（阿魏）的汁，“入盐少许”，将羊心或羊腰子“于火上炙，将咱夫兰汁徐徐涂之，汁尽为度”。这种汁显然是波斯人或阿拉伯人的习惯。又如“马思答吉汤”“沙乞某儿汤”，都应是回回食品[99]。但还有不少与羊有关的菜肴，其来源难以断定，有些很可能是蒙古、回回饮食传统混合的产品，有些则可能是蒙古、回回与汉族饮食习惯的混合。例如回回豆子与羊肉同熬，无疑出于“回回”的传统；而添加羊肉内脏，则为了适应蒙古人的口味；再添加某些蔬菜、调料，则又是汉族食品的制作手段。

其他几种家畜肉制作的菜肴，有的似可认为来自汉族，如“豕头姜豉”和几种与驴有关的菜肴；有的则难以断定其来源。以家禽制作类的菜肴，应以来自汉族的居多。但如“芙蓉鸡”，名称显然来自汉族，制作时在鸡儿、鸡子之外，加上羊肚肺、胡萝卜及生姜、杏泥等物，也是各种民族习惯的混合产品。鱼类菜肴中多数以鱼（鲤鱼、鲫鱼）加各种调味品煎、炒而成，无疑是汉族传统制作技术，但“团鱼汤”用羊肉熬汤，“鱼弹儿”（鱼丸子）以鲤鱼肉和羊尾巴（剁成泥）加调料做成丸子，显然是为适应蒙古人的口味而有所改造。以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多数应是蒙古的传统饮食，当然也有所改进，例如“炒狼汤”，《饮膳正要》有所说明：“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未闻有毒。今制造用料物以助其味，暖五脏，温中。”所用“料物”有草果、胡椒、哈昔泥、荜拨、缩砂、姜黄、咱夫兰。使用多种调味品，可见这种野生动物菜肴已有很大的改动。其他如“攒雁”“烧雁”“烧水札”以及与鹿有关的菜肴，可能源自汉族。应该说明的是，《饮膳正要》列举的菜肴，不能认为是宫廷饮食的全部。以鱼类菜肴而言，只有团鱼、鲤鱼、鲫鱼数种，而辽阳行省进贡的阿八儿忽鱼、乞里麻鱼等理应在宫廷饮食中有一席之地，却不见于此书。就野生动物而言，元朝皇帝每年春初要到大都东南柳林“飞放”，捕捉天鹅。这种动物理应是皇家庖厨的珍品，但在此书中也未涉及。忽必烈宴请南宋亡国小皇帝时有“杏浆新沃烧熊肉”，而此书所记有“熊汤”“熊肉羹”而无“烧熊肉”[100]。凡此种种，都说明《饮膳正要》的记载并不是很完备的。这可能与它重视食疗有关。凡是作者认为食疗效果不明显的，就不列入了。

除了来自蒙古、回回、汉族的菜肴外，宫廷中还有其他民族的菜肴：一种是“河西肺”，以“韭六斤取汁，面二斤打糊，酥油半斤，胡椒二两，生姜汁二合”，“用盐调和匀”，灌入羊肺之内，“煮熟，用汁浇食之”。既名为“河西”，原来应是西夏（唐兀）人的食品。一种是八不儿汤，“系西天茶饭名”。这种汤以羊肉、草果、回回豆子、萝卜同熬成汤，滤净后在汤内加羊肉、萝卜和咱夫兰、姜黄、胡椒、哈昔泥、芫荽汁等多种调味品，还有“盐少许，调和匀，对香粳米干饭食之，入醋少许”。又有一种“撒速汤”，也“系西天茶饭名”，是用羊肉、草果、官桂、生姜、哈昔泥、石榴籽、胡椒等制成的。元代的“西天”指印度次大陆。这两种用多种调料制成的“西天茶饭”，无疑是印度次大陆的食品，在元代宫廷饮食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宫廷中的家禽、家畜、野生动物、鱼类菜肴，有相当一部分只加调料烹制，用得最多的是草果，其次是胡椒、姜黄、咱夫兰、官桂、哈昔泥、生姜、糟姜、小椒等。这些调料有的是回回饮食中常见之物，有的则用于汉族饮食，而在元代宫廷菜肴中常常混合使用。宫廷菜肴中也有一部分加上蔬菜同炒、熬，用得较多的是胡萝卜、萝卜、蘑菇、葱，其次有蔓菁、韭菜、黄瓜、瓠、台子菜、芫荽等，总的来说品种不多。而且，《饮膳正要》列举的菜肴，没有一种是单纯的蔬菜制品，有的从名称上看似乎是素菜，如“葵莱”“瓠子汤”“台苗羹”，实际上都有羊肉在内。以肉食为主，忽视蔬菜，是原来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饮食特色。但是，蔬菜在宫廷饮食中的出现并占有一定比重，也反映出蒙古人在人居农业区和城市以后生活的变化。

二 民间菜肴

“民间”是相对于“宫廷”的广泛的概念。元朝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出产的物品千差万别，而有关的资料又不充分，对于当时民间的菜肴，只能作简略的说明。

民间的菜肴，可以分为荤、素两大类。荤菜中使用的家畜肉，以羊肉为主，猪肉次之，牛、马、驴肉又次之。各类家禽肉使用相当普遍。野生动物肉在北方菜肴中出现较多，南方亦常见。鱼类中海鱼制作的菜肴限于沿海地区，淡水鱼菜肴在全国都相当普遍。素菜包括蔬菜和某些豆类制品，在农业地区都很普遍，但食用蔬菜的品种因地而异。

《居家必用》的《饮食类》可以看成是当时民间比较通行的食谱。它将肉类菜肴分为“烧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肠红丝品”“肉下饭品”“肉羹食品”等几类。所谓“烧肉”，包括蒸、烤两种制作方法。“肉下酒”是供下酒用的肉制品，类似现在的冷盘。“肉灌肠红丝品”和“肉下酒”实际上差不多。“肉下饭品”是吃饭时的荤菜。“肉羹食品”就是炖肉（鱼）汤。上述分类并不科学，每类下面所载菜肴名目多少不等，有些菜肴归类亦不合适，但由此大体可知当时菜肴的制作有蒸、煮、炖、炒、烤等多种方法，有“下酒”“下饭”之分（图2-6）。

图2-6 山西平定出土的元代墓室壁画厨师图

烤是将各种动物肉（羊、獐、鹿、野鸡、鹌鹑、水札、兔、塔剌不花等）“用签子插于炭火上，蘸油、盐、酱、细料物、酒、醋调薄糊，不住手勤翻，烧至熟。剥去面皮供”。另一种是“炉烧羊”，这种羊是“全身羊”，也就是将整只羊在炉中烧烤，显然和宫廷中的“柳蒸羊”是一样的。又有酿烧鱼、酿烧羊。前者是将鲫鱼剖开洗净，腹中加肉；后者是用羊腔，内实切细的腿脚肉和羊膘，再加料物；都以“杖夹烧熟供”。显然也是放在火上烧熟的。蒸法可以“碗蒸羊”为例，将肥嫩羊肉切成片，放在盛水的碗内，加葱、姜、盐少许，用湿纸封碗面。将碗置于沸水上使碗内水沸，打开封纸加入酒、醋、酱、姜末，“再封碗慢火养”，“候软供”。

煮是制作肉类菜肴的重要方法。当时对煮各种动物（家畜、野生动物）肉已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羊肉要“滚汤下，盖定，慢火养”；“牛肉亦然，不盖”；马肉则“冷水下，不盖”。其他如獐肉、鹿肉、虎肉、驼肉、熊肉等，各有讲究。炖是将各种肉用“慢火养熟”，例如“爊鹅鸭”，是将物件洗净后先用香油炙烤，再放在“酒、醋、水三件中浸没”，加入调料，“慢火养熟为度”。“粉骨鱼”“酥骨鱼”的制作亦类似，“粉骨鱼”要将加有料物的鱼放在水（“入酒半盏”）中，“慢火养半日或一夜”，“其骨如粉”。“酥骨鱼”则先将鱼“煎令皮焦”，放在铺箬叶的锅内，加入“料物水”（有各种调料物的水），“浸没，盘合封闭，慢火养熟，其骨皆酥”。各种“肉羹食品”（如“骨插羹”“萝卜羹”“炒肉羹”“团鱼羹”等）或煮或炖。

《居家必用》中关于炒的菜肴很少，有代表性的是“川炒鸡”：“每只洗净，剁作事件。炼香油三两，炒肉，入葱丝、盐半两，炒七分熟。用酱一匙，同研烂胡椒、川椒、茴香，入水一大碗，下锅煮熟为度。加好酒些小为炒。”又有“盘兔”：将肥兔一只，“煮七分熟，拆开，缕切。用香油四两炼熟，下肉，入盐少许，葱丝一握，炒片时。却将元汁澄清下锅，滚二三沸，入酱些小。再滚一二沸。调面丝，更加活肉两勺，滚一沸。看滋味，添盐、醋少许。若与羊尾、羊膘缕切同炒，尤妙”。宫廷饮食中亦有“盘兔”，制法是“兔儿二个，切作事件。萝卜二个切。羊尾子一个切片，细料物二钱。右件用炒，葱、醋调和，下面丝二两调和”[101]。两相比较，大同小异。“盘兔”实际上就是炒兔肉，但宫廷制作时添加了萝卜。

烤、煮、蒸、炖、炒几种方法做成的菜肴，可以称之为热菜。高丽汉语教科书开列宴会上的菜肴，有烤的“烧鹅”，炒的“川炒猪肉”“炮炒猪肚”，炖的“爊烂（）蹄”，煮的“白炸鸡”“鸽子弹”，蒸的有“蒸鲜鱼”[102]。可见这些制作方法在当时烹饪中是普遍得到应用的。

热菜之外，又有现在通常所说的冷盘，当时称为“肉下酒”和“肉灌肠红丝品”。有灌肠、灌肺、肉丝、水晶脍和生吃肺肝等。灌肠一类食品有“灌肠”“马驹儿”等。“灌肠”是将“肥羊盘肠并大肠洗净，每活血勺半，凉水勺半，搅匀，依常法灌满”。蒸熟食用。“马驹儿”则是将马肠洗净，“将马肉、羊肉同川椒、陈皮、茴香、生姜、葱、榆仁酱一处剁烂，装入肠内”。“线扎煮熟，就宴上割块，又入芥末肉丝食之。”前者用羊血灌肠，后者用马肉、羊肉灌肠，实际上和今天西北少数民族的马肠子差不多。宫廷中有“马肚盘”，用“马肚肠一副，煮熟切，芥末半斤”，“将白血灌肠，刻花样，涩脾和脂剁心子攒成炒，葱、盐、醋、芥末调和”[103]。文字有难解之处，似是“白肉灌肠”“煮熟”以后，再与他物炒成。就“白血灌肠”而言，显然与上述“灌肠”相近，是另一种类型马肠子。可以认为，灌肠有两种，一种灌血，另一种灌肉。“灌肺”是在洗净的羊肺内填入生姜汁、麻泥（芝麻糊）、杏泥（杏仁糊）以及白面、豆粉、熟油，再加盐和肉汁，“灌满，煮熟”，便可食用。它和宫廷中的“河西肺”类似。肉丝是将煮熟的羊肉、鸡肉等切成丝，加上其他食物、调料而成，属于这一类的食品有“松黄肉丝”（加松仁、黄瓜丝及调料）、“韭酪肉丝”（加稠酪、生韭等），“聚八仙”（鸡丝、羊肚丝、笋丝、姜丝等）。“水晶脍”是将猪皮加调料慢火煮，待皮软质取出，“细切如缕，却入原汁内再煮，稀稠得中，用绵子（纸）滤，候凝即成。脍切之，酽醋浇食”。实际上就是现在常见的肉皮冻。水晶形容猪皮冻透明得犹如水晶一般。类似的有“水晶冷淘脍”，是将猪皮熬成的汁浇在盘内，“如作煎饼，乘热摇荡，令遍满盘底。候凝，揭下，切如冷淘。簇生菜、韭、笋、萝卜等丝，五辣醋浇之”。这是切成面条（冷淘即冷面）一样加有调料的猪皮冻。

以上都是熟肉制品。还有生食的肉制品，如“肝肚生”“生肺”“酥油肺”“琉璃肺”“照脍”等。“肝肚生”是以“精羊肉并肝，薄批，摊纸上，血尽，缕切，羊百叶缕切，装碟内。簇嫩韭、芫荽、萝卜、姜丝，用脍醋浇”。“脍醋”是在醋内加葱、姜、酱、椒、糖、盐等物，专供生吃肉时用。它和宫廷中的“肝生”相似。“生肺”用的是獐肺、兔肺或山羊肺，洗净后冷镇，再灌入韭汁、蒜泥、酪、生姜汁、盐，“务要充满，就宴上割散之”[104]。“酥油肺”“琉璃肺”灌入物品不同，前者“用蜜、酥加稠酪、杏泥、生姜汁同和”，后者用杏泥、生姜汁、酥、蜜、薄荷叶汁、酪、酒、熟油和匀灌入。然后冰镇，“就宴割散”。水产品亦可生食。“照鲐”实则生鱼丝，其制作方法是：“鱼不拘大小，鲜活为佳，去头尾；肚皮，薄切，摊白纸上晾片时，细切如丝。以萝卜细剁，布纽（扭）作汁，姜丝少许，拌鱼鲙入碟。饤作花样。簇生香菜、芫荽，以芥辣醋浇。”《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之外，其他著作中亦载有生吃水产品之法。蚶子，“以生蚶劈开，逐四五枚，旋劈，排碗中，沥浆于上，以极热酒烹下，啖之，不用椒、盐等”。就是将滚烫的酒浇在蚶肉上，就可以吃，不用其他调味品。江暚（珧、瑶），“生取肉，酒净洗。细丝如筋头大，极热酒煮食之。或作缕生，胡椒、醋食之。椒、醋入糖、盐少许。冷供”。江暚肉（江珧柱）切成细丝用热酒“煮”了吃，实际上也是将酒浇在丝上，另一种办法是切成丝后蘸胡椒、醋吃[105]。

现存记载中提到素菜的不多。素菜应以蔬菜为主。当时食用蔬菜，一种是洗净后生吃，一种是用醋、糖等稍加浸泡便可食用。另一种经过较长时间的曝晒或盐腌，可以长期贮存。此外便是用炒、煮、蒸等法加工成为熟菜。曝晒或盐腌之法后面有专门的介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饮食类》“蔬食”门主要介绍各种干、腌蔬菜之法，其中“芥末茄儿”稍有不同：“小嫩茄切作条，不须洗，晒干，多着油锅内，加盐炒熟。入磁盆中摊开，候冷，用干芥末匀掺拌。磁罐收贮。”这是炒熟的一道菜，但仍作长期贮存的食品。画家倪瓒的菜谱中，“雪庵菜”“醋笋”“烧萝卜”可以列为蔬菜食品。“雪庵菜”是在青菜心上盖乳饼切片，再撒花椒末，浇酒加盐，“上笼蒸”熟。“酸笋”是先煮笋，将笋捞出，再“用笋汁，入白梅、糖霜或白沙糖、生姜自然汁少许，调和合味。和笋淹少时，冷啖”。“烧萝卜”则将萝卜切成四方块，将生姜丝、花椒粒撒在上面，再“用水及酒，少许盐、醋调和，入锅一沸，乘热浇萝卜上，急盖之，置地。浇汁应浸没萝卜”[106]。“雪庵菜”用蒸法，“酸笋”和“烧萝卜”都是用调味品、料物浸泡而成。

素菜的另一类是豆制品。豆腐仍是民间流行的食品。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描写悭吝的富翁贾仁，平时“一文不使，半文不用”，病重时想“破一破悭”，叫儿子“买一个钱的豆腐”。他的儿子说：“一个钱只买得半块豆腐。”于是买了五文钱的豆腐[107]。可见豆腐是价格低廉的食品。另一种豆制品是豆芽菜：“菜豆拣净，水浸宿。候涨，以新水淘，控干。扫净地，水湿，铺纸一重，匀掺豆，用盆器覆。一日洒水两次。须候芽长一寸许，淘去豆皮。沸汤焯，姜、醋、油、盐和食之，鲜美。”[108]

还有一种素食是面筋。麦“麸中洗出面筋，味甘，性凉，水油炒煎，则性热矣”[109]。由面筋可以制作多种菜肴。倪瓒的菜谱中有“煮麸干法”，“细麸”（细面筋）扯成小薄片，用甘草、酒少许加水煮干，取出甘草。再用紫苏面叶、橘皮片、姜片同麸略煮，将麸取出，再用熟油、酱、花椒、胡椒、杏仁末和匀，和麸揉拌，“令味相入”，晒干后放入坛子中封存，吃时取出[110]。这实际上是供下酒用的食品。类似的还有“膳（鳝）生”，即用面筋丝制作的假冒的生鳝丝；又有“素灌肺”，用“熟面筋，切肺样块，五味腌，豆粉内滚熟，合汁供”；以及酥煿鹿脯、炙脯、假鱼脍等[111]。

三 回回菜肴和女真菜肴

元代的“回回”指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居民，他们的饮食别具特色。《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回回食品》载食品12种，其中“河西肺”顾名思义应是西夏唐兀人的食品，不应列入。“秃秃麻失”是湿面食品，“八耳塔”“哈尔尾”“设克儿匹剌”“古剌赤”“即你匹牙”是糕点一类食品，“卷煎饼”“糕糜”亦可归入主食加工品一类。以上数种前面均有说明。还有“酸汤”：“乌梅不拘多少，糖、醋熬烂，去渣、核。再入沙锅，下蜜，尝酸甜得所，下擂烂松仁、胡桃、酪熬之。胡桃见乌梅、醋必黑。此汁须用肉汁再调味，同煮烂羊肋寸骨、肉弹、回回豆供。”这是一种酸甜的肉羹。“海螺厮”：“鸡卵二十个，打破，搅匀。以羊肉二斤细切，入细料物半两，碎葱十茎，香油炒作燥子。搅入鸡卵汁令匀。用醋一盏、酒半盏、豆粉二两调糊，同鸡子汁、燥肉再搅匀。倾入酒瓶内。箬扎口。入滚汤内煮熟。伺冷，打破瓶，切片，酥蜜浇食。”它以鸡蛋和燥（臊）肉为主要成分，用酒瓶作制作器具，别具特色。“哈里撒”：“小麦一碗，捣去皮。牛肉四五斤或羊肉，切脔，同煮极糜烂。入碗摊开。浇羊尾油或羊头油。同黄烧饼供。加松仁尤妙。”这几种回回菜肴都是以羊肉或牛肉制成的。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的《女直食品》共收6种，内柿糕、高丽栗糕已在前面“主食加工”部分述及。其余4种分别是“厮剌葵菜冷羹”“蒸羊眉突”“塔不剌鸭子”“野鸡撒孙”。“厮剌葵菜冷羹”是一道以葵菜心、叶为主加有多种配料的荤素冷盘：“葵菜去皮，嫩心带稍叶长三四寸，煮七分熟，再下葵叶。候熟，凉水浸，拨拣茎叶另放，如簇春盘样。心、叶四面相对放。间装鸡肉皮丝、姜丝、黄瓜丝、笋丝、莴笋丝、蘑菇丝、鸭饼丝。羊肉、舌、腰子、肚儿、头蹄、肉皮皆可为丝。用肉汁、淋蓼子汁，加五味，浇之。”“蒸羊眉突”就是蒸羊肉：“羊一口，挦净。去头、蹄、肠、肚等，打作事件（切成块）。用地椒、细料物、酒、醋调匀。浇肉上，浸一时许。入空锅内，柴棒架起，盘合泥封。发火，不得大紧。候熟，碗内另供原汁。”制作方法和中原的“锅烧肉”相似。“塔不剌鸭子”：“大者一只，挦净，去肠、肚。以榆仁酱、肉汁调。先烧葱、油，倾汁下锅，小椒数粒。后下鸭子，慢火煮熟。折开，另盛汤供。鹅、鸭、鸡同此制造。”“野鸡撒孙”：“煮熟，用蒲上肉（脯子肉），剁烂。用蓼叶数片，细切，豆酱研，纽汁，芥末入盐，调滋味得所，拌肉，碟内供。鹌鹑制造同。”这实际上是冷盘。总的来看，“女直（真）食品”与中原汉族的食品相差不大，制作方法很相近。

第三节 其他食品加工

一 腌、干食品

将肉、蔬菜用盐腌制，或用酒糟、酱、醋等腌制，可保存较长的时间不变质，而且别有风味。有的食物采用晒干的办法，去掉水分，亦可保存较长时间。腌、干的加工方法，在元代颇为流行。腌、干食品，在元代饮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食类》中记载颇多。下面即以此书所载为主，并以其他记载加以补充。

用盐腌制各种动物肉是很普遍的。常见的是腌猪、羊肉，其次是牛、獐、鹿肉等。各种肉腌制后用灶厨中烟熏（或用砻糠烟熏），便成为腊肉。各种肉切成条、段，用盐、酒、调料（川椒、葱）“同腌三五日，日翻五七次”，取出晒干，便成为肉脯，也就是各种肉干。家禽、飞禽如鹅、鸭、雁等，腌制的方法有所不同。在拔毛、剖腹去肠肚以后，每斤用盐一两，加入川椒、茴香、莳萝、陈皮等料物，“遍擦，腌半月后，晒干为度”。腌鱼的方法又有区别，将鱼剖腹去肠肚洗净控干后，加上盐、酒及料物，放入封闭的容器内，过一定时间便可食用。如果在腌上一定时间后取出晒干，便成为鱼脯（干）。鸭蛋也可用盐腌制，“不拘多少，洗净控干。用灶灰筛细二分、盐一分拌匀，却将鸭卵于浓米汤中沾湿，入灰盐滚过”。腌蛋之法，起源很早，在民间流行很广，是最常见的腌制食品之一。

糟制肉食常见的是糟鱼和糟蟹。糟鱼是以“大鱼片，每斤用盐一两，先腌一宿，使干。别入糟一斤半，用盐一分半和糟，将大鱼片用纸裹，却以糟覆之”。糟蟹之法有诗歌为证：“三十团脐不用尖（水洗、控干、布拭），糟盐十二五斤鲜（糟五斤，盐十二两）；好醋半升并半酒（拌匀糟肉），可餐七日到明年（七日熟，留明年）。”也就是说糟蟹不用公蟹（尖脐），只用母蟹，糟后七日即可食用，一直可以保存到第二年。糟制之法对于家畜、家禽肉亦应适用，但是缺乏记载。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关于酱制肉类只有“酱蟹”“酱醋蟹”。酱制时要加盐、酒及其他调料，“酱醋蟹”还要加醋。酱制之法对于家禽、家畜肉亦应适用，但缺乏记载。

水产品保鲜期很短，时间稍长便会变质不能食用，鱼的腌制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腌成以后可由产地运销各地。河南归德、邓州一带商人，“俱系黄河间采捕收买鱼货”，用盐腌制后，“搬贩至江南诸州军等处货卖”。有的商人一次便贩运腌鱼2万斤[112]。元朝政府实行榷盐之法，盐是国家专卖的物品。东南沿海一带渔民需要大量的盐用来腌鱼，政府对于这一需要有特殊的供应办法[113]。

这一时期有一类称为“鲊”的食品，通常是将鱼或其他动物肉切成片，用盐腌“片时”或“过宿”，将水控干，然后以各种调料（姜、橘丝、莳罗、茴香、红曲、葱丝等），米饭少许，有的还加适量的酒或油，一起放入瓷瓶内压实，然后用“箬叶盖，竹签插，覆罐，去卤尽即熟”。所谓“覆罐”是将瓷瓶（罐）倒过来放，使卤水流出来。常见的有“鱼鲊”“玉版鲊”“省力鲊”“黄雀鲊”“蛏鲊”“鹅（猪、羊）鲊”等。鲊类食品取出后一般要煎炒才可食用。这种食品也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而且别具风味。

多数蔬菜也是很难保鲜、容易腐烂的。腌制便是使蔬菜能长期食用的方法。腌制的蔬菜多种多样，腌制的原料有盐、酱、糟等。元代农学著作中记载：黄瓜，“或以酱藏为豉，盐渍为霜瓜”；萝卜，“腌藏腊豉，以助时馔”；茄子，“糟腌豉腊，无不宜者”；甘露子，“可用蜜或酱渍之，作豉亦得”[114]。其实可以腌制的蔬菜并不止此，如竹笋、韭菜等均可腌制。元代官方文书中有“私盐淹泡鱼虾鲞鲒竹笋”的记载，可见沿海地区盐腌竹笋之盛行[115]。《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饮食类》“蔬食”门开列的腌制蔬菜，有“腌韭花法”（即现在的韭菜花）、“腌盐韭法”“造韲菜鲊”等。“造韲菜鲊”大概是最普通的盐腌菜法：“先将水洗净菜，拣去黄损者。每菜一科（棵）用盐十两，汤泡化，候大温，逐窠洗菜，就入缸。看天道凉暖，暖则来日菜即淹下，随即倒下者居上。一层菜，一层老姜，约菜百斤，老姜二斤。天寒迟一日倒。倒讫以石压，令水淹过菜。”现在民间的盐腌菜，大体仍是如此。又有用盐与其他调物混合腌制的“食香瓜儿”“食香茄儿”“食香罗卜”“胡罗卜鲊”“造茭白鲊”“造熟笋鲊”“造蒲笋鲊”等。所用物有莳萝、茴香、花椒、红曲等。

用糟腌制的有“糟瓜菜法”“糟茄儿法”“造糟姜法”等。用糟时必须加盐，有的还须“煮酒和糟、盐拌匀”。用酱腌制有“酱瓜茄法”：“酱黄与瓜、茄，不拘多少，先以酱黄铺在瓷缸内，次以鲜瓜、茄铺一层，掺盐一层，再下酱黄，又铺瓜、茄一层，掺盐一层。如此层层相间。腌七日夜，烈日晒之，酱好而瓜儿亦好。……用盐时，相度酱与瓜、茄多少酌量。”酱黄就是用豆制成的黄酱。前引农学著作中说到黄瓜、甘露都可酱渍，是酱制菜蔬中比较著名的，迄今仍是如此。

农学著作中提到蔬菜可以“作豉”“为豉”。豉是豆类发酵制成的调味作料。“作豉”“为豉”就是以某些蔬菜和初步发酵的豆一起制作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豉类》中已有“金山寺豆豉法”，先将黄豆蒸烂发酵，长出黄衣。再将菜瓜、茄子切块，和橘皮、莲肉、生姜、川椒、茴香、甘草、紫苏叶、蒜瓣等拌匀。在容器内，“先铺下豆黄一层，下物料一层，掺盐一层。再下豆黄、物料、盐各一层。如此层层相间，以满为度，纳实，箬封口，泥封固，烈日曝之”。半月之后打开倒水（茄、瓜中自然出水），拌匀，再密封，“晒七七日为度”。瓜、茄实际上成为豆豉的组成部分。豆豉也可以长期保存，它不是腌制的蔬菜，但又有类似之处。

上面说的是肉和蔬菜腌制之法。肉和蔬菜长期保存的另一种加工方法是晒干，主要用于部分鱼类和某些蔬菜。就鱼类来说，石首鱼“俗名黄鱼，曝干为白鲞”[116]。“破脊而枯者曰鲞，全其鱼而淹、曝者谓之郎君鲞。”鲳“春晚最肥，腊而薧之良”。比目鱼“舟人捉春时得之，则曝干为鳙”。海鳗（鳗鲡鱼）“冬月鳙之，名风鳗”。鮆鱼“夏初曝干，可以致远，又可为鲊”[117]。勒鱼“干者谓之干勒”[118]。曝干就是在阳光下晒干，这样制成的干鱼，“皆可经年不坏，通商贩于外方云”[119]。就蔬菜来说，菠薐“至春暮茎叶老时，用沸汤掠过，晒干，以备园枯时食用，甚佳”。莙莲，“或作菜干，无不可也”。菌子“曝干则为干香蕈”，是一种美味的食品[120]。鲜笋去皮，“沸汤焯过，晒干，收贮”，就是笋干。如果用“盐汤焯”，即是咸笋[121]。

二 果品加工

为了贮存和增加滋味，元代已对果品作多种方式的加工。

一种是通过曝晒制成果脯。如柰脯，“柰熟时，中破曝干，即成矣”。“枣脯法，切枣曝之，于如脯也”。桑葚，“曝干，平时可当果食，歉岁可御饥饿”。生柿“撛去厚皮，捻扁，向日曝干，内于瓮中，待柿霜俱出可食，甚凉”[122]。经过加工后便成为柿饼。一部元代杂剧中提到“松阳县软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儿压扁的凝霜柿饼”[123]。松阳县即今浙江遂昌，柿饼应是当地的名产。

另一种是用蜜或糖渍。冬瓜，“今人亦用为蜜煎”；橄榄，“蜜藏极甜”；余甘，“惟泉州有之……比之橄榄，酷相似，以蜜藏之亦佳”。木瓜，“以蜜渍食，亦甚益人。蜜渍之法，先切去皮，煮令熟，着水中，拔去酸味，却以蜜熬成煎藏之”[124]。其他水果蜜渍之法大体相同，也就是说，先要设法“拔去酸味”，然后与蜜同煎，或将蜜熬煎后浇在果品上，这样便可长期保存[125]。蜜渍果品，除上述几种之外，常见的还有姜、笋、杏、藕等。糖渍果品，常见有梅、杨梅、藕、木瓜等[126]。荔枝肉“以蜜熬作煎，嚼之如糖霜然，名为荔煎”[127]。糖渍果品所用方法有二：一是将果品和糖拌匀，“日中晒干”；二是拌匀后用火“煎”。元代一部杂剧中提到的蜜、糖渍果品，有“婺州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龙缠枣头”，“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128]。

第三种是用火焙。“晒荔法，采下即用竹篱晾晒，经数日，色变核干，用火焙之，以核十分干硬为度。收藏用竹笼，箬叶裹之，可以致远。”“晒龙眼法，采下，用梅卤浸一宿，取出晒干，用火焙之，以核干硬者为度，如荔枝法。”[129]

加工后的各种果品一般作为辅助食品。溧阳（今江苏溧阳）人孔齐的父亲“年及五十，齿及炷脱，肉食必细判，常时喜食糖蜜及时果，剩贮小奁，置之左右，日不可阙”[130]。这里所说的“糖蜜”，指的是糖、蜜渍的各种果品。加工的果品常作为招待客人之物，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曾受赐“木瓜百余对，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131]。城市中有专门贩卖干鲜果品的小贩，穿巷入户[132]。

第四节 油脂、调味品和料物

一 食用油脂

元代的食用油脂可以分为动物性油脂和植物性油脂两大类。宫廷和民间饮食中常见使用“羊脂”，即羊的肥肉，高温化开就成为油。宫廷中的馒头、角儿、奄子、包子大多以羊肉、羊脂加上蔬菜、调料为馅[133]。民间的干面食品所用馅也要加入羊脂[134]。宫廷中广泛食用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就成了酥油。“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135]马思哥油与酥油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但较为纯净，颜色也有差别。这是蒙古人的传统方法。猪肉占有重要地位，在民间，食用的动物性油脂中除羊脂油外，猪油应占相当大的比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肉油饼”“酥蜜饼”都用猪脂油、羊脂、羊脂油，便是一例[136]。

元代食用的植物性油脂有麻油（芝麻油）、豆油、菜油、杏子油、松子油等。麻油是从芝麻中提炼的[137]，又称香油，在烹饪中广泛使用[138]。例如“川炒鸡”“盘兔”，都是将“香油炼熟”，下肉炒的。“爊鹅鸭”也是“每只洗净，炼香油四两，爁变黄色”的。民间制作的鱼包子、鹅兜子、杂馅兜子、蟹黄兜子等，馅都用香油，有的还加上羊脂、猪膘[139]。当时已发现麻油“过于煎熬者，性极热，勿用”[140]。现代科学已经证实脂肪不能加热过度。豆油是从大豆中榨取的，元代《饮食须知》中说：“豆油，味辛甘，性冷，有微毒。多食困脾，发冷疾，滑骨髓。”[141]可见已在食用之列。当时有“清油”之名，疑应是豆油[142]。菜油是从油菜籽中榨取的。油菜就是芸苔菜[143]。芸苔籽榨油，在唐宋时已见记载[144]。但元代的《农桑辑要》中却没有提到榨油之事，《农书》也只说“其子入药，功用颇多”[145]，可能还不普遍。松子油是“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捣研为泥”，“水绞取法熬成，取浮清油，绵滤净，再熬澄清”。杏子油是“杏子不以多少连皮捣碎”，“水煮熬取浮油，绵滤净，再熬成油”[146]。这两种油产量有限，只能供宫廷及贵族使用。此外，“回回食品”还用“回回油”，大概是用回回豆榨取的[147]（图2-7）。

图2-7 王祯《农书》中的榨油图

二 调味品

食品加工离不开各种调味品和“料物”。元代杂剧中写道：“你说道少盐欠醋无滋味，加料添椒才脆美。”[148]生动地说出了调味品和“料物”在食品加工中的重要性。

元代常见的调味品有盐、酱、醋、糖、蜜等。

（一）盐

盐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海盐又有煮制和晒制的不同。在各种调味品中，盐的用途最广。但各地出产的盐质量差别很大，有的“味甘”，有的“味苦”，有的较纯，有的掺有各种杂质。供应宫廷的盐称为“常白盐”，“此乃内府必用之物”，经过特殊的加工，用专门的船运送。一般百姓食用的则往往是“杂和沙土”的“不洁之盐”[149]。贾铭说：“盐中多以矾、硝、灰石之类杂秽，须水澄复煎乃佳。河东天生成及晒成者无毒，其煎炼者不洁，有毒。”[150]“河东天生成”指山西解州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境内）出产的盐。可知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各种盐之间成分、质量的差别，而且主张对盐进行精加工，“水澄复煎”。名画家、美食家倪瓒记下了制作精盐之法：“白盐饼子。用盐不拘多少，以水淘化。用筲箕铺粗纸于底，倾水在内，放净锅上。候水滴净，就煮，炒干。再入内。以生芝麻少许和之，捺实，火煅。候作汁，倾下石碗子内，作饼大小如意。”[151]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亦有澄洗盐之法：“先以缸盛水，次以梢箕盛盐于水中搅漉，好盐自隔箕儿下，垃圾、石土、粪草之类皆留其中。须臾，缸面上又有一层黑泥末，以搭罗掠去之尽。缸中皆净咸水，盐如雪，自澄于缸底，别以器盛起。”[152]

操作过程虽有差别，但都是将盐溶入水中使之与杂质分离。经过这样加工的盐，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酱

酱主要用豆或面粉发酵制成。黄酱（分生、熟）以黄豆、黑豆和面制作，另有单以豆、面粉制作的豆酱、面酱。熟黄酱是以黄豆或黑豆炒熟后磨成细末，“每豆细末一斗，面一二斗，入汤和匀，切片子，蒸熟”，挂在芦席上以烈日晒干，然后加盐、水再晒而成。生黄酱则将豆在水中浸泡后入锅煮烂，摊开，用白面拌匀，摊在芦席上，烈日晒干，加盐、水再晒而成。其他酱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此外还有榆仁酱和大麦酱。前者以榆仁为原料制成。王祯在他的著作中征引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二月，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畜。色变白，将落，可作。”王祯解释说：“即榆酱也。”[153]可见榆仁酱的制作由来已久。《饮膳正要》说，“榆仁，味辛温，无毒，可作酱，甚香美，能助肺气，杀诸虫。”[154]大麦酱则是以黑豆煮烂后拌以大麦面，其他程序与黄酱相似。酱是“开门七件事”之一，在烹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京城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有时以酱下饭[155]。

倪瓒在他的饮食著作中记录了“酱油法”：“每黄子一官斗，用盐十斤，足秤；水廿斤，足秤。下之须伏日，合下。”[156]只有黄子（豆饼上黄后捣碎）、盐、水的比例，缺乏详细的操作程序。但这是关于“酱油”的明确记载。从现存的记载来看，当时饮食用的都是酱，不是酱油。酱油的流行，时间要更晚一些。

（三）醋

元代醋的原料主要是粮食，其次是果品。粮食中陈米、小麦、大麦、麦麸、糠、面粉均可制醋[157]。果品中可用来造醋的有桃、葡萄、枣等，所得便是桃醋、葡萄醋、枣醋[158]。各种醋中，“米醋乃良”[159]。“米醋为上，入药用”[160]。人们已认识到，醋“解鱼、肉、瓜、菜毒”，有杀菌的功能[161]。生食鱼、肉、瓜、菜，常常加醋解毒。当时有一种“千里醋”，“乌梅去核，一斤许，以酽醋五升浸一伏时，曝干。再入醋浸，曝干。再浸，以醋尽为度。捣为末，以醋浸钲饼（即蒸饼）和为丸，如鸡头（芡实）大。欲食，投一二丸于汤中，即成好醋矣。”[162]这样的制品便于携带远行，故有“千里”之名。镇江金坛县出产的醋，“极酽且美”，有名于时，是上供宫廷的贡品[163]。一直到现在，镇江醋仍是名优特产。

（四）糖

甜的调味品有糖、蜜和饧。糖是用甘蔗汁熬成的。《饮膳正要》说：“甘蔗汁熬成沙糖。”[164]广东许多地方都产蔗，“乡村人煎汁为沙糖”[165]。总的来说，蔗生长在南方，但当时北方亦有种植，至元十年（1273）由中央大司农司编纂并颁行的《农桑辑要》一书，许多内容辑自前代农书，但有关蔗的部分却是“新添”的[166]。其中说：“如大都天气，宜三月内下种，迤南暄热，二月内亦得。”显然大都周围亦种蔗。此书还详细记述以蔗制糖的过程：“将初刈倒秸秆，去梢、叶，截长二寸，碓捣碎，用密筐或布袋盛顿，压榨取汁。即舀铜锅内，斟酌多寡，以文武火煎熬。其锅隔墙安置，墙外烧火，无令烟火近锅。专一令人看视，熬至稠粘似黑枣，合色。”再“用瓦盆一只，底下钻箸头大窍眼一个，盆下用瓮承接。将熬成汁用瓢豁于盆内，极好者澄手盆，流于瓮内者，止可调渴水饮用。将好者止就用有窍眼盆盛顿，或倒于瓦罂内亦可，以物覆盖之，食则从便”[167]。这是简单分离糖蜜取砂糖的办法。全国统一以后，一种外来的技术提高了糖的质量，即用有碱性特征的植物灰将糖净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自建宁府（应为路，治今福建建瓯）行三日……抵温敢（Unguem）城。此城制糖甚多，运至汗八里城，以充上供。温敢城未降顺大汗前，其居民不知制糖，仅知煮浆，冷后成黑渣。降顺大汗以后，时朝中有巴比伦（Babylonie，指埃及）地方之人，大汗遣之至此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168]但是，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技术是由波斯人发明的。14世纪的记载，已有黑砂糖、白砂糖之别，而在白砂糖中有“绵白如粉者为糖霜”，大概类似今天的绵白糖[169]。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所载各种饮料中，需要甜味的一般用蜜，少数用砂糖、糖霜；而《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中，需要甜味的多数用白砂糖，其次是“砂糖”“白砂蜜”“蜜”，还有“白纳八（原注：系砂糖）”。可以认为，白砂糖当时还是比较贵重的，宫廷饮料中常用，民间则不多见。

元朝中央政府设有砂糖局（又称大都造砂糖局[170]），“掌砂糖、蜂蜜煎造，及方贡果木”[171]。又有砂糖库，是收贮砂糖之所[172]。砂糖局煎造官（提点）从五品，砂糖库大使正六品，在同类机构中职品是比较高的，说明皇室对砂糖生产和贮藏的重视。在杭州亦设有砂糖局，离杭州有相当距离的处州路（路治丽水，今浙江丽水）“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负责的“糖官皆主鹘、回回，（尤忽，即犹太人）富商也”。主鹘又作术忽，即犹太人。他们利用这一机构敲诈勒索，“为害滋甚”，而制出的糖要比民间贵数十倍，因而被革除。官设的砂糖局所生产的糖，主要供宫廷及上层贵族、官僚消费，民间亦有糖的制造和出售，杭州的果木铺便出售砂糖[173]。

至元七年至十一年（1270—1274）间，大臣廉希宪“有疾，帝（忽必烈）遣医三人诊视，医言须用砂糖作饮，时最难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马与之二斤，且致密意。希宪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帝闻而遣赐之。”[174]阿合马是忽必烈最宠信的权臣。可见在全国统一以前，砂糖在北方还是罕见之物，只有宫廷和权臣家中才有。全国统一以后，南方大量出产甘蔗，为制糖提供了充分的原料，糖的食用也就普遍了。

（五）蜜

蜜是从蜂巢中割取的。元代在养蜂取蜜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人家多于山野古窑中收取。盖小房，或编荆囤，两头泥封，开一二小窍，使通出入。另开一小门，泥封，时时开却，扫除常净，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蜜）脾割取作蜜、腊。”[175]蜜脾即巢脾，是由工蜂泌蜡造成的连片的巢房，为蜜蜂产卵、发育和贮蜜的场所。土法割蜜一般是用刀割下，以布包裹巢脾绞取所贮蜜汁，绞蜜后已毁的巢脾可以熬制提炼成黄腊[176]。割蜜时间各地不尽相同。“凡取蜜，夏、冬为上，秋次之，春则易发酸。川蜜温，闽、广性热，西南蜜凉，色白味甜。”[177]

元代饮食中，需要甜味时，或加蜜，或加糖。蜜的使用相当广泛，很多饮料中加蜜，果品用蜜腌煎，甜馅食品也常加蜜。用大麦芽和米加工制成的，饧则很少使用。

三 料物

“料物”在烹饪中有重要作用。《饮膳正要》所载有胡椒、小椒、良姜、茴香、莳萝（土茴香）、陈皮、草果、桂（皮）、姜黄、荜拨、缩砂、荜澄茄、甘草、芫荽子、干姜、生姜、五味子、苦豆（葫芦巴）、马思答吉、咱夫兰、栀子、哈昔泥等[178]。《饮食须知》所收有薄荷、荜茇（即荜拨）、草豆蔻（即草果）、红豆蔻（即良姜）、食茱萸、川椒、胡椒、小茴香、莳萝、桂皮、缩砂仁、白豆蔻等[179]。“料物”的共同功效是去腥解毒，帮助消化，增加食欲。“料物”中有些是香料，有些是药物，实际上很多香料亦可作药物用。

从产地来区分，多数“料物”是中国本土出产的，如陈皮、桂皮、薄荷、生姜、干姜、茴香、五味子、甘草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海外传入的。元代进口货物中，“料物”占有一定比重，如胡椒、白豆蔻、茴香、荜拨、荜澄茄等。《饮膳正要》中特别记述了几种外来的“料物”[180]：

马思答吉，味苦，香，无毒。去邪恶气，温中利膈，顺气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生回回地面，云是极香种类）。

咱夫兰，味甘平，无毒。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久食令人心喜（即是回回地面红花，未详是否）。

哈昔泥，味辛温，无毒。主杀诸虫，去臭气，破郤瘕，下恶除邪，解蛊毒（即阿魏）。

稳展，味辛温苦，无毒。主杀虫去臭，其味与阿魏同。又云即阿魏树根。淹羊肉，香味甚美。

明代学者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根据《饮膳正要》收录了“马思答吉”，但说：“不知何状？”[181]显然没有见过。成书于元代的《回回药方》中常见有“麻思他其”一名，即是“马思答吉”的异译，下注“即西域芸香”。同书又有“咱法兰”，则是“咱夫兰”的同名异译，下注“即番栀子花蕊”[182]。李时珍称之为“番红花”[183]。“马思答吉”前代未见记载，可能是元代开始传入的。“咱夫兰”大概就是宋代著作中的“蕃栀子”[184]。“哈昔泥”即阿魏，至迟在唐代已见记载。“稳展”是阿魏树根，前代未见记载。“咱夫兰”“哈昔泥”在宫廷饮食中常作为“料物”使用，如“黄汤”“炒狼汤”中都加一钱“咱夫兰”，“苦豆汤”用“哈昔泥”半钱，而“撒速汤”则用“哈昔泥”，“如回回豆小两个大”。“马思答吉”使用很少，有“马思答吉汤”，以羊肉、草果、官桂、回回豆子“同熬成汤，滤净，下熟回回豆子二合，香粳米一升，马思答吉一钱，盐少许，调和，匀下事件肉、芫荽叶”。实际上马思答吉不过一钱，却以它命名[185]。

除了上述香料、药材作为“料物”外，蔬菜中的葱、蒜、芫荽也常常起“料物”的作用。姜既是一种蔬菜，又是一种药物，也起“料物”的作用。芥子制成的芥末，味辛辣，也是常见使用的调味品。

宫廷中大多数菜肴都使用一种或更多的“料物”，有的多达七八种，如“猪头姜豉”用陈皮、良姜、小椒、官桂、草果、芥末和葱，“熊汤”用草果、胡椒、哈昔泥、姜黄、缩砂、咱夫兰，再以“葱、盐、酱一同调和”[186]。《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民间各种菜肴食品中，常见的“料物”是姜、椒、葱、茴香、芫荽等，反映出汉族饮食的特色。有的还用橘皮、橘丝，这是宫廷饮食中没有的。

[1] 《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

[2]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

[3]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

[4] 《析津志辑佚·物产》。

[5] 胡助：《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一。

[6] 《析津志辑佚·物产》。

[7] 《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

[8] 《山居新语·国朝尚食局》。

[9]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

[10] 《析津志辑佚·风俗》。

[11] 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元曲选》。

[12] 《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13] 陈直撰，元邹铉续增：《寿亲养老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主要内容是老人养生之方，亦涉及各种疾病的食疗方法，以上粥名除见于《饮膳正要》外，分见此书卷一《食治老人诸疾方》、卷二《妇人小儿食治方》。

[1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小麦》。

[15]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16]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17]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4页。

[18]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19]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20]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21] 《梦粱录》卷一六《面食店》；《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

[22] 邓广铭：《宋代面食考释——棋子面》，《中国烹饪》1986年第4期。

[23]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24]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5页。

[25]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26]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治妊娠诸病方》。

[27]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治血气诸病方》。

[28]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29] 欧阳修：《归田录下》，《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七。

[30]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31] 《寿亲养老新书》卷一《食治冷气诸方》。

[32] 《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33]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34] 《朴通事谚解》卷中、卷下。

[3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湿面食品》。

[36] 陶宗仪：《馄饨方》，《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

[37]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38] 《析津志辑佚·风俗》。

[39] 佚名：《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元曲选》。

[40] 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元曲选》。

[41]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4页。

[4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干面食品》。

[43]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44]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干面食品》。

[45] 姚守中：《（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1页。

[46]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3页。

[47] 谈铭永：《说蒸饼》，《明报月刊》1986年第8期。

[48] 《朴通事谚解》卷下提到稍麦粉汤、素酸馅稍麦。

[49]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50]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干面食品》。

[51]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3页。

[52] 沈仲纬：《刑统赋疏》。

[53]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荤素从食店》；周密：《市食》《蒸作从食》，《武林旧事》卷六。

[54]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5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从食品》。

[56]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57] 《朴通事谚解》卷下。

[58] 《析津志辑佚·风俗》。

[59] 《老乞大谚解》卷上，第110页。

[60]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从食品》。

[61] 《朴通事谚解》卷下。

[62]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63] 元淮：《农家》，《金囦集》卷一。

[6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大小麦》。

[65]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66]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妇人小儿食治方》。

[67]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荞麦》。

[68] 吴昌龄：《西游记》，见《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8—649页。

[69]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荞麦》。

[70] 《析津志辑佚·风俗》。

[71]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72]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黍》。

[73] 《析津志辑佚·风俗》。

[74] 《寿亲养老新书》卷一《食治养老益气方》。

[75]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76] 《寿亲养老新书》卷一《食治养老益气方》。

[77]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小豆》。

[78]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79]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

[80] 《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豌豆》。

[81] 佚名：《冻苏秦衣锦还乡》，《元曲选》。

[82] 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元曲选》。

[83] 《朴通事谚解》卷上、卷下。

[84] 《老乞大谚解》卷下。

[85]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7页。

[86]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15、151、179、187、193、197、203页。

[87] 《经世大典·站赤一》，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88] 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元曲选》。

[89]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90] 《老乞大谚解》卷下。

[91] 《朴通事谚解》卷中。

[9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

[93] [美]保罗·D.布尔勒：《13—14世纪蒙古宫廷饮食方式的变化》，陈一鸣译，载《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1期。

[94]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9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女直食品》。

[96] 以上均见《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97] “文宗后尝椎杀周王妃于烧羊火炕中。”（孔齐：《周王妃》，《至正直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8] 见元代耶律铸《行帐八珍诗·软玉膏》。作者说：“软玉膏，柳蒸羔也，好事者名之。”（《双溪醉隐集》卷六）

[99] “马思答吉”即西域芸香，见后。“沙乞某儿”即蔓菁根。由两名可知应是“回回食品”。

[100] 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101]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撰》。

[102] 《朴通事谚解》卷上。

[103] 《朴通事谚解》卷上。

[104] 按照“酥油肺”“琉璃肺”的制作，应是先灌入物品后再冰镇，较为合理。

[105] 倪瓒：《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3—14页。

[106] 倪瓒：《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10、17页。

[107] 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元曲选》。

[108]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饮食类·蔬食》。

[109] 《饮食须知》卷二《谷类》。

[110]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第10—11页。

[111]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素食》。

[112]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干鱼难同私盐》，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13]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越界鱼鲞不拘》。

[11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蓏属之四·蔬属》。

[11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

[116] 《饮食须知》卷六《鱼类》。

[117]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水族》。

[118] 《饮食须知》卷六《鱼类》。

[119]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水族》。

[120]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之五。

[121]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饮食类》。

[122]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六、七、八。

[123] 佚名：《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元曲选》。

[12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三、六、七、八。

[125] 参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果实类·造蜜煎果子法》。

[126]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果实类》诸条。

[127] 《农书·百谷谱集之七·果属》。

[128] 佚名：《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元曲选》。

[129] 《农书·百谷谱集之七·果属》。

[130] 《至正直记》卷三《不食糟辣》。

[131] 罗天益：《酸多食之令人癃》，《卫生宝鉴》卷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

[132] 佚名：《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元曲选》。

[133]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134]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干面食品》。

[135]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36]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从食品》。

[137] 芝麻“取其油可以煎烹，可以燃点”。（《农书·百谷谱集之二·谷属》）

[138]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一般均称“香油”，但己集《饮食类》“婺州腊猪法”称“芝麻油”。

[139]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肉下饭品》。

[140]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41]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4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饮食类·江州岳府腌鱼法》。

[143] 《饮食须知》卷三《菜类》。

[144] 洪光柱：《中国部分食用植物油脂制取史》，《中华食苑》论文第一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45] 《农书·百谷谱集之四》。

[146]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47]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

[148]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元曲选》。

[149]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50]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51]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第37页。

[15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酱类·造酱法》。

[153] 《农书·百谷谱集之九·榆》。

[154]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55] 《析津志辑佚》，第207—208页。

[156]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第1页。

[157]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造诸醋法》。

[158]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59]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60]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61]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6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造诸醋法》。

[163]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

[164] 《饮膳正要》卷三《果品》。

[165] 《元一统志》卷九《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166] 《农桑辑要》凡引用前代农书均注明出处，新增加的内容则以“新添”标明。

[167] 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页。

[168] 《马可波罗行纪》中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01页。“温敢”今地说法不一，但在福建境内是可以肯定的。

[169]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70] 《事林广记》别集卷一《官制类·随朝职品》。

[171]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72] 《事林广记》别集卷一《官制类·随朝职品》。

[173] 杨瑀：《山居新话》，“李朵儿只左丞”条。

[174]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175] 《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504页。

[176] 《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第504页。王祯《农书·农桑通诀之五·畜养篇》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亦有“割蜜”的记载。

[177]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西南”疑有误。

[178] 《饮膳正要》卷三《料物性味》。

[179]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180] 《饮膳正要》卷三《料物性味》。

[181] 《本草纲目》卷二六《菜部》。

[182] 《回回药方》是阿拉伯医书的译本，或据阿拉伯医书编译而成的著作，成书应在元代。现存残本四卷，藏北京图书馆。江润祥将残本影印问世，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1996年第1版。“麻思他其”“咱法兰”见该书第384页。他处尚有，不列举。

[183] 《本草纲目》卷一五《草部》。

[184] 周去非：《香门》，《岭外代答》卷七。

[185]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186]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第三章 饮料之一：茶

第一节 茶的生产

一 茶的分布

元代，饮茶已成为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一种流行嗜好。农学家王祯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1]元代民间谚语：“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2]可知茶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王祯在他的著作《农书》中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皆有之”。这句话实际上是从前代有关著作中抄录的，但对元代大体上是适用的。从现存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的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江浙（包括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其次是四川、云南等处。当时茶的生产，主要是在江、淮以南地区，元朝政府有关茶叶产销的规定，便称之为“江南茶法”。管理江南茶税的榷茶都转运使司设在位置适中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江南重要的产茶区，有浙西的湖州、常州，福建的建宁，浙东的庆元，江西的龙兴等。四川也是一个产茶区，川茶是北方茶叶的重要来源，至元五年（1268）“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3]元代在四川设盐茶运司，兼管井盐和茶的产销。四川的雅州（今四川雅安）以产茶闻名，著名的蒙山就在其境内，但后来雅州划归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4]。此外如达州（今四川达州）“州南西山产茶”[5]。陕西金州石泉县有“茶园”[6]。广州路（路治今广州）“茶诸县并出”[7]。云南亦产茶，“金齿百夷”（今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8]。

二 茶的产量和运销

元代茶和盐一样，都是国家专卖物资。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管理茶的销售。大体说来，茶的销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收茶，给予茶户一定代价，然后“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另一种是“官为置局，令客买引，通行货卖”。“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9]“引”就是政府机构颁发的销茶凭证。两者之中，以后一种为主。

至元十七年（1280），“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一锭折合50两（贯），按此计算，茶税所得为120万两（贯）。上税的茶应为50万引左右。每引90斤，50万引应为4500万斤。但是，到下一年茶课便“增二万锭”[10]，亦即44000锭，这就意味着上税的茶已达90万引左右，折合8000万斤左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增引税为一十贯”。元贞元年（1295），茶税收入达83000锭。至大四年（1311）为171131锭。皇庆二年（1313）更增至192866锭[11]。按此折算，上税的茶已近100万引。延祐五年（1318），元朝政府“用江西茶副法忽鲁丁言，立减引添课之法，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通办钞二十五锭。七年，遂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一锭”。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江西茶运司上报说：“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另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100万引为9000万斤，加上另斤草茶1308万斤，则江西茶运司管辖范围内上税的茶已在1亿斤以上。加上直接上供宫廷的贡茶和四川、云南等地的茶，无疑为数更大。

元朝统一以后，全国人口登记在册的有1319万余户，5883万余口。以后再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登记。若以此数计算，每年每口平均饮茶应有2斤甚至更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元朝政府的“茶课”，是政府规定的指标，并不符合实际，“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客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12]。即使如此，我们将它打个对折，平均全国人口饮茶亦在1斤以上。茶叶产量之巨，反映出当时饮茶之风的普及。当然，数量的巨大，必然带来质量的降低。

茶商从政府所设机构中买到茶引，便可到指定地点取茶，然后再运销四方。客商运茶到江北，要另行纳税[13]。由于茶叶生产过多，加上百姓穷困，买不起茶，以致茶叶滞销。元朝政府有时便采用强行派购的办法。买茶饮茶竟成了一项封建义务。

第二节 名茶种类

一 北苑茶和武夷茶

宋代，北苑茶享有盛名。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在建州设茶坊，称为北苑。这是北苑茶得名的由来。宋代，建州改建宁军，元代又称建宁路，但“北苑”一名一直保留了下来。北苑茶的产地是建宁路属下建瓯县的凤凰山。元朝设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提领一员，受宣徽院札。掌岁贡茶芽，直隶宣徽”[14]。元朝宣徽院“掌玉食”，亦即宫廷的饮食。可知北苑茶和前代一样主要用来进贡，供宫廷消费及赏赐贵族、大臣之用。因此，当时人称北苑茶为御茶：“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噉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则出，造茶毕则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制龙凤团，费则约矣。”[15]

建宁茶场提举所的名称，既有北苑，又有武夷。武夷山名，在福建崇安县（今名同），也属建宁路。至元十六年（1279），江浙行省平章高兴经过武夷，制“石乳”数斤以献。这是元代武夷茶作为贡品的开始。后来高兴之子高久住任福建邵武路总管，就近在武夷督造贡茶，创设焙局，称为御茶园。顺帝至正年间，贡茶990斤[16]。可知武夷茶也称御茶。武夷茶作为贡品自元代始。

元朝政府对御茶的制作是很重视的，每到生产季节，都要专门派人去监督。例如林坚“尝奉旨监制茶品于闽，前为使者指以尚食，需索多端，民不胜扰。公以廉自律，复为其挠政者，民甚安之，颂其美于石”[17]。除了供应宫廷外，北苑茶和武夷茶也在民间流传。元代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茶坊主人郭马儿出场时说道：“龙凤团饼不寻常，百草前头早占芳。采处未消峰顶雪，烹时犹带建溪香。”[18]说的是北苑茶。诗人胡助长期在大都做小官，有《茶屋》诗二首，首句云：“武夷亲采绿茸茸，满屋春香日正融。”说的正是武夷茶。这些记载，是北苑茶和武夷茶在民间流行的例证。

元代中期成书的《饮膳正要》，记录了宫廷中饮用的各种茶名，然而其中没有提到北苑茶和武夷茶。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列有紫笋、雀舌茶：“选新嫩芽蒸过，为紫笋。有先春、次春、探春，味皆不及紫笋、雀舌。”[19]据明代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天下产茶去处岁贡皆有定额，而建宁茶品为上，其所进者，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大小龙团。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专事采植。既而有司恐其后时，常遣人督之，茶户畏其逼迫，往往纳赂。上闻之，故有是命”[20]。由此可见，《饮膳正要》所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正是建宁茶叶中的不同品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紫笋、雀舌是以颜色、形状命名，其他名茶中亦有同样的名称，如下面将要说到的顾渚茶。可以认为，宫廷中的紫笋、雀舌，既有建宁的北苑茶、武夷茶，也有其他名茶。

二 顾渚茶和岕茶

和北苑茶齐名的是湖州的顾渚茶。顾渚是山名，元代属湖州路长兴州（今浙江长兴）。唐代顾渚茶便是贡品。“唐中叶以来，顾渚茶岁造万千斤，谓之贡焙。……其后每遇进茶，湖、常两郡守皆会顾渚，张宴赋诗，遂成故事。先朝重建茗，顾渚寥寂几三百载。”[21]这是元人的叙述，“先朝”指宋朝。但宋朝顾渚茶的衰落，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宫廷“重建茗”，而是因为制茶专用泉水的枯竭。原来，顾渚茶制作依赖山侧的金沙泉水，该泉是优质的矿泉水，制茶效果特佳。宋代泉水枯竭，贡茶因而停造。“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制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涸。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入元以后，“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赐金沙泉名为瑞应泉[22]。金沙泉复出后，顾渚茶的生产随之恢复，再次成为贡品。元朝政府设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秩正四品，掌常、湖二路茶园户二万三千有奇，采摘茶芽，以贡内府”。都提举司和建宁北苑武夷茶坊提举司一样，都归宣徽院管辖。都提举司下辖提领所七处，即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顾渚茶的生产应归其中的长兴提领所管理[23]。元代诗人黄玠的《吴兴杂咏》（湖州在唐代曾称吴兴郡）中，有一首题为《顾渚茶》：“夫概吴王渚，西山紫笋茶。水碾生绿尘，小角装金花。尽从天使去，供奉内人家。”[24]首句“吴王渚”指太湖。顾渚山在太湖之西。顾渚茶中精品色紫而形似笋，有“紫笋”之称，与北苑茶同。茶芽加工时用水硙碾成末，故称为“水碾生绿尘”。“小角”是茶叶的容器，“金花”疑是茶的标志。诗的末二句指顾渚茶用于进贡，供宫廷饮用。《饮膳正要》说：“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25]“金字”疑与“金花”是相同的意思。这种来自江南湖州的末茶无疑就是顾渚茶。

元代散曲名家冯子振（字海粟）有小令《鹦鹉曲》，咏“顾渚紫笋”：“春风阳羡微暄住，顾渚间苕叟吴父。一枪旗紫笋灵芽，摘得和烟和雨。[么]焙香时碾落云飞，纸上风鸾衔去。玉皇前宝鼎亲尝，味恰到才情写处。”[26]可知顾渚茶中精品即称为紫笋。而“碾落云飞”，即碾制末茶之意。“玉皇”一句，显然指顾渚茶进贡而言。

长兴除了出产顾渚茶之外，还有一种岕茶。岕即指两山之凹平处，系长兴特有的方言，读作kǎ（卡）。在山岕中出产的茶，称为“岕茶”。《饮食须知》中说：“岕茶性微寒，久饮令人瘦，去人脂，令人不睡。”[27]这可能是有关“岕茶”的最早记载，说明至迟在元末已引起人们注意。但“岕茶”受到推崇则是明代的事情[28]。

三 江南其他名茶

前引文献中说过，宋代名茶中有“毗陵之阳羡”。毗陵即常州。阳羡茶产于宜兴，元代属常州路。在元代阳羡茶仍在名茶之列，诗人吴克恭有《阳羡茶》之作，其中说：“阳羡贡茶传四方。”[29]散曲名家乔吉描写贵族园林时写道：“山中富贵相公衙，江左风流学士家，壁间水墨名人画，六一泉水阳羡茶。”[30]阳羡茶也是贡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享受，身价非同一般。元朝设常湖等处茶园提举司，下辖有宜兴提领所，就是管辖阳羡茶生产的。

常、湖在地理区划上属于浙西[31]。浙东的名茶是日铸（日注）茶，产于绍兴的日铸岭。宋代的绍兴地方志书中说：“日铸岭产茶奇绝。”“日铸岭下有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32]元代诗人柯九思写道：“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33]“黄封”指贡茶用黄色物件包裹。柯九思多才多艺，得到元文宗的赏识，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常在宫中收藏书画的奎章阁轮值，因而能喝到进贡的日铸茶。浙东的贡茶还有范殿帅茶。《元史·食货志》说这种茶“无从知其始末”。记载宫廷饮食的《饮膳正要》中说：“范殿帅茶，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34]可见《元史》编纂者没有见到《饮膳正要》。但《饮膳正要》并没有说明此茶产于庆元路何处。据元代庆元方志载：“茶，出慈溪县民山，在资国寺冈山者为第一，开寿寺侧者次之。每取化安寺水蒸造，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35]明代方志明确指出这就是范殿帅茶：“造茶局。宋殿帅范文虎贡茶。元因之，就开寿寺置局。”[36]范文虎是南宋降将，曾任南宋殿前副指挥使，领禁军，故有殿帅之称。这种茶在明代仍是贡品。

宋代名茶中的双井茶，在元代仍然闻名于世。元代诗人柳贯作《洪州歌十五首》，其中之一是：“旧闻双井龙团美，近爱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领佳绝，吟诗真负九回肠。”[37]可见双井茶在当时仍有一定声誉，但比起以上几种茶来，就有所逊色了。

四 诸茶杂考

除了上述几种名茶外，见于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诸茶”的，还有“女须儿”“西番茶”“川茶”“藤茶”“燕尾茶”“孩儿茶”“温桑茶”。这些茶都不见于前代记载，这里就有关资料分别作一些说明。据《饮膳正要》记载，女须儿“出直北地面，味温甘”。元代所谓“直北地区”，应指今东北、蒙古及其以北之地。这些地区茶树无法生长，因而女须儿应是一种茶的代用品，有待进一步考索。同上书记载，温桑茶“出黑峪”。按，元代诗人宋本《上京杂诗》中云：“塞垣蔬茹黑谷茶，芸桑叶子芍药芽。”[38]黑谷应即黑峪，黑谷茶应即温桑茶。据此则温桑茶应出产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由上都到大都的道路有三条，其中东道经过黑谷，在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县）东北，今名黑峪口[39]，此地或即温桑茶出产之处。这一地区地处高寒，不可能生长茶树，亦应是一种代用品。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写道：“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蹇裳拾粪归。”[40]诗后有注：“纳石，鞑靼茶。”“滦京”即上都。上都位于滦水边，故有此名。这种叫作“纳石”的“鞑靼（蒙古）茶”，也许就是温桑茶[41]。

《饮膳正要》记，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前面提到《元史·食货志》记有“西番大叶茶”，两者显然是一回事。元代“西番”一词主要指藏族居住地区，这种“出本土”的西番茶，应是今四川西部藏族居住地区出产的茶。宋代雅州（州治今四川雅安）为出产茶叶之地，雅州所属名山县（今名同，在雅安东北）出产的茶称为名山茶，特别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42]。元代，碉门（今四川天全，在雅安西北）是汉、藏交易的场所，“惟集郊关，日昃而归”。当地“民岁摘茗，官收籴之，为局自鬻”。后来官府“变其法，听民入券，自与羌市”[43]。这就是说，原来百姓种茶，都由政府统一收购，设立机构（局）卖给少数民族。后来由商人向政府交钱购买茶引（贩茶凭证），也就是“券”，便可自行贩茶，与少数民族贸易。元代在原雅州一带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宣抚司，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即前、后藏和阿里地区）同隶属于宣政院管辖，故亦在“西番”范围之内。“大叶茶”应即出产于这一带。

《饮膳正要》说，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川茶”应是四川出产茶的通称。“夸茶”的“夸”，与“銙”“胯”通，已见前述。“夸茶”并不是一种特殊品种的名称。至于“藤茶”，未见元代其他记载。近代浙江临海有藤茶，是从野生茶树中选出培植的，这种茶树叶片狭长似柳叶，枝条柔软似藤，因而有“藤茶”之名。藤茶长于高山之上，产量高，品质优良，当地居民常用来治病，既是饮料，又是药[44]。《饮膳正要》中的“藤茶”，很可能也是因此得名。《饮膳正要》中又说：燕尾茶“出江浙、江西”。显然不是以产地命名的茶，疑与雀舌一样，以形状命名。

除了《饮膳正要》所记“诸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蒙茶、六安茶、湘潭茶等。蒙茶即蒙山出产的茶，蒙山在四川雅安，已见前述。蒙茶在唐代享有盛誉，元代仍在名茶之列。六安州属河南江北行省庐州路，即今安徽六安。六安瓜片在后代很有名，元代可能已初露头角。元代湘潭州属湖广行省潭州路（后改天临路，路治长沙）。湘潭附近的安化，在后代是紧压茶（茶砖）的重要产地。元代的记载说：“蒙茶性温，六安、湘潭茶稍平。”[45]

五 孩儿茶和苦

《饮膳正要》“诸茶”中有“孩儿茶，出广南”。其实这是元代开始从海外进口的一种药物，由一种树木的汁提炼而成棕黑色块状，可为医药中的收敛剂等用。“孩儿”可能是该物梵语名称Khaira的音译，“茶”则因其汁呈绿色，类似茶汁而得名。元代亦称为“乌爹泥”，则是此物泰米尔语名称的音译[46]。元代常以“孩儿茶”作解酒之物。诗人宋褧写道：“别来应忆太禧白，醉后仍须乌迭泥。”作者自注：“乌迭泥去疾，即孩儿茶，酒后嗜含之。”[47]值得注意的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载有“制孩儿香茶法”，将孩儿茶一斤（研极细，罗过用），和白豆蔻仁、粉草、沉香、寒水石、荜澄茄、麝香、川百药煎、梅花片脑，再用糯米煮成稠粥，拌和上述诸物，经过捶打，放在抹过白檀油的模子中压制后倒出，便成一定形状，再“放于透风处悬吊三日，刷光磁器贮”。制作方法和“腊茶”差不多。而且，“制孩儿香茶法”收在该书己集“诸品茶”门之内，可见把“孩儿茶”当作茶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饮膳正要》将它列入“诸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无论从性质、功能和服用方法来看，它和茶都是不同的。还可以提到的是，《事林广记》卷七《别集》“茶”门没有“孩儿香茶”，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诸品茶”中增加了这一内容，这正好说明孩儿茶是元代才从海外进口流行开来的。

当时又有苦。“广南一种苦，性大寒，胃冷人勿食。”[48]它“生宣化县大林中。岁春首发秀，季月采摘叶苗蒸熟，制磨成环，其味最奇。俗传邕乃南州，盛暑炎热，又兼烟瘴之地，苦草叶相合，日食之如常，以避炎暑，稍压瘴气”[49]。这是“介乎我国原产普遍茶种与印度阿萨姆茶种之间的一种茶树，属皋芦种，广东和日本所栽培的茶树，多属这一类。这种茶叶比普通茶叶约大三倍，叶圆形，叶肉较厚，茶味苦涩，南海地区又叫苦登茶”[50]。可知苦是一种产于两广地区与我国普遍茶种不同的大叶茶。

第三节 制茶与饮茶

一 茗茶、末茶和蜡茶

元代的茶，从制作方法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当时的农学家王祯说：“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51]这里所说的“茗茶”，就是现在通行的散形茶。摘取嫩叶，锅炒杀青而成。“末茶”则是将茶叶采摘以后，蒸过捣碎而成。“先焙茗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唐、宋时期，通常将末茶压制成饼，饮时先将茶饼碾成碎末，然后饮用。王祯虽然没有提到茶饼，估计亦应如此，元代有不少诗文提到茶饼，可以为据。至于“蜡茶”，则是“末茶”中的精品。“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样精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上述元代蜡茶的制作方式，与宋代并无区别。之所以用“蜡”名茶，是因为茶饼表面润饰香膏油，光滑如蜡。

元代宫廷贡茶以“末茶”“蜡茶”为主。北苑茶制成龙凤团进贡，是宋朝的制度，元代依旧，到明初才废止，已见前述。武夷茶设局制造以后，造茶360斤，制龙团5000饼[52]。可知亦和北苑茶一样，制成龙团进贡。湖州金字茶是末茶，见前述。元代诗人卓元《采茶歌》写道：“制成雀舌龙凤团，题封进入幽燕道。黄旗闪闪方物来，荐新趣上天颜开。”[53]也是制成龙凤团入贡。元人《玉堂夜直》诗中有“宣赐龙凤上焙茶”之句，便是皇帝将贡茶龙凤团赐给了翰林学士[54]。但是，贡茶并不限于“末茶”“蜡茶”，也有“茗茶”。前面说过，范殿帅茶是“茶芽”，无疑是散形茶。

贡茶之外，民间行销的茶分为“末茶”“草茶”二大类。元朝“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至元十七年，规定：末茶“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55]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草茶（每引）课作三两三钱三分，末茶添作三两五钱”[56]。所谓“草茶”，就是“茶芽”，亦即王祯所说的“茗茶”，也就是散形茶。元朝末年，叶子奇说：“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57]所谓“叶茶”，也就是“草茶”“茗茶”。

顺帝至正二年（1342），李宏上奏批评江州茶司的“贪黩之风”时说：“茶户……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58]元代的制茶人户有“茶园磨户”之称[59]。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碾磨，是“末茶”不同于“茗茶”的特点。将碾磨与制茶联系起来的记载颇多，如江州（今江西九江）道教太平宫，“创茶磨四所，凡四十二盘，于德化庄”[60]。可见元代“末茶”的制作仍占重要地位。从前面文献所记“末茶”税钱多于“草茶”，可知“末茶”一般应比“草茶”价贵，这是因为“末茶”的制作要比“草茶”复杂，花费劳动较多。很可能，这也正是“末茶”最终为“草茶”取代的原因。

二 饮茶方式

元代“茗茶”（草茶）、“末茶”这两种茶的饮用方式有所不同。

“茗茶”一般在水沸后投入，略煎片刻，便可饮用。王祯说：“凡茗煎者择嫩芽，先以汤泡去熏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此。”[61]《饮膳正要》说：“清茶，先用水滚过，滤净，下茶芽，少时煎成。”[62]这里所说的“先用水滚过，滤净”，应即王祯所说的“先以汤泡去熏气”。总之，当时的散形茶仍须煮煎，然后饮用，和后代用开水泡饮不同。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写有《鬻茶梦》一文，其中说：“铁龙道人……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63]散曲名家乔吉有“煮茶芽旋撮黄金”之句[64]。孙周卿的《水仙子·山居自乐》中写道：“亲眷至煨香芋，宾朋来煮嫩茶。”[65]都是以说明当时的“茶芽”“嫩茶”用煮饮之法。

“末茶”则将茶先碾成末。碾茶用磨，有的也用茶臼[66]（图3-1），然后点水饮用。王祯说：“然则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凡点，汤多茶少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极匀，又添注入，回环击拂，视其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度。其茶既甘而滑。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67]所谓“点”就是将沸水注入装有末茶的茶盏，“汤”就是煮沸的水。“粥面”是茶汤的表面，“云脚”即浮在茶汤表面的花沫。先在茶盏中放上一匙（钱匕）末茶，注入少量沸水，将茶末调匀（宋代称之为“调膏”），然后再加添沸水，用专门的工具茶筅（竹制）加以搅动，“回转击拂”，可以达到表面汤花“色鲜白”的效果。茶面汤花紧贴盏沿不退，这就叫作“着盏无水痕”。汤花退散，盏的内沿就会出现水的痕迹，称为“水脚”。

图3-1 赤峰元墓壁画中的茶臼

宋代“点茶”盛行，又有“斗茶”之说，“斗茶”是以“点茶”方式进行比赛。北宋时蔡襄《茶录》描写“斗茶”说：“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上引王祯所说，与蔡襄完全相同，可见是宋代“点茶”“斗茶”的延续。王祯又说：“蜡茶珍藏既久，点时先用温水微渍去膏油，以纸裹槌碎，用茶钤微炙，旋入碾罗。”王祯没有具体讲“蜡茶”点用之法，只讲了“蜡茶”的碾制过程，这是因为“蜡茶”和其他“末茶”在“点”“斗”上并无区别。蒙古国名臣耶律楚材在西域时，有“敢乞君侯分数饼”和“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之句[68]，正是对“点茶”的描写。元代中期，陈泌诗：“梁溪块雪照归船，载得《茶经》第二泉。为碾小龙倾一碗，更从何处觅飞仙。”[69]写的就是饮用“蜡茶”的情景。“小龙”指龙凤团饼，《茶经》是唐代茶圣陆羽的著作。陆羽将煎茶用水分为二十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诗中的“第二泉”即指此。以船载来惠山寺泉水，煮沸后点蜡茶，人们饮用，飘飘欲仙。张起岩诗：“鱼眼才过蟹眼生，小团汤鼎发幽馨。三生灶鬼清无梦，一夜波神沸有灵。竹雪熟时浮乳白，松风响处断烟青。莫教移近销金帐，恐被羊羔酒染腥。”[70]“鱼眼”“蟹眼”都是沸水冲泡末茶（蜡茶）后茶面汤花的不同形态。诗人周权有诗题为《懒庵以九江饼茶分饷，有诗次韵》，云：“团香小饼分僧供，折足寒铛对客烹。”[71]说的也是茶饼碾成末后用沸水泡饮。这些元代不同时期诗人写作的篇章，足以说明“点茶”在当时文人中间仍是相当盛行的。

图3-2 赵孟頫《斗茶图》

文人如此，民间又是如何呢？著名画家赵孟頫有《斗茶图》，描写的是民间斗茶的情况[72]（图3-2）。散曲作家李德载小令《（中吕）阳春曲·赠茶肆》中云：“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黄金碾畔香尘细，碧玉瓯中白雪飞。”“龙团香满三江水，石鼎诗成七步才。”[73]他描写的是“点茶”的情况，所谓“兰膏”即前面所说沸水调和茶末之“膏”。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吕洞宾在茶肆中唱道：“也不索采蒙顶山头雪，也不索茶点鹧鸪斑，比及你吸取扬子江心水，可强似汤生螃蟹眼。”[74]“蒙顶山头雪”指蒙山茶。“鹧鸪斑”指茶盏。宋代“点茶”“斗茶”讲究用黑釉盏，“鹧鸪斑”因黑釉盏上有类似鹧鸪羽毛的斑点而得名，这种茶盏产于福建永和窑。“螃蟹眼”即“蟹眼”，已见前述。这段唱词说的是“点茶”的情况，和上面一段散曲相印证，可见茶肆中“点茶”是很普遍的。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东壁壁画中有一幅“生活图”，上绘一人用石臼碾茶，旁有一案，案上陈列汤瓶、茶瓶、茶盏、茶筅等茶具，都是“点茶”必用的器具（见图3-1），可见家庭中日常也以“点茶”方式饮茶[75]。

总起来说，元代饮茶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煎茶”，二是“点茶”。前者是以茶芽和水同煎，后者以沸水冲泡茶末。应该指出的是，前者显然博得了文人、艺术家的越来越大的兴趣。以宋、元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关茶的描写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宋代文人多有“点茶”“斗茶”的诗篇，如苏轼、黄庭坚、梅尧臣等人的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而元代文人的诗词、散曲中，固然有关于“点茶”“斗茶”的描写，但更多则是“煮茶芽”的记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有客来，汲清泉，自煮茶芽。”[76]“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添净水。”[77]等等。可以说，“煮茶芽”已成为文人闲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前引王祯“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点茶）者甚少”的话，应理解为在南方“煮茶芽”已占了上风。因为，南方之人不“识”点茶是讲不通的。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宋代，“点茶”“斗茶”风行的同时是黑盏（黑釉盏）流行；到了元代，青白茶盏增多。这种变化无疑也反映出饮茶方式的改变[78]。总之，可以认为，元代是我国饮茶方式的一个转变时期，“点茶”仍然盛行，但“煎茶”日益增多，这种“烹茶芽”的“煎茶”方式可以说是明代点泡散形茶的先声。

三 香茶、花茶及其他

上面说的是纯粹饮茶之法。唐、宋时期，饮茶常加其他作料，如盐、姜、香料等。元代这种方法依然存在。宫廷中有“香茶”，系以白茶、龙脑、百药煎、麝香按一定比例“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作饼”[79]。显然，其制作方法和“腊茶”“末茶”一样。饮用时也须先碾细再用沸水点泡。散曲作家乔吉有《（双调）卖花声·香茶》一首：“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凤团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80]“片脑梅花粉”是香料，“珍珠豆蔻仁”是药材，“香茶”便是用香料、药材和茶合成的，它有“醉魂清爽”的功效。民间日用百科全书型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载有“脑麝香茶”和“法煎香茶”。前者以“脑子”和“麝香”置于茶容器中，达到“自然香透”的目的，后者则以“上春嫩茶芽”和菉豆、山药一同细磨，“别以脑、麝各半钱重，入盘同研，约二千杵，罐内密封，窨三日后，可以烹点，愈久香味愈佳”[81]。制作方法有所不同，但以上所说数种都可以称作香茶型，即是添加香料的茶。

另一种是以植物的花香来增益茶味，可以称为花茶型。花茶自宋代起源以来，在元代开始流行。《事林广记》中载有“百花香茶”，制法是：“木犀（桂花）、茉莉、菊花、素馨等花，又依前法薰之。”[82]所谓“前法”即制“脑麝香茶”之法，以花熏茶于容器之中。倪瓒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有花茶制作方法：一种是“菊花茶”（茉莉花茶同），“以中样细芽茶，用汤罐子先铺花一层，铺茶一层，铺花、茶层层至满罐，又以花蜜（密）盖盖之。日中晒，翻覆罐三次。于锅内浅水慢火蒸之。蒸之候罐子盖热极取出，候极冷然后开罐取出茶，去花以茶。用建莲纸包茶，日中晒干。……如此换花蒸晒，三次尤妙”。一种是莲花茶，“就池沼中，早饭前初日出时，择取莲花蕊略破者，以手指拨开，入茶，满其中，用麻丝缚扎定。经一宿，明早连花摘之，取茶，纸包晒干。如此三次。锡罐盛，扎口收藏”。前者是以茶芽与花（菊花、茉莉）同晒蒸，后者则以茶芽放进莲花花苞之中，目的都是以花香熏茶。先有“煎茶芽”的流行才有花茶，但花茶的广泛流行，则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用枸杞作为佐料也比较普遍。宫廷中有“枸杞茶”，即将枸杞和雀舌茶一起碾成细末，“每日空心用”[83]。《事林广记》中载有“蒙顶新茶”，是用“细嫩白茶”“枸杞英”“绿豆”“米”一起“焙干，碾、罗合，细煎点，绝奇”[84]。还有一种“擂茶”，“将茶芽汤浸软，同去皮炒熟芝麻擂极细，入川椒末、盐、酥、糖饼，再擂匀细。如干，旋添浸茶汤。如无糖饼，以干面代之。入锅煎熟，随意加生栗子片、松子仁、胡桃或酥油同擂细，煎熟尤妙。如无草茶，只用末茶亦可。与芝麻同擂尤妙”[85]。“擂茶”在多数汉族地区已消失，但江西南部仍保存这一品种。具体来说，是将茶叶、芝麻、花生米并加入少量盐，放在擂钵中用擂槌碾碎成糊状，然后放在锅中加水煮而成。擂钵是碗状陶器，擂槌是坚韧的木棒。当地人喜爱“擂茶”，认为有生津止渴、健胃提神、疏肝理肺和治疗感冒的功效[86]。“擂茶”可以说是添加食物型作料的茶，在当时是颇为风行的。

四 饮茶与佛教寺院

饮茶的发展，与佛教寺院有密切的关系。“和尚从来好吃茶，终朝每日采茶芽。”元代杂剧中的这两句话，说明当时寺院中饮茶之风的盛行[87]。元代寺院中常举行茶会，僧俗人等均可参加。茶会常由文人撰写榜文，公开告示，称为“茶榜”。蒙古国时期，耶律楚材撰《茶榜》，前言说：“今辰斋退，特为新堂头奥公长老设茶一钟，聊表住持开堂陈谢之仪，仍请知事大众同垂光降者。”[88]这是为欢迎寺院新住持而举行的茶会。赵孟頫撰《请谦讲主茶榜》，榜文最后说：“舌头知味，鼻观通神，大众和南，请师点化。”[89]则是请谦讲主主持茶会。

日本南北朝时代，唐式茶会流行，一般认为最初是由元僧传到日本。开始只流行于禅林中，不久便在与禅宗关系很深的武士社会中流行开来[90]。唐式茶会的传入，对日本影响很大，导致了日本茶道的形成。如果没有元朝寺院中的茶会，也就不会有日本的唐式茶会。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元代寺院中茶会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从耶律楚材、赵孟頫所撰榜文来看，“黄金碾畔微尘”，显然是末茶；“请陈斗品之奇功，用作斋余之清供”，应是采取“斗茶”的形式。日本的唐式茶会也是这样的。

第四节 蒙古人与茶

一 宫廷饮茶

在现代蒙古人的生活中，饮茶（奶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蒙古人什么时候开始与茶发生关系，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众所周知，早期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饮食是很简单的，马奶酒是他们的主要饮料。随着蒙古国不断向外扩展，蒙古人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增多，他们的饮食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茶叶主要产于江、淮以南，但北方金朝统治下的地区，“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91]。蒙古人控制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以后，对于茶应该有所了解。而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江、淮以南产茶地区尽入版图，蒙古人对于茶无疑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是，在现存的文献中，没有13世纪末以前蒙古人饮茶的明确记载[92]。

但是，有迹象表明，至迟在元朝统一以后，宫廷中已开始饮茶。这便是前代的贡茶仍在继续。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元朝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下辖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和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其职责是“采摘茶芽，以贡内府”。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是至元十三年（1276）设立的，亦即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下之年。元朝政府一度“别置平江等处榷茶提举司，掌岁贡御茶”。后来撤销[93]。湖州顾渚茶的生产，也引起元朝政府的注意，前已述及。至元十五年，忽必烈赐金沙泉名为瑞应泉，可见他对顾渚茶的兴趣。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应是福建受元朝所辖以后，便在原有基础之上，设置北苑茶坊的管理机构[9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范文虎进贡茶（范殿帅茶）和高兴制武夷“石乳”入献两件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和宫廷中喜好此物，他们二人是不会贸然采取这样的举动的。

元朝皇帝饮茶的明确记载自武宗海山始。“自至大（1308—1311）初，武宗皇帝幸柳林飞放，请皇太后同往观焉。由是道经邹店，因渴思茶。”属下用当地井水，“煎茶以进，上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味色双绝。……自后御用之水，日必取焉。所造汤茶，比诸水殊胜”[95]。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武宗时“内府常进”茶作为饮料。众所周知，蒙古人传统习惯是用马奶子解渴，皇帝出行时必有挤奶专用的马群随同。武宗渴时不思马奶子而思茶，说明他已习惯于这种饮料。而且，他所饮的应是不加其他物料的清茶，这样才能发现邹店井水的“味色双绝”。《饮膳正要》一书，记载元朝宫廷饮食，其中列举各地进贡的名茶，反映出宫廷中饮茶风气之盛。

关于元代中晚期宫廷饮茶还有一些记载。名诗人马祖常诗：“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96]“太官”指负责宫廷饮食的官员。皇帝在饱食肥腻的食物以后，已习惯用茶来帮助消化。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对饮茶有很大的兴趣。他的身边有“主供茗饮”的侍女，高丽女子奇氏便因担任这一职务而得以和皇帝亲近，因而受宠，成为元朝唯一的非蒙古族皇后[97]。顺帝经常在内殿与宠臣哈麻“以双陆为戏，一日，哈麻服新衣在侧，帝方啜茶，即噀茶于其衣”[98]。

宫廷饮食必然影响到民间，而茶作为一种止渴、消食的饮料，又正好适合喜好肉食的蒙古人需要，它为蒙古人接受并广泛流行是很自然的。从宫廷饮茶情况可以推断，自13世纪下半期起，蒙古人已对茶有所接触并发生兴趣，而到14世纪上半期，茶已成为蒙古人的一种重要饮料。

二 酥油茶

宫廷中饮茶方式，有清茶、香茶、枸杞茶，前面已分别提及，这些应是汉族中流行的。还有酥油茶，则是汉族中不曾有过的。

《饮膳正要》在记载“清茶”“香茶”的同时，还记载了“炒茶”“兰膏”和“酥签”。“炒茶，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所谓“马思哥油”是“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兰膏，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酥签，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所谓“玉磨末茶”，是以“上等紫笋五十斤，筛筒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净；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99]。“金字末茶”就是金字茶。“炒茶”“兰膏”“酥签”三者制作方法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都加进了酥油。这种做法，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很可能是受到藏族的影响。《饮膳正要》记有“西番茶”，下注：“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西番茶”产于藏族居住地区。藏族早在唐代已知饮茶，他们肯定很早就开始了酥油茶的制作。蒙古兴起以后，在13世纪40年代便与吐蕃地区建立了联系。自此以后，藏传佛教的领袖受到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尊奉，藏族文化对蒙古族有很大的影响。藏族的酥油制作方法为蒙古族接受，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酥油茶不但宫廷中有，还在民间流行。元代后期长期在大都做官的许有壬说：“世以酥入茶为兰膏”，他为此写下了诗篇[100]。在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茶坊出卖各种茶汤，其中有“酥佥”，顾客喝了以后说道：“你这茶里面无有真酥。”[101]从这些记载可知酥油茶也为汉族所欢迎。汉族如此，蒙古族中间饮酥油茶一定更普遍。

元代流行的两种日用生活类书，一是《事林广记》，一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以前书别集《茶果类·茶》和后书己集《诸品茶》相比较，后者多出了“兰膏茶”“酥签茶”和“孩儿香茶”。这三者都是元代新出现的。这一事实，反映出后者成书较前者要晚。“孩儿香茶”已见前述。现将该书所载“兰膏茶”“酥签茶”的制法引录如下：

兰膏茶。以上号高茶，研细一两为率。先将好酥一两半溶化，倾入茶末内，不住手搅。夏月渐渐添冰水搅。水不可多添，但一二匙尖足矣。频添无妨，务要搅匀，直至雪白为度。冬月渐渐添滚汤搅。春秋添温汤搅。加入些少盐尤妙。

酥签茶。将好酥于银石器内溶化，倾入江茶末搅匀。旋旋添汤搅，成稀膏子。散在盏内，却着汤浸供之。茶与酥看客多少用，但酥多于茶些为佳。此法至简且易，尤珍美。

这里记载的制作方法和《饮膳正要》相比，明显有一些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用酥油和茶作为基本的原料。酥油茶实际上是元代饮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的传播和流行，是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习俗互相影响的一个例子。后来，酥油茶在汉族饮食生活中消失了，但在蒙古族中间大概演变为奶茶，长期保存了下来。

[1] 《农书·百谷谱集之十·茶》。

[2] 元代杂剧中常用此语，如武汉臣《李素兰凤月玉壶春》、佚名《月明和尚度柳翠》，见《元曲选》。

[3]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4]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

[5] 《元一统志》卷五《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中华书局1966年版。

[6] 《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7] 《元一统志》卷九《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8]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9]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10]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11]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三·茶法》。

[12]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

[13]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茶法》。

[14]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5]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下。按，建瓯凤凰山麓有一小井，井水清冽甘甜，宋、元制北苑茶即用此水，见嘉靖《建宁府志》卷二〇《古迹·北苑茶焙》。按，近年在凤凰山麓焙前村发现一口枯井，名为“龙井”。即制茶之水井。见《宋代北苑茶事与遗址考证》，《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7年第2期。

[16] 《武夷山志》卷九下《溪南·御茶园》。

[17] 苏天爵：《林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

[18]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

[19]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2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

[21] 牟：《吴信之茶提举序》，《陵阳文集》卷一三。

[22]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辍耕录》卷二六《瑞应泉》同。

[23]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24] 《弁山小隐吟稿》卷上。

[25]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26] 冯子振：《鹦鹉曲》，《全元散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页。

[27]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28] 寇丹：《岕茶与明代茶文化》，《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6年第4期。

[29] 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5页。

[30] 乔吉：《（双调）水仙子·廉香林南园即事》，《全元散曲》，第613页。

[31] 浙西七路一府，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苏南部的大部分和浙江北部。

[32] 嘉泰《会稽志》卷一七《日铸茶》。

[33] 《草堂雅集》卷一《春直奎章阁二首》，陶氏涉园影印本。这首诗说明，宫中饮用玉泉山的泉水。对此，《饮膳正要》卷二《诸船汤煎》亦有记载：“今西山有玉泉水，甘美，味胜诸泉。”一直到清代，宫中仍饮玉泉水。

[34]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35] 至正《四明续志》卷五《草木》。

[36] 天启《慈溪县志》卷一《县治》。

[37] 《柳待制文集》卷六。

[38] 宋本：《上京杂诗》，《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

[39]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40] 《滦京杂咏》卷下。

[41] 北宋雍熙二年（985），“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茶上》）金章宗时，在河南设官制茶，前去视察的官员回来报告：“渭州温桑，实非茶也。”（《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茶》）则河南一带宋、金时已有“温桑”之名，有待进一步查考。

[4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至七五。

[43] 姚燧：《张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〇。

[44] 何达兴：《兰田藤茶》，《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6年第4期。

[45]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46] 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

[47] 《燕石集》卷九《送赵伯常淮西宪副》。

[48] 《饮食须知》卷五《味类》。

[49]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等处行中书省·邕州路》。

[50] 李璠：《云南大叶茶与茶的起源》，《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3年第4期。

[51] 《农书·百谷谱集之十·茶》。

[52] 《武夷山志》卷九下《溪南·御茶园》。

[53] 卓元：《采茶歌》，《皇元风雅》卷二八。

[54] 此诗收在唐元《筠轩集》卷六。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七《集部·别集类二〇》疑此诗误收，非唐元作。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唐元未曾在翰林任职。但此诗为元人作应无问题。

[55]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56] 《元典章》新集《户部·延祐五年拯治茶课》。

[57] 《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58]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

[59]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私茶罪例、私茶》；卷二三《户部九·栽种·劝谕茶户栽茶》。

[60] 姚燧：《太平宫新庄记》，《牧庵集》卷九。

[61] 《农书·百谷谱集之十·茶》。

[62]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63] 杨维桢：《鬻茶梦》，《东维子文集》卷三。

[64] 乔吉：《（双调）水仙子·瑞安东安寺夏日清思》，《全元散曲》，第623页。

[65] 孙周卿：《水仙子·山居自乐》，《全元散曲》，第1065页。

[66] 碾茶用磨，各种文献中常见。碾茶用石臼，可参看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东壁画，上绘一男仆在案旁用茶臼碾茶（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67] 《农书·百谷谱集之十·茶》。按，《农书》各种版本均作“钞茶一钱七”，“七”实为“匕”之误，“钱匕”是古代取药末的工具。见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第584页。

[68] 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湛然居士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69] 陈泌：《寄伯雨先生》，《诗渊》第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70] 张起岩：《煎茶》，《西岩集》卷八。

[71] 周权：《懒庵以九江饼茶分饷，有诗次韵》，《北山先生集》卷八。

[72] 此图又名《斗浆图》，对图中表现的内容，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请看沈从文编著《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第379—380页。

[73] 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全元散曲》。

[74]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

[75] 见《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76] 卢挚：《（双调）蟾宫曲》，《全元散曲》。

[77] 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元曲选》。

[78] 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

[79]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80] 乔吉：《（双调）卖花声·香茶》，《全元散曲》。

[81] 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七《茶果类》，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刻本。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茶》所载相同。

[82] 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七《茶果类》，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刻本。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茶》所载相同。

[83]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84] 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七《茶果类》。

[85] 《事林广记》别集卷七《茶果类》。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茶》亦载“擂茶”，但“糖饼”作“油饼”，无“或酥油”。末句作“如无芽茶，只用江茶亦可”。

[86] 王和：《擂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87] 佚名：《月明和尚度柳翠》，《元曲选》。

[88] 耶律楚材：《茶榜》，《湛然居士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89] 赵孟頫：《请谦讲主茶榜》，《松雪斋集》外集，《四部丛刊》本。

[90]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3—508页。

[91]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茶》。

[92]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93]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94] 武夷茶正式作为贡品为时较晚，当地的管理机构可能原来只称建宁北苑茶场提举所，后来加上“武夷”二字的。

[95]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96] 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石田文集》卷五。

[97]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98] 《元史》卷二〇五《哈麻传》。

[99]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00] 许有壬：《咏酒兰膏次恕斋韵》，《至正集》卷一六，清宣统三年聊城邹氏石印乾隆刻本。

[101]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

第四章 饮料之二：酒

第一节 马奶酒

一 马奶酒的制作

蒙古人原来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最初饮用的酒是用马奶发酵制成的。

13世纪中期到达蒙古的欧洲教士鲁不鲁乞说：“当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马奶时——马奶在新鲜时同牛奶一样的甜——就把奶倒入一只大皮囊里，然后用一根特制的棒开始搅拌，这种棒的下端像人头那样粗大，并且是挖空了的。当他们很快地搅拌时，马奶开始发出气泡，像新酿的葡萄酒一样，并且变酸和发酵。他们继续搅拌，直至他们能提取奶酒。这时他们尝一下马奶的味道，当它相当辣时，他们就可以喝它了。……为了供贵族饮用，他们也用这种方法酿造哈剌忽迷思，即黑忽迷思。……他们酿造黑忽迷思时，搅拌马奶，直至奶中所有的固体成分下沉到底部，像葡萄酒的渣滓那样，而纯净的部分留在上面，像乳清或白色的发酵前的葡萄汁那样。渣滓很白，这是给奴隶们吃的，它具有强烈的催眠作用。纯净的液体则归主人们喝，它无疑是一种非常好喝的饮料，并且确实是很有效力。”[1]同一时期前往蒙古的南宋使臣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军粮羊与泲（手捻其乳曰泲）。马之初乳，日则听其驹之食，夜则聚之以泲，贮以革器，澒洞数宿，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霆常见其日中泲马奶矣。……泲之法，先令驹子啜，教乳路来，却赶了驹子，人自用手泲下皮桶中，却又倾入皮袋撞之。寻常人只数宿便饮。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盖清则似黑。问之，则云：此实撞之七八日，撞多则愈清，清则气不膻。”[2]

元朝统一以后，政府设太仆寺，管理马政。每年“征马五十酝都来京师。酝都者，承乳车之名也”。“每酝都，牝马四十”。“日酿黑马乳以奉玉食，谓之细乳”。“自诸王百官而下，亦有马乳之供，酝都如前之数，而马减四之一，谓之粗乳。”[3]“粗乳”显然就是质量较差的马奶酒。

二 马奶酒的流行情况

早期蒙古人只知制造和饮用马奶酒。随着蒙古国向外扩展，蒙古宫廷和上层人物饮用酒的种类增多，但是马奶酒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鲁不鲁乞看到，在蒙古大汗的宫殿中有一棵大银树，上有管子，可以流出四种酒，其中之一是“哈剌忽迷思，即澄清了的马奶”。蒙哥汗举行盛大宴会时，“有一百零五辆车子和九十匹马装载着马奶”[4]。元朝建立后，宫廷和贵族都有专门的马奶供应。历朝皇帝的山陵，“各有酝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5]。太庙用“国俗旧礼”祭祀时，“太仆卿以朱漆盂奉马乳酌奠”[6]。“挏官马湩盛浑脱，骑士封题抱送来。传与内厨供上用，有时直到御前开。”[7]“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8]“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9]从以上几首诗，可以看出宫廷中流行马奶酒的情况。“浑脱”指皮囊，常用来盛马奶酒。“太仆龙车”即指“酝都”而言。元朝皇帝在上都开平要举行马奶子宴[10]，还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11]。“祭天马酒洒平野”应即指此。总之，马奶酒在宫廷饮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凡是重大节庆或仪式都离不开它。马奶酒实际上已成为蒙古风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马奶酒也是元朝皇帝赏赐臣下的礼物。“儒臣奉诏修三史，丞相衔兼领总裁。学士院官传赐宴，黄羊湩酒满车来。”[12]“修三史”指元顺帝时的丞相脱脱领衔修宋、辽、金三史。“湩”是乳汁，“湩酒”即马奶酒。“昔儿吉思之妻为皇子乳母，于是皇太后待以家人之礼，得同饮白马湩。时朝廷旧典，白马湩非宗戚贵胄不得饮也。”[13]这里所说的“白马湩”应是“黑马湩”之误。“黑马湩”才是只有皇帝和宗戚贵胄享受的珍品。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设有“挏马官”[14]，其职责无疑是管理马奶酒的制造。蒙古有一种独特的“怯薛”制度，即大汗的禁卫军。“怯薛”轮番入值，每个成员都担任宫廷中的一定职务。中亚钦察人被蒙古征服，其中一部首领班都察“举族迎降”，“尝侍（世祖）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挏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剌赤”[15]。“哈剌”在蒙语中是“黑”的意思。由此亦可见蒙古统治者对马奶酒是何等的重视。

图4-1 《饮膳正要》卷一中的“饮酒避忌”插图

蒙古人喜爱马奶酒，常常饮用过度，导致疾病丛生（图4-1）。忽必烈就是个例子。他“过饮马湩，得足疾”，终生不愈，造成很大痛苦[16]。“过饮湩乳”造成吐泻或旧疾复发的病例在蒙古人中时有发生[17]。

受蒙古人影响，其他民族亦对马奶酒发生兴趣。契丹人耶律楚材，在13世纪上半期蒙古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写诗向人“乞马乳”，诗中写道：“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革囊旋造逡巡酒，桦器频倾潋滟觞。”“顿解老饥能饱满，偏消烦渴变清凉。”他希望：“愿得朝朝赐我尝。”[18]可见对马奶酒十分欣赏。元代后期，许有壬在朝廷中做官，经常来往于大都、上都之间。他的《上京十咏》之一是《马酒》，其中写道：“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19]在另一首记述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诗篇中，他写道：“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春。”[20]

总的说来，马奶酒流行于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贵族、官僚中，在一般汉族居民中并无很大影响。特别在南方，几乎见不到马奶酒的踪迹。

第二节 葡萄酒

一 宫廷中的葡萄酒

果实可以制酒。元代果酒中产量最多、最受欢迎的是葡萄酒。蒙古国建立以后不久，成吉思汗便发动西征，征服了中亚的广大地区。中亚是盛产葡萄酒之地，随从西征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二河之间，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等地经常喝到葡萄酒：“花开杷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21]；“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22]。可以想见，蒙古的君主、贵族、将领一定也会接触到这种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饮料。他们很快便喜欢上这种酒。欧洲教士在哈剌和林宫廷中看到一棵大银树，流出四种酒，其中之一便是葡萄酒。蒙哥汗不止一次下令给教士发葡萄酒[23]。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到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江、淮以南无此物。所谓“回回国”，即指原在河中地区的花剌子模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葡萄酒与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元朝统一全国，南宋小皇帝一行来到大都，忽必烈连续设宴款待：“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小皇帝一行的生活受到照顾，拨给粮、肉，而且“御厨请给葡萄酒”。所以他们“客中忽忽又重阳，满酌葡萄当菊觞”[24]。皇帝在上都开平举行大宴会时，“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25]。“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锺。”[26]“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蒲萄凝紫玉。”[27]“酮官”“千斛”指的是马奶酒，可见葡萄酒和马奶酒同是宴会的饮用酒。皇帝常以葡萄酒赏赐臣属，如至元十一年（1274），塔出攻南宋有功，忽必烈“赐蒲萄酒二壶”[28]。左丞相史天泽总大军攻南宋，途中生病，“帝（忽必烈）遣侍臣赐以葡萄酒”[29]。忽必烈器重侍读学士李谦，“饮群臣酒，世祖曰：‘闻卿不饮，然能为朕强饮乎！’因赐蒲萄酒一钟，曰：‘此极醉人，恐汝不胜。’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30]。显然，赏赐葡萄酒是皇家的一项恩惠。

因此，宫廷中对葡萄酒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元代后期在朝中任职的杨瑀说：“尚酝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31]至元、大德是元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的年号，相当于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初。尚酝即大都尚酝局，“掌酿造诸王、百官酒醴”。另有大都尚饮局，“掌酿造上用细酒”[32]。上都开平亦设有同样的两个机构。由杨瑀所述，可知在14世纪中叶尚酝局中收藏有不少储存期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各地进贡的葡萄酒，其名贵可想而知。

二 葡萄酒的产地和制作方法

《饮膳正要》说：“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33]元代的“西番”，常指藏族地区，有时也指河西走廊以西地区，但“西番”葡萄酒，没有明确记载。比较清楚的是哈剌火者和山西出产的葡萄酒。

哈剌火者又译哈剌和州，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在历史上，这一地区便以出产葡萄和葡萄酒闻名。元代的记载说：“葡萄酒，出火州穷边极陲之地。酝之时，取葡萄带青者。其酝也，在三五间砖石甃砌干净地上，作甃磁缺嵌入地中，欲其低凹以聚，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揉践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药。压后出闭其门，十日、半月后窥见原压低下，此其验也。方入室，众力拼下毡、木，搬开而观，则酒已盈瓮矣。乃取清者入别瓮贮之，此谓头酒。复以足蹑平葡萄滓，仍如其法盖，复闭户而去。又数日，如前法取酒，窨之，如此者有三次，故有头酒、二酒、三酒之类。直似其消尽，却以其滓逐旋澄之清为度。上等酒，一二杯可醉人数日。”[34]这是元代文献中有关葡萄酒制作的最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是将葡萄捣碎，利用葡萄皮上带着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酵，这和前代常见的用粮食和葡萄混酿的方法是不一样的[35]。

波斯史家记载：“其次为畏兀人之城哈剌火州之境。该处有好酒。”[36]可见哈剌火者的葡萄酒在当时名闻遐迩。武宗至大四年（1311）“宣徽院奏准；哈剌火拙根底葡萄酒，这几年交站般运有。为军情勾当的上头立下的站有，交运呵不中，交骆驼每般运。又，火拙根底西番地面里做官的、民户每献到葡萄酒，交自己的气力每识者，休教铺马里来”[37]。“哈剌火拙”即哈剌火者的异译。可见当地的葡萄酒大批运到大都，有的是地方进献，有的则是做官的或民户自行进献。泰定元年（1324）二月，“高昌王亦都护铁木儿补化遣使进蒲萄酒”[38]。“亦都护”是畏兀儿人首领的头衔，高昌王则是元朝授予他的爵位。他所进献的应该就是哈剌火州地区出产的葡萄酒。文宗至顺元年（1330），“西番哈剌火州来贡葡萄酒”[39]。顺帝至正七年（1347）十月，“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杀使臣”[40]。可见直到此时，哈剌火州葡萄酒仍是上进宫廷的贡品。而从这条记载看来，哈剌火州即在“西蕃”之地。前引文献说“西番”亦产葡萄酒，可能指哈剌火州以西地区而言。

山西安邑（今山西运城）“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金贞祐年间（1213—1216），“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41]。此后安邑便以产葡萄酒闻名于世。蒙古统治北方农业区后，安邑葡萄酒便成了贡品。世祖中统二年（1261）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42]。可见在此以前一直进贡。事实上，“毋贡”的命令并未真正实行。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43]。安邑属平阳路。可见山西在中统二年后仍进贡葡萄酒，而且山西葡萄酒生产的地区已不限于安邑，至少还有太原路。这和前引《饮膳正要》所说葡萄酒“有平阳、太原者”完全一致。山西的葡萄酒，显然也是利用葡萄皮上带着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酵的。

以上讲的是哈剌火州和山西生产葡萄酒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否出产葡萄酒，目前尚难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葡萄酒的生产，除了进贡朝廷之外，还在民间公开发售。燕京（今北京）地区“自戊午年至至元五年（1258—1268），每葡萄酒一十斤数勾抽分一斤”。“及至六年、七年，定立课额，葡萄酒浆止是三十分取一。”[44]也就是说，至迟到“戊午年”，葡萄酒已在燕京公开发售。国家为之确立征税标准，说明为数是相当可观的。诗人写道：“黄鹤楼东卖酒家，王孙清晓驻游车；宝钗换得蒲萄去，今日城东看杏花。”描写的正是京城酒家出卖葡萄酒[45]。燕京如此，其他地区应亦有之。但是，总的说来，葡萄酒主要流行于北方，南方亦有，但不多见。诗人萨都拉有诗《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首句是：“扬州酒美天下无，小槽夜走蒲萄珠。”诗人当时在集庆（今江苏南京），“王郎载酒过江来，开酒脍鱼醉春晚”[46]。可知王郎携来的是扬州出产或出售的葡萄酒。

元代中期，周权写了一首名为《葡萄酒》的诗，其中说：“累累千斛昼夜舂，列瓮满浸秋泉红。数宵酝月清光转，秾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47]说的显然是自然发酵的制酒之法。从周权的经历来看，他没有到过山西、哈剌火州，描述的应是其他地区制作葡萄酒的情况。

元代还有其他果酒。画家李衎家居燕京，“其家有梨园……忽一岁盛生，触处皆然，数倍常年，以此不可售。……漫用大瓮储数百枚，以缶盖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则忘之。及半岁后，因至园中，忽闻酒气熏人，疑守舍者酿熟，因索之，则无有也。因启观所藏梨，则化而为水，清冷可爱，湛然甘美，真佳酝也，饮之辄醉。……始知梨可酿，前所未闻也”[48]。这是梨酒，但在当时是否得到推广，并不清楚。此外还有枣酒、葚子酒等。“枣酒，京南真定为之，仍用些少曲蘖”。“椹子酒，微黑色。京南真定等处咸为之。大热有毒，饮之后能令人腹内饱满。”[49]

第三节 粮食酒

一 粮食酒的酿造

尽管马奶酒、葡萄酒都很流行，但总的来说，元代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农业区，主要饮用的还是各种粮食酒。

粮食酒常用的原料是糯米和黍（小米）。“秫性黏而可酿酒。”[50]秫就是糯米。江南出产的香糯米和卫辉路辉州（今河南辉县）出产的苏门糯米，都是酿酒的好材料。元朝中央政府中设置的醴源仓，“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曲药，以供上酝及岁赐百官者”[51]。香莎糯米应即江南进贡的香糯米[52]。苏门米被认为是酿酒材料的上品，“苏门者为上，酿酒者多用”[53]。黍“可以酿酒，又可以作馔粥”；“白黍酿酒，亚于糯秫”[54]。

制造粮食酒须用酒曲。曲的作用是引起粮食发酵，一般用粮食做原料制成。酒曲制作时常常加入药材。元代最有名的是“东阳酒曲”，用白面、绿豆加药材（川乌、苍耳心等）、果料（桃仁、杏仁、甜瓜）制造。宫廷中造酒，即用此曲，“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数万斤不绝，以为常例”[55]。酒曲中有一种“红曲”，是红曲霉寄生在粳米上而成的曲，制作工艺难度较高。它不仅可以酿酒，还可以作食用色素。明代学者李时珍说：“造红曲者，以白米饭受湿热郁蒸变而为红，即成真色，久亦不渝，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红曲《本草》不载，法出近世，亦奇术也。”[56]红曲的制作在宋代已开始，也可能更早一些，在元代的文献中已有清楚的记载[57]。

粮食酒一般是将粮食蒸、煮熟，将酒曲粉碎后拌在一起，放在特制的容器或窖池里，经过一段时间就变成酒。由于原料（粮食）的种类不同，加上酒曲、水的差别，还有操作时对温度、时间的掌握不一样，因而生产出来的粮食酒在质量上也就有很大的区别。

粮食在蒙语中称为“答剌速”[58]，又作“打剌孙”“答剌孙”“打剌苏”等，都是darasun的音译。元代杂剧中常有此词，如“金盏子满斟着赛银打剌苏”[59]。“赛银”是蒙语“好”的意思。这句话原意是金盏满斟着好酒。“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60]。“撒因”是“赛银”的异译。

二 粮食酒的产量

蒙古人原来不生产粮食，当然也没有粮食酒。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对这种酒发生兴趣。13世纪中叶哈剌和林宫殿中有一棵银树，有四根管子流出四种酒，其中之一便是称为terracina的米酒[61]。terracina显然便是由darasun而来。再往前追溯，《蒙古秘史》记窝阔台汗检讨自己即位以来的得失，有四项成绩、四项失误。失误的第一条便是“既嗣大位，沉湎于酒”。蒙语原文是“孛儿、答剌速纳”，旁注为“葡萄酒、酒行”[62]。显然是指两种酒：葡萄酒（孛儿）和答剌速（米酒）。窝阔台沉湎于两种外来的酒，自己认为是过失，如果只饮马奶酒，即使过量，也不会觉得是问题。在贵由汗即位（1246）的集会上，与会的王公贵族“轮流把盏哈迷思和各种酒”[63]。“各种酒”显然应是葡萄酒和米酒。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在“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设光禄寺，“秩正三品，掌起运米曲诸事，领尚饮、尚酝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种事”。光禄寺中设大都尚饮局、尚酝局，前者“掌酝造上用细酒”，后者“掌酝造诸王百官酒醴”。上都亦设同样的两个机构。此外，又有大都及上都醴源仓，其职责前已述及[64]。尚饮、尚酝局除管理葡萄酒外，还负责制造粮食酒。醴源仓收储的正是制造粮食酒的材料（糯米、曲药）。光禄寺管辖下的这些机构，主要满足宫廷中饮酒（葡萄酒和粮食酒）的需要，其次也为诸王百官供应酒。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记“官人们”举办宴会，大家商议说：“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么吃！”于是便派人到光禄寺去“讨酒”，“讨酒”要有“勘合”文书[65]。中国方面的记载说：“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66]宣徽酒就是光禄寺酒。中国和高丽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光禄寺制造的酒显然比街市酒的质量要好一些，所以才会成为王公百官索取的对象。元朝诗人廼贤写道：“新样双鬟束御罗，叠骑骄马粉墙过；回头笑指银瓶内，官酒谁家索取多。”[67]王公贵族家的女性，骑马去索取“官酒”，显然就是光禄寺酒。宣徽酒（光禄寺酒）的产量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是很可观的。

元朝统一全国后不久，大都“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68]。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所夸大的。成宗大德八年（1304），大都酒课提举司管辖下有槽房（又作槽坊、酒坊，用粮食造酒的作坊）100所，次年并为30所，“每所一日所酿，不许过二十五石”。即以官府所定限额来计算，30所槽房每日用粮即达750石，一年耗费粮食为27万石。到武宗至大三年（1310），增为54所，如按原限额计，则每年耗粮近50万石[69]。当时元朝政府通过海道将江南粮食运到大都，以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至大三年为271万余石。按此计算，用来酿酒的粮食要占海道漕粮的六分之一强，和元朝政府在大都设立米肆供应市民的籴米数（50余万石）大致相等[70]。由此可见，京师大都每年酒的消耗量是惊人的。

京师如此，各地方亦相当可观。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杭州一郡，岁以酒糜米麦二十八万石”[71]。杭州在南宋时是行在，生活奢侈，入元以后风气未改，酒的消耗量和大都接近。据元代中期统计，大都“在京酒坊五十四所，岁输课十余万锭”[72]。而全国其他地区的酒课合计为47万锭左右，也就是说，耗费的粮食应为大都的2—3倍，应为100万—150万石之间。加上大都，则全国民间每年为制酒耗费的粮食应为150万—200万石左右。当然，以税课来推算产量是不很准确的，元代私酒盛行，耗费的粮食也是很大的。元代后期，吴师道说：“利兴于榷酤而流于后世，虽欲禁民之无饮，不可得矣。今列肆饮坊，十室而九，糜谷作醪，不知其几倍于粒食也。斗争凌犯之讼，失业荡产之民，皆由于此。”[73]他认为酿酒所费的粮食，已经超过了百姓食用的粮食。从前面大都所说的情况来看，至少在当时的都市中，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民间的制造，加上宫廷的制酒，元朝粮食酒的产量无疑是很大的。

三 药酒

将粮食和药材同制成酒，便成为药酒。有的是用粮食酒浸泡药材，有的则取药材的“汁”（榨取或用水浸泡而得）和曲、粮食一起制酒。《饮膳正要》中收录的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松节酒、茯苓酒、松根酒、五加皮酒、腽肭脐酒都属于药酒之列[74]。见于其他记载的还有天门冬酒、菖蒲酒、紫苏子酒、菊花酒等[7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天门冬酒是以“天门冬煎五升，其煎但如稀饧即得”。“取天门冬汁浸（酒）曲”，然后将曲和入饭中，便可制成。“再欲造地黄、枸杞、五加皮、姜蕤、黄精、白术诸药酒，并准此法”[76]。这是取汁制酒之法，由所述可知对不少药酒包括枸杞酒、五加皮酒均适用。但枸杞酒还有另一种制法，即以枸杞子、生地黄、大麻子“相和得所，纳生绢袋中，以酒五斗浸之，密封”数日而成[77]。这是浸泡药物之法。宫廷中的“五加皮酒，五加皮浸酒，或依法酿酒”。也是两种制作方法均可用。显然，大多数药物配制成酒时，既可用浸泡之法，亦可用取汁之法。当然，也有一些药酒，只能用一种方法制作，如松节酒“采松节判碎煮水酿酒”，松根酒“取松根津液酿酒”[78]。

药酒的作用，主要是祛病强身，有滋补的功能，因此是颇为流行的。元仁宗曾赐大臣察罕以枸杞酒，说是“以益卿寿”[79]。说明蒙古统治者亦已认识到药酒的效用。元代诗人王恽咏《五加皮酒》：“服食闽中土，加皮说异常。精华食五气，补益最多方。不羡黄金载，长浇白玉觞。”[80]

上面所述都是植物类药材制成的药酒。还有两种以动物骨、肉制成的酒，亦可归入药酒之列。《饮膳正要》记一种是“虎骨酒”，“以酥炙虎骨捣碎酿酒”，能治骨节疼痛等症。另一种是“羊羔酒”，“大补益人”[81]。老虎捕获不易，虎骨酒是不多见的。羊羔酒是将“精羊肉”蒸熟，“干，批作片子。用好糯酒浸一宿，研烂，以鹅梨七只去皮核，与肉再同研细，纱滤过，再用浸肉酒研滤三四次。用川芎一两为末，入汁内搅匀”。将浸肉酒泼在糯米饭上，“用曲如常法”[82]。羊羔酒在当时被认为是美酒，杂剧中描写乡间酒店说：“止不过瓦钵内斟村酿，那里有金盏内泛羊羔。”[83]可见羊羔酒是和金盏相配，供富贵人家饮用的。

又有以花酿酒之法，有代表性的是“菊花酒”：“以九月菊花盛开时，拣黄菊嗅之香尝之甘者摘下，晒干。每清酒一斗，用菊花头二两，生绢袋盛之，悬于酒面上，约离一指高，密封瓶口。经宿，去花袋。其味有菊花香又甘美。如木香、腊梅花一切有香之花，依此法为之。”[84]这是以花熏酒使之香美。还有另一种“菊花酒”，则是以菊花、生地黄、枸杞子根一同捣碎，用水煮出汁，用来煮糯米，再加上酒曲[85]。这样制成的“菊花酒”据说能壮筋骨，延年益寿，属于药酒一类，与上面的“菊花酒”有所不同。元末成廷珪有诗：“松江之鲈长似人，网罟未敢伤其鳞。今年八月欲上市，谢侯先得江之津。筠篮急脚走相送，侑以菊露之清醇。”[86]和鲈鱼作为礼物一起赠送的“菊露”，显然就是菊花酒。

第四节 蒸馏酒（阿剌吉酒）

一 蒸馏酒的传播

上面说的马奶酒、果酒和粮食酒，都是用发酵方法制成的。将发酵制成的酒，用蒸馏的方法，可以得到酒精含量很高的酒，这就是蒸馏酒，一般称为烧酒、白酒。

蒸馏酒在我国起于何时，目前尚无一致的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从海外传入了蒸馏技术，而且很快便在全国传播开来。《饮膳正要》记：“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87]“阿剌吉”是阿拉伯语araqi的音译，原意为汗、出汗。用“阿剌吉”为酒名，是形容蒸馏时容器壁上凝结的水珠形状。元朝后期的官员许有壬（1287—1364）说：“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88]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13世纪的文献中有关于“阿剌吉”酒的记载。《饮膳正要》成书于天历三年（1330）。许有壬主要活动于14世纪中期。可以认为，蒸馏酒的制作方法，是14世纪上半期传入中国，先在宫廷，次到“贵家”，然后“汗漫天下”的。

正是在14世纪中期，也就是元朝的后期，“阿剌吉”酒屡见于时人的诗文。其中最有名的是朱德润作于至正甲申年（1344）的《轧赖机赋》[89]，“轧赖机”是“阿剌吉”的异译。黄玠诗《阿剌吉》：“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90]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记：“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91]“法酒”指官府制造的酒。“哈剌基”是“阿剌吉”的异译。朱德润是昆山（今江苏昆山）人，但曾在大都做官。黄玠是浙东慈溪（今浙东慈溪）人，叶子奇是浙东龙泉（今浙江龙泉）人，可见元末浙东已有“阿剌吉”酒。南方如此，“阿剌吉”酒在北方一定更为流行了。

蒸馏酒正式成为我国酒的一个重要品种，是从元代开始的，蒸馏技术是从海外传入的。大医学家李时珍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92]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元代以前，如果已出现蒸馏酒技术的话，并没有得到推广，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只有元代由海外引入的这项技术，才使中国酒的生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 蒸馏酒技术

蒸馏酒被称为“重酿酒”[93]，就是将酒作进一步加工之意。制作的技术，有的记载称：“用好酒蒸熬取露。”[94]有的记载称：“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95]《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记较为详细：

南番烧酒法（番名阿里乞）：右件不拘酸甜淡薄，一切味不正之酒，装八分一瓶，上斜放一空瓶，二口相对。先于空瓶边穴一窍，安以竹管作咀，下面安一空瓶，其口盛住上竹咀子。向上瓶口边，以白瓷碗碟片遮掩令密，或瓦片亦可。以纸筋捣石灰厚封四指。入新大缸内坐定，以纸灰实满，灰内埋烧熟硬木炭火二三斤许，下于瓶边，令瓶内酒沸。其汗腾上空瓶中，就空瓶中竹管却溜下所盛空瓶内。其色甚白，与清水无异。酸者味辛甜，淡者味甘。可得三分之一好酒。[96]

这种装置大概是比较简单的，文字叙述也比较清楚。此外，朱德润的《轧赖机赋》中亦有描写：

观其酿器，扃钥之机，酒候温凉之殊甑，一器而两，圈铛外环而中注，中实以酒，仍椷合之无余少焉。火炽既盛，鼎沸为汤，包混沌于爵蒸，鼓元气于中央。薰陶渐渍，凝结如炀，滃渤若云，蒸而雨滴，霏微如雾，融而露瀼。中涵既竭于连爊，顶溜咸濡于四旁。

可知“酿器”是“一器而两”，“圈铛外环”。下部“中洼，中实以酒”，加热以后，“鼎沸为汤”，蒸气上升，“凝结如炀”，冷却以后，滴下流到“外环”的“圈铛”中，就成了“阿剌吉”酒。前引许有壬所说“水火鼎炼酒取露”，即指“一器而两”说的。

“阿剌吉”酒一般用粮食酒制造，但是果酒亦可制作。元代大都方志中载：“葡萄酒……复有取此酒烧作哈剌吉，尤毒人。”“枣酒……烧作阿剌吉，微烟气甚甘，能饱人。”[97]“西域葡萄贵莫名，炼蒸成露更通灵。”[98]可见葡萄阿剌吉是颇受赞赏的。作为酒的一种新产品，“阿剌吉”酒是达官贵人互相馈赠时的礼物：“当今之盛礼，莫盛于轧赖机。”[99]当然，这是指以“好酒蒸熬取露”而成的“阿剌吉”酒而言的。至于以“败酒”“淡薄”之酒制成的“阿剌吉”酒，则应是价廉适合于大众饮用的。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称“阿里乞”为“南番烧酒法”，应指其从海上传入而言。这条记载，清楚地说明了“阿剌吉”酒的来源。

[1]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16—117页。

[2]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3]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

[4]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94、221页。

[5]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

[6]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7] 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三。

[8]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9] 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0] 元朝皇帝每年到上都开平避暑，秋凉返回大都。开平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

[11] 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一。

[12] 张光弼：《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二。

[13] 《元史》卷一二二《昔儿吉思传》。

[14] 《元史》卷一二二《铁迈赤传》。

[15]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16] 《元史》卷一六八《许国桢传》。

[17] 罗天益：《卫生宝鉴》卷一五、一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

[18] 耶律楚材：《寄贾搏霄乞马乳》《谢马乳复用韵二首》，《湛然居士集》卷四。

[19] 许有壬：《上京十咏》，《至正集》卷一六。

[20] 许有壬：《雨中桓州道中》，《至正集》卷一六。

[21] 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七首》，《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22] 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23]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94、181、193页。

[24] 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25] 萨都拉：《上京杂咏》，《雁门集》卷六。

[26] 朱有燉：《元宫词一百首》，见《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7] 袁桷：《装马曲》，《清容居士集》卷一五。

[28] 《元史》卷一三五《塔出传》。

[29]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30] 《元史》卷一六〇《李谦传》。

[31] 《山居新话》“尚酝葡萄酒”条。

[32]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3]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34] 《析津志辑佚·异土产贡》。

[35] 宋人朱肱《北山酒经》中记“蒲萄酒法”，用米和葡萄混酿，还要加酒曲。

[36]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38页。

[37] 《成宪纲要·驿站》，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38]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39]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40]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41] 元好问：《葡萄酒赋》，《遗山先生文集》卷一。

[42]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43]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4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葡萄酒三十分取一》。

[45] 《金台集》卷一《京城春日二首》，诵芬室影印本。

[46] 萨都拉：《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雁门集》卷七。

[47] 周权：《葡萄酒》，《北山先生诗集》卷九。

[48] 《癸辛杂识》续集上《梨酒》，中华书局1988年版。

[49] 《析津志辑佚·物产》。

[50]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之二·黍》。

[51]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2]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53]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54] 《农书·百谷谱集》之一《水稻之二·黍》。

[55] 《事林广记》别集卷八《酒曲类·东阳酒曲方》。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亦载此方，但没有这里引用的一段话。

[56] 《本草纲目》卷二五《谷部·红曲》。

[57] 《事林广记》别集卷八《酒曲类·造红曲法》。《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造红曲法》。

[58] 《至元译语》，见《事林广记》后集。

[59] 陈以仁：《雁门关存孝打虎》，《元曲选外编》。

[60] 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元曲选外编》。

[61]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94页。

[62] 《蒙古秘史》，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5页。

[63]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64]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65] 《朴通事谚解》卷上，第7—10页。

[66] 《元史》卷一四〇《别儿怯不花传》。

[67] 《金台集》卷二《京城春日二首》。

[68] 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三。

[69]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三·酒醋课》。

[70]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71]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72]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73] 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吴礼部集》卷一九。

[74]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75]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

[76]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

[77]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

[78]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79] 《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

[80] 王恽：《五加皮酒》，《秋涧文集》卷一三。

[81]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82]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羊羔酒法》。按宋代朱肱《酒经》载有“白羊酒”，亦以羊肉为原料。制作时，是以煮肉的肉汁拌入米中蒸熟，再加酒曲的。

[83] 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元曲选》。

[84]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类》。

[85] 《寿亲养老新书》卷二。

[86] 成廷珪：《谢雪坡送饶介之鲈鱼一尾，介之有歌，索次其韵》，《元诗选》二集，第657页。

[87]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88] 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至正集》卷一六。

[89] 朱德润：《轧赖机赋》，《存复斋文集》卷三。

[90] 黄玠：《阿剌吉》，《弁山小隐吟录》卷二。

[91]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下。

[92] 《本草纲目》卷二五《谷部·烧酒》。

[93] 朱德润：《轧赖机赋》，《存复斋文集》卷三。

[94] 《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95] 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至正集》卷一六。

[96]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酒曲法》。

[97] 《析津志辑佚·异土产贡》。

[98] 许有壬：《圭塘小稿》别集上《承赠蒲萄阿剌吉，感慰不能自已》。

[99] 朱德润：《轧赖机赋》，《存复斋文集》卷三。

第五章 饮料之三：其他饮料

第一节 舍儿别（渴水）

一 舍儿别的来源

舍儿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sharbah的音译，又有舍里别、舍里八等异译，汉文文献中有时也译为渴水、解渴水。“舍里别，蒙古语曰解渴水也，凡果木之汁，皆可为之。”[1]

蒙古人是在征服中亚时接触到舍儿别的：“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薛迷思贤地名，也里可温教名也。公（马薛思吉思）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多。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2]

薛迷思贤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撒马尔罕（Samarkand）。也里可温是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其语源迄今说法不一。“也可那颜”意为大官人，当时专用来指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也就是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的父亲。马里哈昔牙（marhasia）指的是主教。由这篇记载可知，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1219—1224）拖雷已招当地的基督教领袖人物为自己制作舍儿别，并为此在自己的禁卫中设置舍里八赤，负责制作舍儿别（舍里八）的人。忽必烈是拖雷的儿子，他可能很早便熟悉和喜爱这种饮料，所以在即位后不久便从中亚召来马薛里吉思，要他任舍儿别赤，继续制造舍儿别。此后元朝列代皇帝宫廷中一直设置舍儿别赤，也就是说，宫廷中一直有舍儿别这种饮料。

元朝的舍儿别是从中亚传入的，但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阿拉伯地区。在阿拔斯王朝（8—13世纪），风行一种“不含酒精的饮料，是一种冰果子露，主要成分是糖水加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或桑葚露，这种饮料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饮食”。这种冰果子露便是sharbah，或sharāb，英语中的sherbet（果子汁）便从sharbah变来，英语中的syrap（糖浆）则从sharāb变来[3]。显然，sharbah、sharāb先传到中亚，再从中亚传入中国。

二 舍儿别的制作方法和传播

上引文献中说，舍儿别是“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凡果木之汁，皆可为之。”元代医学家朱震亨说：舍儿别“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汤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实际上就是用水煎果实，再加入适量的蜜和砂糖以及少量香料，以稠浓为度。可直接饮用，亦可用开水调开再饮。下面便是几个例子：

杨梅渴水。杨梅不计多少，探取自然汁，滤至十分净。入砂石器内慢火熬浓，至水不散为度。若熬不到则生白醭。贮以净器。用时，每一斤梅汁入熟蜜三斤，脑、麝少许，冷热任用。

木瓜渴水。木瓜不计多少，去皮、穰、核，取净肉一斤为率，切作方寸大薄片。先用蜜三斤或四五斤，于砂石、银器内慢火熬开，滤过，次入木瓜片，同前。如滚起泛沫，旋旋掠去。煎两三时辰，尝味。如酸，入蜜，须要甜酸得中，用匙挑出放冷器内。候冷，再挑起，其蜜稠硬如丝不断者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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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渴水。生葡萄不计多少，擂碎，滤去滓，令净。以慢火熬，以稠浓为度。取出，收贮净瓷瓶中。熬时切勿犯铜、铁器。葡萄熟者不可用，止可造酒。临时斟酌，入炼过熟蜜及檀末、脑、麝少许。

五味渴水。北五味子肉，一两为率。滚汤浸一宿，取汁同煎。下浓至汁对当的颜色恰好。同炼熟蜜对入，酸甜得中，慢火同熬一时许。凉热任用。

以上几种渴水均见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渴水》。同书所载还有“御方渴水”[4]“林檎渴水”。根据以上所载，可以看出，“渴水”的制作有几个特点：（1）取果实之汁去滓；（2）熬煎用砂石器或银器，不用铜、铁器；（3）必须用慢火熬；（4）一般均加入糖、蜜，有的还要加少量香料，有的在煎熬时加入，也有在饮用时加入；（5）以稠浓为度；（6）用净器收贮，饮用时“凉热任用”。这和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冰果子露大概是有所差别的。也就是说，舍儿别传入中国以后，可能发生了变化。

皇家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明确记载的舍儿别仅“五味子舍儿别”一种，以“新北五味十斤，去子，水浸取汁；白砂糖八斤，炼净。右件一同熬成煎”。另有“木瓜煎”“香圆煎”“株子煎”“紫苏煎”“金橘煎”“樱桃煎”“桃煎”“石榴浆”“小石榴煎”，其制作方法与“五味子煎”相同，均以果实取汁（或取肉）与白砂糖“同熬成煎”[5]。“煎”实际上是“渴水”（舍儿别）的另一名称。除了以上果实可制成“渴水”之外，还有桑葚煎、杏煎、金樱煎等。

不少地方制造舍儿别作为贡品。镇江，“舍里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6]。广州，“大德三年，泉州路煎糖官呈：‘用里木榨水，煎造舍里别。’里木即宜母子。今本路于番禺县城东厢地名莲塘，南海县地名荔枝湾，并置御果园，共二处，栽植里木树，大小共八百棵。大德七年罢贡。”[7]“里木”即柠檬。诗人吴莱的《岭南宜檬子解渴水歌》可为此作证：“广州园官进渴水，天风夏熟宜檬子。百花酝作甘露浆，南国烹成赤龙髓。”[8]“园官”即御果园官。“进渴水”即是向宫廷进贡用“宜檬子”制作的舍儿别。福建泉州“土贡”有“砂哩唰”，是用“金樱煎”的[9]。“砂哩唰”是舍儿别的又一异译。以上几个地方生产的舍儿别，是供进贡的。前引文献说马薛里吉思曾为造“舍里八”前往云南、闽、浙，则除福建外，二浙（浙西、浙东）和云南亦应有舍儿别生产，进贡朝廷，可惜现有文献中缺乏记载。

宫廷之外，舍儿别的生产一定已经深入民间，所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才会有各种渴水的记述。医学家朱震亨对舍儿别颇为注意，他记述了舍儿别的制作方法，并说：“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樱煎之缩小便，杏煎、杨梅煎、蒲桃煎、樱桃煎之发胃火，积而久之，湿热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仅有桑葚煎无毒，可以解渴。”朱震亨对于舍儿别的副作用看法是否正确可以研究，但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当时浙东地区（朱震亨一直生活在家乡浙东，没有出来做官）舍儿别一定是相当流行的。只有这样，他才会从医学角度提出劝告。

第二节 奶和奶制品

一 各种饮用奶

蒙古人过着游牧的生活，把家畜的奶作为日常的饮料。“如果他们有马奶的话，他们就大量喝它；他们也喝母羊、母牛、山羊甚至骆驼的奶。”牲畜的奶不仅用来解渴，而且可以充饥。13世纪中期欧洲教士鲁不鲁乞前往蒙古时，一路上蒙古人常给他们牛奶喝，“奶中的奶油已经提取掉了，奶的味道很酸”。“除牛奶外，他们不给我们任何食物，而牛奶非常酸，且有很难闻的气味。”[10]南宋出使蒙古的使臣记载说：“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11]蒙古人对马奶最为重视，他们认为：“马乳性冷味甘，止渴治热。有三等，一名升坚，一名晃禾儿，一名窗兀，以升坚为上。”[12]马奶经过加工，就成为马奶酒。

在各种家畜奶中，要数骆驼奶最为珍贵。骆驼奶蒙古人称为“爱剌”，“性温味甘，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13]。忽必烈赏赐有功将领饮驼乳，以此表示“他日不忘汝也”[14]。宣徽院下设尚舍寺，其职责之一是“牧养骆驼，供进爱兰乳酪”[15]。可见“爱兰（剌）”是宫廷饮食中常备之物。

在汉族居民中间，饮用牛奶比较普遍。“牛乳最宜老人，平时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不衰。故为人子者常须供之以为常食……此物胜肉远矣。”为了保证牛奶的质量，当时已注意对乳牛要加选择：“三岁以上，七岁以下，纯黄色者为上，余色为下。”要注意保护，“其乳牛清洁养之，洗刷饮饲，须如法用心看之”[16]。

二 乳制品

用牛、羊奶可以制成酥和酪。“酥乃酪之浮面所成。”[17]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奶油，当时亦称为酥油、白酥油、醍醐油。“取净马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取上等酥油约重四斤之上煎熬过滤净，用大瓷瓶贮之，冬月取瓶中心不冻者谓之醍醐。”这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18]。具体来说，是“牛乳不拘多少，取于锅釜中，缓火煎之”。“候四五沸便止，泻入盆中。勿扬动。待小冷，掠去浮皮，著别器中，即真酥也。”酪是用剩下的“熟乳”制成的。“掠去浮皮”后，用“生绢袋滤熟乳干净，瓷罐中卧之”。“卧之”是保持温度的意思。“其熟乳待冷至温如人体为候”，用“甜酪作酵，大率熟乳一升，用甜酪半匙著勺中，以匙痛搅开，散入熟乳中，仍以勺搅匀”。在瓷罐外蒙上毡絮之类物品保温，“明旦酪熟”[19]。前一种以阿赤打取酥油之法盛行于蒙古人中间，后一种煎熬取酥以及制作奶酪则是中原地区的传统方法[20]。蒙古亦应有制奶酪之法，但缺乏记载。

“牛酥真异品，牛乳细烹熬。坚滑黄凝蜡，冲融白泻膏。”[21]诗中描写的是煎熬牛奶取酥油之法。羊乳亦可提取酥油：“三月五月尚清寒，新滴羊酥冻玉柈。”[22]诗人描述草原风光时说：“不须白粲备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23]奶酪经过加工可以成为“干酪”：“七八月间造之。烈日炙酪，酪上皮成，掠取；更炙，又掠。肥尽无皮，乃止。得斗许，锅中炒少时即出，盘盛曝干，浥浥时作团，如梨大，又曝极干收。经年不坏，以供远行。作粥作酱细削，以水煮沸，便有酪味。”[24]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奶豆腐。

还有一种乳制品叫作“乳饼”：“取牛乳一斗，绢滤入锅。煎三五沸，水解，醋点入乳内，渐渐结成。漉出，绢布之类裹，以石压之。”[25]在草原上，“营盘风软净无沙，乳饼羊酥当啜茶”[26]。“煮酪以为饼，园方白更坚。斋宜羞佛供，素可列宾宴。”[27]宫廷“食疗”诸方中有“乳饼面”，系将“乳饼一个切作豆干样”，“用面拌熟，空腹食之”；“治脾胃虚弱，赤白泄痢”[28]。宫廷菜肴中“荤素羹”“珍珠粉”“台苗羹”等都用乳饼一个[29]。汉人对乳饼亦有兴趣：“刀落云英薄，羹翻玉版鲜。老夫便豆乳，得此倍欣然。”[30]倪瓒的食谱中有一道“雪庵菜”，其中也用了乳饼[31]。

《饮膳正要》记录了“牛酥”“牛酪”和“牛乳腐”。“牛酥，凉，益心肺，止渴嗽，润毛发，除肺痿、心热、吐血。”“牛酪味甘酸，寒，无毒，主热毒，止消渴，除胸中虚热、身面热疮。”“牛乳腐微寒，润五脏，利大小便，益十二经脉，微动气。”“牛乳腐”大概就是干牛酪。此外著录了“羊酪”，“治消渴，补虚乏”[32]。却没有提到羊酥。这可能是，一般酥油均是牛奶制成之故。贾铭的《饮食须知》中著录了乳酪、酥油和乳饼[33]。贾铭是海宁人，可以认为这些奶制品在江南也是流行的。

第三节 汤

一 汤的种类

汤是元代通行的另一种饮料。

在宫廷中，汤的名目繁多，有五味子汤、人参汤、仙术汤、杏霜汤、山药汤、四和汤、枣姜汤、茴香汤、破气汤、白梅汤、木瓜汤、橘皮醒酲汤等[34]。民间流行的汤，见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有天香汤、暗香汤、须问汤、杏酪汤、凤髓汤、醍醐汤、水芝汤、茉莉汤、木香苦汤、香橙汤、橄榄汤、豆蔻汤、解酲汤、干木瓜汤、无尘汤、熟梅汤、绿云汤、檀香汤、丁香汤、辰砂汤、胡椒汤、缩砂汤、茴香汤、仙术汤、荔枝汤、温枣汤、香苏汤、地黄膏子汤、轻素汤、沃雪汤[35]。见于《寿亲养老新书》有三妙汤、干荔枝汤、清韵汤、橙汤、桂花汤、洞庭汤、醍醐汤、木瓜汤、韵梅汤等[36]。两书有的汤名相同，如醍醐汤、木瓜（干木瓜）汤，而成分很不相同；但荔枝汤与干荔枝汤则基本相同。

各种汤的成分以药材、香料为主，也有少数以花和干鲜果品为主，有的加上一些药材、香料。前者为豆蔻汤、胡椒汤、缩砂汤、檀香汤等，后者如天香汤、香橙汤、荔枝汤、橙汤等。汤的制作，一般是将各种成分和合研成细末，饮用时“沸汤点服”，也就是用滚开的水冲泡，然后服用。也有少数则将各种成分煎熬成膏，再以“沸汤点服”，如荔枝汤、温枣汤等。多数汤加盐，有咸味，如宫廷中的仙术汤、杏霜汤、四和汤、茴香汤、破气汤、白梅汤、橘皮醒酲汤；民间的天香汤、水芝汤、香橙汤、豆蔻汤、干木瓜汤、熟梅汤、绿云汤、仙术汤、清韵汤、桂花汤、醍醐汤、洞庭汤、木瓜汤、韵梅汤。有一些则加蜜或糖，有甜味，如宫廷中的五味子汤、人参汤、木瓜汤，民间的暗香汤、杏酪汤、凤髓汤、醍醐汤、无尘汤、荔枝汤、温枣汤、三妙汤、干荔枝汤。还有一些汤既不加盐，亦不加蜜、糖，也就是既不甜也不咸，保持药物、香料的原味，如须问汤、木香汤、橄榄汤、解酲汤、檀香汤、丁香汤、辰砂汤、胡椒汤、缩砂汤、茴香汤、香苏汤、地黄膏子汤、轻素汤、沃雪汤。此外，宫廷中的山药汤，以山药、粟米、杏仁为原料，“每日空心白汤调二钱，入酥油少许”。又有杏霜汤，以粟米、杏仁加盐制成，“右件拌匀，每日空心白汤调一钱，入酥少许尤佳”。在汤中加酥，显然是为了适合蒙古人的口味。

汤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疾病和滋补，有的可以“补虚益气，温中润肺”；有的可以“辟瘟疫，除寒湿”，“和脾胃，进饮食”。有些汤的配制，就出于医方。如豆蔻汤、仙术汤“出《局方》”，《局方》就是宋代官修的《和剂局方》。解酲汤是“东垣李明之方”。东垣李明之是金代大医学家李杲。无尘汤、荔枝汤、温枣汤、香苏汤、地黄膏子汤也都“出李氏方”。饮汤是食疗的一种方法。

上面列举元代的各种汤，大多是前代已经流传的配方，但亦有当代配制之方，例如木香苦汤是“王百一承旨常服汤药”。百一是王鹗的字。王鹗是金朝的状元，金亡后入忽必烈幕府，忽必烈即位后授以翰林学士承旨之职，故称“王百一承旨”[37]。木香苦汤应即他所创制。

二 点汤的作用

汤作为一种饮料，在宋朝已很流行。当时的记载说：“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自官府下至闾里，行之莫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饯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38]由此可见当时人把汤看成药，而上汤则暗示客人到了应离开的时候。又有记载说：“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39]说明汤的材料原来都是药材，以花或干鲜果实为汤大概是较晚的事情。

元代杂剧中时有“点汤”的描写。在佚名作者《冻苏秦衣锦还乡》中，苏秦落魄去见当丞相的同学张仪，侍从张千一说“点汤”，苏秦便意识到：“点汤是逐客，我则索起身。”[40]在郑德辉《醉思乡王粲登楼》中，王粲去见刘表，将领蒯越对王粲不满，一喊“点汤”，王粲说：“点汤呼遣客，某只索回去。”[41]这些描写说明，上汤时便是送客之时，元代依旧保持这种风俗。

前面说过，《饮膳正要》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寿亲养老全书》均有关于汤的记载，说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饮汤之风盛行（图5-1）。值得注意的是茶坊中亦有汤出售。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描写吕洞宾来到岳阳楼下茶坊中，第一盏吃个木瓜（汤），第二盏吃个酥佥，第三盏吃个杏汤[42]。茶坊里卖汤，当然不是为了送客，而是供一般饮用。可见汤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饮料。

图5-1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插图

第四节 树奶子

元代还有一种奇特的饮料，称为“树奶子”。“直北朔漠大山泽中，多以桦皮树高可七八尺者，掬而作斗柄稍。至次年正、二月间，却以铜、铁小管子，插入皮中作瘿瘤处，其汁自下。以瓦桶收之，盖覆埋于土中，经久不坏，其味辛稠可爱。是中居人代酒，仍能饱人。此树取后多枯瘁。”这一记载见于元代北京地方志《析津志》的《异土产贡》[43]，可见当时大都必然存在这种饮料。

据波斯史家记载，森林中的蒙古人“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当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44]。可见，在蒙古人当中，有一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早已知道利用白桦树汁作饮料。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当时大都有不少斡罗思（即俄罗斯）人，这是蒙古西征时跟随而来的。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曾收集斡罗思人1万，设立宣忠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加以安置[45]。“树奶子”也许是满足这些人的需要而从斡罗思地面运来大都的，因为那里盛产白桦树，迄今白桦树汁仍是俄罗斯人喜爱的饮料。

[1]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2]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3]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1—393页。

[4] “御方渴水”系用各种药物（官桂、丁香、桂花、白豆蔻仁、缩砂仁）和细曲、麦蘖等和成细末，用绢袋盛，放入容器内，加水（和藤花一起熬过）、蜜（加藤花炼熟）而成，与其他渴水制法、原料均不同，似不应列入渴水之中。

[5]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6]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土贡》。

[7] 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

[8] 《渊颖吴先生文集》卷二。

[9] 《八闽通志》卷二〇《食货·土贡》。

[10]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7、125、128页。

[11] 赵珙：《蒙鞑备录》。

[12]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13] 《饮膳正要》卷三《兽品》。按，教士鲁不鲁乞说蒙古人称牛奶为“艾朗（airam）”（《出使蒙古记》，第125页）。疑有误。明代《华夷译语》作：“驼奶，爱亦剌里。”《卢龙塞略》：“爱亦剌里，驼奶也。”（《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贾敬颜、朱风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84页）与“爱剌（兰）”是同名异译。

[14] 《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传》。

[15]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6] 《寿亲养老新书》卷一《食治老人诸疾方》。

[17]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兽部·酥》。

[18]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9]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造酪法》《晒干酪》。

[20]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造酪法与《齐民要术》所载“作酪法”基本相同。

[21] 程以文：《牛酥》，《诗渊》第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22] 贡师泰：《寄颜经略羊酥》，《玩斋集》卷五。

[23]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24]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晒干酪》。

[2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造乳饼》。

[26]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7] 程以文：《乳饼》，《诗渊》第1册。

[28] 《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29] 《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30] 程以文：《乳饼》，《诗渊》第1册。

[31]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第9—10页。

[32] 《饮膳正要》卷三《鲁品》。

[33] 《饮膳正要》卷五《味类》。

[34] 《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35]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卷二《诸般汤煎》。

[36] 《寿亲养老新书》卷三。

[37] 《元史》卷一六〇《王鹗传》。

[38] 佚名：《南窗记谈》。

[39]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40] 佚名：《冻苏秦衣锦还乡》，《元曲选》。

[41] 郑德辉：《醉思乡王粲登楼》，《元曲选》。

[42]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

[43] 《析津志辑佚》，第239页。

[44]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0—201页。

[45]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第六章 元代的饮食生活和饮食著作

第一节 饮食方式

一 三餐制和两餐制

中国古代汉族一天两餐比较普遍，称为朝、晡两食。唐、宋时期，一日三餐逐渐增多。到了元代，汉族中已普遍实行一日三餐。

元代杂剧中多次提到一日三餐。《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说：“每日家三餐饱饭要腥荤，四季衣换套儿新。”[1]《孟德耀举案齐眉》描写富家之女孟光自愿嫁给穷书生梁鸿，过贫苦生活。她的母亲吩咐“管家的嬷嬷，一日送三餐茶饭去”，与小姐食用。嬷嬷劝梁鸿上京进取功名，孟光说：“我三餐粥饭尚不能勾完全，这一路盘缠出在那里？”[2]《布袋和尚忍字记》描写汴梁首富刘均佐受布袋和尚（弥勒佛化身）的感化，在家中后园结庵修行，“每日三顿素餐食”[3]。在《包待制陈州粜米》中，从人说：“这位大人（指包拯），清廉正直……一日三顿，则吃那落解粥。”[4]以上种种，都足以说明，一日三餐已是当时普遍实行的办法，无论贫富，都是如此。

三顿饭分别称为早饭、午饭（晌午饭）和晚饭。元末人陶宗仪说：“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5]已说明三餐是早饭、午饭与晡（晚饭）之分。大都的“经纪生活匠人等，每至晌午以蒸饼、烧饼、鏣饼、软糁子饼之类为点心，早晚多便水饭”[6]。这一记载中的“点心”与陶宗仪所说有所不同，可能反映南北的差别，但由此亦可看出大都下层民众亦有早、晌午、晚饭之别。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悭吝的财主“留着一只手上油待吃晌午饭”[7]。另一杂剧《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中，从人说：“灯在此，酒饭齐备了，请相公慢慢的自吃晚饭。”[8]说明晌午饭、晚饭之名已很流行。

蒙古人的习惯与汉族有所不同。13世纪40年代前往蒙古的教皇使节普兰诺·加宾尼报道说：“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做得如此之稀，以致他们不能吃它，而只能喝它。他们每个人在早晨喝一两杯，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13世纪50年代另一西方使节威廉·鲁不鲁乞前往蒙古，据他记述：“一路上，在早晨他们给我们一些喝的东西或小米粥。不过，在傍晚，他们经常给我们羊肉（前腿带肩膀肉、排骨）吃，而且可以尽量喝肉汤。”[9]鲁不鲁乞受到的待遇和加宾尼所记完全相同，足以证明当时蒙古人习惯于一日两餐，而以晚餐为主。当然，他们入居中原与汉族杂居后，这种习惯应该有所改变。

二 进食用具

元代的进食用具，有匕（匙）、箸（筷子）和叉三种。

箸在元代用途广，不仅夹菜，也用来拨饭。元代记载，大都“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人家多用木匙，少使箸，仍以大乌盆木勺就地分坐而共食之”[10]。“多用木匙”可能是适合“水饭”（稀饭）之故。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富家子弟扬州奴将家财败尽，准备卖房，但发愁：“可把什么做饭吃？”帮闲说：“我家有一个破沙锅，两个破碗和两双折箸，我都送与你，尽勾了你的也。”[11]可以看出，箸已是进食的需备之物。

高丽汉语教科书记载，购买的“什物”中有“红漆匙、黑漆匙、铜匙、红漆箸、铜箸”[12]。红（黑）漆的匙、箸应是木或竹制。上面所引记载说“经纪生活匠人等”用木匙、木勺，他们使用的箸也应是木制。铜匙、铜箸是比较富有人家使用的，银匙、银箸更是如此。在元代墓葬中，银箸、银匙都有发现。此外还有象牙制作的匙、箸，大都“湛露坊自南而转北，多是雕刻、押字与造象牙匙、箸者”[13]。这当然主要满足权贵与富豪人家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墓葬中发现了餐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13号墓出土骨制餐叉一件，双齿，圆形柄，长19.5厘米。同时出土还有一件尖状骨制餐刀，显然是与餐叉配合使用的。山东嘉祥石林村元代曹元用墓出土一套类似的叉和餐刀，刀叉均为骨柄铁质，刀残长14厘米，叉长15.5厘米。这一套刀叉配有一个竹鞘，鞘间有隔，分放刀、叉，鞘长18厘米[14]。显然，刀、叉是配合使用的。汪氏是汉化很深的蒙古汪古部人，曹元用是汉族，前者用刀叉可能是蒙古习俗的遗留，后者则可能是受蒙古习俗的影响。

蒙古人的食品“既没有面包，也没有供食用的草本植物、蔬菜，或任何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只有肉”。他们习惯于用手抓肉，“由于肉有油，他们把双手弄得很脏”。他们“把羊肉切成小块……然后用一把小刀的刀尖或为此目的而特制的叉的叉尖——这种叉类似于我们吃放在葡萄酒里煮的梨和苹果时习惯使用的那种叉——取肉”[15]。所以蒙古人的进食用具主要是小刀和叉，尤以刀为重要。“蒙古之俗，好以铦刀刺肉，宾主相啖，往复不容瞥”[16]。“铦刀”就是锐利的刀。这是朝鲜史家的记载。元朝的文人亦说：“北人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17]

三 其他饮食用具

在汉族中间，常见的食用工具，除箸、匙之外，还有碗、碟、盆、锅等。碗、碟、盆是盛饭、菜和其他食品的用具，锅则是煮饭和煮、炒菜肴的器具。碗、碟、盆以瓷制的居多，也有铜制、木制和金银制的（图6-1），木制器皿常常涂漆。锅一般是铁制的。在元代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中，这类食用工具时有出土。如安徽合肥的一处窖藏中，发现了金碟、银碟、银碗、银筷等物，造型精美[18]。江苏金坛发现有一批银器中，有银碗、银盘等[19]。瓷碗、瓷碟、瓷盘、瓷盆等更是常见的出土之物（图6-2）。大都的木器，用“高丽榧子木刳成或旋成，大小不等，极为朴质。凡碗、碟、盂、盏、托，大概都有”[20]。高丽汉语教科书记商人购买“什物”，有“锣锅、荷叶锅、两耳锅，瓷碟子、木碟子、漆碟子”，“这盘子是大盘子、小盘子，漆碗”[21]。此外还有陶制的碗、盆、碟等，那是比较简陋粗糙的，大多的劳动者用“水饭”时“以大乌盆、木勺就地分坐而共食之”，“大乌盆”就是这一类器皿。草原上的蒙古人食用工具要简陋一些，主要有盛肉的盘和煮肉的锅。13世纪中期前往蒙古的西方教士都提到蒙古人有盘子、碗和锅，普兰诺·加宾尼说他们“不洗他们的盘子，如果他们偶尔用肉汤来冲洗盘子，洗完后他们又把肉汤和肉倒回锅里去”。鲁不鲁乞说蒙古人把羊肉切成小块，“放在盛着盐和水的盘子里”。“她们（蒙古妇女）从来不洗盘子和碗，不过，在烧肉时，她们从大锅里舀一些沸腾着的肉汤在预备盛肉的碗里，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又将肉汤倒回锅里。”鲁不鲁乞到达蒙哥汗宫廷时，蒙古人借给他们“一口大锅和一口三脚锅”，供他们“煮肉之用”[22]。后来元朝宫廷中使用金盘：“上苑含桃熟暮春，金盘满贮进枫宸。”[23]蒙古国时期宫廷亦应如此。

图6-1 元代饮食用具

1.元代金盘图案 2.元代钱裕墓出土的银碗 3.元代瓷器青花图案

图6-2 元代瓷制饮食器具

1.青花瓷 2.青花瓶 3.青花罐 4.青花盘

元代的酒具主要是杯，有瓷杯（图6-3），亦有金、玉、铜、银杯。元朝宫廷及贵族均喜用金杯和玉杯。“静瓜约闹殿西东，颁宴宗王礼数隆。酋长巡觞宣上旨，尽教满饮大金钟。”[24]“棕殿巍巍西内中，御宴箫鼓奏薰风。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钟。”[25]“金钟”“玉钟”就是金杯、玉杯。近年考古发掘时有铜杯、瓷杯、银杯、金杯出土。

图6-3 元代青花龙纹杯

蒙古人重视饮酒。蒙古国时期，大汗的宫帐中便设有大型的贮酒器具，如前面提到，蒙哥汗宫殿中有一棵能流出四种酒的大银树。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二年（1265）下令用整玉雕成一具高70厘米、直径135厘米的贮酒器，称“渎山大玉海”，安置在宫城中广寒殿内。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造大樽，“樽以木为质，银内，而外镂为云龙，高一丈七尺”[26]。这个大樽称为“酒海”，安放在宫城中主殿大明殿之中[27]。随着时间的变迁，“酒海”早已不知所在，而“渎山大玉海”历经沧桑，至今安置在北海团城内，这是现存最具特色的元代酒器。

元代茶有“末茶”“茗茶”（草茶）之别，饮茶有“点”“煎”之分。“点茶”的茶具有茶臼、研杵、茶罐、汤瓶、茶盏、茶碗、茶筅等，这在元代墓葬壁画中有清楚的表现。“煎茶”的器具有茶罐、茶壶、茶盏等。“点茶”主要用黑盏（黑釉茶盏），“煎茶”主要用青白茶盏。

第二节 饮食业和宴会

一 饮食业

元代的大都，“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28]。众多的茶楼、酒馆，是大都都市面貌的一大特色。酒馆亦称酒肆，茶楼亦称茶坊。大都中心齐政楼（鼓楼）以西有西斜街“临海子（即今积水潭），率多歌台、酒馆”[29]。名诗人赵孟頫的诗《海子上即事与李子构同赋》：“小姬劝客倒金壶，家近荷花似镜湖。游骑等闲来洗马，舞靴轻妙迅飞凫。”[30]就是描写海子边的酒楼，饮酒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大都有南、北二城，北城是元代新建的，海子即在北城内。南城是金代中都所在地，亦有不少酒楼，其中著名的有寿安楼，是在金代寿安殿基础上建造的。诗人廼贤在《京城春日二首》中写道：“黄鹤楼东卖酒家，王孙清晓驻游车。宝钗换得蒲萄去，今日城东看杏花。”[31]可见酒楼是王孙公子出入之地。

大都还有许多茶楼、茶坊、茶肆。散曲作家李德载有小令《赠茶肆》，其结尾说：“金芽嫩采枝头露，雪乳香浮塞上酥，我家奇品世间无。君听取，声价彻皇都。”[32]可见描写的就是京师茶肆，作者实际上是在替京师一家茶肆做广告。大都李总管因无子到枢密院东算命，“坐中一千户，邀李入茶坊”[33]。总管、千户都是地位颇高的官员，他们出入茶坊，将它作为交际的场所。

酒楼、茶坊之外，又有饭店（食店）。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记载：“咱们食店里吃些饭去来。午门外前好饭店，那里吃去来。咱各自爱吃什么饭各自说。过卖，你来，有什么饭？官人们各自说吃什么饭，羊肉馅馒头、素酸馅稍麦、匾食、水精角儿、麻尼汁经卷儿、软肉薄饼、饼、煎饼、水滑经带面、挂面、象眼粸子、柳叶子、芝麻烧饼、黄烧饼、酥烧饼、硬面烧饼都有。”[34]可知饭店里卖的都是主食类食品，类似现在的小吃店。大都还有不少出售食品的摊贩。“街市蒸作面糕。诸蒸饼者，五更早起，以铜锣敲击，时而为之。及有以黄米作枣糕者，多至二三升米作一团，徐而切破，秤斤两而卖之。若蒸造者，以长木竿用大木杈撑住，于当街悬挂，花馒头为子。小经纪者，以蒲盒就其家市之，上顶于头上，敲木鱼而货之。”每年正月上半月，“市利经纪之人，每于诸市角头，以芦苇编夹成屋，铺挂山水、翎毛等画，发卖糖糕、黄米枣糕之类及辣汤、小米团”。皇城前大树旁，“诸市人数发卖诸般米甜食、饼、枣面糕之属，酒肉茶汤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返”。五月端午节前，“小经纪者于是中角头阛阓处，芦苇架棚挂画，发卖诸般凉糕等项”。九月重阳节，“都中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亦于阛阓中笟筴芦席棚叫卖”[35]。以上文字颇有错讹，但大体可见大都食品摊贩之盛。

大都以外的城市及乡镇，酒肆、茶坊、饭店亦相当普遍。湖州有厨行、饭食行、酒行，都与饮食业有关[36]。可以想见此地饮食业一定有相当规模，才会有这类同业公会组织。杨显之的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描写张保“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一座小酒店儿”，郑州“满城中酒店有三十座”，有的是“将那酒仙高挂，酒器张罗”；有的则是“茅庵草舍，瓦瓮瓷钵”[37]。乡村中亦有酒店。在杂剧《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中，店小二说：“自家是个卖酒的，在这十字坡口儿上，开张这一个小铺面，觅几文钱度日。”[38]在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开场便是酒保说：“在这岳阳楼下开着一个酒店，但是南来北往经商客旅，做买做卖，都来这楼上饮酒。”后来则是郭马儿说：“在这岳阳楼下，开着一座茶坊，但是南来北往，经商客旅，都来我茶坊中吃茶。”[39]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描写扬州富家子弟经常出入“卖茶”的茶坊，又与帮闲、妓女到月明楼上饮酒[40]。文艺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述杂剧中的描写说明了元代茶坊、酒肆之类饮食业是相当兴旺的。

二 宴会

元代宴会之风甚盛。至元七年（1270）四月，“中书户部据太原路申：本路人民嫁女娶妻，不量己力，或作夜宴，肴馔三二十道，按酒三二十桌，通宵不散，其中引惹斗讼，不惟耗费，有损无益，乞行革去。省部相度，今后会亲，止许白日至禁钟已前宴会，除聊备按酒，饮膳上、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无致似前费耗。其余宴会亦同此例遍行禁约施行”[41]。按照这一规定，民间的宴会，一是只许“白日至禁钟已前”举行，所谓“禁钟”，是“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42]；二是宴会除“按酒”（冷盘）外，只许上三种菜肴。而且，“其余宴会亦同此例”。事实上，这一规定中关于菜肴的限制并没有真正实施，完全流于形式（图6-4）。

图6-4 《饮膳正要》中的“聚珍异馔”插图

两种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都有关于宴会的记载。一种教科书是描写“官人们”“去那有名的花园里做一个赏花宴席”，席上有各种干果（榛子、松子、干葡萄、栗子、龙眼、核桃、荔枝），各种水果（柑子、石榴、香水梨、樱桃、杏子、蘋婆果、玉黄子、虎剌宾），在干、鲜水果中间“放象生缠糖，或是狮仙糖”，就是以白糖煎熬后倒入印模内制成之物。上的菜有烧鹅、白炸鸡、川炒豕肉、鸽子蛋、爊烂膀蹄、蒸鲜鱼、焩牛肉、炮炒豕肚。最后是“上汤”，共有七道：爊羊蒸卷、金银豆腐汤、鲜笋灯笼汤、三鲜汤、五软三下锅、鸡脆芙蓉汤、粉汤馒头。其中除汤外还有点心。席上有乐工“弹的们动乐器，叫将唱的跟前来看他唱”。散席时还要“把上马杯儿，令唱达达曲儿，吹笛儿着”[43]。“达达”就是蒙古。这是贵族、官僚们的宴会，排场很大（图6-5）。另一种教科书记载：“咱们做汉儿茶饭着，第一道团攛汤，第二道鲜鱼汤，第三道鸡汤，第四道五软三下锅，第五道干按酒，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第七道粉汤、馒头，打散。”[44]这个宴会的排场显然比上一个要小得多，可能反映民间的一般情况。

图6-5 《事林广记》中的贵族宴饮图

元代文献中亦有一些关于宴会的记载。“高楼一席酒，贫家半月粮”，是当时颇为流行的谚语。“一席所费有至千贯者，匹夫匹妇日米二千，又奚啻终身一世之粮价矣。”[45]也就是说，一次宴会的花费等于农民一生所需的粮食。元朝政府禁止杀马，皇家举行的“诈马宴”，用马三匹，而元朝后期权臣燕铁木儿竟然“一宴或宰十二马”[46]。其豪侈由此可见。诗人、书法家鲜于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47]。鲜于枢是个中等地位的官员，由他的行为可知当时宴会常有妓女作陪。

宴会的座次有一定的格式。宴会有一定的程序，称为“茶饭体例”[48]：“凡大宴席茶饭，则用出桌。每桌上以小果盆列果木数盘于前，列菜碟数品于后，长箸一双。厅下用大花瓶、香炉居于中央，祗应乐士列左右。若众官相会，主人则进前把盏（仪式具载于后）。客有居小者亦出席把盏，凡数十回，方可献食。初巡则用粉羹，主人以两手捧进于各位官员面前放下，然后把盏。次巡或鱼羹或鸡、鹅、羊等羹（随主人之意），复如前仪。三巡或灌浆馒头，或用酸羹，或群仙羹，并如前仪。正盏，大茶饭，用牛、马，常茶饭用羊、豕、鸡、鹅等，并完，煮熟，以大桌盛之，两人抬于厅中，有梯己人则出剜肉，凡头牲并以头与尾及胸肤肉献于长者，腿翼净肉献于中者，以剩者彻散与祗应等人。厅上再行劝酒，令熟醉结席，且用解粥，众客渐而散去。”

宴会上把盏亦有固定的仪式，因人而异。上述文字提到“祗应、乐士列左右”，另一记载中“乐士（工）”作“乐人”。一幅有关宴会的图画上可以看出乐人吹笛击鼓助兴[49]，这和上面所引高丽汉语教科书中关于上层宴会的描写是一致的，显然是相当流行的。

三 诈马宴

蒙古人对于宴会十分重视。当时有人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50]宴会被认为是同战争、狩猎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这是因为；按照蒙古的习惯，国家大事都要在宴会上讨论，作出决定。这种习惯的形成，则与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和部落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蒙古人有各种大小不等的宴会。由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在节庆或为其他重要事件举行的大型宴会，称为“诈马宴”或“只孙宴”，其中以每年六月在上都举行的宴会规模最大。据目睹过上都宴会盛况的周伯琦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惟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太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为诈马宴。”[51]

“只孙”，又作质孙，是蒙古语jusun的音译，意为颜色。在皇家宴会上，与会者每天都要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称为“只孙”服。这种衣服是由皇帝赏赐的。由于与会者都穿“只孙”服，所以这种宴会就称为“只孙宴”。“诈马”一词，则来源于波斯语jāmah，意为衣。“质孙”和“诈马”说的是一回事，“只孙宴”和“诈马宴”都突出了宴会上服装的奢华[52]。一位参加过上都诈马宴的诗人写道：

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每年六月三日，诈马宴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

锦衣行处狻猊习，诈马宴前虎豹良。特敕云和罢弦管，君王有意听尧纲[诈马宴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云和署隶仪凤司，（司）乐，掌天下乐工]。

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53]

与会者“千官万骑”，“锦衣”“宫袍”，宴会上有乐队演奏，美女歌舞。“诈马宴”极尽奢侈之能事。

“诈马宴”是大型的宴会，与会者主要是蒙古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员。宫廷还举行其他宴会，最著名的是款待南宋小皇帝一行的十次宴会[54]：

皇帝初开第一宴，天颜问劳思绵绵。

大元皇帝同茶饭，宴罢归来月满天。

第二宴开入九重，君王把酒劝三宫。

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

第三宴开在蓬莱，丞相行杯不放杯。

割马烧羊熬解粥，三宫宴罢谢恩回。

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

并刀细割天鸡肉，宴罢归来月满鞍。

第五华宴正大宫，辘轳引酒吸长虹。

金盘堆起胡羊肉，乐指三千响碧空。

第六宴开在禁庭，蒸麋烧麂荐杯行。

三宫满饮天颜喜，月下笙歌入旧城。

第七宴排极整齐，三宫游处软舆提。

杏浆新沃烧熊肉，更进鹌鹑野雉鸡。

第八宴开在北亭，三宫丰宴已恩荣。

诸行百戏都呈艺，乐局伶官叫点名。

第九宴开尽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卮。

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

第十琼宴敞禁庭，两厢丞相把壶瓶。

君王自劝三宫酒，更送天香近玉屏。

宫廷的宴会上，有各种野味，名目甚多，也有歌舞助兴，充分表现了皇家的豪奢。诗中屡次出现的“三宫”，指南宋小皇帝、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南宋政权灭亡，“三宫”被送到北方，忽必烈对他们颇为礼遇，不断为之举行宴会，当然也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

第三节 饮食著作

一 《事林广记》

《事林广记》是一种日用百科全书型的民间类书。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福建崇安）人陈元靓编，元人增补。此书在宋、元不断翻刻，有多种版本，内容亦有所增补删改。现在常见的是中华书局影印的元至顺年间（1330—1333）刊本。

至顺本《事林广记》别集卷七《茶果类》下有“茶”“诸品汤”“诸品渴水”“诸品熟水”“收藏果木法”诸门。同书别集卷八《酒曲类》有“造曲法”“诸醋方”。其中所收各种“方”有不少可与其他记载相印证，应是当时通行之法。对于了解宋、元时期民间饮食（特别是南方）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

二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也是一种日用百科全书型的民间类书。现在常见的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朝鲜刻本（收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内）。共分10集。己集分“诸品茶”“诸汤”“渴水”“熟水”“法制香药”“果食”“诸酒”“造诸醋法”“诸酱类”“诸豉类”“饮食类”（下分“蔬食”“淹藏肉品”“淹藏鱼品”“造鲊品”）诸门类。庚集“饮食类”[55]，下分“烧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肠红丝品”“肉下饭品”“肉羹食品”“回回食品”“女真食品”“湿面食品”“干面食品”“从食品”“素食”“煎酥乳酪品”“造诸粉品”“庖厨杂用”。内容涉及主食、副食制作的许多方面，十分丰富。

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事林广记》作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不少内容是相同的，但前者更为丰富。以前者的“诸品茶”和后者的“茶”为例。两者其他条目大体相同，但《居家必用》增加了“兰膏茶”“酥签茶”。如前所述，这两种加酥的茶，正是元代的特色。《事林广记》“诸品汤”下收汤12种，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诸品汤”则有30种。而且《事林广记》的12种汤中，有一半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未收。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木香苦汤”是“王百一承旨常服汤药”，“王百一”即忽必烈时大臣王鹗，已见前述。于此亦可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编纂的时代。《事林广记》“诸品渴水”收“荔枝浆”“杨梅渴水”“香糖渴水”“木瓜渴水”“五味渴水”共5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渴水”则收“御方渴水”“林檎渴水”“杨梅渴水”“木瓜渴水”“五味渴水”“葡萄渴水”“香糖渴水”共7种，后附“造清凉饮法”。并在“渴水”题目下注：“番名摄里白”，即舍里别的异译，此名元代才开始出现。由以上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编纂，应在《事林广记》以后，也就是在元代成书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回回食品”和“女真食品”两目。“回回食品”只在元代回回人大批进入中原以后才有可能为人们所知，而“女真食品”在宋、金对峙情况下不可能为南宋人记载，只会在元代才被记载。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各种饮食在以前各章中已分别作过介绍，这里不再叙述。

三 《寿亲养老新书》

《寿亲养老新书》4卷，首卷宋代陈直撰，第二至第四卷为元代邹铉续增。陈直北宋人，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时为泰州兴化县令，作《养老奉亲书》。邹铉号冰壑，曾任泰宁路总管，在元成宗大德丁未年（1307）增陈书为4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此书重点讲老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其中食疗部分可以和元代其他有关著作相互参证，有助于了解元代饮食的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书影印出版。

四 《饮膳正要》

《饮膳正要》作者“饮膳大医忽思慧”，可能是汉人，也可能是西域人。他在天历三年（1330）进书的表文（载于书首）中说：“臣思慧自延祐年间选充饮膳之职，于兹年久。”“延祐”是仁宗的年号（1314—1320），可知他负责宫廷饮食至少有10年之久，情况熟悉。他又说：“是以日有余闲，与赵国公臣普兰奚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分为三卷。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这位“普兰奚”有汉姓“常”，很可能是汉人取蒙古名。由这段话可知，《饮膳正要》一书，内容比较芜杂，既收录了累朝皇帝食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又收有“诸家本草、名医方术”；此外还记载有“日所用谷肉果菜”。此书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三皇圣记”“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和“聚珍异馔”。第二卷是“诸般汤煎”“诸水”“神仙服饵”“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和“食疗诸病”，以及“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禽兽变异”。第三卷分“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图6-6）。

图6-6 《饮膳正要》卷二中的“食物利害”图

《饮膳正要》是一部养生学著作。全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食疗疾，特别重视食物的性味、食用禁忌以及食疗的作用。其中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少是传闻之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以及“食疗诸病”几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宫廷饮食的面貌，具有很高的价值（图6-7）。卷三关于各类食物品种的介绍，也很有意义，特别是提到一些外来食物品种，对于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参考价值。书中有关饮食在前面各章节已分别述及。

《饮膳正要》常见的是《四部丛刊续编》本，其余版本都是据之翻印或排印的。

图6-7 《饮膳正要》中的“食疗诸病”插图

五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倪瓒作。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著名画家。倪瓒家庭豪富，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对饮食十分讲究，《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实际上就是他家饮食的记录。此书分量不大，编排亦显杂乱，除饮食外又收“香灰”“洗砚法”，菜肴、饮料、主食制品的排列亦无一定的顺序。值得重视的是，其中某些菜肴的制作，如“烧鹅”“蜜酿蝤蛑”等，相当精致，反映了当地的饮食特色。书中关于酱油、花茶的记载，也是受到研究者重视的。此书有《碧琳琅馆丛书》本。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古籍丛刊》中收有此书，邱庞同注释，1984年版。

六 《饮食须知》

作者贾铭，海宁（今浙江海宁）人。生于南宋，在元朝曾官万户，入明已百岁[56]。《饮食须知》写作的准确年代不可考，应成书于元代。作者用意在于养生，他在“序”中说：“饮食藉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反相忌，丛然杂进，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养生者未尝不害生也。”因此他从各种资料中“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全书共分8卷，卷一“水火”，卷二“谷类”，卷三“菜类”，卷四“果类”，卷五“味类”，卷六“鱼类”，卷七“禽类”，卷八“兽类”，都与饮食有关。书中列举的主食、副食品种，对于了解元代的食物构成，很有价值。卷四“果类”有“落花生”，是现存文献中关于花生的较早的明确记载。卷五“味类”“茶”中提到“岕茶”和“苦”，是元代同类文献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但是书中大量关于“反忌”的记述，有许多是传闻之误，并不可靠。此书有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陶文台注释本，1985年版。

七 农学著作中的饮食资料

除了专门的饮食著作外，农学著作中亦有不少有价值的饮食资料。一种是《农桑辑要》，元朝大司农司编撰，刊行于至元十年（1273）。此书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主要将前代农书加以辑录整理，但有部分内容“新添”。这些“新添”的内容，对于认识元代饮食的状况颇有价值，例如蔬菜、瓜果都有不少品种在“新添”之列，还有关于甘蔗制糖方法的记述。《农桑辑要》有元刻本传世，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是目前便于利用的较好的本子。另一种是《农书》，作者王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永丰（今江西永丰）县尹，熟悉农业，于皇庆二年（1313）著此书。《农书》分《农桑要诀》《百谷谱集》《农器图谱》三部分。《百谷谱集》分“谷属”“蓏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饮食类”等部分，详细介绍了主食、副食（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的种植和利用情况，是关于元代饮食原料的最丰富的记载，对于这些原料的加工，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叙述。例如元代茶叶生产、加工和饮用方法，应以此书的记载最为详细。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种比较好的本子。

[1] 贾仲名：《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元曲选》。

[2] 佚名：《孟德耀举案齐眉》，《元曲选》。

[3] 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元曲选》。

[4] 佚名：《包待制陈州粜米》，《元曲选》。

[5] 陶宗仪：《点心》，《辍耕录》卷一七。

[6] 《析津志辑佚·风俗》。

[7] 佚名：《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元曲选》。

[8] 范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元曲选》。

[9]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7—18、151页。

[10] 《析津志辑佚·风俗》。

[11] 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元曲选》。

[12] 《老乞大谚解》卷下，第187页。

[13] 《析津志辑佚·风俗》。

[14] 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15]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7、116页。

[16] 《高丽史》卷一〇三《金就砺传》。

[17]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下。

[18] 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19] 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年第1期。

[20] 《析津志辑佚·物产》。

[21] 《老乞大谚解》卷下，第186—187页。

[22]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7、179页。

[23] 廼贤：《宫词八首·次偰公远正字韵》，《金台集》卷一。

[24] 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卷二。

[25] 朱有燉：《元宫词一百首》，见《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6]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7] 韩儒林：《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局》，见《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144页。

[28] 马臻：《霞外诗集》卷四《都下初春》。

[29] 《析津志辑佚·岁纪》。

[30] 赵孟頫：《海子上即事与李子构同赋》，《赵孟頫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1] 廼贤：《京城春日二首》，《金台集》卷一。

[32] 李德载：《赠茶肆》，《全元散曲》。

[33] 陶宗仪：《算命得子》，《辍耕录》卷二二。

[34] 《朴通事谚解》卷下，第322—326页。

[35] 《析津志辑佚·风俗》；《析津志辑佚·岁纪》。

[36] 《重修东岳行宫记》碑阴题名，《吴兴金石记》卷一三。

[37] 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元曲选》。

[38] 佚名：《朱砂担滴水浮沤记》，《元曲选》。

[39]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元曲选》。

[40] 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元曲选》。

[41] 《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私宴》。

[42]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43] 《朴通事谚解》卷上，第11—18页。

[44] 《老乞大谚解》卷下，第194—195页。

[45] 胡祗遹：《论积贮》，《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46]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47] 杨瑀：《山居新语》“鲜于伯机”条。

[48] 《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前集卷九《诸式门》。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元泰定本。《事林广记》前集卷十一《仪礼类·大茶饭仪》文字略有出入。

[49] 《事林广记》前集卷一一《仪礼类》。

[50] 王恽：《吕公神道碑》，《秋涧文集》卷五七。

[51] 周伯琦：《诈马行》，《近光集》卷一。

[52] 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穹庐集》，第247—253页。

[53] 《滦京杂咏》卷上。

[54]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第52—54页。

[55] 庚集除“饮食类”之外，还有“染作类”“洗练”“香谱”等门。

[5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六《子部·谱录类存目》。

第七章 元代的盐业

有元一代，盐业生产的规模很大，技术也有所进步，元朝政府十分重视盐业生产和运销的管理，制定了严密的制度，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建立了专门的庞大机构。盐的生产和运销都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国家通过这种控制获得了巨额收入，所以元代人说：“国家财赋，盐利为盛。”[1]“富国裕民，无出于铸山煮海二事而已。”[2]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元代盐的产销过程存在着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广大盐业劳动者在政府和富户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日益贫困化；盐课不断加重，使人民群众生活困苦；这些导致了私盐的盛行，以及元代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总的来说，元代盐的产销过程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依靠富裕的盐户和大盐商对盐业劳动者和消费者进行剥削和掠夺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在元代不断爆发的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盐的产销过程中激化的矛盾的影响。

第一节 盐业生产概况

一 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211年起，成吉思汗发动对金战争。1213年，蒙古军包围金中都（今北京），金朝请和。1214年，蒙古军退出居庸关，回师草原。金哀宗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得知此事，认为金朝对议和没有诚意，便重新发兵进攻中都。1215年，中都降。蒙古国改中都为燕京，并以燕京为基地，逐步扩大自己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控制。

燕京附近的濒海地区，金代设有盐场，并设置了宝坻盐使司进行管理。1223年，成吉思汗授刘敏为“安抚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道、司天等事”[3]。说明至迟到此时蒙古国已经开始注意到盐业生产问题。也就在刘敏到燕京任职的前后，河北军阀契丹人耶律天祐“略沧、棣，得户七千，兼沧、棣州达鲁花赤，佩金符。时金盐山卫镇盐场未下，天祐以计克之，岁运盐四千席，以佐军储”[4]。说明这一盐场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总的来说，在蒙古攻金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动荡不安，各种势力互相争斗，盐业生产和其他农业、手工业生产一样，只能是零星的、分散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到了13世纪30年代，情况才有较大的变化。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被蒙古王公推举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任用契丹人耶律楚材，加强了对已控制的农业区（汉地）的管理，其中之一便是建立赋税制度。当时在蒙古国的上层发生过一场争论：“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耶律楚材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他提出具体的增加收入的办法，“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按他的建议，设立十路课税所，专门负责征税[5]。

盐利是耶律楚材增收计划的重要一环，而盐业生产的恢复是盐税征收的前提。因此，随着课税所的设立，有关地区恢复盐业生产的工作也就着手进行了。设立十路课税所是窝阔台汗二年（1230）的事。这一年“始立河间税课所，置盐场，拨灶户二千三百七十六隶之，每盐一袋，重四百斤”；“始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每盐四十斤，得银一两”；“始立益都课税所，拨灶户二千一百七十隶之，每银一两，得盐四十斤”。癸巳年（1233），修复解州盐池。可见，北方主要盐区都已陆续恢复生产，而且对盐的运销已有初步的统一的规定。1234年又设立了河间、山东两处盐运司，对盐的产销进行管理。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每引有工本钱”。这几处盐场离燕京较近。1237年，“始命北京路征收课税所，以大盐泊硬盐立随车随引载盐之法。”[6]至此，原金朝统治区的盐场都建立了管理机构，恢复了生产。

随着金朝灭亡（1234），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于蒙古国统治之下，社会秩序相对来说逐渐趋于安定；特别是忽必烈嗣位以后，推行“汉法”，生产得到恢复，人口有所增加；这样一来，对盐的需要量也就增加了。社会的需求促使盐业生产发展。河间地区各盐场，在1240年“岁办三万四千七百袋”，1243年便增为九万袋。至元十二年（1275）又增为二十万引（每引四百斤）。河东解池盐（原归平阳府征收课税所辖，后设盐司）在1252年“岁捞盐一万五千引”，到至元十年（1273），“岁办盐六万四千引”[7]。三盐司在全国统一以前的产量约为四十万引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盐场、盐池，也有出产，但为数有限。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发大军攻南宋。十三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下。元军相继攻取了两浙、两淮、福建、两广等地。南方的盐场，陆续为元朝所有。元灭南宋的战争和蒙古灭金的战争有明显的区别。蒙古灭金的战争，以掠夺为主要目的，北方的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元灭南宋，以统一为目的，为此忽必烈提出了要南方百姓“各守职业”的号召，从而使这场战争造成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也是在十三年，战争还没有结束，忽必烈便发布命令，要“从实恢办”茶盐酒醋等南方各色课程[8]。这就意味着恢复并发展盐的生产和流通。为此，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三、十四两年间，在南宋原有基础之上，迅速建立了两浙、两淮、福建、广东、广海（广西）等处的盐务管理机构，“因宋之旧……从实办课”[9]，各地盐场遭受战争的破坏轻重不一，但由于元朝政府抓得及时，所以生产均未中断，都能继续进行，而且很快便恢复甚至超过了原来的产量。下面便是各盐区生产的简单情况：

（1）两淮。至元十六年（1279）产587623引，折合23504万斤。南宋淮盐最盛时为2亿斤左右，可见此时已恢复甚至可能超过原有水平。

（2）两浙。至元十四年（1277）产92148引，十八年产218562引，折合8742万斤，尚不及南宋浙盐产量（1亿至1亿5千万斤）。但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增加到45万引，折合1亿8千万斤，大大超过南宋产量。

（3）福建。至元十三年产6055引，折合242万斤，比起南宋同一地区产量（2000万至3000万斤）来，要少得多。这显然是战争造成的盐场破坏、盐户逃散所致。但到至元二十年（1283），即回升为54200引，折合2168万斤，与南宋时产量相近。

（4）广东。至元十三年即设立管理机构，但至元十六年（1279）产盐仅621引，广东是南宋余部与元朝最后决战之地，盐场破坏可想而知。也就在这一年，崖山一役，南宋余部被消灭，广东渐趋安定，盐业生产逐渐回升，至元二十二年（1285）产10825引，折合433万斤，比起南宋时的产量（650万至750万斤），仍要少一些。

（5）广海（广西）。至元十三年产盐24000引，折合960万斤，已与南宋时产量（1000万斤上下）相近，说明这一地区盐场没有遭到多少破坏。

总的来说，从全国统一到14世纪20年代，盐的产量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末年（1289—1292）为180万引左右，折合7亿2千万斤；其中南方各盐区合计约为110万引，折合4亿4千万斤左右，超过了南宋时的产量（4亿斤左右）。过了十余年，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前后，全国盐产量为216万引左右，增加了36万引。到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又增至250万余引。这是元代盐产量的最高额。其中两淮最多，95万75引。两浙次之，50万引。以下是河间40万引，山东31万引，河东184500引，福建13万引，广东50552引，广海50165引，四川28910引[10]。自此以后，便呈下降的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各盐司的年产量（当时称为“岁办额盐”，简称“岁额”）是由政府规定的，一般是根据各盐司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情况和原有的生产水平来确定的。但是在元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盐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朝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便依靠两个办法：一是增加盐产量，二是提高盐价。关于盐价问题，后面还会叙述。就盐产量而言，从种种迹象看来，文宗天历年间政府规定的产量，已经超出了不少盐区的实际生产能力，也超过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以两浙盐司为例：“至元十五年初定盐额，两浙运司岁办作二十二万引，当年办至中统钞二万四十八百六十余锭。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作相，灭里虚抬盐额，作四十五万引包办，以此谀罔朝廷，营求运司。此时两浙人民尚富，灭里到任，肆其威虐，止办得三十四万八千余引，得中统钞一十一万八百七十余锭。次年蒙都省明见灭里虚诞，奏减一十万引，定作三十五万引为额。”[11]在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数量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将产量突然提高一倍，是很荒唐的。但中书省的“明见”，不过是减去十万引，实际上比原额仍有很大增加。而且，此后又不断添加，到仁宗延祐六年（1319）已增为五十万引。显然，这个数字是超过了两浙盐司的合理生产能力的。

元代中期起，各盐司的岁额有正盐、余盐之分。正盐就是原来确定的年产量，一般是世祖至元末年确定的，也有一些是元代中期确定的。余盐则是在确定年产量以后再追加的。正盐也都是不断增添的结果，普遍偏高，但尚能完成；余盐则完全是不顾生产能力强行摊派的。以天历年间的250余万引来说，其中余盐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两淮的95万引中，余盐占35万引，河东盐司的184500引中，余盐达102500引，超过正盐；河间40万引中，余盐5万引；山东31万引中，余盐6万引；四川28910引中，余盐占1.5万引；两浙45万引中，余盐5万引；福建13万引中，余盐3万引；广东50552引中，余盐1.5万引；广海50165引中，余盐1.5万引[12]。余盐总计为68.7万引。约占全部盐产量的三分之一。

到了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上台（1333）以后，盐业生产中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起初，元朝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向某些盐司增加余盐的指标，如两浙盐司在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万引；同年，广东亦增余盐1.5万引。但盐户大量逃亡导致无法完成定额。另一方面，盐又大量积压，销售不出去，即使是强行摊派也无济于事。仅两浙盐司“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即达90余万引，等于该盐司两年的产量。盐卖不出去，盐课就无法完成。元朝政府官员面对这种情况，惊呼盐法“弊甚”“大坏”。各盐司纷纷要求削减盐额，首先是削减后来追加的余盐。元朝中央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同意适当削减，因为不这样做生产就难以维持。但每次削减都是很有限的，而且都是临时性的“权令减免”，“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13]。事实上，这些有限的减免对于盐业生产中的矛盾，并不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战火所及，许多盐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产量下降。例如两浙盐场34处，“军兴以来，其隶转运司者仁和、许村、西路而已，复经寇掠，人多流亡”[14]。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而且，两淮、两浙地区又为张士诚、方国珍等集团所占据，元朝政府再不可能从这两个盐产量最高的地区得到任何收入，其他多数盐区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只有福建在一段时间内还能为元朝政府提供盐课的支持，但为数有限[15]。盐业生产的下降，盐课收入的断绝，对于元朝的财政收入来说，是十分沉重的打击，意味着元朝财政的崩溃，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二 盐业生产技术

元代文献在叙述盐的种类时说：“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有煮盐而后成者，河间、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之末盐也。惟四川之盐出于井，深者数百尺，汲水煮之。”[16]也就是说，有海盐（末盐）、池盐（颗盐）、井盐三大类。

海盐在元代盐的生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海盐用海水加工而成，产于沿海地区。加工的办法主要是“煮海而后成”，但也已出现“晒曝成盐”[17]之法，前者一般称为煮盐，后者一般称为晒盐。

煮盐之法，由来已久。元代煮盐的技术，和宋代基本上是一样的。元代出现了一本关于煮盐技术的专著《熬波图》。该书作者陈椿，曾在松江华亭县下砂场任职，熟悉当地盐业生产的情况。他得到当地人所作《熬波图》，加以修订，“略者详之，阙者补之”，在至顺元年（1330）付印问世，全书共有图52幅（现存47幅），每图附有文字说明和诗歌题咏，表现了煮盐生产的全过程[18]。《熬波图》是宋元煮盐生产技术的全面、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关于海盐生产的专门著作。

根据《熬波图》的叙述，结合其他记载，可以将当时海盐生产归结为下列步骤，即建造房屋、开辟摊场、引纳海潮、浇淋取卤、煎炼成盐。

修建房屋。盐户集中居住，一则便于生产，二则可以防止走泄私盐。因此，必须以“团”为单位修筑生产点。团有围墙，“仿佛城池”。“团内筑凿池井，盛贮卤水，盖造盐仓、柈屋。”卤池、卤井，都是贮存卤水的设置。将海水进行加工取得卤水后才能煮盐。卤井、卤池上也要“造房屋以覆之”，以防雨水释稀卤。

开辟摊场。卤水的取得，靠晒灰；晒灰的场所称为摊场，也就是盐田。“取卤摊场，最为急务。”摊场选择“旁海附团卤地”，经过牛犁翻耕，敲泥拾草，削土取平等反复加工，“其场地宛如镜面光净，四下坦平，方可摊灰晒之”。摊场周围及中间修小渠，供引海水用。摊场边修灰淋（灰挞），为四方形的土窟，灰淋旁掘卤井，都用土块筑垒，二者相通，供取卤用。

引纳海潮。上面所说的都是海盐生产中的基本设施。完备以后，即可开始生产。生产的流程是以引进海潮开始的，“每团各灶须开通海河道，港口作坝，令开月河，候取远汛，以接海潮”。每年六七月是制盐的旺季，“用水浩大，海潮虽遇大汛，亦不入港，必须雇夫将带工具，就海开河，引潮入港，用车戽接”。“车”即水车，“逐级接高，戽咸潮入港”。而引海水的河沟“每为沙泥壅涨淤塞”，每年都要“频频捞洗以深之”。海潮的顺利引进与否是海盐生产的前提，而港口堤坝和月河的修建则是海盐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两淮盐司下辖的富安场，“场距海远，潮不时至，盐丁负水取卤，力疲而赋不充”。盐司书吏“相其地形，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称便之”[19]。

浇淋取卤。在摊场均匀铺上草木灰（或土灰），引入海水，再晒干。如此反复淋晒，使灰中盐分增加。然后再“扫聚成堆”，挑入灰淋中，“用脚蹅踏坚实”。再往其上浇咸水，灰淋下面便有卤水通过管道流往旁边的卤井。这种晒灰取卤法盛行于浙西各盐场。浙东则行削土取卤之法。削土就是把海水浸漫的海滩地上经过日晒以后含盐分较多的表层咸土，刮聚在一起，成为土墩，然后用咸水浇淋，取得浓度很大的卤水。两浙之外的其他海盐产区，主要采用的也应是这两种方法。有趣的是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关于中国Cinglu（长芦）制盐方法的描述：“取一种极咸之土，聚之为丘，泼水于上，俾浸于底。然后取此出土之水，置于大铁锅中煮之”，俾可成盐[20]。马可·波罗所说的大概是削土取卤水之法，他的描述是相当确切的。

煎炼成盐。摊场上取得卤水后，便用船运至团中，加以煎炼。浙西煮盐用铁盘，大的铁盘每面用生铁一两万斤。浙东则“以竹编”，“止可用二、三日”。元代昌国州（今浙东定海）的地方志记载说：“本监旧皆铁盘，取土于六月两汛之间，八月始起煎。亭户虽有上半年之逸，若两汛时分阴雨稍作，则岁计遂误。大德元年，管勾黄天祐始以上命，巧出方略，改铁盘之制，用篾盘，随时起土，一如他所，春即起煎。亭户随得时用其力，预期补办，无岁终积欠敲扑之峻，实多便之。”[21]可见，采用竹编篾盘，虽然很易损坏，但能将生产期提前，对于当地盐的生产是有利的。煮盐时将卤水放入盘中，用柴薪煮煎。煮时根据卤水的浓淡，或者将“欲成未结胡涂湿盐”捞出，置于铺有竹篾的撩床（木架）上，“沥去卤水，乃成干盐”；或者“待柈上卤干，已结成盐”，然后捞出[22]。

晒盐法很可能在南宋时已存在于福建，但它在较大范围内的应用，则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江西行省的一份文书中已讲到煎盐和晒盐的区别[23]。成宗大德五年（1301），福建盐运司“所辖十场，除煎四场外，晒盐六场”。可见在福建盐区晒盐法已占很大比重。晒盐法的生产过程前几个步骤（引纳海潮、浇淋取卤）和煮盐法相同；但在对卤水加工成盐上，“全凭日色晒曝成盐，色与净砂无异，名曰砂盐”。不用柴薪和铁盘，生产成本要低一些[24]。和煎盐相比，晒盐法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是制盐工艺史上的一大变革。但在元代，其他盐区似乎并未采用，它的进一步推广，已是元代以后的事了。

池盐。元代出产池盐的地方颇多，都在北方，而以解池（今山西运城南）最为重要。解池“广袤百里”[25]，自古以来一直是重要的盐产地。解池生产最初听任日晒、风吹，自然成盐，由人工捞取。唐代前后，改为人工种晒，即将盐池附近的土地开辟成畦，引入池水，再经日晒风吹成盐。经过这样的过程，盐的产量、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蒙古对金作战期间，解池遭到破坏。修复以后，逐渐得到发展。官方记载说，“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又说：“（解）池方一百二十里，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摝盐花。其法必值亢阳，池盐方就，或遇阴雨，则不能成矣。”[26]都没有提到垦畦成盐之事。元代有关文献中的记载是不同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李庭应盐司之请为池神庙撰写碑文，其中说：“盐之所出，品类颇多。……出于解之两池者，则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之，得西南风起，一夕成盐。盖资于天，非人力之所能也。”[27]他说的是垦畦成盐法，与宋代没有区别。但在此以后，仁宗延祐元年（1314），王纬奉皇帝之命为重修池神庙撰写碑文，其中说：“前代解盐，垦畦沃水种之，今则不烦人力而自成，非若青齐沧瀛淮浙濒海牢盆煎煮之劳及蜀井穿凿之艰也。”[28]这两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权威性。看来，只能理解为在两篇文章的不同写作期间解池的生产方法有了变化，由垦畦成盐变为自然成盐。在宋代，垦畦法所得的解盐以“精好”著称；有人主张恢复自然成盐，即漫生盐，但遭到激烈的反对，理由之一是漫生盐“苦不可食”[29]。元代后期，人们常以“解盐味苦”为言，这也证明了这时解池采用的是自然成盐之法[30]。

解池之外，北方还有不少盐池，元朝中期，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留守贺仁杰说：“煮海为盐，由人力以出者也。……今濒上都池泊皆盐，实天惠养斯人者。”[31]显然，上都周围的盐池都是自然形成的。兴和路昌州（后改宝昌）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32]元初一度“置盐使司”[33]，后废。这显然就是贺仁杰所说“濒上都”盐池之一。在上都东北、距离较远的大盐泊，前面已经说过，也是一个著名的盐池。文献中还提到“东京懿州乞石儿硬盐”[34]，懿州在元代属辽阳路，治所在今辽宁阜新东北，当地显然也有出产“硬盐”之处。元朝政府曾在燕山山脉的古北口等处设关卡，防止口外的“疙疸盐”进入大都路及其以南地区，“疙疸盐”应即“硬盐”，这是根据池盐不同于海盐的形状和特性而起的名称。此外，在宁夏有韦红盐，“其池邻接陕西环州百余里”。环州即今甘肃环县。韦红盐“味甘而价贱”，一度冲击了解盐市场[35]。

井盐主要产于四川，其次是云南。宋代四川井盐生产兴旺发达，但在蒙古（元）对宋战争中遭到很大的破坏。元朝统一以后，逐渐有所恢复，但仍不如前代。据元代中期统计，“为井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庆、叙南、嘉定、顺庆、潼川、绍庆等路万山之间”[36]。这九十五座盐井，分属四川盐司管辖下的各盐场，但民间往往私自开井。宋代的绍熙府（府治今四川自贡市荣县）以产盐著称，元初“以其地荒而废之”。到元代后期，“襄、汉流民，聚居宋之绍熙府故地，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元朝政府因此在其地置绍熙宣抚司。[37]说明当地盐业生产有所恢复，而且都是百姓自行经营。云南也有井盐。云南行省下属柏兴府闰盐县（今四川盐源县）“县境有盐井”[38]。这里历史上是产盐之地，后一度废弃，元初为一“牧羊夷女”重新发现，恢复了生产。这位少数民族妇女因此受到崇敬，立庙祭祀，民间称之为开山姥姥，也称开井娘娘[39]。云南威楚（今云南楚雄）“地利盐井”[40]。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有关于云南产盐的记述。他说，“建都产盐，居民煮盐，范以为块，作货币用”。建都即建昌路，时属云南行省罗罗斯宣慰司，接近柏兴府。路治即今四川西昌。马可·波罗还说，哈剌章（今云南大理）“其地有盐井而取盐于其中，其地之人皆恃此盐；国王（指镇守云南的蒙古藩王）赖此盐收入甚巨”[41]。可见，云南的井盐生产也是相当可观的。元代四川、云南的井盐生产技术缺乏记载，估计应与宋代相去不远。

第二节 盐务管理机构和盐户

一 盐运司和盐场

蒙古国窝阔台汗二年（1230），立十路课税所，管理各地财赋，盐业生产运销亦在其内。很快，蒙古国对财赋管理机构作了调整。有些地方成立了专门的盐务管理机构，如盐运司，提举（领）盐使所（司）；有些地方则设置转运司主管财赋，盐政亦在其中。江南统一之初，有些地方的盐务曾与市舶或茶、铁管理联合设置机构。后来逐渐统一，设置专门的盐务管理机构，称为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盐课提举司，只有四川保留了茶盐转运司，兼管茶、盐。

盐务机构分二级管理，即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和盐场。元代中期，设盐运司六处，即大都河间、河东陕西、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设提举司；加上四川茶盐转运司，共有九处。其中有些直属于中书省，有的则隶属于行省。

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与中书省下辖的六部、地方的路总管府（上路）相等。每运司设有盐运使二员（正三品），下设同知、副使、运判等官。广海、广东盐课提举司分别为正四、从五品，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等官。四川茶盐转运司为从三品，设转运使、同知、副使、运判等官，各盐司在官以下，都有一批首领官和吏员。[42]前代的转运司负责财赋，权力很大，元代逐渐成为专门管理盐务的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尽管职权缩小了，但官吏人数仍然不少。元代有人说：“转运之职始于开元，在后租调、度支、漕运、盐铁、酒酤、贡举、按察之权，皆隶此官。今既分有专属，所掌唯盐，似宜从简。而张官置吏，有如大夫；六曹分案，动至溢员。”[43]其实，冗官冗吏，是历代官僚机构的通病，元代盐务管理机构也不例外。

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的职责是；“掌场灶，榷办盐货，以资国用。”[44]“场灶”指盐场灶户。“榷办盐货”指盐的销售，“榷”是国家专卖的意思。这就是说，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既要管理生产，又要负责盐的出售。对生产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盐场进行的，盐的销售，则是由盐运司、提举司、茶盐转运司自己负责。

元代北方设有大都河间、河东陕西、山东三处盐运司。这三处盐司都直属于中书省户部，大都河间盐运司设于长芦（今河北沧县），这一盐司所产盐因而常被称为“沧盐”或“长芦盐”。长芦本是产盐之地，“长芦际东海，海水日夜盈。斥卤白皓皓，穷年事煎烹”[45]。成为盐运司所在地后，长芦迅速发展起来：“长芦当燕、齐之交，天下之要区也。盐广之利半中州之赋，豪商大贾，车击舟连。”[46]山东转运司初建时，“即济南府为转运治所”[47]。以后盐运司亦在此。河东陕西盐运司所在地有个变化的过程。蒙古国时期的解盐司设在解池附近。为了以解盐作为支持蒙古军在四川军事活动的物资，忽必烈曾“立从宜府于京兆”，“后罢从宜府为陕西都转运使司”。与此同时，解盐司继续存在，大概成为从宜府和都转运使司的一个下属机构。至元二十九年（1292），陕西都转运司“改为都转运盐使司，徙路村，罢解盐使司”，二者合而为一。此后的河东陕西盐运司便一直设在路村，即今山西解县[48]。辽阳行省出产海盐和池盐，但没有设立专门的盐务管理机构。兴和路昌州沿袭金制有盐使司，后来撤销了。

江南平定后，逐步在南宋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两淮、两浙、福建盐运司，四川茶盐转运司，和广东、广海盐课提举司。和北方三盐运司不同的是，南方各盐运司、提举司是隶属于行省的。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令：“淮、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49]自此以后成为定制，南方其他盐运司亦照此办理[50]。因此，两淮盐运司隶属于河南行省，两浙盐运司隶属于江浙行省，四川盐运司隶属于四川行省，福建盐运司隶属于福建行省，广东盐课提举司隶属于江西行省，广海盐课提举司隶属于湖广行省。其中两淮盐运司置于扬州[51]，两浙盐运司置于杭州[52]，广东盐课提举司置于广州[53]，福建盐运司应设在福州，四川茶盐运司应在成都，广海提举司所在地应是廉州石康[54]。

每一盐运司或提举司下辖若干盐场。盐场是管理盐业生产的基层机构，每场都有一定的生产区域，管辖若干家盐户。元代的盐场基本上是从金、宋延续下来的，但是也有不少新的变化。有的盐场是新形成的，例如宝坻的三叉沽盐场，前代“未之闻，甲午（窝阔台六年，1234）之秋，三叉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于是便在当地组织生产，形成了新的盐场[55]。有的盐场作了合并调整，如两浙原有盐场44所，至元三十一年（1294）合并为34所[56]。世祖末年，全国各盐司共辖盐场150余处；到14世纪上半期，各盐司有盐场为130余处[57]。

盐场设司令、司丞、管勾，有的还设同管勾。仁宗延祐六年（1319），两浙盐司各盐场添设监运一员[58]，成为正式编制。元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黄溍便曾任石堰西场监运[59]。但其他盐司是否设此职，则不清楚。此外还有秤盘、总催等名目。诗人王冕写盐户的悲惨遭遇时说：“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60]元末，一份上报私盐的官方文书中说“场官、总催、纲头、灶户、工丁人”都与私盐贩相勾结[61]。可见总催应是盐场中的吏。

盐运司的下属机构还有批验所、检校所和盐仓。两淮盐司在真州（今江苏仪征）、采石（今属安徽当涂）分别设有批验所，“掌批验盐引，阶正七品”。两浙盐运司下设检校所四，“专验盐袋，毋过常度”[62]。两淮、两浙、山东、福建等盐司还设有盐仓，作为集中贮盐之所。两淮各盐场所产盐，原来在场中贮存，弊端甚多。成宗大德四年（1300），“淮东扬州、淮安地面，以远就近，分立六仓”，集中贮存[63]。仁宗延祐六年（1319），“置两浙盐仓六所”[64]。七年“改立杭州等七仓”[65]。山东盐司也有盐仓，称为“坨”[66]。福建沿海盐场出产的盐，包装以后，“官司自行发舡儹运，差人坐押盐舡，直至福、兴、漳、泉四路盐仓交割。”[67]可见集中贮盐的盐仓，是在各盐司普遍推行了的。每一盐仓收贮指定的若干盐场的额盐，如两浙盐司，“杭州、嘉兴各为一仓，浙西诸场隶焉；绍兴、温、台各为一仓，浙东诸场隶焉”。各盐仓“设常选监使、监运官员”[68]。

有些盐运司下设有分司。世祖时，“两浙盐额数浩繁，岁调官分办，文书旁午为奸，莫之能防。君（蒋葵）为上其状中书，请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69]。仁宗时，普遍推行分司之法，“延祐五年（1318），以（山东）盐法涩滞，降分司印，巡行各场，督收课程”。次年，向大都河间盐运司“颁分司印，巡行郡邑，以防私盐之弊”[70]。同年，又为陕西河东运司“别铸分司印二”[71]。分司实际上是盐运司的派出代表，代行盐运司的职权，巡行各场检查督促生产，查禁私盐，保证盐课的完成。分司一般由盐运司的次官担任，“国制，二使总凡司（盐运司）事，同知、副使、判官岁出分司”[72]。分司不但有印，也有衙门[73]。转运司在历史上曾负责漕运，故有漕司之称。而盐运司因此也被称为盐漕，分司便称为分漕或分运。

盐场是盐务管理的基层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督促盐户，完成生产定额。盐场所辖一般有数百户，每场下面，又分立团、灶。“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每团“四向筑叠围墙，外向远匝濠堑。团内筑凿池井，盛贮卤水，盖造盐仓柈屋，置关立锁。复拨官军，守把巡警”。“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垒土为之限，开沟为之防。”[74]盐业生产需要共同使用一些大型工具，如铁盘，立团对此是有利的；但是更重要的，却是为了防止盐户与外界交通，贩售私盐。团是设防的居住点、生产点，因而有固定的名称。元朝末年淮东监察部门的文书中说，有人于“五祐场广盈团蒋六三处买到私盐一百余斤”[75]。五祐场是两淮盐司下属的盐场之一，广盈团则是五祐场下属的一个团。团实际上是盐户的聚居点。每团有二灶或三灶，每灶由若干户盐户组成。宋代“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76]。元代亦应相去不远[77]。同一灶的盐户，显然是共同使用官灶官盘的，“灶丁接柈煎盐，轮当柈次，周而复始”。每座盐场、每团都有生产定额，浙两盐场“各团所办盐额，多寡不同，多者万引，少者不不五、七千引”[78]。广东各盐场产量则要少一些，高的二千余引，低的不过四五百引[79]。总之，各盐场、各团的生产条件不相同，产量是大不一样的。

各盐场生产的盐，要运到盐仓集中，由于数额巨大，一般都利用河道运输。浙西各盐场“相离总仓，近则往回八七十里，远者往回二百余里”[80]，其他各处的情况相去不远，因此运输的任务相当繁重。元朝政府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船队，称为“运盐纲船”。例如两淮盐司“依验诸场日煎月办课额多寡，地里远近，河水浅深，仓场装卸往回日程，以远就近，通立四十纲。每纲设官一员”，在“春首河开查运，比及冬月，河冻水涸，儹运了毕”。山东盐司“括舟……即场运以输坨”，“运舟三十为纲，纲设官”[81]。两浙盐司下有35纲运盐纲船[82]。

运盐纲船一般用于盐场与盐仓之间，但大都河间运司情况有所不同。大都河间盐司担负着供应大都用盐的任务，大都的盐除了客旅贩运之外，还实行过常平盐局之法。大都常平盐局每年用盐1万5千引至2万引，此外供应“内府”（宫廷）用的“常白盐”1千5百引，都要经运河运到北京，也采用纲船的形式。“每一千引为一纲”，由官员押运[83]。

运盐纲船的船户是“召募”来的，要“有产业”，而且要“互相保识”。“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两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实际上水脚钱并非“官给”，而是盐商买盐引时附带缴纳的[84]。船户一旦应召编入纲船之后，就在盐运司的严格管理之下，不仅在运输季节必须完成任务，而且在“每岁往运之后”，仍要在官吏“督责”之下修理船只，“不许擅自离纲，私离纲者决杖五十七下”[85]。可见，运盐纲船的船户，是不自由的。元朝政府的“召募”，即“和雇”，是带有强迫性的，并非两相情愿的雇佣关系，“名为和雇，实乃强夺”[86]。船户和盐户一样，是政府指派的。

事实上，船户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全部）便是盐场中的盐户，例如元末著名的淮东起义军领袖张士诚，原来便是淮东白驹场的“亭民”（盐户）[87]，他“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88]。这些盐户驾运盐纲船，当然是盐运司指派的，以此来代替他们交纳额盐的任务。运盐纲船每纲都设有纲头，也就是一纲船户的首领，运输工作的实际指挥者。运盐纲船运送盐货时，都有官员监督。

运输是盐的流通中一个重要环节，而盐的运输主要通过水道，所以元朝政府十分重视运盐河道的浚治和整顿，以及运盐纲船的顺利运行。世祖中统二年（1261）的《恢办课程条画》中，就明文禁止投下等拘用运盐纲船；禁止将“运盐河道开决河水浇溉稻田”，以免“水浅涩滞盐船，有误恢办课程”；并要求沿河官司清理河中桩橛等物，以免损坏运盐船只[89]。类似的治理河道的规定以后曾多次重申。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政府主持“浚沧州盐运渠”[90]。成宗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禁诸司豪夺盐船递运官物”[91]。大德五年（1301）的“圣旨条画”中，又宣布禁治拘刷和阻拦运盐纲船和客旅运盐船，违者有罪[92]。大德十年（1306）正月，“浚真、扬等州漕河，令盐商每引输钞二贯，以为佣工之资”[93]。仁宗延祐五年（1318）的《申明盐课条画》中又重申：“随处河边旧有钉立桩橛，阻碍运司船只，沿河官亲行点视拔去，若有因而沮坏贩盐船只，其工本一切损失之物，当处官司赔偿，仍行断罪。”[94]整顿盐船运输、治理盐船航道因而也被视作盐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元顺帝即位之初，“两淮盐法久而益坏”，元朝起用王都中为两淮盐运使，“拯其弊”。王都中“莅事伊始”，便“创通州狼山闸，引海水入扬州漕河，以通江、淮。筑句容陈公雷塘三河，浚真州硃金沙，以行运船”[95]。可见，运盐河渠的整治疏浚，是盐运司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以上所述，可知元代盐务的管理系统是：中书省—行中书省—盐运司—分司—场—团—盐户。盐运司的下属机构，除了从事生产的盐场之外，还有检校所、批验所、运盐纲船等机构。盐务管理系统是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路府州县）之外的。元代的记载说：台州宁海“亭户恃其不统于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视”[96]。昌国州“濒海有三盐场，司其事者恃转运使之势，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业破荡”[97]。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当然，敢于“肆毒”于民的，只是盐场的官吏和亭户中的富民，而不是贫苦灶丁。

此外，不少盐司还设有巡盐官和巡盐军，其职责是缉捕私盐。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章第三节将会说到。

元朝后期的名诗人杨维桢曾在盐场任职，他曾十分感慨地说道：“鹾无善政”：盐务系统的官员如能“牛羊其民人，苛诛趣办”，就可以升官；要想办好事，就会“得咎”[98]。他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余尝官于海滨矣，见岁之分漕（即分司）官挟悍吏二，傔从一，校卒数十，至分所必先震威，而以售沓墨于其后，丁视亭民吏如圈置兔，狼残隼虐，无毫毛隐痛。”“官给工楮（工本钞），大亭与亭吏必撙捐过其半，谨而储之，以俟分漕，为故常若轮公租奉公养者”[99]，王冕描写盐户遭遇的诗中写道：“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为公所干，惟务私所欲。”“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100]盐政系统官吏对盐户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成宗大德七年，郑介夫向皇帝上书，谈到盐法时指出：“夫畜猫防鼠，不知馋猫窃食之害愈甚；养犬御盗，不知恶犬伤人之害尤急；今盐司官吏犹馋猫恶犬之为害也。”“盐司官攅人吏游食之徒不计其数，惟蚕食盐户而已。”他建议撤销盐务系统的衙门官吏，有关事务都交地方政府处理[101]。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元朝的官僚机构是以贪污、腐化闻名的；而盐务系统的官吏，在这方面又是比较突出的。

二 行盐地面

元代各盐司生产的盐，都有一定的销售地区，称为该盐司的行盐地面。

盐的分区销售，由来已久，最初可能出于长期以来盐的流通自然形成的习惯。唐、宋、金以降，管理逐渐严密，而且和盐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划分销售地区作为保证盐课收入的手段。元朝统一全国以前，已经存在分区销售的办法。如四川一度因盐井废坏，“军民多食解盐”。到至元二年（1265），“立兴元四川盐运司，修理盐井”，恢复生产，“仍禁解盐不许过界”。至元五年，“禁东京懿州乞石儿硬盐，不许过涂河界”[102]。全国统一以后，在确立九处盐运司、提举司、盐茶转运司的基础之上，对各盐司的行盐地面，以前代的区分为依据，结合实际的流通情况，逐步确定下来。

关于元代各盐司的“行盐地面”，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有关的各种资料，加以综合，在下面作一些说明。

两浙。元代中期的官方文书中说：两浙运司“行盐地面拨山带岭，濒湖靠海，南抵福建，北接大江，出没私盐，港汊数多”[103]。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两浙盐运司的一件文书中说：“本司……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104]据此，则浙盐行于当时的江浙行省，包括浙东、浙西和江东，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浙江、苏南、皖南和江西一部。

两淮。“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105]据成宗大德四年（1300）颁布的《新降盐法事理》中说，淮盐行销的区域有淮东、淮西、江东等处，以及鄂州（今湖北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潭州（今湖南长沙）、江陵（今湖北江陵）、吉州（今江西吉安）等路[106]。江陵、淮东、淮西属河南行省，鄂州、潭州属湖广行省，龙兴、吉州属江西行省，江东属江浙行省。但从上所述可知，江东也是浙盐的行盐之地，可能江东之中部分地区行淮盐，部分地区行浙盐[107]。由此可知，淮盐行销的地面很广，大体包括江淮之间和长江中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的全部或部分。河南行省的襄阳路（路治今湖北襄阳）邻近陕西，“旧食京兆（陕西）盐”，至元三十年（1293），“以水陆难易计之”，“改食扬州（两淮）盐。”[108]此外，邻近黄河的一些地区，因交通的原因，食解盐或沧盐。

四川。蒙古国时期，因为“盐井废坏，四川军民多食解盐”。世祖至元二年（1265），“修理盐井，仍禁解盐不许过界”[109]。川盐主要供应四川地区需要，亦不许外运。

河东陕西。河东陕西盐运司辖下有解盐，有韦红盐。行盐的地面大体包括今陕西和山西地区。此外，解盐曾进入四川，见上述。河南行省管辖的河南府路（路治今河南洛阳）、南阳路（路治今河南南阳）、襄阳路也都食解盐。襄阳路后改食淮盐。河南府路、南阳路和直辖于中书省的怀孟路（后改怀庆路，路治今河南沁阳），延祐三年因为解盐池为雨所坏，产量降低，“改食沧盐”，也就是大都河间盐[110]。后来是否恢复，是不清楚的。河南府路和南阳路食解盐，显然是因为两地邻近解池的缘故。

河东陕西盐司行盐地面中常因解盐与韦红盐发生纠纷。原来，韦红盐仅限于盐池周围地区居民食用；当解盐池因雨崩坏时一度“晋宁、陕西之民改食韦红盐”[111]，后来又恢复原状。但解盐味苦价贵，韦红盐味甘价贱，百姓私下仍买韦红盐食用，为划分这两种盐的行销范围，曾多次进行讨论。比较多的意见是以黄河为界，河东解盐，河西韦红盐。但元朝政府担心这样会影响解盐的销售，决定“以泾州白家河水为定界，听民食用”。泾州（今陕西泾川）在陕西中部，这就是说，陕西东部仍是解盐的销售区。韦红盐过河，便是“犯境侵课”[112]。在同一盐司行盐地面中，再划分为二，这是其他盐司所没有的。

大都河间。大都河间盐司出产的盐，主要行于大都路及其以南、太行山以东、山东和黄河以北地区，包括今河北大部和河南一部。其北边以大都路的北界即燕山山脉为界，古北口等处都设有把隘军人，防止口外出产的“疙瘩盐”进入[113]。河南行省的汴梁路（路治今河南开封），处于黄河以南，与中书省直辖的“腹里”相邻，大概是行“沧盐”的[114]。元朝首都大都居民百万，食用的是河间盐。

山东。“山东运司……行盐之地，周围三万余里”，包括济南、益都等处，与今山东省大体相近[115]。至元十六年（1279），有商人在亳州用“滨盐淹造鱼货”，拟运陵州发卖。亳州即今安徽亳县，元代属河南行省归德府；陵州即今山东德州[116]。“滨盐”指山东滨州（今山东滨州市）出产的盐，据此，与山东相邻的归德府是行山东盐的。

云南出产井盐，行销于本地。文宗至顺二年（1331）十一月，“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此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117]亦乞不薛即水西，八番顺元宣慰司的一部分，在今贵州毕节地区，当时属湖广行省，与四川、云南毗邻。可见，湖广行省亦有部分地区行云南盐，并曾临时行川盐。

广东、广西元代分属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元朝分别在两处设有宣慰司（行省之下，路之上的行政机构）。两地产盐，主要满足本地的需要。福建原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也设有宣慰司（后改行省）。福建各盐场产盐，即在本宣慰司（行省）所属八路发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盐司的行盐地面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但又根据地理、交通等情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各盐司行盐地面的划分，是元代盐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盐司的盐只能在本盐司的行盐地面中销售，不得出境。某一盐司出产的盐进入其他盐司的行盐地面，便叫作“犯界”，和贩私盐同样是犯法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判处一定的刑罚，但比贩卖私盐的处理要轻一些。甚至“食用不尽”的少量盐（一斤以下）携带过界也要“决”数十下。为了防止“犯界”，元朝政府还曾下令各地，“于各管盐界首要路村店安立碑额，大字真书：‘某盐不得犯界’。使民易避”[118]。

元朝政府严格实行“行盐地面”的规定，禁止“犯界”，主要是为了保证盐的销售，特别是保证一些质量低劣的盐能够卖出去。盐是国家的专卖物资，元朝政府对盐的销售十分关心，采取了各种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

三 盐户的状况

元代在盐场劳动的人户称为盐户和灶户，成年劳动力即称为盐丁和灶丁。以“灶”为名是因为煮盐过程中必须用灶。此外还有卤丁、火丁等名称，大概是指煮盐过程中的不同分工。解池盐池的成盐方法与海盐不同，当地的劳动者称为捞盐户。

元朝政府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各种户，如民户、军户、站户、盐户、儒户等。各种户分别承担不同的封建义务，民户的义务是交纳赋税，承当差役；军户是出人当兵；站户是出人到驿站服役。盐户的义务是在盐场中劳动，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各种户的划分标准，比较复杂，有的是对原有职业的肯定，有的则是政府根据需要强行签发（指定）的。就盐户来说，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北方盐区破坏严重，生产者逃散。蒙古统治者着手恢复，既招还原有盐户（旧户），也从民间签发。靠近燕京的越支场和三叉沽场重建，都招徕旧户复业。越支场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土豪张进辈被府檄鸠遗民数十户集越支场之宋家营以居，复事煎造”[119]。三叉沽盐场最初也是由“旧户”十八人恢复生产的[120]。解州盐池恢复时，蒙古窝阔台汗“拨新降户一千，命盐使姚行简等修理盐池损坏处所”。后来蒙哥汗“又增拨一千八十五户”。这些“拨”和“增拨”的人户，都是强行分配的，其中肯定有很多原来并非盐业劳动者。而在盐业生产初步得到恢复以后，每遇劳动力缺乏，政府仍从民户中签发补充。例如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山东“灶户逃亡者，招民户补之”[121]。这里所说的“招”，实际上就是强行签发。南方各盐场所受破坏较少，原有的劳动者继续工作。而在劳动力不足时，也从民户中签发补充。石抹明里帖木儿厘革两浙盐政积弊，其中之一便是：“亭户之凋耗者亟为签替，使无缺役。”[122]海宁（今浙江海宁）贾氏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占籍为盐亭民”，也就是说，贾氏一户是在这一年被签发列入盐户之列的[123]。

元朝从民户中签发军、站等户时是按户等进行的。元朝将民户按“丁力”（资产和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分为三等九甲。签发军、站户时通常取中户。盐户签发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明确的记载，估计与军、站户应相同。

盐户都有专门的户籍，与民户分开，归各盐运司管理。每家盐户都隶属于一定的盐场，不能随意移动。他们“不统于有司”（不归地方政府管理），除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等重大刑事案件仍由“有司归问”之外，其余“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都由本管盐司“理问”[124]。盐户必须世代在盐场上劳动，不得改业。盐户子女众多“析居”（分家）时，分出去的也要“充灶户”[125]。

根据13世纪末的一份官方统计，各盐司所辖的盐户数是：河间3565户，山东2780户，两淮10432户，两浙15809户，陕西2000户，四川6351户，福建11782户，总计为52719户。此外缺广东、广海和大都附近各盐场的盐户数字[126]。大都附近各盐场可能有2千户左右[127]。据此推算，全国盐户总计应在5.5万到6万户之间。后来有些盐司又有所增加，如两浙，元代后期的记载说：“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128]，比13世纪末增加了2千户。各盐司的盐户数与产盐额是不成比例的，两淮盐产量为两浙的1倍，而盐户却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二。福建产盐有限，而盐户却在万户以上，其中显然有许多不是真正的盐业生产者[129]。

前面说过，各盐司都有岁额，亦即国家规定的年产量。岁额分解后，要下达到场和盐户个人。每家盐户都有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各家盐户的定额是不相同的，有的地方由盐司“验其恒产，差为高下”[130]；有些地方则“以下多寡为额输盐”[131]。无论“恒产”或是“丁”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又规定每三年需进行核实调整，“盐亭灶户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皇帝旧制也”[132]。元朝制度，全国居民都要按财产、丁力的不同情况，划分为三等九甲，赋役就按此分等摊派，称为户等制。每三年调整一次。盐户的上述情况，正是落实户等制的措施。但是，正像三年一定户等从未严格执行过一样，盐户的重新定级也是虚有其名的，如两浙盐司“任事者恐敛怨，久不举行”[133]。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便有人说：“灶户之弊极矣，产与赋久不相侔，民穷且死，富者犹任轻赋，而使穷且死者任其重。”[134]这里的“赋”，就是指盐户承担的年交盐额。生产额在盐户中的分摊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

为了使盐户能够维持生活和从事生产，元朝政府向他们发放工本钞。工本钞是以引计算的。各地制盐的办法不同，难易程度有区别，每引的工本钞也不同。例如福建有晒盐，有煮盐，“晒盐不用柴薪”，因此晒盐工本钞比煮盐要低。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前，煮盐每引5两钞，晒盐只有4两；二十八年起，煮盐增为8两，晒盐按比例增为6两4钱[135]。同是煮盐，元代中期两浙地区内工本钞也有不同：“浙西一十一场正盐引递增至二十两，余盐至二十五两，浙东二十三场正盐每引递增至二十五两，余盐至三十两。”[136]关于正、余盐的区别在前面已经说过。余盐是政府在定额之外强加的，所以对工本钞略加提高，以示优待。海盐加工需要大量柴薪，有些盐场盐户由政府拨给柴荡，有些盐场没有官拨柴荡，完全靠盐户购买，因而二者在工本钞上也有区别：“浙西为有官荡，每引工本比浙东减五两。”[137]发放工本钞的办法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在先，有的在后，较多的是在生产开始和结束时各给一部分，变化颇多。三叉沽场的情况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先是，历年牢盆钱不计成盐多寡，即验不全给，致本耗而课不充。后复给与不时，课不办而卒日困。侯（盐场大使董孝良）白所司，革焉，遂验亭户煎数在官仍半给之，复需其毕运，为足其所当付。”[138]

在政府看来，盐户按规定的数目生产交纳盐，和其他居民承当赋役一样，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工本钞只是为了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补贴，并不是劳动价值的体现，所以为数是很低微的。但是，本来就很低微的工本钞，仍成为盐务系统官吏多方猎取的对象。“朝廷给降工本钱，遭贪官污吏掊克之余，人户所获无几。”[139]“亭民岁给工直，恒半入奸吏。”[140]此类记载，比比皆是。能够将工本直接发给盐户而不中饱私囊的，就可以博得好官、廉吏的赞誉。

除了额盐以外，盐户还要承担其他封建义务。

元代南北的赋役制度是有差别的。北方的常赋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种。税粮交纳的是粮食，凡是种田的都要交纳，但对各种户采取不同的办法。民户按丁交纳，称为丁税；工匠、僧道等按土地数交纳，每亩3升，称为地税；军、站等户也按土地数交纳，但可免4顷土地的税。盐户也要交纳税粮，但采用哪种方式缺乏记载，以地税的可能性较大[141]。但盐户有工本钞，所以不会像军、站户那样4顷免税。科差包括三项，即丝料、包银和俸钞。丝料是各户交丝，包银和俸钞则交纳货币。承担科差的主要是民户，“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142]。盐户与科差的关系，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元朝政府在至元八年（1271）的“户口条画”中规定，“煎盐灶户下人口析居者，仰充灶户，收系当丝料”[143]。在此以前，中统三年（1262）“以蛮寇攻掠，免三叉沽灶户一百六十五户其年丝料、包银”[144]。根据这些官方文献，可以断定盐户是应当科差的。盐户的赋税负担与民户大体相同，而比军、站等户重，这主要因为有工本钞之故。其他各种户承当封建义务，政府一般不给工本之类补贴，所以在赋税方面得到优待。南方只有税粮，没有科差，税粮按亩征收，凡是有土地的盐户都不能免。将柴荡开垦作为农田的，也要交税粮[145]。

封建义务的另一类是役。元代的役有力役、差役之分，统称杂泛差役。杂泛（力役）主要是出人夫和车牛为官府服役，如修河、运输等；差役主要是承当里正、主首、隅正、坊正和仓官、库子，前面四种是基层政权的职事人员，后两种则为政府保管出纳财物。力役和差役都是沉重的负担。元代前期，役主要落在民户头上，包括盐户在内的其他各种户是可以免当的，有些民户为了逃避差役和力役而设法将自己的名字列在盐户户籍上。由于应役者愈来愈少，元朝政府在大德七年（1303）决定，除了“边远出征军人，并大都、上都其间站户”，可以免役之外，其他各种户都要承当杂泛差役[146]。这就意味着盐户也要应役。但是，杂泛差役负担沉重，各种户的管理部门都力图使自己管辖的人户能够享受免役的待遇，因而，大德七年以后，围绕着杂泛差役的承当问题，元朝政府中争论不休。于是，便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元朝政府多次下令，重申大德七年的决定，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的圣旨，特别指明灶户也在“随产一体均当”杂泛差役之列[147]；但另一方面，又不断下令，允许这种户或那种户免役。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发布改元至治诏书，其中说，“煎盐、炼铁，运粮船户，较之其他，尤为劳苦。户下合该杂泛差役，自至治元年为始，优免三年”[148]。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月，又下诏“免各处煎盐灶户杂泛夫役二年”[149]。正因为这样，元朝中期以后，各地在盐户杂泛差役问题上，做法是比较混乱的，两浙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宗时，下令民间行助役法，“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150]。在两浙盐区，地方政府“辄以赡盐地与民田概抽以充役，役又不得休，由是破产者甚众”。后被盐运司官员以“灶户自有其役”为理由加以制止[151]。地方政府和盐司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在福建福清，从泰定帝时（1324—1327）到元末一直存在“妄称煮盐避役”之事，可见当地盐户是免役的[152]。由以上情况看来，元代大部分时间和多数地区，盐户是可以免役的。

元代百姓还有一项沉重的封建义务，那便是和雇、和买。“和”本是两相情愿、公平交易的意思，和雇、和买就是政府以公平合理的价钱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但事实上所谓“和”是虚有其名的，“雇”和“买”都是政府强加在百姓身上的封建义务，元朝政府法令中也常常将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相提并论。元代前期，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各种户中的多数都要和民户一体承当和雇和买。上述大德七年的诏旨，在明确各种户都要承当杂泛差役的同时，强调也必须“一体均当”和雇和买。延祐五年的诏旨中明确列举各种户应承当和雇和买，灶户也在其中。和雇和买是没有定额的，带有很大任意性，官吏可以上下其手，而且经常迟给、少给甚至不给，因而给包括盐户在内的承担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各家盐户的财产和劳动力状况是很不相同的，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一样，贫富差别很悬殊。官方文献中即有“富上灶户”和“贫苦灶户”之分。富有的灶户如松江下砂场瞿氏，“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153]。温州永嘉有亭户侵占官民田“数千亩有奇”[154]。这些富有的盐户不仅拥有大量的资产，而且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如松江瞿霆发官至两浙盐运使[155]，淮东栟茶场的缪思恭官至路总管[156]。在地方上，他们有的“积为民患，以贿结权势，前后场官少忤之，辄遭反噬”[157]，有的“恒持州县短长”[158]。富有的盐户自己不参加劳动，而是雇佣若干贫苦的盐户，为自己制盐。例如浙东海宁黄湾马氏，便是“世业鬻海，借群卤丁以事淋熬”的[159]。元朝政府也承认这种“富者出财，贫者佣力”的雇佣关系的合法性[160]。河间盐司各盐场多有“雇旧户代为煮盐”之事，“雇钱甚薄”，以致盐司官员提出：“自今雇人，必厚与直，乃听。”[161]这种情况显然是带有普遍性的。

处于富有盐户与贫苦盐户之间的，则是类似农业中自耕农的一般盐户，他们依靠自己和家庭中的劳动力，从事盐业生产，不仅受到官吏的欺凌，而且也受富有盐户的压迫和剥削。浙西盐场每灶有“主户”，当一般盐户“煎盐了毕”，便由“主户”斛收入仓，工本钞也由“主户”发给[162]。显然，“主户”就是富户，他们通过包领和发散工本的权力，与官吏相勾结，对一般盐户进行剥削，常常是“富强者包领于下”，而“细丁罔有濡润”[163]。封建政府加在盐户身上的各种赋役，富有盐户可以设法逃免，负担主要落在一般盐户和贫苦盐户身上。

一般盐户和贫困盐户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很艰苦，“男子妇人，若老若幼，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汗血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水，手足皴裂。”[164]再加上封建政府、富有盐户的剥削和压迫，自然条件的不利（取卤时天阴雨，海潮上涨冲坏堤防、摊场等），使得他们“日困穷”[165]。甚至处于“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的境地。这样悲惨的遭遇，把有的盐户逼上了绝路[166]，更多的则是逃亡和起来斗争。

盐户逃亡的现象，由来已久，但到元末达到高潮。两浙盐司属下，“贫穷小户，余无生理，衣食所资，全藉工本，稍存抵业之家，十无一二。有司不体其劳，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逃亡，止存七千有余”。逃亡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逃亡者“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广东盐司，“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将见存人户，勒令带煎”。河间盐司的情况要好一些，“元签灶户五千七百七十四户，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户。每年额盐，勒令见在疲乏之户勉强包煎。”[167]按照一般情况，逃亡户的盐额勒令见在户包纳，必然是“豪强者以计免，而贫弱愈困”[168]。这样只能导致更多的盐户逃亡。

逃亡是盐户反抗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抗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武装起义。世祖时，福建盐夫曾参加黄华领导的反元起义[169]。元末农民起义中，淮东张士诚所部起义军主要是以“苦于官役”的盐丁组成的[170]。福建长乐、福清一带盐丁，也曾策划起义[171]。而一些富有的盐户，则是元朝统治的积极支持者，张士诚起义后，立即遭到丁溪盐场大姓刘子仁的武装堵截[172]。

一般说来，盐业劳动者就是国家签发的盐户。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一种是判处徒刑的罪犯到盐场劳动：“诸徒罪，无配役之所者，发盐司居役。”[173]特别是贩私盐和贩界盐的，均作此处理：“犯私盐及犯界断后，发盐场充盐夫，带镣居役，役满放还。”[174]另一种是四川井盐中的民间劳动者。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罢民间盐铁炉灶”[175]。说明民间私人经营的盐灶都在取缔之列。但四川一地是例外，元朝后期，除了政府开办外，还允许百姓煎造。文宗至顺三年（1332），邛州有二井，在地震后“盐水涌溢，州民侯绅愿作什器煮盐而输课于官，诏四川转运盐司主之”[176]，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诏四川盐运司于盐井仍旧造盐，余井听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177]。这些从事煮造的是“民”，亦即国家户籍上的民户，他们需自筹生产资料和资金，所得的十分之三要交税，其身份、待遇和盐户都是不一样的。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四川，和井盐生产难度大、分散等特点有关，而且事实上已有许多流民私自开井。后至元二年便“复四川盐井之禁”，应即是取消民办。从实行的时间上说，也是短暂的[178]。

第三节 盐的运销

一 运销方式的演变过程

元朝政府控制了盐的生产。每年出产的盐，一部分供皇室、军队、工匠等食用，一部分供政府用来喂养马匹和换取马匹所需草料（盐折草），大部分则销售给全国居民，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元代大都河间盐运司每年运到大都的“常白盐”有1千5百引，“系内府必用之物”[179]。元朝军队士兵领“盐粮”，新附军正身每人每月6斗米、1斤盐，蒙古、汉军每人每月5斗米、1斤盐[180]。军人食用盐的总数，是相当可观的。官府局院的工匠们，“正身月支米三斗，盐半斤”[181]。此外，一些重大工程施工时，也要发给盐粮。

蒙古以弓马取天下，因此对马政十分重视，在全国建立了24所大牧场，小型马群为数更多[182]，马匹需定期喂盐，才能健壮[183]。为了喂养马匹，需要大量草料，“每年以河间盐，令有司于五月预给京畿郡县之民；至秋成，各验盐数输草，以给京师秣马之用。每盐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岁用草八百万束，折盐四万引云”[184]。

以上几项，都是政府直接从各盐司无偿调拨的。其中大都河间盐运司，因为密迩都城，被调拨的盐无疑是最多的。但总的来说，每年产盐的大部分，是用来出售的。元代盐的销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运商销，即由商人向国家买盐，运往各地，再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百姓。其具体办法有二：行盐法与和籴法。另一种是官运官销，即由国家有关机构将盐运往各地，卖给百姓。其具体办法也是两种：食盐法和常平盐局法。

蒙古国时期，北方的盐业生产逐渐恢复，盐的销售主要通过商贩。如三叉沽场（属宝坻，今天津宝坻）创立于窝阔台汗六年（1234），“河路通便，商旅往来”[185]。解池生产恢复后，“保聚益繁，商贾益阜，鹾课日益以增”。当时对盐的销售问题曾发生争论。“或请运盐按籍计口，给民以食。（史）楫争其不可，曰：‘盐铁从民贸易，何可若差税例配之！’议遂寝。”[186]按户籍分配盐额，按盐额征收价款，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也就是“食盐法”，又称为“桩配”，前代已经实行过，所以蒙古国时期又会有人提出建议。史楫时任真定兵马都总管，是当时依附于蒙古的河北军阀中真定史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的意见可能在某些地区发生过作用，但实际上“桩配”仍在一些地区付诸实施[187]。

忽必烈登位后，很快便发布了有关销盐办法的诏令，中统二年（1261）正月，“省府（指中书省）议所有合行事理，札付各路宣抚司榜谕者”。“合行事理”之一是：

为去岁桑蚕田禾间有灾伤去处，钦依诏书，已令各路宣抚司验灾伤分数从实减免差发外，不被灾地面亦令量减分数。……所有盐货，听从民便，买卖食用，并无桩配给散之家。此皆圣主仁政之所先也。仰宣抚司照依已行事理施行。[188]

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盐货“听从民便，买卖食用”是“仁政”；反之，“桩配给散”当然也就成了苛政。忽必烈上台之初，是主张实行盐的商运商销的，所以他下令取消了“桩配”[189]。

早在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国便开始了对南宋的战争。蒙哥汗时期（1251—1259），蒙宋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满足军队粮食供应的需要，蒙古国在边境地区，如河南、四川，募民入粟，发给盐引，到盐司支盐，这种办法称为市籴粮，是和籴的一种。也是商运商销的一种形式。

但是，没过多久，忽必烈便修改他的“仁政”，开始在部分地区采用强行摊派的办法。中统三年（1262）九月，“听太原民食小盐，岁输银七千五百两。”[190]中统四年，“令益都、山东民户月买食盐三斤。”[191]到至元元年（1264）七月，“以阿合马言，益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其太原小盐，听从民便”[192]。这条记载有不清楚的地方，阿合马建议的具体内容是：“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竟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为便。”[193]至元八年（1271）“以大都民户多食私盐，因亏国课，验口给以食盐”[194]。中统四年令益都、山东月买食盐三斤，和至元八年大都验口给以食盐，都是明确的桩配，即食盐法。中统三年和至元元年的规定，实际上是向各色人户按户口征收盐税，然后允许他们买食太原小盐，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桩配，可以称为食盐法的变种。这就是说，忽必烈在推行商运商销（行盐与和籴）的同时，逐步又在一些地区实行了食盐法。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南方各地实行的都是盐运司卖引商人运销的办法。

无论商人运销，或是按口桩配，都有很多弊病。大概在至元十八年（1281）前后，在监察部门任职的王恽提出：“调度盐法以便民为心者，莫若于所辖州县量户数多寡，将元认课额均分，依已定价钱一十四两一钱，仰各处管民官设立盐官，赴运司关支盐货，置局发卖。”同时仍保持商人买引贩运之法[195]。至元二十一年（1284）卢世荣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进行财政制度的一系列改革[196]。卢世荣的措施之一是推行常平盐局法。他上奏说：

盐的体制，一引盐根底，官司处一十五两买了，国家不多要课程。卖这盐呵，本待教百姓都得贩盐吃来。如今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把柄着行市，掯勒百姓，多要利钱卖有。十八年潭州一引盐卖一百八十两，江西卖一百七十两，一个月前这大都一引盐也卖一百二十两来。为这上头，皇帝少要课程的圣恩，不曾到百姓身上。为这般上，穷百姓多有不得盐吃的有。咱每的盐引，二百万引盐根底教客旅兴贩，一百万引盐诸路运将去放者，立常平盐局，贩盐底人每若时贵呵，咱官司贱卖。那般做呵，百姓每都得盐吃，国家更有利钱[197]。

他的建议得到忽必烈批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卢世荣的建议显然受到王恽上述意见的影响。它是元代盐政史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盐的运销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提出的常平盐局法，实质是解决国家与盐商（特别是贵族官员）争夺盐利的矛盾，保证国家从盐课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卢世荣很快便在政敌攻击下丧命，他所提出的一些措施多废止，常平盐局法也不例外。后来，只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政府置局卖盐之法。

从13世纪90年代到14世纪30年代，盐的销售总的来说仍以商人运销的行盐法为主。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是元朝的重要法律文书，其中盐法部分，讲的都是关于“商客”贩盐的规定。成宗大德四年（1300）颁布的《新降盐法事理》，主要是为两淮盐司订立制度，实际上带有普遍意义；其中有关规定都是围绕“客旅纳课买引赴仓关盐”展开的。仁宗延祐五年（1318）的《申明盐课条画》是以“圣旨”的形式向全国官民发布的，主要内容是申明大德四年的“旧制”，并作若干补充规定[198]。这些有关盐法的官方重要文件，都没有涉及“桩配”。可见从中央政府来说，始终把商人贩运方式作为销盐的主要制度。而“入粟中盐”的和籴法，也时断时续地在边境或灾荒地区施行。但事实上，按户口分配的食盐法，不仅没有取消，而是不断扩大其施行的区域。从现有资料看来，大部分盐司的行盐区域内，都曾全部或部分地实行“桩配”。这并非中央政府的统一决策，而是各盐司或地方官员根据需要的规定，当然都曾经上报得到批准。

食盐法的不断扩大，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封建国家为了增加盐课收入，便不断增加盐产量和提高价格。增加盐产量的结果是盐户的不断贫困化，提高盐价的结果是百姓买不起官盐。二者都导致了私盐的泛滥，而私盐的泛滥反过来又使官盐日益壅积不售，盐课收入减少。这样，增加收入的措施反过来却影响了收入的增加。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见效的办法，便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迫居民认购纳钱。在商人运销的方式下，盐课是一种间接税；在政府摊派的情况下，盐课实际上便成为直接税了。

比起商人运销，食盐法的弊端更多，加深了社会矛盾。元代后期有人说：“厥今东南为民病者莫甚于盐。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益甚矣。”[199]为了缓和矛盾，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下诏：“福建、山东俵卖食盐，病民为甚”，要求有关机构研究解决办法。次年，江浙行省等提出几条建议，要求“住罢食盐，并客商通行”[200]。至正三年（1343），正式下令：“罢民间食盐。”至正四年十一月，“以各郡县民饥，不许抑配食盐”[201]，这样食盐法就停止推行了，商人运销成为唯一的方式。但是，没有多久，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1351），元朝也就走向灭亡了。

二 商运商销（行盐法与和籴法）

如前所述，商人向国家的盐务机构买盐，运到各处去发售，是元代销盐的主要方式。商人买盐销盐的步骤大体如下。

（1）到盐运司交钱买引[202]，然后凭盐引到盐场或盐仓支盐。

《至元新格》中规定：“诸盐法：并须见钱卖引，必价钱入库，盐袋出场，方始结课。”盐引是支盐和销盐的凭证，一张（当时称为“一道”）盐引可以支盐400斤。商人到运司，首先要“入状”（提出申请书），然后交钱，除“正课”（规定的每引盐价）之外，还要交纲船水脚、装盐席索、仓场子脚等钱，“运官监视，挨次交检数足，送库收讫”，并从库中支取盐引。盐引的正面“填写客旅姓名、年月”，盐引的背面“墨印批凿：某路某客赴某场支查官盐一引重四百斤”，并“用运司印信关防”。大德四年，改为到盐仓支盐，背面文字“某场”也就改为“某仓”。商人持盐引到指定盐场（盐仓）支盐，经过核对确实，登记在册，“并于引上皆使出仓批验印记”，便将盐支给。“每引席索通秤四百一十斤”。其中10斤供损耗用。“盐引上却有不行填写客旅姓名、年月日，及批凿关防出场月日”，就作私盐处理。

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两浙运司报告说，“各纲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及到所赴之仓……在仓日久，又复消折”。建议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至正二年（1342），元朝政府恢复了两浙地区“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之法[203]。两淮等盐司是否改制，目前尚难断定。

（2）商人经过一定的检验手续之后，将盐运到本盐司的行盐地面发售。

前面说过，两淮、两浙等盐司在某些重要口岸设有批验所、检校所，就是检查运盐商人的盐引是否真实，盐袋有无超重，有无“夹带私盐”。经过检验放行以后，才能运往各处。

在运输过程中，“引盐不相离”。如果“诸人贩盐，引不随行”，便“依私盐法”治罪。除了盐引之外，还要携带“水程”，也就是运盐路线的凭证。这是在买盐时说明销售地点并由盐运司发给。销售只能在该盐运司的行盐地面之内。

到达预定目的地之后，“盐客即于所在官司将见卖盐袋、盐引数目尽实呈报，然后从容发卖”。同时还要呈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盐商通常经过牙人说合，将盐卖给当地的商铺，再行发售。“或因发卖迟滞”，也可“转往他所”，但原发的“水程”便“住”（作废）。盐引仍须随行。

（3）商人售盐后，必须将盐引交回。

元朝政府规定：“诸贩盐客旅，卖过盐袋，退引限五日赴所在官司缴纳。如违限匿而不批纳者，同私盐法。”这样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盐引倒卖私盐。退引上交后，“当官随即涂抹，每季申解盐司收管”[204]。

以上听述商人运销的方法，即行盐法。可以看出，即使在行盐法下，盐的销售也是在政府严密控制之下进行的，它和其他商品是不同的。

商运商销的另一种办法——和籴法（市籴粮），则时断时续地在不同地区实行过。和籴法的实施，主要有三种情况：

（1）在蒙（元）、宋战争过程中，需要大批粮食供应前线。蒙古国（元朝）先曾在四川、襄樊等地，募民入粟，给以盐引作为代价。蒙哥汗即位（1251）后，任命兄弟忽必烈经略“汉地”。忽必烈在谋臣们建议下，积极采取措施，对付南宋。其中之一是：“割河东解盐池归陕西，置从宜所，中粮兴元。”[205]从宜所以李德辉等负责，当时蒙古军进逼四川，“数万之师，仰哺于公（李德辉），公乃募民入粟绵竹，散币集之，或给盐券，使归京兆受直。陆輓兴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钱粟充栋于军中。”[206]解池出产的盐，对于维持蒙古军在四川的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三年（1262），四川前线将领杨大渊“欲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请于朝，从之。”[207]以上都是四川实行“入粟中盐”的和籴法。襄樊在13世纪60年代成为蒙（元）、宋交锋的主战场，蒙古（元）经常屯军10万人以上。为了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崔斌建议“户部给滨、棣、清、沧盐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贸之，仍增价和籴。远近输贩者辐辏，饷不劳而集”[208]。

（2）元朝统一以后，西北蒙古诸王屡次起兵反抗，元朝不得不在北方边境屯驻重兵，每年需粮食数十万石，然后“屯戍将士才免饥色”[209]。而“岭北地寒，不任穑事”[210]；虽然采取了屯田等措施，但所获有限，主要依赖内地供给。由于道路遥远，路程艰险，运粮队伍“人粟踣死道亡者过半”[211]。于是便有人建议“募民入粟塞下……以江淮长芦盐引偿之”[212]。这一措施很有成效，边境“困庾之赢，大约足支三、四年”。

（3）在发生重大灾荒的地区，元朝政府便令“商人输米中盐”，用来“赈饥民”[213]。

“输米中盐”的商人，通常在“输米”之处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仓）支盐，其余手续和行盐法下的过程是一致的。

在商人运销的方式（无论行盐法或和籴法）下，商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元代盐商中，有许多是贵族、官员或他们的代理人。从忽必烈时代开始，有关盐法的官方文书中，便不断提到“各位下并权豪势要之家”“诸王、公主、驸马位下行运斡脱人等，及官豪势要之家”买盐之事[214]。“各位下”指蒙古贵族诸王、公主、驸马，“斡脱”为突厥语音译，原义为合伙商人，元代专指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回回商人。成宗大德七年（1303）主管监察的御史台官员说，“如今盐多是官豪势要之家买有，又官人根底与钱，恃赖着官人每的气力，做着它每的名字买盐的上头，贵了的缘故”，主张适当加以限制[215]。可见，权贵官员经营盐的买卖，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成宗时，“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祐，佥省张祐等，诡名买盐万五千引，增价转市于人”[216]。顺帝时丞相马札儿台也“广贩长芦、淮南盐”，从中取利[217]。这些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利用权势，有的“赊买”盐引，有的下场（仓）支盐“搀越资次”（不按前后次序，抢先支盐），“多要斤两”，一引四百斤，而“权豪家”“多取至七百斤”，比规定多出三百斤[218]。他们“到发卖去处”，就“恃势搀夺行市”，“掯勒百姓，多要利钱卖有”。而地方官员“多将上司官员并自己贩到盐货，添荅价钱，搀先发卖，使无势力盐商不得成交，纵然分赊在地，其盐牙索到价钱，止还权势之家，因而客旅亏折钱本。”[219]大德七年（1303）御史台曾建议禁止一切官员买盐：“但是勾当里行的官吏人等休买盐者。”但是中书省害怕因此影响盐的销售，“都禁了呵不宜，课程难办去也”，便决定不许中书省、户部、行省官员和运司官员买盐，“除这的已外，其余衙门里官员不禁约”[220]。事实上，即使这些系统的官员，也不顾禁令，继续买盐，而元朝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但从此事可以看出，贵族官员在盐的销售中所占比重是何等之大。

盐商中还有很多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商人。他们中有些人与官府相勾结，从盐的贩卖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221]。元代诗篇中有不少关于盐商的描写。如许有壬在“临江见大舡宏丽异甚”，便写下了《贾客乐》一诗：“蚊声震荡冯夷宫，帆腹吞饱江天风。长年望云坐长啸，移驾万斛凌虚空。主人扬州卖盐叟，重楼丹青照窗牖；斗帐香凝画阁深，红日满江犹病酒。”[222]许有壬是长期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他对盐商的豪富赞叹不已，另一位诗人杨维桢的描述更为生动，“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折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223]清州（今河北青县）人高庚，原居东安（今河北安次），“日浮舟往来，逐盐监之利”。其子高仁，“从张运使徙居”“盐监之利半中州之赋”的长芦，“中市而立，榷天下之货，四方贩负。操其要，因其势，预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这位高仁显然是与盐运司官员互相勾结的大盐商[224]。

盐商中也有不少“无势力”的普通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往往会受到多方面的阻碍。在买盐引和支盐时，官吏对他们“百种需求，方得支发”，检验时，“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到地头发卖时，都要先尽“上司官与权要之家”卖足，“而盐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225]。盐是国家掌握的物资，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是很难开展销售活动的，这是盐商与其他商人明显不同之处。

三 官运官销（食盐法和常平盐局法）

蒙古国时期，某些地区已实行过“桩配”之法，忽必烈即位之初曾经取缔，但很快就在各地陆续推行，一直持续到元末。各盐司实行的情况很不一样，下面分区加以说明。

（一）大都河间盐司。大都实行食盐法较早，至元八年（1271）即对民户“验口给以食盐”[226]。但似乎为时不久，后来有时设局贩卖，有时“从民贩卖”[227]。大都以外的其他地区如保定路，也曾实行过食盐法：“顺天（即保定路）属邑共食仓（沧）州盐若干席，独曲阳□五百□，自仓（沧）而府而邑而民，典司乘隙规赢赀以为常。公（县尹关玉）乃从府直给各户，省民钱岁若干缗。”[228]说的显然是食盐按户分摊的情况。关玉死于世祖至元五年（1268），这里所述应为元初之事，元代中期，朱思本在《长芦镇》一诗中说：“长芦际东海，海水日夜盈。斥卤白皓皓，穷年事煎烹。舟车偏燕赵，射利俱营营。官盐苦高价，私鬻祸所婴。里胥肆奸贩，均输及编氓。”“编氓”“均输”，亦应指食盐法而言。

（二）山东。世祖中统四年令益都山东民户月买食盐3斤，已见前述。山东是实行食盐法较早的地区之一。原因是盐司认为当地滨海，产盐之地甚多，容易滋生私盐，以此法来保证盐课：“司盐铁者以青地多舄卤，盐所易出，乃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谓之食盐。”[229]开始时“令濒海去处桩配”，后来“滕、峄、淄州等处去海七、八百里，俱各桩配”。桩配之法是“以毫厘品答”，也就是将盐课总额（各户平均数的总额）按户等高下再行摊派[230]，这样一来，“近上户计每年不下桩配盐三百斤”。而且百姓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到“州县官局关买”，“远者离城三百余里，正于农忙时分，往复不下十日，每年四季如此”。农民无钱，“多于铺户之家，借贷以应官司督迫之急。及关买出局，却于城内每斤折二、三两，依市价转买每斤价钞三分，卖讫钞却还元借铺户”[231]。后来，食盐法的弊病越来越多。桩配的数量增加，“口岁至五十斤。盐剩而食弗尽，诬之以私鬻：直多而偿不足，罪之以欠课。敲榜禁系，求索百端，往往破产而后已。或乃先责其直，而竟掩其盐”[232]。在食盐法下，买盐成了百姓必须承担的一项封建义务；官府销盐的方式和摊派赋税没有什么区别。

成宗元贞元年（1295），王显祖任滨州（今山东滨县）。滨州属济南路。王显祖“究悉一州利害，知百姓苦食贵盐，申请所司：今后先散盐而后支价，较之常年可省民钱一万二千余锭，官亦无不利焉。从之”[233]。元贞二年盐价每引65贯，1万2千余锭是将近万引的价钱。这是滨州百姓在分摊食盐时的额外负担。而且，当地原来是先交钱后支盐的。王显祖对分摊的办法作了一点改进，使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

成宗大德三年（1299），李谔任益都路总管，“乞罢食盐，听民买食便”。结果商定，“居实濒海者食盐如旧”，临朐、莒县等6处“官局发鬻”，滕、峄等6处“听商贩往采”[234]。“官局发鬻”实际上是维持食盐法。这样，山东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商人运销，但所占比重是不大的。元代后期，“登、莱等处”设盐局，“散卖于民”，仍行食盐法。而新城、长山（属般阳府路）、章丘、邹平（属济南路）则都是“客旅兴贩”，但始于何时不清楚。顺帝元统三年（1335），山东运司建议，将益都路的部分“元系食盐地方，后”改“行盐”之处，“仍旧改为食盐”，得到中书省批准。后至元二年（1336），山东运司又要将新城、章丘、长山、邹平等处“改为食盐”，但未实现[235]。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山东盐司行盐之地，实际上是以“桩配”为主的。但部分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也曾实行客旅贩盐。

（三）河东陕西。前面说过，元初，为了保证解盐的盐课收入，限制太原小盐的销售，元朝政府曾对解盐地面“均赋”各种人户，然后“听从民便”买食各种盐。这种办法可以说食盐法的变种。宁夏出产的韦红盐，巩昌等处居民“认纳干课，从便食用”，性质也很相似。

元代后期，陕西行省普遍实行“散于民户”的食盐法，遍及巩昌、延安、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地[236]。盐运司“每年预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或纳钱入官，动经岁月，犹未得盐。”陕西河东盐司的另一问题是百姓不愿食价贵味苦的解盐，而愿买食味甘价贱的韦红盐。元顺帝时，经过反复研究，这一盐区在本区内又划分两个行盐地面，要全体居民“认纳干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在此前提下，以泾州白家河为界，解盐可以西行，韦红盐不许东渡，听民食用。虽然和“散引”的食盐法相比有所变化，但仍是“均赋”之法，本质上并无不同。

（四）两浙。浙东地区全都实行计口食盐，但各地开始的时间有所不同。绍兴路，“延祐中，计口食盐之法行”[237]，而庆元路的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始于至元二十七年抄数之后，一应诸色人户计口请买”[238]。浙东食盐，“民不胜病，死徙者众矣”[239]。“况从官卖盐，十室九空匮。”[240]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的忧虑，不时讨论，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绍兴路得以减免5千6百余引[241]。温州路永嘉县尹赵大讷则“令富人买而售于民，民安而课登”[242]。

浙西的情况比较复杂。湖州路全部实行食盐法，“户口食盐”30183引，“僧道食盐”233引[243]。松江、嘉兴也都实行过计口食盐制度[244]。但是平江（今江苏苏州）、杭州是例外。当时有人指出，“夫苏、杭，商旅之所集也；他郡口会，苏、杭未尝会也”[245]。显然，正是因为平江、杭州是繁荣的商业都市，人口流动性大，所以仍行商旅贩盐之法。

顺帝至正二年（1342）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等上奏：“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散派食盐，拟合住罢。”元顺帝“从之”[246]。两浙的食盐法，到此宣告结束。

（五）福建。福建原来全部商旅贩盐，仁宗延祐元年（1314），“运司又从权改法，建、延、汀、邵仍旧客旅兴贩，而福、兴、漳、泉四路桩配民食”。顺帝至正元年（1341）皇帝诏书中说：“福建、山东俵散食盐，病民为甚。”要行省、监察部门和盐运司官员共同研究对策。研究的意见是：“革去散卖食盐之弊，听从客商八路通行发卖。”经中书省上奏，自至正三年起实行[247]。

（六）广东。“食盐害民，所至皆是。而岭海之间，其害尤甚。盖官设盐提举司，所司办盐裁三之一，其二分则驱迫州县，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248]据此，则广东盐三分之一由商人贩运，三分之二由州县桩配。另据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广东方志记载，“本司（广东盐课提举司）各场周岁总办客旅盐八千九百引，散办盐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三引。客吏食盐，民食盐，灶户食盐”[249]。“客旅盐”即商人贩运盐，“散办盐”即按户口摊派的盐。“客旅盐”与“散办盐”大致为一与二之比，与上面记载相近。显然，早在成宗大德年间，广东大部实行食盐法。

顺帝元统三年（1335），薛里吉思守新州（属肇庆路，今广东新兴），“民盐尝和以砂土，轻重其包，分散与民，以取其钱。前者未输，后者继至，民甚苦之。吉思知其弊，照依原价，不许杂以砂土及轻重其包，散盐之日，亲临禁止。于是盐无砂土之杂，吏胥无侵欺之弊焉”[250]。稍后，孙伯颜任肇庆路总管（路治高要，今广东高要），“民所食盐岁为价十五万缗（贯），率令民先期输官，公命先给而责其价”[251]。可见，直到顺帝统治初年，肇庆仍行食盐法，延续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七）广海。成宗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一月，“广西盐先给引于民，而征其直，私盐日横。及官自鬻盐，民复不售。诏先以盐与民，而后征之”[252]。先给盐，后收钱，就是“桩配”，可见食盐法在当地实行过。但后来的情况不可考。

（八）辽阳部分地区出产池盐，但政府“禁民盗食”，“转漕海盐以鬻民”。后改为均赋居民盐课，允许他们任意买食池盐、海盐[253]。此法与陕西河东盐司实行的办法相同，应视为食盐法的变种。至元“二十四年，滦州四处盐课，旧纳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输钞。延祐二年，又命食盐人户，岁办课钞，每两率加五焉”[254]。可见一直到元中期，仍行食盐之法。

两淮、四川盐司，从现有记载来看，没有实行过食盐法。但两淮盐司和其他海盐产地—样，“附场十里之内人户，取见实有口数，责令买食官盐。十里之外，尽作行盐地面”[255]。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走漏私盐。

上面介绍的是食盐法推行的情况。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推行食盐法，主要是为了防止私盐，保证盐课的收入。但是食盐法的推行，实际上是给有关地区的居民增加了一项由官府直接征收的赋税，官吏们趁机上下其手，从中谋利，百姓为此倾家荡产者有之，逃亡者有之。14世纪40年代，元朝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取消了食盐法，常平盐局法是官运官销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在至元二十一年提出的，已见前述。其具体办法是各县设立盐局，地方官府“验各处人户多寡，斟酌可用盐袋，开坐数目”，然后差官到盐运司支拨，“卖过盐引，逐旋缴申提点官批凿讫，申覆本路，转申省部”[256]。随着卢世荣失势，常平盐局法也就废止了。但后来大都仍然实行过。成宗“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泰定二年，因局官纲船人等多有侵盗之弊，复从民贩卖，而罢所置之局”，但自此以后，“富商高抬价直”，“贫者多不得食”。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又恢复盐局“于南北二城（大都分南、北城）置局十有五处，每局日卖十引”。限定每人购买量，不许多买。“其客商盐货，从便相参发卖。”实行了几年，弊端丛生，“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得一斤之上”，其余1斤4两都被侵吞了。“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于是在至正三年（1343），又罢盐局[257]。和食盐法相比，常平盐局法是以关心百姓的面目出现的，看起来似乎是好事。但封建王朝的任何制度，不论其设想如何完善美妙，最后无不成为官吏营私舞弊的工具，这是封建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常平盐局法就是这样。

四 私盐和盐徒

无论商运商销或是官运官销，出售的盐，都是经过盐运司核准的，这就是官盐。元代盐的销售还有一种途径，那就是未经过盐运司许可、私下发售的私盐。贩卖私盐的商贩，称为盐徒。官盐、私盐都是从盐场中生产出来的，只是销售的途径不一样。私盐主要是从盐场、盐仓和运盐纲船上走漏出来的，而且往往是盐徒与盐户、船户，官吏、巡防军队互相勾结而得以实现的。顺帝至正八年（1348）淮东捕获私盐4起，2起是直接从盐场灶户买得的，2起是从运盐纲船的纲头买得的，“多至万余斤，少者数十引，本系各场之煎官盐”，都是“场官、纲官通同巡盐军官军人纵令灶户、纲头恣意盗卖”[258]。这些盗卖出来的盐，由盐徒用各种交通工具，转卖到各地，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活动。但有些盐徒队伍是有组织的，声势浩大，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械公开行动。

私盐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元朝政府盐课太重，盐价太贵，广大群众买不起昂贵的官盐，私盐不须负担盐课，价格比官盐要低得多，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官盐苦高价，私鬻祸所婴。”[259]“高价”是“私鬻”的重要根源。元末福宁州（今福建霞浦）的一首歌谣也足以说明：“大男终岁食无盐，老妇蒸藜泪盈掬。阿男辛苦学弄兵，年年担盐南海滨。担头有盐兵一束，群行大队惊四邻。”[260]这家“食无盐”的男子，自己就投入了贩卖私盐的队伍。第二，盐户和运盐纲船船户生活穷困，被迫截留一些盐私下出售，以此解决自身的困难。元代后期著名文学家杨维桢（他曾在盐场任职）便说过：“盐萌（民）依私榷为命。”[261]第三，私盐有利可图，不少豪强富户、穷苦百姓都以此为盈利的手段，而盐司的官吏、巡盐的军队也乘机从中捞取好处。

但是，“私盐多，买官盐的人无有”[262]。私盐发生，必然影响官盐的销售；私盐愈多，官盐愈滞销，元朝政府十分注意私盐的防治，盐场与外界的交通受到严格的控制，并灶立团，“外立团军巡绰”，其主要目的，就是“关防私盐”[263]。不少盐司都设有巡盐官，如大都河间运司、山东运司和两淮、两浙运司等[264]。中统四年（1263），设立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265]，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政府专门拨出5000人的军队，在两淮盐司行盐地区内缉拿盐徒[266]。南宋归附元朝的军队称为新军、南军，平时不准持武器。成宗元贞元年（1295）十月，“给江浙、河南巡逻私盐南军兵仗”[267]。说明元朝政府对缉捕私盐的重视。元贞二年，又“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268]。元朝颁布的盐政法令中，对于私盐的防范和处理占有很大比重。世祖中统二年（1261）的“恢办课程条画”中，已有关于私盐犯人和官吏禁治私盐不严的处理办法。这一“条画”是“因旧制，再立明条”，可见在此以前，已有这方面的规定[269]。此后颁布的盐政法令，都有这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仁宗延祐元年（1314），“申饬私盐之禁”[270]，颁布了“条画”11款。延祐六年，又作了详尽的补充规定，长达5000余字[271]。贩卖私盐判徒刑2年，决70下，财产一半没官，决杖后发大盐场戴镣服役。买食私盐杖60下，再犯从重判决。官吏、军人等走漏私盐或犯界盐货，笞40下，除名。纵放私盐者与犯人同样处理。“失过”或“捕获”私盐，是地方官政绩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72]。

元朝政府多方防范，禁网严密，但是产生私盐的社会原因得不到解决，私盐贩卖也就不可能中止。全国统一之初，“浙西私盐，吏莫能禁”。元朝江浙行省左丞完者都在松江府上海县一带，便“收盐徒五千，隶军籍”[273]。广东“奸民以私贩梗盐法，往往挟兵刃以自卫，因而构乱，有陈良臣者，众至万人”[274]。盐徒（私盐贩）数量之多，于此可见。元朝中期，官方文书中说：“各处私盐、犯界，白昼公行，无所畏忌。”[275]“其盐徒动辄百十，结连群党，持把器仗，专一私贩。每遇巡捕，拒伤官兵，背法欺官，莫甚于此。”[276]而且，这一时期盐徒的行列中出现了妇女，元朝政府为此专门在至顺三年（1332）“定妇人犯私盐罪，著为令。”[277]到了元朝末年，随着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私盐贩卖声势更盛。顺帝至正四年（1344），山东益都盐徒郭火你赤“作乱”，“横行山东、河北，若蹈无人之境”[278]。至正十一年（1351），“山东、河间二司，盐场多在濒海煎造，其在海大船每岁入场，通同场官、灶户人等，公然买卖……每船少者买贩数百引，多者千余引，运至扬州路管下崇明州地面石牌镇扬子江口转卖。此间边江拨脚铁头大船，结运至上江发卖，拒敌巡哨军船，杀害军官人等，岁岁有之”[279]。陕西、河东一带的盐徒，“构集人众，执把器杖，再行赶喝驴马，动者不下百十头匹，略买到私盐，却来本境公然贩卖食用”。“本司行盐地面兴元、凤翔等州府并所辖县分，捉获盐徒每岁不下千百余起，赃盐数万余斤。”[280]盐徒中不少人参加了反对元朝的起义军。浙东的方国珍横行海上，“鱼盐负贩”[281]。淮东的张士诚出身盐户，“兼业私贩”[282]。江阴的朱定“贩盐无赖”[283]。南系红巾军徐寿辉部中也有不少盐徒：“江州在江南，舒州在江北。……私盐船上插红旗，下江攻城如翦急。前年江州李侯死，余侯今岁舒州没。”[284]

元代盐徒中，地方的豪强大姓占有很大比重。当时有人甚至说：“私鬻盗贩者皆猾民豪室。”[285]他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从事私盐买卖。浙江绍兴“有余大郎者，私鬻盗鬻，招集亡命之徒，动至千百。所至强人受买，莫敢谁何！”[286]他们还往往与盐司官吏互相勾结，倒卖私盐，也有不少是生活无着落的贫民，以贩卖私盐作为谋生的手段，如浙东平阳（今浙江平阳）“乡邻有以阻饥而与旁县民私鬻盐者类辈数十百人”[287]。有些贫苦农民则因买不起官盐而投入了贩运私盐的活动。但是，这些贫苦盐贩，常常为豪强大姓所操纵。而巡防私盐的官员和士兵，或者畏惧豪强大姓的声势，或者与豪强大姓相勾结，于是便把矛头对准这些贫苦的盐贩，加以缉捕，借以立功，“于市者则蹑短素困之民”[288]。总之，盐徒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集团，不能一概而论。

第四节 盐价和盐课

盐业生产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组织的。各地盐场出产的盐，都归政府所有。盐司把盐卖给商人，商人再转运到各地销售。各盐司出售的盐价，是由中书省统一规定的，这充分体现了盐的国家专卖特点。但政府规定的盐价，实际上是批发价，至于运到各地以后出售时的零售价，则是波动的，没有统一的规定。

蒙古窝阔台汗庚寅年（1230），“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也就是“每银一两，得盐四十斤”[289]。到蒙哥汗时（1251—1259），“每引添做十三两银子卖有来”。这个价钱显然过于昂贵，忽必烈即位的次年（中统二年，1261），便减为1引银7两[290]。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造中统宝钞，钞两贯同白银1两。中统钞的贯有时也称两，即白银1两等于中统钞2两，所以元代的官方文书中说：“世祖皇帝时分，每引教做七两银子，每两银子折做二两钞，卖十四两钞来。”[291]这个价钱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全国统一以后，北方盐价仍是每引“已定价钱一十四两一钱”[292]。

元代统一之初，江南盐价与北方是不同的，这主要是为了与原来（南宋时期）的定价相衔接。据《元史·食货志》记载，两淮之盐，“至元十三年命提举马里、范张依宋旧例办课，每引重三百斤，其价为中统钞八两”。两浙之盐，“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会子，折中统钞九两。”[293]元平江南以后，为了统一货币制度，用中统钞换宋会子，“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294]。盐价亦以此比例换算。两淮之盐300斤价中统钞8两，显然低于北方盐价。两浙之盐每引应为400斤[295]，若每引二袋，每袋中统钞9两，则每引应为18两。这个价钱与两淮相差太远，不合情理，事实上，其他记载都说平宋后江南盐价每引9贯[296]。上述两浙盐价记载“每袋”二字应是衍文，每引分2袋，价中统钞9贯。而两淮之盐在每引改为400斤后亦应调至9贯。江南盐价很快又作了调整，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增两浙盐价”[297]。“每引于旧价之上增钞四贯。”[298]也就是说，每引盐价中统钞13贯，这和北方盐价已经很接近了。

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元朝政府设常平盐局。中书省臣奏说：“盐的体例，一引盐根底，官司处一十五两买了。”[299]可见，至迟到这一年，盐价已上调为每引15贯。自此开始，盐价逐渐提高。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诏依旧制，凡盐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以折今钞为二十贯”[300]。所谓“旧制”指的是窝阔台汗时的规定，这是以遵循“旧制”为名提高盐价。不久，增为每引30贯。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于国家经费“岁入恒不偿所出”，元朝政府普遍增税，盐每引增为1锭（50贯）[301]。提高了20贯，比起以前来，这是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到成宗元贞二年（1296）九月，“增盐价钞一引为六十五贯。”[302]此后，盐价相对地稳定了一段时期。

武宗至大二年（1309）九月，元朝政府因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发行至大银钞，每一两准至元钞5贯（两），而至元钞每贯（两）又等于中统钞5贯（两），亦即至大银钞一两等于中统钞25贯（两）[303]。同年十二月，盐价每引增为至大银钞4两。亦即每引中统钞100贯（两）。从65贯（两）一下子就提升到100贯（两），上涨百分之五十以上。仁宗延祐元年（1314），“整治军人气力，钱物不敷的上头，每引添了一锭，做二锭”。五年时间，又提价百分之五十。频繁的大幅度提高盐价，连政府中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也觉得“盐贵了，穷百姓每无钱，买不得呵，生受有”。延祐四年，曾有人提出仍旧定为2锭1引。皇帝已经表示同意，但中书省认为这样一来国家经费“不敷的数目越多了也”，建议依旧按3锭1引出售。中书省的意见取得了胜利[304]。只有广海，一直是每引2锭[305]。

元朝政府提高盐价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纸币（钞）的贬值，白银与纸币的比值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元朝初期白银1两等于中统钞2两，而到仁宗延祐年间，1两白银折合中统钞25贯（两），“两锭钞折做银子呵，依官定价钱，该四两银子有”。如果按世祖初年1引7两银计算，“该钞三锭半有”。因此，在政府看来，1引卖3锭钞，还是吃亏，“尚少着官司半锭钞有”[306]。银、钞的这一比例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每引盐3锭钞的价格也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泰定二年（1325），一度“减去二十五贯”，文宗天历二年（1329）又恢复原状[307]。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两浙运司上书中书省说：每引盐价“今则为三锭矣”，至正二年（1342），“河间运司申户部云：本司岁办额、余盐共三十八万引，计课钞一百一十四万锭”。折算起来，也是1引3锭[308]。可见到此时，仍无变化。

14世纪4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元朝政府在至正十年（1350）再次更改钞法，颁行新钞，兼用铜钱，以新钞1贯准至元钞2贯或铜钱1000文行使。结果引起物价狂涨，纸币贬值。在更改钞法的第二年，便爆发了全国农民起义。“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纸币印得愈多，贬值愈厉害[309]。很快，纸币“涩滞不行”。民间行用铜钱或物物交换。这一时期，可以肯定的是，在混乱的情况下，国家再也不能规定统一的盐价了。

上面讲的是政府规定的盐价，即批发价。事实上，在出售时，还要加上其他一些费用，前面说过，北方盐定价14贯（两）时，实收14贯（两）1钱。成宗大德年间，两淮盐定价65贯（两），实收67两5钱，多出部分称为“带收钞”，包括“纲船水脚一两二钱，装盐席索钱七钱，仓场子脚钱六钱，”[310]到仁宗延祐年间，每引盐价3锭，而“带收钞”增加到40两，“除正额三锭外，带收席索等钱五两七钱，工脚三钱，官牙四钱，见议添收造船水脚钱各一两，并查盐仓钱……又有往来盘缠，共计二十余两”。后来又添5两。[311]当1引65贯时，“带收钞”不过是正额的二十六分之一；而当1引150贯（3锭）时，“带收钞”急剧上升，差不多是“正额”的四分之一。元朝政府实际上是用这种方法增加收入。

盐运到各地销售时，价钱比起批发价往往要高出一两倍甚至更多。至元十八年（1281），盐的批发价是每引15贯，而潭州1引卖180两（贯），江西卖170两（贯）。至元二十一年（1284），大都每引盐也卖到120两（贯）[312]。零售价比批发价高出8倍甚至10余倍，这是很不正常的，完全是少数权豪操纵市场的结果。武宗至大年间，盐的批发价是100贯（两）1引，“是官价二百五十文一斤也”。“价既取二百五十文一斤，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微三分之利。”这样层层加价的结果，“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零售价高出批发价三四倍。以致“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313]。顺帝元统二年（1334），大都地区还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亦即每引盐的零售价是400贯（两），比批发价150贯高出1倍多，“贫者多不得食”[314]。对于权豪富商操纵市场，任意抬高售价，元朝政府除了设立常平盐局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纠正的措施，可以说是听之任之。

在推行计口食盐的地方，盐价一般是按批发价计算的，如顺帝时陕西将盐“散于民户”，“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315]但是盐司和地方官府在散盐时，常常采用克扣斤两、掺和灰土等手段，使得居民购盐的实际花费，远在官定价格之上。

在元代各项赋税收入中，盐税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元政府的官方文书中常说：“经国之费，盐课为重。”[316]大德七年（1303）中书省的文件中说：“天下办纳的钱，盐课办着多一半有。”[317]有的记载甚至说：“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318]所谓盐课，具体来说，就是指出售盐引所得的钱。“凡天下一岁总办之数，唯天历（文宗年号，1328—1329）为可考。……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这时盐的批发价是每引3锭中统钞，上述盐课钞总额大体相符。在盐课收入中，两淮所占比重最大，“天历二年，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计中统钞二百八十五万二百二十五锭”。正合1引3锭[319]。

前面已经说过，世祖晚年全国盐产量约为170余万引，此时盐价每引钞1锭，则盐课收入应为170余万锭。而至元二十九年（1292），“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万八千三百五锭”[320]。以此折算，盐课应占“天下所入”的60%左右。元代的赋税收入，有实物（粮食、丝等），有货币（钞），这里所说的“天下所入”，实际上仅是货币部分，并不包括实物在内。天历二年（1329）“赋入之数”有“金三百二十七铤，银千一百六十九铤，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还有丝、绵、粮等实物[321]。金、银是从矿冶中抽得的。这一年盐课收入是760万余锭，占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十分之八左右。前面所举的盐课占“天下办纳的钱”“多一半有”，确是符合事实的。盐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代中期起，国家的各种重大支出，都靠盐课支持。（1）救灾。对于各地连年发生的灾荒，元朝政府或者采用市籴之法，令民入粟中盐，作赈济之用（见第三节），或者直接拨盐课钞赈济灾民。仅至顺元年（1330）一年，即动用陕西、两淮、山东、河间的盐课钞26万9千锭赈济各地灾民。（2）军事活动。至顺元年，云南发生叛乱，元朝用兵，六月，“以盐课钞二十万锭供云南军需”。七月，“命四川行省于明年茶盐引内给钞八万锭增军需，以讨云南”[322]。（3）赏赐。元代政治特点之一是，皇帝经常予贵族、大臣以大量赏赐，作为笼络的手段，保证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元朝前期赏赐主要是金、银、钞；中期以后，土地和盐引在赐物中越来越重要。如元文宗赐宠臣撒迪盐引6万，又赐皇姐鲁国大长公主盐引6万[323]。（4）上都和岭北行省的经费。元朝实行两都制，首都大都即今北京，夏都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皇帝每年有近半年时间在上都度过。上都建于草原上，离农业区近千里，各种物资大都须由农业区运去，费用浩大。上都以北的蒙古草原，元朝建立岭北行省进行管理，其首府和林是原蒙古国的都城，也是一座草原城市（在今蒙古国境内），每年也要由农业区运去大量粮食和物资。支持上都与岭北行省的费用，主要便靠盐课收入。元代中期，每年两淮盐运司解送到大都万亿宝源库中统钞150余万锭，其中起运上都80万锭，拨换起运和林50万锭[324]。从以上这些用途，可以对盐课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

应该指出的是，盐课并不是国家的纯收入。为了生产和销售盐，元朝政府必须向盐户发放工本，拨给柴荡，还要维持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元代郑介夫说：“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般运之费，通以价钱准折计算，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325]这个说法显然是夸大的，但是他指出盐的售价中包含有政府的各项支出则是事实。当然，制盐成本是很难正确计算的，但一般来说，维持管理机构的费用相对于盐的产值来说，总是有限的；柴荡本是国有土地；实际上制盐成本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工本钞。因此有必要看一看工本钞与盐价的关系。

有元一代，工本钞和盐价一样，不断调整、提高。北方宝坻等处盐场，世祖至元二年（1265），“灶户工本，每引为中统钞三两”；而河间、山东盐司则到至元十八年（1281）才增为3贯（两），在此以前还不及此数。至元二十五年（1288），“增工本为中统钞五贯”[326]。至元二十八年（1291），随着盐价的急剧上涨，工本钞也作了调整。中书省的一份文书中说：“在先一引盐卖三十两时分，一引盐五两工本钞与来。如今添了二十两卖一锭呵，也则与五两有，亏着他每的一般。”于是无论南北，都增加到每引8两。但南方有晒盐、煮盐之别，“晒盐不用柴薪”，成本较低，原来煮盐工本钞8两时，晒盐4两；当煮盐升为8两时，晒盐相应调到6两4钱[327]。成宗元贞二年（1296），盐价增为1引钞65贯，“盐户造盐钱为十贯，独广西如故”[328]。这10贯应是煎盐的工本，而晒盐亦应相应调整。武宗至大二年（1309），盐价增为至大银钞4两，即中统钞100两；“其煮盐工本”增为至大银钞四钱，即中统钞10两[329]。元仁宗时，盐价增为每引3锭即150两，工本钞相应调整，“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330]。浙东盐场由于没有官拨柴荡，另加5贯作为买柴钱[331]。每引盐价与工本的比例有如表7-1所示。

表7-1 元代盐价与工本之比例

可以看出，（1）工本最高时不过盐价的五分之一左右，最低时仅为盐价的七分之一强。元朝政府正是从工本与盐价的差额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2）随着盐价的上涨，元朝政府也对工本进行调整，但是工本的增加总是落在盐价的后面，而且在盐价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少，说明元朝政府不断加强对盐户的剥削。

[1] 陶安：《送胡达卿序》，《陶学士文集》卷十一。

[2] 郑介夫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3] 《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据元好问说，刘敏根据成吉思汗之命，领“西域工技户”五百人，“立局燕京，兼提举燕京路征收课税、漕运、盐场及僧道、司天等事”。见元好问《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八。

[4] 《元史》卷一九三《耶律忒末传》。

[5]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七。

[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按，大盐泊金代称为大盐泺，设有盐税官，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内。

[7]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8]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江南诸色课程》。

[9]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0]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1] 叶知本：《减盐价书》，嘉庆《两浙盐法志》卷二七。

[12] 《元史》卷九四、九七《食货志二》《食货志五》。

[13]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4] 见贝琼：《送两浙转运司副使分司西路归武林序》，《清江集》卷一。

[15] 《元史》卷一八七《贡师泰传》。

[16] 《经世大典序录·盐法》，《国朝文类》卷四十。

[17]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禁治砂盐》。

[18] 关于《熬波图》一书的情况，请看[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の研究》。

[19] 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四。

[20] 《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513页。

[21] 《大德昌国州志》卷五《叙官》。

[22] 以上征引史料未注明出处者，均见《熬波图》。

[23]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添支煎晒盐本》。按，至元二十九年，福建各路隶江西行省。

[2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禁治砂盐》。

[25] 王纬：《池神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

[2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7] 李庭：《解州盐池重修二王神庙碑》，《寓庵集》卷四。

[28] 王纬：《池神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

[29] 欧阳修：《唐盐宗神庙记》，《集古录跋尾》卷八。

[30]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按，明代马理说；“宋人以三月垦畦，四月沃种，至八月而止，是谓种盐……盐池盐则摝取而已，且种且摝，所获滋多，元人惟盐池，不复畦种，今二场因之。”（《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河东盐法志》卷十二。）

[31] 姚燧：《贺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七。

[32] 张德辉：《纪行》，见《秋涧文集》卷一百。按，金朝大定二十五年（1185），“更狗泺为西京盐司”。（《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盐》）狗泺即狗泊。

[33]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34]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3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37]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卷一四〇《赡恩传》，参见陈世松《绍熙府与元代四川盐业的兴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8]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

[39] 光绪《盐源县志》卷三《食货·盐法》；卷十《人物·开山姥姥》。参见李绍明《少数民族对开发盐源盐业的贡献》，载《四川井盐史论丛》。

[40] 《元一统志》卷七《云南行省》，赵万里辑本。

[41] 《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453—454、459页。

[42] 元代政府官吏分为三个等级，即官（正官）。首领官、吏员。官是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史员是办事人员。首领官是吏员的首领，负责机构中某一方面的事务，有经历、知事、照磨等。

[43] 陆文圭：《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

[44]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45] 朱思本：《长芦镇》，《贞一斋诗》。

[46] 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集》卷十九。

[47] 张起岩：《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周信臣去思颂》，嘉庆《山东盐法志》附编《援证九》。

[48] 郑衍：《祷盐池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七。

[49]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参见《元史》卷一二八《相威传》。

[50]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将南方各盐运司置于各行省隶属机构之列。

[51]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52]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

[53] 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

[54] 广海提举司所在地缺乏记载，但此司一度称为广西石康盐课提举司。石康县名，当时隶廉州路，今属广西合浦，应即广海提举司所在地（《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湖广行省的一件文书中说：“本司（指广海提举司。）僻在海隅”，可以作为石康的佐证（《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明代设海北盐课提举司，“治廉州”（正德《琼台志》卷十四《盐场》），显然与元代广海提举司的治所有继承关系。

[55] 王鹗：《三叉沽创立盐场碑》，《长芦盐法志》卷十四。

[5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57] 见《元史》卷八五、九一《百官志一》《百官志七》。

[58]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59] 宋濂：《黄先生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60] 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一。

[61] 《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〇。

[62]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按，仁宗延祐六年（1319）罢检校所。顺帝至正二年（1342）十月，“杭州、嘉兴、绍兴、温州、台州等路各立检校、批验盐引所”（《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63]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64]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6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66] 张起岩：《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周信臣去思颂》，见嘉庆《山东盐法志》附编《援证九》。

[67]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禁治砂盐》。

[68] 曹鉴：《文贞曹公神道碑》，《曹文贞公诗集》附录，按，据此条记载，两浙盐仓五处，与上引记载有出入，待考。

[69] 黄缙：《蒋府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七。

[70]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71]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72] 柳贯：《嘉兴盐运分司纪惠颂》，《柳待制文集》卷九。

[73] 袁桷：《两浙转运盐使分司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74] 陈椿：《熬波图·各闭灶舍》。

[75] 《南台备要·建言盐法》。

[7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77] 据《嘉定赤城志》卷七《公廨门·场务》记载，南宋时浙东台州杜渎场每灶平均为四户左右，似各地情况有所不同。

[78] 陈椿：《熬波图》。

[79] 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

[80]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81] 张起岩：《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周信臣去思颂》，《山东盐法志·援证九·历代艺文》。

[82]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83]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84]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8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86]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8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张士诚传》。

[88] 陶宗仪：《纪隆平》，《辍耕录》卷二九。

[89]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恢办课程条画》。

[90]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91]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92] 《元典章》卷五九《造作二·船只》。

[93]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9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申明盐课条画》。

[95] 黄溍：《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一。

[96] 宋濂：《黄先生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97] 黄溍：《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七。

[98] 杨维桢：《送陈刚中龙头司丞序》，《东维子文集》卷三。

[99] 杨维桢：《两浙盐使司同知木八剌沙侯善政碑》，《东维子文集》卷二三。

[100] 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一。

[101] 郑介夫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102]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

[103]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

[104]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0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0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107] 元代江东包括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等路和铅山州，大体包括今皖南和江西、苏南的部分地区。

[108]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109] 《元史》卷九一《食货志二·盐课》。

[110]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又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11]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12]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13]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14] 成宗大德四年（1300），河南府蒙古军人明里不花的驱口（奴仆）吴敢子，买沧盐一斤六两，“除食用外，有些小至登封县，不知解盐地面，将带过界”，被搜获到官（《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犯界食余盐货》）。登封县属河南府路。此条记载是河南府路行解盐的例证。河南府路北接怀孟路，亦食解盐，东接汴梁路。吴敢子是在汴梁路买到“沧盐”，再进入河南府路的。“沧盐”即河间盐。

[11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1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干鱼难同私盐》。

[117]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18]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犯界食余盐货》。

[119] 徐世隆：《越支场重立盐场记》，《长芦盐法志》卷二四。

[120] 王鹗：《三叉沽创立盐场碑》，《长芦盐法志》卷二四。

[121]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22] 黄溍：《石抹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七。亭户是前代对盐业生产者的称呼。

[123] 贾椿墓志，见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

[124]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

[125] 《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计·户口条画》。

[126] 《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场务官·盐场额办引数》。河间原作江南，今改。

[127] 元代后期的记载说，河间“元签灶户五千七百七十四户”。（《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此时大都、河间已合并。比13世纪末河间盐户数多出2209户，其主要部分应即大都各盐场盐户数。

[128]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29] 泰定帝时，福建“福清富民十家妄称煮盐避役”（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可见福建此风之盛。

[130]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碑）》，《中庵集》卷二。

[131] 《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

[132] 黄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一。

[133] 黄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一。

[134] 陈旅：《贾治安墓志铭》，《安雅堂集》卷十二。

[13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添支煎晒盐本》。

[136] 《元史》卷九《食货志二·盐法》。

[137] 陈椿：《熬波图·樵砍柴薪》。

[138] 王恽：《宝坻董氏先德碑铭》，《秋涧文集》卷五五。

[139] 黄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一。

[140] 贡师泰：《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玩斋集》卷六。

[141] 武宗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登位诏书中宣布：“军、站、工匠、盐场、铁冶诸色等广合纳丁地税粮，亦免三分。”（《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复租赋》）

[142]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43] 《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计·户口条画》。

[144]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按，同书卷《世祖纪三》亦记此事，指出系“宋兵焚掠”，但只言“免今年租赋”。

[145] 陈旅：《运司副使东颖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

[146] 《元典章》卷二六《户部·户役·编排里正主首例》。

[147]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均赋役》。

[148]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息徭役》。

[149]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150]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151] 陈旅：《运司副使东颢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

[152] 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吴海：《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

[153] 杨瑀：《挽宝哥参政》，《山居新话》卷四。

[154] 宋濂：《赵侯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155] 杨瑀：《挽宝哥参政》，《山居新话》卷四。

[156] 杨果：《缪氏二贤祠记》，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四。

[157] 苏伯衡：《周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十二。

[158] 吴莱：《李仲举、岑尚周哀诔辞》，《渊颖集》卷六。

[159] 徐一夔：《黄湾马公墓表》，《始丰稿》卷十三。

[160] 陈旅：《运司副使东颖李公去思碑》，《两浙盐法志》卷二三。

[161] 《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

[162] 陈椿：《熬波图·日收散盐》。

[163] 陆居仁：《运司判官戴君章德政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

[164] 陈椿：《熬波图·担灰摊晒》。

[165] 王沂：《傅梦臣淮漕使遗爱诗》，《伊滨集》卷一。

[166] 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一。

[167]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68] 《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

[169] 《元史》卷十《世祖纪》。

[170] 叶子奇：《克谨篇》，《草木子》卷三上。

[171] 吴海：《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

[172] 《洪武实录》卷二十，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173] 《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

[174]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

[175]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三》。

[176]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177]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178]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179]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180]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粮·军人支军盐粮例》。

[181] 《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工粮》。

[182] 《元史》卷一百《兵志三·马政》。

[183]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84]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市籴》。

[185] 黄掌纶：《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长节盐法志》。

[186]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史楫传》。

[187] 蒙古国时期，北方“汉地”军阀林立，专擅生杀，拥兵自重，在各自所辖境内有很大自主权。因此，“汉地”销盐制度不一是不足为怪的。

[188]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文集》卷八十。

[189] 忽必烈的诏令正是在此以前某些地区实行过“桩配”的证据。元代后期苏天爵说：“当中统初，有司尝高其盐直而强取之，民罹其害，诏听民便，买卖食用”，即指此。见《书两淮盐运使傅公去思诗后》，《滋溪文稿》卷二八。

[190]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91]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92]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93]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194]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195]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论盐法》，《秋涧文集》卷九〇。

[196] 《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

[197]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设立常平盐局》，其中所说“三百万引”是不准确的。

[198]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

[199] 黄溍：《丽水县善政记》，《金华先生文集》卷十五。

[200]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201]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202] 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曾实行过户部卖引，但为时不长。见《元史》卷九四《食货二·盐法》，卷二二《武宗纪一》。

[203] 《元史》卷九七《登食货志五·盐法》。

[204] 以上所述，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所收元代有关文书。

[205] 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206] 姚燧：《李忠宣公行状》，《牧庵集》卷三十。

[207] 《元史》卷一六一《杨大渊传》。

[208] 《元史》卷一七三《崔斌传》。

[209] 柳贯：《送刘宣宁序》，《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210] 《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

[211] 柳贯：《送刘宣宁序》，《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212] 苏天爵：《郭敬简侯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213] 柳贯：《送刘宣宁序》，《柳待制文集》卷十六。

[21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同卷《新降盐法事理》。

[21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司人休买要盐引》。

[216] 《元史》卷三一《成宗纪四》。

[217]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18]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219]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设立常平盐局》；同卷《新降盐法事理》。

[220]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司人休买要盐引》。

[221] 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十。

[222] 许有壬：《贾客乐》，《至正集》卷七。

[223] 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

[224] 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集》卷十九。

[225] 郑介夫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22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27]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228] 张庸：《故县尹关府君墓碑》，光绪《曲阳县志》卷十三《金石录下》。

[229]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碑）》，《中庵集》卷十四。

[230] 魏初：《奏议》，《青崖集》卷四。按，“品答”是元代赋税中常见之法，元代将全国人户按丁力资产划分为三等九甲，征收赋税时“以户之高下为等”，“验贫富品答均科”。请看《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31] 魏初：《奏议》，《青崖集》卷四。

[232]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碑）》，《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二。

[233] 陆文圭：《总管王公行状》，《墙东类稿》卷十四。

[234]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碑）》，《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二。

[23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二·盐法》。按，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正月，“罢益都诸属县食盐”，（《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但其具体内容不详。

[236] 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的政府文书中说：“窃照诸处运司之例，皆运官召商发买。惟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散于民户。”见《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237]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

[238]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食盐》。

[239]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

[240] 丁复：《送索都事调浙东佥宪》，《桧亭集》卷二。

[241]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

[242] 宋濂：《赵侯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243] 《吴兴续志》，见《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

[244] 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古令人传·费》；《卢侯颂德诗序》，见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二。

[245]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

[246]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247]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248] 郑元祐：《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侨吴集》卷十二。

[249] 《大德南海志》卷六。

[250] 《广东通志》卷二四一《宦绩录十一》。

[251] 黄溍：《孙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七。

[252]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253] 姚燧：《珊竹公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十九。

[254]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5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按，原来规定“附场百里之内”都由官府设局，验人口发卖，大德四年改为“十里之内”。

[25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257]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258] 《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

[259] 朱思本：《长芦镇》，《贞一斋诗》。

[260] 《福宁州谣》，见《元诗选》癸集壬卷下。

[261] 《送芦沥巡检范生序》，《东维子文集》卷四。

[262]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镇守军人兼巡私盐》。

[263] 郑介夫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264] 大都河间和山东巡盐官见《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江浙、两淮巡捕官见《元史》卷二十《成宗纪三》。

[265]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6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镇守军人兼巡私盐》。

[267]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268]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269]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恢办课程条画》。

[270]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271]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盐法通例》。

[272]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273] 《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

[274] 黄溍：《合剌普华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五。

[27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申明盐课条画》。

[27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

[277] 《元史》卷三七《宁宗纪》。

[278]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危素：《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文续集》卷九。

[279] 《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〇。

[280] 《南台备要·建言驼赃马匹》，《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

[281] 《明太祖实录》卷七。

[282] 陶宗仪：《纪隆平》，《辍耕录》卷二九。

[283] 《明太祖实录》卷六。

[284] 盛景年：《哀歌行》，《元诗选》癸集己卷上。江州即九江，李侯指李黼，元江州守官，舒州即安庆，余侯指令阙，元安庆守官。

[285] 王沂：《送李舜举转运判官序》，《伊滨集》卷十五。

[286] 王祎：《绍兴谳狱记》，《王忠文公集》卷八。

[287] 苏伯衡：《韩君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十三。

[288] 王沂：《送李舜举转运判官序》，《伊滨集》卷十五。

[289]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90] 《元典章》新集《户部·课程·盐价》。

[291] 《元典章》新集《户部·课程·盐价》。

[292]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论盐法》，《秋涧文集》卷九十。“一钱”是附加的损耗费用。

[293]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94] 《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钞法》。

[295] 两淮之盐在至元十三年每引重300斤，十四年即改为400斤。两浙之盐至元十四年始定制，故应为400斤。

[296] 《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盐法》，《元史·食货志二·盐法》开头的总叙同。又见苏天爵《书两淮盐运使傅公去思诗后》，《滋溪文稿》卷二八。

[297]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298]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299]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设立常平盐局》。

[300]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301]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卷二〇五《桑哥传》。按，元代叶知本在《减盐价书》（《两浙盐法志》卷二七）中说：“归附之初，盐价中统钞十二贯一引……自十二贯为始，一次增作十五贯，第二次增作二十五贯，第三次增作一锭矣。”与其他记载不符，待考。

[302]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303]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30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盐价每引三锭》。按，《经世大典序录·盐法》以为增至3锭是延祐二年的事。《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同。

[30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06] 《元典章新集》，《户部·课程·盐价》。

[307] 《经世大典序录·盐法》。

[308]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09]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10]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

[311] 《元典章》新集《户部·课程·拯治盐法》。

[312]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设立常平盐局》。

[313] 叶知本：《减盐价书》，《两浙盐法志》卷二七。

[314]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15]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1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盐法通例》。

[317]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盐司人休买要盐引》。

[318] 《元史》卷一七〇《郝彬传》。

[319]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320]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一四》。

[321]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322] 《元史》卷三《文宗纪三》。

[323]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三三《文宗纪二》。

[324] 《元典章》新集《户部·钱粮·万亿库收堪中支持钞》。

[325] 郑介夫奏，《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326]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327]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添支煎晒成本》。

[328]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329]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按，“四钱”疑有误，待考。

[330]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331] 陈椿：《熬波图·樵砍柴薪》。

第二编 元代殡葬史

第八章 丧葬程序

第一节 导论

一 元代的死亡观和殡葬观念

元代社会流行两种死亡观。一种是儒家主张的，认为生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惟死与生，犹昼之夜。能知其故，斯为达者。”[1]“生死之在人，万世更相送，犹夜之必旦，寒之必暑。”[2]元代大儒许衡说：“人生天地间，生死常有之理，岂能逃得？却要寻个不死，宁有是理！”“祸福荣辱，死生贵贱，如寒暑昼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为迎避，大不可也。”[3]死生交替，犹如白天和黑夜、寒冬和酷暑，是一种自然规律。面对死亡，重要的是奉行孝道。成书于汉代的《孝经》集中表现了儒家的孝道观。《孝经》的最后是“丧亲章第十八”，全文是：“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之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死时要哀戚，守丧三年，制作棺椁，选择坟地埋葬，春秋举行祭祀，便是孝道的表现。这就是儒家关于丧葬的基本观点。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说：“余闻昔之君子于其亲也，生则致其养焉，殁则卜其宅兆而严事之，盖孝子慈孙所以厚于其先者也。”[4]还有人说：“夫孝者，百行之首，而为人子立道。其生事也，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其死葬也，棺椁衣衾，而尽其哀戚。其祭祀也，四时诚敬。《语》曰：‘生事之以礼’。”[5]实际是把《孝经》关于丧葬的要求作了简要的说明。

与儒家死亡观同时存在的，是佛教、道教的死亡观。简单地说，就是天堂地狱、轮回报应。儒士史伯璿说：“佛氏却又设为天堂地狱之说，以愚弄世人而胁劫之，笼取其财，以蓄其徒而久其教，谓死者必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子孙须与供佛饭僧献食于十王，然后得生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永劫沉沦，终无出狱生天之期。”[6]另一位儒生吴师道说：“释、老氏之教震动四海。其言死生轮回、入地狱受诸苦状，尤能慑怖愚俗，从之者如水趋下，非一日矣。男子刚明者间不惑，至于妇人女子，阴阇荏弱，其悮而溺焉，毋怪也。”[7]轮回报应之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大，对妇女影响更大。“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赏，不善而得罚，人之常理也。浮图之说则曰：吾之道可以度生死，消罪恶，增福而延命。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惟其不可能，故惮而服焉；不可知，故异而希焉。呜呼，此天下之人所以风从景附，辍其所有，争趋而竞赴也。”[8]按照佛、道的理论，为死者也为生者祈福，必须在丧葬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因此，“杭故俗，家有丧，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坛场，设斋祠，歌呗作乐，越月逾时”[9]。杭州如此，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两种生死观，后一种“从之者如水趋下”，实际上占有优势。史伯璿批判天堂地狱之无稽，最后感叹道：“奈何风俗之好妄，而必为其事也。”贝琼批判轮回之说道：“彼谓死者得以复生，恶有已熄之火而复燃，已仆之木而复起乎！”但他不得不承认：“然其言之行于世也已久，而病之蛊于人也已深，使中国胥沦于戎狄。使圣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况区区举吾儒教以与之争，必不胜矣。”[10]也就是说，就社会影响而言，儒学的自然生死观不敌佛、道的轮回说。

随着佛、道二教轮回说对丧葬的影响不断扩大，在丧葬过程中许多人或自动或被动地采用佛教或道教的仪式。所以，有人感叹说：“丧礼坏于异端，庞杂不经久矣。”[11]有些儒生临终以前都要郑重其事交代家人不许用佛、道之法，如被称为大儒的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吴莱，“遗命治丧不用浮屠法”[12]。另一位大儒萧奭“治丧不用佛、老，棺椁衣食悉遵礼制”[13]。他们的举动固然为一些正统儒生赞扬，但同时往往遭到人们讥笑。理学家陈栎说，曾祖遗命丧葬“毋作佛事”，因此世代奉行。“吾家三世不幸皆贫，流俗不过曰：‘是贫甚不能为，故立异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润，更酌古礼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又尝闻士友之言曰：‘平昔非不知佛事不足为古礼所当用，一旦不幸至于大故，则族姻交以不孝责，我虽欲不为不可得已。’嗟乎！‘佛入中原祭礼荒，胡僧奏乐孤子忙。’后村刘公叹之久矣。孝也者，其作佛事之谓与！流俗之所谓不孝也，乃我之所谓孝也。流俗之所谓孝也，乃我之所谓不孝也。儿辈听之，不守家法，非吾子孙。”[14]“后村刘公”即南宋著名学者、诗人刘克庄。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大多以丧葬时是否举办宗教仪式作为衡量“孝”或“不孝”的标志。像陈栎一样坚持不用宗教仪式的行为，在人们眼中不过是家贫无力为之，所以标新立异，甚至认为是“不孝”的表现。两种生死观都与孝道观联系在一起。

忽必烈称帝后，积极推行“汉法”，接受儒家的学说，不少汉文经典译成蒙文。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孝道”对于维护统治的作用，努力加以提倡。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中书左丞孛罗帖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15]传世的汉蒙（回鹘体蒙文）合璧的《孝经》残本应即此时刻印的。[16]紧接着，至大元年（1308）畏兀儿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涯作《孝经直解》，用当时通行的硬译体文字解读《孝经》，正式印行。[17]所谓硬译体是元代一种特殊的文件，其语汇采自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便于汉语水平较低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理解，在当时很流行。[18]《孝经直解·丧亲章第十八》的蒙语硬译体注文如下：（图8-1为《孝经直解》书影）

图8-1 《孝经直解》书影

这一章说父母没了时的勾当。孔子说：孝子没了父母时分，啼哭呵，无做作的声气；把礼呵，无妆饰的容颜；言语呵，无文谈。穿好衣服呵，不安稳；听乐声呵，不欢喜；吃茶饭呵，不美。阿的便是他烦恼的情分。三日已后，索要吃些茶饭，教他休要因死的伤了活的；廰痛心休教抵死过当着。这的是圣人教人行孝的法度。则教持三年孝服，教百姓知丧尽的时节，安排棺椁和就里的衣服，覆盖着好者。摆列祭器祭奠呵，好生痛烦恼着。儿孩儿、女孩儿行者，哭者，送出去者。拣着好地面里安葬着。家里安排着家庙，似鬼神的礼一般祭奠者。春里秋里祭奠不缺了。时时间心中思量着。父母在生时，孝顺侍奉着；死了的时，藤痛安葬祭奠者。这般为人报答父母的心了毕也。

《孝经》蒙文本和《孝经直解》的相继问世，说明在蒙古人、色目人中，孝道的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元朝统治者和前代一样，也标榜以“以孝治天下”，推行丁忧制度，表彰孝行。例如，燕（今北京）人刘成，“君年二十丧其父，事其祖父母克尽孝养，祖父母卒，奉其母氏益恭，于是孝行闻京师。故翰林承旨刘公赓……熟君之行，登名于朝。朝议是之，礼部符下，表其门曰‘孝行’云。延祐五年正月也”[19]。在此影响下，在蒙古人、色目人中间，也有不少人接受儒家的丧葬观念，奉行守制等礼节，下面将会提及。

二 元朝的殡葬法令

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原封建王朝历来重视丧葬，就此颁布各种法令。唐朝有专门的《殡葬令》。宋朝颁发过许多有关丧葬的法令，对皇室以及各阶层的丧葬制度都作出具体的规定。相对来说，元朝统治者原来对于中原传统的丧葬制度并无多大兴趣。在汉族官员和接受中原文化熏染的其他民族官员推动下，逐渐注意丧葬问题，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丧葬的法令，但始终没有完整系统的丧葬法令。有关法令主要是：

（1）丧葬各依本俗。延祐元年（1314），监察御史王某建议：江南殡葬时饮酒作乐，应加取缔，“今后除蒙古、色目合从本俗，其余人等居丧送殡，不得饮宴动乐”。礼部、刑部审议：“除蒙古、色目宜从本俗，余并禁止。”中书省“咨请依上施行”[20]。延祐二年，监察御史刘某提出，江淮习俗“丧服有戴布幞头、布袍为礼者”，建议禁止。礼部审议认为：“方今丧服未有定制，除蒙古、色目人各从本俗，其余依乡俗，以麻布为之。”[21]有一件关于畏兀儿葬礼的文书中说：“这汉儿田地里底众畏吾儿每，丧事体例有呵，自己体例落后了，随着汉儿体例，又丧事多宰杀做来底勾当每”，皇帝说：“帖薛、木速蛮也丧事里，依各自体例行有。从今已后，这汉儿田地里底众畏吾儿每丧事里，只依在先自己体例行者。汉儿体例休随者，休宰杀者。从今已后，不拣那里畏吾儿丧事里，自己畏吾儿体例落后了，汉儿体例随呵，宰杀呵，那畏吾儿底家缘一半断了者。”[22]这件文书时间不明。大意是说，住在汉地的畏吾儿人办丧事，不用自己的体例，却随汉人的体例，而且多杀牲畜。帖薛（基督教徒）、木速蛮（伊斯兰教徒）都按自己体例办丧事，以后不管哪里的畏吾儿人只能按本族体例办丧事，不要随同汉人的体例，不要多宰杀，否则没收一半家财。

（2）丧葬严格按等级办事。坟地面积，按官员等级有不同的标准。出殡时的仪从，亦依品职。至元二十一年（1284），陕西汉中道按察司提出，送殡和求婚之家使用祗候人等掌打仪仗等物，“权势之家，官为差拨；士庶之户，用钱雇请”。有违国家置备仪从之礼，建议禁断。礼部审查建议：“若品官遇有婚丧，止依品职，合得仪从送迎。外，禁断无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似为中礼。”中书省同意施行。[23]

（3）官府收埋暴露骸骨。中统元年（1260）五月，中书省奏准宣抚司条款内一件：“据各路见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依礼埋瘗，奠祭追荐，做好事。”[24]以后陆续对此有具体规定。“暴露骸骨”指无人收埋的尸体。

（4）取缔厚葬。至元七年（1270）十一月，针对“民间丧葬，多有无益破费”的现象，经忽必烈批准，中书省下令禁止纸房子等物。[25]世祖末年，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其中说：“至元年间都堂议得：民间丧葬纸房金银人马并彩帛、衣服、帐模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赵天麟认为：“此皆先帝慎俭德以怀永图，推其余以化下民也。”[26]可知这一规定确曾实施。延祐元年（1314），御史台报告，江南等处殡葬时“忘哀作乐，张宴群饮”，应加禁止。礼部、刑部审议：“除蒙古、色目宜从本俗，余并禁止，敢有违犯，治罪相应。”中书省同意施行。[27]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再次申明至元七年的规定：“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彩帛、衣服、帐幕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28]

（5）禁止火葬。至元十五年（1278），北京路官员报告，当地居民父母身死，实行火葬。“实灭人伦，有乖葬礼。”建议禁止。礼部审议认为：“四方之人，风俗不一，若便一体禁约，似有未尽。……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外，据土著汉人，拟合禁止。”中书省“准呈，仰遍行合属，依上施行”[29]。这条禁令主要是针对“土著汉人”的。“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的汉人因死在他乡，遗体运输不便，故允许火葬。

（6）实行三年守制。父母去世，守制三年，是中原传统的制度。元朝很长时间没有实行。大德八年（1304）发布诏书：“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三年实二十七个月）。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30]此后多次重申。

（7）严禁劫墓和买卖坟茔并树木。至元十四年（1277），兵部、刑部对劫墓罪提出处理意见：“若有劫墓贼徒，已发坟冢者比同切盗，开棺椁者同强盗，残毁尸首者同伤人。”经中书省批准颁行。[31]元朝制度，对窃盗（盗窃）、强盗（抢劫）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刑罚，抢劫伤人者判死刑。[32]打开棺椁者损害尸体者同伤人，也要判死刑。“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33]仅比死刑减一等。对于盗发诸王驸马坟寝判刑更重：“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看守禁地人杖一百七，三分家产一分没官，同看守人杖六十七。”[34]皇庆二年（1313）三月圣旨：“百姓每的子孙每，将祖上的坟茔并树木卖与人的也有，更掘了骨殖，将坟茔卖与人的也有。今后卖的、买的并牙人每根底要罪过，行文书禁断者。”[35]

以上法令涉及的问题，有的实行了，如丁忧制；有的实际不起作用，如火葬。在下面有关章节中将分别加以论述。

第二节 汉人的殡葬

儒家讲究“死敛葬祭，莫不有礼”[36]。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丧礼已基本具备，有了一整套仪式。后代儒家不断加以强化。成书于汉代的《孝经》，最后一章是“丧亲章”，对丧葬时的行为加以规范。“治天下者莫大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昏、丧、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37]丧礼是孝道的主要表现，尤其受到重视：“礼之行由于俗之厚，俗之厚由于丧之重也。……丧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后冠、昏之礼可行矣。”[38]

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程氏兄弟和朱熹都对丧礼有所论述。元代儒生特别奉行朱熹的《家礼》：“事亲生能尽孝，既死，其葬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礼》。”[39]《家礼》把丧葬分为21个程序，这是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总结出来的，有很大的影响。能够按朱子《家礼》办丧葬都会受到赞誉。河南焦作靳德茂病故，“小敛、大敛、皆遵古制”[40]。元代丧葬嫁娶时推行的“古制”，实际上都指朱熹的《家礼》而言。但其程序过于烦琐，只有少数家庭才能严格执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家庭（包括多数儒生）在举办丧葬时都不同程度加以简化，而且往往添加一些佛教、道教的因素。

元代汉族家庭的丧葬程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遗体入殓，接受亲友的吊唁。殓指给死者沐浴后穿着入棺。小殓是为尸体穿衣，大殓是尸体放入棺中，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尸体穿衣大有讲究。富贵人家多层衣服。山东邹县李裕庵墓夫妻合葬一棺。男尸头戴深褐色素绸夹风帽，上身穿六层长袍，下身穿裤。女尸上衣五层，下身裙三条，裙内裤两条。[41]但多数家庭办丧事没有这样复杂。如海宁贾椿尸体用麻布片及棉布片裹身，约五六层，层层用麻布条紧扎。[42]至于一些贫困家庭，那就更简单了。

早在殷商时期已有死者口中含饭或玉、贝的习俗。朱子《家礼》中说尸体沐浴后“饭含之”。从考古发掘来看，苏州张士诚父母墓，女尸口含白玉一片。[43]邹县李裕庵墓男性口内含有用银片加工的素面钱四枚。无锡元代钱裕夫妻合葬墓中女尸发掘时尚未腐朽，口中含有水银。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M70有两具木棺，西侧木棺的死者口中含有钱币。[44]可能都和“含饭”风俗有关。安阳胡景先，隐居不仕。“里有丧，其子弱，家无所有。为具衣被、棺木、饭含以敛藏之。”[45]可知“饭含”是葬殓时不可缺少的内容。但这一记载中没有说明具体为何物。

办理丧事的家庭，要请阴阳人，出殃榜，贴在门上。殃榜上写明死者姓名，去世时间，年龄，以及出殡日期。[46]同时在家中设置灵堂，接受亲友的吊唁。参与丧事者都要易服。“凡吊谓吊生者，哭谓哭死者。与死者、生者皆相识，则既吊且哭。识死者不识生者，则哭而不吊，主人拜则答。不识死者则吊而不哭。”所谓“生者”指死者的亲属，“吊生者”是说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慰问。如果只认识死者不认识他的亲属，只要在死者灵前哭泣致哀，不用向亲属表示慰问。如果只认识死者亲属不认识死者，那么只向亲属慰问即可，不必到灵前哭泣致哀。“凡吊服用素幞头（用白绢或布为之），白布襕衫角带（有服亲则称带）。或未能具，或势不得为，且用常服去饰。”“凡往哭，皆衣吊服。死者是敌者以上则拜，是少者则不拜，皆举哭尽哀。”[47]“敌者”指身份、辈分相当。“吊者皆哭尽哀，俟殓毕乃退。”[48]

归结起来，吊唁之礼一是要穿特定的吊服，二是要根据吊唁者与死者及其亲属的关系采取不同的礼仪。在上流社会和文人中，吊唁时常有祭文之作。祭文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几个人合作的。祭文有一定的格式，开头是吊唁的时间，其次是吊唁者的姓名、职务及与死者的关系（亲戚、同门、僚属、友人），“致祭”的死者姓名、职务，然后颂扬死者的品德、事业，回顾吊唁者与死者的友谊。祭文一般以“尚飨”结束，“尚飨”是希望死者来享受祭品之意。

吊唁者一般都备有祭品，有的还有赙仪。“赙”是用财物助丧事之意。祭品通常是酒和水果、食物之类，赙仪一般是钱钞。有些贫困的家庭，往往依靠赙仪来举办丧事。元初北方理学家砚坚，曾任国子司业，死时“家徒四壁立，非士友赙之，几不能丧”[49]。礼部员外郎任格，“卒之日，家无余赀，椸无新衣，吊者莫不悲之。中书宥密而下，各赙钞若干贯，始克买棺椁治其丧”[50]。

江淮以北民间每遇丧葬时，邻里互相帮助，使治丧之家能渡过难关。元代著名学者吴澄说：“余游北方，见其丧者一家号恸，百务俱废，炊不举火，邻里为粥为饭以饮食丧家之人，并及远地来吊之客。初死，各持衣衾来襚，遂敛。既敛，各持钱财来赙，遂葬。故虽甚贫之家遭死丧之祸，无营办应接之窘，无倥偬缺乏之虞。死者易得以全其终，生者亦待以专其哀。此中州之微俗也。”[51]可见北方民间丧葬时邻里有互助之风。但也有一些地方为赙礼发生争执。山西晋宁路（治今山西临汾）的一件文书中说，山西民间在殡葬时“无论亲疏，皆验赙礼多寡，支破布帛。少不如意，临丧争竞。”路总管府的意见是，丧事应力求节俭，“亲者依轻重破服，疏者但助送死之资”[52]。“送死之资”即赙礼。民间习俗，丧事要送赙礼，而举丧之家按赙礼多少给予布帛，作丧服用。总管府认为，丧事之家可对关系亲近者支给布帛，关系疏远的不必支给布帛。

第二阶段，出殡。殡是棺木临时性的安置，常见是殡于佛寺。畏兀人亦辇真死于辽阳，“殡于京城南佛舍”[53]。另一位畏兀人国子司业野先，延祐六年六月卒，“以先茔地隘，权殡都城西佛寺”[54]。也有殡于家中或附近之地。吴澄的次子吴裳死于至大己酉年（1309），“殡于后园”[55]。

“闻之《仪礼》，古者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葬而三虞，遂卒哭。”[56]事实上，大多数丧事由殓到殡，时间不长，一般为数日。大都（今北京）居民家中有丧：“买到棺木，不令入丧家，止于门檐下，候一、二日即舁尸出，就簷下入棺。抬上丧车即孝子扶辕，亲戚友人挽送而出，至门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夫烧毁。寺中亲戚饮酒食肉，尽礼而去。”[57]这应是普通平民家庭，比较简单。棺木甚至“不入丧家”，这是有违《家礼》的。监察御史王恽纠举大都工匠赵春奴时说，其母在五月十九日身死，赵春奴迟迟不来，“停至午转，才方前来，已是带酒，并不举哀，遂将灵车用驴驾拽，便行出送。……只于当晚焚烧了当”[58]。此是死后第二天就出殡。监察御史席郁，死在大都任上，“卒后五日，其妻元城县君薛氏，奉柩殡京城南”[59]。杂剧《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郑州孔目岳寿死后，其妻李氏说：“孔目身亡了，一壁厢破木造棺，停丧七日，高原选地，筑造坟墓，好好的埋葬他。”[60]由以上记载来看，停丧日期似不固定。

棺木大多放在车上，送到殡地，载棺木的车即丧车。诗人胡助长期在大都生活，他在《京华杂兴诗》中写道：“都城百万家，丧车日喧阗。”[61]大都人口稠密，每天都有丧车来往喧闹。丧车又称为灵车。如上述赵春奴即“将灵车用驴驾拽”。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装有张劭棺木的是“灵车”“舆车”[62]。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张善友因两个儿子先后死去，叹道：“我死后谁浇茶谁奠酒谁啼哭？谁安灵位谁斋七，谁驾灵车谁挂服，只几个忤作行送出城门去，又无那花棺彩舆，多管是席卷椽舁。”[63]可见“灵车”是通行的称呼。文中“忤作行”应是仵作行，即以送丧为业者。因为没有亲人，灵车只能由仵作送行。《朴通事》关于丧事的记载也提到“仵作家”为送殡准备各种物件。[64]灵车前有引魂幡。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范式和张劭是死生之交，张劭去世，范式奔丧，见到灵柩，又“只见一首幡上有字，写着‘张元伯引魂之幡。’”[65]至大四年（1311）正月，刑部的一件文书中说：“陆妙真出殡刘万一时，信笔差悮，于铭旌上书写‘千秋百岁’字样。阴阳教授于《地理新书》并《茔原总录卷式》内，照得虽有该载上项字样，理合回避。以此参详，陆妙真所犯，然非情故，终是不应，今后合行禁治。”中书省批准。[66]由此可知，出殡时必有铭旌，而铭旌上文字是由阴阳教授（阴阳人）按一定格式书写的。铭旌应即幡。

晋宁路总管府的一件文书中说：当地居民“父母兄长初亡，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导，号泣后随。……杂以僧道，间以鼓乐，服丧之人随之在后，迎游街市以为荣炫”[67]。送殡队伍在街市上游行，类似表演。“彩结丧车”和上面杂剧所说“花棺彩舆”可以互相印证，都是说富贵人家出殡时要将棺木、丧车用各色纺织品加以装饰。延祐元年（1314）江南行台的一件文书中说：“去古日远，风俗日薄，近年以来，江南尤甚。至于送殡，管弦歌舞，导引循柩。焚葬之祭，张筵排宴，不醉不已。”礼部、户部会商认为，“父母之丧，至于哀戚。其居丧饮宴，殡葬用乐，皆非孝道。除蒙古、色目宜从本俗，余并禁止。敢有违犯，治罪相应”。中书省批覆“依上施行”[68]。可知富贵之家出殡，乐人演奏鼓乐亦很普遍。至大三年（1310）二月，教坊司呈送礼部的一件文书中说：“至大二年十月初二日，本司官传奉皇太子令旨：‘上位承应的乐人每，依看在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圣旨体例里，死人每根底，休迎送出殡者。’”并要求尚书省禁止。尚书省“敬依施行”[69]。皇太子即后来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上位承应的乐人每”指教坊司管辖下的乐人。皇太子不许他们为死人“迎送出殡”。教坊司是国家的一个机构，所属乐人是为国家重大仪式服务的。由此可知，出殡时有各种乐人参加是很流行的。连教坊司乐人也被用来参与其事。爱育黎拔力八达应是觉得教坊司乐人参加出殡队伍有失国家体面，故加取缔，但民间乐人显然不在禁止之列。值得注意的是，送殡队伍还有僧道参与。这些僧道无疑是出殡人家请来的。出殡队伍经过之处还有亲戚朋友路祭。[70]

殡是临时性的，常称为“浅殡”，埋在“浅土”中。龙兴进贤（今江西进贤）周德清，“年十七，嫔于饶。饶有母丧，十余年殡浅土。既庙见，诣殡所拜省，怆然兴不逮事之戚，曰：‘丧久不葬，礼乎？’夫愧其言，遄治葬。”[71]“嫔于饶”是嫁到饶氏家中。其婆婆已故十余年尚“殡浅土”，尚未正式埋葬。

第三阶段，正式埋葬。选好墓地，将棺木由殡放处移出，到墓地埋葬。这一阶段时间少则数月，长则数年、十余年甚至二三十年者。上述龙兴进贤周德清的婆婆，殡于浅土十余年。大司徒陈萍死于泰定二年（1325），“权厝于城西之某所”。“后二十有六年，是为至正十一年（1351）”，才正式葬于兰溪。[72]从殡到正式埋葬时间往往很长，主要是讲究风水所致。风水好的墓地会给子孙带来富贵，但很难得，寻求不易。杭州城东妇女徐妙安去世，其子卢德恒“践雨风，涉涛江，行求茔域冈阜间，兢兢惴恐，若或失之”。用了三年时间，才选定墓地。[73]上饶（今江西上饶）刘安之妻方氏死，“卜祔先墓不吉，乃假葬于舍东。越八年，相中堂山，兆以吉告”，才得以安葬。“假葬”即指殡而言。[74]另一重要原因是购买墓地和举办葬礼需要很多费用，“贫乏不能胜丧”[75]，于是一拖再拖。北海（今山东潍坊）王温说：“曾祖、祖父遗骸见处浅土，王家空匮，不能继葬……虽力农勤苦，田土褊小，淹延岁月，然有孝心，亦不能辨所以。”后来儿子从军，任百夫长，王温“遍诣他郡乡里亲戚，积攒营葬之资”，才得完葬。[76]干文传为婺源（今江西婺源）知州，“婺源之俗……亲丧，贫则不举，有停其柩累数世不葬者。文传下车，即召其耆老，使以礼训教之，阅三月而婚丧俱毕”[77]。名诗人戴表元的婶母在乙卯年（1255）去世，“仲父负重衰力贫，以其岁权殡夫人张山下陈园旁，以侍他日得地而迁焉”。但“家始极贫，何暇议迁葬事”。不久仲父亦死。等到大德十一年（1307）戴表元才得以“启殡陈园，奉迁而西”。中间隔了五十年。也有人则因死于外地，要迁回家乡，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上述陈萍。

正式埋葬大多要请阴阳师卜求良辰吉日。一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胶水（今山东平度）李氏兄弟，“咸居仕路”，“默念父母诸族尊卑骸骨，皆安浅土，不能葬之以礼，何□为人之子也”。于是“令术士卜择良辰，大举葬礼于县东北”[78]。宜兴（今江苏宜兴）储能谦“在元不仕”，其父原南宋乡贡进士。“父没，居丧哀，四方士送葬者数千人，直路之地百余步，草莱尽赭。”[79]无极（今河北无极）郭聚，“以赀雄里中”，下葬时，“乡人赴者余千人，皆有戚容”[80]。真定柏乡（今河北柏乡）董元葬时，“执绋泣送者至二千余人，路于祭者且数百幄。近代公侯之丧未有若是得人伙者”。董元自己没有官职，但是他的孙子任高官，故有如此盛大的局面。[81]

也有一些棺木没有殡，便直接葬。北方盛行族葬，家族有自己墓地，家族成员去世后往往直接送往家族墓地。“和氏占数东平阳谷县，世葬县西六里之原。有因官家济州任城者，既卒，归葬于乡。”[82]还有一类是死者生前已为自己选定墓地。东阳（今浙江东阳）王桂将前代两世四丧及其妻之柩，迁在一起埋葬，“仍虚其左以为寿藏”。王桂死后，其子“奉柩即公所自为砖椁安厝焉”[83]。象山县尹李天祐，“世家高唐州之高唐县……葬德州清平县李家庄，侯所卜也”[84]。

以上所说，主要是土葬的程序。元代火葬比较流行，有关情况见第九章第一节。

第三节 居丧与祭祀

《孝经》“丧亲章”说：“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孝经直解》的译文是：“三日已后索要吃些茶饭，教他休要因死的伤了活的。……则教持三年孝服，教百姓知人尽的时节。”这就是说，亲丧后三日才可吃饭饮水，守丧以三年为期。三年之丧起源很早，经过孔子的提倡，成为儒家丧礼的重要内容。从汉代起，儒家居丧三年既是朝廷的制度，又在社会上下蔚然成风，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元代，居丧又称守制，可以分民间和朝廷两个层次。居丧在民间，主要是汉族儒生以及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契丹、女真等族的士人中间流行。一是丧后三日内不饮不食。中山（今河北定州）王仁，“少丧厥父，勺水不饮者三日。既葬，居倚庐，未尝辄至私室”[85]。有的甚至五日、七日。关中（今陕西）学者杨恭懿丧父，“绝口水浆五日”[86]。兴元路（路治今陕西兴元）儒学教授王无疾“始丁母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柴毁骨立。……及丁父忧，年几五十矣，其哀必就正而取法焉”[87]。二是奉行居丧三年，在此期内穿丧服，不近酒肉，不过夫妻生活。如浦江（今浙江浦江）郑氏十世同居，称为“义门”。郑氏子孙中以居丧称者甚多，如郑彦，“其考文轰早世，奉妣黄夫人尽孝。及夫人亡，出寝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恸无昼夜，几伤其生”[88]。郑大和“亲丧，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孙从化，皆孝谨”[89]。汴（今河南开封）乌冲是理学家刘因的学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丧礼，三年不居于内，宗族贤之”[90]。真定（今河北真定）焦悦，“执亲之丧，衰麻、哭泣合乎理，三年不宿于内，君子以为难”[91]。诸暨（今浙江诸暨）陈嵩，母终：“君哀毁骨立，比免丧，酒肉不入于口。”[92]元末名臣许有壬之父许熙载，母“初丧，号恸绝而复苏，旅殡原上，苫块庐墓者三年。……丧礼仿古，不用缁黄，人始议其俭，及送终之厚，祀事之丰，莫不愿习行之。既祥，非疾病蔬麦不御”[93]。昆山（今江苏昆山）吕昭，“至居丧则多用古礼，衰麻哭踊，不酒不肉，以终三年之志，视世俗捨礼法而溺于异端者不同也”[94]。女性亦有类似的行为。宁海黄珍，夫死，“治丧一循古礼，布苫柩侧，取石为枕，不解衣而卧者三月……二年弗御酒肉，柴毁骨立，与人言则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尝有愉色”[95]。综合上述事例，守制主要是初丧时哭泣，水浆不入口三日甚至七日。三年内穿丧服，不吃肉饮酒，不回内室（过夫妻生活）。

儒生之外，平民亦有守丧三年者。辽阳（今辽宁辽阳）郭全，父卒，“居庐三载，缀粥面墨”。其继母生四子，“全躬耕以养”。可知是农民。郾城（今河南郾城）人丁文忠，“业鼓冶”，是个手工业者。“母卒，文忠庐墓侧，不与妻面者三年。”[96]

二是在朝廷，则继承前代的传统，实行丁忧制度。丁忧就是官员居丧之制，元朝实行丁忧制度有一个过程。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但对丧葬之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重视。畏兀人廉希宪信奉儒学，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元年，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旁。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竟不忍言。未几，有诏夺情起复，希宪虽不敢违旨，然出则素服从事，入必缞绖。及丧父，亦如之。”[97]至元九年（1272），监察御史魏初上书：“窃惟父母三年之丧，从古以来无贵贱一也。今之居官食禄者，为下民表率，有不幸遇此，则或一月，或十数日，已弃去衰斩，从事官府，起居饮食衣服言笑与无丧同，其毁伤风俗，败灭天理，莫此之甚。”“衰斩”指齐衰、斩衰。亲属根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穿着不同的丧服，分斩衰三年、齐衰三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98]魏初建议：“合无自今凡有父母之丧，闻命即往，不可以常例拘。更许告丁忧，俟服阕依例转叙。若其人才力深长，非此人不能办此事，必须倚用，然后夺哀起复，则又其变也。自余皆令以礼居丧，亦所以厚风俗存天理也。”[99]可知当时官员并未实行丁忧制度。另一位监察御史王恽亦曾对官员守丧提出意见。当时发生高明奔丧事件。“户部员外郎高明为母讣至，已经诣告，未蒙明降，辄即奔赴，致省堂怪责，遂差官驰海青马前去追锁，似欲以违错加罪。”王恽认为：“若以公废私，纯孝之人难以存处。若因孝获罪，使为人子者闻父母之丧，皆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为？唯其两者之间未有定例，使浇薄之徒转无顾忌，孝行之士愈惑所守。照得旧例：‘斩衰、齐衰三年者并听解官。其品官任流外职及吏员、司吏、诸局分承应人遭丧，卒哭百日令复职。愿终制者听。闻丧者并听奔赴。’今凡诸职官遭父母之丧，其有告诣奔赴及愿终制者，如抑不从，恐伤孝子之心。”所谓“旧例”，指金朝的法律。王恽的建议是：“合无量职务繁简，权宜定制，或以卒哭为期，或见新月复职。外据自愿解官终制之人，一从所请。”[100]魏初主张实行丁忧。王恽则建议两种办法：一是“以卒哭为期”，即是“旧例”规定的“卒哭百日令复职”；二是“见新月复职”，这是针对蒙古人说的，因为蒙古人“见新月即释服”[101]。显然，两人的建议都主张允许自愿选择丁忧，但具体办法是有一些差别的。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元平南宋后，王仁佥淮西按察司事，“官淮西，妣夫人卒，愿终丧制，有司以法不许。公曰：‘亲丧三年，隆古之制，尚忍以例言邪！’遂弃官去”[102]。王仁要求丁忧，因为法令禁止，未能如愿，只好自动离职。张庭珍为平江路达鲁花赤。后来王仁改任同知浙东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农卿。丁内艰。时军兴法‘闻丧，不得辄行。’乞奔赴，不报。公愿还所受制书为民，行省知不可夺，归之”[103]。但看来他的举动似乎没有像高明一样受到追究，可能有所松动。至元二十八年正月，针对丧葬假期的俸钞处理问题，吏部建议：“祖父母、父母丧，假限三十日。迁葬祖父母、父母，假限二十日。”户部建议：“职官奔丧，迁葬，人子大故。今既以人伦重事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拟合支给，以厚风俗。若违限不到者勒停。”尚书省“移咨行下合属，照会施行”。[104]明文规定丧葬假期，这是接近丁忧制的一种规定。元成宗时，郑介夫上《太平策》，其中提到：“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他建议：“凡遇父母、祖父母之丧，并令守制终服。”认为这是“厚俗”的重要措施。[105]梁曾为杭州路总管。成宗大徳“四年，丁内艰。先是，丁忧之制未行，曾上言请如礼。七年，除潭州路总管，以未终制，不赴。明年，迁两浙都转运盐使”。[106]梁曾显然是自己提出丁忧的请求，但得到上司认可，所以不仅未受处分，而且正常迁转。都说明此时朝廷对汉人官员守制一事逐渐放松。

大德八年（1304），元朝正式实行丁忧制度。大德八年，“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107]。“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愿依上例者听。”[108]武宗至大四年（1311）三月，“钦奉诏书：官吏丁忧，已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109]。这是再一次重申。守制三年不是官吏自愿，而是必须执行的制度。凡是父母死不奔丧、不遵守丁忧期限的官吏，都要受到处分，或降职，或处杖刑，甚至“除名不叙”，即开除公职。[110]

顺帝元统二年（1334）正月的一件文书中说：“色目人等例不丁忧，理当奔讣。”[111]可知直到此时蒙古、色目官员仍不丁忧。但同年六月辛巳，“诏蒙古、色目人行父母丧”[112]。发布这一诏令的原因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很快便取消了新的规定，因此不断有人继续就此提出意见。女真人乌古孙良桢“复起为监察御史。良桢以帝方览万几，不可不求贤自辅，于是连疏：‘天历数年间纪纲大坏，元气伤夷。天祐圣明，乂膺大统，而西宫秉政，奸臣弄权，蓄憾十有余年。天威一怒，阴晦开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诚兢兢业业祈天永命之秋，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又以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待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皆不报。”[113]“西宫秉政，奸臣弄权”；“天威一怒，阴晦开明”。无疑指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罢黜权臣伯颜和削去文宗后名号事。而上疏后，至正四年（1344）召乌古孙良桢为刑部员外郎。可知他上疏论守制事应在后至元六年到至正四年间。至正五年颁布的《至正条格·断例》，收入了上述元统二年正月关于“色目人等例不丁忧”的文书，却排除了同年六月的诏令，这是用法律的形式再次表明了朝廷对此事的态度。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辛未，“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改革，绳以礼法。’不报”[114]。此后直到元朝灭亡，再无人提及。

遗体安葬后，民间的祭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家祠、宗祠，每逢年节祭祀。有的家祠就建在墓地里，或在墓地的僧道庵舍中供奉死者牌位。例如，李印传祖先坟墓在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岭杨奥之山，其母茹氏“斥奁资，广山垄，建祠屋精舍以奉其舅姑”。李印传夫妻又加以扩大，“名为福源精舍，命僧以居”[115]。

另一种是上坟扫墓。寒食、清明是国家法定也是全民公认的上坟扫墓的时节。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一般在清明前一二日。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称帝。中统五年（1264）八月发布诏书，其中一款是统一规定官员每年假期，寒食与元正同放假三日，时间最长。[116]元代僧人妙声诗：“汀柳青黄野花白，村巷家家作寒食。暖风吹尽纸钱灰，泪落春烟收不得。”[117]又有诗人写道：“客行十步九回首，寒食道旁多哭声。”[118]“纸钱”“泪落”，“回首”“哭声”，写的都是寒食、清明祭祖的情景。杂剧《老生儿》中写道：“时遇清明节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坟祭祖。”富人扫墓“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馒头，春盛担子，红干腊肉，烫下酒，六神亲眷都在那里，则等俺老两口烧罢纸要破盘哩。”刘引孙贫困，只好在纸马铺“讨了些纸钱”，在“酒店门首又讨了这半瓶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说：“如今在邻舍家借了这一把儿铁锹，到祖坟上去浇奠一浇奠，烈些纸儿，添些土儿，也当做拜扫，尽我那人子之道。”[119]莆田（今福建莆田）妇女林道外，其上代“六世大墓在县之文赋里，宰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象钱寓马焚祭之”[120]。清明扫墓，因时值暮春，常常与踏青联系在一起：“百年太平人事好，时时子孙来拜扫；祭余列宴画亭深，细马香车入青草。”[121]

元代民间扫墓，在寒食清明之外，还有十月的送寒衣节。唐玄宗“天宝二年八月制曰：‘……自今以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清代顾炎武说：“今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其遗教也。”[122]元代大都亦有此俗，但时间改在十月。“十月天都扫黄叶，酒浆出城相杂巴，爇送寒衣单共袷。愁盈颊，追思泪雨灰飞蝶。……是月，都城自一日之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此一月行追远之礼甚厚，虽贫富咸称家丰杀而诚敬。”[123]“富人家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买纸钱冥衣烧化于坟，谓云送寒衣，仍以新土覆墓。”[124]可知是很隆重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被诬陷处死，临刑前对婆婆说：“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125]《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郑州六案都孔目岳寿将死，对妻子说：“到那冬年时节，月一十五，孩儿又小。上坟呵，大嫂，你可出去见人么？”妻子回答：“我不去，着张千引着孩儿坟上烧纸便了。”[126]张千是岳寿的下属。“冬时年节”上坟，应是指送寒衣节而言。[127]

上面的记载都说到祭祀必须烧纸钱。上文杂剧《老生儿》提到有出卖纸钱的纸马铺。莆田林道外“躬持象钱寓马焚祭之”，“象钱”便是纸钱，“寓马”指木刻马。可知焚烧的不仅有纸钱，还有其他材料制成的物品，意在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监察御史王恽说：京师丧葬祭祀“无问贵贱，多破钱物，市一切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不惟生者虚费，于死者实无所益。亦乞一就禁止”[128]。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中书省文书中说：“十一月十八日，奏过数内一件：‘民间丧葬，多有无益破费。略举一节，纸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费钞一两定钞底，至甚无益。其余似此多端。’奉圣旨：‘纸房子无疑，禁了者。其余商了行者。’钦此。都省议得：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并彩帛衣服、帐幕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咨请照验施行。”[129]“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采衣服帷帐者，悉禁之。”[130]在一件关于畏兀儿丧葬的官方文书中说：“休依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131]除了纸钱外，其他用纸制成的供祭祀时焚烧的物件，都在官府取缔之列。用别的材料（木材、布帛等）制成的物品，当然也不许用于祭祀焚烧。其他都要禁止。山东济宁曹元用墓木棺中尸体两侧塞满草纸和纸钱，纸钱是毛边纸，40厘米×30厘米。分两组，每组四枚，上面切割成圆钱图案，[132]是现存的元代纸钱实物。

第四节 蒙古人的丧葬

元代蒙古人丧葬制度与中原传统完全不同。有关元代蒙古人丧葬情况，著名学者黄溍说：“北俗丧礼极简，无衰麻哭踊之节，葬则刳木为棺，不封不树，饮酒食肉无所禁，见新月即释服。”[133]这几句话概括了蒙古人丧葬的特点。《元史》中有一节“国俗旧礼”，则比较具体：“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其帐房亦有赐近臣云。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靺、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桅楪匙箸各一。殓既，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纳失失是波斯语，意为织金锦，是很贵重的丝织品，专供皇室和贵族使用）为帘，复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还。”[134]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元朝皇家葬礼有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病危时移居毡帐房，殡殓其中。据汉臣王恽记：“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正月廿二日癸酉夜亥刻，帝崩于大内紫檀殿。既殓，殡于萧墙之帐殿，从国礼也。”[135]则忽必烈殓后殡于帐殿。两者略有出入。但殡于帐殿是一致的，应是表示回归游牧生活之意。

二是棺木和入殓。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按死者形状挖空。合上后箍以金条。殓用衣服和殉品都比较简单。黄溍所说“葬则刳木为棺”即指此。元末叶子奇说：“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136]成吉思汗时代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玉昔帖木儿，在忽必烈时任御史大夫，成宗初年病死，“敕有司给丧，赙赗有加。刳香木为棺，锢以金银，北葬于怯土山之原。”[137]所谓“刳香木为棺，锢以金银”，和上面所说蒙古棺木完全一致。河北沽源传说中的“萧太后梳妆楼”，2000年考古发掘，在楼内中央地下发现三室墓葬，中室棺木是将一段红松木从中剖开，挖出人形凹槽，遗骸安置其中，和文献记载可以印证。[138]（图8-2为“萧太后梳妆楼”外影，图8-3为蒙古棺葬）无疑就是蒙古棺的实物。2001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发现一竖穴土坑木棺墓，墓顶无封土，木棺已腐朽，出土时能看出木棺用整木制作，金带箍一条，长187.5厘米，宽2.8厘米，应是箍棺之用。[139]

图8-2 “萧太后梳妆楼”外影

图8-3 蒙古棺葬

三是埋葬方式。棺木放在车上送往北方陵地。送行队伍以蒙古女巫为前导。在陵地挖土开穴，棺木放入后再用挖出的土加以掩埋。黄溍说，蒙古丧葬，墓地“不封不树”，即没有任何标志物。元末叶子奇说：“送至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140]窝阔台时代到过蒙古的南宋使臣彭大雅说：“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141]他的前面一句话可以和叶子奇相印证，后面一句尚无法证实。送葬的棺、车、马都用纳失失装饰。蒙古忙兀部贵族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博罗欢死，“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142]。聚土为坟称为封，“不封”就是埋葬之地是平的，与上所说“无冢”的意思是相同的。

成吉思汗死后，“葬起辇谷”[143]。据波斯史籍记载，成吉思汗于出征西夏时病死，“异密们全都聚来为他举哀。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从这座山的一个坡面流出许多河流。这些河流沿岸有无数树木和森林。……成吉思汗将那里选作自己的坟葬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鲁黑的坟葬地就在这里！’”“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举哀时，当时听到他说过这话的人，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诸王和异密们遂按照他的命令选定了那个地方。据说，在他下葬的那年，野地上长起了无数的树木和青草。如今那里森林茂密，已无法通过；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甚至守护那个地方的老守陵人，也找不到通到那里去的路了。”[144]《史集》还说：“在成吉思汗诸子之中，幼子拖雷就葬在那里，拖雷的儿子蒙哥合罕、忽必烈烈合罕及死在那边的其他后裔们的埋葬地也在那里。成吉思汗的其他后裔，如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他们的儿子们及兀鲁黑，则葬在其他地方。”[145]同书还记载了窝阔台汗的墓地，“在一极高的山上，其上有永恒之雪”[146]。“贵由汗的灵柩运到了他的斡耳朵所在地叶密立。”[147]但《元史》记载与《史集》有一些不同。根据《元史》记载，蒙古大汗死后都葬起辇谷，第二代窝阔台汗、第三代贵由汗也不例外。[148]忽必烈以后元朝诸帝，死后也都送到起辇谷。关于起辇谷所在，史无明文。据亦邻真教授考证，“应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149]，但未曾证实。元代诸帝埋藏何处，迄今仍是未解之谜。

叶子奇说：“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谷，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他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他认为元朝皇陵埋葬之法“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未有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150]。元朝皇陵的埋葬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确是“旷古未有”的，具有鲜明的特色。

四是守陵三年。蒙古人伯答沙“幼入宿卫，为宝儿赤。历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升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武宗崩，护梓宫葬于北，守山陵三年，乃还”[151]。可知确有此制。“甫旬日，忠武（孛秃）亦卒。太宗震悼不已，曰：‘孛秃事我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还本土。’遂葬于乞只儿，仍禁其地三年，如国家制。”[152]以禁地三年为国家制，应与守陵有关。但称“禁地”，可能有其他规定。珊竹部纯直海为益都行省达鲁花赤，“就镇怀孟”。“逾年，薨和林，敕葬山陵之旁。”则蒙古亦可能有与中原帝陵一样的功臣陪葬制度。[153]

五是祭祀。“国俗旧礼”中两处提到祭祀时“烧饭”。“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154]“凡帝后……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155]大都建立后，设有专门的烧饭园。据元末方志《析津志》记载：“烧饭园在蓬莱坊南。由东门又转西即南园红门，各有所主祭之，树坛位。其园内无殿宇，惟松柏成行，数十株森郁，宛然莙高凄怆之意。阑马墙西有烧饭红门者，乃十一室之神门，来往烧饭之所由，无人敢行。往有军人把守，每祭，则自内廷骑从酒物，呵从携持祭物于内。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先，烧饭园在海子桥南，今废为官祭场。”[156]以上两条记载可以相互印证。“烧饭”是皇家对已故帝后的祭祀仪式，以火烧肉（羊、马），杂以酒醴、马奶、纺织品。除了在送葬途中举行之外，大都有固定的烧饭园供宫廷烧饭之用。

上面讲的主要是皇室丧葬的情况。刳木为棺，平地埋葬等，对于多数蒙古人来说，应是适用的。黄溍所说“无衰麻哭踊之节”，“饮酒食肉无所禁”，“见满月即释服”，也是全体蒙古人的丧葬习俗。延祐元年，中书省一件文书中说：“其居丧饮宴，殡葬用乐，皆非孝道。除蒙古、色目宜从本俗，余并禁止。”[157]可以反证蒙古人居丧酒肉无禁确是事实

13世纪30年代，蒙古军西征，使欧洲为之震动。1245年，教皇派遣两名教士出使蒙古。回来以后，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叙述他们出使的经过，以及他们观察到的蒙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蒙古人的葬礼，主要是：

当任何人得了病而医治不好时，他们就在他伯的帐幕前面树立一杖矛，并以黑毡缠绕在矛上，从这时起，任何外人不敢进入其帐幕的界线以内。当临死时的痛苦开始时，几乎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他，因为在他死亡时在场的人，直到新月出现为止，谁也不能进入任何首领或皇帝的斡耳朵。……当他死去以后，如果他是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他就被秘密地埋葬在他们认为是合适的空地上。埋葬时，同时埋入他的一顶帐幕，使死者坐在帐幕中央，在他面前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一盘肉和一杯马乳。此外，还埋入一匹母马和它的小马、一匹具备马笼头的马鞍的马，另外，他们杀一匹马，吃了它的肉以后，在马皮里面塞满了稻草，把它捆在两根或四根柱子上，因此，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有一顶帐幕以供居住，有一匹母马供他以马奶，他有可能繁殖他的马匹，并有马匹可供乘骑。……他们在埋葬死人时，也以同样方式埋入金银。他生前乘坐的车子被拆掉，他的帐幕被毁掉，没有任何人敢提到他的名字，直至第三代为止。

加宾尼说，蒙古人埋葬首领时，先挖墓穴，将他宠爱的奴隶放在尸体下面，奴隶快死时拖出，让他呼吸，然后再放入。如此重复三次，如果奴隶不死，便成为自由人。“他们把死人埋入墓穴时，也把上面所说的各项东西一道埋进去，然后把他们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依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个地点。”“在他们的国家里，有两个墓地。一个是埋葬皇帝们、首领们和一切贵族的地方，不管这些人死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合适地办到的话，都把他们运到那里去埋葬。埋葬他们时，同时也埋进大量的金子和银子。另一个墓地是埋葬在匈牙利战死的人，因为很多人在那里丧了命。除了被委派在那里看守墓地的看守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走近这些墓地。如果任何人走近这些墓地，他就被捉住、剥光衣服、鞭打并受到严厉的虐待。”“死者的亲属和住在他帐幕内的所有的人都必须用火加以净化。这种净化的仪式是以下列方式实行的：他们烧两堆火，在每一堆火附近树立一枝矛，用一根绳系在两枝矛的矛尖上，在这根绳上系了若干粗麻布的布条；人、家畜和帐幕等就在这根绳及其布条下面和两堆火之间通过。有两个妇女，在两边洒水和背诵咒语。”[158]

1253年，另一位教士威廉·鲁不鲁乞奉法国国王之命前往蒙古。1255年返回。他回来写的报告中也谈到蒙古人的死亡和丧葬：“当任何人死亡时，他们高声痛哭，表示哀悼，以后死者家属可以免于纳税，直至年底。如果任何一个人在一个成人死亡时在场，他在一年以内不得进入蒙哥汗的帐幕；如果死亡的是一个小孩，他在一个月内不得进入蒙哥汗的帐幕。如果死者是一个贵族，即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吉思汗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和君主——他们总是在他坟墓附近留一座帐幕。死者埋葬的地方是不让人知道的。在他们埋葬贵族的地方，附近总有一座帐幕，看守坟墓的就住在里面。关于他们将珍宝同死者一起埋入坟墓的事，我没有听说过。”“当任何人生病时，他就躺在床上，并在他的帐幕上放置一项标记，表示内有病人，不得入内。因此，除了照料病人的人外，没有人来看望病人。当大斡耳朵里有任何人生病时，他们在斡耳朵四周相当距离的地方布置卫兵看守，不许任何人越过这些界线，因为他们担心恶鬼或恶风可能会跟随着这些人进入斡耳朵。不过，他们把占卜者叫来，仿佛这些人是他们的教士。”[159]加宾尼和鲁不鲁乞有关蒙古丧葬的记述，出自亲身见闻，有些可和汉文记述相印证，如墓地不可知。更多可补汉文记载之不足。但是两人记载并不完全可信，如一说以金银陪葬，一则说无。

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说，成吉思汗死时以出身显贵家族的四十美女和良马一起殉葬。[160]另一位波斯史家瓦萨夫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死后亦有少女陪葬，并放进大量金银珠宝。[161]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君等并应知一切大汗及彼等第一君主之一切后裔，皆应葬于一名阿勒台之山中。无论君主死于何地，皆须运葬于其中，虽地远在百日程外，亦须运其遗骸葬于此山。尚有一不可思议之事，须为君等述者。运载遗体归葬之时，运载遗体之人在道见人辄杀，杀时语亡云：‘往事汝主于彼世。’盖彼等确信凡被杀者皆往事其主于彼世。对于马匹亦然，盖君主死时，彼等杀其所乘良马，俾其在彼世乘骑。蒙哥汗死时，在道杀所见之人二万有余，其事非虚也。”[162]根据两位波斯史家的记载，蒙古上层有用人殉葬之举。马可·波罗所说杀死归葬途中之人，似亦是殉葬习俗的表现。但汉文史籍中没有发现人殉的记载。

忽必烈定都大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蒙古贵族和皇帝一样仍归葬漠北。灭南宋的元军统帅伯颜，是蒙古八邻部人，病死后成宗“遣重臣来赗，敕百官送葬。送者尽哀，葬于白只剌山之先茔”[163]。成吉思汗属下四杰之一博尔浑的曾孙月赤察儿在武宗时任和林行省右丞相，在大都病死。“上敕少府，以香木为棺，给驿马百，送葬北地。”[164]四杰之一木华黎的玄孙安童，是忽必烈时代的右丞相，死后“素车朴马，归葬只阑秃之先茔”[165]。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迁的很多蒙古人已逐渐认同汉族的殡葬方式，不再送回草原，而是在定居的地方埋葬。安童之孙拜住，英宗时任中书右丞相，死后“葬于宛平县□□乡田村之原”[166]。蒙古大臣哈剌哈孙，成宗时曾任中书右丞相，武宗时为和林行省左丞相，死于漠北和林。武宗“敕大兴尹买葬地昌平阳山南之原，曰：‘使天下后世知吾贤相耳。’乃胥议为石冢。柩至，以是月二十有九日葬焉”[167]。也速歹儿出身于开国功臣家族，曾任江浙行省平章，死后“还葬于大都宛平县郎山之原”[168]。蒙古凯烈（克烈）部人拔实任河西廉访使，死后“返柩至大兴，以二月某甲子葬于宛平县池水里双隄之原”[169]。以上诸人的坟墓都安置在大都郊区。蒙古人纯直海，曾“镇怀孟”。“薨和林，敕葬山林之旁。”[170]其子大达立，从军平南宋，守建德。至元十七年，“以疾薨于建德，归葬于怀之某原，寿年若干。”[171]“怀”指纯直海镇守的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其孙咬住同。别的因，蒙古乃蛮氏。母张氏。“盖北俗丧礼极简……见新月即释服。迨公居张夫人之丧，始悉用中国礼，逾年乃从吉。”张夫人死于至元二十一年。[172]忽都达而，蒙古捏古歹氏，父死，“卜地于吴山万松岭之侧以葬焉。公居丧悉用古礼，庐于墓次三年”。忽都达而进士及第，用“古礼”庐墓三年的“古礼”，无疑是传统儒家的葬仪。忽都达而死后，葬于父墓之左。[173]

第五节 回回和其他族的丧葬

除了汉族、蒙古族之外，元朝疆域之内还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族群。关于他们丧葬的情况，记载不多，只能作简单的叙述。

元代有许多来自中亚、西南亚的伊斯兰教徒，称为回回。回回分布很广，主要集中在杭州、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著名文人周密长期生活在杭州，他对回回的丧葬生活有相当细致的观察：“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纻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殓。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移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入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躃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舔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云。”[174]周密的叙述，大体是可信的，但也有失实之处，例如说丧家把洗尸水聚起来“谓之招魂”；“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振动远近”；“舔靴尖为乐”等，都是不合实际的。[175]上面周密指出“聚景园”是杭州回回人埋葬之所。西域阿鲁温人道吾，“因宦于杭，复居钱塘拱卫乡。……卒葬杭城灵芝寺左聚景园中，而刺哲君祔焉。”[176]刺哲是道吾的儿子。阿鲁温人亦信奉伊斯兰教。[177]可以说明聚景园确是杭州回回人的公共墓地。泉州等地亦有回回人的墓地。（图8-4为泉州伊斯兰教徒墓碑）

图8-4 泉州伊斯兰教徒墓碑

现存元代法律文书中有一篇《畏吾儿丧事体例》，无疑是一篇官方文书，但颁发的时间没有记载。从中可知：（1）畏吾儿（即畏兀）的丧葬，既有土葬，也有火葬。土葬有“棺子”“孝车”，“立坟地的埋葬的”。火葬“烧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样包裹者”。（2）举行丧葬时，“女孩儿、媳妇儿每带白孝，散头发者”，“俗人每散头发者”。散头发应是畏吾儿人丧葬时必须的行为。（3）“斋和尚唸经”是“合用的”，这是因为元代畏吾儿人大多信奉佛教。（4）“人死呵，休推着做享祭的茶饭，杀马、杀牛、杀羊者。伴灵聚的人每根的，与素茶饭者。”在另一件有关文书中说：“丧事多宰杀”是“汉儿体例”。“汉儿体例休随者，休宰杀者。……宰杀呵，那畏吾儿底家缘一半断了者。”即没收一半家财。[178]

和蒙古人一样，回回和其他来自中亚、西南亚的族群入居中原以后，逐渐接受中原的丧葬习俗。西域人“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但在环境影响下，各种习俗也逐渐变化。元代回回诗人丁鹤年，曾祖是巨商，祖、父均为地方官。其父死时，“鹤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丧，所禁止者独酒。鹤年以为非古制，乃服斩衰三年，仍八年不饮酒。”[179]“短丧”应指守丧时间较短，但在守丧期间不许饮酒。“古制”指中原传统的守制三年。丁鹤年有很深的儒学修养，接受了中原的制度，守制三年。西域人哈扎尔哈济和妻荀夫人“皆殡于燕”，子孙分殡大名等地。“南北契阔，凡几易年，始合于一。”其孙和叔，在安阳买地“为兆域，迁祖考妣、考妣、兄以泰定四年岁丁卯二月癸酉葬焉。”即采取中原传统族葬的方式。族人中有死亡者“俱祔焉。”[180]康里回回去世，“其子某即奉柩葬于宛平县东安先茔之次。”[181]可知在大都近郊亦有色目人家族的墓地。哈剌鲁人柏铁木尔，仁宗时为中书平章政事、大都留守，“太保（其父曲枢）之属疾也，王治汤药，时寝兴不少懈，及疾不可为，治丧尤谨。族人欲守本俗，王（柏铁木尔）不可，曰：‘罔极之恩，既无以报，今居乎中国，独不可行先王之礼乎？不然，是不以礼待吾亲也。’躬衰绖居倚庐，哭踊以节，荐奠以时。后居内忧，亦如之。遂世守为家范。”[182]入居中原、江南的色目人，有的亦行三年之丧。阿里马里（今新疆伊宁一带）人骚马，其家族在济宁（今山东济宁）定居。骚马营造父母墓，“因庐于侧，迄三年如一日。既免丧，复筑报德堂四楹，塑像其中，四时祭享，以展孝思。”[183]“报德堂”类似中原传统的家族祠堂。

马可·波罗记载，沙州（今甘肃敦煌）唐古忒人（党项，即西夏遗民）有焚尸之俗，焚尸时由星者选定吉日。[184]忽必烈任命赛典赤主持云南政务，当地风俗为之一变，“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185]可知云南原来盛行火葬，逐渐改为土葬。

第六节 收埋孤老及无名尸体

由于战乱以及不断发生的各种灾害，元代南北各地无人收殓的尸体很多，还有一些贫民死后无地可葬，都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朝廷和各级官府为此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在蒙古前四汗时期，战事连年，社会动乱，人口锐减，以致尸骨遍地，疮痍满目。蒙古灭金时，泽州（今山西晋城）被毁，“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闻其无人”。乙未登记时，“本州司县共得九百七十三户。司候司六十八户，晋城二百五十五户”。[186]晋城县令崔达，“恻然有动于心，乃于野外拾遗骸而瘗之。”[187]泽州长官段直将“郊野暴露之骸，敛而裒之”，加以埋葬。[188]泽州地区（晋城属泽州）收拾遗骸，是当地少数官员的行为，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蒙古汗廷和“汉地”大多数地方官员对此是漠不关心的。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统元年（1260）五月，设立十路宣抚司。为此发布《宣抚司条款》，对宣抚司的职责作出规定。[189]其中一款是：“据各路见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依理埋瘗，奠祭追荐，做好事。”[190]首次明确收埋暴露的骸骨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至元十一年（1274）七月，御史台呈：“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申：‘北京等处遇有身死不明之人，官司：初、复检讫，不行埋瘗，将尸棚树栈阁，道致风日吹曝，蝇虫蛄嘬，夏月肤裂，脂肉溃流，薰触天地。参详，如初、复检过，责付尸亲埋瘗。遇无尸亲者，责付停尸地主、邻佑，权行丘埋，插立封牌，标写年颜行貌，使行旅广传，尸亲知而来认，以厚风俗。’兵、刑部议得：‘依准所拟’。”这个建议得到中书省批准，颁布施行。[191]北京是金朝旧名，元初沿用，后改大宁路，路治今内蒙古宁城。这件文书针对无名尸体而发。可知直到此时暴露尸骨仍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至元十五年，礼部和户部审议北京等路行省有关火葬的报告时认为：“其贫民无地葬者则于官荒地埋了，无人收葬者官为埋瘗。”中书省“遍行合属，依上施行。”[192]则是针对无地及无人收葬贫民而发。成宗大德五年（1301）九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孤老若有老病身故者，于城廓周围空闲官地斟酌标拨为坟，官为给棺木，令孤老头目衣装，仵作人应付舁车埋瘗。合用棺板价钱，于赃罚钱内支给。”[193]孤老实际上就是无地及无人收葬的贫民。上述法令一直延续下来。《元史·刑法志》载：“诸掩骼埋胔，有司之职。或饥岁流莩，或中路暴死，无亲属收认，应闻有司检覆者，检覆既毕，就付地主邻人收葬；不须检覆者，亦就收葬。”[194]实际上是对元朝上述有关法令的总结。收殓无名或贫不能葬者尸体，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政绩。如平滦路达鲁花赤阿台，“死不能葬者，为出棺椁衣被殓之。”[195]由此不少地方出现了“义冢”（参见第十章第四节“义冢”）。

此外，还有病死军人的收埋。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至大改元诏书》内一款：“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患病者官为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江陵路（治今湖北江陵）录事司官员报告：“比照养济院贫子，除柴米衣装依时支给外，遇有死者，例给棺板，明破官钱。而况远近屯戍军人，弃父母，抛妻子，征进劳效之苦，不能悉举，反不若孤贫坐请无用之徒。莫若今后遇军病死者，如有遗留钱物除买棺板外，官为见数封贮。无者，照依贫子例应付。各处提调官令仵作行人扛抬于高阜利便处埋瘗，定立名牌，以待尸亲识理给付。此则实为激劳效、养生丧死无憾之一也。”荆湖北道宣慰司按上述大德五年圣旨条款，建议“过往病死军人……照依贫子例，赇罚钱内一体放支相应”。河南行省、枢密院、户部均同意。[196]

至大二年（1309）九月庚辰朔，“以尚书省条画诏天下”。其中一款是：“各处人民，饥荒转徙，疾疫死亡，虽令有司赈恤，而实惠未遍。……田野死亡，遗骸暴露，官为收拾于系官地内埋瘗。”[197]由于连年灾荒，流民转徙死亡，尸骸暴露无人收瘗现象很普遍。至大三年十一月，“庚辰，河南水，死者给槥，漂庐舍者给钞，验口赈粮两月。”[198]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南宾州、棣州等处水，民饥，赈银二万石，死者给钞以葬。”[199]三年七月庚申，“命瘗京城外弃骸，死状不白者，有司究之。”八月“扬州崇明州大风雨，海水溢，溺死者给棺敛之”。十一月，“崇明州海溢，漂民舍五百家，赈粮一月，给死者钞二十贯”。十二月，“大宁路大水，坏田五千五百顷，漂民舍八百余家，溺死者人给钞一定”。泰定四年正月，“大宁路水，给溺死者人钞一定”。七月，“衢州大雨水，发廪赈饥者，给漂死者棺。”[200]后至元六年（1340）十月，“是月，河南府宜阳等县大水，漂没民庐，溺死者众。人给殡葬钞一定，仍赈义仓粮两月。”[201]显然，元代中期起，地方官府收埋尸骨的重点，已转移到各种灾难的死亡者。对死者给钞抚恤，给棺埋葬，已经成为救灾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正十八年（1358），京城大饥，完者忽都皇后“命官为粥食之。又出金银粟帛命资正院使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冢，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复命僧建水陆大会度之。”[202]“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师，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要誉一时，请于帝，市地收瘗之。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隆福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赐金银及他物有差，省院赐者无算。不花出玉带一、金带一、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以为费。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深及泉，男女异圹，人以一尸至者，随给以钞，舁负相踵。既覆土，就万安寿庆寺建无遮大会。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定、米五百六十余石。又于大悲寺修水陆大会三昼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之棺。”[203]这是一次由朝廷发起的大规模收拾埋瘗遗骸的举动。没有多久，元朝就灭亡了。

除丁朝廷和地方官府，民间人士亦有从事遗骸收葬，为此常建造收埋遗骨的“义阡”（参见第三章第四节）。不少僧人以此为行善事。例如：“岁丁未，吴越大旱，师（杭州东天竺兴元寺僧湛堂法师）为说法祷禳……死无以敛，则为掩其遗骸，仍作大会普度之。”[204]“初，丁未、戊申岁大祲饥，死疫者骸胔狼藉，师（富阳慈修护圣禅院僧行修）用浮屠法敛而焚之，且率其徒诵经环绕，喻以迷悟因缘。”[205]富阳今浙江富阳，元时属杭州路。

[1] 苏天爵：《百夫长贾君寿堂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元好问：《尚药吴辨夫寿冢记》，《元好问全集》卷三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许衡：《语录》，《鲁斋遗书》卷一。明万历刻本。《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第287页。

[4] 苏天爵：《金乡刘氏阡表》，《滋溪文稿》卷二一。

[5] 刘明道：《脱脱木儿先茔之记》，《（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七，引自《全元文》第58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6]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引自《全元文》第46册。

[7] 吴师道：《汪氏宜人不用缁黄颂》，邱居里、邢新欣校点《吴师道集》卷一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8] 刘敏中：《大圣院记》，邓瑞全、谢辉校点《刘敏中集》卷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9]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遵杰点校《柳贯集》卷一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0] 贝琼：《复古堂记》，李鸣校点《贝琼集》卷三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1] 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吴师道集》卷一九。

[12] 宋濂：《渊颖先生碑》，《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四部备要》本。

[13] 苏天爵：《萧贞敏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14] 陈栎：《本房先世事略》，《陈定宇先生集》卷一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康熙刻本。

[15]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6] 此书残本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见曹莉《元刻本〈蒙汉合璧孝经〉》，《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2日。

[17] [日]太田辰夫、佐藤靖彦编：《元版孝经直解》，汲古书院平成八年版，第15—17页。

[18] 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 苏天爵：《有元旌表孝行刘君墓碣铭》，《滋溪文稿》卷一九。

[20]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治居丧饮宴》，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1]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丧服各从本俗》。

[22]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

[23]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送殡迎婚仪从》。

[24]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葬礼·收埋暴露骸骨》。

[25]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丧葬纸房子》。

[26] 《太平金镜策·树八事以丰天下之食货禁奢侈》，《元代奏议实录》（上），陈得芝辑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治居丧饮宴》。

[28]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厚葬》。

[29]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30] 《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职制二·丁忧·官吏丁忧终制叙仕》。

[31] 《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诸盗三·失盗·捕劫墓比强窃盗责罚》。

[32]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

[33]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

[34]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

[35] 《通制条格校注》卷一六《田令·坟茔树株》，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

[36]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治居丧饮宴》。

[37] 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吴师道集》卷一九。

[38] 牟楷：《内外服制通释序》，《[民国]台州府志》卷六五，转引自《全元文》第10卷。

[39] 宋濂：《雷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

[40]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博物馆：《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41] 山东邹县文物保管所：《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42]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

[43] 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4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45] 王沂：《胡公行状》，《伊滨集》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马祖常《胡魏公神道碑》作：“公为具饭含、衣被、棺木以歛藏之。”（《石田文集》卷一二，明刊本）。

[46] 《朴通事》，这是高丽王氏王朝流行的一种汉语教科书，记述元朝主要是大都的社会生活。通行的是《奎章阁丛书》的《朴通事谚解》。此处引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6页。

[47] 《事林广记》（至顺本）前集卷一〇《家礼类·居丧杂仪》，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48] 黄溍：《项可立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四，《四部丛刊》本。

[49] 苏天爵：《砚公墓碑》，《滋溪文稿》卷七。

[50] 苏天爵：《任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一三，“中书宥密”指中书省长官，礼部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

[51] 吴澄：《为赵法曹求赙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52]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53] 黄溍：《辽阳行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四。

[54] 苏天爵：《卫吾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五。

[55] 吴澄：《故次男吴哀墓铭》，《吴文正公集》卷三八。

[56] 陈栎：《先考本祭文》，《定宇先生文集》卷一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清陈嘉基刻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57]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9—210页。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8] 王恽：《弹赵春奴不孝事》，《秋涧文集》卷八八，《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刊修补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59] 柳贯：《席公墓志铭》，《柳贯集》卷一〇。

[60]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元曲选》。

[61] 胡助：《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二，《丛书集成》本。

[62] 宫大用：《死生交范张鸡黍》，《元曲选》。

[63] 佚名：《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元曲选》。

[64] 《朴通事谚解》，《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第336页。

[65] 宫大用：《死生交范张鸡黍》，《元曲选》。

[66]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八《杂令·铭旌忌避》。

[67]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68]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丧礼·禁治居丧饮宴》。

[69]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丧礼·乐人休迎出殡》。

[70]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71] 吴澄：《临川士饶寄鲁妻周氏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一。

[72] 黄溍：《大司徒陈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七。

[73]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贯集》卷一一。

[74] 柳贯：《方夫人墓志铭》，《袁桷集》卷三一，李军等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75]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葬礼·禁治停丧不葬》。

[76] 罗国英：《王氏葬亲之记》，《潍县志稿（1941）》卷四〇，引自《全元文》第11册。

[77] 《元史》卷一八五《干文传传》。

[78] 郭宽：《李氏先茔碑》，《（道光）平度州志》卷二四，《全元文》第19册。

[79] 宋濂：《元故樗巢处士储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80] 苏天爵：《郭府君墓表》，《滋溪文稿》卷二〇。

[81] 张养浩：《真定柏乡董氏先茔碑铭》，《张养浩集》卷一九，李鸣、马振奎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82] 苏天爵：《和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一七。

[83] 黄溍：《外舅王公墓记》，《金华先生文集》卷四〇。

[84] 苏天爵：《李侯墓碑》，《滋溪文稿》卷一八。

[85] 苏天爵：《王正肃侯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一〇。

[86] 姚燧：《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八，查洪德编辑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87] 蒲道源：《青渠王先生墓志》，《顺斋先生闲居丛稿》卷二四，元至正十年刊本。

[88] 宋濂：《郑彦宏甫墓版文》，《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89] 《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传一》。

[90] 苏天爵：《秘书郎乌君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四。

[91] 苏天爵：《焦先生墓表》，《滋溪文稿》卷一四。

[92] 黄溍：《诸暨陈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九。

[93] 欧阳玄：《许公神道碑铭》，《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一，民国七年罗振玉影印本。

[94] 谢应芳：《永思堂铭》，《龟巢稿》卷一八，《四部丛刊三编》本。

[95] 宋濂：《故宁海郭君妻黄氏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七。

[96] 《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传一》。

[97]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98]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本宗五服之图》。

[99] 《官员居丧告假》，《青崖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页上。

[100] 王恽：《论高明奔母丧事状》，《秋涧文集》卷八六。

[101] 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八。

[102] 苏天爵：《王正肃侯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一〇。

[103] 姚燧：《南京路总管张公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104] 《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职制二·假故·奔葬迁葬假限》。

[105] 《上奏一纲二十目》，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106] 《元史》卷一七八《梁曾传》。

[107] 《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职制二·丁忧·官吏丁忧终制叙仕》。

[108] 《元典章》卷一〇《吏部四·职制一·赴任·赴任程限等例》。按，这是大德八年九月中书省颁发的一件文书，其中引用实行丁忧诏书，但在“不拘此例”后又有以上文字。

[109] 许有壬：《公移二·丁忧》，《至正集》卷七五，《元人珍本文集丛刊》影印宣统三年石印本。

[110] 《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孝·张大荣服内宿娼、汪宣慰不奔父丧、臧荣不丁父忧、张敏不丁母忧、裴从义冒哀公参》。

[111] 《至正条格·断例》卷四《职制·闻丧不奔讣》，《至正条格》校注本，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2007年版，第205页。

[112]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113] 《元史》卷一八七《乌古孙良桢传》。

[114] 《元史》卷四四《顺帝纪七》。

[115] 袁桷：《福源精舍记》，李军等校点《袁桷集》卷二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16]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二《假宁·给假》。

[117] 释妙声：《寒食省墓示诸侄》，《东皋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8] 贡奎：《寒食扫松即事》，《贡奎集》卷三，《贡氏三先生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19] 武汉臣：《老生儿》，《元曲选》。

[120] 宋濂：《故陈母林夫人墓志铭》，《宋文宪公集》卷一五。

[121] 刘嵩：《后掘塜歌》，《槎翁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页上。

[122] 顾炎武：《墓祭》，《日知录》卷一五。

[123]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3页。

[124] 此条亦见《析津志辑佚·岁纪》，但系于七月（第220页），与上下文不相连贯。既云“送寒衣”，应在“十月”条下。

[125] 关汉卿：《窦娥冤》，《元曲选》。

[126]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元曲选》。

[127] 明代北京“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冢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见《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北京民间迄今仍有农历十月初一烧纸“送寒衣”之俗，见《北京晚报》2015年11月13日第8版。

[128] 王恽：《论中都丧祭礼薄事状》，《秋涧文集》卷八四。

[129]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丧葬纸房子》。

[130]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131]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

[132] 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133] 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八。

[134]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135] 王恽：《大行皇帝挽词八首》，《秋涧文集》卷一三。

[136] 叶子奇：《杂制篇》，吴东昆校点《草木子》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37]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国朝文类》卷二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138] 从附近发现的残碑来看，墓主名阔里吉思。有人认为这就是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安西王阿难答。周良霄先生指出，墓主应是元代后期“追封晋宁王，谥忠襄”的大臣阔里吉思（《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139] 内蒙古博物馆、锡林郭勒盟文物工作站：《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的元代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140]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

[141] 彭大雅、徐霆作，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142] 姚嬘：《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姚燧集》卷一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3] 《元史》卷一《太祖纪》。

[144]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1—323页。

[145]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3页。

[146]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页。

[147]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221页。

[148] 《元史》卷二《太宗纪》《定宗纪》。

[149] 亦邻真：《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0]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

[151]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附伯答沙传》。

[152] 张士观：《驸马昌王世德碑》，《国朝文类》卷二五。

[153] 刘敏中：《益都行省达鲁花赤珊竹公神道碑》，邓瑞全、谢辉校点《刘敏中集》卷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154]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

[155]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

[156] 《析津志辑佚·古迹》第115页。

[157]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治居丧饮宴》。

[158] [意大利]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5页。

[159] [法]鲁不鲁乞：《东游记》，《出使蒙古记》，第123—124页。

[160]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161]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25页注30。

[162] 《马可波罗行纪》，第147页。

[163] 元明善：《丞相准安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二四。

[164] 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二三。

[165] 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国朝文类》卷二四。

[166] 黄溍：《中书右丞相郓王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四。

[167] 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刘敏中集》卷四。

[168] 黄溍：《安庆武襄王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四。

[169] 黄溍：《凯烈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五。

[170] 刘敏中：《益都行省达鲁花赤珊竹公神道碑》，《刘敏中集》卷六。

[171] 刘敏中：《福建道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刘敏中集》卷六。

[172] 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八。

[173] 黄溍：《捏古解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七。

[174] 周密：《回回送终》，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5] 丁国勇：《回回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回族研究》1991年第1辑。

[176] 宋濂：《西域浦氏定姓碑文》，《宋文宪公全集》卷九。

[177] 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杨志玖文集·元代回族史稿》，中华书局2015年版。

[178]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

[179] 戴良：《高士传》，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卷一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180] 许有壬：《西域使者哈扎尔哈济碑》，《至正集》卷五三，《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影印清抄本，第272—273页。

[181] 宋濂：《康里公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182] 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三。

[183] 苏若思：《乐善公墓碑》，《（道光）钜野县志》卷二〇。

[184] 《马可波罗行纪》，第117页。

[185]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传》。

[186] 李俊民：《泽州图记》，《庄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7] 李俊民：《县令崔仲通神霄宫祭孤魂碑》，《庄靖集》卷九。

[188] 李俊民：《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庄靖集》卷九。

[189] [日]植松正：《元代条画考（一）》，《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一部第四十五号（1978年10月）。

[190]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收埋暴露骸骨》。

[191]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七《杂令·掩骼埋胔》。

[192]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193]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役·病故·病死军人棺木》。

[194]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二·职制上》。

[195] 廉惇：《塔本世系状》，《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三。

[196]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抚军士》；卷三四《兵部一·军役·病故·病死军人棺木》。

[197]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198]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199]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200]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201]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202]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二·完者忽都皇后奇氏》。

[203] 《元史》卷二〇四《宦者·朴不花传》。

[204] 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一。

[205] 王沂：《慈修护圣禅院记》，《伊宾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九章 殡葬习俗

第一节 火葬的流行

火葬在中国起源甚早。宋辽金时期，南北火葬都很流行。有元一代，仍然如此。

江淮以北地区火葬普遍。大都是元朝的都城。忽必烈时代，监察御史王恽说：中都地区“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1]。中都是金朝旧名，即后来大都。王恽曾举一例：在都人匠赵春奴之母阿焦身死，“只于当晚焚烧了当。”[2]元末大都地方志记，病故者棺木运“至门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夫烧毁。寺中亲戚饮酒食肉。尽礼而去。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如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3]。高丽汉语教科书《朴通事》中主要记大都社会生活，其中一则记老曹死后，“尸首实葬了那怎的？烧人场里烧着，寺里寄着里。”[4]可知火葬的场所称为烧人场，火化后的遗骨就寄放在佛寺里。著名建筑师尼波罗（今尼泊尔）人阿尼哥长期在大都工作、生活，信奉佛教，死后“从本国阇维之礼。”[5]翰林学士承旨、畏兀人安藏是虔诚的佛教徒，死后“阇维于国西南门外。”[6]“国”指大都城，“阇维”是梵语音译，在中国古籍中又作“茶毗”“荼毗”，即火化之意。

大都之外，“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7]。北京路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路辖地约当今内蒙古、辽宁和河北交界地带，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赵时勉为定陶县尹，“民有亲死欲火之者，君以理喻之而止。”[8]定陶元代属曹州，直隶中书省。今名同，属山东。早期散曲名家杜仁杰在《（盘涉调·要孩儿）喻情》中写道：“葬瓶中灰骨是个不自由的鬼。”[9]杜仁杰是济南长清（今山东长凊）人，长期在东平（今山东东平）生活，他描写的是山东一带风俗。兴元路儒学教授王无疾，“尤切戒人焚毁死者”[10]。兴元路（路治今汉中市）属陕西行省。延祐五年（1318），锦州强盗打死曹大用，劫讫缎匹等物。“巡检扈永泰不即依时捉贼，司吏李智等令事主将被害身尸焚烧。”[11]锦州属辽阳行省大宁路，今辽宁锦州市。至元十一年，梁贞为代州知州，“以革禁火葬，而送终之礼以厚”[12]。代州属冀宁路，直隶中书省，今山西代县。可知山东、陕西、东北和山西都有火葬之风。

考古发现为北方很多地区提供了火葬的证据。1968—1983年，北京市发现清理了较完整的元代墓葬20座，其中8座为火葬墓。[13]其中一座墓主张弘纲生前官昭勇大将军、万户。墓室内有石棺两具，都有骨灰，另有木棺一具。张弘纲和一位夫人实行火葬，另一夫人土葬。[14]这是上层人物火葬的例子。1990年北京朝阳区南豆各庄元代石棺墓，石棺中放置骨灰和陶质明器。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发掘73座元代墓葬中，属骨灰葬的有22座。[15]徐水（今河北徐水）西黑山金元平民家族墓葬发掘62座，内3座有火葬遗迹。[16]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墓群共9座，内M5棺床上有火烧过的灰黑色人骨碎块。同类墓葬还有M6。M4是长方形多室砖墓，内E室棺木窄小，人骨已成黑色碎块，系火葬。[17]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是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室后部有砖砌棺台，上面并列两卓式陶棺床，上置长方形石棺，正面楷书：“崔莹李氏”，棺内有绢裹的骨灰，内有耳坠、戒指。[18]山西襄汾丁村1号元墓墓室中东南、西南、西北三角以及北壁正中各放一堆火烧过的骨殖，经分析骨灰来自四个人。[19]

以上是北方的情况。江南火葬也很流行。“吴越之人养生务繁华，送死殊忽略。亲之遗骸率投畀水火，与委之于壑何异？”[20]“吴越”指的是江浙行省所辖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江苏南部以及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江浙行省又分浙西、浙东和江东。浙西经济、文化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杭州路和平江路。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元代则是江浙行省治所，可以说是元代江南甚至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杭故俗，家有丧……举柩畀之炎火，拾烬骨投之深渊。”[21]华亭（今江苏松江）王泰来客居杭州，是元初名士，“公没之十有五日，二子用公治命，从乾毒道阇维。”[22]永嘉（今浙江温州）项止堂死于杭州，“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归葬，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宝山。后若干年……始克函骨卜葬于余姚某乡之某原”。[23]杂剧作家郑光祖“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24]。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杭州的繁荣。据他观察，“尚有别一风习，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25]。马可·波罗所说可以与元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至元二十四年（1287），方回说：“钱塘故大都会，承平时城东西郊日焚三百丧有奇，月计之万，岁计之十二万。亩一金而岁欲十二万穴，势不可，故率以火化为常。”[26]这是关于火葬的珍贵资料。方回是南宋官员，后投降元朝，长期在杭州生活。他所说“承平时”无疑指南宋而言。据记载，南宋末年杭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186330户，432046口。[27]宋代的“口”可能不包括女性和未成丁，如以历史上平均的每户五口计，杭城人口约在百万左右。而据方回所说，每年死亡火化者不下于十二万。虽然无法知晓杭城每年的死亡人数，从而对土葬、火葬作出正确的计算；但大体可以认为，火葬在杭城殡葬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不下于土葬，甚至比重更大，应是没有问题的。入元以后，这种情况应无多大变化，所以方回才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数字。

浙西的另一重要地区平江路（路治今江苏苏州），和杭州相似，火葬事例很多。“苏之俗嗜浮屠法，丧亲以烬骨水瘗为贵。”林以义之母张夫人去世，“卒后六日，奉柩化于吴江之东门外，遂之垂虹亭、观音阁下归骨焉”[28]。“吴人张云景葬其亲于武丘灵寿冈之原。……吴中土风，无论贵贱，家亲死，悉弃于火。……景云氏独能痛其亲，拔去恶习，营善地以藏其亲，躬负土成坟，庐墓者三月而不忍去。”[29]姑苏（平江古名）王斌为吏，“母没，斌执丧哀恸昂立。吴俗葬其亲以火，斌恻然追伤其父不及营一砖穴，衰绖具棺，葬母阊门外之原”[30]。淮南儒学提举戴良之妾李氏“感暴疾而亡……亡后三日，用浮屠法火，厝于吴东门外，函其骨葬灭度桥水裔”[31]。殷奎，昆山（今江苏昆山）人。“里中庸富人恒竭资以送死，类以土薄不葬，而卒委之于水火，先生独葬其祖若父一遵棺衾冢圹之制，人以为难，咸谓殷氏有子焉。”[32]昆山（属平江路）曹氏去世，“吴俗尚佛氏，死者火之。其子辙卓然能矫俗之弊，以礼葬石浦之原，与处士同域。”[33]从以上记载看来，平江居民无论贵贱普遍流行火葬，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少数能对父母实行土葬者被认为“矫俗之弊”，因而得到反对火葬者的表彰。杭州、平江之外浙西其他地区也有火葬的记载。松江官员谢礼置义阡，规定“火而函者，地五尺，米五斗，仍深其坎，崇其封，大书居里姓名而谨志之”[34]。义阡就是免费的公共墓地。荆溪（今江苏宜兴，元属常州路）芳村吴义安“以父母烬骨置祖祠梁上，终身不葬。后生子不肖，亦如之”[35]。

浙东包括绍兴（今浙江绍兴）、庆元（今浙江宁波）和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绍兴人阎育，“父母皆从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渊之中。”[36]可知火葬是“越俗”，“越”指绍兴地区。四明（今宁波）僧人普容，为乾符寺观主。“岁大饥且疫，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阇维法敛送其死无所归者。”[37]处州梁椅是南宋进士，后降元。他坚决反对火化，认为：“释氏荼毗固其俗，然俚夫贱民力不足备美价，买抔土，则习其愚而从夷狄，莫之禁也。何为乎数年来吾乡阀阅之家、逢掖之士而忍此哉？”他认为自“世变反覆”之后，“风习趋薄，如水就下，而为人父母死得全其躯者，于是鲜矣。”[38]显然，处州无论贵贱都行火葬。江东包括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宁国（路治今安徽宁国）等地。溧阳（属集庆路，今江苏溧阳）儒生孔齐，反对火葬，他说自己的“五叔逊道同知丧妻厉氏，既从异端，烬骨寄僧舍中，又无故终身不葬……困饿而死。庶子克一，亦从异端，焚化复寄僧舍中，与其母骨相并”[39]。

江南其他地区亦有火葬的记载及考古发现。潭州路（路治今湖南长沙）录事司居民杜庆在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十二日病死，其妻杜阿吴在十八日将夫尸“焚化，将骸骨令夫表弟唐兴分付赵百三扬于江内。”并称赵百三为“撒扬骨殖人”。[40]显然，赵伯三是专门从事在江内撒扬骨殖者，由此亦可知火化在当地应很普遍。广东佛山（今广东佛山）鼓颡岗发现四座元代土坑墓。编号为茎4—7。火化后的骨灰均葬在黑釉小陶罐中，然后将小罐放入大陶罐，用石灰密封后再放在用麻石凿成的圆筒形大石盒内。其中墓4出上大陶罐盖内墨书“至正贰年”等字；墓5出土大陶罐盖内墨书“至正九年”等字，靠内有三重麻布，重重包着骨灰。[41]福宁王荐，“州禁民死不葬者，时民贫未葬者众，畏令，悉焚柩，弃骨野中。荐哀之，以地为义阡收瘗之。”[42]

大都有专门的火化场所称为烧人场，见上述。从《析津志》的记载来看，烧人场应在佛寺中或邻近佛寺。杭州火葬为数甚多，亦应有专门的场所。从上面列举一些记载来看，西湖之灵芝寺和城外七宝山可能设有火化场。嘉兴（今浙江嘉兴）濮鉴，因大灾之年入粟补官，出任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举，生前曾“指祖茔之西大树谓庵僧曰：‘我死，可化于此。’众讶其语不祥，皆愕眙相视。”死后，“孤允中不敢违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于所指之地”[43]，则火化场所亦可以自行选择。

火化后骨灰有几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遗骨投于水中，上面所举杭州、平江、绍兴、松江均有此风。“火葬兴，故有沈其遗于水者矣。”[44]另一种则将骨灰放在棺木或其他盛器中（骨灰匣等）再行土葬。大都火葬墓便是实证。上述王泰来遗体火化后，其子“奉公遗骨葬西湖茅家步积庆山之阳”[45]。濮鉴遗体火化后，其子“奉函骨于堂，迨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顾函存则亲存，葬则亡矣，是以弗忍也。然岂容终不归于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七月，祔葬祖茔之旁”[46]。后至元六年（1340），王元恭为绍兴路总管，“俗尚茶毗，葬埋无所。遂捐俸买山表义阡以痤之”[47]。各地考古发掘的墓葬中有不少骨灰墓，有的在棺木中，有的直接放在棺床上。还有将骨灰匣寄存于佛寺中。僧人、道士遗骨火化后常收藏在塔中，称为普同塔。有的普同塔亦收俗人骨灰。见第十一章第四节。

文艺作品常常反映现实生活。元代杂剧中有不少地方涉及火葬。杂剧《施仁义刘弘嫁婢》中，李春郎之父李逊（字克让）病死，其母说：“春郎，便将你父亲焚化了，寄在报恩寺里浮坵着。”母子二人投奔财主刘弘，刘弘命人“将那李克让的骨榇儿取将来，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起坟茔呵，我自有个祭祀的礼物”。另一个女子裴兰孙的父亲裴使君“被歹人连累身亡，无钱埋殡”。卖身到刘弘家。她对刘弘说：“俺父亲的骨殖，在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寄着哩。”刘弘“将裴使君的骨殖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了坟茔了也”[48]。剧中叙述的程序是，火化，装在榇中，寄存在佛寺，再盛在棺中建造坟茔。这是一种常见的火葬模式。《邹梅香骗翰林风月》中，白敏中因想念裴小蛮小姐病倒，梅香（丫鬟）樊素调侃他说：“怕哥哥死时，削一条柳椽儿把你来火葬了。”[49]《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郑州都孔目岳寿病死，“岳寿的妻，将他尸骸焚化。”吕洞宾请阎王放他还阳，因原尸已不存在，只好借他尸还魂。[50]《昊天塔孟良盗骨》中，杨令公的灵魂说，撞碑死后，“被番兵将我尸首焚烧了，把骨殖吊在幽州昊天塔尖上”。骨殖装在“小匣儿”中。[51]

火葬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与佛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自浮图氏之教行，而火葬遂兴。”[52]其次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有的因土葬费钱难以负担；有的则在佛事上花钱太多，以致无力营葬。“释氏茶毗，固其俗，然俚夫贱民力不足备美价，买抔土，则习其愚而从夷狄，莫之禁也。”[53]“财力既殚于佛事，于是有当葬者而无力可葬，乃以吾亲之尸，付之车薪之火者矣。”[54]另外还有环境的限制：“苏于浙水西，为地尤下湿，人死不皆得高原广垄以葬，则相为火，柩以胔沈江流。或薶之烬，人习见以为当，然曾莫之知非也。异时吾先子丧，吾祖尝援礼以行之，而诮者交至。今俗又益媮，视弃礼义如土苴。非夫笃信之士曷能自拔哉。”[55]“淞泽国也，无高陵燥埌为民之终，往往人终其亲，不委于水火，则寄诸浮图氏之室，虽衣冠仕族或有不免。”[56]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人在他乡死亡，运送棺木回乡多有不便，就采取火葬的形式。上述项止堂死于杭州，其子因“道梗”将遗体火化。蒲圻（今湖北蒲圻）“魏君旅死齐安，夫人瞻望弗及，舍泣遣冢子载柩还。或曰：‘尸涉江，蛟龙必覆舟，曷若焚骨而遵陆乎？’夫人曰：‘焚尸之俗起羌胡，函夏无是也。弃夫体烈焰中，逆天孰甚焉。’弗听。”[57]旅外病故火化是常例，魏君夫人坚持将遗体运回，难能可贵，因而为人们称赞。

上面所举事例可知，元朝有些儒生亦实行火葬。但也有不少人对火葬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监察御史王恽指责火葬“败俗伤化，无重于此。契勘系契丹遗风，其在汉民断不可训，理合禁止，以厚薄俗。”[58]上述兴元王无疾和处州梁椅也是如此。又如理学大家吴澄说：“世俗之大不孝有三……亲肉未寒而畀彼炎火，三不孝。”河东王君为县令江南，“其母之丧也，或以家贫道远，劝之如浮屠氏教，兄弟坚拒其说之三者，”吴澄因此大加称赞。[59]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史伯璿，向“宪司”（地方监察机构肃政廉访司）上书说，火葬“悖灭人伦，败坏风教，莫此为甚”。要求“及此圣明之时，严火葬之禁，且并禁修崇夫佛事者”[60]。朝廷对火葬的态度先后有变化。至元二年二月圣旨：“凡杀人者，虽偿命讫，仍出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原罪者，倍之。”[61]所谓“烧埋银”，就是火化和埋葬的费用，这就是说，朝廷对火葬原来是认可的。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北京路官员建议禁止火葬，礼部审议认为：“四方之民风俗不一，若便一件禁约，似有未尽。参详：比及通行定夺以来，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外，据土著汉人拟合禁止。”中书省批准施行。[62]这是明确禁止土著汉人火葬。但色目人允许“从本俗”即奉行火葬者（如信佛教者）可仍旧，汉人中“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也不在禁止之列，因为从军及经商在外，一旦去世，尸体运回乡土不易。但事实上，各地土著汉人中火葬依旧流行，上面所说南北火葬事例，大多发生在至元十五年以后。朝廷的禁令完全流于形式。

和前代一样，元代僧人大多采取火葬。“茶毗后，执事人、乡曲、法眷同收骨，以绵裹袱包，函貯封定，迎归延寿堂，三时讽经。第三日午后……挂送灰牌。至期，鸣钟集众，请起骨佛事。送至塔所，请入塔佛事。入毕，知事封塔。”[63]一般僧人遗骨则收在普同塔内（见第十章第四节）。名僧骨灰单独建塔，大都庆寿寺长老鲁云死后，“阇维三根不坏，奉舍利建塔”[64]。舍利即骨灰。另一位庆寿寺智延“其徒用阇维法得舍利，分建塔于天宁及庆寿之祖茔”[65]。甘肃陇西出土七层琉璃塔，塔基二层有墨书题记：“至正七年岁次丁亥二月初八二时归化通显密大师”，可知其中收藏的是高僧舍利。[66]（图9-1为甘肃陇西出土的琉璃塔）大都大庆寿寺主持、诸路释教都总统知拣的舍利，则收藏在一具青石石函之内。[67]（图9-2为揀公舍利石函）

图9-1 甘肃陇西出土琉璃塔

图9-2 揀公舍利石函

但亦有一些僧人全身葬。有的全身盛以陶器。集庆大龙翔集庆寺住持大死后，六月四日，奉全身殡于石头城塔院，台、府、暨郡邑诸司咸设祖奠于道左，送都数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窆于塔院之后岗，分爪发建院于杭之凤凰山下[68]。江南禅宗领袖高峰死后，遂奉全身葬于西冈之上而塔[69]。杭州径山寺住持希陵死后，其徒奉全身瘗诸西峰昌浦田[70]。天竺湛堂法师死后，门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于清泰塔院[71]。衡州酃县灵云寺住持铁牛禅师在附匝荼陵云居寺病故，遗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归灵云，以陶器函盖而敛之，瘗诸西庵。越三年启而视之，面如生，爪发俱长云。泰定甲子，移葬于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营塔所也[72]。也有僧人反对建塔。灵隐寺壬持祖訚“遗戒送终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间法，服衰麻之衣”[73]。但这样的高僧是很少见的。

道士有土葬，亦有火葬。赵定庵先生法名道可，婺源中和精舍，死后徒弟“未忍火俗浴，用二缸合而殡之，以趺坐蜕去故也”[74]。

以上主要是汉族地区的情况。其他民族中，畏兀儿、党项、云南等族也都存在火葬，详见第八章第四节。

第二节 风水与丧葬

风水之说流行甚早。风水又称堪舆，原来以占卜时辰吉凶为主，后来逐渐变成相地之术。至迟秦汉时期，已经应用风水于墓葬。唐宋时期，墓葬必讲风水，成为风气。北宋时，著名学者司马光说：“世俗信葬师之说即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又葬师所有之书，人人异同，此以为吉，彼以为凶，争论纷纭，无时可决。其尸柩或寄僧寺，或委远方，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弁捐不葬者。”[75]司马光所说种种现象，元代全都存在，甚至更盛。儒学不信鬼神报应之说，而元代的很多儒士“吉凶之礼，则听命于释老之徒，与所谓阴阳家者流”[76]。“地理之说，不可谓无。”[77]可以说是多数儒生亦认同的观念。元末江南著名学者宋濂说：“古有万民之墓地，同于一处，故设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数，分其地使各有区域而得以族葬之。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说兴，谓枯骴足以覆焘乎后昆，谓福祸贵贱尽系乎冈峦之离合、丘陵之偭向，一以此钳劫愚俗，而专窃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亲者，辄敛容屏气伺候巫之颜色。巫曰此可葬，虽逾都越邑亦匍匐而从事。巫曰不可葬，虽近在室之旁、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违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气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说也，安得卓识者出相与攻其谬妄也哉。”“昔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污于先人者始异其兆域，衣冠之蝉联，往往有之。人之富贵利达其不系于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于淫书末技而眩惑于是非也。”[78]宋濂对风水之说深恶痛绝，他指斥的“相墓巫”就是风水师，又称葬师。从宋濂所说可知，当时人们认为墓地选择，关乎“后昆”的福祸贵贱，因而“葬其亲者”都对“巫”恭敬备至，在丧葬安排上完全听从“巫”的指使。

堪舆风水之说应用于丧葬，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择地，即选择好的墓地。二是卜时，即选择合适的时间埋葬，前者由风水师和卜者（阴阳人）选定，后者则由卜者选定。天台（今浙江天台）朱嗣寿“皓首穷经”，弟死，“即命堪舆家卜地而藏焉。”[79]可知“穷经”的儒生亦听命于“堪舆家”（风水师）。建阳（今福建建阳）丁临，嫁同里陈腾实。腾实死，“孺人为卜藏室，甫葬而（子）涓夭，征之堪舆家言，咸谓不利，及三改卜兆域，始宜”。丁临认为：“阴阳拘忌，为人子弟亦所宜知。”便派另一个儿子陈沺跟随江西刘某学堪舆之术。丁临去世，又请刘某“相墓，得某山之原维食，卜用某月某日凿竁，某月某日掩坎，卒之明年也”[80]。丁临为夫营葬后子病死，堪舆师（风水师）都说这是墓地风水不好所致，于是接连换了三次，才定下来。丁临去世，仍请风水师选定墓地，还选定开凿墓穴和掩埋墓穴的时间。可见这一家的墓葬完全听任风水师的安排。杭州医生卢德恒，母卢氏死，德恒奔走三年选得墓地：“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然后“奉柩即窆”[81]。经过“相墓者”和“卜兆者”双方认定，埋柩的时间才定下来。吴县（今江苏苏州）周文敬，“少攻诗书、法律”，其妻张氏死于戊子（至正八年，1348），“君择地于吴天平山阴之龙池坞。将葬之，卜于元武神，自始择至启圹，三卜袭吉。其繇曰：利尔后人，忠孝且贤。遂葬”。周文敬死于至正壬寅（二十二年，1362），“及君卒之明年，（子）克让将合葬，复卜，得前繇，乃以某月某日穿圹葬焉。”[82]妻葬和后来夫妻合葬，时间都由信奉元武神的卜者来选定。临海（今浙江临海）陶铨“生二岁而孤……比于成人，知先君之丧在浅土，未有葬地，日夜哀戚以求之。初买山小岭，欲以治葬，而龟筮不从，遂弗果。复买山留贤，而龟筮又不从，未几，先祖考即世，先祖妣亦相继而殁。以连遭家难，岁且荐饥兵革并起，不克奉先君襄事，常衔哀茹毒，颠连困苦，乃至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人或见而怜之。一日，遇善相地者，指示程岭，卜以协吉，乃买地□□二亩，以仞其地。明年春，奉先祖及先祖妣之柩合葬于斯，而以先君附葬焉。”[83]胶水县（今山东胶水）李氏举行族葬，“就斯年通月便岁稔时丰，令术士卜择良辰，大举葬礼于县东北。”[84]当时风水之说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有的学者感叹道：“世俗图风水之说，深入蔽锢，谁能烛破而不之信！”[85]

听信堪舆风水之说，带来三大弊病。首先是缓葬。绩溪（今安徽绩溪）人洪声甫，曾任巡检，有子三人。“先是，公既蚤世，（其子）洋兄弟又皆不寿，且惑阴阳家者言，遂不克葬。”后其孙以洪声甫与夫人合葬于“里西敬潭之上，于是公死四十有四年矣”[86]。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史伯璿，反对火葬，已见前述。同时他又提出：“至于阴阳之家，又倡为方向年月利害之说，以惑乱愚俗，使不得及时营葬，亦当禁之。”[87]有不少地方官用行政命令来推行限期下葬。王文彪在至正丙戌（六年，1346）为湘乡州（今湖南湘乡）知州。“土俗拘阴阳家说，亲死或三、四世不葬。公与民约，限六十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论。宿柩得入土者余二千。有客死其州，槥椟不能葬者，则为择地以瘗之。”[88]义乌（今浙江义乌）达鲁花赤亦辇真，“俚俗惑阴阳家说，有亲丧十余年怵于拘忌不葬者，公十令以百日为限，仍停丧于家者以不孝论。民翕然从化，不再阅月，就葬者数百丧”[89]。李拱辰为新昌县（今浙江新昌）尹，“土俗惑于阴阴拘忌，亲死至数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亲者以不孝论，不旬日而葬者以十数”[90]。吴彤任赣州路（路治今江西赣州）录事，“赣俗泥堪舆家说，有逾半世不葬其亲者”。李天祐为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尹，“民有亲丧久不葬者，盖始则泥阴阳休咎之说，土俗因而不改。侯以礼劝谕，期七日，不葬者罪之，或贫不克举者分俸助之，而死者皆得归藏于土”[91]。从这些事例可见，因风水阴阳而缓葬现象是很普遍的。

其次是迁葬。元代迁葬之风颇盛，有的墓地多次迁葬。崇仁（今江西崇仁）夏雄，曾任镇抚，“资右一县”，至元癸巳（1293）四月卒。“初葬桐冈，迁巴埌，又迁黄潭，又迁团墅。延祐甲寅某月某日，（孙）志学奉祖母教，安厝于阇黎。”则先迁葬四次。[92]“小曹金银场副使陈仲南之配黄氏……至元辛卯五月三日卒，葬黄陂，迁奥村，迁桥头坑，又迁炭灶炕，距家一里许。”[93]则迁三次。

迁葬原因很多。一是因为墓地有水。吴澄说：“古有改葬礼，盖非孝子所乐。或因水啮墓而改，固不可已。或因葬有阙而改，则不如其已也。”[94]李伯善，河南下邑人。祖父殡于下夕邑县城东南。父李辛，迁青社（邓）三十年。袒母冯卒，“乃殡于府城之北”。“青社近山，地高宜葬。下邑近河，地卑不宜葬。”中统五年（1264）三月，“伯善乃启祖父之墓，负其骨东来。至元七年闰十月二十四日，与袒母合葬于益都县之马阑村，礼也”[95]。金陵王寅叔去世埋葬，过了几年，其子对人说：“吾父虽已就土，而穴有水泉，宜改葬。”于是另“营宅兆于城南西石子冈，以明年正月四日奉柩而窆。”[96]东阳蒋玄葬其父蒋吉相于“仁寿乡载初里，水啮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丁乘骢乡御史里夏山之阳，虚其右，以为朱夫人之寿藏”[97]。另一是由于坟墓遭战乱被破坏。赵孟頫之父赵与訔死后“葬湖州乌程县澄静乡聂村。越十一年，墓毁于盗。至元庚辰改卜城南车盖山之原，徙葬焉”[98]。从时间上推断，赵与訔墓毁于宋、元易代之际。还有因为夫妻或家族合葬而迁葬（见本章第四节）。除了以上两种之外，更多的迁葬则是风水造成的。

永康儒生吕溥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学生，他指出：“且古之葬者，或逾月，或三月、五月，皆以贵贱有定礼，岂如后世阴阳拘忌久殡，而必待时日之利，以为福子孙计耶？”[99]可知因“阴阳拘忌”而“久殡”不葬已成风气。东阳（今浙江东阳）李裕，中进士，任陈州同知，任满“谒选京师”，因病去世。其子贯道“不远五千里奉柩南还，家徒四壁，久不克襄事。后十年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与蒋氏合葬西部乡之钱坞。堪舆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怀德乡黄山之原”[100]。已经埋葬数十年，因风水先生说葬地有问题，又行改葬。浦江（今浙江浦江）郑鑾死于延祐七年（1320），其妻黄氏卒于至正十一年（1351）。“君先葬乌伤延寿山，堪舆氏咸曰不利，今以（至正）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迁于县之灵泉乡黄嵓山，黄氏袝焉。”[101]至正十四年（1354）距郑鑾之死已有三十四年。临江新淦县（今江西新淦）曾顺任南雄洲儒学正，死后其子于至正“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舆家谓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曾顺“长子受辟为校官，季子以《春秋》举于乡，取第五名文解”，可谓儒学世家，仍迷信风水之说。[102]连州（今广东连州）黄慧，“善货殖之道”，是个商人。死于至正己丑（九年，1349）九月，“明年庚寅某月日，葬于州西高良乡之原。既而寇侵兆域，堪舆家谓不利，复以某年月日改瘗小水山之阳，礼也”[103]。华埜仙，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始君以其卒之月其日，葬于所居梅里之冷村。而君弟镇、镠及妹相继死，并厝一垣内，墓位不与礼合，阴阳家尤以为忌。至是，乃得善地于其西北若干里罗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焉。”[104]所谓“不利”，是“阴阳家”认为墓地对后人有不好的影响，这是改葬的主要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各派风水师对墓地看法不同，以致缓葬。休宁（今安徽休宁）戴廷芳为其母营葬，“江南地多砂砾水泉，藏善坏，尤拘方位时日。君三世单特，思得久大之兆，而里巫客师人人异言，葬是以缓”[105]。

第三是抢占墓地。为了得到能给后人带来荣华富贵的墓地，有钱有势者不惜将早已安葬的袓先遗体移出，另置新坟，重新安葬。有的甚至盗掘或强买他人的旧坟埋葬自己的先人。名诗人戴表元说：“至择葬地，则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阴阳之说，东奔西驰。故有祢逾祖，支破宗，形侵势攘，智谋力夺，无有厌值。既其甚也，有出疆远卜，非殡非葬，世之子孙，疲于展省，而并失其故封者矣。有埌地相交，与乡人争寻尺之畔，而兴无涯之狱者矣。”[106]著名学者黄溍说，讲习“地术者……探奇剿说，凭虚造言，人自为家，务以取信，俗习所尚，相师成风”。“甚者变置百年之丘垄，使先世体魄不得宁于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107]泰和（今江西泰和）刘锷，“族属茔域为势家所攘，俗狃堪舆家书，谓地气能贱贵人，多发故塜以瘗新魄。府君弹指曰：‘殁者或有知，肯暝目九泉下乎！’即钩索讼复之。”[108]

元朝官方的文书亦多次涉及此类事件。元贞二年（1296），临江路申：“新喻州申：胡文玉父子倚恃富豪，强将章能定母坟盗掘起移，却埋伊祖、母二丧，有伤风化，于理难容。又令人说诱章能信，将祖坟山地，不经批问亲邻，又不经官给据，故意违法成交。已上重罪，幸遇诏恩革拨外，拟责胡文玉近限迁改强葬坟墓，其地退还章能定管业。据章能信元受胡文玉买地价钞中统一十六定，即系非法成交，所合断没。”省府准申。[109]临江路治清江（今江西清江）。这是经官府审判的一个强夺旧坟安置自己祖先的具体例子。

大德七年（1303）三月十六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临江路备：新淦州申：“知州曹奉训关：体知诸人子孙，多有发掘出父祖坟墓棺尸，将地穴出卖等事。又准本路达鲁花赤扎儿歹中议关：‘亦知本路士民之家止图利己，莫恤祖宗，往往听信野师、俗巫妄以风水诳惑，曰某山强则某支富，某水弱则某支贫。或曰兹山无鼎鼐之似，安得出一品之贵？又曰兹山无仓库之似，安得致千金之富？于是有一墓屡迁而不已者。又有子孙不肖，贫穷不能固守，从而堕师巫之诱，但图多取价钞，掘墓出卖，剖分者有之。其富税之家贪图风水，用钱买诱，使之改掘出卖者有之。又有图葬埋之金银，破祖宗之棺椁，并骸骨于水火者有之。’本省看详，比及江西风俗浇薄，为人后者不务勤俭，破荡财产，及至贫乏，不自咎责，反谓先茔风水不利所致，遂乃听信师巫诳惑，豪强利诱，发掘祖先坟墓，迁移骸骨，高价货卖穴地。不仁不孝，情罪非轻。即今事发到官者甚众。若不明定严刑，以示禁戒，切恐愚民沿袭，视以为常。缘系为例事理，请定夺事。”江西行省的文书上报中央，刑部提出处理意见：“劫墓贼徒发冢开棺毁尸者，已有断例。其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师巫说诱，发掘祖宗坟冢，盗取财物，货卖茔地者，验所犯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合同恶逆结案。买地人等，知情者减犯人罪二等科断，元价没官。不知情者，临事详决。有司不得出给货卖坟地公据。依理迁葬者不拘此例。”“都省准呈，咨请禁治施行。”[110]这是由临江路上报的文书。上面一个案例也发生在临江路。可见为风水所惑发冢变卖，在江西已非个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以致中书省要出面禁治。

皇庆二年（1313）六月，仁宗圣旨：“百姓每的子孙每，将祖宗的坟茔并树木卖与人的也有。更撅了骨殖，将坟茔卖了人的也有。今后卖的、买的并牙人每根底，要罪过，遍行文书禁断者。”中书省“咨请钦依施行”[111]。显然，大德七年的禁令并无多大效果，于是进一步升级，由皇帝颁布圣旨的形式，“遍行文书”，加以取缔。但其效果亦是可想而知的。

元代有一些儒士，反对风水之说。浦江（今浙江浦江）吴直方，是顺帝时权臣脱脱的师父，官至集贤学士，“生平不惑于堪舆家诳诞无验之说，遗言随地而葬，但毋使土亲肤。”[112]理学家吴澄说：“葬师之术盛于南方，郭氏《葬书》者，其术之祖也。盖必原其脉络之所从来，审其形势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然后能乘地中之生气以养死者之骸骨，俾常温缓而不速朽腐。死者之体魄安则子孙之受其气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于觊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相可将，则术者倡是说以愚世之人而要重赂焉者也，其言岂足信哉。……司马公及程子之所谓葬师以方位、时日论吉凶，则不过阴阳家尅择之一技于其地理无与也。”[113]《葬书》传东晋郭璞作，是堪舆学的经典。吴澄在元代学术界有很高地位。他认为讲风水就是选择条件较好能使尸体保存较久的墓地，所谓某地可富贵，不过是骗人要钱的伎俩。永康儒生吕溥，反对讲究风水而久殡不葬已见前述。他对风水丧葬之说根本怀疑：“家贵盛而败亡者多矣，虽有安宅以庇其身，福地以葬其亲，岂能救其倾覆乎？家贫贱而致富贵者亦多矣，耕渔版筑之徒，甕牖绳枢之子，未闻其家厚资择地而葬其亲以致其身于公侯之地者也。然则贫富贵贱不系于风水也亦明矣。《经》不云乎：‘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卜者卜其地之美恶，非所谓祸福者也。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必曰居某地则应某官，葬某地则获某福，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吉凶祸福之机悉由于此，而若无与于人为者，则吾未之信也。吁，吉凶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岂系之山水哉！”[114]他的看法和吴澄相近。另一理学家陈栎说：“《葬书》非惟无益于人，反深贻祸于人。《葬书》非惟不灵于人，亦未尝灵于己。郭景纯以后之人，迷于其说，何其重不幸也！景纯忠于晋朝，为王敦所杀，然初焉，曷不逆善其祖父之葬地而庇子孙皂斫头之祸乎！”郭景纯即郭璞，陈栎认为他自己都不能以风水得到庇护，其说只能害人。“使葬术果可信也，葬师纷纷，曾无兴其家者，不过栖栖人门，以祸福怵人诱人，肆为欺诳而已。……愚人惑于葬师，见某家富实，某家宦达，必推其先某地出之，此地遂有名于时，名之曰某美形。盛之久必衰，其衰也，子孙挟此地以售于人，贪者捐其重赀图之，图之未得，讼而废者何限。幸而得之，举以葬焉，此其有名之地，遂如传舍，更代寄宿，不保其家之久而不衰也。衰则子孙又以售于人，而后之寄宿者又来居于斯矣。”[115]“世俗图风水之说，深入蔽锢，谁能烛破而不之信？今吾侪却自见得破矣，但恐既归三尺土，子孙或有祸患，泥于枯骨，从而发掘，虽智者不能为身后之防……然亦不必虑此，在世上一日，则做一好人，读一日好书，死后万事皆空，自有死而不朽者，不在枯骨上。”[116]儒生王鼎翁“不忍随俗葬之远，即门对之山，土厚而作……谓‘以先父母之骨幽冥远求富贵，不孝。……假且得吉兆，致显兆，视境内诸钜公家墓无不发，然不悟。’”[117]这些学者的见解在当时实际上没有多大影响。也有不信风水阴阳的例子。蒲圻（今湖北蒲圻）妇女宋秀英，夫“旅死齐安”，其子“寻扶榇归。或又曰：‘榇幸归矣，然不宜入内，阴阳家谓犯大杀，违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于外，魂无知则已，设有知，能自安乎？’遽出，拥入中堂。”[118]

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山东廉访使许师敬请颁族葬制，禁用阴阳相地邪说。”[119]许师敬是元代大理学家许衡之子，家学渊源，他攻击阴阳相地之术为“邪说”并非偶然。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第三节 佛、道二教对丧葬的影响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古代流行最广的两种宗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丧葬亦是如此。其中佛教的影响更大。佛、道二教对丧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火葬；二是殡葬过程中举行宗教仪式；三是死者殡于佛寺；四是在墓地建立佛道庵舍。

首先，汉族丧葬中盛行火葬，主要是佛教传播带来的。火化“乃出于西方远国之俗……自佛法流入中国之后，遂导中国之人行之耳”[120]。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叙述。

其次，丧葬过程中举行佛道二教的各种仪式。“杭故俗，家有丧……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坛场，设斋祠，歌呗作乐，越月逾时。”[121]武进人谢应芳，长期生活在平江，他说：“今之世俗，亲没之后，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斋，必老氏之醮。二氏之外，余无用情，虽祭祀亦不为意。”[122]可知在丧葬过程中，既行佛教的斋又有道教的醮，二者并用。嘉兴（今浙江嘉兴）人戴良，元末来往于两浙各地。他说自己的友人冯彦章“深病时俗惑于浮屠，而丧葬之礼皆废”。戴良深表同感：“去古既远，王教不明，风俗大坏，自敛至殡，必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斋以邀福淫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设道场越宿以荐之，虽破产不吝，冀诚免于轮回。”[123]平阳人史伯璿说：“夫自始死以至七七，以至百日，以至一周、二周、三周，莫不延僧修崇佛事以资冥福，为老氏者，亦效其所为以罔利。富者则穷奢极费，以至于贫。贫者则称贷举赢，以至于困。”[124]从贝琼、史伯璿所说可知，民间的丧事，一是“自敛至殡，必主浮屠氏之法”；二是七七、百日要做斋；三是小祥（一年）、大祥（二年）以至三周年都要做佛事。

殓、殡过程中都要做佛事。大都（今北京）“人家不祠祖祢，但有丧孝，请僧诵经，喧鼓钹彻宵”[125]。14世纪中叶成书、高丽的汉语读本《朴通事》，主要介绍大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其中有一条讲曹大去世，“为头儿门外前放一个桌儿，上头放坐一尊佛像，明点行烛，摆诸般茶果等味。请佛入到殡前，吹螺打钹，擂鼓撞磬，念经念佛，直念到明。供养的是豆子粥、琪子、烧饼、面、茶等饭。临明吃和和饭。”[126]以上两条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为老氏者”即道士亦有类似的举动。在送葬过程中，有僧尼和道士参与。宋代丧葬队伍中释、道引导已成风气。[127]元代晋宁路出殡队伍中“杂以僧道，间以鼓乐”；“乱动音乐，施引灵柩”[128]。送葬队伍中的“音乐”“鼓乐”，主要就是僧、道使用乐器演奏的音乐。

七七斋就是从死者身亡时起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丧家每隔七天要做一次佛事，斋僧诵经。清朝著名学者赵翼指出，“《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也就是说，儒家经典中并无七七斋的规定。他认为，北魏时明帝为太后父举哀，“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北齐时亦有人死七日请僧设斋之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冦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129]七七斋最早见于北魏时，与佛、道二教都有关系。元代七七斋沿袭自前代，成为民间丧事固定的习俗。以山西为例，丧葬时“追斋累七，大祥少祥，祭祀之日，遇其迎灵，必须置备酒食。……又以追斋累七，食品数多，为之孝道。”[130]“累七”即七七，先后七次，故称“累七”。每七日都要做佛事，还要置备酒食。民间还以食品多少，作为孝道的表现。

元代杂剧中多次提到累七。《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郑州都孔目岳寿死后，家人“与亡灵累七修斋。”“一七二七哭啼啼，尽七少似头七泪。”“大院深宅，闲杂人赶离门外，与亡灵累七修斋。”其下属说：“今天是俺哥哥的头七，请了几个和尚，买了些纸札，与哥哥看经。”[131]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中，杨令公死于对辽战争，第七子杨延嗣为奸人所害，他的第六子杨景说：“到来日追斋累七，超度父亲和兄弟也。”[132]杂剧《蝴蝶梦》中，母亲以为儿子被官府处死，说道：“我与你收拾壘七修斋。”[133]七七时亦有请道士设坛做法事，谢应芳《妻亡终七日设醮疏》中写道：“谐和而处者阅三十余年，顷刻而亡者又四十九日。蜗居设醮，羽士真朝。诵灵宝之妙经，献斋厨之清供。”可知七七（尽七）又称“终七”。而谢氏“终七”请的是道士作醮。[134]淮南儒学提举戴良之妾李氏，火葬后一月，戴良之子礼“择道士之有功行者为醮以度之”[135]。可知除七七之外亦可在满月时举行宗教仪式。

七七之后，有小祥、大祥、三年除服。父母死后一周年称为小祥，二周年称为大祥。有钱人家大祥作水陆道场。[136]“致丧三年，礼宜除服。”即不再穿丧服。要做水陆道场，又称水陆大斋三昼夜超度亡灵。“琅函翻贝叶之文，铁舜供伊济之馔。”这是佛教的仪式。[137]亦有“居丧三年，除服有日”，“欲命羽士设醮，以助冥福”，即举行道教仪式。[138]

史伯璿认为，设斋、醮，富者“穷奢极费”，贫者“称贷举赢”。晋宁路总管府的一件文书中说：“作斋寺观，复用采结全桥之类，其斋食每个有近一斤者为美斋。此皆虚费于主民，其实无益于死者。”[139]谢应芳说：“丧礼之废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一是铺张浪费，“其二，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以极斋羞布施之盛。顾其身之衰麻哭踊，反若虚文也。……若浮屠之事，习以成俗，无有贫富贵贱之间，否则人争非之”[140]，他写信给王氏兄弟，建议不要大办醮事。“诸君子居丧三年，除服有日，闻欲命羽士设醮，助冥福。所费计统钞三百緸有奇，以粟用之，几四百石。……以愚言之，用三日醮宴之费，赈一乡人户之饥，当此凶年，使数百千人得餔其粟而免为沟中瘠者，其欢欣赞颂岂止百倍于黄冠师之口哉！”[141]三年除服举办三日醮宴，需要四百石粮食，这是很惊人的数字。其他斋、醮亦可想知。

宋朝司马光说：“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塔，修建塔庙，云为死者灭弥天罪恶，必生天堂，受种种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锉烧舂磨，受无边波叱之苦。”[142]元朝社会各阶层在丧葬期间做佛事或做醮，与宋代可以说没有区别，其原因也是一样，即迷信佛教、道教在死亡问题上宣扬的轮回报应之说。做佛事是“资冥福”“免于轮回”。史伯璿指出：“佛氏却又设为天堂地狱之说，以愚弄世人而胁劫之，笼取其财，以蓄其徒而久其教，谓死者必入地狱，受锉烧舂磨之苦。子孙须与供佛饭僧供食于十王，然后得生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永劫沈沦，终无出狱生天之期。”[143]“十王”就是佛经中所说主管地狱审判的十王。道教亦有类似的说法。天堂地狱、轮回报应之说在元代已深入人心。朝廷不时举行水陆大会、罗天大醮超度亡灵，民间更是流行。举行斋醮可以保佑亡灵不受地狱之苦，进入天堂，自然被视为孝道的表现，竞相效法。

亦有一些儒生反对丧葬用佛、道。如关中吕端善，是大儒许衡的学生。“将终遗命，勿用二氏。”[144]曾任国子祭酒的孛术鲁翀“遗言丧祭一本于礼，勿事夷鬼”[145]。陈栎的曾祖命其子丧葬“毋作佛事”。陈栎有感说：“大抵此说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摇于俗论则夺于妇人。”[146]贝琼批判轮回之说：“呜呼！气之方聚则神，形之既灭则鬼，是理之常，无足怪者。而彼谓死者得以复生，恶有已熄之火而复然，已仆之木而复起邪人？然其言之行于世也已久，而病之蛊于人也已深，使中国胥沦于夷狄。使圣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况区区举吾儒教以与之争，必不胜矣。”[147]贝琼自认对佛道的轮回之说儒教“不胜”，难以与争，反映出在丧葬问题上佛、道影响之大。女性中亦有反对丧事用佛、道者，如新安（治今安徽歙县）吴谧母汪氏“临终戒不用缁黄”，以致儒士吴师道大为感叹：“伟哉果胜大丈夫。”[148]但这是极个别的。

三是死者骨灰或棺木寄存于佛寺。前已述及大都居民死后送至寺中火化，“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纍纍之侧不一”[149]。《朴通事》中记，曹大死后火化，骨灰“寺里寄着里”。至元十五年（1278）礼部一件文书中说：“随路庙院寄顿骸骨，合无明立条教，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时安葬。”中书省准呈施行。[150]“明立条教”就是制定管理的制度，说明火葬后骸骨寄存于佛寺现象各地普遍存在。延祐五年（1318），福建廉访司的文书中说：“矧有附廓僧寺，系焚修之地，公然顿寄灵柩，尤为非宜。”建议“明白开谕，限以时日，使依期埋葬”[151]。可见福建此风之盛。前已提及，“淞”（松江）因地势低下，居民亲亡后实行火葬，或“寄诸浮图氏之室”[152]。辽阳行省左丞、畏兀儿人亦辇真死后，“殡于京城南佛舍”。后葬于真定栾城先茔。[153]另一个畏兀儿人野先，曾任国子司业，死后“以先茔地隘，权殡城西佛寺”[154]。密县人陈福，在战乱中到处迁徙，后定居京兆咸宁，死后“藁殡僧舍”。二十有六年，其妻任氏去世，两人才合葬。[155]杂剧《施仁义刘弘嫁婢》中，李春郎和裴兰孙的父亲死后火化，骨殖都寄存在佛寺里。[156]

四是墓地建造佛庵道舍。这种情况在南方很普遍。“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157]元代著名学者吴澄说：“古者居不离其乡，各姓皆族葬。……时世非古，人家守坟墓之子孙，或游宦或迁徙，不能不去其乡矣。纵使不出，而家业或不如前。则岁时展墓之礼，岂无废坠之时哉！深思远虑者谓人家之盛终不敌僧寺之久，于是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其意不亦可悲矣。予昔在金陵同一达官游钟山寺，见荆国王丞相父子三世画像，香灯之供甚侈。达官怃然兴叹焉。盖以二百余年之久，荆国子孙衰微散处，而僧寺以祠独不泯绝，此孝子慈孙爱亲之意所以不能不然者与！”[158]“荆国王丞相”即北宋名臣王安石。吴澄所说“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是墓地庵舍流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希望借佛、道的力量保护墓地的安全和家族坟墓的祭祀能长久存在下去。

常熟（今属江苏）赵氏四世葬于邵家湾，赵益、赵晋兄弟“相与谋辟地筑庵于兆域之东，屋以间计者若干，中建祠堂，为岁时馈荐之所。买田若干亩以供粢盛，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妥置佛像崇胜，因以资冥福。又东为两轩以备游息。摘《大雅》‘永言孝思’之语，名其庵曰‘孝思’”[159]。嘉禾（今浙江嘉兴）沈荣：“即其父之墓所立屋若干楹，曰：‘报本庵’置田若干亩，命浮屠氏之徒守之，率其弟若子孙祀焉。”[160]束氏是丹阳（今安徽当涂）的望族，束氏家祥在后彭村的墓地旁原有祠堂，但“湫隘不足以陈俎豆。”延祐丁巳（四年，1317），束德荣兄弟“乃辟新基，拓故址，建堂五楹，夹以两厦，东西为庑，十有二庭，前立山门，中构佛宇”。请僧人主祠事。“割腴田百四十亩，松山三十亩，以廩其徒。又益田若山二十亩，以给缮葺之费。”落成后，“召诸子弟谕之曰：‘家之兴废靡常，子孙之贤不肖难保。今先陇旁地，吾兄弟既为寿藏，他日亦尔子孙归全之所。田若山之赡卿者，当畀之常住，以永终是图。’”[161]“寿藏”即生茔。李印传的祖父二代墓在“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岭杨奥之山”，建祠堂奉祠。李氏夫妇“闻佛氏有大报恩，而用其法，名为‘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备具，复买田若干，命僧某为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继。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162]。金华（今浙江金华）张荣，在父、兄墓侧为自己夫妇预留二墓穴，又“别建庵庐，号曰慈孝，俾学佛者守之。”[163]新安（今安徽歙县）鲍周“预卜葬所于城南之叶有，筑宫其旁，居道流以守之。正一教主天师大真人曰：心田道院”[164]。这是在墓地建立道观。休宁（今安徽休宁）金应凤，“二亲俱年高而终，谋窀穸惟谨。墓所一崇道观，一营佛刹，皆捐田谷其徒，俾事焚修。仁孝于亲，州里艳之。”[165]金氏墓地既有佛舍，又有道观。但相比来说，墓地营建的以僧庵居多。

墓地建僧庵、道舍之风，在宋代已很流行。北宋时庄绰说：“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166]南宋陆游说：“葬必置庵赡僧。”[167]元代更有所发展。但此种风俗主要在南方。在墓地上，营造祠堂祭祀，又建僧舍道庵为死者祈福，三者合一。江淮以北亦有。如：“前钧州刺史、权沁南军节度使兼怀州招抚使正奉康公，隐居西山，以其先茔之故，买田八百亩，水硙一剏，立孝思禅院于大圣山南，疏礼邀公（僧子广）。”[168]行省郎中苏志道墓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墓旁有“坟庵”，有“守墓者”。[169]但总的来说，北方并不多见。

第四节 厚葬和盗墓

历史上富贵之家厚葬盛行。元代不少地方仍有此风。厚葬主要表现为：丧葬仪式、坟墓建造铺张浪费，以及随葬物品奢侈。晋宁路（路治今山西临汾）总管府的一件文书对当地厚葬的情况有详细的叙述，其中说：“父母兄长初亡，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导，号泣后随。无问亲疏，皆验赙礼多寡，支破布帛。少不如薏，临争竞。及追斋累七，大祥、小祥，祭祀之日，遇其迎灵，必须置备酒食，邀请店铺亲朋人等，务以奢靡相尚。遂用百色华丽采段之物，纷然陈列，装锦绣梳洗影楼，金银珍翠坛面，杂以僧道，间以鼓乐，服丧之人随之于后，迎游街市以为荣炫。既至作斋寺观，复用采结金桥之类。其斋食，每个有近一斤者为美斋。此皆虚费于生民，其实无益于死者。或有居丧，无异平日。似此之类，名色多端，不可殚举。苟不如此，上下为之悭吝，莫不鄙笑。风俗之坏，以至于此。不惟于被丧之家，生死之际，两无所益。”这件文书下达后，晋宁路下属临汾县“儒学教授会会宿儒耆老”进行讨论，认为：“此端皆由无学之人，恃其豪富，凡遇丧事，不以哀戚为念，而以奢侈为务。普破布帛，岂论亲疏。彩结舆楼，宝妆坛面，布设路祭，乱动音乐，施引灵枢，远绕正街，为孝者虽有哀容，扬扬自得。又以追斋累七食品数多为之孝道，继有一等愚民，极口称羡，殊不知葬者藏也，又不问死者于礼安否，以习染为常，其来也渐。”他们建议：“合无今后有丧之家管要依庶人之道，三日以里出送，不得彩结舆车、神楼路祭，及不得用大乐、坛面。亲者依轻重破服，疏者但助送死之资，不破孝服，最可止往，由当街巷出送。至于复三、头七，只合诣墓祭奠，不可设宴邀客。丧主哀哀之际，奚暇及此。其后愿作斋者，不过馂馅粉羹而已，不得用脱食油饼裹蒸之类。即今灾余久旱，食用踊贵，治丧之家，实是生受。亲知之人，礼宜津助，又安忍以弊俗相逼破其家产哉！”路总管府批示同意，并宣布：“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到官，丧主并奢靡行礼之人，各决三十七下。”[170]这件地方官府的文书讲述的是葬礼过程中大事铺张的种种表现。至于对“奢靡行礼之人”要决三十七下，事实上未见付诸实施。这是北方的情况。南方亦是如此，谢应芳说：丧礼之弊有二，“其一，铺张祭仪，务为观美，甚者破家荡产，以侈声乐器玩之盛，视其亲之棺椁衣衾反若余事也。”[171]其实富裕之家在棺椁衣衾上也是很奢侈的，但相对来说在祭仪上花费更为惊人。

厚葬的另一方面，是棺木侈费和以贵重的物品甚至纸钞随葬。富家“葬时装敛帛与金”。[172]陕西儒士杨恭懿父丧，“棺椁皆黄腸，衣衾必褥”。[173]黄腸指柏木黄心，是贵重的棺椁材料。至元七年十一月，尚书省上奏：“民间丧葬，多有无益破费。略举一节：纸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费钞一两锭钞底，至甚无益。其余似此多端。”忽必烈下旨：“纸房子无疑，禁了者。其余商量行者。”尚书省“议得：除纸钱外，据纸糊房子、金银、人马并彩帛、衣服、帐幕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咨请照验施行”[174]。至大元年（1308），袁州路录事司申：“切见江南流俗，以侈靡为孝。凡有丧葬，大其棺椁，厚其衣衾，广其宅兆，备存珍宝、偶人、马车之器物，亦有将宝钞藉尸殓葬，习以存风。非惟甚失古制，于法似有未应。每厚葬之家，不发掘于不孝之子孙，则开凿于强切盗贼，令死者暴骸露尸，良可痛哉。”为此建议：“今后丧葬之家，除衣食、棺椁依礼举葬外，不许辄用金银宝玉器玩装敛，违者以不孝治罪。似望无起盗心，少全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资，免死者无益之祸。”中书省收到报告后，重申上述至元七年圣旨，要求各地施行。[175]无锡元代钱裕夫妇墓，墓主死于延祐七年（1320），是没有官职的普通地主。随葬器物154件，有金、银、玉、玛瑙、琥珀、丝织品、漆器、木器，还有纸钞一叠。[176]可知至大元年重申禁止厚葬的法令，并无效果。特别是纸钞的出土，证明袁州路录事司所说“将宝钞”随葬确有其事。

厚葬使“富者倾资破产，贫者负债取钱，甚者不能办给，以致丧亡不能得葬。”[177]上述儒士杨恭懿便因丧葬去费用“为具不足，称贷益之”[178]。厚葬在当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从现有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元代厚葬之风与前代相比，是逊色的。迄今没有发现伴有大量珍宝的墓葬。这或与蒙古葬礼相对简单有关。

元代盗墓之风盛行，“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椁以来，一抔之土，愈富贵者愈不能保其藏”[179]。“钜家大室，丰敛厚葬，自以为与山川相悠远，然不一再世，而其子孙弗恤，视其木思以为薪，登其垄思发其藏者，盖比比也。”[180]盗掘墓葬，“子孙贫而自发者不少，为盗所发者尤多。发之必鬻之，未有不败者。败者卖者必受祸，夫始买者亦或遭诬。厚葬之不特为身祸，其贻祸于人若此，反不如裸葬之不及者为无祸也。……泥葬书以求福，而不顾子孙之衰微而卖之以取祸，与厚葬以自取发掘暴骨之祸者，其为愚蔽，一也”[181]。可见，厚葬是导致盗墓的主要原因。

盗墓有墓主后人自盗，亦有他人偷盗。

墓主子孙自盗有的是因贫困盗掘祖坟，盗取财物；有的则为了出卖坟地。大德七年（1303）江西临江路（治今江西清江）的一件文书中说，当地百姓因为“贫穷不能固守”，有的“图葬埋之金银，被祖宗之棺椁”；有的“发掘祖先坟墓，迁移骸骨，高价货卖穴地”[182]。皇庆二年（1313）三月十八日中书省的文书说：“钦奉圣旨：百姓每的子孙每，将祖上的坟茔并树木卖与人的也有，更掘了骨殖将坟茔卖与人的也有。今后卖的买的并牙人每根底要罪过，行文书禁断者。”[183]至大三年（1310），吉州路（治今江西吉州）周九一，“先为家贫，掘伐祖妣沈氏坟墓”。后又纠众掘伐姑婆、伯祖坟墓。前后“三次盗掘祖宗坟墓，偷取祭品金银。事干恶逆，难与亲属相盗之比。”“幸遇释免……比例合同凡人强盗，刺字。既犯恶逆，难令复居故土，迁徙辽阳肇州屯种相应。”[184]

发掘他人祖坟，大多为了盗取财物，也有为了挟仇报复。元朝法律：“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同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185]盗墓根据不回情况分别处罚，最严重的可判死刑。大德六年（1302），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贼人王季等掘墓抓获，“追勘间，钦遇诏恩，”宽大处理。但因原有圣旨：“盗贼虽会赦仍刺字。”“既是例比盗贼科断，拟刺字。”[186]皇庆二年（1313），宁国路（治今安徽宣城）“姚德胜与男姚富、并义侄方应荣，掘发胡州判坟墓，开棺盗讫银子等物”。姚德胜、方应荣“依例刺断居役”，姚富“罪遇原免，合同首从定论，依例刺字，收充警迹相应”。“收充警迹”即充警迹人，由地方监管。[187]延祐四年（1317），庆元路吴新九等“赍器具到于史提刑坟内，开掘凿开棺木，盗到金银等物……合行人估计金银等物，该中统钞九十三定四十两。”首贼吴新九自杀。从犯“比同强盗，已断一百七下”。“为从发掘开棺盗财，既同强盗计赃断讫罪犯，例不刺字，发付肇州屯种相应。”[188]至顺二年（1331），清江县建安乡四会院僧人敖本率人发附近彭氏墓，“启石椁，斫棺毁尸弃河中，盗其藏器，瘗其师于上为浮图焉，且伪树小浮图旁近以为验”。地方官府查明后，“中书下之刑部，议其罪，比强盗减死，黥僧为民，隶有司充警，复墓地彭氏”[189]。“充警”即是充警迹人。倪谧“初试吏部之狱典，有盗发大家冢。大家误速无罪者于狱，且重赂君欲致之死。君曰：‘死不死有法在，我何忍以狱市焉！’后钩钜得真盗，其人获免。”[190]则是盗墓可判死罪的具体案例。

有元一代，灾荒和战争不断。每当社会发生动乱，所在之地的坟墓必遭严重破坏。“婺寇作，台、剡邻境，民生荼毒，三尺之坟，无不椎埋暴露。”[191]这是忽必烈时代的事。“至正乙未以后，盗贼经过之所，凡远近墓冢，无不被其发者，丧不如速朽之为愈也。因记为戒。自天历己巳年旱歉后，诸处发冢之盗，公行不禁。”[192]元末诗人叹道：“乱兵西来人散走，青野荒荒绝鸡狗。坵坟已见遭掘伐，棺椁还闻被椎剖。锦衾绣袂颜色新，玉珥金环光照人。千年幽鬼窖中物，去作谁家富贵春。”[193]元末发冢，除了“盗贼”之外，还有官府为了筑城从坟茔挖掘砖石的破坏：“富田筑城令期急，创起高围防外敌。南山有石採凿难，尽掘坟茔取砖甓。千夫万卒腾山丘，大斧长镵隳墓头。子孙饮泣草间望，白骨纵横谁敢收。”[194]

元代有不少人反对厚葬，主张薄葬。元末浙东儒士叶子奇说：“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195]主张薄葬的有不少官员，如伊吾庐人塔本任行省都元帅，癸卯年（1243）卒，“遗命葬以纸衣瓦棺”[196]。统军灭南宋的将领张弘范，“遗言无厚葬，甲一袭，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为之”[197]。集贤大学士史惟良，“召子铨，教以忠君孝亲之道，勿汲汲于求进，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椁虽坚，不如速朽。纸衣瓦棺，足周吾身，或违吾言，非吾子也。’言毕而逝。……子铨遵遗志，敛以时服”[198]。成都路防城总管李昱，“呼诸子付以后事，且戒之曰：‘毋随俗喧哗，毋厚葬具。’……殉以瓦器，从治命”[199]。太原盐使司提举徐德举，“当不恙时，伐石为椁，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无厚藏，明器用陶，无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200]。也有儒生主张薄葬。江阴儒生吴方，“临终，顾其子曰：‘……其无以侈靡之物敛”[201]。还有妇女：“孺人遗命子妇，勿用簪珥金珠为饰，一用女冠衣帔为殓具，邻里人皆疑其太薄。既瘗，不为马鬣佳城之观，至今拳然块土，苍苔丛篠蔽其上，过者莫能指真处。”因而未被盗掘。[202]

[1] 王恽：《论中都丧祭礼薄事状》，《秋涧文集》卷八四。

[2] 王恽：《弹赵春奴不孝事》，《秋涧文集》卷八八。

[3] 《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210页。

[4] 《朴通事》，《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第336页。

[5] 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程钜夫集》卷七。

[6] 程钜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程钜夫集》卷九。

[7]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8] 苏天爵：《定陶县尹赵君墓碣铭》，《滋溪文稿》卷一八。

[9] 杜仁杰：《（盘涉调·要孩儿）喻情》，《重辑杜善夫集》，济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10] 蒲道源：《青渠王先生墓志》，《闲居丛稿》卷二五，《四库全书》本。

[11] 《元典章新集·刑部·巡捕不获贼·扈巡检不即拿贼》，第2191页。

[12] 许有壬：《梁公神道碑》，《至正集》卷五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三年石印本。

[13] 黄秀纯等：《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5]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等：《元上都域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16] 张立方：《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369页。

[17] 河北省文研所：《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18] 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19] 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文物》1986年第12期。

[20] 陈栎：《送杨叔昭序》，《定宇先生文集》卷二。

[21]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贯集》卷一一。

[22] 赵孟頫：《有元故征士王公墓志铭》，任道斌点校《赵孟頫文集》卷八，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

[23] 戴良：《项止堂墓志铭》，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卷二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24] 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5] 《马可波罗行纪》，第362页。

[26] 方回：《普同塔记》，《桐江续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咸淳临安志》卷五八《户口》。

[28] 宋濂：《姑苏林君母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四部备要》本。

[29] 杨维桢：《张氏瑞兰记》，《东维子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杨维桢：《思亭记》，《东维子集》卷一七。

[31] 戴良：《亡妾李氏墓志铭》，《戴良集》卷一四。

[32] 卢熊：《故文懿殷公行状》，《强斋集》卷一〇《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谢应芳：《吴处士妻墓志铭》，《龟巢稿》卷一九。

[34] 贡师泰：《义阡记》，邱居里、赵居友校点《贡氏三家集·贡师泰玩斋集》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35] 孔齐：《不葬父母》，《至正直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6] 宋濂：《阎府君墓碣》，《宋文宪公全集》卷一〇。

[37] 黄溍：《四明乾符寺观主容公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二。

[38] 梁椅：《戒火化文》，《（成化）处州府志》卷四，转引自《全元文》第2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9] 孔齐：《妻死不葬》，《至正直记》卷二。

[40] 《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服内婚·焚夫尸嫁断例》。

[41] 曾广亿：《广东佛山鼓颡岗宋元明墓记略》，《考古》1964年第10期。

[42] 《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传一》。

[43] 赵孟頫：《濮君墓志铭》，《赵孟頫文集》卷九。

[44] 贡师泰：《义阡记》，《贡氏三家集·贡师泰集》卷七。

[45] 赵孟頫：《有元故征士王公墓志铭》，《赵孟頫文集》卷八。

[46] 赵孟頫：《濮君墓志铭》，《赵孟頫文集》卷九。

[47] 朱文刚：《王侯去思碑》，《两浙金石志》卷一七。光绪浙江书局刻本。

[48] 佚名：《施仁义刘弘嫁婢》，《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8—833页。

[49] 郑德辉：《邹梅香骗翰林风月》，《元曲选》。

[50]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元曲选》。

[51] 佚名：《昊天塔孟良盗骨》，《元曲选》。

[52] 贡师泰：《义阡记》，《贡氏三家集·贡师泰集》卷七。

[53] 梁椅：《戒火化文》，《全元文》第22册，第328页。

[54]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启》，《青华集》卷二，《全元文》第46册，第426页。

[55] 殷奎：《故善人余景明墓文》，《强斋集》卷四。

[56] 杨维桢：《朱氏德厚庵记》，《东维子文集》卷一六。

[57] 宋濂：《魏贤母宋夫人墓铭》，《宋文宪公文集》卷一一。

[58] 王恽：《论中都丧葬礼薄事状》，《秋涧文集》卷八四。

[59] 吴澄：《王德臣求赙序》，《吴文正公集》卷五。

[60]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转引自《全元文》第46册，第426页。

[61] 《元典章》卷四三《刑部五·诸杀二·烧埋·杀人偿罪仍征烧埋银》。

[62]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63] 德辉：《亡僧入塔》，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卷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64] 黄溍：《鲁云兴公舍利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一。

[65] 黄溍：《北溪延公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一，第3页上。

[66] 问远：《探秘海内最大的元代墓葬群》，《东方收藏》2010年第1期。

[67] 齐心主编：《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68] 黄溍：《笑隐禅师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二。

[69] 虞集：《智觉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八，《四部备要》本，第6页下。

[70] 虞集：《大辨禅师宝华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八。

[71] 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一。

[72] 虞集：《铁牛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

[73] 黄溍：《灵隐悦堂禅师塔铭》，《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一。

[74] 唐桂芳：《重建中和道院碑》，《白云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 《葬论》，《司马温公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

[76] 胡祗遹：《论取人》，魏崇武、周思敬校点《胡祗遹集》卷二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77] 孔齐：《芳村祖墓》，《至正直记》卷一。

[78] 宋濂：《慈孝庵记》，《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

[79] 宋濂：《故天台朱府君霞隖阡表》，《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一。

[80] 柳贯：《义方陈母丁孺人墓碣铭》，《柳贯集》卷一一。

[81]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82] 宋濂：《周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繇，卦兆的占辞。

[83] 黄溍：《元故处士陶君墓表》，《台州金石录》卷一三。

[84] 郭宽：《李氏先茔碑》，《（道光）平度州志》卷二四，引自《全元文》第19册，第676页。

[85] 陈栎：《答问洁净精微四字》，《陈定宇先生文集》卷七。

[86] 郑玉：《洪府君墓志铭》，《师山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87]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

[88] 王袆：《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二二，《四库全书》本。

[89] 王祎：《义乌县去思碑》，《王忠文公集》卷一六。

[90] 黄溍：《李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一。

[91] 苏天爵：《象山县尹李侯墓碑》，《滋溪文稿》卷一八。

[92] 吴澄：《乐安夏镇抚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三八。

[93] 吴澄：《故陈副使夫人黄氏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三九。

[94] 吴澄：《故逸士曹君名父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五。

[95] 杨宏道：《李氏廷祖之碑》，《益都金石记》。

[96] 吴澄：《故金陵逸士寅叔王君墓碣铭》，《吴文正公集》卷三八。

[97] 黄溍：《蒋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七。

[98] 赵孟頫：《先侍郎阡表》，《赵孟頫文集》卷八。

[99] 吕溥：《送葬师葛济民归天台序》，《竹谿稿》卷下，引自《全元文》第60册，第209页。

[100] 宋濂：《李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

[101] 宋濂：《郑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102] 宋濂：《曾府君石表辞》，《宋文宪公全集》卷六。

[103] 宋濂：《连州黄府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九。

[104] 黄溍：《华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七。

[105] 赵汸：《戴廷芳母金安人墓附葬志》，《东山存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6] 戴表元：《会稽唐氏墓记》，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07] 黄溍：《赠余生诗序》，《金华先生文集》卷一九。

[108] 宋濂：《故泰和刘府君坟前石表辞》，《宋文宪公全集》卷一〇。

[109]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葬礼·占葬坟墓迁移》。

[110]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发冢·禁治子孙发冢》。

[111]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发冢·禁子孙掘卖祖宗坟茔树木》。

[112] 宋濂：《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113] 吴澄：《赠朱顺甫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六。

[114] 吕溥：《送葬师葛济民归天台序》，《竹谿稿》卷下，引自《全元文》第60册，第209页。

[115] 陈栎：《青可墓表》，《陈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116] 陈栎：《答问》，《陈定宇先生文集》卷七。

[117] 刘将孙：《归来阡表》，李鸣、沈静校点《刘将孙集》卷二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118] 宋濂：《魏贤母宋夫人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一。

[119]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20]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

[121]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贯集》卷一一。

[122] 谢应芳：《与王氏诸子书》，《龟巢稿》卷一一。

[123] 贝琼：《复古堂记》，《贝琼集》卷三〇。

[124]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

[125]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9页。

[126] 《朴通事》，《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第336页。

[127] 《宋史》卷一二五《礼志》。陆游：《放翁家训》，《知不足斋丛书》本。

[128]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129] 《陔余丛考》卷三二《七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0]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131]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元曲选》。

[132] 佚名：《昊天塔孟良盗骨》，《元曲选》。

[133] 关汉卿：《蝴蝶梦》，《元曲选》。

[134] 谢应芳：《妻亡终七日设醮疏》，《龟巢稿》卷一三。

[135] 戴良：《亡妾李氏墓志铭》，《戴良集》卷一四。

[136] 谢应芳：《大祥荐父水陆道场疏》，《龟巢稿》卷一三。

[137] 谢应芳：《水陆道场榜》，《龟巢稿》卷一三。

[138] 谢应芳：《与王氏诸子书》，《龟巢稿》卷一二。

[139] 《大德典章》，《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140] 《辨惑编》卷二《治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页下。

[141] 谢应芳：《龟巢稿》卷一二。

[142] 司马光：《书仪》卷六《丧仪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3]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青华集》卷二。

[144] 苏天爵：《吕文穆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七。

[145] 苏天爵：《孛术鲁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146] 陈栎：《陈氏谱略·本房先世事略》，《定宇先生集》卷一五。

[147] 贝琼：《复古堂记》，《贝琼集》卷三〇。

[148] 吴师道：《汪氏宜人不用缁黄颂》，《吴师道集》卷一一。

[149] 《析津志辑佚·风俗》，第209—210页。

[150]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151]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葬礼·禁治停丧不葬》。

[152] 杨维桢：《朱氏德厚庵记》，《东维子文集》卷一六。

[153] 黄溍：《辽阳行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四。

[154] 苏天爵：《卫吾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五。

[155] 同恕：《陈君墓志铭》，《榘庵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6] 佚名：《施仁义刘弘嫁婢》，《元曲选外编》，第808—833页。

[157] 孔齐：《僧道之患》，《至正直记》卷一。

[158] 吴澄：《临川饶氏先祀记》，《吴文正公集》卷二五。

[159] 黄溍：《永思庵记》，《金华先生文集》卷一五。

[160] 董复礼：《报本庵记》，《四明文献集》卷三，转引自《全元文》第49册，第14页。

[161] 俞希鲁：《报恩庵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庵·丹阳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2] 袁桷：《福源精舍记》，《袁桷集》卷二〇。

[163] 宋濂：《慈孝庵记》，《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

[164] 郑玉：《心田道院设醮诗序》，《师山文集》卷三。

[165] 陈栎：《桐冈先生金公墓志铭》，《陈定宇先生集》卷九。

[166] 《鸡肋编》卷上《各地寒食食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7] 陆游：《放翁家训》，《知不足斋丛书》本。

[168] 胡祗遹：《广公和尚塔铭》，《胡祗遹集》卷一八。

[169] 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页下。

[170] 《大德典章》，见《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171] 《辨惑编》卷二《治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2] 刘嵩：《后掘冢歌》，《槎翁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3] 姚燧：《知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姚燧集》卷一八。

[174]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禁丧葬纸房子》。

[175]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礼制三·葬礼·禁约厚葬》。

[176]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177] 《大德典章》，见《永乐大典》卷七三八五。

[178] 姚燧：《知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姚燧集》卷一八。

[179] 方回：《晋新安太守程公碑》，《新安文献志》卷四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0] 俞希鲁：《报亲庵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庵·丹徒县》。

[181] 陈栎：《青可墓表》，《陈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182]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禁治子孙发冢》。

[183] 《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坟茔树株》。

[184]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发冢·盗掘祖宗坟墓财物》。

[185]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盗贼》。

[186]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发冢·发冢贼人刺断》。

[187] 《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二·诸盗二·发冢·子随父发冢刺断》。

[188] 《元典章新集》《刑部·发冢·免刺发肇州屯种》，第2189—2190页。

[189] 危素：《盗发彭府君墓记》，《危太朴文集》卷二，《嘉业堂丛书》本。

[190] 《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春草斋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1] 舒岳祥：《故孺人方氏墓志铭》，《阆风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 孔齐：《棺椁之制》，《至正直记》卷一。

[193] 刘嵩：《后掘冢歌》，《槎翁诗集》卷四。

[194] 刘嵩：《发冢歌》，《槎翁诗集》卷四。

[195] 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

[196] 《元史》卷一二四《塔本传》。按，伊吾庐应为今新疆哈密。但廉惇《塔本世系状》说他是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畏吾（畏兀儿）人，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三。

[197] 李谦：《张公墓志铭》，《文物》1986年第2期。

[198] 黄溍：《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六。

[199] 赵孟頫：《李公墓志铭》，《赵孟頫文集》卷八。

[200] 姚燧：《徐君神道碑》，《姚燧集》卷一八。

[201] 黄溍：《江阴吴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九。

[202] 舒岳祥：《故孺人王氏墓志铭》，《阆风集》卷一二。

第十章 墓地与墓室

第一节 墓地

元代墓地有严格等级之分。现存有两种记载。一种记：“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下，一百步。庶人及寺观各三十步。”[1]另有记载说：“一品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庶人九步。”“庶人墓田，四面去心，各九步。即是四围相去十八步。”五尺为步，合官尺四丈五尺，营造尺五丈四小尺。[2]上述两种记载相差很大，可能先后有所变化。

文水（今山西文水）王氏墓和祥符县（今河南开封）白榆村杨氏墓，是高级官员坟墓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议大夫、晋宁路总管王国器，先墓在山西文水云周里，“墓域旧惟三亩，王氏族大且盛，葬不能容。侯买地五十亩，以二十亩为葬地，余为祭田，三亩作宅，为室四楹，令冢人居之。凿井及泉，以资溉浸”。墓地有“翁仲石仪”，因东距汾河数里之近，有时河水“衍溢于墓域”，又“筑土四围，高十有五尺，阔八尺，水害遂息。树松柏榆柳凡八百章，郁然畅茂”[3]。可知王氏墓地有祭田，有“冢人”（守坟者）居住的房舍，有翁仲石仪，四周有土筑围墙。王国器官阶三品。杨氏墓墓主杨泽有二子，长子杨敬直为太中大夫（从三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次子杨元直为资德大夫（正二品）、太医院使。杨泽因子官得赠荣禄大夫、大司徒，阶从一品。杨元直“侍禁中”，受皇太后宠信，请修父墓。“乃赐楮币万五千缗，仍督行省相其役。”“丞相身率僚佐共建敕赐神道碑于墓右。……改作祠堂三楹，秦国公李孟为榜曰：‘致严’。圹未有铭，集贤侍讲学士赵孟頫铭之。墓前有表，参知政事贾钧书之。墓南二丈有石门，刻御史中丞郝大挺之字曰：‘杨氏先茔’。茔前石人、兽如制。又南去二百五十尺，华表双高，国子祭酒刘赓题其衡颜曰：梁国公神道。有碣路左，书曰：‘大司徒梁国公坟’，则鄂国公史弼书也。中以亩计者十五，垣以甓，外以丈计者六百。缭以墙，树榆柳柏松数万，郁郁如屯云，翼翼颜颜，辽辽极目。……盖是举也，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有奇。其费，上赐之外，竭家之有犹不足也。”[4]可知此墓占地很广，墓前有神道碑、华表、石人、石兽，墓地栽植大量树木，有供祭祀的祠堂，周围有墙。杨氏为建墓地用工六千有奇，也就是一百名工人劳动两个月以上。修墓除皇家赏赐外“竭家之有犹不足也”，其费用是很可观的。修杨氏墓，朝廷不仅赐钞，而且“督行省相其役”，实际上就是官府为之提供人力、物力。成宗大德五年（1301）七月，皇帝颁布圣旨：“官人每、有气力富豪与自己父、祖修理坟茔立碑石，动军夫、官司气（力）起盖修理有。今后官人每不拣是谁，与自己父、祖起盖坟茔碑石，休动摇官司、军夫者。这（般）宣谕了，动摇军夫的每，有罪过者。”[5]说明官人、富豪修墓时动用军夫和“官司气力”是很普遍的现象，以致朝廷不得不颁发圣旨禁止。但祥符杨氏墓地建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皇帝明令行省助役。可知上述圣旨实际上是一纸空文。王氏墓地（正三品）20亩，而杨氏墓地（从一品）15亩，似说明有关官员墓地标准并不严格执行。

元朝官员都以修墓为光祖耀宗的大事，见于记载者甚多。中大夫、济南路（治今山东济南）总管郭克明，“考品秩，得修翁忡羊虎及巉石，序列先世行实，如古先庙碑者。”[6]杨彦珍，副千户，子杨珪，因战功升万户。“位践三品……伐石人兽，树列神道。”[7]正议大夫、光禄卿邢某，为仁宗“掌膳羞酒醴，日承宠光。曾无数年，致位列卿。推恩之隆，延及祖考。……念先世坟墓远在辽东子孙岁时不克展省，今买地于京城之南燕台乡契丹里，作为茔垣，树列翁仲石像，以元统三年二月十九日举先考及先夫人之柩葬焉。”[8]吏部尚书边公佐，“先是尚书在户部，以阶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广茔域，设置翁仲，而碑石未建。”于是请人书写碑文（阡表）。[9]忙兀的斤曾任中尚卿。其子“买地于大兴县燕台乡艾村原，作为茔垣，树列翁仲石仪，举公及夫人之柩葬焉。”[10]中尚监卿正三品。鹰坊都总管赵密“先世丘陇在（奉圣州）攀山者，侯复镂石表之，列树翁仲，令子孙不忘其处。”[11]鹰坊都总管亦为正三品。以上记载说明三品官员家族墓地有“茔垣”，均建有翁仲石仪。

中国古代官员墓前树立石人、石兽，作为身份的象征，亦有等级的区别。元代沿袭了这一制度。元代文献记载《品官葬仪》：“一品以上石人四事，石柱二事，石虎二事，石羊二事。三品以上石人二事，石柱二事，石虎二事，石羊二事。五品以上石人二事，石虎二事，石羊二事。”[12]这和金朝《泰和令》中的规定相同，应是可信的。[13]元初不少制度来自金朝，葬仪应亦相同或相近。据此，则一品至五品皆可立石人、石兽和石柱，但数量有别。上面所举三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墓地，建有翁仲、石仪，是合乎制度的。元末诗人迺贤自江南北上，过真定县。“县北新城镇南二里许，墓林蓊蔚，羊、虎、翁仲皆白石镌凿，极为伟壮。是为岭北行中书省郎中苏君之墓。”[14]这位“苏君”是元末名臣苏天爵的父亲苏志道，行省郎中从五品，故亦可有羊、虎、翁仲。章丘（今山东章丘）“程氏族大以蕃，而先兆族葬至不能序昭穆”。程恭曾任句容县尹，因其母“蒋夫人卒，始卜得吉埌，去先兆西南二里，奉迁府君之柩合葬焉。周以垣墉，树之松柏，前列石仪、翁仲”，以及墓碑。“府君”即程恭之父程璧，追赠奉训大夫（从五品）、博兴知州。[15]则五品官员墓地亦可建石人、石兽。现存元代墓葬中时有石人、石兽。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鸡冠子山东南坡张氏家族墓地，有《大元敕赐故蓟国公张氏先茔碑》，蓟国公是鲁王王傅张应瑞的封号，墓地有文官、武将石像以及狮、虎、麒麟、羊等石雕。[16]河北满城张弘略墓神道两侧有马、羊、虎、狮、文臣、武将等八尊石像生，现多数移存县文管所院内。[17]衢州九华乡下坦村东方氏墓，墓碑书“赠中大夫太平路总管轻车都尉荥阳侯夫人方氏墓”，墓前有石人、石马、石羊等。[18]

总的来说，北方族葬比较普遍。上面所说官员墓葬中有不少都是族葬。著名的元初地方豪族藁城董氏、真定史氏、巩昌汪氏等都聚族而葬，至今遗址尚存。见于记载的聚族而葬如：“董氏之族居真定藁城者为最盛”，董源任少中大夫、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使，死后“合夫人尚氏之丧葬藁城县安仁乡南董乡先茔，董氏葬是二百余年矣。”[19]易州（今河北易县）李英，为承德郎（正六品）、廉访司佥事。他的上几代殡于各地，“弗克族葬”。李英“买地为兆，定昭穆之次，自曾祖以下，为之具衣衾棺椁而葬。周以垣墉，树之松柏”。并“得立石表于其阡。”[20]胶水县（今山东平度）李氏家族有数人任管军百户长和地方官府的典史、司吏等职。李氏兄弟“扪心默念，父母诸族尊卑骸骨，皆安残土，不能葬之以礼，何以为人之子也”。于是“就斯年通月便岁稔时丰，令术士卜择辰，大，举葬礼于县东北。”[21]这个家族成员职别不高，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也要举行族葬。李用，上代山西文水人，祖迁晋宁（今山西临汾）。李用“服贾西来”，在咸宁县（今陕西西安）买坟地，将原在晋宁埋葬的祖父“而下十八丧”，都迁到咸宁，“与其父族葬之”[22]。这是民间商人族葬的例子。

江南族葬相对来说较少。“中原之族坟墓至今犹古也，南土之葬坟墓得聚于一处者鲜矣。盖其偏方土薄水浅之地，不得不然。虽仁人孝子之心有所甚不安，而卒亦莫能变其俗者。”[23]“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谓其水土浅薄，无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论，虽以父子至亲，其兆域相去，近或十里，所远乃至于逾百。夫以一气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旷绝疏远如此，岂人心天理之所安哉！”[24]所谓“土薄水浅”是指“江南地多沙砾水泉，藏善坏”[25]，说的是大江南北地理条件不同，江南多丘陵，人口密集，加上“土薄水浅”，因此不宜族葬。但这是相对而言的。理学家赵汸说：“大山长谷回溪复岭之中，岂无高平深厚之地可规以为族葬者？”[26]事实上江南各地仍不乏族葬之例。如以聚族同居著称的浦江（今浙江浦江）郑氏。又如金华（今浙江金华），“赵君古愚，嗜学而好修，以其先世遭家孔艰，殁者多途殡于郊，乃与二弟古怡、古忱谋，黜衣杀食，历十年之久，始克族葬于县之庆云乡青冈山之原。”[27]畏兀儿人偰氏，是元代一个显贵的家族。移居江南后也采用族葬。偰氏内迁第二代合剌普华任广东道都转运盐使，战死，“谥忠愍”。其子偰文质，谥忠襄。“时忠襄方买地于溧阳州永成乡沙溪之上，奉忠愍以下六丧，以昭穆序葬。”偰文质之子偰哲笃，妻月伦石护笃，死后都葬溧阳州某乡某山之麓。[28]偰氏在溧阳（今江苏溧阳）聚族而居，绵延至今。上海青浦高家台发现任仁发家族墓地，占地面积近20亩。任仁发曾任都水少监、浙东道宣慰副使，阶四品。其家族成员墓严格按照宗法制度左昭右穆的原则有秩序地排列。[29]

南方官员和富户的墓地也有相当规模。有的豪民“用石墙围祖墓，以绝樵采”。[30]“薛氏世坟，在下蔡之官塘。表以石刻，缭以周垣，攻筑坚深，规制完整，复置守冢其旁，而以垣外地给之。”[31]下蔡今安徽凤台。江西诗人刘嵩写道：“岘冈西北龛村路，近郭家家葬坟墓。富家尽裁松柏林，葬时装殓帛与金。……墓门碑石高峥嵘，界水连山谁敢争。枯枝堕地无人拾，牧竖驱牛山下行。”[32]可知南方富户墓地有围墙，栽种树木，有碑石，设有守墓人，都与北方相似。“富家”的墓地无人“敢争”，连樵夫、牧童都不敢靠近。但南方富户墓地大多有僧道寺庵，这是北方不多见的（参见第九章第三节）。江南富户的墓地甚至还有供游玩的园林：“浙河以西，俗敝久矣。而丧亲之变，又君子所不忍言。其能瘗于土者，则美田庐以崇梵释，治园囿以盛游观。岁时驾大舟，领妇子，举一觞而酹焉。”奉训大夫、延福太监之子张世华葬其母陆夫人于安吉（今浙江安吉），墓西有屋数间，“规置守者以给祀事，11子孙岁时展省，得以止而休焉。……名曰：‘永贞之庵’。”“墓前地可十亩，巨竹万株，即其南为亭四楹，名曰：‘云亭’。”[33]这座云亭显然是供游观的。

以上所说都是官员、富户的墓地。无论南北，普通平民的墓地，都很简单，仅能容下棺木而已。至于贫民，买不起墓地，只能安葬在义冢之内，棺木亦靠官府或富人施给（见第十章第四节）。

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山东廉访使许师敬请颁族葬制。”[34]儒家提倡族葬，认为可以加强宗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许师敬是大理学家许衡的儿子，崇尚理学，故有此建议，意在用政府的力量，进一步推行族葬，实现儒家的理想。但朝廷对此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第二节 墓室的形制

就建筑材料来说，元代墓葬主要分为砖墓、石墓两类。墓室形状则有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多边形等。有的除了墓室之外，还有墓门、甬道和墓道。

石墓。石墓南北均有。文献记载，武宗时和林行省丞相蒙古人哈剌哈孙薨，“敕大兴尹买葬地昌平阳山南之原……乃胥议为石冢。”[35]大德九年（乙巳，1305）国子祭酒刘敏中为其父母迁葬，“为方圹，白石为室，且为椁”[36]。北京元代墓葬中发现石墓颇多。北京铁可墓，为三室石椁木棺墓。墓室四壁用青石垒砌，室内用二道石板隔墙，分成三室，各置一棺。墓底用大小不等的青石板平铺，墓顶用等宽的九块青石板覆盖，每室三块。[37]铁哥之父斡脱赤墓在铁可墓东，由墓室和甬道组成。墓室四壁分别用一块大理石板构筑，石板厚25厘米。墓底平铺石板，墓顶用青石板封盖。[38]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用卵石和大小不等的石块加灰土浆（白灰和土的混合物）砌筑而成，墓室分东、西两室，中间以隔墙分开。[39]山东平阴县南李山头村元墓，墓室为全石结构，所用石料皆石灰岩质。墓室有主室及东西两侧室，主室呈方形，两侧室为长方形。主室及侧室有画像多幅，分别刻在石板上。[40]山东济南历城区埠东村石雕壁画墓，墓室平面呈圆形，墓壁由大小不等的弧形石料砌筑，计11行。[41]山东济南郎茂山路山代家族墓三座，M1和M2均为石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形，用大小不一的巨石错缝砌筑而成，墓底用不规整的石板铺成。M2顶部用雕有莲花的圆形石块封盖；M1顶部已被破坏，应与M2同。M3整体呈长方形，用大型石块砌成，用石墙分成三部分。底部用石板铺地，顶部用20厘米厚的石板封顶。[42]徐州大山头元墓墓室上圆下方，用大石条错缝顺砌而成。[43]

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为石砌八角形单室墓，以较规整的石板砌筑墓室和墓顶，墓门外以条石砌拱券甬道，再以石板封门，分两层，内层由两块石板拼接成近方形，外层为一长方形石板。[44]山西交城裴家山元墓、文水北峪口元墓、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以及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墓，都是石砌八边形单室墓。

苏州张士诚父母墓，墓圹作正方形，无墓道和墓门。边长3.79米，比一般墓室大得多。全用大青石板构筑而成。[45]上海青浦任氏家族墓6座均为石墓圹，墓壁用大石板砌成，墓圹上盖大石板（有的已散佚）。[46]

砖墓。元代砖墓墓室以单室、双室居多，形式多样。单室常见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先后发现两座元墓。1982年发现的元墓墓室为方形，每边长2.5米。1989年发现的元墓，墓室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3米。[47]大同冯道真墓是砖砌单室墓，由墓室、甬道、墓道组成。墓室平面为方形，南北长2.64米、东西宽2.84米、高3.3米。大同王青墓墓室平面呈方形，南北长2.5米，宽2.10米，高3.2米。面积比冯道真墓略小。[48]。杭州鲜于枢墓为长方形砖室墓，长2.6米、宽0.92米。墓壁用长方形砖错缝平铺叠砌，墓底不铺砖，放置两块长方形石条，可能为垫棺之用。[49]西安韩森寨元墓由墓道、甬道、墓门、方形穹隆顶墓室构成。墓室南北长2.06米、东西宽1.95米，四壁皆用条形单砖平砌而成。[50]（图10-1为陕西韩村元墓结构，图10-2为韩村元墓残存墓顶）

图10-1 陕西韩村元墓结构

图10-2 韩村元墓残存墓顶

双室砖墓如北京小红门张弘纲墓，墓室由主室、耳室组成，主室有石棺两具，耳室有木棺一具。[51]福建将乐元墓为双室券顶砖墓，两室平面为相等的长方形，内长3.9米、宽1.16米、高1.17米。墓室用长方形青砖铺砌。[52]福建南平三官堂元代刘千夫妻合葬墓，青砖砌筑，两室，形制相同，长方形，均长3.84米，宽1.6米，高1.66米。[53]无锡钱裕墓。青灰色长条砖砌的竖穴，墓中间有墙，分两室，东室男，西葬女，夫妇合葬墓。[54]江西抚州黄泥岗元代合葬墓，长方形，分两室，东为夫，西为妻，但两室间有甬道相通。两室均分前后两部分，中有封墙，前部放置棺木，后部放随葬品和墓志铭。[55]

已发现元代砖墓中，多室很少。湖北罗田蔡家湾元至正九年墓，平面呈方形，墓圹长310—320厘米、宽300—320厘米、墓室底至墓顶高130厘米。墓室分北、中、南三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墙均用石灰、糯米汁、拌沙灌注而成。[56]北京颐和园发现的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大型多室砖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及东西侧室、后室及两个侧室组成，后室与前室之间有甬道相通。前室2.45米见方，东、西侧室略小。后室南北2.78米，东西2.8米，其东侧有两个侧室，面积较小。此墓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57]赛因赤答忽曾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后升太尉、翰林学士承旨阶银青荣禄大夫（正一品）。他的儿子扩廓帖木儿是元军统帅，在朝廷中举足轻重。赛因赤答忽死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正逢元末动乱之时，但因扩廓帖木儿的身份特殊，所以他的墓葬仍是高规格的。全墓砖砌，由墓道、门楼、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其中前室为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2.53米；过道近方形，东西宽1.78米、南北进深1.53米；后室近方形，南北长3米、东西宽2.8米。仅后室面积已与一般墓室相当或较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墓底距地面深19.8米，其深度是罕见的，原因显然是惧怕动乱中被盗掘，但耗费的财力无疑是很大的。[58]

砖墓也有六边形或八边形。山西芮城潘德冲墓六角形，用砖砌成。[59]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八边形穹隆顶，墓顶正中留小孔模仿蒙古包。[60]河北涿州东关村元代壁画墓呈八角八边形。[61]中原和北方地区发现的北宋和辽、金墓葬都有八角形和六角形的砖室墓。[62]元代多边形墓是前代墓型的继承。其形制可能来源于佛塔或佛幢。

元代墓葬有单人、夫妻合葬以及多人合葬等不同形式。总的说来，单人葬和夫妻合葬居多，多人合葬较少。河北徐水西黑山墓地是金元时期平民家族墓地，已清理62座，内单人葬20座，二人合葬21座，三人葬11座，不确定10座。[63]可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单人墓在南北均很普遍。杭州妇女徐妙安死，其子到处寻求佳域，最后葬于钱塘县范村之桐树坞。其夫“卒先十二年”，“其葬徐村，距桐树坞数里而近”[64]。则夫妻分葬两处。就考古发掘来说，浙江海宁贾椿墓葬具为一木棺，内藏贾椿遗骸（未腐）。[65]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单人葬。[66]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墓主为女性，单人葬。[67]夫妻合葬在南北也是常见的。在元代人物传记资料（传、墓志铭、神道碑等）中，可以看到大量夫妻合葬的记载。经常用词是“袝”或“合袝”。合葬的形式多种多样。临川（江西临川）胡仲才夫妇相继病故，只隔九天。于是“合葬于乡里之管城山乔岭。”即同时下葬。[68]常见的形式是先死的一方已葬，另一方去世后，打开先死者坟墓安葬。著名学者柳贯夫人去世，他在墓砖上写道：“兆成先窆，俟吾他日同竁。”[69]“窆”指穿土下棺，“竁”指穿地为墓穴，柳贯的意思是夫人棺木先葬，他死后再打开合葬。浦江（今浙江浦江）戴士壵先死，其妻刘氏，后十七年去世。“刘将属纩时，命其子思恭等曰：汝父骨已朽，我即死，汝必穿父穴以合窆。”[70]莆田（今福建莆田）朱文霆，任泉州路同知，其妻池氏先死，“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71]嘉定（今上海嘉定）邢真，“后其夫二年而卒，卒之十有五日，穿其夫之封而葬。”[72]有的则是一方埋葬时，便为另一方留出生茔。王蕙，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初，府君之葬，（子）熊为夫人豫作寿藏……至是竟合祔焉。”[73]还有一种是夫、妻原来分葬（或殡）两处，其子、孙将两人尸骨埋在一起。魏榆人杜怀玉，为登封尉，卒于官。“公之卒也，羁葬他乡余五十年。至正辛巳，次子简始收取遗骸。越三年甲申五月，改葬于中杜故里先茔之侧，仍以其配赠宜人韩氏祔之，礼也。”[74]

从考古发掘来看，夫妻合葬墓有多种形式。（1）合葬于一棺之中。山东邹县李裕庵墓有大小石椁，大石椁内男女同棺，应是夫妻合葬。[75]三门峡M38元墓，木棺一具，棺内有人骨架两具，一男一女。[76]（2）男女分两棺同埋一室，山东嘉祥曹元用夫妻合葬墓，内置二套棺椁，男右女左。[77]（3）夫妻遗骸各居一室。江西抚州元代墓葬，东室夫，西室妇，两墓室之间有甬道相通。[78]安庆范文虎墓，墓室“全长4.5米，宽5米，中有界墙一道，分为东、西两室，男棺在东，女棺在西”[79]。福建将乐元墓、福建南平三官堂元刘千六夫妻墓都是相等形制的两室，但将乐墓面积较大。[80]山东济宁张营村张楷墓，是长方形土圹石椁木棺双室合葬墓，墓主张楷以朝列大夫、大司农丞致仕，双室有隔墙，中间有方形小洞使两室相通。[81]

双人墓以夫妻合葬最多。此外还有父子同穴、兄弟合葬等。理学家陈栎之姐夫吴惟深与外甥吴昌“父子同穴”，其姐“祔葬冢，相去一二尺许。”[82]也有兄弟合葬。开化程宁，终年七十。“公与弟生同气，死不忍异穴，与弟合葬遯山之冈。”[83]元代墓葬壁画中常见夫妻并坐或对坐的场景，如赤峰元宝山元墓。[84]即是夫妻合葬的反映。

多人墓以一夫多妻和妻、妾合葬居多。浦江（今浙江浦江）郑铢死后四年，其妻吴氏、妾劳氏相继去世，均“袝葬府君之穴”[85]。长安（今陕西西安）辅明之，原配于氏，继室上官氏。辅卒于至元庚辰。“君与于氏葬长安县槐衙里先茔”。上官氏“后君三十五年……卒”。其子“举其柩，合而葬焉”。则一夫二妻同葬一墓。[86]陈福，世家郑州密县（今河南密县），织工，后居京兆咸宁（今陕西西安）。死后“藁殡僧舍”。陈福原配李氏，早卒；继室任氏，死在陈福身后二十六年。任氏死后三人合葬在一起。[87]梁大用为安西王掌膳局提举，“君凡五娶，无子。元配刘氏卒，继以王、李、王、任。前王及任亦先卒。今皆合葬焉”。则是一夫及三妻合葬。[88]从考古发掘来看，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M3呈长方形石墓，用石板隔成中室和东、西二部分，中室最大，东、西略小，每室一棺，应是一夫二妻合葬。[89]陕西横山高镇罗圪台村元墓是单室墓，壁画中夫妻宴饮图共有六人（一夫五妻），墓内发现4具人骨和较多的烧骨。[90]

此外还有家庭或家族成员的多人墓。江苏徐州大山头元延祐七年墓发现尸骨三具，一成人二孩童，应是同一家庭成员。[91]山西襄汾解村元墓墓室有六具骨架，除一具侧身屈肢者外，余皆散乱堆放，显系迁葬。[92]山东长清王宿铺村元墓有8具骨架，5具在地面排放，头向西，仰身直肢，应同时下葬。另有3具儿童骨架。在高于棺木之上的淤土层中，未见葬具，可能是后放的。[93]西安小型土室墓，在一长方形木盒内盛五具人骨骼。[94]

从汉末、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以安置棺材，或将尸体直接安置在棺床上。[95]元代墓葬中棺床仍相当普遍。棺床大多用砖砌成，有的呈长方形，亦有呈凹字形。赤峰元宝山元墓砌有长方形棺床，长2.5米，与墓室边长同；宽1.07米，高24厘米。床面铺方形青灰砖，男女尸体安放在棺床上。[96]大同冯道真墓墓室后部砌长方形平面棺床，长2.84米、宽1.10米、高15厘米。用方砖平铺。棺床上置东西横放的青石板，长1.88米，宽0.95米，厚0.2米，当是尸床。尸床上置木棺罩，内停放尸体。棺床上置尸床和棺罩，是此墓特殊之处。大同王青墓墓室后部倚东、北、西三壁砌长方形棺床，长2.10米，宽1.80米，高0.16米，占室的三分之二。用方砖平铺。[97]西安韩森寨元墓是墓室北部横置一砖砌棺床，东西长1.35米、南北宽0.92米、高0.55米，外围以砖包砌，中心填土而成。棺床与四面墙都有一定距离。棺床外表涂白灰层。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设棺床，在墓室北部，砌成束腰须弥座式，棺床宽同墓室宽度，长1.14米，高0.56米。床前嵌有狮子、花卉、侏儒等雕砖。[98]太原黄坡村元砖墓（瓷罐盖上文字“大德十年五月初一日魏四汉家记”），北壁下筑棺床，无棺。死者仰身直肢，并置于棺床上。[99]大同齿轮厂元墓，单室砖砌，后部有一用三层方砖砌出的棺床，依稀可辨出呈一字形横置其上的火化骨灰。其上有可能是丝织物的褐色遗痕。[100]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墓内棺床呈凹字形，高0.48米，2具尸体陈放在棺床上。[101]以上是北方墓葬中安设棺床的一些例子。南方墓葬中亦有棺床发现。福建南平三官堂元墓为砖墓，有棺床，高0.1米。[102]福建将乐元墓两室，中部均有一长方形棺床，高0.06米，用长方形青砖砌成。[103]

第三节 墓室的壁画和砖雕

我国壁画墓出现于西汉早期，逐步发展。元代壁画墓见于于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南方的福建亦有发现。

墓中壁画分布于甬道两壁和券顶、墓门及其上部、墓室四壁及穹隆顶等处。通常是刷一层白灰，然后在上面绘制壁画或图案。[104]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墓墓室内壁抹有1厘米厚的白灰面，灰内掺有少量细草。[105]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在砖壁上先抹1厘米厚的褐色黏泥，再抹1厘米厚的白灰，并将白灰面打抹光滑，然后在白灰面上绘制墨色及彩色壁画。[106]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元墓墓壁及墓顶之上先抹一层0.1—0.3厘米薄厚不均的草拌泥，再抹0.2—0.6厘米厚的白灰面，抹灰技术较为粗劣。[107]陕西蒲洞耳村元墓，先在壁画砖面涂敷掺麻的白灰，然后抹光打匀，将画绘在白灰面上。[108]墓葬壁画绘制技法一般采取先用墨线勾勒，然后填色平涂的方法。

墓室壁画中常见家居生活场面。北宋中期以后，中原和华北地区不少墓葬的墓主像，明显呈现为夫妇对坐宴饮的模式，通常称为“墓主夫妇开芳宴”。蒙元时期“汉地”墓室后壁绘画常见墓主夫妇并坐模式，已经发现多处。如内蒙古赤峰元宝山（沙子山）两座元墓、赤峰三眼井元墓、凉城后德胜元墓（图10-3为凉城后德胜元墓壁画夫妻并坐图），陕西的蒲城洞耳村元墓，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山东济南埠东村元墓，河南尉氏元墓，以及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墓等。一般是夫妇并坐或夫与妻妾并坐，亦有夫妇在一桌旁左右对坐。

图10-3 凉城后德胜元墓壁画夫妻并坐图

墓主夫妇旁有持各种物件的侍者、侍婢数人。夫妻并坐图在墓的北壁、面对墓门居多，但亦有变化。赤峰元宝山元墓北壁夫妻相对坐在椅上，旁有男、女仆人各一。[109]（图10-4为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夫妻对坐图）陕西东郊元代壁画墓墓室北壁正中为砖砌假门，门西绘女主人，门东绘男主人。两人均站立。[110]山东章丘青野元代壁画墓，坐北朝南，北壁为仿木结构大门，大门两侧有砖砌小门两个。东壁是墓主人生活图画，砖砌一桌二椅，男女主人分坐两旁，身边各站一男女侍者。[111]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墓为八边形，墓室后部是夫妇并坐宴饮图，男主人坐中间，5位妇女分坐两侧。前有供桌，上置盖罐、玉壶春瓶等。[112]夫妇并坐图的流行，应与夫妇合葬墓有密切关系。有的壁画还有文字表明图中人物身份或生平。河北涿州元李仪夫如墓东西壁绘奉侍、备宴图，东壁7人，西壁4人，人物背后绘一立屏，屏心墨书题记墓主夫妇生平。[113]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室北壁屏风中是墓主男女对坐图，屏风顶部有方形顶框，上有墨书款志，顶端一横行自右至左为：“大朝国至元六年岁次己巳”，以下四列纵行从右到左分别是：“娘子李氏云线系河中府人”，“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祭主长男闰童悉妇”，“二月清明日闭穴蹑个真”[114]。用这种形式记录墓主和祭主姓名，并不多见。山西兴县红峪村至大二年元墓夫妇对坐图，夫妇二人身后有方形座屏，屏前长条形供桌，桌上立有牌位，上题祖父武元圭，下并列二行，分题“父武庆”“母景氏”。[115]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墓室采用砖雕和壁画相结合的装饰方法，表现建筑形式。东壁用砖砌出一长方形供奉龛，龛内放置砖雕的顶部为梯形的碑，碑上墨书题记三行。中间一行：“至正贰四年二月初吉日”，右边为“长男于洹”，左边为“于贤泣立□□□□”。这是用供奉龛代替常见的夫妻对（并）坐图，比较罕见。[116]（图10-5为临淄元墓供奉龛）

图10-4 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夫妻对坐图

图10-5 临淄元墓供奉龛

在夫妇并坐图左右或附近，常有备茶、备酒图。如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图10-6为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奉茶图）赤峰元宝山元墓、蒲城洞耳村墓、山西文水北峪口墓、交城裴家山墓等。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墓，八角形，共15幅。西壁为墓主人夫妇图，面向墓门。自墓门按顺时针方向，为第8幅。第4幅为备酒图，第12幅为备茶图。[117]赤峰三眼井元墓北壁正中为主人夫妇并坐图，其东一间似为厨房，有一案，上置长瓶、碗、碟、勺等，旁有男女侍者各一，显然是为主人饮食服务。其西一间门紧闭。[118]应亦属于备茶、备酒图一类。韩森寨北壁壁画为墓主夫妇图，西壁为五女（童）侍宴图，侍女送水果、酒食侍奉北壁的主人。东壁壁画残破，由现存部分推测应是四位侍女送茶等。[119]夫妇并坐图和备茶、备酒图实为一体，反映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

图10-6 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奉茶图

元墓壁画中不少表现墓主在生前的活动。元宝山元墓壁画有《行旅图》《山居图》，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有《行别献酒图》（图10-7为蒲城元墓行别献酒图）、《醉归乐舞图》（图10-8为蒲城元墓醉归乐舞图），赤峰三眼井元墓有《出猎图》等。凌源富家屯元墓M1墓室有多幅壁画，东壁绘《游乐图》，左侧墓主人座椅上，旁有乐师、侍从。右侧两人牵四马。后壁绘《探病图》，通幅大画，一人卧于床上，左右两侧各有女子前来探病。高1米，长216米。这一主题在元墓壁画中少见。[120]赤峰元宝山元墓、赤峰三眼井元墓和凉城后德胜村元墓的壁画，墓主人都穿蒙古服装，戴圆盔帽，有些壁画还展示游牧生活习俗，但墓葬形制结构与汉人墓葬相同，不见蒙古族的殓葬方式。墓主人很可能是蒙古化的汉族官员。[121]

图10-7 蒲城元墓行别献酒图

图10-8 蒲城元墓醉归乐舞图

墓室壁画中常见孝行故事图。宋、金时期，孝子故事在墓葬的雕刻和壁画中已相当流行。元代墓葬中仍时有发现。如芮城永乐宫潘德冲墓石椁左右椁壁上用阴线雕刻二十四孝人物壁画，左右各十二幅，每幅图上都有题名。[122]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元代二十四孝壁画。[123]芮城永乐宫宋德方墓石椁后壁刻董永、郭巨、孟宗、王祥四幅孝子故事图。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区元墓1号和2号墓室有多幅人物故事图，其中可以确定的有“杨香女打虎救父”“老莱子娱亲”“郭巨埋儿葬父”“孟宗哭竹生笋”“蔡顺行孝”“董永典妻”等。[124]山东济南柴油机厂元墓墓室四壁上方有孝行故事图13幅（图10-9为山东济南柴油机厂元墓壁画郭巨埋儿图）。[125]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墓墓室壁画15幅，内有四个属于二十四孝的故事：“孟宗哭笋”“蔡顺分椹”“时礼涌泉”“黄香扇枕”[126]。河北涿州李仪夫妇墓墓门两侧东南壁和西南壁均绘孝义故事多种，每个故事均以山峦、曲线为自然相隔。[127]

图10-9 山东济南柴油机厂元墓壁画郭巨埋儿图

元代绘画艺术有很大发展，其中山水画的成就最为突出，花鸟画亦有不俗的表现，涌现了许多名家和优秀作品。这两种绘画形式在元墓壁画中都有所反映。元代墓葬中有整幅壁面的水墨山水，也有山水屏风、山水挂轴等形式。大同冯道真墓北壁山水画，长270厘米、高91厘米，崇山峻岭，群峰叠翠，林木蓁蓁，烟云缥缈。远处孤舟，近处茅屋。画面右上方题“疏林晚照”。山西长治郝家庄元墓壁画中有不少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内容。西壁左侧绘一影屏，上方中部有一幅水墨《竹雀图》。影屏右侧又绘一山水画挂轴。东壁左侧为一幅有双线边框的山水画。[128]河北涿州李仪墓北壁和东北、西北壁绘三幅一组水墨竹雀屏风画。

元墓壁画中还有伎乐图。赤峰元宝山元墓墓门东西两侧都有一幅壁画，各画三人，手持乐器演奏。[129]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北壁是墓主人夫妇并坐，东壁绘6人，5人手持各种乐器，是乐队。西壁亦绘6人，应是演员。为元代杂剧表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130]（图10-10为运城元墓伎乐图）西安韩森寨元墓甬道西壁为一幅散乐图，绘3个乐人手持乐器向墓室行进。东壁壁画绝大部分剥落无存。[131]

图10-10 运城元墓伎乐图

北方元墓有的壁画中仿木结构，用砖雕和彩绘壁画相结合的装饰方法，繁复华丽。如济南司里街元墓[132]（图10-11为济南司里街元墓砖雕彩绘门楼）、山东历城邢村元墓、[133]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134]等。墓顶常见各种云鹤图和各种图案。济南司里街元墓穹隆顶壁上用墨线绘瑞云、仙鹤及花卉等图案。[135]西安东郊元墓穹隆顶为祥云仙鹤图。[136]内蒙古沙子山元墓顶部以莲花为中心，环绕彩云、仙鹤，以及太阳、月亮。[137]山西蒲城元墓墓室的穹隆顶壁由四圈图案组成，由下而上分别为帘幔、梁枋彩画、戏花童子和火焰珠、如意云头。每种图案均绕墓顶一周。[138]

图10-11 济南司里街元墓砖雕彩绘门楼

元墓中还有砖雕壁画和画像石。将乐舞情景制为雕砖，嵌入墓壁的不同部位，意在供墓主人死后仍能观看。金代墓葬中砖雕乐舞壁画相当流行。元代砖雕壁画在山西侯马几处元墓中都有发现，有花卉、舞乐图。[139]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有砖雕花卉、人物。（图10-12为山西新绛元墓砖雕人物）砖雕大部分为模制，少数是雕刻的。可知当时这一地区可能仍流行砖雕。[140]山东平阴南李山头村元墓共有画像石刻38幅。每幅画像都有方形或长方形画框。画像内容除少量表现家居生活（妇女启门、男仆女侍）外，大部分是孝行故事。[141]徐州大山头元墓有画像石4块，门楣1，拱券1，墓室北壁镶嵌画像石2块。主要是花草图案，亦有人物。[142]但总的来说，元墓中砖雕壁画和画像石为数有限。

图10-12 山西新绛元墓砖雕人物

第四节 义冢、普同（普济）塔、生茔（寿函）和衣冠冢

义冢或义阡，是免费的公共墓地。有的是地方官员举办的，有的则是民间人士（主要是退休官员和富户）兴办的。元军南下，“独毗陵城守不下，死者众”。毗陵即今江苏常州。到至元十八年（1281）地方官“捐俸募力，收拾瘗藏累万计，封于东门外。好义之家实相斯役，且集道释，设斋法以荐殇亡”，称为义冢。[143]这可能是元代较早出现的义冢。高唐（今山东高唐）达鲁花赤斡杂忽都“置义阡以救丧葬无所归者。”[144]王元恭为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总管。“捐俸买山表义阡以痤”火葬者。[145]易州（今河北易县）达鲁花赤马可慕，“民有贫不能丧者，皆为买棺椁以葬之。”[146]元末松江官员谢礼作义阡，“得地五百亩，散在九龙山中，各垣其四周，以限刍牧之入，锄耰之侵，使凡孤贫无依、羁旅无归者皆得葬焉。犹惧夫葬者力有不赡，则又割田五百亩，岁征其入以助之。凡敛而棺者，予地二十尺，米二石；火而函者，地五尺，米五斗。仍深其坎，崇其封，大书居里、姓名而谨志之。他日子孙或有徙痤者，给米如葬数之半。”[147]松江的义冢，规模很大，而且有一套管理制度。还有专门为西域内迁居民设置的义冢：“义冢者何，西域氏旅茔也。营之者谁，吉安中宪大夫达噜噶齐也。……又以余力买地方于水之东，西域客死于此皆葬焉。筑室三间，以享以祀。俾特穆尔布色董其后而世守之，庶无他族逼处，魂魄相安于九京也。”[148]“达噜噶齐”即达鲁花赤的异译，元朝制度，只有蒙古人、色目人可任达鲁花赤。这位吉安路达噜噶齐（达鲁花赤）无疑是色目人，很可能就是西域人的后代，故专门为“西域氏”营造义冢。江西吉安设立“西域客”的义冢，可知当地西域人不在少数。

但是地方官府兴办的义冢，实际上大多只是徒具形式。“爰及近代，民死无所于葬者，乃有义冢，然不过有司之具文而已。”[149]

除了地方官府，有些地方富户和退休官员以建义冢为慈善事业。大都（今北京）姚仲实以经商致富，“谓人莫悲于死无以葬，买雍庄地十余顷为义茔之。岁将冬，地且冻，预为竁以备之。”[150]无锡（今江苏无锡）强以德“历官一品”，退休后设义冢于慧山之下，“使贫无葬地者咸葬焉。”[151]李世安是元朝大臣李恒之子，退休后居江西。“野有莩死，捐赀掩骼疗胔。龙兴郭外买地十余亩，贫无葬地者藏焉。”[152]浦江义门郑氏，“乡邻之无后者，生有义廪以赈给之，死有义冢以安厝之。”[153]王荐，福宁（今福建福宁）人。“州禁民死不葬者，时民贫未葬者众，畏令，意焚柩，弃骨野中。荐哀之，以地为义阡收瘗之。有死不能敛者，复买棺以赠。”贾进，大同（今山西大同）人。“买地为义阡，使无墓者葬之。”[154]龙泉（今浙江龙泉）章珪、章溢兄弟，购得“吉埌”，“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党之人死无所葬者，俾俱葬于兹焉。顾非敢谓义事，而咸请名之曰阡”。章氏义阡限于章氏宗族里党之人，与其他义冢又有区别。[155]

僧人火化后，盛行塔葬。名僧有专门的埋骨之塔，已见前述。一般僧人遗骨集体安葬之所，称为普同塔，又称普济塔。宋代已相当普遍，元代仍然如此。例如扬州正胜寺，宋元之际僧善德“又置塔基广七百余步于城北，以藏遗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156]。衡州酃县（今湖南酃县）“有桃源山者颇险绝，邑人尝寨之以避兵”。元军“招之不服，尽歼诸。其下骸胔狼藉，自是无过之者”。铁牛禅师在当地“为大精蓝，四方禅衲踵至”，名灵云寺。又“建普济之塔，尽敛山之遗骨而瘗之，僧之终于其寺与临近之人殁而无归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157]。奉化（今浙江奉化）僧人足翁历任各寺住持，后主镇江焦山四年，“逝既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东归。余尚书之夫人魏氏捐山三亩，令介文塔藏之，是为西原”。“既而于塔之左右续二塔，以济他比丘之不忍弃其骨与诸人亦用其法者，祔窆于其间。”[158]续置左右的二塔收藏“他比丘”和“诸人”的遗骨，显然是普同塔。姑苏（今江苏苏州）慧庆禅寺，“复创塔院于寺南之莲华峰，榜曰归真。中为三塔，同室异竁，僧俗皆得以藏焉。”[159]南昌（今江西南昌）印土寺，“复增置田舍诸施者，得租五十石，作骨塔闍维之室。”[160]慧庆寺和印土寺所建藏遗骨之塔，无疑也是普济（同）塔。

道教人士亦有建普同塔者。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茅山宁寿观道士刘祖华“捐私泉易地十亩于西湖之赤山，为石塔曰：普同之塔。高广深各丈有二尺，界乎其内，纳凡既燎者之骨，其徒居左，余众居右。……浮图之甃而荼毗之归，自释氏始，本非中夏之令典，自老氏者亦不得已析而从之。”[161]可知道教建普同塔，实际上受佛教的影响。僧、道建造的普同塔大多兼收僧、道和俗人的遗体，实际上是寺院的一种慈善事业。

生茔，又称寿藏，指活着时营造的墓穴。元代营建生茔成风。元仁宗下令为侍从曲枢“治寿藏”，“即日相地，发官帑为仞竁穴，植华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162]可知皇帝认同这种方式。金元之际定襄（今山西定襄）军阀樊天胜修治祖茔，又“以身后为计”，“欲作寿冢，以为他日宁神之地。”[163]丁巳（宪宗七年）东平（今山东东平）药师吴辨夫六十八岁，“预作冢墓，以寄终焉之志。”得到大文学家元好问的赞赏。[164]名画家唐棣历任休宁等地官员，退休后选择风水好的“吉地”为自己营造生茔。[165]金华（今浙江金华）张荣，葬父母“于家东北一里黄坞之原”。兄死，“乃于父母之侧攻位而藏之。……又于兄之侧十步预作二竁以俟”。“作二竁”是自己夫妇的生茔。[166]东阳王桂迁上代两世之丧“以昭穆序葬，仍虚其左以为寿藏。”[167]江阴（今江苏江阴）儒生吴方，“自治寿藏”。[168]事实上，不少人在六十岁以前就着手经营。上海夏宗显，“初，君年未四十，即穿圹为冢于舍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169]著名文人昆山顾瑛“简旷不羁，年五十，预营寿藏，并自志其平生立之藏旁”。顾瑛以此表示自己的豁达。[170]以上是自营寿藏。还有为父母营造生茔，被认为是孝道的表现。华亭（今上海松江）唐昱，葬在“其居之北二里佛庐，曰寿宁院。盖其生时，（子）俊民预为营卜寿藏，以寓喜惧之志，亦孝道之一事也。”[171]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区元墓1号墨书题记，大德十年，屯留市泽村韩翌年六十七岁时，“有男韩瑁等发孝顺之心，撰吉祥之穴，于庚穴上剏砌墓一所”，也就是生茔。至大二年，韩翌去世后入葬。[172]一般来说，能够经营寿藏的大多是官员、富户，至少也是中等之家。

僧人经营寿冢亦不少。僧人塔葬，大都万寿寺住持佛心宝印大禅师，其弟子为之“凿深攻坚，豫卜藏域”。“塔成，其崇三十尺，而趾之广三分杀二，在高梁河漆园。”[173]台山洪福院“有大苾篘曰文安”，“师春秋七十有四，神和气冲，语响步健。一日，慨然叹曰：‘人生幻化，若水沤草露，何常之有！’口预建寿冢塔铭，以备归藏之所。”[174]

与寿藏相应，还有一种风气，即生前为自己备好棺木，称为寿函。元末孔齐说：“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亦无妨也。”[175]会稽东岳行祠（今浙江绍兴）有一老道士，“室横一空棺，云：‘已十余年矣，未能即弃浮世而入此匣也。’”后因兵乱入城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176]

因各种原因尸体未能保存者，其亲属在棺木中放入死者衣冠或其他物件，葬入墓中，称为衣冠冢。藁城（今河北藁城）董俊归附蒙古，在归德之役战死，“殁后十有七日，以衣冠葬于先茔，礼也。”[177]济南（今山东济南）裴国佐从征日本，死于军中，“大德己亥之春，其子珪将奉公之衣冠，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历城东南三里莱氏之原”[178]。“薛氏世坟，在下蔡之西塘。”薛贵先世居襄邑，其祖父母“合葬襄邑，后沦于河。”其父薛青“从军云南，殁王事，未有以其丧归者”。薛贵“乃地于官塘之南而营马焉，大其兆域，而序以昭穆。始曾祖父母……次葬其祖父母之衣冠而为昭，次葬其父之衣冠而为穆，而以母杨氏、张氏祔焉。”[179]泰安黄宝□以丹青自业，娶左氏，遇金季兵乱，俱失所在。□子黄定，□迁邹平，为贾贩以居，且占籍焉。□孙黄晏，官至济南危山巡检。□卜兆邹平黄山之南原，为新茔，奉祖考、妣衣冠，迁考、妣、兄、嫂之柩，以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有七日，咸以礼祔葬矣。□[180]尹志诚提点长春宫事，“享年八十三，门人奉其衣冠葬于五华之先茔，礼也”[181]。还有一种刻木为象代替衣冠。简州阳安县何震“以祖父之丧无所识，岁久不可知其处，七年庚申乃大为佛事以报罔极，刻木以象大父，为人衣衾棺椁，与王夫人合葬于县之东山。盖不胜哀慕，而为此变礼也”[182]。北京发现斡脱赤墓，斡脱赤是乞失迷儿（今克什米尔）人，奉蒙哥之命出使遇害。追封代国公，谥忠遂。斡脱赤墓在其子铁哥墓附近，石圹，平而长方形，墓内未发现木棺和人骨，仅在北立关发现一座碑，大理石制，楷书：“大元忠遂国公神道之位”，可知是斡脱赤的衣冠冢。[183]

[1] 《至元杂令·官民坟地》，《泰定本事林广记》壬集卷一，见《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2页。

[2]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三·葬礼·墓地禁步之图》。

[3] 苏天爵：《文水王氏增修茔兆记》，《滋溪文稿》卷四。

[4] 程钜夫：《杨氏先茔记》，《程钜夫集》卷一三。

[5] 《永乐大典》引《元国朝典章》，《元典章》点校本，附录一《文书补遗》，第2271页。

[6] 蔡受益：《郭克明墓碣铭》，《畿辅通志》卷一六九，转引自《全元文》第58册，第206页。

[7] 姚燧：《戍守邓州千户杨公神道碑》，《姚燧集》卷一八。

[8] 苏天爵：《邢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五。

[9] 黄溍：《边氏崇孝阡表》，《金华先生文集》卷三〇。

[10] 马祖常：《蓟国忠简公神道碑》，《石田文集》卷一三。

[11] 苏天爵：《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五。

[12] 《至元杂令》，《泰定本事林广记》壬集卷一，《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2页。

[13] 苏天爵：《金进士盖公墓记》，《滋溪文稿》卷四。

[14] 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页下—28页上。

[15] 苏天爵：《程府君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八。

[16] 王大方、张文芳：《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21页。

[17] 《元代张弘略及其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18] 沈华龙：《元代荥阳侯夫人方氏墓初探》，《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19] 苏天爵：《董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〇。

[20] 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滋溪文稿》卷二〇。

[21] 郭宽：《李氏先茔碑》，《（道光）平度州志》卷二四，引自《全元文》第19册，第674页。

[22] 同恕：《李君和甫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3] 吴澄：《跋陈氏丘陇图》，《吴文正公集》卷三一。

[24] 宋濂：《赵氏族葬兆域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一四。

[25] 赵汸：《戴廷芳母金安人墓附葬志》，《东山存稿》卷七。

[26] 赵汸：《葬书问对》，《东山存稿》卷五。

[27] 宋濂：《赵氏族葬兆域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一四。

[28] 黄溍：《合刺普华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五，《魏郡夫人伟吾氏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九。

[29] 何继英：《上海唐宋元墓》肆《元任仁发家族墓志友映的几个问题》，第210—219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0] 孔齐：《乡中风俗》，《至正直记》卷二。

[31] 李祁：《薛氏世坟记》，《云阳集》卷七，清抄本，《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第252页。

[32] 刘嵩：《后掘冢歌》，《槎翁诗集》卷四。

[33] 赵汸：《水贞庵记》，《东山存稿》卷三。

[34]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35] 刘敏中：《顺德忠献王碑》，《刘敏中集》卷四。

[36] 刘敏中：《先府君迁祔表》，《刘敏中集》卷一一。

[37] 喻震、黄秀纯：《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3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

[40] 刘善沂：《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2期。

[41] 刘善沂、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1期。

[42]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43] 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第12期。

[44] 《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45] 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46] 何继英：《上海唐宋元墓》，第146—149页。

[47]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元宝山是公社名。据刘文，两墓均在沙子山东坡；为说明方便，下文分称元宝山元墓和沙子山元墓。

[48]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49] 张玉兰：《杭州市发现元代鲜于枢墓》，《文物》1990年第9期。

[5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页。

[5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52]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

[53] 张文崟、林蔚起：《福建南平市三官堂元代纪年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6期。

[54]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55] 《江西抚州发现元代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

[5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罗田蔡家湾元代砖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

[57] 《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

[58] 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59] 山西省文管会等：《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60]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6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62]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63] 河北省文物局等：《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69页。

[64] 柳贯：《卢氏母碣铭》，《柳贯集》卷一一。

[65]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考古》1982年第2期。

[66] 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67]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保所：《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

[68] 李子贵：《东溪胡公墓铭》，《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四编，引自《全元文》第56册，第147页。

[69] 柳贯：《亡妻墓砖志》，《柳贯集》卷一二。

[70] 宋濂：《戴仲积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〇。

[71] 宋濂：《朱公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

[72] 殷奎：《殷母圹铭》，《强斋集》卷四。

[73] 殷奎：《故卢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强斋集》卷四。

[74] 任璟明：《登封尉杜怀玉墓志》，《乾隆榆次县志》卷九，引自《全元文》第56册，第217页。

[75]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76] 《河南三门峡发现元代早期墓葬》，《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6日。

[77] 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78] 程应麟、彭适凡：《江西抚州发现元代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

[79] 白冠西：《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80]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张文崟、林蔚起：《福建南平市三官堂元代纪年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6期。

[81]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

[82] 陈栎：《青可墓表》，《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83] 鲁贞：《程道夫墓志铭》，《桐山老农集》卷三。

[84]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文物》1983年第4期。

[85] 宋濂：《郑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86] 同恕：《辅君明之墓志铭》，《榘庵集》卷七。

[87] 同恕：《陈君墓志铭》，《榘庵集》卷七。

[88] 同恕：《提举梁君墓志铭》，《榘庵集》卷七。

[89] 济南市考古所：《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90] 邢福来等：《陕西横山县发现珍贵元代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25日。

[91] 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第12期。

[92] 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文物》1986年第12期。

[93] 《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2期。

[94] 《西安西郊发现元代小型土室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

[95] 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年第5期。

[96]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97]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98] 《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99] 山西文管会：《太原西南郊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100]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101] 山东省文物考古所、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102] 张文崟、林蔚起：《福建南平市三官堂元代纪年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6期。

[103]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期。

[104] 《济南市司里街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05] 《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06]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07] 《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10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109]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10] 《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第29—30页。

[111] 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青野元代壁画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112] 邢福来等：《陕西横山县发现珍贵元代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25日。

[113] 《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14]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115]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4期。

[11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117] 《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118] 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山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119] 西安市文保考古所：《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第26—29页。

[120]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121] 董新林：《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考古》2015年第9期。

[122] 山西文管会、考古所：《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123] 徐苹芳：《关于宋德方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60年第8期。

[124] 山西考古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

[125]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济南柴油机厂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26]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1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28]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129]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131] 西安市文保考古所：《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第24—25页。

[132]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司里街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33] 刘善圻、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1期。

[13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135]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司里街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36] 西安市文保所：《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1期。

[137] 《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3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139] 山西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140] 山西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141] 刘善沂：《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2期。

[142] 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第12期。

[143] 龚瑀：《义冢记》，《泰定毗陵志辑佚》，见《大德毗陵志辑佚（外四种）》，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144] 阎复：《高唐斡朵忽都政绩碑》，《（万历）东昌府志》卷二〇，引自《全元文》第9册，第275页。

[145] 朱文刚：《王侯去思碑》，《两浙金石志》卷一七，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

[146] 程徐：《达鲁花赤马公去思碑》，《弘治易州志》卷一八，引自《全元文》第46册，第60页。

[147] 贡师泰：《义阡记》，《贡氏三家集·贡师泰集》卷七。

[148] 王礼：《义冢记》，《麟原前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朝修《四库全书》，将“达鲁花赤”改为“达噜噶齐”。

[149] 王祎：《章氏义阡记》，《王忠文公集》卷一〇。

[150] 程钜夫：《姚长者碑》，《程钜夫集》卷七。

[151] 黄溍：《仁寿庵记》，《金华先生文集》卷一五。

[152] 吴澄：《李公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153] 王礼：《郑氏孝义门表》，《麟原前集》卷八。

[154] 《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传一》。

[155] 王袆：《章氏义阡记》，《王忠文公集》卷一〇。

[156] 危素：《扬州正胜寺记》，《危太朴文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

[157] 虞集：《铁牛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

[158] 戴表元：《西原庵记》，《戴表元集》卷四。

[159] 惟则：《吴郡慧庆禅寺记》，引自《全元文》第51册，第549页。

[160] 释大：《龙兴路南昌县印土寺记》，《蒲室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1] 方回：《普同塔记》，《桐江续集》卷三五。

[162] 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金华先生文集》卷四三。

[163] 元好问：《樊侯寿冢记》，《元好问全集》卷三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64] 元好问：《尚药吴辨夫寿冢记》，《元好问全集》卷三、四。

[165] 赵汸：《唐尹生茔记》，《东山存稿》卷三。

[166] 宋濂：《慈孝庵记》，《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三。

[167] 黄溍：《外舅王公墓记》，《金华先生文集》卷四〇。

[168] 黄溍：《江阴吴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九。

[169] 宋濂：《上海夏君新圹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

[170] 徐一夔：《寿藏图赞》，《始丰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 邵亨贞：《海隅唐氏先世事实状》，《野处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2] 《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

[173] 柳贯：《万寿长老佛心宝印大禅师生塔碑铭》，《柳贯集》卷一二。

[174] 牛诚修撰：《安公讲主寿塔记》，《定襄金石考》卷三，民国二十一年印本。

[175] 孔齐：《棺椁之制》，《至正直记》卷一。

[176] 陶宗仪：《道士寿函》，《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4页。

[177] 李冶：《太傅忠烈公神道碑》，《藁城县志》卷八，引自《全元文》第2卷，第39页。

[178] 刘敏中：《裴公墓志铭》，《刘敏中集》卷四。

[179] 李祁：《薛氏世坟记》，《云阳集》卷七。

[180] 刘敏中：《梁邹黄氏先茔之记》，《中庵集》卷五。

[181] 姬志真：《夏公道行碑记》，《正统道藏》，《全元文》第2卷，第98页。

[182] 虞集：《何氏先茔碑》，《道园类稿》卷四五。

[18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第十一章 葬具和随葬品

第一节 棺椁

棺椁之制，由来已久。椁是套在棺外的大棺。元代柳贯说：“孝子之事其亲，生则有养矣，没则有丧矣。敛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若是而已。”[1]可知棺外有椁，在当时仍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齐说：“先人与杨亲翁杨待制尝论棺椁之制，文公《家礼》所谓‘棺仅使容身，椁仅可容棺，’其言信矣。后世皆不晓此义，惟务高大，殊为不根。尝见乡中荒岁盗古冢者，得棺木改造水车、粪桶之类，不知几百年也。盖彬之巨木，状如老杉，富贵之家，半先竞价以买之，高者万贯，下者千贯，以为美饰，否则讥诮之，可谓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为之，高不过四尺，厚亦不过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广开土穴，以泄地气。椁惟用砖或柏木足矣。此论甚善。”[2]由刘敏中、孔齐所说可知棺椁以木制居多。亦有石棺、石椁（椁）。也有有棺无椁。还有将棺、椁或直接将尸体安放在棺床上。

木椁木棺，比较普遍。四川重庆明玉珍墓，一棺一椁，出土时完好。椁用香榧木制，椁内置柏木棺一具，其形与椁相似。[3]无锡钱裕墓，两室分葬男女，“棺外都套有木椁”，椁的外面涂一层三合土。[4]山东嘉祥曹元用墓。曹氏木椁用整块楠木合榫而成，椁盖上盖一层苇席。木棺置于椁内，棺椁距离仅0.05—0.08米。木棺盖上覆一层细绢。[5]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四座，均以木棺为葬具，棺外大都施有绘画及雕刻的木椁，均已朽蚀塌毁。[6]

亦有石椁木棺。永乐宫全真道上层人物宋德方和潘德方两人的墓室都是石椁一具，石椁内有木棺一具。[7]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群内，M2墓中部用石板砌成石椁，石椁内置木棺。[8]山东济宁张楷夫妇合葬墓，为长方形土圹石椁木棺双室。其南有长方形土圹石椁木棺三室。[9][10]山东李裕庵墓，用整块石灰岩凿成大小不同的槽形石椁两个。大石椁内有木棺。椁盖结合处，凿成子母口的齿槽，套合非常严密。大石椁长2.6米，前宽1.2米，后宽1.06米。棺木用六块楠木板合榫而成。棺长1.95米，前宽0.85米，后宽0.55米，前高0.55米，后高0.45米，棺与椁间隙仅0.05米。木棺四周用九卷素绸填塞。[11]

有的石棺或木棺无椁。北京朝阳区南豆各庄耿完者秃墓，石棺用一整块岩石凿成，平面近似方形，石棺内放置骨灰和一组陶质明器。[12]北京石景山金顶街元代石棺墓，石棺由6块大小不等青石板组成，棺内放置骨灰。[13]木棺无椁的墓葬更多。

前面说过，元代墓葬中往往建棺床，上置棺木或直接安放尸体。北京张弘纲墓，主室棺床有石棺两具。石棺用整块青石凿成，棺盖为盝顶形。棺内放置骨灰。[14]永乐宫潘氏墓室北端砌有棺床，石椁置于棺床之上。[15]大同元代崔莹李氏墓，在棺床上置长方形石棺，棺内有绢裹的骨灰。[16]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墓室中砌有棺床，男女尸体安放在棺床上。[17]

从墓葬发掘来看，当时对棺木和遗体的保护采取有多种措施。山东邹县李裕庵墓，开掘深350厘米、长370厘米、宽350厘米的竖穴。用石灰米汁拌合花岗岩碎块、石英石及沙砾等浇浆填底，厚约0.30米，上放大小槽形石椁两个。在石椁四周，再用同样的灰浆浇灌，厚0.40—0.60米，把两个石椁凝成一个异常坚固的整体。椁内贮满棕红色液体，有浓郁的松香味。男尸保存完好穿着整齐。尸体四周填塞用黑褐色素绸包有中药材的长方形小包。木棺井启锹内亦贮满棕红色棺液，散发香味。[18]嘉祥曹元用墓，土坑竖穴合葬墓，用石灰糯米汁拌和细土、白砂粒及少量石块等浇灌铺底，厚0.5米，放置木椁木棺后用同样灰浆将木椁包起来，顶部厚1米，四周0.4米左右。[19]安庆范文虎墓，东室范文虎棺“椁与棺之间、椁与墓壁之间空处，皆用松香灌实”。西室女棺，棺四周空处均用石灰、米汁混合土灌注。[20]海宁贾椿墓，棺木外涂厚约1厘米的朱砂漆。棺内底部平放两根长180厘米、直径10厘米左右的垫木，其上又横放10根长50厘米的小楞木，垫木和楞木之间填放木炭约200斤。[21]三门峡M36、M38两座元墓的棺底都铺有一层木炭。[22]西安南郊皇子坡村两座元墓，木棺下均铺有0.2—0.5厘米厚的白灰层。[23]哈剌鲁人骚马葬其父按檀不花于济宁：“备尽坚致，塞泉以炭。椁棺以石，砖堌于上。”[24]“塞泉以炭”应是在棺椁中或墓穴内放置木炭，起到防潮吸水的作用。

第二节 墓志铭和神道碑

死者正式埋葬时，都要有墓碑。“不得铭，无以葬。”[25]“铭”就是指墓志铭而言。墓志是安放在墓内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分上下两层，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上层刻标题，下层刻志和铭。标题是死者官衔、姓氏。志是记述死者生平（姓名、籍贯、经历、成就和家庭成员）的文字，铭是用韵文（通常四字一句）摡括志文内容，对死者表示悼念和颂扬。“葬而不得铭，犹无葬也。”[26]说明墓志是墓葬中不可缺少的随葬物品。浦江（今浙江浦江）吴直方官一品致仕，“以无大功业，不必乞铭于人，以为识者之所讪鄙。乃自序历官世第而系之以辞……人以为实录云。”[27]自作墓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墓志一般是以行状为据写成的。行状是记述死者生平的文字，有的由死者亲属撰写，有的则由门人撰写。前者如乡贡进士庐陵（今江西庐陵）萧济美，“自状其父俊民甫之行”[28]。永丰（今江西永丰）高师文去世，“卒之三月，其孤世安摭其所见于家庭、所闻于师友者辑为行述”。[29]同知宁都州（今江西宁都）事计初死，“孤恕述其父之所行，命其弟毅走京师乞铭”[30]。后者如：婺源（今安徽婺源）汪炎昶是著名儒生，死后家属请汪炎昶的门人赵汸“辑群行为状”，“赵君乃为状”[31]。有了行状，再请求有名望的文人根据行状撰写墓志铭。墓志铭或称墓碣铭，如无铭则称墓志。墓志（碣）铭写成后，还要请书法家抄写，然后刻石。讲究的还要请名人题写碑盖。元代著名学者吴澄、姚燧、黄溍、虞集、苏天爵、宋濂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大量此类作品。元代大儒吴澄曾任国子司业，有很高的声望，因而成为人们乞求的对象。在他现存的文集中，撰写的墓志铭、墓碣铭、墓志有150篇左右。萧济美遣人通过吴澄的亲属“请铭”[32]。汪炎昶之子以赵汸的行状请宋濂写墓志铭。[33]虞集在当时很有名望，“然碑板之文，未尝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赀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都总管。既卒，其子属丰城士甘悫求集文铭父墓，奉中统钞五百定准礼物，集不许，悫愧叹而去”[34]。可知请人作铭文要致送礼物或钱钞。

在已发掘的元代墓葬中，不少墓中都发现墓志铭。较早的如大同冯道真墓出土墓志。[35]陕西户县贺氏一号墓，出土石墓志一合，盖上阴刻隶书“大元故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谥惠愍贺秦国公墓志铭”，底为志、铭。可知墓主为元朝名臣贺胜。二号墓出墓志一合，阴刻篆书“太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贺公墓铭”，底为志、铭。可知墓主为贺胜之父贺仁杰。贺氏父子是元代政坛重要人物，《元史》两人有传，墓志可作补充。[36]山东嘉祥曹元用墓，墓志二合。方形青石，阴刻正楷书。河南焦作新李封村先后出土二合墓志。一是许衎墓志，一合两石，青石质。志盖正方形，正面阴刻楷书“有元故潜斋先生许仲和墓志”。志石楷书30行。另一是许衎之子许师义墓志，也是一合两石，青石质。志盖楷书“大元故承务郎新济州脱脱禾孙副使许公墓志铭”，志石楷书20行。许衎是元代理学家许衡的兄弟。这二合墓志对研究许衡家族有帮助。[37]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出土墓志一方，大理石质，立碑式，由底座和碑身组成，碑身正背面均有楷书志文及家族世系。死者李仪，曾任大都路府判，阶承德郎。[38]西安南郊王世英墓出土墓志1件，长方形，上端横向隶书：“元故耀州同知王公墓志铭”，下端是志铭全文。此碑“儒林郎国子司业同恕撰”，“王瓒书”。同恕是元代有名的儒生，曾任国子司业，著作有《榘庵集》。这篇墓志不见于《榘庵集》，可作补充。[39]洛阳赛因赤答忽墓，有石墓志一合，青石质，盖内阴刻篆书：“大元故太尉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赛因赤答忽之墓”。志文楷书35行，前载：“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翥撰”，“中奉大夫国子祭酒陈祖仁书”，“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滕国公张濝篆”。按，张翥、陈祖仁都是著名儒生，元末都任高官，两人《元史》有传。张濝“字公弁，保定人，官至集贤大学士，封滕国公。少而岐嶷，早以才学知名，篆书亦淳古可取。”[40]此碑由此三人合作，很有价值。张濝传世书法作品罕见。北京颐和园发现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两块墓志。（图11-1为耶律铸墓志）耶律铸官至左丞相，他的墓志铭汉白玉质，高1.4米、宽0.884米、厚0.195米，题“大元故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公墓志铭”，另一块是其夫人奇渥温氏的墓志，高0.83米、宽0.47米、厚0.22米。[41]有的墓志没有铭，如《宜黄谭遇妻夏氏墓志》。[42]

图11-1 耶律铸墓志

河南焦作出土元代怀孟路总管靳德茂的墓志，没有铭。[43]此外还有墓表、葬志、圹志等名称。有的墓碑很简单，只有籍贯和姓氏，如北京出土的“大元国都总金局使卢公之墓”[44]。（图11-2为卢公墓碑）

图11-2 卢公墓碑

墓志铭都用石。还有墓志砖，就是在砖上书写亡者生平，一般比较简单。学者柳贯作有《亡妻墓砖志》《殇孙墓砖志》。“乃洒涕濡朱，识童卒葬月日于玄砖，纳之圹中。”[45]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墓志砖一方，长方形，正面阴刻楷书“蔡国夫人李氏”六字。[46]河南郑州卷烟厂工地元墓发现墓志砖一块，青灰色，长约30厘米，宽6厘米，正面刻“晋宁路贾润僧”六字，侧面刻“至正二年四月初八日”九字。[47]也有一些墓志是立碑式的，碑额是标题，下面是志文。西安曲江张达夫墓志，碑额是“元故张君达夫墓铭”，下面是直行碑文。据推测，这件墓志“应是靠墓道北壁竖立放置。”[48]

前面指出，墓葬时先有行状，再请人撰墓志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还有神道碑。“公之卒，有行状，有墓志，有神道碑。”[49]上层人物死亡安葬，“墓路称为神道，自汉已然。”[50]神道立碑，须奏请，五代以后再无限制。[51]从元代来看，并无明确的限制。尽管如此，立神道碑的墓主一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者亦有较高的名望。三品以上高官立神道碑，常须经皇帝批准并指定有名望的学者型官员执笔。于九思官至湖南道宣慰使，其子云：“先公官三品，法当定谥立传，勒铭乐石。”[52]邓文原曾任国子祭酒，“今天子以邓公先朝旧臣，用臣僚奏请，特赐以神道之碑铭。”[53]英宗时，监察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因谏阻兴建佛寺被杀，泰定帝时平反，“赐其妻子钞五百贯，良田千亩，仍诏树碑神道。”[54]在姚燧的文集中有《贺公神道碑》，则是为贺胜之父贺仁杰而作。这是由武宗批准指定姚燧撰写的，武宗“仍俾胜驰十五乘传入秦，身视镌立”。可见对树神道碑的重视。[55]集贤大学士史惟良去世，“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载其世系官职，行能劳烈。于是宰相、执政以闻于上，命臣溍为之文，仍敕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王守诚、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书篆，以赐其嗣子铨，俾揭于墓之原。”黄溍依据的是“河东山西道宣慰使辛钧之状。”[56]也就是说，神道碑和墓志铭一样，都是以行状为基础写成的。应该提到的是，在虞集的文集中，既有《贺丞相墓志铭》，又有《贺丞相神道碑》，都为贺胜作，墓志铭和神道碑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是很罕见的。[57]

神道碑执笔者大都是当时有声望并在朝中任职的文人，如元代中期的元明善、姚燧、虞集，后期的欧阳玄。姚燧的文集《牧庵集》中有神道碑四十余篇，在元人文集中居于首位。“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又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否则弗易得也。”[58]可见撰神道碑，即使有朝廷的诏令，家属还需盛情款待，送礼更是免不了的。欧阳玄也是神道碑的重要作者，“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铭，得玄文辞以为荣。”[59]

存世的元代神道碑为数不多。如杨琼神道碑。杨琼曲阳（今河北曲阳）人，“以石工进”，官至武略将军，判大都留守司，兼少府少监，阶从五品。杨琼对大都城的修建做出很大贡献。他的神道碑是其次子请求姚燧写的，此碑现存河北曲阳北岳庙。又有窦默神道碑（已断），在河北肥乡县城东。窦默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姚天福神道碑，在山西稷山马村青龙寺博物馆。[60]（图11-3为姚天福神道碑碑额）姚天福曾任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张弘略曾任宣慰使、行省参知政事，其墓在河北满城，墓中有墓志铭，神道碑立于神道西侧。[61]（图11-4为张弘略神道碑）

图11-3 姚天福神道碑碑额

图11-4 张弘略神道碑

以上所述，都是汉字撰写的碑铭。元朝通行多种文字，除汉字外，还有畏兀儿字、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文以及八思巴字等。著名学者虞集撰《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亦都护是畏兀儿人首领的称号，元朝封亦都护为高昌王。此碑是元文宗命虞集撰写的，记叙畏兀儿历史、历代亦都护的功绩，竖立在永昌（今甘肃永昌）亦都护纽林的斤墓前。[62]此碑仅存半段，刻有汉文、畏兀儿文两种文字，畏兀儿文内容大体相同，有一些区别。[63]内蒙古翁牛特旗国公村有《大元敕赐故蓟国公张氏先茔碑》，表彰张应瑞功绩。此碑是元顺帝命奎章阁学士尚师简、翰林侍讲学士张起岩共同撰文，奎章阁承制学士巎巎书，翰林学士许师敬篆额的。保存完好。碑身正面为汉文，背面为畏兀儿字蒙古文。[64]《世勋碑》《先茔碑》记述祖先功业，性质与《神道碑》相近。而且以上两碑都是“奉敕”撰写的。另有《大元敕赐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公神道碑》，亦刻两种文字。汉文是揭傒斯撰，巎巎书，尚师敬篆额，咬住译成畏兀儿字蒙古文。原碑不存，但有拓本传世。[65]

元世祖忽必烈命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创造新字，指定为官方文字，主要用来拼写蒙古语，兼用以音写汉语。元代有些墓碑，就是用八思巴字书写的。现存有一件兖州达鲁花赤墓碑拓片，碑文汉译是“济宁路前兖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拜都之墓记”。“拜都之墓记”为蒙古语，前面20余字为汉语音译。[66]

第三节 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墓碑

上一节说的是元代通行的汉字和其他文字的墓碑。元代还有域外各种文字的墓碑，有拉丁文、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主要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

扬州、泉州和内蒙古的很多地区都有基督教信徒的墓碑。1952年，扬州发现两块拉丁文墓碑。第一块碑身为长方形，碑面上半为天主教中殉教者的故事图，下半为老式哥特字书写的拉丁文墓志，共五行。由碑文可知，墓主女性，名喀德邻，死于1342年。第二块碑与前碑大体相同而略小，上半为末日审判图，下半为拉丁文墓志，共六行。由碑文可知，墓主男性，名安东尼，死于1340年。喀德邻与安东尼的父亲维利翁尼，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斯或热那亚。元代扬州有来自欧洲的商人，当地有也里可温十字寺（基督教堂），可能是景教，也可能是其他教派。两碑主人同属一家，两碑应出于同一墓地。[67]1981年扬州又发现基督教徒墓碑一通。通高29.3厘米，宽24.5厘米，上圆下方，一面单刻。上段画面中间是双线勾成的十字，字下一朵莲花，两旁各有一天使，头戴双耳冠，冠顶立十字架，肩部、腰部有翅膀。两天使双手前伸，守护十字架。下段有13行文字，右为汉字3行：“岁次丁巳，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的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左为古叙利亚文12行，其中第1行和第12行为叙利亚文记叙利亚语，其余各行为叙利亚文记突厥—回鹘语。大意亦是记死者姓名、死亡时间，和一些宗教语言。[68]

泉州是海外交通的主要港口，居住着许多海外商人、教士。泉州发现大量基督教徒的墓碑。这些墓碑一般用辉绿岩石琢成。碑上大多有十字架和莲花，花旁有密云，以及带羽翼的天使像。有些碑上书写的有叙利亚文、回鹘文和拉丁文，有的同一块碑上还有汉文。内容一般是叙述死者生平、生卒年月，以及一些宗教语言。[69]（图11-5为泉州基督教徒墓碑）其中一块是叙利亚文回鹘语—汉语双语景教碑铭，汉文两行位于墓碑左边，叙利亚文两行位于墓碑右边，叙利亚文的译文是：“这是事可家族的主教大人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之墓，牛儿年八月十五白扫马领（队）来此并题铭。”汉文是：“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塔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白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这件碑文对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有很高的价值。[70]1984年，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城子乡出土景教徒墓碑，瓷质。碑体外缘勾勒边框，框内绘十字架，将碑面分成四部分。十字架中心绘有一圆环，内有一朵六瓣莲花，十字架底部绘一朵九瓣莲花。十字架上部两个空区竖写两行古叙利亚文，下部两区为八行畏兀体蒙古文。叙利亚文的译文是：“仰之，信之”（出于《圣经·旧约全书》），畏兀体蒙古文的译文是：“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年，桃花石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军帐首领药难部队的将军在他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71]“桃花石”是中亚民族对汉人的称呼。（图11-6为赤峰出土瓷质景教徒墓碑）内蒙古百灵庙之敖伦苏木古城、四子王旗王墓梁耶律氏家族陵园等处都有基督教墓碑发现，碑上有十字架、莲花图案、花草缠枝纹，大多用叙利亚文，个别同一碑上有汉字题记。[72]泉州还发现有八思巴文的基督徒墓志和墓道碑。[73]

图11-5 泉州基督教徒墓碑

图11-6 赤峰出土瓷质景教徒墓碑

海港城市泉州有大量伊斯兰教徒。近百年来伊斯兰教徒的墓碑不断发现。这些墓碑碑顶作尖拱形状用辉绿岩石、白花岗石琢成，碑上刻古阿拉伯文。有的正面，有的正、背两面都有文字，也有正面刻古阿拉伯文，背面刻汉文。内容大多是死者名字，来自何处，死亡年月以及宗教的语言（《古兰经》的文字）。碑文中有一块上半部为六行阿拉伯文，汉译：“地。‘不论以前还是以后，凡事只有安拉知道。’死者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本哈桑。墓”。下有“蕃客墓”三个汉字。“蕃客”一词成为海外来客的代名词。[74]另有一碑，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六行，译文是：“‘我们确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这是祈求真主怜悯、宽恕的罪人尼纳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之墓，卒于（回历）704年斋月一个星期六的白天。”碑的背面阴刻汉字五行，“先君生于戊辰十二月初九日，卒于癸卯二月初七日，享年三十六岁，安葬于此。时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孤子吴应斗泣血谨志”[75]。墓主是来自海外的伊斯兰教徒，立碑者是采用汉名汉姓的第二代蕃客。伊斯兰教徒碑文都记录了死者的家乡。还有一块墓碑，形制与普通阿拉伯文墓碑有些不同，中间部分刻古阿拉伯文四行，下部两翼刻汉字：“潘总领四月初一日身亡”。碑主的身份有待考证。[76]（图11-7为泉州出土伊斯兰教徒墓碑图；图11-8为潘总领墓碑）这些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民族史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

元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首府，江南最繁华的都市。许多域外人士居留之地。杭州的聚景园是回回的公共墓地。杭州伊斯兰教古寺凤凰寺迄今仍保存一批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墓碑。最近问世的由中外学者协作完成的《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77]，公布了20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中基本为波斯人，或波斯化的中亚人和突厥人；其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什叶派、逊尼派、苏菲派；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墓主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也有个别通过海路而来。[78]

图11-7 泉州出土伊斯兰教徒墓碑图

图11-8 潘总领墓碑

第四节 随葬品

墓葬的随葬品，称为明器。元代墓葬大多有随葬品，种类繁多。主要有金银珠宝、陶瓷、铁器铜器木器、化妆品、钱币以及买地券等。但贫富之家差别很大。

历代上层人物为了夸耀富贵，都以金银珠宝为殉，尤以帝室为甚，有的墓中珍宝之多令人咋舌。元代虽有厚葬之风，但与前代相比，大为逊色。迄今为止在已经发掘的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珠宝为数有限，质量也不很高。张士诚是元末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其父母合葬墓出土物品比较丰富，有金冠两项，钗、簪、耳环、镯、戒指等金器，以及银奁、玉带等物。[79]石家庄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M4系长方形多室墓，其中A室墓主是女性，应是湖广行省左丞史杠的夫人。头发尚存，上插有金簪、金钗、铜簪、玉簪、玻璃簪计15件。尸骨腹部以上发现金镯2、金戒指2、金耳坠2件和铜钱50余枚。[80]无锡钱裕夫妻墓有金器6件（杯、簪、箍形饰品、带饰3），各种银器40件。[81]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四座，出土金银首饰15件，有金耳坠、戒指等。[82]

富贵人家的墓葬中大多有丝织品。四川地方割据势力首领明玉珍墓出土大量丝织品，有被褥、衣物、缎料等，其中有龙袍五件。[83]张士诚父母墓男尸衣服腐烂，女尸衣服有袍、袄、裙等，质地有缎、绫、绸，还有绸料五匹。李裕庵等出土丝麻棉织品衣物共55件，以丝织品为主，有绸、罗、缎。[84]无锡钱裕墓有各类丝织品28件。元代墓葬中有少量棉织品。海宁贾椿墓发现一块裹身用的棉布，长182厘米，宽62厘米，色白，纺织精细。[85]山东嘉祥曹元用墓有棉布衬衣一件，又有棉质菱形花纹织锦2件，织造精细，图案匀称。[86]山东邹县李裕庵墓死者上身穿六层长袍，最内一层为素白棉布短袖夹袍。[87]可知当时棉织品已开始应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元代墓葬的随葬品中以陶瓷器最多。瓷器多见于富裕人家。常见有瓶、碗、盘、杯、盅、盏、壶、匜等。北京铁可父子墓，出土瓷器21件，有青瓷、影青瓷、黑白花瓷和褐瓷，玉壶春瓶、罐、碗、洗、盘等。西安曲江张达夫与夫人合葬墓出土瓷器14件（套），有青花瓷匜，青瓷碗、碟，白瓷瓶、杯、盏等。[88]上海青浦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瓷器，内官窑瓷器8件，枢府釉瓷器16件，龙泉窑瓷器7件。[89]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流行的新品种，在墓葬中时有发现。北京耶律铸合葬墓中出土一件带“王白”铭文的卵白釉高足杯。一件枢府卵白釉高足碗出于青浦任氏家族墓。[90]漳县元代汪氏墓区中发现有4件高足瓷杯和多件瓷碗。[91]（图11-9为甘肃汪氏墓葬出土高足杯；图11-10为甘肃汪氏墓葬出土莲花托盘）大同齿轮厂元墓出土影青连珠纹像生高足莲花杯。[92]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出土高足瓷杯1件，属“枢府窑类型”，胎质极薄，制作规整，质重堪称上乘。[93]

图11-9 甘肃汪氏墓葬出土高足杯

图11-10 甘肃汪氏墓葬出土莲花托盘

元代墓葬中随葬品中陶器所占比重很大，内蒙古、山西、河南、北京等地尤为突出。随葬的陶器有灰陶、黑陶。陶器种类繁多，可分为：（1）生活用品：罐、壶、碗、碟、盆、盏、筒、釜、灶、仓等。西安元墓带圆形陶仓，有灶一，灶上有锅，锅上有蒸笼，蒸笼上有盖。[94]西安曲江张达夫夫妇墓有陶仓5件，5号仓内有粟，3号仓内有碳化的黑色粉末物。[95]北京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出土明器多灰陶，器形有罐、盆，普遍缩小，北京元墓中，小型陶明器的组合主要是罐、盆、釜、杯、钵、灯。这是北京元墓的特点。[96]（2）起居用品：椅、桌、凳、架、烛台等。山西大同崔莹李氏墓随葬品40余件，主要为陶质器物（灰陶），多为明器及供器。王青墓随葬品亦多为陶质，其中太师椅、巾架、影屏、长供桌、蜡台、带座瓶、带座碗不仅形状相似，大小也极为接近。（3）礼器。洛阳至正九年王述墓出土鼎、敦、罍、尊、爵等20余件仿古礼器。[97]甘肃漳县汪氏墓葬群中出现多种陶制礼器，有陶鼎、陶豆、陶尊、陶簋、陶钟等。[98]元赛因赤答墓有黑色陶器58件，主要是仿古礼器，有陶鼎（2件）、陶豆（10件）、陶敦（4件）、陶簠（5件）、陶壶（6件）、陶罐（4件）、陶尊（1件）、陶爵（1件）、陶案（8件）、陶熏炉（1件）、象尊（2件）、驹尊（1件）等。陶器有各种模印纹饰，制作精致，选型古朴，堪称精品。[99]赛因赤答忽官居一品，故随葬品中有成组礼器，这是其他墓葬中罕见的。（4）陶俑，从汉代起，木俑、陶俑作为奴婢的替身放置在贵族官僚的墓中。从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墓葬中俑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元代陶俑主要见于陕西墓葬（图11-11为西安博物院藏元墓出土陶俑），四川、河南和其他地区亦有发现。陕西户县贺胜墓，出土陶俑131件（骑马俑、牵马俑、骑驼俑、牵驼俑、持盆俑、卫士俑、立俑、武士俑等）。动物模型21件（骆驼、马、牛、羊、狗、鸭、鸡、龟等）。[100]西安电子城元墓出土陶俑16件，内男卫士俑8件，分4式；女侍俑2件，分2式；骆驼1，鞍马2，驮行囊马2。西安南郊王世英墓有陶俑（女骑马俑2，站立俑10，男、女各5。马6，内鞍马1，载物马2，拉车马3。牛2，羊2，鸡1，狗1，豕1，龙1）。[101]王世英官至忠勇校尉、同知耀州事，阶正七品。西安曲江张达夫夫妇合葬墓，男俑2件，女俑2件，陶鞍马、陶羊、陶狗、陶牛、陶豕、陶鸡、陶龙各1件。据墓志，张达夫没有出仕，是普通地主，亦可用俑。[102]在南方，四川华阳元墓有陶俑10件。[103]成都郊区元墓有陶俑8件。[104]福建南平三官堂元代刘千六墓，有木俑两件，存1件，脚部残，残高12.5厘米。[105]河南焦作中站区发现元怀孟路总管靳德茂墓，出土80件彩绘陶车马及人物俑，组成一支庞大的车马出行方阵。两辆陶车居中，四周排列陶马、驭马俑、男女侍俑及仪仗俑。人物俑均为彩绘，高约27—36.9厘米，规模宏大，制作精细。[106]

图11-11 西安博物院藏元墓出土陶俑

一般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以瓷、陶生活用品居多。河北徐水西黑山墓地是平民家族墓地，“随葬品以民窑烧造的粗瓷器和陶器为主”，“主要随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大多都还有锔补痕迹。……西黑山墓地所出瓷器都是出自民窑的粗瓷器”[107]。山西襄汾三座元代普通平民墓葬，共发现随葬品11件，内黑瓷罐3件，白瓷枕、黑瓷钵、提梁陶罐、小碗各一件，另有铜镜、铁灯和绑札竹篦2件，不知何物。[108]这些陶瓷器物都很简陋。

元墓中出土随葬物还有铜器、铁器、漆器、木器、玻璃器。铜器以铜镜居多，有多种形状。铜镜常悬挂于墓顶。甘肃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葬四座（M8、M9、M11、M13），M11和M13墓室顶部施方砖一块，中间悬挂铜镜一面。M8出一件，M13女尸锦囊包内有一件。[109]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墓室穹隆顶正中悬挂铜镜，圆钮，素缘，纹饰为高逸图。[110]凌源富家屯元墓M1顶部浮雕莲花的石板中心凿一横孔，当为悬挂铜镜用。[111]大同王真墓，墓室中部有一件大铜镜，圆形，形体厚重，铜质较好，直径26.3厘米。背面镜心有半圆钮，其上穿有铁环已残缺。可能是悬挂墓顶上的。[112]墓顶悬挂铜镜，是辽金墓葬风俗的延续。汪氏家族墓出土铜器，还有铜爵、铜盘、铜鼎、铜洗等。北京张弘纲墓出土铜杯1件，高3.7厘米，底刻：“子子孙孙永宝用”。[113]石家庄史氏墓群中出土有铜香炉、铜簪等物。[114]山西大同王青墓出土有铜镜、铜钵、铜盘、铜盅、铜簪等。[115]出土的铁器主要是动物造型。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元墓M3有铁犁铧。[116]安庆范文虎墓，男棺棺底有大木板1块，大木板下面4角有铁牛1只，均俯足北向。前面两铁牛之间有铁豕1只。[117]西安韩森寨元墓有铁牛1件，铁豕1件。[118]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有铁牛2件。[119]山西长治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有铁牛1件，铁豕1件。[120]山西长治郝家庄元墓有铁豕二件，铁牛二件。[121]洛阳赛因赤答忽墓有铁牛1件，铁豕1件。[122]铁牛、铁豕，唐宋墓中时常发现，皆为厌胜之物。元代墓葬，继续了这一习俗。[123]漆器在元墓中亦有出土，但为数不多。青浦任氏墓群出土《陶渊明东篱赏菊图》漆盒1件，是元代漆雕中的上乘之作。又有漆奁一件，朱漆，木胎，通体为八瓣莲花形，分五层。通高38.1厘米，直径27.2厘米，底径20.4厘米，“目前所知，宋元时期同类型的漆奁，当以此最大，而底部附有圈足，是这件奁的又一特色”。另外还有4件圆漆盒、1件漆瓶。[124]无锡钱裕墓出土漆器10件，有漆奁一件，葵花八瓣形，分三格。通高22.5厘米、直径16.5厘米、底径12.3厘米。漆盒3什，放在奁中格。[125]山东嘉祥曹元用夫妻合葬墓出土有漆奁盒，圆桶形，盖上作描金双凤牡丹纹，内置铜镜、角梳等物。[126]元墓随葬品中木器不多。大同冯道真墓出土木器较多，有棺罩、房屋、牌位、影屏、巾架、盆座、蜡台、瓶等。比较丰富。[127]甘肃漳县汪氏墓群出土有木衣架、木屋、木蜡台、木案、木奁等。[128]漳县汪氏墓葬中发现玻璃莲花杯、托各1件，这在出土物中是很罕见的。

钱币用作随葬品由来已久。元代墓葬中时有铜钱发现，以宋钱为主，元钱少见。徐水西黑山金元墓葬60余座，共有铜钱406枚，内唐钱32枚，金钱41枚，五铢1枚，大泉501枚，元钱仅1枚（至大通宝），其余均为北宋钱。[129]邹县李裕庵有铜钱69枚。男尸口内含用银片加工的素面钱四枚。范文虎墓有宋钱，金钱38枚、银钱96枚，金十字8个。金钱上有“天下太平”“金玉满堂”“早升天界”等字。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三座均有铜钱出土，以唐、宋为主，金钱1枚（正隆通宝）；元钱1枚（至大通宝）。[130]无锡钱裕墓出土至元宝钞五百文15张，至元宝钞二百文18张，装在胸部上绸钱袋中。以现行宝钞随葬，这在已发现的元代墓葬中是唯一的。

元代很多墓葬中都发现有买地券，例如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有买地券1方，为方形青砖。上以朱砂楷书。[131]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有买地券一方，为方形青砖，朱砂楷书322字。[132]山西大同崔莹李氏墓有铁地券一件。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有买地券一块，板瓦，朱砂书写。13行，满行27字。[133]江西永丰元延祐七年墓，有地券一方，青石质，长方形，券首为半圆形，前题：“故吴母孺人陈氏地券”。[134]三门峡市发现的元墓M36墓室底部西北角有一块合同券，质地为灰砖，方形，券文乃朱砂书写，一侧书有半字“合同券”。背面正中模印一右手手印。[135]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平民墓葬亦有买地券，如山西襄汾的丁村1号元墓和解村元墓，墓室结构简单，随葬品有限，却都有买地券。[136]

买地券是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它是给死者带往冥界的模仿地契的物品，内容是虚拟的，旨在使死者有所凭恃，确保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受侵犯。元代买地券的格式和前代的买地券是一样的，通常先写时间、地点和死者姓名，墓地四至，然后向地下鬼神通告死者之殁亡，祈求得到他们的接纳与保佑。除时间、地点和死者姓名外，其他内容（墓地四至，买地价钱，各路神仙，知见人、代保人等）一般是虚拟的，文字充满道教的神秘色彩。元代学者周密说：“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137]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买地券以砖居多，亦有铁质或石质、瓦质。江西铅山八水源村元墓发现“新故明达省元赵公”墓契一方，方形，灰陶质，墨韦楷体，中有符录一行。从契文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虚拟的买地券。[138]

但是也有例外。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内有石碑一通，正面为墓志铭，背面为买地契。契文如下：[139]

城西祖师坟买地契

西京刘宣差下武官福今为要银使用，别无所得，遂将本户下宋家庄村西南地一段南北畛记地二十五亩，东至韩老地，南至官道，西至韩大地，北至小道，其地四至，立契出卖与本京龙翔观冯大师永远为主，两议定价银二十五两，立契日各交分付讫。如日后但有诸般违碍，有人争占卖，地主武官福一面代当无词。一定已后，各不番悔。如有先番悔者罚银一十两。恐人无信，故立此文字为凭。

乙巳年九月二十八日　　　卖地人武官福　押

同卖地母阿贾　押　　　　邻人韩老　　　押

邻人韩大　　　押　　　　见人王贞　　　押

西京都税使司给年月日同使　　　押

这是民间交易并得到官方批准的地契，刻在墓碑上，用来证明坟地的所有权。地契是民间土地交易的凭证，是真实的，和买地券的性质不同。但这种情况不多见。

1983年发掘的三门峡市上村岭元墓，墓室棺床中间斜靠一块买地券，陶质，方形，正反两面都有朱书文字。反面一行，竖行，书在边沿，每字只余半截。正面文字10行，竖行，177字。其文如下：

维大元国元贞二年岁次丙申正月庚午朔二十一日庚寅，陕州在城丰庆坊住坐祭主冯兴男冯进、冯百户男冯亨，欲葬祖父冯政，祖母吕氏、王氏，父百户冯禧，母李氏，父冯兴，母兰氏，于陕州陕县州东尚村姚四嫂处立契，用价钱中统宝钞七十五两买到坟地一所，南北长一十七步伍分，东西阔一十七步二分，计地一亩一分。又坟前赡坟地二分半，通计一亩五分。安厝宅兆。伏愿本处地祇，分掌四城诸神，共垂祐护，子孙后裔，永保宁吉。元贞二年正月日给。[140]

这是以地契为基础，加上买地券的内容。可以说是两者的混合。

还有一种地券是向地方神祇报告死者生卒时辰：

维大元后至元五年岁次己卯十一月乙卯朔越三十日甲申，抚州临川县长乐里湖南保居，孤哀子胡周孙、媳万氏、婿吴宗正、女二娘孝眷等，谨昭告于管城山后土之神而言曰：先考东溪公讳仲才，生于宋咸淳壬申年八月初三亥时，殁于是年二月二十七戌时。母静庵道姑熊氏妙寿，丁卯年五月二十四日辰时生，先翁九日卒。涓吉是日合葬于斯乔岭，龙脉坐丑向未，四水回环，藏风聚气，前塘汪洋，远山呈贵，允为幽宅。阴阳佳处，灵兮安妥。子孙昌炽，春秋祭祀，神其同与。谨券。[141]

元代墓葬中常见镇墓石。在墓中置镇石的习俗，应是受道教的影响，由来已久，北宋有五精石镇墓法，五精石是以五色代表五方。“镇墓古法有以竹为六尺弓度之者，亦有用尺量者。今但以五色石镇之于冢堂内，东北角安青石，东南角安赤石，西南角安白石，西北角安黑石，中央安黄石，皆须完净，大小等，不限轻重。”[142]1983年发掘的三门峡上村岭元墓，墓室棺床中间有一块买地券，券前和墓室四角各放一块色泽不同的卵石。东北角为绿色，东南角为红色，西北角为黑色，西南角为白色，中间券前卵石为浅灰色。[143]2013年，三门峡市发掘元墓M36亦有五色镇墓石，西北角为黑色，东北角为青色卵石，东南为红色，西南为白色，北部偏中为黄色卵石。与《地理新书》相合。[144]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在墓室4角及中部发现有5枚未经加工的天然鹅卵石。[145]西安韩森寨元墓出土5件镇墓石，均为天然鹅卵石，形状不甚规则，大致呈圆形或椭圆形，长7—10厘米。发现时分别置于墓室四角和中央。[146]西安曲江张达夫及其前三位夫人合葬墓有镇墓石5块，卵石，白色或青灰色，分东、西侧偏南、西侧偏北、南、北安置。张达夫第四夫人墓亦有镇墓石5块，卵石，白色或青灰色，分置东、西、南、北、中部。[147]山东济宁张营村元墓M2中室有5件加工粗糙的石球，分别置放在石室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和中间部位。[148]此外，1983年辽宁凌源富家屯二号、三号元墓各出4件涂色砾石。[149]

[1] 柳贯：《洞山如存精舍记》，《柳贯集》卷一四。

[2] 孔齐：《棺椁之制》，《至正直记》卷二。

[3]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第9期。

[4]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5] 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6]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一》，《文物》1982年第2期。

[7] 《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8] 《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9]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

[10]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第9期。

[11]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12] 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

[13] 孙勐：《北京考古史·元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14] 《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5] 《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16] 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17]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8] 《邹县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19] 《山东嘉祥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20] 白冠西：《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21]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

[22] 《河南三门峡发现元代早期墓葬》，《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6日。

[23] 陕西省考古院：《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24] 苏若思：《乐善公墓碑》，《（道光）钜野县志》卷二〇。

[25] 戴良：《方大年墓志铭》，《戴良集》卷一四。

[26] 柳贯：《刘彦明墓志铭》，《柳贯集》卷一一。

[27] 宋濂：《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28] 吴澄：《故逸士庐陵萧君墓铭》，《吴文正公集》卷四〇。

[29] 吴澄：《故逸士高周佐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〇。

[30] 吴澄：《计府君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〇。

[31] 宋濂：《汪先生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32] 吴澄：《故逸士庐陵萧君墓铭》，《吴文正公集》卷四〇。

[33] 宋濂：《汪先生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34]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35] 《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36] 咸阳地区文管会：《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

[37] 索全星：《焦作市出土的二合元代墓志略考》，《文物》1996年第2期。

[38] 《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39] 《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40] 陶宗仪：《大元》，《书史会要》卷七，上海书店影印武进陶氏景刊洪武本1984年版。

[41] 《北京市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

[42] 吴澄：《宜黄谭遇妻夏氏墓志》，《吴文正公集》卷三八。

[43]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博物馆：《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44] 《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211页。

[45] 《亡妻墓砖志》《殇孙墓砖志》，《柳贯集》卷一二。

[46]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47] 汪旭：《郑州首次发现元代平民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48] 《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49] 吴澄：《张武定公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五。

[50] 《能改斋漫录》。

[51] 《陔余丛考》卷三二《碑表、志铭之别》，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2] 黄溍：《于公行状》，《金华先生文集》卷二三。

[53] 黄溍：《倪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二。

[54] 《元史》卷一二四《塔本附锁咬儿哈的迷失传》。

[55] 姚燧：《贺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七。

[56] 黄溍：《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六。

[57] 虞集：《贺丞相墓志铭》《贺丞相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八、一三。

[58]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59] 《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

[60] 郑祥林：《古碑为鉴》，《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12日。

[61]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62]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类稿》卷三九。

[63] 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64] 王大方、张文芳：《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42页。

[65] 《草原金石录》，第142—152页。

[66] 蔡美彪：《兖州一达鲁花赤墓碑》，《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259页。

[67] 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考古》1963年第8期；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牛汝极：《十字莲花》，第121—123页。

[68] 朱江：《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文物》1986年第3期；耿世民：《扬州景教碑研究》，《西域文史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2—330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21页。

[69]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420页。

[70]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牛汝极：《十字莲花》，第150—152页。

[71] 牛汝极：《十字莲花》，第106—113页。

[72] 牛汝极：《十字莲花》，第67—102页。

[73] 《泉州宗教石刻》，第406—410页。

[74] 《泉州宗教石刻》，第95—97、343—344页。

[75] 《泉州宗教石刻》，第69、331页。

[76] 《泉州宗教石刻》，第111—113页。

[77] [英]亚历山大·莫尔顿英译：《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周思成校注，中译；乌苏吉释读校；王一丹波斯文校，中华书局2015年版。

[78] 刘迎胜：《序》，《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释注》，第6页。

[79] 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绾：《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8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81]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82]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83]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5年第4期。

[84] 山东邹县文物保管所：《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85]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

[86] 《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87] 《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88] 西安市文保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89] 何继英：《上海唐宋元墓》，第149—157页。

[90] 何继英：《上海唐宋元墓》，第151—152页，图版142。

[91] 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考古》1982年第2期。

[92]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93] 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第12期，

[94] 《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95] 西安市文保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96] 《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97] 《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考古》1979年第6期。

[98]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99] 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100] 咸阳地区文管会：《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文物》1979年第4期。

[101] 《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102] 《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103] 张才俊等：《四川华阳县发现元代墓葬》，《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104] 匡远滢：《四川成都西郊元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105] 张文崟、林蔚起：《福建南平市三官堂元代纪年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6期。

[106]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等：《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107] 《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第376、374页。

[108] 《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文物》1986年第12期。

[109]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110] 《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111]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112]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真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13] 《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115] 《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16] 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117] 《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118]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119] 《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1期。

[120] 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1987年第7期。

[121]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122] 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

[123]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

[124] 何继英：《上海唐宋元墓》，第159—161页。

[125]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126]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127] 《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28] 乔今同：《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129] 《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第364—365页。

[130] 《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131] 《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第37—38页。

[132] 《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1期。

[133] 宣化区文物保护所：《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

[134] 杨启礼：《江西永丰县元代延祐六年墓》，《文物》1987年第7期。

[135] 《河南三门峡发现元代早期墓葬》，《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6日。

[136] 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文物》1986年第12期。

[137] 《癸辛杂识》别集卷下《买地券》，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7页。

[138] 李育远、钟文良：《江西铅山元代纪年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

[139]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140] 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考古》1983年第11期。

[141] 胡周孙：《地券文》，《江西出土墓志选编》附录，《全元文》第56册，第156—157页。

[142]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四，转引自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第2期。

[143] 《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考古》1983年第11期。

[144] 《河南三门峡发现元代早期墓葬》，《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6日第8版。

[145] 《西安东郊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1期。

[146] 《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第36—37页。

[147] 《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148]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

[149] 辽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4期。

第三编 元代的信仰

第十二章 元代的天妃崇拜

天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海上保护神。天妃传说，肇始于北宋。原来限于福建一地，逐渐向沿海其他地区传播。到了元代，天妃成为全国性的崇拜对象，受到了民间和官府的普遍尊奉。可以认为，在天妃崇拜的发展过程中，元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时代。

第一节 元代天妃庙宇的分布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载：

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翰林修撰宋褧，奉命“祀天妃于闽海”[1]，他亲笔作《天妃庙代祀祝文六道》，其中一道用于直沽，一道用于平江，一道用于周泾，一道用于路漕、庆元、温州、台州，一道用于延平、福州、泉州、漳州，一道用于兴化、湄洲岛，计十三处[2]。

综合以上两者记载，证以其他文献，元代官方祭祀的天妃庙宇有以下各处：

直沽。直沽即今天津市，是元代北方的主要港口。元朝经由海道从南方运往大都的粮食，即由直沽登陆上岸，直沽亦因此繁荣起来。“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3]仁宗延祐三年（1316），改名海津镇。当地天妃庙创始时间缺乏记载，但英宗至治元年（1321）已有“海漕运粮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的记载，则至迟到此时直沽已有天妃庙存在[4]。泰定初年，“弗戒于火”[5]；三年（1326）八月，“作天后宫于海津镇”[6]，由朝廷出钱重修。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赐天妃庙额。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后又一次重修[7]。

平江。平江即唐代的苏州。平江天妃祭祀原来“因前代之旧，寓祠于报国寺庑下”。规模狭小。泰定四年（1327），“得地九亩，购地营之”，“初建天妃庙”[8]，位置“在吴城西北陬。”[9]

昆山。昆山在宋代设县，元代升为州，属平江路。太仓是昆山属下的一个地方，靠近长江，“旧本墟落，居民鲜少”。元初，昆山成为海道漕运的基地，因而“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10]。元代中叶，昆山州治也迁到太仓。太仓刘家港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重要港口。昆山（太仓）天妃庙宇称为灵慈宫，“经始于至元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郡人朱旭捐周泾之私地五十二亩，以基构焉。阅三年而栋宇以完。”[11]上引《元史·祭祀志五》中之周泾，即指此[12]。刘家港亦有天妃庙，又称路漕庙。“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路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路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它建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位于海岸，时间一久，“波涛浸淫”，“日就亏圮”。至正二年（1342）在原址稍西地势高平之处重建[13]。原来路漕天妃宫前，便是海船聚会的场所。武宗至大四年（1311），元朝政府“立标指浅”，指引航道，“画到图本，备榜太仓周泾桥、路漕宫前聚船处所，晓谕运粮船户”。这里所说的就是太仓城内和刘家港两处天妃庙[14]。每年漕运开始前，都要在这两处天妃庙前举行仪式。

庆元。庆元即现在的宁波，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港口。“鄞之有庙，自宋绍熙二年（1191）。”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海运千户范忠暨漕户倪天泽等，复建后殿廊庑斋宿。”[15]庆元天妃庙在“县东三里东渡门外”[16]。

台州。元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郡旧有庙在城东五里而近，延祐中（1314—1320）庙圮，遂为废墟。”神像暂寄他处。至正十三年（1353），在旧址重建[17]。

兴化。元置兴化路，治莆田。莆田是天妃传说的发祥地，有多处天妃庙宇。宋褧代祀祝文中有一篇用于兴化、湄洲岛两处。用于兴化时称：“莆田为郡，灵迹所由。”用于湄洲岛时，则称：“湄洲之岛，灵迹所由。”其他文字均同。元朝官方祭祀的兴化天妃庙在何处，尚待进一步研究。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张翥奉命“遍礼祀所”，曾“留题蒲禧、湄洲岛天妃庙”，据此似可认为元朝政府正式祭祀的是湄洲岛与蒲禧两处天妃庙[18]。渭洲岛天妃宫历来被视为祖庙，地位最重要。

上面记述的是比较重要的几处官方祭祀的天妃庙宇。此外尚有杭州、泉州、福州、漳州、延平、淮安、温州等处天妃庙宇，亦在官方祭祀之列。

还有一些地方，也建有天妃庙宇，但不在官方祭祀范围之内。例如：

镇江路丹徒县有天妃庙，“在竖土山之东。旧东潮闸之西，宋淳祐间，贡士翁戴翼迁创于此”。此庙始创时间不可考，南宋末重建，迁至新址，元代依旧存在。至顺三年（1332）重修[19]。

上海。上海本华亭县地，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建县，属松江府。上海天妃庙始建时间不详，南宋末重建，“自辛未（1271）至庚寅（1290），庙成”。庚寅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可知此庙重修落成时已入元[20]。

成山。今名同。在山东半岛东端，属荣成县。成山是南北航线必经之地。元朝皇帝曾命海运千户张光祖“函香祀天妃于成山”[21]。可知当地有天妃庙。但中央政府派遣使节祭祀成山天妃庙似是临时性的，不在“遍祀”之列。

广州。南宋刘克庄说：“广人事妃，无异于莆。”[22]说明当时广东天妃庙已很普遍。入元以后应无大变化，但缺乏文献记载。元代诗人王沂有诗，题为《咏天妃庙马援铜鼓》，首句云：“南海天妃庙，今存马援铜。”[23]可见元代广州有天妃庙存在。

海南。元在海南设乾宁安抚司，治琼山（今海南海口）。琼山在元代建有天妃庙。崖州（海南三亚）、感恩（海南昌感）、万州（海南万宁），也都有元代建造的天妃庙[24]。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元代天妃庙宇，分布甚广，遍及沿海各地，南起海南，北至直沽。丹徒天妃庙的存在，说明已扩展到长江沿岸。各地的天妃庙宇，有的始建于宋，在元代得到重修；有不少则是元代开始建造的。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元代天妃崇拜比前代更为普遍。

第二节 元朝政府尊崇天妃的措施

在元代，天妃既受到群众的膜拜，又为官方所尊崇。元朝政府尊崇天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封号，一是举行祭祀仪式。

元朝政府多次加封天妃，根据《元史》各本纪记载，先后有：

“（至元十五年八月，辛未），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25]

“（至元二十五年六月），癸酉，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祐明著天妃。”[26]

“（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27]

“（天历二年十月），己亥，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赐庙额曰灵慈，遣使致祭。”[28]

“（至正十四年十月），甲辰，诏加号海神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29]

以上共有五次，需要作两点说明。

（一）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的封号，有可疑之处。李献璋教授指出，有些文献将元代首封列于至元十八年，而且封号应是护国明著天妃[30]。按，有元一代加封天妃神号最多不过十二字，而且逐步递加，线索清楚。《元史·世祖本纪》载初封便为十二字，似不合情理；而且这十二字与至正时加封的十二字大不相同，这更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元史》中本纪部分的记事，均以各朝实录为据写成，似难轻易否定。而且，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便在泉州、庆元等处设市舶司，至元十五年八月又诏福建行中书省官员通过“蕃舶”向“诸蕃国”传达：“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31]在这种形势下，加封天妃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可以认为，至元十五年确有加封之事，但是临时性的，至元十八年起，则正式加封。

我们还可作进一步分析。根据元人程端学的记载，南宋宝祐时，曾封林氏女神为灵惠协正嘉应善庆妃；景定时，加封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32]。以此对照，可知至元十五年的十二字封号中，有八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为宋代原有，元朝不过加以重申，另加“护国明著”四字。各种记载（如程端学文）说至元十八年封护国明著天妃，不过是将宋代原有的八字封号删去以示与南宋有别而已。由此亦可看出，至元十五年的加封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成宗大德三年（1299），加封二字，为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文宗天历二年（1329）封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加封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其间《元史》本纪漏记加封一次，即仁宗延祐元年（1314）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33]。每一次都是加封二字，到至正十四年积至十二字。

泰定四年（1327），黄向作《天妃庙迎送神曲》，其中说：“累封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这正是延祐元年的封号。钱大昕据此指出：“大德加封六字之后，天历加封十字之前，必有加封八字一节。本纪漏落，赖有此碑可以校补，而加封在何年月则不可考矣。”[34]钱大昕大概没有看到程端学文，故有“不可考”之说。前引《元史·祭祀志五》说：“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而未及十二字。这是因为《元史·祭祀志》一至五，均据《经世大典·礼典》改写而成。《经世大典》作于文宗至顺二年（1331），故只提到十字封号。《元史·祭祀志六》则记顺帝时各种祭典，但较简略，没有关于天妃封号的记载。

按照宋代礼仪，“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林氏女神在南宋时先封为夫人，后晋封为妃。到了元代，改封天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林氏女神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清代，更由天妃进而成为天后。为什么元代要晋封林氏女神为天妃，历代有不少文献加以解释，说法不一。其实，天妃与岳、镇、海、渎神属于同一类，可以称之为自然神崇拜。元代文献说：“故褒功锡命，岁时遣使致祭，牲币礼秩，与岳、渎并隆，著在祀典。”[35]也就是说，元朝祭祀天妃的规格，与祭祀岳、渎神相当。天上神的王国是人间社会的曲折反映，中国历代王朝对神的祭祀崇拜亦分等级，高者为帝，次者王、公。元朝以五岳神为帝，封号中都有“天”字，如东岳神为天齐大生仁皇帝，南岳神为司化大天昭圣帝等。四海、四渎、五镇神则为王，如东海神为广德灵会王、江渎神（长江之神）为广源顺济王，东镇沂山神为元德东安王等[36]。王的封号中均无“天”字。林氏女神被封为妃，显然与王属同一等级，而妃上加“天”，则又表明其地位比海、渎、镇神略高一些，接近五岳神了。

元朝政府举行的天妃祭典，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海道漕运开始前由地方官员举行的祭祀仪式，另一种是海道漕运结束后皇帝派遣官员到各地天妃庙致祭。前者祈祷海运的平安进行，后者答谢天妃的保佑。

先说前一种。地方官员在海运开始前要举行祭典。元代漕运，“常以春三月、夏五月上旬之吉开樯刘家港”[37]。“国家致重漕馕，既开漕府（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岁每分江浙省宰巨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成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牲肥，醇酧甕，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38]“自执政大臣以下，盛服将事，合乐曲，列舞队，牲号祝币，视岳渎有加焉。”[39]“岁两运卜吉，每先期祀天妃于郡城、昆山、路漕庙所，官属具集，公（岳石术）帅执事斋祓宿庙下。……奉币享神之旦，五鼓，乐既奏，公率掾属、漕府官以下，恪虔致祷，拜兴肃然，罔敢怠。由是两运既发，海无惊涛，舟行如履坦途。”[40]由以上记载可知，海运开始前的祭典，由行省大臣主持，漕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官员）、守臣（平江路官员）参加。参加祭祀的官员事先要斋戒沐浴，住在庙中。祭祀仪式在五更开始，主祭官员行跪拜礼，并举行占卜。选定开船的吉日。仪式进行时有乐队伴奏，并有歌舞表演。仪式结束后就在宫中举行盛大的宴会。从各种记载看来，海运开始前的祭典主要在路漕天妃庙举行，但同时也在平江路治所在地和昆山州治所在地的天妃庙举行，三处时间应有先后[41]。

再说第二种。皇帝“岁遣使斋香遍祭”。据上引《元史》记载，是从“皇庆以来”才有的。《元史》本纪中有不少海漕到达直沽后“遣使祀海神天妃”的记载。所遣使者一般均为文臣，可考的有天历二年（1329）的翰林直学士本雅实理、艺文太监宋本[42]，元统元年（1333）中书省断事官床兀儿和翰林修撰宋褧[43]，至正九年（1349）的张翥、直省舍人彰实[44]，至正十二年（1353）的崇文太监周伯琦等。宋本等“遍历闽、浙”，“往返半岁”[45]。宋褧等历经江浙，直至闽海[46]。前已述及，根据他撰写的祝文，可知他奉命代祀的共十三处，除直沽外，计江浙六处，福建六处。张翥等“遍礼祠所，卒事于漳”，应与宋褧相同[47]。周伯琦奉命代祀，“始直沽，道淮安，历镇江……至姑苏”。他先在平江治所的天妃庙举行仪式，“越三日丙戌，东至属境昆山州庙。又二日戊子，南至海口路漕庙，礼皆如之”[48]。周伯琦此次的整个行程，是“循江淮，道闽越，抵南海，南北几及万里”[49]。也就是说，他还前往浙东、福建、广东等处，代祀天妃，所到之处，超过了在此以前的宋本、宋褧等人。

这些奉皇帝之命代祀的官员，都携带宫廷中颁发的香和其他祭品。周伯琦记，他奉命时，“上御水晶殿，以白金奁封香手额致敬，以授臣伯琦”[50]。《元史·祭祀志六》记，“金幡一合，银一锭，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曰：‘维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这条记载显然是有脱漏的，“金幡一合”是不对的，参照岳镇渎海的祭物，应是组（或织、销）金幡二、银香合一。祭典“具祝版奉香，以少牢祀”[51]。

除了以上两种祭祀仪式外，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长官到任时，要到平江天妃庙举行仪式[52]。皇帝有时指定专人前往某处天妃宫祭祀，如前举张光祖去成山，这是不在使者“遍祀”之列的。上面我们说天妃在国家祭典中与岳、渎、海、镇的规格相当，但事实上祭祀的规模、次数都远在岳、渎、海、镇之上，确实是“视岳、渎有加焉”[53]。

第三节 元代天妃崇拜兴盛的原因

有元一代，天妃庙宇遍及沿海各地，元朝政府迭加天妃封号，举行隆重祭典。总之，在元代，天妃崇拜是很兴盛的。

元代天妃崇拜的兴盛，与海道漕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公认的。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在华北平原，北方粮食产量低，每年必须由江南经海道运输大批粮食到直沽，再转运到大都，元朝的统治才能维持下去。“内自土宫戚里之卫士百执事，外至都邑之兵戍编户，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青徒，岁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忧喜休戚之分。”[54]可以说，海运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天妃被官方和民间尊为海运的保护神，沿着海运航线，从江浙到成山[55]，以至直沽的天妃庙，主要是适应海运需要建立的。官方的种种祭典，也是围绕着海运举行的，“京师臣民，仰食东南。转输孔艰，慄慄巨浸。岁恒无虞，神功实大”。“神佑国家，食我京邑。漕舟岁发，卜吉于兹。”这些祝文中的字句，都道出了天妃崇拜与海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至正九年秋，海道粮舶毕达京师，皇上嘉天妃之灵”，于是命张翥，彰实“遍礼祠所”。便是表示天妃崇拜与漕运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56]。

但应该指出的是，元代天妃崇拜的兴盛，和海外交通的发展亦有密切的关系。元朝政府尊称天妃，始于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已见前述。而元代开创海道漕运，始于至元十九年。首次粮船于二十年二月到达直沽。这一年冬天，忽必烈下决心命朱清、张瑄组织海运。因此，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元朝政府关心的是海外贸易，而不是海运。在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加封天妃，只能是为了适应开展海外贸易的需要。况且，福建一地没有海运的任务，而这一带历来与海外诸国多有往来，福建各处的天妃庙宇，显然也是为了保佑当地百姓到海外谋生而设的，前文曾指出，海南在元代出现了若干天妃庙宇。海南是我国通向南海诸国的门户，海南天妃庙与国内海道漕运更不会有什么关系，应是海外交通发展的结果。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航海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元代的航海事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外交通，二是国内的南北海运。这两个方面航海事业的发展，都对天妃崇拜的兴盛起了促进的作用。天妃是广泛意义上的航海保护神，受到中国航海者的共同崇拜。须知，航海是带有很大冒险性的事业。“然风涛有所不测，虽河渠之细犹不免，况于海乎！设使飓风鼓涛，鲸呿鳌抃，天跳地摇，万斛之舟，轻于一掷。当此之时，虽有绝伦智力，亦必拱手待毙，哀号吁天，叫呼神明，救死瞬息。”[57]在难以抗拒的大自然力量面前，人们只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传说中的天妃，能够拯救航海者于狂风怒涛之中，因而也就能增强他们从事海上航行的勇气：“舟入汪洋大海之中，上天下海，四无畔涯。彼以眇然之身，谈笑而往，无少怖畏疑虑之心，以神赖也。”[58]“运舟冒险以出，常赖祷词以安人心。”[59]这就是航海者崇拜天妃而元朝政府积极加以提倡的原因所在。

[1] 苏天爵：《宋公（宋褧）墓志》，《滋溪文摘》卷一三。

[2] 宋褧：《天妃庙代祀祝文六道》，《燕石集》卷一一。

[3] 张翥：《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蜕庵诗集》卷一。

[4]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5] 张翥：《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正德《天津卫志》卷四《艺文》。

[6]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7] 张翥：《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蜕庵诗集》卷一。

[8] 黄向：《天妃庙迎送神曲》，《江苏通志稿·金石》卷二一。

[9] 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柳待制文集》卷一四。

[10] 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11] 舍利性古：《昆山灵慈宫原庙记》，弘治《太仓州志》卷一〇。

[12] 太仓城中有周泾，“天妃宫在周泾桥东”，见弘治《太仓州志》卷四。

[13] 郑元祐：《重修路漕天妃宫碑》，《侨吴集》卷一一。

[14] 《经世大典·海运》，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

[15] 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积斋集》卷四。

[16] 成化《宁波郡志》卷六《祠祀考》。

[17] 周伯琦：《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台州金石录》卷一二。

[18] 此诗载顾瑛《草堂雅集》卷六，传世张翥诗集《蜕庵诗集》未收。

[19]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

[20] 宋渤：《顺济圣妃庙记略》，嘉庆《上海县志》卷七。

[21] 黄溍：《张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三五。

[22] 刘克庄：《祝文·谒圣妃庙》，《后村居士集》卷三六。

[23] 王沂：《咏天妃庙马援铜鼓》，《伊滨集》卷一〇。

[24] 正德《琼台志》卷一六《坛庙》。

[25]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26]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

[27]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28]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三》。

[29] 《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八》。

[30] 李献璋：《妈祖信仰的研究》，郑彭年译，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231—235页。

[31]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32] 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积斋集》卷四。

[33] 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按，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载：“大德三年，加庇民，延祐元年，加广济福惠。”似有误。但可说明延祐元年确有加封之举。

[34] 《天妃庙迎送神曲》，《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九。

[35] 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积斋集》卷四。

[36]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岳镇海渎》。

[37] 柳贯：《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柳待制文集》卷一四。

[38] 郑元祐：《重修路漕天妃宫碑》，《侨吴集》卷一一。

[39] 黄向：《天妃庙迎送神曲》，《江苏通志稿·金石》卷二一。

[40] 朱德润：《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术公提调海漕政绩碑》，《存复斋文集》卷一。

[41] 朱德润的《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存复斋续集》）记述在“吴城西北陬”天妃庙举行祭典事。郑东的《重修灵慈宫碑》则记述在昆山周泾天妃宫举行祭典事（《名迹录》卷二）。

[42] 虞集：《送祠天妃两使者序》，《道园学古录》卷六；宋褧：《宋公（宋本）行状》，《燕石集》卷一五。

[43] 宋褧：《平江天妃庙题名记》，《燕石集》卷一二。

[44] 张翥：《寄题顾仲瑛玉山诗一百韵》，《草堂雅集》卷六。

[45] 虞集：《送祠天妃两使者序》，《道园学古录》卷六；宋褧：《宋公（宋本）行状》，《燕石集》卷一五。

[46] 苏天爵：《宋公墓志》，《滋溪文稿》卷一三。

[47] 张翥：《寄题顾钟瑛玉山诗一百韵》，《草堂雅集》卷六。

[48] 《供祀记》。按惯例使者应是二人，但周伯琦没有记下同行者名字，也可能至此时有所变化。

[49] 周伯琦：《供祀记》，《全元文》第44册，第552页。

[50] 周伯琦：《供祀记》，《全元文》第44册，第552页。

[51] 朱德润：《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买公惠政之碑》，《存复斋续集》。

[52] 黄向：《天妃庙迎送神曲》，《江苏通志稿·金石》卷二一。

[53] 周伯琦：《供祀记》，《全元文》第44册，第553页。

[54] 江浙行省的庆元、台州、温州等处，亦与海运有关，见《经世大典·海运·艘数装泊》，《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重修庆元天妃庙的便是海运千户和漕户（政府指派从事海运的人户）。

[55] 宋褧：《天妃庙代祀祝文六道》，《燕石集》卷一一。

[56] 张翥：《寄题顾玉山诗一百韵》，《草堂雅集》卷六。

[57] 郑元祐：《重修路漕天妃宫碑》，《侨吴集》卷一一。

[58] 郑东：《重修灵慈宫碑》，《名迹录》卷二。

[59] 虞集：《黄头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一。

第十三章 元代的东岳崇拜

元代社会存在多种神祇崇拜，其中以东岳崇拜影响最大。

第一节 泰安东岳庙及庙会

位于山东境内的泰山，称为东岳，是五岳之首，历代皇帝封禅之地。唐玄宗封东岳神为天齐王，宋真宗时封为仁圣天齐王，后又改封东岳天齐神圣大帝。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封五岳四渎，“加上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比起前代来，尊崇的程度又有所提高。皇帝每年都要派官员和道士携带礼物前去祭祀。[1]

汉族民间传说，人死后“魂归于岱山”[2]。岱山即泰山，被认为是鬼神所在之地，“旧说岱宗上有金箧五策，能知人年寿修短”[3]。泰山神“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4]。因此，泰山神受到特殊的尊奉。元代的记载说：“夫山川之神，五岳最大，而岱为之宗。”[5]“以神司命万类，死生祸福，幽明会归，故所在骏奔奉祀，惟恐居后。”[6]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泰山岱庙（东岳庙）的修建，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而现今泰山脚下规模宏大的岱庙，其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宋朝。金、元之际，山东迭经战乱，泰安的各种庙宇，“百不存一”，岱庙亦遭严重破坏。归附于蒙古的东平军阀严实、严忠济父子责成道士张志伟（号天倪子）修葺，逐渐得以恢复，但离原貌尚远。[7]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措施之一，便是推行中原传统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江河岳渎神祇的祭祀，并整修有关庙宇。岱庙亦在其列。“岳渎庙貌，罹金季兵火之余，率多摧毁。内府出元宝钞十万缗付师（全真掌教张志敬）雇工缮修。师择道门中廉洁有干局者，量工役多寡，给以钱币，使各任其事。……凡再易寒暑，四岳一渎，五庙完成，尽复旧观。”[8]其中泰安岱庙，便是委托张志伟继续修葺的。“中统四年，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张志伟）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掌教诚明真人”就是全真派掌教张志敬。

在泰安岱庙附近，有一座蒿里山。传说进入阴曹地府的（奈）何桥便在蒿里山旁的河上。[9]蒿里山上建有供奉阴间鬼神的庙宇。“蒿里者，古之挽章名。……后代以为人死精魂归于蒿里，其山有神主之，因立七十五司，以为追逮收捕出入死生之所也。”“其祠距泰岳之庙西南五里许，建于社首坛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绝，□之者入则肃然，近则威然，出则怖然，若有追之者，岂非世人如见真鬼神而然欤！”“金季兵烽四起，玉焚石烬”，也是严实、严忠济父子命张志伟加以修葺，后又得到祁志诚的赞助，“旧祠百二十楹，近已完缮，次第落成，其塑像辉耀，比旧有加焉。”[10]“世传蒿里摄灵魂，庙宇烧残弊复新。七十五司阴断事，数千余里远祠人。”[11]蒿里神祠就是阴曹地府，民间所说的森罗殿，它与东岳庙（岱庙）实际上是一体密不可分的。

修复后的泰安岱庙，受到种种优遇。元朝皇帝曾为此发布护持圣旨：“这的每庙宇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什么他每的休倚气力夺要者。每年烧香的上头得来的香钱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庙宇损坏了可修理整治者。这的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来休沮坏者。”[12]在人们心目中，泰山是东岳大帝所在地，因而泰山东岳庙最为灵验。前往礼拜和还愿的信徒最多。特别是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传说中东岳大帝的生日，信徒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礼拜，举行各种娱神活动，同时开展各种物品贸易。神的生日集会成了群众狂欢的节庆。元世祖末年，赵天麟向朝廷上《太平金镜策》言时政，其中说道：“夫东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东方藩侯当祀之山，今乃有倡优戏谑之流，货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干越邦典，渫渎神明，停废产业，靡费食货，亦已甚矣。”[13]

到了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朝山东东西道廉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本道封内，有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徘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聚敛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段，不以远近，四方辐辏，百万余人，连日纷闹。……岳镇海渎，圣帝明王，如蒙官破钱物，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

元朝政府经过研究，认为：“岳镇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每岁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为己身，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酬愿，拜集奔趋，道路旁午，工商妓艺，远近咸集，投醮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相应。”[14]从这两件文献可以看出，泰山东岳庙有两种祭祀活动，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民间的。官方祭祀每年由朝廷派官携带礼物，“至则守臣奉诏使行礼”。民间的祭祀是自发的，各行各业人员，数以“百万”计（这应是夸大了的数字），在三四月间，聚集在泰山东岳庙。祈福还愿，同时有各种娱乐活动，包括戏剧演出（俳优）和相扑比赛等。三月二十八日前后的东岳庙，“连日纷闹”，“道路旁午”，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元朝政府认为这种群众性的活动“亵渎神灵”，而且容易“别生事端”，实际担心聚众闹事，所以要加以取缔，但实际效果如何，是很可怀疑的。

元代杂剧中有不少关于泰山东岳庙会的描写，可以和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在《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东岳神被说成“掌管人间生死贵贱”，下辖“十八地狱，七十四司”。“赛五岳灵神，为一人圣慈。总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护百姓二十河，掌七十四司。献香钱，火醮纸，积善的长生，造恶的便死。”该剧描写曹州人贾仁穷困潦倒，“埋天怨地”。东岳神将周荣祖家的福力“权且借与他二十年”。贾仁因而“暴富起来”，周荣祖家且败落下去。贾仁无子，买了周荣祖的儿子为子，改名贾长寿。二十年后，贾仁死去，周荣祖与贾长寿父子相见，财产又回到周家。此剧旨在说明“贫与富前定不能移”，而掌管民间贫富贵贱的就是东岳神。该剧第三折中东岳庙的庙祝出场时说：“小道是东岳泰安州庙祝，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诞辰，多有远方人来烧香。”周荣祖夫妇来到“东岳爷爷的庙”，向庙祝请求：“庙官哥哥，俺两口儿一径儿来还愿的，赶烧往儿头香。”和他一样为赶烧头炷香而歇在庙中的“人好不多哩”，“那前面早下的满了也”[15]。这出杂剧中，关于人们对东岳大帝的崇拜以及诞辰集会的描写，都是符合元代实际的，而人们争着在诞辰时烧头炷香，亦应是当时流行的风俗。

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的“八拜交的兄弟”孙孔目，“许了泰安神州三年香愿，今年第三年也”。他上梁山向宋江“告一个护臂来”。黑旋风李逵自愿充当护臂，保护孙孔目夫妇前去泰安烧香，由此引出了一段故事。[16]而在另一出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济州书生刘庆甫夫妻“许了泰安神州烧香三年，今年已第三年也，烧香已回”，途中遇到蔡衙内，抢走妻子，后为梁山英雄解救。[17]此外，在南戏《小孙屠》中，孙屠母亲说：“曾许下东岳三年香愿，以还二年了，今年一年便还足。”要孙屠伴同一起前去。[18]可见三年香愿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

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说的是张屠因母亲病重，向“东岳爷”许愿，只要母亲病愈，便以儿子作祭品。母亲果然病痊，张屠便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东岳庙还愿，将孩儿“火焚在焦盆”。幸有东岳神搭救，将孩儿送回家中，全家团圆。[19]这个故事并非凭空捏造，据记载，元代确曾发生过在东岳庙焚儿酬愿之事。据山东东西道廉访司报告：“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岁痴男，抛投醮纸火池，以至伤残骨肉，灭绝天理。”[20]这是极端愚昧造成的悲剧，在剧作者笔下竟成了歌颂东岳帝神圣贤明的喜剧。剧中还有一个“家中有万贯钱财”的王员外，“每一年三月二十八，去太安神州做一遭买卖”[21]。这是以经商营利为目的前往泰山东岳庙的。

前引元朝官府文书中提到泰山东岳庙庙会上有“相扑”之徒。“相扑”就是摔跤，庙会上要举行“相扑”比赛。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李逵愿意护送孙孔目去泰安还愿，宋江说：“这泰安山神州庙，有一等打摞台赌本事的，要与人厮打，你见他山棚上摆着许多利物，只怕你忍不过，就要厮打起来。”[22]“摞台”就是擂台，相扑比赛的场所。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就以此为题材。“祖传三辈”“擂家出身”的独角牛，“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上东岳泰安神州争交赌筹，劈排定对，比并高低”，二年无对手，第三年遇到刘千。两人在“露台上”“赌擂”，刘千打倒独角牛，赢得了银碗花红表里段匹，还被授予深州饶阳县令之职。剧中降香大使说：“今日是三月二十八日，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小官奉命降香一遭，端的是人稠物穰，社火喧哗。”“社火”就是民间组织的各种娱乐表演，“跌打相搏”正是“社火”的内容之一。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亦有关于东岳崇拜的描写。吴用为了让卢俊义上山，假扮相士，推算卢俊义有血光之灾，只有到东南千里之外，方可免难。卢俊义对手下人说：“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二者躲过这场灾晦；三者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23]他前往泰安东岳庙，既为了烧香还愿，又做买卖。梁山英雄大聚义以后，有一伙人从梁山泊经过，上泰安州烧香。他们说：“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降诞之辰，我们都去台上使棒，一连三日，何止有千百对在那里。”并说有个扑手好汉任原，在庙上争交，两年无敌手。浪子燕青闻知，便赶往泰安东岳庙，“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圣诞之日，“三更前后，听得一派鼓乐响，乃是庙上众香官与圣帝上寿”。“那日烧香的人，真乃并肩迭背，偌大一个东岳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燕青与任原在献台上相扑，由部署裁判，经过几个回合，燕青将任原摔下台去，取得胜利。[24]《水浒传》中这些描写，都可以和上述元代文献和杂剧中有关记载互相印证，但叙述更为具体、生动。《水浒传》故事应形成于南宋、元代，有关东岳崇拜的描写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第二节 北京东岳庙

泰山东岳庙可以称为东岳的祖庙，其他各地的东岳庙是别庙。在各地的别庙中，大都的东岳庙影响最大。

据元代方志《析津志》记，“岳庙，南北二京有四处。一在燕京阳春门，即今朝枝庙，无碑。一在长春宫东，有礼部尚书元明善所撰碑文。一在燕京太庙寺西，有王澹游所撰碑文。一在北城齐化门外二里许，天师宫张上卿创起，后俱是吴宗师闲闲一力完成，有翰林学士赵孟頫子昂奉敕撰张上卿道行碑，在街南大园内树立”[25]。吴全节（1269—1346）号闲闲，是张留孙的弟子，张留孙死后，嗣为玄教大宗师，同样得到统治者的优遇。《析津志》原书已佚，现在整理的《析津志辑佚》不少内容由传世钞本辑得，颇多错漏，此条“岳庙”上应漏“东”字。元朝都城大都有南、北二城。南城是金中都（燕京）旧址，北城是元代新建的城市。文中所说四处东岳庙，前三处均在南城，后一处在北城。四处中两处已不可考，两处（长春宫东、齐化门外）都另有记载。长春宫是道教全真派的根本之地，今白云观的前身。元代中期，“大都南城长春宫都提点冯道颐始作东岳庙于宫之东”，庙中神像出自当时最杰出的雕塑艺术家刘元之手。这座东岳庙便以塑像精美名闻京都。[26]但是，关于这座东岳庙没有很多的记载。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在当时名声最大。它创始于张上卿（张留孙），完成于昊宗师（吴全节），是大都的一大名胜。

张留孙（1248—1321）是江西龙虎山道教正一派掌门张宗演的弟子。南宋灭亡后，张宗演应忽必烈之召到大都，留孙随行。张宗演不久南还，留孙留在大都，忽必烈授以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之职。后来，他又经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备受宠遇，屡次加封为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开府仪同三司。他出身正一道，受封为玄教大宗师，实际上是得到统治者的允许，自立门户，成为道教中一个独立派别的开山祖师。在元代中期，玄教是道教中最显赫的派别，其地位不但超过了北方原有的全真、大道等派，而且也在南方的正一道之上。

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张留孙“买地于大都齐化门外，规以为宫，奉祠东岳天齐仁圣帝。仁宗皇帝闻之，给以大农之财，辞不拜，第降诏书护作。方鸠工而留孙殁。”张留孙提出了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外建造东岳庙的设想，收购了土地，并得到皇帝的支持，但没有开工便已去世。吴全节嗣位后，完成了他的志愿，“大发累朝赐金，以成其先师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门，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台以设乐，门有卫神。明年作东西庑……筑馆于东以居奉祀之士，总名之曰东岳仁圣宫。”[27]也就是说，这座东岳庙在至治癸亥（1323）已大体落成。新东岳庙建成以后，很快便成为大都北城的名胜。东岳庙会亦成为一大景观。“其庙宇神像，翚飞伟冠，实为都城之具赡。致其巧思，特出意表，真一代绝艺也。每岁自二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涂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内外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降，遣官函香迎入庙庭，道众乡老甚盛。是日，沿道有诸色妇人，服男子衣，酬步拜，多是年少艳妇，前有二妇人以手帕相牵道，以手捧窑炉，或捧茶、酒、汤水之类，男子亦然。都城北，数日，诸般小买卖，花朵小儿戏剧之物，比次填道。妇人女子牵挽儿童，以为赛愿之荣。道旁盲瞽老弱列坐，诸般揖丐不一。沿街又有摊地凳槃卖香纸者，不以数计。显官与怯薛官人，行香甚众。车马填街，最为盛都。”[28]“[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帝王生辰，自二月起，倾城士庶官员，诸色妇人，酧还步拜与烧香者不绝，尤莫盛于是三日。道途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29]大都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庆典，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都可以与二月十五日的“游皇城”相提并论，两者都是宗教的活动，但又是各阶层人士娱神和自娱的盛大节日。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各座东岳庙都要举行庆典，为什么新建的齐化门外东岳庙的庙会特别盛大，能够吸引众多的群众？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东岳崇拜在当时深入人心所致。玄教领袖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使这座东岳庙受到皇室、贵族的种种优遇，也使它得以名声大振。此外还应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大都南、北两城，南城是辽、金时的旧城，人口较少，北城是新建的都城，人口稠密，而在北城，这是唯一的一座东岳庙。齐化门外又是交通的要道，漕运的码头。众多的因素加在一起，使东岳庙庙会在很短时间内便家喻户晓，成为各阶层人士普遍参与的热点。

元代有人说：“今郡县有庙以祠东岳之神者十六、七。”[30]又有人说：“今东岳之祠遍四方，穷陬下邑，往往而有，田夫里媪，日报援叫号，以祷以襘，不惧其黩。”[31]这些说法并非夸大。从现存的记载来看，除上面所说泰安祖庙、大都数处东岳庙以外，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东岳庙的存在。在北方，真定（今河北真定）新城镇、沔州（今陕西略阳）、同州澄城县（今陕西澄城）、[32]安西路华阴（今陕西华阴）、[33]平阳（今山西临汾）、隰州蒲县（今山西蒲县）、滕州（今山东滕县）等地，[34]均有东岳庙。在南方，东岳庙更加普遍。江浙行省的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下辖一司（录事司，管理路治所在城市事务）、四县（象山、慈溪、定海、鄞县）、二州（昌国、奉化）七处都有东岳庙。[35]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下辖一司、三县（丹徒、丹阳、金坛），除丹徒外，一司二县共有东岳庙四处。[36]嘉兴路（路治今浙江嘉兴）辖一司、一府（松江府）、三县（嘉兴、海盐、崇德），除嘉兴县外，其余均有东岳别庙或行宫。[37]集庆（今江苏南京）有东岳庙。[38]平江（今江苏苏州）有东岳行宫，是城内道教祠宇玄妙观的一部分。[39]常熟州（今江苏常熟）福山的东岳庙，远近闻名。[40]江西的南丰（今江西南丰）、安福（今江西安福）、丰城（今江西丰城）等处亦都有东岳庙。[41]以上是初步检索所得，实际上应有更多。

从元代的有关记载来看，各地方东岳庙的兴建，大概起于唐末五代，盛于宋时，“东岳泰山之庙遍天下，则肇于宋时之中叶。”[42]元代各地的东岳庙，多数是前代建造，到元代又重新修葺的。但也有不少则是元代新建的，因为当时东岳庙已很普遍，以致“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阙”。[43]元代修葺或新建东岳庙发起者大多是地方官员，但有一些则由民间人士经营，例如镇江路金坛县东岳别庙，创始于北宋，“归附后，至治二年，邑士吕桂子重修”[44]。丰城东岳行祠，“元至正庚寅，邑人熊世宏以己资施建也。”[45]平阳景行里的岱岳行祠，是“平阳故族张士信等”修造的。[46]

分布在各地的规模大小不等的东岳庙，也都受到尊奉。既有官方祭典，更多的是民间的祭祀活动。上面提到的常熟州福山东岳庙是比较突出的，在宋代，“东南士民奔走祠下乞灵祈福，于是福山岳庙遂为泰岱行祠之甲”[47]。到了元代，据昆山（今江苏昆山）地方志记载，“其朝岳祠者比屋举家岁往常熟之福山。”[48]可见盛况依旧。杂剧《相国寺公孙合汗衫》中，有人说道：“我那徐州东岳庙至灵至圣，有个玉杯珓儿，掷个上上大吉，便是小厮儿。掷个中平，便是个女儿。掷个不合神道，便是个鬼胎。”南京（今河南开封）人张孝友便携妻前去，“一来掷杯，二来就做买卖。”[49]徐州东岳庙应该也是比较有名的。

第三节 东岳庙的神祇

元代的神祇崇拜，名目众多。未经官方认可的神祇崇拜，称为“淫祀”，大多与巫觋有关。经官方认可的，有自然神崇拜，亦有英雄神崇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岳崇拜、城隍崇拜、天后崇拜、关圣（关羽）崇拜等，东岳崇拜和城隍崇拜居于各种神祇崇拜的前列，最为普遍。但城隍神各地均不相同，而东岳崇拜所尊奉的都是同一个东岳大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岳崇拜是元代神祇崇拜中影响最广的。

据记载，大都南城长春宫旁东岳庙“正殿仁圣帝，两侍女，两中侍，四丞相，两介士。其西炳灵公，两侍女，两侍臣；其东司命君，两道士，两仙官，两武士，两将军”。此外“廊庑”亦塑各种人物。[50]大都齐化门外东岳庙，“作大殿，作大门，殿以祀大生帝，”又有“东西庑之间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贵者”。在大殿后有“神寝，象帝与其妃夫人婐寺之容”[51]。根据后代的记载，庙中有“仁圣帝、炳灵公、司命君、四丞相”塑像，清康熙年间毁于火。[52]显然，齐化门外东岳庙的主要神祇，亦应是仁圣帝（东岳神）、炳灵公和司命君。当时的东岳庙一般都应是如此，这从《水浒传》中的描写可以得到证实。燕青来到泰安岱岳庙时，“遥观圣像，九旒冕舜目尧眉；近睹神颜，衮龙袍汤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绛纱衣；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53]。前二句描写仁圣帝，后二句分别描写炳灵君和司命君。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封禅泰山，加封泰山三郎为炳灵公。泰山三郎就是传说中东岳神的第三子。在东岳神诸子中地位最为突出。[54]元代杂剧《小张屠焚儿报母》中，起作用的就是炳灵公。[55]司命君是女性，很可能就是传说中东岳神的女儿，也就是后代在很多地方受到尊奉的碧霞元君。[56]

传说中东岳神司人间生死，阴曹地府亦在其管辖之下。杂剧《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中，东岳太尉“掌管善恶生死文簿，到森罗殿上对策走一遭去来”。地曹判定的案件要由他审核。[57]泰安的岱庙和表现阴间地府的蒿里神祠分在两处，实为一体。蒿里神祠有七十五司，已见前述。[58]杂剧中则记，在岳神掌管下有“十八地狱，七十四司”，[59]大都齐化门外东岳庙，有东西庑，“列庑如官舍，各有职掌，皆肖人而位之”[60]。证之于后代的东岳庙形制，就是阴曹地府各司所在。[61]也就是说，在齐化门外东岳庙，东岳神及有关神祇与阴曹地府已合在一座建筑之中。江西安福州的东岳庙建成后，“重门复殿，高广丽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62]。可知当地的东岳庙中亦有地曹阴府之设。平阳路景行里东岳行祠，“中设冥府诸像”[63]。抚州的东岳庙，“像肖之设，狞威惠慈，各当其状，祸福惊动，稽首畏服”。所谓“狞威”等等，显然也是指庙中有阴曹地府种种形象而言的。可以认为，当时的很多东岳庙，除了供奉东岳大帝及有关神祇外，还有阴曹地府诸司的塑像，这是东岳庙不同于其他神庙的一大特色。

东岳神是道教的神祇。元代的东岳庙通常亦被纳入道教系统，由道士掌管。修葺泰安岱庙的张志伟，“礼真静崔先生为师”[64]。崔先生名道演，号真静，“师东海刘长生”[65]。刘长生即刘处玄，是道教全真派开山祖师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号称七真）之一。[66]可知张志伟是全真派的道士。全真掌教张志敬选他来提举修饰东岳庙事，应亦与此有关。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泰安州东岳庙庙祝（庙官）是个道士。大都南城长春宫附近的东岳庙，是由长春宫提点冯道颐策划修建的。[67]众所周知，长春宫是全真派的根本之地。大都北城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则是道教正一派的支系玄教主持建造的，后来成为北方正一派的中心。安福州新建东岳庙，“命道士姚某守之”[68]。安西华阴县东岳庙是以“先生”为头的，“先生”是当时对道士的习惯称呼。[69]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东岳崇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无论全真或是正一，都尊奉东岳神。

东岳崇拜原来是一种民俗信仰，但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元代的东岳崇拜来看，有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1）东岳崇拜原来是自然现象崇拜，发展过程中逐渐人格化。元代的东岳神，有大帝的称号，有妻有子有女，有官府，神的形象完全按人间帝王的面貌来塑造。（2）东岳崇拜在发展过程中被归纳入道教系统之内。但东岳崇拜与道教信仰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在许多地方，东岳庙的规模、活动，都在一般道教庙宇之上。特别是泰山岱庙和大都齐化门外东岳庙的庙会，其规模之盛大，参与群众之众多，更是其他道教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它应视为民间神祇崇拜之一种，不能与道教信仰完全等同起来。（3）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神诞辰庙会，既是祭神、娱神的活动，又是群众自娱的形式。古代巫觋的祭祀活动常与歌舞联系在一起，金元各种神祇的祭祀常常同时举行各种表演，正是巫活动的继续和发展。[70]

[1] 柳贯：《东岳泰山加封大生制》，《柳待制文集》卷七；《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岳镇海渎》。

[2] 《后汉书》卷八〇《乌桓传》。一种意见认为，人死后灵魂归山的观念起源于古代的东夷族，泰山所在地区正是东夷活动之地。见李炳海《东夷族灵魂归山观念及相关文学事象》，《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3] 《太平御览》卷三九引《风俗通》。

[4] 《云笈七韱》卷七九《五岳真形图序》。

[5] 苏天爵：《新城镇东岳祠记》，《滋溪文稿》卷三。

[6] 王恽：《平阳路景行里新修岱岳行祠记》，《秋涧文集》卷三七。

[7] 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

[8] 王磐：《诚明真人道行碑》，《道家金石略》。

[9] 徐世隆：《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道家金石略》。古代帝王有封禅仪式，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后改在社首山行禅礼。社首山与蒿里山相连，“社首坛”即帝王祭地之坛。

[10] 徐世隆：《蒿里山神祠诗》，《道家金石略》。

[11] 《泰山东岳庙圣旨碑》，《道家金石略》。

[12] 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卷四，《四库存目丛书》本。

[13]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杂禁·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

[14] 《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岳镇海渎》。

[15] 高文秀：《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元曲选》。

[16] 佚名：《黑旋风双献功》，《元曲选外编》。

[17] 佚名：《鲁智深喜赏黄花峪》，见《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0—180页。

[18] 佚名：《小孙屠》，《元曲选外编》，第716—724页。

[19] 高文秀：《小张屠焚儿救母》，《元曲选》。

[20]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

[21] 高文秀：《小张屠焚儿救母》，《元曲选》。

[22] 佚名：《黑旋风双献功》，《元曲选外编》。

[23] 《水浒全传》第六一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4] 《水浒全传》第七三回、七四回。

[25] 《析津志辑佚·祠庙·仪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26] 虞集：《刘正奉塑记》，《道园学古录》卷七。《析津志》所说元明善碑文已佚。

[27] 虞集：《东岳仁圣宫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28] 《析津志辑佚·祠庙·仪祭》。

[29] 《析津志辑佚·岁纪》。

[30] 虞集：《滕州新修东岳庙记》，《道园学古录》卷四六。

[31] 牟：《绍兴嵊县新建东岳行祠记》，《全元文》卷二四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2] 以上各处东岳庙见苏天爵《新城镇东岳祠记》（《滋溪文稿》卷三），严震《东岳行祠碑》（《全元文》卷三五五），《岱岳庙醮盆题字》（《道家金石略》，第1125页）。

[33] 《一二八二年东岳庙令旨碑》，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0页），按原文作“华阳”，疑误，元代安西路下属只有华阴县。

[34] 王恽：《平阳路景行里新修岱岳行祠记》《隰州蒲县新修岳庙台门疏》，《秋涧文集》卷六九；虞集：《滕州新修东岳庙记》，《道园学古录》卷四六。

[35] 延祐《四明志》卷一五《祠祀志》；大德《昌国州志》卷七《宫观》。

[36]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

[37] 至元《嘉禾志》卷一〇《祠庙》。松江府后直辖于行省。

[38] 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一上《祠祀志》。

[39] 《东岳行宫香炉记》，《道家金石略》。

[40] 郑元祐：《福山东岳庙兴造记》，《侨吴集》卷九。

[41] 刘壎：《南丰州重修东岳行宫记》，《全元文》卷三四八；揭傒斯：《安福州东岳庙记》，《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林弼：《丰城县改建东岳庙记》，《林登州集》卷一五。

[42] 吴澄：《大都东岳仁圣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43] 揭傒斯：《安福州东岳庙记》，《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

[44]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

[45] 林弼：《丰城县改建东岳庙记》，《林登州集》卷一五。

[46] 王恽：《平阳路景行里新修岱岳行祠记》，《秋涧文集》卷六九。

[47] 郑元祐：《福山东岳庙兴造记》，《侨吴集》卷九。

[48] 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49] 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元曲选》。

[50] 虞集：《刘正奉塑记》，《道园学古录》卷七。

[51] 虞集：《东岳仁圣宫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52] 王士祯：《香祖笔记》，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八八《郊垌》。

[53] 《水浒全传》第七四回。

[54] 后唐长兴三年（932），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日下旧闻考》卷八八《郊垌》引《五代会要》），可见东岳神第三子灵异的传说发生很早。

[55] 《元曲选外编》，第720—721页。

[56] 刘侗、于奕正：《城南内外·弘仁桥》，《帝京景物略》卷三。

[57] 佚名：《元曲选》。

[58] 《水浒全传》第七四回说：“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数字有出入。

[59]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1584—1585页。

[60] 虞集：《东岳仁圣宫碑》，《道园学古录》卷七。

[61] 明代文献说，朝阳门（齐化门）外东岳庙“环以廊庑，作置如宫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职掌”。（《日下旧闻考》卷八八《郊垌》引明英宗碑）近代东岳庙廊庑七十二间，供奉地狱七十六司。

[62] 揭傒斯：《安福州东岳庙记》。

[63] 王恽：《平阳路景行里新修岱岳行祠记》，《秋涧文集》卷六九。

[64] 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

[65] 杜仁杰：《真静崔先生传》，《道家金石略》。

[66] 秦志安：《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道家金石略》。

[67] 虞集：《刘正奉塑记》，《道园学古录》卷七。

[68] 揭傒斯：《安福州东岳庙记》，《文安集》卷五。

[69] 《一二八二年东岳庙令旨碑》。

[70] 现在发现金元时期的戏台，一般都与民间各种神庙有关系。

第十四章 元代的禳灾活动

禳灾是在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官府和民众举行一定的仪式，祈求上天和各种神祇减灾、消灾。历史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除了采取一些赈济措施之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超自然力量的恩赐。禳灾活动的研究，既是灾害史不可缺少的环节，又是社会风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元代的禳灾活动仍是很少有人注意的课题。本章就此做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这一时期灾害史和社会风俗史的研究。

第一节 旱灾

有元一代各种自然灾害多发，其中旱灾发生的次数最多，涉及的地区最广。旱灾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每当旱灾发生，人们便向神灵祈祷，请求降雨。祈祷的对象很广泛，有龙神、山神及其他各种神祇。重大的禳灾活动由朝廷主办，多数禳灾的祈祷活动由地方官员主持，也有一些由民间人士主办。

龙是传说中一种神奇的动物，“善变化屈伸……能御大灾，捍大患”[1]。有水就有龙，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祭祀龙的祠宇。每遇旱灾，龙祠便是祈雨的首选。李註为淇州（今河南淇州）知州，“河朔大旱，侯祷于灵山龙祠者七，每祷辄雨，岁用丰稔”[2]。潞州（今山西长治）东南有五龙山，上有龙祠，每遇夏、秋无雨，冬季不雪，当地官员就要到龙祠祈祷，“屡祷屡应，捷如桴鼓”。龙祠中许多碑刻记载祷雨灵验的事迹。[3]以上是北方的例子。在南方，吴江州（今江苏吴江）“东行涉江湖而为桥者相望，独第四桥之下水最深，味最甘，色湛寒碧。……世传有龙居之，州人即其桥之北，水之中沚，建祠以享龙，谓之甘泉龙王祠，其来盖甚久矣”。顺帝至正二年（1342），“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皇无赖”。州达鲁花赤雅实理“率僚幕胥吏之属悉徒跣谒龙于祠下，再拜稽首，为民请命”。同时又命道士行法，“役神召龙”，两相配合，果然“雨即随至”[4]。“壬戌之岁”（至治二年，1322）江阴州（今江苏江阴）“夏仲不雨，秧苗渐槁，里农皇皇”，州同知理伯雍前往城东数十里的“龙湫”焚香祈祷，果然“雷雨交作”，“甘泽涌然”[5]。庚戌（至大三年，1310）“秋，旱，田禾将槁”，常州路（治今江苏常州）达鲁花赤达尔玛吉尔迪“访知魏村之金牛山有龙祠，晨，冒暑途走数十里，抵湫上，焚香未退，云气郁然……未及郛，雨驟至”[6]。丹阳（今江苏丹阳）东北嘉山有龙祠，称为善利庙。“山有龙池，遇旱不涸。池甚灵异，每祷雨时，以祭状掷水上，诚之至者则龟鱼衔曳而没于水中。”[7]许多地方水深的湫、池、潭常被认为龙的藏身之所，往往在其旁建有龙祠，遇旱时便成为祈祷的场所。

与龙的崇拜有关，还有某些水中生物的崇拜。鄞县（今浙江鄞县）有石奥庙，“在县西四十里，燠有灵鳗，能兴云雨”。又有显济庙，“在县西南六十里，即四明山之天井。其井有二，有多线蜥蜴，能显灵，兴云雨，郡旱祷之即应”[8]。平定州（今山西平定）蒲台山有灵瞻王庙，天旱祈祷，“有黑蛇蜿蜒而出，金睛紫舌，盘绕几筵”，“随行下雨云雷合……枯槁须臾起生意”[9]。刘秉直为卫辉路（路治今河南汲县）总管，“天不雨，禾将槁，秉直诣城北太行之苍峪神祠，县词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观者异之。辞神而还，行及数里，雷雨大至”[10]。鳗、蛇等水中动物，实际上被视为是龙的化身，[11]东阳（今浙江东阳）“西鄙有石潭，在崇山上，相传有龙居焉。凡蛇虺蛙黾蜥蜴之出其间者，人皆谓为龙也”[12]。它们在祈祷时出现，表示神（龙）已答应祈祷者的要求，带来风雨，消除旱象。

不少名山也是祈雨的对象。“山川薮泽，鬼神之所伏也。故风雨雪霜之不时，则岁有饥馑，人有疾病，祷于山川薮泽而除之。”[13]元代名山以五岳、五镇为首，西岳华山在祈雨方面最为突出。关陕有灾，必祷华山，成为惯例。元成宗时，许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时陕西不雨三年，道过西岳，因祷曰：‘滋奉命来参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饥而死，滋将何归！愿神降甘泽，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14]。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元朝任命张养浩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筹措救灾事宜。“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15]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记载。[16]五岳之外，各地的名山也有这方面的功能。大德四年（1300），平遥（今山西平遥）春夏无雨，“二麦干槁，草木焦卷”，县达鲁花赤完颜大帖木儿“躬诣灵山，谒神宇”，诚心祷雨。“不旋踵而玄云四合，洪雨河注。”“灵山”即当地的超山，“神雨”指超山山神庙，称为应润侯庙。[17]至正二年（1342），江西抚州路（治临川，今江西抚州）“春夏之雨不阙，六月蕴旱，监郡倅貳参佐皆以为己忧。华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祷也”，于是分遣官员，“各陟山巅”，“祝告之词方宣，精神之敷已感，云滃兴于川谷，雨遥注于郡城。……合郡内外，无不告足”[18]。名山上的潭、泉，是灵气所钟，“鬼神之所伏”，在祈雨时受到重视。济南城东南有禹登山，“中有潭，时出云气，旱祷即雨”[19]。元统乙亥（1335），兴元（今陕西兴元）夏旱，当地官员“闻南山之阳，几及绝顶，有灵泉焉”。于是前去“恳于神”，果然得雨。[20]

除了龙祠、名山之外，其他多种神祠和前代圣贤庙宇都可祈雨。绛州（今山西新绛）有圣母祠，“岁凡水旱疾疫，有祷必应”。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当地大旱，地方官员到圣母祠祈祷，“大雨滂沛三日乃止”[21]。阳城（今山西阳城）析城山有汤王庙，传说商王成汤在天旱时祈雨于此，后人立庙纪念，每遇天旱，就成为祈雨的场所。宁乡（今山西中阳）的南山上有大帝庙，“庙无刻以记，漫不可省始于何代，距今几何年”。“大帝”是谁，亦不可考。大德甲辰（八年，1304）宁乡“夏四月，不雨，禾将槁”。当地百姓“宿斋戒相与祷于斯，不旋踵澍雨霑足，岁亦有秋”[22]。其他如城隍庙、关王庙、社稷坛等，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祭祀的庙、坛，都可用来求雨。

“祈泽于道观、僧寺”，在元代是很普遍的现象[23]。道士、僧人在各地祈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士尤为突出。道教的祭祀仪式中有专门用于祷雨的斋醮，如雷霆斋、碧玉斋、灵宝斋、洞渊斋、孚泽斋、祈雨九龙醮等。[24]现在传世元代文人有不少《祈雨青词》，即是为道士举行祷雨斋醮之用。[25]朝廷和地方官员每遇天旱，常请道士举行斋醮求雨。元代道教派别甚多，南方有正一（龙虎山）、上清（茅山）、灵宝（阁皂山）等，北方有全真、大道、真大等，以正一和全真声势最盛。但北方亦有正一，南方亦有全真。南方诸派都讲究用符箓驱神弄鬼，呼风唤雨，江南各地干旱祈雨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派别道士的活动。正一派领袖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多次受朝廷之命作法禳灾。[26]正一派道士陈日新，“尝道杭，杭方旱，遍祷弗应。行省丞相答剌罕候公以为请，公坐为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27]。另一位正一派道士邓仲修“习召雷役鬼神之术”。“岁丙申，钱浦大旱，土毛尽焦。县大夫遍走群望，日愈赤如火。仲修仗剑登八卦坛，叩齿集神，飞符空蒙中，云肤寸而起。”立刻“大雨如泻”。此后两浙、江西各地每遇天旱，地方官员必请仲修，“仲修出而应之，其致雨咸如钱浦时。人奇仲修，谓有弭灾之功云”。入明以后，邓仲修还因祷雨有功受到朱元璋的奖励。[28]北方全真道以个人修炼为主，但亦行斋醮祈祷之法。全真道领袖邱处机曾奉命到中亚谒见成吉思汗，此后定居燕京（今北京）。丙戌年（太祖二十一年，1226），“京师大旱，农不下种，人以为忧。有司移市立坛，前后数旬，无应。行省差官赍疏请师（邱处机）为祈雨”。果然一举斋醮，大雨立至。丁亥年（1227）春夏又旱，邱处机应官员之请举行祈雨醮，“雨乃作”[29]。北方太一道五祖李居寿居汲县（今河南汲县），“时卫大旱，守匠致祷于师，师即书太一灵符，浸巨盎中，腾咒未毕”，便降大雨。[30]佛教亦有祷雨之法，“凡有祈祷，须如法严治坛场，铺陈供养……如祈晴祈雨，则轮僧十员廿员，或三、五十员，分作几引，接续讽诵，每引讽大悲咒、消灾咒、大云咒各三、五、七遍，谓之不断轮。终日讽诵，必期感应。方可蒲散忏谢”[31]。至元元年（1264），“东平、太原、平阳旱”，朝廷命“西僧祷雨”[32]。“西僧”即来自藏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关于“西僧”有很多传说，被认为神通广大。但“西僧”在内地祈雨的记载很少。总的来说，佛教僧人在各地祈雨活动中，不如道士活跃。此外自称能够在神人之间起沟通作用的民间巫觋，也是各地祈雨行列中的积极参与者，如至正二十一年（1361）泽州（今山西晋城）求雨时，使有“神巫”参加[33]。

各地祈雨时往往多种方式兼用。既有官员、百姓到各种神庙祈祷，又有道士、僧人举行各种仪式，有的同时举行，有的则轮流举办，一种无效再换一种。文宗至顺三年（1332）抚州路六七月不雨，“民情惶惶”，地方官“祈泽于道观、僧寺”，俱未应验，于是到以“高峻”著称的华盖山和相山祈祷，果然得雨。但因“远近旱甚，犹未霑足”，于是又“祭于社稷坛”，祭毕大雨滂沛。[34]也是在文宗朝，关陕大旱，地方官祈祷无效，于是要求朝廷派“专使持玉币以礼其山川”，以为提高祈祷者的级别，方能见效。朝廷便选派翰林直学士普颜实立前去，先“祈西岳”，继到奉元（今陕西西安），“与行省、台臣共祷于城中之群祀”，又与“左丞亦邻真祷于太一元君庙”，“又诣高山太白峡灵湫庙，湫在绝顶”。果然见效，“大澍连日”。接着又到凤翔（今陕西凤翔），“与宪使、郡守祀于雅腊蛮神之庙。雅腊蛮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关中者，移祀于此云。既祠又雨”。最后，“祀西镇之吴岳，亦雨。竣事乃还”[35]。“西镇吴岳”即吴山，在今陕西陇县境内。可知这次朝廷使者辗转数地，到多处庙宇祈祷，其中还包括高昌（畏兀儿人）的神庙。以上二例，一是地方官员的祈雨，一是朝廷使者的祈雨，都采用了多种途径祈雨的方式。

第二节 水灾及其他

旱灾之外，元代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有水灾、蝗灾、大疫和地震等。对于其他各种灾害，官府和民间禳灾的方式，与旱灾大体相同。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各种庙宇中供奉的神祇和前代圣贤，都有祛除一切自然灾害的功能。著名官员刘敏中文集中有两篇《祈晴祝文》，一篇题为《后土皇地祇》，一篇题为《东岳天齐仁圣帝》，应是他为地方官时所作。前者是在土地神庙中祈晴，后者是在东岳庙中祈晴。寿阳（今山西寿阳）的龙王庙，“岁有水旱疾病，祈无不应”[36]。和顺（今山西和顺）崔府君庙，“水旱愆期，祷于斯；寒暑乖候，祷于斯；崇殃厉疾，祷于斯；咸若有答焉”。后至元三年（1337）“岁值大疫”，当地百姓重修崔府君庙，“是岁千灾殄灭，百谷丰登，神意感而宣灵，人心悦而致和”[37]。安庆（今安徽安庆）居民信奉城隍，“出必祈，反必报，水旱疾疫必祷”[38]。丹徒县（今江苏丹徒）有关王庙，大德三年（1299）秋旱时“祷而有应。飞蝗渡江，又祷于神，禾稼无伤”[39]。

应该指出的是，多数神祠是各种灾害都可以祈祷的，只有一种仅限于虫（蝗）灾，这便是八蜡庙。八蜡原是古代祭祀的名称，每年农事结束后要举行八种祭祀，第八种祭昆虫，以免虫害。后来八蜡成为虫的代名词，民间建八蜡庙，供奉虫王，又称虫王庙。每遇虫（蝗）灾，官员和百姓就到八蜡庙祈祷，求神消除害虫（蝗）。刘秉直为卫辉路总管。“秋七月，虫螟生。秉直祷于八蜡祠，虫皆自死。”[40]李註为淇州（今河南淇县）知州，“明年夏，大蝗，淇之西北乡有蝗生焉。侯（李註）斋沐祷于浮山八蜡祠，至暮有群鸦飞集，食蝗皆尽，郡人神之”[41]。咬住为怀庆路（治今河南沁阳）达鲁花赤，“郡尝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余里，祷于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尽去”[42]。

水、蝗、疫灾发生时，道教、佛教的祈祷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道教斋醮中有祈晴斋、祈晴设醮仪、禳蝗斋、禳蝗设醮仪等。[43]“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霖淫不辍，至五旬之久。……小民咨怨，农民告病。”“辛丑”是大德五年（1301）。奉正一法以祈禳为业的崇真万寿宫道士冯石泉率众“致斋洁，肃仪物，吁告穹苍，飞檄诸部，恳以七日为开霁之度。及期，果六丁敛虐，曦驭腾光，士庶获睹天日晴明之快，免昏垫陷溺之苦”[44]。至正甲辰（十四年，1364）平江（今江苏苏州）自春至夏，阴雨连绵，“上下原隰，漫涌白波，而农告悴，秋将失望矣”。当地“精于道家法”的玄妙观道士周玄初“能嘘呵雷风，策役将吏，若有神物从之者”。地方官请周玄初“用其法祷于天”，官员们“躬致香币伏俯坛下”，“由是顽云倏消，长空一碧”[45]。这是道士祈晴的两个例子，前者是道观的自发行为，后者则是应地方官员请求而采取的活动。庆元（今浙江宁波）文人任士林有《省府祈晴青词》《省府祈晴意旨》，是为江浙行省官员起草供道士举行祈晴仪式时使用的文本。道士禳蝗之例亦有之。至元八年（1271），“螟蝗为灾”，忽必烈命北方太一道五代祖李居寿“即岱宗、汾、睢设驱屏法供，秋乃大熟”[46]。大德七年（1303），“淮南蝗”，宣慰使礼请江南茅山派宗师许道孟“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殪于雨，羽者有鹙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复吐，吐而复啄，如是连日，蝗不为灾”[47]。佛教僧人祈晴禳蝗的方式与祈雨同，有祈晴、遣蝗的疏文传世。[48]荆门州当阳（今湖北当阳）玉泉景德禅寺住持广鋳道行高深，“设有水旱虫蝗之菑，师默祷辄应，环寺百数十里间，未尝有凶岁”[49]。

祈晴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官府祈晴有祭城门之法，称为“禜门”。此法由来已久，流传不衰，“历代典制，州郡县苦雨，各禜其城门。雨而禜门，古礼也”。“至元后戊寅，杜侯来守彰德，方旱，祷而雨，槁苗而苏。秋，大雨乃不止，田将没，洹之涨且及城。八月四日，侯禜于城东门，雨俄息，翼日遂霁。”[50]“至元后戊寅”是顺帝至元四年（1338），彰德今河南安阳，“洹”指洹水，今河南安阳河。当时因大雨洹水暴涨，逼近城墙。地方官紧急禜门，大雨立即停息。上述平江祈晴，地方官在请道士作法，同时还“每旦即东门以拜日旸”。至正己丑（九年，1349），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常，“淫雨作沴，自夏六月至于秋九月，朝夕涝沛，坏垣墉，漂庐舍，渐没禾麻黍菽，薪米涌贵，民不聊生”。郡邑官员采取多种方式祈祷，其中之一是“禜于门”，但都“冥然罔应”，于是只好转而祈祷五龙山会应王庙（龙王庙），立刻见效。[51]从以上数例看来，“禜门”祈晴，在南北多地都曾应用。但有时灵验，有的无效。“禜门”时有祝文祭文，如蒲道源《祈晴禜城东门神祝文》四篇。[52]王恽有《祭平阳府东城门文》，其中说：“惟神职司，启闭气，积阴凝。今者淫雨为祟，已及浃旬，害役粢盛，动妨民作。伏望道迪阳和，速成开霁。尚享。”[53]为祈晴祭东门，无疑也是一篇“禜门”的文字。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这种仪式似仅限于城的东门。民间还有一种称为“扫晴妇”的祈晴风俗。每逢久雨连阴，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于屋檐下，可以致晴。此女像便称为“扫晴妇”。“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遥手。”[54]“淡妆乌髻绿衣衫，一线高悬舞画檐。笑着苕枝挥素手，尽驱云影入苍岩。”[55]以上两首都是关于扫晴妇的诗。后一首作者王恽在诗序中说，夏六月有雨不止，“儿子辈戏作扫晴悬之前檐，明日开霁，因作是诗”。这当然是巧合，但可见此法是颇为流行的。

元代是地震多发的时代，有几次震级很高，造成很大破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每当震级较高的地震发生时，朝廷便会出面举行祈祷活动，祈求上天消弭灾害。例如，大德七年（1303）太原、平阳发生大地震，波及陕西、河北、山东等地，连续数年不息。朝廷为“地震不止上头”，在大德七年、八年和至大元年（1308）三次派遣使节致祭霍山山神。[56]霍山是朝廷钦封的“五镇”中之中镇。霍山山神受封崇德应灵王。由于它地处山西中部，邻近平遥、太原，所以地震发生后，朝廷便向霍山山神致祭，指望能使地震平息。蒲道源有《地震祈禳醮意》两篇，[57]则应是地震发生后为道士斋醮而作。

第三节 禳灾活动

上面对元代农业地区的各种禳灾活动作了简要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的禳灾活动总的来说都是前代的延续，又为明、清两代所沿袭。禳灾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积久而成的社会习俗。

农业生产的好坏，关系国计民生。而农业生产又与自然灾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禳灾活动，便是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因此受到官、民上下的重视。禳灾主要是官府的行为，但也是百姓关心并积极参与的大事。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是禳灾活动的思想基础。按照这种观念，各种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主要由于朝廷、官员乃至百姓行为失当所致。灾害是上天、神祇对失当行为的惩罚，而禳灾则是祈求者表示悔改之意，用以得到上天、神祇的谅解和宽恕。当然，也有一些灾害，则是各种精灵鬼怪为虐，需要请求上天、神祇加以惩治。禳灾活动如何能真正见效呢？这就需要祈祷者有诚意，“惟至诚能动之，祷祈之法，一以诚为主，求之则应”[58]。“苟神之灵，非诚之至不感也。苟诚之至，非神之灵不应也。神之灵矣，（诚）之至矣。”[59]只要有诚意，上天、神祇就会觉察，就会答应弭灾的请求。

诚意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祈祷谢过”[60]。官员对施政中的过失要认真反省，请求宽恕。元代中期，张养浩为县令时作《牧民忠告》，在书中《救荒》门列有“祈祷”条，他说：“凡有祈祷，不必劳众，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欤？己有赃欤？政事有未善欤？报国之心有未诚欤？无则如仪行事有则必俟追改而后祷焉。夫动天地，感鬼神，非至诚不可。纤毫之慝未除，则彼此邈然矣。”在祈祷的祝文中，常有自我谴责和表示悔过的言语，如：“顾天灾之洊降，皆吏政之不臧。敢罄哀衷，仰祈灵岳，仗神威而迅扫，庶日稚之无伤。”[61]“此者时雨愆常，秋种不下。重念无辜之者，将罹饥馑之灾。用是罢造作而駞土木，禁市酤而重堠粮，循省自修，冀回哀眷。”[62]二是沐浴斋戒，甚至采取某些自虐行为，如跣足、叩首出血等，以示虔诚。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五六月，绛州（今山西新绛）不雨，“民用大恐”。州同知虎笃达尔率人到圣母祠祈雨。第一日无动静，第二日虎笃达尔“徒跣手香而出，众戚曰：‘山磴萦回，石龃龉齿植锋利，非足所堪。’公曰：‘吾自责耳，若等第履，勿我恤。’时烈日亭午，地肤焚如，行数匝，众汗汤若气馈，若殆，不能立。复首地以请。公曰：‘我非矫情以干誉，必雨乃履。’众泣，公亦泣。……是夕大雨，霶霈三日迺止，阖境交贺有秋”[63]。至正己亥（十九年，1359），上党（今山西长治）自春至夏雨旸不时，县达鲁花赤忽都帖木儿“斋沐积诚，呼天祷神，往复露跣，昼夜数请城南五龙祠下，哀泣叩头，至于出血。天悯其衷，澍雨大降，秋成虽晚，而民无饥色，军食且足”[64]。三是采取某些具体改正措施，如平反冤狱，便会迅速见效。朝廷以“录囚”（审查囚犯的档案，意在发现有无冤狱）来禳灾，地方官员亦有此类行为。元贞元年（1295），姚天福为真定路总管，“郡人集众象龙祝雨，公曰：‘无益’。令撤去，乃虑狱囚，底平允，雨大霈”[65]。“虑狱囚”即“录囚”，但此事影响大，多数地方官是不敢做的。

对于禳灾，当时朝野大多数都是支持的，认为这是救荒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有些儒士对道士、僧人和巫觋参与禳灾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著名儒士虞集认为，禳灾对象主要应限于山神和社神（土地神），“郡邑之间，不幸有水旱之事，则有祷于神莒。社者，民之主也；高山，地之望也。民之主则其神萃焉，故祷于社为合礼，为足以尽诚。高山能出云雨，民心之望，亦神之所萃也，故祷之亦合礼，亦可以尽其诚”。而道观、佛寺、巫觋等则不应在祈祷之列：“今夫浮图、老子之宫，土木偶人之祀，群聚而号呼之。吏人或出于谩率财用，或出于措克，或妖人术士鼓舞吁呼，其间或未必无所验者。然以为能尽其心而无愧于理，则不敢以为然也。”[66]著名理学家吴澄态度更为鲜明：“先儒尝论祷雨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今却不理会，却去土木人身上讨雨，土木人身果有雨乎！’世俗之弊政在乎此。至于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国君臣作此儿戏之举，亵渎甚矣。循习至今不改，良可叹恨。青词之类，皆矫诬僣乱之词，适足以获罪于天耳，岂足以感格哉！若欲致祷，当用祭文于山川之神，罪己哀吁，庶乎其可。”[67]还有人根本否定禳灾活动的作用。赵孟侗说：“凶年饥岁，老弱将转乎沟壑矣。当此之时，为民父母，不以由己饥之、由己溺之之心处之，而泛泛然迎请观音大士，有同儿戏。具文之祈祷，安能召和气而回天意哉。为今之计，莫若讲行救荒之政，平籴价以宽民力，行赈济以救饥贫，放商税以通行旅，清狱讼以雪冤枉，察吏奸以禁贿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求民瘼，凡可以弭灾异、召和气者，尽心力而为之。忧国愿丰，出于一念之诚，则大士不须祈祷，而慧日自呈祥矣。”[68]但是，持这样见解的人是少数，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

上面列举的许多事例，言之凿凿，似乎禳灾的活动能够发生效果，大有助于减灾、消灾。其实，这些事例不是夸大了的偶然的巧合，就是精心制造的谎言。元代中期，盐官州（今浙江海宁）多次“海溢”，造成很大破坏。朝廷“遣使祀海神”，又请正一派张天师和江南佛教界很多领袖人物出面，诵经祈祷。后来甚至“诏帝师命僧作佛事于盐官州”，但都未能见效。最后还是地方官员设计将土塘改为石塘，暂时解决问题。[69]又如下面两个地方禳灾的例子：

（吕思诚）改景州蓨县尹。……天旱，道士持青蛇，曰：“卢师谷小青”，谓龙也，祷之即雨。思诚以其惑人，杀蛇，逐道士，雨亦随至，遂有年。[70]

丙子岁，松江亢旱。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府官遣吏赍香币过嘉兴，迎请以来。骄傲已甚，以为雨可立致，结坛仙鹤观，行月孛法，下铁简于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无应验。羞赧，宵遁。僧栢子庭有诗，其一联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练蛇。”闻者绝倒。[71]

前一起禳灾活动中，吕思诚反对道士行法祈雨，反而降雨有年。后一起禳灾活动中，道士行多种法均无验，只好在夜间逃走了事。这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禳灾活动的荒唐和可笑。

[1] 刘贯：《龙王感应之记》，《山右石刻丛编》卷四〇。

[2] 苏天爵：《李府君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六。

[3] 杨仁风：《重修五龙庙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李章：《五龙庙祷雨感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三；曹太素：《会应五龙王感应之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三；李庭遹：《有元潞州知州张公创建观稼轩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仝仝：《五龙神像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

[4] 郑元祐：《吴江甘泉祠祷雨记》，《侨吴集》卷九。

[5] 陆文圭：《喜雨诗序》，《墙东类稿》卷五。

[6] 陆文圭：《常州路达噜噶齐大中大夫德政碑》，《墙东类稿》卷九。

[7]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丹阳县》。

[8] 延祐《四明志》卷一五《祠祀考》。

[9] 吕思诚：《蒲台山灵赡王·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八。

[10] 《元史》卷一九二《良吏二·刘秉直传》。

[11] 《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记：吕思诚为景州蓨县尹。

[12] 王祎：《谕龙文》，《王忠文公集》卷二三。

[13] 姚拜延普华：《大同感应碑》，《山右石刻丛编》卷四〇。

[14] 《元史》卷一九一《良吏一·田滋传》。

[15] 《元史》卷一七五《张养浩传》。

[16] 例如，王恽的文集中便有《岱岳庙祷雨文》《北岳祷雪文》（《秋涧文集》卷六四）。

[17] 武亮：《应润庙祈雨灵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九。

[18] 虞集：《抚州路经历赵师舜祀雨有感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四。

[19] 张养浩：《游龙洞山记》，《归田类稿》卷一六。

[20] 蒲道源：《李彔事祈雨有感诗序》，《顺斋闲居丛稿》卷二〇。

[21] 赵恒：《绛州同知虎公圣母庙祷雨灵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九。

[22] 霍章：《重修大帝庙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〇。

[23] 吴澄：《抚州路达鲁花赤祷雨记》，《吴文正公集》卷一九。

[24] 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仪式》，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69页。

[25] 如王恽《祈雨青词》三篇（《秋涧文集》卷六八），李庭《祈雨青词》（《寓庵集》卷七）。

[26] 宋濂：《汉天师世家序》，《宋文宪公全集》卷一七。

[27] 虞集：《陈真人道行碑》，《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28] 宋濂：《赠云林道士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29]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30] 王恽：《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秋涧文集》卷四七。

[31] 德辉：《报恩章第二·祈祷》，《百丈清规》卷上。

[32] 《元史》卷五〇《五行志一》。

[33] 桂童：《忽都帖木儿求雨获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四〇。

[34] 吴澄：《抚州路达鲁花赤祷雨记》，《吴文正公集》卷一九。

[35] 虞集：《诏使祷雨诗序》，《道园学古录》卷六。

[36] 顾士安：《重修寿阳县北山龙王庙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八。

[37] 王仲安：《重修府君庙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五。

[38] 余阙：《安庆城隍显忠灵祐王碑》，《青阳集》卷二。

[39]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丹徒县》。

[40] 《元史》卷一九二《良吏二·刘秉直传》。

[41] 苏天爵：《李府君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六。

[42] 虞集：《跋咬住学士孝友卷》，《道园学古录》卷一〇。按，据释大《岳柱留守捕蝗诗》（《蒲室集》卷二），岳柱（即咬柱，同名异译），任怀庆路达鲁花赤，“谷将登，而蝗至”，岳柱“祷之唐太宗庙，一夕大雨，蝗尽死。”很可能咬住为虫灾同时向八蜡祠和唐太宗祠祈祷，大认为八蜡祠是民间的“淫祠”，故只提唐太宗祠。

[43] 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仪式》，第268—274页。

[44] 王恽：《崇真万寿宫都监冯君祈晴诗序》，《秋涧文集》卷四三。

[45] 郑元祐：《祈晴有应序》，《侨吴集》卷八。

[46] 王恽：《太一五祖演化员常真人行状》，《秋涧文集》卷四七。

[47] 元明善：《华阳道院碑》，《清河集》卷七。按，大德三年（1299）扬州、淮安等地曾发生秃鹙啄食蝗虫之事，除时间有差异外，其他情节均相同，见《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禁捕秃鹙》。

[48] 《百丈清规》卷上《报恩章第二·祈祷》。

[49] 虞集：《广铸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

[50] 许有壬：《禜门记》，《至正集》卷四一。

[51] 李庭遹：《灵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七。

[52] 蒲道源：《祈晴禜城东门神祝文》，《顺斋闲居丛稿》卷二二。

[53] 王恽：《祭平阳府东城门文》，《秋涧文集》卷六三。

[54] 李俊民：《扫晴妇》，《庄靖先生集》卷二。

[55] 王恽：《扫晴妇》，《秋涧文集》卷二〇。

[56] 关于这次地震和三次致祭，见闻黎明《大德七年平阳太原的地震》，《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57] 蒲道源：《地震祈禳醮意》，《顺斋闲居丛稿》卷一一。

[58] 陆文圭：《求雨诗序》，《墙东类稿》卷五。

[59] 揭傒斯：《护国显应王庙祈雨感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七。

[60] 萧槲：《地震问答》，《勤斋集》卷四。

[61] 李庭：《祭飞蝗文》，《寓庵集》卷八。

[62] 王恽：《祈雨青词》，《秋涧文集》卷六八。

[63] 赵恒：《绛州同知虎介圣母祠祷雨灵应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九。

[64] 晋鹏：《前上党县达鲁花赤忽都帖木儿德政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九。

[65] 孛术鲁翀：《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八。

[66] 虞集：《书吴文正公所撰郡监塔不台祷雨后》，《道园类稿》卷三五。

[67] 《复崇仁申县尹书》，《吴文正公集》卷八。

[68] 《上官府祈晴书》，光绪《川沙厅志》卷一五，转引自《全元文》第17册，第57页。

[69]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卷六五《河渠志二·盐官州海塘》。

[70] 《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

[71] 陶宗仪：《讥方士》，《南村辍耕录》卷二七。

第十五章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巫觋信仰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巫觋被认为是人与神鬼之间的媒介。充当这类媒介的女性称为巫，男性则是觋，在氏族部落中有很高的地位。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种宗教信仰兴起，巫觋信仰逐渐失去原有的崇高地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巫觋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本章拟就元代的巫觋与巫术作一些讨论。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人对此作过研究。这里的看法，是初步的，不成熟的，衷心希望得到批评。蒙古的萨满信仰，实际上是巫觋信仰的一种，但对此问题以往的研究颇多，此处不再涉及。

第一节 以巫为医

元代的大量记载说明，这一时期，无论南北，到处存在巫觋信仰。在北方，“大都街上都有……跳神师婆”“跳神师人”。这些便是巫师[1]。宁陵（今河南宁陵）发生土地纠纷，地方官令双方“同就崔府君神祠质之”。无理的一方，“惧神之灵，先期以羊酒浼巫嘱神勿泄其事”[2]。显然，巫在当地生活中扮演颇为奇特的角色。镇江路（路治今江苏镇江）“第以世降俗薄，视史巫觋，惑世诬民，增益土偶，妖形怪状，违越典礼，非一而足”[3]。在松江，“娄俗尚淫祀，祠庙遍村墟。疾病罔医药，奔走讯群巫”[4]。镇江、娄（松江）在元代属于浙西，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巫觋甚多，其他地区可想而知。溧水州（今江苏溧水）“民信巫鬼，重淫祀”[5]。湘乡州（今湖南湘乡）“有巫至其州，称神降”，当地官民均深信不疑。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巫觋更盛。郁林州（今广西玉林）“男勤耕，女勤织，惟信巫祝，重淫祀”。播州（今贵州遵义）“信巫鬼，重淫祀”[6]。云南的罗罗人（今彝族的先民）“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7]

上面引文中常提到“淫祀”“淫祠”，其含义颇广。一般说来，凡是不列入国家祀典，或所祀之神无功于民，都可以归入“淫祀”“淫祠”之列。但“淫祀”“淫祠”的主要部分，应是指与巫觋有关的祭祀或庙宇而言的。元文宗至治元年（1321）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江淮迤南风俗，酷事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为尊大，称为生神，惶惑民众。”[8]便说明了巫觋与“淫祠”的关系。此外又有“妖祠”。“饶之为俗尚鬼，有觉山庙者，自昔为妖以祸福人，为盗贼者事之尤至，将为盗，必卜之。”[9]“饶”指饶州路（路治今江西波阳）。“赣之俗（尚）鬼，宁都城外有妖祠，像设极魔怪，人莫敢侧目。土人类缚生口以祭，甚神之。”[10]宁都即今江西宁都县。“妖祠”崇奉的是令人“莫敢侧目”的妖，是与这些地方“尚鬼”的习俗密切相关的。又有“魔庵”，亦应与“妖祠”同类。清湘（今广西全州）是“峒、僚错居”的地方，清湘县丞陈远大曾“撤淫祠魔庵又数十区，取其材瓦葺新学宫”[11]。总之，淫祠、妖祠、魔庵性质近似，都是尊奉妖魔鬼怪邪神的地方，而它们通常又都是与巫觋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巫觋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能治病。生病是鬼神作祟，这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因此必须请求巫觋出面，与鬼神沟通，祈求鬼神降福消灾。为此还必须向鬼神（实际上是向巫觋）献上各种祭品。“娄氓”得病求助于“群巫”，于是便“椎牛酾酒醛，婆娑乐神虞”[12]。不但杀牛致祭，而且还要举行舞蹈（由巫觋表演）娱神。昆山（今江苏昆山）“其信神鬼又加昔，病或不事医药，惟听命于神，祈赛施舍，竭产不悔”[13]。在镇江，“土俗尚，病者多不服药，唯事巫祝”[14]。以上数例是汉族地区的情况。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更加严重，生病求助于巫觋的现象更加普遍。容州（今广西容县）居民“病不事医药，尚巫谄鬼”。藤州（今广西藤县）“病者求巫祀”。思州（今贵州凤冈）居民“疾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东北的女真人“患病宰杀牛羊祷祝，贫者至卖男女以买牛羊”[15]。

巫觋之所以盛行，还因为他们能预言吉凶祸福，为民间所崇信。这可以称之为预知功能。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虞槃为湘乡州（今湖南湘乡）判官，“有巫至其州，称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达昼夜，告者数十，寝食尽废。县长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礼之。又曰：‘将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尽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讯之，尽得巫党所为。坐捕盗司，召巫至，鞫之，无敢施鞭箠者。槃谓卒曰：‘此将为大乱，安有神乎！急治之，尽得党与数十人，罗络内外，果将为变者。同僚皆不敢出视，曰：‘君自为之’。槃乃断巫并其党如法，一时吏民始服儒者为政如此。”[16]这个巫便以预言者的面目出现，欺骗当地官民，制造谣言，目的是想浑水摸鱼，抢劫财物。当地的官民深信不疑，甚至在骗局被揭露后还“不敢出视”，可见对巫的迷信达到何等程度。这个事例说明，当时人们普遍对巫的预言是深信不疑的，正是这种迷信使得巫觋肆无忌惮。

上面所说：“娄氓”祈祷鬼神时“婆娑”起舞，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陈州（今河南淮阳）“俗尚鬼，当岁时之隙，往往斩羊豕为牲，使巫觋歌舞以乐鬼。比屋相仿，以为不若是则厉气将作”[17]。“娄氓”是在得病以后，陈州居民则把祭祀歌舞作为预防措施，都是想以此娱神乐神，使神降福消灾。也就是说，带有神秘色彩、旨在娱神乐神的歌舞表演，在元代仍是巫觋的一种功能。

第二节 以巫为害

元代巫觋活动还有另一面，那便是施行以害人为目的的巫术，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厌镇，又称厌魅。这是一种模仿或相似巫术，即以相似的事物代替当事人或事，作为施行巫术的对象。常见的是以木偶或纸人代替当事人，对之施行巫术，据说可使当事人生病或死亡。至元七年（1270），河东（今山西）“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厌胜，谋杀己，经数狱，服词皆具”。后来查明是其妾所为，旨在陷害其妻[18]。又如，“王鹏举因与马阇阇通奸，有刘显引领前去冯珪处，厌魅马阇阇夫耿天祐，欲令身死。王鹏举一百七下，刘显四十七下，冯珪系脱赚钱物厌魅，决七十七下”[19]。从以上例子看，厌魅之术在民间颇为流行，而后一例中的冯珪，专门从事厌魅，显然本人是个巫觋。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以神仙鬼怪为题材。剧中描写桃花女与周公斗法，周公屡败，便派人去砍一棵小桃树。这棵桃树是“桃花女的本命”，只要砍倒，桃花女便会“板僵身死”。用剧中人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厌镇事”，以桃树作为桃花女的替身，行使巫术。元朝统治集团中亦有厌镇之事。忽必烈统治时期，有人对权臣阿合马施加“厌镇”之术[20]。而在阿合马后，忽必烈追查他的问题，“籍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具存，一阉竖专掌其扃鐍，讯问莫知为何人，但云‘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21]。可知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相信厌魅之术。元朝政府的法令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诸厌魅大臣者，处死。诸妻厌魅其夫，子厌魅其父，会大赦者，子流远，妻从其夫嫁卖。”[22]可知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二是造蛊毒。这是以某种毒物害人的巫术。蛊指人工培育的毒虫，通常置于饮食中，可置人于死地。清湘（今广西全州）“介湖北穷徼谿□，峒、僚错居其壤。山有毒蛇，储之为蛊以中人，立死”。明朝初年，张理为漳浦（今福建漳浦）知县，当地“俗尚妖术，咒物食人，久则成形于腹中，物动人辄死，云役其魂为奴。府君（张理）廉知之，毁其淫祠数十区，其害遂息”[23]。明初此风才“息”，可知元代曾经流行。这种“咒物食人”、致人于死的“妖术”正是和“淫祠”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间环节，不言而喻是巫觋。元朝湖北道廉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常、澧等处人民，多有采生祭鬼、蛊毒杀人之家。”“常”指常德路（今湖南常德），“澧”指澧州路（路治今湖南澧县）。峡州路（路治今湖北宜昌）亦有“采生蛊毒”之事[24]。元朝政府的法令中规定：“诸造蛊毒中人者，处死。”[25]

三是采生。采生就是残害他人生命以祭祀神鬼。从上引文献中可以看出，常德、澧州、峡州等路均有“采生”之事，与“蛊毒”同样普遍。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

行台准御史台咨，据监察御史呈，近至荆湖，访问常、澧、辰、阮（沅）、峡等处，地连溪洞，俗习蛮淫。土人每遇闰岁，纠合凶愚，潜伏草莽，采取生人，非理屠戮。彩画邪鬼，买觅师巫祭赛，名曰采生。所祭之神，能使猖鬼，但有求索，不劳而得。日逐祈祷，相扇成风。……除已移牒山南湖北道廉访司照验，行移合属，排门粉壁，严行禁治，画工人等毋得彩画一切邪神，百姓之家亦不得非理祭祷。仍禁止师巫人等不得似前崇奉妖怪鬼神。如有违犯之人，捉拿到官，依条断罪。或有使唤猖鬼之家，两邻知而不首，即与犯人同罪，却不致因而扰民生事。外据南方阴淫之地，似此淫祀极多，亦合通行禁止。具呈照详事。呈奉中书省札付，都省移咨各处行省，遍行禁治施行。[26]

这是一件有关元代巫术的重要文献。采生这种巫术是与“师巫”有密切关系的，是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文书中称，“南方”“似此淫祀极多”，也就是说，采生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在此以后，元朝政府在元贞元年（1295）、延祐三年（1316）继续下令严行禁治“采生蛊毒”，并加重了对采生的刑罚，说明此类活动仍顽固地存在。

以上所说是元代湖广行省北部（常、澧、沅、辰）和河南行省西南部（归、峡）的情况，这些地区“地连溪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此外，汉族聚居地区亦有采生之事发生。至正二年（1342），“吉（吉安路，路治今江西吉安）巫王万里与从子尚贤卖卜龙沙（察罕脑儿，今河北张北境内）市”，与当地医人王弼发生冲突。“万里恚甚，驱鬼物惧弼”。但“鬼物”向王弼吐露真情：自己原是十六岁少女，小字月西，为王万里禁咒杀害，“复束纸作人形，以咒劫制使为奴”，驱使害人。王弼告发到官，官府审理，王万里供认，自己是“庐陵（即吉安）人，售术至兴元（今陕西兴元），逢刘炼师，授以采生法”。“刘于囊间解五色帛，中贮发如弹丸，指曰：‘此咸宁李延奴，天历二年春二月为吾所录，尔能归钱七十五缗，当令给侍左右’。万里欣然诺……并尽受其术。”“复经房州（今湖北房县），遇邝生者，与语意合，又获奉元耿顽童奴之，其归钱数如刘，今与月西三人矣。刘戒万里终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败。”这起案子在当时颇为轰动，不少人加以记载[27]。撇开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可以看出汉族地区也有从事采生的巫，而且不是个别的。同时还可看出，采生的目的，除了作为鬼神祭品外，还想控制死者的灵魂，以供驱使。前引文书中少数民族地区“使唤猖鬼之家”，显然也属于此类。

第三节 算命相面占卜

汉族地区盛行的算命、相面、占卜等，实际上都是巫觋的预言功能发展演变而成的。

算命一般是根据生辰八字推断一个人的命运。由于算命主要根据《周易》八卦之说，故又称为算卦。算命的术士在元代称为算命（卦）先生或打（卖）卦先生。元代文献中有中有不少关于算命的记载，如：“有一少年子，放纵不羁，尝以所生年月日时就日者问平生富贵寿夭。有告曰：汝之寿莫能逾三旬。及遍叩它日者，言亦多同。于是意谓非久于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产作业，每以轻财仗义为志。”后来活人性命，竟“以寿终”[28]。前引采生案件中的王万里，称为“算卦王先生”，他“于襄阳周先生处习会阴阳课命”，他的“课命”方法便是将“八字看算”[29]。大都“枢密院东有术者，设肆算命，谈人休咎多奇中”。有一军官因无子要求推算“有子与否”。“术者怒曰：君年四十当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给我而何！”[30]“术者”知道对方的年龄，显然是推算生辰八字的缘故。

元代杂剧中有不少关于算命的描写。比较具体的是《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此剧主人公之一周公“自幼攻习《周易》一书，颇通八卦之理”，“在城中开个卦铺”，“真个阴阳有准，祸福无差”。前来算卦的只要一报生年八字，他便可以算出祸福寿夭[31]。其他如《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作）、《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作者佚名），都是因打卦说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引起的故事[32]。这几出杂剧故事情节有雷同之处，反映出当时人们每遇疑难求助于算命（打卦）的普遍心态。

14世纪中叶，高丽出现了两部汉语教科书，一部叫作《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作为全书线索，介绍元朝的风土人情，旨在使读者学习汉语的同时，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此书和另一部教科书《朴通事》对研究元代社会和语言有很高的价值。《老乞大》的末尾记高丽商人的买卖告一段落，准备回国：

这些货物都买了也，我拣个好日头回去。我一发待算一卦去。这里有五虎先生，最算的好，咱们那里算去来。到那卦铺里坐定，问先生：“你与我看命”。

“你说将年月日生时来”。“我是属牛儿的，今年四十也，七月十七日寅时生”。“你这八字十分好，一生不小衣禄不受贫，官身没有，只宜做买卖。出入通达，今年交大运，丙戌已后，财帛大聚，强如已前数倍。”

“这们时，我待近日回程，几日好？”“且住。我与你选个好日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地支，建除满平，定轨破危，成收开闭，你则这二十五日起去，寅时往东迎喜神去，大吉利。”五分卦钱留下看，各自散了。[33]

这则记载把算命的情况写得具体生动，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了解。

相面是根据人的面貌推断其祸福寿夭。从事这种职业的术士称为相士。杭州“有挟姑布子之术曰鬼眼者，设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门常如市”。有一商人“方坐下方，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后三日内数不可逃’”。但商人行善救人，因而得免[34]。“姑布子”姓姑布，字子卿，是春秋时赵国的相士，曾给孔子、赵襄子看过相。杭州这位相士号称“鬼眼”，可知善于以眼力相人，故商人入门未曾与他交谈，他就能判断对方死生。又如，“国初有李国用者，自北来杭，能望气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时贵咸敬之。谢后诸孙字退乐者，设早馔延致。至则据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座，不得其一言以及祸福。时赵文敏公谓之七司户，与谢渊戚，屈来同饭。文敏公风疮满面，李遥见，即起迎，谓坐客曰：‘我过江仅见此人耳，疮愈即面君，公辈记取，异日官至一品，名闻四海’。”[35]

“谢后”指南宋亡国时的太皇太后，“文敏公”即元代最享盛名的文学家赵孟頫。李国用能以面相知人祸福，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杂剧《施仁义刘弘嫁婢》中，太白金星“化做一云游货卜的先生”，自称“善能风鉴”，一看财主刘弘的容貌，便断定他“夭寿”“乏嗣”[36]。杂剧《山神庙裴度还带》中，“货卜为生”的赵野鹤，“睹物观容知祸福，相形风鉴辨低高”。他观察人的相貌，便可知贵贱死生[37]。“卜”原来专指占卜而言，但后来一切预测未来之术均可称之为“卜”。这里的“货卜”即指预测未来而言。

古代用火灼龟甲，根据裂纹（兆）判断吉凶，称为“占卜”。后来用其他物品判断吉凶，亦称占卜。就元代而言，比较常见的是蓍草和金钱。蓍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很早就被用来作为占卜的工具。用蓍草占卜，称为“筮”，元代依然流行。最有名的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夺取皇位事件。元成宗去世，无子，各系宗王都觊觎皇位，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其中有竞争力的一方，李孟是他的谋士。斗争日趋激烈，李孟主张立即行动，爱育黎拔力八达心存犹豫：

仁宗曰：“当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38]

占卜得吉，仁宗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果然夺得了帝位。皇位的争夺取决于“筮”的结果，可见这种占卜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金钱卜卦与“筮”有密切关系，“今人卜卦以铜钱代蓍，便于用也”[39]。此法在妇女中特别流行。“暗掷金钱卜远人”[40]，“漫教人暗卜金钱”[41]，等等，都是写闺房中妇女的行为。散曲中还有“蓍草金钱徒自检”之句[42]，更将两种占卜方法并提。

元代还流行扶乩（箕），又称扶鸾。即以箕插笔，二人挟之，作法以后，便会召来神鬼，写出文字，可卜吉凶。一般认为，扶箕始于唐代，宋元二代相当流行，特别是在文人中间。“悬箕扶鸾招仙，往往皆古名人来格，所作诗文，间有绝佳者。”[43]著名文学家虞集“布衣时，落落不偶”，请求一练师（道士）“召鬼仙，以卜行藏。练师即置箕悬笔，书符作法。有顷，箕动笔运，而附降云：某非仙，乃当境神也。练师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来？’神附云：‘某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达上帝，用求升迁耳。’”虞集为之撰文“火于湖滨。逾旬，再诣练师祷卜，神复降云：‘某已获授城隍，谨候竭谢。公必贵显，幸毋自忽。’”[44]故事虽然荒诞，但可看出，扶乩是作为神鬼与人间交往的工具出现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巫术。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也盛行占卜之术。博白（今广西博白）“俗重卜，吉凶取决于鸡髀”[45]。邕州路（治今广西南宁）“俗……尚鸡卜及卵卜”[46]。云南罗罗人以鸡骨占吉凶。鸡卜、鸡骨卜与鸡髀卜是一回事，都以雄鸡的腿骨卜吉凶。卵卜又称鸡卵卜，“取鸡卵墨画，祝而煮之，剖为二片，以验其黄，然后决嫌疑，定祸福”[47]。这两种占卜方法在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

算命、相面、占卜、扶乩之类，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影响，信从者甚多。但是也有人对之抱怀疑的态度。元末宋濂便说：“同时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不相同哉！”“命则付之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废人，白昼攫人之金而陷于桎梏，则曰：我之命当尔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学，至老死而无闻，则曰：我之命当尔也；刚愎自任操刃而杀人，柔暗无识投缳而绝命，则又曰：我之命当尔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48]他认为出生的时辰相同，但各人的遭遇可能很不一样，以八字来断人休咎吉凶，当然是靠不住的。元代民间的谚语说：“阴阳不可信，信了一肚闷”[49]，“打卦打卦，只会说话”[50]，也都反映出人们对算命之类预测是有看法的。

[1]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跳神师婆》。

[2] 《元史》卷一九二《良吏二·观音奴传》。

[3] 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

[4] 袁华：《娄侯庙》，《耕学斋诗集》卷四。

[5] 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风俗》。

[6]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行省》。

[7] 李京：《云南志略》。

[8] 《元典章新集》之《刑部·刑禁·禁庙祝称总管太保》。

[9] 《元史》卷一八五《韩镛传》。

[10] 陈谟：《王氏近代族谱序》，《海桑集》卷五。

[11] 柳贯：《陈君墓志铭》，《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12] 袁华：《娄侯庙》，《耕学斋诗集》卷四。

[13] 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14] 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

[15] 《通制条格》卷二八《禁令·祈赛等事》。

[16]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附虞传》。

[17] 宋濂：《李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

[18] 姚燧：《李忠宣公行状》，《牧庵集》卷三〇。

[19] 《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道·厌镇》。

[20] 《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道·厌镇》。

[21]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阿合马传》。

[22] 柳贯：《陈君墓志铭》，《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23] 宋濂：《张府君新墓碣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一〇。

[24] 《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道·采生蛊毒》。

[25]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大恶》。

[26] 《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不道·禁采生祭鬼》。

[27] 宋濂：《王弼传》，《宋文宪公全集》卷九；又见陶宗仪《中书鬼案》，《辍耕录》卷一三。

[28] 《辍耕录》卷八《飞云渡》。

[29] 《辍耕录》卷一三《中书鬼案》。

[30] 《辍耕录》卷二二《算命得子》。

[31] 《元典选》，第1015页。

[32] 《元曲选》。

[33] 《朴通事谚解》卷下，奎章阁丛书本。

[34] 《阴德延寿》，《辍耕录》卷一二。

[35] 陶宗仪：《相术》，《辍耕录》卷四。

[36] 佚名：《施仁义刘弘嫁婢》，《元曲选外编》，第809页。

[37] 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元曲选外编》，第23—24页。

[38] 《元史》卷一五七《李孟传》。

[39] 《辍耕录》卷二八《铜钱代蓍》。

[40] 杨果：《[仙吕]赏花时》，《全元散曲》，第9页。

[41] 阚志学：《[仙吕]赏花时》，《全元散曲》，第58页。

[42] 佚名：《[商调]忆佳人》，《全元散曲》，第1833页。

[43] 《箕仙咏史》，《辍耕录》卷二〇。

[44] 陶宗仪：《箕仙有验》，《辍耕录》卷一六。

[45]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行省》。

[46] 《元一统志》卷一〇《湖广行省》。

[47] 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周去非：《鸡卜》，《岭外代答》卷一〇。

[48] 宋濂：《禄命辨》，《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49] 佚名：《玎玎盆儿鬼》，《元曲选》。

[50] 佚名：《朱砂担滴水浮沤记》，《元曲选》。

后记

本书收集了我关于元代风俗历史的部分作品。第一编《元代饮食简史》，原载《中国饮食史》第四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编《元代殡葬史》，原载《中国殡葬史》第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三编《元代的信仰》中，《元代的天妃崇拜》，载《元史论丛》第7辑，1999年；《元代的东岳崇拜》，载《首都博物馆丛刊》，2000年；《元代的禳灾活动》，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元代的巫觋与巫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我和史卫民同志为《中国风俗通史》合写了元代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及《全彩插图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元代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和本书互有详略。婚姻和家庭是社会风俗的重要内容，“元代专门史六种”中的《元代妇女史》中有较详细论述，亦可参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政治制度史/陈高华，史卫民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0

（元代专门史六种）

ISBN 978-7-5203-2613-1

Ⅰ.①元… Ⅱ.①陈…②史… Ⅲ.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元代 Ⅳ.①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417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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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2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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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史卫民 男，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85—1995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元史、政治学理论、公共政策等领域研究。元史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元代军事史》《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都市中的游牧民》等，以及与陈高华合著的《元上都》《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与陈高华、杨讷、韩志远合著的《中国大通史·元代卷》。近期重点关注的是元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经完成《元代政治思想史》（上、中、下三部）的初稿。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一

我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教师家庭，初中、高中是在上海复兴中学、新沪中学度过的。195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三种丛书（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地方自治概况）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调查编写哈萨克族社会历史。一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从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懵懂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后，我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也立即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领导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我初到历史所时，所领导曾向我征求个人意愿。我因大学四年级参加过民族调查，遂对民族历史产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由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则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翁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虽然社会工作繁忙，翁先生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谈话，循循善诱，指导制订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做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在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在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历史所。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地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对政书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个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做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和《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近年又出了英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17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臣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代开始时，我已年近四十。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间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例如，印度马八儿人孛哈里的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跨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4）、《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为书画鉴定要重视题跋、题画诗等文献资料：“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搜集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

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两书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元、明两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元、明两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和史卫民同志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的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了《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卓有成就。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甚至在宫廷中流行。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入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陆续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今辑为《元代风俗史话》）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我还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此书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简要的系统的叙述。

进入21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岁，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元代文化史、妇女史、佛教史、法律文献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在谈到元代文化时，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代除杂剧、散曲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仍缺乏认真梳理元代文化的著作。我与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出版的《元代文化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妇女史研究近几十年方兴未艾，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也有不少问题的讨论有待深入。我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妇女通史》10卷，其中的“元代卷”由我本人执笔，涉及元代妇女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服饰等方方面面。元代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因单位课题研究需要，我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对法律文献的关注，主要是《元典章》。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从20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十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研究元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此书文字大多用当时的公文体，不易阅读；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所谓“硬译文体”（将蒙语直译成汉语）书写的公文，更难理解。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先对此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余部分。2011年出版了此书点校本，先后获得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庆州被发现后，很快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1）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2）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3）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使我相信，我国的元史和整个中国史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陈高华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

目录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绪论

第一节 蒙古国的兴起

第二节 忽必烈与元朝的建立

第三节 元代中后期的政治

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第一章 皇帝制度与中央决策体制

第一节 蒙古大汗与忽里台

第二节 怯薛参政

第三节 皇帝制度

第四节 后宫与东宫制度

第五节 中央决策体制的构成

第二章 中央行政体制

第一节 从札鲁忽赤到宰相

第二节 中书省理政程序

第三节 六部及其职能

第四节 分管具体事务的专设中央机构

第三章 地方行政体制

第一节 大蒙古国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

第二节 元朝前期的宣抚司和宣慰司

第三节 行省制度的确立

第四节 路、府、州、县

第五节 乡、都、坊、社

第六节 两都留守司

第七节 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

第四章 投下分封制度

第一节 分封与投下制度的形成

第二节 投下的属民及其管理

第三节 投下参政与宗王出镇

第五章 军事管理体制

第一节 兵役制度

第二节 军队编制的变化

第三节 枢密院的设置与职掌

第四节 地方军事机构的变化

第五节 军官与军事法规

第六节 武器和军屯

第七节 站赤和急递铺

第六章 监察体制

第一节 御史台、行台、肃政廉访司

第二节 监察官吏的选用

第三节 监察机构的职能

第四节 监察系统的运行机制

第五节 监察工作的实际作用

第七章 司法制度

第一节 法典的制定

第二节 五刑

第三节 其他刑罚

第四节 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

第八章 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节 官、首领官、吏

第二节 官吏的选拔

第三节 品阶和俸禄

第四节 迁转和铨注

第五节 公规与案牍管理

结语

绪论

第一节 蒙古国的兴起

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中国，是多种政权并存的时期。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先后灭掉辽、北宋，统治了中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南宋政权偏安江左，以淮水为界，与金对峙，双方时战时和。存在于西北的，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契丹族建立的西辽，以及畏兀儿、哈剌鲁等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在西南，一度强盛的吐蕃王国已经分裂，许多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各自割据一方。与吐蕃相邻的云南地区，则在白族先民建立的大理政权统治之下。

北方的蒙古高原，自从回鹘、黠戛斯政权相继消逝以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部落林立，互相争战。13世纪初，比较强大的有乃蛮、克烈、塔塔儿、蒙古、篾儿乞、弘吉剌等部。其中多数都曾先后与统治中原的辽、金发生联系，接受封号，定期进贡。辽、金王朝则把赏赐和边境互市作为笼络、羁縻他们的手段。对于那些不肯臣服的，便出动军队加以镇压。高原上战火连年不息，民不聊生。后来蒙古人追忆当时的情景说，“星空团团转旋，各部纷纷作乱。谁能在床铺上安睡！都去劫掠财源。大地滚滚腾翻，天下到处作乱。谁能在被窝里安睡！人们相杀相残”[1]，使这种状态得以改变的，是成吉思汗铁木真。

铁木真（1162—1227）出身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他的祖先世代充当蒙古部首领。铁木真9岁时，父亲被仇敌害死，部众离散，家道中落，生活艰困。铁木真自己曾不断被仇敌追逐流亡，甚至一度成为俘虏，幸而遇救，但他并不因此灰心丧气，而是积极积聚力量，努力争取其他部落的支持，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经过十余年不屈不挠的奋斗，铁木真击败了一个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将高原上各游牧部落统一于自己的旗帜之下。1206年，铁木真在贵族、将领们参加的忽里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大汗，号成吉思[2]。以成吉思汗为最高统治者的这个新兴政权，称为大蒙古国。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草原上的游牧民逐步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以蒙古为名，出现在世界上。

新国家的政权组织是简单的。全国臣民按十进制组织起来，分别由千户、百户、牌子头（十户）管辖。千户都是立有功勋的将领，或是归附成吉思汗的各部首领。十进制既是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平时，千户长、百户长是行政长官；战时，就率领成年男子出征。千户之上，设左、右万户和中军万户。万户只是军事统帅。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设置了号称“怯薛”的护卫军，总数一万人。怯薛主要是由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的子弟组成的，保卫大汗的安全，也分管汗廷的各项事务。它是大汗直接掌握的一支精锐军队，在政治上也起很大的作用。成吉思汗还设置了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掌握民户分配和司法的权力，实际上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大断事官下有若干断事官，处理各种事务。成吉思汗还制定了“札撒”（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统治百姓的依据。

大蒙古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前代草原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匈奴、突厥等）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而与中原传统的政权组织形式则截然不同。这个结构简单的、军政合一的政权，是与草原居民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可以称之为游牧君主制。

建国以后，成吉思汗向外扩张，接连发动战争。他击败西夏，西夏国王请和。发兵攻金，包围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西南），迫使金朝订立城下之盟。他一直注视着西方，发动震撼世界的西征，先灭西辽，后灭强大的花剌子模，先遣部队到达黑海以北的钦察草原。在此以前，畏兀儿、哈剌鲁已先后归附。从中亚回到蒙古高原不久，成吉思汗又率大军南下，围攻西夏。屡经摧残、孤立无援的西夏，仍然进行了一年多顽强的抵抗，终因力量悬殊，于1227年被消灭。就在西夏灭亡的同时，成吉思汗也病死了。

成吉思汗的正妻有四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他们都随父亲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各有封地。由于术赤与察合台不和，成吉思汗选择了窝阔台为汗位的继承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将军队的大部分交给了拖雷，因为按照蒙古的习惯，幼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其余诸子则分立门户，这就埋下了窝阔台与拖雷之间矛盾的种子。窝阔台即位以后，发动了灭金战争。公元1232年初，在拖雷指挥的三峰山（在今河南禹县境内）战役中，金军主力被消灭殆尽。但就在三峰山战役后不久，窝阔台以自己有病需要替身向神鬼谢罪为名将拖雷毒死。以后又多方施加压力，企图削弱以致并吞拖雷留下的军队、百姓。但因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善于应付，未能得逞。

1234年初，金朝在蒙、宋联合进攻下灭亡。接着，蒙古与南宋之间便为争夺河南之地兵戎相见，于是出现了新的南北对峙局面。1241年，窝阔台病死，其妻脱列哥那摄政4年（1242—1245）。1246年，窝阔台之子贵由在忽里台上被选为大汗。这时术赤的长子拔都统治被征服的钦察、斡罗斯（即俄罗斯）之地，拔都与贵由不和，拒不出席忽里台。贵由十分恼怒，在1248年率领军队西行，准备袭击拔都，但在途中死去。这样，汗位又出现了空缺，暂时由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成吉思汗4个儿子的后人，围绕着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拖雷的长子蒙哥屡立战功，有很高的威望；唆鲁禾帖尼善于安抚部众，笼络人心，特别是得到拔都的支持，而窝阔台的后人中则缺少强有力的人物。因此，在1251年召开的忽里台上，蒙哥成了新的大汗。自此，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这是蒙古国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蒙哥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对反对势力加以镇压，斡兀立海迷失被扔入河中溺死，一些宗王被放逐，贵由的不少亲信均被处死。以前的汗位转换也都经过激烈的争夺，但在忽里台上则要表现出团结的景象，当选者还要谦虚推辞，登位后要大加赏赐，以示家族内部的和睦一心。蒙哥当选的忽里台上则有激烈的争吵，即位后立即施之以血腥的屠杀，表明黄金家族内部矛盾已十分激烈，趋于公开化了。

蒙哥即位后，采取多种措施，树立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与此同时，他积极筹划新的军事行动，扩展疆土。在贵由汗时期，吐蕃已归附蒙古。1253年，蒙哥之弟忽必烈受命经吐蕃之地进入云南灭大理国，这样便从侧面对南宋形成了威胁。从1257年起，蒙哥发起全面进攻南宋的战争。他亲自率领一支军队攻入四川。南宋军队依据险要的地形进行顽强的抵抗。1259年秋，蒙哥因受伤病死在合州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县东）下。忽必烈当时正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军中，闻讯后立即北返，回到燕京（即金中都）。1260年，他在漠南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召开一部分贵族、将领参加的忽里台，自立为汗。蒙哥、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镇守蒙古本土，也举行忽里台，宣布自己为大汗。兄弟二人为了汗位，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残酷的战争，最后在1263年以忽必烈胜利、阿里不哥的投降告终。忽必烈见到阿里不哥时，问道：“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阿里不哥回答说：“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3]可见，直到失败以后，阿里不哥仍认为他作为镇守本土的幼子继承汗位是合法的，而忽必烈是不合法的。事实上，通过一系列事件表明，蒙古国大汗的确立，除了必须通过忽里台选举这一形式之外，完全是黄金家族内部凭实力斗争的结果、并无明确的原则。对阿里不哥斗争的胜利，使忽必烈成为名正言顺的蒙古国第五代大汗。

第二节 忽必烈与元朝的建立

忽必烈（1215—1294）是蒙哥之弟，在青年时代他就注意选用汉族知识分子，了解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之术。蒙哥汗即位后，命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4]，他便把自己的营帐从漠北移到漠南，屯驻在金莲川，后来就地建造城市，定名开平。所谓“汉地”指的是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农业区。自从金朝灭亡后，“汉地”便为大小军阀所割据，他们奉蒙古大汗为君主，但在自己管辖区各行其是，专生杀之权。因此，“汉地”的各种制度是很混乱的。蒙古国统治者关心的是平时从“汉地”征发赋税，战争时征调军队，其他则很少过问。窝阔台汗时期，契丹人耶律楚材（1190—1244）任必阇赤（书记），曾提出定赋税、籍户口等一系列主张，实际上是希望重新推行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即所谓“汉法”。由于一些蒙古贵族、色目官僚的阻挠和反对，他的主张只有部分得以实现。到了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时期，耶律楚材受到排挤，“愤悒以死”[5]。他的一些已经付诸实施的主张也大多废止了。忽必烈管理“汉地”后，在部分地区实施改革，推行“汉法”，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也因此招来了蒙哥汗的疑忌，不得不交出了管理“汉地”的权力。尽管如此，这些实践使他懂得了推行“汉法”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在登上汗位的《即位诏》中，忽必烈指出，蒙古建国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表明了自己加强“文治”的决心。[6]所谓“文治”，指的就是“汉法”，就是要推行中原原有的各项政治制度，改变混乱的局面。他在即位之初，便建元中统（1260—1263），这是中原的传统，改变了蒙古国的惯例。后来，又改元至元（1264—1294）。接着，他“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7]，沿袭宋、金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体制，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定赋役，颁俸禄，整顿户籍，建立学校，等等。至元八年（1271），又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8]，“元者也，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9]。“大元”就是最大的意思，它以儒家经典为据，表明了忽必烈决心按中原传统制度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这样，大蒙古国便为大元所代替。在建国号前后，忽必烈在原金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并在至元九年命名为大都，定为元朝的首都；开平则早已命名为上都，成为元朝皇帝的夏都。过去蒙古国的都城哈剌和林，是一座草原城市（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都城移到农业区内，主要也是适应推行“汉法”的需要。

先有大蒙古国，后有大元国（朝），元朝自蒙古国发展变化而来，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明初编的《元史》，便包括蒙古国和元朝两个时期的历史。后代所说的元朝，一般也都把蒙古国包括在内。可以说，元朝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元朝，包括蒙古国在内；狭义的元朝，自忽必烈创建时算起。蒙古国与元朝，有继承延续的关系，但是也必须看到，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蒙古国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以哈剌和林为首都的、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国家，元朝则是以大都为首都的大体上以今日中国版图为主体的国家；蒙古国的政体是游牧君主体，而元朝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由于忽必烈推行“汉法”，北方的统治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忽必烈继续进行前代大汗的未竟事业：灭宋。自1274年起，他发起大举进攻。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陷；1279年，南宋流亡政权灭亡。元朝实现了南北的大统一。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历史，并使许多边疆地区纳入同一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元朝管辖的范围，“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0]，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元朝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空前规模的统一，进一步密切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都得到加强。统一还有助于经济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但是，元朝的统一是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在统一过程中，充斥着血腥的屠杀和无耻的掠夺，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在行政、军事、财政、监察等各方面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旨在巩固统一的局面，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这些措施大多是效法前朝的，但也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创新，例如行省制的建立。但是，忽必烈对于南、北制度的差异并未完全加以统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原有的区别。此外，还保存了不少蒙古原有的制度。忽必烈确立的政治制度“规模宏远”“为一代之制”，元朝后来的诸帝基本上承袭下来，没有大的变动。[11]

统一以后的元朝，是个多民族国家。元朝政府以法律形式划定民族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这便是四等人制。所谓四等，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即草原上的蒙古族。色目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地域的名称，而是各色各目即各种类之意，当时以此来泛指蒙古以外我国西北各族及其以西的各族人。汉人与汉族并非等同的概念，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渤海等族及云南、四川两地居民。南人又称蛮子，指原南宋境内（四川除外）的居民。在此以前，金朝有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四等之分，元朝显然是以金朝制度为榜样并根据具体情况作了调整。民族等级的区分在蒙古国时期已经存在，但四等人制的正式确立则应是全国统一以后的事。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重要官员只能由蒙古、色目充任，在入仕的途径上，蒙古人、色目人得到种种优待，汉人、南人则受歧视。在法律上，四等人也是不平等的。同样的罪行，量刑轻重不同。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申诉，不许还手。蒙古人殴死汉人，只需征烧埋银，并罚出征；汉人殴死蒙古人就要处死。忽必烈虽则采用“汉法”，但他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注意贯彻四等人制的。他真正信赖的是蒙古的贵族；依靠和重用的是一些有才干的色目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曾对丞相说：“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12]有的记载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13]其实，就是在世祖时代，南人任省、台负责人，是很个别的，就是汉人，也为数不多，至于枢密院更不用说了。利用民族矛盾，进行统治，是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忽必烈可以说是个典型。以后的元朝诸帝都继承这一方针。四等人制的实施，是元朝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

即使在统一以后，战争仍是相当频繁的。忽必烈接连对境外的日本、占城、安南、爪哇、缅甸等国用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不少是渡海远征。这些战争是非正义的，大多以失败告终。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出于家庭之间的仇恨和其他原因，纷纷起来向忽必烈挑战。忽必烈不得不在北方和西北派驻大量军队，并委派重臣和皇子坐镇，他自己也曾一度亲自出征。庞大的军费支出，再加上对宗室诸王、大臣的臣额赏赐，以及接连不断的土木营建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忽必烈便重用善于理财的人当政，开始是阿合马，后来有卢世荣和桑哥。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榨取钱财，负担最后都落到百姓头上，江南百姓所受压迫和剥削尤其深重。因此，江南在统一以后不断爆发起义，最多时一年达400余处。全国的统一并没有带来太平盛世，社会仍然动荡不安。

忽必烈采用“汉法”，建立皇太子制度，立嫡子真金为太子。但真金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病死，皇位继承又成了问题。真金嫡妻有三子，即甘麻剌、答剌麻八剌、铁穆耳。答剌麻八剌死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次年，铁穆耳被立为皇太子。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病死，庙号世祖。四月，在上都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尽管铁穆耳已具有皇太子的身份，他的长兄甘麻剌仍然提出了挑战，而且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只是由于真金皇后阔阔真和权臣伯颜等人的坚持，铁穆耳才得以即位，甘麻剌则统兵镇守北方。

第三节 元代中后期的政治

铁穆耳即位后，建元元贞（1295—1296）、大德（1297—1307）。在位期间，他基本上沿袭了忽必烈时代的各项制度，同时采取了停止对外用兵、减轻江南赋役等措施，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江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逐渐平息了下去，西北蒙古宗王因多年征战劳而无功也息兵请和。因此，铁穆耳以“善于守成”而著称。[14]但他晚年身患重病，朝政掌握在皇后卜鲁罕和一些亲信手里。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铁穆耳病死，庙号成宗。其子德寿先死，皇后卜鲁罕打算垂帘听政，另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不是真金的后代，而是忽必烈另一子忙哥剌之子，关系比较疏远。铁穆耳的二哥答剌麻八剌有两个儿子，长子海山，在北方领兵；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原和母亲答吉留在京师，成宗病重时，卜鲁罕皇后心怀疑忌，命他们母子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这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拥立卜鲁罕和阿难答，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则主张立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哈剌哈孙秘密派人分赴南，北，迎接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海山来京。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母亲答吉先到大都，哈剌哈孙便和他密谋，在卜鲁罕准备垂帘听政的前夕突然采取行动，逮捕了阿难答等人。答吉倾向于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海山得知，心中不满，率大军南下，意在用武力夺取皇位。答吉、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得不让步。这一年五月，海山在上都举行的忽里台上被拥立为帝。海山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且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即帝位在两人及后代子孙中轮流。[15]

海山建元至大（1308—1311），在位时间短促。他“赐予无节，迁叙无法，财用日耗，名爵曰滥”；“流民未还，官吏并缘侵渔。上下因循，和气乖戾”[16]。海山死，庙号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建元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达儒术”，注意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国政，这和以前的几朝皇帝大不相同。即位之初，他力图改正武宗朝政制混乱、财政枯竭的局面，整顿吏治，裁减冗员，编纂律令，恢复科举，颇想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母亲答吉干预朝政，答吉的私党铁木迭儿权倾朝野，胡作非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们无可奈何，许多措施难以推行。在答吉、铁木迭儿参与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还改变过去的誓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将海山的长子和世封为藩王，赶出京师。在仁宗统治的末年，“水旱相仍，民不聊生”；“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17]。腐败的政治加上频繁的天灾，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延祐七年（1320）正月，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庙号仁宗。太子硕德八剌即位，建元至治（1321—1323）。

硕德八剌是元朝除了世祖忽必烈以外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时只有18岁。起初，铁木迭儿依仗答吉的势力，仍然把持朝政，“贪滥谲险，屡杀大臣，鬻狱卖官，广立朋党，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18]。硕德八剌便提拔拜住为左丞相，与之对抗。拜住是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后代，为相时23岁，不久，答吉和铁木迭儿相继病死，硕德八剌便专任拜住，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起用儒臣，加强法制，拯治学校，减轻赋税，节省源费等。这些措施引起一部分蒙古贵族的不满，而拜住对铁木迭儿罪行的追究激起了后者党羽的恐惧，于是便发生了“南坡之变”。至治三年（1323）八月，硕德八剌和拜住自上都开平南归，驻跸南坡（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一部分蒙古贵族、大臣发动兵变，将二人杀死。在兵变发生以前，策划者与镇守北方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长子）取得联系，约定事后推他为帝。“南坡之变”发生后，也孙铁木儿便急不可待地在漠北称帝。甘麻剌过去与铁穆耳争夺皇位失败，现在他的儿子却登上了皇位。在即位诏书中说：“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19]从他的自我标榜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皇帝只能由忽必烈—真金的后裔中产生。硕德八剌庙号英宗。

也孙铁木儿建元泰定（1324—1327）、致和（1328）。为了表示自己和兵变阴谋没有联系，即位以后立即把兵变的合谋者一一处死。在他统治期间，灾荒仍然不断发生，“水旱民贫”，流民不断增多，边疆民族地区“屡叛”，甚至“京师多盗”，社会日益动荡不安。[20]致和元年七月，也孙铁木儿在上都病死。[21]这时在大都掌握兵权的燕铁木儿，过去是武宗海山的亲信，他“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其子宜篡大位”，听到也孙铁木儿去世的消息，便动用手中掌握的武力，发动政变，占据了大都。武宗海山有两个儿子，长子和世被仁宗赶出京师后，没有前往指定的封地云南，而是自行前往北方边塞之地；图帖睦尔则在泰定年间受封为怀王出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后移居江陵（今湖北江陵）。燕铁木儿因和世“远在沙漠，猝未能至，虑生他变”，便迅速派人从江陵将图帖睦尔接到大都，在九月登上帝位，改元天历（1328—1329）。[22]与此同时，也孙铁木儿的亲信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这样便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月，上都投降。图帖睦尔即位时宣布，自己称帝是暂时的，“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23]。战乱平息以后，他便派人送传国玉玺给和世，并迎接他南下。和世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天历二年（1329）八月，和世到王忽察都之地，图帖睦尔赶去相会。数日以后，燕铁木儿将和世毒死，夺了传国玉玺，护拥图帖睦尔兼程回到上都，重新称帝。和世、图帖睦尔兄弟争位和在此以前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之争差不多，但后者以用皇太子的办法而得到和平解决，前者则导致了暗杀。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说明了元代统治集团为了皇位进行的争夺越来越残酷。诗人为此写道：“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24]

图帖睦尔能战胜敌手，并从兄长手中夺得帝位，应归功于燕铁木儿。重新即位以后，他完全受燕铁木儿操纵。元朝制度，同时设丞相两人或数人，共议国事。图帖睦尔为了表示对燕铁木儿的尊重，“下诏命独为丞相以尊异之”。诏书中说：“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同时他还统领侍卫亲军中的色目精锐部队。元朝建国以来，丞相权力之大，以燕铁木儿为首。因此，他能“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25]。燕铁木儿是钦察人，钦察是游牧于乌拉尔河到黑海以北草原上的部落，蒙古西征时，许多钦察人归附蒙古，来到中原。由钦察人组成的军队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燕铁木儿的祖、父都在抵御西北蒙古宗王的战斗中立有功勋。元朝中央的侍卫亲军中有一支专门由钦察人组成的卫军。钦察人在元代被视为色目的一种。色目军队在元代中期军事活动及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掌兵的色目将领在元代中期政治生活中地位日益重要，是元代中期政治生活与前不同的特点。

图帖睦尔先后建元天历、至顺（1330—1332）。在元朝历代皇帝中，他大概是受汉文化熏陶最深的一个。即位以后，建奎章阁，集中儒臣文士讲究艺文治道；编《经世大典》，记载有元一代制度；等等，在文化上颇有贡献。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燕铁木儿及其家族手中，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社会动荡。云南蒙古宗王举兵，当地各民族响应；海南、广西接连发生民变。至顺三年（1332）八月，图帖睦尔病死，庙号文宗。临死前，他为王忽察都事件忏悔，认为自己犯了大错，遗命立和世之子为帝。[26]和世有二子，长妥懽帖睦尔，次懿璘质班。燕铁木儿为了便于控制，立年方7岁的懿璘质班为帝，但其数月后即病死。不得已，只好迎立原来贬逐在外地的妥懽帖睦尔为帝，时年13岁。即位前约定，妥懽帖睦尔死后应传位给文宗之子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27]。燕铁木儿因荒淫过度在新帝即位前死去。

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妥懽帖睦尔先后建元元统（1333—1334）、至元（1335—1340）[28]、至正（1341—1368），共在位36年，是元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他称帝之初，燕铁木儿的兄弟、儿子仍掌握朝廷大权，他儿子唐其势便说过：“天下本我家之天下也。”[29]元朝制度，皇后必须选自蒙古弘吉剌部首领家族，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台来自该部，而且在统一过程中该部首领给予成吉思汗以很大的支持。但是，妥懽帖睦尔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娶燕铁木儿之女为后，这显然是迫于形势所致。燕铁木儿家族的气焰很自然引起了妥懽帖睦尔和其他蒙古贵族、大臣的反感，后至元元年（1335），妥懽帖睦尔依靠另一掌握兵权的大臣伯颜，以唐其势企图谋反为名，将唐其势等杀死，皇后也在废黜后被杀。朝廷大权转移到伯颜及其家族手中。

伯颜出于蒙古篾儿乞部，曾在武宗海山宿卫中任职，得到宠信。当图帖睦尔北上称帝时，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伯颜认为“此吾君之子也”，为了报答“武皇厚恩”，便积极给予支持。因而在图帖睦尔统治期间，他得到了仅次于燕铁木儿的种种优遇。妥懽帖睦尔便依靠他消灭了燕铁木儿家族。但伯颜得势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他“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30]。在顺帝即位以后，元代中期以来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土地兼并加剧，水旱连年，流民越来越多，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伯颜面对这种局面，不想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是采用种种办法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颁布了“强盗皆死”和对偷盗处以重刑的法令。他特别歧视汉人和南人，对汉人和南人严加提防，禁止汉人、南人持有武器、马匹，取消汉人、南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科举，甚至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样，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同时，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因统治集团的挑动而日趋尖锐化。

元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保留了游牧君主制的不少特点，例如，蒙古宗王在政治上很有权势，特别在皇位更迭时他们的向背有重要的作用；又如，成吉思汗时代开国勋臣的后裔往往得到重用，他们大多也是皇帝怯薛的长官，如前面提到的哈剌哈孙、拜住都是这样。但从中期起，采用暴力手段的政变接连发生，军队和军事将领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燕铁木儿是这样，伯颜更加突出。不仅百官可以处置，连蒙古宗王也可以任意贬逐甚至杀戮。这些军事将领得志以后的胡作非为，是元代中后期政治混乱黑暗的重要原因。

妥懽帖睦尔对伯颜的所作所为“积不能平”，便拉拢伯颜之侄脱脱作为依靠。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到大都东南狩猎，妥懽帖睦尔在脱脱支持下突然宣布黜免伯颜，放逐外地。接着又对文宗图帖睦尔害死和世的罪行公开清算，从太庙撤出文宗神主，将文宗皇后和儿子都放逐外地，不久均死。从此，妥懽帖睦尔才开始了亲政。第二年正月，便改元至正，“与天下更始”。

妥懽帖睦尔任用脱脱为右丞相，总理政务。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采取了恢复科举、减轻赋税、平雪冤狱等措施。脱脱中间一度失宠，徙往外地，但不久又被召回，重秉国政。脱脱颇想有所作为，但是，百姓的穷困、政治的腐败和财政困难已经积重难返，而且一些措施通过腐朽的官僚机构运作，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走向反面。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在至正十年（1350）变更钞法，结果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为了修治在至正四年（1344）决口泛滥“方数千里”的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1351）调发了十余万军队、民工进行修治，劳民动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说：“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31]政治的腐败，刑法的滥及无辜，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而“开河”和“变钞”，则可以说是引起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等在颍上（今安徽颍上）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大江南北纷纷响应。起义者头扎红巾，身穿红袄，高举红旗，因而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元朝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但收效其微。至正十四年（1354），丞相脱脱率领40万大军出征淮东，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妥懽帖睦尔对脱脱心存疑忌，将他罢免，大军登时溃散。自此以后，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起义的烈火遍及全国。起义军焚烧了上都的宫阙，而且一度逼近大都。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元朝的许多地方行政机构被摧毁，中央的不少机构也陷于瘫痪。

行政机构的被摧毁或瘫痪是元末战争中元朝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残存的政权机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首先是机构和官员的冗滥。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笼络人心，元朝政府改变了某些做法，允许南人进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破格授予义兵（地主武装）首领以各种官职，在各级机构中大量“添设”官员。还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设置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至正兵兴，四郊多垒，中书、枢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至正二十七年（1367），命皇太子总天下军马，为此置大抚军院，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机构。为了组织军屯，又设有大兵农司、大都督兵农司、屯田使司等机构。此外还添设有水军万户府、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府、义兵万户府、义兵千户所等机构。这样一来，机构的名目越来越乱，官员的数目越来越多。“自省、院以及郡县，又各有添设之员，而各处总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拟授，具姓名以军功奏闻，则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给之，无有考核其实者。于是名爵日滥，纪纲日紊，疆宇日蹙，而遂至于亡矣。”[32]其次，军阀兴起。原来的军事领导体制和武装力量体制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实际上已趋于瘫痪。新兴的军事将领，凭借掌握的军队，各自独霸一方，互相争斗，为所欲为，“天子之命置而不问”[33]。有的甚至敢于以兵进逼京师，威胁皇帝。军事将领中有名的如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都成了飞扬跋扈的军阀。元朝政权机构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它实际上已无法统治下去了。

在天下混乱的情况下，起于淮西的朱元璋脱颖而出。他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先后消灭了南方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明朝。同年，明军北伐。七月，妥懽帖睦尔仓皇北逃。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的统治结束。两年以后，妥懽帖睦尔在流亡中死去，庙号惠宗。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34]。后来的史籍中一般便称妥懽帖睦尔为元顺帝。

[1] 《元朝秘史》卷11。此段译文见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 关于“成吉思”的含义有不同的说法，多数研究者认为源自突厥语Tengiz，即海洋之意。

[3]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6页。

[4] 《元史》卷4《世祖纪一》。

[5] 郝经：《立政议》，《陵川文集》卷32。

[6] 王鹗：《即位诏》，《国朝文类》卷9。

[7]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8] 《建国号诏》，《元史》卷7，《世祖纪四》。

[9]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10]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11]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2]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3] 《元史》卷187，《贡师泰传》。

[14]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5] 《元史》卷137，《康里脱脱传》。

[16]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7] 《元史》卷136，《拜住传》。

[18] 《元史》卷136，《拜住传》。

[19]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薛禅皇帝是忽必烈死后的蒙古语尊称。裕宗皇帝是真金的庙号。

[20] 《元史》卷29、30，《泰定帝纪一、二》。

[21] 也孙铁木儿死后，接着称帝的图帖睦尔指责他“潛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元史》卷22，《文宗纪一》）。他的神主未能进入太庙，也就没有庙号。史籍中通常称他为泰定帝。

[22] 《元史》卷31，《明宗纪》。

[23] 《元史》32，《文宗纪一》。

[24] 萨都剌：《记事》，《雁门集》卷2。按，和世封周王。“武皇”指元武宗。

[25]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26]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7] 《元史》卷38，《顺帝纪一》。

[28] “至元”本是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妥懽帖睦尔为了表示自己决心继承世祖的事业，特再次采用“至元”作年号。同一朝代中出现两个相同的年号，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特例。史书中通常称后者为“后至元”。

[29]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30] 《元史》卷138，《伯颜传》。

[3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32] 《元史》卷42，《百官志八》。

[33]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34] 《元史》卷47，《顺帝纪十》。

第一章 皇帝制度与中央决策体制

第一节 蒙古大汗与忽里台

12世纪下半叶，分布在我国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各部落，大多处于氏族、部落组织向国家组织过渡的时期。氏族组织的结构形式虽然还普遍存在，但是以财产公有和氏族成员权力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氏族制度实际上已趋于瓦解。人们除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族系，秉承氏族内部不能通婚的原则和继续保持本氏族的祭天祭祖仪式外，已经萌发了扩大私有财产和属民、奴隶的愿望。氏族首领由某一家族成员世代相袭的方式业已定形。氏族首领不但可以役使本氏族的血亲同族成员，还能够占有与本氏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氏族成员，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属民或奴隶。原始的血亲复仇基本上被掠夺属民、奴隶、牲畜和其他财富的战争所取代。由氏族首领会议“忽里台”推选出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被称为“汗”，具有较大的专制权力，部下掳掠的战利品要向他进奉，违反号令的部属要受到惩罚，“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1]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部落、氏族组织的血缘脐带已无法保持，大量属部和奴隶的涌入从内部破坏了原有的单纯血亲关系，使它们变成复杂的共同体；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不断分合，则形成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将它们推向崩溃的边缘。

伴随着汗的出现和部落首领权力的扩大，在旧的氏族、部落组织中，逐渐孕育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部落首领周围，大多形成了“那可儿”（伴当）集团。那可儿是首领们从本部或属部甚至从其他部落中召集的一批亲信随从，作为首领的扈从队，平时跟随首领从事狩猎、游牧等各种活动，战时则作为本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骨干力量。君临整个塞北游牧诸部的至高权力观念已经出现并且日趋强烈，“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的信条已经深深扎入一些拥有强大势力的部落首领头脑之中。[2]在一些发展程度较高的部落中，已有“严峻”的“法度”并设置了“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使用印信的官职，[3]有的部落还出现了左、右翼军的编制系统。[4]国家机器的雏形已经在草原上出现了。

诚然，大小部落、氏族组织的存在，还是要给即将产生急剧变化的草原社会打上深深的烙印，决定了新出现的国家机器必然具有鲜明的部族制特征，不可能马上出现一个类似中原王朝的成熟的官僚体系和尽善尽美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

草原氏族、部落组织向国家组织的过渡，是在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用武力统一漠北各部后完成的。1189年，铁木真被本部氏族首领推举为汗。他很快着手加强自己的那可儿集团的力量和强化对各氏族、属部的控制。铁木真指定了那可儿之长，在那可儿中分设带弓箭、带刀、守卫营帐、负责远哨近哨以及掌管家内人口、饮膳、牧羊、车辆、牧马等十种职务。那可儿作为铁木真的“臣仆”，既有自愿投靠者，也有强行从其他氏族及属部中征召的人。对于拒不应命前来充任那可儿的人，铁木真都要派人去将其杀掉。[5]对于不服从自己号令的氏族首领，铁木真都予以坚决打击，将他们杀死或逐走，把他们的部民变成自己的属民，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瓦解敌对部落，扩大自己的属民队伍。

1202年，铁木真在进攻塔塔儿部之前约令，“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勿顾，军事毕共分之”[6]，对以往军事行动中氏族首领的自行其是加以约束，违反此约令的几个首领，马上受到了严厉的责罚，并由此脱离铁木真，投向敌对势力。为建立自己的权威，铁木真不惜牺牲部分力量，淘汰异己分子。次年冬，铁木真在兼并草原上曾力量最强的克烈部后，集部属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7]。号令的内容已不可知，但大致脱离不了树立铁木真的绝对权威和严格约束部属的宗旨。这时铁木真的部属中只有少数几个昔日的氏族首领，受铁木真信任的那可儿分掌着绝大多数属民和奴隶，对氏族、部落组织结构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204年春，铁木真再次大会部众于帖麦该川，对部众进行重新编组和整顿。

首先，铁木真“将自己军马数了，立千、百户、牌子头”，把所有军队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指定了各级官长（那颜）。

其次，成立护卫军，设80宿卫（客卜帖兀勒）和70散班（秃儿合兀惕），从千户、百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择选“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任；同时选出1000名勇士，指定专人掌管，“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对宿卫和散班的职责与班次，也作出了具体规定。

再次，设置“扯儿必”之职，统领各部事务，任命亲信那可儿6人充任此职。[8]

原有的那可儿集团，由此一分为三。大部分那可儿被任命为千户或百户那颜，分管军队；掌管护卫军和部民的那可儿只占一小部分。

军队的编组和护卫军的建立，使铁木真具有了一支不同于昔日部族联盟各自为政、松散组织的武装力量，其核心是已经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护卫军；服从铁木真的号令和明确上下等级关系，已成为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将蒙古各部联成一个坚强的政治实体。那可儿集团的分化，乃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升华，标志着对新出现的政治实体进行强化管理的开始。铁木真依靠这支新型的武装力量，终于完成了草原的统一大业，并在1206年正式建立大蒙古国，铁木真被群臣尊称为成吉思汗。

在大蒙古国中，大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吉思汗为提高大汗的权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成吉思汗在宗教人士的支持下，确定了汗权天授的观念。

原来在蒙古各部流行的萨满教，得到成吉思汗的承认和保护，目的即在于利用萨满教制造各种神话，为新的蒙古政权涂上一层天命神授的色彩。“成吉思”的得名，据说就是萨满教神巫伪托“天降玄鸟”传授神意的杰作。[9]萨满教长老“别乞”，被赋予很高地位。成吉思汗即位后马上郑重宣布：“如今蒙古体例里，以别乞官为最重。”“做别乞时，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拣选个好年月议论了，教敬重者。”[10]蒙古统治者“尚白”，成吉思汗登位时“建九游白旗”，[11]都显示出萨满教的影响。但是，敢于利用萨满教装神弄鬼、干预大汗政治权力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直至丧失生命。[12]

为了表示对上天的敬重及天命与汗权的密切关系，从成吉思汗起蒙古大汗的诏旨即以“托着长生天气力”开始，并很快形成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天底气力，天道将来底言语”等套语（后来又被汉人儒士简化为“承天启运”等套语）。甚至在蒙古官员佩戴的金牌上，都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的字样。[13]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蒙古统治者天命观的表现形式，通过强调天命来提高大汗号令的威严。由此在蒙古社会中出现的“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里”和大汗乃至平民“无一事不归之天”的风俗，[14]正是“汗权天授”说不断宣传深入人心的表现。

利用占卜来沟通天与人的意志，将宗教信仰融入政治活动，为大汗的各种行为提供依据，建国后也蔚然成风。“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天弃天予，一决于此”[15]。进入中原之后，蒙古统治者又搜罗中原卜士，为征伐大事预卜吉凶，并用烧羊髀骨的传统占卜方式进行验证。甚至在采取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之前，大汗要独自向天祈祷，请求上天的佑助。成吉思汗发起攻金战争之前，就曾独自一人登上山顶，向“永恒的主”跪祷，祈求他“命令天使、众人、善恶仙魔从天上佑助”自己。[16]而遇见所谓“天遣”以告停止征伐的“瑞兽”，即可马上班师。[17]

对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蒙古统治者也加以利用。除不同政治背景外，要求各宗教人士通过不同的宗教仪式“告天延祝圣寿”，为蒙古大汗祈福，是一个重要目的。

其次，成吉思汗为蒙古社会树立了新的上下等级观念。

结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和防止贵族相互攻讦的分裂活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核心和明确的上下等级次序。大蒙古国的权力核心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和各级那颜构成。成吉思汗的兄弟、子侄，即黄金家族的成员，一概称为“蒙古宗王”。非黄金家族成员不得称王。蒙古宗王的地位仅次于大汗。大汗去世后，继承人从蒙古宗王中产生。成吉思汗在建国后重新编组千户（详情见后第五章），千户那颜由大汗册封，地位低于蒙古宗王。千户那颜之下，还有百户那颜和十户那颜（牌子头）等。

等级地位确定之后，等级观念应运而生。大汗是全体蒙古贵族的最高代表，其地位与特权不容置疑。大汗的意志就是法律，大汗的旨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大汗对蒙古宗王和千户那颜等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蒙古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崇高的汗权思想，给当时来自外域的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1245—1247年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的基督教使节加宾尼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鞑靼（即蒙古）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除了他指定的地方以外，没有一个人胆敢驻扎在任何别的地方。”“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这就是说，货物、人、牲畜等等都属于皇帝。的确，关于这一点，皇帝最近曾发布一道命令。首领们对于他们的部下在一切事情上也有同样的支配权，因为所有的鞑靼人都被划分为在首领们统辖之下的集体。”“简单地说，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都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18]

对于敢于破坏等级规定、犯上作乱和违反命令的人，要采取极严厉的惩罚措施。惩罚几乎成为维护大汗乃至各级贵族地位、保证臣民恭顺和服从的唯一工具，使得蒙古臣民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率10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19]。成吉思汗为确定和维护等级观念所做的努力，确实收到了极大的成效。

成吉思汗本人也曾对汗权、等级观念有过一些阐述。他宣称：“最高的主想让我当万人、千人的首领和长老，让我立起幸福生活的大旗。”按照“能治家者即能治国”和“能清理自身内部者，即能清除国土上的盗贼”的原则，成吉思汗确定了选择统治人才的标准，“他让贤明勇敢的人当了将官；他把奥鲁交给伶俐的人，让他们管理马群；粗鲁无知的人，则给予鞭子，派去放牧畜群”[20]。在蒙古国时期统治机构简朴的情况下，这样的思想和原则已经足够用了。

蒙古大汗，从形式上讲，是由全体蒙古贵族推举产生的。在蒙古国时期，只明确了大汗必须出自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形成预先确立法定汗位继承人的制度。在选立新汗时，已逝大汗的遗言起着重要作用，他在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是蒙古贵族首先要考虑的新汗人选。在正常情况下，贵族们只需聚集在一起，履行推举继承人的手续，无须再加以讨论。由于所有成吉思汗的儿孙都具有继承人资格，并都能找到一批支持自己的贵族，所以由已逝大汗指定的继承人变成实际大汗的正常汗位传承只有一次：成吉思汗去世前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窝阔台后来即被其兄弟和其他蒙古贵族奉“遗诏”推举为大汗。更多发生的则是拥有政治优势或者雄厚军事实力的人违背前大汗的遗言，改变继承人选。窝阔台曾指定失列门（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子）为汗位继承人，窝阔台死后，失列门两次被提出来作为汗位候选人，但都遭否定，第一次是摄政的脱列哥那皇后强行推举窝阔台长子贵由为大汗，第二次是术赤与拖雷后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拥立拖雷长子蒙哥即汗位，成吉思汗指定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却把蒙古国的大部分军队交给拖雷管领，造成了汗权和军权的分离，为汗位转移到拖雷系后人准备了条件。贵族推选大汗的传统制度，更给蒙古国带来一次次的汗位继承危机。自蒙哥之后，蒙古大汗只在拖雷的子孙中产生，但汗位继承问题并未解决，并出现了漠北阿里不哥和漠南忽必烈二汗并立的局面。

在位大汗选择继承人，是有一定标准的。窝阔台之所以被择定为继承人，就是因为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同时，成吉思汗还宣布，假如窝阔台的子孙不才，即从其他儿子的后人中选择贤才即位。[21]这种量才授任的原则，在以后的汗位继承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推举者往往要列举被推选者的才能、忠诚和仁爱。就是自立为汗的人，也要努力标榜自己的品行。如忽必烈在蒙哥死后，召集一批支持他的贵族拥戴他为蒙古大汗，在即位诏书中即郑重其事地宣称：“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22]所谓贤才，主要指治军齐众的能力，因为作为蒙古国家的君主，把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协调蒙古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首要的职责。

在推选蒙古大汗方面，忽里台的作用不可忽视。

“忽里台”是蒙古语quriltai的汉语音译，意为“聚会”，后来又译为“大朝会”。所有蒙古贵族都有资格参加忽里台。“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会之信，执礼之恭，诰教之严，词令之美，车马服用之别，牲齐歌乐之辨，宽而有制，和而有容，贵有所尚，贱无不逮，固已极盛大于当时矣。”[23]成吉思汗于1206年的忽里台上被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以后历代大汗即位，亦都经过忽里台的推戴。忽里台成为选举蒙古新汗的必备形式并形成了以下固定程序。

召集忽里台。蒙古大汗去世后，为产生新的大汗，往往由“摄政”的皇后、宗王或者大汗生前指定的汗位继承人召集忽里台，并遣派使者将开会时间通知所有蒙古宗王和贵族，有时候年长的成吉思汗子孙也可以召集忽里台，聚众讨论汗位的归属问题。接到开会通知之后，宗王、贵族都应该按期赴会，如果违期不到会或者迟到，即被视为对忽里台召集人的藐视甚至是对蒙古汗廷的反叛，当事者要受到严厉责罚。如1251年，察合台、窝阔台系部分宗王因参加推选新汗的忽里台“后期不至”，被视为“谋乱”行为，在蒙哥汗即位后均遭流放。[24]

推选大汗。大汗的候选人，在召集忽里台前大多已内定，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位，不需要过多地讨论，只不过是让所有参加忽里台的贵族履行一下推举手续。因为按照蒙古的法令，不经过忽里台的正式推选，任何人不得自立为汗，“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25]。被推选为大汗的人，照例会申诉一些理由，表示谦让；宗王贵族们也照例多次恳请，劝他执掌大位；最终，被推举之人欣然接受，并要求贵族们宣誓效忠，君臣的地位就此确定下来。如果出现两位大汗候选人，自然在宗王、贵族间引起争执，并使得推选大汗的忽里台不能如期召开或者“久议不决”，最后还要靠军事和政治实力解决问题。

举行即位仪式。汗位继承人确定之后，由占卜者选定吉日，举行即位典礼，典礼包括以下内容。

1.由两位蒙古宗王扶持新大汗登上宝座，一位宗王“献盏”（敬酒），扶持和献盏者往往是新君的兄弟或年长的叔伯，以表示“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

2.群臣向新君主行跪拜礼，给新大汗上尊号。

3.由萨满巫师主持拜日、告天等仪式。

4.宣读先朝祖训，也就是所谓“大札撒”（成吉思汗颁布的法令）。

5.赏赐和宴饮，来参加忽里台的贵族都能得到新大汗的赏赐，然后举行大宴庆祝新大汗登基，宴会有时持续数天。[26]

除了选举大汗之外，忽里台还有其他功能。对于大规模军事行动，蒙古大汗不能独自作出决定，必须在忽里台上得到全体贵族的认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大汗提出的征战动议，是不会有人提出质疑的，只有一些人对具体军事部署提出意见，供大汗采纳。这种形式后来亦被主持某一地区军务的将官所采用，如成吉思汗率军西征，留下木华黎（蒙古札剌儿部人）主持中原汉地军务，“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行于诸国。又于重午（即五月初五）燕会，共议今秋所向，各归其国，避暑牧养。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27]。

大汗发布法令，向诸王、功臣分封领地和臣民等，也在忽里台上实施。在蒙古国时期，忽里台是议决国家大事的最高形式，由此反映出新建的蒙古政权还没有摆脱原始民主主义的影响，在统治阶层成员（尤其是黄金家族成员）中，仍然存在着平等议事的关系。

第二节 怯薛参政[28]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即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10000人的组织，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筒士，8000名散班。成吉思汗规定，各级那颜必须遵旨把自己的儿子送入护卫军中效力，千户那颜的儿子准许带弟1人，伴当10人；百户那颜的儿子准许带弟1人，伴当5人；10户那颜和白身人准许带弟1人，伴当3人。进入护卫军的人需用的马匹和其他物品，除以本人所有的财产充用外，按规定从所管民户内征敛供给。被指定参加护卫军的人如躲避不来，要受到处罚，另选人补充；有自愿充当护卫军者，各级那颜不能阻挡。[29]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宫帐（蒙古语称为“斡耳朵”）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定，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为4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因此总称为四“怯薛”（Keshig，意为番值护卫），护卫士则称为“怯薛歹”（Keshigtai，复数为“怯薛丹”，Keshigtan）。四怯薛各设长官，由成吉思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人分任，博尔忽为第一怯薛，博尔术为第二怯薛，木华黎为第三怯薛，赤老温为第四怯薛。此四家族后来即世掌四怯薛。“其它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领于怯薛之长”[30]。

按照执掌的不同，怯薛执事的名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环卫宫禁、保证大汗安全而没，包括火儿赤（箭筒士）、云都赤（侍上带刀者）、拔突（或拔都儿，勇士）、八剌哈赤（守城门者）等。蒙古汗廷宿卫制度严格，值日班的箭筒士、散班等，在日落前将所司职责交给值夜班的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再入值。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前后行走，违者宿卫得以擒捕；未经允许闯门而入者，宿卫可以立即将其处死；任何人不得杂入宿卫班内，亦不许探问宿卫人数。群臣奏事，都要先经过怯薛歹的通报方可入帐，奏事时值班怯薛歹不离开大汗左右。

第二类为保障大汗的生活条件而设，包括博尔赤（司厨）、答剌赤（掌酒者）、舍利别赤（掌果汁饮料者）、哈剌赤（马乳酒制作者）、阿察赤（掌架设帐幕者）、烛剌赤（掌宫中灯烛者）、虎儿赤（奏乐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

第三类为大汗产业的管理而设，包括昔宝赤（司鹰隼者）、兀剌赤（典牛马者）、帖麦赤（牧骆驼者）、阿塔赤（牧马者）、火你赤（牧羊者）等。

第四类为管理朝政事务而设，包括必阇赤（掌文书者）、扎里赤（书写圣旨者）、忽剌罕赤（捕盗者）、扎撒忽赤（掌朝仪者）等。

怯薛组织的军事和内廷服务性能无疑十分突出，正如成吉思汗自言：“我不出征，宿卫的亦不许出征，若有违者，起军的头目有罪。宿卫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护卫我，围猎时跟随我，平日又管收拾车辆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复了他。”[31]而怯薛的政治功能，亦不容忽视。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如下作用。

1.由于群臣奏事都要通过怯薛歹通报或转达，怯薛歹乃成为大汗沟通群臣的重要环节。

2.大汗在酝酿重大决策时，往往首先征求身边怯薛歹的意见，并不时向他们咨访下情。

3.大汗往往指定怯薛歹与贵族、官员共议国政或处理具体事务。成吉思汗曾明令宿卫与札鲁忽赤（断事官，详见后第二章）“一同断事”[32]；任博尔赤的贾昔剌，后来即“屡蒙眷谕，命与贵近商榷大事”[33]。大汗还常常派遣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和处理重大事务。

4.怯薛“百执事”所掌，尤其是必阇赤、扎里赤所司诸务，不少与朝政有直接关系，怯薛执事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但可以对朝政大事发表意见，并且能够直接实施管理措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任必阇赤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他曾对征伐、税收、设官、取士、分封等提出过一系列建议，不少被大汗采纳，并在大汗应允下，由他具体组织实施。[34]

正因为怯薛在参决政事方面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亦因怯薛组织的多功能性所决定，成吉思汗给予了怯薛歹优越的地位：护卫散班地位高于一般的千户那颜，跟随散班的家人地位高于百户那颜和牌子头；如果散班与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35]由于建国之初，“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36]，蒙古统治者用怯薛作为参政、议政的工具，尚可控制局面，正如后来有人评价：“国家之初，任才使能，惟其所置，以成天下之务者多矣。制度修明，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勿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37]

第三节 皇帝制度

由元世祖忽必烈确立的皇帝制度，是蒙古统治机制与中原王朝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年号、国号、帝号、印玺、诏旨、朝仪、都城及巡幸、岁赐、怯薛、忽里台等内容。

忽必烈即位伊始，即宣布“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建元“中统”，以承继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中统五年（1264）八月，忽必烈又改中统年号为“至元”[38]。从此之后，每个皇帝即位时，都与其他王朝一样，改用新的年号。

原来的“大蒙古国”国号，不足以显示正统中原王朝形象。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在诏书中，对采用新国号作了如下说明：“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39]关于大元国号，当朝人士还有进一步解释：“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呜呼，制作若此，所以启万万年之基。”[40]

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朴，“自上至下，只称小名，即不曾有姓，亦无官称”[41]。蒙古大汗有时有尊号，除成吉思汗外，如窝阔台汗即被尊称为“合罕”。忽必烈即位后，有人向忽必烈建议：“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庙。”[42]忽必烈乃命人规划、设计，在上都、大都建太庙，并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于至元三年（1266）十月对祖宗世数、尊谥庙号、祭祀仪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43]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国语尊号”（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国语尊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主的整个蒙古汗国，汉语庙号则仅仅用于元朝。实行庙号制度后，避讳规定应运而行。至元九年八月规定：“不拣甚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武宗至大元年（1308）正月又重申“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有来”[44]。仁宗时再次明确规定，在表章文字中，“御名庙讳，必合回避”[45]。元朝皇帝庙讳可列为表1-1。

表1-1 元朝皇帝庙讳

印章的使用，在蒙古国时期已很普遍，并受到人们的重视，“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46]。由于制度不明，印章混乱，有的蒙古宗王和大汗一样用“玉宝”。忽必烈即位后，严格印章等级制度，以印章的质地和文字来确定君臣名分。至元元年（1264）七月，“定用御宝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惟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47]。至元六年四月，又制玉玺十纽。[48]蒙古宗王不得再使用玉宝，均用金印或银印，其物料分寸、金银成色、印纽形状各因诸王等级而异，共分为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六等。[49]官员的印章亦因品级不同而有所差别，“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50]。印章等级分明，显示皇帝的尊严；不用前朝旧玺，亦显出元朝的特殊性，故后来有人评价道：“古者合信于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氏璧刻为皇帝玺后，有天下者传之为宝，或不得则仿而作之……我朝惩历代之谬，虽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制大宝，质兼金玉之贵，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51]掌管宝玺的官员，原置符宝郎二员，至元十六年（1279）设符宝局，十八年改为典瑞监，大德十一年升为典瑞院，设院使四员（正二品），下辖官员有同知、佥院、同佥、院判等。[52]

和历代中原王朝的皇帝一样，忽必烈亦推行了诏旨、制书和公文等文牍制度。“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53]圣旨中依然使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的套语，并使用皇帝的“国语尊号”（汉文诏书多用皇帝庙号）。圣旨多被机械地翻译成汉文，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54]。在一般来往公文中亦可经常看到这种文体。诏旨用于国家大事，官员的任免则均有宣敕。“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55]。宣敕由皇帝派出的使者前往有关官员处“开读”，当事者需按规定迎送。[56]宗王，官员的封谥、旌表，多用制书名义。

蒙古汗廷中的礼节，不同于中原王朝皇室的“朝仪”。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即位时，引进了中原的跪拜礼，此后宗王、群臣都要向大汗跪拜。[57]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汉人儒臣颇不以为然，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王磐于至元八年（1271）向忽必烈建议：“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由外及内，罪轻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入传呼赞引，然后得进。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纠察罚俸；不应入而入者，宜准阑入治罪，庶望朝廷礼肃。”[58]徐世隆亦上言：“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宜定百官朝会仪。”[59]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刘秉忠、许衡确定朝仪制度，并设立侍仪司，任命了左右侍仪、左右侍仪使等官员，专掌肃正朝仪之事。朝仪所用仪仗、乐器、服饰等，很快措置完备。当年八月，忽必烈诞辰，群臣按新定仪式参加庆典，“初立内外仗及云和署乐位”[60]；“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61]。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朝仪乃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以皇帝即位为例，原来汗位继承时的祭天、宴赐等仪式，依然保留，同时亦按朝仪举行登基仪式。

蒙古国时期，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前，有人向他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62]忽必烈登基之后，很快确定了两都制度的规划。中统四年（1263）五月，升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为上都。次年八月，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二月，又改中都为大都。两都之中，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在“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思想的指导下，[63]都城殿庭的设计主要参考了中原王朝都城的模式，并加以发展，以显示帝王的威严。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双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64]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亦为蒙古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正规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循而行之。”[65]“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66]皇帝前往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宗王随行外，“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文武百司，扈从惟谨”[67]。每年跟随皇帝北上、南下的人员，数量颇大，返回大都之时，“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68]。

每年皇帝离开大都后，“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69]，重要的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都通过急递铺转送。跟随皇帝巡幸上都的各中央机构官员，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鞬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其为，小心寅畏，趋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给沐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70]。御史台殿中司的官员最为辛苦，“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臣僚有所敷奏，无不与闻”[71]。每年夏季，上都乃国家大政的议决场所。

元代有人说：“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72]搜狩和宴飨与两都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年春季，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73]。皇帝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心。“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狩至此，岁必猎校焉”[74]。狩猎作为固定的宫廷生活内容，主要是为了保持蒙古人“骑射”的旧俗，起到锻炼随从军队作战能力的作用。

蒙古统治者极重视宴会。“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其礼乐之盛，恩泽之普，法令之严，有以见祖宗之意深远矣”[75]。在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是诈马宴，也叫质孙宴。质孙，一译只孙，蒙古语jisun的音译，意为颜色。皇帝举行宴会，出席者要身着皇帝颁赐的金织文衣，每次一种颜色，按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其位，“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76]。诈马是波斯语jamah的音译，意为外衣、衣服。诈马和质孙一样，指的都是宴会上穿的一色衣服。元朝人士对诈马宴的印象颇深，留下了不少记载，以上都诈马宴为例，“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质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嗷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77]。

元朝皇帝承继了蒙古国时期的忽里台制度。新皇帝即位，重大事务的决定，依然按照旧有的做法，举行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一同参加的忽里台。忽里台的内容形式等亦与过去相差不多。如宣读先朝祖训，“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78]；“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79]。在忽里台上宣读大札撒的“世臣”，一般都是皇帝的亲信，借此立威。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即位时，“亲王有违言”，大臣伯颜“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80]，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但就其作用而言，忽里台进入元朝以后，已经蜕化为形式上的军国大事议决会议，由于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常设中央机构总管全国民政、军事、监察诸事务，重要决策（包括皇位继承）往往在皇帝与中央各机构官员中内定后，拿到忽里台上宣布，与会者即使有反对意见，亦不能像过去那样进行平等地讨论，只能表示服从。尤其到了元朝后期，忽里台更是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权臣篡政的工具。

除了为新皇帝即位而举行的忽里台外，皇帝每年在上都驻夏时，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觐，各行省的主要官员，也要定期面见皇帝，由此形成了一套朝觐制度。朝觐地点定在上都，但有一些人破坏制度，前往大都觐见皇帝。故仁宗延祐元年（1314）六月，中书省官员上奏：“在先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觐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乘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如今推称着缘故不商量了，入大都去的多有。”[81]仁宗乃特别下令：“诸王、戚里入觐者，宜乘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82]

元朝皇帝每年按定额颁发给宗王、后妃、公主、驸马等人金、银、钞、缎以及绢、绵、丝等物的赐赉，称之为“岁赐”。此外，新皇帝登基，则另行赉赏。皇帝登基时的赏赐，也有额例，比岁赐额大得多，并往往因为大规模赏赐而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储不敷赐。如成宗即位后，“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并确定了太祖后妃、后裔宗王等赐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后妃、后裔宗王等赐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即上报：“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83]尽管如此，后继诸帝大多依然照例颁赐，因为此举符合“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了天下后，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84]皇帝通过颁赏使宗王、贵族共享国家利益，换取他们的拥戴，亦是保证皇权的一项措施。

元朝皇帝亦与宗教人士保持密切关系，尤其是忽必烈尊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后，累朝皇帝皆有帝师之设，而且“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85]；“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志。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86]。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把朝政置于帝师影响之下，除了吐蕃事务外，帝师不宜过问其他政务，[87]只是和其他宗教领袖一样，为皇室的宗教活动服务。

为保证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过去的怯薛组织依然保留，继续实行四怯薛番值制度，怯薛长还是由几家功臣的后裔充任。[88]怯薛歹的额定数量原为1万人，但由于不少人为享受优厚待遇，想方设法“投充”怯薛歹，使得怯薛歹的数量远超于1万人之上。朝廷经常下诏“沙汰”宿卫士，首先是要把汉人、南人清除出怯薛；如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颁发的《至大改元诏》中明确宣布：“近为汉人、南人军、站、民、匠等户，多有投充怯薛歹、鹰房子等名色，影占差徭，滥请钱粮，靠损其他人户，已自元贞元年为始分拣。今后除正当怯薛歹蒙古、色目人外，毋得似前乱行投属，其怯薛歹各枝儿官员，亦不得妄自收系，违者并皆治罪。”[89]但是，尽管禁止汉人、南人投充怯薛的禁令一再重申，[90]怯薛歹的数量却没有减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八月，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员合奏：“臣等比奉旨裁省卫士，今定大内四宿卫之士，每宿卫不过四百人；累朝宿卫之士，各不过二百人。鹰坊万四千二十四人，当裁者四千人。内饔九百九十人，四怯薛当留者各百人。累朝旧邸宫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当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怜口共万人，当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归本部著籍应役。”文宗虽规定怯薛歹定额为1万名，但实际数额仍有超出。至顺三年四月，中书省官员上报：“去岁宿卫士给钞者万五千人，今减去千四百人，余当给者万三千六百人。”[91]怯薛歹无俸禄，依然由各蒙古千户提供马匹铠仗等物品，但享有朝廷的岁赐。至大四年（1311）四月，“定四宿卫士岁赐钞二十四万二百五锭”。泰定元年正月，“定怯薛台岁给钞，人八十锭”[92]，此后成为定例。另外，朝廷还发给怯薛歹衣粮和马匹草料等。

元朝虽仿效中原制度建立了宣徽院，但此司实际上是怯薛的管理机构，[93]宣徽院的官员多为怯薛歹和怯薛执事；宣徽院的职能，“凡稻粱牲牢酒醴蔬果庶品之物，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及诸王宿卫、怯怜口粮食，蒙古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系官抽分，牧养孳畜，岁支刍草粟菽，羊马价值，收受阑遗等事，与尚食、尚药、尚酝三局，皆隶焉”[94]，亦是原来怯薛组织为汗廷日常服务的主要工作；宣徽院所辖各机构人员，全由本院自行选择，更表明了它独立于中央行政机构之外的特征；至于各朝皇帝怯薛歹的增选和推荐，亦由宣徽院负责。制度化之后，宣徽院设院使六员，从一品，与中书省平章政事和实掌枢密院事务的同知枢密院事，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品级相同。院使之下，置同知宣徽院事（正二品）、宣徽副使（从二品）、佥书宣徽院事（正三品）、同佥书宣徽院事（正四品）等职。宣徽院下设的主要机构有：

光禄寺，掌酒麹制造、供应诸务，即前答剌赤、哈剌赤等所掌事务，设光禄寺卿（正三品）、少卿（从四品）等职，统领设于大都与上都的尚饮局、尚酝局（局均设提点、大使、副使等职）、醴源仓等机构；

尚舍寺，掌宫帐陈设、牧养骆驼、制造乳酪等务，即前阿察赤、帖麦赤、烛剌赤所掌事务，设太监（正四品）、少监（正五品）等职；

阑遗监，掌不阑奚（亦译为孛阑奚，指官府收留的流散人口和牲畜）事务，设太监、少监等职；

尚食局，掌供御膳事务，即前博尔赤所司之务，设提点、大使、副使等职。

除宣徽院及其下属机构外，元廷还设有一些专门的内廷服务机构，亦与怯薛组织密切相连，如侍正府，掌内廷近侍之事，领速儿古赤400人，并统领拱卫直都指挥使司。府设侍正14员（正二品）及同知、佥府、侍判等职。元廷亦有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为皇室成员服务。[95]

元朝宫廷中亦有宦官为皇帝、后妃服务，当时译称为“火者”。由于有怯薛更值、服务于内廷，宦官的作用被大大抵销。元代较少出现宦官干政现象，只有过两次“宦祸”，一次在中期，一次在后期，[96]所以后人评价道：“前世宦者之祸尝烈矣。元之初兴，非能有鉴乎古者，然历十有余世，考其乱亡之所由，而初不自阉人出，何哉？盖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为之长，号四怯薛。故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之生而贵者，而宦官之擅权窃政者不得有为于其间。虽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败，此其诒谋，可谓度越前代者矣。”[97]

元朝皇帝制度，既是蒙古大汗制度的发展，又吸收了中原王朝集权、专制的皇权内容与形式，把二者糅为一体。除了上述内容外，通过常设中央机构的活动，实施皇帝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和管理，确立皇太子制度以期解决帝位问题等，亦应是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在后面专节论及这些问题。

第四节 后宫与东宫制度

成吉思汗建国后，立蒙古弘吉剌部人孛儿台旭真为正后，并规定弘吉剌部“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98]。元朝各帝，后来仍按成吉思汗的规定，大多以弘吉剌部人为正后（或称大皇后）。[99]除弘吉剌部外，蒙古亦乞列思、伯牙乌等部，亦与黄金家族保持通婚关系，并产生过皇后。至顺四年（1333）八月，钦察人燕铁木儿女答纳失里被立为皇后，乃是在权势威逼下破坏旧制的特例。元统三年（1335）七月，伯颜鸩杀答纳失里于上都。后至元三年（1337）三月，弘吉剌部人伯颜忽都被立为皇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做法。[100]

在正后之下，蒙古大汗乃至元朝皇帝还立有若干皇后，称为二皇后、三皇后等，或者直接在名字后面加上皇后称号，并且有若干妃子。成吉思汗时设四大斡耳朵，由正后及其他皇后、妃子分守。斡耳朵即宫帐，“元君立，另设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101]。每个斡耳朵都配有专门的怯薛歹等人员。“自太祖以后，累朝所御斡耳朵，其宿卫未尝废”[102]；“国制，累朝行帐设卫士，给事如在位时”[103]。忽必烈亦设了四大斡耳朵，以后的皇帝所设斡耳朵数目不等。“斡耳朵”实际包含双重含义，既指皇后、妃子所居宫帐，又指后妃等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组织形式。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元朝时先后设置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管领。忽必烈孙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被封为晋王，镇守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不久又专设内史府作为管理机构。世祖及以后诸帝斡耳朵，在皇帝及皇后去世后也设专门机构管理，如长信寺（世祖）、长庆寺（成宗）、长秋寺（武宗）、承徽寺（仁宗）、长宁寺（英宗）、宁徽寺（明宗）、延徽寺（宁宗）等，各寺设寺卿（正三品）、少卿（从四品）等官职。[104]

在位的皇后，至世祖时仍用斡耳朵组织形式进行管理，具体事务多由宣徽院处理。成宗元贞二年（1296）二月，设立中御府，[105]专掌中宫财赋及番卫之士等务。大德四年（1300）九月，中御府改为中政院，设院使（正二品）、同知（正三品）、佥院（从三品）等职。[106]

在蒙古国乃至元朝时期，皇后的政治影响不可忽视。在正式的朝会、宴饮时，皇帝与皇后并排坐在“御榻”上，[107]显示出皇后地位的崇高。皇后还可就朝政等发表见解。尤其是皇帝去世后，皇后的作用更为突出，或者“临朝称制”，或者指定帝位继承人。世祖朝之后，元廷亦实行了册封“皇太后”的制度，并为皇太后建立了专门机构徽政院。徽政院的设罢，基本取决于皇太后的存否，只有英宗即位时的撤罢徽政院，是针对皇太后答吉欲立他人为帝而采取的报复行为，答吉为此“饮恨成疾”，不久死去。[108]由于在制度上始终没有明确限制皇后干预朝政的规定，加上游牧社会对妇女财产、地位尊重的传统习俗，造成了元朝皇后、皇太后干政乃至擅政的突出特点。

为解决帝位继承人问题，忽必烈引入了中原王朝的建储制度。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忽必烈封第二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设立枢密院后，又以燕王兼判枢密院事。[109]忽必烈还特设太子赞善等职，[110]为实行建储制度做准备。至元十年（1273）二月，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九月，设宫师府，置詹事等官属38员。[111]十一年四月，建东宫。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设詹事院，“备左右辅翼皇太子之任”，置左、右詹事各1员，副詹事、詹事丞、院判各2员，吏属62员。另置宫臣宾客、左右谕德、左右赞善等职。随后又设置了典医署、典宝监、掌仪署、家令司、府正司、延庆司等詹事院下属机构。[112]

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世祖以新取到侍卫亲军一万户，属之东宫，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始建东宫侍卫军。[113]至元二十一年（1284），枢密院又奏准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兀五投下探马赤军划归东宫，设蒙古探马赤总管府。次年，改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114]这两支卫军，由詹事院直接管领，不同于直属枢密院的其他卫军。

真金的政治倾向颇接近于汉人儒士，元廷中的汉人官员自然希望他能够早日插手朝政，但真金生性谨慎，虽有中书令和兼判枢密院事的头衔，并不过多涉足朝政大事的决断。至元十六年十月，道士李居寿乘作醮事之便，向忽必烈建议：“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忽必烈同意，下诏皇太子参决朝政，规定“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115]。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发生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参与者打出了皇太子的旗号，引起忽必烈对真金的猜忌。后来又有人建议年迈的忽必烈禅位给皇太子，忽必烈大怒，真金忧惧成疾，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病死。[116]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忽必烈将“皇太子宝”授给真金第三子铁穆耳，[117]实际上就是指定铁穆耳为帝位继承人。但忽必烈去世后，仍有人起而与铁穆耳争位，靠了伯颜等人在忽里台上的弹压，铁穆耳才得以即位。

忽必烈的建储试验虽然没有成功地解决帝位继承问题，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皇太子制度的模式。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铁穆耳封母伯蓝也怯赤为皇太后，改东宫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又于同年八月将东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和东宫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改为隆福宫左、右都威卫使司，并隶徽政院掌管。[118]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复置詹事院。同年十二月，德寿病死，詹事院亦撤销。[119]

武宗海山的即位，得力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帮助，所以海山登基后不久便册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六月），复立詹事院总理东宫事务。[120]海山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入大都主掌朝政并不满意，册立他为太子也是极为勉强的。按照世祖朝东宫设立卫军的旧例，本应尽快为新太子建立一支东宫卫军。可是在至大元年（1308）正月武宗提出以中卫亲军万人立卫率府，属于东宫时，爱育黎拔力八达认为“世祖立五卫，以应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选汉军万人，别立一卫”之后，近一年没有消息。直到至大二年正月，武宗才下令枢密院选军编成东宫卫军，二月正式立皇太子卫率府，统侍卫亲军万人。[121]詹事院官员欲自署军官，遭到詹事丞王约的反对。众人问道：“东宫非枢密使耶？”王约回答：“詹事，东宫官也，预枢密事可乎？”也就是说，詹事院不应该侵夺枢密院委任军官的职权，而皇太子兼枢密使实际上是虚衔。不久，詹事院又提出东宫应按旧制设左、右两卫，请求增设蒙古侍卫军为右卫率府。任职太子家令的柏铁木儿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进谏道：“兄为天子，弟居东宫令中书、受枢密，军民之政莫大于是。今复立卫，自歧为二，必启嫌隙，惟熟虑之。”王约亦云：“左卫率府，旧制有之，今置右府何为？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储宫。”[122]扩大东宫卫军可能引起武宗的猜疑，成为兄弟公开反目的导火索，所以柏铁木儿、王约坚决反对。

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即位为帝，于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但到了延祐六年才在詹事院下健全了左、右卫率府两支东宫卫军的建置。[123]硕德八剌即位后，将东宫卫军交给枢密院代管。[124]

从武宗到英宗，建储制度起到了缓冲帝位继承纠纷的作用。但自“南坡之变”后，帝位争夺激烈，各帝虽有立皇太子之举，但在即位问题出现后往往不被承认，引起争执甚至武力对抗。文宗时，改詹事院为储庆使司，后又改为储政院。[125]顺帝即位后，于至正六年（1346）四月立皇太子宫傅府，但当时还未正式册立皇太子。至正九年十月，立端本堂为太子学宫，置谕德、赞善等职。至正十三年六月，罢宫傅府，复立詹事院，正式册封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詹事院设詹事3员（从一品）、同知2员（正二品）、副詹事2员（从二品）、詹事丞2员（正三品）等职，由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兼詹事。原来隶属于资政院（顺帝时为第二皇后奇氏所建官署）的左、右都威卫，亦划归詹事院之下，[126]詹事院大体上恢复成了世祖时的制度。至正十八年（1358）之后，皇太子与奇后多次密谋内禅，没有成功。至正二十七年八月，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为皇太子立大抚军院，秩为从一品，设知院4员，同知2员，副使、同佥各1员，实际上是想用大抚军院来取代枢密院行使职权。次年闰七月，罢大抚军院，不久太子即随顺帝北逃。[127]

第五节 中央决策体制的构成

忽必烈在确立皇帝制度的同时，建立了一套新的中央决策体制。和皇帝制度一样，中央决策体制也是“汉法”和蒙古旧制糅合的产物。

皇帝作为中央决策的首脑人物，不但对征伐、分封、册立皇后和太子等国政大事有决断权，更重要的是确定治国方针，在实施汉法、以儒治国和推行蒙古法、“回回法”之间进行选择。忽必烈在位前期改行汉法，后期趋于保守，重用“敛财之臣”。忽必烈以后的皇帝，无论是选择以儒治国，还是信用“财臣”，都能在忽必烈的统治政策中找到依据。前者被当时的儒士标榜为“文治”或者“新政”，后者则被称为“守成”。

中央常设理政、统军、监察机构的存在，为皇帝选择治国方针和决断征伐等大事提供了便利条件。协调各机构官员的关系，听取来自不同机构的意见，既成为皇帝“亲政”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央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忽必烈采用了合议和廷辩制度，并为后来的皇帝所沿承。

合议又称“集议”，即凡要决断国家之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先各自召集本部官员，商量有关事宜，提出方案和措施，然后三大机构的主要官员聚在一起，讨论方案的可行性，把意见上报给皇帝。集议之法，是中书省“堂议”的发展。中统元年（1260）四月立中书省，七月立燕京行中书省，省内议事，称为“堂议”。次年四月，忽必烈召见省相后，“侍中和者思传旨，命与诸相集议六曹并九道宣抚事于中书堂”。忽必烈尚特别批准相臣不随他参加郊祀活动，认真议事，“凡内外之务，比还，悉裁定以闻”。相臣遵旨行事，“诸相圆坐都省，集两曹掾史雠九道民事”。此后，诸相数次入见皇帝，以集议所定六部及宣抚司条画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实施，乃颁诏全国。[128]由于当时尚没有御史台、枢密院的建置，所谓集议，既是中书省的议事方式，又是皇帝定策的主要模式。后枢密院、御史台相继建立，至元五年（1268）十月，“敕中书省、枢密院，凡有事与御史台官同奏”[129]，集议制度遂为三大机构所共行，增设的尚书省官员亦参加集议。忽必烈曾特别诏谕中书省左丞相史天泽：“中书省、尚书省，御史台，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烦卿也。”[130]不久制定灭宋方略，忽必烈即命史天泽集各衙官员讨论方案，统一意见后上奏批准，各机构依诏旨具体准备和实施。[131]整个过程，包括定议、奏闻、御准、颁诏实施四个程序，皇帝既听取了朝廷主要大臣的意见.又始终保持着最后的决断权。

廷议又称“面论”“廷对”等，就是当朝大臣在皇帝面前辩论是非，由皇帝根据双方申诉的理由，判别对错。此种形式的采纳，多数起因于政见不同而导致朝廷大臣不和，互相攻讦，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出面调解。忽必烈即位后不久，有人面论王文统不应任相于中书省；后来又因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大臣”数被其他朝臣攻击，经廷议乃被断为“奸臣”，罢职处死。廷议时辩论双方皆就施政方略陈述己见，所以廷议虽然是皇帝调节大臣间关系的手段，亦应算在中央决策系统之内。

元朝中期，兼职之风渐长，皇帝亲信的大臣，往往既为中书省宰相，又在枢密院或御史台兼任要职，甚至直接管领侍卫亲军各卫，并利用卫军发动政变、拥立新皇帝。在这种情况下，集议、廷议等只能是徒具形式。至元朝后期，权臣迭出，或者“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132]，或者“省、台、院官皆出其门下，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133]，朝廷决策权早由皇帝手中转到权臣手里，与忽必烈时的“定制”完全相悖。

脱脱就任中书省右丞相之后，企图纠正权臣独擅朝政的弊病，集议多少恢复了一些往日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大臣专决的烙印。至正十年（1350）十月，有人建议变更钞法，顺帝命脱脱召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翰林院、集贤院官员集议，多数官员“皆唯唯而已”[134]，只有国子祭酒、集贤院学士吕思诚提出反对意见，马上有人指责他“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厉色尔”，御史台即以狂妄弹劾吕思诚，吕思诚则左迁湖广行省官，被逐出朝廷。[135]其后不久，都漕运使贾鲁建议塞黄河决口，脱脱“乃集廷臣群议，言人人殊”，脱脱“与鲁定议，且以其事属鲁”，然后入奏皇帝，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颁诏调民工、军队前往黄河工地。[136]这两个事例说明，即使改变权臣专擅的局面，恢复集议形式，集议制度本身已不是元朝前期的初形了。

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的咨访、经筵、求言等制度，亦被元朝统治者所采纳，并在中央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

皇帝为朝政大事咨访的对象，主要是怯薛内侍和老臣名儒。怯薛长和怯薛执事，经常服侍于皇帝身边，皇帝可就朝廷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如忽必烈时，唐兀人亦力撒合任速古儿赤，“甚见亲幸，有大政时以访之，称之曰秀才而不名”[137]；忽必烈亦向怯薛歹彻里（燕只吉台部人）“时询民情”[138]。依赖怯薛歹了解下惰，参决朝政，是蒙古国时期已有的制度，被元朝皇帝承继下来。尊重长者和“贤人”的意见，也能够在成吉思汗的“圣训”中找到根据，[139]忽必烈则将其具体化、制度化，在重大决策时，常常召见朝廷老臣或当世名儒，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要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员有疑难问题时要向老臣和名儒请教。后继诸帝大多奉行咨访制度，而被咨访的老臣，当然是以蒙古、色目“致仕”功臣为主，他们的意见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世祖中统元年（1260），以原金朝进士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负责撰写制诰诏旨等。至元元年（1264）九月，立翰林国史院，设承旨、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等职。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分设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40]；翰林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141]。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设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皆隶焉”[142]。此三院各专所司，但是又具有为朝廷储备人才的共同功能。尤其是翰林国史院，“天子出御经筵，则劝讲进读，启沃圣心；退则绎前闻，以待访问，任重而地亲。上所识擢，必勋阀、近臣、儒林大老与一时名人魁士，实侍从之高选，非他有司比也”[143]。仁宗时定制，翰林国史院设承旨6员，秩从一品，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2员，学士为正二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二品，直学士为从三品。蒙古翰林院设承旨7员，下设学士等与翰林国史院相同。集贤院设大学士5员，从一品，下设学士等亦与翰林国史院相同。翰林承旨、集贤大学士的品级与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同，足以显示其地位的尊崇；作为“典制诰”的词臣和“掌经筵”的文官，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皇帝的决策，起到“备顾问”的作用。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皇帝更依赖于怯薛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员的献策，对翰林院、集贤院的议论不太重视，所以，元朝虽有“经筵”的形式，其作用远不及其他朝代。皇帝大力搜罗人才，把翰林院、集贤院作为“养士”之地，储才而不用，[144]是元代经筵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乃蒙古统治者重视“根脚”（出身），信任蒙古贵族，重视吏的作用，轻视儒士的议论的政治态度造成的。经筵作为中央决策系统中的一环，功能明显低于集议。

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下诏求直言，规定“凡政令之未便，人情之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等，允许臣民上书陈言，都城内直接封送中书省，各地则由宣抚司转送中书省，由中书省奏报皇帝。如所言之事不能采纳，上书者没有罪责，被采纳则有奖赏。后来又规定各级官府不许“遮当”上书陈言，以保证言路畅通。武宗、英宗时，又重申求直言的规定。[145]民间确有人响应求直言的号召，如世祖时就有“布衣”赵天麟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前后达数万言，论及田制、农桑、赋役、户计、义仓、冗官、祭祀、军事诸方面事宜，后编成《太平金镜策》一书。官员亦常上书，对朝政发表议论。但就效果而言，臣民的上书对朝廷的决策影响甚微，也是徒具形式而已。

在元朝的中央决策机制中，怯薛的参政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参政形式也较蒙古国时期有所发展。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官员向皇帝奏事，仍然通过怯薛转送，并设有专司其职的怯薛执事云都赤。“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渚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录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146]。怯薛长当值时，依然负有奏事、议政的职责。其他怯薛执事，由于久居禁中，“密近天光”，常可对朝政大事发表意见，并且容易被皇帝所采纳。汉人执事也不例外，如藁城人董文忠，世祖时为怯薛执事，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向忽必烈“建陈十事”，忽必烈不愿采纳，董文忠从旁疏通，忽必烈方同意。董文忠还就行科举、刑狱、宰相人选、太子理政等发表意见，大多被忽必烈采用。[147]京兆鄠县（今陕西户县）人贺仁杰，在忽必烈身边任怯薛执事26年，与董文忠齐名，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听”[148]。当然，蒙古、色目怯薛执事，更名正言顺地在皇帝身边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袭的四怯薛长，即所谓“自木华黎等大根脚出身”的人，常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的长官，[149]位列一品，直接参加国家大事的处理。专理“蒙古公事”的大宗正府，也有怯薛人员“奉旨署事”[150]。怯薛执事亦大量出任各级机构要职。由皇帝信任的怯薛歹出面掌握各级官衙，为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当值怯薛歹通过转递奏折、参与议论和旁敲侧击地提出建议，发挥参政作用；出任各级官衙官员的怯薛歹，既在国家管理体制中行使权力，亦可利用自己过去的“出身”以及与当朝怯薛的各种联系，使自己的建议容易被皇帝接受。二者的结合，使得怯薛集团在内廷和外衙中都享有发言权和操纵权，成为中央决策系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因为怯薛在决策机制里占有重要地位，不少臣僚想办法利用这条捷径，通过怯薛歹把自己的意见转述给皇帝，而不是通过中书省转递奏章。这种做法当时称为“隔越奏事”或“越分奏事”，从制度上讲是不允许的。[151]但是，只要怯薛人员影响决策，类似行为就不可能杜绝。

参与决策人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往往是由皇帝的治国方针决定的。当朝皇帝推行文治，参与决策的宰辅大臣往往是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同时也不乏汉人、甚至南人儒士、官僚。皇帝“守成”，且要搜刮民财，解决财政困竭问题，保守的蒙古贵族和善长理财的色目人就会在决策人中占很大比例，但是也还要有一些汉人儒士来点缀门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蒙古人在决策阵营中均占主导地位，人数往往在一半以上；色目人多于汉人。突出蒙古人的地位，是元朝的国策，在决策系统中当然要充分体现出来。

[1] 《元朝秘史》卷3，第123节。

[2] 《元朝秘史》卷7，第189节。

[3] 《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卷131，《囊加歹传》。

[4] 详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5] 《元史》卷118，《孛秃传》。

[6] 《圣武亲征录》，中央民族学院油印贾敬颜先生校订本，第66页。

[7] 《圣武亲征录》，第129页。

[8] 《元朝秘史》卷7，第191、192节。

[9]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3。[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8、347页。

[10] 《元朝秘史》卷9，第216节。

[11] 《元史》卷1，《太祖纪》。

[12] 如晃豁坛部人阔阔出，享有“帖·腾格理”的萨满教巫师称号。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成吉思汗家族争夺百姓，并侮辱成吉思汗的兄弟，结果被成吉思汗处死，事见《元朝秘史》卷10，第244—246节。

[13] 赵珙：《蒙鞑备录》。

[14]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5]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

[16]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58—359页。

[17]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8] [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吕浦、周良霄译注，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8页。

[19]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0] 《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54—362页。

[21] 《元史》卷2，《太宗纪》。《元朝秘史》卷11，第254节。

[22] 王鹗：《即位诏》，《国朝文类》卷9。

[23] 《经世大典序录·朝会》，《国朝文类》卷41。

[24] 《元史》卷3，《宪宗纪》。

[25] [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第25页。

[26] 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7] 《蒙鞑备录》。

[28] 此处主要叙述蒙古国时期怯薛参政的情况，元朝时期的怯薛参政见下节及绪论等。

[29] 《元朝秘史》卷9，第224节。

[30] 《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31] 《元朝秘史》卷9，第233节。

[32] 《元朝秘史》卷10，第234节。

[33] 王恽：《贾氏世德之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1。

[34]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35] 《元朝秘史》卷9，第228节。

[36]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37] 虞集：《左丞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道园类稿》卷21。

[38] 王鹗：《中统建元诏》，《至元改元赦》，《国朝文类》卷9。

[39] 徒单公履：《建国号诏》，《国朝文类》卷9。

[40]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41] 《黑鞑事略》。

[42] 《元朝名臣事略》卷12，《徐世隆事略》。

[43] 《元史》卷6，《世祖纪三》；卷74，《祭祀志三·宗庙上》。

[44] 《通制条格》卷8，《仪制·臣子避忌》。

[45] 《元典章》卷28，《礼部一·进表》。

[46] 《元史》卷108，《诸王表》。

[47] 《元史》卷5，《世祖纪二》。

[48] 《元史》卷6，《世祖纪三》。

[49] 《元典章》卷29，《礼部二·印章》。《元史》卷108，《诸王表》。

[50]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51] 《经世大典序录·符宝》，《国朝文类》卷41。

[52]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53] 《经世大典序录·帝制》，《国朝文类》卷40。

[54] 详见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史论丛》第1辑。

[55]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56] 《元典章》卷28，《礼部一·迎送》。

[57]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58] 《元朝名臣事略》卷12，《王磐事略》。

[59] 《元朝名臣事略》卷12，《徐世隆事略》。

[60] 《元史》卷7，《世祖纪四》。

[61] 《元史》卷67，《礼乐志一》。

[62] 《元史》卷119，《霸突鲁传》。

[63] 欧阳玄：《马合马沙神道碑》，《圭斋文集》卷9。

[64]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65] 《经世大典序录·巡幸》，《国朝文类》卷41。

[66]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67] 黄：《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68]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2—223页。

[69] 《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8页。

[70] 马祖常：《上都翰林分院记》，《石田文集》卷8。

[71] 黄：《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72] 王恽：《吕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7。

[73] 《元史》卷101，《兵志四·鹰房捕猎》。

[74] 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1。

[75] 《经世大典序录，燕飨》，《国朝文类》卷41。

[76] 《元史》卷78，《舆服志一》。

[77] 周伯琦：《诈马行》，《近光集》卷1。

[78] 黄：《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79] 柯九思：《宫词一十五首》，《草堂雅集》卷1。

[80] 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4。

[81] 《通制条格》卷8，《仪制·朝觐》。

[82]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83]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84]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条。

[8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受佛戒》。

[86] 《元史》卷202，《释老传》。

[87] 《萨迦世系吏》，第88—90页。

[88] 详见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元史论丛》第2辑。

[89] 《元典章》卷2，《圣政一·重民籍》。

[90] 《元史》卷78，《舆服志一》；卷102，《刑法志一》。《通制条格》卷28，《分间怯薛》。

[91] 《元史》卷35、36，《文宗纪四、五》。

[92] 《元史》卷24，《仁宗纪一》；卷29，《泰定帝纪一》。

[93] 达力扎布：《元朝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

[94]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5] 《元史》卷87、88，《百官志三、四》。

[96] 傅乐淑：《元代宦祸考》，《元史论丛》第2辑。

[97] 《元史》卷204，《宦者传序》。

[98] 《元史》卷118，《特薛禅传》。

[99] 《元史》卷106，《后妃表》，卷114，《后妃传一》。

[100] 《元史》卷38、39，《顺帝纪一、二》；卷114，《后纪传一》。

[101]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102] 《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103] 《元史》卷35，《文宗纪二》。

[104] 详见[日]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

[105]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06] 《元史》卷20，《成宗纪三》；卷88，《百官志四》。

[10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

[108] 《元史》卷27，《英宗纪一》；卷116，《后妃传二》。

[109] 《元史》卷5，《世祖纪二》；卷115，《裕宗传》。

[110] 《元朝名臣事略》卷9，《王恂事略》。

[111] 《元史》卷8，《世祖纪五》。

[112] 《元史》卷12，《世祖纪九》；卷89，《百官志五》。

[113]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卷99，《兵志二·宿卫》。

[114] 《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卷89，《百官志五》。

[115] 《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16] 《元史》卷13，《世祖纪十》；卷115，《裕宗传》。

[117]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18]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1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卷89，《百官志五》。

[120]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21] 《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卷22，《武宗纪一》。

[122] 黄：《柏铁木儿家传》，《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元史》卷178，《王约传》。

[123] 《元史》卷25、26，《仁宗纪二、三》；卷99，《兵志二·宿卫》。

[12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125] 《元史》卷89，《百官志五》。

[126] 《元史》卷41—43，《顺帝纪四—六》；卷92，《百官志八》。

[127] 《元史》卷47，《顺帝纪十》。

[128] 王恽：《中堂事记》上、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81。

[129]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30] 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8。

[131] 《元史》卷8，《世祖纪五》；卷128，《阿术传》。

[132]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权衡：《庚申外史》。

[133] 《庚申外史》。

[134] 《元史》卷42，《顺帝纪五》；卷138，《脱脱传》。

[135] 《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136] 《元史》卷187，《贾鲁传》。

[137] 《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

[138] 姚燧：《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元史》卷130，《彻里传》。

[139] 《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54—355页。

[140]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41] 《元史》卷8，《世祖纪五》。

[142]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43] 黄：《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144] 张帆：《元代的翰林国史院与汉人儒士》，《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145] 《元典章》卷2，《圣政一·求直言》。

[14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云都赤》。

[147] 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15。

[148] 姚燧：《贺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7。《元史》卷169，《贺仁杰传》。

[149]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150]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151] 《元典章》卷2，《圣政一·振朝纲》。

第二章 中央行政体制

第一节 从札鲁忽赤到宰相

成吉思汗建国时，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并规定“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诫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已后不许诸人更改”[1]。也就是说，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审刑断狱，掌握司法权；二是掌管民户的分配。在官制简朴的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实际上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后来窝阔台汗又以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清查汉地户口和征收赋税，在人们眼中，他相当于汉人官制中的丞相，所以有人直称他为丞相。[2]在大断事官之下，置有若干札鲁忽赤（断事官），分管国政。在蒙古宗王、贵戚和功臣的分地里，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的百姓。

汗廷政令的下达，通过使者来完成。使者称为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穿戟门坐于州郡设厅之上，太守亲跪以郊劳；宿于黄堂厅事之内，鼓吹、旗帜、妓乐郊外送迎之”。札鲁忽赤处理各地事务，亦可派出使者，即所谓“遣发临民者，曰宣差”，又可称“宣差勘事官”[3]。

蒙古国家的疆土不断扩大，文书往来日益频繁，行政事务越来越多，只靠札鲁忽赤的“断事”和宣差的“传旨”，显然不足以保证汗廷的利益，于是汗廷怯薛组织中主掌文书的必阇赤的作用逐渐突出。汗廷使用畏兀字蒙古文、波斯文（回回字）、汉文三种文字，克烈部人镇海和契丹人耶律楚材等，都是汗廷的必阇赤，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耶律）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汗廷大印“宣命之宝”，也由镇海掌管。利用接近大汗、掌管文书和印章等便利条件，必阇赤可以一定程度地参与朝政，并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所以有人称蒙古汗廷“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4]。

窝阔台汗即位后，“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牙老瓦赤）主之”[5]。这项任命出于耶律楚材在中原定额征税、供给国用的建议。太宗二年（1230），耶律楚材奏准建立十路征收课税所，征税工作迅速取得成效，窝阔台大为高兴，于次年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镇海、粘合重山为右、左丞相。但是实际上蒙古汗廷当时并没有中书省的建置，“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诸国亡俘或曰中书丞相……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若宰相，即是楚材辈自称中书相公，初非鞑主除授也”[6]。耶律楚材、镇海等人，还是蒙古汗廷的必阇赤，不过是多了一个汉人易于接受的尊崇官号而已，当然在名义上也多了一个掌管中原汉地财赋的权力。

耶律楚材利用自己的地位，对汗廷财政、投下分封等提出建议，并试图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但因遭到蒙古贵族和回回官商等的反对而告失败。太宗十一年（1239），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银课；次年，窝阔台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长官，剥夺了耶律楚材主管中原财赋的权力。十三年，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7]，作为“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已无所谓行政权可言了。

蒙哥汗即位，“以忙哥撒儿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后者即必阇赤长，亦被人称为中书右丞相。[8]蒙哥还以弟弟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但国家行政权，包括对汉地的管理，还是操在札鲁忽赤的手中。牙老瓦赤和蒙古人布智儿等还被任命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总天下财赋于燕京。必阇赤依然因掌文书之便而过问财赋、任官、户籍等务。如孛鲁合即掌“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蒙哥还曾派遣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9]。

忽必烈即位后，“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10]，很快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正式行政机构，并用宰辅制度取代了以前的札鲁忽赤制度。都省即中书省，设于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任命大定府人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邢州人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王文统与张文谦不和，五月份张文谦即以中书左丞职出任大名等路宣抚使。[11]七月，设行中书省于燕京，置官4员，以祃祃为丞相，王文统和云中怀仁人赵璧为平章政事，太原交城人张易为参知政事。当时中书省因随忽必烈活动而设在开平，燕京行省等于中书省的同级派出机构，实际负责汉地政务的处理。次年二月，忽必烈命行省官和下属人员等全部北上开平，会决朝政要务，行省官和中书省官，即所谓“诸相”，共同在中书省衙议事。五月，诸相以“中书出政之地，人杂还莫能禁”，请准由怯薛2人“监约省庭”，清肃省务。同月，忽必烈调整宰辅人员，设右、左丞相各2人，右丞相不花、左丞相忽鲁不花，都是蒙古功臣的后裔；另外两个丞相一为汉人史天泽，一为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平章政事增为4人，蒙古贵族后裔塔察儿、畏兀儿人廉希宪与王文统、赵璧同任平章之职。右、左丞各1人，由张易、张文谦分任；参知政事2人，由汉人杨果、商挺任之。宰辅仍然分在两省，史天泽、忽鲁不花、塔察儿、廉希宪、张文谦、杨果等任职于中书省，不花、耶律铸、王文统、张易等任职于燕京行省。[12]忽必烈已经注意到保证蒙古贵族利益的问题，所以在丞相、平章中安置了蒙古贵族的后人。利用汉人谋士推动“效行汉法”，亦为忽必烈所重视，所以在宰相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汉人。

燕京行省官员南返后，处理公务均咨报中书省。史天泽认为：“虽分两省，其实一也。若非关利害者，不宜妄有阻挠，使王事成就可也。今后凡行省所咨，须三日内咨报。”[13]

中统三年（1262）二月，王文统因与李坛叛乱有牵连而被处死，燕京行省与中书省的关系，仍是“车驾行幸都省官从，而留省者亦谓之行省”，[14]但不久燕京行省即与中书省合并，不再分立两省。

中统二年十二月，皇子真金被封为燕王，兼中书令。至元元年（1264）八月，刘秉忠等建议：“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内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15]但实际上真金到册封太子、兼中书令之后，亦未真正判署朝政。皇太子兼中书令，只是中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太子位缺，中书令则为虚衔，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元末。

至元二年（1265）八月，“诸宰执皆罢”，由蒙古贵族安童、伯颜分任中书省右、左丞相，不久丞相增至5人。四年三月，安童上言：“比者省官员数，平章、左丞各一员，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忽必烈命以安童为丞相之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勿令员数过多”，同时“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一、二员同议省事”。此前，刘秉忠已被任为参领中书省事，姚枢、许衡、宋子贞等名儒为参议中书省事。参领与参议中书省事，并非宰辅人员，乃是皇帝咨政的一种方式。六月，中书省宰辅减为右、左丞相各1人，平章政事2人，左、右丞各1人，参知政事2人。[16]

至元七年（1270）正月，立尚书省，设平章尚书省事2人，参知尚书省事3人，中书省设丞相3人，不设平章、参知政事，只置左、右丞。两省并置，主政权实归于尚书省。九年正月，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都省宰辅恢复为至元四年的定额。[17]至元十年（1273）九月，增设中书平章一员。二十三年（1286）七月，铨定中书省官员，“除中书令外，左、右丞相并二员，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并一员，参知政事二员”[18]。

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再次分立尚书省，两省各设官6员。中书省设丞相2员，平章政事2员，参知政事2员；尚书省设平章政事2员，左、右丞各1员，参知政事2员。十一月，增设尚书省右丞相。二十八年五月，罢尚书省，中书省专任一相，平章政事5人，其中1人为商议中书省事（九月设），其他设官恢复到分省之前。次年三月，“右丞何荣祖以疾，平章政事麦术丁以久居其任，乞令免署，惟食其禄，与议中书省事”，特增设右丞1员。[19]

成宗即位后，按世祖在位末期的建置，中书省设右丞相1人，平章政事5人，右丞2人，左丞1人，参知政事2人。御史台官上奏：“名分之重，无越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20]大德三年（1299）二月，重置中书左丞相。七年二月，“诏中书省设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定为八府”。所谓“八府”，无非是对安童任相时中书省官员定制的肯定。同年八月，中书省右丞相哈剌哈孙兼知枢密院事，开省、院长官互兼的先例。[21]

武宗海山即位后，滥授官职，中书省臣上言：“中书宰相十四员，御史大夫四员，前制所无。”武宗不予理睬，又“遥授”功臣左丞相等职。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中书省奉旨定省臣为12人，左、右丞相各1人，平章政事4人，左、右丞各2人，参知政事2人。同时，又有人提出设立尚书省，遭到朝臣的激烈反对。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设尚书省，置右、左丞相各1人，平章政事2人，左、右丞各1人，参知政事2人，另设左丞、商议尚书省事1人。十月，“以皇太子为尚书令诏天下”。中书省的官员，于次年正月定为“如安童居中书时例存设”。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尚书省罢。[22]此后，元廷没有再设尚书省之举。

从仁宗朝到顺帝朝，中书省所设宰相员数基本固定。按照文宗至顺元年（1330）的定制，右丞相、左丞相各1人，正一品；平章政事4人，从一品；右、左丞各1人，正二品；参知政事2人，从二品。[23]但有时只设右丞相，不设左丞相，形成“独相”局面。如英宗时依靠拜住推行新政，在至治二年（1322）十二月将拜住的中书省左丞相之职改为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独任以政”[24]。文宗即位后，为报答燕铁木儿的推戴拥立之功，特于至顺元年（1330）二月下诏：“昔在世祖，尝以宰相一人总领庶务，故治出于一，政有所统。今燕铁木儿为右丞相……左丞相其勿复置。”[25]顺帝时，伯颜、马札儿台、脱脱等人均有一段时间以“独相”总掌政务。

中书省右、左丞相品秩相同，但右丞相尊于左丞相，实居首相地位，所以当时人常称右丞相为“大丞相”。到元代中、后期，右丞相皆带有监修国史头衔，左丞相则只能带“同监修国史”的头衔。右、左丞相往往还带有“录军国重事”等荣誉性称号。[26]

中书省平章政事虽设多员，地位也不相同，有较严格的先后次序。诸平章中有“位居第一”或“位同列上”的首席平章，其下则为第二至第四平章等。[27]顺帝至正七年（1347），中书省置议事平章四人，其后又置添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乃至添设平章、左丞相等职，乃是根据需要临时采取的增加官员人数的措施。

宰相人选的决定权操在皇帝手中。忽必烈对任命宰相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他还宣布“如平章、右丞等职，朕当亲选择之”[28]。在具体运作中，现任宰相、怯薛成员、其他中央机构大臣，汉人儒臣乃至帝师的推荐，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皇帝有时还用占卜方式决定宰相人选，如深受皇帝宠信的正一教道士张留孙，被封为玄教大宗师，“天子卜相则问焉”，“进退大臣则问焉”；世祖时的任完泽为相，据说就是在张留孙占卜后做出的决定。[29]

皇帝命相的标准，首先考虑的是族别。“宰相内统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轻假非人”[30]。按照“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的原则，中书省最高长官右丞相必须是蒙古勋贵出任。一般情况下能够坚持这种做法，但也有一些特例。世祖时汉人史天泽曾任中书右丞相，是有元一代汉人任右相的唯一一例，还是与蒙古贵族不花、安童等同任右丞相之职；后来右丞相只设1员，史天泽则改为左丞相。色目人担任右丞相的共有7人，多是特殊情况下的择用，并不能说明色目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任首相之职。不少色目人亦有自知之明，如忽必烈晚年欲以康里人不忽木为丞相，不忽木即以“丞相惟国人义为”而推辞。[31]仁宗时回回人哈散两次出任右丞相，不久均以“非世勋族姓”“不厌人望”而让位。[32]相比之下，左丞相中色目人的比例较大，有14名色目人先后出任左丞相；汉人亦在左丞相中占了一点席位，有4人先后任左丞相之职。平章政事和右丞的职务，也大多由蒙古人、色目人包揽，只有左丞和参知政事较多地参用汉人。至于南人，则几乎没有机会挤入宰执队伍。有元一代，南人中只有叶李和危素在尚书省、中书省中任过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的职务。

皇帝选用宰执人员时，对“根脚”特别注意。怯薛出身被视为“大根脚”，最为皇帝所重视。绝大部分蒙古人、色目人宰相是由怯薛入仕的，汉人宰相亦有一部分来自怯薛。由吏入仕，是元朝时期另一条重要入仕途径，汉人宰相的大部分就是来自这一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拜相的人，在元代比例很小。出任宰相职务的人，除少数蒙古勋贵由怯薛直接拜相外，都是先任他职，逐步升至宰相。任行省、御史台、枢密院官员的人，入相机会较多。在中书省属宫中，参议中书省事是拜相率最高的职务。

宰相的内部升迁、改职、罢免等，也由皇帝决定。由中书省调到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任职的相臣，除个别例子外，没有明显降职的含义。但将中书省相臣调到行省任职，则有一定的贬黜意义。宰相亦有被弹劾或犯罪被免职者，还有因触怒皇帝或权臣被罢职者。有的人在去职后又受到进一步追究，被处死或流放；多数人则由皇帝给以一些荣衔，居翰林国史院、集贤院，既得到了皇帝的礼遇，又可以在一定时候起顾问作用。

第二节 中书省理政程序

元代中书省主要官员的职掌有较笼统的规定。中书令“典领百官，会决庶务”，但实际上是虚衔，中书省的实际最高长官是右、左丞相。中书省的右丞相和左丞相，“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平章政事。“掌机务，贰宰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右丞和左丞“副宰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参大政”[33]。丞相和平章习惯上被称为宰相，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习惯上称为执政，合称宰执。他们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议政和施政两个方面。

议政包括向皇帝奏禀政事，省内讨论各种政务，主持集议和接受咨询、谏诤封驳等内容。

中书省宰相每日都要共同议事，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报请皇帝批准。这里面包括了两个程序，一是中书议政，二是入宫奏事。中统二年（1261）中书省订立的十条省规，对议政和奏事有了明确的规定：

1.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于此限；

2.置勤政簿，凡公议决定之事均载于簿内，翻译时不得增减；

3.定时“圆议”事务，由首领官先排定需议事项，逐项讨论；事关重大且意见不同时将实情禀奏皇帝；

4.圆议时一般不需下属吏员回避，如果事关机密，无关人员退出；

5.同僚日出时到省，中午离省，十天休息一次，遇急务不拘此限；患病者需报知省官，以免耽误议事；

6.省官和属官各家不许接受词讼公文；

7.如遇缺员情况，圆议公选不许用门下人补充；

8.省府译史有定额，不得滥补；

9.奏事时各带译史一员；

10.公议时应避开当事人，决定后再面答及下达命令。

除省规外，还确定了公文署押和上下行文的程序。省府公文署押，右丞相和左丞相“五日轮番一秉笔，长官从上押右者处外边，一左一右，依次而下”。六部呈报的公文，“左右司官议定可否，粘方帖于部呈，上书送字，得都座准议，省杂批钧旨于后，其左右司元书送帖亦不揭去，用省印传其上，盖上下互为之防，然后送部施行”。此外还规定，“今后应奉朝旨，如无御宝并印信文字，不得辄行”[34]。

宰执共同议政，各抒己见，所议方案最后一般由丞相敲定。“自中统建元以来，中书省官少即五六员，多则七八员，列坐一堂，凡政事议行之际，所见异同，互相轩轾，待其国相可否之，然后为定。”[35]如有不同意见，争执不定，宰执可“各具奏禀”，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议定的事务，由首领官起草文件，宰执自上而下相继签署，没有丞相的最后署定便不能生效。

宰相入宫奏事，有严格的制度限制。皇帝的贴身怯薛云都赤，必须在场。“虽宰辅之日见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录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36]御史台属宫殿中侍御史，要随同奏事大臣一同进宫，“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为防止泄密而限制奏禀现场人员。[37]掌起居注的给事中，也在现场，“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记录之”[38]。

中书省宰执并非全体入宫奏事，“得奏事者，又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数人而已”[39]。有奏禀之权的一般是丞相和出身于怯薛的宰相。为防止奏事者隐瞒下情，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特别下令：“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语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后书之簿。不明以告而辄书簿者，杖必阇赤。”[40]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被很认真地执行。武宗时有人指出：“中书庶务，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议，即以上闻”；“况今省、台奏事，多则三人，少则一人，其余同僚皆不得预。有一人得旨而出，众人愕然不知者；有众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闻者”[41]。文宗天历二年（1329）十二月，中书省臣上言：“旧制凡有奏陈，众议定共署乃入奏。近年事方议拟，一二省臣辄已上请，致多乖滞”，问题依然如旧。[42]有入宫奏事资格的相臣，往往可以利用机会独倡己意，为元代中后期的首相专权打下了基础。

中书省宰相奏事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惟枢密院、御史台、徽政、宣政诸院许自言所职”；“内外大小诸衙门除奉行本管职事外，一应干系军、民、站、金场、银冶、茶、盐、铁户、课程、宝钞、刑名、粮储、造作、差役等事，毋得隔越中书省辄便闻奏，从而搅扰。事有必须奏闻者，亦须计禀中书省，然后奏闻”；“诸中书机务，有泄其议者，量所泄事，闻奏论罪”[43]。中书议政奏事，一般应是用人、理财等大事，但自成宗以降，各行省“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往作疑咨禀，文繁事弊”，给中书省议政奏事增加了极大的负担。针对“行省、六部诸衙门应处决而不处决，往往作疑咨呈都省”的现象，朝廷不断重申中书省“总弘纲”的职能，责令首领官等分拣文书，严格把关，要求各大小衙门自司其职，不要事无巨细都呈报中书省。[44]

宰相奏事后，皇帝下达旨意。宰相认为不当的旨意，可以覆奏，又称为封驳。中统四年（1263）八月，世祖规定“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45]。有元一代，在人事、赏赐、用刑等方面，都曾有过宰相封驳的事例。

中书省宰执的施政权，主要表现在发布命令、监督命令执行情况和亲自处理政务等方面。

朝廷颁发的制诏、玺书、符节、驿卷等，都必须通过中书省。在中书省下发的各种诏令、文件中，关于人事任命的文书占了很大比重，由此凸显出中书省辟官用人的重要地位。

中书省宰相“总持纲维，不屑细务”[46]，把握朝政大纲并监督各级官府执行朝廷决议。但有时宰执也要具体分管“庶务”。“中书大政所出，细而金谷铨选”[47]，钱谷、铨选等“细务”，有时要指定宰相专管。“天下庶务虽统于中书，而旧制，省臣亦分领之”。大致上是丞相总持纲维，平章以下分领庶务。延祐二年（1315），以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参知政事赵世延领钱帛、钞法、刑名，平章张驴、右丞萧拜住、参知政事萧从革领粮储、选法、驿传，就是宰执分工的极好例子。[48]

朝政大权归中书省，但元廷曾三次设立尚书省，与中书省并立，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尚书省本是专为“理财”设立的中央机构，它的前身是至元三年（1266）正月设立的制国用使司。[49]制国用使司“专职财赋”[50]，“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廪，百姓富饶，国用丰富，此制国用之职也”[51]。至元七年改制国用使司为尚书省，有人建议“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其铨选宜归中书，以示无滥”[52]，仍是把该省作为财政机构看待。但是忽必烈“急于富国”，把铨选官员的权力也交给了尚书省，“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省咨中书闻奏”。掌管尚书省的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引起中书省右丞相安童的非议，阿合马则声称“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责”。安童则不得不表示：“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53]中书省本是掌管全国朝政的中枢机构，职能是“条举纲维，著明纪律；总百揆，平万机；求贤审官，献可替者；内亲同姓，外抚四夷；绥之以利，镇之以静；涵养人材，变化风俗；立经国之远图，建长世之大议”[54]。尚书省分走中书省的理财权和用人权，中书省乃被架空，无法正常行使权力。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建立三省的建议，以解决“中书、枢密事多壅滞”的弊病，侍御史高鸣上书反对，他指出：“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55]由于朝内大臣反对分省的人居多，所以第一次尚书省分立时间较短。第二次、第三次分省，矛盾依然集中在财政权和用人权上，如桑哥领尚书省时，“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其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56]。武宗时欲再立尚书省，即有人指出：“顷之闻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如是则必增置所司，滥设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综理财用，在人为之，若止命中书整饬，未见不可。”[57]尚书省分立，实际上无所谓与中书省的行政分工，完全由尚书省操纵朝政，中书省形同虚设，中书宰辅也失去了实际意义。

中书省的衙署，原在金中都故城“四王府”内。大都城建成后，中书省移入新址，位于凤池坊北。后在五云坊东建尚书省衙署，“乃有北省、南省之分”，凤池坊为北省，五云坊为南省。至元二十四年（1287），中书省由北省移至南省办公。大德十一年（1307），移回北省。至顺二年（1331），再移至南省，直迄元亡。省衙有外仪、中仪、内仪三道门，内仪门内有正堂、正厅、穿廊各五间，宰相在正堂办公，僚佐的办事机构设在厅内。

“相臣擎其纲于上，参佐理其务于下”[58]，宰相理政，少不了僚属的具体操作。在中书省内设有以下参佐机构。

参议府 中统年间，已设有燕京行省参议等职，至迟到至元元年（1264），中书省正式设立了参议中书省事的职务。参议中书省事在中书省内有较特殊的地位，“特设席僚佐之上”[59]，“参议要官，非其才可以弥纶宰相，图回天下者，不足举其职”[60]。参议中书省事的职能是“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61]，被人们目之为“幕长”[62]。参议中书省事是宰相的首席僚属，在参加中书省议事和处理日常政务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不仅是令人羡慕的要职，也是人臣入相的一个重要途径。参议中书省事最多时曾设6员，后定制设4员，正四品，下设直属令史2人，参议府为其办事机构。

左、右司 中统元年（1260）设中书省时，即设立了提领左右司，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职。至元十五年（1278），分立左司和右司，后来有过两次短期合并。[63]左、右司的职能是“参赞宰臣，决理政务”[64]，“董正六曹，弥纶省咨，纪纲百司，举正文书之稽失”[65]。两司各设郎中2员，正五品；员外郎2员，正六品；都事2员，正七品。

左、右司分房、科治事。左司设六房三十一科：

吏礼房辖南吏、北吏、贴黄、保举、礼、时政纪、封赠、牌印、好事九科。

知除房辖资品、常选、台院选、见缺选、别里哥选五科。

户杂房辖定俸、衣装、羊马、置计、田土、太府监、会总七科。

科粮房辖海运、攒运、边远、赈济、事故、军匠六科。

银钞房辖钞法、课程二科。

应办房辖饮膳、草料二科。

右司设三房十七科：

兵房辖边关、站赤、铺马、屯田、牧地五科。

刑房辖法令、弭盗、功赏、禁治、枉勘、斗讼六科。

工房辖横造军器、常课段匹、岁赐、营造、应办、河道六科。[66]

从房科的设置不难看出，左司实掌吏、户、礼三部之事，“凡陶冶四海之官，与夫经国之赋，议礼制者皆出乎手”[67]。右司实掌兵、刑、工三部之事，“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号雄紧，而百工之事，尤为丛剧”[68]。这样的分工，与金代及以前的朝代基本相同。

在左、右司中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称为省掾，分为蒙古人、“回回”人、汉人三部分。蒙古、回回省掾多称为蒙古、回回必阇赤，所以狭义的省掾专指汉人省掾。蒙古必阇赤22人，左司16人，右司6人；汉人省掾初设31人，后增至60人，左司39人，右司21人；回回省掾14人，左司9人，右司5人。[69]

蒙古必阇赤和回回省掾，实际上就是其他衙门中的蒙古、回回译史，“写圣旨，掌奏事、选法、应办刑名文字”[70]；“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呈省文字止有汉字朱语，别无蒙古字事目，省房就命蒙古必阇赤标译了毕，方得呈押”。[71]

省掾中负全责者称为提控掾史，屯、右司各设2人。“中书东曹掾长幕次于左司之北，别为一所，坐隅鼎峙，几案相接，机务之繁，提纲挈领，靡不在是。或堂议有所未安，据引经义以折衷之；或符契部属，必署卷末而施行之；或承檄辟掾，品藻才行而进抑之；或勾检簿书，出内稽违而督责之。复设铜章，以别诡异之蔽，慎乃出令之所宜也。”[72]

省掾的作用也很重要，“夫掾持文墨，论议以接于上下者也，非有簪绂之华、爵位之荣也。然宰相佐天子诏天下，进退出内，生杀予夺，缉熙庶政，以成治功者，必自掾始，责亦重矣”。元代省掾的选拔要求很严格，只能从正、从七品文资职官和枢密院、御史台、六部、行中书省令史中选取，被选者必须要以吏能见长。省掾有明确分工，如左司汉人省掾39人，“提控掾二人，勾销一人，贴黄一人，知除六人，礼八人，征收总房二人，应办二人，杂房十有一人，银钞户差四人，会总一人，惟奏事一人，则二司兼焉”[73]。

断事官厅 作为蒙古国时期断事官制的延续，中书省初建时设断事官8名，[74]后来不断增加，至元八年（1271）始给三品银印，后定制设立断事官41员。中书省断事官“掌刑政之属”，与枢密院、御史台、宗正府、刑部的断事官合称为“五府”，“凡大狱之当析，要囚之当录”，都要由断事官“参伍听之”。断事官多由皇帝怯薛和皇后、太子、诸王属下怯薛人员充任，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断事官的下属有蒙古必阇赤2人，令吏12人，回回令史1人，怯里马赤2人，知印2人，奏差8人，典吏1人。[75]

客省使 中书省设客省使4员，正五品；副使2员，正六品，“掌直省舍人、宣使等员选举差遣之事”。直省舍人原设2员，后增至33员，秩从五品，“内则侍相臣之兴居，外则传省闼之命令，选宿卫及勋臣子弟为之。又择其高等二人，专掌奏事”[76]。中书省设宣使50人，“遇有钦奉诏书圣旨，差委宣使人等驰驿于本路开读了毕，即便回还”[77]。直省舍人和宣使的职责就是“掌奏事、给使、差遣之役”[78]。

检校厅 设检校厅的动议来自尚书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尚书省以户、工二部营缮出纳之繁，奏设是官，以核其程书。官二员，吏四人，其署在省之东偏。三十年，奏增为四员，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阁仓库文字之稽滞乖违者而纠正之。其官吏从东西曹阅公牍还，就署决事。”[79]检校官专为检查行政文书而设，“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诸检校官勾检中书、六曹之务，其有稽违，省掾呈省论罚，部吏就录罪名开呈”[80]。检校官虽然官秩为正七品，但位置重要，正如当时人所说：“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于天下，其属多矣。官有其事，职有其分，不得相越也。于文史无不得察视者，唯检校官为然。其于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于心膂之密，而望高职清，又有若宾客之优游者焉，盖他官莫之及也。”[81]

架阁库、承发司 中统元年初建中书省时，设架阁库官2员。后来专设管勾1员，秩正八品，“掌出纳四方文移缄腾启拆之事”，并置专门机构承发司。架阁库设管勾2员，专管文书收藏。[82]“中书省署之西偏为库，曰架阁。凡天下之图书、版籍、计金谷钱帛出纳之文牍，尊闳庋藏，以待夫考征之用者，咸在焉。”[83]由于两种管勾工作性质相近，所以常有互相兼职的情况。

中书省的宰相僚属，中统初年时还有详定官、理问官等，后均不设。常设僚属还有照磨，“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原设2员，后改为1员，正八品。知印4人，“掌执用省印”；设中书令时，置监印2人。省医3人。玉典赤（守门者）41人。怯里马赤（通事）4人。[84]

第三节 六部及其职能

中统元年（1260）四月设立的中书省，实际上主要依靠燕京行省的官吏实施政务管理。为解决中书省官吏缺乏的困难，“札付各道宣抚司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各一人”，“时选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及取要所业文字，审夫资身之术或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这批人的加入，充实了省掾、吏员乃至左右两部令史的队伍。中统二年六月，中书省正式设立左、右两部，每部设尚书2员，侍郎2员，郎中4员，员外郎6员；以赛典赤赡思丁、刘肃为吏户礼三部（左三部）尚书，宋绍祖、郝子明为郎中；宋子贞为兵刑工三部（右三部）尚书，焦仲益、李子敬为侍郎。随即给赛典赤加司农卿之职，仍领左三部；升员外郎王焕为左三部郎中。不久，又以石抹刚纥答为右三部尚书。[85]

至元二年（1265）二月，左、右两部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以麦术丁为吏礼部尚书，马亨户部尚书，严忠范兵刑部尚书，别鲁丁工部尚书”[86]。三年，四部又合为左三部和右三部。五年，再分为四部，吏礼部、兵刑部各设尚书2员，户部、工部各设尚书1员。七年正月，设尚书省，中书省四部改为尚书省六部。次年，又合为四部。十三年（1276），四部再度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并成为定制。

至元二十二年（1285）五月，中书省官员上奏：“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员为额，余悉汰去。”次年七月，铨定六部官员，“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并二员”。后尚书等又有所增减，至文宗时六部各设尚书3员，正三品；侍郎2员，正四品；郎中2员，从五品；员外郎2员，从六品。此外还有主事、蒙古必阇赤、令史、奏差、典吏等设置。[87]

各部因执掌不同而建立了相应的下属机构。

吏部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宋子贞即上言：“官爵，人主之柄，当自朝廷出。一命以上并付吏部，以为永选。”[88]吏部的职能，就是“掌天下官吏选授之政令。凡职官铨综之典，吏员调补之格，勋封爵邑之制，考课殿最之法，悉以任之”[89]。吏部公堂后称考功堂。“吏部考功堂者，行止局也……创于大德之初元（1297），申举于至顺之三年（1332）。初命文资尚书、侍郎董其事，郎中、员外郎、主事督令史书佐缮写而杂稽之。继命主事一人，不厘他务，专掌而迭理，一季则更一当次者焉。省部诸司，除吏竣事，则登载之，中外官沿牒报政则复考之。……故凡资序之替历，功过之殿最，或以姓氏，或以地望，或以致身之途，类聚而群分，纲撮而目睹者，旧为四千六百七十四，今所增秩七百六十有八。研磨有方，封职有令。用则启牍，而观之了然……有奸欺则按诘之。”[90]吏部设主事3员，“其一则四时递妨，职掌考功、磨勘，是专主案牍实为员二。贺幸上京，一员分曹扈从，则独著者又居一岁之半。画诺赞佐，调齐均平，人法并用，使事物各得其理”[91]。

礼部 礼部掌国家礼仪，就是“掌天下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之政令。凡仪制损益之文，符印简册之信，神入封溢之法，忠孝贞义之褒，送迎聘好之节，文学僧道之事，婚姻继续之辨，音艺膳供之物，悉以任之”。文宗时，命名礼部公堂为合化堂。[92]礼部的下属机构有以下几种。

侍仪司，“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设侍仪使四员，正三品；引进使知侍仪事2员，正四品；下置承奉班都知、通事舍人、侍仪舍人等职。

仪凤司（原名玉宸院），“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设大使5员，从三品；副使4员，从四品。下置云和署（掌乐工）、安和署（掌乐工）、常和署（管理回回乐人）、天乐署（管理河西乐人）、广乐署（管乐器）等机构。

教坊司，掌承应乐人，设达鲁花赤1员，正四品；大使3员，正四品；副使4员，正五品。下置兴和、祥和等署。

会同馆，“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尚书一人兼领馆事，下设大使、副使等职。

铸印局，“掌凡刻印销印之事”，设大使、副使各1人。

此外，还有专管制造诏旨宣敕用纸的白纸坊和供应柴草的掌薪司等机构。

户部 户部掌管全国户口、钱粮、土地，“凡贡赋出纳之经，金币转通之法，府藏委积之实，物货贵贱之直，敛散准驳之宜，悉以任之”。户部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所以有人说它“凡天下万物、籍账、府库、仓廪、宝货、钱粟、布帛，委输出纳，登耗饶乏之数咸隶焉，其任重也”[93]。户部下辖机构颇多，主要有以下数种。

都提举万亿宝源、广源、绮源、赋源四库，分管宝钞玉器、香药纸札、诸色段匹和丝绵布帛，各设都提举1员，正四品；提举1员，正五品；同提举1员，从五品；副提举1员，从六品。因四库钱帛事繁杂，又专设四库照磨兼架阁库，置管勾1员。

诸路宝钞都提举司，掌管钞币发行等务。中统元年（1260）七月，下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正式发行中统宝钞，并在燕京行中书省下设诸路交钞提举司，后以户部官兼提举交钞事。至元三年（1267）置制国用使司总领钱谷，下辖诸路交钞都提举司；八年十一月，罢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以户部辖各交钞提举司。至元十七年三月，设畏兀儿境内文钞提举司。二十四年八月，设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十月，立陕西宝钞提举司，并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设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司设达鲁花赤1员，正四品；都提举1员，正四品；副达鲁花赤1员，正五品，提举1员，正五品；同提举2员，从五品；副提举2员，从六品。都提举司下设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库等衙署。[94]

都漕运使司，掌运送储存粮草等务。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立军储都转运使司，置都转运使和副使，负责军需粮草的征发调用。三年十月，罢军储都转运使司，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诸路转运司。至元五年（1268），设漕运司。十二年，改为都漕运司。十九年十月，“由大都至中滦，中滦至瓜洲，设南北两漕运司”，“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内河漕运因河道淤塞困难重重，元廷遂改以海运为主，二十四年十一月，“命京畿、济宁两漕司分掌漕事”，京畿都漕运使司被视为内司，“止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新运粮提举司站车攒运公事”；济宁都漕运使司被视为外司，“领接运海道粮事”，“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攒运粮斛”，在河西务设立总司，分司于临清，通管海运和河漕。京畿运司下辖京城内的22仓，济宁运司下辖河西务14仓、通州13仓、河漕17仓等。两运司各设运使2员，正三品；同知2员，正四品；副使2员，正五品；判官（或运判）2—3员；正六品。[95]

税课提举司、转运司等，专掌课税征调，如大都宣课提举司（原名大都税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印造盐茶等引局，等等。

兵部 按照六部的分工，兵部应掌全国驿站、屯田、牧业、鹰坊等务，“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当时人亦认为：“今之兵曹虽不古，若其职所专，则邮置驿传递，屯田经正，畜牧征取，通朝廷之政令，定州郡之废置，此其大概尔。”[96]但是，兵部的职能常被中央其他专设机构分去。如驿站之务，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司，掌管全国驿站，十三年改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撤销通政院，驿站事务归兵部管理。同年，又在两都复设通政院，掌蒙古站赤，兵部只掌汉地站赤。延祐七年（1320），通政院又兼领汉地站赤。[97]又如屯田事宜，军屯隶于枢密院，民屯则分隶于大司农司和宣徽院。[98]其他如马匹牧养等有太仆寺专管；鹰坊则设有鹰坊都总管府等机构，大多隶于宣徽院之下。兵部实际掌管的只是山川城池图册、屯田户籍册等以及直属于兵部的几个打捕鹰房民匠等户都总管府。

刑部 刑部掌管全国刑狱，“凡大辟之按覆，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掌刑不得不慎，正如危素所说：“惟我国家立法制刑，必当其罪，反复审录，恐致衔冤，重而绞，轻而笞，权量校计，细入蓬芒，弗敢出其私情。”[99]蒙古人刑名之务，实际由大宗正府管领。刑部之下设有司狱司和司籍所等机构。

工部 工部掌管全国的工役造作，“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如果工役繁重，有时设行工部于营建之地，建设上都城时就曾设过行工部。直属工部的有提举右八作司、提举左八作司和各路人匠总管府及各种营造提举司、局等。

六部作为中书省的具体办事机构，被人视为“朝廷之手足”[100]，各部职掌明确，工作量却明显不同。正如有人所说：“朝廷设立六部，其官吏品秩相同，而职掌繁简有异。如礼、兵二部，礼以祭祀为大而有太常寺，兵以军旅为重而有枢密院。今者钱谷、造作一切等事尽归户、工，至其繁剧。”[101]财政钱粮、工役造作是“庶务”中的重头戏，户、工二部的具体事务当然要繁杂得多，所以在分建四部的时候，就专有这二部的建置。

“中书左右两司及六部等官，所以参赞宰臣，决理政务。”[102]作为宰执下属的六部官员，一般由宰相推荐人选，经皇帝批准任命，这一机制在中书省初建时已经形成。文宗天历二年（1329）五月，“命中书省臣拟注中书六部官，奏于行在所”[103]，表明这一做法在元朝后期依然被奉行。尚书等重要职务的人选，大多要经过宰执的讨论。顺帝时阿鲁图任中书省右丞相，“一日与僚佐议除刑部尚书，宰执有所举，或难之曰：‘此人疲软，非刑部所可用。’阿鲁图曰：‘庙堂即今选侩子焉？若选侩子须选强壮人。尚书欲其详谳刑牍耳，若不枉人，不坏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壮人耶。’左右无以答”[104]。这类事例还有不少，如“吏部尚书缺，堂议择人，左相谓参议王善夫可”[105]。元初期宰执为避嫌尚不愿与被推荐人选关系拉得太近，如中统二年（1261）宋子贞、刘素就任尚书之职后，曾前往任平章政事的王文统处面谢，王文统即以“公等皆朝廷遴选，谢于私门，非敢闻命”，辞而不见。[106]后来阿合马、桑哥等人公开破坏成制，提拔亲信，甚至把子弟安插到省部中任要职。如阿合马任平章政事后不久，侄别鲁丁即任工部尚书，后改为吏部尚书，又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赡思丁任礼部尚书，兼领会同馆。这种做法遭到朝臣反对，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别鲁丁等均被罢职。[107]中书省臣擢拔亲信分任六部要职，并未因阿合马等人失势而改变，只不过在一定时候稍有收敛而已。

六部官员各有其责，六部尚书等在其职权范围内发挥了理政作用，并促成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规。

首任右三部尚书的宋子贞，为推行朝廷罢世袭官、行迁转法的新任官政策，曾于至元二年（1265）与左丞相耶律铸一同“按行山东，调选所部长次官”，“复奏乞颁吏禄，定职田，以养廉勤而戒贪惰”[108]。至元五年，李昶任吏礼部尚书，“格品条式、选举礼文之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议，必延置上座，倾听言论”。七年，徐世隆任吏部尚书，“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为撰《选曹八议》”[109]。

首任左三部尚书的刘肃，“官曹典宪，多所议定”。左三部尚书马亨，后改任户部尚书，“金谷出纳，有条不紊。时有贾胡，恃制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帝以问亨，对曰：‘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今天下？’事遂寝。亨又建言立常平、义仓，谓备荒之具，宜亟举行。而时以财用不足，止设义仓”[110]。“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郝彬以行户部尚书经理两淮盐务，“请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仓，煮盐于场，运积之仓；岁首，听群商于转运司探仓筹定其所，乃贾卷，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为法”。至元七年，杨湜以户部侍郎兼交钞提举，“时用壬子旧籍定民赋役之高下，湜言：‘贫富不常，岁久寝易，其可以昔时之籍，而定今之赋役哉！’廷议善之，因俾第其轻重，人以为平。湜心计精析，时论经费者，咸推其能焉”[111]。建上都城时，谢仲温为工部提领，董其役。忽必烈对谢仲温说：“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112]顺帝时，丁好礼历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侍郎升为户部尚书，“时国家多故，财用空乏，好礼能撙节浮费，国家用度赖之以给”[113]。

在六部任职的官员，经常在各部中调换职务。如世祖时王构“历吏部，礼部郎中，审囚河南，多所平反”。高天锡由户部侍郎进兵部尚书。[114]刘好礼至元十九年（1282）入为刑部尚书，俄改礼部，又改吏部。二十一年，出为北京路总管，再入为户部尚书。[115]顺帝时，闵本由中书左司都事“五转为吏部尚书，移刑、户二部，皆以能见称”[116]，等等。而刑部的官员，又往往从监察机构官员中调用，如世祖时姚天福由山北道提刑按察使入为刑部尚书；成宗时尚文由江南湖北道肃正廉访使调任刑部尚书，后又改任中台侍御使，皆为其例。[117]

六部官虽然位置重要，但是在元代朝廷中地位并不很高。忽必烈时，六部尚书尚有直接向皇帝奏报要务的机会。康里人不忽木“为吏曹，历工曹转刑曹，凡三为尚书”。有钦察将领借入奴为兵为名取编民入兵籍，中书省遣王国用核实其数，反被诬告为不奉诏专行，“帝怒斩之，刑曹受成命矣”。不忽木入见忽必烈，指出：“敕惟以钦察之奴人者出而为兵，未闻以编民奴籍钦察。或西域、河西诸人例此杂取编民，以益其军，则天下之户耗矣。国用之忠宜旌，何罪而诛？”经再三陈辞，忽必烈听取了不忽木的意见。[118]但是一般情况下，六部官奏事还是要通过宰相。后来奏事制度日益严密，六部官很难再有面见皇帝陈奏政务的机会。皇帝甚至不认识某些六部官员。成宗大德三年（1299）二月，中书省右丞相完泽等向成宗面奏铨定的省部官员，并依次引见，成宗说道：“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即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119]仁宗皇庆元年（1312）十一月，更明确了“六部官毋逾越中书奏事”的规定。[120]

宰相对六部官员的工作可以直接进行监督，并对不合格者加以处罚。如桑哥任宰相时，“钟初鸣即坐尚书听事，六曹官后至者笞”。后因有人强调“刑不上大夫”，改为只笞打曹吏以下人员。[121]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其职，桑哥殴罢之而后上奏，忽必烈说道：“若此等不罢，汝事何由得行也。”[122]成宗即位后，也明确对中书省臣宣布：“中书职务，卿等皆怀怠心……又不约束吏曹，使选人留滞。桑哥虽奸邪，然僚属惮其威，政事无不立决。卿等其约束曹属，有不事事者笞之。”[123]武宗至大三年（1310）十月，因丞相三宝奴奏报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散，苟或怠弛，不必以闻，便宜罪之。其到任或一再月辞以病者，杖罢不叙”。原来中书省参议府、左右司及六部官员在官衙“日具一膳”，后因无专门开支而取消。三宝奴建议各赐钞二百锭，“规运取其息钱以为食”，得到武宗的同意。[124]仁宗皇庆元年（1312）三月，右丞相铁木迭儿上言：“自今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初则论决，不悛，则黜而不叙。”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铁木迭儿又上言：“比者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早退，政务废弛。今后有如此者，视其轻重杖责之。臣或自惰，亦令诸人陈奏。”仁宗答复道：“如更不悛，则废不叙。”[125]

六部官员处理“庶务”，难免有时与宰相意见不合。尤其是阿合马、桑哥任相时，部分六部官员常与之有矛盾。张雄飞出任兵部尚书，“平章阿合马在制国用司时，与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罗织其罪，同僚争相附会，雄飞不可。曰：‘时所犯在制国用时，平章独不预耶？’众无以答。秦长卿、刘仲泽亦以忤阿合马，皆下吏，欲杀之，雄飞亦持不可。阿合马使人啖之，曰：‘诚能杀此三人，当以参政相处。’雄飞曰：‘杀无罪以求大官，吾不为也。’阿合马怒，奏出雄飞为澧州安抚使，而三人竟死狱中”[126]。畏兀儿人唐仁祖，历工部侍郎、中书右司郎中等职，迁工部尚书，“桑哥以曹务烦剧特重困之，仁祖处之甚安。寻出使云中，桑哥考工部织课稍缓，怒曰：‘误国家岁用。’亟遣驿骑追还，就见桑哥相府中，遽命直史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违期必致汝于法。’左右皆为之惧。仁祖退，召诸署长从容谕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尔也。汝等勿惧，宜力加勉。’众皆感激，昼夜倍其攻，期未及而办，乃罢”[127]。刑部尚书不忽木与桑哥不和，桑哥“伺其退食，必欲罪其不坐刑曹，阖省叩请而免”[128]。丞相亦有改变主意，采纳六部官员意见的时候。仁宗时，曹伯启任刑部侍郎，右丞相铁木迭儿“一日盛怒，召公（曹伯启）等至曰：‘西僧讼某之罪，何为久弗治也？’众莫敢对。公徐进曰：‘某罪犯在赦前，故弗敢治。’相益怒。左丞起进曰：‘曹侍郎素称廉直，某罪诚如所言。’相怒稍解”[129]。铁木迭儿严令整肃省部官怠惰者，刑部尚书谢让指出：“刑狱，非钱谷、铨选之比，宽以岁月，尚虑失实，岂可律以常法乎！”铁木迭儿认为谢让言之有理，“由是刑曹独得不责稽违”[130]。顺帝至正四年（1344），盖苗任刑部尚书，“初，盗杀河南省宪官，延坐五百余家，已有诏除首罪外，余从原宥。至是，宰臣追复欲尽诛戮，苗坚持不可，御史趣其狱，苗曰：‘肆赦复杀，在法所无，御史独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宽仁乎！’卒用苗议。”[131]

由于宰相经常分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或者有意插手具体事务的处理，造成了宰相与六部之间的权限划分不严格，并影响了工作效率。至元初年，孟攀鳞曾向忽必烈建议：“百司庶府统于六部，纪纲制度悉由中书，是为长久之计。”[132]胡祗遹也曾指出：“大臣当决大政，不可烦劳，困以细事”，“事有定例者，当各归之六部与各属有司”[133]。但是实际上，“中书亲细务而宰相失体”的现象时有发生，[134]有人就曾指出阿合马任相时“接受司县职分所掌之辞状，亲米盐之细务，今日点仓，明日点库，外示公勤，内蓄奸贪，失大臣之体，辱朝廷之尊”[135]。成宗即位后，王约特别上奏，“请中书去繁文，一取信于行省，一责成于六部”。大德七年（1303）四月，“以中书文移太繁，其二品诸司当呈省者，命止关六部”[136]。不久刘敏中即指出：“中书省，宰相之府，所以临百司、统万机、定谋画、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也。其地不为不崇，其责不为不重。然居崇有容，任重有要；容宜肃，要宜简，盖肃者众所严，而简者繁之制也……至元初年，丞相到省，诸人无故不敢入外门，外门不敢入得入省房者少矣，不敢入省房得入都堂者绝少矣。是时诸房省掾所掌惟一钧旨簿，控制六曹而天下之事井井皆办，省中廓然，望如神明，得简肃之道也。厥后一二十年之间，巨奸继作，相踵一途，群小乘时蚁聚蝇附，莫不苟缘公事，以济私权。如胥吏管库之免除，匹帛斤丝之出纳，皆须琐碎呈禀，驳勘往来，竞以生事为能，号称用心出力，文随事具，日积日繁，由是检举困于两司，判署疲于八府，终日倥偬，特一繁剧大有司耳。……又每旦诸相入省，例引门下亲信亲辈诸人混入，森立满堂，或伪或真，互不能辨，内隐奸慝，亦莫可知。使郎吏启覆于喧杂之中，执政可否于厮役之后，不惟泄露政事，实为亏损尊严，兹可谓肃乎？详此二事，初若甚微，久而相仍，其弊实大。宜令六部各具所掌事务名件及施行体制，委官分间，凡有定例及涉细碎重复不必呈禀者，悉皆剔去，一取至元十年以前典故，遵依施行。仍禁约诸人不得入省门，每日诸大人聚会，亲随不许入后堂，堂内令有职役一人轮直，听候命令。知印、通事、省掾出入，恒不过四、五人，如议事皆令回避。”[137]刘敏中的建议并未被认真采纳。仁宗皇庆二年（1313），张圭任平章政事，“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中书之务，得专修宰相之职”，二月，仁宗“诏以钱粮、造作、诉讼等事悉归有司，以清中书之务”[138]。尽管如此，这类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六部官员有时可以被特别委派管理任职部门之外的其他部的事务。如刑部尚书谢让，被仁宗称为“老尚书”，并特别下旨：“六部事疑不决者，须让共议，而后上闻。”户部更定钞法，礼部议正礼文，谢让皆能参与意见。[139]中书省以外的其他中央机构官员，有时也临时被派到六部来参加具体事务的处理。如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尚野，曾在至大四年（1311）奉诏赴吏部，试用荫补官，就是一例。[140]

第四节 分管具体事务的专设中央机构

中书省及其下属的六部掌管国家政务，但是宗教、礼仪、农田水利等事务非常繁杂，不可能尽归在中书省、六部之下进行管理。按照历代中原王朝的旧有模式，元朝也在中央设立了一批分掌具体事务的专门机构。

分管全国宗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有宣政院、崇福司和回回哈的司等。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忽必烈封吐蕃高僧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掌释教”[141]。至元元年（1264），“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总制院置总制院使、同知总制院事等职，[142]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143]至元十七年三月，“立都功德使司，从二品，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之事”，由总制院使兼领司事。[144]二十五年（1288），尚书省右丞相桑哥向忽必烈提出：“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十一月，“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145]。宣政院设院使2员，同知2员，副使2员。宣政院使兼领都功德使司事。后宣政院使增至10人，从一品，“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宣政使之下，置同知宣政院事2员，正二品；副使2员，从二品；佥院2员，正三品；同佥2员，正四品。此外，还有院判、参议、经历、都事等职。[146]

至元二十八年九月，设行宣政院于杭州，掌江南诸省佛教。至元三十一年六月，罢都功德使司。大德七年（1303），复置功德司。至大四年（1311）二月，罢江南行宣政院。延祐五年（1318）九月，复立行宣政院于杭州，设官8员。泰定三年（1326）八月，罢行宣政院和功德使司。不久又复置。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御史台官员建议撤销行宣政院，得到文宗批准。天历二年十一月，罢功德使司，以其所掌归宣政院。至顺二年（1331）二月，设立京畿山后道、河东山右道、辽东山北道、河南荆北道、两淮江北道、湖北湖南道、浙西江东道、浙东福建道、江西广东道、广西两海道、燕南诸路、山东诸路、陕西诸路、甘肃诸路、四川诸路、云南诸路16个广教总管府，掌管僧尼之政。各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1员，由宣政院选流内官充任，总管由僧人出任。至顺二年三月，再立功德使司。[147]元统二年（1334）正月，罢广教总管府，立行宣政院于杭州，置院使2员，同知2员，副使2员，同佥、院判各1员。后至元元年（1335）四月，罢功德使司。二年五月，“西番寇起，置行宣政院”[148]。

行宣政院和功德使司作为宣政院的分支机构，主要是处理有关朝廷的宗教事务。具体宗教事务的管理，由“释教都总统”或“释教都总摄”负责。[149]宣政院的下属机构是设在路、府、州、县的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等，分管各地的寺院和僧徒。

宣政院是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的独立任官系统。将宗教与吐蕃的事务合在一起进行管理，显然是为了照顾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特点，[150]其他宗教管理机构，职掌则比较单一。

道教由集贤院负责管理。至元十三年（1276），正一道首领张宗演携弟子张留孙北上朝觐忽必烈，后张宗演南返，张留孙留在朝内。至元十五年五月，“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十六年二月，“诏谕宗师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二十五年，以张留孙预议集贤院事。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又以张留孙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151]张留孙去世后，吴全节继为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152]地方各教门每郡置道官1人，领其徒属，宫观则各置主掌。[153]道官的名目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154]

元朝时期基督教教徒和教士称为也里可温。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155]。“马儿”是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义为长老，“列班”义为教师，崇福司就是专门管理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156]延祐二年（1315）七月，升崇福司为崇福院，正二品，“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三月，又改为崇福司，仍为从二品。设司使4员，从二品；同知2员，从三品；副使2员，从四品。[157]

伊斯兰教士在元代被称作答失蛮，教徒被称为木速蛮。元朝时期入居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很多，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聚居区，各有答失蛮管教务，哈的大师（伊斯兰教法官）掌审判，管理教徒。中央掌管伊斯兰教的机构是回回哈的司，至大四年（1311）四月罢哈的司。后又复置回回掌教哈的所，文宗天历元年（1328）八月撤销。[158]

宗教教众间的纠纷诉讼，原来均由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哈的司及其下属机构处理。“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159]。各宗教利用朝廷的优容政策，不断发展势力，甚至相互倾轧，挑起纠纷。“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黄、祗候、曳剌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籍泼皮作过经断之人，不唯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160]。针对这种现象，至大四年二月，“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四月，“罢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头陀、白云宗诸司”。十月，“罢宣政院理问僧人词讼”；又规定，“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体例问者。外头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各罢了者”。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再次重申“回回哈的如旧祈福，凡词讼悉归有司，仍拘还先降玺书”。二年正月，因还有道教徒众词讼直接上报集贤院，更明确宣布道众“不拣有甚么勾当呵，依在前已了的只教管民官问者，集贤院官休侵犯者”。六月，规定“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这个规定从此后成为定例，其他宗教的刑事诉讼也参照这一规定执行。[161]

掌管礼仪、天文历算及文史典籍的中央机构为太常礼仪院、太史院、秘书监、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奎章阁学士院等。

忽必烈即位之后，汉人儒士极力主张尽快仿照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确立宫廷礼仪制度。中统元年（1260）设太常寺，置寺丞1员。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太常寺并入翰林院。次年，复立太常寺，置太常大卿1员，正三品，少卿以下5员。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升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至大四年（1311）五月，复改为太常寺。延祐元年（1314）八月，又升寺为院，并成为定制。太常礼仪院“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置院使2员，正二品；同知2员，正三品；佥院2员，从三品；同佥2员，正四品。太常院下原设侍仪司，后分出，只有太庙、郊祀、社稷、大乐等署为其下属机构。[162]

太常礼仪院不同于中书省礼部的主要之处在于它侧重于礼仪制度的制订和宫廷祭享仪式的主持。尤其是在忽必烈“效行汉法”的初期，各种朝廷礼仪制度的确立，几乎都是在太常卿、太常少卿等人主持下进行的。在以后的礼仪活动中，太常卿等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3]

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因为使用多年的金朝时编撰的《大明历》错误颇多，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新置局的名称为太史局。[164]十五年二月，改太史局为太史院，置太史令、同知太史院事等官7人，专掌天文历算等务。后定制设院使5员，正二品；同知太史院事2员，正三品；佥院2员，从三品；同佥2员，正四品。[165]太史院“凡推测星历诸生七十人，莅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历，分集于朝室。二曰测验，其官有灵台郎，有监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擎壶正，有司辰郎，分集于夕室”[166]。与太史院工作有直接联系的中央机构秘书监，设于至元十年（1273）正月，“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置秘书监卿4员，正三品；太监2员，从三品；少监2员，从四品；监丞2员，从五品。“其监丞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中统元年（1260）设立的司天台，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升为司天监，“掌凡历象之事”，置提点1员，正四品；司天监3员，正四品；少监5员，正五品；监丞4员，正六品。至元八年（1271）七月特设回回司天台，延祐元年升为回回司天监，设官与司天监基本相同。[167]

除前第一章所述的翰林院、集贤院等外，文宗时还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中央机构。

奎章阁学士院立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二月，因衙署建在大都兴圣殿西边的奎章阁内而得名。按照文宗的说法，“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实际上，文宗是希望“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延天下知名士充学士员”[168]。奎章阁学士院设大学士4员，正二品；侍书学士2员，从二品；承制学士2员，正三品；供奉学士2员，正四品。属官还有授经郎等。[169]被选入奎章阁的人可以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对政局及治道发表议论，如授经郎揭傒斯“教勋戚大臣子孙，文宗时幸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侍书学士许有壬“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皆一根至理，而曲尽人情”。承制学士李泂，“乃著书曰《辅治篇》以进，文宗嘉纳之。朝廷有大议，必使与焉”[170]。但是在权臣当道的元朝后期，这样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虞集出任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171]文宗除了勉励他们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他们在文化事业上发展。天历二年八月，立艺文监，隶于奎章阁学士院之下，“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艺文监置太监检校书籍事2员，从三品；少监同检校书籍事2员，从四品；监丞参检校书籍事2员，从五品。九月，“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次年九月，“以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命省、院、台诸司以次宴其官属”[172]。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的官员等积极加入了纂修《经业大典》的工作，至顺二年（1331）五月，《经世大典》修成。[173]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罢奎章阁学士院。至正元年（1341）六月，奎章阁被改名为宣文阁。[174]

世祖至元五年（1268）十月，中书省官员指出，“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忽必烈乃命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之职。十五年六月，“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十六年四月，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管随朝诸司奏闻事。[175]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后设2员，正四品，下置左、右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各1员。[176]给事中品位不高，但是能经常在皇帝身边活动，得到皇帝的信任，并成为晋升的资本。[177]

主掌礼仪、星算、文史的中央机构，是朝廷“文治”的点缀，不过是达到了“内有太常，有国史，有修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的水平。[178]这些机构官员的品秩虽然较高，但是介入朝政的实际作用很少，同样体现了统治者“养士而不用士”的用心。

元廷中央还设有专管农业、水利、牧业的机构大司农司、都水监、太仆寺等。

至元七年（1270）二月，立司农司，置官五员，以张文谦为司农卿，拟定劝农条画，设立四道巡行劝农司，每道派出劝农使和副使各一人，检查农业生产和兴办水利等事务。同时命令各路、府、州、县管民官兼理农事，用心劝课，年终考较成绩，申报司农司和中书省户部，作为考核官吏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同年十二月，升司农司为大司农司，增设各道劝农使、副使为4员。十四年五月，罢大司农司，以各道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179]十八年十月，设立农政院，置官6员，专领涿州、保定等地六屯事务。二十年，改农政院为务农司，不久又改为司农寺。[180]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同年十二月，在诸路分设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设江淮行大司农司。二十七年三月，罢行司农司和各道劝农营田司，仍由提刑按察司总劝农事，有关农桑事上报大司农司，纠察事申报御史台。三十年四月，又置江南行大司农司于扬州，元贞元年（1295）五月撤销。大司农司设大司农4员，从一品；大司农卿2员，正二品；少卿2员，从二品；大司农丞2员，从三品。[181]大司农司的下属机构有屯田府、籍田署、供膳司等。[182]

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命中书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募民佃种之”；“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五百万锭，以供其用”。至正十五年，“诏凡有水田之处，设大兵农司，招集人夫，有警乘机进讨，无事栽植播种”，先后设立了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183]

大司农司作为中央劝农机构，主要是管理官府开办的屯田和推广农业技术，《农桑辑要》等农书就是由大司农司刊行的，具体农业赋税的管理，还是由中书省户部负责。

中统四年（1263）九月，立漕运河渠司，置河渠使、副河渠使等职，提调各地的水利工程。至元二年（1265）改置都水监；七年，划隶大司农司之下。[184]十三年，都水监并入中书省工部。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复设都水监，直隶于中书省，“监、少监、丞各二员，岁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监于汴理决河，又分监寿张领会通河，官属如汴监，皆岁满更易”[185]。至大三年（1310）十一月，因黄河决溢，连年为害，中书省命都水监分监官专治河患，设汴梁分监。[186]延祐元年（1314）又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七年，复隶于中书省，置都水监2员，从三品；少监1员，正五品；监丞2员，正六品。大都河道提举司为都水监下属机构，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会通河牐官三十又三”[187]。

至正六年（1346）五月，因黄河连年决口，设河南山东都水监，“以专疏塞之任”。八年二月，又在济宁路郓城立行都水监，以贾鲁为行都水监事，考察河患。十一年二月，设河防提举司，隶于行都水监之下，掌巡视河道之责。当年四月，元廷展开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贾鲁以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总领工程。[188]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设立的群牧所，后改为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改卫尉院为太仆寺，隶于宣徽院之下。次年，太仆寺划隶中书省之下。太仆寺专门管理系官马匹的牧养及供应朝廷用马事务，置卿2员，从二品；少卿2员，从四品；寺丞2员，从五品。[189]

都水监和太仆寺作为专门的水利和牧业管理机构，大多数时间直接隶于中书省之下，成为六部之外的职能机构。

[1] 《元朝秘史》卷8，第203节。

[2] 《黑鞑事略》。

[3] 《蒙鞑备录》；《元史》卷2，《太宗纪》。

[4] 《黑鞑事略》。

[5] 《元史》卷2，《太宗纪》。

[6] 《黑鞑事略》。

[7] 《元史》卷2，《太宗纪》。《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8] 《元史》卷3，《宪宗纪》；卷134，《也先不花传》。

[9] 《元史》卷4，《世祖纪》；卷123，《布智儿传》。

[10] 《中统建元诏》。

[11] 《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206，《王文统传》。

[12] 王恽：《中堂事记》上、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81。

[13] 《中堂事记》下。

[14] 《经世大典序录·各行省》，《国朝文类》卷40。

[15] 《元史》卷5，《世祖纪二》。

[16] 《元史》卷6，《世祖纪三》；卷158，《姚枢传》《许衡传》；卷159，《宋子贞传》。

[17] 《元史》卷7，《世祖纪四》；卷85，《百官志一》。

[18] 《元史》卷8、14，《世祖纪五、十一》。

[19] 《元史》卷14、16、17，《世祖纪十一、十三、十四》；卷85，《百官志》。

[20]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21] 《元史》卷20、21，《成宗纪三、四》。

[22] 《元史》卷22、23，《武宗纪一、二》；卷24，《仁宗纪一》。

[23] 《元史》卷85，《百官制一》。

[24] 《元史》卷136，《拜住传》；袁桷：《命拜住为右丞相诏》，《国朝文类》卷9。

[25] 《元史》卷34，《文宗纪三》。

[26] 详见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

[27] 《元史》卷140，《太平传》、《铁木儿塔识传》；卷92，《百官志八》；卷113，《宰相年表》。

[28]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9] 虞集：《张公神道碑铭》，《道园学古录》卷41；袁桷：《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

[30] 《元史》卷176，《王寿传》。

[31] 《元朝名臣事略》卷4，《不忽木事略》。

[32] 《元史》卷26，《仁宗纪三》；卷205，《铁木迭儿传》。

[33]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34] 王恽：《中堂事记》中。

[35] 《元朝名臣事略》卷7，《史天泽事略》。

[3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云都赤》。

[37] 《元史》卷86，《百官志二》；卷102，《刑法志二》。

[38]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39]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40]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41] 《元史》卷22，《武宗纪一》。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卷2。

[42] 《元史》卷33，《文宗纪三》。

[43] 《元典章》卷2，《圣政一·振朝纲》。

[44] 《元典章》卷4，《朝纲一·政纪》。

[45] 《元史》卷5，《世祖纪二》。

[46] 《元史》卷137，《察罕传》。

[47] 阎复：《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48] 《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49] 《元史》卷6，《世祖纪三》。

[50] 《元史》卷170，《张昉传》。

[51] 陈佑：《三本书》，《国朝文类》卷14。

[52] 《元史》卷163，《马亨传》。

[53]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54] 陈佑：《三本书》。

[55] 《元史》卷160，《高鸣传》。

[56] 《元史》卷205，《桑哥传》。

[57]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8] 苏天爵：《中书省参议府左右司题名记》，《滋溪文稿》卷2。

[59] 黄：《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史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6。

[60] 姚燧：《同知行宣政院事张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0。

[61]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62] 《元史》卷176，《刘正传》。

[63] 王恽：《中堂事记》上。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64] 苏天爵：《章疏·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26。

[65] 许有壬：《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圭塘小稿》卷8。

[66]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67] 姚燧：《布色君神道碑》，《牧庵集》卷17。

[68] 黄：《中书省右司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69]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70] 《元史》卷84，《选举志四·考课》。

[71]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二》。

[72] 《中书左司小瀛洲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73] 李好文：《中书左司省掾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74] 王恽：《中堂事记》上。

[75] 王思诚：《中书断事官厅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元史》卷85，《百官志一》。

[76] 《元史》卷82，《选举志二·铨法上》。

[77] 《元典章新集》《礼部·礼制》。

[78]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79] 虞集：《中书省检校官厅壁记》，《道园学古录》卷8。

[80] 《元史》卷85，《百官志一》；卷102，《刑法志一·职制上》。

[81] 《中书省检校官厅壁记》。

[82] 王恽：《中堂事记》上。《元史》卷85，《百官志一》。

[83] 张以宁：《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84] 《元史》卷85，《百官志一》；《中堂事记》上。

[85] 王恽：《中堂事记》上、中、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82。《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卷160，《刘肃传》；卷85，《百官志一》。

[86] 《元史》卷6，《世祖纪三》。

[87] 《元史》，卷13、14，《世祖纪十、十一》；卷85，《百官志一》。

[88]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宋子贞事略》。

[89] 《元史》卷85，《百官志一》。下述职能、建置者同。

[90] 欧阳玄：《中书省吏部考功堂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91] 宋褧：《吏部主事厅题名记》，《燕石集》卷12。

[92] 《中书省礼部合化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93] 曾坚：《中书省户部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94] 《元史》卷6、7、11、14，《世祖纪三、四、八、十三》。

[95] 《元史》卷4、12、14，《世祖纪一、九、十一》；卷93，《食货志一》。

[96] 廉惠山海涯：《中书省兵部题名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97]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98] 《经世大典序录·屯田》，《国朝文类》卷41。

[99] 《中书省刑部提名续记》，《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

[100]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01] 王恽：《论六部职掌繁简事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9。

[102] 苏天爵：《章疏·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26。

[103] 《元史》卷33，《文宗纪二》。

[104] 《元史》卷139，《阿鲁图传》。

[105] 孛术鲁翀：《韩昌神道碑》，《菊潭集》卷2。

[106] 王恽：《中堂事记》中。

[107] 《元史》卷6、10，《世祖纪三、七》；卷205，《阿合马传》。

[108]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宋子贞事略》。

[109] 《元朝名臣事略》卷12，《李昶事略》《徐世隆事略》。

[110] 《元史》卷160，《刘肃传》；卷163，《马亨传》。

[111] 《元史》卷170，《郝彬传》《杨湜传》。

[112] 《元史》卷169，《谢仲温传》。

[113] 《元史》卷196，《忠义传四》。

[114] 《元史》卷164，《王构传》；卷153，《高宣传》。

[115] 《元史》卷重67，《刘好礼传》。

[116] 《元史》卷196，《忠义传四》。

[117] 《元史》卷168，《姚天福传》；卷170，《尚文传》。

[118] 《元朝名臣事略》卷4，《不忽木事略》。

[119] 《元史》卷20，《成宗纪二》。

[120]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21] 杨载：《赵孟頫行状》，《松雪斋文集》附录。

[122] 《元史》卷205，《桑哥传》。

[123]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124] 《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25] 《元史》卷24、25，《仁宗纪一、二》。

[126]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127] 《元史》卷134，《唐仁祖传》。

[128] 《元朝名臣事略》卷4，《不忽木事略》。

[129] 苏天爵：《曹伯启祠堂碑》，《滋溪文稿》卷10。

[130] 《元史》卷176，《谢让传》。

[131] 《元史》卷185，《盖苗传》。

[132] 《元史》卷164，《孟攀鳞传》。

[133] 胡祗遹：《即今弊政》，《紫山大全集》卷22。

[134] 黄：《徐毅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

[135] 胡祗遹：《论臣道》，《紫山大全集》卷21。

[136] 《元史》卷178，《王约传》；卷21，《成宗纪四》。

[137] 刘敏中：《奉使宣抚言地震九事》，《中庵集》卷15。

[138] 《元史》卷24，《仁宗纪一》。虞集：《张公（珪）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8。

[139] 《元史》卷176，《谢让传》。

[140] 《元史》卷164，《尚野传》。

[141] 《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202，《释老传》。

[142] 《元史》卷87，《百官志三》；卷205，《桑哥传》；卷130，《阿鲁浑萨理传》。

[143] 详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4] 《元史》卷11，《世组纪八》。

[145]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卷205，《桑哥传》。

[146] 《元史》卷87，《百官志二》；卷202，《释老传》。

[147]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卷18，《成宗纪一》；卷26，《仁宗纪三》；卷30《泰定纪二》；卷32、33、35，《文宗纪一、二、四》。

[148] 《元史》卷33。

[149] 详见陈高华《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150] 详见仁庆扎西《元代管理吐蕃的中央机构宣政院》，《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51]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卷22，《武宗纪一》。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

[152] 《元史》卷28，《英宗纪二》；卷202，《释老传》。

[153] 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50。

[154]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50。

[155]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卷89，《百官志五》。

[156] 详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157] 《元史》卷25，《仁宗纪二》；卷27，《英宗纪一》；卷89，《百官志五》。

[158] 《元史》卷24，《仁宗纪一》；卷32，《文宗纪一》。

[159]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160] 《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也里可温教》。

[161] 《元史》卷24，《仁宗纪一》。《通制条格》卷29，《僧道·词讼》。

[162] 《元史》卷7，《世祖纪一》；卷22，《武宗纪一》；卷24、25，《仁宗纪一、二》；卷88，《百官志四》。

[163] 《元史》卷160，《王磐传》《徐世隆传》；卷164，《王构传》《魏初传》；卷72—77，《祭祀志·一一六》。

[164] 《元史》卷9，《世祖纪六》。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滋溪文稿》卷9。

[165]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卷88，《百官志四》。

[166] 杨桓：《太史院铭》，《国朝文类》卷17。

[167] 《元史》卷7、8，《世祖纪四、五》；卷90，《百官志六》。

[168] 《元史》卷33，《文宗纪二》；卷182，《谢端传》。

[169]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70] 《元史》卷181，《揭傒斯传》；卷182，《许有壬传》；卷183，《李泂传》。

[171] 《元史》卷181，《虞集传》。

[172] 《元史》卷33，《文宗纪二》；卷88，《百官志四》。

[173] 《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74] 《元史》卷40，《顺帝纪三》。

[175] 《元史》卷6、10，《世祖纪三、七》。

[176]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177] 《元史》卷144，《月鲁帖木儿传》《星吉传》。

[178] 魏初：《奏议》，至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奏，《青崖集》卷4。

[179] 《元史》卷7、9，《世祖纪四、六》；卷87，《百官志三》。

[180] 《元史》卷11，《世祖纪八》；卷100，《兵志三·屯田》。

[181] 《元史》卷14、16、17，《世祖纪十一、十三、十四》；卷18，《成宗纪一》。

[182] 宋褧：《司农司题名记》，《燕石集》卷12。

[183] 《元史》卷43、44《顺帝纪六、七》；卷92《百官志八》。

[184] 《元史》卷5，《世祖纪二》；卷164，《郭守敬传》。

[185]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宋本：《都水监事记》，《国朝文类》卷31。

[186] 《元史》卷65，《河渠志二》。

[187] 《元史》卷90，《百官志六》。《都水监事记》。

[188] 《元史》卷41、42，《顺帝纪四、五》；卷92，《百官志八》。

[189]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卷90，《百官志六》。

第三章 地方行政体制

第一节 大蒙古国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

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大规模编组千户，将全蒙古的百姓纳入了严密的组织系统之内，以千户取代了过去的部落、氏族组织，作为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千户那颜（千户长）由大汗册封，在本管范围内，掌握着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千户那颜下置百户和十户那颜。各千户都有自己的草原领地，各千户所管百姓不许变动，私投其他单位的人要受到严厉的责罚。对草原地区的管理，这样的组织形式是行之有效的。[1]

蒙古大汗以所谓“六事”来控制新占领的地区，（1）君长亲朝；（2）子弟入质；（3）编民数；（4）出军役；（5）输纳税赋；（6）置达鲁花赤。[2]只要这些条件能够得到保证，降人即能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取得专治一方的特权。“国家自开创已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3]。中原汉地更是如此，“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4]，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汉人世侯，“藩方侯伯，牙错棋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赋专杀”，而且手中握有重兵，“多者五七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5]。地方行政建制混乱，难以调度，官名更是混杂，“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6]。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daruqaci的音译，意为“镇守者”，设在新占领的地区，位于当地长官之上，享有最后裁定军民政务的权力。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在中原设有黄河以北铁门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山西大达鲁花赤、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以及某些路、州的达鲁花赤等。达鲁花赤多由蒙古大汗信任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代表蒙古统治者监视汉人世侯和地方官员。[7]

蒙古汗廷以札鲁忽赤掌管行政、司法的制度，不久即被推行到地方，在中原、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地先后设置了札鲁忽赤，掌管当地的政务。汉人因金朝旧制，习惯上称札鲁忽赤为行省，如所谓燕京行尚书省，又称“行台”，实际上就是汗廷断事官的办事机构，“朝廷置断事官于燕，曰司琼林囚之人，人则曰行台”[8]。此外，还有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称谓。[9]将札鲁忽赤与行省的称谓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元朝行省制度的开端。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立额征税。太宗二年（1230），设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十路课税所，以原金朝的士大夫陈时可等任征收课税使。这种课税所，不过是把金朝各路转运司的机构加以恢复，“以军国大计，举近世转运司例，经理十路课税，易司为所，黜使称长，相丰歉，察息耗，以平岁入”[10]。针对“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肆其富强，肆为不法”的现象，耶律楚材更进一步提出了军民分治的建议：“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11]，但未被窝阔台采纳。不久，蒙古汗廷又“分城邑以封功臣”，投下领地遍布于中原汉地（详见后第四章），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无法步入正轨。

宪宗三年（1253），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在受封的京兆封地内进行“文治”试验，设立京兆宣抚司（又称陕西宣抚司），对该地实施行政管理，但四年后即因蒙哥汗的“钩考钱谷”而撤销。[12]

第二节 元朝前期的宣抚司和宣慰司

忽必烈即位后，马上着手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建设。中统元年（1260）五月，设立了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十路（道）宣抚司，任命原王府幕僚等充任各路宣抚使、副使。宣抚司的职掌，包括签发士兵、输送军需物资、征收赋税等。宣抚司由燕京行中书省掌管，当年年底，行省置司，“集诸路计吏类校一岁簿账，时相领务者退食后日一至，有未便即改”。中统二年正月，“省府议所有合行事理，札付各路宣抚司榜谕”，内容包括征收军需物品的具体规定，命令各路宣抚司验灾情减免租税、限制军马践踏农田，要求宣抚司官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茂才、平盗贼、审刑狱等，并特别宣布：“州县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发均平；苟非其人，定是差发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责罚，何由激劝惩戒。据本路见任官吏，如有赃污事者，国有常典；其才能异众廉干可称者，仰宣抚司开坐事迹保申来，以凭闻奏，超擢任用。”[13]忽必烈由上至下地建立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在燕京行中书省下设宣抚司，对州县进行管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是可行的，但世侯、投下专治一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中统二年二月，各道宣抚使与燕京行省官员一同北上开平。四月，中书省和燕京行省诸宰相“圆坐雠校九道宣抚使”，“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同时，颁发了宣抚司“条画”。这个条画对后来地方行政管理颇有影响，包括以下内容：

1.各路总管府要验实本管地面现住人民户，从实征收科差；

2.各路管民官以民户安、差发办为称职；

3.设信牌于各路管府，用于催办一切公事。信牌“编立字号，令长官、次官圆签，于长官厅事封锁收掌。如总管府行下州府科催差发并勾追官吏等事，所用信牌随即附簿粘连文字，上明标日时，定立信牌回日、勾销并照勘稽迟限次，究治施行。若虽有文字无信牌，或有信牌无文字，并不准用。回日即仰本人赉擎前来，赴总管府当厅缴纳”；

4.宣抚司提领各路急递铺；

5.宣抚司官员如有紧急公务赴省部面议，可用驿站铺马，一般公事不得滥用“起马札子”；

6.宣抚司官在颁俸之前暂按使臣分例批支；

7.宣抚司下暂设20个曳剌祗侯人。[14]

按行政法规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条画还是过于粗略，需要补充内容。为限制投下领主的权力，六月，忽必烈下诏禁止诸投下擅遣使者招收人户和取索钱债，规定“今后遇有各投下拘刷起移民匠、取索钱债，先须经由本路宣抚司，行下达鲁花赤、管民官”，“不得似前径直于州县一同搔扰”。同时命十路宣抚司与管民官定盐酒税课等法。同年十一月，罢十路宣抚司，召各路宣抚司官员赴都。[15]忽必烈即位时宣布“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16]，宣抚司只是地方总司的一种短暂的过渡形式。

宣抚司的撤销与行省的增设有关。中统元年八月，立秦蜀行中书省，原京兆路宣抚使廉希宪出任行省官。二年九月，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原西京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出任行省官。[17]行省与宣抚司并置，机构重叠，不宜于管理。行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行中书省并非专为行政管理而设，亦可为军事行动而置。特别是设立枢密院之后，“有征伐之事，则或置行省，与行枢密院迭为废置”[18]。

中统三年二月，设益都行中书省，协助大军平定李坛叛乱；又设行宣慰司于大名，“洺磁、怀孟、彰德、卫辉、河南东西两路皆隶焉”。三月，置平阳太原行宣慰司和北京行宣慰司。四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十二月，设十路宣慰司和十路转运司，地方官府开始实行军民分治，规定“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19]。宣慰司由此成为地方行政管理总司，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这种模式。

与宣慰司同一级别的军政管理机构是统军司（详见本书第五章）。为明确两者的职掌，中统四年正月特别规定“军民官各从统军司及宣慰司选举”。至元元年（1264）正月，“敕诸路宣慰司，非奉旨无辄入觐”。八月，颁发新条格，内容包括“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同时，还颁发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20]

从至元二年到至元九年，元廷先后设置了五个行省。至元二年十二月，罢北京行中书省，“别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州郡”。三年二月，罢西夏中兴行中书省，立宣慰司。五月，罢益都行中书省。十二月，四川行枢密院改为行中书省。五年十月，设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六年十月，设东京行省。四川、河南、东京行省，都是以征伐事务为主的机构，只有陕西行中书省稍具行政管理的特征。七年三月，河南、陕西、东京行中书省均因设立了尚书省而改名为行尚书省。八年三月，立两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九月，罢陕西行省，设四川行尚书省于兴元（后迁往成都），京兆等路直隶于尚书省管辖。九年正月，东京、中兴、四川、河南四个行尚书省改为行中书省，又在京兆复立行中书省。[21]

从至元十年开始，为大举攻宋做准备，进行了机构调整。十年三月，罢中兴行省。四月，罢四川、河南行中书省，设立行枢密院。九月，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22]。十一年八月，确定以河南行中书省统领攻宋大军，另设行枢密院等机构协助军事行动。

元廷很快将中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用于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一批行中书省和宣慰司。至元十三年六月，更明确规定“设各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十二月，“定江南所设官府”，并且任命了浙西、浙东、江西、江东、湖北五道宣慰使。此后，又有广西、江西、黄州、福建、广东、海南等宣慰司的设置。[23]由于行中书省与宣慰司并置，造成了官冗事繁的现象。至元十五年六月，“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额设员数外，余悉罢去。仍削去各官旧带相衔。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以其事隶行中书省”。至元十九年六月，江南设置的宣慰司达十五道，有四道与行中书省并置，命罢宣慰司。至元二十年三月，罢福建宣慰司。七月，“减江南十道宣慰司官一百四十员为九十三员”。二十一年二月，浙西宣慰司从杭州迁往平江，黄州宣慰司并入淮西宣慰司。二十二年正月，罢福建行中书省，设福建宣慰司，隶江西行中书省之下。[24]

以宣慰司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做法，也适用于四川和云南。至元十六年正月，分四川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庆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宣慰司”。四川行中书省并未撤销，六月，“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为其明证。至元十九年十月，“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结果是将四川西道宣慰司从成都移至碉门，撤销四川北道和东道宣慰司。二十五年五月，四川行中书省迁至重庆，四川西道宣慰司迁回成都。[25]至元十二年正月，设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云南行中书省节制。至元十九年九月，以官府重叠，撤销了云南宣慰司。[26]

北方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也做了一些调整。至元十五年七月，改开元宣抚司为宣慰司。至元十九年五月，罢南京宣慰司。十月，罢西京宣慰司。十一月，复立南京宣慰司和西京（京兆）宣慰司。至元二十二年三月，设真定、济南、太原、甘肃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并订立了条格。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四月，中书省请求设立汴梁行中书省和燕南、河东、山东宣慰司，忽必烈指示：“南京户寡盗息，不必置省，其宣慰司如所请。济南乃胜纳合儿分地，太原乃阿只吉分地，其令各位委官一人同治之。”七月，罢东京等处行中书省，复置北京、咸平等三处宣慰司。二十四年五月，济南宣慰司移治益都。[27]

至元二十三年裁减内外官员，十二月，规定诸道宣慰司在内地者设官4员，在江南的宣慰司设官6员。[28]

对宣慰司的职责等又有了一些新的规定。至元十五年四月，“以江南土寇窃发，人心未安，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贵等，分道抚治军民，检核钱谷；察郡县被旱灾甚者、吏廉能者，举以闻；其贪残不胜任者，劾罢之”。所谓分道抚治，就是派行中书省官员到各宣慰司巡视，督促宣慰司官员恪尽职守。又规定“自今罢免之官，宰执为宣慰，宣慰为路官，路官为州官。淮、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五月，规定“其宣慰司官吏，奸邪非违及文移案牍，从本道提刑按察司磨刷”。十月，又明令“河西、西京、南京、西川，北京等宣慰司案牍，宜依江南近例，令按察司磨照”。宣慰司官员所带虎符均被朝廷收回，只有江南降官的虎符暂不追回。至元十六年二月，“诏河南、西京、北京等路课程，令各道宣慰司领之”。五月，中书省请求复授宣慰司官员虎符，忽必烈没有同意。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敕管军万户为行省宣慰使者，毋兼管军事；仍为万户者，毋兼莅民政”，这样的规定，无非继续强调军民分治的原则。[29]

由于在江南地区经常有四至五个行中书省与诸道宣慰司并置，对行中书省的行政职能也做出了相应规定。至元十五年五月，规定“自行中书以下应行公务，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七月，“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有知书者，恐于吏治非便，分命崔斌至扬州行省，张守智至潭州行省”。十二月，规定“千户以下并从行省授官”。二十四年二月，“敕行省、宣慰司勿滥举官吏”[30]。

对是否以宣慰司或行中书省作为固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有人抱怀疑态度。如来自江南的程钜夫就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窃谓省者古来宫禁之别名，宰相常议事其中，故后来宰相治事之地谓之省。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此何义也？当初只为伯颜丞相等带省中相衔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镇压远地，止是权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踞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般欺隐，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然则有省何益，无省何损？又其地长短不均，江淮一省，管两淮、两浙、江东，延袤万里，都是繁居要会去处，而他省有所不及其五分之一。如此偏估，难为永制。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罢诸处行省，立宣抚司：一浙东西，二江东西，三淮东西，四福建，五广东西，六湖南北，自江淮以南止并为六个宣抚司；其为宣抚使者，许带旧日相衔。外如诸道宣慰司，今日止是过道衙门，有无不加损益，宜尽行革罢，归其权于宣抚司。凡旧日行省、宣慰司职事，皆于宣抚司责办。其江淮诸道军马，分立六个元帅府，但是有宣抚司处便有一个元帅府，管诸万户以下军官，专一讨灭盗贼。如此军民之事有何乖误，何必令外面权臣借大名分、窃大威权以恣横于东南哉？”[31]

第三节 行省制度的确立

忽必烈在位期间，行省的建置经常变化，相比之下，各道宣慰司是比较固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但大多数宣慰司已被置于行省的管辖之下。有人指出：“国家自平江南以来，内而省部、密院等衙门，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州县官”，就是对当时的组织系统的极好说明。[32]尽管有人对行中书省的行政管理功能有所怀疑，但它作为地方行政总司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立辽阳行省之后，全国已有江淮、江西、福建、四川、云南、湖广、甘肃、安西、辽阳等9个行省的建置。从至元二十五年开始，行省的行政权力日益明确。如当年三月，命江西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五月，“诏湖广省管内并听平章政事秃满、要束木节制”，又命四川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十一月，命福建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等等。[33]至元二十八年设立河南行省之后，行中书省的建置渐趋固定。成宗、武宗两朝，相继撤销各道宣慰司，行省下统路、府、州、县的管理体制走向定型。

经过多次改易后固定设置的行中书省有以下10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设辽阳等处行尚书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后改称行中书省。成宗大德七年（1303）七月，罢辽东宣慰司。[34]辽阳行省下辖辽阳、广宁府、大宁、东宁、沈阳、开元、东宁等七路和咸平府，以及合阑府水达达等路，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35]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设立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江北州郡割隶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二十九年正月，罢河南宣慰司，“以汴梁、襄阳、河南、南阳、归德皆隶河南行省”，并将荆湖北道、淮西道、淮东道三道宣慰司划归河南行省之下。六月，又因设河南行省，“诏江北诸城悉隶其省”，但宣布汉阳隶湖广行中书省。[36]成宗大德三年（1299）二月，罢荆湖南道和淮西道宣慰司。[37]河南行省下辖汴梁、河南府、襄阳、蕲州、黄州、庐州、安丰、安庆、扬州、淮安、中兴、峡州12路，南阳、汝宁、归德、高邮、安陆、沔阳、德安7府，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3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自四川行省分出后，陕西行省仅统奉元、延安、兴元、巩昌4路，凤翔、平凉、临洮、庆阳等府，治京兆（今陕西西安），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甘肃部分地区。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四川行省从重庆迁回成都；七月，四川宣慰司迁回重庆。成宗大德二年（1298）二月，“徙重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成都”。大德七年六月，罢四川宣慰司。[38]四川行省下辖成都、嘉定府、广元、顺庆、永宁、重庆、夔、叙州、马湖9路，潼川、绍庆、怀德三府，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陕西、湖南部分地区。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十八年七月，陕西四川行省分省于河西，治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至元二十二年三月，罢甘州行中书省，设宣慰司，隶宁夏（安西）行中书省。后复置甘肃行省。成宗元贞元年（1295）九月，宁夏行中书省并入甘肃行中书省。[39]甘肃行省下辖甘州、永昌、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府、兀剌海7路，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 云南行省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至元三十一年四月，云南行省上报所定路、府、州、县：上路2，下路11，下州49，中县1，下县50。[40]后云南地方行政建制又有改变，定制为中庆、威楚开南、武定、鹤庆、丽江、东川、茫部、孟杰、普安、曲靖、徵江、普定、建昌、德昌、会川、临安、广西、元江、大理、孟怜、孟莱、金齿、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麓川等37路，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和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十三年七月，在扬州设立行中书省，称江淮行省，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二月，江淮行省迁往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七月，江浙行省官员上奏：“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忽必烈同意将江浙行省改为江淮行省。二十八年十二月，又改江淮行中书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福建行省原与江西行省数次分合，成宗大德三年（1299）二月，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41]江浙行省下辖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衢州、婺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泉州、兴化、绍武、延平、汀州、漳州30路和松江府，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江西行省移治于吉州。六月，“别给江西行省印，以便分省讨贼”。二十八年二月，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省之下。后福建又立省，至成宗大德三年后江西行省建置基本固定下来，省治龙兴（今江西南昌）。[42]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江州、南康、赣州、建昌、南安、广州、韶州、惠州、南雄、潮州、德庆、肇庆18路，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和广东省。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十一年三月设立的荆湖行省，次年五月在江陵治事，称为荆湖南路行中书省。十三年五月，设鄂州行省。十四年三月，荆南行省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湖南行省，又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改名为湖广行省。十八年二月，湖广行省迁治鄂州（今湖北武汉）；后又迁潭州，至元二十八年四月复迁回鄂州。[43]湖广行省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靖州、天临、衡州、道州、永州、全州、宝庆、武冈、桂阳、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思明、太平、雷州、化州、高州、钦州、廉州等30路及汉阳等3府，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3省大部分及湖北省南部地区。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 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在和林设立了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1312）二月，改和林行省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路为和宁路。岭北行省辖境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44]

上述10个行中书省的管区，实际上成为元廷的十大行政区划。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单列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书省直辖地区，一个是宣政院管辖的地区。

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当时称为“腹里”。隶属于中书省的有大都、上都、兴和、永平、德宁、净州、泰宁、集宁、应昌、全宁、宁昌、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彰德、大名、怀庆、卫辉、河间、东平、东昌、济宁、益都、济南、般阳府、大同、冀宁、晋宁29路，辖境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3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分由三道宣慰司管领。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于至元初年，治河州（今甘肃临夏），辖朵思麻路等地，故又称朵思麻宣慰司，辖境包括今青海东部、甘肃甘南、四川阿坝等地区。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辖朵·甘思等地，又称朵甘思宣慰司，辖境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及青海玉树、果洛等地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设于至元十六年至十八年之间，管领乌思（前藏）、藏（后藏）和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路）地区，辖境大致相当于今西藏地区。[45]

除了正式行政建置的行中书省外，有时还专门设置用于出征的行省，如安南行省、征缅行省、征东（日本）行省等，事毕则罢。元朝末年，为镇压红巾起义军，曾增设淮南江北、福建、广西等行省。

行省建制固定之后，多数宣慰司被陆续撤销，但有些宣慰司依然保留下来，成为行省的下属机构，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郡县又远于省，若有边徼之事者，则置宣慰司以达之”[46]；“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47]。

元朝中后期保留的宣慰司有二十余个。中书省治下有山东东西道、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岭北行省下有称海宣慰司。河南行省下有淮东道、荆湖北道宣慰使司。四川行省下有四川南道宣慰司。云南行省下设宣慰司最多，有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曲靖等路宣慰司、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罗罗斯等处宣慰司、亦奚不薛宣慰司、蒙庆（八百）等处宣慰司、银沙罗甸宣慰司、邦牙等处宣慰司等。[48]江浙行省下置浙东道、福建道宣慰使司。江西行省下有广东道宣慰使司。湖广行省下有湖南道宣慰司、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等。[49]

对内地宣慰司的行政功能，颇有人提出异议，如马祖常就曾指出：“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诏、两广、福建外，如淮东、浙东、荆南、山东四道，并为无用，徒月费俸廪，坐养官吏而已。如依准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镇路分总管达鲁花赤带受本道宣慰使等职名，钤辖数路，上不烦朝廷虚设职官人吏，下不使数路官府牵制烦复，无益于事。”[50]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宣慰司作为行省下属的一级固定行政机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被人们所认可的。与元朝前期所不同的，只是宣慰司失去了独立的地方“总司”的地位。如元贞元年（1295）十月，御史台官员建议：“乞自今监察御史廉访司有所按核，州县官与本路同鞫，路官与宣慰司同鞫，宣慰司官与行省同鞫。”这个建议被成宗所采纳，亦说明地方行政机构的上下关系已很清楚。[51]在给地方官员的诏令中，亦是行省与宣慰司并提，把宣慰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处理。如大德九年（1305）二月，令举廉能之人，“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各举五人”[52]。至大元年（1308）七月，因各处行省、宣慰司官“多以结托来京师”，特别规定“各处行省、宣慰司及在外诸衙门等官，非奉圣旨并中书省明文，毋得擅自离职，乘传赴京，营干私事”。十一月，中书省官员建议：“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至废弛，除四川、甘州、应昌府、云南为地绝远，余当选习农务者往，与行省、宣慰司亲履其地，可兴者兴，可废者废，各具籍以闻。”[53]

行中书省的品秩是从一品，宣慰（使）司的品秩是从二品。原各行省往往有丞相的设置，至元二十三年（1286）七月，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定制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并一员，参知政事、佥行省事并二员”[54]。后来，又有行省恢复了丞相的设置。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尚书省臣上言：“初以行省置丞相与内省无别，罢之。今江淮省平章政事忙兀带所统，地广事繁，乞依前为丞相。”忽必烈同意任忙兀带为左丞相。[55]大德十一年七月和林行省设立时，干脆直接设置了行省右、左丞相。[56]延祐七年（1320）四月，“罢行中书省丞相”，原河南、湖广、辽阳、岭北行省的丞相均降为平章政事。[57]后又有行省复置丞相，至文宗时定制，各行省设丞相1员，从一品；平章政事2员，从一品；右丞1员，左丞1员，正二品；参知政事2员，从二品。原有佥省、同佥等职，均不再设。“丞相或置或不置，尤慎于择人，故往往缺焉”[58]。

行省丞相、平章政事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照例以蒙古贵族充任。如岭北行省“控制一方，广轮万里，实为太祖肇基之地，国家根本系焉，方面之寄岂可轻任”；“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59]。武宗在任命名臣后裔月赤察儿为和林行省右丞相的诏书中说得更清楚：“公之先佐我祖宗，常为大将，攻城战野，勋烈甚著。公国之元老，宣忠底绩，清谧中外。朕昔入继大统，公之谋猷又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公为右丞相，依前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配黄金印，宗藩、将领实瞻公麾进退。”[60]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61]；成宗即位之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特别任命木华黎的后人脱脱为江渐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脱脱赴任时，“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62]。也有一些色目人出任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如在云南行省任职的赛曲赤赡思丁，在湖广行省任职的阿里海牙等。对行中书省主要官员的任命，原则和程序与中书省相同，不需赘述。

由于平章政事是行省常设的最高官员，而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兼掌民政和军政，所以规定各行省设置的两名平章政事兼管军事（设行省丞相时，丞相亦兼掌军政）。元贞元年（1295）正月，因撤销行枢密院，“赐行中书省长官虎符，领其军”。二年五月，命诸行省非奉旨不得擅自调动军队。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更明确做出规定：“以行省平章总督军马，得佩虎符，其左丞等所佩悉追纳。”[63]延祐五年（1318）四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各省调动军马，惟长官二人领其事。今四川省各臣皆预，非便，请如旧制。”仁宗同意枢密院的意见。行中书省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要参与军政，需得到中央的批准，特颁符牌。如延祐二年十二月，“赐云南行省参政汪长安虎符，预军政”[64]，就是一例。英宗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以金虎符颁各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正月，“以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复兼总军政，军官有罪，重者以闻，轻者就决”[65]。如果设立行枢密院，院官也大多由行省平章充任，仍旧体现了平章治军的精神。正因为如此，色目人就任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至顺二年（1331）十二月，御史台陈告甘肃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既非蒙古族姓，且暗于事机，使总兵柄，恐非所宜”。文宗乃下诏枢密院勿令其提调军马。[66]这一事例极好地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地方军权的处理原则。

行省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主要处理管区内的具体行政事务，有时也要率领本省军队出征。行省的办事机构是左右司。“在行省曰郎中，曰员外郎，曰都事，官称命秩悉视中朝宰士，而恩数无内外之异。合左、右为一司，以兼总乎六曹而公守，无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职务尤剧，委任之重复绝前比，非清方敦实闳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历从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号为宰相之储，诚要官之高选也。”[67]一般行省设郎中2员，从五品；员外郎2员，从六品；都事2员，从七品。“掾史、蒙古必阇赤、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宣使，各省设员有差。”[68]行省左右司既然具有负责操办地方事务的职权，地位自然重要。“行省得画地统民，其职制眇内中书，而合左、右曹为一，司官号宰属，署郎中、员外朗员四，都事员三，率用省台名臣。凡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稽，左右司实费其决，而宰相质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选也。”[69]

各行省参照中书省的制度，还下设一些机构，如检校所，置检校1员，从七品；照磨所，置照磨1员，正八品；架阁库，设管勾1员，正八品；理问所，置理问2员，正四品，副理问2员，从五品。另有都镇抚司的建制，负责维护地方治安，设都镇抚、副都镇抚各1员。

宣慰司各设宣慰使3员，从二品，宣慰使在需要的时候兼都元帅或元帅、万户等军职。同知宣慰司事、副宣慰使各设置1至2员不等，同知从三品，副使正四品。宣慰司下还有经历官、都事、照磨兼架阁管勾等职，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70]

第四节 路、府、州、县

路、府、州、县的地方行政建制，在中原王朝早已制度化。大蒙古国时期，在对金朝的地方行政建制认可的前提下，将路、府、州、县的民户分封给了诸王、功臣，并由此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混乱。忽必烈即位之后，首先建立宣抚司、宣慰司等“总司”，统管地方行政事务，随即对路、府、州、县的建制进行了调整。

至元元年（1264）新颁条格要求省并州县，二年闰五月规定：“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改录事司及司侯司。附郭县只令州府官兼领。”当年，省并州县220余所。[71]这一次省并州县，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诸王、功臣“投下”封地的问题，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划一食邑，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中占主导作用，尽可能减少在一路或一州内有数个投下封君而导致领民纷杂交织的现象。这样做的结果，使路的数目大大增加，各路的辖区相应缩小。金朝时一路往往管辖十几个府州，经过这次调整之后，许多路之下只有1—3个州的建制。由于元廷多注重投下封君的划一，而不甚顾及路州辖区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使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少附属于大路大州而又遥处于其他路州之间的大小不等的“飞地”，客观上造成了路州与个别属县相距遥远，不好管理的弊病。[72]

平定江南之后，对原南宋的地方建制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如至元十五年六月，“诏汰江南冗官”，“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忽必烈还特别指出：“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顺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七月，改江南七个路总管府为散府，一总管府为州，改二散府为州。[73]云南的路府建制等也基本确定下来，详情已见前述。其他行省的路府等建制，在成宗、武宗时也大体固定了下来。

根据至元三十年（1293）的统计，“天下路、府、州、县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县千一百六十五，宣抚司十五，安抚司一，寨十一，镇抚所一，堡一，各甸部管军民官七十三，长官司五十一，录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处，随朝二百二十一；员万六千四百二十五，随朝千六百八十四”[74]。因为后来又有一些增减，所以在《元史·地理志》中登录的是“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75]。

至元二十年（1283），确定路分为上、下两等，“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76]。各路设总管府。“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77]至元二年（1265）二月，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至元十六年七月，规定江南上路和中路设达鲁花赤2员，下路设达鲁花赤1员。[78]后定制如下：

上路，达鲁花赤、总管各1员，兼管内劝农事，江北兼诸奥鲁，正三品；同知上路总管府事1员，从四品；治中1员，正五品；判官1员，正六品；推官2员，专治刑狱，从六品。

下路，达鲁花赤、总管各1员，兼管内劝农事，江北兼诸军奥，从三品；同知下路总管府事1员，正五品；不设治中；判官1员，正六品；推官1员，从六品。[79]

各路还设有经历、知事、照磨兼承发架阁等吏职，“司吏无定制，随事繁简以为多寡之额”。

至元八年（1271）二月，“罢诸路转运司入总管府”。十年二月，有人认为各路总管府权过重，建议复置转运司。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指出：“臣以今之管民官，循例迁徙，保无邪谋，别立官府，于民未便。”忽必烈同意安童的意见。元军大举攻宋时，复置转运司，至元十四年四月又罢转运司，事入总管府。十六年五月，各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人，专管课税征收。[80]后改为设税务提领、大使、副使各1员。各路还设有平准行用库，置提领、大使、副使各1员。成宗大德元年（1297）五月规定：“各路平准行用库，旧制选部民富有力者为副，命自今以常调官为之”[81]，各路还有府仓，置大使1员，副使1员；织染局，置局使1员，副使1员；杂造局，置大使、副使各1员。

各行省之下均设有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设提举、副提举各1人。江浙、湖广、江西三省设蒙古提举学校官。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行省还设有“掌医户差役词讼”的官医提举司。各路则设置儒学教授、学正、学录各1员（散府、上中州亦设教授1员，下州设学正1员），蒙古、医学、阴阳教授各1人，并设立惠民药局，置提领1人。

各路治所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规定按民户数量多少设置录事司官员，两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1员，两千户以下不设判官。至元二十年（1283），录事司设达鲁花赤1员，不再设司侯，以判官兼捕盗之事。若城市民过少，则不设录事司，由倚郭县兼管其民。录事司官品秩很低（达鲁花赤、录事为正八品），但是“上承大府之供亿，下徇宾客之迎将，穷日力疲精神而为之，犹不免乎谯让”[82]。

与路总管府级别相同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宣抚司和安抚司。每司设达鲁花赤、宣抚使或安抚使各1员，正三品；同知1—2员，从四品；副使1—2员，正五品。所不同的是宣抚司和安抚司官员称为“军民职”，而各路总管府官员称为“民职”，前者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并大多建在少数民族地区。

路以下的散府，“所在有隶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隶省部者；有统州、县者，有不统县者，其制各有差等”。府设达鲁花赤一员，知府或府尹一员，均为正四品，领劝农、奥鲁等职与路达鲁花赤、总管相同；同知散府事一员，从五品。散府下还设判官、推官、知事、提控案牍等职。

至元元年省并州县的时候，并没有就州的等级做出规定。至元三年（1266），确定将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这是北方州郡的标准。据有南方之后，又对江南地区的州的等级做出了规定。至元二十年，确定“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元贞元年（1295）五月，对上、中、下州的户数做了一点修正，“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下州官五员，中州官六员”[83]。州官的品级如下：

上州，达鲁花赤，从四品；州尹，从四品；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下设知事、提控案牍各1员。

中州，达鲁化赤，正五品；知州，正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下设吏目、提控案牍各1员。

下州，达鲁花赤，从五品；知州，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下设吏目1—2员。

至元三年将中原等地的县也划为上、中、下三等，6000户以上为上县，2000户以上为中县，不到2000户的为下县。江南地区的标准，于至元二十年确定，3万户以上为上县，1万户以上为中县，1万户以下为下县。县官的员数和品级如下：

上县，达鲁花赤1员，从六品；县尹1员，从六品；县丞1员，正八品。

中县，达鲁花赤1员，正七品；县尹1员，正七品；不设县丞。

下县，达鲁花赤1员，从七品；县尹1员，从七品；不设县丞。

各县还设主簿、县尉（主捕盗之事）各1员，典史1至2员。另设有巡检司，置巡检1员。

路、府、州、县官吏，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具体实施者，自然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忽必烈在至元元年八月的诏书中强调：“诸县尹品秩虽低，所任至重，民之休戚系焉，往往任用非其人，致使恩泽不能下及，民情不能上通，掊克侵凌，为害不一。今拟于省并到州县内选差循良廉干之人，以充县尹，给俸公田，专一抚字吾民，布宣新政。”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又指出：“建立朝省，分布州县，设置官吏，本以为民耳目。今见任京、府、州、县官吏内，有循良勤干，亦有赃污不公之人。”[84]为使地方行政机构有效运转，元廷注意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路、府、州、县官员参用各民族人。如上所述，忽必烈规定北方各路总管府官员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并用。这一原则后来同样适用于江南地区，如至元十八年正月，“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85]，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还选用了一批南人官吏，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任职，正如有人所说：“国家自平江南以来，内而省部、密院等衙门，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总管府、州县官，并皆参用南人。”[86]至元二十八年，又规定“路、府、州、县，除达鲁花赤外，长官并宜选用汉人素有声望，及勋臣故家，并儒吏出身，资品相应者，佐贰官遴选色目、汉人参用”[87]。成宗大德三年（1299）六月，“以福建州县官类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汉人参用”[88]。但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参用南人方面毛病颇多。程矩夫指出：“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圣主混一车书，兼爱南北，故北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狼藉之辈。南方之贤者，列姓名于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且南方归附已七八年，是何体例难识如此？”[89]朝廷参用各族官吏的原则是有的，但是具体施行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江南富庶地区，吸引着北方官吏，求职者不乏其人，南人任职的机会自然大大减少；边远山区，则被北人视为畏途，较少有人涉足，只能派遣南人官吏前往。这样的做法，当然要引起南人的非议。

二是规定路、府、州、县官员的录用程序。地方官吏的选用，分为省选、部选和行省选派三个层次。县尹以上的官员为省选，县丞以下的官员为部选。如欧阳玄所记：“分宜县原上邑，置达鲁花赤、县尹、丞、主簿、尉各1员。尹以上省选，丞以下部选。”[90]吏员大多由所在行省指派。马祖常曾指出：“亲民之官，守令为急。然守令者，缘系朝廷迁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惧。而行省所差府州司县提控案牍、都事、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细微，纵其奸滑，舞文弄法，操制官长，倾诈庶民。”[91]有些行省的边远地区，由于往返不便，给中书省、吏部任官造成一定的困难。元廷采用了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至元十九年，中书省议定：“江淮州郡远近险易不同，似难一体，今量分为三等，若腹里常调官员迁入两广、福建溪洞州郡者，于本等资历上，例升二等；其余州郡，例升一等。福建、两广官员五品以上，照勘员阙，移咨都省铨注，六品以下，就便委任，开具咨省。”到其他行省偏远地区任职的外地官员，亦有升等的待遇。至元二十六年五月，“诏以云南行省地远，州县官多阙，六品以下，许本省选辟以闻”。二十八年十月，又规定“福建、两广官员多阙，都省差人与彼处行省、行台官，一同以本土周迴相应人员委用”。二十九年七月，“敕云南省拟所辖州县官如福建、两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姓名闻，随给授宣敕”[92]。元贞元年六月，“遣使与各省官就迁调边远六品以下官”[93]。至治元年（1321）六月，中书省臣奏准“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五处行省所辖边远地分官员，三年一次差人与行省、行台官一同迁调”，并成为定制。[94]这样的做法，有其便利宜行的一面，而且六品以上的官员还是要通过中书省吏部，不等于把选官权完全下放给了行中书省。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为行省官员利用选拔基层官吏的机会网罗亲信甚至结党营私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确定路、府、州、县官吏的职能和考绩标准。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所谓“五事”作为地方行政官员称职的标准，并规定“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每岁终考课管民官，五事备具，内外诸司官职任内务有成效者为中考。第一考对官品加妻封号，第二考令子弟承荫叙仕，第三考封赠祖父母。品格不及封赠者，量迁官品。其有政绩殊异者，不次升擢”[95]。路、府、州、县官吏俱在监察机构的监督之下，并有一套相应的制度（详见本书第六章）。大司农司等机构亦可对州县官的工作起督促作用。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规定“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96]。为选拔人才，还有一些特殊措施，如英宗在《至治改元诏书》内宣布：“守令贤否，民之休戚所系，必得其人，乃能宣化。比者举劾殿最，掌任台察，今徒知黜贪而不知扬善，殊失惩劝之道。今后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于常选人中，每岁贡举可任守令者二人，并须指陈廉能实迹。色目官初举，汉官复察；汉官初举，色目官复察。限次年三月以里申台呈省，籍其姓名，以备擢用。既用之后，考其政绩成败，与元举官同示赏罚。违期不举，罪亦及之。”[97]对在选任地方官吏中的不良做法，有时亦能得到纠正。如江淮豪族多行贿权贵，出任府县卒吏，遇有差赋，容庇门户，把负担全推给贫民，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忽必烈指示江淮行省严禁此种行为。[98]

尽管朝廷比较重视地方官吏的选用问题，并为此设计了一套制度，但是实际上有元一代地方官吏的素质较差，文化水平很低。如有人早就指出：“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99]“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识字者。”[100]“即今所历府、州、司、县首领官吏，往往多不识一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会句读旨意而错施行者。”[101]再加上吏弊恶性膨胀，使得地方行政机构的效能大打折扣。[102]

尽管元廷将“户口增”等作为考核地方行政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但是户籍管理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元代实行的户籍制度，既有户计的区别，又有户等的划分。在户口统计中，不同的“户计”分开登记，而所谓的“诸色户计”，包括军户、站户、打捕户、盐户、匠户、儒户、医户、僧道户，等等。这实际上是政府从民户中签发出一部分从事其他职业，强迫他们承当各种封建义务，如军户出人当兵，站户在驿站当役，盐户制盐，匠户制造各种手工产品，打捕户专事捕猎禽兽等，僧、道户则要“告天延祝圣寿”。户计确定之后，一般不能改动，由此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社会分工。在诸色户计中，民户数量当然最大，其次是站户、军户，其他户计的数量则要少一些。[103]

正式推行户等制始于至元元年（1264），当年八月，颁布了推行户等制的“圣旨条画”，规定：“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铁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户一体推定，鼠尾类攒。”[104]所谓三等九甲，就是将居民按财产丁力状况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为了避免过于复杂，常常只用上户、中户、下户的分法。官府登记丁口、资产的簿籍是将人户按资产高下分等攒集，富强的上户在前，贫弱的下户在后，就像是老鼠的尾巴由粗而细一样，所以称之为“鼠尾簿”[105]。

为掌握全国的户口状况，蒙古政权统治中原后，曾于太宗七年（1235）、宪宗二十二年（1252）、世祖至元七年（1270）先后在北方地区大规模“籍户”，即调查登记户口。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籍江南户口”[106]。中书省建立之后，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但“籍户”的具体工作则要由地方官府来完成。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干脆就“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107]。登记户口之后，编成鼠尾簿，成为官府征发赋役和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凡遇差发丝银、税粮、夫役车牛、造作、起发当军，检点簿籍，照各家即目增损气力分数科摊”；“至于土田、婚姻、驱良、头匹、债负一切词讼，一一凭籍照勘”。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不断验实户口、资产情况，使鼠尾簿的记载大体与实际情况相符。而更具体的工作，则由乡、都的社长、主首来做。“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籍吏人即便标注”；“邻佑、主首、社长互相保结，不实者罪之”[108]。尽管元廷发布了不少有关户口管理的诏旨、法令，但是由于大规模“籍户”后没有定期的户籍核定和调整户等的规定，户等大多名实不符，诸色户计虚额甚多，户籍制度比较混乱。

第五节 乡、都、坊、社

元代的基层行政编制，农村为乡都制，城市为隅坊制。此外，还普遍设立一种旨在“劝农”的社，个别地方还实行甲制。

乡都与隅坊制度承自金朝和宋朝而略有变化。金朝后期，“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109]。南宋乡村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每一都下设若干保，保以下设甲，每五家为一甲。元代将乡、都作为农村的基层行政设施，一般分设乡、都为两级，少数地方乡、都属于同一层次。“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110]

乡、都的负责者是里正和主首。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主要负责催办差税和维持地方治安。有的地方只设里正，或者只设主首。“旧宋各都设立保长，归附后但借乡司应酬官务。厥后选差里正、主首，里正催办钱粮，主首供应杂事”[111]；“元各都设里正、主首，后止设里正，以田及顷者充，催办税粮”[112]。至元二十八年六月颁发的《至元新格》规定，“诸理民之务，禁其扰民者，此为最先。凡里正、公使人等，从各路总管府拟定合设人数，其令司县选留廉干无过之人，多者罢去。仍需每事设法关防，毋致似前侵害百姓”；“诸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其坊村人户邻居之家，照依旧例以相检察，勿造非违”；“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113]。但是有时候，为里正辅佐的主首往往成为差税的主办人，正如有人所记：“里正、主首同役于官，第务力高下之不同。其旧俗事悉取具于主首，而里正坐视其成。”[114]地方治安的维持，亦有明令规定。如延祐四年（1317）五月，中书省行文宣布，“近为诸处城邑、村坊、镇店多有一等游手末食之民，不事生业，聚集人众，祈赛神社，赌博钱物，以尝遍行禁治去讫”；“坊里正、主首、社长有失矜束，知而不行首告者，减为从者罪一等”。[115]

城市中的行政区划，有的在录事司下设隅、坊两级，有的仅有隅一级。隅设隅正，坊设坊正，“凡官府排办造作、祗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办地钱”等，都由隅正、坊正负责。[116]

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数目，各地不同。以江西为例，每乡设里正1名，上等都设主首4名，中等3名，下等2名。[117]浙江绍兴地区原来每隅设隅正3名，后增为7名，乡村中一都增为15人。[118]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的任期各地也不相同，有的一年一换，有的半年一更，也有的一季更换一次。

里正、主首、隅正、坊正等行使的是基层政权的职能，他们本身就是基层政权的职事人员。但是，里正、主首、隅正、坊正都不是官职，而是职役。里正、主首、隅正、坊正按照田地赀产多寡摊派，依制应由上户充当。[119]对于一些富豪大家来说，承当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之类差役，是他们把持地方、鱼肉乡里的大好机会，可以利用职权，为所欲为。还有一些人则希望依仗豪强，仗势欺人，愿意充任里正、主首。如浙江宁海一带，“大家以资结长吏，天子租税俾小民、佃者代输，里正因而渔利”，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20]但是由于政府摊派的赋税太重，官吏还要从中取利，承当里正、主首、坊正、隅正有时不仅无利可图，弄得不好还要赔补，因此许多富户不再愿意充任里正等差役，并想方设法逃避差役。[121]元廷不得不严申规定，以保证基层组织工作的运转。大德五年（1301）八月发布了如下命令：“先为有力富强之家诸色名项等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已尝颁降圣旨，一例输当。……不以是何投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医儒、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火佃、舶商等诸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输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122]大德七年十一月又宣布：“各路令亲民州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将本处既管见科税粮簿籍，从实挨照每乡、都诸色户若干，内税高富实户若干，税少而有蓄积人户若干，并以一石之上为则，一体当役。若有税存产去而无蓄积者及一石之下人户，俱不在当役之限”；“依验粮数令人户自行公同推唱供认。如是本都粮户极多，愿作两三年者，亦听自便。上下轮流，周而复始。仍每年于一乡内自上户轮当一乡里正。各都主首如自愿出身雇役者，听从自便。如该当之人愿自亲身应役者亦听，仍从百姓自行推唱。定愿认役人户粮数、当役月日，连名画字入状，赴本管州县官司，更为查照无差，保勘是实，置立印押簿籍一本，付本都收掌；一本于本州县收掌，又一本申解本路总管府，类申行省，牒呈本道廉访司照验，严加体察”。皇庆元年（1312）四月又重申了“官从公推，排粮多极等上户殷富者充里正，次等户充主首，验力挨次，周而复始”的原则。[123]尽管如此，里正、主首等缺乏合适人选的问题，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

至元七年（1270）二月，元廷颁布了劝农立社法令15款，对村社的建置和作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15款的大致内容如下。

1.立社和社长。社的基本组织是“诸县所属村幢，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村或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社长的职责是“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桑，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所立社长，与免本身杂役。年终考较，有成者优赏，怠废者责罚”。

2.劝农措施。社长要“各随风土所宜，须管趁时农作”；“仍于地头道边各立牌橛，书写某社某人地段，仰社长时时往来点视，奖劝诫谕，不致荒芜”。

3.广栽桑枣树或榆柳树，各社还要广种苜蓿。

4.兴修水利，利国便民。

5.近水之家应得鱼鸭水产之利。

6.社众之间和社与社之间在生产上互相协助。

7.开垦荒地。

8.各社立义仓，社长主之。

9.奖勤措施。“本社内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举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

10.罚懒措施。“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从社长叮咛教训，如是不改，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日，对社众审问是实，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名称。如本人知耻改过，从社长保明申官，毁去粉壁”。

11.每社设立学校一所，于农闲时令子弟入学。

12.共同消灭虫蝗灾害。

13.过去颁发的条画作废，按现颁条例施行。

14.量力推行有益于农桑水利、防治灾害的措施。

15.社长接受当地提点官的督促和考察。[124]

按照这个规定在自然村基础上编立的社，便成为内容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由于社长设于村社，里正设于乡都，里正、社长的关系实际上便成为上下级的关系。

农村社制先行于北方，全国统一之后，又推行到江南地区。虽然社制是普遍推行的，但是既有未立社的村庄，如各投下所属村庄，也有不入社的人户，如蒙古、探马赤军户等。

正是出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元廷才在保留金代的里正、主首制的同时，建立了社的组织，选立专务“劝务”的社长。从上引立社令文来看，大部分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应是由府及县，层层下达，最终至社，由社长贯彻执行。[125]

在“劝农”的名义之下，元政府将社众置于社长的管理之下，使社成为治理农村的机构，既是征调赋役的工具，又是防范和压制人民反抗的手段。元廷后来又颁发了一些法令，扩大社长的权力和职责。如至元二十八年宣布：“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126]据此，社众的一般诉讼纷争，都应在社内听凭社长解决。政府之所以给社长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它可以减省官府的事务。尽管如此，社的职权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处理村社的日常事务。

城关的社设在坊之下。由于资料缺乏，无从知道城关的社一般应由多少户组成。城关居民比农村集中，每社包括的户数应该比农村多些。城关的社一般没有“劝农”任务，纯粹是为了维持秩序和地方治安而设立的。

无论是农村的社，还是城关的社，社长都负有监视社众的责任。“为盗之人须有住处，若在编社之内，社长力能觉察。”有的地方官府还把刑法格例刊印成《社长须知》，让社长每月聚老幼听读。如果有社众犯禁违法，社长知情放纵或失于察觉，则用“连坐”的办法处罚。[127]

社长和里正、主首一样，都是职役，不同的是社长不依资产条件摊派，但是在具体推举社长时，往往会考虑其资产情况，因为官府还是愿意由有资产“抵保”的人出任社长。在通常情况下，社长多半是由地方官吏或当地有势人家指派有点资产而又乐于为官府和势家效力的户家充任。

元朝中后期，由于里正、主首逃役严重，在役的里正、主首等又常将本身应承担的科差等转派给社长，造成了社长大量逃役的现象。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村社组织形式涣散的趋势却无可逆转。

第六节 两都留守司

大蒙古国时期，都城设在漠北的哈剌和林。忽必烈即位之后，考虑到治理中原的需要，决心在燕京（今北京）定都，并将在即位前修建的开平城定为陪都，实行两都制度。这样，既显示了“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以幽燕之地为中心控制全国，[128]也保留了蒙古传统的行宫和四时营地，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

中统四年（1263）五月，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次年八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129]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随即对两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三年，新的大都城建成，到至元二十二年，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

两都的行政管理自成体系。大都的管理机构是大都留守司和大都路都总管府；上都的管理机构是上都留守司。

燕京改名中都、大都之后，仍保留了过去的大兴府的建置。至元十九年（1282），设大都留守司。四月，“敕以大都巡军隶留守司”；“以留守司兼行工部”；“兼本路都总管，知少府监事”[130]。二十一年四月，立大都路总管府，不久又改为大都路都总管府。[131]大都留守司的职责后来被确定为“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132]。也就是说，留守司作为常设机构，一是负责宫廷和都城的安全，二是负责宫廷各项建筑、车服和花木之类的维护。对于保留留守司的建置，有人曾提出疑义。至元二十年，就有人指出：“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今宜易置总管府。”[133]尽管此后确有总管府的建置，但大都留守司并未因此而撤销。留守司置留守5员，正二品；同知2员，正三品；副留守2员，正四品；判官2员，正五品。大都留守司虽然品秩高于大都路都总管府，但不能过问民政，权力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大都路都总管府下辖“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134]。都总管府的机构，比其他路都要庞大。一般上路总管府设达鲁花赤1员、总管1员，大都路则设达鲁花赤2员，都总管1员，副达鲁花赤3员。下属的其他官吏也比别的路多出一倍。

在大都路都总管府之下，仍保留了大兴府。大兴府管辖六县之地。但是实际上大兴府尹均由大都路都总管兼任，路、府是一个衙门，并没有大兴府的单独机构。所谓“二院”，就是左、右警巡院，“分领京师城市民事”[135]。后来又添设了南城警巡院。警巡院各设达鲁花赤1员，院使1员，都是正六品，地位高于上等县的县尹（从六品）。大都城内居民区共分50坊，分别属于左、右警巡院；南城有62坊，隶于南城警巡院之下。各坊设坊正，坊下面有巷、里，置巷长、里长。路—府—院—坊—巷（里），是管理大都城内民事的行政系统。

除了民事的行政管理机构之外，还设有“掌京城盗贼奸伪鞫捕之事”的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秩正六品，分成两司，一在北城，一在南城。两兵马司各有巡兵1000人。兵马司名义上隶属于大都路，但实际上由1名刑部尚书直接提调。此外，还有东关厢、南关厢、西北关厢等3处巡检司“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整个大都路辖区内，共有52个巡检司，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侦缉网。[136]

大都城郊，由宛平、大兴2县分治。两县以丽正门分界，大兴县管辖丽正门之东地区，宛平县管辖丽正门之西地区，县下和其他地区一样，是乡、里、都或村社。

大都城有11个城门，每门都设有门尉和副尉，“掌门禁启闭管钥之事”。门尉秩正六品，与大兴、宛平县尹及警巡院使的地位相等。门尉和副尉是隶属于留守司的，都由“四怯薛八剌哈赤（守门者）为之”。按照规定，城门夜间封闭后，不准出入，“夜有急务须出入者，以夜行象牙圆符及织成圣旨启门，门尉辨验明白，乃许启”，违犯者要处死。[137]

中统元年三月，正式设立开平府，置达鲁花赤、总管各1员。中统四年五月，设置了上都路总管府，仍设路达鲁花赤和总管。至元三年（1266）七月，“诏上都路总管府，遇车驾巡幸，行留守司事”，“又给留守司印”。皇帝还大都后，总管府仍复旧掌。至元十八年二月，正式设立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改变了过去以总管府兼行留守司的做法。[138]这种建置与大都的管理机构略有不同。上都留守司“品秩职掌如大都留守司，而兼治民事。车驾还大都，则领上都诸仓库之事”。上都留守司置留守6员，同知2员，副留守2员，判官2员。

上都同样设立了警巡院、兵马司等机构，职能和大都路所设一样。另外，还设立了上都司狱司和察罕脑儿捕盗司等治安机构。上都路辖下的1府（宣德府）、6州、15县，也同样建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

在两都留守司之下，还有一些相同的机构，如掌管营修宫殿的修内司，掌宫殿、王府、寺庙妆銮油染裱褙的祗应司，掌制造御用器物的器物局，掌宫门管钥、供应灯烛的仪莺局及各仓库、工场的提领，等等。上都留守司下还特设尚供总管府，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云需总管府，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及供需之事。[139]

第七节 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运行机制

自中书省建立之后，对地方行政官员的要求日益严格，并形成了一套“公规”，在议事、决事、上报、下达、送往迎来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地方官员实行聚会制度，每日官员应在衙门相聚，讨论有关财赋、刑狱、治安、农桑等方面的问题。按照规定，“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但是，不少官员无视这一规定，“各处总司、路、府官员，日高聚会，未午罢散，及因在城，一时差委，不行署事。又有一等官员，非时游猎，耽误公事”。中书省特别宣布：“随路军民、人匠、差税、课程、刑名、词讼、军需、造作，一切事务繁剧，上下官僚责任非轻，理当各各公勤，以办庶事。今知日高才聚，未午休衙，不时游猎，岂惟误事，深虑不副朝廷委任之意。为此，议得今后随路大小官员，除假日废务，急速公事在此限外，每日必须早聚，虽事毕亦防不测紧急事务，拟至未时方散。若就本处差使，依期聚会毕，许干所委，及不得误事游猎。除已另行体察外，如有违犯，除受命官员取招移咨都省定夺，六品以下人员，各处总司就便责罚。”[140]各地官员无故不聚会者，第一次罚俸，第二次笞7下，第三次笞17下，再不改则罢职。[141]

地方官员聚会议事时，也要按职务、品级就座。至元五年十一月规定，“诸外任官每日视事，长官正座位二，分东西对座，幕职稍却，亦分东西对坐，各入案治事如常仪。如长官系亲王、前宰执，佐贰官以下递降一等”。至元七年又规定，各官府职务相同的官员，先授官者座位在上。[142]

凡是经由官员讨论过的事情，都要有文字记录，并且需要所有在场官员签字，即所谓“署押”。临时外出或有病的官员，准许令史在议事后带着公文到其家中署押。[143]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又规定，“今后应行公事，先须议定，详看检目，随即填写了毕，赴首领官处书卷完备，对同无差，于净本净检上标过对同，方许呈押。经日多者，量给程限。并不许将空纸书押，及于元章检上涂注改抹，如违初犯罚俸一月，再犯二月，三犯的决；情理重者，自从重论”[144]。

中书省初建时确定的设置公事信牌的做法，后来仍要求路、府、州、县官衙照办。[145]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又要求“中书省以下在内大小诸衙门并各处行中书省以下在外大小诸衙门，各置朱销文簿，将应行大小公事尽行标附，依程期检举勾销，准备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官不测比对”。但是各官府往往敷衍了事。大德二年（1298），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官员指出：“朝廷立法，以诸司所行公事置簿，排日随事，朱出墨入，逐件销附，日稽月考，以革稽违之弊。今各处视为具文，应行公事，并不随时销附，以致大小事务，无凭稽考，迁延岁月，无由杜绝，徒使文烦事无成就。”由此再次要求严格制度，不但置立文簿，每月首领官还要检校一次，但是实际效果依然不能如意。[146]

处理公事有时间限制，小事限7日，中事15日，大事30日。“诸公事违限、违例者，皆该当检校人员随事举问。”上级交办的公务，更有时间限制。“诸官司所受之事，各用日印于当日付绝。事关急速，随至即付。常事五日程（谓不须检复者），中事七日程（谓须检复者），大事十日程（谓须计算簿账或咨询者），并要限内发遣了毕。”[147]

各种公事的处理，本着“从正与决”的原则和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各级长官应听取下属官吏的意见，“择其所长，从正与决”。官员中有不同意见，可以向上司申报。首领官等有不同意见，亦可向上级官衙申诉。如至元五年规定，“今后随路总管府凡有一切所行公事，若有府官所见不同，处决偏枉，如经历、知事从正执覆，三次不从，令经历司官具由直行申部，详究定夺”[148]。当然，各官府应该各司其职，处理不了的事务方应上报。这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官府应该处理的事务不处理，“故作有疑申审”，造成了上级机构文繁事冗。二是该上报并且已上报的公务，“在上官司不即依理与决”，由于拖延而造成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两种做法，在当时都被认定是官场弊病。[149]

需要上报的公事，自下而上一级级呈报，既要遵循固定的途径，不得“隔越奏事”，又要有符合标准的表章。按照朝廷的规定，“诸应申上司定夺之事，皆自下而上，用心检校，但有不实不尽，其所由官司即需疏校，必要照勘完备，拟议相应，方许申呈”[150]。各官府上报的公文表章，有的后书官员姓名职务，“不分品从，高低一般平头，殊失上下体例”；有的时间模糊，多用“去年、今年、前月、今月、当月、此月”等写法，省部为此特别订立了行移公文表章的注意事项。

1.各官府五品以上官员进表章，皆用蒙古字书写，以汉字为副本。

2.各管府所进贺表，缮写加印符合格式，严禁冲犯庙讳御名。各行省、各宣慰司等，除了在节日诞辰向皇帝进贺表外，不需向诸王进表。

3.各官府所行公文，必须标明日期，依官员品级先后署押，按规定加盖印章；中书省臣出任外省官，向省部行文，书姓不书名。

4.各官府行文，按规定设译史，以汉字、蒙古字书写，并要“标译关防”，防止书吏等做手脚。各官府呈报中书省的文书，必须由蒙古必阇赤用蒙古字标明事目。

5.禁止口传圣旨行事。[151]

对各官府的文书管理，亦有一系列的规定。如至元三十一年三月，明确规定“各路、府、州、县将自前至今抄数到诸色户籍、地亩若干，照文册取勘见数，补写完备，如法架阁。正官、首领官相沿交割解由，依式开写，许令察官检举，不完者究治”。已处理过的公事文书，亦需分类编号保存，以备日后察用。经手文书的吏员更换，需要认真交割所管文书。凡官府文书，官吏不得私家收放。[152]

各级地方官府印章的收掌使用，在至元元年八月特做了如下规定：“一应京、府、州、县官员，凡行文字，与本处达鲁花赤一同署押，仍令长官掌判其行用印信，达鲁花赤封记，长官收掌。如遇长官公出、疾病、在假，即日牒，印与以次正官承权，不得委付私己之人。”但是在达鲁花赤不在的时候，“不能用印行发文字”，显然是一大问题，于是十二月又有了一个补充规定：“或达鲁花赤事故不在，遇有紧急公事，许令管民官以次官封记，当该令史、首领官公同开拆行使，长官权行封押，仍将行过事同候达鲁花赤来时却交知者，毋致违误。”后来形成的定制是达鲁花赤收掌印信，管民长官掌判封记；如达鲁花赤公出、患病、休假时，牒印于长官，由次官封记。路、府、州、县的管衙，“例无额设知印”，掌印的官员往往用随行奴仆等掌管印信，并由此造成矛盾，“遇有差发勾摄民讼一切大小公事，使印之人非理刀蹬，取受钱物，或将机密事情因而走泄”。为此，又特别规定只许值日吏员轮流具体负责印信的行使。[153]

行省及路、府、州、县各司其职，公事有疑问逐级上报。为避免“文繁事弊”的公文旅行现象，需要分清什么事应由地方官员就便处理，什么事情应该上报。为此，朝廷特作出了规定。大德九年（1305）七月，中书省宣布：“圣朝地土广大，政事繁多，建都省以总宏纲，置行省以分庶务，法度章程，具有明典。今行省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往作疑咨禀，以致文繁事弊，甚非所宜。为此，已经移咨各省去讫。比年以来，各处咨禀多系碎事，又复紊烦，深为未便。都省咨请今后除重事并关支钱粮必合咨禀者，议拟咨来，其余公事应合与决者，随即从公依例与决。”针对各级官府互相推诿公事的做法，至大二年（1309）九月又明确规定，“在外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凡合行的公事，不得推调，依这条例里交干办行呵。其间有不用心厮推调的，从上整治呵”。皇庆二年（1313）五月颁发《省部减繁格例》，强调“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合与决的勾当，自下而上，必要结绝了。若州、县理断不当呵，赴路、府、宣慰司、行省陈告，即便改正，将元行官吏究治。如依前推调着不与决绝，或是违着体例，理断不当，致令百姓省部陈告呵，他们根底要罪过”。对地方官府的行政权力，也做了相应的规定。[154]

1.原行省向都省上报匠官升迁情况，由吏部审核后发付工部定夺。为减少环节，改为行省别置匠官勘合簿，发付工部收掌，审定后报吏部备案既可。

2.各行省及下属管府所用令史、译史、知印等典吏人员，依通例于相应人内补用，不需一一上报都省。

3.杖责囚犯，57杖以下的由县衙断决，87杖以下由府、州、军断决，107杖以下由路总管府、宣慰司断决，“量事轻重断罪，果有情犯不同，事干通例，必合咨禀者，议拟咨呈”。

4.各宣慰司、路、府、州、县应认真解决民间斗讼事件，减少“告人不问事之大小，途之远近，往复赴都省陈诉”的现象。

5.原各行省应付给投下的岁赐段匹等都需上报中书省核定数额，如年度数额不变，不需再报都省，直接支付，年终通行照算。

6.官吏俸钞，按通例发放，不需一一上报省部批准。

地方官府的行政事务，包括“应断驱良、诸色户计，定夺差发、税粮、课程、盐法诸项钱谷，祗应军马盐粮草料，理断婚姻、地土、公私债负”等内容。[155]对具体事务的处理，朝廷往往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如至元二十八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对征收赋税和科派差役的程序做了如下规定，“诸科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科摊，务要均平，不致偏重。据科定数目，依例出给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其比上年元科分数有增损不同者，须称原因，明立案验，准备照勘”；“差科户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其差科簿仍须长官封收”；“差科皆用印押公文，其口传言语科敛者，不得应付”[156]。上缴、上报的钱粮数目，为计算方便，采取“以零就整”（四舍五入）的方法：至元钞计算到厘，5毫以上进为1厘，5毫以下不计；至大钞计算到毫；粮食计算到合，5勺以上进为1合，5勺以下不计；重量单位用斤、两、分计算，分以下四舍五入；长度单位用丈、尺、寸，寸以下四舍五入，等等。[157]需要的职能即随时增加。如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即规定“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委各路总管并各处管民长官，上下半月计点平准钞库应有见在金银、宝钞，若有移易、借贷、私己买卖、营运利息，取问明白，中部呈省定罪。长官公出，次官承行。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体察”[158]。此外，各地方官府还需每月向省部申报当地物价。“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其必前申有甚增减者，各须称说增减缘由，自司县申府州，由本路申户部，必要体变是实，保结申报。”[159]

对地方行政官员所管事务不仅做出具体规定，同时还强调各级官员必须亲临治事。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长官经常把具体事务交给吏员去办，不亲自过问公事的处理；二是基层长官往往被上级官府差委他事，不能在本衙处理公务。

至元八年（1271），有人指出：“随路各州司县长次正官，但遇差故将印信分付吏目、典吏权管，多有不敢处决，两耽事务，恣纵吏目、书吏、典吏人等通同作弊，于民不便。”[160]由于官员的文化水平不高，且大多没有理政经验，给吏员权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郡县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捐弓下马，是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明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161]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官员“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于之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事权之重，虽欲不归之于吏，不可得也。为吏者，虽欲避之亦不可得也”[162]；“今之吏于郡者，立乎黄堂之上，与守倅相可否。司县而下受事于庭者，惟吏所指画，唯唯不敢一语”[163]。吏弊的恶性膨胀，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64]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八月，御史台官员指出：“切闻四海百姓，宅生于刺史，悬命于县令。亲民之官，民命之所由寄也。如近年以来，差往山场伐木、监造船支者有之，他州收买物料、监造军器者有之，更或远方押军、跨海运粮，州县正官为之一空，动是经年不得还职，署事之日常少，出外之日常多，是以民间无所诉苦，而州县日以不治。”御史台建议以后凡有差委之事，各州、县需留正官一名、掌管州、县事务，得到批准。后来形成定制，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捕盗官、办事官、首领官不在差委之列，需各守其职，次官以下轮流差遣。送往都城的钱粮等，按例应由官员押送，各路总管府、州府往往只派县官押运，造成“品级在下，其物改水旱路程，官司不即应副脚力，不能督运，以致迟滞”的现象，所以特别规定路、州次官不得逃避差委，轮流押运钱粮等物送往都城。[165]

地方官员还有一套送往迎来的礼仪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遇天圣节、春节等节日，各地官员均要身着公服，设置香案、百戏等，望阙跪拜。

2.朝廷颁发圣旨、诏赦等，各地官府需有1名官员出城迎接宣诏官，然后依制开读。

3.中书省、六部、御史台、枢密院派往各地公干之人，地方官员不需迎接。过往使臣亦不需官员迎接。

4.各行省官员定期朝觐皇帝。[166]

元廷虽为地方行政管理规划了一套制度，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受官吏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各级官府的职能往往受到干扰。如军民分治，早在元朝初年就是已经确定下来的原则，但是后来仍然屡出问题。有人提出：“各路管军官与管民官不相统一，军卒肆凶，小民受害，管军官不肯问而管民官不敢问，又甚则如临江之兵挥刃以拟总府，吉州之兵奋拳以殴府官。”[167]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并没有人去认真解决。行省平章兼掌军政，在地方总司一级又是军民合一，定制者自己就已经破坏了军民分治的原则。

为保证地方官员尽职尽责，除了由监察机构进行监督外，元廷还采取了省臣互迁和奉使宣抚的方法。大德七年（1306）十月，因御史台奏称“行省官久任，与所隶编民联姻，害政”，成宗乃下诏互迁省官。但是这种做法没有坚持下去。由皇帝派人到各地巡察政务得失，称为奉使宣抚。奉使宣抚不常实施，只有过两次。开始实施时震动较大，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大德七年（1303）成宗遣人巡行诸道，即罢免赃污官吏18473人，查出赃款45865锭，审理冤狱5176事。[168]到了后来，奉使宣抚也同其他官僚一同危害地方了。

[1] 详见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 《元史》卷209，《外夷传二·安南》，此六事又被记为入觐、纳质、献户口、助军、纳贡赋，置达鲁花赤，后又加了“设驿”，详见到何之（梁太济）《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3] 《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4] 姚燧：《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25。

[5] 郝经：《上宋主请区处书》，《陵川文集》卷37。

[6]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7] 详见Elizabeth Endicott-West， Mongolian Rule in China，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第25、26页。

[8] 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

[9] 《元史》卷2，《太宗纪》；卷3，《宪宗纪》。

[10] 《元史》卷2，《太宗纪》。《元朝名臣事略》卷13，《杨奂事略》。

[11]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2] 《元史》卷3，《宪宗纪》；卷4，《世祖纪一》。

[13]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元史》卷4，《世祖纪一》。

[14]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1。

[15] 《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堂事记》下。

[16] 王愕：《中统建元诏》，《国朝文类》卷9。

[17] 《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146，《粘合南合传》。

[18] 《经世大典序录·各行省》，《国朝文类》卷40。

[19] 《元史》卷5，《世祖纪二》。

[20] 《元史》卷5、6，《世祖纪二、三》。

[21] 《元史》卷6、7，《世祖纪三、四》。

[22] 《元史》卷8，《世祖纪五》。

[23] 《元史》卷9，《世祖纪六》。

[24] 《元史》卷10、12、13，《世祖纪七、九、十》。

[25] 《元史》卷10、12、15，《世祖纪七、九、十二》。

[26] 《元史》卷8、12，《世祖纪五、九》；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27] 《元史》卷10—14，《世祖纪七—十一》。

[28]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29] 《元史》卷10、13，《世祖纪七、十》。

[30] 《元史》卷10、14，《世祖纪七、十一》。

[31] 程钜夫：《论行省》，《雪楼集》卷10。

[32] 程钜夫：《公选》，《雪楼集》卷10。

[33] 《元史》卷14、15，《世祖纪十一、十三》。

[34]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卷21，《成宗纪四》。

[35] 《元史》卷59，《地理志二》，参见《元一统志》，下同。

[36] 《元史》卷16、17，《世祖纪十三、十四》。

[37] 《元史》卷20，《成宗纪三》。

[38]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卷19、21，《成宗纪二、四》。

[39] 《元史》卷11、13，《世祖纪八、十》；卷18，《成宗纪一》。

[40]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41] 《元史》卷9、13、14、16，《世祖纪六、十、十一、十三》；卷20，《成宗纪三》，

[42]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43] 《元史》卷8、9、11、16，《世祖纪五，六、八、十三》。

[44] 详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12期。

[45] 详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

[46]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47]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8] 详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第793—802页。

[49]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50] 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国朝文类》卷15。

[51]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52]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53]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4]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55]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56]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57]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58]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59] 《元史》卷31，《明宗纪》。朱思本：《和宁释》，《贞一斋诗文稿》卷1。

[60] 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61] 黄：《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62]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63] 《元史》卷18、19，《成宗纪一、二》；卷22，《武宗纪一》；卷91，《百官志七》。

[64] 《元史》卷25、26，《仁宗纪二、三》。

[65] 《元史》卷27、28，《英宗纪一、二》。

[66] 《元史》卷35，《文宗纪四》。

[67] 黄：《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68]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69] 柳贯：《江浙行省左右司题名序》，《柳待制文集》卷17。

[70]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71] 《元史》卷6，《世祖纪三》。

[72] 详见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1989年第3期。

[73] 《元史》卷19，《世祖纪七》。

[74]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75]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76] 《元史》卷91，《百官志七》下同。

[77]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78] 《元史》卷6、10，《世祖纪三、七》。

[79] 《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下述官员职品均本此。

[80] 《元史》卷8、9、10，《世祖纪五、六、七》。

[81]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82] 柳贯：《镇江路录事司题名记》，《柳待制文集》卷14。

[83]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84] 《元典章》卷2，《圣政一·饬官吏》。

[85] 《元史》卷11，《世祖纪八》。

[86] 程钜夫：《公选》，《雪楼集》卷10。

[87] 《元史》卷82，《选举志二》。

[88] 《元史》卷20，《成宗纪三》。

[89] 程钜夫：《好人》《通南北之选》，《雪楼集》卷10。

[90] 《分宜县官题名记》，《圭斋文集》卷6。

[91] 《建白一十五事》，《国朝文类》卷15。

[92] 《元史》卷83，《选举志三》；《元史》卷15、17，《世祖纪十二、十四》。

[93]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9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卷83，《选举志三》。

[95] 《元典章》卷2，《圣政一·饬官吏》。

[96]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97] 《元典章》卷2，《圣政一·饬官吏》。

[98]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99] 《元史》卷173，《崔斌传》。

[100] 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21。

[101] 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15。

[102] 详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103] 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

[104] 《通制条格》卷17，《赋役》。

[105] 详见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06] 《元史》卷15，《世祖纪二》。

[107] 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108] 胡祗遹：《县政要式》，《紫山大全集》卷23。

[109] 《金史》卷46，《食货志一》。

[110] 《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丹徒县》。

[111] 《至顺镇江志》卷2，《乡都》。

[112] 《永乐大典》卷2277，《吴兴续志》。

[113] 《通制条格》卷16，《田令》。

[114] 黄：《王都中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1。

[115] 《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聚众》。

[116] 《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

[117] 《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

[118] 黄：《绍兴路总管宋公去思碑记》，《两浙金石志》卷17。

[119] 《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坊巷》。

[120] 方孝孺：《童贤母传》，《逊志斋集》卷21。

[121] 详见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文史》1981年第11辑。

[122] 《通制条格》卷17，《赋役》。

[123] 《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

[124] 《通制条格》卷16，《田令》。《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

[125] 详见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126] 《通制条格》卷16，《田令》。

[127] 《通制条格》卷16，《田令》；陆文圭：《江东肃政廉访使孙公墓志铭》，《墙东类镐》卷12。

[128]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29] 《元史》卷5，《世祖纪二》。

[130] 《元史》卷12，《世祖纪九》；卷90，《百官志六》。

[131]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32] 《元史》卷90，《百官志六》。

[133] 《元史》卷173，《崔彧传》。

[134] 《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卷上，《腹里·大都路》。

[135] 《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大都路》。

[136] 《经世大典序录·弓手》，《国朝文类》卷41。

[137]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卫禁》。

[138] 《元史》卷5、6、11，《世祖纪二、三、八》。

[139] 详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40]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官府平明治事”“官员勤政聚会”条。

[141]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官吏聚会体例”条。

[142]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品从座次等第”“官职同者以先授在上”条。

[143]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圆坐署事”“官暂事故诣宅圆押”条。

[144]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净检对同方押”条。

[145]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公事置立信牌”条。

[146]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置立朱销文簿”条。

[147]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行移公事程限”“公事随事举问”“公事量程了毕”条。

[148]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公事从正与决”“首领官执覆不从许直申部”条。

[149]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公事明白处决”条。

[150]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申事自下而上”条，

[151]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二·行移·案牍》。《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152]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二·案牍》。

[153]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一掌印》。

[154] 《元典章》卷4，《朝纲一·政纪》。

[155] 《元典章》卷4，《朝纲一·庶务》。

[156] 《元典章》卷3，《圣政二·均赋役》。

[157] 《元典章》卷21，《户部七·钱粮》。

[158] 《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

[159] 《元典章》卷26，《户部十二·物价》。

[160]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

[161] 危素：《送陈予嘉序》，《危太朴文集》卷6。

[162] 许有壬：《风宪十事》，《至正集》卷75。

[163] 蒋易：《送黄仲言之武平教谕序》，《鹤田集》卷上。

[164] 详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145—166页。

[165]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二·差委》。

[166] 《通制条格》卷8，《仪制》。《元典章》卷28，《礼部一·礼制一》。

[167] 程钜夫：《民间利病》，《雪楼集》卷10。

[168]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第四章 投下分封制度

第一节 分封与投下制度的形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曾经数次将大批人口、上地分赐给贵族、功臣，从而形成了投下制度。

“投下”一词，最早出现于辽代。当时以“投（头）下”与军州连用，称为“头下军州”“投下州”。“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1]“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2]契丹族主要从事游牧生活，其首领发动对外战争，目的在于掳掠人口和财富。但是，游牧经济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而且，许多来自农业地区的俘虏难以适应游牧生活，他们的专长在于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因此，辽朝的统治者和贵族，经过一番摸索以后，便以投下军州作为安置俘虏人口的一种方式。[3]投下军州实际上是经辽朝政府认可的贵族领地。元朝的投下，无疑渊源于辽朝。

投下在文献中又作头下、头项、投项。关于它的语源，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有的认为它是汉语词汇，有的认为是蒙古语或契丹语，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众说纷纭，迄今没有统一的看法。在众说之中，认为投下（头下）是一个汉语词的见解，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持这种见解的学者把投下（头下）解释为“头项之下”[4]，也就是头目、首领之下。众所周知，元代和投下（头下）并用的还有一个词，即位下。对于一般贵族、功臣，均称投下；对于后妃、诸王，则又称位下。由此可见，“投”“位”与“下”可以分开，投下不可能是其他语言中某个词的音译。而“位”无疑是汉语同，是常用于尊贵人物的敬辞。与之相应的“投（头）”也应该是汉语词。

在元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种说法：“各爱马即各投下。”[5]爱马（蒙古语ayimaq的音译）被译成部或部落，原指蒙古草原各血缘集团，后指各贵族、功臣受封而形成的居民集团。[6]元代文献中常将“投下”与过去中原王朝实行的“食邑”“分地”“汤沐邑”等同起来。所谓“食邑”“分地”“汤沐邑”，就是皇帝分封给贵族、功臣的户口、土地。因此，投下与分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投下是由分封而形成的。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分封贵族、功臣为万户、千户，允许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百姓和草地，从而形成了新的爱马（部）。后来，在灭金、灭宋以后，各部首领（贵族、功臣）又相继分到中原和江南的封地和户口。一般所说的“投下”，既指贵族、功臣最初所得的属民、草地，又包括后来分封得到的地区和户口。由于蒙古军队采取各部出兵、首领统率的形式，所以军中又有“十七头项”“五投下”之类称呼。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将蒙古草原游牧民组成95个千户，封88名开国元勋为千户长。[7]95千户构成了大蒙古国的军事行政单位。后来，又分封诸弟诸子，95千户中一部分便拨给了诸弟诸子，还有一部分则直属大汗。千户长中有些原来就是部落首领，他们管下的百姓以原来部落成员为主体，但也吸收了一些其他部落的成员。还有不少人，则是大汗得力的将领，在连年的征战中“收集了百姓”，形成了新的社会集团。无论哪一种千户，内部都按十进制重新编组，即千户下辖若干百户，百户下辖若干十户，上下之间有极严格的隶属关系，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已不再起作用。成吉思汗分封千户长，允许千户长世代相袭。千户中的百姓，和千户长之间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所以没有人能够随意改换他的长官或首领，别的长官也不能引诱他离开。”[8]每个受封的千户和大汗的子弟，都有指定的分地。到过草原的南宋使臣报告说：“所过沙漠，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9]到蒙古出使的西方传教士也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除了他指定的地方以外，没有一个人胆敢驻扎在任何别的地方。只有他才能指定首领们应该驻扎在什么地方，而首领们则规定千户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10]分封草原的户口和牧地，这是成吉思汗时代首次分封的主要内容。

第二次分封发生在窝阔台汗时期。灭金以后，窝阔台下令调查登记户口，八年丙申（1236）六月，籍户（括户）工作结束，得110余万户。七月，“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耳朵”[11]。也就是和首次分封一样，将中原的土地、民户分封给贵族功臣。这个主张遭到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他说，这样做“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但窝阔台汗因为已经下诏，觉得不便更改，以免引起蒙古贵族的不满。于是耶律楚材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差可久也”。窝阔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对于贵族、功臣仍然分封土地、户口，但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1）封地的长官达鲁花赤由受封者提出，但需经朝廷批准；（2）封地内的原有汉人军阀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继续充当地方行政长官；（3）分封所得的户口，除向地方政府缴纳赋税外，还须向受封者缴纳丝料，每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12]。因此封户又有五户丝户之称。但五户丝由政府征收，转赐受封之家。“其赋则每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予之。”[13]因此，这次分封虽然也是土地、户口，但实际内容已有很大不同。丙申年分封的户数可考者在75万户以上，[14]如以调查登记所得中原户口110万户计，则分封户占汉地登记在籍户的70%左右。其中诸王11人所得近50万户，内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4家族得28万余户，窝阔台系2人（贵由、阔端）受封，得11万余户。公主5人得10万户。功臣23人共得15万余户。分封的地区主要是山东（般阳、济南、益都、东平、济宁等）、河北（大名、真定、顺德、河间、广平等）、山西（平阳、太原），此外还有陕西的延安府。这些都是当时相对比较稳定、户口比较多的地方。至于刚经战乱、居民大量流散的河南地区，以及在战争中破坏很大、又邻近南宋辖区的陕西大部地区，都不在此次分封之列。

第三次分封发生在蒙哥汗时。蒙哥被推举为大汗，意味着汗位由窝阔台家族转到拖雷家族手里。这是一次重大的变化。蒙哥汗即位后，便分封部分亲族、功臣，奖励他们对自己的拥戴。受封的有他的兄弟忽必烈、旭烈兀等。这次分封的时间起自蒙哥汗二年（1252），终于八年（1258）。分封的户数已难于统计，估计应在10万户以上。分封的地区是以前不曾分封的京兆（治所今陕西西安，忽必烈封地，3万余户）、保定（太祖大斡耳朵封地，6万户），彰德（治所今河南安阳，旭烈兀封地，25000余户）、怀孟（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忽必烈封地，11000余户）、河南府（治所今河南洛阳，拖雷子末哥封地，5500余户）、汴梁（今河南开封，分赐窝阔台诸子及部分功臣）。此外，还从河北、山东原有一些封地中分拨若干户供这一时期分封，但数目较小，而且分散。分封以前，在蒙哥汗二年（1252）曾再次调查登记户口，“增户二十余万”[15]。这一次分封正是在新的户口调查登记基础上进行的。总的说来，这次分封的规模是较小的。

第二、三次分封的都是中原“汉地”的户口。封户都要缴纳五户丝。“诸投下五户丝料”在蒙古语中称为“阿合塔木儿”（又作阿合探马儿，Aghār tamār的音译），据研究，意为掳获物、战利品。分封户口，实际上就是蒙古贵族瓜分战利品。后来，在江南分封，征收户钞，也称为“阿合探马儿”，道理是一样的。[16]

忽必烈即位的当年（中统元年，1260），对五户丝的数额进行调整。“其法：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内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儧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17]也就是说，各投下封户每5户共出丝7斤，5斤交国家，2斤交给投下。投下五户丝的数额增加一倍的同时，是因为同时将另一项国家赋税包银减收一半，由每户白银4两改为交钞4两（交钞2两等于白银1两）。增加五户丝的数量显然是出于国家和投下对丝的需要：丝织品不仅为宫廷、贵族、官员所欢迎，而且是最重要的出口物资。

投下封户所纳五户丝的数额，实际上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是和一般民户承担的赋税一样，“验贫富科征”的。元朝实行户等制，将编户齐民划分为三等九甲，分别承担不同的赋税。[18]投下户亦按此办理。[19]投下封户在承担五户丝后，可以免除国家规定的和雇、和买和杂泛差役，作为补偿。[20]这种待遇，和军户、站户等差不多。这说明，从蒙古国到元朝政府都把投下封户看成国家户籍上诸色户计的一种，由国家指派他们承担特殊的义务而已。

第四次分封发生在灭宋平定江南以后。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至元十八年（1281），闰八月，“括江南户口税课”[21]。接着，将“江南的户计哥哥、兄弟、公主、驸马每根底各分拨与来”[22]。根据有记载的数字统计，分赐的共计103万余户。这个数字与第二、三次分封的中原户数接近，但从分封户口在全体居民中所占比例来看，江南比中原大为减少。封户在全体居民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忽必烈的政策。他既不能不照顾蒙古旧俗，实行分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又不能不对分封加以抑制。这次分封的，主要是江西、湖广的户口，其次是福建、广东的户口，此外还有浙东、淮西的个别地方。当时最富庶的浙西地区，不在分封之列。

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敕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定，准中原五户丝数”[23]。这就是说，江南封户向受封者缴纳的不是丝，而是钞。“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的具体办法是：“每一万户一年，这里咱每与一百锭钞，替头里却江南于系官合纳的粮内斟酌要钞。”[24]也就是说，先由国家支给各投下钞，1万封户拨支100锭，然后由政府向封户征收。成宗时中书省上奏说，“江南分土之赋，初止验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元朝钞法，中统钞1锭等于50贯（两），1贯合1000文，100锭合5000贯（两）。所以折合起来每户应摊500文。北方封户的义务是缴纳五户丝，南方则是缴纳户钞，这是南方分封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元代纸钞贬值，同时也因成宗初即位要笼络贵族、功臣，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决定将江南户钞由“五百文加至二贯，从今岁官给之”[25]。

世祖以后各朝陆续有所分封，主要对象是宗室诸王。其中以仁宗一朝规模较大，总计达30余万户。从《元史》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江南前后封户总数近190万户，约占江南总户数的16%。当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的，实际封户应该更多一些。

草原游牧民中盛行忽必（Qubi）之俗。忽必汉译“分子”，即诸子都可得到父亲的一部分财产，而以幼子居多。游牧民中还盛行战利品分享的办法：“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则敷表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26]按照这些游牧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习俗，“太祖皇帝（成吉思汗）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27]。也就是说，蒙古国的分封，其根源在于草原游牧民族的习俗。分封采邑，在中原地区有过悠久的历史，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分封制在政治上的作用逐渐削弱。蒙古国在中原“汉地”大规模分封户口、土地，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耶律楚材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分封制加以修正，使分封以后的投下封户，仍处于国家的管理之下，限制了投下对封户的直接控制，也就限制了投下势力的膨胀。他的意见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窝阔台汗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忽必烈在江南实行户钞制，实际上也按他的意见办理。

但是，蒙古草原的分封制度不能不对中原的分封产生影响。投下主总是千方百计加强对中原和江南封户的控制。按照蒙古国和元朝政府的规定，中原和江南的封户只有经济上的意义，投下主只能按所封户数从政府支取一定的丝、钞，分地不过是一种象征，有人称之为“虚邑”，封户仍由朝廷派遣的地方官员统一管理。[28]但实际施行的结果却是，各投下纷纷把封户当作自己的属民，加以严密控制，索取远比五户丝、户钞为多的赋税，任意强加各种劳役，接受他们的词讼并作出判决，地方政府很难过问。更有甚者，各投下并不以朝廷封户为满足，他们千方百计，招收并接受投献户口，扩大势力，增加财富。这些都将在下一节加以叙述。

投下主分别是宗室诸王、皇后斡耳朵、公主和功臣。宗室诸王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成员。他们受封户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与大汗关系的亲疏。斡耳朵是突厥蒙古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后宫、宫室。辽、元时期，斡耳朵既指宫帐，又指皇室后妃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一种组织形式。[29]成吉思汗有4个皇后，分别领有4个斡耳朵。在成吉思汗和四个皇后去世后，4大斡耳朵却一直保存了下来。忽必烈的4个皇后也都有自己的斡耳朵。皇后斡耳朵在分封时都得到封户。成吉思汗家族与蒙古的几个部首领家族世代通婚。最先有两位公主分别嫁给弘吉剌部的两位首领，以后相继有公主嫁给两位首领的子孙，嫁到其中一支的公主世代享有鲁国公主称号，另一支则称郓国公主。先后嫁到汪古部的公主，享有赵国公主称号，嫁到亦乞列思部的则称昌国公主。这些公主都有自己的投下（位下），得到大批封户。功臣受封的主要是蒙古万户、千户，也有一些归附蒙古国的其他民族的官员、将领，如窝阔台汗时期的耶律楚材、耶律秃花（契丹族），蒙哥汗时代的史天泽等，但总的来说为数很少。[30]功臣中封户数差别很大，多的如木华黎国王，是成吉思汗部下“四杰”之一，在平定中原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受封东平39019户（五户丝），韶州等路41019户（户钞）。小的仅有一二百户，甚至数十户。因此，分封中存在不同的情况。对于地位重要的宗室诸王、皇后斡耳朵、公主、功臣，往往将某一州、县的民户全部赐给，这些州、县很自然成了投（位）下的分地。而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受封者，他们受封的户口有限，只是某州某县居民的一部分，只有封户而没有分地。国家承认的分地，投下便有权派出人员任达鲁花赤。元朝政府为了照顾投下管理的方便，还曾将同一投下的某些分地的行政建置加以调整。至于没有分地的投下，通常就在封户所在的州、县，派驻“管民头目”[31]，或设立某种名目的管理机构。本来，按照蒙古国和元朝政府的规定，投下根本没有必要派遣分地达鲁花赤或设置头目、管理机构。允许投下在分地设置达鲁花赤，是在窝阔台汗分封时便已宣布的，这实际上已是对投下的让步，承认投下对封户有一定的管辖权力。既可向分地派遣达鲁花赤，那么，向那些分散的封户派遣管民头目或设置管理机构，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投下对中原和江南封户的严密控制，可以说从第二次分封之日起，便已开始了。

第二节 投下的属民及其管理

元朝的几次分封，形成了一个个投下。受封者是投下的主人。投下主（宗室诸王、皇后斡耳朵、公主、功臣）拥有大汗—皇帝赐给的草地百姓、中原“汉地”和江南的民户，此外还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各种人户。大体说来，投下的属民，可以分为四类：（1）大汗—皇帝分赐的草地百姓；（2）大汗—皇帝赐的中原“汉地”和江南民户；（3）投下主在战争中得到的俘虏，即驱口；（4）投下主利用各种手段，招收、强占原由政府管辖的各类人户。

草地百姓和投下主之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既是大汗的百姓，又是投下主的属民。访问蒙古国的西方传教士说：“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首领们对于他们的部下在一切事情下也有同样的支配权，因为所有的鞑靼人都被划分为在首领们统辖之下的集体。……简单地说，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都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2]关于投下中草原百姓的封建义务并无足够的资料可以说明，但不少迹象显示，他们要承担国家和投下主的双重剥削。“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33]贵者向大汗缴纳的差发，是向部下属民敛取得来。投下主对属民有审讯的权力。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敕：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34]。这里所说的“分地”应指草原分地。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十月，“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在千户鞫问”[35]。王傅、监郡（路达鲁花赤）、千户主持的是不同层次的审讯。重罪犯人的判决，则需经过达鲁忽赤。进入元朝以后，专门设有大宗正府处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36]。但是，各投下自行处罚之事常有发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札鲁忽赤言：诸王之下有罪者，不闻于朝，辄自决遣。诏禁治之”[37]。禁治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元代中期，漠北发生大灾，各部百姓纷纷流散，很多人进入中原。元朝政府在赈济的同时，设法用强制的手段，将这些流民中的许多人送回所隶属的各部。泰定元年（1324）七月，“赈蒙古流民，给钞二十九万锭，遣还，仍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38]。可见各部属民是不能随便离开的。脱离所在投下甚至要处死刑，说明他们和投下主之间有着严格的依附关系。

“汉地”的封户，按照耶律楚材设计的方案，投下主除了享受五户丝之外，并无其他的权利。但是，受封的投下主将封户与投下所得的草原百姓，同样看待，任意诛求，摊派各种赋税劳役。山西平阳，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人拔都的分地。“平阳一道，隶拔都大王。……近岁公赋仍旧，而王赋皆使贡金，不用银绢杂色，是以独困于诸道。河东土产菜多于桑，而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民淳吏质，而一道课银，独高天下，造为器皿，万里输献，则亦不负王府也。又必使贡黄金，……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空筐篚之纺绩，尽妻女之钗钏，犹未充数。榜掠械系，不胜苦楚，不敢逃命，则已极矣。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虽又如汉之分王王子、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贡金之外，又诛求无艺乎！”[39]由此可见，（1）投下主可以将封户再加划分，赐给子女、诸妃；（2）投下主可以自行决定征收某种物品，并不只限于丝；（3）投下主对封户不仅“差官临督”，而且可以“榜掠械系”，使他们“不胜苦楚”。从这些情况看来，中原“汉地”的封户，地位是很悲惨的。投下主实际上将他们看成可以任意处置的私属。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先后颁布许多命令，对投下的种种特权加以限制，其中之一是重申“各投下分拨到民户，除五户丝外，不拣什么不交科要”[40]。此外，不许投下直接向封户征收五户丝。中统元年的一次中书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诸投下五户丝料自来就征丁州郡。堂议云：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奏准，皆输大都总藏，每岁令各投下差官赴省，验数关支。”[41]忽必烈以后的诸帝，大体上都奉行这一方针，不时申明上述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元朝皇帝的种种限制，对于限制投下在政治上的作用，有着比较明显的效果，而对投下与封户的关系，却未能发生明显的影响。至元二十九年（1292），山东临清的投下管匠官王德开将“每年关到五户丝料，俵散当差人户，织造七托里绢，赴本局送纳”。此事被发现后，“户部议得，投下关支五户丝，并从本投下用度，别无许令俵散民户织造绢匹体例，拟合照依《条画》内事理施行。都省准呈”[42]。这里所说的《条画》指中统五年（1264，即至元元年）八月颁布的“与诸王共议定《条画》”，其中规定对投下民户除五户丝外“不拣什么不交科要”，已见前引。可见，即使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各投下在五户丝外强征、摊派其他赋役之事，仍然存在。元代中期，投下对封户的掠夺与压迫愈演愈烈。在北方，大德八年（1304），“脱脱大王位下管领诸路本投下都总管府敬奉令旨，亲管户计内每年科征年销钱中统钞二百锭，作本府官吏俸钱，祗待使臣饮食”。据御史台报告，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近年以来，各投下官员恃顽不同常调，但凡所需物色，悉皆科拨本管人户”[43]。在南方，江西分宜县的怯怜口四千户长官司、万载县的三千户户计司，“元拨户设置，止是催办本投下差役，今恃倚别无亲管上司钤束，又与本路不相统摄，往往违例受理刑名词讼，擅便断决，妄招户计，影蔽差徭。……又每岁合办钱粮差发，本路官吏园签认状，分宜、万载县出给印信由帖。本司另设主首、保甲催办，民受重扰。岁终不能齐足，负累有司”[44]。这件文书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投下设立的管理封户机构违反政府的制度，自行接受封户的词讼，甚至作出判决。二是投下设立的机构向封户征收他们本应交给地方政府的一切赋役（钱粮差发），归自己所有，以致地方政府无法收足。显然，投下将南方缴纳户钞的封户，同样视作自己的私属，使他们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以上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无论中原或是江南的封户，其实际地位和法令的规定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据国家的法令，投下封户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和国家指派的其他各种户一样，只是承担一种特殊的赋役（丝）而已。但实际则是，他们受投下的严密控制，地方政府无法过问。

蒙古国的制度，战争中将士所获俘虏，便归本人所有，这大概是沿袭原来的部落习惯法。真定，先已归附蒙古的汉军将领赵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余人，诸将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当以归我’。诸将许诺”[45]。汉军将领尚且如此，蒙古人可想而知。蒙古国和元朝政府都规定，“各人出军时马后捎将来底人口”，也就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46]。后来，王公、贵族，依仗权势，用放高利贷等方法，抑逼平民为奴之事，时有发生。例如，“诸王阿只吉岁支廪饩，和市于民，或不能供，辄为契券。子母相侔，则没入其男女为奴婢”[47]。忽必烈曾颁布圣旨，“仰诸王投下取索钱债人员……毋得径直于州、县将欠债官、民人等，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骚扰不安。如违，定行断罪”[48]。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债务奴隶是投下驱口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此外，投下主及其手下的官通过各种手段抑逼良民为奴的事，也是常见的。驱口是身份低下的贱民，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他们有的用于家内服役，有的用于生产，战争时驱口还要随同出征。

各投下主并不为朝廷分封的户口感到满足。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扩充自己控制的人口，用以扩大势力。投下扩充人口的方式，可以分为招收和投献。招收是投下主派官吏到各地去收集人口，投献则是某些百姓为了求得庇护前来投奔。招收通常是带有强迫性的，所以称为“拘刷”“拘收”[49]。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漏籍户（没有在国家户籍上登记的户口）、析居户（分家出来的户口）、放良户（被主人释放的驱口）等，后两类一般也不曾在国家户籍上登记。投下正是以此为借口进行招收的，但事实上见于国家户籍的户口常常也在被收之列。投献通常是自愿的，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某些百姓因不堪忍受国家的沉重赋役，便投靠投下，以求一时的解脱。如至元十六年（1279）一份官方报告中说：“比年灾伤缺食，驿马倒毙数多，官政逼迫，未免卖妻鬻子，以致逃亡。或有投充诸王位下昔宝赤、怯怜口人匠等户，规避站役者。”[50]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富户，投奔投下，以求逃避国家的赋役，同时依仗投下的势力，为自己谋私利。如“荆溪、句容、金坛等处富户，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邻吉耳养老户者。及其有势之时，可恃可倚，颇称所欲”[51]。无论招收或是投献的人户，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贫民；既有国家籍册上的编户齐民，也有漏籍户。

招收或投献的人户，有的从事原来的职业，有的则充当昔宝赤、怯怜口人匠、校尉等。[52]昔宝赤是养鹰人，校尉是投下主的随从。怯怜口是蒙语ger-ün köhud的音译。元代文献中说：“怯怜口谓自家人也。”[53]朝鲜的古代史籍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54]意思都是说这种人归王公贵族私有。最初，怯怜口大概是草原贵族家中奴仆的泛称，ger-ün köhud直译便是家中儿郎。随着蒙古国的扩张，投下制的确立，怯怜口用来泛指投下主私人占有的各类人户，主要指招收和投献得来的人户。它与分封的百姓不同，与驱口亦有区别。[55]怯怜口以充当工匠的居多，亦有从事家内服役或其他工作的。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一旦归附投下之后，便列入投下的籍册，终身不能脱离，子孙继承其业：“隶其位下之籍，虽子子孙孙，不能免也。”“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驱奴隶。”[56]

投下控制的人户数目，既是权力大小的象征，又是财富多少的标志。草原、中原和江南的封户是固定的，奴隶的来源是有限的。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普遍无限制的剥削和压迫，各投下的封户和奴隶都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各投下为了弥补封户和奴隶的损失，以及壮大自己的势力，便要招收和接受投献的人户。他们的这种举动，必然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蒙古国大汗和元朝皇帝，多次发布诏书，对投下加以限制。在蒙古国时期，“月哥歹皇帝（即窝阔台汗）时分，‘忽都鲁官人抄数了户计，漏籍、放良等户，不拣谁休拾者’。么道，行圣旨来。壬子年抄数户数时分，蒙哥皇帝依前再行圣旨来”[57]。蒙哥汗的圣旨中明确宣布：“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58]忽必烈即位以后，努力加强中央集权，因此特别重视投下招收户口的问题。在即位的第二年（中统二年，1261）六月，下令“禁诸王擅遣使招民及征私钱”[59]。发布的诏书中说：“今体知得诸投下差使臣告奉到圣旨及令旨文字，不经由本路官司，径直于州县开读，拘刷民户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钱债骚扰。为此特降圣旨，今后遇有各投下拘刷起移人匠民户，取索钱债，先须经由本路宣抚司，行下达鲁花赤、管民官。若不系大数民匠，合拘收起移者，依上拘刷，并不得似前径直于州县一面骚扰。如委实不系大数合拘刷起移底民匠，各路官司却不得遮当。”[60]由此可知，当时投下收户的情况一定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地方政府不敢阻止，招收的对象中显然有许多是“大数”，亦即国家户籍上已登记在册的。这次的诏书一是规定招收户口必须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二是不许招收“大数”中的民匠。实际上并未禁止投下招收户口，只是加以限制。此后，又陆续颁布了有关的诏书，进一步规定不许各投下自行招收户口及接受投献。如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诏书内一款：“元降圣旨，诸投下不得招收户计。近年诸投下往往将不干碍人户滥行收拾，为此，已令中书省遍行文书禁断去讫，违者依理究治。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圣旨：“如今不拣那个投下，不拣是谁，漏籍户，还俗和尚、先生每，弟兄析居，放良，这等户根底，依已前圣旨体例里休拘收者，休隐藏者。这般户计每有呵，城子里官人每数目要了，续续的中书省里报知者。”[61]各种漏籍户口只许政府拘收，不许投下招收隐藏。诏书中一再重申，表明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但也反映出在忽必烈时代，投下招户和接收投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各投下显然采取抗拒的态度，而政府也未能就此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忽必烈以后的元朝中期诸帝，继续禁止投下招户和接受投献的政策，不时为此颁布诏书。例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正月的诏书中说：“中书省官人每奏……孛罗欢为头河南行省官题说，‘俺管辖的地面里，将系官并民田每，有一等歹人，诸王、驸马每根底官人每根底各投下呈献的多有，不系诸王、驸马、各投下分拨到的户计、地土有，若不禁治呵，渐渐的仿学的多了去也’。么道，说有。诸王、驸马、权豪势要、众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行呵，怎生？么道，奏来。如今不拣那个诸王、公主、驸马，依在先圣旨体例里，漏籍并不干碍他每的户计，休收拾者，休隐藏者，地土也休占者。已收拾来的户计，已占来的地土，依体例回付者。这般宣谕了呵，庶人每隐藏户计，自意占地土，诸王、公主、驸马每根底呈献户计、地土呵，有罪过者。”[62]这道诏书，不仅重申禁令，而且要求各投下将招收的户计、田土交给政府，比过去的同类诏书，更加严厉。此后，在武宗、仁宗的即位诏书中，都有类似的禁令。同样内容的禁令反复出现，一则反映出此类问题之严重，同时也说明所有的禁令都是徒具形式，并无实际效果。元代后期，几乎再不见此类禁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投下停止招收户口和接受投献，而是因为屡禁不止，政府终于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投下与政府争夺户口、土地，以政府的失败告终。这一事实，说明了投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势力之大。蒙古国的大汗和元朝皇帝都必须得到诸王、驸马、功臣的拥戴才能即位，因而大汗或皇帝在即位以后必须给予酬报，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是元代政治生活的特点，也是各投下敢于肆无忌惮招收人户、接受投献的原因所在。

总之，投下属民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大体说来，有以上所说的四种人。这四种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分封的户口，包括草原和中原、江南的封户。另一类可以称为私属人口，包括驱户和招收、投献的人口。封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按规定应同时承担国家和投下的赋役；私属人口是在国家户籍之外的，只承担投下的各种名目的贡赋劳役。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各投下设立了不同的管理机构。对于草原封户，采用千户、百户编制，任命千户、百户进行管理。对于中原、江南封户，凡是有分地的，投下主有权派遣达鲁花赤，和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员共同管理。达鲁花赤的任命由投下提名，须经朝廷批准。凡是分散在各路、府、州、县的，则由投下派遣管民头目，设立总管府、户计司等机构进行管理。在第一节中提到的耶律左丞投下管民头目，以及本节前面提到的分宜县怯怜口四千户长官司、万载县三千户户计司，都是很好的例子。有关的文书中说，“札付各处户计司”，可见这类机构相当普遍。至于招收或投献而来的人户，有的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如总管府、提举司等；有的则由投下设立的管理封户的机构兼管，如上述分宜县怯怜口四千户长官司、万载县三千户户计司本来管理的是两县的封户，但它们“妄招户计，影蔽差徭”，说明受管辖的还有不少招收或投献的人户。投下的官员通常由投下主提名，朝廷批准，其中很多是世袭的。以分地的达鲁花赤为例，“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63]。投下系统官员的选拔升降标准、办法与政府系统是不一样的，因此当时有“投下选”和“常选”之别。诸王（包括宗室、驸马）还设有王傅，协助诸王掌管本投下的事务。王傅通常由诸王在本投下人员中选择提名，再由朝廷任命。

关于投下管理机构的设置，与皇室世代通婚的弘吉剌部可以作为例子。弘吉剌部首领世代承袭王位，先封济宁王，后改封鲁王，成吉思汗时代分赐弘吉部首领“按陈及其弟火忽、册等农土”。“农土犹言经界也。”也就是草原分地。后来又相继得到中原和江南的土地、户口。“弘吉剌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钜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此丙申岁之所赐也。至元六年，升古济州为济宁府，十八年始升为路，而济、兖、单三州隶焉。又汀州路长汀、宁化、清流、武平、上杭、连城六县，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赐也。又有永平路滦州、卢龙、迁安、抚宁、昌黎、石城、乐亭六县，此至大元年之所赐也。”[64]此外，在草原分地，弘吉剌部首领还建立了应昌、全宁二城，元朝政府因此在当地设应昌、全宁二路。“其应昌、全宁等路则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其陪臣，而王人不与焉。”为了管理本投下的分地与各种人户，设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房、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此可得而稽考者也”[65]。另一个与皇室世代通婚的汪古部首领，原封高唐王，后进封赵王。天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是汪古部首领的分地，后来设立了德宁、净州、砂井、集宁四路，和应昌、全宁一样，这四路的官员是由高唐王（赵王）任命的。在中原，汪古部的分地是山东的高唐、夏津、武城三县。这三县本来分属三个不同的州、府，为了投下管理的方便，元朝政府将它们集中起来设置了高唐州。高唐州和下属三县的达鲁花赤即由王府任命，世代相袭。汪古部的属户，有的散居分地以外地区，如真定。王府在那里设立了真定等路诸色人匠总管府，进行管理。[66]

投下管理机构的情况大体如上，应该指出的是，各投下中私属人户的管理机构的设置，元朝政府并无统一的规定，一般是各投下主自行决定的，因而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捏不烈大王的乾州（今陕西乾县）所设提领所“止管人户一百八十户，设立官吏人等一十五名”[67]。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投下系统官员的任命主要取决于投下主的好恶，而且盛行世袭之法，因而，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比起元朝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的官员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朝政府曾经采取各种措施，对投下官员加以约束，主要有：（1）投下官员与行政系统官员一样，必须接受监察部门的监督。“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68]；（2）对投下委派分地达鲁花赤的办法加以限制。世祖忽必烈时，因“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改为“依常调，任满，从本投下选代”[69]。这个规定在以后曾多次重申。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下令将“诸王每委付的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每交做副达鲁花赤，大数目里交委付为头达鲁花赤”[70]。这就是说，分地里原来诸王自行委派达鲁花赤，改为朝廷派委正达鲁花赤，投下委派的只能充副达鲁花赤。元朝地方行政体制中原来没有副达鲁花赤的职位，为了压抑投下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分地的控制，于是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但是，元朝政府的这些约束措施，和禁止投下招集和接受投献人口的命令一样，收效甚微。最突出的是延祐二年投下分地达鲁花赤的安排。这个决定遭到各投下的强烈反对，“失了诸王的心”，到延祐四年（1317），元朝政府便改变决定，“各投下的城子里只依着已前行来的体例，交他每委付为头达鲁花赤者，大数目里休委付者”[71]。政府方面以失败告终。

第三节 投下参政与宗王出镇

投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成吉思汗兴起时，北方草原的牧民仍保持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血缘关系起着极其突出的作用。成吉思汗的成功，家族、氏族成员的同心协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成吉思汗登上大汗宝座以后，便以分封形式作为对他们的酬报：“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72]而家族、氏族成员都能参与国政管理，也是他们共同的观念：“他们后来始终遵守这个原则，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73]因此，在蒙古国时期，投下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大汗必须经过忽里台大会选举，而忽里台大会的组成，便是宗室诸王、驸马和功臣。忽里台大会不仅选汗，而且决定一些重要事务，特别是战争和一些重大案件。窝阔台汗以后的每次大汗选举，都经过激烈的斗争，诸王、驸马、功臣的地位更形重要。对于汗廷的事务，投下可以干预。如窝阔台汗时期，耶律楚材建议民事、军政、课税分治，“各不相统摄，遂为定制”。权贵不能平，唆使皇叔派“专使来奏”，指责耶律楚材“不宜重用”，“必欲置之死地”[74]。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75]？

蒙古国在燕京派驻札鲁忽赤（断事官），作为大汗朝廷的代表，处理中原“汉地”的事务。当时汉人则按金朝官制，称之为丞相，并把札鲁忽赤为首的管理机构，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燕京行省的札鲁忽赤常有数人，除由大汗派出者以外，还有一些则是各投下的代表。“在先朝，故事，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尚书事。”[76]例如，唐兀人昔里钤部，受贵由之命，为大名路达鲁花赤，大名是贵由的分地。他同时又是燕京行尚书省的断事官，一身二任。“定宗即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为监’。至燕，则同断事官哈达署行台。后宪宗以布札尔来莅行台，录其旧劳，又俾同署，别锡虎符，以监大名。”[77]行台即行尚书省。畏兀儿人布鲁海牙，受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之命，任分地真定路达鲁花赤，后又兼燕京断事官，“得专生杀”，曾“与断事官卜只儿按顺天等路”[78]。这个卜只儿与上述布札尔是同一人。但是，能够派人任燕京行省断事官的只能是少数投下，从上面两个例子来看，应是某些地位最高的宗王投下。这种情况，是投下参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诸王、公主往往随意颁发令旨、懿旨，与大汗的圣旨一样，通行于“汉地”，或索取财物，或拘收户口，或断决词讼，或“勾摄”官吏。贵由汗即位之初，下令回收诸王颁发的令旨、牌子。[79]但不到三年，在他病死以后，这种现象变本加厉，“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驿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80]。蒙哥汗即位后，又下令：“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81]这一命令的作用仍是不大的。忽必烈即位后，不得不又发布类似的禁令。投下的上述种种表现，实际上是把中原“汉地”视为公共的战利品，因而可以干预管理，可以任意索取。

忽必烈即位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投下干政，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大障碍。为此，他颁布了一系列命令，对投下在政治上的作用加以限制。如，“诸王、后妃、公主、驸马非闻奏，不许擅取官物”。“谕诸王、驸马，凡民间词讼无得私自断决，皆听朝廷处置。”[82]“诏诸投下毋擅勾摄燕京路官吏”。不许投下“擅召民户”，禁止投下使臣“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等。[83]更重要的是，忽必烈按照前代中原封建王朝的样式，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形成了新的中央决策系统和运行机制（参见本书第一、二章）。投下在中央决策系统中已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投下对地方行政的干预也遭到了抵制。尽管宗王、公主颁发令旨、之事仍然不断，擅自处分地方官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投下的权力被限制于分地和管辖封户的范围之内，而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其影响则大大缩小了。

忽必烈建立的中央机构，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最为重要。省、院、台的大臣，都是皇帝亲自挑选的，其中有些人即使出身某一投下，但其任职是作为皇帝的亲信，而不是投下的代表，决策过程中秉承的是皇帝的意旨而不是投下的利益。在中书省设有断事官，“秩正三品，掌刑政之属。……其员数增损不常，其人则皆御位下及中宫、东宫、诸王各投下怯薛丹等人为之。中统元年，一十六位下置三十一员。至元六年，十七位下置三十四员。七年，十八位下置三十五员。八年，始给印。二十七年，分立两省（即分置中书、尚书二省），而断事官随省并置。二十八年，十八位下置三十六员，并入中书。三十一年，增二员。后定置，自御位下及诸王位下共置四十一员”[84]。十六位或十八位下具体是哪些，已无法查考，但无疑是地位最显赫的投下。断事官便是这些位下在中书省的代表。但是，中书省的负责官员是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政，他们处理“军国重事”，“裁成庶务”。断事官不过正三品，其职责是“掌刑政之属”，在中书省处理军国大事时并不起作用。而且，元代负责刑政的专门机构有大宗正府，在中书省则有刑部，中书省断事官所学“刑政”具体指什么，令人难以理解。事实上，元代的司法活动中，并不见有中书省断事官参与（见本书第七章）。一种可能是，忽必烈设立的中书省，与燕京行尚书省有着明显的联系；中书省的长官，按前代官制，定为丞相、平章政事等，而行尚书省首脑札鲁忽赤（断事官）作为一种职位仍保留了下来，但实际上已成为没有具体任务的虚职。所谓“掌刑政之属”，可能是沿袭札鲁忽赤的原有职能而言的。前面说过，燕京行省的断事官中有各投下的代表，中书省断事官由各投下派人组成，显然也由此而来。当然，中书省在处理与投下有关事务时，大概会征求断事官的意见。[85]在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中亦设有断事官，“秩正三品，掌处决军府之狱讼”。原置2员，最多时8员。[86]但是这个职位与投下并无关系。

在元朝的中央机构中，与投下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大宗正府。这个机构“秩从一品”。“国初未有官制，首置断事官，曰札鲁忽赤，会决庶务。……至元二年，置十员。三年，置八员。九年，降从一品银印，止理蒙古公事。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又有怯薛人员，奉旨署事，别无颁受宣命”。札鲁忽赤最多时46员，元代中期定制42员。[87]大宗正府实际上是为札鲁忽赤设立的机构。历代宗正府都是处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元代则成为司法机构，名实不符，这一点元代已有人指出来。[88]这大概是因为蒙古、色目人不熟悉中原政制造成的误会。[89]大宗正府的职责是处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以及一些其他事务。[90]实际上，大宗正府的主要职责，是审核“诸王、驸马投下”所属蒙古、色目人的重罪案件，“准敕：宗正主北方刑狱”[91]。诸王、驸马犯有重大罪行，亦由宗正府处理。[92]至于汉人的刑狱，有时归中书刑部审核处理，有时亦划归大宗正府，有过几次变化。正因为宗正府主管的投下刑狱，所以仍保留了由一些重要投下（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封国者）派代表任职的方式。大宗正府在司法工作中起重要作用，但其职权范围主要仍是各投下。

此外，又有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93]。内八府宰相“例以国戚与勋贵之子弟充之”[94]。“谓之宰相云者，其贵似侍中，其近似门下，故特宠之以是名。虽有是名，而无授受宣命，品秩则视二品焉。”[95]这实际上是安排贵族子弟的荣誉职务，并不能参与中央的决策，只是负责处理某些与投下的事务。[96]

元朝建立后，历代皇帝即位时，仍要召开忽里台。但皇位的继承，在忽里台召开以前，已经确定，忽里台不过是一种仪式（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而且，军国大事，也不再在忽里台上讨论。中央决策系统的变化，使忽里台成为形式，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投下对中央政务的参与。

忽必烈即位后，发布命令不许投下“擅取官物”“私自断决（词讼）”及“勾摄官吏”等，已见前述。这些禁令，限制了各投下对地方行政的干预。但是，投下的这一类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正月，“诏诸王、公主、驸马，非奉旨毋罪官吏”。大德二年（1298）六月，“禁诸王擅行令旨，其越例开读者，并所遣使拘执以闻”[97]。大德六年（1302），针对阿只吉大王勾唤崞州知州一事，中书省重申，“诸王、公主、驸马不得一面勾摄（管民官）”[98]。大德七年（1303）四月，“禁诸王、驸马毋辄杖官吏，违者罪王府官”。大德八年（1304）四月，“凡诸王、驸马需索，有旨非奉旨辄给者，罪且罢之”[99]。成宗一朝颁布的有关投下的禁令很多。以上这些禁令只是其中一部分。不难看出，投下干预地方行政的现象还是很多而且很严重的，而元朝政府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这种态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投下干预地方行政的情况在此以后明显有所收敛。

元朝实行宗王出镇制度。忽必烈即位以后，封诸子为王，出镇“边徼襟喉之地”[100]。出镇地区有两类。一是“边徼”，即边疆地区，如漠北、河西、吐蕃、云南等。一是“襟喉”，即战略要地，如扬州、京兆等。元代中期，又增加了武昌、庐州等地。派遣宗王出镇，目的在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的还负有指挥军队的责任。最初派遣出镇的宗王，权力很大，以出镇关中的安西王为例，“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101]。在控制区内，举凡军队指挥、官员任命，司法、赋税等，都可自行做主。出镇宗王权力过大，必然不利于中央集权，这和原来的设想正好相反。于是，忽必烈不得不逐步进行调整，形成了出镇宗王与行省同时并存、分权而治、互相制约的局面。后来的元朝历代皇帝大体上沿袭了这种做法。

调整以后，出镇宗王所镇戍的地区，都按政府的统一规定，设置从行省到路、府、州、县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官员均由朝廷统一任命。各级政府按规定征派赋役，主持刑政。宗王的职责，主要在军事活动方面。当边境或内地发生动乱时，出镇宗王便领兵出征。事毕以后，宗王和军队各回驻地。军队平时由行省、行院管辖。在一般情况下，出镇宗王不奉朝廷命令，不能随便调动军队。[102]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王府和行省机构，“不相统摄”。出镇宗王有监督所在地行政、监察机构的责任，而行省官员主要听命于朝廷，也有权限制、监视宗王的行为，必要时上报朝廷，听候处理。宗王与行省互相牵制，其结果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103]

出镇的宗王，有的世袭，有的不能世袭。据不完全统计，有元一代出镇宗王近60名，其中世袭的约13例，非世袭的30余例。非世袭的临时指派占了多数。以云南出镇宗王为例，60多年间，在忽哥赤、甘麻剌、奥鲁赤三支系间[104]频繁变更近十次之多。[105]

总起来说，宗王出镇，可以视为投下参政的一个方面。但权力仅限于必要时根据朝廷指派统率军队出征，对决策没有多少影响，也不能于预地方的行政，其作用是有限的。最初的宗王出镇，显然受分封制的影响；在调整以后，宗王出镇表面上具有分封的形式，实质上主要是一项军事措施，与投下分封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出镇的宗王，其本身都受封拥有分地、百姓，王府的官员往往兼管投下和镇戍的事务，由投下人员组成的军队是出镇宗王所统率军队的基干力量，如此等等，投下分封与宗王出镇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

[1] 《辽史》卷37，《地理志一》。

[2] 《辽史》卷37，《地理志一》。

[3] 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杨瑀：《山居新话》。关于“投下”与“爱马”的关系，请参见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9—15页。

[6] 在《元史》本纪中，顺帝以前各纪述及蒙古居民集团时用“部”，而顺帝一朝本纪中则常用“爱马”。

[7] 史卫民等：《〈元朝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8]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

[9]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0]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译本，第26页。

[11] 《元史》卷2，《太宗纪》。按，此次籍户所得户数，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此处据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4分册。

[12]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13] 《经世大典序录·宗亲岁赐》，《国朝文类》卷40。

[14] 据《元史》卷95，《食货志三·岁赐》统计。

[15]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16] [日]松田孝一：《モンゴルの汉地统治制度》，《待兼山论丛》11号，《史学编》，1978年；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7]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

[18] 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元史研究论稿》。

[19] 《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条。

[20] 《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减差》“纳绵府杂泛”条。

[21] 《元史》卷11，《世祖纪八》。

[22] 《元典章》卷24，《户部十·投下税》“投下税粮许折钞”条。按，分拨江南户汁，多数在至元十八年，少数在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最晚有至二十七年者。

[23] 《元史》卷12，《世祖纪九》。

[24] 《元典章》卷24，《户部十·投下税》“投下税粮许折钞”条。

[25]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26] 赵珙：《蒙鞑备录》。

[27] 《元典章》卷24，《户部十·投下税》“投下税粮许折钞”条。

[28] 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3。

[29] 关于斡耳朵，请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斡耳朵”条，作者亦邻真。

[30] 至元二十一年分封时，对怯薛中的各类职事人员（昔宝赤、八剌哈赤、阿塔赤、必阇赤等）分拨江南户钞为数不等。《元史·岁赐》篇将它们列于“勋臣”目下。

[31] 《元典章》卷19，《户部王·家财》“户绝有女承继”条：“至元十年七月十九日，中书户部，来申，耶律左丞下管民头目张林申，本投下当差户金定户下人口节次身死……”耶律左丞即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时受封燕京等处870户。由此条可知其投下设有管民头目。

[32] 《出使蒙古记》，第27、28页。

[33] 《黑鞑事略》。

[34]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35]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36] 《元史》卷87，《百官志三》。按，大宗正府的长官仍称札鲁忽赤。

[37]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38]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39] 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32。

[40] 《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减差》“投下五户不科要”条。

[41] 王恽：《中堂事纪》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

[42] 《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投下五户不科要》。

[43] 《通制条格》卷2，《户令·非法赋敛》。

[44] 《元典章新集·刑部·户计司相关词讼》。分宜县四千户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分拨给世祖第二斡耳朵的，万载县三千户是同年分拨给怯薛中的必阇赤的，见《元史》卷95，《食货三·岁赐》。

[45] 《元史》卷151，《赵迪传》。

[46] 《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47] 苏天爵：《参政王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48] 《元典章》卷27，《户部十三·斡脱钱》。

[49] 《通制条格》卷2，《户令·投下收户》。

[50]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7。

[51] 孔齐：《至正直记》卷3，《富户避籍》。

[52] 昔宝赤、怯怜口人匠见上引《经世大典·站赤》，校尉，见同书“大德元年”条（《永乐大典》卷19419）。

[53] 徐元瑞：《吏学指南》。

[54] 《高丽史》卷123，《印侯传》。

[55] 关于怯怜口，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怯怜口”条，作者亦怜真。

[56] 孔齐：《至正直记》卷3，《富户避籍》。

[57] 《通制条格》卷3，《户令·隐户占土》。

[58] 《通制条格》卷2，《户令·投下收户》。

[59] 《元史》卷4，《世祖纪一》。

[60] 《通制条格》卷2，《户令·投下收户》。

[61] 《通制条格》卷2，《户令·投下收户》。

[62] 《通制条格》卷3，《户令·隐户占土》。

[63] 《经世大典·宗亲岁赐》，《国朝文类》卷40。

[64] 《元史》卷118，《特薛禅传》。弘吉剌部的上述中原分地，是以鲁国公主名义得到的，不包括郓国公主名下的封地。

[65] 《元史》卷118，《特薛禅传》。

[66] 周清澍：《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文史》第14辑（1982年）。

[67]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赴任》“投下人员未换授不得之任”条。

[68] 《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

[69] 《元史》卷12，《世祖纪九》。《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条。

[70]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条。

[71]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条。

[72]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条。

[73] 《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第45页。

[74]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75]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76] 姚燧：《中书左丞李公家庙碑》，《牧庵集》卷12。

[77] 姚燧：《忠节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9。

[78]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79] 《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第299页。

[80] 《元史》卷2，《定宗纪》。

[81] 《元史》卷3，《宪宗纪》。《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下册，第701页。

[82] 《元史》卷4，《世祖纪一》。

[83] 《元史》卷5，《世祖纪二》。

[84]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85] 至元二年（1265），中书省曾差断事官处理五投下人户纠纷，见《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但以后未见此类记载。

[86]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87]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88] “君（王祖兴）言：‘宗正司天子属籍，议狱非职也。’不听。”（马祖常：《王公神道碑》，《石田文集》卷13）

[89] 立宗正府出于权臣色目人阿合马的建议，见《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90]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1] 马祖常：《王公神道碑》。

[92] “（拔实）除中奉大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火赤。宗正丑汉怙势杀人，公欲上其罪状，以申典宪，而有力庇之者。遂移疾去。”（黄：《凯烈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5）

[93]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4]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内八府宰相》。

[95]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96] 泰定时任内八府宰相的亦辇真，其祖先世袭拖雷分地真定的达鲁花赤，本人“年逾二十为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阇赤”。他显然是作为英宗位下的派出人员任内八府宰相的。见黄《亦辇真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97]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98]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投下不得勾职官”条。

[9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00] 《经世大典序录·屯戍》，《国朝文类》卷41。

[101] 姚燧：《延厘寺碑》，《牧庵集》卷10。

[102] 见《元史》卷184，《陈思谦传》。元末，镇守庐州的宣让王说：“非奉诏，不敢调（军）。”

[103] 李治安：《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4辑（1992年）。

[104] 忽哥赤，忽必烈第五子；奥鲁赤，忽必烈第七子；甘麻剌，忽必烈次子真金的长子。

[105] 李治安：《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4辑（1992年）。

第五章 军事管理体制

第一节 兵役制度

元代实行征兵制度，但方法略有不同。蒙古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实行军户制度。由于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所以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不同的名称。

蒙古军“皆国人”，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各部15岁至70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也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料为军。有事则空营帐而出，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1]蒙古人的这种兵役制度，是由他们“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2]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在游牧民和战士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全体应战。在蒙古以前的许多游牧民族中，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兵役制度。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之后，将蒙古各部编组成统一的军事组织，能够动员的士兵大约在十万人左右。[3]蒙古军人要自备武器、马匹和其他军事装备，“无论何时，只要有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和驴、驼等。每人都要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军队出征前要进行严格的军备检查。[4]一般军事行动不需要全体动员，蒙古统治者往往采取“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或者“十人抽三”的办法签发部分军人出征，被签发出征士兵的奴仆（当时称为驱口、驱丁）也要随军出征。如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派遣野里知吉带率军西征，命令所有蒙古宗王和各部，“每十个人中抽出三个人，组成远征的军队。这三个人的奴仆（这些奴仆是从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各国带来的）也随军出征”[5]，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种办法在元代一直沿用，只是随着蒙古政权职能的逐渐完善，从蒙古人户中陆续抽调出一些人专门承担站驿供应和放鹰打猎，“全民皆兵”的格局受到影响，所以签军时不得不考虑各家成年男子的数量。如至元四年（1267）正月，忽必烈即作出规定：“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6]

长期的战争造成了蒙古军人的严重减损，统治者不得不加速后备军人的培养。蒙古人“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7]，又称为“小厮蒙古军”，蒙古语称为“怯困都”（意为“渐长成丁”）军，[8]实际上就是蒙古童子兵。成吉思汗时期，已有渐丁军存在。南宋使者曾在蒙古草原上看到不少十三四岁的孩童西行，“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9]。入元以后，仍然是在战争吃紧时即签发渐丁军人出征。到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作出明确规定，“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10]。

蒙古统治者把部分投降和掳掠来的色目人用于战争，使他们都“隶蒙古军籍”[11]，也是补充蒙古兵员不足的有效办法。少数色目人按其民族成分编组在一起，隶于蒙古将领之下，于是出现了唐兀军[12]、哈剌鲁军[13]、阿儿浑军[14]、畏兀儿军[15]等名称，多数人则分散编组在蒙古各军中。忽必烈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后，将“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16]，对分散的色目军人进行集中编组，于是又有了“色目军”的称呼，专指由色目人组成的侍卫亲军。[17]

从蒙古各部中签发出征的士兵，往往由于战争的需要，短期或长期留在被占领的地区镇守，由此产生了探马赤军。“探马（Tama）军，也就是被指定从各千人队、百人队中抽出人来组成的军队，被派赴某地区长期驻扎者”[18]。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远离草原，长期在生活环境不适应的地区作战和镇戍，视探马赤军为“重役军”，所以在选调探马赤平时，蒙古各部往往以沦为本部私属人口的外族人充任，由此造成了探马赤军人复杂的民族成分，既有蒙古人、色目人，也有汉人。元时人称“探马赤则诸部族也”[19]，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探马赤军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出来的，一是指探马赤军大多数是蒙古族以外的各族人。

探马赤军和蒙古军最初属于同一个兵员征集系统，士兵源于蒙古各部，出戍后依然和蒙古本部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妻子儿女，有的随同前往镇区，有的则留在本部。探马赤军军官的更换，要得到本部领主的首肯，故此，探马赤军士兵往往由镇区私自逃回草原。中统三年（1262）三月，有人向忽必烈奏报：“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忽必烈下令征集探马赤军人，规定“若壬寅（1242）、甲寅（1254）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令随各万户依旧出征；其或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20]。此后探马赤军人逐渐与蒙古本部脱离关系，家属陆续由草原牧区迁往中原农区。宋朝灭亡之后，参加征战的探马赤军人被“收聚”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腹心要地屯驻，并专设“蒙古军都万户府”进行管理。此后，探马赤军也经常被称作蒙古军，如山东的探马赤军，被称为“五万户蒙古军”[21]；河南的探马赤军，被称为“四万户蒙古军”[22]。探马赤军人均隶籍于都万户府所在地区，[23]称作探马赤军户或者蒙古军户。如哈剌鲁人伯颜，“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在为编民，遂家氵仆阳县南之月城村”。因为是举家南迁定居，时间长久后游猎生活习俗逐渐改变，“时北方人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24]。自中统年间严格探马赤军籍之后，探马赤军成为独立于蒙古军之外的一个士兵征集系列。从这个系列中，不仅可以选出分布在各地的镇戍军队，也可以产生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侍卫亲军。

汉军的称呼，最早出现在太祖九年（1214），指金朝的降军。[25]此后，中原军队名目混乱，[26]大约到太宗窝阔台汗时，“汉军”才成为比较固定的中原诸军的统称。汉军大致来自以下四个渠道。（1）金朝末年出现在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陆续在首脑人物率领下向蒙古人投降，又在蒙古军队的支持下，攻城占地，为蒙古政权效力。（2）降蒙的各种金朝军队，包括乣军、契丹军、黑军和所谓的“女真军”[27]。（3）中原签军。虽然有降蒙的地方武装和金军提供兵员，但对于长年从事战争的蒙古政权来说，仍然经常感到兵力匮乏。蒙古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在汉人聚居的中原地区签发士兵，是解决兵源问题的最便捷手段。成吉思汗时就已经有人建议签发汉人为军，太宗四年（1232）开始实行，到太宗十三年（1241），“随路总签军一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一名，点数过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人”[28]。以后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又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签军，前后签军的总数至少在30万人以上。签发汉军士兵，要依据财产状况，一般是取之于中户。[29]（4）蒙古国时期降蒙的南宋军队，也被视为汉军。到至元十年（1273）后，降蒙宋军才被称作新附军。

汉军有新军与旧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降蒙的金军和地方武装，新军当指从中原签发的士兵。[30]蒙古政权曾几次编定汉军军籍。宪宗二年（1252，壬子），“签诸路军籍”，所编军籍称为“壬子籍”[31]。宪宗四年，“初籍新军”[32]，到第二年完成，所定军籍称为“乙卯年军籍”[33]。以后又有“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被定入军籍的人，按照政府规定，即成为汉军军户，不得改为其他户计。“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34]。

南宋灭亡之际，大批宋军降元，被元人称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但都不是宋军原来的番号，而是元人因军队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宋朝实行口券制度，给出戍官兵发放“生券”，驻地留守军人发给“熟券”，凭券领取钱粮。领取口券的军人降元后，就被称为“券军”，又因他们过去所领口券的不同，分别称为“生券军”和“熟券军”。宋朝招募士兵时，为防止士兵逃亡，往往在脸、手臂、手背上刺字。手臂和手背上刺了字的宋兵，被元人称作“手号军”，又称为手记军、手号新军、手号新附军、涅手军等。在南宋和蒙元政权对峙的几十年中，有被称作“通事人”的“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亡宋多招纳北地蒙古人为通事军，遇之甚厚，每战皆列于前行，愿效死力”。南宋王朝灭亡之后，这些人返归元朝，被称作通事军。[35]元廷在江南地区招集贩卖私盐的盐徒为军，称为“盐军”，又称作盐兵、盐徒军、贩私盐兵等，[36]也算在新附军之内。此外，还有畲军、左右两江土军，以及新附水军、新附炮手军等称呼。新附军的数量，在现存的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当时人胡祗遹留下的一个比较含混的记录，称元朝得宋降军“兵卒百万”[37]。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在南宋末年，“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38]，估计被元廷收编的新附军人在20万人上下，其中手号军人83600人，[39]盐军6000人左右。[40]

为收编新附军，元朝政府在至元十四年（1277）到十九年之间，数次下诏招集新附军人，规定“堪以当军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如有执迷不肯出首之人，或在外做贼说谎，因事败露，有人告首，被捉到官，明依札撒治罪”；江南官员和富豪大户不得隐占新附军人。[41]至元二十年（1283）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42]；二十一年四月，“籍江南盐徒军，藏匿者有罪”。十月，又规定“宋有手记军，死则以兄弟若子继，诏依汉军籍之，毋文其手”，废除了南宋刺字制度。[43]至元二十七年（1290），“再新亡宋版籍”[44]，核查江南地区户籍；“而新附军有二十七年之籍”[45]，新附军军籍的编定，即以此年为准。入籍之人，就成为新附军军户。

自招到新附军后，元朝统治者即着手将其原有的组织系统打散，将新附军人分散编组到其他军队中去。至元十六年（1279）四月，“选南军精锐者二万人充侍卫军”。八月，“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五千驻卫州”。二十二年二月，以蒙古人、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戍守中原、江南。[46]手号军、盐军等未参入其他军队编制，则“以蒙古、汉人、宋人参为万户、千户、百户领之”[47]。每当有战事发生，元廷总是首先调发在各军中的新附军人出征，尤其是在征日本、安南、占城的战役中，大量使用新附军。这些战争大多以失败告终，能够返回的军队寥寥无几，元朝统治者不杀南宋降卒，但对这些训练有素、人数众多的新附军人，总存着很深的戒心。通过对外战争消耗新附军的力量，目的正是不杀降人而使降人自消。[48]经过二十几年的整编和战争消耗后，新附军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征集系列，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逐渐消失，存留的新附军人及其后裔都附籍在其他军事组织中，成为一般军户，与汉军军户几无区别。

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军人及其家属均被定为军户，列名军籍，在户籍上专为一类。军户世世代代都要出人服兵役，不能改变，其他人户则不用服兵役。由于民族、财产情况不同，探马赤军户、汉军军户、新附军军户的待遇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从中原签发的汉军士兵，大多来自中户。元朝实行户等制，根据居民的财产和劳动力情况，将全体人户划分成不同等级，财产多劳力强的为上户，其次为中户，贫困又缺乏劳力的则是下户；每等户中又分三级，称为三等九甲。从中户签发军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户要出人当兵，当兵又要自行准备鞍马衣装等物，如果家中没有成丁和一定的资产，显然无法承担兵役，所以只能在上户或中户间挑选；二是军户签发后，赋役总额不变，原来军户负担的赋役要分摊到其他人户头上。如果签发上户从军，他们原来承担的赋役数额很大，必然会大大增加其他人户的负担，赋役的实现将发生困难；签发中户从军，留下的赋役主要由上户承担，对国家财赋收入不致带来过大影响。[49]

由签军而定军户，开始每户都有人服兵役，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军户大多是从中户签发的，实际上各户的财产和劳力情况是有差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越来越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军户已无丁或无力服兵役。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推行了正、贴户制，依据军户的不同丁壮、财产状况，以两三户或者四五户合出军人一名应役；出人当兵的户叫作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各户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正、贴军户都由政府指定，不能随意更改。如果正军户缺乏可以当兵的合适人丁，便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改为正军户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中有了合适的人丁，便要继续出军，恢复原来的正、贴户关系。军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就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如果军人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到期继续出人服兵役。

汉军军户在赋役方面得到政府的豁免与优待，作为他们承担军役的补偿。元代百姓的赋役负担，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百姓有的按丁纳粮，有的按地纳粮。军户“限田四顷，以供军需，余田悉纳赋税”[50]，每个出丁单位（出一名兵的正、贴户）总共可以免交4顷地的税粮，4顷以外的土地缴纳税粮。元代北方地税每亩3升，每顷3石，4顷共计12石。这12石税粮免交，用来作为军人装备和生活的费用。税粮要送到指定的粮仓缴纳，富户交到远处的粮仓，贫户到近处粮仓交税。军户不论贫富，一律在近仓缴纳税粮，这也是一种优待。科差分为包银、丝料、俸钞三种，军户免交。差役是职役，轮流派充政府的基层职事人员或仓库看守者；杂泛是力役，为政府无偿服劳役；一般人户都要承当，军户豁免。和雇是政府出钱雇佣劳力和车牛，和买是政府出钱购买所需物品，表面上两相情愿，实际上是强行摊派，钱少给甚至不给。其他人户均承担和雇和买，军户家中有出征、出戍军人可以免除，无出征军人的军户，富有者承担，贫困者可以免除。

汉军军士原来和蒙古军人一样，要自备武器、衣装和其他军事装备。进入元朝以后，有所变化，政府对汉军发给冬夏军装，配备武器，并按月发放口粮，每人米5斗，盐1斤。服装的不足部分、其他装备和开支仍然要军户自理，所有费用由本家与贴户凑齐后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又作“封装”）钱。出征军人的各项费用是相当大的，“征戍远方，一兵岁费，不啻千缗”[51]。千缗就是1000贯。当时米价在10—20贯，千贯相当于米50—100石。正、贴军户为了准备军人的装备和从家中到军队所在地的旅途费用，以及维持在军中的种种开支，常常不得不典卖土地。有的军户甚至沦为乞丐。军役负担的沉重，在当时的公文中有不少反映，应役军人“屯守去处，南至南海，北至和林；别有征行，则南者益南，北者益北，动又至于数千里外，去家有逾万余里者”[52]；“屯戍征进军人，久服劳苦，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收捕出征，万死一生，所需盘费、鞍马、器仗，比之其余差役尤重”[53]。

探马赤军户（蒙古军户）原本没有正、贴军户的区别，但军户家中的驱口，按照政府的规定，释放后即成为旧主人的贴户，出钱资助出军。从事牧业的军户，和其他牧民一样，政府要“抽分羊马”。“抽分”的办法是见百抽一，一般牧民“见群三十口抽分一口”，军户则不到百口免抽，作为优待条件。[54]其他几项封建义务探马赤军户可以豁免。从事农业生产的探马赤军户，各项待遇与汉军军户基本一样。探马赤军户仍和过去一样自备武器，战马和其他装备，“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橐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55]，因为军役繁重而破产的情况也较普遍。

新附军户没有正户、贴户之分，军人及其家属大多住在戍军驻地，因而多数人没有土地。新附军户的待遇与汉军军户不同，军人的装备由政府供给，口粮每月米6斗，盐1斤，家口每月支粮4斗。少数有地的新附军户，则不能享受汉军军户免税四顷的优待，而是与江南百姓一样，要按亩纳税，并承当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和其他军户相同的是，新附军人如果战死或病死，也要家中兄弟或儿子去顶替。如果家中只有寡妇，没有儿男，官府就将寡妇配与“无妇军人”，“所生儿男，继世为军”[56]。

对于元朝政府来说，军户制既可以保证军队有稳定的兵源，又可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致负担过重。军户制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军役负担沉重，再加上军官的盘剥和压迫，常常导致军人逃亡和军户的破产。汉军军户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农民、工匠，还有商人、儒生等，没有军事素养，一旦签充，往往出钱雇用他人顶替。探马赤军军户也常派驱口去承当军役。这些顶名从军者是不会认真去作战和戍守的，逃亡现象日益严重，正身应役的越来越少，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针对这些弊病，元朝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招诱逃军和诫告军官不得盘剥军人等，但总的说来成效不大。到元朝中期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军户制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元代不断有人要求对军户制进行改革。如“布衣”（平民）赵天麟曾向忽必烈建议：“臣窃见军户有财竭力屈、丁壮俱无，而妇人婴孺承其门籍者，有壮夫百丁、良田千顷，而亦与贫人一例应军役者。或谓军籍不敢轻动，则是敢于苦贫逸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军役十年一定，限内皆不可改移，限至许告消乏。凡定军之法，但升降军籍之家，不得已，而采工匠之上户以充之可也。”[57]又如以精明强干而著称的官员胡祗遹评价道：“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贫富强弱，百倍相悬，非偏重而何；大无纲统，细无纪目，非纷乱而何。”他建议放贫弱军户为民，或者改由军户按各家财产劳力情况向政府交钱，政府另行招募士兵。[58]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当政者采纳。

第二节 军队编制的变化

蒙古国时期的军队编制，分为蒙古军和汉军两大系统。

蒙古军依十进制编组成十户、百户和千户，“其民户传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59]。十夫长称为“牌子头”，蒙古语称作“阿儿班那颜”（“那颜”，意为“官人”）；百户称为“札温那颜”，千户长为“敏罕那颜”，万户长为“土绵那颜”；有时还设五十户长，称为“塔宾那颜”[60]。

千户是蒙古军队的基本军事单位。成吉思汗建国后曾大规模分封千户，所封千户大小不一，有的千户长可以下辖三个至四个千户，有的千户则由两人合管。千户分封后即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人们只能固着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面处死，收容者也要受到严惩。”[61]当时千户的数量，有65[62]、95[63]、和129[64]三种说法，现在还难以断定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经过编组的千户，除一部分分赐给蒙古宗王外，其他分编在蒙古左、右两翼军内，由左、右翼蒙古万户掌管。“国朝起龙朔，制度简古。典军之官，视军数为名，设万户、千户，而所镇之地，分左、右手”[65]。左翼万户（左手大万户）为蒙古札剌儿部人木华黎，右翼万户是蒙古阿儿剌部人博尔术。两翼军所管千户数额大致相等，都在三十七八个之间。忽必烈即位前，两翼军的编制一直存在。[66]

作为蒙古军分支的探马赤军，编制同蒙古军一样。太宗元年（1229）十一月的签军，与编组探马赤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即规定“每一牌子签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户、百户、牌子头”[67]。宪宗蒙哥汗时期，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探马赤军万户，并杂有不少元帅、总帅等官称，后者乃是汉人给予探马赤军军官的称呼。[68]

大汗的宿卫组织怯薛，是由一万名精锐士兵组成的常备军事力量，被蒙古人称为“也客豁勒”（大中军）。怯薛内部分编成10个千户，即客卜帖兀勒千户（宿卫千户，又称为御帐前首千户）、豁儿赤千户（箭筒士千户）和秃儿合兀惕八千户（散班八千户）。各千户均由大汗指定的千户长管领。千户长之下，亦设百户长和牌子头。[69]

汉军的编制在成吉思汗时期没能统一起来，中原汉军多数受左翼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及其后嗣者带孙、孛鲁节制。太宗窝阔台即位后，即着手统一汉军的编制。太宗元年（1229），“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70]，即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第二年，“有旨收诸将金符”[71]。到太宗六年（1234），“朝廷更定官称”，汉军军职多以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为准。太宗朝陆续设立了十余名汉军万户，宪宗蒙哥时又增设多名万户。

汉军万户的编组，主要是在“旧军”的基础上展开的。有了“新军”之后，统治者采用了以新军扩充原有汉军万户的做法，于是出现了“征行万户”等新的名号。[72]经过编组、扩充后的汉军万户，具有较强的实力，所统军队“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彪将劲卒，荏习兵革，骑射驰突，视蒙古、回鹘（即畏兀儿）尤为猛鸷”[73]。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原来的军队编制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既难以达到高度集权的军政统一，又难以控制中原乃至江南广大地区，不能不加以改革。忽必烈用了30余年时间，改造军队组织体系，建立起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组织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嗣后诸帝的调编军队与增减军府，都是在这两大编制系统内进行的。

中央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组织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织构成。

忽必烈即位初年，原来的蒙古怯薛军一分为二，一部分护送蒙哥汗的灵柩返回漠北，归属于阿里不哥；[74]另一部分在怯薛长不花等人率领下，东投忽必烈。[75]对这样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忽必烈当然不会满意，他很快任命了新的怯薛长，恢复怯薛歹1万人的定额；归属于忽必烈的蒙古千户，亦按旧制选派子弟入充怯薛歹，继续实行四怯薛番直宿卫制度，详情见前第一章。

侍卫亲军组织始建于中统元年（1260）。第一个卫军组织称为武卫军，兵员三万人左右，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至元元年（1264）十月，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为左、右两翼，增加兵员万余人。至元八年（1271）七月，又改左、右翼侍卫亲军为左、右、中三卫，除了汉军之外，新附军从至元十年开始陆续被编选入卫。至元十六年（1279）以后，在侍卫亲军组织内逐步按照民族成分编成不同的卫军都指挥使司，于是有了汉人卫军、色目卫军、蒙古卫军的区别。[76]

汉人卫军是以汉军和新附军军人为主建立的卫军机构，包括以下诸卫。

前卫，至元十六年二月，左、右、中三卫改建为前、后、左、右、中五卫，前卫屯营于涿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77]

后卫，建营于白雁口（今河北省信安县北，哈剌港西）。[78]

中卫，置营于漷州（今河北省河西务）东南。[79]

左卫，置营于东安州（今河北省安次县西）南。[80]

右卫，置营于永清（今属河北省）。[81]

五卫军各“统选兵万人，车驾所至常从”[82]，是汉人卫军中最重要的卫军组织，被当时人认定：“世祖立五卫，以应五方，缺一不可。”[83]

武卫，建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辖汉军一万人，“掌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兼大都内外屯田等事”[84]，置营于涿州南。[85]

虎贲卫，设于大德元年（1297），“管领上都路元籍军人，兼奥鲁之事”[86]。

忠翊卫，原为大同等处万户府（设于至元十七年），统管新附军人一万人，屯田于红城（又作洪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又称“洪城屯卫”[87]。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改万户府为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88]至大四年（1311）四月，皇太后答己（元武宗、仁宗之母）修造五台山寺庙，将此卫移属徽政院充役，并增入京兆军人三千。[89]仁宗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改名为中都威卫使司，正式划隶于徽政院之下，迁驻于大都北面的太平庄、古北口。[90]延祐七年（1320）六月，英宗罢徽政院，改中都威卫使司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复隶于枢密院之下，返驻红城等地。[91]

海口侍卫，建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四月，统屯田汉军5000人，康里军2000人，屯营于直沽（今天津市）。[92]

宣镇侍卫，建于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正月，置营宁夏。[93]

女直侍卫，原属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设于至元二十九年，设司辽阳），顺帝时分设女直侍卫亲军万户府。[94]

色目卫军以钦察、康里、阿速、唐兀等色目军士组成，包括以下诸卫。

唐兀卫，设于至元十八年（1281），统领唐兀军（又称河西军，从西夏遗民中签发的军人）3000人。[95]

左、右钦察卫，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立钦察卫都指挥使司，“设行军千户十有九所，屯田三所”，统管钦察、康里等族军士，驻营清州、文安等地。英宗至治二年（1322）二月，“以钦察卫士多，为千户所凡三十五”，乃分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96]

贵赤卫，世祖忽必烈曾诏命“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以康里人明安统领，“扈驾出入”。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屯营于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县）。[97]

西域卫，又称阿儿浑卫，设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管领阿儿浑军人，屯驻于荨麻林（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西洗马林）、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等地。[98]

康里卫，设于武宗至大元年（1308）七月，由康里人阿沙不花、亦纳脱脱等招聚同族军士组成。亦纳脱脱利用建卫机会，扩大势力，“滥及各投下并州郡百姓、诸色驱奴人等，多至数万”。至大四年（1311）三月，仁宗即位，下诏解散康里卫，[99]使此卫成为元中期唯一夭折的色目卫军。

左、右阿速卫，设于至大二年（1309），统管阿速军人，屯驻于古北口内的潮河川和苏沽川。

隆镇卫，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100]经仁宗同意，“分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诸卫军三千人，并南、北口与太和岭旧隘汉军六百九十三人，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1312），改万户府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101]

龙翊卫，设于文宗天历元年（1328）十二月，分掌钦察军士。[102]

宣忠斡罗思扈卫，文宗至顺元年（1330）五月，设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统斡罗思军士，立营于大都北。次年四月，改万户府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103]

威武阿速卫，顺帝元统元年（1333）十二月，“命伯颜提调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威武卫”，即威武阿速卫，[104]设置该卫的时间当在此前不久。

蒙古卫军主要由探马赤军人和流亡至中原的蒙古人组成，包括以下诸卫。

左、右翊蒙古侍卫，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设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成宗大德七年（1303），分为左、右两翊，分掌入卫的探马赤军（蒙古军）人，屯驻于沧州、清州、新城等地。

宗仁卫，仁宗延祐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有人以漠北为兴王根本之地，应赈恤灾民，请求设立宗仁卫，“赎蒙古子女之奴于民间者隶焉”[105]。此机构当时只是一个难民收容机构，未编入侍卫亲军系统。英宗至治二年（1322）五月，置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立营于大宁（今内蒙古赤峰东南）、蓟州。次年二月，“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万人，命罢收之”[106]。

除了上述诸卫外，元廷还有东宫和后宫卫军的建置，已见前述。文宗、顺帝两朝，又将东路蒙古军万户府、东路蒙古军元帅府等地方军事机构划入侍卫亲军系统，使侍卫亲军达到三十余卫的建置。

隶属于枢密院的各卫都指挥使司的衙门，都设在大都城中的枢密院官衙内。[107]

元朝统治者组建的侍卫亲军，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根据军事或政治的需要，由朝廷下令在指定军队内选调精锐士兵，集中到京城，编组成侍卫亲军，这里面也包括从原有的卫军组织中分编出新卫的建置。汉人卫军和蒙古卫军的编组多数采用此种方式。另一种是皇帝授权于某个有功之臣，由他来广泛征集同族或同类人，编组成侍卫亲军，色目卫军的组建多半采用此种方式。前一种方式显然是受到中原传统军事制度的影响，从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大多从地方选军入卫京师。后一种方式则是受到早期蒙古军事的影响，用编组蒙古千户的形式来编组侍卫亲军，有功之臣可以自己搜集下属并实施管理。

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军队，但是在职能、隶属关系和兵员征集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职能上讲，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卫亲军则既要负责元朝两个都城大都、上都的安全和“腹里”地区的镇戍，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108]随时可以派出去镇压地方的起义和抵御外来的侵扰。从隶属关系上说，怯薛由怯薛长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侍卫亲军由各卫都指挥使司掌管，除东、后宫侍卫外，均隶属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之下。在兵员征集上的差异更加明显，怯薛成员主要来自蒙古各部，侍卫亲军士兵则不仅来自中原、江南的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原来附籍在蒙古军中的色目人和流亡的蒙古子女，亦是重要的来源。按照元廷的规定，充当侍卫亲军的必须是各军中的精锐士兵，因此侍卫亲军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取代了蒙古国时期怯薛作为全军“大中军”的军事地位。

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镇守的各种军队组成。

原来分属蒙古左、右翼万户掌管的蒙古军诸千户，在忽必烈即位初年分为两派，右翼军的大部分千户归属于阿里不哥和术赤系后王，左翼军的大部分千户从属于忽必烈。阿里不哥败降后不久即死去，忽必烈同意他的几个儿子分掌其领地和部民，原来从属于阿里不哥的右翼军千户，成为阿里不哥家族的部属。虽然在阿里不哥后王属下的军队中保持了左、右翼万户长的建置，[109]但对于朝廷来说，蒙古右翼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左翼军诸千户，在忽必烈即位后直隶于朝廷，左翼万户长亦不再设。札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兀五部（“五投下”或“五诸侯”）的军队，是元朝时期蒙古军中的重要力量。蒙古两翼军的编制虽然解体，蒙古千户组织却依然存在，仍旧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

蒙古军不出戍草原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各部牧养的状态。中书省直辖的“腹里”由侍卫亲军戍守，各行省则由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分守，“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110]。屯驻中原的蒙古军，与出戍江南的探马赤军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蒙古军都万户府掌管的军队。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江东道宣慰使囊加带上奏：“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属，蒙古军宜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掳掠之患。”忽必烈乃下令确定蒙古军屯戍地点，“诸蒙古军士散处南北及还各奥鲁者，亦皆收聚。令四万户所领之众屯河北，阿术二万户屯河南，以备调遣。余丁定其版籍，编入行伍，俾各有所属，遇征伐则遣之”[111]。从世祖朝到成宗朝，先后设置了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分管这些镇戍军队。

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六月由蒙古军都元帅府改建，[112]下辖原都元帅阿术属下的五万户蒙古军。[113]至元二十八年九月，都万户囊加带（歹）在给朝廷的奏文中有“探马赤军人在前阿术管的时分”字样，证明此蒙古军即探马赤军。[114]成宗大德七年（1303），都万户府定名为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文宗天历二年（1329），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又改为大都督府，迁府治于氵仆州（今山东鄄城北）。都府下辖六个万户府和两翼直属千户。[115]

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四万户奥鲁赤改为蒙古军都万户府”。所谓四万户，就是在攻宋战役时隶属于淮西行院的四个探马赤军万户。[116]大德七年（1303），都万户府定名为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府府治设于洛阳县龙门山之南（今河南伊川县境内），[117]下辖四个万户府。

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二月前由都元帅府改建，[118]属下军队当为“西川蒙古军马六翼”，即原来在四川作战、戍守的探马赤军。[119]都府府治设在成都。

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设于成宗大德二年（1298）十月，置司凤翔，[120]下辖在陕西、吐蕃等地驻守的探马赤军，设有文州吐蕃万户府、脱思麻探马赤军四万户府等机构。

自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确定黄河南北蒙古军屯戍地点之后，各翼军队的驻地大体固定下来。到泰定四年（1327）时，“不塔剌吉所管四万户蒙古军（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属下军队）内，三万户在黄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万户在河南省之南。脱别台所管五万户蒙古军（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属下军队）俱在黄河之北、河南省东北”[121]。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属下的军队，在成都、重庆、嘉庆等地“屯守险隘”[122]。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的下属军队分驻在凤翔、延安、吐蕃脱思麻路（今青海东部地区）等地。各万户府属下的近二十翼军队，由东而西排列，分扼军事要地，与侍卫亲军戍守的区域有机地联在一起，构成了中央直控镇戍区域的外沿。

都万户府的属下军队，又是用于轮番出戍江南各行省军事要地和派到漠北、西北、西南地区作战平叛的一支重要的机动部队。蒙古军都万户府和侍卫亲军各卫一样，直隶于中央的枢密院管辖。不同的是各卫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往往身兼枢密院或其他中央机构官员，蒙古军都万户、副都万户则经常兼任行省官职，实际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所以从性质上区分，都万户府属下军队应该划在地方镇戍军之内。

对宋战争结束之后，原来在江北立足的汉军大多南下分驻于江南各地。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忽必烈派人在江南察看地形，“于濒海沿江六十三处安置军马”[123]。军队也进行重新编组，在各地设立万户府、元帅府等军事机构。万户府根据管军人数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诏改江淮、江西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邓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124]。后来在四川设立了成都、重庆、叙州、夔路、保宁、顺庆、广安等万户府，[125]陕西、甘肃、云南行省和宣政院辖境内，同样设置了万户府、元帅府等机构。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多数万户府的名称往往只表明属下军人的户籍所在地，并不是该万户府的屯驻地点。以保定万户府为例，至元二十二年时驻在江西行省南康路，后来迁到建康、太平镇守。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镇守建康、太平保定万户府全翼军马七千二百一十二名，调属湖广省”，驻军武昌。[126]元朝后期，“湖广行省军，唯平阳、保定两万户号称精锐”，平阳万户府也是在宋朝灭亡后调到武昌、黄州等地戍守的。[127]保定和平阳，都在中书省辖境内，两万户府的军人户籍在北方，戍守区则在南方。其他如蕲县、宿州万户府戍江南沿海地区，[128]十字路万户府镇太湖，[129]颍州万户府守杭州，[130]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在山东、河南、四川等腹心地带有探马赤军戍守，原来汉军诸万户的军队才能大量地移戍“南土”（原南宋统治区域）。杭州、扬州和建康等地，是过去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现在则成为戍南元军的重点戍守地区。至元二十七年（1290）六月，经过再次调整后，“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踞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131]。当然，并不是所有万户府都移到南方戍守，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以及陕、川地区都保留了部分万户府。以河南行省为例，“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设有邓州、庐州、沂郯、炮弩手等万户府，[132]其中庐州万户府所辖军队，“一军皆夏人”，即唐兀人。[133]

在地方镇戍军队中，还包括“乡兵”一类的军事组织。所谓“乡兵”，乃是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组成的军队，“则皆不出戍他方”[134]。辽东有高丽军和女直军，由依附元朝的高丽人和金朝灭亡后留在辽东地区的女直遗民编成。[135]云南有寸白军，又称爨焚军，由云南土著民族白人和爨人组成。[136]湖广有土军、黎兵、洞兵（又称“撞兵”）、徭兵等，由今天黎族、壮族、瑶族等民族的先民组成。福建有畲军，由畲民组成。吐蕃地区的藏人，编成吐蕃军。[137]这些军队，由所在地区的万户府、元帅府等机构兼管，或设立专门的万户府、千户所，隶于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下。

元朝建立之后，始有了兵种的区别。当时的兵种，分为骑兵、步卒、炮军、水军四种。大致上蒙古军、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卒为主。除了在一些万户府中配备炮军和水军外，元廷还设置了炮水手元帅府、炮手军匠万户府、水军元帅府、水军万户府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戍军队系统。调入都城的炮手工匠，大多隶属于军器监（后改为武备寺）。[138]

上述军队编制，是元军的正式编组系统。此外，还有一种“应募而集”，“不给粮饷，不入账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人，蒙古人称之为“答剌罕军”，汉人称为“乾讨虏军”，实际上是一种“无籍军”[139]，其成员大多是“无赖侥幸之徒”[140]。朝廷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军官常利用此军掳掠财富，所以屡禁不止，到元朝末年还可见到它的踪迹。[141]

元代军队的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这与蒙古统治者“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的制度有关，“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142]。根据我们粗略的推算，元军总数当在90万人以上、120万人以下。[143]

第三节 枢密院的设置与职掌

元朝掌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是枢密院。

枢密院设立于世祖中统四年（1263）五月。[144]在此之前，实行的是蒙古大汗与宗王、万户等共同议决军政大事的制度。一旦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或者大汗亲征，或者大汗授权宗王、万户或千户那颜指挥军队作战，军事指挥系统并不固定。枢密院的设立，就是要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稳定的指挥系统。按照忽必烈的规定，全国军队均由枢密院节制，“凡宫廷禁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凡蒙古、汉军并听枢密节制。统军司、都元帅府，除遇边面紧急事务就便调度外，其军情一切大小公事，并须申覆。合设奥鲁官，并从枢密院设置”[145]。枢密院的具体职能，大致为以下几项。

1.筹划军事部署。建立全国军事镇戍体系，布置和调整各地戍军，设置各级军事机构，制定作战计划和调集军队出征作战，是枢密院议决军政的主要内容。

2.管理军队。自元军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之后，宿卫组织中的侍卫亲军各卫和掌管探马赤军的蒙古军都万户府，由枢密院直接管领；其他镇戍军队各有军府所掌，均由枢密院节制和调动。全国军籍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隔一定时间就要派出官员到各地查阅军籍，检视各军。枢密院还负责伤病贫乏军人的治疗抚恤和制定法令约束军队，等等。

3.铨选武官。枢密院有一套独立的任官系统，不需经过中书省和吏部。全国军官的选任、升迁、袭职、俸禄、赏罚等，都由枢密院负责制定有关规定和具体实施。

4.军队的后勤保障。枢密院负责措置军队屯田和制造、管理、调用武器装备，为边防戍军提供粮饷、军装等。军队的通信、马政等事务，由中书省兵部负责，不归枢密院掌管。[146]

枢密院初建时，只设枢密使、枢密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务。枢密使由忽必烈第二子燕王、中书令真金兼任，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不实际参决军务。枢密副使定员为两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汉人，以蒙古人为首，实际主掌枢密院的工作。佥书枢密院事1人，由汉人充任。至元七年（1270），在副使上增设同知枢密院事1员，由蒙古贵族充任。在佥书枢密院事之下，增设院判1员，由汉人充任。此外，忽必烈还特别在至元元年八月命令汉人谋士刘秉忠“同议枢密院事”。由于枢密院初建时主要是处理汉军军务，所以院官中总有一两位熟悉汉军军情的汉人官员。

枢密院还曾设有断事官一职，至元元年十二月罢去，至元八年正月复设，专门掌管军队内部的刑狱事务。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真金病死，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二十六年二月，增设知枢密院事（知院）1员，位在同知之上。二十九年，知院增为4员。世祖朝以后，皇太子兼枢密使成为定制，太子位缺时枢密使为虚衔。知院是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员数不断增加，到武宗朝前期已经多达十余员。至大三年（1310）正月，减省枢密院官员，“存知枢密院七员，同知枢密院事二员，枢密副使二员，佥枢密院事二员，同佥枢密院事一员”。三月，又确定设知院8员，“令枢密院如旧制设官十七员”[147]。文宗时再次确定各官衙官员数额，枢密院官员的员数、品级如下：

知枢密院事，6员，从一品；

同知枢密院事，4员，正二品；

枢密副使，2员，从二品；

佥书枢密院事，2员，正三品；

同佥书枢密院事，2员，正四品；

枢密院断事官，8员，正三品；

院判，2员，正五品；

参政，2员，正五品；

经历，2员，从五品；

都事，4员，正七品；

客省大使，2员，从五品；

客省副使，2员，从六品。[148]

世祖朝以后，就任枢密使的只有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2人，仍然是名义上的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不能直接插手军务大事。

知枢密院事的职务，大多由蒙古人充任，少数色目人可以跻身其列。汉人和南人，不能担任此职。为了保证漠北草原与中央的军政一致，元廷常年委派1名知院坐镇漠北，辅佐出镇该地区的蒙古宗王，就地处理军务大事，于是就有了朝内和出镇两种知院的区别。有时在西北地区也派知院或者同知出镇。元代中、后期，由于漠北已有岭北行省的建置，加之西北蒙古宗王反叛朝廷的战争停息，知院镇边的做法乃被知院定期巡视边疆军队和督查军队屯戍情况的办法所替代。知院镇北、巡边，常被视为“枢密分院”，有时持有专门的印信，如仁宗皇庆元年（1312）正月封知院丑汉为安远王，出镇漠北；延祐三年（1316）六月，“给安远王丑汉分枢密院印”[149]，就是一个例证。

成宗大德七年（1303）七月，哈剌哈孙以中书省右丞相兼知院职，为诸知院之长。武宗承袭此制，在数员知枢密院事中择1人为长，总管枢密院事务，并授以中书省左丞相或右丞相之职；同时，出镇知院也被“遥授”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等职衔。仁宗即位之后，逐步改变中书省，相臣兼任知院之长的做法，只在知院中择1人为长。文宗即位初年，作为权宜措施，又以中书省右丞相燕铁木儿、左丞相别不花兼任知院。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文宗以英宗、泰定帝两朝为知院之长的阔彻伯仍任旧职，“位居众知院事上”，恢复了知院自有其长的做法，燕铁木儿等不再兼知院之职。不久，阔彻伯被杀，又以中书省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顺帝至正元年（1341），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改制更化”，不再兼任枢密院官职，相职与院职名义上不得互兼。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中书省右丞相依然可以总督全国军马，甚至率军出征。[150]

同知枢密院事，也基本上由蒙古人、色目人充任，很少授予汉人。枢密副使以下的院官，方参用汉人。一般情况下，总有1名汉人官员担任副使之职。院官以武人为主，参用文士。大多数院官实际上都是“大根脚”出身，相当一部分来自怯薛成员。

除了以中书省丞相兼长知院外，世祖、成宗、武宗三朝，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宰臣，还可以朝廷特授的“商议枢密院事”（又称“中书平章商议院事”）的加衔参决院务。仁宗朝以后，废罢了这种做法。

世祖时定制，枢密院主要官员由皇帝亲自择用，属官由枢密院自身选择奏举，依旨任用，不经由中书省。后继诸帝都遵守枢密院“得自选官”的“成宪”。至大三年（1310）三月，枢密院官员奏报尚书省违反“都省治金谷，枢密治军旅”的国家定制，插手院务，“弗遵成宪，易置本院官”，武宗乃重申仍依旧制。[151]整个元朝时期，枢密院基本保持着独立于中书省之外的任官系统。

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政机构，要实现掌治全国军旅的权力，在内要理顺与中书省、怯薛组织的关系，对外则要协调与出镇蒙古宗王及蒙古各投下的关系。在中央机构中，枢密院略低于中书省。中书省交付枢密院的公文，用上行下之“札”，反之则用“呈”。此例定于至元七年（1270），当年忽必烈命官员等“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许衡认定：“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枢密院和御史台的官员力争要改为“咨禀”，但许衡得到忽必烈的支持，于是成为定制。[152]

重大的军事决策，实际上并不是只由枢密院议决，中书省往往要参加讨论与决断。皇帝指定中书省宰臣商议枢密院事，是世祖、成宗、武宗三朝中书省参与军事决策的主要途径。此外，有时还特别规定枢密院有事必与中书省共议。如成宗大德七年（1303）二月，“诏枢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与中书省共议，然后奏闻”[153]。从仁宗朝开始，中书省臣参决院务逐渐受到限制，枢密院才得以独立决策军务，只是遇到重大军政问题时才召集中书省、御史台等机构官员与枢密院官一同商议。怯薛也要参与重大决策。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枢密院上奏：“旧制四宿卫各选一人参决枢密院事，请以脱列伯为佥院。”[154]这不过是把怯薛参决院务制度化了。在后来设置的知院中，总有一两名为当朝怯薛长，直接代表怯薛参决军务。

枢密院奏报军情要务，一般情况下是不需经过中书省的。枢密院内的公文传递，大多由枢密副使以下的官员负责。成宗大德二年十一月，特别订立了“常例文移”由副枢以下官员署行的条例。[155]皇帝每年夏季赴上都避暑，枢密院官员大多数从行，只留副使或佥院一两员于大都。“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密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留守的院官“实掌大都枢密符印”，“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等监，皆领焉”，可以调动军队应付突然事变。[156]重要的公文和军情奏报都要及时转送上都，由跟随皇帝的院官处理。枢密院官员也要受到御史台的监督，本院的案牍文移需由御史台检核。御史台只负责监督院官，对枢密院下属各级军官的刑罚，主要由“掌处决军府之狱讼”的枢密院断事官处置。

第四节 地方军事机构的变化

忽必烈即位之前，没有体系明确的地方统军机构建置，只是以“蒙古、汉军都元帅”等统管某一地区的军队。为加强对统军将领和各地军队的控制，忽必烈即位后一方面强调军民分治，剥夺了汉人世侯掌管民政的权力，并进而削弱了他们的军权；另一方面迅速建起了地方统军系统。中统三年十二月，设立了山东统军司和河南统军司，明确划分地域，分管各万户的军队。统军司设统军使、副使，负责属地内的镇戍安排、城堡修建、诸军军籍、军官奖惩以及调配军队、统军作战、制定作战方略等。同月，设西川都元帅府于成都，东川都元帅府于阆州，分掌四川境内的军队。中统四年八月，又在成都设立四川行枢密院，节制东、西川都元帅府。至元五年七月，改东、西川都元帅府为东、西川统军司。在陕西地区也设置了陕西统军司。在一段时间中，统军司是与各道宣慰司平级的地方军政机构。[157]

宣慰司没有成为地方行政总司的固定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行中书省；统军司也没有成为地方军政总司的固定方式，很快被行枢密院所取代。因设立四川行省，四川行枢密院于至元三年十月撤销。至元九年正月，改山东统军司为山东行枢密院。次年四月，罢山东行枢密院，设淮西行枢密院。同时，撤销河南统军司，设立荆湖行枢密院；撤销东、西川统军司，设立东、西川行枢密院。[158]后来根据战争的需要，对行枢密院的建制又有所调整。

大规模对宋战争结束之后，各地的行枢密院相继被撤销，地方军政归各行省、宣慰司措置。对于是否在地方保留与行中书省平级的统军机构，朝廷内部有不同意见，并由此造成了行枢密院设罢不常的现象。至元十九年七月，设行枢密院于扬州和岳州，各设官五员。二十一年正月，置江淮、荆湖、江西、四川四个行枢密院，治建康、鄂州、抚州、成都四地，扬州与岳州行院并入江淮、荆湖行枢密院。二十二年正月，中书省右丞卢世荣提议，“江南行中书省事繁，恐致壅滞，今随行省立行枢密院总兵，以分其务为便”。忽必烈指出：“行院之事，前日已言，由阿合马欲其子忽辛兼兵柄而止，今议行之。”四月，卢世荣被罢免，行枢密院的建置也因他提过建议而被列入应被撤销的机构之内。二十三年二月，“并江南行枢密院四处入行省”，因战事需要，保留了江西行枢密院，到二十七年五月方才撤销。[159]二十八年二月，复立江淮、湖广、江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江淮行院治广德军，五月迁治建康；湖广行院治岳州，四月迁到鄂州；江西行院治汀州，七月迁至赣州；四川行院治嘉定，九月迁往成都，又基本恢复了至元二十一年立四行枢密院时的格局。复置行枢密院后不久，又有人以地方“兵民政分，势不相营，奸寇伺发，溪峒以哄”为由，请求罢废行院。十月，“罢各处行枢密院，事入行省”[160]。但是不久后又恢复了行枢密院的建置。有人指出：“近者立行院四处，盖欲养兵力、分省权而免横役，然不可多设，多设则一旦遇有调遣，号令不相统一”，建议将四行院合为一院，[161]还有人建议取消所有行院的建制。这些建议都未被忽必烈采纳。[162]成宗即位之后，江南各行省不断请求废罢行枢密院，成宗问计于伯颜，伯颜认为“罢行枢密院，兵柄一归行省，于国事为完”，成宗乃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下令撤销湖广、江西行枢密院，江淮和四川行院在此之前已经撤销。此后，行中书省长官管军成为定制。[163]

各行枢密院一般设同知行枢密院事、行院副使、佥行院事、同佥行院事等职务，由分镇各地的重要蒙古、色目、汉人将领充任。行院官员大多数由所在地区的行中书省官员改任，有人任行院官时仍然兼任行省的职务。行省、行院并置时，行省也要过问军事事务和督率军队出征，所以设置行枢密院确实不利于地方的军政统一。由于枢密院希望直接插手地方事务，支持在各行省内设立行枢密院，作为上下联系的中间机构，形成一套完整、独立的体系，而这种做法自然会起到削弱行省权力的作用，受到行省官员的强烈反对乃是意料中事。

普遍设置行枢密院行不通，在需要的时候临时设立行枢密院，统管来自各行省的军队，使行枢密院成为枢密院的派出机构，不久即被人们认可。尤其是文宗即位初年，曾先后设立了河南、四川、云南三个行枢密院，讨伐叛军，都是临时应变的军事指挥设施，院官由蒙古军都万户和行省官员充任，负责协调各处军队的关系，主要是都万户府属下的蒙古军与行省属军的关系。出征的蒙古军和各行省调往省外作战的军队，由行枢密院直接指挥提调；在本省内参战的军队，则仍由本行省提调。这种做法与以前在各行省内设置行院分掌本省军事的做法，有了明显的不同。

天历二年（1329）九月，文宗为控制漠北诸军，防止蒙古诸王乘朝廷内爆发帝位之争的机会发动叛乱，特别设置了岭北行枢密院。岭北行院的设立，实际上等于恢复了原来的知院前往北疆治军的制度，只不过形式稍有变化而已。岭北行院的知院与朝中知院级别相同，“掌边庭军务，凡大小事宜悉从裁决”，职掌也与过去的知院一样。[164]由于不是临时性的指挥机构，岭北行院没有像河南等行院一样很快被撤销，而是一直沿置到了顺帝朝。

顺帝时为镇压红巾起义军，先后设置了河南、河北、淮南、江浙、陕西、山东、福建、江西等处行枢密院。行枢密院的主要长官，最初均由朝内派出，以后则多以行省丞相、平章等兼任，其权力比世祖朝后期建置的行院大得多，各行省官员及其所率军队，都要听从行院的调遣。

如前第三章所述，各行中书省平章由朝廷颁发虎符，总督军马，负责本省的军务，其主要职能为提领本省军队、措置省内镇戍和军事屯垦、筹划军事装备、抚恤过境军人以及镇压本省内发生的叛乱，行省调动军队和改变戍军屯戍地点，都要经过枢密院的同意。元贞二年（1296）五月，元廷明确规定“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又明确宣布行省军政与枢密院共议。[165]如发生较大的战事，一省兵力不足以应付，则由枢密院行文几省会兵分道进击，行省平章或遣右丞等省官部领军队出征，或亲率军队出征。在有蒙古宗王出镇的省份里，行省军政还要受到宗王的节制。随着行省官员在一地长期任职，久不迁调，逐渐形成个人势力，地方军政大事往往自决，不再与枢密院共议，擅自调军、私役军士等事时有发生。文宗即位初年，陕西、四川行省官员能够兴兵作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省军权过重。

具体军府的设置，依照管兵多少而定，分成几个级别。

枢密院直辖的侍卫亲军务卫都指挥使司、各蒙古军都万户府和隶于各行省掌管的元帅府、万户府同为第一个级别的军府。草原蒙古千户的级别，大致相当于这个级别或略高一点。

卫军都指挥使司一般设都指挥使3员（有的卫还设置达鲁花赤1至2员，品秩相同），正三品；副都指挥使2员，从三品；佥事2员，正四品。

蒙古军都万户府所设都万户为正三品，副都万户为从三品，各府所设员数不等，都万户府下亦设千户所等机构。[166]

按照至元二十一年（1284）枢密院拟行的军官品级规定，万户府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万户府统军70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正三品；万户1员，正三品；副万户1员，从三品；镇抚2员，正五品。

中万户府统军50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从三品；万户1员，从三品；副万户1员，正四品；镇抚2员，从五品。

下万户府统军30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从三品；万户1员，从三品；副万户1员，从四品；镇抚2员，正六品。

千户所为第二个级别的军府，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上千户所统军7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从四品；千户1员，从四品；副千户1员，正五品；弹压2员，从八品。

中千户所统军5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正五品；千户1员，正五品；副千户1员，从五品；弹压2员，从九品。

下千户所统军300人以上，设达鲁花赤1员，从五品；千户1员，从五品；副千户1员，正六品；弹压2员，从九品。

百户所为第三个级别的军府，分成两个等级。

上百户统军70人以上，从六品。

下百户统军50人以上，从七品。

元廷曾实行过“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的做法，并临时设置了元帅、招讨使等军职。在定立军官品级时，以“元帅、招讨、总管、总把这四等名儿，重的一般有，这其间里斡端、别失八里、长河西、和林、塔塔儿歹等处似此边远田地里，有底权且依旧。其余近里，有底革去了呵”[167]。也就是说，在边远地区还可以保留这些名目，中原和江南地区军府则不再使用这些职务名称，统一实行分等级的万户府、千户所制度。

第五节 军官与军事法规

对全国军队加强管理，是保证国家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忽必烈即位之后，不但在军事机构建置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亦为军官选用奖惩等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并修订和充实了军法的内容。

军官的任用，由枢密院负责。在选用军官时，一般坚持以下几种做法。

一是尽量以蒙古人、色目人为各主要军府的长官。元朝初年，主要利用汉军与南宋军队作战，虽然规定了必须以蒙古人主管各地军事，但执行的不是很严格。全国统一之后，民族等级逐渐森严，军府主要长官必以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成为严格的制度。至元二十一年（1284）七月，“定立军官格例，以河西（即唐兀人）、回回、畏兀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168]。除了一些边远地区蒙古、色目军官不愿前往，可以由汉人军官充任长官外，大多数万户府以上的军府都是按照这一格例选用长官。基层军官，则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参用，较少以南人出任军官。

二是以战功和治军能力作为军官升迁降罢及奖惩的标准。至元十五年（1278），“诏军官不能抚治军士及役扰致逃亡者，没其家赀之半”。二十二年十二月规定，凡获战功的军官，需将“军功实迹保勘明白，以凭依例升用”。二十六年八月，枢密院定立格例，“管军万户、千户、百户人员，例降虎符金银牌面，子孙世袭。如遇征进，有获奇功者，优升重赏。比之民官，朝廷宠赐不为不重。当宜守职尽心，整治士卒，常切听候调用，竭忠报国出力，以副委任。如能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已上事备者，许本管上司荐举到院，体覆是实，以凭闻奏，不次擢用施行”[169]。对贪赃枉法的军官，按规定要给以制裁。成宗大德三年（1299）三月，“诏军官受赃罪，重者罢职，轻者降其散官，或决罚就职停俸期年，许令自效”。五年七月又规定，“军官但犯一切不法不公罪名者，无分轻重，依十三等例与民官一体科断”。由于军官犯法后多不罢职，使得属下军人不敢告发其罪行，朝廷乃特别重申要斟酌犯法军官罪情，“合罢的罢了”[170]。

三是实行军官迁转和军官子弟袭职的方法。军官也和民官一样，实行三年为期通行迁转的办法。军官子弟袭职，在至元十五年五月定立格例之后，逐步制度化。针对军官袭职中出现的各种弊病，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枢密院特别就军官袭职的奏报文书格式做出了具体规定。

1.年甲。文书中要写明申报袭职年份与退职、袭职人员年龄。

2.民族。色目人在文书中要写明出自何族，汉人、高丽人及南人等也要注明身份。

3.籍贯。申报人需写明何时于何地附籍，色目人需写明应当何处万户、千户、百户军身。

4.本人情况。由各奥鲁官核实本人身体状况、年龄、是否犯过奸盗等事项，查证是否被袭职人的嫡子嫡孙，袭职后是否有人争夺承继权。如本人年幼或有病，需他人暂时承袭职务，均要有本人自立文书和官府执照，以免日后发生争执。

5.符牌。写明退职人符牌字号牌面，缴纳与否。缴纳者要出具官府证明，未交者需说明现符牌在何人手中收掌。

6.家族情况。公文中要画出家族宗支图本，由原籍亲邻作保，当官验实画押。

申报袭职的文书经过官府验证之后，方能向枢密院呈报。在军官迁转和袭职方面，还有许多具体规定（详见本书第八章）。

对军官所带符牌，也有了明确的规定。蒙古国时期，已给官员、贵族发放符牌，“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171]。当时符牌制度并不严格，蒙古大汗、诸王、千户乃至汉人世侯等都可以授予下属符牌，唯一严格执行的是新大汗即位时要收回符牌，改换新牌。忽必烈即位之后，逐渐改变制度，先于至元八年二月规定“军官佩金银符，其民官、工匠所佩者并拘入，勿复给”，符牌成为军官的专用品。至元二十一年三月，确定军官品级的同时，“更定虎符”，“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符与牌是一回事，所以又称为虎头牌、金牌、银牌等。上万户府万户以上的军官，佩三珠虎符；中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和上万户府的副万户等佩二珠虎符；下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等佩一珠虎符；中、下万户府副万户和千户、副千户等佩金牌，百户及品级相同的军官佩银牌。符牌由朝廷统一颁发，军官升迁、去职，按规定都要“倒换”或交回牌面。世袭军官的符牌子孙袭替。由于“军官每依例合带两珠虎符的，要了三珠的有；合带一珠虎符的，要了两珠也有；合带素金牌的，要了一珠的也有；合带银牌的，要了素金牌的也有”，所以经常要由枢密院派人“依着应得的体例”核查，拘收僭越使用的牌面。[172]

为了约束军官，元廷还对其“职制”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军官受命不往，推病不赴职及受差事完不及时返回者，准民官例，夺官不叙。军官擅离所部者，悉遣还翼，违者按律处罚。

2.各行省擅役军人营缮、非军情差使军官或无故以军、官自卫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

3.各行省所辖军官，怠慢军情者，由提调军马长官断遣。

4.军官如有贪图贿赂、役使军人、损耗军籍等不法之事，百户有罪，罪及千户；千户有罪，罪及万户；万户有罪，从枢密院及行省帅府以其罪情上报，随事论罪。

5.诸军民官镇守边陲，3年无盗，军官升散官一阶；5年无盗，升散官一等。武散官分为三十四阶：龙虎卫、金吾卫、骠骑卫及奉国、辅国、镇国上将军六阶，为正、从二品；昭武、昭勇、昭毅、安远、定远、怀远大将军六阶，为正、从三品；广威、宣威、明威、信武、显武、宣武将军六阶，为正、从四品；武节、武德、武义、武略将军四阶，为正、从五品；以下承信、昭信、忠武、忠显、忠勇、忠翊、修武、敦武、保义、进义校尉十阶及保义、进义副尉二阶，由正六品至从八品不等。

6.管军官不得追逮职官户在军籍者。

7.各地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军官不法者，枢密院不许派官同问。

8.军官典当牌符者，笞57，降散官一等。

9.军官役使军人，万户8名，千户4名，弹压2名，超数者处罚。

10.军官擅放戍军及分受雇役钱，以枉法论罪。

11.军官克扣军人衣粮等，应追回给散。

12.军官役使出征军人家属及向军人家属放贷取息者治罪。

13.军官纵使士兵吓取民间钱物者，除名不叙。

14.民间失火，镇守军官坐视不救并乘机纵军剽掠者，从台宪官纠察。

15.禁止军官理断民间案件。[173]

蒙古国时期，为保证军队组织的完善和出征作战的顺利进行，曾颁发过一些律令，如规定编组在各千户中的人不许随意迁移，慎择各级军官并明确其职责，不得泄露作战计划，被签发出征的人不得以各种借口逃避，临战逃脱者处死，严禁在战场上抢夺战利品，等等。元朝时期，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又颁布了一系列律令法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军律体系。经过多次删定的军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军官离职、屯军离营、行军离其部伍者，皆有罪。

2.军官不得擅自离军赴阙言事，有必须上奏事宜，实封附递以闻。

3.各处军马由官府供给粮草，禁止骚扰平民和阻滞客商。

4.临战先退者处死。

5.临战不依约相互支援者处死。

6.镇守边陲军民官统军出战，由于军纪涣散、号令不一、惧战逃脱等导致失败，如能再战获胜者减罪，无功者论罪。

7.边防军人从戍所逃走，杖107；再犯处死。科定出征逃匿者，处死。

8.军户贫乏已经存恤而复逃者，杖87，发遣当军。

9.军户告乏请求替换，从有司核实。欺诈者从廉访司究治。

10.各卫汉军军户常选一练习壮丁充役，并在贴户中选2人轮番供役。各级军官不得私换应役之人。

11.军官受钱代替军空名者，以枉法罪除名；以驱丁代役者，验人数多寡论罪。

12.出征军队严禁虏掠良民、略卖人口。[174]

军律和军官职制虽然在内容上有重复的地方，但并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军律强调的是军队纪律和军队的自我管理，军官职制强调的则是元廷行政机构对军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元代军法的主要内容。

蒙古国时期，军官犯法，由上一级主管军官处理。无论蒙古军或汉军的高级将领，对自己的部属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蒙古大汗很少过问。忽必烈改革军政，对将领们的处置权力加以限制。中统三年（1262）下令：“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175]后来又明确规定军官犯法由枢密院与行省主军官员按治，论情节轻重进行处断，万户以上的需申报皇帝。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负有纠察军官不法行为的责任。犯罪军官的处罚，分为降阶、夺符罢职、笞打、杖责、流徙（包括罢职发至军前效力）和处死等。除了犯谋反罪及造成军队严重失利者外，军官很少有处死刑的，尤其是蒙古、色目军官，轻易不会被处死。虽然对军官职制规定较多，但处置往往较宽松，而监察机构对军官的监督，也经常流于公文形式，所起作用不大，使得军官的贪赃枉法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对军人犯罪的处理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凡蒙古军人犯罪关联地方者，可由所在地的官府与管军官约会审问处断，不关地方者军队自行处置。其他军人、军户，“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贩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即由地方官府处理。“其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从本官理问”，由管军官或奥鲁官处置。后者如事关地方，由地方官府与管军官约会审理。军人罪犯归地方官衙讯问者由官府派人“追逮”，管军官员不许隐匿或纵其逃跑。[176]犯罪军人与逃亡军驱等的处置，分为记过、笞刑、杖刑、处死几等。记过者除杖责外，在军营或军户居地“红泥粉壁识过其门”，再犯者“添录过名”。笞刑、杖刑还有具体规定（详见本书第七章）。

第六节 武器和军屯

忽必烈即位之后，加强了对武器的控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武器管理的办法。

中统年间，借处置李璮事件之机，朝廷大规模收缴民间武器，并规定除军人之外，包括官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许随意隐藏、执把兵器。至元五年（1268）对隐藏武器的处罚作出规定：凡隐藏全副甲胄、10副弓箭（弓1张、箭30支为一副）或刀枪者，均处死；不成副或不够数者，实行杖罚。甚至私存“不堪使用”的刀枪和“不堪穿吊御敌”的散甲片者，也要杖打几十下。这一规定后来成为正式律令，一直奉行不辍。[177]在至元六年到十六年的对宋战争中，稍微放松了一些执把武器的规定，出巡的监察御史、都水监官员以及前往江南地区任职的官吏，准许带武器护身；在各地负责治安的巡捕弓手和朝廷签发的“随路打捕御膳野物”的打捕户，可以悬带弓箭。[178]虽然对汉人执把军器仍有严格的禁令，但在战争期间，实际上是禁而不绝的。全国统一之后，元廷一方面在江南地区大规模拘括兵器，一方面申严汉人、新附人执把武器的禁令。至元十六年，重申除各地达鲁花赤、打捕户及巡捕弓手可以执把军器外，一律禁断军器弓箭。二十三年二月，“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之官”。以后连小弩、弹弓都被列为禁器，甚至供神仪仗也只许用土木假器代之，严禁使用真武器。二十六年四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后来朝廷又屡发武器禁令，“禁汉人（包括南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179]。

原来军队的兵器都由军人自备、自带，由政府下发的甲仗也多由军人自行保管、使用。至元二十二年（1285）五月，开始实行集中管理武器的办法，“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赐近居蒙古人，上等贮于库，有行省、行院、行台者掌之，无省、院、台者，达鲁花赤、畏兀、回回居职者掌之，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预”。军器库“交蒙古军人每看守者，汉儿、蛮子军人每根底不交看守”。二十三年六月，规定地方捕盗所用弓矢，各路为10副，府、州7副，县5副。二十七年五月，确定这些弓箭也要设库集中保管，由达鲁花赤和蒙古、色目官员掌管。“若收捕贼的勾当有呵，巡军根底教执把弓箭，无勾当时拘收库里放着。”[180]以后形成定制，蒙古、色目军人执军器不禁，严禁汉人藏执兵器，“有军籍者，出征则给之，还，复归于官”[181]。

原来各地官府都可以督造兵器，各处工匠也可制造弓箭、刀枪，卖给军人，或由商人从中倒卖。至元二十九年，因“江南地面里百姓每造了弓箭卖的多有”及“各处铁匠打造发卖”兵器，乃明令禁止民间私造兵器货卖，“督令各处官司严加禁治”。成宗元贞元年（1295），又下令各投下按朝廷配额制造兵器，不得额外擅造胖袄、皮甲、刀枪、弓箭。仁宗延祐四年（1317）九月又定立制度：“军器除新附军官为应付外，其余各翼汉军合准枢密院所拟各万户府选委军官提调，差军匠与官局人匠成造，翼分置库收贮。若无官局去处，依上应付物料先尽军匠，如或不敷，管民官司差请民匠置局成造。除军匠外，其余民匠，官为应付口粮。”[182]这种制造方法，当然不同于私造兵器，乃是各地军队制造兵器的正当途径，生产出来的兵器直接交付军队，不存在买卖关系。至于军官和军人出卖兵器，也是明确被列在禁令之内的。

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初期的军屯，多为“且耕且战”的临时性措施。全国统一之后，“内则枢密院各卫，皆随营地立屯，军食悉仰足焉。外则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电。甘、肃、瓜、沙，河南之勺陂、洪泽，皆因古制以尽地利。云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陕西、四川等，或以地所宜，或为边计，虑至周密，法甚美矣”，军屯逐步制度化，[183]“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184]。军屯的土地，主要来自无主荒田、新垦荒地与没官土地，少数来自军户或入军屯耕种民户的“自备民地”。

军屯大多数是以汉军、新附军人和各地的“乡兵”入屯耕种，各蒙古、色目卫军和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屯田，也由部分汉军、新附军人与探马赤军人、色目军人一同入屯耕种。如果招收一些民户入屯耕种，则称为“军民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加区别地径称为军屯。为维护军屯的存在与发展，政府定立了如下制度。

被调充屯田的军人，和出征、镇戍的军人一样，也是充当军役。每年春耕时，屯田军人需携带耕牛、耕具、种子等入屯耕种，“十月还家”，将耕牛等牵赶还家。不以正身应役，由驱口、子侄等代役入屯耕种，或应役后变卖耕牛、农具等，都有明令禁止。各军屯的屯军数量和垦田亩数均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是在各军府内专门指派一批屯田军人，固定充任屯田军役。耕牛、农具、种子等，一般由应役军人自备，不足则或由政府贷钞给屯田军人购置，或直接由政府发放。由政府提供的耕牛称为“官牛”，分给屯田军人使用、喂养。如耕牛因使用、喂养不当而倒死，屯田军人要受到处罚。京城侍卫亲军各卫、蒙古军都万户府和岭北、甘肃行省内的屯田军人，是中央政府重点提供耕牛、农具、种子保证的对象。其他行省的屯田军人缺乏牛具等，由各行省负责接济。[185]

军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在侍卫亲军各卫和各地的万户府之下，大多设有屯田千户所，专掌屯田军人，亦置千户、百户、弹压等职，级别较一般行军千户所稍低一点。屯田军官“职居屯田，责任已专”，专职“矜束军人趁时布种施工农怍”。按照规定，“军中屯田官吏并各屯百户，每岁年终比较。如种地不敷元额，所收子粒数少，牛只倒死瘦弱数多及有隐匿物斛，定是责罚。若劝谕军人多收子粒，牛只肥盛，不曾倒死，别无欺匿粮斛，约量给赏。更仰多养猪鸡鹅鸭，裨补倒死牛畜，亦在考较数内”[186]。有关军屯的各种事宜，都要由枢密院决定，呈报皇帝批准，但是，屯田的籍册，是由中书省兵部掌管。

除了拨出土地、调发军人、置立专门军府和补充牛具、种子外，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来维护军屯的发展，如规定不许于农耕季节在军屯内飞放马匹牲口，军官不得私役屯田军人或以屯田军人、官牛为自己种田及搬运物品，更不许将屯田官地的收成据为己有，等等。如遇灾荒歉收，则由政府贷粮贷钞，赈济屯田军人。为帮助军屯，有时还要调发民工同屯田军人一起修筑堤坝等水利设施。枢密院和各行省还要经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视军屯的情况，救济贫乏军人，惩处破坏屯田的军官。

第七节 站赤和急递铺

对于国家机器的运作来说，有效的交通和通信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元朝政府在全国建立的站赤和急递铺，就是专供官方使用的交通和通信系统。

站赤是蒙古语jamci的音译。jam即汉语“驿”的意思。[187]元代汉文文献中常出现兼用汉、蒙语的词“驿站”或“站驿”。“ci”是词尾含在某一名词后加“ci”，其意指从事该名词显示的某项工作的人。站赤原意是驿站工作者，即站官和站户，但也常用来泛指整个驿站制度。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就专有“站赤”一门，详细记载了元代驿站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开头便指出：“站赤者，国朝驿传之名也。”[188]

驿传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元代的站赤与前代相比较，规模要大得多，组织也更严密。元代站赤的建立，可以溯源到成吉思汗时代。在大规模的接连不断的军事行动中，成吉思汗注意保存中原原有的驿传，并建立起由中原通往中亚的驿传。1219年，成吉思汗派人到山东去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当地曾“给以驿骑”。丘处机往来中亚途中，也使用过驿骑。当他回到燕京（今北京）以后，成吉思汗下诏问候，其中说：“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所谓“铺马”，就是驿传中轮换的马匹。[189]1221年，南宋派往北方蒙古控制区的使臣也说，蒙古大汗派遣到各地的宣差，“凡见马则换易，并一行人众，悉可换马，谓之乘铺马，亦古乘传之意”[190]。到了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贯通当时大蒙古国疆域的驿站交通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从蒙古国都城哈剌和林到中原“汉地”，“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37站”[191]。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从和林向西通往察合台封地以及拔都封地的站道。[192]窝阔台汗还初步制定了驿站的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使用驿马必须持有朝廷发给的牌面文字，驿站对过往人员的供应标准，站户的配置，以及驿站费用的分摊办法，等等。[193]窝阔台汗把建立驿站作为自己的四大功绩之一。[194]波斯史家说：“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上绵分摊，每两土绵供应一所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征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另一方面，农夫、军队免遭不时的干扰。尤有甚者，使臣有严厉的指令，命他爱惜马匹，等等。”[195]讲的就是蒙古国时期驿站的情况。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驿站建设有了新的进展。随着全国的统一，一个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建立了起来，管理的制度也更加完备。至元九年（1272），专门颁布了《立站赤条画》[196]，在此前后，还有相关的一系列诏令。忽必烈的继承者，在他确立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197]。

根据元代中期的统计，全国驿站总数达1500多处。从大都出发，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和云南行省。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以马、牛、驴、车、狗、轿作为交通运载工具，其中以马最为重要。狗则主要使用于辽阳行省北部驿站道路上，当地气候寒冷，用狗驾雪橇，便于冰上往来。水站则使用船只。在驿站服役的，在国家户籍上自成一类，称为站户。他们是国家强行签发的，各站的交通运载工具和站户数量多少不等。以站户来说，有的站多至二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或二三百户，最小的只有二三十户。若以平均150户计，全国站户应在20万户以上。以交通运载工具来说，据元代中期统计，各处驿站共有马4.7万余匹，牛8000余头，船近7000艘，此处还有驴、狗等。[198]可以看出，站赤系统拥有的人力、物力是相当可观的。

腹里地区的“冲要水陆站赤”，每处设提领2员，司吏2员。“其余闲慢驿分”止设提领1员，司吏1员。但大都到上都的各站，因为“每岁车驾行幸，诸王往复给驿频繁，与外郡不同”，每处“除设驿令、丞外，设提领三员，司吏三员”。此外，站户每一百户设百户1员。各省的站赤照此办理。[199]通常所说的站官，就是指提领、驿令、驿丞而言的，他们是由驿站主管机构指派的。百户则是由地方政府负责驿站事务的官员在站户中选用的。站户每户要出丁到驿站服役，留在地方的站户家属就由地方政府通过百户进行管理。因为站赤涉及“机密公事”的交通，江南的站官，不用当地南人，而是于“色目、北人内选用”[200]。站提领“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201]。

中央主管站赤的机构，是通政院和中书省兵部。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加强站赤管理，在中统四年（1262）指派霍木海总管各路站赤，[202]但当时尚未设置专门的机构。至元七年（1270）十一月，设置了诸站都统领使司，“专一管领站赤公事”[203]。“十四年，分置大都、上都两院；二十九年，又置江南分院；大德七年罢。”[204]江南通政院设在镇江。[205]通政院秩从二品，[206]至大元年（1308）升为正二品。在此期间，站赤曾一度（全部或部分）归中书省兵部管辖，如至元十年（1273）九月，兵部曾议定驿站的“程法”[207]，但具体情况已不清楚。至大四年（1311）三月，仁宗即位。同月，“中书省奏：‘前者站赤隶兵部，后属通政院。今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拟合依旧令兵部管领。’奉旨准”。四月，丞相铁木迭儿建议兵部、通政院分管汉地、蒙古站赤，被仁宗否定，下令“罢去通政院，悉隶兵部管领”[208]。同年闰七月，“都省复奉圣旨，复立通政院，管领达达站赤”[209]。这样，兵部的职责限于管理中原“汉地”和江南的站赤。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四月二十九日，他看到中书省呈进的站赤沿革资料，便下令道：“世祖皇帝时，达达、汉人站系通政院管领，今可依旧制，悉归之通政院。”[210]通政院又成了站赤的唯一主管机构。站赤管理机构的上述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南北分治还是合治的问题。对于达达站赤和汉人、南人站赤，是统一管理好，还是分开管理合适，元朝政府中一直存在争论，于是有关的管理机构也就变来变去。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在刑政方面，大宗正府和中书刑部的职责也曾发生几次变化，这在有关的章节中将会述及。

在通政院之下、各站之上，没有设置中层的专门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行政机构兼管的。原来大概是路、府、州、县衙门都有管理的责任，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决定：“随处站赤，止令直隶各路总管府；外站户家属，拟合元籍州县管领。”[211]至大元年（1308）正月，中书省上奏整顿站赤，其中说：“各处的站赤，在先教各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看来。如今台官人并行省官与将文书末，‘只教路官提调站时，离着站远的耽误了勾当的一般者。本处有的路、府、州、县官就近提调呵，便当的一般。’么道，说有。俺商量来，整治站赤的其间，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教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呵，怎生？”这个建议得到元武宗的同意。[212]后来又进一步具体规定：“若是站驿置立在各路、州、府城中，正合令本路、府、州达鲁花赤、长官亲临提调，其倚廓司、县勿预。若站相离各路、府、州窎远去处，合从附近或所在一州一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213]延祐七年，通政院重新管理站赤后不久，便上奏说：“俺众人商量来，世祖皇帝时分，腹里、江南、汉儿等站赤每，各路里达鲁花赤、总管提调有来。近年交州、县官每提调的上头，站赤每生受。么道，说有。如今依在先体例，教各路达鲁花赤、总管两个提调，州、县官每休教提调呵，怎生？”英宗接受这一建议。[214]所谓州、县官提调使站户“生受”云云，可能是州、县官将他们与其他各种户同样看待，要求他们承担杂泛差役、和雇和买所致，而在归路府提调后，州、县官就鞭长莫及了。

元朝政府在一些重要驿站所在地，还指派脱脱禾孙（蒙语音译，原意为“查验者”），专门查验来往使臣的真伪，以及使用交通运载工具是否违反有关的规定。正脱脱禾孙从五品，副脱脱禾孙正七品。

元朝政府设置站赤，主要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之用。[215]四通八达的站道，随时待命的交通工具，为的是使地方的情况能迅速上报，中央的政令能及时下达。因此，它主要是供负有使命的官员使用的。凡是使用站赤交通工具的官员，必须持有朝廷发给的凭证——铺马札子（铺马圣旨）和圆牌。铺马札子（铺马圣旨）就是允许使用驿站马匹的文书，原来用蒙古字书写，后因“各处站赤未能尽识”，便“绘画马匹铸造小印，于札子年、月、日之后，递墨印马匹数目，复以省印覆之，庶无疑惑”[216]。所经各站根据札子提供马匹和分例饮食（蒙语称为首思sigüsun，原义为汤、汁）。使用马匹的数量是根据官员的品级决定的，“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七品三匹，八品以下只给二匹”，一品为8匹。[217]后来由于驿站负担过重，这个规定作了修正，至元三十年（1293），改为一品5匹，以下递驿，五品以下为2匹。[218]使用车、船也有相应的规定。圆牌又称圆符，有金字、银字两种，“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219]。这种圆牌是专供通报紧急军务使用的。银字圆牌现有实物发现，上部有虎头纹样，牌面有八思巴蒙古字五行，译成汉文是：“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220]佩带圆牌，一是可以优先使用驿站马匹，二是可以在某些特殊的驿道上通行，或利用专门的驿站。例如，由“汉地”到岭北行省之间有三条驿道，即帖里干（蒙语“车”）、木怜（蒙语“马”）、纳怜（蒙语“小”）。其中“甘肃纳怜驿系蒙古军人应当，专备军情急务”，只有“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才许通行。[221]这种圆牌原来牌面铸有海东青图像，因而称为海青符，至元七年（1270）始改为八思巴蒙古字。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曾下令“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八所”，“缙山至望云立海青驿”[222]，便是专供持海青符使臣使用的驿站。上述铺马札子和圆牌一部分由中央有关机构掌管，一部分则分发给各行省、宣慰司等。军队出征时，都要发给铺马札子和圆牌。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说：“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通达。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纲挈维之大机也。”[223]站赤系统对于大蒙古国和元朝的军事远征和统治巩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历代蒙古国大汗和元朝皇帝，对于站赤的建设，也都是很重视的。但是，站赤系统很快便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这便是当时人们经常议论的“给驿泛滥”问题。元朝政府原来对发放铺马札子和圆牌加以严格的限制，但是站赤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而且使用又是免费的，因此有权势的贵族、官僚、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札子和圆符，以致越发越多，仅大德八年（1304）宗王阿只吉的使臣给驿者就达750余起。[224]大德九年至十年正月，“西番节续差来西僧（藏传佛教僧人）八百五十余人，计乘铺马一千五百四十七匹”[225]。地方政府衙门中的官员“推称事故，给驿来者多有之”；而中央“各衙门推称事故，给驿差出者亦有之”。举凡“搬取家属，收拾子粒，迁葬娶妻，送灵嫁女”，无不动用站赤。[226]“给驿泛滥”带来严重后果。站马和其他交通工具疲于应役，不断损坏，需要站户设法补充。过往人员增多，首思支出大幅度增加，又增加了站户的负担。时间一长，“站户被害，鬻产破家”[227]。元朝中期的几个皇帝，如武宗、仁宗在即位诏书中都提到了“站赤消乏”问题，并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可见这种现象之严重，同时也说明这些补救措施的无力。站赤的废弛是元朝政府机构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228]

和站赤并行的，有急递铺。这是一种公文传递系统。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仿效金制，下令：“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各处县官，置文簿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本县官司时复照刷，稽滞者治罪。”开始时在燕京至开平府、又自开平府至京兆，建立急递铺，后来逐渐推广。[229]南宋灭亡后又在江南推行。但边疆地区一般没有设置。

一般来说，每10里或15里、25里设立一铺。[230]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镇江12路的铺来看，各铺相距有9里、10里、13里半之别。[231]总之，各铺相隔距离很短，是为了铺兵（丁）能够迅速将文件转递下去。官方的要求是一昼夜行400里，也就是一昼夜之内由40个左右急递铺传送，这个速度是很快的。铺兵（丁）必须是“壮健善走之人”[232]。急递铺中有测时的工具，“设盘于台，以测日景；列牌于庭，以识时刻”[233]。这是因为“凡有转递文字，铺司明注到铺时刻”[234]，以明责任，目的也为了保证能按时传递。

镇江路录事司设总铺，下属丹徒县13铺，丹阳县7铺。每铺有铺司1人，铺兵7人，共8人。铺司就是该铺之长。这和初设时每铺5人不同，也许是南、北的差异。镇江路下辖三县，其中金坛县未设急递铺，这显然因为急递铺有一定的路线。[235]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官印，设提领三员”。但这个提领所管理的，只是大都地区的急递铺，各地的铺是由路、府、州，县的官员提点的。英宗至治三年（1323），下令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236]。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管理。镇江路共21铺，便设置邮长2名。[237]

传递的公文有一定的包装格式，防止损坏和雨湿。重要的公文放在匣子里。铺兵（丁）“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其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238]。在中央，中书省以下大部分部、院、监、寺机构的公文都可入递，连管理乐人的教坊司也在其列。地方行政机构从行省到路、府、州，以及行省的直属机构（儒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地方监察机构（行台、廉访司）、各处万户府、都元帅府等，也在入递之列。[239]日久弊生，元代中期入递的文字越来越多，铺兵负担过重，而且过往官员常常强拖铺兵挑担行李或充当官船的纤夫。因而传递的文字失落、损坏，传递的速度迟慢，时有发生。

[1]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1。

[2] 《黑鞑事略》。

[3] 按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到成吉思汗末年，蒙古军队共有12.9万人，但其中包括了哈剌契丹军和女真军2万人，不应算在蒙古军之内。详见《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62—382页。

[4]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5] [葡]加宾尼：《蒙古史》，《出使蒙古记》第43页；《元史》卷2，《定宗纪》。

[6]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7]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8]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9] 《黑鞑事略》。

[10]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11] 《元史》卷123，《也蒲甘卜传》。

[12] 《元史》卷120，《察罕传》；卷151，《贾塔剌浑传》。

[13] 黄：《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

[14] 《元史》卷122，《哈散纳传》；卷133，《脱力世官传》。

[15]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

[16]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17] 《元史》卷83，《选举志三·铨法》；卷99，《兵志二·宿卫》。

[18] 详见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19]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20] 《元史》卷166，《石高山传》；卷98，《兵志一·兵制》。

[21] 《元典章》卷34，《兵部一·探马赤军》。《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22] 许有壬：《札剌儿氏三世功臣碑铭》，《至正集》卷47。

[23] 如西川的探马赤军，就属籍于礼店，详见《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大德十一四月记事。

[24] 详见陈高华《读伯颜宗道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辑。

[25] 《元史》卷153，《王檝传》。

[26] 如当时木华黎统率的中原军队，或被称为“乣、汉诸军”，或是“汉兵、契丹兵”、“哈剌契丹和女真军”等，详见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元史论从》第1辑。

[27] “女真军”乃专指从辽东蒲鲜万奴属下俘获来的军人，见《元史》卷2，《太宗纪》；卷119，《木华黎传》。

[28]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29] 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1辑。

[30] 《元史》卷148，《严实传》。

[31] 《元史》卷134，《阔阔传》。《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32] 《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33] 《元典章》卷17，《户部三·逃亡》。

[34]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35] 《元典章》卷34，《兵部一·新附军》。《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36] 《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37] 胡祗遹：《效忠堂记》，《紫山大全集》卷11。

[38] 《宋史》卷416，《汪立信传》。

[39]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40] 《元史》卷132，《沙全传》。

[41] 《元典章》卷34，《兵部一·新附军》。

[42]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43]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44] 《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40。

[45]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46] 《元史》卷10、13，《世祖纪七、十》。

[47]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48] 详见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元史论丛》第1辑。

[49] 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1辑。

[50] 苏天爵：《王宪穆公行状》，《滋溪文稿》卷23。

[51] 孛术鲁翀：《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

[52] 《典章》卷24，《户部十·军兵税》“不得打量汉军地土”条。

[53] 《元典章》卷46，《刑部八·诸赃一》“军官取受例”条。

[54] 《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杂禁》“抽分羊马牛例”条。

[55] 《元史》卷134，《和尚传》。

[56] 《元典章》卷34，《兵部一·军户》“无夫军妻配无妇军”条。

[57] 《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58] 《军政》《政事》，《紫山大全集》卷21、22。

[59] 《黑鞑事略》。

[60] 《元朝秘史》卷7，第191、192节。《至元译语》，《事林广记（至顺本）》卷8。

[61] 《世界征服者史》，第34页。

[62] 《元史》卷120，《术赤台传》。

[63] 《元朝秘史》卷8，第202节。

[64] 《史集》笫1卷第2分册，第362—381页。

[65]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66] 史卫民：《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左、右翼军沿袭归属考》，《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67]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

[68] 史卫民：《蒙古汗国时期的探马赤军》，《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

[69] 《元朝秘史》卷9，第225—229节。

[70] 《元史》卷166，《石抹狗狗传》。

[71] 《元史》卷150，《何实传》。

[72] 《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73] 郝经：《与宋论本朝兵乱书》，《陵川文集》卷38。

[74]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后附《塔塔儿台传》。

[75]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1。

[76] 详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元史论丛》第4辑。

[77] 苏天爵：《前卫新建三皇庙记》，《滋溪文稿》卷2。

[78] 赵孟頫：《明肃楼记》，《松雪斋文集》卷7。

[79] 《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第35—36页。

[80] 《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81] 《通制条格》卷19，《捕亡》。

[82] 赵孟頫：《明肃楼记》，《松雪斋文集》卷7。

[83]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4] 《元史》卷15，《世祖纪·二》；卷99《兵志二·宿卫》。

[85] 虞集：《武卫新建先圣庙学碑》，《道园学古录》卷23。

[86]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87]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卷149《石天应传》。朱德润：《买术丁世德碑铭》，《存复斋文集》卷1。

[88]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89] 虞集：《张公（珪）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8。《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90]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91] 《元史》卷27，《英宗纪一》；卷100，《兵志三·屯田》。

[92] 《元史》卷23，《武宗纪二》。

[93]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94] 《元史》卷138，《马札儿台传》；卷99，《兵志二，宿卫》。

[95]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卷99，《兵志二·宿卫》。

[96] 《元史》卷14，《世祖纪一》；卷138，《燕铁木儿传》。

[97] 《元史》卷135，《明安传》。许有壬：《镇海神道碑》，《圭塘小稿》卷10。

[98] 《元史》卷18，《成宗纪一》；卷40，《顺帝纪三》；卷122，《哈散纳传》。

[99] 《元史》卷22，《武宗纪一》。《元典章》卷2，《圣政一》“重民籍”“抚军士”条。

[100]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101] 《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

[102] 《元史》卷32，《文宗纪一》。

[103] 《元史》卷33、34，《文宗纪二、三》。

[104] 《元史》卷38，《顺帝纪一》，卷138。

[105] 黄：《拜住神道袒》，《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106] 《元史》卷28，《英宗纪二》。

[107] 《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宁》，第34页。

[108] 胡祗遹：《清慎堂记》，《紫山大全集》卷11。

[109] 《史集》第2卷，第365—372页。《元史》卷193，《伯八传》。

[110] 《经世大典序录·屯戍》，《国朝文类》卷41。

[111]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卷99，《兵志二，镇戍》。

[112]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13]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0。《元史》卷131，《囊加歹传》。

[114] 《元典章》卷34，《兵部一·探马赤军》“探马赤交阔端赤代役”条。

[115] 《元史》卷33，《文宗纪二》；卷86，《百官志二》。

[116] 详见[日]松田孝一《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考》，《东洋学报》第68卷。

[117] 孛术鲁翀：《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增修公廨碑铭》，《菊潭集》卷3。

[118] 《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119] 详见史卫民《元代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建置及其作用》，《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

[120]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21]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122] 《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23]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124]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25] 《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126]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卷166，《张荣实传》。

[127] 《元史》卷32，《文宗纪一》；卷54，《郑鼎传》；卷133，《旦只儿传》。

[128]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129] 《元史》卷123，《塔不已儿传》。

[130] 姚燧：《颍州万户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7。

[131]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132] 《元史》卷137，《阿礼海牙传》。

[133] 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青阳集》卷4。

[134] 《经世人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1。

[135] 《元史》卷154，《洪福源传》；卷166，《壬檝传》；卷120，《吾也儿传》。

[136] 《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卷122，《昔里钤部传》。

[137]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卷100，《兵志三·屯田》。

[138] 《元史》卷86、90，《百官志三、六》。

[139] 魏初：《奏议》“至元九年二月十九日”，《青崖集》卷4。《元史》卷7，《世祖纪四》。《经世人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1。

[140]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

[141] 《元典章》卷34，《兵部一·乾讨虏军》。危素：《送敖巡检序》，《危太朴文续集》卷8。

[142] 《元史》卷98，《兵志一·序》。

[143] 据《元史·百官志》所记各军府属下的百户员数，大致可以推算出统兵人数，作为参考数据。

[144]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45] 《元史》卷86，《百官志二》；卷98，《兵志一·兵制》。

[146] 详见李涵、杨果《元枢密院制度述略》，《蒙古史研究》第3辑。

[147] 《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48]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149]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150] 《元史》卷40，《顺帝纪三》；卷138，《脱脱传》。

[151] 《元史》卷23，《武宗纪二》。

[152] 《元朝名臣事略》卷8，《许衡事略》。《元史》卷158，《许衡传》。

[153]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54]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55]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56] 《元史》卷154，《郑鼎传》；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15。

[157] 《元史》卷5、6、7，《世祖纪二、三、四》。

[158] 《元史》卷8，《世祖纪五》。

[159] 《元史》卷12、13、14、16，《世祖纪九、十、十一、十三》；卷205，《卢世荣传》。

[160]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国朝文类》卷25。

[161]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35。

[162] 《元史》卷175，《张珪传》。

[163] 《元史》卷18，《成宗纪一》。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4。

[164]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165]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66] 《元史》卷86、87，《百官志二、三》。

[167] 《元典章》卷9，《吏部三·军官》“定立军官品级”条。

[168]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69] 《元史》卷10，《世祖纪七》。《元典章》卷9，《吏部三·军官》“军功合指实迹”条。《通治条格》卷7，《军防·军官课最》。

[170] 《元史》20，《成宗纪三》。《元典章》卷46，《刑部八·取受》“军官取受例”条。

[171] 赵珙：《蒙鞑备录》。

[172] 《元史》卷7、13，《世祖纪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0。《元典章》卷29，《礼部二·牌画》。

[173] 《元史》卷102、103，《刑法志一、二》。

[174] 《元史》卷103，《刑法志二·军律》。

[175] 《元史》卷5，《世祖纪二》。

[176] 《元史》卷102，《刑法志二·职制上》。

[177]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隐藏》。《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禁令》。

[178]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许把》。《通制条格》卷27，《杂令》。

[179] 《元史》卷14、15，《世祖纪十一、十二》。《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拘收》。《通制条格》卷27，《杂令·供神军器》。

[180] 《元史》卷13、14，《世祖纪十、十一》。《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拘收》。

[181]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182]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杂例》。《通制条格》卷27，《杂令》。

[183] 《经世大典序录·屯田》，《国朝文类》卷41。

[184] 《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185] 《元典章新集·兵部》“军中不便事件”条。

[186] 《元典章》卷34，《兵部一·正军》“省谕军人条画”条。

[187] 一般认为，蒙古语jam来自突厥语yam，这两种语言中的j和y有对应关系。而yam很可能是汉语“驿”的音译。在十三四世纪西方和波斯文献中，通常都写作yam。jam在元代有的文献中译写成“蘸”。

[188]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19426。

[189]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190] 赵珙：《蒙鞑备录》。

[191]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集，第69页。

[192] 《元朝秘史》卷12，第279节。

[193] 参见《经世大典·站赤》中有关记载，《永乐大典》卷19416。

[194] 《元朝秘史》卷12，第281节。

[195]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土绵（timen）义为“万”。

[196] 《元典章》卷36，《兵部三》。

[197]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

[198]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22、19423。

[199]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八年六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9；“至大四年八月五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0。

[200] 《元典章》卷9，《吏部三·站官》。

[201] 《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四年”条，《永乐大典》卷19421。

[202]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五年三月四日”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03]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七年十一月九日”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04]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205] 《至顺镇江志》卷17，《寓治》。

[206] 《元史》卷88，《百官志四》。

[207]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08]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四日”两条，《永乐大典》卷19420。参见《元典章》卷35，《兵部三·兵部管站赤》。

[209] 《经世大典·站赤》“至大四年闰七月十九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0。

[210] 《经世大典·站赤》“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1。

[211]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12] 《元典章》卷36，《兵部三·站赤》“拯治站赤”条。

[213] 《元典章》卷36，《兵部三·站赤》“长官提调站赤”条。

[214] 《元典章新集·兵部·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站赤》。

[215]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

[216]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条，《永乐大典》卷19417。

[217] 《元典章》卷36，《兵部三·铺马》“品从铺马例”条。

[218] 《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五月”条，《永乐大典》卷19419。

[219] 《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

[220] 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21] 《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1。

[222] 《元史》卷5，《世祖纪二》。

[223]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19416。

[224] 《经世大典·站赤》“大德九年十一月五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0。

[225] 《经世大典·站赤》“大德十年五月十日”条，《永乐大典》卷19420。

[226] 《经世大典·站赤》“天历三年三月”条，《永乐大典》卷19421。

[227] 《经世大典·站赤》“至大四午九月”条，《永乐大典》卷19420。

[228] 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见《元史研究论稿》。

[229] 《元史》卷101，《兵志四·急递铺兵》；《经典大典·急递铺》，《永乐大典》卷14575。

[230] 《元史》卷101，《兵志四·急递铺兵》；《经典大典·急递铺》，《永乐大典》卷14575。

[231] 《至顺镇江志》卷13，《邮传》。

[232] 《元典章》卷37，《兵部四·递铺》“整治急递铺事”条。

[233] 《至顺镇江志》卷13，《邮传》。

[234] 《元典章》卷37，《兵部四·递铺》“整治急递铺事”条。

[235] 《至顺镇江志》卷13，《力役》。

[236] 《元史》卷101，《兵志四·急递铺兵》。

[237] 《至顺镇江志》卷13，《公役·胥吏》。

[238] 《元史》卷101，《兵志四·急递铺兵》。

[239] 《元典章》卷37，《兵部四·入递》。

第六章 监察体制

第一节 御史台、行台、肃政廉访司

监察机构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它是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职能是防止官吏渎职，纠正国家机器中的工作失误，保证皇帝命令的贯彻实施。监察机构在封建国家机器中起着调节、均衡的作用。从秦汉到金朝，都很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而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

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单，盛行世袭之法，并不存在监察机构。忽必烈即位以后，积极推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迁转和铨选之法，以及一系列与此相应的制度。与此同时，一些谋士便提出了建立监察机构的建议。这些人中有西夏人高智耀，忽必烈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他提出：“国初庶政草创，纲纪未张，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台，用其议也。”[1]另一个是精通蒙古语的张雄飞，忽必烈一次召见时问道：“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雄飞对曰：‘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贪秽不职者，即纠劾之。如此，则纪纲举，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台。”[2]随着各项“汉法”的推行，监察机构和监察体制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高智耀、张雄飞等人的建议，正是反映了这种趋势，因而很自然便为忽必烈所接受并付诸实施。

至元五年（1268）七月癸酉，“立御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诏谕之曰：‘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仍以诏谕天下”[3]。在成立御史台的同时，“定台纲三十六条”，确定了御史台的工作职责范围。[4]忽必烈还对御史台官员说：“恁说的是呵，行也者；不是呵，不教损了你。”[5]同年十月己卯，“敕中书省、枢密院：凡有事与御史台同奏”。将右宰相（中书省实际的最高官员）调来任御史台负责人，同时明确宣布省、院、台处于同等的重要地位，说明了忽必烈对这个机构的高度重视。至元六年正月，“立四道按察司”[6]。这是设立地方监察机构的开始。以后陆续有所增设。元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监察机构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为：（1）行御史台的设立。行御史台是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先后设置的有江南（至元十四年，1277）、河西（至元十九年，1282）、云南（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处。河西行台于至元二十年（1283）撤销，云南行台于大德元年（1297）迁至陕西。此后就保存了江南和陕西两处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西台。（2）建立了江南地区的八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十四年）。后又增设海西辽东道提刑按察司。经过新建、调整以后，共有二十四道提刑按察司，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

元代的监察机构是自成系统的，独立的，与行政、军事系统鼎足而三。御史台是监察系统的最高机构，下面是行台和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

御史台初建时秩从二品。至元二十一年（1284），“升正二品，大德十一年升从一品”[7]。御史台的长官称御史大夫，原为1员，后增为2人。以下是御史中丞2员，侍御史2员，治书侍御史2员。御史台下属机构有二。一是殿中司，设殿中侍御史2员。“凡大朝会，百官班序，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报者，则纠举之。大臣入内奏事，则随以入，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另一是察院，置监察御史32员，“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8]。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属于“官”的层次。以下有处理具体事务的首领官（经历、都事、照磨、承发管勾兼狱丞、架阁库管勾兼承发）以及吏员（掾史、译史、知印、通事、宣使、书写、典吏、库子）等。

御史台和御史台官员的名称，都沿袭自金朝，其最初品秩，亦与金同，而金朝又是继承唐、宋的。但是，元代御史台和御史台官员的品秩，经过调整以后，比起前代来有很大提高，官员人数也增多了，试看表6-1。[9]

表6-1 唐、宋、金、元御史台官员比较

御史台设在京师大都，亦称中台、内台。行御史台设在外地，亦称外台。江南行御史台是在灭南宋后设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原南宋统治区的控制。它最初设在扬州，后迁至杭州、江州等处。为了便于对江浙、江西、湖广“三处行省的勾当”加以“纠治”，最后选取适中的地点建康（后改集庆，即今江苏南京）。[10]陕西行台是原云南行台改迁的。原因是“甘肃、陕西两处行中书省，控御边境，诸王、驸马大军驻扎去处，钱粮出入支持浩大”，比起云南等处来，更需要有行台“镇遏”[11]。陕西行台设在奉元路（路治所在地即今陕西西安）。大德三年撤销，七年复立。延祐元年（1314）再度撤销。延祐二年五月，中书省宰相奏：“为罢了西台的上头，那里众百姓每生受。薛禅皇帝（忽必烈）为迤西是紧要地面上头，交镇遏么道，立着行台有来。……罢了西台上头，大勾当里好生妨废着有。”建议复立，得到仁宗的同意。[12]陕西、甘肃的特殊重要性，一是它们与畏兀儿地面（今新疆东部）邻接。元朝与“西北诸王”（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诸王）的关系错综复杂，时战时和，陕、甘屯驻重兵，长期处于戒备状态，需要有权威的机构“镇遏”。二是它们邻接吐蕃地区，是由吐蕃到京师大都的必经之地。元朝政府为了控制吐蕃，必须加强对陕、甘的治理。这就是元朝政府立西台和罢而复立的原因所在。

两个行台的分工是：江南行台“监江浙、江西、湖广三省，统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陕西行台“统汉中、陇北、四川、云南四道”[13]，“提调着四省的勾当”[14]。两行台“设官品秩同内台”，但大夫只有1人，而且不设殿中司和殿中侍御史。具体数目是：大夫1员，中丞2员，侍御史2员，治书侍御吏2员。南台监察御史28员，西台监察御史20员。[15]西台后来裁减御史4员。到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将“南台二十八个监察内减做二十四个，西台添做二十个”[16]。

至元六年（1269年）正月，“立四道按察司”[17]，这是元朝建地方监察机构的开始。按察司的全称是提刑按察司。四道是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陆续有所调整、添设。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复置”。同年，随着南方的平定，江南行台的建立，“置按察八道”[18]。这样，全国的地方监察机构已初具规模。此后继续有所调整、添设。至元二十八年（1291）初，权臣桑哥的罪行被揭发出来，忽必烈对朝政加以整顿，其中之一是改进监察工作，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有关的诏书中说：

省官人每做贼说谎，交百姓每生受来。御史台官人每也不曾体察得，他每也做贼来。省家、台家官人每这般行的上头，大小勾当里行的，都要肚皮（贿赂），坏了勾当来。如今中书省、尚书省根底合并了，则依在前体例里交做中书省也。……外头有的提刑按察司官人每，在先半年里一遍刷卷体察勾当出去有来，各道里不住多时，一路的过去上头，百姓生受，官人、令史每做贼说谎的不得知来。为那般上头，将提刑按察司名字改了呵，立了肃政廉访司也。这廉访司官人每提调着各路，监临坐地者，在先一般做贼说谎弊倖勾当革了者，不拣什么勾当成就，休交百姓生受者。[19]

可见，改变名称的出发点是要改变监察官员收受贿、“做贼说谎”的状况。“肃其心而后政可肃，廉其身而后人可访”，这就是说监察官员必须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很好地执行监察的任务。[20]至此，地方监察机构从名称、人员设置和数目，都已基本定型。此后还有个别的变动。先后共设立肃政廉访司（提刑按察司）25处，经过调整，到成宗时定制为22处，即22道。具体设置如下。[21]

内道八，隶御史台：

山东东西道，置司济南路（路治今山东济南）。

河东山西道，置司冀宁路（路治今山西太原）。

燕南河北道，置司真定路（路治今河北正定）。

江北河南道，置司汴梁路（路治今河南开封）。

山南江北道，置司中兴路（路治今湖北江陵）。

淮西江北道，置司庐州路（路治今安徽合肥）。

江北淮东道，置司扬州路（路治今江苏扬州）。

山北辽东道，置司大宁路（路治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

江南十道，隶江南行台：

江东建康道，置司宁国路（路治今安徽宣城）。

江西湖东道，置司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

江南浙西道，置司杭州路（路治今浙江杭州）。

浙东海右道，置司婺州路（路治今浙江金华）。

江南湖北道，置司武昌路（路治今湖北武昌）。

岭北湖南道，置司天临路（路治今湖南长沙）。

岭南广西道，置司静江府（府治今广西桂林）。

海北广东道，置司广州路（路治今广东广州）。

海北海南道，置司雷州路（路治今广东海康）。

福建闽海道，置司福州路（路治今福建福州）。

陕西四道，隶陕西行台：

陕西汉中道，置司凤翔府（府治今陕西凤翔）。

河西陇北道，置司甘州路（路治今甘肃张掖）。

西蜀四川道，置司成都路（路治今四川成都）。

云南诸路道，置司中庆路（路治今云南昆明）。

道是一种地方监察区划，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但与行政区划并不完全一致，元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分腹里和10行省，以下是路、府、州、县。中台所辖八道，包括腹里地区（三道）、河南行省（四道）、辽阳行省（一道）。南台所辖十道，包括江浙行省（四道）、江西行省（二道）、湖广行省（四道）。西台所辖四道，包括四川行省（一道）、陕西行省（一道）、甘肃行省（一道）、云南行省（一道）。可以看出，凡是人口稠密、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都分设数道，而边远和人口稀少地区，则都是一省一道。显然，监察道的确立，主要考虑工作的实际需要。

肃政廉访司设廉访使2员，正三品；廉访副使2员，正四品；佥事4员（两广、海南止2员），正五品。以下是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兼承发架阁库管勾）和吏员（书吏、译史、通事、奏差、典吏）。

第二节 监察官吏的选用

明初有人说：“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余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纠弹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22]“根脚”指出身，特别是所属民族成分。御史台、行台的长官御史大夫，“居纠弹之首”，都是有来历的“根脚人”，他们中多数出身于显贵的蒙古家族，其次是得到皇帝特殊宠信的色目官僚。“故事，台端（指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受。”[23]元代的所谓“国姓”，指的是蒙古人。但是，元代各项制度中，都将蒙古、色目视为一体，因而在“国姓”之外，色目人也是允许担任的。

现在可考的历任御史大夫以蒙古贵族、功臣的后裔为主，他们一般又都列名怯薛，与皇帝有特殊亲密的关系。如号称成吉思汗的“四杰”分任四怯薛长的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是元朝声势显赫的四大家族[24]，除赤老温家族衰落较早之外，其余如博尔术的后人玉昔帖木儿、秃赤、秃土哈，木华黎的后人相威、阿老瓦丁、朵儿只，博尔忽的后人完者帖木儿等，曾先后担任过御史大夫。其中玉昔帖木儿任中台御史大夫达20年之久，是元代独一无二的。首任御史大夫塔察儿，“其父宪宗朝世臣，千夫长”[25]。显然也是显赫的门第。色目人出任御史大夫，大概是从元代中期开始的。武宗至大元年（1308），唐兀人也儿吉尼被任命为御史大夫[26]。差不多同时康里人脱脱任中台、南台御史大夫。此后回回人倒剌沙任中台大夫；畏兀人阿礼海牙任西台御史大大；钦察人燕铁木儿及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相继出任御史大夫；等等。元朝中期起色目人不断出任御史大夫，是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有密切关系的，这些被任命者都是皇帝的亲信。到了顺帝时期，这种趋势有所发展，脱脱之子铁木儿塔识曾任此职，西夏人高纳麟（他是世祖时建议设立御史台的高智耀之孙）几度出任中台、南台御史大夫。出任御史大夫的西夏人还有亦怜真班、星吉、福寿等。康里人庆童亦曾任南台御史大夫。这些色目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出身怯薛。汉人是不能担任御史大夫的，唯一例外是贺惟一（太平），但贺家为皇家效力，是一个蒙古化了的汉人世族。即使如此，当顺帝任命时，他也以“非国姓”而坚辞，顺帝便特别赐蒙古姓，改名太平，才任大夫之职[27]。可见他能出任大夫并不意味着汉人可以出任此职。至于南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御史台最初设御史大夫1员，后改为2员，称右、左御史大夫，蒙古人尚右，因而右御史大夫位在左御史大夫之上。右大夫因此称为“为头大夫”，左大夫则称为“第二大夫”[28]。大夫有时额外多设，如武宗即位之初，御史大夫有4员之多。但这是不正常的，到一定时间以后便恢复到2员。行台御史大夫只有1员。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副长官。由于大夫往往是蒙古权贵，不了解政务运作。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行台事务的实际主持者。御史中丞的选择标准与大夫有所不同，即除蒙古人、色目人之外，还参用汉人。最早出任御史中丞的汉人是忽必烈的亲信谋士、曾任中书左丞、大司农卿的张文谦，时间是至元十三年（1276）。[29]后来出任御史台和行台中丞的汉人相继不断，著名的有董文用、崔彧、董士选、张雄飞、尚文、魏初、陈天祥、刘宣、何荣祖、许有壬、吕思诚、成遵等。其中崔彧曾任御史中丞10年，为时之长，没有第二个。崔彧“久任风宪，善斡旋以就事功”。在御史台工作的运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30]崔彧死后，元成宗“待命（不忽木）行中丞事”。不忽木是康里人，深得世祖、成宗的信任。不忽木“多病”，台中事务“遂以属”另一名中丞汉人董士选。[31]从这二人的地位不难看出汉人中丞的作用。

出任御史中丞的蒙古、色目人大多出身怯薛，如答里麻（高昌）、卜颜铁木儿（西夏）、杨朵儿只（西夏）、彻里帖木儿（回回）等，还有一些贵族、官僚的后裔，如赵世延（蒙古汪古部人）、朵尔直班（蒙古）。但中期以后，亦有由科举出身而官至中丞者，如月鲁不花（蒙古，赤老温五世孙）、马祖常（蒙古汪古部）等。出任御史中丞的汉人，前期以吏员出身者居多，如魏初、何荣祖、姜彧、尚文、刘宣等，亦有一些由其他途径进入仕途者，如张雄飞、崔彧都是忽必烈直接任命为官的，可能原来列名怯薛；陈天祥则是军户出身，立有战功，后转为民官。也有一些汉人权贵的子弟，如董士选是藁城董家的子弟，董家与忽必烈有密切的关系，受到特殊的信任。萧拜住（契丹）的曾祖、祖、父三代都在元（蒙古国）做官。中期行科举以后，由进士出身的御史中丞为数甚多，如张起岩、许有壬、韩镛、李稷、吕思诚、成遵等。但其他出身者亦不少。最令人注目的是上述董家，有元一代先后有6人任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位望尤为尊重，自忠穆（董文用）至公（董守简），父子兄弟居是官者6人，可不谓昭代衣冠盛事乎”[32]！但是，南人是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的。

御史台、行台都设御史中丞2员。[33]2员中亦有第一、第二之分。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任命普化为御史台御史中丞时，便明确讲“将他做次二中丞”[34]。

在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之下的，是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协助大夫、中丞处理御史台、行台的事务。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之外，他们也负有监察的职责。忽必烈在任命张雄飞为侍御史时对他说：“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张雄飞果然“知无不言”，曾为“立尚书省”一事，“力争于帝前”[35]。另一位御史台初立时的侍御史高鸣，“以敢言被上知”。“中书、枢密事多壅滞”，高鸣表示，“臣职在奉宪，愿举察之”，他不断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36]与他们同时的治书侍御史姜彧“刚稜疾恶，不避权贵”[37]。显然也是尽力于监察职责的。[38]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常被派遣到各地核查各种案件。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台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受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39]。成宗元贞初年，“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成宗便命中台侍御史尚文“往诘之”[40]。而大夫和中丞通常是不外出的。殿中侍御吏的职责，主要是对朝廷内官的活动进行纠察。“外廷称庆，则对立于龙墀之下，而不与庶僚同列。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臣僚有所敷奏，无不与闻。”[41]与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的职责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也是行台不设殿中侍御史的原因。

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在御史台初建时都由汉人担任，后来参用蒙古人和色目人。上面列举的是一些汉人的例子。担任过中台、行台侍御史的蒙古人有自当、郝佑、别儿怯不花等，色目人有回回（康里）、曲枢（哈剌冉）等。担任过治书侍御史的蒙古人有自当（后升行台侍御吏）、马祖常、琐南（权臣铁木迭儿之子）等；色目人有高纳麟（西夏）、曲枢（后改侍御史）、杨朵儿只（西夏）、回回（康里，后迁南台侍御史）等。殿中侍御史则“必国人世臣之胄，必由监察御史以进，它人不与也”[42]。也就是说，必须是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子弟，现在可考的有月鲁帖木儿（蒙古）、卜颜帖木儿（西夏）、郝佑、哈麻（康里）等人。南人是不允许担任这些职务的，唯一例外是忽必烈时代的程钜夫，他曾一度被任命为南台侍御史，但此后再不曾有过。

御史台和行台中为数最多的官员是监察御史，他们的职责是“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43]。至元五年（1268）初立御史台时，“置御吏十二员，悉以汉人为之”。八年，增置6员，共为18员。十九年（1282）二月，省2员，为16员。同年十月，增置16员，共为32员，成为定制。[44]新增加的是“蒙古十六员”，为的是各种人相互参用。[45]说是“蒙古”，实际上包括了色目。江南行台初立时设监察御史，均为汉人。后经调整，定为28员，内汉人14员，蒙古、色目14员。陕西行台定制监察御史20员，亦应是蒙古、色目10员，汉人10员。监察御史的选用，蒙古、色目与汉人是不一样的，蒙古、色目的监察御史，大多出身怯薛，有不少是皇帝直接指定的。如蒙古人自当，“英宗时由速戈儿赤擢监察御史”[46]；康里人斡罗思由“内府必阇赤”“拜监察御史”[47]；畏兀人锁咬儿哈的迷失“年十二，宿卫英宗潜邸，掌服御等物。英宗即位，拜监察御史”[48]；等等。还有一些怯薛成员，先出任其他职务，再调任监察御史，如脱坎（唐兀）、彻里帖木儿（回回）、卜颜帖木儿、答里麻（畏兀）、福寿（唐兀）、星吉（唐兀）等。元朝后期，许有壬曾说：“比年以来，每将怯薛人员充是职。”[49]说明这种情况之普遍。但自中期行科举以后，以进士及第或出身而出任监察御史的蒙古、色目，也不乏其人，如蒙古人马祖常、月鲁不花、泰不华，畏兀人廉惠山海牙，唐兀人余阙等。此外也有由吏员出身的，如蒙古人达礼麻识理，原来“经筵选充译史”，逐步迁转，十年以后“拜监察御史”[50]。但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元代前期汉人监察御史一般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和熟悉行政工作，大多是由吏员出身的儒生；有的虽非吏员出身，但由各种途径，历任各种官职，特别是曾在地方官府任职，富有从政经验。其中著名的有程思廉、王恽、姚天福、申屠致远、畅师文、陈思济、郭贯、张养浩等。科举制推行后，汉人进士先后成为监察御史的一个重要来源，著名的有张起岩、许有壬、宋本、王守诚、王思诚、吕思诚、韩镛、李稷、盖苗、张桢、归旸、陈祖仁、成遵、逯鲁曾、李黼等。可以说，凡是由进士出身而得以升到三、四品官阶的汉人，大多数都曾一度出任监察御史，并且往往以此成名。此外，还有学官出身的，如孛术鲁翀、贾鲁；有由国子生出身的，如苏天爵、董搏霄、韩元善、张桓；有以荫叙的，如乌古孙良桢、吴当。由吏员出身的监察御史，元代中期以后明显减少，但并未完全消失，如崔敬、王克敬等。

综上所述，科举实行以后，进士成为监察御史的重要来源，不管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都是一样。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一方面这是因为监察御史需要较好的文化修养，否则“寄不的弹章，刷不的文卷”[51]，因此，进士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监察御史特别要求廉洁与公正，而这正是儒家的政治学说所特别强调的。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都对儒家学说有较好的修养，很容易被认为会在这方面身体力行。这批进士的教养、经历与吏员或怯薛出身者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进入监察工作的行列，多少给监察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监察御史的任用，有多种途径。首先是皇帝直接指定，一般限于怯薛成员。至大四年（1311）七月，武宗在给御史台的圣旨中说：“我根底近行的人，省得事的，老实的，选作色目监察。”[52]所谓“我根底近行的人”指的就是怯薛。其次是投下指定。大德元年（1297）御史台提出的“整治事理”中说，“各投下色目监察御史，每年保用到今一十五年……今后自内台，江南、云南两处行台，色目监察御史，从各投下通行保用”[53]。第三是御吏台自选。至元十九年（1282），御史中丞崔彧建议，“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54]。这个意见被采纳。但只限于汉人监察御史。御史台自行选用监察御史的办法，称为“台选”。上述至大四年武宗圣旨中还说：“汉儿监察每，您自选者。”就是指“台选”而言。但是，在开科举以后，进士出身的蒙古、色目监察御史，与怯薛、投下出身的不同，很可能也是“台选”的。监察御史也是不许南人担任的。元末农民战争发生后，为了拉拢南方汉族地主，元朝政府“令南士皆得居省、台”。贡师泰、周伯琦二人才得出任监察御吏。[55]

中台、行台的首领官[56]包括经历1员（从五品），都事2员（正七品），照磨1员（正八品），承发管勾兼狱丞1员（正八品），架阁库管勾兼承发1员（行台为架阁库管勾，均为正九品）。原来中台、行台都是三员都事，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月，随着侍御吏、治书侍御史品秩的升级，“首领官三个都事有，交一个做从五品的经历”，这一个是原来的“达达（蒙古）都事”，因此新增的经历也就自然是“蒙古经历”[57]。从文献记载来看，到至正初年南台历任经历共30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唐兀、也里可温、畏兀、哈密理、回回）；历任都事共7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人，只有三四员蒙古人或色目人。[58]可见，经历是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而都事则主要是由汉人充当的。经历、都事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案牍。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规定，中书省“凡各掌行之事，当该省掾每日一勾销。都事每旬一检举，员外郎每月一审校，错者依例改正，迟者随事举行，毋使日积月增，文繁事弊。即员外郎、主事，台、院经历、报（都）事，其余经历、检勾文字人员并同”[59]。至元二十二年（1285），尚文任御史台都事。“南台御史封章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太子闻之惧，公（尚文）因秘之，以杜谗隙。此曹（指奸党答即古等）觇之，钳台史督索，公白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鲁拒之。越翌日，其党以闻，敕大宗正薛尺玕取其章。太子益惧，二相忧变不测。公思用拯之方，阅旧案，得凶党罪玷数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请就省图之。’至，遂说曰：‘……秘章出，祸可言邪！今先计夺谋，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状，上怒若曰：‘汝等无罪耶？’震厉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辞，但此党名载刑书，类非慎洁，动必鸷害生灵，宜选重臣，使为之长，庶靖纷扰。’上徐霁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缓其行，凶焰为沮。俄而告赃赂者喧集，事闻，天威大震，或诛，或窜，或奴。时汉人台臣皆阙，公位幕佐，以智勇忠义动大臣，悟明主，歼大憝，销大衅，旬日之间，中外清泰，闻者壮之。”[60]这是世祖后期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太子真金因此忧惧而死，中书宰相、御史大夫险遭不测。都事尚文利用掌管案牍的职务之便，始则设法压下奏章不发，后来则从旧案牍中找出对手问题，为宰相、大夫提供先发制人的材料，从而挽回了极其不利的局面。尚文的活动正是都事职责的最好例证。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御史台提出，“内外赃罚钱物本台收纳，及事关钱谷，必用照磨。若另添设，似涉冗员，今拟承发司管勾兼狱丞杨士元兼照磨职事，并拟添设典吏三名”[61]。可知照磨的职责是管理钱物，但后来御史台的照磨由兼职变成了专职。南台初立时无经历、照磨，大德七年（1303）发放禄米时已增经历一员，照磨一员，显然是在中台添设以后相应增加的。[62]但是，实际上南台的照磨都是由承发司兼狱丞兼任的。从成立到至正初年，南台先后任照磨承发司管勾兼狱丞的共有25人，大多数是汉人，可以确定为蒙古、色目的不过4人。[63]显然是因为管理钱物需要一定文化之故。承发司负责收发文件，架阁库收藏案牍，狱丞管理监狱，各有分工。从南台的情况来看，架阁库管勾大多数也是汉人。[64]

御史台、行台的吏员中数量最多也最重要的是管理案牍的掾史和书吏。其次是负责翻译的译史、通事，管理印章的知印，传达命令的宣使、收发文件的典吏等。元朝制度，衙门品级高，吏员的身份也相应增高。上级衙门的吏员往往从下级衙门吏员中选用。中央衙门的吏员常由有品级官员中选用。御史台、行台察院的书吏是从各道廉访司的书吏和本院典吏中挑选补充的。[65]御史台和行台的掾史（令史）[66]“于六部令史内取，六部令史以诸路岁贡人吏补充，内外职官材堪省掾及院、台、部令吏者，亦许擢用”。“职官”具体是指“正从八品文资官”[67]。如名诗人宋褧由詹事院照磨（正八品）“辟御史台掾”[68]。元代中期实行科举以后，有些进士便通过这一条规定而成为御史台、行台的掾史，宋褧便是这样。此外如钱用壬，进士及第，曾为行台掾。[69]成遵进士出身，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辟为御史台掾史。[70]这些“职官”、进士之所以愿意到御史台任吏员，主要因为任期满后可以得到较好的职位（见下）。其他各种吏员的情况也差不多。元武宗时的一件文书中规定，行台察院书吏“历三十月许补江南宣慰司令史，北人贡内台察院书吏”[71]。据此，则中台吏员只能由北人充任，南台则允许部分南人充任。

上面讲的是御史台、行台的官吏任用情况。至于各道廉访司，属于“官”这一层次的有廉访使2人，副使2人，佥事4人，共8人。廉访司官员的来源多种多样，全国统一前后，不少蒙古、色目将领出任提刑按察司官，如蒙古人坚童，“扈从东征，屡战有功，迁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72]；蒙古人和尚，平宋时屡立战功，“擢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使”[73]。北庭（畏兀儿）人拜降，从军南征，大德元年（1297）迁浙东廉访副使。[74]但总的来看，这种情况所占比重并不很大。蒙古人、色目人出任廉访司官职的，大多是贵族、官僚子弟；其中多数又是先列名怯薛，由怯薛出仕，很快便转入廉访司任职，如蒙古人野仙溥化[75]、朵尔直班[76]、普兰奚[77]等，色目人卜颜帖木儿（唐兀）、高纳麟（唐兀）、答里麻（畏兀儿）、回回（康里）等。此外，出身进士的蒙古人月鲁不花曾任浙西、山南肃政廉访使，[78]出身国学的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曾历任各道廉访司佥事，[79]但这样的情况是为数不多的。担任廉访司官的汉人，前期以出身吏员者居多，如魏初、姜彧、刘宣、何荣祖、姚天福、尚文、雷膺、畅师文、郭贯、张孔孙、敬俨等。还有一些则是由下层官职升上来的。中期以后，科举出身的逐渐增多，如张起岩、王守诚等，出身国学的有韩元善、贡师泰等。

各道廉访司的官员中，严格实行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相互参用的办法。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的一件诏令中规定：“一个廉访司里八个官人有。八个里头交四个汉儿人者，那四个蒙古、河西、畏吾儿、回回人每相参着委付者。”[80]成宗大德元年（1297）又规定：“南北二十二道肃政廉访使……其为头廉访使，当选圣上知识、根脚深重、素有名望正蒙古人，其次汉人、回回诸色目人，钦依已奏准世祖皇帝圣旨体例，相参选用。”[81]这就是说，各廉访司官员中，蒙古人、色目人4人，汉人4人，但为首者必须是蒙古人。南人任廉访司官是个别的。原南宋进士、庆元（今浙江宁波）人臧梦解入元以后，历任广西、江西、浙东廉访副使，最后任广东廉访使，随即致仕。[82]福建福宁州人王都中，以父荫入仕，先后任海北海南道和福建闽海道廉访使，“当世南人以政事之名闻天下，而位登省宪者，惟都中而已”[83]。总的来说，南人是被排除在廉访司官之外的。

廉访司的首领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兼管勾。御史台、分台的经历是专由蒙古人担任的，廉访司的经历则无此限制，元末由进士出身的名臣汉人许有壬便曾任山北廉访司经历。[84]另一进士出身的汉人盖苗，曾任山东廉访司经历。[85]经历一般是由低级官员或中央各衙门吏员中调任的。廉访司的照磨兼管勾“专管架阁库文卷，收掌赃罚钱物”，因此在“通晓儒吏相应人内委用”。所谓“儒吏相应人员”，指的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吏员，也就是说，照磨兼管勾一般是由吏员中选拔的。[86]廉访司的吏员有书吏、译史、通事、奏差、典吏。书吏最多，地位也高，原来每司20人，后减为16人。书吏原来是从各路总管府的吏员和岁贡儒人中选拔的，要经过“体察”（考察）和考试。[87]仁宗时，定为“一半用职官，那一半里头用秀才、吏员”[88]。文宗天历元年（1328）具体规定，“各道书吏，额设一十六人，有阙宜用终场下第举子四人，教授四人，各路司吏四人，通吏职官四人”[89]。原来江南各廉访司书吏南人亦可充任，仁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御史台奏，除“云南、海南、两广边远地面汉儿人少”，仍可用南人外，江南“别个廉访司书吏每汉人内委用，蛮子（指南人）书吏每革罢了，他每根底别个勾当里委付”[90]。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因“江南别无北人举子应试，北人教官儒人出身职官亦少，必须用南人”，所以又允许每司“用南人书吏四名，内举子二名，教官及正从九品根脚人出身职官二名”[91]。这些限制，同样反映了对南人的歧视。廉访司的奏差，则于“有缺州司吏内选补”[92]。州司吏地位比路司吏低，而在廉访司吏员中，奏差地位比书吏低，所以两者挑选的对象亦有区别，其他可以类推。

第三节 监察机构的职能

为什么要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元明宗有一个生动的譬喻：“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93]元仁宗时，宰相帖木迭儿说：“省呵是身体一般，院是手足一般，台是耳目一般，省、院、台都只是一个勾当有。”[94]这些生动的譬喻形象地说明了监察机构的职能，从根本上来说，它和行政、军事机构共同构成了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目的是一致的。但具体分工则各有不同，监察机构是为皇帝作“耳目”的，是及时发现其他机构的病症，以便进行整治，从而保证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元文宗说得很清楚：“洪福世祖皇帝，自至元五年设立御史台呵，‘教做耳目者’，么道，立了来。在内若无御史台，在外无行台、各道廉访司衙门呵，做贼说谎的人每根底，怎生整治的有？”[95]“耳目”的职责，主要是对付“做贼说谎”的官员。也就是“弹劾中书省以下内外百司奸邪贪污，败法乱常”[96]；“专一体察官吏一切非违”[97]。监察机构的活动，实际上以此为中心开展的。

元代政府为监察机构的活动，规定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并相应制定了工作条例。早在世祖至元五年（1268）成立御史台时，便颁布了“台纲三十六条”[98]，亦即《立御史台条画》。[99]至元六年二月，又发布了《立各道提刑按察司条画》共31条。[100]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设立江南行御史台时，颁布了《立行御史台条画》31条。[101]同时发布了《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13条。[102]多数条文与《立各道提刑按察司条画》相同。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因“提刑按察司行已多年，事渐不举”，又对提刑按察司的职责范围，再次作了规定，这便是《提刑按察司条画》12条。[103]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其所责任，与前不同，若复循常，必致败事”。于是又颁布《立廉访司分治条画》5条。[104]世祖时期先后颁发的这些条画，是元代监察部门活动的依据。

从上述《条画》来看，监察系统官员体察、纠察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从《立御史台条画》来说，重点是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如，“诸官司刑名违错，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应合迁转官员，如任满不行迁转，或迁转不依格者”；“非奉朝命，擅自补注命官者”；“官为和买诸物，如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诸官吏将官物侵使，或转易借贷者”；“诸官吏乞受钱物”；“诸院务监当官，办到课程，除正额外，若有办到增余不尽实到官者”；“户口流散，籍账隐没，农桑不勤，仓廪减耗，为私蠹害，黠吏豪家兼并纵暴，及贫弱冤苦不能自伸者”；“诸求仕及诉讼人若干应管公事官员私第谒托者”；“从军征讨或在征戍私放军人还者，及令人冒名顶替”；“军官凡有所获俘馘，申报不实，或将功赏增减隐漏者”；等等。其次是官员的渎职行为，如百姓诉讼，“理断不当”；“职官若有老病不胜职任者”；审讯罪囚，职官自己不问，“专委本厅及典吏推问”；“私盐酒曲并应禁物货，及盗贼生发藏匿处所，若官司禁断不严、缉捕怠慢者”；“虫蝻生发飞落，不即打捕申报，及部内有灾伤，检视不实”；“边城不完，衣甲、器仗不整”；“边境但有声息，不即申报者”；等等。此外，还有考察、推荐“廉能公正”官员的职责。《立行御史台条画》的多数条文与《立御史台条画》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在违法乱纪方面，“管军官起补逃亡军人，存心作弊，搔扰军户，军前不得实闲者”；“诸官员除正名破使人数外，占使军民者”；“诸色官吏私使系官船只诸物者”；“随处镇戍，若约束号令不严，衣甲器仗不整，或管军官取受钱物，放军离役，并虚申逃亡，冒名代替，私自占使，商贩营运，或作佃户，一切不公”；“管军官不为约束军人，致令掠卖归附人口，或诱说良人为驱，一切侵扰百姓者”；“管军官申报战守功劳徇私不实者”。对于管军官违法乱纪行为条文和内容的增加，是《立行御史台条画》不同于《立御史台条画》的特点，反映了元朝军队在平定江南时纪律败坏现象之严重。在渎职方面也有新的规定，如“朝廷所行政令，承受官司，稽缓不行，或虽已施行而不复检举，致有废弛者，纠察”。《立各道按察司条画》和《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基本相同，主要是规定了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责，“如违，仰究治施行”。其次是关于提刑按察司职责和纪律的规定。《立各道按察司条画》中有关于“军户奥鲁”“在逃军民并漏籍户计”“各路民户合纳丝银、税粮、差发”等方面的条文，在《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则无，这是因为江南赋役、户籍不同于北方之故。而《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中“除去南方官员，与就用归附官，相参连署勾当，宜尽心力，共成事功。若所见不同，开申合属上司定夺，不得妄生争竞。违者，视其曲直纠察”，当然是针对江南的特殊情况而发的。至于《立廉访司分治条画》，则突出了要求廉访司官必须“前去分定路分监治”。

世祖以后，不断有皇帝下诏“振起台纲”“作新风宪”，实际上就是对监察系统的工作进行整顿。为此也颁布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除了重申上述各种条画中的内容以外，往往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某些补充和修正。例如英宗至治三年（1323）的《振举台纲条画》14条，突出了对监察部门官员行为和“被问”官员态度的要求。[105]

总起来说，元朝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有印信衙门”的官吏活动，都在监察部门监督体察之列。上面几个条画所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元代实行钞法，通用纸钞，凡过于破烂的纸钞由官府折价收回，定期烧毁。烧钞是件大事，都要有监察御史监视。[106]又如，元朝实行站赤制度，在全国主要交通线建立驿站，供通报军情、下达命令之用，各大中衙门都有使用驿站马匹的定额。站赤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系统，有权势的贵族官员都想方设法加以利用，“给驿泛滥”，直接影响站赤的正常运转，成为严重的问题。元朝政府规定，“中书省、枢密院并应给驿衙门，凡起铺马，每季具起数行移御史台。行省、行院等衙门，行移行御史台。宣慰司元帅府、王傅、茶盐运司、万户府，及路、府诸衙门，行移廉访司。内有不应者，随即究治”，而且规定监察御史进行监督，[107]如此等等。

对朝廷内外各衙门官吏活动的监督和体察，是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众所周知，从秦朝起，历代都设有谏官，有权就国家大政和皇帝的言行向皇帝进谏。谏官制度是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不曾设置谏官，上述的各种条画中也没有赋予监察系统官员以进谏的责任。但是，忽必烈从一开始便明确说过：“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直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108]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赋予了御史台官员以谏官的职责。御史台建立后，监察御史王恽曾建议设立专职的谏官，他说：“伏见朝廷近年以来，虽或事小情有似重者，天威震怒，出于一时，辄至不测。钦惟圣慈，随复追悔，以至有云：当间如何无人题奏来？所闻大概如此。今宪台虽立，或有所论执，卒不能上达，得开陈利害于前。合无选近侍重臣，辅以刚正儒者，使为司谏等官，如此则圣益圣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109]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监察机构和官员，实际上难以起到谏官的作用。至元十九年（1282），御史中丞崔彧上奏：“御史台自侍御史以上，不特置押监察弹文，至于国家政事得失，王公将相或有不法不公，皆得纠而绳之。今后侍御史以上台官，各以己见，陈言国事，共议可否闻奏，其下化之，为监察者，谁敢缄默。伏取圣裁。”忽必烈回答说：“这言语说的是有。你说道：俺每有的不是呵，也说，么道，这言语道的是，你每说的是呵，行者；不是呵，休行者。不是呵也那里肯放损着你。俺根底说呵，别人根底怎肯放过！这言语不是今日说，已前多说来，索什么多说。这的你每省也者。”[110]这段话里，忽必烈再一次表示，可以对他的“不是”提出意见，不管中肯与否都予以保护。因此，元代监察系统的官员不仅有纠察官员的职责，而且承担了前代谏官的任务。事实上，元代人们有时便称监察御史为谏官。顺帝至正七年（1347），监察御史的二件文书中便自称“谏官”[111]。当时人们也认为监察系统官员“兼古谏官之职”[112]。

对官吏的监督纠察和对皇帝的劝谏，是监察系统工作的两个主要职责。此外，还有“肃清风俗”[113]“观察风俗”[114]的责任。监察系统官员对各地的学校、农桑、水利都要加以“勉励觉察，务臻成效”[115]。

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机构是各有工作范围的，“在内御史台弹劾中书省、枢密院等内外百司奸邪非违，在外行御史台、廉访司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以下诸司官吏奸邪非违”[116]。其实这种规定并不严格，元朝监察系统的名臣张养浩就认为：“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务尽公无私，斯得之矣。”[117]在监察系统的实际活动中，行台和廉访司官员进谏皇帝或弹劾朝中大臣，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世祖时蒙古人千奴任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时，曾“极言”权臣桑哥罪状[118]；顺帝时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张桢“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119]。

第四节 监察系统的运行机制

元朝的监察系统及其职责，有如前面所述。监察系统的官员，通常采取下列几种方式进行活动，从而履行他们的职责。

首先是“言事”。监察官员对皇帝的进谏和对官吏的弹劾，统称为“言事”，监察系统的官员因而又被称为“言官”。“言事”大多采取文字的形式，有时也采用口头奏对的形式。以文字形式“言事”，称为“状”“事状”“章疏”。初设御史台时，监察官员“言事”，都要先通过御史台主管官员审查，同时还要申报中书省，御史台主管官员认为重要的，才向皇帝报告。[120]后来允许“实封言事”，这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原南宋名士叶李建议的结果。叶李说：“御史台天子耳目，常行事务，可以呈省。至若监察御史奏疏，西、南两台咨禀，事关军国，利及生民，宜令便宜闻奏，以广视听，不应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请诏台臣言事，各许实封，幸甚。”“由是台宪得实封言事。”[121]“实封言事”也称为“封章”“封事”，也就是将上奏的文字密封，直到皇帝面前拆阅。但事实上，“实封言事”只是不再申报中书省，仍须经过行台、中台，而行台、中台的主管官员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上送。最著名的例子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禅位皇太子。皇太子闻之惧，中台秘其章不发”。此事几乎酿成大狱，皇太子真金因此恐惧而死。[122]又如成宗初年，监察御史李元礼上疏谏造五台山寺，“台臣不敢以闻”。后来御史台内部争权夺利，围绕此事掀起了一场风波。[123]武宗时议立尚书省，监察御史张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124]由这些例子可见扣压的情况是很多的。不仅御史台的主管大臣，甚至管理案牍的首领官也可以上下其手。“大德间，诏立陕西行御史台，以（谢）让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决于让。”[125]对于中台、行台是否有权扣压“封事”“封章”，缺少明确的规定，一直存在争论，顺帝至正三年（1343）七月下旨：“监察司官并廉访司官，不拣什么勾当题说呵，您台官分拣者，合我根底奏的奏者，合结绝的您结绝者。”[126]至正七年（1347）正月，监察御史上奏：“钦惟世祖皇帝立御史台，以为耳目之寄，纪纲之托，不为不重。设监察御史三十员，振扬中外，纠劾奸邪，有关机密重事，许从上听，取自圣裁，实我皇元累朝之令典，载在方册，昭然有考。若以监察御史所言重事，令台臣开视，然后闻奏，不惟上下之情不通，恐负世祖皇帝始设谏官之美意。”顺帝于是对至正三年的决定作了修正：“监察御史每题说的是有。关系国家重事，依世祖皇帝旧制，咱每前面开也者。除这的外，弹劾人的文书并其余的勾当有呵，您台官拣着可行的奏者，不可行的休奏者。”[127]而到同年四月，又对御史台发布圣旨：“监察御史题说的文书，台官每不看过，径直我根底教听读有。今后监察御史不拣什么题说的文书有呵，您台官先看过，合奏的我根底奏者，不合奏的您结绝者。”[128]显然，自从正月的圣旨下达后，御史台臣将御史们上奏的文书，不加区别，全部上送，使皇帝“听读”得发烦，于是又下放了权力。正因为“封事”“封章”的处理方法变来变去，御史台、行台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因人而异。至正十七年（1357）王思诚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初，监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纸尾，莫敢问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诚曰：‘若是，则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视，不可行者，以台印封署架阁库”[129]。至正二十三年（1363），皇太子掌权，扣压御史奏章，理由便是“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治书侍御史陈祖仁上疏说：“若是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130]可见“封章”的处理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监察系统的多数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廉访司官）来说，他们希望“封章”能直达皇帝面前开拆，使自己与最高统治者之间保持直接的联系，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而一些权臣（包括部分御史台负责人）则希望有首先处理“封章”的权力，既防止有人利用“封章”攻击自己，又可以避免因“封章”中有不恰当的建议而使自己受连累。

口头奏报是监察系统的官员利用皇帝接见的机会，当面陈述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或对某些官员进行弹劾。例如，“桑哥秉政擅权，热焰熏灼，人莫敢言”；而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千奴“乘间入朝，见帝（世祖）于柳林，极陈其罪状，帝为之改容”[131]。文宗时，中台御史秦起宗“劾中丞和尚受人妇人、贱买县官屋，不报。起宗从台官入见，跽辨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会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无以正国法。’和尚服辜。帝曰：‘为御史，当如是矣。’”[132]

无论以文字形式上“状”“事状”“封事”“封章”，或口头形式奏报，都是监察部门履行其职责的主要运作手段。元朝政府明文规定：“监察御史任满，验所言事件小大多少，定拟升降。”[133]而担任监察御史的官员，也往往以多次“言事”自诩，如王恽自称，任职三十有二月，“具稿纷然”，加上后来在外台时所言，“总一百五十余章”[134]。元末名臣苏天爵，“元统元年（1333），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135]。为了落实以言事作为考绩标准的规定，元代后期还规定，“三台中丞以下官员、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凡利害可以兴除，军民休戚，切于时政者，皆职分之所当言，各宜尽心敷陈，以备采择。御史台置建言簿，考其在任久近，所言事大而且多剀切忠荩者升擢”[136]。

监察官员“言事”，一般以个人名义，但有时针对某些重大问题也会有几个人共同署名，甚至中台、行台、廉访司官联合签名，或先后上奏。如泰定二年（1325）灾荒相连，仇浚“及二、三同列毅然上封事”，抨击丞相等大臣。[137]至正八年（1348），“御史劾奏”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顺帝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怜真班为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辞职”。“于是两台、各道言章交至，别儿怯不花益不自安，寻谪居渤海县。”[138]联名上奏目的是给皇帝施加压力，必然引起反感。这种情况在元代后期愈演愈烈，“近年以来，或选非才，浸讹旧典，劾一官则众人共署，保一人则阖院同佥”，“大伤风宪用人之公”；至正元年（1341）顺帝下令禁止“连衔署事”[139]，但事实上“连衔署事”仍时有发生。

监察官员“言事”，有的被接受，有的则“不报”“不纳”，特别在弹劾大臣时，后一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在发生这种情况时，监察官员常常会以“纳印”“辞职”来表示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皇帝会因此作出让步，接受意见；有时则将监察官员调动工作，甚至贬职。世祖时，“权臣桑哥秉政”，监察御史刘敏中“劾其奸邪，不报，遂辞职归其乡”[140]。成宗大德六年（1302），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章论征西南夷事”，“不报，遂谢病去”[141]。泰定二年（1325），泰定帝在上都，监察御史自当“纠言参知政事杨庭玉赃罪，不报，即纳印还京师。帝遣使追之，俾复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秃满迭儿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弑，必预闻其谋。不省，乃赐秃满迭儿黄金系腰，自当遂辞职，改工部员外郎”[142]。顺帝时，监察御史吕思诚“与斡玉伦徒等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诚纳绶殿前，遂出佥广西廉访司事”[143]。

监察系统官员履行职责的另一运作方式是“出巡”“巡按”，即到各地方“察官吏能否，问民间利病，审理冤滞，体究一切非违”[144]。“出巡”“巡按”有两类。一类是肃政廉访司官员的“出巡”“巡按”，另一类是中台、行台监察御史的“出巡”“巡按”。

在至元六年二月的《立提刑按察司条画》中，已经规定提刑按察司官员要“分轮巡按”，亦即分头在本道范围内视察政情、民情，半年一次。至元二十三年（1286）进一步规定，“今后各道除使二员守司，余拟每年八月为始，分行各道，按视勾当。至次年四月还司，类其凡合奏言事理，正官一员赴御史台会议闻奏。其在江南行御史台正官一员，依上赴都”[145]。至元二十八年改名肃政廉访司，随即又规定，“肃政廉访司官到任之后，须要不出十日，前去分定路分监治，各具已到月日申台，违者究问”。“肃政廉访司官既委分临监治，非奉圣旨，诸官府不得差移。”[146]由以上可知，除正使外，其余廉访司官员都有一定的分定监治路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自己的监治路分中巡回视察，代表廉访司进行活动，所以习惯上称为廉访分司。对于分司的出巡期限，元朝政府三令五申，要求严格贯彻。凡是“分司出巡”不能“依期遍历”的，便要受“黜退”的处分，“如有必合离职缘故，须候宪台回准明文，方许回还”[147]。只有云南、广海地区，“多系烟瘴”，容易致病，允许“十月初旬分巡，二月末旬还司”[148]。

顺帝在至正五年（1345）发布的“作新风宪”（整顿监察工作）圣旨中写道：“各道分司，以时巡历，已有定制。务在审决狱囚，刷磨案牍，咨询民隐，按劾非违。今后须要依期出还，毋旷厥职。”上述四个方面就是分司出巡时的主要工作。“审决狱囚”也称为“虑囚”，就是对地方政府审理的囚犯进行复核，“刷磨案牍”就是审查文书档案，也称“刷卷”，下面还会讲到。“咨询民隐”是了解并解决民间疾苦，如对水旱灾荒进行救济，以及蠲免苛捐杂税等。“按劾非违”主要指地方官吏的违法乱纪和渎职行为，其次是“凶徒恶党”的非法行为。实际上，“审决狱囚”“刷磨案牍”“咨询民隐”的活动，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考察地方官吏是否称职。分司的意见，要经总司（廉访司）审定。“廉访分司凡有会议公事议拟未当者，总司驳回，再行追问。行过文案，总司参照检举，果有差错，随即改正。”[149]

元朝政府规定，“如今但是勾当里行的官人每，交百姓每生受，要肚皮坏了勾当的人每，肃政廉访司官人每体察者。拿住呵，受敕的官人每根底取了招伏呵，杖子里决断的罪过有呵，他每就便要了罪过者。重罪过有呵，台里与将文书来，咱每根底奏者，受宣的官人每做罪过呵，取了他每招伏，奏将来者。更不要肚皮、不拣什么勾当成就了、不交百姓生受行的人每根底，明白文书里奏将来呵，他每根底名分添与的，怎生般赏的，咱每识也者”[150]。“受敕的官人”指六品至九品官，“受宣的官人”指一品至五品官。廉访司有权判处六品以下官杖刑，判更重的刑罚则须上报。五品以上官判刑须上报批准。元仁宗时，“右丞相帖木迭儿传旨：‘廉访司权太重，故按事失实，自今不许专决六品以下官。’平章忽都不丁、李孟将议行之。（刘）正言：‘但当择人，法不可易也。’事遂寝”[151]。廉访司这一特有的权力在整个元代一直是行使的。

除了廉访司分巡之外，还有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无论中台、行台监察御史，都要外出巡按。至元六年（1269）御史台呈：“今拟监察驰驿前往中都路管辖州郡巡按，照刷勾当。”[152]这是监察御史巡按地方的开始。首任监察御史王恽说：“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属掾，驰驿传，中外具瞻。”[153]指的就是御史巡按的威风。后来虽然突出强调廉访司官员的“分巡”，但监察御史的巡按并未停止。中台御史如自当“录囚大兴县”[154]。王思诚“行部至檀州”，到松州审理案件。[155]孛术鲁翀曾“巡按辽阳”[156]。南台御史如申屠致远“虑囚浙西”，后来“行台遣御史按部湖广……致远慨然请行”[157]。许有壬“行部广东”，又“至江西”[158]。苏天爵曾“虑囚于湖北”[159]。

从某些文献来看，中台御史巡按的是内八道，南台、西台御史巡按的是其余“在外十四道”。监察御史巡按与廉访司官分巡的任务实际上是相同的，区别之处是监察御史还要“体覆廉访司官声迹”，“所至之处，一一咨询，置司去处，再加访问”；“又考核踪迹，以验人言，必得其实，然后随其声迹善恶，开具呈台”[160]。苏天爵虑囚湖北时，“囚有言冤状者，天爵曰：‘宪司岁两至，不言伺也？’皆曰：‘前此虑囚者，应故事耳。今闻御史至，当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为之太息”[161]。宪司指廉访司。由此可知，各地的重大案件在廉访司官审理后，还要由御史最后定案，但在廉访司分巡以后，又有御史巡按，实际上是重叠的。

监察系统履行职责的又一种运作方式是“刷卷”。“刷卷”指审核各种文书档案。在朝中，“自中书省已下诸司文卷俱就御史台照刷”[162]；“各处行省文卷”，则由行台“差监察照刷去来”[163]。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文卷，则由廉访司派官照刷。顺帝至正八年（1348）规定，“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文卷，休教廉访司家照刷，内台按治地面交内台监察御史每照刷者，两行台按治地面里教行台监察御史照刷者”[164]。这样，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从二品）与行省一样，由行台派监察御史刷卷，这显然由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品秩比廉访司高的缘故。

“刷卷”发现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稽迟”，二是“违错”。“留滞曰稽，不速曰迟”，稽迟就是没有及时处理。违错指“违慢”“失错”，“事有乖戾曰违，心所怠惰曰慢”，“差谬曰失，乖误曰错”。也就是办事不认真造成的种种错误。[165]至元八年（1271），御史台奏，“内外各衙门公事稽迟，乞定立限次，本台纠察”。经中书省、御史台商议：“今后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如违反规定，轻则罚俸，重则处杖刑不等。[166]至元二十八年的《至元新格》中，对限次作了修正，“诸官司所受之事，各用日印，于当日付绝。事关急速，随至即付。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发遣了毕。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决罚”[167]。朝廷内外各级衙门“各置朱销文簿，将应行大小公事尽行标附，依程期检举勾销，准备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官不测比对元行文卷施行月日，照刷稽迟”[168]。“违错”有轻有重，轻的如“字画错讹，数目谬误”，重的有“违制违例，伤官害政”，轻的是技术上的差错，重的则是处理上的不当，甚或是从中发现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的情况。因而对于“违错”，轻的罚俸，重的则“要罪过”，即根据情况定不同的刑罚。[169]事实上，精明的监察官员常常通过“刷卷”发现问题，平反冤狱，揭露某些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例如苏天爵出巡时，“每事必究心，虽盛暑，犹夜篝灯，治文书无倦”。通过对文书档案的审核平反了不少冤狱。[170]

刷卷能够发现各机构存在的问题。因此，一些有权势的机构往往想方设法逃避监察部门的刷卷。管理军政的枢密院，“推辞着‘有军数数目’么道，不交照刷”。因为元朝制度“天下军马总数目”是绝密的，只有皇帝、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这就成为拒绝刷卷的理由。但是有人告发院官贪污，所以大德二年（1298）决定，“里头院里、外头行省里军马总数目，这边关军情机密勾当，不交照刷外，委付大小军官，选各宗文卷，并勾补逃亡事故军文卷”，都要照刷。[171]又如管理宫廷饮食的宣徽院，仁宗初年在皇太后支持下，曾拒绝御史台刷卷。文宗至顺元年（1330），御史台上奏，指出宣徽院不曾刷卷，“因着这般上头，出纳无法，侵欺作弊，蠹耗了财物有”。于是，除了宫廷的“大锅子茶饭”涉及皇家机密免刷外，“其余宣徽院并所管收支钱物等文卷，监察每依体例照刷者”[172]。内史府衙门文卷，不曾照刷，“委付来的人每，勾当里不用心，将衙门的事务好生怠慢有”。顺帝至正六年（1346）也“依着其余衙门例，教监察御史照刷”。元朝历代皇帝曾一再申明，“凡有印信衙门文卷，监察御史照刷有来”[173]。总的来说，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把监察部门刷卷看成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一贯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言事”“巡按”和“刷卷”，是监察部门的三项主要工作。此外，还有一批别的工作。如在某些场合，监察部门要参与军事活动，甚至统率军队；对于吏部调动升降官员，监察官员要进行监督；对于各地申报的水旱灾荒加以“体覆”（“谓究覆虚实也”[174]，即复核），等等。

为了发挥监察部门的作用，元朝政府允许它可以接受百姓的申诉，有权拘捕有问题的官吏和豪强加以审问。如潘泽，“入为监察御史。刑部主事恃当国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从卒至部捕之，一讯而贪墨皆出，论如律”[175]。姚天福任中台御史，“监大名小敢普得罪，御史按之，至见殴辱。继用公往，间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械送辇下。俄以宥贯，经台门大诟，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检行橐，得赂侍御史安元失纳救免状，即桎敢普……上悟，戮敢普”[176]。行台监察御史也有同样的权力。许有壬任南台御史时，行部广东、江西，“凡势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内肃然”[177]。下至廉访司也能拘捕审讯。如“淮东宪臣，惟尚刑，多置狱具”[178]。又如自当为浙西廉访使，“时有以驸马为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官恃公主权势……令有司强买民间物，不从辄殴之。有司来白自当，自当即逮之，械以令众，自是丞相府无敢为民害者”[179]。御史台和行台都设有司狱司，就是关押这些拘留审讯人犯的。[180]

元朝对武器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汉人不许持有武器，汉军出征回来必须交武器入库，连将领也不例外。但是监察官员却享有特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五月，“许按察司官用弓矢”[181]。至元二十三年十月进一步规定：“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官，虽汉人，并毋禁弓矢。”[182]这个规定一直延续下来。仁宗时，孛术鲁翀（女真人，元代属“汉人”）任监察御史，“巡按辽阳，有旨给以弓矢、环刀，后因为定制”[183]。其实给弓矢早已有之，给环刀则自鲁翀始。这些规定，都反映出元朝政府对监察工作的特殊重视。

第五节 监察工作的实际作用

元朝的监察体制是相当严密的。无论机构的设置，官吏的任用，职能的规定，机制的运行，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不少方面，比起前代，有所进步。元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监察机构的工作，把监察机构当作自己的耳目，把监察工作看成中央集权官僚机构顺利运转的重要保证，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无可否认，元代监察机构在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平反冤狱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御史台是至元五年（1268）七月建立的，至十一月，“御史台言：‘立台数月，发擿甚多，追理侵欺粮粟近二十万石，钱物称是。’”[184]以后在这方面继续有不少成绩。许多监察官员，都以平反冤狱而出名，如姚天福、苏天爵等。但是，总的看来，元代监察工作受到种种限制，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成效是不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各个时期监察工作所起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大体说来，世祖、武宗、英宗、顺帝等朝，监察工作的困难很多，监察机构难以正常运转；而成宗、仁宗、文宗等朝，则相对要好一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一些。

监察工作的难以开展，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政的权臣认为监察机构的活动对自己形成威胁，因而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和打击。这种情况在世祖一朝最为突出。监察机构创立之日，正是回回人阿合马得势之时。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任，他独揽大权，结党营私，贪污舞弊，很快便成为监察官员弹劾的对象。但由于得到忽必烈的庇护，这些弹劾只能不了了之。阿合马对监察机构怀恨在心，在至元十三年（1276）上奏撤销了各道提刑按察司。经过御史台官员力争，才于次年得以恢复。[185]此后他又屡次制造事端，限制监察部门的活动，打击敢于弹劾他的监察官员。[186]阿合马死后，接着受到忽必烈重用的权臣卢世荣，提出要撤销行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实际上是要改变监察部门的职能。[187]行台果然一度被罢。卢世荣掌权时间很短，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被杀，继之而起的桑哥变本加厉，横征暴敛，他甚至迫使江南行台凡事呈文江浙行省，剥夺了监察机构的独立地位。监察官员的地位与威信大大降低，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刘宣便在桑哥秉政时为行省丞相陷害，被迫自杀。[188]其他监察官员也遭到种种打击。总之，在世祖忽必烈一代，省（中书省、尚书省）、台对立，省臣压制台宪，成为很突出的问题，“视之如仇雠，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来当是任者，全身远祸，闭口不言”[189]。

当省、台对立，发生分歧时，忽必烈在多数场合、特别在重大问题上，一般都是站在省臣亦即掌权的大臣一边的。但是，在桑哥的罪行被揭发后，他却将责任推到御史台官员头上：“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其奸赃暴著非一，汝台臣难云不知。”[190]并因此对监察机构的官员进行了调整。

元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秉政，“怙势贪虐，凶秽滋甚”。监察系统官员屡次弹劾，但铁木迭儿得到答己太后的支持，“终不能明正其罪”。仁宗死，英宗即位，铁木迭儿立即进行报复，以皇太后的名义，将反对他的御史台负责人杨朵儿只处死，赵世延下狱。不久，又通过其子锁南班（时任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对英宗进行挑拨，杀死谏造佛寺的御史二人，流放二人。[191]监察官员被处死，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对于监察系统的工作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顺帝时期，权臣与监察官员冲突屡次发生。后至元元年（1335），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提议停止科举，监察御史吕思诚等30人上书弹劾，“章上，留中不下”，吕思诚辞职。[192]至正七、八年（1347—1348），监察官员多次弹劾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顺帝不为所动，反将御吏大夫外调，以致引起御史台官员集体辞职，行台和各廉访司“弹章交至”，最后以别儿怯不花免职了事。[193]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奉命出征，大败而归，因为其兄脱脱任右丞相掌握大权，因此仍任原职。“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脱脱怒，乃迁西行台御史大夫朵儿直班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设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194]

以上列举的，只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监察工作的职责必然导致和权臣（他们无例外地都存在贪污受贿、任用私人、违法乱纪等问题）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或则明显偏袒权臣，或者表面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坚决支持监察工作的情况是不多的。更有甚者，像忽必烈那样，原来对权臣压制打击监察工作熟视无睹，事后却要追究监察官员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皇帝要求监察官员勇敢地承担责任，保证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在许多具体场合，皇帝真正支持的却是监察工作的对立面。这种监察工作运转过程中呈现的矛盾，实际是封建政治制度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封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皇帝依赖权臣进行统治，对于权臣的不法行为，只要不危及根本利益，往往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

不仅朝廷中当政的权臣如此，就是其他官员，也有种种关系网，不是可以轻易打倒的。就在监察工作运转比较正常的成宗朝，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元贞初年，“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经查证属实；“平章乃言御史违制取会防镇军数，成宗命省、台大臣杂议，咸曰：‘平章勋臣之后，所犯者轻，事宜宥；御史取会兵数，法当死。’”元朝制度，军籍只有枢密院一二大臣和行省官员中的蒙古人才能过问，加上这个罪名可以处死刑，而实际上这是御史“因兵卒争愬，责其帅如籍均役”，与诬陷的罪名相去甚远。尽管有人从中极力辩白，结果是“平章、御史各杖遣之”。检举的监察官员与被检举者受了同样的处分。[195]

元朝监察名臣张养浩说：“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好，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196]在危且难面前，许多监察官员很自然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

其次，监察系统是封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腐化的趋势。贪污舞弊，结党营私，种种违法乱纪现象，同样是屡见不鲜的。尽管元朝政府对监察官员在廉洁方面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监察官员的贪污枉法规定了比一般官吏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些现象愈演愈烈的状况。

监察官员贪污之例如，文宗至顺时，燕南道廉访使卜咱儿，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计钞2.2万余锭、金500余两、银3000余两、男女生口22人及它宝货无算。[197]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妇人为赂”[198]。到了顺帝时，更加严重，“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199]。“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轻薄子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200]这首民谣，道出了百姓对监察官员极端不满的心声。在他们看来，监察官员就是肆意掠夺的盗贼。

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御史台上报一件监察御史文书中说：“比年以来，各处有司贪纵之徒，赃污狼藉，宪司所至之处，或方受状，或方取问，巧生奸计，以钱物置之床榻之间，以金珠投之户牖之下，彼宪司官岂能早见预防，谓之有失钤束，致使而然，因而黜退，遂使奸计得逞。彼有司之所犯，轻者罢役，重者追夺，乃以赃诬宪司，自脱解危。”御史台建议，只要有关监察官员“自举明其事”，就不应处分。经顺帝同意，“遍行中外，为例遵守”[201]。显然，当时对监察官员的贪赃行为已有很多议论，御史台不得不作一番表白，强调这是地方行政官员栽赃陷害。其实，地方官员栽赃固然有之，但更多应是投其所好，求得无事。这件文书从反面使我们看到了当时贿赂公行以及监察、行政官员互相勾结的情形。

监察系统腐化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利用职权，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这种情况在元代中期以后，特别明显。御史台负责官员往往指使监察御史，对某些人进行弹劾。如英宗时，帖赤（铁失）、康里脱脱同任御史大夫，帖赤“阴忌之，奏改（康里脱脱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复嗾言者（指监察御史）劾其擅离职守，将徙之云南。会帖赤伏诛，乃解”[202]。顺帝时，阿鲁图为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左丞相，右在左上，“别儿怯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劾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阿鲁图既罢去，明年，别儿怯不花遂为右丞相”[203]。吕思诚任浙西廉访司佥事，“达识帖睦迩时为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诚劾之，思诚曰：‘吾为天子耳目，不为台臣鹰犬也。’不听”[204]。但是，像吕思诚这样不为鹰犬的并不多。

更有甚者，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一个家族同时控制省、院、台要职的现象。英宗即位之初，铁木迭儿在皇太后支持下任中书右丞相，其子锁南班为治书侍御史，开一家父子分任省、台要职的先声。接着，文宗时燕铁木儿拥立有功，掌握省、院大权，一度兼任御史大夫。其弟撒敦先后任治书侍御史、御史大夫等职。这样，行政、军政和监察的大权都在一家手中，当然根本上谈不上对行政、军政进行监督、纠察。顺帝初，燕铁木儿死，撒敦为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同时控制省、台大权。唐其势被杀以后，伯颜掌握大权，他的兄弟马札儿台、侄脱脱相继任御史大夫。伯颜被贬逐，脱脱当政，又以兄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如果说，监察机构成立之初，权臣每每采取排挤、打击的态度，那么，在中期以后，已转而采取利用亲属、亲信加以控制的做法了。在这种情况下，监察机构实际上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由于监察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元朝政府又采取一种不定期的临时措施，称为“奉使宣抚”。成宗大德七年（1303）三月，“诏遣奉使宣抚循行诸道……并给二品银印，仍降诏戒饬之”。据统计，“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定，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这是元代奉使宣抚的开始。此后，仁宗延祐二年（1315）正月，“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印”[205]。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九月，“分天下为十八道，遣使巡抚”[206]。顺帝至正五年（1345），十月，“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207]。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诏以中书右丞也先不花、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抚彰德、大名、广平、东昌、东平、曹、等处，奖励将帅”[208]。这一次与以前各次奉使宣抚的任务是有所不同的。

奉使宣抚的职责，在现存的泰定二年和至正五年的有关诏书中讲得很清楚。泰定二年诏书中说：“尚虑有司未体朕意，庶政或阙，惠泽未洽，承宣者失于抚绥，司宪者怠于纠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悯焉。今遣奉使宣抚，分行诸道，按问官吏不法，询民疾苦，审理冤滞，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其有政绩尤异，暨晦迹丘园、才堪辅治者，具以名闻。”[209]至正五年的诏书说：“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210]可以看出，奉使宣抚与监察系统官员出巡的职责范围是大体相同的，主要是考察官吏的“贤否”，但是权力却要大得多。奉使宣抚行使二品银印，可以对五品以下官员直接做出处分决定，四品以上则先行停职，再提出申请。而廉访司只能对六品以下官员做出处分决定。正因为奉使宣抚与监察官员的职责范围是大体相同的，所以在第一次派出以后，便有人提出：“民生休戚，官吏贤否，既已责任宪司，又有监察御史不时差出问事，何须重复遣使巡行郡邑？” [211]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因为监察机构工作不得力，以及监察机构本身的腐败需要整顿。上述两件诏书中都提到“司宪者怠于纠察”“纠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都明确表示了对监察机构的不满，而奉使宣抚的官员，确实也把监察系统的官吏的“贤否”，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之一，例如，泰定时奉使宣抚江西福建道的齐履谦，对福建廉访司职田征租过重进行干预；[212]奉使两浙江东道的马合某、李让“劾浙西廉访使完者不花受赂”等。[213]

奉使宣抚的效果是有限的。从统计数字上看，罢官、追赃，似乎成绩不错，实际则不然。第一次奉使宣抚后便有人说：“近闻采访使巡行各道，所断官吏，皆绝知识失计置之徒，若稍有智力者已望风先为逸罪之谋矣。潜形掩寇，必无逃理；建鼓求亡，谁不趋避！中以私情纵放，侥幸脱免者，何可胜数。大奸巨蠹，未尝少惩。”[214]至正五年派出的奉使宣抚“多非其人”[215]，个别廉正如苏天爵，“充京畿奉使宣抚，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但却因“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216]。这一次奉使宣抚结束后，“江右儒人黄如征邀驾上书，指数奉使宣抚散散、王士宏等罪状”，其中引用民谣说：“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217]从这些歌谣可以看出奉使宣抚的实际情况。当整个国家机器腐化时，监察系统不可能例外，其他补救措施也不可能例外。

[1]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2] 《元史》卷162，《张雄飞传》。

[3] 《元史》卷6，《世祖纪三》。

[4] 《析津志辑佚·台谏叙》。

[5] 《元典章》卷6，《台纲二·体察》。

[6] 《元史》卷6，《世祖纪三》。

[7] 虞集：《御史台记》，《道园学古录》卷22。《宪台通纪·御史台升正二品》，《永乐大典》卷2608。《元史》卷86《百官志二》说至元二十一年“升大夫为从一品”，是不正确的。

[8]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9] 此表是从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3辑）中引用的。

[10] 《南台备要·移台事》，《永乐大典》卷2610。

[11] 《宪台通纪·整治事理》，《永乐大典》卷2608。

[12] 《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永乐大典》卷2668。

[13] 《元史》卷88，《百官志二》。

[14] 《南台备要·减本台御史四员》，《永乐大典》卷2610。

[15]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16] 《南台备要·减本台御史四员》，《永乐大典》卷2610。

[17]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8] 《大元官制杂记·肃政廉访司》。

[19] 《宪台通纪·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制》，《永乐大典》卷2608。

[20] 方回：《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桐江续集》卷35。

[21] 关于各道廉访司的设置过程，见郝时远《元代监察机构设置辑考》，《中国民族史研究（一）》。

[22]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3] 《元史》卷140，《太平传》。

[24] 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收入《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25]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

[26] 姚燧：《中书右丞相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26。按，此人《元史》无传，《新元史》卷199作“也克吉儿”。《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等编）第4册，第2368页“也儿吉尼”条未言其族属。

[27] 《元史》卷140，《太平传》。

[28] 《宪台通纪续集·命伯撒里为御史大夫制》，《永乐大典》卷2609。

[29] 《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30] 《元史》卷156，《董士选传》；卷173《崔彧传》。

[31] 《元史》卷130，《不忽木传》；卷156《董士选传》。

[32] 黄：《董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6。参见苏天爵《董忠献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2。

[33]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34] 《宪台通纪·命普化为御史中丞》，《永乐大典》卷2608。

[35]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36] 《元史》卷160，《高鸣传》。

[37] 赵孟頫：《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8。

[38] 至元十九年（1282），御史中丞崔彧言：“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世祖从之。（《元史》卷173，《崔彧传》）大概在一段时间内，曾禁止监察御史以外的“台官”“建言”，但为时很短。

[39] 《元史》卷268，《陈天祥传》。

[40] 《元史》卷270，《尚文传》。

[41] 黄：《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

[42] 马祖常：《殿中司题名记》，《石田文集》卷8。

[43]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44]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45] 《元史》卷173，《崔彧传》，从南台监察御史人选来看，至元十六年有昔里哈剌、博兰秃，十九年有火你赤，说明已参用蒙古、色目人（见《至正金陵新志》卷6，《官守志》）但到十九年底才作为制度确定下来。

[46] 《元史》卷143，《自当传》。

[47] 《元史》卷134，《斡罗思传》。

[48] 《元史》卷124，《塔本传·附锁咬儿哈的迷失传》。

[49] 《风宪十事》，《至正集》卷74。

[50] 《元史》卷145，《达礼麻识理传》。

[51] 《南台备要·作新风宪》，《永乐大典》卷2610。

[52] 《宪台通纪·选用色目监察御史》，《永乐大典》卷2608。

[53] 《宪台通纪·整治事理》，《永乐大典》卷2608。

[54] 《元史》卷173，《崔彧传》。

[55] 《元史》卷187，《贡师泰传》《周伯琦传》。

[56] 关于首领官，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

[57] 《宪台通纪·御史台升正二品》，《永乐大典》卷2608。《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58] 《至正金陵新志》卷6，《官守志》。

[59]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稽迟随事举行”条。

[60] 孛术鲁翀：《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元史》卷170《尚文传》所载较简略。

[61] 《宪台通纪·承发司管勾兼照磨》，《永乐大典》卷2608。

[62] 《南台备要·行御史台官吏品秩、行御史台官吏禄米》，《永乐大典》卷2510。

[63] 《至正金陵新志》卷6，《官守志》。

[64] 《至正金陵新志》。

[65]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台察书吏出身”条。

[66] 掾史即令史，“围朝凡省、台、院吏曰掾史，独江南行台作令史，盖缘至元十四年初立行台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西台立，视南台已升品秩，则曰掾史焉。”（《南村辍耕录》卷2《令史》）可知御史台、行台品级升高后，令史改称掾史。

[67]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68] 苏天爵：《宋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3。

[69] 戴良：《送钱参政诗序》，《九灵山房集》卷13。

[70] 《元史》卷186，《成遵传》。

[71]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台察书吏出身”条。

[72] 《元史》卷134，《阔阔传》。

[73] 《元史》卷134，《和尚传》。

[74] 《元史》卷131，《拜降传》。

[75] 《元史》卷139，《乃蛮台传·附野仙溥化传》。

[76] 《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77] 《元史》卷144，《月鲁帖木儿传》。普兰奚是月鲁帖木儿之父。

[78] 《元史》卷145，《月鲁不花传》。

[79] 《元史》卷145，《廉惠山海牙传》。

[80] 《宪台通纪·廉访司官参用色目、汉人》。

[81] 《宪台通纪·整治事理》。

[82] 《元史》卷177，《臧梦解传》。

[83] 《元史》卷184，《王都中传》。

[84] 《元史》卷182，《许有壬传》。

[85] 《元史》卷185，《盖苗传》。

[86] 《南台备要·作新风宪》，《永乐大典》卷2613。

[87]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考试廉访司书吏等例”条。

[88]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保举官员书吏”条。

[89]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90]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保举官员书吏”条。

[91] 《元典章新集·吏部·书吏》。

[92]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廉访司奏差州吏内选取”条。

[93] 《元史》卷31，《明宗纪》。按，叶子奇说：“世祖尝言：‘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其立台之本意也。”（《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与明宗所述相同，明宗应即引用世祖的话。

[94] 《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

[95] 《宪台通纪·命立御史台题名碑》。

[96] 《宪台通纪·命秃忽鲁、纽泽并为御史大夫制》。

[97] 《宪台通纪·命伯颜、亦列赤并为御史大夫制》。

[98] 《析津志辑佚·台谏叙》。

[99] 《元典章》卷5，《台纲一·设立宪台格例》。

[100] 《元典章》卷6，《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

[101] 《南台备要·立行御史台条画》。《元典章》卷5，《台纲一·行台》“行台体察等例”缺一条。

[102] 《南台备要·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条画》。

[103] 《元典章》卷6，《台纲二》。

[104] 《元典章》卷6，《台纲二》。按，以上条画名称主要据植松正《元代条画考》（《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46—48号）。

[105] 《南台备要·振举台纲》。

[106] 《南台备要·建言烧钞》。

[107]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

[108]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09] 《论立司谏等官事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7。

[110] 《南台备要·侍御史以上台官皆得言事》。按，《元史》卷173，《崔彧传》记此事云：“彧言：‘台官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皆从其言。”文义有出入，应以《南台备要》为是。

[111] 《宪台通纪续集·御前开拆》。

[112] 张引：《进〈风宪忠告〉表》，见《为政忠告》。

[113] 见《立御史台条画》。

[114] 《宪台通纪·命秃忽鲁、纽泽并为御史大人制》。

[115] 《宪台通纪·作新风宪制》。

[116]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

[117] 《为政忠告·风宪忠告》。

[118] 《元史》卷134，《和尚传附千奴传》。

[119] 《元史》卷186，《张桢传》。

[120] 《立行御史台条画》中便规定，“凡可兴利除害及一切不便于民必当更张者，咨台呈省闻奏”。下述叶李的建议正是针对这一规定而发的。

[121] 《元史》卷173，《叶李传》。参见《元典章》卷5，《台纲一·内台》“台察咨禀等事”条。

[122] 《元史》卷170，《尚文传》，参见本章第二节。

[123] 《元史》卷176，《李元礼传》。

[124] 《元史》卷175，《张养浩传》。

[125] 《元史》卷176，《谢让传》。

[126] 《宪台通纪续集·分拣奏事》，《永乐大典》卷2609。

[127] 《宪台通纪续集·御前开拆》，按，至正初，李稷为中台监察御史，曾言：“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元史》卷185，《李稷传》）应即此事。

[128] 《宪台通纪续集·分拣奏事》。按，至正三年七月、七年四月两次圣旨的小标题相同。

[129] 《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30] 《元史》卷186，《陈祖仁传》。

[131] 《元史》卷134，《和尚附千奴传》。

[132] 《元史》卷176，《秦起宗传》。

[133] 《宪台通纪·监察合行事件》。

[134] 《〈乌台笔补〉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3。

[135]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136]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

[137] 宋褧：《仇公墓志铭》，《燕石集》卷14。

[138] 《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

[139] 《宪台通纪续集·不许连衔署事》。

[140] 《元史》卷178，《刘敏中传》。

[141] 《元史》卷168，《陈祐传附陈天祥传》。

[142] 《元史》卷143，《自当传》。

[143] 《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144] 《元典章》卷6，《台纲二·体察》“察司合察事理”条。

[145] 《元典章》卷6，《台纲二·按治》“察司巡按事理”条。

[146] 《元典章》卷5，《台纲一·体察》“廉访司合行条例”条。

[147] 《南台备要·分司擅还》。

[148] 《宪台通纪续集·分巡日期》。

[149]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

[150] 《元典章》卷6，《台纲二·体察》“改立廉访司”条。

[151] 《元史》卷176，《刘正传》。

[152] 《元典章》卷6，《台纲二·按治》“监察巡按照刷”条。

[153] 《〈乌台笔补〉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3。

[154] 《元史》卷143，《自当传》。

[155] 《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56]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157] 《元史》卷170，《申屠致远传》。

[158] 《元史》卷182，《许有壬传》。

[159]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160] 《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至正七年七月）》。

[161]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162] 《元典章》卷6，《台纲二·照刷》“省部赴台刷卷”条。

[163] 《元典章》卷6，《台纲二·照刷》“行省令史稽迟监察就断”条。

[164] 《南台备要·照刷宣慰司卷》。

[165] 徐元瑞：《吏学指南》。

[166]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行移公事程限”条。

[167]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公事量程了毕”条。

[168]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置立朱销文簿”条。

[169] 《元典章》卷6，《台纲二·照刷》“违错轻的罚俸重的要罪过”。

[170]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171] 《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卷》。

[172] 《宪台通纪·照刷徽政院文卷（两条）》。

[173] 《宪台通纪续集·照刷内史府文卷》。

[174] 《吏学指南》。

[175] 姚燧：《潘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4。

[176] 孛术鲁翀：《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

[177] 《元史》卷182，《许有壬传》。

[178]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179] 《元史》卷143，《自当传》。

[180] “在都司狱司，直隶本台。”（《立御史台条画》）“司狱司直隶本台。”（《立行御史台条画》）中台、行台均设承发管勾兼狱丞一员，正八品。

[181]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82]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183]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184]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85] 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8。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国朝文类》卷23。

[186] 监察御史姚天福，曾反对阿合马，被缚治罪，并抄家。见孛术鲁翀《姚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8。

[187] 《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188] 《元史》卷168，《刘宣传》。

[189] 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190] 《元史》卷205，《桑哥传》。

[191] 《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卷124《锁咬儿哈的迷失传》；卷179《杨朵儿只传》。

[192]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卷285《吕思诚传》。

[193] 《元史》卷141，《别儿怯不花传》。

[194] 《元史》港138，《脱脱传》。

[195] 《元史》卷170，《尚文传》。

[196] 《为政忠告·风宪忠告》。

[197] 《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98] 《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99]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00] 《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

[201] 《宪台通纪续集·赃诬风宪》，《永乐大典》卷2609。

[202] 《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

[203] 《元史》卷139，《阿鲁图传》。

[204] 《元史》卷185，《吕思诚传》。

[205]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06]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207] 《元史》卷41，《顺帝纪四》。

[208] 《元史》卷42，《百官志八》。

[209]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210] 《元史》卷41，《顺帝纪四》。

[211] 郑介夫奏：《历代名臣奏议》卷67。

[212] 《元史》卷172，《齐履谦传》。

[213] 《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214] 郑介夫奏：《历代名臣奏议》卷68。

[215]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16]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

[21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9，《阑驾上书》。

第七章 司法制度

第一节 法典的制定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蒙古语称为“札撒”（Yasa）。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说：“依据自己的想法，他（成吉思汗）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吾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秩上。这些卷秩，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秩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1]札撒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可惜的是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断。例如：“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只要他们自己还没有遭到屠杀，他们就要使全世界降服于他们，他们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它们首先向他们投降。”[2]“禁草生而斸地者，遗火而爇草者诛其家。拾遗者，履阈者、箠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3]后来在元代仍然通行的“偷头口”一个赔九个的“蒙古体例”，应该也是成吉思汗时代“札撒”条款之一。[4]可以看出，成吉思汗规定的“札撒”，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与中原传统的法典有明显的差别。在重大典礼上宣读“札撒”的制度在元朝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记载说：“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读太祖宝训。”[5]“太祖宝训”即“札撒”。诗人柯九思写道：“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作者自注：“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者，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6]

蒙古国不断用兵，占领了广大的土地。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草原有很大的不同，“札撒”实际上不可能完全适用。在原金朝统治区的许多地方，掌握权力的大多是金朝的官吏和地方豪强，他们通常仍以金朝的法律作为司法的依据。但是，这些掌权的地方势力（当时称为“汉人诸侯”），除了听命于汗廷之外，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则是“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7]。实际上几乎是没有法制可言的。

忽必烈为藩王时，身边的汉人谋士便不断向他提出建议，主张制定和推行适合“汉地”情况的法律，改变无法无天的状况。如刘秉忠上书说：“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8]“大朝旧例”指的是蒙古“札撒”。刘秉忠实际上是说单凭“札撒”不够，必须增加“民间所宜设者”，才能使司法走上轨道。姚枢也提出要“定法律”[9]。忽必烈即位以后，推行“汉法”，更多的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宋子贞说：“律令，国之纪纲，宜早刊定。”[10]忽必烈在这些建议影响下，曾命姚枢、刘肃等在“中书议事，讲定条格”。“条成，与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纳。”“史忠武公”即当时任丞相的史天泽。[11]但是，条格全文迟迟没有公布，只是陆续颁布了一些处置具体问题的可以称之为单行法规的“条格”“条画”，如中统二年（1261）的《恢办课程条画》，中统四年（1263）的《宣谕燕京路总管府条画》《罪囚条画》，中统五年（1264）的《立定罪赏、设置巡捕弓手、防禁捕捉盗贼条格》等。这些单行法规中都涉及刑事案件的办理办法。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民间嫁娶婚姻聘财等事条画》，则是一种处理婚姻关系的单行法规。[12]对于各级政府的审判工作来说，这些条格、条画固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金朝的《泰和律》和其他有关的法规，仍旧在审判工作断罪量刑中常常被引用，称之为“旧例”。“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官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13]讲的就是当时的情况。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下令：“禁行《泰和律》。建国号曰大元。”[14]两事是同一天发布的。采用“大元”为国号，用以代替“大蒙古国”，表明忽必烈决心建设一个中原传统模式的新王朝，而新朝的建立，必须有新律，不能再沿用前朝的旧律，这也是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相沿的治国原则。忽必烈明令“禁行《泰和律》”，正好说明在此以前仍是普遍沿用《泰和律》的。《泰和律》既已禁止，本应颁行新律，但是新律仍然不曾问世。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监察御史魏初上奏说：

钦奉圣旨节该：“泰和律令不用者，休依着行者。”钦此。风闻史开府与诸大老讲定大元新律，积有岁月，未睹奏行。今来参详，周因于殷，殷因于夏，因有必不可更者，至于礼、乐、刑政，小过不及之间，因时损益，亦不可以一律定也。泰和之律非独金律也，旁采五经及三代、汉、唐历代之遗制耳。若删去金俗所尚及其敕条等律，益以开国以来圣旨条画，及奏准体例，以成一书，即至元新律也。且法者所以维持天下之具，在御史台，尤不可不以立法为本。[15]

“史开府”指的就是史天泽。从魏初所述，可知史天泽等修律之事在当时众所周知。魏初认为，《泰和律》是前代法律的继续，不能完全否定。他实际上是主张以《泰和律》为基础，加以必要的增删，便可改造成为“至元新律”。事实上，在“禁行《泰和律》”以后，忽必烈曾经有意以史天泽等人所修《条格》为基础，编纂新律。至元十年（1273）“冬十月，帝谕安童及伯颜等曰：‘近史天泽、姚枢纂定《新格》，朕已亲览，皆可行之典。汝等亦当一一留心参考，岂无一、二可增减者。’各令纪录促议行之”[16]。然而史天泽等人修纂的新格，始终没有批准公布。这样一来，各级政府的官府常因“无法可检”[17]感到为难，因而主张加紧修律。

在魏初之后，就此提出建议的还有崔彧、王恽、胡祗遹等人。至元十八年（1281年），行台治书侍御史王恽上《便民三十五事》，第一条就是“立法制”。他说：

自古图治之君，必立一定之法。君操于上永作成宪，吏行于下视为准式，民知其法使之易避而难犯，若周之《三典》，汉云《九章》，一定不易，故刑罚省而治道成。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大小之法，尚远定议。内而宪台天子之执法，外而廉访州郡之刑司也。是有司理之官，而阙所守之法。至平刑议狱，旋旋为理，不免有酌量准拟之差，彼此重轻之异。合无将奉敕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盛宪，岂不盛哉！若中间或有不通行者，取国朝札撒，如金制别定敕条。如近年以来审断一切奸盗省部略有条格者，州、县拟行，特为安便，此法令当亟定之明验也。如此则法无二门，轻重当罪，吏无以高下其手，天下幸甚。[18]

王恽所说的“奉敕删定到律令”，应即姚枢等人所定条格。他主张早日公布，同时补充以“国朝札撒”和近年颁布的“条格”。

至元二十年（1283），刑部尚书崔彧上疏“言时政十八事”，第八是：“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早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19]。

在忽必烈时代历任各处地方官的胡祗遹，不止一次谈到立法问题。他说：

泰和旧律不敢凭倚，蒙古祖宗家法汉人不能尽知，亦无颁降明文，未能遵依施行。去岁风闻省部取《泰和律》伺圣上燕闲拟定奏读，愚料圣人万几，岂能同书生、老儒屡屡听闻，若复泛而不切，闻之必致倦怠。一与上意不合，为臣子者不敢尘渎，不能早定。愚者不自揆，窃谓宜先选必不可废急切者一二百条，比附祖宗成法，情意似同者，注以蒙古字蒙古语，解释粗明，庶可进读，庶几时定。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则天下幸甚。[20]

他又说：

法者，人君之大权，天下之公器。法立则人君之权重，法不立则人君之权去矣。何以言之？国之立法曰杀人者当某刑，伤人及盗者当某刑，使为恶者畏法而不敢犯，犯之则必当以法，虽有奸臣老吏，不能高下其手。……法不立则权移于臣下，小则一县一邑，大则一州一郡，无法可守。选官择吏既不精粹，多非公清循廉之人，民有犯罪，漫无定法，或性情宽猛之偏，或好恶不公之弊，或惑于请谒，或徇于贿赂，或牵于亲戚故旧之情，或逼于权势，或为奸吏之执持恐逼舞智弄文，或为佞言之说诱欺诈。暧昧之间，固不胜其屈抑，公明之下，亦鲜有不失其平者也。今既无法，邑异政，县异法，州异文，郡异案，六曹异议，三省异论，冤枉之情无所控诉，生杀祸福一出于文深之吏，比获叩九重而申明，则柱死者已十九矣。民知畏吏而不知畏法，知有县邑而不知有朝廷，故曰法不立则权移于下吏，而人君之权去矣。……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设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假若婚姻，男重而女轻，男主而女宾，有事则各从其夫家之法论；北人尚续亲，南人尚归宗之类是也。[21]

王恽、崔彧、胡祗遹都讲述了“无法可检”造成的社会弊端，其中胡祗遹所说最为具体。“无法可检”便于“奸人”上下其手，必然导致量刑判罪时轻重悬殊，从而影响到统治的巩固、权力的集中。崔彧没有就如何定律提出意见（至少是现有记载中没有保存下来）。王恽的主张已见上述。而从胡祗遹所述，则似元朝政府曾有在《泰和律》基础上改定新律的打算，这和至元八年魏初的建议是一致的。然而在胡祗遹看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胡祗遹对定律的意见主要是两条，一是简化，先定“必不可废急切者一、二百条”，作为应急的措施；二是承认南、北的差别，他所说的南、北，实际上指蒙古草原与草原以南的农业区。对南、北采用不同的法制，“则法自立矣”。

姚枢等人的条格虽已拟定未能颁布，魏初、王恽、崔彧、胡祗遹等人一再建议修律未被采纳。原因何在，史无明文。但是，胡祗遹的话也许说出了关键所在：“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对于绝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他们无疑是希望以蒙古札撒作为大元朝的法律的，但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对于中原传统的法律，他们从感情上难于接受，思想上则难以理解，当然不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忽必烈肯定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元代中期著名理学家吴澄说：“皇元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亦如宋初之不行周律，俱有旨：‘金《太和律》休用。’然因此遂并古律俱废。中朝大官，恳恳开陈，而未足以回天听。”[22]可见忽必烈对于采用中原传统的法律是消极的。这样，修律工作就一直未能认真进行，拖了下来。

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中书右丞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缉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23]。《至元新格》的“十事”分别是：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原书已佚，但部分内容在其他文献中保存了下来。[24]“设于此而逆于彼曰格，百官有司之所常行者也。”《至元新格》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应视为一部行政法规，其中各项条文，都是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方式所作的规定，这从元代的法学著作对“十事”的解释可以看得很清楚：[25]

公规　谓官府常守之制也。

选格　谓铨量人才之限也。

治民　谓抚养兆民、平理诉讼也。

理财　谓关防钱谷、主平物价也。

赋役　谓征催钱粮、均当差役也。

课程　谓整治盐酒曲税之类也。

仓库　谓谨于出纳收贮如法也。

造作　谓董督工程、确其物料也。

防盗　谓禁弭奸宄也。

察狱　谓推鞫囚徒也。

《至元新格》的颁布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忽必烈接连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权臣。他们为了博取忽必烈的欢心，想方设法搜刮钱财，贪赃枉法，任用私人，在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各种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桑哥当政时期，“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纲纪大坏，人心骇愕”，“百姓失业，盗贼蜂起”[26]。在其他大臣纷纷攻击下，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起对桑哥进行审查，四月下狱，同时开始整顿各级行政机构。五月，撤销尚书省。同月，何荣祖献《至元新格》。六月，由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全国。颁发的文书中说：“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中书省钦奉诏条，戒谕内外大小官吏事意，除已钦依差官分道宣布去讫，所有时宜整治事例，奏准定为《至元新格》，刻梓颁行，凡在有司，其务遵守。”[27]这就清楚说明了《至元新格》的性质。它是“有司”必须遵守的“整治事例”，也就是在各种制度普遍混乱情况下整顿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机制的法规。

《至元新格》从总体来说是行政法规，虽然也涉及刑法、民法和诉讼法的一些原则，但只是部分的，很不完整。从中国传统的法制体系来说，它属于“格”而不是“律”。因此，至元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仍说：“国家未有律令，有司恣行决罚。”[28]

元成宗即位后，继续颁行了一些重要的单行法规，如元贞二年（1296）的《官吏受赇条格》[29]，大德五年（1301）的《强窃盗贼条格》[30]等。元成宗有意修律，大德三年（1299）三月，“命何荣祖等更定律令”。四年（1300）二月，“帝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荣祖对曰：‘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31]何荣祖等修纂的《大德律令》完成以后，“诏元老大臣聚听之”，但是并未颁行。[32]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其中说：“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甚多。”[33]这可能是没有颁布的原因所在。[34]正是郑介夫在上书中特别讲到“定律”的重要性，他说：“自三代而下，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历观古今，未有无法而能一朝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终之所断，是陷之以刑也，欲强其无犯，得乎？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记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35]他的这段叙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混乱情况。概括起来，便是：“有例可援，无法可守。”所谓“例”，就是经过中书省批准认可的案例。[36]“例”都是具体的，可以比附，官吏在援引时可以各取所需。“例”缺乏稳定性，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因此，“百官莫知所守”，百姓无所措手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无法稳定的。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武宗即位。这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上言：“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尝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之，遵而行之。制可。”[37]到了至大二年（1309）九月，尚书省臣上言：“国家地广民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烦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得到武宗的同意。[38]尚书省是在至大二年八月设立的，旨在“更新庶政”，表面上与中书省并立，实际上已取中书省而代之，而成为元朝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尚书省两次上奏，实际上是一回事，反映了权力的转移。从这两次上奏来看，武宗时期进行的工作是统一、修订各种条格，而不是修律。但是这一工作迄至武宗去世（1311），并未完成。

仁宗在至大四年（1311）三月即位。当月即“谕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择晓法律老臣，斟酌重轻，折衷归一，颁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则抵罪者庶无冤抑。”[39]另据记载，仁宗即位之初，刑部尚书谢让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辅治。堂堂圣朝，讵可无法以准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仁宗“嘉纳之，乃命中书省纂集典章，以让精律学，使为校正官”[40]。以上两处记载所述应为一事，谢让的建议导致了仁宗的上述决定。仁宗下令以后，“中书奏允，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纲有三，曰制诏，曰条格，曰断例。经纬于格例之间，非外远职守所急，亦汇辑之，名曰别类”[41]。到了延祐二年（1315）四月，仁宗又“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俟成书，闻奏颁行”[42]。在皇帝的一再督促下，“延祐三年夏五月，书成，敕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但是在仁宗生前，并未颁行。[43]

英宗即位后不久，这一工作又提到日程上来。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英宗接受了他的建议。[44]至治三年正月，“丞相援据本末，奏宜如仁庙制，制可”[45]。于是“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同年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46]。不难看出，纂集修订的工作主要是在仁宗朝进行的，英宗朝不过是审读定稿，加以颁布而已。

《大元通制》的主体部分，是“条格”和“断例”。《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分30卷，现存明初内阁大库写本22卷，缺8卷。各卷的篇名按次序是：[祭祀]、户令（3卷）、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公式]（3卷）、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狱官]、杂令（5卷）、僧道、营缮。[47]这些篇的名称和唐令、金泰和律令是基本相同的。[48]可以认为，《大元通制》中的“条格”部分，大体上相当于前代的“令”。但由于《大元通制》中没有另列“格”“式”，所以“条格”中实际上包含了“格”“式”的某些内容。[49]《大元通制》中的“条格”部分，是将诏书、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尚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等）的各种文书加以汇集，按上述篇名编排而成的，每篇下分若干目（如“选举”篇下有“选格”“五事”“殿最”“荫例”“军官袭替”“荫叙钱谷”“迁转避籍”“服阕求叙”“病阕”“终制”“致仕”“给出”“公罪”“举保”“除授身故”“投下达鲁花赤”“到选被问”“教官不称”“行省令译史”“匠官”“俸月”“令译史通事知印”），每目下有一条或若干条有关诏书或中央各机构针对有关具体问题的规定。

《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已经散佚。据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说：“‘断例’之目，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50]所谓“古律”，实际上是《唐律》。但《唐律》的首篇是“名例”，吴澄没有提到。在吴澄之后，沈仲纬作《刑统赋疏》，则说：“‘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例（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51]可见《大元通制》的“断例”应该是有“名例”的。[52]这就是说，《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完全是按照《唐律》的结构编纂的。

那么，必然引起的问题是，既然以《唐律》为范本，为什么不称之为“律”，而要叫作“断例”呢？所谓“断例”，即“断案事例”，就是各级政府对案件所作的判决。其中有些案件的判决，是中书省作出（或是由中书省认可），可以供类似案件判决时作为依据的，便成为“断案通例”。《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收录的显然就是这些“断案通例”，将它们按上述《唐律》的各篇分别编纂而成，这和过去各朝的“律”或“律义”（在律文以后“疏义以释其疑”）都不相同。因此，这一部分称之为“断例”。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大元通制》显然包含了传统的律、令、格、式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是元代的第一部完整的法典。但是它的编纂方式具有自己的特点，“条格”选编诏书和中央各机构就具体问题所作的规定，“断例”选编具体案例，这和以往的律、令、格、式是不同的。明朝初年，朱元璋不止一次谈到元代立法的弊端，作为制定《大明律》的借鉴。他认为，“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53]。又说：“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54]朱元璋这些话是针对元代全部立法工作而发的，《大元通制》当然也包括在内。《大元通制》的上述编纂方式，正是“不仿古制”的，而且必然是“烦冗”的，从而造成官吏上下其手的恶果。

《大元通制》颁行后不到十年，元文宗下令编纂《经世大典》，这是一部汇集元朝各种典章制度的政书，在至顺二年（1331）完成。此书并未正式颁行，明初修《元史》时曾大量采用，修《永乐大典》时又将其内容收入有关各卷，但大部分已散佚。《经世大典》的“宪典”部分，分22篇，另有附录。这22篇的名称是，“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赦宥”“狱空”[55]。其中和《大元通制》的“条格”相同者3篇（“祭令”“学规”应即“学令”，“军律”应即“军防”），与《大元通制》的“断例”相同者7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盗贼”即“贼盗”“诈伪”“捕亡”）。此外，“宪典”中的“诉讼”“斗殴”“杀伤”3篇显然是将《通制》“断例”中的“斗讼”篇分析而成的，前者的“禁令”和“杂犯”应是将后者的“杂律”分析而成的。可以看出，《经世大典》的“宪典”部分，是以《大元通制》为基础，但又作了若干的调整。明初修纂《元史》，其中《刑法志》就是根据《经世大典》的“宪典”删削而成的。《元史·刑法志》所列子目和《经世大典》“宪典”的篇目完全一样。不仅如此，两者内容也有密切的关系。

《经世大典》“宪典”已经散佚，但残存的《永乐大典》卷914“验尸”项中保存部分内容。以此和《元史·刑法志》相比较，《元史·刑法志》的“职制上”（卷102）[56]收有关“检尸”的条文仅3条，而《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的“验尸”文字有15条之多。这是一。其次，《永乐大典》所载《经世大典》的“验尸”文字，每条条文后均有一个或数个案例，即上面说过的“断案通例”，条文实即“断案通例”中判决文字的简化。这些“断例”在《元史·刑法志》中完全删去了。考虑到上面所说《经世大典》与《大元通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认为，《大元通制》中的“断例”部分，很可能也采取这种形式。但从上面所说《经世大典》与《大元通制》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元史·刑法志》编纂中对《经世大典》所作的删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元史·刑法志》视为元代的法典。

元顺帝即位（1333）后，监察御史苏天爵上书说：“我国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宽简。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圣相承，日图政治，虽律令之未行，皆因事而立法。岁月既久，条例滋多。英宗皇帝始命中书定为《通制》，颁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几二十年矣。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时官曹，材识有高下之异，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自以烦条碎目，与日俱增，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举。若不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为未便。宜从都省早为奏闻，精选文臣学通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圜坐听读，定拟去取，续为《通制》，刻板颁行。中间或有与先行《通制》参差牴牾，本末不应，悉当会同校若画一。要在详书情犯，显言法意，通融不滞于一偏，明白可行于久远。庶几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肃清，治化熙洽矣。”[57]苏天爵所说“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就是针对《通制》的编纂方式而说的。这种方式，使官吏们可以各取所需，同类性质的案件，判决时往往轻重悬殊。正因为如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继续颁布各种单行法规或新的“断案通例”，作为补充。[58]新的单行法规和“断案通例”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元通制》颁行后不过10年即有续编《通制》的必要。[59]这一事实也正说明了《大元通制》不能看成“成律”，它明显地缺乏稳定性。

苏天爵的意见在当时并未引起反响。但他所说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后至元四年（1338）二月，中书省臣上奏：“《大元通制》为书，缵集于延祐之乙卯，颁行于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余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岁月既久，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奸吏舞文。台臣屡以为言。请择老成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为宜。”顺帝同意这一建议，“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明章程习典故者，遍阅故府所藏新旧条格，杂议而圜听之，参酌比校，增损去存，务当其可。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完成献上，顺帝根据有关官员的建议，命名为《至正条格》。此书的“制诏”部分，分钞三本，藏在宫内宣文阁、中书省、国史院，“条格、断例，申命锓梓示万方”[60]。“颁《至正条格》于天下”的时间是至正六年四月。[61]

苏天爵的建议是“续为《通制》”，而中书省臣的意见则是“重新删定”，也就是说，将原来的《通制》，加上《通制》以后发布的条格、断例，重新删修。[62]所以，新颁的《至正条格》的内容，包括了元朝开国到顺帝初年的各种诏诰、条格，断例。[63]但是，“条格”只是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它来命名全书，显然是不合适的。[64]而且，《至正条格》的编纂方式无疑和《大元通制》是一样的，也必然存在同样的弊病，那就是“轻重不伦，吏得并缘为奸”[65]。因此，在《至正条格》颁布后没有多久，又开始了新的“修律”工作。据记载，至正十一年（1351），陈思谦为“集贤侍讲学士，修定国律”[66]。在此以后，中书右丞乌古孙良桢曾“举明律者数人，参酌古今，重定律书，书成而罢”。此应为至正十六、十七年事。[67]自至正十一年起，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元朝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两次“修律”当然也只能不了了之。

第二节 五刑

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制订了札撒，对各种罪行规定了相对的刑罚。这一时期的刑罚主要有死刑、充军和鞭打。

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根据罪行不同有的“诛其家”，有的“诛其身”。常见的死刑是斩首，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处死办法。对于犯有死罪的贵族，往往采用不流血而死的办法，作为对他们特殊身份的一种恩惠。这是因为，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而按照萨满教的观念，人的灵魂在于血液之中，如果出血而死灵魂就不能再生。成吉思汗俘获与他作对的“安答”（结义兄弟）札木合以后，札木合请求不出血而死，成吉思汗满足了他的请求。[68]对于犯有死罪的妇女，则将她们全身用毡子包裹起来，投入水中。蒙哥汗即位后，即将不肯顺从的贵由汗之妻斡兀立海迷失用此法处死[69]。在蒙古语中，“有过则杀之，谓之‘按打奚’”[70]。

对于用恶毒语言攻击大汗的人，还有一种奇特的刑罚，即用土或石填入嘴中，情节严重的填土后将他杀死。畏兀儿人阔儿古思因说了“一些粗鄙的话，被人告发，窝阔台汗下令将他“关到牢狱里，用土填嘴而死”[71]。蒙哥汗即位后，处理宗王、大臣叛逆案件，处死77人，将其中2人“用石头塞进嘴里杀死”[72]。这种办法在元朝建立后继续生效，至元九年（1272）八月，忽必烈下令：“不拣谁自的勾当里，争竞唱叫、折证钱债其间里，不拣什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73]后来，忽必烈的宠臣桑哥被发现有受贿的罪行，忽必烈追究时，桑哥的“话粗鲁傲慢”，忽必烈“便命令给他的嘴填上脏东西”，然后杀掉。[74]

凡是应处死罪而得到宽恕的，“则罚充八都鲁军（犹汉之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后免”[75]。“八都鲁军皆死囚，使之攻城自赎。”[76]有的则流放边远之地或出使外国。因为，“按蒙古人的风俗，一个该当死刑的犯人，如果遇赦活命，那就送他去打仗，理由是，若他注定该死，他会死于战场。否则他们派他出使不那么肯定会送他回来的外国。再不然，他们把他送往气候恶劣的热带地方”[77]。

对于其他罪犯则根据情况轻重处不同数量的鞭打之刑。鞭打的刑具有笞、杖之别。[78]一个畏兀儿贵族因与阴谋案件有牵连“屁股上挨了一百单十下结实的棍子”[79]。窝阔台曾下令“在市场中心将一个畏吾儿贵族打一百脚掌”[80]。据到过蒙古汗廷的西方教士鲁不鲁乞说，对于正式判处鞭打之刑的犯人，“如果他们打他一百下，那么他们就必须用一百根棍子”[81]。

有罪的犯人除了施加肉刑之外，还要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蒙哥汗“以宴只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籍其家”[82]。“其犯寇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盗乙之物，或盗乙之奴物，皆没甲与奴之妻子畜产，而杀其奴及甲，谓之断案主。”[83]所谓“断案主”就是朝廷或官员判处没收的人口财产。至元七年（1270）八月，大蒙古国整顿户籍[84]，其中一个问题是对“断案主户”的处理办法。“断案主户”就是蒙古大汗、诸王和官员们判决没收的人户，其中说：“诸色人等因为犯事，不问罪名轻重，一例将人口、财产断没给与事主或所断官员分讫，中间亦有所犯情罪不及断没人口。”[85]可见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在蒙古国统治下的原金朝地区，是由依附于蒙古国的“汉人诸侯”分别控制的，通行的仍是中原传统的刑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不少“诸侯”热衷于施行特别残酷的刑罚，“少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遗者”。此外，大蒙古国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某些特殊的刑罚，如“连坐法”：“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并连坐。”[86]在这一地区任职的蒙古官员，“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87]。断事官不只儿在燕京“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当时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也看不过去，诘问道：“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无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88]

忽必烈即位后，采用“汉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刑罚方面，则全而推行中原传统的“五刑”。“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89]中统二年（1261）八月，忽必烈颁《中统权宜条理诏》，其中说：“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决杖虽多，不过一百七下。著为定律，揭示多方。”[90]可见，忽必烈在即位之初，便已下令推行除流刑外的“五刑”中其余四种刑罚。在此以前，同年七月，下令统一各种刑具的规格，要求各地“依法照勘制造相应，照依罪名轻重用之”[91]。自此以后，元朝政府对“五刑”不断有所补充修正，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1.笞刑。分六等，即：7下、17下、27下、37下、47下、57下。

2.杖刑。分五等，即67下、77下、87下、97下、107下。[92]

笞刑和杖刑都用木杖，但粗、细不同。笞刑用的杖称为笞杖，“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杖刑用的杖称为杖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笞杖、杖杖均长3.5尺。行刑时用小头。“其决笞及杖皆臀受”，“务要数停”[93]。蒙古人习惯称之为“细杖子”“粗杖子”“重的交粗杖子、轻的交细杖子打”。忽必烈统治末年，有人上奏：“处处断罪囚呵，交细杖，耍的一般打有。”忽必烈下令：“今后交粗杖子打者。”这就是取消了笞杖，都用杖杖。这样一来，“有仇的人每犯轻罪过的人故意的交粗杖子重打了，害人性命的也有去也”。成宗即位后，恢复了原来的办法。[94]

前代杖刑，都用整数，如金制笞、杖共分十等，自10下至100下。元代笞、杖刑均以7为尾数，这是很独特的。据说忽必烈讲过：“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95]从上引《中统权宜条理诏》看来，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便已采用“十减其三”的办法了。在立制之初，比起金代来，有所减轻。[96]

表7-1 金、元两朝笞杖刑罚对照表

表7-2 金、元两朝笞杖刑罚对照表

同样的罪行，在金代判处笞刑、杖刑的，在元初均有所减轻。而在金代判处徒刑的，元代都改为杖刑。金制笞、杖刑共分十等，元代采用“十减其三”，亦应为十等。但为了折合徒刑的需要，加了一等，即107下，笞、杖刑共为十一等。[97]

在忽必烈统治的初期（“中统”和“至元”初年），地方政府或法司[98]通常仍是按照“旧例”即金朝的法律提出判决意见，报到中书省刑部，刑部都要折合成新的标准，然后交付执行。例如，至元三年八月顺天路许和尚与弟妻通奸，“法司拟奸弟妻合徒四年，部拟各断九十七下，省准拟”[99]。至元四年馆陶县王狗儿戏杀伤人，法司拟“合徒五年，决徒年杖一百，乃依例征银五十两，给付苦主充烧埋之资。部拟王狗儿决杖一百七下，征银五十两”[100]。这和以上表二所列金、元刑制的折合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元初，这种折合关系曾经严格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习惯于新的刑罚制度，各级机构议拟时均按新的标准，这种折合关系也就不再在法律文书中出现了。

一般说来，笞、杖刑的尾数都是七，但也有例外。元代中期的官修政书说：“今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马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101]。具体的规定是：贩卖私盐者“科徒二年，决杖七十，财产一半没官”；“两邻知而不首者决六十，买食私盐者杖六十”[102]。“但犯私茶者杖七十，所犯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应捕人亦同。”[103]“匿税者其匿税之物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外，犯人笞五十。”[104]“今后有私宰马牛者，犯人决杖一百，仍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决二十七下，本管头目失觉察决五十七下。”[105]此外，“私犯酒曲”，与犯私盐一样，“科徒二年，决杖七十，财产一半没官”。但后来改成“依匿税例科断”[106]。“诸铁法，无引私贩者比私盐杖六十，铁没官，内一半折价付告人充赏。”[107]整数的杖刑仅限于以上几种，而且从上述“私宰马牛”的规定可以看出，与此有关的刑罚也以七为尾数。为什么这几项仍然保存“旧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看来是某些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

笞、杖刑可以用钱赎，但有严格的限制。成宗元贞元年（1295），元朝政府决定：“有罪过的人每，七十之上，十五之下，及笃、废、残疾的不打有，杖子根底罚赎中统钞一两。”这就是说，上述几种人可以赎刑，每一下罚中统钞一两。[108]此外，官员犯轻罪也可罚赎。世祖中统五年（1264）的圣旨条画中规定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109]。武宗至大三年（1310）十月，发布诏书，其中一项是：“诸牧民官犯公罪之轻者，许罚赎。”[110]具体办法不详，估计应与民间罚赎之法相同。

3.徒刑。“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徒刑就是官府监督下强迫劳动，劳动的场所是官有的窑场、盐场或其他工程。忽必烈统治初年，将金律中规定的徒刑都折合成杖刑，已见上述，但是，这并不是说徒刑已经取消了。徒刑依旧存在，但罪犯判处徒刑的比起前代来有所减少。中统二年（1261）的“圣旨条画”宣布：“诸犯私盐酒曲货者，徒二年，决杖七十。”[111]至元五年（1268），元朝政府对私藏军器（刀、枪、弩、弓箭、甲）的，根据数量多少，重的处死刑，其次处徒刑1、2、3年，并决杖。[112]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已后若有捉获隐藏军器合徒人数，取责明白招伏，照勘完备，自结案起解申部月日为始，权令本处带镣居作。如无作院应当处，官役修理城隍公廨，待报下决遣，通理月日，役满疏放。”[113]至元十二年（1275），审断大都路罪囚官兵刑部郎中报告：“切见大都配役盗贼，在先体例，但有切（窃）盗，总管府取讫招伏，估赃申呈兵刑部，却关行工部，行下少府监，转下窑场，才时配役，委是淹禁。”他提议：“今后但有捉获切（窃）盗，取了招伏，先令总管府发付窑场配役，然后开坐本贼入役月日，所犯情由，估赃价贯，申部，定立限次，关发行工部照会，似望不致淹禁。”[114]“配役”就是徒刑，“在先体例”，说明在此以前已有明文规定。根据以上的记载，可以知道，在忽必烈统治之初，至少贩私盐、私酒，私藏军器、窃盗等罪行的，都有可能被判徒刑。因此，认为徒刑曾经原则上已被废止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上述关于私藏军器处罚的规定中，徒刑分一年、二年、三年三等。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颁布的《侵盗钱粮条画》中，已有五等之别：“仓库官吏人等盗所主守钱粮，……一百二十贯，徒一年。每三十贯，加半年。二百四十贯，徒三年。三百贯，处死。计赃，以至元钞为则。诸物依当时估价。应犯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皆决讫居役。”[115]据此可知，徒刑五等是：1年，杖67；1.5年，杖77；2年，杖87；2.5年，杖97；3年，杖107。这里所说的“杖”，是徒刑的附加刑，在执行徒刑前先要施该犯以杖刑，即“决讫居役”。元贞二年五月有令：“诸徒役者，限一年释之，毋杖。”[116]这是将徒刑限于1年，而且不附加杖刑，无疑是一项宽大的措施。但正如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所说那样：“当为一时之特恩，非常制也。”[117]大德二年（1298）广海盐课提举司报告说：“自古以来，徒罪止于五年为满，今后合无官支日食口粮，及定立满限疏放，庶使人得改过自新为便。”中书省批示：“罪囚徒年验元犯轻重，已有定例。日用口粮委无养赡，官为支给。”[118]说明“徒年”按罪行轻重仍有所不同。至于徒罪五年则是古制，而不是元代的制度。但是这件文书中没有讲明是否仍分五等。稍后，在大德六年颁行的《强切（窃）盗贼条画》中，明确重申了徒刑五等和加杖之制，和上面元贞元年的规定完全相同。徒刑五等和加杖，已成为元朝的定制。唐代徒刑自1年至3年分为五等，宋同唐制。金代在五等之上又加4年、5年，共七等。元朝实际上恢复了唐、宋的徒刑五等制。

判处徒刑的犯人“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119]。“镣”是加在脚上的刑具，“形象锲而无柄，连链于足，以限役囚步也”[120]。镣“连镮重三斤”[121]，这是沿袭金制。“应配役人，逐有金银铜铁洞冶、屯田、堤岸、桥道一切工役去处，听就工作，令人监视。”[122]服役的地方还有窑场和盐场。元末，监察御吏王思诚说：“采金铁冶提举司，设司狱，掌囚之应徒配者，钛趾以舂金矿。”[123]“钛趾”就是带镣，可见这些在“工役去处”劳动的徒刑囚犯都有专门人员监督管理，强迫他们进行劳动。他们实际上成了封建国家的无偿劳动力，常常连简单的口粮都不给，以致死亡时有发生。例如，成宗大德年间，广海盐课提举司“发下各场配役”的罪囚，便因“不曾支给口粮”，以致发生“饥饿身死”现象。[124]檀州采金铁冶提举司“旧尝给衣与食，天历以来，水坏金冶，因罢其给，割草饮水，死者三十余人，濒死者又数人。”[125]可见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当时有人愤慨地说：“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于饥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126]

判处徒刑的罪犯同时要判一定数量的杖刑，已见上述。杖刑在服役开始以前执行。这是宋、金的制度，元代继续下来。早在金代，就有人认为，这“是一罪二刑也，刑罚之重，莫此为甚”，请求对“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但未被接纳。[127]元代有人提出类似的意见。元代后期，漳州路推官乌古孙良桢“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杖’。遂定为令”[128]。乌古孙良桢所说的“律”应是唐律，而不是指元代的法典。他的意见是“加徒减杖”，而不是取消附加的杖刑，可惜已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说明他的具体办法，是否真正付诸实施也是不清楚的。

凡有“年老残疾”父母而“别无以次侍丁”的罪犯，允许“权留养亲”[129]。某些罪犯的徒刑可以用钱赎。仁宗延祐元年（1314），江西新淦州萧真“挑钞（窜改钞面数额），以真作伪，乱坏钞法，例杖一百七下，徒一年”。但因本人“年七十一岁，又系侏儒残疾，不任杖责，依例议罚罪中统钞一百七两没官”。这107两是107下的罚金。此外还有徒1年应如何处理。经请示，刑部认为，“徒一年例该六十七下，拟合罚赎中统钞六十七两相应”[130]。杖107下徒1年是元朝政府对挑钞犯人的特殊处理办法，与一般徒刑（徒1年杖67下）不同。从此例可以看出，年老残疾之人处徒刑的，和处笞、杖刑一样，是可以赎的。但一年以上徒刑的赎金数额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4.流刑。流刑“谓不忍刑杀，宥而窜于边裔，使其离别本乡，若水流远而去也”[131]。流刑与死刑并称为重刑。唐律规定，流刑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种，三流皆役一年。宋、金流刑三等与唐同，但金代虽有流刑二等的名目，却又规定：“流二千里比徒四年，流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流三千里比徒五年。”[132]如此一来，流刑实际上取消了。前面说过，忽必烈即位之初颁布的诏令中宣布：“流罪一条，似未可用”，显然是沿袭金朝的制度，取消流刑。现存元朝民间类书《事林广记》（泰定本）收录的《至元杂令》，其中“笞杖则例”条，下列“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徒罪五等”“绞罪至死”，共四种刑，唯独没有流刑，[133]这可以作为忽必烈统治初期取消流刑的一个证据。而且，在当时的审判工作中，取消流刑的决定确实得到了贯彻。例如，至元二年（1265）四月，济南路判处“因斗殴而误杀伤”罪犯，以死罪“减一等，合徒五年”[134]。州馆陶县王狗儿因戏耍将人推入河中淹死，地方政府判“准减一等”，“徒五年，决杖一百，仍依例征银五十两，给付苦主，充烧埋之资”[135]。死刑减一等本应判流刑的最重一等，现均判“徒五年”，即上述金制中的“流三千里比徒五年”，说明流刑取消，应判流刑者折合成徒刑。[136]然而，就在以徒代流的同时，在某些场合，又恢复了流刑。现有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至元三年（1266）的事。这一年，济南路刘全“因斗杀婿”，地方政府判决，“刘全合行处死，仍征烧埋银数”，“部准拟，呈省”，中书省改判“将刘全流去迤北鹰房田地，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两给主”[137]。至元五年三月，“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138]。至元八年正月，“管如仁、费正寅以国机事为书，谋遣崔继春、贾靠山、路坤入宋。事觉穷治，正寅、如仁、继春皆正典刑，靠山、坤并流远方”[139]。至元十二年二月，“洺磁路总管姜毅捕获农民郝进等四人，造妖言惑众，敕诛进，余减死流远方”。同月，“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140]。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元朝政府在明令取消流刑的同时，又在一些场合仍然使用这种刑罚。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圣旨节该：‘在先断定流远的人每，遇着赦呵，合放？’奉圣旨：那的不是已了的事，那什么交流去者”[141]。流放的罪犯遇赦是否放回，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可见判处流刑的已不在少数。

上面所举几个例子，都说“流远方”“流之北地”，是否与前代一样，分成2000里、2500里、3000里，是不清楚的。到成宗大德五年（1301），制订《强窃盗贼条画》，明确将流刑作为惩治盗贼的一种重刑。大德八年正月，省、院、台官和也可札鲁忽赤一同商议，认为：“旧贼每根底不流远的上头，贼每多了的一般有。如今旧贼每三遍做了贼经刺的贼每，如今拿获呵，是第四遍有，交出军。又两遍做了贼经刺的贼每拿获呵，是第三遍有，这的每也交出军。”[142]“汉儿、蛮子申解辽阳省，发付大帖木儿出军；色目、高丽申解湖广省，发付刘二拔都出军。”[143]到大德十一年又重申这一决定。这样，在成宗时期，流刑正式确定为五刑的一种，并规定了施行的办法，即按不同民族成分分别遣送到辽阳和湖广。蒙古人和色目、高丽是一样的。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叙述“五刑”时说：“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大率如是。”[144]这样做是将罪人发往不习惯的艰苦环境，体现流刑的惩罚作用。因此，和前代相比，元代的流刑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按地里远近分等，而是按不同民族成分分遣南北边远地区。二是流刑与“出军”已合而为一。这很可能是沿袭了蒙古国时期罚充八都鲁军的办法。

仁宗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认为，“诸处合流辽阳行省罪囚，无分轻重，一概发付奴儿干地面。缘彼中别无种养生业，岁用衣粮，站赤重用劳费。即今肇州见在屯田，今后若有流囚，照依所犯，分拣重者发付奴儿干，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145]。于是，发付辽阳行省的流刑犯人，又分成了两等，一等发付奴儿干出军，一等在肇州屯田。奴儿干在今俄罗斯东部沿海地区，黑龙江出海处；肇州即今黑龙江肇州，在哈尔滨以西。这是元代流刑的一次重要改进。

前代流刑都有明确的期限。现存元代文献中都没有讲到流刑的年限，但是遇赦可以放还。流刑主要用于盗窃犯人，但是其他一些严重罪行也可判处流刑，如情节严重的奸罪、斗殴伤人双目、买使伪钞三犯、私盐三犯等。流刑犯人同时都要加杖刑，通常是170下。如强盗持杖，“但得财，断一百七，交出军”。不持杖，抢劫财物“至四十贯，为首的，余人断一百七，出军”[146]。凡是判处流刑的犯人，在“杖疮痊可”后，由官府“斟酌起数，差官押发”，每批十名。后“恐有未便”，改为一批五名。限六十日到达，由“站赤应付饮食”。“妻子从流，听”[147]。

流刑和死刑一样，要经过皇帝核准。大德八年（1304）八月，中书省和札鲁忽赤一起上奏，“如今合该出军的罪过的，依在先体例，上位奏了出军呵，合出军罪过的多停滞一般有”。“但到今该出军罪过的无隐讳的贼人每根底，再上位不奏，依着拟定来的，交出军呵，怎生？”成宗同意。[148]自此以后，流刑案件在地方政府拟定以后，上报刑部复核，最后由中书省审定。

和流刑相近的，有“迁移法”。世祖时期，“迁”的情况是个别的，成宗时较多见于法令。到文宗天历二年（1329）七月，“更定迁移法。凡应迁者，验所居远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还。如不悛再犯，移之本省不毛之地”[149]。“更定”说明原来已存在。“迁移”主要用于地方的“豪霸”，有时也用于一些有严重罪行的犯人。判处“迁移”的，也要加杖刑。在实际施行中，“迁移”与流刑常被混淆，并无严格的区别。

5.死刑。元初死刑，有绞、斩二种，“刑之极也”[150]。这显然是沿袭金代的制度。后来因为“绞、斩相去，不至悬绝”，所以取消了绞刑，只有斩刑”[151]。此外，作为对特殊严重罪行的惩罚，还保留了最残酷的凌迟之刑。“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凌迟处死”；“诸子孙弑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此外还有“诸父子同谋杀其兄、欲图其财而收其嫂者，父子并凌迟处死”。“诸以奸尽杀其母党一家者，凌迟处死。”“诸采生人支解以祭鬼者，凌迟处死。”等等。[152]但总的来说，凌迟之刑在死刑中所占比重是不大的。在元代文献中，凌迟有时也称为“磔”“剐”[153]。此外还有“磔裂”之刑。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四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以诳民，民有信者；真定民刘驴儿有三乳，自以为异，谋不轨。事觉，皆磔裂以殉”[154]。大德十年（1306）三月，“河间民王天下奴弑父，磔裂于市”。同年十二月，“磁州民田云童弑母，磔裂于市”[155]。“磔裂”之刑似亦曾相当普遍使用，应即“陵迟”，也可能是分裂肢体之刑。又有杖死之刑。元顺帝时，中书左丞成遵等遭诬陷，“锻炼使成狱，遵等竟皆杖死”[156]。顺帝宠臣哈麻及其弟雪雪失宠后，“俱杖死”[157]。这种死刑也许是专门使用于官员的。忽必烈还曾下令将某些死刑犯人“醢之”（斩成肉酱）、剥皮，[158]这些都是临时性的，不是固定的制度。

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中书省臣议断死罪，诏：“今后杀人者死。……其奴婢杀主者，具五刑论。”[159]这里所谓“具五刑”，疑应指古代的五种肉刑（墨、劓、剕、宫、大辟）。后来不见有此种刑法，而代之以凌迟：“诸奴故杀其主者，凌迟处死。”[160]

第三节 其他刑罚

上一节叙述了元代的“五刑”。元代还有其他刑罚方式，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1.刺字。刺字是古代肉刑的一种，称为“墨”“黥”。宋代刺字在额或两颊。辽代，将“黥面”改为刺臂和颈。

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发圣旨条画，其中一款是：“强盗不该死并切盗，除断本罪外，初犯于右臂上刺‘强切盗一度’字号。强盗再犯处死，切盗再犯者断罪外，项上刺字（虽会赦亦刺字）。皆司县籍记充警迹人。”[161]这是元代关于罪犯刺字的最早文献。可见刺字主要用来惩罚强盗和窃贼。这里说明刺字部位是右臂和项。但是从以后的执行来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严格。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西行省判处建昌县抢劫钱钞罪犯张焦住“杖断一百七下，刺面配役”。得到中书省同意。[162]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西雩都县贼人胡万五伙同他人“偷豕分食”，被判处“刺额，杖断六十七下”[163]。成宗大德五年（1301）颁布“强切盗贼条画”，将以往有关盗贼的处理办法加以厘正统一，其中规定：“诸切盗，初犯刺左臂（谓已得财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警迹人。官司拘检关防，一如旧法。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列。”[164]和中统五年的条画相比，切（窃）盗刺字由两犯改为三犯，增加了刺左臂；强盗和原来一样。这一次还明确规定蒙古人和妇人犯罪不刺字，后来的补充规定：“诸色目人犯盗，免刺科断。”[165]所以犯盗窃贼而要刺字者，实际上限于汉人（包括契丹、女真等）、南人。[166]此外，中统五年条画中“虽会赦亦刺字”的规定继续有效。武宗至大元年（1308）刑部议拟，“诸强切盗贼，若已得财，其虽不得财而曾奸伤事主，及因而故烧屋舍，并损坏财物产畜田场积聚之物者，罪遇原免，拟合刺字相应”[167]。中书省批准了这一建议，成为通例。

刺字是专门用来惩罚窃盗行为的。至于窃盗行为有轻重之别，则另行判处杖、徒、流刑。所以，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犯人同时判三种刑罚，即刺、杖、徒（或流）。如延祐三年（1316）江西宜春县贼人因“切盗”罪“依例杖断七十七下，刺左臂，外徒一年”[168]。江浙行省嘉兴路贼人周大添“初犯切盗，已经刺断，将刺字改作雕青”；再犯偷盗，并戮伤事主，因而“将本贼杖断一百七下，补刺，迁徙辽阳地面屯种相应”[169]。但是，判处“边远出军”的罪犯，却可免去刺字。大德八年（1304）发布的条画中规定：“合出军的贼底，不刺，断交出军有来。”[170]“其应出军者，情犯尤重，缘其投戍边远，欲具自效，故不见刺字之例。”但是，一旦遇到大赦，“独不加黥，则反为轻矣”。所以，元朝政府又规定，“今后出军贼人，遇恩免放，合依盗贼会赦例，刺字，发还原籍充警（警迹人）”[171]。

大德五年“强切盗贼条画”中在臂、项刺字的规定适用于盗贼。此外，还有刺手背和刺面。刺手背仅用于私盐犯人，除判处杖、徒刑外，“仍于手背刺‘盐徒’二字”[172]。刺面则只限于某些特殊的罪行。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敕：‘吏人贼行者黥其面。’”[173]又，“诸受财卖他人敕牒，及收买转卖者，杖一百七，刺面，发原籍”[174]。刺面的情况是不多的。

元代除刺字和死刑外，没有其他传统的肉刑（劓、剕、宫）。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八月，“诏：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175]。顺帝即位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集团企图用残酷的刑罚镇压群众，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有上述法令的颁布。它不仅恢复了黥额，而且恢复废除已久的劓刑。但当时有人说：“治天下者不能以无刑。墨、劓、剕、宫、大辟，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后世之五刑也。肉刑难尽复矣，比者治盗略仿劓刑，有司阁而不用，卒于不行。岂真不可复欤？”[176]从这段话看来，劓刑虽然颁布，但大概并没有真正实行。

2.警迹人。所谓“警迹人”，就是有犯罪行为受地方官府管制的人员。上面所引中统五年圣旨条画中说，强盗、窃盗除刺字、断罪外，“皆司、县籍记，充警迹人”。就是在录事司、县登记，成为警迹人。同一圣旨条画中，还说：对于警迹人，“令村坊常切检察，遇有出处经宿，或移他处，报邻佑知。若经五年不犯者，听主首与邻人保申除籍。如能告及捕获强盗一名，减二年；二名，除籍；切盗一名，减一年。其除籍后，若有再犯，终身拘籍。应据警迹人除缉捕外，官司不得追逐出入，妨碍营生”。可见，警迹人是在官府严密监视之下的。他们只有在5年无过或检举其他罪犯有功的情况下才能免去这种特殊的身份，成为普通的居民；如果再犯，便终生充当警迹人。圣旨条画中反复提到“籍”，是指登记警迹人的专有名册。延祐三年（1316），刑部在研究江西贼人胡万五案件时说，“本贼先犯偷豕分食，至今二十余年不曾作过，例合除籍”[177]。指的就是警迹人籍。

一般说来，警迹人就是在服刑（刺字和杖、徒、流刑）以后，再在原籍登记，受地方政府的监督。具体来说，则有多种情况。一种是判处刺字和杖刑的盗贼，处刑以后，便发还原籍，充警迹人。如大德十一年（1307），杭州路贼人谢寿三被判“追赃到官，刺断六十七下，发充警迹人”[178]。至顺二年（1331）江西清江四会院僧人盗发彭家祖坟，“中书下之刑部，议其罪，比强盗减死，黥僧为民，隶有司，充警”[179]。这是因为取消僧籍，为民当差，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所以在刺字之后，没有判徒或流刑，便交付原籍充警迹人。[180]另一种是判处徒刑的盗贼，“带镣居役，满日收充警迹人”[181]。与此有关的是，有的徒刑罪犯，“为无配役去处，将本人羁管听候”，也就成了警迹人。[182]还有一种是，判处流刑的犯人，如果遇赦放回，“就发原籍充警相应”[183]。“充警”就是充警迹人。有的盗贼，正在审判过程中遇赦，免去杖刑或徒、流刑，但仍需“刺字充警相应”[184]。

根据中统五年的圣旨条画以及后来的有关规定，[185]可知警迹人的管理措施主要是：（1）外出经宿或移往他处，必须向“邻右”告知；（2）必须自理生业，即有正当的职业，如果“游惰不事生产作业者，有司究之”；（3）每半个月要到地方官府衙门报到一次；（4）门前“置立红泥粉壁，开写姓名、所犯”。这样做既是一种惩戒，也使他人对之有所警惕。元朝政府鼓励警迹人告发其他盗贼，有时还派遣他们去“捕盗”，立功自赎。

警迹人并非元代首倡，在北宋已见记载。[186]但作为一种辅助的刑罚，它在元代得到了全面的推广。

3.籍没。籍没就是没收财产，元代籍没之法在三种情况下使用。

一是对犯罪或渎职的官员使用。如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十六年九月，“诏……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187]至元三十年（1293），因领军征爪哇失败，史弼与亦黑迷失“没家赀三之一”[188]。元英宗延祐七年（1320）二月，杀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并籍其家”。同年十月，“将作院使也速坐董制珠衣怠工，杖之，籍其家”[189]。至治二年（1322）七月，“中书左丞张思明坐罪杖免，籍其家”[190]。至顺二年（1331）三月，燕南廉访使犯有贪污罪行，根据御史台的意见，文宗下令“追夺制命，籍没流窜”[191]。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对于被认定犯有罪行或渎职行为的官员行施籍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杖、流、死刑的不同反映出罪行轻重有别，但都可以同时籍没。

二是对触犯某些特殊禁令的处罚。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192]。大德四年（1300）圣旨：“造弹弓的、拿弹弓的，打七十七、八十七，断没一半家私者。”[193]大德十年（1306）四月，“诏凡匿鹰犬者，没家赀之半，笞三十”[194]。英宗至治二年（1322）三月，“禁捕天鹅，违者籍其家”[195]。但是，这些禁令往往是临时性的措施。[196]

三是对走私行为的惩罚。元代盐由国家垄断专卖，对于私贩者严加惩罚。“诸犯私盐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给赏。”“诸伪造盐引者斩，家产付告人充赏。”对于私茶处罚比私盐要轻，“杖七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但“伪造茶引者斩，家产付告人充赏”[197]。

综上所述，可知籍没家财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曾经相当广泛地使用。但在多数场合下，这是针对某些特殊情况采用的临时性措施，这和五刑、刺字有明显的区别。

4.没妻子。没妻子就是将罪犯的妻妾子女收入官府的局院作工，有的则分配给贵族官僚作奴婢。没妻子是一种特别严厉的惩罚措施，主要施用于有犯上作乱罪行的犯人。“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陵迟处死，为从者处死，知情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并没入其家”；“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诸乱言犯上者处死，仍没其家”[198]。

除了犯上作乱之外，还有几种行为也要受“没妻子”的惩罚。一是在禁猎区放鹰打猎。至元十年（1273）九月，“禁京畿五百里内射猎”[199]。“若有违犯底人呵，将他媳妇、孩儿每，头匹、事产，都断没也者。”[200]这项禁令后来逐渐放松，到至大四年（1311）三月仁宗即位时才正式取消。[201]二是写匿名书。成宗大德七年（1303）正月，“诏凡为匿名书，辞语重者诛之，轻者流配，首告人赏钞有差，皆籍没其妻子充赏”[202]。这主要指书中有犯上作乱和涉及“官事”内容。如果“讦人私罪，不涉官事者”则另行处理。[203]

凡是“没妻子”的，同时也必然“籍没”资产。或者可以说，狭义的“籍没”指没收资产，而广义的“籍没”则包括妻子和资产在内。从元代的实际情况来看，“籍没”和“没其家”“籍其家”“没其家赀”“籍其家赀”通常是一个意思，都指没收家中资产，凡是没收妻妾子女则明确讲“没妻子”或“没其妻子”，在一些直译蒙文的文书中，则如上引至元十年诏令干脆称之为“将他媳妇、孩儿每”“断没也者”。

关于“没妻子”的比较有名的事例，是成宗时的朱清、张瑄案件。朱清、张瑄出身海盗，降元后以经营海运有功，掌握海上运输大权，富可敌国，引起元朝统治者猜忌。大德七年（1303）被处死，“籍其家，没入诸子女，或窜之漠北”。有的妻、女分配与人，有的经人代为请求，得免为奴，男的编入工匠籍中，女的则入官府的绣局。[204]

泰定帝死后，元朝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发生内战，以文宗图帖睦尔取胜而告终。失败一方的许多贵族、官僚遭到杀戮，妻妾子女被没收。天历元年（1328）十月，“中书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赀，又没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后请勿没人妻子。’制可”[205]。但事实上并未因此停止“没妻子”的做法。二年六月，“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言：‘五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206]他的建议结果如何，是不清楚的。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九月，“诏：今后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207]但是，至正五年（1345），铁木儿塔识拜御史大夫，“建言：‘近岁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犹籍其妻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请除其法。’上从之，遂著为令”[208]。这和后至元六年的诏令显然是一回事，如果不是记载有误，就应是后至元六年诏令颁发后并未执行，到至正五年再次重申。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元代后期，一直有人要求废除“没妻子”之法，也得到皇帝的同意，作为法令颁布。不过这种法令似乎并没有认真地付诸实行。而且，很可能只限于获罪的大臣，并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罪犯。

5.经济惩罚。对于人身伤害和盗窃行为，除了刑罚之外，还要给予经济惩罚。经济惩罚主要有烧埋银和养赡钞。

烧埋银。凶手家属付给被害人家属的丧葬用费。“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定，会赦免罪者倍之。”[209]这条法令最早见于至元二年（1265）二月的圣旨条画[210]，以后一直奉行。

原来蒙古国的“体例”，“杀了人有罪过的”“与女孩儿有”。忽必烈即位后有人建议，“给重囚衣粮医药，免籍其孥产，止令出焚瘗钱”。被接受定为正式法令。[211]凡是无力缴纳烧埋银的，有的仍将“小女孩”“断付苦主收管”。有的则由犯人家属典身或雇佣，以典雇所得来凑足烧埋银。[212]

各种伤人致死的案件，可因情节轻重判处死刑或杖、流刑，但都要征烧埋银，但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发生的这类案件例外。“诸蒙古人冈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213]在上一节已说过，“断罚出征”实际上比死刑减一等，说明蒙古人享有特权，但烧埋银仍须全征。“银五十两”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而是折成元代通行的钞。至元二年初颁布时，银1两该中统钞2两。元制以50两为一锭，银、钞均同，所以征追的烧埋银实际上是中统钞100两，即两锭，至元十九年改为钞4锭。元代纸钞不断贬值，至元三十一年（1294）折成中统钞10锭。至大四年（1311），又折成中统钞50锭。[214]

养赡（济）钞。主要适用于因伤致残者。“诸以他物伤人，致成废疾者，杖七十七，仍追中统钞一十锭，付被伤人，充养济之资。”“诸因斗殴，斫伤人成废疾者，杖八十七，征中统钞一十锭，付被伤人，充养济之资。”“诸以刃刺破人两目成笃疾者，杖一百七，流远，仍征中统钞二十锭，充养赡之赀，主使者亦如之。”“诸因争误瞎人一目者，杖七十七，征中统钞五十两，充医药之费。”[215]

从忽必烈时期的一些案例来看，殴伤致残一般将犯人判处杖刑。在杖刑以外加征养赡（济）钞，大概是元代中期的事。从武宗至大和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一些案例来看，因伤致残多数征中统钞20锭，正和上述规定一致。而犯人除了负担养济银外，一般要处杖刑，然后迁徙或流远，比起忽必烈时期来，显然是加重了。此外，有的在征养赡钞的同时，因为被害者“俱成废人，若不忧恤，成（诚）恐失所”，“再于犯人家产内约量拨田赡济相应”[216]。

一赔九。这是专门为偷头口（牲畜）制定的法令。忽必烈统治后期正式颁布，达达（蒙古人）偷头口的，“重的敲了（杀了）”，轻的杖刑，此外，偷一个赔九个。如果没有足够的牲畜，可用女孩儿或驱口折合。15岁以上的女孩儿准折5个头口，10—15岁准折3个头口，10岁以下的和驱口酌情处理。后来，汉人偷头口的同样处理。[217]

牲畜是牧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因此，草原牧民对偷盗牲畜的行为深恶痛绝，施加重罚。偷一个赔九个显然是草原的习俗，后来被继承下来，并推广到北方农业地区。甚至在南方也一度推行。大德五年（1301）十二月，元朝政府根据“前后行过体例，斟酌轻重”，颁发了《强切（窃）盗贼断例》，其中说：“偷头口的贼人，依着蒙古体例教陪九个断放有。如今也则依着那体例行者。”也就是说，偷头口的贼人也按这个《断例》办理，即采用刺字和杖、徒等刑。[218]自此以后，偷一个陪九个的规定实际上已取消了。成书于英宗时的《大元通制》不再收入这方面的规定，因此，以《大元通制》为依据的《元史·刑法志》中也没有一陪九的条文。

元代的刑罚，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主体，同时还有刺字、警迹人、籍没、没妻子以及一些经济手段的刑罚。综观元代的刑罚状况，我们可以看到：

（1）元代刑罚从总的来说，无疑是中原传统刑罚制度的延续，除了某些经济手段之外，元代的各种刑罚都是中原以前各代王朝曾经行施过的。

（2）元代刑罚加入了某些蒙古因素，如偷盗牲畜一赔九，以女孩儿作赔偿等。笞、杖尾数为七，也可看成蒙古因素。但是，蒙古因素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而且逐渐发生变化，直至消失。当然，对于草原上的蒙古人，肯定还行用传统的“蒙古体例”，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很清楚的。

（3）元代刑罚的某些规定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如蒙古人、色目人犯罪不刺字，蒙古人因争杀汉人断罚出征等。但在正式法令中这种规定并不很多，民族歧视突出表现在具体的判决中。

（4）明初修《元史》，说元朝“用轻典，盖亦仁矣”。从有关的法令来看，说元代刑罚较前代为轻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世祖忽必烈初期将前代的徒、流折成杖，将刺字主要限于臂、项等。但是，刑罚的轻重不能光看法令条文，更要看具体的执行。这方面的问题，将在本章第四节加以叙述。

第四节 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

大蒙古国时期，统治机构简单。成吉思汗在宫廷中设置札鲁忽赤（断事官），任命自己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任普上断事官，要他惩治盗贼，察明诈伪，按体例该处死的处死，该罚的罚。[219]后来的记载说：“成吉思汗皇帝时分，立札鲁花赤呵，诸王、驸马、各怯薛歹、各爱马、蒙古、色目人每，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交管来。”[220]诸王、贵戚、功臣在自己的分地中，也设置断事官[221]，他们的职责和断事官无疑是相同的。在蒙古国控制下的“汉地”，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掌握了审判的权力。有些地方军阀，在自己的衙门中设置检法官[222]，这是沿袭金朝的官制。金朝和在此以前的司法制度，将审讯和定案分成两个部门，检法就是根据审讯的结果，检查相应的法律，定案判决。但在当时整个形势混乱的情况下，检法这类职务的设置，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忽必烈即位后，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各级审判机构的建立。后来的诸帝，又在忽必烈的基础上，有所修正补充。下面对元朝地方到中央的审判机构作简要的说明。

元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分行省、路、府、州、县（司）几级。县和录事司是同级平行的机构，录事司设在路、府所治的城中，负责该城的行政事务。县、司同时也是一级地方审判机构。县、司衙门中的正次官（县达鲁花赤、县尹、县丞、县簿，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判官）都可以主持审讯。但是，县尉的职责是“巡捕盗贼”，县以下的巡检司职责与县尉同，都“不许接受民讼”[223]。这是为了将治安与司法两种职能严格区分开来，防止作弊，宋代已有这样的规定，元朝沿袭了宋朝的规定。县衙门中一般设有六案，也称六房，分掌吏、户、礼、兵、刑、工。但由于各案（房）事务繁简不等，吏员数目有限，所以常将吏、户、礼三案（房）合在一起，兵、刑、工三房合在一起。民事案件主要属户案（房），也与礼、刑案（房）有关系；刑事案件主要属刑案，有些与其他案（房）有关系。

县、司衙门官员分头进行审讯，但在作出决定时，必须经过同一衙门官员的集体讨论，并在有关文书共同签字，以示负责。元朝政府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日早聚，圆坐参议词讼，理会公事。”“诸官府凡有保明官吏，推问刑狱，科征差税，应支钱谷，必须圆签文字。”[224]以县为例，县簿（主簿）“得与令、丞列坐联署。……其职乃与令等。……凡狱讼、期会署文书，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于丞若令。主簿不可，即尼不行”[225]。只要在官员中有人反对，决定就无法作出，必须重新审理，或报告上级。在县、司一级衙门，行政与司法的机构是完全合而为一的。

元朝政府对各级政府的审判权责范围有明确的规定。民事案件县、司便可断决。刑事案件，“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申札鲁火赤者，亦问”[226]。凡是不在司、县权限以内的案件，在初审以后，便须上送。元代路和路以下的行政机构有比较复杂的隶属关系，如图7-1所示。

这就是说，路与县、司之间的隶属关系，可以有七种。因而县、司上送的案件，有的直接送路总管府，有的则需先送府、州，再上路、府。还有一些州，是由县升级而成的，州下并不辖县。如至元二十年（1283）江南升县为州者四十有四。[227]这一类州在审判同司、县一样，承担民事案件的审讯和判决，以及刑事案件的初步审理，然后将在自己权限以外的案件转送州、府或路。此外，还有一种府，是直隶于行省的，并不隶属于路，如江浙行省辖下的松江府。元代路、府、州、县的关系图见图7-1。

图7-1 元代路府州县关系

元代的州设达鲁花赤、州尹、同知、判官。和司、县一样，州的这些官员都要承担审讯工作。其中州判官“兼捕盗”[228]。在县衙门中，“职专捕盗”的县尉是不能主持审讯的，但州判官则不同。一则州判官“与管民官通行署事”（共同签署各种文书），而县尉则不与管民官署押文字。两者地位有别。二则州设判官二员，轮流捕盗，其中一员便可从事审讯[229]。州判官在州衙门的审讯中起重要作用，如黄，“改诸暨州判官。……奸民以伪钞勾结党与，胁攘人财，官若吏听其谋，挟往新昌、天台、宁海、东阳诸县，株连所及数百家，民受祸至惨。郡府下鞫治，一问，皆引伏”[230]。又如，盖苗“登进士第，授济宁路单州判官。州多系囚，苗请疏决之，知州以为囚数已上，部使者未报，不可决。苗曰：‘设使者有问，请身任其责。’知州乃勉从之。使者果阅牍而去”[231]。盖苗作为判官，有权主持审讯，才能负“疏决”之责。总起来说，州衙门和司、县一样，体现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合而为一。在州衙门，审判的决定也是要所有官员共同作出的。如果有人反对，就须重审或送交上级衙门。例如，虞槃“除湘乡州判官。……有富民杀人，使隶己者坐之。上下皆阿从，槃独不署。杀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232]。不过这样认真的官员是不多见的。

路、府的情况和州、司、县有所不同。元代路设总管府，设有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判官以上各一员；推官上、中路二员，下路一员。府的官员有达鲁花赤、知府、同知、判官、推官，各一员。路、府都设推官，他们的职责是“专管刑狱，通署刑名追会文字，其余文字并不会押，诸官府亦不差占。凡有罪囚，推官先行穷问实情，须待狱成，通审会署。事须加刑，与同职官员问”[233]。路、府的推官，就是专职的审讯官。路、府的其他官员，则不从事审讯工作。但是，在审讯以后，其结果和处理办法，仍须同一衙门中其他官员讨论认可，共同签署。为了工作的保密和不受干扰，还有专门的审讯场所，“国朝各路置总管府，其官属自达鲁花赤、总管以至推官，皆联衔署书，而刑狱之政则推官专任之。故府治之旁，推官别有厅事，以为详谳之所，谨其职严其体也”[234]。

宋代，刑事审判实行鞫、谳分司之法。鞫司（狱司）负责审理犯罪事实，谳司（法司）负责检法议刑。“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235]鞫、谳分司，可以说是宋代审判制度的一个特点。但在县一级并不实行鞫谳分司。元代没有实行这种办法。如上所述，元代在州、县实行的是官员分头审理，在路、府则是推官专职审理，然后再由同级官员共同议刑之法。至于“检法”并根据案情提出初步意见的，通常是各级衙门中的首领官和吏员。以路总管府为例，“事无巨细，承吏先抱案以白首领官，详阅义可，然后书拟，路官乃署押施行。路官所见或异，则听首领官庭辩再三，弗从，则又许疏其事白之省幕若部”[236]。

一般案件，路及路以下衙门便可判决；重大案件，则须上报行省及中央。凡是路府上送的案件，“行省专委文资省官并首领官、吏，用心参照，须要驳问，一切完备，别无可疑情节，拟罪咨省”[237]。这就是说，行省要指派官员、首领官、吏员对上报的案件文卷进行审核。例如，“延祐二年，（刘润）迁朝列大夫、辽阳省左右司郎中。先是惠州民孙让杀人，赂长吏为误杀，由赦而出。乃潜询得情，移官覆讯，迄当以罪。方旱而雨，人谓决狱所感”[238]。又如，泰定帝时，王文彪任江浙行省掾史，“其所掌多重狱，每抱其狱禀堂上，有所疑议，无不立决者”[239]。就是官员、吏员审核案件文卷的例子。经过专门指派的官员、首领官、吏员审核以后，还要报告“堂上”也就是行省负责官员，经过行省负责官员讨论通过，再上送中央。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说的是对案件文卷进行审核，审核者并没有进行审讯的权力，所以刘润发现问题后，只能“移官覆讯”。行省另行设置审讯机构，名叫理问所。

前面说过，大蒙古国时期，大汗朝廷中设札鲁忽赤，处理刑政，汉人称之为断事官。诸王、贵族的各部中也相应设断事官。忽必烈即位后，陆续设行中书省，各行省亦设断事官，“时断事官之为职仍国旧典，剖决刑政，其任甚重，非上所识察者弗授也”[240]。行省原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元朝统一全国以后，逐渐成了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行省断事官也就改名为理问：“理问所旧称断事官……后稍文其名，以断事之署为理问所。”[241]断事官原来权力很大，改为理问以后，只保留了审理刑狱的职能。凡是行省官员审核认为情节可疑的某些案件，以及行省以下地方行政机构经久不决的疑难案件，便交给理问所去审理。成宗大德七年（1303），畅师文“出为陕西行中书省理问官，决滞狱，不少阿徇”[242]。也是在成宗时，“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阴贼为奸，州、县吏以赂咸听驱使，由是数侵暴细民。……兰溪州民叶一、王十四有美田宅，范欲夺之，不可。因诬以事，系狱十年不决。事闻于省，省下理问所推鞫之……冤遂得直，置范于刑”[243]。不仅刑事案件，有些疑难的民事案件，也由理问所审问，提出处理办法。例如，大德四年（1300），鄂州路儒户万永年的财产继承问题，上告到湖广行省，行省便“送理问所归问”[244]。又如，大德元年（1297），江浙行省理问所对平江路人户杨福一娘的重婚问题，提出处理意见。[245]

行省的理问所设理问二员，正四品；副理问二员，从五品。就其职能来说，理问和路、府的推官相近。但路、府推官仅限于审理刑事案件，而行省理问所则在审理刑事案件之外兼及民事案件，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理问所和推官各自隶属于行省、路、府，彼此没有垂直的隶属关系。和推官审讯的结果一样，理问所审讯的结果也须上报行省一级负责官员，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有效。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州、县二级，行政官员就是司法官员，一身二任，行政机构同时也就是审判机构。从府以上，便有了专门的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具体来说，路、府是推官厅、推官，行省是理问所、理问。但是推官、理问都是在行政机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审判的结果也须得到行政机构负责官员的认可，才能生效。因此，行省、路、府的审判机构，不能认为是独立的。

上面说过，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明确的裁判权限，但是行省却没有明确的裁判权限。这是因为，行省本是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代表中书省处理政务，后来才逐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它的职责范围也是逐渐才明确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有关裁判权限的规定，没有涉及行省，原因就在这里。行省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地位明确以后，相应地必然在司法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有关的记载来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路总管府上报的重大案件进行审核，对下级政府难以裁决的疑难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进行审理。重大案件经行省审核以后再上报中央，疑难案件经过审理后再按不同的权限范围由各级机构进行处理。元朝在全国建立十个行省，此外还有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和内蒙古的一部分。“腹里”设路、府、州、县而没有行省，因此各路的重大案件都直接报请中央裁决。这是和其他行省不同的。

元朝中央政府中负责审理刑狱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中书省刑部，另一个是大宗正府。蒙古帝国初建时，官制简单，成吉思汗任命自己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为札鲁忽赤，管理“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246]。但后来的事实说明，札鲁忽赤的职责并不限于刑政，还有征收赋税、登记户籍等职能，实际上成了总管一切政务的最高行政官。汗廷的札鲁忽亦称为大札鲁忽赤，各部也都设有札鲁忽赤。蒙古帝国统治“汉地”后，在燕京派驻札鲁忽赤，主管“汉地”的事务。各地的刑事、民事案件，一般由当地的军阀处理。[247]忽必烈成为大汗后，设中书省，总理一切行政事务。中书省下辖六部，刑部为六部之一，“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覆，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248]。札鲁忽赤仍然保留，但权限缩小，“止理蒙古公事”，即“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249]。至元十六年（1279）改称大宗正府。[250]因此，在忽必烈即位后一段时间内，刑部审理“汉人”的刑狱，而大宗正府（札鲁忽赤）则审理蒙古人的刑狱，至于色目人，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归前者或后者审理。在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江南地区的刑狱，也归刑部审理。

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汉人有罪过呵”，交给大宗正府审理。[251]这是元代司法程序的一大变化。此后，北方“汉地”轻罪由地方“有司决遣”，“重者从宗正府听断”[252]。也是在至元二十二年，曾有人主张“以江南狱隶宗正”，但因当时的大宗正（大札鲁忽赤）哈剌哈孙认为难以管理，因而中止。[253]这样，大宗正府拥有对蒙古和“汉人”也就是草原和北方“汉地”的刑狱审核权，而中书刑部则只能审核江南的刑狱，前者的重要性超过了后者。到了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以汉人归刑部”[254]。这是恢复到至元二十二年以前。在此以后，还有几次变化。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八月，“敕以刑狱复隶宗正府，依世祖旧制，刑部勿与”[255]。这里的“刑狱”无疑指的是“汉人”刑狱，所谓“依世祖旧制”，即恢复至元二十二年的规定。又隔了几年，文宗致和元年（1328），“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256]。据此，则北方除上都、大都地区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之间纠纷的案件归宗正府外（蒙古、色目内部以及蒙古人、色目人之间纠纷无疑归宗正府），其余地区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词讼均归地方政府和中书刑部处理，这是再一次调整，大宗正府的权限缩小了。没有多久，到顺帝元统二年（1334），三月：“诏：蒙古、色目犯奸盗诈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257]这显然是致和元年诏令的继续，所谓“属有司”既与“隶宗正府”不同，那么无疑应是致和元年的“归有司、刑部掌管”。根据这一次诏令，可以认为，刑狱的处理不再以地域划分，而是以四等人来区分了。总之，致和元年和元统二年的诏令，反映出刑部的权限有所扩大。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三月，“以按灰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总掌天下奸盗诈伪”[258]。“也可”是蒙语“大”的音译。“奸盗诈伪”指各种刑事案件。从这一任命看来，很有可能是扩大大宗正府的权力，使之凌驾于刑部之上，成为最高的审判机构。但是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说明。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作为中央的两个司法机构，大宗正府与中书省刑部之间，一直存在职权范围的矛盾。矛盾的中心是对“汉地”和“汉人”刑狱的管理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大宗正府的主要官员札鲁忽赤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充任，“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259]。而刑部尚书和刑部的其他主要官员则大多由“汉人”充任。大宗正府和中书刑部围绕“汉人”刑狱审核权的矛盾，实际上是元朝政府中民族矛盾的表现。

各省（“腹里”的各路）重大案件上报中央，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审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书刑部审核；至于“汉人”的案件，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处理，有时送大宗正府，有时送中书刑部。对色目人的处理，规定是不很明确的，一般似按所在地区或送呈大宗正府，或送呈中书刑部。重大案件指经过地方政府审理认为应判死刑和流刑的案件。蒙古帝国前四汗时期，“汉地”军阀，燕京札鲁忽赤，都有生杀之权，给百姓造成很大痛苦。忽必烈为藩王时，征询治道，有的谋士就向他提出，必须“收生杀之权于朝，诸侯不得而专”[260]。忽必烈在即位之初，便宣布：“凡有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审问狱成，便行处断，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案牍繁冗，须臾决断，万一差误，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问得实，具事情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省闻奏，待报处决。”[261]从而正式把死刑的终审和判决的权力收归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在以后的许多法令中，这一原则一再申明。成宗大德四年（1300）的一件中书省文书中说：“切惟国朝最以人命为重，凡有重刑，必须奏覆而后处决，深得古先谨审刑辟之意。”[262]在此以前，地方政府即有判决死刑的权力。以宋朝来说，一般死刑案件，地方政府（州）即可裁决，执行后再报刑部复审，只有疑难案件才报中央有关机构审理。前一类死刑称为不应奏，后一类死刑称为应奏。[263]自元朝实行死刑一概由中央决审以后，明、清继之。因此忽必烈的这一措施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判处流刑都须上报中央，其中发配到边境充军的，和死刑一样，要经过皇帝的批准。从大德八年（1304）以后，出军犯人已不需向皇帝奏报，仅由大宗正府和中书省审核通过，即可执行。[264]

逐级审理、中央终审、皇帝批准的程序，固然体现了对重大案件处理的慎重态度，但必然造成案件积压。为了加快对重大案件的处理，元朝政府常常派遣中央各机构的官员，分赴各地，与地方官员会审。忽必烈统治时期，已开始采用这种办法，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月，“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各一员，决大都路及诸路罪囚”[265]。进入中期以后，这种做法经常举行，逐渐发展成为“五府”制。所谓“五府”，指中央的五个机构，即中书省、刑部、枢密院、大宗正府、御史台。现在可知至迟在仁宗皇庆元年（1312）的文献中已有“五府官”“五府审囚官”的名称[266]，则其出现应在此以前。中央的有些重大案件，由“五府”审理。如英宗时，权相铁木迭儿诬陷上都留守贺伯颜，“乃奏其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下五府杂治，竟杀之”[267]。但“五府”的主要职责，则是定期到各地审理案件。“先是有旨，定三年五府一出，分行各处虑囚。”[268]“朝廷比者患狱囚之多且淹也，每三岁命五府官分诣诸道决之，亦良法也。”[269]派遣到各地担任“五府审囚官”的通常是各机构的中级官员，可考的有大宗正府员外郎、枢密院判官等。到各地后，再加上行省、行台或肃政廉访司官员，因而又有“七府”之名。[270]“五府”审讯的，主要是死刑案件，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五府之官，所以斩决罪囚者。”[271]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七月，下诏：“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盗贼诸罪，不须候五府官审录。”[272]“五府”官审讯判决的死罪案件，仍须上报，经皇帝批准，才能执行。但是，“三年一次遣官审理，本为罪囚在禁淹滞”；而三年一出，“则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处决”，其结果是“狱囚系伙愈见淹延”[273]。另外，这种联合审理的办法，表面上看可以集思广益，事实上则是“群坐堂上，谳言可否，动多牵制”[274]。总之，“五府”审囚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大约在顺帝至正二年（1342）以前，便停止了。

从元朝审判机构的设置和有关审判程序的程序来看，元朝政府对各类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既继承了前代王朝的有关制度，又有所改革创新，特别在死刑的终审判决上。必须看到的是，元朝各级审判机构的审判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因而冤假错案极多，当时有人感叹道：“天下之冤胡可胜数！”[275]而且案件拖延不决的现象非常严重，“牵连岁月，干犯人等，大半禁死”[276]。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政府本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官吏贪污成风，惟利是视。“官吏奸蔽，出入挑搅，狱讼万端，繁文伪案，动若牛腰，一语抵官，十年不绝。……府、州、司、县，惟利是视，以曲为真，以非为是。上至台、省，浊乱尤甚。”[277]除了这一根本性的历代封建王朝共有的弊病之外，还有元代特有的问题。一是元代立法工作中的缺陷。本章第一节已对元代立法的情况作过简要的说明。元朝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制订出系统完整的法典，审判时作为依据的主要是“断例”，凡是经过中书省、大宗正府和皇帝批准的案例，便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只以“断例”为凭，官吏可以深文周纳，各取所需。元代中期颁布的《大元通制》，是一部系统的法典，但它的内容，仍是以“断例”的形式出现的。元朝末年，苏天爵曾建议续编《通制》，已见前述（本章第一节）。从他所说可以看出立法缺陷对审判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明初，朱元璋认为：“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循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278]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另一是官员素质的低下。有元一代，官吏文化修养和行政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之低，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很突出的。元代前期，“即今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识一字者”[279]。元代中期，“司、县官吏，公明廉敏者固亦有之，然推问之术，少得其要。况杂进之人，十常八九，不能洞察事情，专尚捶楚，期于狱成而已”[280]。一直到元末，并无大的改变。低下的素质，无法胜任正常的审判工作，也是造成司法混乱的重要原因。

[1] 《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第28页。

[2] [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译本，第25页。

[3]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按，“拾遗”指拾取无主之物，据马可·波罗说，拾得无主之物必须交给专门的官员，如不立时交出将受惩罚。（《马可波罗行纪》中册，冯译本，第371页）“履阈”指脚踏门槛。据出使蒙古汗廷的传教士鲁不鲁乞记述，他的伙伴不慎在大汗帐幕门槛上绊了一下，立即被逮捕，后因事先不知得免于一死，见《出使蒙古记》，第183—185页。

[4]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条。

[5] 黄：《拜住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

[6] 柯九思：《宫词》，《草堂雅集》卷1。

[7] 胡祗遹：《论并州县》，《紫山大全集》卷23。

[8]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9] 《元史》卷158，《姚枢传》。

[10] 《元史》卷159，《宋子贞传》。

[11] 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0。

[12] 关于忽必烈即位初期颁布的条格、条画，请参见[日]植松正《元代条画考》（一）（二），载《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45、46号。

[13]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14] 《元史》卷7，《世祖纪四》。

[15] 《奏议》，《青崖集》卷4。

[16] 《元史》卷126，《安童传》。按，《元史》卷8《世祖纪五》云：“（十年，十月，丙辰），敕伯颜、和礼霍孙，以史天泽、姚枢所定《新格》参考行之。”

[17] 胡祗遹：《论定法律》，《紫山大全集》卷22。

[18]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0。

[19] 《元史》卷173，《崔彧传》。

[20] 胡祗遹：《论定法律》，《紫山大全集》卷22。

[21] 胡祗遹：《论治法》，《紫山大全集》卷21。

[22] 《〈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吴文正公集》卷11。

[23] 《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参见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6。

[24] 日本学者植松正将散见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至元新格》文字加以辑录，得95条，见《汇辑〈至元新格〉并汇解说》（《东洋史研究》第30卷第4号）。可参看黄时鉴编《至元新格辑存》，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5] 徐元瑞：《吏学指南》。

[26] 《元史》卷205，《奸臣传》。

[27] 《元典章》卷2，《圣政一·守法令》。

[28] 《历代名臣奏议》卷66。

[29] 《元史》卷19，《成宗纪二》。按，大德七年“定赃罪十二章”。（《元史》卷21，《成宗纪四》）应是在元贞二年条格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30] 《元史》卷20，《成宗纪三》。《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条。

[31] 《元史》卷20，《成宗纪三》。

[32] 《元史》卷168，《何荣祖传》。

[33]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34] 何荣祖在修纂《大德律令》后，很快退休，中央政府再无人关心此事，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又，元代有《大德典章》一书，今已散佚（《永乐大典》中有若干遗文），疑是郑介夫所说民间编成的《断例条章》一类，与《大德律令》无关。

[35] 郑介夫：《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36] 现在通行的《元典章》一书，实际上就是案例的汇编，加上一些重要的单行法规。它应该就是郑介夫所说民间自行“杂采类编”而成的作品，并非官府刊行的。

[37]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38] 《元史》卷23，《武宗纪二》。

[39]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40] 《元史》卷176，《谢让传》。

[41]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见《通制条格》卷首。

[42]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43]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

[44] 《元史》卷28，《英宗纪一》。

[45]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

[46] 《元史》卷28，《英宗纪一》。

[47] 篇目名除见于今存写本《通制条格》之外，残缺者据《吏学指南·五科》和沈仲纬《刑统赋疏》补，用[ ]标明。内“祭祀”也可能是“官品”或“祠令”。又，“杂令”今存2卷，其余3卷可能是“杂令”，也可能是其他篇目，如“河防”“服制”“站赤”“榷货”。

[48] 唐令篇目见《唐六典》，金泰和律令20卷，篇目名称见《金史》卷45，《刑法志》。

[49] 现存《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习惯称为《通制条格》。有原北京图书馆影印明内阁大库写本。黄时鉴已将此书点校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0] 《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吴文正公集》卷19。

[51] 此文作于元顺帝时，有《枕碧楼丛书》本。

[52] 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53]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九月甲寅”条。

[54] 《明太祖实录》卷27，“吴元年十一月壬寅”条。

[55] 《经世大典序录·宪典总序》，《国朝文类》卷42。

[56] 有的同志认为《永乐大典》所收文字当隶于《经世大典·宪典》的“杀伤”篇，这是不正确的。

[57] 《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26。

[58] 顺帝至元元年（1335），江西行省咨：“但该有罪名，钦依施行圣旨，依例泊都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断罪？”都省议得：“遇罪名先送法司检拟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量情为罪。”（《刑统赋疏》）

[59] 苏天爵文中说“自延祐至今，又几二十年矣”，这是将编纂《大元通制》的工作从仁宗时算起。《通制》的正式颁行到苏天爵上书，不过10年。

[60] 欧阳玄：《〈至正条格〉序》，《圭斋文集》卷7。

[61] 《元史》卷41，《顺帝纪四》。

[62] 后至元六年（1340）七月，为了加快这一工作，顺帝“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巎巎等删修《大元通制》”。（《元史》卷40，《顺帝纪三》）“删修”和“删定”是同样的意思。

[63] 《至正条格》已佚。近年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了该书的印本残片，其中有顺帝元统二年的条文。又，残页中缝有“条格卷四十一”等字，可见《至正条格》的“条格”部分与《大元通制》的“条格”在分卷上是不同的。见李逸友《黑城出土的元代律令文书》，《文物》1991年第7期。

[64] “（至正）五年，拜中书参知政事。……时纂集《至正条格》，朵尔直班以谓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书名。时相不能从，唯除制诰而已。”（《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65] 《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

[66] 《元史》卷184，《陈思谦传》。

[67] 《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

[68] 《元朝秘史》卷10。后来，忽必烈俘获了叛变的东北宗王乃颜，亦用此法处死，见《马可波罗行纪》。

[69]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255页。贵由汗即位后，用此法处死其母脱列哥那的亲信法提玛，见《史集》第2卷，第213页。

[70]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71]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34页。

[72] 《史集》第2卷，第251页。

[73] 《通制条格》卷8，《仪制·臣子避忌》。

[74] 《史集》第2卷，第349页。

[75]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76] 刘克庄：《杜公神道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

[77]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59页。

[78] 《元史》卷2，《太宗纪》。

[79]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59页。

[80]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59页。

[81]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23页。

[82] 《元史》卷3，《宪宗纪》。

[83] 《黑鞑事略》。

[84]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在此以前一直行用大蒙古国国号。

[85] 《通制条格》卷2，《户令·户例》。

[86] 宋子贞：《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87]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88] 《元史》卷4，《世祖纪一》。

[89]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90] 王恽：《中堂事纪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2。

[91] 《元典章》卷40，《刑部二·狱具》。

[92]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93] 《元典章》卷40，《刑部二·狱具》。

[94] 《元典章》卷40，《刑部二·狱具》“依本例用杖子”条。

[95]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96] 《元典章》卷39《刑部一·刑法》。

[97] “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数上言：‘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各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议者惮于变更，其事遂寝。”（《经世大典序录·宪典·五刑》，见《国朝文类》卷42）显然，元代中期人们已不甚清楚这种折合关系了。

[98] 关于元代初期法律文献中的“法司”，各家所说不一，尚难定论。姚大力认为它应是负责掌管和检拟有关法律条文的专门人员或其机构。见《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元史论丛》第3辑）。

[99] 《元典章》卷41，《刑部三·内乱》“奸弟妻”条。

[100] 《元典章》卷42，《刑部四·戏杀》“船边作戏淹死”条。

[101] 《经世大典序录·宪典·五刑》，《国朝文类》卷42。

[102] 《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条。

[103] 《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私茶罪例”条。

[104] 《元典章》卷22，《户部八·匿税》“隐匿商税罪例”条。

[105] 《元典章》卷57，《刑部一九·禁宰杀》“赏捕私宰牛马”条。

[106] 《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条。

[107]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

[108] 《元典章》卷39，《刑部一·赎刑》“罚赎每下至元钞二钱”条。

[109] 《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夜》。

[110] 《元典章》卷39，《刑部一·赎刑》“民官公罪许罚赎”条。

[111] 《元典章》卷22，《户部八·酒课》“私造酒曲依匿税例科断”条。

[112]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隐藏军器罪名”条。

[113]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隐藏军器徒年”条。

[114]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流配》“贼人发付窑场配役”条。

[115] 《元典章》卷47，《刑部九·侵盗》“侵盗钱粮罪例”条。

[116] 诏书原文是：“配役底罪人旧底厮什么？到二年满底放了者，不到底二年呵，放了者。新底也做一年程限者。”（《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流配》“配役遇闰准算”条）。

[117] 《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十三·徒》。

[118] 《元典章》卷49，《刑部一·流配》“囚徒配役给粮”条。

[119] 《元史》卷103，《刑法志二》。

[120] 徐元瑞：《吏学指南·狱具》。“锲”，镰刀。

[121] 《元典章》卷40，《刑部二·狱具》。

[122]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条。

[123] 《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24]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流配》“囚徒配役给粮”条。

[125] 《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26] 《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27] 《金史》卷89，《梁肃传》。

[128] 《元史》卷18，《乌古孙良桢传》。

[129]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免配》“窃盗父母年老免配”条。

[130] 《元典章》卷20，《户部六·挑钞》“侏儒挑钞断例”条。

[131] 徐元瑞：《吏学指南·五刑》。

[132] 《元典章》卷39，《刑部一·五刑训义》。按，这应是金《泰和律》的条文，而为元初所沿袭。金明昌五年（1194），尚书省上奏说，“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则流刑之废应在此以前。见《金史》卷45，《刑志》。

[133] 见该书壬集。黄时鉴编《元代法律资料辑存》一书已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34] 《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误杀》“因斗误伤旁人致死”条。

[135] 《元典章》卷42，《刑部四·戏杀》“船边作戏淹死”条。

[136] 这两起案件上报中书省刑部后，又按杖、徒折合之法，改判杖刑。

[137] 《元典章》卷42，《刑部四·杀亲属》“打死婿”条。

[138]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39] 《元史》卷7，《世祖纪四》。

[140] 《元史》卷8，《世祖纪五》。

[141]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流配》“流囚释放通例”条。

[142]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旧贼再犯出军”条。

[143]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盗贼出军处所”条。

[144] 《国朝文类》卷42。

[145] 《元典章新集·刑部·发付流囚轻重地面》。

[146] 《元典章新集·刑部·盗贼通例》。

[147] 《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

[148]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流远出军地面”条。

[149] 《元史》卷33，《文宗纪二》。

[150] 《元典章》卷39，《刑部一·五刑训义》。

[151] 《经世大典序录·宪典·五刑》。

[152]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大恶》。

[153] “磔”，见《元史》卷195，《忠义传三·刘浚传》。“剐”，见《南村辍耕录》卷28，《刑赏失宜》。“磔”也有可能指分裂肢体之刑。

[154]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55]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56] 《元史》卷186，《成遵传》。

[157] 《元史》卷205，《奸臣·哈麻传》。

[158] 《元史》卷205，《奸臣·阿合马传》。

[159] 《元史》卷8，《世祖纪五》。

[160]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大恶》。

[161]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警迹人》“盗贼刺断充警迹人”条。

[162] 《元典章》卷50，《刑部十二·抢夺》“巡军夺钞刺断”条。

[163]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偷头口》“盗牛革后为坐”条。

[164]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切盗贼通例”条。

[165]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盗贼》。

[166]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刺字》“女直作贼刺字”条。

[167]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刺字》“遇赦依例刺字”条。

[168]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免配》“切盗父母年老免配”条。

[169] 《元典章新集·刑部·再犯贼徒断罪迁徙》。

[170]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免刺》“贼人出军免剌”条。

[171] 《元典章新集·刑部·出军贼在途遇免押赴所在官司刺字》。

[172] 《元典章》卷22，《户部八·盐课》，“盐法通例”条。按，盗贼也有刺手背的，“诸犯切盗已经刺臂却偏文其身，覆盖元刺，再犯窃盗，于手背刺之”。（《元史》卷104，《刑法志三·盗贼》）。

[173] 《元史》卷22，《仁宗纪二》。按，据《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职制下》：“诸仓廪官吏与府、州、司、县官吏人等，以百姓合纳税粮，通同揽纳，接受折价飞钞者，十石以上，各刺面，杖一百七。”“吏人贼行”应即指此。

[174]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诈伪》。

[175]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176] 吴师道：《乡校堂试策问》，《吴礼部文集》卷19。

[177]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偷头口》“盗牛革后为坐”条。

[178]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杂例》“妻告夫作贼不离异”条。

[179] 危素：《盗发彭府君墓记》，《危太朴文集》卷2。

[180] 管理僧人的衙门宣政院曾作出决定：“为和尚做贼的勾当，俺每商量来，依体例刺了呵，发遣原籍还俗，是军的交当军，为民的交当差者。”（《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刺字》“僧人作贼刺断”条）元代僧人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地位在军、民户之上，故取消僧籍是一种惩罚。

[181]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条。

[182] 《元典章新集·刑部·未配役再犯合刺断徒役》。

[183] 《元典章新集·刑部·出军贼在途遇免押赴所在官司刺字》。

[184] 《元典章新集·刑部·因争取财以盗论》。

[185] 《元典章》卷46，《刑部十一·警迹人》“警迹人转发原籍”条。《元史》卷104，《刑法志三·盗贼》。

[186] 李元弼：《作邑自箴》。

[187] 《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88] 《元史》卷17，《世祖纪十》。

[189]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190] 《元史》卷28，《英宗纪二》。

[191] 《元史》卷35，《文宗纪四》。

[192] 《元史》卷9，《世祖纪六》。

[193] 《元典章》卷35，《兵部二·军器》“禁治弓箭弹弓”条。

[194]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95] 《元史》卷28，《英宗纪二》。

[196] 例如，元代有私酒法，造私酒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元史》卷104，《刑法志三·食货》）和至元十四年的禁令显然有别。至元十四年春天旱无雨，农业生产成问题，为了节约粮食，忽必烈严行酒禁，故有这样的规定。

[197]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食货》。

[198] 《元史》卷104，《刑法志三·大恶》。

[199] 《元史》卷8，《世祖纪五》。

[200] 《元典章》卷38，《兵部五·违例》“禁地内放鹰”条。

[201] 《元典章》卷38《兵部五·违例》“禁地打猎物”条。

[202]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03]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禁令》。

[204] 王逢：《张孝子》，《梧溪集》卷4下。

[205] 《元史》卷32，《文宗纪一》。

[206] 《正史》卷33，《文宗纪二》。

[207] 《元史》卷40，《顺帝纪三》。

[208] 黄：《康里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

[209]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杀伤》。

[210] 《元典章》卷43，《刑部五·烧埋》“杀人偿命仍征烧埋银”条。

[211] 《元典章》卷43，《刑部五·烧埋》“烧埋银与四锭钞”条。《元史》卷170，《袁裕传》。

[212] 《元典章》卷43，《刑部五·烧埋》“无财可陪家属典雇”条。

[213]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杀伤》。

[214] 《元典章》卷43，《刑部五·烧埋》“杀人偿命仍征烧埋银”条。

[215]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杀伤》。

[216] 《元典章新集·刑部·富强残民良善》。

[217]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偷头口》“达达偷头口一个陪九个”条。

[218]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条。

[219] 《元朝秘史》卷8。

[220]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剜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条。

[221] “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元史》卷121，《博罗欢传》）

[222] 苏天爵：《杞县尹阎侯墓碑》，《滋溪文稿》卷18；《左君墓碣铭》，《滋溪文稿》，卷21。

[223] 《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听讼》“巡检不得接受民词”条。

[224]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圆坐署事”条，

[225] 揭傒斯：《送族子时益赴南康主簿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

[226] 《元典章》卷39，《刑部一·刑法》“罪名府县断隶”条。

[227] 《元史》卷12，《世祖纪九》。

[228] 吴师道：《婺源州重修捕盗司记》，《吴礼部文集》卷12。

[229] 《元典章》卷51，《刑部十三·捕盗》“州判兼管捕盗”条。

[230] 《元史》卷181，《黄传》。

[231] 《元史》卷185，《盖苗传》。

[232] 《元史》卷181，《虞集·附虞槃传》。

[233] 《元典章》卷40，《刑部二·鞫狱》“推官专管刑狱”条。

[234] 吴澄：《婺州路总管府推官厅记》，《吴文正公集》卷8。

[235] 《历代名臣奏议》卷217，周林奏疏。

[236] 《至顺镇江志》卷15，《参佐》。

[237] 《元典章》卷40，《刑部二·断狱》“重刑结案”条。

[238] 张养浩：《刘公神道碑》，《归田类稿》卷7。

[239] 王祎：《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18。

[240] 虞集：《昔里哈剌襄靖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2。

[241] 虞集：《捏古台公墓志铭》，《道园类稿》卷46。

[242] 《元史》卷170，《畅师文传》。

[243] 《元史》卷131，《拜降传》。

[244] 《元典章》卷17，《户部三·承继》“异姓承继立户”条。

[245] 《元典章》卷18，《户部四·嫁娶》“领讫婚礼改嫁事理”条。

[246]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剜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条。

[247] 在蒙古帝国前四汗统治时期，燕京札鲁忽赤与各地军阀的裁判权限有何区别是不清楚的。从现有的一些记载来看，他们都有判决死刑的权力。

[248]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49]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50]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按，历代宗正府都以处理皇族内部事务为主要职责。而元代大宗正府则以审核刑狱为主要职责。提议立宗正府的是世祖宠臣色目人阿合马，他大概没有弄清以往朝代宗正府的含义和职责，世祖忽必烈也一样。

[251]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剜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条。

[252] 《元史》卷20，《成宗纪三》。

[253] 《元史》卷136，《哈剌哈孙传》。

[254]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55]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256]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57] 《元史》卷38，《顺帝纪一》。

[258]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259] 《元史》卷87，《百官志三》。

[260] 《元史》卷158，《姚枢传》。

[261] 中统元年五月诏，《元典章》卷3，《圣政二·理冤滞》。

[262] 《元典章》卷40，《刑部二·狱具》，“禁治游街等刑”条。

[263] [日]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审判机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册。戴建国：《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研究》，《文史》第31辑。

[264] 《元典章》卷49，《刑部十一·强窃盗》“流远出军地面”条。

[265]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266] 《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称冤》，“称冤赴台陈告”条。《通制条格》卷20，《赏令》。

[267] 《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268] 刘岳申：《王员外东粤虑囚记》，《申斋集》卷5。

[269] 吴师道：《乡校堂试策问》，《吴正传文集》卷119。

[270] 《王员外东粤虑囚记》。

[27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2，《贞烈墓》。

[272] 《元史》卷39，《顺帝纪二》。

[273] 苏天爵：《建言刑狱五事》，《滋溪文稿》卷27。

[274] 吴师道：《苏御史治狱记》，《吴礼部文集》卷18。

[275] 吴师道：《朱敏平反冤狱事记》，《吴礼部文集》卷13。

[276] 郑介夫语，见《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77] 胡祗遹：《折狱杂条》，《紫山大全集》卷23。

[278]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甲寅条。

[279] 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21。

[280] 《元典章》卷40，《刑部二·鞫狱》“推官专管刑狱”条。

第八章 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节 官、首领官、吏

元朝政府是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国家机器，从中央府到地方，有许多层次，每一层次中又分若干部门。在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工作人员，通常统称为官吏，其实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即官（正官）、首领官和吏（吏员）。

第一等级是官（正官），各级政府机构中的负责人，也就是主持某一政府机构工作、负有决策责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官”的范围。每一政府机构中的负责人有长官和佐贰之分，而且每种官职通常均不止一人。第三等级是吏（吏员）。各政府机构中具体事务（案牍、翻译、传达政令、掌管印章等）的办事人员，称为吏（吏员）。“一县之务，领持大概者，官也。办习一切者，吏也。”[1]县衙门中这样，其他机构中也是这样。有的记载更明确说，吏的职责是“造文书，给趋走而已”[2]。在官和吏之间的是首领官。他们的职责是统辖吏员，协助主管官员处理某一方面的政务。首领官亦即吏员首领的意思。他们是官吏中的第二等级。首领官又称“幕官”“幕职”，“所以辅翼长、贰，总理掾属，相成一官之治，使无旷天工也”[3]。官（正官）的名目因机构不同而不同，但各机构的吏（吏员）和首领官的名目则是大同小异的。常见的吏（吏员）名目有掾史、令史、书吏、司吏、译史、通事、宣使、奏差、知印等。常见的首领官名目有经历、都事、主事、照磨、提控案牍、知事、典史、管勾等。

中央机构的官吏构成可以御史台为例。御史台设御史大夫2员，中丞2员，侍御史2员，治书侍御史2员，以上是官。经历1员，都事2员，照磨1员，承发管勾兼狱丞1员，架阁库兼承发1员，属于首领官。以下有掾史、译史、知印、通事、宣使、蒙古书写，典吏等吏员。[4]地方政府可以路总管府为例。总管府官有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首领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兼承发架阁，“司吏无定制，随事繁简以为多寡之额；译史、通事各一人”[5]。

官和首领官都有一定的品级，自一品至九品不等。一般说来，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上至一品，下至六、七品不等。首领则自五、六品到八、九品不等。机构的品级高，官的品级也高；机构的品级低，官的品级也低。各机构中同一名目的首领官，品级也是有差别的。中央枢密院（从一品）的经历从五品，其他一、二品的机构大体与此相同。而都水监、路总管府（三品）的经历则为从七品。吏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数没有品级，但中央和行省一级机构中的部分吏员是有品级的，因为他们是从首领官中调充的（见下）。元代官员的晋身途径有多种，凡由吏入仕的，一般要经过首领官这一等级，然后升到官。凡由科举或国学入仕的，很多也要先任首领官，有的则出任较低级的官，然后再转为官或较高级的官。凡由怯薛出身的，通常直接为官。

在以前各代，官与吏的界限是极其严格的，吏的社会地位很低，虽然可以上下其手，在衙门中把持一部分权力，但受人鄙视，一直不能做官。这种情况从金朝起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吏可以出职任官，直至宰相。元朝在这方面继承了金朝的制度，而且有所发展。“国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阀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固未遑以他道进仕。公卿将相，毕出此二者而已。事定，军将有定秩，而为政者，吏始专之。”[6]元朝统一后，吏仍是官员的主要来源，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仍是如此。“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与吏并无严格的区别。[7]至于首领官，则是官与吏的中间环节，官与首领官之间，只是职务、等级的不同；吏与首领官之间，可以自然晋升。而且，吏的权力，也比前代增大。

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都要“每日早聚圆坐，参议词讼，理会公事”[8]。“事无巨细，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领官详阅，义可，然后书拟”，供参与圆坐的官员们参考。[9]“圆议”时，“长官择其所长从正与决，若执见不同，许申合属上司”[10]。首领官如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从正申覆三次”，不从，“则又许疏其事，申之省幕若部”[11]。凡是决定作出以后，“自上至下，须要圆书圆押”[12]。然后交付首领官执行。集体讨论负责，是元朝各级政府机构的运行方式。按照制度，吏在运行过程中是没有发言权的。但事实上，“今之吏于郡者，立乎黄堂之上，与守倅相可否。司县而下受事于庭者，惟吏所指画，唯唯不敢一语”[13]。“前代千里之生杀予夺系乎守，守据案操笔，吏常离立不敢视，百里亦然。故择官而郡县治。今则官与吏参决。”[14]路、县衙门如此，其他中央和地方机构也大同小异。吏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元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上面讲的是一般行政、军事、监察部门官、吏队伍的结构状况。此外，还有教官、医官、阴阳官、仓库官、局院官、场务官、站官、捕盗官等，自成系列，但又在各级行政机构管辖之下。这些系列的官员中大多数品级较低，和行政、监察、系统的官是有区别的。

元代政府机构重叠臃肿，随之而来的便是为数众多的冗官冗吏。全国统一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冗司当罢（省、部、台、院外，酌古则未有，准今则繁冗者，皆当削去）”“冗员当减”“冗吏当减”[15]。世祖死，成宗即位，这一问题已很严重，为此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清理，大德五年（1301）五月，“减内外诸司官千五百一十四员”[16]。七年二月，“诏中书省汰有司冗员”[17]。在诏书中说：“官冗吏繁，扰民害事者，从省、台合并裁减。”如江南行台便裁减吏员六名，下属各廉访司也都采取相应措施。[18]与此同时，元朝政府“遣奉使宣抚循行诸道”，“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19]。这次从大德五年开始的汰减冗官冗吏举动，声势是相当可观的。但正如大德七年郑介夫上书所说：“官冗吏繁，所当减并也。近闻置局商度当否，犹豫半岁，竟已寂然。”[20]可见实际效果是有限的。武宗是经过宫廷内激烈斗争才得上台的，他一即位，便滥封官爵，收买人心。大德十一年八月二日，中书省臣上奏：“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已除三百，未议者犹五百余。”这距离武宗即位（五月二十一日）不过七十天。这时“中书宰臣十四员，御史大夫四员”，都超过编制，其余可想而知。[21]到了仁宗朝，愈演愈烈。英宗即位，推行新政，准备大规模裁减官吏，但“南坡之变”打断了他在这方面的作为。泰定帝即位后，张珪等上奏说：“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曾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他们建议：“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格至日，悉减并除罢之。”[22]他们要求是将编制限于忽必烈时代的数目，其实世祖时代的官员已经过冗。然而这一要求并未被皇帝接受。到了顺帝时，监察御史苏天爵说：“官府日增，选法愈弊，俸禄既广，事功益隳。”“至于属官辟吏，员额杂冗，支俸食米，内外繁多。若不早为裁减，日久愈难沙汰。”[23]另一位监察御史、蒙古人朵尔直班也说：“官府日增，选法愈敝，宜省冗员。”[24]至正十年（1350），元朝政府又一次大规模裁减官吏。这一年十一月发布的诏书中说：“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内外大小诸衙门内，度其事务繁简，合并衙门一百一十处，沙汰冗官员六百四十五员，裁减吏额二千九百三十二名。”[25]但是，在下一年五月便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这次裁减也就不了了之。冗员、冗吏，成为有元一代政治体制中始终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

元代官员到底有多少人，只有一份统计材料：“内外诸官员数：总员二万六千六百九十员。有品级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员：朝官二千八十九员（色目九百三十八员，汉人一千一百五十一员）；京官五百六员（色目一百五十五员，汉人三百五十一员）；外任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五员（色目五千六百八十九员，汉人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员）。无品级四千二百八员（儒学教授八百七十六员，医学教授二百三十二员，蒙古教授九百二十一员，阴阳教授七十三员，不系常调二千一百六员。）”[26]这个官员人数统计中没有包括蒙古和南人官员，令人不解，但可见官员应不限于此数。而其中包括“阴阳教授”，可知不能早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27]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御史台臣上奏：“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28]“在京食禄”的万人中，除官员外，应包括大量的吏员。如按上所述，京、朝官共为2500余人，则吏员应在7000人以上。到元代中、后期，官吏肯定大大超过这个数目。

第二节 官吏的选拔

蒙古国时期，大汗宫廷中结构简单，蒙古贵族、功臣世代相袭，掌握大权。“汉地”军阀林立，世代相继，下属官吏的选用与否完全出于个人的喜恶。“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29]那些“诸侯”（军阀）“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30]。往往“都邑长吏，皆其皂隶僮使”[31]。忽必烈取得统治权力以后，推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监察机构，军事机构也进行了改造和调整。与此相应，官吏的选拔也逐步完善，趋于制度化。

元代“用人之途不一”[32]。官员的选拔途径，主要有科举、国学贡举、荫叙和承袭、宿卫出职和吏员出职等。

自唐朝以来，科举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途径。但是元代情况却有些特殊。早在蒙古国窝阔台汗九年（1237），根据耶律楚材建议，曾组织过对儒生的考试。“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33]但实际上中选者除了被承认为儒户得到免除赋役的优待之外，入仕者寥寥可数。而且，此后很长时间内再也没有举行过。忽必烈即位以后，不断有人请行科举，忽必烈和太子真金都表示同意，但始终未实行。此后经过几代皇帝，一直到仁宗时才正式恢复。

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请行科举。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具体办法是：（1）每3年一次开试，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乡试共17处，内行省11处，腹里6处。共选合格者300人，进京会试，称为举人。会试由中书省主持，在300名举人中取100人，称为进士。会试合格者再在翰林国史院举行御试，分为三甲。（2）无论哪一级考试，都将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组，汉人、南人为一组，两组考试的内容与要求各不相同。无论乡试、会试，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考三场。前者第二场试策一道，限500字以上；后者第三场策一道，则限1000字以上。御试时，“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34]。蒙古人、色目人的应考人数要比汉人、南人少，但是在录取名额上却是相等的，乡试300人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取75人，会试100人中，各25人。御试后发榜，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前者为右榜，后者为左榜，各列名次。乡试录取300人中，各等人指标（每等75名）再按考区分配名额，多少不同。蒙古人、色目人全国各考区都有一定名额，如蒙古大都最多，15人，四川、云南、征东各1人。汉人指标则只在北方和四川、云南等14考区分配名额，南人指标只在湖广、江浙、江西、河南四考区分配。[35]这就是说乡试录取的名额，既有四等人的限制，又有地区的限制。但会试录取时，则没有地区的限制。（3）御试录取每榜分为三甲，第一甲各1人（后一度改为3人），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各按品级授官。（4）下第举人，“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从路府学教授、学正到书院山长不等。[36]

元代科举考试的正式举行，是从仁宗延祐元年（1314）开始的，延祐二年举行第一次御试，中选者56人，不满百人之数。从此到顺帝元统元年（1333）共举行7科，共取539人。此后由于权臣伯颜反对，中断了近10年。[37]至正元年（1341）脱脱为相“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38]。从至正二年（1342）起，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又举行了9科，共录取600人。前后总计16科1139人。此外，从至正二年恢复科举起，每科都有国学生员参加御试，录取18人，同样给予进士出身的资格。其中蒙古、色目各6名，汉、南人共6名。只有最后一科国学生员录取20名。[39]因此，元代中后期50年间，由中科举得进入仕途的共1303名。这个数目和前代（宋、金）相比，是很小的。宋、金科举取土，每科都有数百人。实际上在元朝的官员队伍中，由科举出身者所占比重是很有限的，以元代中期来说，“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40]。

不仅如此。唐、宋高级官僚，大都由科举出身。进士出仕，升迁迅速，“指日金马玉堂”[41]。以致“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途则自以为慊”。金代“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42]元代由进士出身而得以跻身高位（三品以上）者为数有限，“赐第出身，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之八、九”[43]。尽管如此，进士出身者进入仕途，毕竟给官员集团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元朝中、晚期的名臣、廉吏、文学侍从，大多由科举出身。而元末农民战争中坚决维护元朝统治与起义军对抗的“殉难”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44]。

历代皇朝大多建有国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元代国学称为国子学，共有3所，即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国子学。蒙古国子学是为了推广“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而设的，回回国子学是教授“亦思替非文字”的学校，[45]而国子学则是教授儒家经典的。蒙古国子学的生员是“于随朝百官，怯薛歹，蒙古、汉儿官员，选择子孙弟侄俊秀者”[46]，回回国子学生员来源是“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47]。国子学的生员也都是“公卿大夫之子”。此外，也招收一些民间子弟陪读，称为陪堂生员，“民间俊秀入学者曰陪堂生员”[48]。他们经过考试，“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49]。其任务是“伴贵游治业”[50]。国子学生员10岁以上，伴读则需年15岁以上。[51]

蒙古国子学原来定额生员60人，伴读40人，总100人。其中规定蒙古人50人，色目人20人，汉人30人。仁宗时增加50人，其中蒙古20入，汉人30人。另有“庶民子弟”“听陪堂学业”114人。回回国子学的生员较少，原定27人，后增加24人，其中是否有伴读不详。国子学原定生员100人，伴读20人，“其百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后来有所增加，最多时400人。另有陪堂生若干。[52]可以看出，各类国子学生员的构成也贯彻了四等人制，以蒙古为主，色目、汉人次之，排斥南人。但后来至少在国子学中不许南人入学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元末卓有声名的南人贡师泰、周伯琦、吴当等，都是国子生。而且元末似已正式取消了这一限制。[53]

蒙古国子学的生员，入学两三年后，“选择俊秀，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为中选，约量授以官职”[54]。“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55]。具体考试及授官之法无明确记载，他们的出路主要是担任各路蒙古学教授与各衙门的蒙古必阇赤（书写蒙古新字文书的书记）。[56]回回国子学的生员亦从事翻译工作，“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关于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生员初入仕途所授品级不详，但学官如路学教授为正九品，而译史、必阇赤均为吏员。国子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国子学生员学习的是儒学经典，在学2周年以后，没有过失，可以参加考试。每月私试（国学内部考试）一次，“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辟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57]。然后由政府派人考试，从高等生员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中各取2人。[58]蒙古人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从七品。不能出贡者继续在学。此外，伴读亦有岁贡之制，原为2人。后增至8人，“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59]。元朝后期，“又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60]。泰定四年（1327）一科左右榜的状元李黼、阿察赤都是国子生。[61]至正二年（1342）重开科举后，每科都为国学生员另行提供名额，与其他中选者分列。显然，原来为国学高等生员出贡安排的考试，已并入科举考试了。原来每年40名及分生员，“三年应贡会试者，凡一百二十人”[62]。对于这些通过科举中选的国子生，仍按原来的岁贡标准授予品级，即蒙古人从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南人从七品，这和科举进士的品级是不尽相同的。每科录取的国学生员名额为18人，这是因为以前每年国学出贡6人，累计3年为此数。其中蒙古人、色目人各6人，汉人、南人共6人，这和以前比例也是一样的，只是正式允许南人进入国学，因而把原来的汉人名额变成汉人、南人共有。

由上所述可知，由国子学出贡得以入仕的人数是很有限的，估计有元一代总数不会超过400人，还不如科举取士数多。[63]但是国学生员经过比较严格的训练，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入仕以后，是有一定影响的，蒙古人不忽木，汉人苏天爵，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高、中级官僚的子弟可以凭借父亲的地位，得到一定的官职，称为荫叙。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普遍实行的办法。蒙古国时期，无论军官、民官，都是世代相袭的。忽必烈即位后没有多久，便取消了“汉地”军阀世袭之法，实行地方官迁转制度。与此相应，至元四年（1267）十月，“定品官子孙荫叙格”[64]。具体内容是，凡五品以上官可荫子1名，一、二品子正七品叙，以此递降，正、从五品子从九品叙。用荫者以嫡长子，如无，再按宗法制选其他子弟荫叙。用荫者须年25岁以上。[65]成宗大德四年（1300），荫叙的办法进一步放宽，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以此递降，正五品子正九品叙，从五品子从九品叙。此外，六、七品官员之子授钱谷官。[66]荫叙时蒙古人、色目人得到优待，“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袭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这就是说，出身上层蒙古家庭的人承荫时，其品级由皇帝钦定，不按上述规定办事。而“色目比汉儿人”在荫叙时“高一等”[67]。元朝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达鲁花赤，进行监督。凡是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唐兀等达鲁花赤是一种办法，凡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正、从三品）“应合承袭之人于下州达鲁花赤（从五品）内叙用”，“散府、诸州达鲁花赤（正从四、五品）应合承袭之人于县达鲁花赤（从六至从七）内叙用”。而“契丹、女真、汉儿达鲁花赤应继之人”则“同管民官体例承荫叙用”[68]。回回、畏兀儿、乃蛮、唐兀都属于色目，契丹、女真、汉儿都属于四等人中的汉人。在荫叙时，民族歧视也是很明显的。

忽必烈对民官实行迁转和荫叙之法，而对于军官，则仍实行迁转和承袭之法。军官根据年限和功劳，定期迁转。凡是阵亡的，子弟本等承袭。年老（军官70岁退休）、病故的，子弟降一等（后降二等）承袭。承袭者需年20岁以上，还要熟习弓马武艺、谙晓事务。“虽阵亡，其子弟无能，勿用；虽病故，其子弟果能，不必降等，于本等用之。”[69]但是有些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元代中期纂修的《经世大典》说：“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总把、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是法寻废，今无大小皆世其官，独以罪去者否。”[70]

荫叙和承袭的官员数目难以统计，但无疑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军官系统，实际上基本是世代相承的，除非发生战争和动乱，否则其他人是难以进入这一系统的。世家子弟，依靠祖先的地位，便可以顺利进入仕途，就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缺乏从政、治军的修养，充满了狂妄、贪婪的恶习。元代官员队伍素质的低劣，与荫叙、承袭之法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在军官系统中表现特别明显。元成宗时郑介夫说，“承荫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衣吃饭之外，他无能为”；这样“不历事之小儿”，却“当一面之重任”[71]。在此以后，马祖常也说：“承袭骄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马为华好，一旦直欲冒矢石，执干戈，以犯劲敌，不惟本人自取肝脑涂地，从军将吏，死复何辜！”[72]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官军镇压，一触即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世袭的军官根本不能作战。[73]

在大蒙古国时期，怯薛是大汗的护卫军，又是负责日常起居的侍从。忽必烈采用“汉法”，改革行政体制，但怯薛仍然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政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本书第一章已有所论述。怯薛的成员，主要是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子弟，很多高门大族在怯薛中的职务世代相袭。也有少数汉人功臣子弟。怯薛成员在宫廷中服役一定时期以后，常由皇帝指派，出任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官职。“亲近莫若禁卫之臣，所谓怯薛者。然而任使有亲疏，职事有繁易，历时有久近，门第有贵贱，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74]但总的来说，怯薛成员出任的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官职，而且升迁迅速。所以当时有人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75]怯薛出身者要占官员队伍的“十之一”[76]。特别是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行省的负责人，大多出身于怯薛，而且在出任官职以后，仍然保持怯薛中的职务。据统计，《元史》中记载曾任怯薛中必阇赤、宝儿赤、速古儿赤者26人，其中3人初次出仕即阶正、从二品，18人在三品至五品之间，五人品阶不明。最后有21人官至一至三品。[77]这是一般的怯薛成员。至于四怯薛长，“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78]。这是因为四怯薛长是蒙古开国功臣之后，受到特殊的优遇。[79]

元代一般官员的任命，都要经过中书省或吏部，称为“省选”“部选”。“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省除，从七以下者部注。”[80]“省选”“部选”都有一定的标准，要根据资历和表现等，并有迁转的固定途径。此外又有“别里哥选”，就是皇帝越过省、部，直接“委用之人”[81]。别里哥是蒙语belge（符号、徽章）之音译，“所谓别里哥选者当即天子恩赐特殊凭证而不受普通法律惯例拘束也”[82]。怯薛出职，就是“别里哥选”。因为怯薛出职便得好官，所以当时不少人多方钻营，想法列名怯薛，“富者财力一到，便可千别里哥，早得名份”。郑介夫建议加以限制并定出出职制度，“既有职役定员，则挟赀投入者无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则别里哥选不禁自无”[83]。由此可见，怯薛的出职是很滥的。怯薛的成员大多是世家子弟，有的则出身富户，他们文化素质普遍很差，而且把做官发财视作当然之事。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元朝末年，官吏贪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爱民之为何事也。”[84]蒙古、色目官吏的贪污成风，和怯薛出职以及荫叙、承袭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

吏员出职是元代官员队伍的另一个来源。元代由吏入官的途径很多，“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85]。吏员一般无品级，其地位和待遇是和所处衙门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衙门品阶高，吏员的身份地位也高。大体说来，路以下府、州、司、县的吏员主要是在各级衙门中依次迁转的，“州司吏有阙，县司吏内勾补；路司吏有阙，州司吏内勾补”[86]。但路总管府、廉访司及其以上各衙门的吏员，考满便可出职为官。路总管府、廉访司的吏员考满出职通常为九品；宣慰司吏员出职为八品或九品；行省吏员出职为六、七品。在中央，六部吏员出职七、八品不等，枢密院、御史台同；中书省吏员考满出职最高可达从六品。[87]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吏员出职的高低差别是很大的。“今随朝自部典吏转为省典吏，又转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处州县以吏进者，年二十即从仕，十年得补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从九。中间往复给由待阙，四十余年才登仕版，计其年已逾六十矣。”[88]其中尤以中书省吏员出职最优，“国家政治，天下仕以吏进者多，然他途皆迂，入掾中书，始官华要”[89]。《元史》中载汉人、南人由吏入官者共36人，其中由中书省掾、宣使、通事、译史、知印出任各种官职者有24人。除个别外，绝大多数都仕至三品或三品以上，有中书省和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8人，行御史台中丞2人。其余12人中亦以出身御史台、行台、行省等上级衙门吏员者居多。[90]

吏员出职以任首领官居多。上述中书省吏员出职的24人中，任各衙门首领官（都事、提控案牍、经历、主事、管勾、照磨）的17人，地方官员2人（府判官、县尹），其余5人。其他中央级衙门的情况与此大体相同。中、下级衙门的吏员出职则复杂一些，除了首领官以外，还有仓库官、钱谷官和巡检等。

各衙门吏员的来源各有所不同。各道按察司（廉访司）每年贡吏二人，经考试中选，分发各部、寺、监作令史，台、院的令史则在六部令史中选用，中书省的令史又从台、院令吏中选用。[91]但中央正三品以上衙门还从现职官员中选用一部分充吏员，自九品至七品不等。地方的行省、宣慰司、廉访司也有类似的情况。武宗至大元年（1308）还规定这些衙门中的吏员一半要由职官内选取。[92]一直到元朝末年，仍坚持这一规定。此外，还从地方教官（学官）和国子学伴读中选取。行省、宣慰司、廉访司从各路吏员中选用一部分。至于路、府、州、县吏员的依次迁转，上面已经说过了。下级衙门（县、录事司）的吏员，则是直接在民间选拔的。凡是本地的居民，“性行循良，廉慎无过”，或“儒通吏事”，或“吏晓儒书”者，经过“耆老、上户人等”推举，便可充任。[93]所谓“儒通吏事”“吏晓儒书”，就是要求充当吏员的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有办理公务（处理公文案卷或核算财务）的能力。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县、司的吏员还从见习吏员中选充。见习吏员包括贴书、写发，他们协助吏员抄写文书，处理杂务。每名吏员可以有两名贴书，写发则无限额。贴书和写发“本为后生习学吏业，以图进用”[94]。他们是没有薪俸的。充当者一般是“后生”少年，有的才十余岁；“司、县贴书，民家子弟才及十四五岁，托吏投充，影占门户，久则接识官员，把持司吏。官司差遣不到己身，安然为恶，无所忌惮。”[95]其中有不少就是吏员的子弟。事实上，吏员在许多地方已为某些家庭世代把持。

廉访司、路、府、州、县的吏员一般都是本地人。行省的吏员也以本省人为主。中央省、台、院以及其他衙门的吏员则来自全国各地，但以汉人为主。前举《元史》所载24名中书省吏员出身的官员，无一例外都是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南人为数甚少。这是因为，以处理汉文文牍为主的吏事，非蒙古人、色目人所长，他们即使充当吏员也是负责翻译方面的工作。而南人则显然按四等人制受到歧视。

吏员出职者在元代官员队伍中占有很大比重。早在蒙古国时期，除了“介胄之士”外，“惟习于刀笔者为适用于当时，故自宰相百执事皆由此起，而一时号称人才者，亦出于其间，而政治系之矣”[96]。这种情况，一直到忽必烈统治时期，仍然继续，而且出吏入官逐步制度化，朝廷中的高级官僚，“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以身”[97]。虽然也起用了一些“儒臣”，实际上并不占重要地位。以致有人说：“世祖皇帝一天下，惩宋之弊，崇高敦朴，休养生息，三十余年，民物安阜。聪明才俊之士志于功名者，以吏为师，儒者之道或几乎息矣。”[98]随着国学生员出贡和科举的开设，官员队伍的来源逐渐发生变化，但吏员出职者仍占最大比重，终元之世，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元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揭傒斯便说过：“我元有天下，所与其治出刀笔吏十九。”[99]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足见并非夸大之词。

第三节 品阶和俸禄

将官员分成若干等级（品阶），并相应发给不同的俸禄，是历代封建王朝人事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大蒙古国时期，中央官制简单，“汉地”官制混乱，均无品阶的规定，也没有正式的俸禄制度，民官的收入来自贿赂和对百姓的剥削，军官的收入主要是军事活动中的掳掠和对士兵的榨取。13世纪30年代到过蒙古的南宋使臣说：“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为何也。”[100]这种情况一直到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前，并无大的改变。

忽必烈在登位以前，已醉心“汉法”。早在13世纪40年代，亲信谋士子聪和尚（即刘秉忠）已向他提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其中之一是：“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富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101]另一位幕僚姚枢在陈说“治道”时指出，“班俸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显然，他们都认为定爵禄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能抑制官吏贪污、改变百姓穷困的面貌。忽必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当受蒙哥汗之命管理“汉地”时，忽必烈便在邢州、河南、关中进行政治改革的试验，“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102]。虽然这次试验因蒙哥汗的阻挠而中止，但可以说是忽必烈后来全面推行“汉法”的序曲，而“颁俸”在这次试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在四月发布的即位诏书中说：“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员，视此为例。”[103]蒙古、色目官员“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104]。在蒙古国时期，官员向百姓和部属索要拜见钱和撒花钱是公开的、毫不隐晦的，也是无限制的。连蒙古大汗也是如此。忽必烈提出要加以“禁绝”，而且强调过去“既无俸禄以养廉”的不合理，这实际上就宣布了他要推行俸禄制的态度。[105]事实正是如此。从这一年起，便逐步在中央和地方各个系统中逐步实行俸禄制度。“元初未置禄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给之。”“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106]中统三年（1262）二月，命姚枢制定有关中外官俸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107]。这一年，忽必烈接受李璮事件的教训，在十二月采取了“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的措施，八月“新立条格”实际上是为“立迁转法”作准备。至元四年（1267）颁布的“荫叙体例”中已明确提到“诸官品正从分为一十八等”[108]。但至元元年确定的是行政系统官员的品阶和俸禄。军中“将校素无俸稍”，至元三年（1266）到至元七年（1270）之间，“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109]。“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转运司官及诸匠官，七年定之。”[110]这样，各主要系统官员的品阶和俸禄都已确定下来。平南宋过程中，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五年（1278）七月“定江南俸禄职田”[111]。从而将南、北的官员品阶、俸禄实现了统一管理。

一般来说，元代的官员有职事和品秩，职事是担任的具体职务，品秩是等级待遇的标准。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品阶。官品共分九等十八级，每品又分正、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也都有一定品阶，该机构长官的品阶与机构的品阶相等，以下官员依次递降。品阶是政府机构地位的标志。如中央，中书省最重要，秩正一品，中书省长官右、左丞相，正一品。其次为平章政事、右、左丞等，品阶依次递降。枢密院、御史台与中书省鼎立，均秩从一品，其长官亦同；中书省下辖的六部，枢密院下辖的各侍卫亲军指挥使司，则均为正三品，其长官亦同。在地方，行中书省为从一品，宣慰使司从二品，路总管府正、从三品，府正四品，州从四品或正、从五品，县从六或正、从七品，其长官品秩同。

每一品秩都有一定的名号，即“散官”[112]。这是隋、唐以来历代相沿的制度。文职官员五品以上称大夫，六品至八品称郎或佐郎，如奉训大夫、承德郎等。武职官员五品以上称将军（无一品散职），六品至八品称校尉或副尉，如武节将军、修武校尉等。从八品则称副尉。无论文武，九品均无散官名称。每一品散官中又分二至三阶，如文官正二品分资德大夫、资政大夫、资善大夫三阶，从一品分光禄大夫、荣禄大夫两阶，只有正一品特殊，分为开府仪同三司、仪同司、特进、崇进、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等六阶。文散官自一品至八品共四十二阶。武官如正二品分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共三阶。武散官自二品至八品共三十四阶。除文、武官外，内侍、司天、太医、教坊各有自己独立的散官品秩。

元代官员的升迁，有时是品的提高，有的则是“添与一等散官”[113]，即在每一品的各阶中调整，如由银青荣禄大夫调至金紫光禄大夫、荣禄大夫调为光禄大夫等。如刘赓，历任中大夫（从三品）、翰林侍讲，太中大夫（从三品）翰林学士，正议大夫（正三品）、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中奉大夫（从二品）、侍御史，资善大夫（正二品）、翰林学士承旨，资政大夫（正二品）、国子祭酒，荣禄大夫（从一品）、国子祭酒，光禄大夫（从一品）、翰林学士承旨。[114]从他的升迁过程可以看出，多数是品秩的提高，但两度是同一品秩中阶的变动。但官员的升迁，一般都须循品次上升，如由从三到正三再升正二品，不能超越；而每品的各阶却不是严格循序渐进的。

品和阶是官员身份的标志。元朝政府还规定，“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115]。敕授、宣授之制也是与迁转法的施行联系在一起的，各级官员由皇帝和中书省任命，使官员的任免权集中到中央和皇帝手里。[116]为了显示官员等级身份的差别，元朝政府还规定了各品官服的不同颜色，“一品至五品者服紫，六品至七品者服绯，八品至九品者服绿，武官以下皆如之”[117]。各品官员官服上的花纹饰物、器皿、帐幕材料、车舆装饰、鞍辔饰物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混淆。但是，“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118]。

散官和职位总的来说是对称的，但两者又是可以脱离的。有时会出现某人散官品阶高于职位应有品阶，以及只授散官不与职位或只与职位不予散官的情况。平南宋后，因功“迁至宰相执政者二十余人，因议更定官制”，王磐上奏说：“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荣宠，职位所以委事权。臣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称其所堪，处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五等爵号……不宜任以职位。”[119]元仁宗时，“浮屠妙总统有宠，敕中书官其弟五品。（张）思明执不可。帝大怒，召见切责之。对曰：‘选法，天下公器，径路一开，来者杂遝。故宁违旨获戾，不忍隳祖宗成宪，使四方得窥陛下浅深也。’帝心然其言，而业已许之，曰：‘卿可姑与之，后勿为例。’乃为万亿库提举，不与散官”[120]。不过这类情况并不多见。

元朝文武官员的品阶设置，沿袭金朝的有关制度。各阶的名称除个别有所改变外，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区别是，金代文散官自九品起，至从一品；而元代则九品无散官，自八品起，到正一品止，因而把金代九品文散官改成了八品，其余依此类推；而且将金代的从一品散官（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特进、崇进）和正二品（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合在一起，都成为正一品的散官。金代武散官也自九品起，到正三品；元代则改为八品起，到正二品止，把金代散官都相应提高。其余内侍、司天、太医、教坊的品阶，也都有类似情况，但变化稍多。

元朝官吏都按品阶和职务支给俸禄。官吏的俸禄由俸钞、职田、俸米组成。

俸钱是至元三年（1266）十一月开始正式发给的。[121]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因“近年诸物增价，俸禄不能养廉，以致侵渔百姓，公私俱不便益”，于是下令“内外官吏俸给以十分为率，添支五分”[122]。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整。调整以后的“百官俸”“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视职事有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也就是说，同一品级的官员，因其职务大小不同，俸禄有所差别。自从一品起，到从九品止，共分三十八等。[123]若除去正从九品不计，其余与文散官品阶基本相同。显然，俸禄是与品阶直接挂钩的。这一次重定的百官俸钱，朝廷内从一品为5锭（250贯）、6锭（300贯），从九品为35贯，相差是颇大的。地方官员由于有职田，俸钱要比朝内官员少，朝中正三品官员月俸钱3锭（150贯）至3锭25两（175贯），而同样品级的路总管、达鲁花赤俸钱只有70—80贯；朝中从七品月俸50贯至55贯，而地方下县县尹亦为从七品，月俸17贯。[124]一般吏员的俸钱，比官员要低，如中央秘书监的令史、典书、奏差等，在15—30贯。[125]地方政府的吏员，还不及此数。

地方官员在俸钞之外，又有职田，这也是至元三年支给俸钞时定下的，但正式发给则要晚一些。至元四年（1267）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近将随路府、州、司县官员斟酌定到俸钞，外据职田合依旧例标拨。奏奉圣旨：‘准。’钦此。省府今比附旧例，约量定到各路、府、州、司、县官员职田顷亩，除断没地营盘草地外，仰于本处系官并户绝地及冒占荒闲地内依数标拨，召募培牛院客种佃，依乡原例分收。于内若有荒地，于近上户内斟酌时暂借倩牛力，限二年内逐旋耕垦作熟，依上召客种佃。已后各官相沿交割。”[126]这是关于职田的重要文献。由此可知，（1）职田的办法是根据“旧例”确定的。元初文献中常见“旧例”字样，一般指金朝制度而言。[127]金制，外官（自正三品起）有公田（职田），正三品公田30顷，正四品职田15—17顷，依次递降，外任正九品3顷，从九品有职田2顷。[128]但是元朝外官的职田数比金朝要少一些，正三品的路总管、达鲁花赤职田14—16顷，正四品的知府、达鲁花赤职田12顷，正九品的县主簿和从九品的县尉2顷，首领官正九品提控案牍有职田1顷。[129]（2）职田分拨以后，召人种佃，收取地租，如是生荒地，还要由百姓代耕成熟田。（3）职田只有使用权，官员在职期间，可以收取职田地租；卸任以后，便须交割，由下一任官员收租。这是北方的情况。平定江南以后，至元二十年（1283）开始研究江南官员职田问题。中书省认为，“那里的田地水浇好田地有”，主张“斟酌少与”。至元二十年决定：“比附腹里官员职田体例，于无碍系官荒闲地内减半拨付。”也就是说，江南官员的职田比北方要少一半，如路总管、达鲁花赤为7—8顷，知府、达鲁花赤为6顷，依次递减，县簿、县尉为1顷，但提控案牍仍为1顷。[130]除了地方行政官员以外，廉访司、盐运司等系统的官员也都有职田，但中外各衙门的吏员都没有职田。

职田的收入在官员的俸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代江南地租因土地好坏不同而租额不等，但职田地租一般偏高。例如江西袁州路万载县，原来官田定租每亩2斗2升，拨为职田后“赴各官私衙送纳子粒，称是佃户，每亩勒要白米六斗，比之官收子粒多要讫三斗八升”。不仅如此，“每斗又加斗面米三升五合，鼠耗米三升五合，仍复堆垛斗面高量，一亩纳一石以上”[131]。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成宗大德年间，郑介夫上书皇帝说：“有职田处，除丝、麻、豆、麦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余石，微如巡检亦收一百余石。”[132]他的估计显然就是照1亩收租1石左右计算出来的。至元二十二年前后，江南米价每石3—4贯，据此则路正官每年由职田收入可得钞少则2400贯，多则3200贯以上，平均每月可得200—270贯之间，是俸钞（70—80贯）的3—4倍。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职田收入在官员俸禄中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至于像福建廉访司的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133]，廉访司官员的收入也就更为可观了。不仅如此，职田的收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受水旱灾荒的影响，“人有贫乏，时有旱涝，官税私租，俱有减免之则例，独职田子粒，不论丰歉，多是全征”[134]。

朝中的官员俸钱高，无职田；外地的官员俸钱低，有职田。这是元朝政府对内外官员俸禄采取的平衡措施。但是元朝的纸币不断贬值，俸钱“不能养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元朝政府不得不对无职田的官吏采取补救的措施。成宗大德三年（1299）正月决定对各级衙门的“小吏”发放禄米。大德七年（1303）起，“京朝官月俸外，增给禄米；外任官无公田者，亦量给之”[135]。具体办法是：（1）月俸钱10两以下的，每1两给米1斗；（2）10两以上至25两的，“每员支米一石”；（3）25两以上的，“不拣请多少俸钱的，十两加与一斗俸米”；（4）“扣算给付”；也就是说，俸米是要用钱买的，米价就在俸钱中扣除。但俸米的米价是官定的，比较便宜，可以说是平价米。过了一段时间，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计京官俸钞，给米三分”[136]。亦即按俸钞的十分之三给平价米，但米价要在俸钞中扣除。这比大德七年的规定简单多了。这时的俸米是按一石至元钞4贯（中统钞20贯）计算的，[137]比京师大都供应市民的平价粮（每石25贯）略低一些。[138]

这样，便形成了地方官员俸禄（俸钱加职田）、朝内官员俸禄（俸钱加俸米）的两种形式，内外各衙门的吏员俸禄与朝内官员同。这种情况，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改变。上面所说的地方官员，限于路、府、州、司、县，至于行省、宣慰司以及行台的官员，既无职田，又无禄米。直到顺帝至正元年（1341）才决定“除俸钱外”，发给他们禄米，“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所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139]。比起朝中官员来，行省等官员的禄米要少，但却没有提到“扣算”，很可能是无偿发给的。

军官的俸禄，上述两种形式都有。在侍卫亲军中，左、右、前、后、中五卫及其他多数实行俸钞加俸米的办法，忠翊侍卫、隆镇卫、右翊蒙古侍卫则实行俸钞加职田的办法。外地驻防的军队军官，则是从“大德八年三月为始放支俸米”的。[140]但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当地驻军军官自万户以下，只有俸钱，没有俸米和职田，而军官俸钱高出同品级的民官数倍，如路总管、路达鲁花赤俸钱70贯，而万户和万户府达鲁花赤为280贯；路首领官经历17贯，而万户府经历为59贯半。[141]这样，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外地军官俸米实行一段时间后停止了，完全实行俸钱制；另一种是某些地区实行俸钱加俸米，有些地区只行俸钱。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怯薛成员的待遇是特殊的。怯薛成员原来都需自行负担费用。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142]。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诏括京城荒地，令宿卫士耕种”[143]。可见怯薛是允许占地的，但所占土地是否类似职田，则不清楚。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命宿卫受月廪，……宣徽院仍领之”[144]。怯薛长一般均兼任高级军政职务，并不以怯薛名义领取俸禄。其余怯薛成员似无等级的差别，领取同样的津贴，据曾列名怯薛的郑介夫说：“今一人岁支粮十石，表里段匹，双马草料，或三年、四年，散钞一百三十定。”[145]此外还不时得到皇帝的赏赐。严格来说，怯薛成员所得，与一般官吏的俸禄是有所不同的。

元人及后代常以元朝俸薄为言，认为这是导致贪污横行的一大原因。其实这要作具体分析。如上所说，那些享有职田的地方官员，即以正常收入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朝中的高级官僚，俸钞俸米，亦是不薄。但是朝廷内的中、下级官员，特别是闲散衙门的，生活都相当窘迫，“江南文士官更寒，灶突无烟薪炭绝”，连吃饭都成了问题。[146]此外，吏员的薪俸确是偏低的，以忽必烈时期的情况来说，“府吏月俸六贯，年来米麦价直不下一十贯。日得二百一文，可米二升，仪充匹夫一日之养，衣服、鞍马、奴仆之费必不可缺者，何从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畜？……至于私家亲戚故旧吉凶庆吊之费，复何可得”[147]！后来虽然加上一石俸米，亦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笼统说元代官吏俸薄是不够确切的。

除了部分官吏俸薄之外，元代俸禄制度还有许多弊端。首先是“禄之不均”，如南、北职田之不等，内、外官员收入之差别。郑介夫说，“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制禄不均，则人心不一，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其流弊可胜言哉”[148]！其次发放俸禄的随意性。至元十七年（1281）四月，为了“定夺俸禄，凡内外官吏皆住支”。到十八年四月才“复颁中外官吏俸”[149]。但江南官吏直到至元十九年六月仍“不曾支给俸钱”，因此程钜夫说：“真是明白放令吃人肚皮（指受贿），锥剥百姓。”[150]类似的停俸，在武宗至大二年又发生了一次，但时间较短。不仅如此，中、下级官吏的俸钱，“又多为公用掯除”[151]。所谓“公用”，就是宴请之类，“里头外头不拣那个大小衙门里做宴席呵，官人、令史俸钱里克扣着出”[152]。有的衙门正官还利用职权“剋除所属官吏俸钱，为公用及备进上礼物”；“敛属吏俸”赠他官。[153]俸禄不能按时按规定数量发放，甚至被任意扣除，这也助长官吏们用各种手段从事贪污、敲诈等非法活动。应该说，元代政治的腐败，和俸禄制度的种种缺陷，是有很大关系的。

俸禄中的俸钱是货币，俸米和职田是实物。正如封建地租形态必然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一样，封建时代俸禄的发展总趋势也是由实物向货币转化。金朝的“百官俸给”，有“钱粟”若干贯石（即以钱粟合计）、麹米麦若干称石，以及罗、绫、绢、绵等。外官有公田，正三品30顷。[154]和金朝相比，元朝俸禄中实物部分显然有所减少，货币部分的比重增大。特别是元朝前期，朝内官员都支给俸钱，也就是说，俸禄全部采用货币形式，而且是纸币，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俸禄的沿革过程中，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一则地方官员仍保持职田；二则后来随着纸币的贬值元朝政府不得不给无职田的官吏发放俸米，说明实物部分在元代俸禄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纸币在元代的总趋势是不断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俸禄中的实物部分实际上成为官吏的主要收入，元朝政府原来的改革显然是失败的。

从支付的方式来看，俸钱和俸米是相同的，它们都有固定的数量，全国统一，在国家财政中按月支付。职田却不是固定的，各地不一样，即使在同一地区也有差异，而且是按年收取的。俸钱和俸米的来源是百姓缴纳的赋税，[155]但领取者并不直接向百姓收取；官员从职田得到的是地租，直接向佃户收取。比较起来，职田是较为落后的一种俸禄形式。职田的享有者对于职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他们可以凭借政治势力，对佃户进行剥削和压迫。职田佃户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诸职官三品职田佃户有至五、七百户，下至九品，亦不下三、五十户”。佃户的数量和职田的数量是很不相称的，如前所述，九品职田不过一顷，何需三五十户佃户，显然这是官员们以此为名霸占劳动人手。这些职田佃户都由官员用政府的名义“出给执照，不令应当”国家规定的杂泛差役，“却令供给”官员（职田享受者）“一家所用之费，谓如倩借人畜，寄养豕羊，马草柴薪，不胜烦扰”[156]。职田的地租通常是由地方官府亦即官员派人前去征收的，“其司、县逐年预先差祗候人等，除要鸡、酒，外要勾追钞两，多者十两，少者五两，以致所佃职田民户，多有逃亡。及亲邻、主首、社长人等，官司勒要闭纳，以致下民流散，抛下田土，无人耕种”[157]。至于职田田租租额偏高和水旱灾不得减免，前面已经说过。总之，职田佃户所受剥削压迫是深重的，官员们对职田的榨取鲜明地表现出超经济的强制作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有些封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反对职田，他们主要认为：（1）职田只有地方官员享有，造成厚薄不均；（2）职田享有者直接向佃户收取地租，是恩不出于上，对中央集权不利。因此，成宗时，郑介夫曾建议对职田进行改革，他提出的方案是将职田地租由政府收贮，再按等级给地方官员发放俸米。[158]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朝政府下令“将职田拘收入官”，按品级给外任有职田的官员发放禄米，三品的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159]前面已说过，三品职田的收入高达九百余石，新定的禄米意味着外任官员收入的急剧下降，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对职田佃户的特权，经济上的损失是惨重的，因而激起了他们的不满。[160]仁宗即位后，很快便取消拘收职田入官的做法，恢复了原有的制度。明代取消官员职田，应是有鉴于元代职田弊端的结果。

第四节 迁转和铨注

官员担任职务，都有一定的任期，任期满后，根据资历和在职期间的表现，调动工作，称为迁转。中书省吏部按官员的各方面情况，对照各衙门职位的空缺，确定调动后担任的职务，称为铨注，对官员的任命，则称为除授。

在大蒙古国时期，无论汗廷还是“汉地”，盛行的是世袭制。“汉地”行台和军阀对属下官员的任用，主要凭个人的好恶，并不存在迁转之法，当然也谈不上铨注制度。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推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逐步改变原有的世袭制，推行官员迁转法，以此来改善官员队伍的素质。中统二年（1261）正月中书省发布的榜文中说：“州县之治，俱在官吏。……不有黜陟赏罚，何由激劝惩戒！据本路见任官吏，如有赃污事者，国有常典，其才能异众、廉干可称者，仰宣抚司开坐事迹保申来，以凭闻奏，超擢任用施行。”[161]这篇榜文明确宣布要对地方官实施“黜陟赏罚”“超擢任用”，可以说是推行迁转法的先声。

至元元年（中统五年，1264）八月，确立品阶制度，已见前述。同时宣布省并州县。在有关诏书中说：“诸县尹品秩虽下，所任至重，民之休戚系焉。往往任用非人，致使恩泽不能下及，民情不能上通，掊克侵凌，为害不一。今拟于省并到州县内选差循良廉干之人以充县尹……仍拟以五事考较，而为升殿。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162]这件圣旨比起中统二年的榜文来进了一步，不仅重申了要根据表现实行黜陟，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同年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此次立法具体内容已不可得知，但无疑是将有关地方官员黜陟的规定正式作为法令确立下来。据记载，推动迁转法制定的是当时的中书平章政事、畏兀儿人廉希宪。他向忽必烈建议：“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出守，逮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孙，并奴视所部，而郡邑长吏，皆其皂隶僮使。此在古所无。宜从更张，俾考课黜陟。”于是，“始议行迁转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163]。其实行迁转法是必然的趋势，一些汉族儒士早已说过。但作为色目人，又是忽必烈的亲信，廉希宪的话是能起重要作用的。从廉希宪的话以及前面所举八月诏书可以看出，迁转法开始时主要针对的是地方官员世袭制度。但一旦地方官员改为迁转，中央官制必然相应要进行改革，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以后，忽必烈陆续公布了一些有关的法令。至元四年（1267）十月，中书省奏：“管民官已行迁转，若是承袭，有碍迁转体例。”于是拟定了一品至七品《承荫叙用条画》。[164]一、二品官只存在于朝廷中，可知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官员已行迁转。至元五年颁布的《立御史台条画》，其中之一是：“应合迁转官员，如任满不行迁转，或迁转不依格者，委监察纠察，仍令监选。”迁转法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制度，要由监察部门来保证执行。此时迁转“格”的内容缺乏记载，但在此以后，至元十四年（1277）的《选法体例》，对内外官员、吏员的迁转作了详细的规定。随着迁转法而来的，必然是铨注制度的逐步确立。中统元年在中书省下建立六部，其中吏部（原吏户礼为左三部，后分立），就成为铨注官员的机构。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是一部行政法规，其中对官吏的考核、迁转以及铨注都有明确的简要的规定。忽必烈以后的诸帝，大体都沿袭这些规定，也有一些修正和补充。

按照有关的规定，大体可以将元代官员的迁转和铨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无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监察官员，都实行严格的任期制。朝廷官员和行省、宣慰司官员，以30个月为一考，也就是一任。[165]地方官员原来也是30个月，后改为3周年为一考。[166]“若未及任满，本管官司不得辄动公文越例保申。”“若急阙，择人才职相应者临时定夺。”[167]

2.内外官员任期长短不同。“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月进一阶。”“等”指正从九品十八等，“阶”指文散官四十二阶。但“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168]。具体来说，“从九三考升从八，正九两考升从八。从八两考升正八，从八三考升从七。从七三考升正七。正七两考升从六。从六三考升从五。正六二考升从五。从五三考升正五，正五两考，需历上州尹一任，方入四品。如无上州尹窠阙，再立（历）正五品一任，方入从四品”[169]。

“四品则内外通理。”[170]即内外“正四品人员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正常的迁转到三品为止。“诸自九品依例迁至三品，止于本等流转。三品以上职不拘常调。”[171]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的从政生涯到三品便不再升了，只有少数人经皇帝选定，可进入更高的品阶。

关于官员迁转的另一限制是针对吏员出身者的。元初，对吏员入官并无限制，很多人因此得任高官显职。到了元代中期，仁宗延祐元年（1314）十月下令：“吏人转官，止从七品，在选者降等注授。”[172]在此以前，仁宗已下令推行科举取士，这一决定显然与科举取士相配合，目的在于改变官员的成分。但是，由吏入官为数太多，这一决定打击面太大，很自然引起了反对，仁宗不得不改为“止于五品”[173]。英宗登位后，厉行改革，立即宣布“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如前制”[174]。随着英宗在“南坡之变”中死去，这一决定也就不了了之。泰定帝登位之初，“定吏员出身者止四品”[175]。泰定帝曾想“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御史韩镛加以反对，认为：“吏部掌天下铨衡，岩起从吏入官，乌足尽知天下贤才！况尚书秩三品，岩起累官四品耳，于法亦不得升。”傅岩起因此不得任吏部尚书。[176]元代中期以后，由吏出身的三品以上高官有所减少，和这些规定有明显的关系，但并未因此绝迹，“且以今吏言之，例限七品，秩复开以四品，而不次登显融者，往往列八位而不斟也”[177]。

3.内外大小官员的迁转，都要通过中书省吏部。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授的政令。凡职官铨综之典，吏员调补之格，勋封爵邑之制，考课殿最之法，悉以任之”[178]。由中书吏部铨注（迁转任命）的官员，称为“常选”，其中，“从七以下属吏部，正七以上属中书，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与夺，由中书取进止”[179]。

“常选”之外，由皇帝直接任命和提升的，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别里哥选”。

此外还有省选，即允许边远省份在中央派人监督下自行铨注官员。忽必烈平定南方之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决定，“福建、两广官员五品以上，照勘员阙，移咨行省铨注；六品以下，就便委用，开具咨省”[180]。后来扩大到云南、四川等省。成宗大德元年（1297）五月，“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等处六品以下选”[181]。文宗至顺元年（1330）七月，“敕中书省、御史台遣官诣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迁调三品以下官”[182]。这样，省选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六品以下改为三品以下。这意味着除了行省官以外，路总管以下都在本省铨选。但其中江浙、江西应限于两省属下的边远地区（福建属江浙，广东属江西）。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愿去边远地区任职，从而使这些地区经常出现缺官的情况。省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但是，省选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调到这些地区任职的官员往往终生不能离开，反使不少人望而生畏，止足不前；一旦被指定前往，便想方设法逃避。为此，元朝政府常将一些受到处分的官员调到这些地区，作为一种惩罚性措施。而这些官员长期在当地迁调，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两广：“五岭以南，列郡数十，县百有一十，统于广、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庙堂岁遣郎官、御史与行省考其岁月、第其高下而迁之，谓之调广海选。仕于是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而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则孜孜为利，旦旦而求仇贼其民而鱼肉之。……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183]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南北交通阻断。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中书省上奏：“江南因盗贼阻隔，所在阙官，宜遣人与各省及行台官以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迁调，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迁调，福建等处阙官亦依前例。”得到顺帝批准。[184]省选又有发展。在严峻的形势下，元朝政府不得不下放人事任免的权力。

4.在迁转过程中，“解由”起着重要的作用。“解由”是一种证明材料，“考满职除曰解，历其殿最曰由”[185]。官员任满后，都要将解由送中书吏部，以备审查。解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员的个人状况，又可分为两项。第一项是官员的履历，内容有年龄、民族（“是何色目人氏”），籍贯，有无疾病，户籍（“是何名色户计”），住址，会何种语言文字（“谓蒙古、畏兀儿、汉儿文字”），三代是否历仕，本人出身（“谓承袭、承继、荫叙、吏员、儒士、军功等”），入仕缘由、经历。第二项是在任期间的表现，内容有在任年月，支取俸钞数目，有无过犯，掌管、提调事务情况，交割情况（物件、印信、职田），有无悬带金银牌面，各处状保廉能实迹。解由的另一部分，则是该官员上级机关的“保结”，说明对该官员的材料进行过审核，一切属实，并有“知识保官”为之作保。解由呈送时，“保结”在前，官员个人状况在后。[186]

解由并非元代首创。金朝制度，“凡内外官之政绩，所历之资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满皆备陈于解由，吏部据以定能否”[187]。元代的解由显然沿袭金代的制度。至元三年（1266），中书省的文书中说：“随处告叙用官员，今后先于本处官司具入仕根脚、历任月日、停职缘由陈告，勘当别无诈冒，申覆本路官司，更为照勘相应，仍录连节次所受付身，保结申部。委有体例，拟定可任名阙，呈省定夺。”[188]这里所说“陈告”以及“保结”，就是解由的内容。

解由先要送到行省。行省集中后，出给咨文，“方赴都省”，实际接受单位是中书省吏部。吏部经过审查，认为无误，然后“考其功过，以凭黜陟”。“依体例委用。”[189]有的升等，有的在同一品级迁转，有的降级。官员可以自己提出要求，在解由中写明“愿某处住坐听除”[190]。但主要在于“出阙”（有空位的官职）情况。

解由是官员迁转的依据，元朝政府对解由极为重视，“诸职官任满解由，应给而不给，不应给而给，及有过而不开写者，罪及有司。解由到部，增损功罪不以实者，亦如之”[191]。

5.元朝政府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是官员迁转的重要依据。前面说过至元元年提出“五事考校”，至元九年（1272）中书省吏部的文书中规定：“五事备者为上，于合得品级上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历；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叙用。”[192]监察部门和行省都负有考察的责任。考察结果，特别优秀的是直接推荐，一般是在解由上写明。凡是监察部门考察发现“官吏赃污、欺诈，稽违，罪入于刑书者，岁会其数及其罪状上之，藏于中书”[193]。解由送到吏部后，吏部便将解由与原来掌握的情况进行核对，然后作出铨注的决定。

6.官员的迁转，实行回避制度。早在至元五年（1268），已提出避籍问题，但规定不很严格，“各路地里阔远，若更避路，恐员阙有所碍，止宜斟酌避籍铨选”[194]。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中书省上奏说：“迁转官员自己地面里休做官者道来。桑哥等要肚皮（贿赂）的上头，别了圣旨，根脚（本人出身）地面里做官来的有。如今似这般体例的分间了，别个地面里迁转呵，百姓每也得济有也者。”这个意见得到忽必烈的同意。[195]显然，避籍制度已趋严格。“自己地面”“根脚地面”都指官员的原籍。但亲属回避似乎不甚注意。权臣阿合马被杀后，有鉴于他一家“父兄居于省部，子侄列于州郡，牵挽私亲，树立党锢”的恶劣影响，御史台提出：“恐亦有父兄居宪台、察院之职，子侄为按察司官者；或父兄为按察司官，子侄于别道为官，有似此类理宜回避。”具体办法是：“自存一员，余者别听求仕。”也就是说，一家之中，只许一人在监察系统做官。这个意见得到主持政务的太子真金肯定。[196]但在后来诸帝时，屡有反复。英宗至治二年（1322），御史台又提出这个问题，“奉圣旨：一门之内有好人呵，都委付者。”[197]也就是说，不需实行亲属回避制度。监察部门尚且如此，行政部门更不用说了。

7.官员的解由经核实无误，便可按其应迁转的品级，“照勘相应窠阙”，挨次铨注。窠阙即是职位。有关的“宣敕牌面”由吏部派使者送到官员所在路总管府，“勾请本官就总管府公厅”办理手续。[198]元朝政府屡次要求应迁转的官员“在家听候”，但事实上很多人纷纷“入都求仕”，进行活动，打听消息。在手续办理后，便直接赴任。

由于官多阙（窠阙）少，便出现了“守阙”之法。有些官员在任命之后，并不能马上到任，而需经过一定时间，职位才能空出来。这段等待上任的时间，便称为“守阙”。“守阙”时间最初规定六个月，后改为一年，最长时达两年之久。[199]“守阙”之法虽然多少缓解了官员迁转时的争竞，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在任的官员知道已有人等着接替，不会认真做事；而“守阙”者往往急不可待，“往往絜领家属前去任所或境内居住”，于是出现了新官、旧官同时并存的现象，“坏政败事”。以致元朝政府不得不一再下令禁止。[200]

吏员也有一整套严格的迁转办法。关于吏员迁转的一般情况，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叙述。还需补充说明的有以下三点。

1.各衙门的吏员也都实行任期制。“有以三十月为一考者，亦有四十月为一考者”，皇庆二年（1313），“俱以四十月为一考”。根据所在衙门品级的高低，吏员满任期后出职为官或转上级衙门吏员。如“院、台、大司农令史出身，三考正七品”；“凡部令史三考，注从七品”；“秘书监从三品，令史拟九十月出为正八品，自用者降一等”；“宫籍监系随朝从五品，令史拟九十月正九品”。廉访司的书吏九十月“考满正九品叙”[201]。而各路司吏“如历七十月至九十月者，年四十五以上与提控案牍，四十五以下与巡检，考满皆得入流”[202]。路以下地方政府的吏员，则没有明确的任期制。他们只有通过上级衙门的选拔，才能提升。

2.地方监察机构和路府州县的吏员实行避籍（贯）迁转之法。至元十三年（1276），“内郡（指腹里）路、府、州、县司吏已尝迁转”。但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因吏员调动造成档案失落，公事不办；再加上“迁到人吏俸微不能养廉，事为未便”，于是“已迁人吏，准还元籍，依旧勾当”。但是，“吏人久役，其弊年深”，把持衙门，残害百姓。[203]因此，成宗大德三年（1299），江西已“遍行合属，州、县司吏，于本路所辖州、县内避籍迁转，路司吏于本省所辖路分避贯迁调”[204]。大德七年中书省又为此下达指示。[205]除了上都、大都、隆兴（路治今河北张北）等路外，其余全都推行。廉访司的书吏也需“回避本司分治元籍路分选用”。

3.吏员也有一定的考核标准，但各级吏员有的迁转，与官员有所不同，除了已往工作中的表现外，还要进行“吏能”方面的“试验”。所谓工作表现一般要求“廉干无过”即可，“吏能”方面的试验各类吏员有所不同。以路司吏为例，要由“本路长参佐同儒学教授立题考试，择行移有法、算术无差、字画谨严、言语辨利，能通《诗》《书》《论》《孟》，科一经史，为中程式。取考试官保明文状，然后补充本路本司司吏。”[206]成宗元贞三年（大德元年，1297），中书省礼部还专门拟订了对各道廉访司岁贡吏员进行考试的程式，主要是要求应试者分析案例写出文书，以此来试验其“吏能”[207]。

以上讲的是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官吏迁转的一般情况。其他如学官、匠官、仓库官、钱谷官等都有自己的迁转方法，与上述官吏的迁转法是大体相同的，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元代官员迁转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重内轻外。中央官员每届任期短，迁转快，地方官员每届任期相对要长一些，迁转要慢得多。“今内任以三十个月为一考满，即升一等，又多是内任迁转。外任以三周为一考，三考得一等，又有给由入选、待注守阙之岁月，六年才历一任，十八年得升一等，淹滞莫此为甚也。”吏员也是一样。因此，谋职者和吏部都把朝内官职视为美缺，视外任为苦差。郑介夫批评这种情况说：“如路府州县之官，实百姓安危之所系。若以内为重，以外为轻，是不知为政之根本也。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升，不历田野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面。……当思所以救弊之策，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与优迁可也。”他还提出具体建议：“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208]元代中期的名臣张养浩也说：“今选官者大率重内而轻外，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呜呼！牧民之长，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选，懵焉而授，奚为不足虑也哉！”[209]另一个特点是民族歧视。正常的迁转实际上主要是为汉人、南人安排的，至元十四年的“选法体例”中规定：“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除达鲁花赤、回回官员另行定夺。”至元十九年颁布“江淮官员格例”，规定了江南官员的迁转办法，也说明“钦奉特旨及蒙古人员不拘此例”[210]。常选官员止于三品，目的显然是限制汉人、南人进入官僚上层。“别里哥选”与常选的平行，就是保证蒙古人、色目人的特权。当然，也有不少蒙古人、色目人是按常选迁转的，但这并非主流。

元代的迁转铨注之法看起来是很严密的，实际上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尽管三令五申，要求如实填写“解由”，有关衙门必须认真审核，但事实上充满了弄虚作假，有的虚报成绩，有的隐瞒受过的处分。“今各官解由之内，无有不备五事者，皆是满替之后，巧装饰词，私家填写。上司更不推问，但辨凭无伪，俸月无差，便给半印，依本抄连，到选之日，真伪无别。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于常调，虚称五事者则引例升等。”[211]“近年以来，贪官污吏多得美除，廉慎守约之人因循懈怠于政事。盖因随着按察司断过人员，其所管官司假言不知，保结解由。及经断之人，多系贪污者，铨曹不知私犯，依例注授。”[212]而解由在逐级上送过程中需要半年至一年才能到达中书省吏部，“盖所申官司不以得代官员往复给由生受为念，指以勘会为名，刁蹬留难，勒取钱物。及其月日悬远，恐致照出稽迟，朦胧作弊，倒题月日。检勾人吏又不用心检举，虽为照刷，其弊谁知”[213]。解由送到吏部后，弊端同样是很多的，“然解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如散官、职事，互有高低，有力有援，则拟从其高，力孤援寡，则拟从其低。虽以土木偶人及考，亦得升阶，更不问为人之贤愚、居官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选，公然卖阙，以阙之美恶为贿之高下。各官该吏，相为通融。……民间有云：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干，空做好汉”[214]。“阙”（窠阙）有限而且有美恶，迁转求官者很多，这样就使得吏部官员能上下其手。有钱可以得美阙，而且早日铨注；无钱的得恶阙，迟迟不予铨注。“及其满替，贪廉无别，一体给由求仕。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选法不公，难以条举。”[215]“吏部铨选，讼不平者众”，以致吏部官吏害怕报复，“至不敢夜行”[216]。可见问题严重到何等程度。

第五节 公规与案牍管理

随着品级、俸禄、迁转、铨注等制度的建立，元朝的人事管理制度逐步走上轨道。与此同时，官府的办公制度也建立了起来。这种办公制度，当时称为“公规”。“公规，谓官府常守之制也。”[217]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中，便专门列有“公规”一门。下面，将“公规”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1.署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上班。忽必烈即位之初，在燕京建立行中书省。省官励精图治，“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218]。以后逐渐形成各级衙门的制度，“京府州县官每日早聚圆坐，参议词讼，理会公事，除合给假日外，毋得废务。仍每日一次署押公座文簿，若有公出者，于上标附”[219]。“公座文簿”就是签到簿，每日都要签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书省规定：“有禄官吏人等，今后无故勾当不聚会，第一次罚，第二次决七下，第三次一十七下，已后不改，勾当罢了有。”也就是免去职务。[220]这个规定无疑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各处总司路府官员，日高聚会，未午罢散……又有一等官员，非时游猎，耽误公事”。中书省又进一步规定，官员“每日必须早聚，虽事毕亦防不测紧急事务，拟至未时方散”[221]。这是说要到下午1—3时才能下班。此后《至元新格》的规定则是：“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222]“平明”指天刚亮的时候。看来，“平明”“早聚”是统一的制度，但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主要看政务处理情况。仁宗延祐元年（1314），右丞相铁木迭儿说：“比者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早退，政务废弛。今后有如此者，视其轻重杖责之。”仁宗说：“如更不悛，则罢不叙。”[223]延祐七年（1320）五月，英宗即位之初，“敕百司日勤政务，怠者罪之”[224]。实际上是整顿上班纪律，“大都的及这里（指上都）的省、部诸衙门里勾当里行的，不早聚晚散怠慢呵，打了，勾当里交出去者”[225]。三令五申，正说明上班纪律的松散。

2.公事程限。至元八年（1271），御史台上奏：“内外诸衙门公事稽迟，乞定立限次，本台纠察。”所谓“稽迟”，就是指公事拖拉不能及时处理，经过中书省、御史台共同研究决定：“今后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226]后来，进一步缩短了限期，《至元新格》中规定：“常事五日程（谓不须检复者），中事七日程（谓须检复者），大事十日程（谓须计算簿账或咨询者），并要限内发遣了事。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决罚。”[227]

“稽迟”是官僚机构普遍存在的弊病。忽必烈时代一位能干的官员说：“稽迟害民，甚于违错。若词讼到官，立便决断，案牍之间虽欲文过饰非，错失自见，小民衔冤，随即别有赴诉。……近年奸贪官吏恐负罪责，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屈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轻则数月，甚则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终，本司吏更换数人，而不决断。”他认为，“《条画》虽定大、小、中三事限次，终无明白罪责。拟合照依违限条画，初犯职官罚俸一月，两犯罚俸两月，三犯的决罢职”。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稽迟”现象。[228]成宗时郑介夫也说：“《至元新格》该‘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发遣；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决罚’。今小事动是半年，大事动是数岁，婚、田、钱债有十年、十五年不决之事。……更无一事依程发遣，而违者亦无一人依格决罚，岂非虚文议狱乎！”[229]他们的议论，说明有关的法令并没有解决公事“稽迟”问题。“稽迟”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牵涉到官吏本身的利害，所以它就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

3.假期。官吏的假期分为三种。

中统五年（至元元年，1264）八月，在宣布“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的同时，也确定了给假之法：“如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一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旬日，各给假一日（公务急速不在此限）。”至元十四年（1277）十二月，因为“旬日”（初十、二十日、三十日）“这三个日头断人呵（杀人）也中”。而按当时佛教信仰，“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乙亥日，这日数里，有性命的也不交宰杀有，人根底也不打断有”。于是将旬休改成这几天。[230]按照六十干支纪时之法，每六十日有一个乙亥日，因此每月平均休息为四天半。旬休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休假制度，到这时发生了改变。以上是法定的官吏休假日。

二是丧假。凡是祖父母、父母去世或迁葬，许给假，奔丧30日，迁葬20日。限内支给俸钞。父母去世，须守丧3年，称为丁忧，这是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蒙古人无守丧之制，所以元初官员也不实行丁忧制度。[231]大德八年（1304），正式宣布实行丁忧制度，“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怯薛、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忧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丁忧成了国家的法令。[232]但因这一制度长久未曾实行，反对者颇多，大德九年就作了修改：“如今丁忧的听从他每”，自行决定。至大四年（1311）仁宗的即位诏书中宣布：“官吏丁忧，已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实二十七个月），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233]再一次作了明确规定，它只适用于汉人、南人，连汉人军官也不在此列。一直到元朝末年，蒙古人、色目人仍不行丁忧之制。[234]丁忧制实行后，汉人、南人官员的丧假就没有意义了。凡是不实行丁忧的官员“罪与不奔丧同”，即“杖六十七，降先职二等，杂职叙”。为了表示对丁忧实际上也就是对孝道的尊重，还做出了丁忧期间不追究罪行的规定：“诸职官受赃，丁忧，终制日究问。”“诸官吏私罪被逮，无问已招未招，罹父母大故者，听其奔赴丁忧，终制日追问，公罪并矜恕之。”[235]

三是病假和事假，官员有病有事不能署事，都须请假。请假的报告名为“曹状”。在中央，御史台属下的殿中司“掌管随朝官告假事故”，凡请假三日以上，都要以“曹状报殿中司，还职亦行具报。如有推称病故者，合行举罚”。地方官员和“随朝官员一体，凡假故曹状报本属，仍诸衙门置立假故文簿明白附写”[236]。文簿由各衙门首领官掌管，每日一次登记核实，然后由主管正官署印，以示郑重。无论病假或事假，百日以内仍给薪俸，超过百日的，作离职处理，称为“作阙”，满一年以后，才能重新提出申请，安排职务。[237]

4.致仕。致仕即退休。它是和迁转法联系在一起的。元朝政府正式实行致仕之法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致仕的年龄是70岁。大德七年（1303）规定，三品以下官70致仕加散官一等，但“集贤、翰林院里用着的有知识老的每”除外。致仕的中高级官员，其子可以承荫。大德九年规定：“子幼家贫者给半俸终其身，虽年七十以上精力未衰、材识可取者录用之。”后来，又规定，致仕者“三品以下官员职事、散官皆升一等，三品官员升散官一等”[238]。“给半俸”并非通例，而是有条件的，也算是皇帝的一种优遇。还有极少数人，在致仕后仍可以拿全俸，如顺帝时曾辅导皇太子的李好文，致仕后“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239]。张翥的待遇和李好文一样，[240]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大德七年重申致仕制度时，郭守敬已过70岁，“独……不许所请，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为令”[241]。上述大德七年关于“有知识老的每”除外的规定，就是为此而发的。这可以说是元代致仕制度的特色。

5.案牍管理。案牍就是文书档案。文书档案的管理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蒙古国时期，案牍是很混乱的，大量散失，存下来的也没有得到整理。这种情况延续到忽必烈时代，有一位地方官说：“省、部、台、院者，百司郡县之本源，纲领法度所从出者也。政无小大新旧久近，皆当知其本末。即今每事皆无簿籍文册，自开国至累朝条例亦无纂集备细，每遇一事，如户口、铨选、军站、工匠、钱谷、地土、城邑等事，反取问于司县，不惟取天下讥笑侮玩，仓卒率多误事。”[242]随着各项“汉法”的推行，案牍管理也逐步严密起来。中统初年建立的燕京行省，已有专门的架阁库官。[243]架阁库就是档案库。以后，在各级政府中相继设立了架阁库或承发架阁库。[244]规模最大的是中书省架阁库，“掌库藏省府籍账案牍，凡备稽考之文，即掌故之任”[245]。架阁库设管勾2人，正八品，吏10人。后增至管勾4人，吏14人。所谓“籍账”指的应是户口和赋税的簿册，“图书、版籍、计金谷钱帛出纳之文牍，尊闳庋藏，以待夫考证之用者，咸在焉”[246]。架阁库之外，中书省还有蒙古架阁库和回回架阁库，顾名思义，显然是收藏蒙文和回回文（阿拉伯文）的档案。中央的其他重要机构，如枢密院、御史台、大宗正府、大司农司、宣徽院等，都有架阁库或承发架阁库的设置，其负责人亦称管勾，分别为正八品、从八品、正九品不等。在地方，行省、宣慰司和路总管府设有架阁库。路以下的府、州、县不设专门的架阁库，有关事务由首领官或吏员管理。

案牍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元朝政府规定，“诸有司案牍籍账，编次架阁。各路，提控案牍兼架阁库官与经历、知事同掌之，散府、州、县，知事、提控案牍、都吏目、典史掌之。任满相沿交割，毋敢不慎”[247]。“编类入架”的是“已绝文卷”，也就是已经做出处理的案牍。所谓处理，一是结案，二是经监察部门“刷”过（复查过）。“诸已绝经刷文卷，每季一择，各具事目首尾张数，皆以年月编次注籍。仍须当该检勾人员，躬亲照过，别无合行不尽事理，依例送库，立号封题，如法架阁。后遇照用，判付检取，了则随即发还勾销。”有关官员任满的解由上，都要把案牍的交割作为一项内容，“明白开写”[248]。

元代案牍的管理是很不完善的。有的衙门没有专人负责，有的衙门则交接手续不严格，还有一些衙门则没有贮存案牍的库房，到处散放甚至存在官吏手里，因而造成案牍的散失和混乱，屡屡见于记载。成宗大德元年（1297）监察部门“照刷建康路总府并诸衙门文卷，比照出漏报埋没不见等卷四千六百一十二宗”[249]，便是一例。此外，案牍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以嘉兴路为例，“两至元之间”（自世祖统一南方到顺帝至元时），总管府“所积成案十万五千有奇，簿历万三千九百有奇”[250]。数量的众多也增加了管理的困难。这些都为官吏特别是具体负责的吏员营私舞弊提供了方便，“案牍愈繁，事多壅滞，日就月将，不胜其弊”[251]。

元朝政府曾经利用保存的案牍编纂过不少政书，如《经世大典》《宪台通纪》《南台备要》《六条政类》等。《经世大典》利用资料广泛，但各主管衙门的案牍无疑是重要来源之一，《宪台通纪》是以“立台（御史台）至今文卷缘故编类成书”的。《南台备要》也是“披牍历案，稽核故实，裒辑成编”的。[252]《六条政类》的编纂目的，就是因为案牍过多，各项制度不便查考，所以用中书省的案牍为基础，“汇其因革”，“别为一书，备观览焉”。编纂时使用案牍“卷五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宗，籍卷册合八万五千五百四十三帙，所用之条，三万有奇”[253]。可惜此书已佚，但明初修《元史》时利用过。应该说，元朝在档案利用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

[1] 王恽：《吏解》，《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6。

[2]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3] 同恕：《经历司题名记》，《榘庵集》卷30。

[4] 《元史》卷86，《百官志二》。

[5]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6] 虞集：《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15。

[7] 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4。

[8]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圆坐署事”条。

[9] 《至顺镇江志》卷15，《参佐》。

[10]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公事从正与决”条。

[11]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首领官执覆不从许直申部”条。《至顺镇江志》卷15，《参佐》。

[12]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凡行文书圆押”条。

[13] 蒋易：《送黄仲言之武平教谕序》，《鹤田集》卷上。

[14] 徐明善：《送董仲镇序》，《芳谷集》卷2。

[15] 胡祗遹：《民间疾苦状》，《紫山大全集》卷23。

[16] 《元史》卷20，《成宗纪三》。

[17]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8] 《南台备要·裁减吏员》，《永乐大典》卷2610。

[19]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20] 《历代名臣奏议》卷68，《治道》。

[21]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22] 《元史》卷175，《张珪传》。

[23] 《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26。

[24] 《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

[25] 《南台备要·沙汰裁并》，《永乐大典》卷2610。

[26] 《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内外诸官员数”条。

[27]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元史》卷81，《选举志一》）。

[28]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29]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30] 胡祗遹：《论并州县》，《紫山大全集》卷23。

[31] 《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32] 《经世大典序录·入官》，《国朝文类》卷40。

[33]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34]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35] 河南既有汉人指标，又有南人指标。

[36]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37] 伯颜反对科举是因为科举为汉、南人入仕开辟了方便之门，反映了一部分蒙古贵族排挤汉人、南人的心理，见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38] 《元史》卷138，《脱脱传》。

[39]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卷92，《百官志八·选举附录》。

[40] 《元史》卷185，《韩镛传》。

[41] 王义山：《周均焱四书衍义序》，《稼村类稿》卷6。

[42] 《金史》卷51，《选举志一》。

[43] 苏伯衡：《送楼生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文集》卷8。

[4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末殉难者多进士》。

[45] 亦思替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古代伊朗人专门用于财务计算。参见穆札法尔·巴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6] 《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

[47]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48] 朱德润：《送郭希哲希诚赴国子监读书序》，《存复斋续集》。

[49] 《元史》卷24，《仁宗纪一》。

[50] 虞集：《刘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7。

[51] 《庙学典礼》卷2，《左丞叶李奏立太学……》。

[52] 400名是国家规定的定额，实际在学者常超过此数，元代中期一度“弟子员”“五百六十人”（虞集：《国子监学题名序》，《道园学古录》卷6）。

[53] 见《元史》卷187各有关列传。《元史》卷92，《百官志八·选举附录》。

[54] 《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

[55]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56] 《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

[57]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58] 成宗大德八年（1304）定国子生蒙古人、色目人、汉人3岁各贡1人；大德十年定为3年岁贡2人。后改为每年岁终试贡。泰定四年（1327）“敕国子监仍旧制岁贡生员业成者六人”。（《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疑应自至大四年（1311）立“国子学试贡法”始。

[59]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60]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61] 欧阳玄：《喜门生中状元》，《圭斋文集》卷3。

[62] 《元史》卷92，《百官志八·选举附录》。

[63] 从至大四年（1311）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每年以6人计，共为330人。国子学正式建立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自此到至大四年（1311）或每3年3人，或每3年6人，估计不会超过50人。

[64] 《元史》卷6，《世祖纪三》。

[65]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品官荫叙体例”条。

[66]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67]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职官荫子例”条。

[68]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达鲁花赤弟男承荫”条。

[69] 《元史》卷82，《选举志二》。

[70] 《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国朝文类》卷41。

[71] 《历代名臣奏议》卷68，《治道》。

[72] 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国朝文类》卷15。

[73] 刘基：《感时述事十首》，《诚意伯文集》卷13。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

[74] 《经世大典序录·入官》，《国朝文类》卷40。

[75] 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4。

[76] 姚燧：《送李茂卿序》，《牧庵集》卷4。

[77] 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78] 《元史》卷99，《兵志二》。

[79] 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

[80]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81]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82] 韩儒林：《元代阔端赤考》，《穹庐集》。

[83]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84]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85] 《元史》卷81，《选举志一》。

[86]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选补州县司吏新例”条。

[87] 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88]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89] 宋褧：《牛公神道碑》，《燕石集》卷14。

[90] 曾任中书省吏员的是：刘宣、何荣祖、张炤、袁裕、杨湜、曹元用、郭贯、张孔孙、张养浩、敬俨、刘德温、刘正、赵师鲁、秦起宗、梁曾、刘敏中、王约、元明善、李泂、崔敬、贾鲁、许楫、卜天章、张思明（尚书省掾）。出身其他衙门吏员的是：乌古孙泽、樊楫、畅师文、谢让、韩若愚、曹鉴、董搏霄、刘哈剌不花、王艮、田滋、周自强、白景亮。

[91]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92]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职官补充吏员”条。

[93]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选补州县司吏新例”条。

[94]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革去滥设贴书”条。

[95]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迁转入吏”条。

[96] 《经世大典序录·入官》，《国朝文类》卷40。

[97] 吴澄：《赠何种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1。

[98] 蒋易：《送余从善赴京序》，《鹤田集》卷六。

[99] 《善余堂记》，《揭傒斯全集·文集》卷6。

[100]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01]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102] 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50。

[103] 《元典章》卷2，《圣政一·止贡献》。

[104]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105] 事实上，蒙古、色目官员要拜见钱、撒花钱的陋俗，在实行俸禄制后仍然严重地存在，叶子奇就讲到这一点。

[106] 《元史》卷96，《食货志四》。

[107] 《元史》卷5，《世祖纪二》。

[108]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品官荫叙体例”条。

[109]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国朝文类》卷70。

[110] 《元史》卷96，《食货志四》。

[111] 《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12] 散官原来是相对于职官而言的，职官“有所职掌者”；散官“谓无所职掌者”（徐元瑞：《吏学指南》），但后来含义有所变化。

[113]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二》“致仕升散官一等”条。

[114] 虞集：《翰林承旨刘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6。

[115]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116] 元明善：《廉文正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

[117] 《元史》卷91，《百官志七》。

[118] 《元史》卷78，《舆服志一》。

[119] 《元史》卷160，《王磐传》。

[120] 《元史》卷177，《张思明传》。

[121] 《元史》卷6，《世祖纪三》。

[122]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官吏添支俸给”条。

[123] 文散官自从八品从一品共36阶，俸禄自正八至从一为35等。散官正二品3阶，而俸禄正二品2等，这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124]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元史》卷96，《食货志四》。

[125] 《秘书监志》卷2，《俸秩》。

[126]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官员摽拨职田”条。

[127] 姚大力在《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元史论丛》第3辑）中指出，至元八年以前文书中所称“旧例”，常指金朝法令。

[128] 《金史》卷58，《百官志四》。

[129]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

[130] 《通制条格》卷13，《禄令》。

[131] 《元典章新集·户部·职田·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132]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33] 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9。

[134]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禀》“职田佃户子粒”条。

[135]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36]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137] 当时中书省左右丞相俸140贯，米15石，按此推算，全俸应为200贯，扣除十分之三为60贯，可知米1石应为4贯。仁宗皇庆二年（1313）规定，有职田的俸钱支中统钞，无职田的支至元钞。（《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俸钞改支至元”条）。

[138] “京师米贵”，元朝政府为安定人心，每年拿出一部分海运粮设铺发售，“减其直以赈粜焉”。至大四年（1311）起每石25贯，至泰定二年（1325）减为20贯，见《元史》卷96《食货志四》。

[139] 《南台备要》。

[140] 《元史》卷96，《食货志四》。

[141]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军官俸米”条。

[142] 《元史》卷11，《世祖纪八》。

[143]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44]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45]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46] 胡助：《苦寒行》，《纯白斋类稿》卷6。

[147] 胡祗遹：《寄子方郎中书》，《紫山大全集》卷12。

[148]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49] 《元史》卷11，《世祖纪八》。

[150] 《给江南官吏俸饯》，《雪楼集》卷10。

[151]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52] 《元典章》卷36，《兵部三·驿站》“出使宴会事理”条。

[153]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154] 《金史》卷58，《百官志四》。

[155] 忽必烈实行俸禄时，曾向北方民户征收俸钞，作为赋税的一种。这种做法在封建时代赋税史是少见的。王恽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民间科帖标注俸钞，且赋税从古有之，必敛之以给禄养，是恩出于上。今者名之科帖，曰：此官□也，是民自以禄食廪给，非出国家公养大恩。□令削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也。”（《论削去科帖俸名》，《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6）作为赋税的俸钞可能在元代中期停止。

[156] 《元典章》卷25，《户部十一·差发》“禁职田佃户规避差役”条。

[157] 《元典章新集·户部·禄廪·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158]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159] 《元典章》卷15，《户部一·禄廪》“官吏添支俸给”条。

[160] 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其中说：“世祖皇帝时官外者有田，今乃借禄米以夺之。”（《归田类稿》卷2）

[161] 《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

[162] 《通制条格》卷6，《选举·五事》。

[163] 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

[164]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品官荫叙体例”条。

[165] 《书经·舜典》：“二载考绩”。以后沿为制度。

[166] 外任官员30个月一考见《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代官到任方许离职”条。至迟在至元十四年已改为3周年，见《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循行选法体例”条。

[167] 《至元新格》，见《通制条格》卷6，《选举·选格》。

[168]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169]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循行选法体例”条。

[170]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171]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循行选法体例”条。

[172] 《元史》卷25，《仁宗纪二》。

[173]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17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175]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176] 《元史》卷185，《韩镛传》。

[177] 杨维桢：《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师序》，《东维子文集》卷4。

[178]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79]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180]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181] 《元史》卷19，《成宗纪二》。

[182] 《元史》卷34，《文宗纪三》。

[183] 朱思本：《广海选论》，《贞一斋杂著》卷1。

[184] 《元史》卷44，《顺帝纪七》。关于省选，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州县官多在外铨选》。

[185] 徐元瑞：《吏学指南》。

[186]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解由体式”条。

[187] 《金史》卷55《百官志一》。

[188]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告叙本路保申”条。

[189]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整治给出事理”条。

[190]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解由体式”条。

[191] 《元史》卷50，《刑法志一》。

[192] 《通制条格》卷6，《选举·五事》。

[193] 《元史》卷50，《刑法志一》。

[194] 《元史》卷83，《选举志三》。

[195]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自己地面休做官”条。

[196]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父子兄弟做官回避”条。

[197] 《宪台通纪·选用官员》，《永乐大典》卷2608。

[198]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除授送赴各路祗受”条。

[199]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铨注官员守一二年阙”条。

[200] 《元典章》卷10，《吏部四·职制》“守阙元处听候”条。参见王恽《论待阙官予为照会各处事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9。

[201] 《元史》卷84，《选举志四》。

[202] 《元典章》卷12，《吏部·吏制》“路吏运司吏出身”条。

[203] 《元典章》卷12，《吏部·吏制》“迁转人吏”条。

[204] 《元典章》卷12，《吏部·吏制》“书吏奏差避籍”条。

[205] 《元典章》卷12，《吏部·吏制》“迁转人吏”条。

[206] 《元典章》卷12，《吏部六·吏制》“随路岁贡儒吏”条。

[207] 《元典章》卷12，《史部六·吏制》“儒吏考试程式”条。

[208]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

[209] 《为政忠告》。

[210]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官员迁转例”条。

[211] 郑介夫：《太平策》，见《历代名臣奏议》卷67。

[212]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任满勘合给由”条。

[213]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给由置簿首领官提调”条。

[214] 郑介夫：《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

[215] 郑介夫：《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

[216] 张养浩：《刘公神道碑》，《归田类稿》卷10。

[217] 徐元瑞：《吏学指南》。

[218] 王恽：《中堂事纪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

[219]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圆坐署事”条。

[220]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官吏聚会体例”条。

[221]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官员勤政聚会”条。

[222]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官府平时治事”条。

[223] 《元史》卷27，《英宗纪二》。

[224] 《元史》卷27，《英宗纪一》。

[225] 《元典章新集·朝纲·公规》“早聚晚散”条。

[226]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行移公事程限”条。

[227] 《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规》“公事量程了毕”条。

[228] 胡祗遹：《官吏稽迟情弊》，《紫山大全集》卷21。

[229] 《太平策》，《历代名臣奏议》卷67。

[230] 《通制条格》卷21，《假宁·给假》。

[231] 忽必烈时，有人因未被批准便奔母丧而遭指责，“欲以违错加罪”；王恽为此建议：“合无量职务繁简，权宜定制，或以卒哭为期，或见新月复职，外据自愿解官终制之人，一从所请。”（《论高明奔母丧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6）可见当时并无丁忧之制，而王恽的意见也没有被接受。

[232] 丁忧制的实行是哈刺哈孙主持的，见《元史》卷136本传。

[233]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丁忧》。

[234] 《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

[235]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236] 《通制条格》卷22，《假宁·曹状》。

[237]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作阙》。

[238] 《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致仕》。

[239] 《元史》卷183，《李好文传》。

[240] 《元史》卷186，《张翥传》。

[241] 《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242] 胡祗遹：《即今弊政》，《紫山大全集》卷22。

[243] 王恽：《中堂事纪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

[244] 承发指文件的收发，有的机构中设承发司，是独立的职位，但不少机构中将承发和架阁库合在一起。

[245]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246] 《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析津志辑佚》，第19—20页。

[247]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

[248]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文卷已绝编类入架”条。

[249] 《元典章》卷14，《吏部八·公规》“承受行遣卷宗”条。

[250] 陈旅：《嘉兴路总管架阁库记》，《安雅堂文集》卷9。

[251] 《元典章》卷4，《朝纲一·减繁新例》。

[252] 分见两书序，《水乐大典》卷2608、2610。

[253] 归旸：《中书省〈六条政类〉题名记》，《析津志辑佚》，第20—22页。原作《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误。

结语

元代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大致如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元代政治制度既是前代的延续，又具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朝代的特色。造成元代政治制度种种特色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的二元混合，一个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导致的相应变化。

兴起于草原、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大蒙古国，实行的是以大汗为核心、以草原贵族、军事将领为支柱的游牧君主制。这和中原“汉地”长期以来实行的以皇帝为核心、以官僚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很不相同的。蒙古统治者不断扩大统治的范围，企图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来控制“汉地”，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汉法”。忽必烈便是认识到并推行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一转变对许多蒙古贵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1]。蒙古贵族中坚持原有体制的势力是强大的，忽必烈及其以后诸帝都难以完全摆脱这种保守势力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有元一代政治制度二元混合的面貌。忽必烈在中统建元诏书中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2]“列圣”指大蒙古国的前几位大汗，“前代”指中原历代相传的“汉法”。新的体制，既要考虑“列圣”的“洪规”，又要采用“前代”的“定制”，这就是他为元朝政治制度建设所规定的原则。在他以后的皇帝，大体上都继承了这一原则。明初修纂的《元史》说忽必烈“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3]。这个评价并不很确切。忽必烈不很信用儒术，[4]与其说是“以夏变夷”，不如说是“夷”“夏”并用，但他所建立的各项政治制度确实成为有元“一代之制”。

“夷”“夏”二元混合的状况，在元代政治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机制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元朝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对百姓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投下制度，还将投下制推广到江南。投下的属民管理，自成系统，实际上与路、府、州、县并行。在中央，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者组成最高权力机构，这是中原的传统模式。但是，由大汗禁卫军蜕变成为皇帝侍从的怯薛，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省、台、院并存。省、台、院的负责官员大多是怯薛出身的蒙古人、色目人，他们即使在担任外朝的官职以后，仍在怯薛中轮值。怯薛成员离皇帝很近，接触时间很多，历代皇帝都把怯薛视为心腹，听取他们的意见，派遣他们传达诏旨。而且，当外朝“集议”军国大事，向皇帝报告结果时，一定有怯薛在场。怯薛与省、台、院互相渗透，互相制约。怯薛正是蒙古传统的代表。元朝的军事体制，较之大蒙古国，有很大的改革，采用了中原传统的“内重外轻”方针，组建了侍卫亲军，设立枢密院作为最高军政机构，都和以前不同。但同时仍保留了十进制的编制形式，按民族成分编组军队，以及军官世袭制，等等，又都是过去的传统。以元朝的司法体制来说，中央司法机构既有中书省刑部，又有大宗正府，后者即是蒙古国时期札鲁忽赤的延续。元朝的刑罚，既以中原传统的“五刑”为主，又有蒙古传统的“一个赔九个”等规定。监察体系可能是个例外，有关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机制，都是以中原制度为依据的。

与皇帝直接有关的一些制度，也体现了二元混合的特色。元朝实行两都制，皇帝每年有近半年时间在上都度过。这不仅仅是为了避暑的需要，主要是为了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传统。皇帝即位，除了在大都大明殿举行仪式，接受朝贺（这种朝贺仪式也加入了蒙古习俗的成分，如由“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5]）之外，还必须到上都开平，在大安阁中举行忽里台，即传统的选举大汗仪式。设坛祭天，建造太庙祭祀祖先，是中原历代帝王权威的象征。元朝在大都建立圜丘和太庙，祭天祭祖，实行的是中原古制。但同时又保存了“国俗旧礼”，在大都太庙和特设的烧饭院举行仪式。此外，每年皇帝到上都，也要举行洒马奶子仪式，祭祀祖先。[6]

“夷”“夏”二元混合，在人事管理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元朝政府将全国居民按地域、民族分为四等，在政治生活中对四等人给予截然不同的待遇。“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7]这段话虽然不很确切，却道出了元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总起来说，便是蒙古人、色目人任高官、长官，汉人、南人任中、下级官员，各衙门的次官。其中南人特别受排挤。具体来说，则各系统、各层次、各机构又有所区别。在军事系统中，将领实行世袭制，重要职位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和少数汉人占据，南人根本不能问津。至于枢密院的长官职位，从来都是蒙古人、色目人的禁脔。只有次官才参用部分汉人。但枢密院的核心机密（如兵马数目）只有“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8]。汉人是不能过问的。从监察系统来说，长官非“国姓”不授，次官以下参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则完全在排斥之列。在行政系统中，中书省的长官中蒙古人占大多数，色目人占少数，汉人是个别的。中书省次官（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中，色目人占多数，其次是汉人和蒙古人，南人是极个别的。中央其他机构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行省一级和中书省的情况差不多。路、府、州、县的长、次官，参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是很少的。而在这几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都设有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其他系统机构大体上也是如此。甚至小到江南的驿站，也必须由色目人、北人当站官。唯一的例外是学校中的教官，几乎都由汉人、南人充任。

官员的选拔方式，是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元代官员的来源，主要是几个渠道。一是怯薛出身当官，一是由吏入官，一是科举与国学。怯薛都是蒙古人、色目人，一入仕途，便得美职，而且升迁迅速。这是蒙古传统的作用。由吏入官，在元代比重很大，这实际上可以看作蒙古旧制和“汉法”矛盾的特殊产物。蒙古的传统制度难以适应管理“汉地”的需要，而大蒙古国的统治者又不愿采取中原传统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制度，于是吏便得到了重视，成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国学是忽必烈时建立的，科举的恢复则是元代中期的事。从国学和科举中选拔官员，这都是“汉法”的组成部分。但是，国学学生的入仕和科举考试中及第者为数很少，而且种种规定都对蒙古人、色目人有利。

从官员的选用方式中说，元代有“常选”“别里哥选”“投下选”之分。“常选”指政府的人事管理部门（吏部）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考核选拔任用官员，所依据的，主要是资历和成绩。这是中原传统的办法。“别里哥选”和“投下选”则主要依据皇帝和投下主的好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即使在“常选”中，蒙古人、色目人比汉人、南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至于“别里哥选”和“投下选”，受益的不用说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总之，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的二元混合，在元代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二元之中，很难笼统说那一种因素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二元产生了种种矛盾，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作。这是元朝之所以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朝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为了对面积广大、包括多种民族的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元朝政府在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1.监察系统的作用得到加强。元朝统治者提高了监察机构的地位。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秩从一品，比起金、宋来有所提高（金、宋都是从二品），从而在中央形成了省、院、台三足鼎立的局面。元朝统治者把监察机构看作自己的耳目，又比作治疗自己左、右手（中书省、枢密院）的工具，赋予它比前代更大的权力，扩大了它的职能，使它在国家机器中更好地发挥制衡的作用。

2.行省制的确立，行省原来是中央的临时派出机构，逐步转化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除“腹里”外，全国设立10个行省。行省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在中央统一政策的指导下，独立处理本省以内的各种事务。行省制的确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边疆民族地区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少边疆民族地区，在历史上首次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政府分别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各种名称的行政机构，如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有的是元朝政府派遣、定期迁转的官员，更多的则是当地民族的首领，由元朝政府加以任命。在西南地区，这一类被任命的首领人物称为“土官”，他们世代相袭，有罪罚而不废。中国历史上的土官制度，自元朝始。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土官的任命，加强了这些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4.宣政院的设立。宣政院是元朝特有的一个机构，既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又管理吐蕃地区的各项事务。将宗教的管理和民族地区的管理放在一起，说明元朝统治者充分注意到了佛教在吐蕃地区的重要地位。宣政院品秩很高，可与省、院、台并列，其长官常由省、院、台大臣转任或兼领，反映了元朝政府对吐蕃地区的重视。这个机构对于沟通中央和吐蕃地区的关系，起了有益的作用。

5.审判权限的改革。和前代相比，元代在审判权限方面有一个重大改变，那就是将死刑的最终判决权收归中央，掌握在皇帝手里。元朝政府对死刑判决采取慎重的态度，要经过反复的审讯，而最后的审批，只有皇帝才能作出。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元朝政府在司法工作中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6.全国镇戍网络的形成和大规模屯田。元朝统一以后，忽必烈和大臣们经过周密研究，设计了全国的镇戍网络。“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9]这一网络的形成，对于巩固元朝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元朝政府重视屯田，大力推广，遍及腹里、各行省以及很多边疆地区，其分布范围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屯田，是元代屯田的一个特点。它对于巩固边防和边疆开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7.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站赤和急递铺。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站赤的设置，遍及各边疆地区。站赤和急递铺的网络化，以及管理制度的加强，既便于元朝政府了解各地的情况，又能将有关的决策及时下达。它们是政府职能运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联系手段，是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

为了管理统一多民族国家引起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以上所说的是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元朝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首次尝试，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后代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事实上，上述监察机构的加强，行省制的确立，土司制的开创，死刑判决权收归皇帝，等等，大多为后代所沿袭。即以镇戍网络来说，明初修的《元史》中称赞说，“皆世祖宏规远略，与二、三大臣之所共议，达兵机之要，审地理之宜，而足以贻谋于后世者也”。显然明朝初年统治者注意过这个问题，并对此有肯定的评价。[10]

[1] 《元史》卷158，《许衡传》。

[2] 《元典章》卷1，《诏令一·中统建元诏》。

[3]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4] 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元史研究论稿》。

[5] 《元史》卷67，《礼乐志一》。

[6] 《元史》卷77，《祭祀志六》。

[7]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8] 《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卷》，《永乐大典》卷2608。

[9] 《元史》卷99，《兵志二·镇戍》。

[10] 明初修《元史》，主编是宋濂、王祎，但他们完全是秉承朱元璋意旨进行纂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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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元大都

引言

第一章 大都建成以前的北京

第一节 辽代以前的北京

第二节 辽代的燕京

第三节 金代的中都

第二章 大都城的建造过程

第一节 在断事官们统治下的燕京

第二节 燕京—中都—大都

第三节 大都城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第四节 大都的人口

第三章 大都的布局

第一节 城墙和城门

第二节 皇城和宫城

第三节 城内的布局

第四节 南城和城郊

第五节 西湖和西山

第四章 大都的政治生活

第一节 元代的政治中心

第二节 元朝政府对大都的严密控制

第三节 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第四节 大都的阶级关系

第五章 大都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

第四节 河运和海运

第五节 大都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

第六章 大都的文化生活

第一节 北方的理学中心

第二节 宗教

第三节 绘画、建筑和雕塑

第四节 诗歌、小说和杂剧

第五节 民间技艺

第六节 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中外科技交流

第七章 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大都

附录一 元大都大事年表

附录二 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

下篇 元上都

引言

第一章 草原都城历史溯源

第一节 瓯脱地的变迁

第二节 辽、金皇帝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

第三节 大蒙古国的草原营地

第四节 金莲川幕府

第五节 开平城的兴建

第二章 两都巡幸与交通

第一节 两都制的确立

第二节 两都交通线一——驿路

第三节 两都交通线二——东道

第四节 两都交通线三——西道

第五节 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第六节 两都巡幸制度

第三章 上都的行政管理

第一节 上都路的建置与人口

第二节 上都留守司及其下属机构

第三节 上都驻防的军队

第四节 上都留守司官员的任用

第四章 上都的布局和宫廷生活

第一节 宫城

第二节 皇城、外城和关厢

第三节 西内与昔剌斡耳朵

第四节 宫廷生活

第五章 上都的政治生活

第一节 忽里台与朝觐制度

第二节 上都理政

第三节 发生在上都的重大政治事件

第六章 上都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粮食来源和农业

第二节 商业和手工业

第三节 畜牧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涯

第七章 上都的宗教

第一节 发生在开平的佛道辩论

第二节 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第三节 上都的寺院道观

第八章 上都的没落

附录一 元代皇帝世系表

附录二 元上都大事件表

附录三 元中都简述

征引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陈高华 男，1938年3月3日生，浙江温岭人。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所长（1988-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兼治海外交通史、绘画史等。主要成果有《元史研究论稿》《陈高华文集》《元大都》《元代文化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代画家史料》《元典章》点校本等个人专著、合著、古籍整理等，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其中，主持整理的《元典章》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元代文化史》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

史卫民 男，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85-1995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元史、政治学理论、公共政策等领域研究。元史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元代军事史》《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都市中的游牧民》等，以及与陈高华合著的《元上都》《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与陈高华、杨讷、韩志远合著的《中国大通史·元代卷》。近期重点关注的是元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经完成《元代政治思想史》（上、中、下三部）的初稿。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

陈高华　史卫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陈高华，史卫民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0

（元代专门史六种）

ISBN　978-7-5203-2154-9

Ⅰ.①元…　Ⅱ.①陈…②史…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元代　Ⅳ.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771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2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31千字

定价　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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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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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读史治史六十年（代序）

一

我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教师家庭，初中、高中是在上海复兴中学、新沪中学度过的。195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北大历史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三种丛书（民族史、民族志、民族地方自治概况）编写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调查编写哈萨克族社会历史。一年左右的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从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懵懂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后，我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也立即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领导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我初到历史所时，所领导曾向我征求个人意愿。我因大学四年级参加过民族调查，遂对民族历史产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由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则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翁先生是我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虽然社会工作繁忙，翁先生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他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家里谈话，循循善诱，指导制订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了两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做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在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在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历史所。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地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对政书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个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做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和《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近年又出了英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17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臣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代开始时，我已年近四十。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间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例如，印度马八儿人孛哈里的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跨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4）、《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我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为书画鉴定要重视题跋、题画诗等文献资料：“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搜集了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

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两书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元、明两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元、明两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

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和史卫民同志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的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了《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这篇近5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卓有成就。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甚至在宫廷中流行。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入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 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陆续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今辑为《元代风俗史话》）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我还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此书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作了简要的系统的叙述。

进入21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岁，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元代文化史、妇女史、佛教史、法律文献等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在谈到元代文化时，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代除杂剧、散曲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但仍缺乏认真梳理元代文化的著作。我与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出版的《元代文化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妇女史研究近几十年方兴未艾，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也有不少问题的讨论有待深入。我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妇女通史》10卷，其中的“元代卷”由我本人执笔，涉及元代妇女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服饰等方方面面。元代是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早年曾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近年来因单位课题研究需要，我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我对法律文献的关注，主要是《元典章》。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从20 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十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涉及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研究元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此书文字大多用当时的公文体，不易阅读；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所谓“硬译文体”（将蒙语直译成汉语）书写的公文，更难理解。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先对此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余部分。2011年出版了此书点校本，先后获得古籍优秀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庆州被发现后，很快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四五十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1）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地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2）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3）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使我相信，我国的元史和整个中国史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陈高华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

上篇 元大都

忽必烈像

元大都平面图

引言

13世纪下半期，在我国华北平原上，出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它的宏伟壮丽，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首屈一指，许多诗人为它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不少前来访问游历的外国友人对它感到惊异，欢喜赞叹。这座城市，就是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一些兄弟民族人民和外国友人，则常常称之为“汗八里”[1]。今天的北京，就是在大都城的基础之上改造、扩建和发展起来的。大都城在北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本篇拟对元大都的历史和城市面貌，做一些简略、初步的叙述。

第一章 大都建成以前的北京

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元大都建立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叙述元大都之前，有必要对过去的历史先做一番介绍。

第一节 辽代以前的北京

北京城市的起源，离现在有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聚落。周代，这里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蓟的所在地。[2] 在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有众多的居民、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名都”之一。

秦灭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郡县制，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在蓟城。汉代起，设置幽州，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如此。因而，在习惯上，也常把蓟城叫作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是当时的一座名城。[3] 城内的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建，规模壮丽，一直存在了好几百年。[4]

唐代前期，东北的奚族、契丹族等相继崛起，不断向南扩展势力。唐朝政府为了抵御它们的进攻，在幽州（渔阳）一带屯驻重兵。唐玄宗时，出身少数民族的安禄山一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和辽宁大部地区在内的广大地面。他利用掌握的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在天宝十四年（755）发动了叛乱，一直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5] 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后来，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安禄山父子相继死去，史思明父子继起。唐朝政府借助于北方回纥族的骑兵，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但是，河北地区仍为安、史的余党盘踞，唐朝政府无力进讨，只好承认他们封建割据的既成事实，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河朔三镇（卢龙、魏博、成德）。三镇之一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幽州地区。这些藩镇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兵变不断，头目经常更迭。从广德元年（763）李怀仙任卢龙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李存勖攻占幽州止，在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幽州地区先后更换了二十几个头目。这些藩镇的头目，毫无例外都是残暴专横的土皇帝，他们任意生杀予夺，横征暴敛，对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们还千方百计阻碍幽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倒行逆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当地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李存勖攻占幽州后不久，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王朝。后唐的统治很不稳固。10世纪30年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政权，不惜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936年，石敬瑭在契丹军队帮助下，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他为了表示忠诚，把今山西、河北沿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在其内。自此，幽州归于契丹政权统治之下。

第二节 辽代的燕京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原来统治的地区主要在东北，居民大多从事游牧生活。以汉族为主、人口稠密的农业区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宗会同元年（938），紧接着合并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统治者对统治机构做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南北两院制度，北院管理契丹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南院管理今河北、山西一带汉族居住地区，并设置了三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今北京）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又添设了中京和西京，成为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南京改称燕京。[6] 在五京之中，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但从规模来说，燕京最大，人口也最多。正是在辽代，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7]，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8]。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9]，城门上有吊桥。[10] 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今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11]

上面已经说过，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不把唐朝的天子放在眼里，自己就在幽州城里造起了宫殿。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太宗耶律德光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显然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建筑。[12] 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行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才正式决定“修南京宫阙府署”[13]。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展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14]。整个皇城“幅员五里”[15]。辽亡后，北宋朝使臣经过这里，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16]

燕京的子城即皇城，“就罗郭西、南为之”[17]，罗城即外城。也就是说，皇城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燕京城南墙和西墙的一部分。因此，在皇城之南的球场，定在燕京城外。球场是打马球的地方。这种始自唐朝的体育活动，在辽代仍然非常流行，连宫廷中也专门设有球场。后来，金人第二次攻陷燕京，金军将领就在球场与北宋官员相会。[18] 永平馆在球场之东，亦在南城门外，这是接待北宋使臣和官僚贵族宴会的场所，“旧名碣石馆”[19]。皇城东、西、南、北都有门，东门叫宣和门，南门叫南端门（左掖、右掖应是南端门两旁的小门），西门叫显西门，北门叫子北门。平时“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20]。辽朝末年，北宋军自东门突入燕京城内，占据了燕京城八门。辽军固守皇城，城外的辽军则“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21]，北宋军不及提防，结果大败溃退。南暗门应即皇城南门，平时不用，故称暗门。“诸门皆启”之“诸门”，应指皇城各门。城外辽军自皇城南门入内，由皇城东、北诸门突入市内，使北宋军措手不及。皇城与外城的关系，由此事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北宋军与入援的辽军先“战于三市”，北宋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22]，最后退到东门。别的记载也提到“城北有三市”[23]。“三市”，也就是燕京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北部。

燕京城内共分二十六坊，每坊都有门楼，上书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24]。可见坊的制度，沿袭前代，没有什么变化。城内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康广陌，皆有条理”[25]。唐代后期起，幽州城设两县分治，东为蓟县，西为幽都县。辽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东西两县，东为析津，西为宛平。析津民户两万，宛平民户两万二千。[26] 有的记载说，燕京人口三十万，可能有些夸大。[27] 城中居民主要是汉人，“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28]。契丹统治者有意识地把契丹、奚等族人民移到燕京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处，其目的显然是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29]

辽朝的历代统治者，崇尚佛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朝夕之敬，惟恐其后”。燕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其中有前代建造的悯忠寺、驻跸寺（唐代建，原名宝刹寺，辽代曾为统治者巡游驻跸之所，故改名驻跸寺）等，又有其时修建的昊天寺、开泰寺等。昊天寺是以“雕华弘冠，甲于都会”的贵族府第改建的。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以北宋将杨景、孟良到辽幽州昊天寺盗杨业骨殖为题材，可见昊天寺是很有名的。开泰寺原来也是贵族的宅第，“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这两所寺院都在城内。在燕京郊区，还修葺了著名的潭柘寺。[30]

燕京归入辽朝统治以后，实际上成了辽朝的经济中心。这是因为它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燕京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燕京很自然地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1]，因而又是手工业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燕京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来自北宋统治区的各种货物先运到这里，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种产品，也都往这里集中，进行交换。由于以上原因，燕京北部的三市，成了辽朝统治地区内最大的商品市场。

辽朝政权对燕京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增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32]。燕京地区的汉族地主，是辽政权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的韩、赵、刘、马等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在辽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赵延寿，曾任燕京首任留守，封拜王爵；韩延徽，则被认为是辽的开国佐命功臣。北宋的使臣苏辙，查访燕京地区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33] 另一个北宋使臣说，燕京地区，“耶律、萧、韩三姓恣横”[34]。耶律、萧是契丹贵族，韩则是汉族豪强。可见，燕京地区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契丹、汉等族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

12世纪初，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反抗辽朝的统治，后建立金朝。辽朝屡战屡败。北宋政权以为有机可乘，便与女真联络，订立盟约，从南北两面共同攻辽，约定女真攻中京（今辽宁宁城县境），北宋攻燕京，灭辽后北宋将献给辽的岁币，转献与女真。1122年，金军攻占中京，辽天祚帝西奔。北宋以宦官童贯为统帅，以新招降的辽军将领郭药师为先锋，发军十万，攻打燕京。北宋军前锋一度突入燕京城内，但增援的辽军迅速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北宋军失利，被迫退出城外。其余北宋军自行烧营逃跑。童贯为了逃避罪责，暗中请求金人发兵。这一年冬天，金军攻下燕京。北宋要求交还燕京及其邻近地区，金人责备北宋军没有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金人答应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但要北宋在“岁币”之外，另交“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北宋完全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金军于第二年四月撤出燕京及邻近地区，临走时将燕京的财富、人口抢劫一空。北宋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腐朽透顶的北宋王朝，居然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加官晋爵，立《复燕云碑》，并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接收燕京及其邻近地区后，横征暴敛，比起辽的统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盐税而论，辽代一贯四百文买盐一百二十斤，约十二文钱一斤。北宋接管后，每斤涨到二百五十文至二百八十文，增加了二十余倍。经手的官吏“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北宋还派降将郭药师驻守燕京，郭药师的军队称为“常胜军”，横行霸道，“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北宋朝廷却对之纵容包庇，无所不至，“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35]。宣和七年（1125），“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对于这样严重的灾荒，北宋朝廷却上下相蒙，置之不理，镇守燕山府的官员“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36]。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政权，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

正是在“燕山大饥”的同一年，金朝俘虏了辽天祚帝，消灭了辽朝的残余力量。紧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北宋。十月间，发兵两路南下，东路迅速攻取了燕山府。郭药师又一次投降，成为金灭北宋的前锋。从此，燕京归于金朝统治之下。

第三节 金代的中都

12世纪上半期，燕京屡经战乱，辽、北宋、金政权相继交替。尽管“屡经迁变”，但城市所遭破坏并不很大。[37] 在金朝统治期间，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金朝在第一次攻取燕京及其邻近的大片农业区后，开始仿效辽代南北院制度，一面是“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另一面是设置中书省、枢密院，搜罗燕京及其邻近地区汉族地主的代表人物，任以官职，管理“汉地”各种事务。“朝廷”也就是中央政权，设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区白城）。中书省、枢密院原来设在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在将燕京交给北宋以后，金朝就将中书省、枢密院迁到邻近燕京的平州（今河北卢龙），显然是为再次进取燕京和对北宋作战做准备。第二次从北宋手里夺得燕京后，就将中书省、枢密院“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38]。相继充当宰相的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等，都出身于燕京及其邻近地区著名的豪族。后来，金朝改革官制，在上京建立尚书省、枢密院，燕京改设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管理“汉地”军政事宜。“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39]。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的主要负责者都由女真人充任，下面参用汉人豪族。金朝还任用女真贵族如宗弼（兀术）等人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兼总其事”，总揽大权。此外，又设有燕京留守，处理燕京事务，留守照例由女真贵族充任，副留守常由汉族官僚充任。可见，和辽代一样，金朝政权就其阶级实质而言，是女真、汉等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

1141年，南宋、金订立和约，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得到相对的稳定。1149年，女真贵族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位，改元天德。天德三年（1151）三月，完颜亮下令“广燕城，建宫室”。四月，正式决定迁都燕京。他派遣张浩、卢彦伦等负责这一工作。[40] 营建燕京的工作，先后进行了三年左右时间。贞元元年（1153）三月，正式迁都，并将燕京改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从前代的陪都到金代成为首都，北京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金朝将首都由上京南迁，并不是完颜亮的一时冲动，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从政治上说，金朝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北方广大农业区都归于金朝的统治之下。比起辽朝来，金朝的疆域要大得多。金朝的首都上京会宁府，远在东北，对北方农业地区进行统治有很多不便之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完全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往南迁移。从经济上说，上京处于松花江流域，气候酷寒。为了供应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消费，必须每年从北方农业区征调大批物资。要由北方把大批物资转运到东北松花江流域，是很困难的，所以“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41]。完颜亮在迁都的诏书中说：“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又以京师居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42] 迁都一则因为“方疆广于万里”，只有南迁才能加强对“地远而事繁”的南部农业区的控制；二则是为了解决“供馈困于转输”的经济问题。确是符合事实的。所以，金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南移最合适的建都地点，自然非燕京莫属。金代有人说得好，“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可以控制南北，“盖京都之选首也”[43]。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了金朝的新首都。

为了营建中都，金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从役的民夫、工匠和士兵，有的记载说达一百万人，[44] 有的记载说是一百二十万人。[45] 仅以筑城而言，“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46]。史书记叙可能有夸大，但反映了当时工程的浩大和对劳动力的滥用。营建时间紧迫，官吏暴虐，“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47]，“死者不可胜计”[48]。修治燕京大内（宫殿）所需的“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以至“鹞子、鹌鹑之类，皆出民间”[49]，“营造累年，殚竭民财，不可胜计”[50]。新的中都城，是无数劳动人民用血汗建造起来的。

中都城是以原来的燕京城为基础扩展而成的。“西南广斥千步”[51]，其他几个方面也都有所扩展，只有北面没有变化。扩展后的中都城，据明代测量，“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52]。据新中国成立后勘测，约合五千六百丈。两个数字是基本一致的，可知中都城周长应在三十五里至三十七里之间。[53]其东北城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东南城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西南城角在今凤凰嘴村，西北城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54]至今凤凰嘴村附近尚留有一段近十丈长的金代土城遗址。全城有十二门，每面三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元（玄）、会城、崇智”[55]。全城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但南北较东西略长。南墙正中的丰宜门和北墙正中的通元（玄）门遥遥相对，是纵贯南北的全城中轴线的两端。现在北京西南有一个地方，叫会城门村，就是会城门旧址。民间还习惯把广安门叫作彰义门，这也是沿袭金代的旧称（实际上彰义门旧址在广安门外西南）。

中都城内规则整齐，共分六十二坊。城的东半边即东南、东北，共二十坊；城的西半边即西南、西北，共四十二坊。每坊有坊门。中都城仍设两县分治，东为大兴，西为宛平。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曾下令征调“四方之民”“实京师”，因此中都人口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具体数字虽不可知，但整个大兴府（包括十县一镇）共有户二十二万五千余，比起辽代来，增加了一倍以上[56]，从这一事实也可以想见金代中都人口增长的情况了。

皇城在中都的中央而偏南。在兴修以前，完颜亮“遣画工写京师（指原北宋首都汴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57]。可见，金的中都皇城宫室是模仿汴梁的宫室制度的，但是，其中也保留了辽代的一些原有的宫殿，例如仁政殿，并非完全从头来起。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有四门，正南是宣阳门，正东是宣华门，正西是玉华门，正北是拱宸门。宣阳门正对着丰宜门。在宣阳门内，有驰道和东西千步廊，再往北就是宫城，宫城的南门叫作应天门。在宣阳门与应天门之间，有太庙、尚书省、会同馆（接待其他政权使臣的场所）和一些官署，宣阳门、应天门和皇城北面的拱宸门，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说明皇城的建造和全城密切结合，有完整、周密的布局。

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是大安殿。它是金朝统治者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现在白纸坊西街城外段与滨河南路交叉处以北较大的一处遗址，可能就是金大安殿所在地。从大安殿往北，就是辽代的旧宫殿仁政殿，这是金朝皇帝平时上朝接见臣属的地方。宫殿内共有“殿三十六，楼阁倍之”。出宫城西边玉华门，是金朝统治者游览玩乐的园池，称为同乐园，里面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

中都的宫殿“金碧翚飞，规模壮丽”[58]，极尽奢侈华靡之能事。南宋的使臣也说它“穷奢极侈”[59]。在建成后，有一次为了“改造殿庭诸陈设物”，即须“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60]，仅此一项，可以想见，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等地步。

中都建成后，金朝又在中都城郊建立若干处离宫。大定十九年（1179），金朝统治者在中都东北建造离宫，名大宁宫，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定名万宁宫。在这一离宫中，建有楼台亭阁和湖泊，“曲江两岸尽楼台”[61]，写出了当时的富丽景象。湖中有一座小岛，名叫琼华岛。琼华岛上的小山，传说是金朝灭北宋后将汴梁艮岳的假山石运来堆成的，小山上面便是著名的广寒殿。[62]金章宗时（1190—1208），皇帝常常于三、四月间到万宁宫，八月间再回到城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除万宁宫外，城南也有行宫，叫作建春宫；城西的香山、玉泉山也有行宫。但以万宁宫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还曾开凿运河，想以此保证中都的物资供应。当时山东、河南、河北的税粮和其他征调的物资，都由水道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通州到中都，原来有漕渠可通，但因“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所以常从事陆运，“人颇艰之”。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曾发“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漕渠，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大定十年（1170），“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即从中都西边卢沟河（今永定河）开口（称为“金口”）引水东下，经今八宝山北麓，入中都城北的护城河，直到通州以北，入潞水（今白河）。开凿这条运河，原想从此“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结果渠成之后，“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后来，因为害怕上游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干脆发工“塞之”[63]。这一工程完全失败。通州到中都仍靠陆路运输。图1—1描绘的是元初营建大都时，运输木料的情景。

图1—1 卢沟运筏图

中都建成后，金朝统治者还就加强中都与南北各地的交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卢沟桥的建造。卢沟桥渡口，自古以来便是燕蓟地区通往南方的要津，原来在这里设有浮桥和木梁桥。随着中都的建成，卢沟桥渡口的交通日益频繁，浮桥或木梁桥已不能适应需要。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朝统治者下令建造石桥，明昌三年（1192）三月建成。新建的卢沟桥全长二百六十米五，宽七米五，桥下有十一个拱券，是当时我国北方最大的石桥。桥的石栏杆柱头，雕刻有千姿百态、神情生动的石狮子，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出成就。[64] 这座宏伟瑰丽的石桥，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13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看到这座石桥，对它做了详细的描写，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和辽代一样，金朝的历代统治者也是狂热的佛教崇拜者。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极盛，中都内外，除了原有的寺庙之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庙宇，因此，“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其大者三十有六焉”[65]。金初，盛行的是佛教中的律宗，后来，禅宗取而代之，风靡一时。金朝后期，禅宗的万松和尚受到统治者的尊奉，声势显赫，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此外，金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著名的道观白云观，原建于唐开元时，金章宗时改建，当时叫太极宫，金章宗曾多次到这里。太极宫的历任提点，都受到统治者的宠遇。这所道观，屡经修治，至今犹存。金朝末期，全真道开始盛行。全真道提倡禁欲与苦行，有利于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因此也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提倡。中都内外，全真道道观相继兴建。

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女真族和汉族的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女真贵族利用政治权势，圈占很多土地，有的人占地达八百顷之多。[66] 汉族的地主如京畿永清张氏，“家饶财，畜牧满野，上腴居邑之半”[67]。至于马、萧、刘、韩等世代豪门，更可想而知。金朝统治者还把原在东北的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的编制，迁到河北各地，其中有不少分布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金朝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民族矛盾，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从当地原有的土地中一再“拘刷”良田来分配给他们，结果，受害的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但是，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是猛安、谋克中的上层人物，他们得到大量良田，再出租给汉族劳动人民耕作，收取地租，自己则“惟酒是务”，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猛安、谋克中的下层群众，只能分到一点甚至根本分不到土地，“砍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68]，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很清楚，中都地区广大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是以女真、汉等族地主为一方，女真、汉等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成吉思汗。1210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1211年9月，大败金军，从间道夺取了中都西北的居庸关。对于中都来说，“居庸最为要害”，居庸一失，中都立刻受到威胁，因此金朝统治者十分恐慌，急忙下令戒严，但是，蒙古军没有集中力量进攻中都，而是分兵掠取河北、山西的一些州县，还袭取金朝的群牧监的马匹，“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遂即退去。[69] 蒙古军的进攻引起了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1213年8月，金军将领胡沙虎发动政变，带领军队从北面突入中都的通玄门和西边的彰义门，杀死金帝完颜永济，另立完颜珣为帝，这就是金宣宗。十月，金军其他将领又杀死胡沙虎。这时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河北郡县尽拔”，从河北到山东，只有中都等十一城尚为金朝保有。贞祐二年（1214），金朝遣使求和，蒙古军勒索大批金帛、童男女和马匹，于四月间由居庸关退出。五月，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皇太子留守中都。这次迁都实际上是十分狼狈的逃窜，随着统治者的出走，中都的许多居民也仓皇逃散，流离失所。“卷地狂风吹塞沙”，元初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闺怨佳人拜月亭》，便是以这次迁都为背景，描述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成吉思汗听到了金朝南迁的消息，十分恼怒，认为金朝并不是真正想要议和，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于是又发动了对金的战争。

蒙古军这次的出征路线分两路。一路以木华黎为统帅，征辽东；一路以三合拔都和契丹人石抹明安等为统帅，引兵南进。在金朝政府南迁途中，主要由契丹族组成的军叛变，投降了南进的蒙古军。军熟悉河北地理，就为蒙古军做先锋，夺取了河北许多地方。金皇太子闻讯，连忙南逃，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等守卫中都。贞祐三年（1215）正月，蒙古军取通州，逼近中都。中都金军将领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而且城中粮食来源完全断绝，“人相食”[70]，处于绝境。金朝两次派兵来援，都在中途被击溃。四月，蒙古军“攻万宁宫，克之”。兵临中都城下。五月初，完颜承晖自杀，抹撚尽忠开通玄门逃跑，“城中官属父老缁素，开门请降”[71]。中都自此归于大蒙古国统治之下，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安三年（1211），就在蒙古军大举进攻前夕，中都曾发生大火，“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在蒙古军攻取中都过程中，城市进一步遭到破坏，“雄丽为古今之冠”[72] 的中都宫殿，有不少在围城中因缺乏柴薪，陆续被拆除，但还保留下了一部分。总的来说，中都城已相当残破了。

大蒙古国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原来是完颜承晖属下的一名官员。他当时也在被围的中都城中，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后来，他在一首诗中简要地叙述了中都城陷落的经过：

天子潜巡狩，宗臣严守陴。

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

食尽谋安出，兵羸力不支。

长围重数匝，久困再周期。

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

忠臣全节死，余众入降麾。[73]

第二章 大都城的建造过程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统一全国，这在我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为了适应统治范围广袤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元朝政府在原燕京城旁边，建立了一座崭新的大都城。

第一节 在断事官们统治下的燕京

蒙古军进入中都以后，取消了中都这一名称，重新改名为燕京，同时设置了燕京路总管大兴府，管理京畿地区。[74] 起初，燕京的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河北的许多地方，都为封建军阀所把持，山头林立。这些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反复无常，动摇于金朝和大蒙古国之间。燕京南面的信安（今属河北霸州），当时为军阀张甫所占有，他一度投降蒙古，不久又倒向金朝，并出兵掠取燕京周围各县，使燕京城受到很大威胁。守城的官员甚至被吓得引水环城，阻绝内外交通，用来防止张甫的进攻。[75] 因为害怕城内有人做内应，大蒙古国还大肆搜捕，杀了不少人。[76] 元太宗窝阔台攻陷汴梁，金朝灭亡（1234）以后，张甫也跟着投降，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大蒙古国创建之初，官制很简单，除了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十户长）这一套十进制的军政合一组织之外，还设有札鲁忽赤，即断事官，管理“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77]。当占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农业地区以后，原有的简单官制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就沿袭金朝的制度，在燕京建立行尚书省，也叫行台，代表大蒙古国，管理“汉地”的有关事宜。行省的长官，由蒙古国派出札鲁忽赤即断事官充任，经常同时有数人。此外，还仿效金朝制度，设置了燕京留守长官（或称留后长官），专门管理燕京的事务。燕京留守长官均兼任行省长官。从占领中都到忽必烈即位以前，先后受命为断事官前来充当燕京行省长官的有契丹人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和耶律阿海，色目人牙剌瓦赤、赛典赤，蒙古人不只儿以及汉人刘敏等。

断事官有很大权力。他们是大蒙古国统治者的代表，“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78]。断事官、燕京留守石抹咸得不“尤贪暴，杀人盈市”，他的亲属及“势家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在燕京城内拉着车子抢东西，“不与，则杀之”[79]。断事官不只儿“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人已“杖而释之”，正好有人献环刀，不只儿就“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80]。色目人牙剌瓦赤出身商人，专门替大蒙古国统治者做买卖，搜刮财物。他原在中亚做官，元太宗十三年（1241）向窝阔台汗请求“治汉民”，被委派为燕京行省长官，来到燕京。他“惟事货赂”，事无大小，都伸手要钱，在他属下的各级官吏，也都“竞以掊克入媚”[81]。这些权贵们的横行霸道，给燕京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

远在漠北的大蒙古国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从燕京地区榨取各种财物。中都一攻下，成吉思汗立即派人来“籍中都帑藏”[82]，刮走了大批金银和缎匹。后来，继续“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赋役）”。元太宗窝阔台差贵族忽都虎到燕京定差发，“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连乞丐都不得免税，其他人更可想而知。那些教学行的文人们为此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忽都虎），免了之时捺杀因（蒙古语很好之意）。”除了征取丝和银之外，“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燕京地区的居民，“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83]。

大蒙古国统治者还把燕京的许多土地和民户，分拨给贵族和功臣。成吉思汗赏赐功臣镇海地土，“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84]。对另一个功臣札八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引弓射之，随箭所落”[85] 都属札八儿所有。这种赐地方式，根本不考虑原住居民的死活，不知使多少人流离失所。大蒙古国在灭金后，调查登记“汉地”户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分封给贵族和功臣，在燕京得到封户的有耶律楚材、贾答剌罕、布八火儿赤、昔里吉万户、徐都官人等。这些受封者，即称为“投下”（皇族则称“位下”）。“投下”所属民户，按规定都要在完成国家赋税之外另向本投下缴纳五户丝，即每五户出丝一斤。实际上，投下户的负担远不止此。那些贵族、功臣经常巧立名目，任意勒索，甚至私设公堂，拷打追征。这些投下户的遭遇，比起一般民户来，是更加悲惨的。

燕京经历了长期的包围，城市遭到很大破坏。蒙古军入城之初，城内正发生饥荒，又死了不少人。在断事官们的残酷统治下，燕京城很长时间内没有能恢复过来，满目荒凉，有的水井中堆积着“枯骸”[86]，以致流行着闹鬼的传说。“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87] 燕京城已残破不堪了。

第二节 燕京—中都—大都

大蒙古国统治燕京半个世纪以后，即13世纪60年代，燕京的地位起了新的变化。

大蒙古国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断爆发激烈的斗争。在成吉思汗生前，为了汗位继承问题，他的几个儿子就发生过冲突。作为一种妥协，成吉思汗选中了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做继承人，这就是元太宗。但是，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幼子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其他诸子应分立门户。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在分封时得到蒙古本土，在成吉思汗死后分得的军队也最多，势力强大。窝阔台对他心存猜忌，就以自己患病需要找替身为名，将拖雷毒死。窝阔台死后，由其子贵由继位。贵由统治期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不到三年即死去。死后，其妻海迷失暂理国事。这时拖雷诸子均已长成，暗中笼络一部分蒙古贵族，利用“忽里勒台”（蒙古贵族和军事首领的大聚会，新汗都要由这种聚会选出），推选拖雷的长子蒙哥为汗，把窝阔台一系的势力打压下去。

蒙哥当上汗以后，一方面派自己的亲信去燕京行省充当断事官，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兄弟忽必烈（拖雷的第四子）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88]。这样，在“汉地”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互相牵制的政权系统。忽必烈受命以后，把自己的营帐移到靠近“汉地”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抚州（今河北张北）之间的金莲川，很快就在那里建立城邑，取名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并经营宫室，作为自己长期居留的地方。他在开平“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所谓“英俊”，就是汉族地主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姚枢、海云（佛教僧侣）、刘秉忠、张德辉、元好问等，以及一些汉族军阀；所谓“治道”，就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忽必烈接受这些人的意见，在“汉地”的部分地区（河南、关陕）进行了某些改革，“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89]。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燕京行省断事官们的胡作非为，忽必烈表示了不满。但是，断事官们都是蒙哥的亲信，忽必烈对燕京及其周围地区的事务，实际上完全不能过问。

忽必烈在“汉地”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他的声望大为提高，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拥护。这就引起了蒙哥及其亲信的猜忌，认为“是心异矣”，“大为钩考”，要追查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后来依靠汉族谋士的出谋划策，忽必烈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是他所设置的一些机构和改革措施，也就因此废止了。[90]

1258年，蒙哥大举进攻南宋。他自己率领军队由关中攻四川，命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第二年七月，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战死。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大蒙古国统治集团内部又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拖雷的幼子阿里不哥纠集部分蒙古贵族，在漠北和林称汗，同时派遣亲信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企图把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脱里赤还在燕京及周围地区大肆“括兵”（征调百姓充军），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得到消息，立即与南宋议和，乘脱里赤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际，迅速北撤。在这一年的年底，全军赶到燕京，清除了亲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局势。[91] 忽必烈在燕京近郊住了两三个月，便于1260年3月，由燕京前往开平，召集一部分贵族、将领聚会，即位称汗。于是，在大漠南北，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两兄弟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由于忽必烈既拥有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又得到汉族地主的拥戴，有“汉地”丰富的物资做后盾，因而很快便打败了阿里不哥，取得了胜利。燕京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军事基地的作用，军用的粮食和许多其他物资都先集中到这里，再运往开平；不少军队也先在这里集中，再调往前方。

在登上汗位前后，不断有人向忽必烈提出建都燕京的问题。在即位以前，蒙古贵族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92] 即位以后，汉族谋士郝经等人也提出了“都燕”的建议，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往天下。”[93] 从这些话看，他们都强调燕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四方。忽必烈对他们的建议是重视的，他决定将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作首都。但是为了照顾蒙古贵族们的习惯，避免引起更多的反对，他在即位之初，采取两都制，每年来往于燕京与开平之间，在燕京过冬，在开平度夏，而以位于草原上的开平为主要都城，以燕京为陪都。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就设在开平，而在燕京分立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五月，正式定名开平为上都。第二年（1264）八月，又将燕京改为中都。

忽必烈上台，意味着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进一步加强。他积极采用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统治经验，模仿前代封建王朝的样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颁布各种制度法令。用当时的话来说，这些就叫作采用“汉法”。采用“汉法”的结果，使一些蒙古贵族的势力有所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北方原来混乱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94]。忽必烈用“大元”来取代“大蒙古国”，表明他意识到自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采用“大元”国号，正是他积极推行“汉法”的一个标志。

在积极推行“汉法”过程中，忽必烈大力经营都城，在中都附近建立起一座新城。采用“大元”国号的次年，即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命名新城为大都，而原中都城则成了大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都成为首都，上都的地位便相应起了变化，由主要都城改而成为陪都。“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95] 旧城不过是新城南边的废郛，新城则是当今天下最大的都城。在历史上，北京从此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采用“汉法”，建都大都，不是没有斗争的。少数保守的蒙古贵族对此坚决反对，他们派遣使者质问忽必烈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96] 忽必烈不顾他们的反对，继续坚持原来的方针。这是因为，北方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如果要适应当地原有的经济状况，就必须采用“汉法”；如果坚持本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一味从事掠夺，就只能导致垮台。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忽必烈刚上台不久，就有人向他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97] 忽必烈为了巩固统治，不能不采用“汉法”，也不能不把政治中心南移，建都大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节 大都城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屡经战火、残破不堪的燕京，在大蒙古国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是个破烂的城市。战争中残存下来的一部分宫殿，在大蒙古国接管中都的第三年（1217）又发生一次火灾，剩下的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了。[98] 忽必烈即位初期，每次来到燕京，总是住在“近郊”，大概是残存的某处金代离宫。过了几年以后，开始重建琼华岛。

琼华岛原是金朝离宫万宁宫的组成部分。蒙古军在占领中都以前，先攻占了万宁宫。蒙古军对这座离宫进行了焚掠，使它遭到很大破坏。只有琼华岛因为在湖泊之中，至少有部分建筑（如岛巅的广寒殿）得以保存下来。大蒙古国统治者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之后，积极扶植中原地区的各种宗教，当时流行的全真道（道教的一个流派）也得到重视。全真道首领丘处机曾为成吉思汗所召见，长途跋涉，远赴中亚。由中亚归来后，丘处机住在燕京，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札八儿等“施琼华岛为[道]观”[99]，而且禁止在琼华岛周围“樵采”，因而“樵薪捕鱼者绝迹”[100]。不久，大蒙古国统治者又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安宫。但在丘处机死后不久，全真道的道士们就拆毁了琼华岛上的广寒殿，“从教尽划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101]。琼华岛从此也和万宁宫的其他建筑一样，成为一片废墟。1253年，郝经“由万宁故宫，登琼华岛”，颇有感慨地写道：“悲风射关（指居庸关），枯石荒残，琼花树死，太液池干。游子目之而兴叹，故老思之而泪潸。”[102] 1260年，王恽游览琼华岛，也赋诗道：“蓬莱云气海中央，薰彻琼华露影香。一炬忽收天上去，谩从焦土说阿房。……玉云仙岛戴灵鳌，老尽琼华到野蒿。惆怅津阳门外去，春风飘乱酒旗高。”[103] 长满野蒿、满目荒残的琼华岛，已经成为诗人凭吊的古迹了。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仿效金代制度，在燕京成立了职责为修建宫殿的机构修内司和祗应司。中统四年（1263），色目人亦黑迭儿建议重修琼华岛，忽必烈没有同意。但是，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至元元年（1264）二月，开始修建琼华岛。[104] 在这两年间，修内司和祗应司的机构和人员都扩大了。修内司下面原来只有一个大木局，这时增加了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祗应司也由原来的三局（油漆、画、裱褙三局）增为五局（增销金、烧红二局）。此外，还成立了“凡精巧之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105] 的御用器物局以及窑场、琉璃局和犀象牙局等。从这些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忽必烈已经决定要大规模修建宫殿了。新的广寒殿很快便在原“广寒之废基”[106] 上建造了起来。中统五年，也就是至元元年（1264）十月，忽必烈在“万寿山殿”会见高丽国王，说明新殿此时已经落成。第二年（1265）十二月，忽必烈命工匠制作了“渎山大玉海”（酒缸，见图2—1），放置在广寒殿里。这个“渎山大玉海”，“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在元代一直安置在广寒殿。元朝灭亡以后，“渎山大玉海”也历经沧桑，后来落到皇城内一所道观中作腌菜坛子。清朝乾隆年间被重新发现，移置到北海团城承光殿前亭子内，至今尚存。广寒殿落成以后，一直到至元三年（1266），修建琼华岛的其他工程还在继续进行。[107]

图2—1 渎山大玉海

在重建琼华岛广寒殿的同时，忽必烈着手组织力量，准备在原燕京城的东北，从头建造一座新的都城。

燕京城旧址，历史悠久，其时已有千余年。忽必烈不在旧城基础上修葺补充，而是另觅新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燕京城过于残破，特别是原来的宫殿已荡然无存，重新修葺还不如新建来得省事。二是燕京城的水源主要依靠城西莲花池水系，水量不足，“土泉疏恶”[108]，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忽必烈决定在原燕京城东北建造新都，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这里有新修葺的琼华岛，可以作为新城宫殿的基础，同时，琼华岛周围的湖泊，上接高梁河，水源兴旺，较能满足新建城市的需要。[109]

大都新城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见图2—2）。他是元初政治舞台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原来是一个“刀笔吏”，后来出家当和尚，“博学多才艺”，经佛教临济宗领袖海云的推荐，成了忽必烈的幕僚，受到特殊的宠任。上都开平，是由他选择基址进行设计的。开平建成后，忽必烈“又命秉忠筑中都（即大都）城”[110]。大都城的整个建造，都是在他“经画指授”[111] 下进行的。参与城址选择与设计的还有赵秉温，他奉忽必烈之命，“与太保刘公同相宅”，“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112]。具体负责领导修建工程的有汉族将领张柔、张弘略父子[113]，行工部尚书段桢（段天祐）[114]，蒙古人野速不花[115]，女真人高觿[116]，还有色目人也黑迭儿[117]等。在这些人中，段桢所起作用比较大，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大都城的修建工作，而且后来长期担任大都留守，大都城建成后相当一长一段时间内城墙、宫殿、官署、河道的维修和增设，也是他负责经管的。

图2—2 刘秉忠像

“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118] 丁卯是至元四年（1267），正月丁未是个黄道吉日，就在这一天破土动工。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城墙建成。[119] 至元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基本完成。这一年，元朝政府把旧城的商铺和政府衙门、税务机构等迁入新城。同年，还为大都城门设立负责警卫的门尉。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政府又规定了“旧城居民”迁居新城的办法：“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120] 大都城的建造工作，历经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说至此告一段落。

大都皇城和宫城、宫殿的修造，比大都城要早一些，在至元三年（1266）就开始了。至元四年（1267）正月，又专门成立了管理皇城和宫城、宫殿施工的机构提点宫城所。“周回九里三十步”的宫城，是在“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工，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121] 的。至元十年（1273），“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这指的是最主要的大殿大明殿。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帝（忽必烈）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同年“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122]。以后仍陆续有所添造。在完成宫城内的宫殿建筑的同时，至元十一年（1274）四月，“初建东宫”，或称皇太子宫，亦即隆福宫，这也是一组具有很大规模的建筑群，位于皇城西南。到了元代中叶，又修建了另一组建筑群，即兴圣宫，位在隆福宫之后，皇城西北。

除了大都城和皇城、宫城、宫殿、官署的建造外，为解决大都的供水问题，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三项：

第一项是至元三年（1266），配合大都城的修建，重开在金代已经堵塞的金口的工程。目的是“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123]，提供建筑材料。这项工程的倡议者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鉴于前代开金口失败的教训，提出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之患”[124]。重开后，对大都的修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金口上游浑河的河水泥沙很多，再加上水势特别湍急，时间一久，又发生问题。如至元九年（1272）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下了两天大雨，立即“流潦弥漫”，旧城通玄门外“金口黄浪如屋，新建桥庑及各门旧桥五六座，一时摧败，如拉朽漂枯，长楣巨栋不知所之”。河水已经冲到新城的城脚。所以有人又提出“塞金口为便”[125]。但当时未实行。到了大德五年（1301），浑河水势浩大，郭守敬斟酌情况，“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126]。后来，元朝末年，又曾重开金口，但再一次以失败告终。[127]

第二项是金水河工程。金水河是专供宫苑用的水流。它的源头是玉泉山诸泉之水，经过专辟的渠道，流入城内。但何时开辟，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条材料说：“中统初，定鼎于燕，召公（宁玉）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128] 此事可能与金水河有关。

第三项是通惠河工程。由运河和海道漕运的物资，都以通州为终点。如何把通州积贮的物资运到大都，是个很大的问题。金朝做过努力，但失败了。元朝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任务也落到郭守敬的肩上。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建议重开前代旧漕渠，“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129]，但当时未能实行。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在深入考察地理条件的基础之上，提出更为完善的新建议。他主张引昌平白浮泉[130]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而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为牐七。距牐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131]。他的建议得到忽必烈批准，并命他和段桢、范文虎等主持这一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秋天动工，第二年秋天完工[132]，共“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133]，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十步。通惠河工程完成后，运粮船可由通州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图2—3 中的广源闸是元代通惠河上游的头闸。

图2—3 广源闸遗址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134]。大都城就是各族劳动人民无数血汗的结晶。大都建造所需的木材、石料及其他建筑材料，有的来自大都郊区山中，有的是从东北“浮海”而来的，有的则是拆撤汴梁的建筑经由水道、陆路多方运来的。宫内御榻所需木材则是从高丽（今朝鲜）运来的。采伐和运输建筑材料，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仅负责采石的役夫经常就有两千余户。[135] 至元四年（1267），为了“伐木作大都城门”[136] 即用了三千人。营建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单单至元八年（1271）修筑宫城就征发了“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137] 等地两万八千余人。这一年有人估计，大都路“打造石材、搬运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就“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138]。如果按全部工程估算，所费劳动力一定是十分惊人的。正是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才建成了雄伟壮丽、震惊世界的大都城。

但是，封建地主阶级既窃取了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抹杀了他们所做的贡献。只有极个别人的名字，因为偶然的机会，才得以流传下来，杨琼便是这样的一个。杨琼是曲阳（今河北曲阳）人，世代都当石工。杨琼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营建大都时，他奉召来京，受到赏识，负责管理石匠，大都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之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白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杨琼对大都城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想见，在其他方面，一定也有类似杨琼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没有保留下来。

大都的修建，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组织进行的。他们出于本阶级的私利，在修建过程中，对劳动人民多方进行榨取和压迫。劳动人民除了出工之外，还要供应各种物资和车辆，如至元八年（1271）“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百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其余杂细不能缕数也”，表面上，元朝政府规定“供役人夫”，都支“盐粮工价”；征用车辆，也要出钱，叫作“和雇”；向民间要的其他物资，也都出价，叫作“和买”。实则，这些钱都经各级官吏多方克扣，“行移迁调，有数年不得足其价者”[139]。名为两相情愿的“和雇”“和买”，实际上都是强迫劳动人民承担的义务。

大都营建的前十余年，元朝政府正在紧张地进行对南宋的战争。起初，元朝政府集中了十万军队，围困汉水上游南宋的军事重镇襄、樊（襄阳、樊城）。襄、樊攻克后，元军顺流而下，大举进攻南宋，为此又佥发了十万人充军，总计出动军队在二十万人以上。当时元朝控制下的北方，总共不过一百四五十万户，抽调这样一大批劳动力从军，再加上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劳动力（站户等），农村中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是非常紧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政府还要大兴力役，修建大都，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仅如此，在修建过程中，大都地区“连年蝗、旱，百姓饥乏者众”[140]。但除偶然的情况之外，修建并不停止，而且不分季节，“自春徂秋”。连当时的官员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不顾人民死活，“实于农务有所妨夺”[141]。忽必烈是个封建统治者，尽管他比起以前的统治者来说，要高明一些，知道发展生产的重要，但是，他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之间是根本冲突的。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他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修建过程中，没有也绝不可能做合理的安排。大都的修建，使“民力不胜烦扰”，百姓往往“逃避隐匿”。封建统治者的暴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

第四节 大都的人口

根据至元七年（1270）的统计，中都路共有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142] 至于中都城（即燕京）有多少户口，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在大都新城落成后，旧城的大部分居民迁入新城，此外，从全国各地还徙来了不少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京师民物日以阜繁”[143]，大都人口，肯定有更多的增加。但是，在至元七年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对北方人口进行过统计，大都到底有多少居民，是不清楚的。

按照当时一般说法，大都城居民有十万户左右。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统治者说：“大都民有十万。”[144] 元代前期的文人王恽在他的一首诗中说到“波及都城十万家”[145]，在另一处提到“都城十万家”[146]。元代中期，宋褧在一首描写大都景物的诗中也说“寂寞东风十万家”[147]。可见，这是元代一般公认的一个数字。直到明初还有人说“燕城居人十万家”[148]。

元代户和口的比例，通常一户有四五口。按此推算，大都居民应有四五十万人。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丞相脱脱等说“大都人烟百万”[149]。这个数字说明大都人口到元代后期又有不少增加，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夸大。

第三章 大都的布局

元代的大都，是当时的一座新建城市。它经过周密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一套完整的布局。大都的建造，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奠定了后代北京城发展的基础。

第一节 城墙和城门

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150]，实际上全城是一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实地测量，周围共约两万八千六百米。[151] 明初，缩减北城，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两面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北京德胜门外还保存着当年大都城墙的遗迹。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和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西段，定基时“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师塔”，忽必烈特别下令“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152]。因此，南墙在靠近大庆寿寺双塔的地方，向外弯曲，绕开双塔。[153] 这样，南墙西段中有一小段呈弧形，不再是直线。

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经实测，基部宽达二十四米。为了加固城墙，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纴木”（横木）。城墙的基宽、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154] 这和当时修筑工程的技术标准是一致的。[155] 大都城墙所使用的我国传统的版筑技术，曾经引起当时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注意，将它写进了著名的通史著作《史集》里。[156]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描写了大都的城墙，他说：“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157] 这和现在实测的比例是很相近的。

北方雨水集中，土城的防雨排水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听凭雨水冲刷，时间一久，城墙很易倒塌。因此，在兴建土城墙时，就引起过争论。“至元八年，城大都。板干方新，数为霖雨所堕。或议辇石运甓为固。公（王庆端，时为千户）言：‘车驾巡幸两都，岁以为常。且圣人有金城，奚事劳民，重兴大役！’因献苇城之策。诏用公言，所省巨万计。”[158] 王庆端提出的“苇城”防水，就是“以苇排编，自下砌上”，将整个土墙用苇遮盖起来，以防雨水将土墙“摧塌”。为此，元朝政府专门在文明门（今崇文门内）设立了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159]。后来，元朝政府还抽调部分军队成立武卫，“专掌缮理宫城”[160]，“砍苇被城上”[161] 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苇城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土墙防雨问题，雨水渗过苇草，仍会对土墙产生侵蚀作用。所以大都城建成后不久，就出现了“雨坏都城”发兵民修治的事情。仅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1283—1293）之间，见于《元史·世祖纪》的有关修治大都城的记载即有八次之多。修补时动辄万人，最多时达三万人。因此，不断有人提议要“甓都城”，即改以砖石砌城墙，但因为“民力凋敝”[162]，未能实现。以海运起家的新贵朱清、张瑄，家财巨富，曾表示愿“自备己资，以砖石包裹内外城墙”[163]，但遭到别人反对，没有实行。反对理由不详，估计是怕朱、张此举影响太大，有损皇家体面之故。波斯史家拉施特说，忽必烈晚年曾准备“以石头加固该墙”[164]，但因死去，未能实现。可见，此事在当时是议论很多而且引起广泛注意的，但其结果仍是不了了之。整个大都城，只是西城角上“略用砖而已”[165]。

土城蓑草的办法，到元代中期即告废止。废止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初，大都土城，岁必衣苇以御雨，日久土益坚，劳费益甚，[王]伯胜奏罢之”[166]。另一种说，“至文宗，有警，有谏者言，因废。此苇止供内厨之需。每岁役市民修补”[167]。“有警”是指元文宗即位之初，统治集团内讧，发生武装冲突，元朝政府中有人害怕另一方烧苇攻城，所以取消了苇城之法。[168] 可以确定的是，元朝中期以后再不见以苇蓑城的记载。但是，所谓“土益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停止以苇蓑城之后，大都城墙还是经常出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五月，“大霖雨”，结果“京城崩”[169]，可见土城防雨问题在有元一代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大都共有十一门。东、南、西三面均为三门，北面两门。东面的三座门是：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即光熙门之谐音）、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面的三座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170]。后代把崇文门也叫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文明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承门（今西单南）。西面的三座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南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北面的两座门是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肃清门和建德门的瓮城土墙，还部分地残存于地面之上。“憧憧十一门，车马如云烟”[171]，每天都有大量的行人和车马从十一门出入。南面的丽正门有三门，正中一门只有当皇帝出巡时才打开，平时不开，西边一门亦不开，只有东门供行人往来。[172]

我国传统的建筑布局，讲究对称。像大都这样一个十分齐整的长方形城市，应该是八门、十二门或十门才对，为什么北边偏偏只开两门，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对此事做过说明，倒是一些作家的诗文笔记中讲到了这个问题。元末明初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中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173] 曾在大都做官、熟知大都掌故的诗人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174] 根据这两条材料，可以知道，大都之所以开十一门，是象征附会神话中哪吒传说的结果。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两门象征两足。[175] 刘太保就是大都城设计者刘秉忠，他曾经做过和尚，实际上道士气更重，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176]。他善于玩弄鬼神这套把戏，用以换取迷信神鬼的统治者的信任。大都是他设计的，在设计中加上神秘迷信的色彩是完全合乎他的思想作风的。

大都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楼。现在建国门南侧明清两代观象台旧址，原来就是元代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所在地。

大都城墙之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在兴建大都城过程中，曾“大兴力役”，“浚治新城壕堑”[177]。当城墙建成后，又“挑掘城濠”，用掘出来的泥土“添包城门一重”[178]。

第二节 皇城和宫城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南部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也叫阑马墙，周围约二十里[179]，“阑马墙临海子边，红葵高柳碧参天”[180]。阑马墙外密密种植着参天的树木，更增加了皇城威严的气氛。皇城城门都用红色，称为红门，“人间天上无多路，只隔红门别是春”[181]，红门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皇城南墙正中的门叫作灵星门，其位置大致在今午门附近。它的南面，就是大都城的丽正门。在丽正门与灵星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在元代以前，宫廷广场一直处于宫城正门的前方，大都城却把它安排在皇城正门的前方，这在建筑设计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皇城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182]

皇城之内，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组大的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183]。宫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宫城的南墙有三门，中央是崇天门，约当今故宫太和殿址，左右是星拱门和云从门。西墙有西华门，东墙有东华门，东、西墙和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有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四角都有角楼，上下三层，用琉璃瓦覆盖。从灵星门进来数十步，就是金水河，河上有三座白石桥，称为周桥，桥身琢刻龙凤祥云，明莹如玉。围绕着周桥栽种着“郁郁万株”[184] 高高的杨、柳树。元代诗人有“禁柳青青白玉桥”之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过了周桥约二百步，便是崇天门。崇天门也叫午门，左右两观（观就是两端的凸出部分），平面呈凹形。门东西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三尺，门上有楼，两观上有角楼，下开五门，估计应和现在故宫午门的形制比较相近。崇天门内数十步，又有一重门，中央叫作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过了大明门，才是宫殿所在。大明门是专供皇帝出入的，文武百官上朝则由日精、月华两门出入。封建统治者用这种办法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185]

宫城内主要的建筑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殿、延春阁以及紧靠着延春阁的清宁宫，在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明殿最为重要，一切重大的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庆寿等，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又叫长朝殿，落成于至元十年（1273）。这座建筑东西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规模雄伟。殿前的台基分为三级，都用雕刻龙凤的白石栏围绕着，白石栏的每根柱下都有伸出的鳌头，十分壮观。1966年出土的元代双凤麒麟石刻（图3—1）是皇家园林中的精品。可以想见，大明殿的三级台基和明清两代太和殿的三台在形状上一定是相去不远的。在台基上有一处地方，种植着从沙漠移来的莎草，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使子孙不忘创业之难而特意安排的。“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186] 在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187]。皇帝和皇后并列座位，每遇重大庆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在御榻前，陈列有能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计时器，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酒瓮和乐器。除了大明殿以外，其他的宫殿也有陈列酒瓮的，如广寒殿，这也是蒙古族习俗的一种表现。大明殿后面的一座楼阁，下面叫作延春堂，延春堂东边有梯可上，上面叫作延春阁，它比大明殿还要高。元朝统治者常常在这座楼阁中举行佛事和道教的祠醮仪式，有时也在这里举行宴会。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中间用柱廊连接起来，平面如“工”字形。寝殿的东、西又各有小殿。在这两座“工”字形建筑的四周，都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呈长方形，从而使大明殿和延春阁在宫城之内又分别形成两组封闭的小建筑群。在这两组小建筑群之间是横贯宫城的街道。元代中期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这条街道上布置灯山，“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百戏，以为娱乐”[188]。清宁宫在延春阁后面，规模较小。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建有高阁，阁前有舞台，每当统治者登阁游赏时，就在舞台上表演歌舞。在宫城内，除了上述主要宫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宫殿及附属建筑，布局谨严。特别是在两组小建筑群之内，严格遵循轴线对称的原则，给人以庄严宏伟的感觉。

图3—1 双凤麒麟石刻

宫城以北是御苑，主要种植供统治者观赏之用的花草树木，“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即太液池）灌溉花木”。在花木丛中有华丽精致的小殿。此外，还有“熟地八顷”，元朝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重视农业，有时要举行仪式，拿着农具做做样子，这些“熟地”就是为此设置的[189]。御苑是禁地，百姓如果闯入御苑的禁墙（即皇城阑马墙），就要以“大不敬”[190] 论罪。

宫城之西，就是太液池，包括现在北海和中海（南海当时尚未开凿）。太液池中满栽芙蓉。元朝皇帝专门造了龙船，在太液池内往来游戏。[191] 池中有两个小岛，南面的小岛，称为瀛洲，就是今天团城所在地，上有仪天殿（一名圆殿，后代改称承光殿）；北面的小岛，面积较大，就是著名的琼华岛，至元八年（1271）改称万寿山（又称万岁山）。万寿山高数十丈，都是用玲珑石堆叠而成，翠草纷纷，松桧隆郁，峰峦隐映，景色秀丽。山顶就是著名的广寒殿，殿中有十二根柱子，都刻有云龙，涂以黄金。全殿的左、右、后三面全用香木凿成彩云状，上涂黄金。这座坐落于大都城地势最高处的宫殿，光辉灿烂，别具风格。在广寒殿上四望空阔，既可以远眺西山云气，也可以下瞰大都的街衢市井。广寒殿周围，都是杨柳树，当时的诗人写道：“广寒宫殿近瑶池，千树长杨绿影齐。”[192]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人们都称此山为绿山，“此名诚不虚也”[193]。万寿山和太液池，山水相映，更增添了光彩。在万寿山和瀛洲之间，有长达二百余尺的白玉石桥，将两者连接起来。瀛洲东、西两侧都有长桥，东边是木桥，西边是木吊桥，与陆地相通，“何处蓬莱通弱水，仪天殿在画桥东”[194]。诗中的画桥，指的就是西边的木吊桥。太液池的东边，有一处灵圃，就是皇家动物园，“奇兽珍禽在焉”[195]。

在太液池以西，有两组大建筑群，靠南的是隆福宫，靠北的是兴圣宫。隆福宫的主要建筑是光天殿（这个名称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赵孟頫起的），后有寝殿，用柱廊相连，寝殿两端各有小殿，外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其结构与宫城中的大明殿、延春阁大体一致。在光天殿周庑之外，还有东、西鹿顶殿、香殿等建筑。整个隆福宫围有砖墙，呈长方形。隆福宫原是皇太子的住所，叫作东宫或皇太子宫，著名的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就是在宫前发生的。后来成为皇太后的居处，始改名为隆福宫。[196] 兴圣宫是在元代中期元武宗当政（1308—1311）时建造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也有柱廊和寝殿连接，有砖垣二重，内垣相当于周庑。兴圣殿后有延华阁，还有东、西鹿顶殿、畏吾儿殿及其他附属建筑。专门收藏文物图书的奎章阁，就在兴圣宫内。奎章阁后改名宣文阁。元顺帝时，又改为端本堂，成为皇太子读书肄业之所。隆福宫西是西御苑，有石假山、流杯池，还有香殿、圆殿、荷叶殿等建筑。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木结构建筑仍是主要的。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见图3—2）。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往往带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部分一般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畏吾儿殿、棕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通用玻璃饰”的水晶圆殿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显然出于兄弟民族工匠和技师之手。总之，它体现了多民族的特色，在我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后代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皇城之中，除了皇帝及其少数亲属之外，还有“后宫约千余人”[197]，宦官“不下千余”[198]。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皇帝及其亲属服役的。为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和青春。

图3—2 琉璃滴水

第三节 城内的布局

大都城内的布局是经过比较周密的规划的。全城规则整齐，井井有条。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桥下就是通惠河的澄清闸，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199] 中心阁西十五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其“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200]。中心台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做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实际上大都南、北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东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比西城墙的要略近一些，这是由于遇到低洼地带，不宜修筑，不得已向内稍加收缩的缘故。[201]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上陈列着元成宗皇后指定的几尊铜铸佛像。[202] 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上有壶漏、鼓、角”[203]。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鼓、角是报时的工具。每年立春时，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地点就在鼓楼的前面。[204] 鼓楼之北，是钟楼，“雄敞高明”，“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205]。钟楼与鼓楼，相对屹立，“层楼拱立夹通衢，鼓奏钟鸣壮帝畿”[206]。当时的钟楼、鼓楼，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这是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元代的中心阁和钟楼、鼓楼，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城内的布局，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实行宵禁，以钟声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207]。钟楼、鼓楼设在城市中心，起报时的作用，使全城四方都能听得到。可见，用钟楼、鼓报时，目的还是控制人民生活。同时，钟楼、鼓楼又是全城的制高点，便于观察四方动静。因此，钟楼、鼓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权力的象征。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208]。但是，由于城市南部中央有皇城，城的北墙只有两座门，再加上海子（今积水潭）在城市西部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有关的街道，不能不适应这些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变动。于是，在纵横之中，又有曲折，有些街作“丁”字形，在海子的东北岸，还出现了斜街。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除街道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巷通。[209] 当时有人描绘大都的街道时写道：“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并百蹄，小可以方八轮。街东之望街西，髣而见髴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出而晨归而昏。”[210]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对大都的街道十分赞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全城主要街道是南北向的，小街和胡同则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口这样，城市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小街和胡同的南北两侧，可以坐北朝南，无论是冬季防寒和利用日照取暖，或是夏季通风和采光，都较为便利。[211]

大都城建成后，“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主要集中在西城。名义上，规定“以地八亩为一分”，实际上贵族、功臣并不受这一限制。在贵族、功臣、“赀高”（有钱的富户）、“居职”（官员）们把好地都占据定当以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大都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居住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占有华丽、讲究、宽敞的住宅，还有专供享乐消遣用的园林等建筑。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后英房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该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已近七十米，主院北屋进深竟达十三点四七米。院落很大，整个建筑是很讲究的，还有精美的瓷器和漆器等生活用品和用水晶、玛瑙等制作的各种玩物摆设。据推断，应是中上层人物的住宅。至于劳动人民的住宅，却是十分简陋的。在第一〇六中学发掘的一间低狭的房基，房内仅有一灶、一坑和一个石臼，墙壁用碎砖块砌成，地面潮湿不堪。两处住宅，正是大都尖锐阶级对立的缩影。[212]

“京师地贵”。不仅劳动人民住处十分简陋，就是一些下层官吏和文人，也常感到“毕竟京师不易居”。“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嫌日短”是指当时大都流行的一句俗话：“到月终房钱嫌日短。”[213] 除了阶级差别之外，大都在居住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设计，除了宫殿之外，特别重视庙（太庙，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社稷坛，统治者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的位置安排，因为这两种建筑，既是封建统治权力的体现，又为封建统治权力增加神圣的光彩，有利于巩固统治。大都一开始设计时，就明确了“祖（太庙）、社、朝、市之位”[214]。但从建造的具体情况来看，太庙在先，社稷坛在后，中间隔了十余年。当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不久，就“建太庙于燕京”，也就是后来的旧城。大都建造过程中，忽必烈于至元十四年（1277）下令“建太庙于大都”[215]。至元十七年（1280）基本建成，后来陆续有所添筑。新建的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在都城齐化门之北”[216]。社稷坛则是至元三十年（1293）建造的，“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壝垣。”[217] 庙东社西，这是中国都城的传统，元朝继承了这种安排。太庙和社稷坛的祭祀仪式，以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为本，但也糅合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如太庙祭祖，“割牲、奠马湩（马奶子），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蒙古风俗）也”[218]。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最重要者有三个，即负责一切行政事务的中书省，管理军政的枢密院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中书省最初在皇城的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地址是刘秉忠选择的。阿合马当政时，一度迁到钟楼之西，后来又迁回原址，而新址则成了翰林国史院所在地。旧址位置在南，当时习惯称为南省，新址则称为北省。[219] 枢密院则在皇城东侧。[220]“中书帝前，六官察焉。枢府帝旁，六师听焉。”[221] 这两个官署都紧靠宫廷，便于随时接受统治者的命令。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城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以东。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四方。大都城内分五十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如万宝坊与五云坊，在左右千步廊侧，坊门正好东西对立。[222]

“市”，也就是商业区，按照传统的都城设计，应在皇城以北。大都的商业区稍有不同，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皇城以北，钟楼、鼓楼周围地区。钟楼以西，紧靠海子的斜街，“率多歌台酒馆”[223]。另一个则在皇城以西，顺承门内的羊市角头（或简称羊角市）。同一个行业，一般集中在一起。

大都城内有两条水道。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高梁河在和义门以北入城，汇为海子。再经海子桥往南，沿皇城东墙，流出城外，折而往东，直达通州。当时的海子，稍大于今积水潭、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约二十七米半。皇城东面的城墙，原来与通惠河相距很近，中间的道路险窄，著名的诗人、画家赵孟頫骑马经过这里，曾经“跌坠于河”。此事发生后，元朝统治者决定“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224]。金水河则由和义门以南一百二十多米处水门入城，入城后一直向东流，转而向南，几经曲折，在今西城灵境胡同西口内分为两支。北支先向东北，继而沿皇城西墙向北流，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在今北海公园万佛楼以北、九龙壁西南处注入太液池。南支则一直向东流入皇城内，注入太液池。太液池水东流，出皇城与通惠河水汇合。[225] 元代人描写金水河道：“下引西山之沦漪，蟠御沟而溶。经白玉之虹桥，出宫墙而南逝。”[226] 金水河是宫苑用水，受到特殊保护，“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227]。金水河流经之处，遇有其他河水，不得相混，都要架槽引水，横过其上，称为“跨河跳槽”[228]。金水河两旁，栽满了柳树，这些柳树因为长在金水河边长堤上，所以也被打下皇家的印记，称为“御柳”。

上述两条水道，都有专门的用途。城内一般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

大都城内有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当时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这种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明渠，宽一米，深一米六五，某些部分顶部覆盖了石条。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在城墙基部，有石砌的排水涵洞，用来将城中的废水排出城外。“绿水满沟生杜若”[229]，元代著名诗人虞集的这句诗，描写的正是排水渠的情况。大都的道路多数都是土路，少数是石路，而来往的行人和车马却很多，道路上经常弥漫着尘沙，“轮蹄纷往还，翳翳黄尘深”[230]，“长风一飘落，尘沙涨天飞”[231]。只有在“暖云将雨”或“雨住”之后，尘沙才会减少。[232] 也正因为是土路，所以只要雨水一大，道路交通就会出问题，有些地方会“泥淖入数尺”[233]。如果接连下雨，城中就会普遍出现“泥涂坎陷，车马不通，潢潦弥漫，浸贯川泽”[234] 的局面。“燕山积雨泥塞道”[235]，这是大都居民很感头痛的事情，排水渠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总的说来，大都城内南部和中部人烟比较稠密，特别是海子和钟楼、鼓楼一带。当时有人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可见这一带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区。城市的偏北部，居民则比较稀少。后来明朝政府废弃城市北部的原因之一，即由于此。

第四节 南城和城郊

大都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旧城在南，所以无论官方或是民间，都把新城叫作北城，旧城叫作南城。南城也是大都的组成部分。

忽必烈建成新城后，曾经计划把旧城居民全部迁到新城。[236] 这一计划虽未完全实行，但多数居民都先后迁到新城，因而旧城趋于衰落，出现了“寂寞千门草棘荒”的局面。不少住宅被拆毁，只有“浮屠、老子之宫得不毁”[237]，保存得比较完整。“楼台唯见寺，井里半成尘”[238]，“颓垣废巷多委曲，高门大馆何寂寥”[239]，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南城的萧条景象。“北城繁华拨不开，南城尽是废池台”，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是，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其中著名的有悯忠寺、昊天寺、长春宫等，“侈丽瑰伟”，是游览的好地方，所以，大都居民“岁时游观，尤以故城为盛”[240]。特别是在三月，“北城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241]。游南城成了大都居民的一种风俗习惯。

燕京旧城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曾经重修，这是因为害怕阿里不哥军队进攻之故。在新城建成后，忽必烈又觉得旧城城墙的存在，容易为他人利用来威胁大都新城的安全，“炀城密迩不铲去，适足囊奸养狐虺”，于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命令禁军拆毁旧城的城墙，还填平了城外的壕沟，“郊遂坦夷无壅隔”[242]。拆毁后的城门所在地，仍当通道，称为关，如施仁门所在地称施仁关，阳春门所在地称为阳春关等。这是因为在这些城门设有征税的关卡之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元朝统治集团为争夺皇位发生武装冲突，其中一派占据上都开平，向大都进攻。这一年冬天，迫近卢沟河，威胁大都。城墙已被拆毁、壕沟已被填平的南城，特别紧张，于是“南城民家”又“树栅决堑以自卫”。这次内战以元文宗图帖睦尔一派得胜告终，南城再次撤防，“今日街衢却依旧，栅门全毁堑填平”[243]。

南城之外，城郊其他部分各有特点。“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承）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244]。文明门外就是通惠河，是漕船必经之地。丽正门外是贵族、官僚居住的地区。顺城（承）门和平则门外，则是各地来京商人的落脚处。高丽中文教科书《老乞大》（见图3—3），就记述了来自高丽和我国东北的商人们，到顺承门客店投宿的事，因为这个地方“马市（在羊角市）里去却近些”[245]。此外，东郊齐化门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246]。这里有一座东岳行宫，内有石坛，周围种植杏花，“上东门外杏花开，千树红云绕石台”[247]。观赏杏花是大都居民的娱乐之一，不少诗人为此写下了诗篇。大都城的西郊，“佛宫、真馆、胜概盘郁其间”，也是大都居民“游观”之所，玉渊潭便是其中之一。北郊也有一些寺院（如大寿元忠国寺）和贵族的林园，但总的来说，比东、南、西三方面要荒凉得多。

值得指出的是，大都城郊的园林名胜和奇花异草，都为统治阶级所占有，只有他们才能享受。“京师之名园美池佳花胜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时车马日集，又皆富贵者之专赏也。”[248] 广大劳动人民是完全没有份的。

元朝制度，“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大都东南百里的柳林，便是元朝统治者“飞放”的地方。这里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区，“原隰平衍，浑流芳淀，映带左右”[249]。每年春天，元朝统治者都要到这里纵鹰猎捕天鹅。这种制度，按照辽、金以来的习惯，也叫作“春水”。此外，大都正南不远的地方，元代有一处下马飞放泊，“广四十顷”[250]。后来明清两代增广其地，改称南苑，也叫南海子。还有北城店飞放泊、黄堠店飞放泊等，这些大概是昔宝赤（皇帝和贵族属下的鹰户）放鹰的场所。

图3—3 《老乞大》原刻本书影

在大都西北约一百二十里，就是著名的险隘居庸关。居庸关处于两山之间，关沟长达三十里，有南、北两口，分别立有大红门，“设扃，置斥堠”[251]。元朝政府设立的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哈剌鲁族和来自中亚的钦察、阿速等族的士兵，主要就是负责居庸关一带的防务，“徼巡盗贼于居庸关南、北口”[252]。元朝统治者每年由大都去上都避暑，都要由此经过，“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国言谓之纳钵关”[253]。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皇帝下令修建居庸关过街塔。至正五年（1345）建成。过街塔的基座是汉白玉砌成的石台，下有可供车马行人经过的券门。石台之上，矗立着三座石塔。元人描写居庸关景物时道：“当道朱扉司管钥，过街白塔耸穹窿。”前一句说的是南、北口的大红门，后一句说的是过街塔。统治者在居庸关这一交通要道上建立过街塔，目的是使来往经过塔下的百姓都“皈依佛乘，普受法施”[254]，即接受宗教的麻醉，巩固封建统治。在过街塔基座券门的石壁上，刻有四天王和其他神像，以及梵、藏、八思巴、畏兀儿、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和五种文字（除梵文外）的《建塔功德记》，是极其宝贵的研究资料。石台之上的三塔早已毁坏，但石台基座一直保存到现在，民间称之为“云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除了居庸关过街塔之外，元朝统治者还在来往行人较多的卢沟桥和南城彰义门等处也都修建了过街塔，但均已毁坏无存了。

第五节 西湖和西山

大都西郊稍远的地方，便是著名的风景区西山。西山是这一带丛山的总称，其中以玉泉山、寿安山和香山最为有名。

“玉泉，附都有之名山也。”[255] 早在金代，已成为统治者经常游幸的地方，在元朝继续成为浏览胜地。玉泉山前不远，有一个湖泊，名叫西湖，也叫瓮山泊，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256] 它的景色优美，所以当时民间有“西湖景”之称。元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大力经营这一风景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在玉泉山脚下、西湖岸畔兴修了大承天护圣寺，到至顺三年（1332），始告落成。大承天护圣寺规模宏大壮丽，为玉泉、西湖生色不少。在高丽的中文教科书《朴通事》中，对“西湖景”有很生动的描写：

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瑠（琉）璃阁，远望高接青霄，近看时远侵碧汉，四面盖的如铺翠，白日黑夜瑞云生。果是奇哉！

那殿一划是缠金龙木香停柱，泥椒红墙壁。盖的都是龙凤凹面花头筒瓦和仰瓦。两角兽头，都是青瑠（琉）璃。地基地饰都是花班（斑）石，玛瑙幔（墁）地。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着一个玉石玲珑酒桌儿。

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

殿前阁后，擎天耐寒傲雪苍松，也有带雾披烟翠竹，诸杂名花奇树不知其数。阁前水面上自在快活的是对对儿鸳鸯，湖心中浮上浮下的是双双儿鸭子，河边儿窥鱼的是无数目的水老鸭，撒网垂钩的是大小渔艇，弄水穿波的是觅死的鱼虾，无边无涯的是浮萍蒲棒，喷鼻眼花的是红白荷花。

官里上龙舡，官人们也上几只舡，做个筵席，动细乐、大乐，沿河快活。到寺里烧香随喜之后，却到湖心桥上玉石龙床上，坐的歇一会儿。又上瑠（琉）璃阁，远望满眼景致。真个是画也画不成，描也描不出。休夸天上瑶池，只此人间兜率。

元代诗人吴师道也有一首诗描写西湖的景致，其中道：

行行山近寺始见，半空碧瓦浮晶莹。

先朝营构天下冠，千门万户侔宫廷。

寺前对峙双飞阁，金铺射日开朱棂。

截流累石作平地，修梁雄跨相纬经。

平台当前白玉座，刻镂精巧多殊形。[257]

由上述两个记载可以看出，大承天护圣寺的建筑，坐落在玉泉山脚下，其中有部分建筑伸展到湖中，这就是双阁。双阁之间，有石桥相连，此桥应作“┳”形，一端通向岸边。“玉虹遥亘星河上，翠阁双悬日月前”[258]，这就使西湖更加壮丽。大承天护圣寺成了“西湖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在当时也被称为“西湖寺”[259]。“西湖景”在当时被誉为“壮观神州今第一”[260]，赢得了许多诗人的赞扬。

在西湖的另一方，瓮山脚下，有元代初期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墓。墓前有耶律楚材的石像，“须分三缭，其长过膝”[261]，到了明代，耶律楚材的墓被盗掘。现在颐和园中的耶律楚材祠，则是清代乾隆年间建立的。

从玉泉、西湖有河道直通大都，流入积水潭，这就是通惠河。元朝统治者游赏西湖，总是“泛舟”[262] 前往。“沿堤万柳着新绿”，在这条连接大都和西湖的水上通道两旁，有满栽杨柳的长堤。当时人有诗：“凤城西去玉泉头，杨柳长堤马上游。”[263] 大都的贵族、官僚、文人，追随统治者之后，竞相游览西湖，成为一时风尚。他们中有的人“买舟载酒而往”[264]，有的则骑马沿堤西行。

从玉泉山再向西行，有寿安山，又名五华山，元英宗硕德八剌在寿安山修造大昭孝寺，经营多年。为造佛像，“冶铜五十万斤”，可以想见此寺规模之大。这座佛寺经后代修葺，部分至今尚存，就是著名的卧佛寺。“春风今在五华山”，当时已成为“都人四时游观”[265] 之所了。

由五华山再往西去，便是香山。“山有大石，状如香炉”[266]，即以此得名。山腰有金代修建的寺院大永安寺，“千楹林立，万瓦鳞次”。到了元代，又加以整修，“庄严殊胜于旧”[267]。

西山是元代统治阶级经常游览的地方。特别是每年九月，到西山看红叶，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九月都城秋日亢……曾上西山观苍莽。川原广，千林红叶同春赏。”[268] 元代后期的几个统治者，都对西山特别感兴趣。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表示，要“游观西山，以终天年”。和大都城郊的园林一样，这些风景优美的山林，都被封建统治阶级霸占了去，广大劳动人民完全被剥夺了享受的权利。

第四章 大都的政治生活

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元朝政府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十分严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这里发生。在大都，阶级对立是非常鲜明、尖锐的。

第一节 元代的政治中心

大都新城落成后，成为元朝的首都。原来的都城上都开平，则降为陪都。元代惯例，每年四月，皇帝及其家属都由大都前往上都，度夏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历史上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一般均采取两都或几个都城的巡回制度，这是和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辽、金都实行这种制度，元朝上都所在地金莲川，原来就是金朝皇帝避暑的场所。元朝的两都制，继续了前代的传统。

在蒙元政权统治下，官制十分混乱。忽必烈上台后，“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269]。新建的官制，以中原原有制度为主，同时也保留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在大都建成后，中央统治机构，都设置在大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都设置在宫廷附近。其他重要的机构，如管驿站的通政院，管工匠的将作院，管“劝课农桑”的大司农司，管佛教和吐蕃地区事务的宣政院等，分布在大都城内各处。大都城内的官僚机构十分庞杂，人员众多，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统计，“在京食禄者万人”，后来还陆续有所增加。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忽必烈上台以前，大蒙古国所属军队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蒙古贵族统辖的军队。蒙古制度，兵民合一，成丁即要服兵役，各部首领在出征时即是将领。还有一部分，则是由汉族军阀统率的汉军。无论蒙古贵族或汉族军阀，都是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很大的独立性，大蒙古国统治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蒙哥一死，阿里不哥就在北方纠集一部分蒙古贵族，自行称帝，与忽必烈对抗。紧接着，山东的汉族军阀李璮也起来叛乱。忽必烈将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镇压下去以后，深感改革军队制度的必要。他听从汉族谋士的意见，采用前代封建王朝的“内重外轻”之策，从各军中抽调“精勇富强”，先成立了左、中、右三卫亲军，后来又添设了前、后卫亲军。[270] 忽必烈死后，相继继位的元朝统治者都采取了这个办法。在五卫亲军之外，又先后建立了二十一卫亲军。每卫亲军有数千人至万人不等。这些侍卫亲军，是由皇帝亲自指挥，归枢密院直接调遣的。其中以蒙古军、汉军为主，同时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军队。它们中的大多数，部署在大都的周围，“列置诸营，环拱京都，分立屯田。居者佃作以为养，出者扈卫以启行”[271]。军队集中在大都附近，既用以保卫首都和宫廷的安全，又可以在四方有事时，随时调遣优势兵力出征。

为了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密切联系，使中央的政令能迅速传达到各地，元朝政府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站赤制度。站赤就是古代的驿传。[272] 设立站赤，“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273]。元代全国共设站赤一千余处，远至今天中国的新疆、云南、西藏等地，都有站赤。站赤有陆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也有水站，“则以舟”。北方还有狗站，“以犬曳小舆，载使者行冰上”[274]。随着站赤的建立，道路也得到一定的整修。以大都为中心的站道，主要分东、西、南三道。东道由大都至通州，再到蓟州（今蓟县），然后分四路，或往东，或往北。西道由大都到昌平，在榆林站分道，或趋上都，或向山西。南道由良乡、涿州南下。[275] 卢沟桥便在这条站道上，行人由此“饮马向南去”[276]。使者从大都出发，通过站道，可以一直到达边远地区。急递铺则是专门传送官府文书的机构，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文书一昼夜行四百里。大都东、北、西三道，就立有一百铺，再与其他路、府相接。[277] 站赤制度和急递铺制度，对于保证大都的政治中心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也对从大都通达全国各地的站赤和急递铺做了相当详细和比较准确的介绍，说明这两项制度曾经引起他的注意。

作为一个规模空前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大都的居民包括多种民族成分，汉族依旧是大都居民的主体，蒙古族也占有很大比例。大都路的回族居户（来自中亚各地的伊斯兰教徒）在忽必烈统治初期即近三千户，其中以大都居多。后来，相继建立的侍卫亲军中，也有不少回族人。来自今天新疆地区的畏兀儿人（维吾尔族的先民，居住在今新疆东部）、哈剌鲁人（居住在今新疆西北部）和于阗（今和田）人、哈密里（今哈密）人等，在大都均为数不少。他们中间有官僚、学者、僧侣、手工业者等。元末诗人欧阳玄在描写大都风俗的《渔家傲·南词》中写道“高昌家赛羊头福”。高昌指的就是畏兀儿人。后代把北京西郊的一个居民点称为畏吾村，应即元代畏兀儿人聚居之处。大都还有一批来自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侣，以及跟随他们而来的藏族劳动人民。

大都经常接待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使节、教士、旅行家和商人。13世纪下半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广泛游历，曾在大都长期居留。在他的闻名世界的游记中，对大都城市、宫殿以及各方面社会生活都做了相当详细而且生动的描述，为我们今天研究大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意大利的另一个旅行家鄂多立克，也在14世纪20年代来过大都。14世纪中叶，非洲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曾来到中国，据他在游记中说，他先到中国南方，后来也到了大都。差不多同一时期，来自欧洲的教皇使节马黎诺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向元顺帝献马及其他礼物。他所进献的马匹形体魁伟，被誉为“天马”或称为“拂朗（当时对欧洲的一种称呼）马”，很多诗人为此事写下了诗篇。马黎诺里在大都居住达三四年之久。至于来自亚洲各邻邦的使节和各方面人士，为数更多。高丽的好几个国王都曾来过大都，官员、学者、僧侣来大都者可以说络绎不绝。元末，高丽名僧普愚还曾在大都南城的永宁寺说法。[278] 尼波罗（今尼泊尔）的杰出匠师阿尼哥、印度僧侣指空等都在大都生活过很久，他们对各国之间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279]

第二节 元朝政府对大都的严密控制

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全国的心脏。确保大都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元朝的统治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元朝政府多方采取措施，对大都地区加以十分严密的控制。

当新城建成后，元朝政府就在原有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了大都地区的各级政权机构。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政府正式设置了大都路总管府，不久又改称大都路都总管府（简称都府），以示其地位特殊，与其他路总管府有所区别。大都路都总管府下辖“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280]。比起金代的中都路（辖四十九县）来说，范围要小得多。

大都路都总管府的机构，比其他路都要庞大。一般上路（路分上下，以十万户为准）总管府达鲁花赤（镇守官，规定只能由蒙古、色目人充任）一员，总管一员；大都路则有达鲁花赤二员，都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三员。下属的其他官吏也比其他路要多出一倍。

在大都路都总管府下面，仍保留了大兴府。大兴府的管辖范围是六县（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昌平）。实际上大兴府尹均由大都路都总管兼任，路、府是一个衙门，并没有单独的大兴府这样一个机构。因此，在一些记载中，大兴府有时就被忽略了。[281] 二院就是左、右警巡院，“分领京师城市民事”[282]。后来又添设了南城警巡院。警巡院设有达鲁花赤和院使，秩正六品，比上等县县尹（从六品）还要高。大都城内居民区共分五十坊，分别属于左、右警巡院。南城有六十二坊，属南城警巡院。[283] 从大都城内坊的分布来看，很不均衡，南部和中部较多，北部较少，显然坊的划分并非按地区大小而是按居民的多少。各坊都设有坊正。坊下面有巷、里，设巷长、里长。坊正和巷长、里长是一种差役，也就是说，没有薪俸，是从居民中选充的。入选的首要条件是家道殷实，亦即有钱人家，元朝政府依靠他们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路—府—院—坊—巷（里），这是元朝政府管理大都城内民事的行政系统。

除了民事的行政管理机构之外，还设有“掌京城盗贼奸伪鞫捕之事”的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秩正四品，分两处，一在北城，一在南城。两兵马司各有巡兵一千人[284]，名义上隶属于大都路，但实际上由一名刑部尚书直接提调。此外，还设有东关厢、南关厢、西北关厢三处巡检司，“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285]。整个“畿内”即大都路所辖地区，共有巡检司五十二所，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侦缉网。[286]

大都城郊，是由宛平、大兴两县分治的。两县以丽正门分界，大兴县管辖丽正门之东，宛平县管辖丽正门之西。两县各秩正六品。县以下是乡，如大兴县下辖燕台、招贤、崇让、崇礼等乡。宛平有香山乡等。乡下是里或庄、村，如燕台乡下有契丹里、海王庄、大市庄，香山乡下有七园里等。

元朝政府还在大都设立了大都留守司这样一个机构，规定它的职责是：“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287] 也就是说，它有两方面任务，一是负责宫廷和都城的安全，二是负责宫廷各项建筑、车服和花木之类的维护。[288] 本来，前代也往往在都城设置留守，但一般是因为统治者外出而临时设置的，“天子巡守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289]，或则设置在陪都。金朝原在燕京设有留守，等到迁都以后，原来的留守也就相应撤销了。只是到金末南迁时，才在中都重设留守。元朝却把首都的留守司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在宫城西南角楼之南”，有固定的官署，不论统治者是否出巡，留守司始终存在。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制度？至元二十年（1283），有人谈到此事说：“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今宜易置总管府。”[290] 但是，元朝历代统治者对官制的重叠和混乱，从来不太在意，因此，尽管阿合马已死，这项制度并没有取消，仍然保存了下来。元代大都留守司设留守五人，品秩正二品，比起大都路的都总管（正三品）来要高一级，但不能过问民政，权力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大都城有十一门，每门都设有门尉和副尉，“掌门禁启闭管钥之事”。门尉秩正六品，与大兴、宛平两县县尹及警巡院使的地位相等。门尉和副尉是隶属于大都留守司的，他们都由“四怯薛八剌哈赤为之”[291]。四怯薛是皇帝的“宿卫之士”，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功臣的后代。“怯薛”是轮番当直之意，这些“宿卫之士”分四批轮番当直，故称四怯薛。四怯薛成员都分担一定职务，这种职务是世代相袭的。八剌哈赤是守门者之意，门尉就从四怯薛的八剌哈赤中间选充。可见，元朝政府对门尉和副尉的职务是特别重视的，要由自己的亲信来掌管。元朝政府规定，城门夜间封闭后，不准出入，“夜有急务须出入者，遣官以夜行象牙圆符及织成圣旨启门，门尉辨验明白，乃许启”[292]，违犯者就要处死。也就是说，夜间开启城门，必须经皇帝亲自批准。元朝皇帝亲自过问城门的开启，这件事看起来有些可笑，但却很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精神状态。他们统治着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表面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实际上内心是虚弱的，老是害怕内部发生事件，人民起来造反，总是想筑起坚固的城池宫殿，保卫自己的安全，可以永远作威作福。对大都城门的控制，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

元朝政府在大都周围屯驻了大批军队，这对于严密控制大都起着重要作用。元朝政府还从各卫不时抽调部分军队，到大都城内围宿（守卫宫廷）、看守（重要机构和仓库）、巡逻，用以确保大都和宫廷的安全。

元朝政府对大都的严密控制，从一些法律禁令中也得到了反映。和其他城市一样，大都城内实行宵禁，晚上一更三点以后禁人行；早上五更三点起，才许通行。[293] 违犯者要判刑。大都居民“夜聚晓散”[294] 者，在严禁之列，犯者有罪。除了禁止汉人“持兵器”之外，还特别规定：“诸都城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295] 而在外地其他州县是不在禁限的。仅此一事，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对大都民众的防范到了何等的地步。

第三节 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有元一代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大都发生。

在大都新城建造过程中，元朝发动了大规模对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攻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南宋小皇帝赵和太皇太后、皇太后投降。元军将南宋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以及一些官员、宫女、太学生等都用船经运河押解到大都。船到通州时，元朝“满朝宰相出通州”[296]，迎接南宋皇帝到来。到大都后，南宋皇帝等被安置在旧城的会同馆，元朝皇帝和皇后接连在宫廷中的广寒殿等处，举行十次规模盛大的筵席，名为招待南宋皇帝等，实为庆功。后来，封南宋皇帝为瀛国公。随行的南宋官员“高下受官随品从”，都成了元朝的新贵。一千多名宫女则被元朝政府发放出去，“分嫁幽州老斫轮（工匠）”。元灭南宋，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经过长期的南北对峙以后，我国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而大都也就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

当临安被攻下后，南宋丞相文天祥辗转各地，继续坚持抵抗。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被俘。不久，也被押送到大都，关在兵马司监狱中。元朝政府多方劝降，威胁利诱，均被拒绝。文天祥在大都先后被关押三年多，写下了《正气歌》等很多慷慨激昂的诗篇。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许给他丞相的职位，但仍为文天祥拒绝。这时，中山（今河北石家庄一带）有人自称宋王，“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大都也有人写匿名信，扬言要烧蓑城苇草，解救文天祥出狱。元朝统治者既看到文天祥毫不动摇，又对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感到害怕，就赶紧在大都戒严，撤掉蓑城苇草，并把文天祥杀害。[297]“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慷慨就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大都发生了王著杀阿合马事件。阿合马是色目人，善于搜刮，得到忽必烈的宠任，被任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副丞相），实际上总揽大权。他的子侄也都当上大官，“一门悉处要津”。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擅生杀”，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恨。一些蒙古族和汉族的贵族、官僚因为受到排挤，也反对他。但是，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赖，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几次对他进行攻击，都没有动摇他的位置，阿合马因此气焰日盛，无恶不作。山东益都人王著，一贯“轻财好义”，有胆气，曾经当过小吏，后来从军，当上千户。他“因人心愤怒”，暗地铸造大铜锤，发誓要用它打死阿合马。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出巡上都，皇太子真金从行，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和高和尚等人合谋，诈称皇太子回到大都做佛事，在三月十七日联合八十多人，夜间进入健德门，一直来到皇太子宫前。阿合马闻讯前来迎接，王著当即用铜锤把他打死。这时其他官员发现情况不对，发军逐捕，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就捕。过了几天，高和尚也被抓住，两人同被处死。王著死时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当时他才二十九岁。[298]

王著的这一行动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也对他表示钦佩，称之为“义侠”。据有人记载，阿合马死后，大都人人欢欣，“贫民亦莫不典衣歌饮相庆。燕市酒三日俱空”[299]。王著杀阿合马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好在大都，他在行纪中对此事做了详细叙述，和我国有关的记载大体吻合。[300]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死于大都宫城中的紫檀殿。忽必烈之后，到元顺帝上台（1333）不过四十年时间，共换了九个皇帝，发生了好几次重大政变。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蒙古贵族各支系之间，不时展开激烈的争夺。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元泰定帝死时（1328）。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元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贵族、官僚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大规模武装冲突，战火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上都的军队曾先后突破迁民镇、古北口、居庸关和紫荆关等处重要关口，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向大都进攻。东面曾攻陷通州，直迫大都；西边由紫荆关而来的上都军队，抵达良乡和卢沟桥，小股游兵进逼大都南城。大都城十分紧张，京城居民和士兵一起登城防守，“仍于诸门列瓮贮水以防火”。但是，大都无论人力、物力都较上都雄厚，其首都地位又可资号召，上都军队虽一度取胜，但很快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进攻大都的各支军队一一被击败，大都军队转而向上都发动攻势，不到一年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301] 这是大都在建成后第一次遭遇战火，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受到很大的损失。

元文宗上台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当时有人估计，统治者的各种赏赐支出，“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302]，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于是，便不断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加之水、旱等各种灾荒不断发生，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于是小规模的反抗斗争接连出现。没有多久，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就爆发了。

第四节 大都的阶级关系

大都是元朝的首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就生活在这里，中央统治机构也设立在这里。皇帝及其亲族是最大的地主，常常把大量土地赏赐给臣属。在皇帝下面，大小贵族和官僚，数以千计。他们除了得到皇帝赏赐的田产之外，还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巧取豪夺，霸占了大量土地。例如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横行霸道，权倾朝野，“民有附郭（大都城郊）美田，辄取为己有”[303]。其他贵族、官僚也都差不多。因此，大都周围，“豪宗巨室，田畴连阡”[304]，土地特别集中。元朝政府屡次下令“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305]，说明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但这些禁令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皇帝和贵族、官僚，还垄断了其他土地和山林的使用权。元朝政府规定，大都周围五百里以内，除打捕人户（为皇室服役的猎户）之外，“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306]。这个禁令一度还扩展到八百里以内。[307] 在这样广大的地面上，老百姓没有打猎的自由，违反禁令就要“籍其家（抄家）”[308]。也就是说，这方圆几百里土地，都成了统治者专用的猎场。皇帝是这样，贵族、官僚也是这样。例如，“都城种苜蓿地，分给居民，权势因取为己有”[309]。又如，大都周围许多山林都被“官人每（们）”所占有，“不教百姓每（们）采打柴薪”[310]，以致柴薪涨价，百姓做饭都成了问题。

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土地，却“有恃不输”，把自己应负担的赋役，都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政府要对大都路的土地进行登记，准备按亩征税。这件事遭到了大小权贵们的纷纷反对，他们用各种方法加以抵制，“那着的人每（们）道：俺是怯薛歹（皇帝的近侍）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推事故说的多有”。结果使这次登记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他们的势力之大，由此可见。元朝政府也承认，“应当差发（赋役），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311]。

元朝统治集团崇尚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的寺观通过各种途径，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有的还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寺院里的上层僧侣掌握着财产的支配权，属于地主阶级，他们中不少人还由元朝政府授予各种官爵和称号，是贵族、官僚的组成部分。大都的大庆寿寺，“园有树栗，野有来牟（麦），环布近郊”[312]，还有煤矿和水碾。大护国仁王寺，“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313]，以及山林、湖泊、矿藏等。大圣寿万安寺建成后，忽必烈一次就赏赐“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314]。大都郊区的土地很大一部分都成了寺观的财产。这些寺观里的上层僧侣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

在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行列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富商大贾。他们一般均与宫廷或贵族、官僚有密切的联系，有的为宫廷、贵族、官僚经营发放高利贷，有的买卖珠宝和其他高级商品，满足统治集团成员奢侈生活的需要。他们中间有色目人，也有汉人。元朝政府在大都设有“耆老”数十名。“耆老”是一种荣誉职务，可以出入宫廷，参与重大典礼，享有免役等特权。充当“耆老”的，“皆富商”[315]。这些“货殖之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其视钟鼎（指贵族、官僚）岂不若土芥也哉！”[316]

皇帝、贵族、官僚、寺观地主、民间地主和富商，构成了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不劳而获，却过着架鹰放犬，花天酒地，“一笑金千，一食钱万”[317] 的寄生生活，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比起其他地区来，大都农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特别深重的。首先，这是因为，大都是宫廷与中央统治机构所在地，宫廷与中央统治机构所需的巨额物资和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要从大都周围农村中征取。元朝统治者在诏令中也曾多次提到，大都的“一切供给，皆出民力，比之外路州郡，实为偏重”。其次，大都是权贵和富豪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众多的财富，与官府互相勾结，“不拣甚么差发不教着，却教穷百姓每（们）生受来”[318]。大都农民的负担原来已是“偏重”，这样一来就更重了。元代前期有人做过统计，除了额定的赋税外，各种额外负担是正额的二十倍，逃户和军户（可以部分免除赋役）留下的赋役又要这些人户负担，正是：“割剥民肌，未见如此之甚！”[319] 其实大都农民包纳的不仅是“军户、逃户闪下差税”，更多更重的是权豪富户转嫁给他们的赋税。至于元代后期，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再次，大都农民还要负担许多其他义务，如他们要替国家饲养马匹和骆驼，最多时，大都一路养马即近十万匹，加上骆驼，平均两三户即需饲养一匹。饲养马、骆驼需要大量饲料，名义上有补助，实际上是义务，万一死亡，便要勒令赔偿。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日午炊烟起，人家半是农；卖田当保马，无褐过三冬”[320]。最后，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们任意破坏农业生产，掠夺土地。如皇室和权贵们属下的昔宝赤（放鹰人）和侍卫军们，依仗权势，经常“骑坐马匹，间有携带家小，随处住坐旬日，又复他往，须索酒饭鹰食等物”。他们所到之处，任意“纵放头匹，踏践田禾，咽咬树木，事非一端”，“少不应付，恃赖众力，辄发恶言，恐吓侵凌，无所不至”。农民们稍表不满，“便吊缚打拷，重者伤残肢体性命，无所申诉”。有时还拆毁农民的房屋，迫使他们“全家流移逃避，冤愁苦楚，去住两难”[321]。屯田的侍卫军们还常常“依赖形势”，强将“开耕作熟桑枣地土”[322] 侵为己有。这些权贵及其奴才们的胡作非为，给大都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都农民所受剥削压迫很深，因此，生活十分困苦，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中有不少被迫到大都城中当雇工，觅取糊口的钱粮。当时大都城内有多处穷汉市，“一在钟楼后为最，一在文明门外市桥，一在顺承门城南街边，一在丽正门西，一在顺承门里草塔儿”[323]，就是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的地方。《朴通事》也提到，有人“去角头叫几个打墙的和坌工来筑墙”。这条材料具体说明当时市集上经常有等待雇用从事各种劳动的“穷汉”。

农民因为生活过于艰难，或因交不出国家的赋税，常常被迫借高利贷。大都的高利贷十分盛行。色目商人经营的高利贷，“周岁辄出倍息”，叫作羊羔利，几年下来，借贷者“鬻妻卖子，不能尽偿”[324]。元朝政府不止一次下令限制高利贷的利率，但高利贷经营者与宫廷、权贵都有密切关系，政府的法令实际不起什么作用。高利贷经营者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十分残忍，他们“倒换文契，累算利钱”，“有壹石还数倍不得已者，致使无告贫民准折田宅，典雇儿女”[325]。这种情况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朴通事》卷中，也专门登载了大都乡村农民的一份卖子文契：

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今将亲生孩儿小名唤做神奴，年五岁，无病。少人钱债，阙少口粮，不能养活，深为未便。随问到本都在城某坊住某官人处卖与，两言议定，恩养财礼银五两，永远为主，养成驱使。如卖已后，神奴来历不明，远近亲戚闲杂人等往来争竞，卖主一面承当不词，并不干买主之事。恐后无凭，故立此文字为用。

某年　　月　日　　　卖儿人　　　　钱小马

同卖人　　　　妻何氏

见人　　　　　某

引进人　　　　某

文契中的钱小马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大都农村中成千上万农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大都的农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他们常常自行团结起来，把前来敲诈勒索的昔宝赤们，打得落花流水。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元朝政府专门发布命令“汉儿人休聚众打者”，只许向“合属官司陈告，申覆上司究治”[326]。元朝政府的阶级本质在这一命令中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

大都还有很多工匠，估计不下四五万户，他们要定期到官府的手工业机构中工作，领取很微薄的口粮和衣物，官吏还要从中克扣，因此常常弄得“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327]。质典就是将子女典给别人做奴婢，元代把奴婢叫作驱口[328]，大都驱口的数量是很惊人的，贵族、官僚、寺观和商人都占有不少驱口，如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就占有驱口七千。驱口被认为是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遭遇比农民和工匠更为悲惨。使长（驱口占有者）对驱口有完全的人身占有权利，可以任意转卖、赠送或当作陪嫁品。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都是使长财产的一部分。大都的商业区羊角市就设有人市，和羊市、马市等并列，公开买卖驱口。[329] 这说明在统治阶级心目中，驱口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在人市中，驱口“数层等级其坐”，就像货物一样陈列着，“贸易甚盛”[330]。大都的人市，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因为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元朝政府才下令将它取消。但是驱口的买卖一直存在而且是法律允许的。驱口用于家内服役，也有不少用于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使长可以任意对他们施加各种刑罚，据记载，有的“富势之家”，每逢奴脾触犯了他们，便用“铁枷钉顶”[331]，有的甚至在奴婢面上刺字。元朝法律还规定，使长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如果驱口有“罪”，使长加以杀害就可免予处分。事实上，驱口的任何不满和反抗都会被认为有罪，所以，他们的生命是完全在使长掌握之中的。驱口所受压迫最深，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有的消极怠工，有的逃亡，有的则用暴力杀死他们的使长。

第五章 大都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农业

大都地区有较好的自然条件，“水深土良厚，物产宜硕丰”[332]。粮食作物主要有麦、黍、豆和水稻等。每到春天，大都周围的农村，到处是“穰穰黍麦青”[333] 的美丽景象。大都的黍类有糯黍、小黍、秫黍。[334] 麦类有小麦、大麦、荞麦；豆的种类更多，有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赤豆、红小豆、豌豆等。[335] 由于大都有一定的水利灌溉条件，所以水稻种植也有相当的规模。早在金代，就有人引太宁宫（即后来的万宁宫）旁的泉水溉田，“岁获稻万斛”[336]。稻田收获量较高，当时已成为权贵豪民争夺的对象。到了元代，随着通惠河的修治，稻田更有所发展。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元朝政府因“各枝（即各投下）及诸寺观权势，私决（通惠河上源）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337]，下令严禁。这件事说明，当时大都西郊（通惠河上源流经之地，即今海淀一带）已有不少稻田。《朴通事》卷下有一处说，“我家里一个汉子，城外种稻子来”。另一处说，老安在城外刘村种田，“到秋他种来的稻子、蜀秫、黍子、大麦、小麦、荞麦、黄豆、小豆、绿豆、豌豆、黑豆、芝麻、苏子诸般的都纳了租税”。这两条记载都说明在大都的粮食作物中，水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后一条记载更把当时大都粮食作物的一些种类都罗列出来了。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元朝政府曾在南起保定、河间，北到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的广大地区内，大规模推广水稻，并从江南招募农民前来指导。这样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全国范围内农民战争迅猛开展，元朝政府极端反动腐朽，很快便停止了。

由于大都城内居民需要大量蔬菜，“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338]，因此，大都郊区园艺业比较发达。主要的蔬菜品种有白菜、萝卜、蔓菁、赤根菜和葱、韭、蒜等。果树经营也比较发达，“瓜果饶夏实，枣梨绚秋红”[339]。

农业生产的其他情况很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粮食的产量是不高的，远远满足不了大都城消费的需要。元朝政府每年都要由江南运来大批粮食，最多时达三百多万石，这固然由于大都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宫廷、官僚机构奢侈无度所致，但也反映出大都周围甚至整个北方农业生产的落后。元代有人讲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粗放的情况时说：“土不加粪，耕不以时，杷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340] 产量高的每亩一石，低的只有三五斗。大都郊区的农业，总的来说，大概比上面所说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第二节 手工业

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的种类很多，较重要的有丝织、毡罽、采矿、冶炼、军器制造、修建、酿造等。马可·波罗曾说大都每日有丝千车入城，供制作金锦绸绢等物之用。由此可以想见大都丝织业规模之大。其他一些行业也都差不多。在官府手工业中，分工较细，专业化程度较高，如军器制造业中，制甲、弓、箭甚至弓弦都有专门的机构。但是，由于官府手工业中工匠受到种种压榨，各级官吏又以贪污舞弊为能事，分工和专业化只起了保证某些统治者需要的贵重精致产品生产的作用，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总的来说，官府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劳动力和工时、原料的浪费都是很严重的。

元代大都手工业中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产品。例如，丝织业中有纳失失（原来是波斯出产的一种织金绸缎）、撒答剌欺（原来是中亚出产的一种丝织品）等，冶炼业中出现了镔铁（特种钢），酿造业中生产阿剌吉酒（蒸馏酒，就是烧酒）[341] 等。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采用，主要是迁移到大都的兄弟民族工匠带来的。例如，制造纳失失的别失八里局，是由“别失八里田地人匠”[342] 组成的。别失八里就是今天新疆吉木萨地区。同时，这也是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分不开的。阿剌吉酒原是波斯、阿拉伯的产物，这一时期传入了我国，大都已大规模进行生产。这是我国酿造史上的一大革命，影响较大。在大都活动过的诗人如朱德润、许有壬等对阿剌吉酒的酿造，都有详细的描写。镔铁生产始于波斯、中亚等地，后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元代大都官府手工业中设有镔铁局，从事镔铁器具的生产。《朴通事》中也提到“着镔铁打”“五件儿刀子”。镔铁刀“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343]。

大都地区的采矿业以煤矿最为发达。宛平县属下的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煤窑有官办的，也有寺观经营的。煤是大都城内居民燃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专设有煤市，《朴通事》中也有“煤场里推煤去”的记载。大都居民使用煤炉和煤火坑相当普遍，“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344]，以及“暖炕煤炉香豆熟”[345] 等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宫廷中也用煤。[346] 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元代铁制煤炉遗物。元代来中国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都对中国人用煤感到惊奇，说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知道用煤。煤的发现和使用，是我国人民在科学技术上一大成就。大都用煤比较普遍，比起前代来有所进步。

由于大都人口不断增多，燃料供应问题日益突出。元朝末年，政府曾经计划重开金口引卢沟水东流，使“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以解决燃料问题。至正二年（1342）动工修建。这次修治的金口河深五十尺，广一百五十尺，役夫数万。但新河修成后，“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347]，元朝政府大规模开采煤矿的计划，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三节 商业

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品货物都集中到这里，“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348]。马可·波罗极力称赞大都为“商业繁盛之城”，“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力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大都城内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一个是城市中心的钟楼、鼓楼周围，另一个是城市西部顺承门内的羊角市。[349] 钟楼、鼓楼周围分布着缎子（绸缎）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珠宝）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羊角市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朴通事》和《老乞大》中也多次提到大都的羊角市，可见这在当时是很热闹的地方。除了这两个主要商业区之外，中书省前还有文籍市、纸札市等。在各门外和南城，也有不少集市。除了商业区的店铺之外，还有不少小商贩，穿街走巷，贩卖各种物品：“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负戴日呼叫，百种闻异音。”[350]

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叫作大都宣课提举司，秩从五品，比警巡院和大兴、宛平两县县尹的地位都要高。提举司之下，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商税按规定是三十取一，但大都建成后，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者四十取一。元代中期，大都商税所入为十万三千余锭，除江浙（二十六万余锭）、河南（十四万余锭）二省外，其余各省全部所入，还不及大都一地。[351]从这个数字，也完全可以看出大都商业的特别繁荣了。

大都的商铺，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两种。一种商铺主要经营生活日常用品，满足一般居民生活需要，“（大都）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用之资”[352]。例如居民食用的粮食，在大规模海运发展起来以前，“全借客旅兴贩供给”，“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353]。这一种商铺占多数。另一种商铺主要经营满足权贵们奢侈生活需要的高级商品，如珠宝、锦缎等。有的珠宝一颗就要钞数十万锭。由于大都是宫廷所在地，集中了大批权豪贵族，因此，后一类商铺特别发达，这是大都商业不同于全国其他城市的特点之一。

大都的商铺，有的是由封建政府经营的，如部分粮食和盐、酒的买卖。官营商业，弊端极多，以官卖盐而论，“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354]。有的是由大寺观经营的。当时寺观经营商业十分普遍，规模巨大，凭借特权，不纳商税，严重影响商税收入，以致元朝政府不得不屡次发令，要寺观商铺交纳商税。[355] 此外，还有很多是权贵们经营的商铺。元顺帝的权臣马札儿台，就在“通州置塌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356]。“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在大都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至于一般私人经营的商业，除了少数大商人（他们一般均与官府、权贵有密切联系）之外，或为“权豪势要之家挟势强买”，或由官府以“和买”为名，“强行夺买”，受到种种非理骚扰。有的因此破产，有的吓得“不敢往来”。官府、权贵控制市场，阻碍正常的商业活动，其结果是“物价因而涌贵”，“民甚不便”[357]。这种情况，其他城市也有，但都没有大都这样突出。

大都周围的农村，有定期的集市贸易，进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相互交流。元代中期，封建政府因为害怕“起立集场”，“走透课程（偷税漏税）”，“滋长盗贼”，因而下令“住罢”，即取缔农村的集市。但是，经济交流的要求绝非法律所能禁止，过了不久，元朝政府不得不承认禁罢的失败：“辇毂之下（首都附近），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358] 农村中的集市贸易照旧进行着。

不少外国商人来大都进行贸易活动。来得较多的是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特别是高丽商人，因为距离较近，来大都的最多。高丽的中文教科书《老乞大》，就是以高丽商人来中国，与辽阳的商人结伴，同至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为主题的。从《老乞大》可以看出，高丽商人贩运到大都的货物，主要是马匹、人参和毛施布（高丽出产的一种麻布）；从大都贩运回高丽的货物则是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老乞大》这本书的出现，说明了当时高丽商人来到大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大都国际贸易的繁荣。

第四节 河运和海运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359] 把江南丰富的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河运，另一是海运。

元朝在前代基础上，大规模整修运河。平江南之初，北运粮食等物需要水陆兼运，“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360]。元朝政府先后开凿和修治了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大都到通州，长约一百六十里，前面已有叙述）、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下入大沽河，西接御河）、御河（从今天津南至山东临清，接会通河）、会通河（从临清至山东东平，长二百五十里）、济州河（山东东平至济宁，接泗水，入淮河），一直和南方原有的运河相连接。这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据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一件官方文书说：“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361]

在整修运河的同时，元朝政府又大力发展海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最后采取了从长江口的崇明附近出海，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北趋成山（山东半岛东部），经渤海南部，至界河（海河）口的直沽，再转运大都的路线。顺风时十天左右即可到达。海道运粮，最初不过四万余石，后来逐年增加，元代中期，最多时达三百余万石。“晓日三叉口（直沽），连橹集万艘”[362]，直沽成了一个繁荣的港口。

海运虽有一定风险，“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但总的来说，“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363]。自从海运大规模开展以后，运河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了。到后来，大都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海运。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海运中断，运河也被切断，大都的经济生活立即陷于混乱，元朝很快也就灭亡了。

第五节 大都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

有元一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相当频繁。特别是进入14 世纪以后，水、旱、雹、蝗和地震，接踵而来，几乎无年无之。

北京的气候，春旱秋涝。在元代表现得也很突出。水灾多数集中在六、七、八月，而且往往发生在春旱之后。大德五年（1301），“京畿大旱，自春至五月中旬。（五月）末，始雨，遂大作，连昼夜，殆二月稍霁。人罹垫溺之患，而京东平滦尤甚”[364]。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大都所属东安、蓟州等地春、夏旱，“麦苗枯”[365]。到了六月，接连下了七天雨，于是又发生水灾。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366]。

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大都常有许多人处于饥荒之中。元朝统治者害怕饥民闹事，影响统治中心的稳定，常常采取发卖低价粮食的办法，来收买人心。但是这种低价粮常为权豪官吏中饱，元朝官方文书中就说：“多是官家势要并勾当里行的人每（们），使人籴买的上头，到不的贫民每（们）根底的一般。”[367]

13、14世纪是地震活动频繁的一个时期。见于记载的大都地震共有十一次（参见附录一《大都大事年表》）。其中震级较高的是皇庆二年（1313）六月和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两次。关于前一次，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说：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

卧者颠衣起若吹，起者环庭眩相愕。

室宇无波上下摇，乾坤有位东西却。

自我南来睹再震，初震依微不今若。

昨朝展席坐堂上，耽玩图书静无觉。

堂下群儿又惊报，方馔饔人丧杯勺。

栉者仓皇下床榻，门屋铿锵振铃铎。

只今犹自腾妖讹，旦暮殊言共郛郭。

大家夜卧张穹庐，小家露坐瞻星落。[368]

这首诗，写得相当具体、生动，从所描述的情况看，这次地震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

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发生的地震，将太庙的梁柱震裂，各室墙壁倒塌，压坏了不少东西。一般居民住宅更可想而知。这次地震持续了七天，影响远及怀来、宣德等地，“所损人民甚众”[369]。

第六章 大都的文化生活

第一节 北方的理学中心

儒家思想在宋代发展演变为程朱理学。南宋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理学在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儒生们讲究的是辞章歌赋，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理学。

金朝灭亡后，大蒙古国与南宋对峙。窝阔台汗七年（1235），由蒙古贵族阔出率领的一支军队，南下掠取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时，由于当地居民曾进行抵抗，蒙古军便对全城居民大肆杀戮，但是被俘虏的儒生，均可免死。[370] 从刀下逃得性命的儒生中，有一人名叫赵复，他全家都遭杀害，只有本人因为精通程朱理学，虽为俘虏，但很快便受到重视，被请到燕京，开办太极书院。赵复在书院中讲授“程朱二氏性理之书”，“学徒从者百人”[371]。他还著述了《伊洛发挥》《希贤录》等书，阐述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372] 后来，他被公认为元代北方理学的开山鼻祖，著名的理学家许衡、姚枢等人都受到赵复的影响。太极书院对于在北方传播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建成大都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式建立国子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在大都东城崇仁门内，东边是孔庙，西边与大都路总管府相去不远。国子学的负责人最初是许衡，后来相继由许衡的门徒充任，他们都以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教材。国子学的学生，学成后在大都充任中高级官僚，这就保证了理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元代中期，元朝政府恢复科举制度，在许衡的儿子许师敬以及他的一些门徒主持下，规定专试经学，不用辞、赋，以程朱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先由各地举行乡试，录取部分合格者，再到大都举行会试，每届中选者数十人，多者百人。由于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实行了这些改革，从而使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373] 元仁宗这句话，确实道出了元朝统治者尊崇理学的目的所在。一句话，就是为了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

第二节 宗教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为他们懂得，不管哪一种宗教，都能起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在各种宗教中，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其次是道教，最后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完全是根据这些宗教的势力和影响的大小，从而采取不同态度的。

佛教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系。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佛教禅宗中的临济宗势力很大。蒙古贵族消灭金朝统治中原以后，极力拉拢临济宗的上层僧侣海云等人。海云长期居住在燕京大庆寿寺，从蒙古大汗到燕京的断事官们，都对海云尊崇备至，蒙元政权在中原采取的某些措施，事先都征求海云的意见。[374] 海云死后，葬在大庆寿寺的西南隅。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海云及其弟子可庵的骨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忽必烈专门下令“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375]。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临济宗重视到了何等程度。从海云住持以后，大庆寿寺一直被认为是临济宗的中心，有“禅宗第一刹”之称。元朝中叶，统治者还专门赐予大庆寿寺住持以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爵，授予“临济正宗之印”[376]。除了临济宗之外，禅宗中的其他宗派以及佛教其他教派也都有一定势力，但影响较小。

随着全国的统一，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大都。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于是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藏传佛教的首领被封为帝师、国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势力日盛，远远超过了包括临济宗在内的佛教其他宗派。藏传佛教某些僧侣“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377]，横行霸道，甚至任意杀人，给大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大都南城的许多前代建造的佛寺，在元代依然香火繁盛。海云曾数次在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378]。弘法寺以收藏经版、刊印藏经著名，在元代经版屡经补雕，“校正讹谬，鼎新严饰”[379]，“极校雠之善”[380]，继续得以刊行。大都新城落成后，元朝皇帝、皇后、贵族、官僚等不断建造新寺。每朝皇帝即位，立即营建新寺，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大都寺庙比起前代来，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新建的寺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梁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即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天寿万宁寺（大都城中心，元成宗所建）、大承天护圣寺（西郊玉泉山脚下，元文宗所建）等。这些寺院僧徒众多，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

藏传佛教传入之后，带来了他们所尊奉的摩诃葛剌佛。这种神像状貌狰狞，祭祀仪式神秘，在宫廷和一些由藏传佛教僧侣掌握的寺院中都很风行。这是摩诃葛剌神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北京。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势力的衰落，对摩诃葛剌神的尊奉也销声匿迹了。到了清代，才再次兴盛起来。

道教的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金朝末年，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很快就成为道教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宗派。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把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召到中亚。丘处机从中亚返回华北，被安置在燕京的太极宫，不久，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白云观在当时是长春宫的一个部分。长春宫自此成为全真道的中心。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里先生每（道士们）”为了与“和尚每争夺观院”[381]，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统治者为了解决佛道两教的矛盾，先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第一次在漠北和林，第二次在上都开平，第三次在大都。统治者权衡得失，决定偏袒佛教，于是有的道士被勒令削发为僧，个别闹事的道士还被处死，除《道德经》外的其他道教经典也被勒令烧毁。[382] 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还专门在大都南城悯忠寺举行了焚烧道藏伪经杂书的仪式。但是，元朝统治者的意图，不过是稍稍压抑一下道教的势力，并不是想加以取缔。所以，在规定“佛在道前”之后，道教仍保持一定的地位。大都全真道道观见于记载的即达二十余所。[383] 其首领依旧“世奉玺书袭掌其教”[384]，并得到元朝政府赐予的种种封号。此外，北方原有的道教宗派真大道、太一道，在大都也都有自己的道观，和宫廷有一定的关系。元灭南宋以后，南方以江西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道传入大都。正一道在道教各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在江南影响很大，所以元朝统治者也多方加以笼络，专门在大都为之建立道观，名为崇贞万寿宫。玄教是正一道的分支，其首领张留孙、吴全节等，都深得统治者宠任，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在大都流行的宗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等。欧洲教会曾向大都派遣过教士，据这些教士记载，大都有基督教教堂，还有不少信徒。元朝政府专门设有管理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司，说明基督教在当时确实颇为流行。元代诗人张昱在描写大都风俗习惯的诗中讲道：“十字寺神呼韩王，身骑白马衣戎装。手弹箜篌仰天日，空中来仪百凤凰。”[385] 十字寺应该说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房山，就发现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十字寺碑。[386] 景教僧侣称为也里可温，还曾进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387] 张昱还写道：“花门齐候（侯）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叫阿弥。”[388] 这首诗讲的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前两句讲的是斋月，后两句讲的是礼拜。它反映出元代大都确有清真寺存在。据北京牛街礼拜寺（见图6—1）保存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有邛尔塔尼和阿礼两人元初来大都传教，前者卒于1280年，后者卒于1283年。[389] 大都当时有不少回族居户，一定也有伊斯兰教教士和清真寺，这是很自然的。萨满教主要信奉者是蒙古人，“毡车毡俑挂宫灯”[390]。元朝统治者曾经“为蒙古巫觋立祠”[391]，就是为萨满教建立庙宇。

图6—1 牛街礼拜寺

第三节 绘画、建筑和雕塑

元代是我国绘画史上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根据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一书的统计，元代知名画家将近二百人。其中有较高成就的，约有四五十人。在这四五十人中，有一部分是大都人，如高克恭、李衎、李士行、何澄等；还有不少人曾经在大都生活和创作，时间较长的有赵孟頫、商琦、王振鹏（王朋梅）、刘融（刘伯熙）、张彦辅、李肖岩、陈芝田等，时间较短的有柯九思、赵雍、朱德润、唐棣、王冕、方从义等。因为这些画家的活动，大都的画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朝的多数统治者，都对绘画采取保护和提倡的态度。后期的几个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等）在这方面特别热心。影响所及，一些高级贵族如鲁国大长公主之流，也附庸风雅，俨然以艺术保护人自居。不少画家因为作品博取统治者的赏识，就得到一官半职，或者得到破格提拔。大都画坛人才辈出，和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大都画坛的一个特点是几乎各种科目上都有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家，如山水画方面有赵孟頫、高克恭、商琦等，鞍马画有赵孟頫、张彦辅等，界画有何澄、王振鹏等，竹木画有李衎、李士行、王冕等，人物肖像画有李肖岩、陈芝田等。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元代我国绘画的水平。

大都画坛的另一个特点是壁画的盛行。上至宫廷，下至贵族、官僚府第和寺观，都是这样。名画家如商琦、李衎、唐棣、张彦辅等，都从事壁画创作。壁画的内容，以山水、竹木为主。例如，李衎、唐棣、商琦都曾为宫廷嘉禧殿作壁画，张彦辅曾“奉敕写钦天殿壁”[392]。李衎、商琦还奉统治者之命，共同为寺观画壁，“一时京都传盛事”[393]。可惜，这些壁画作品，今天都不可复见了。[394]

在上述这些画家中，有的就以大都景色为题材进行创作，如王振鹏的界画《大都池馆图样》。[395] 刘融曾奉诏写畿县，“偏图形胜到岩壑，直干交柯每盈卷”[396]。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元代作品《卢沟伐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描绘了大都西南卢沟桥一带景色，可惜作者已不可考了。

14世纪前期，高丽名作家、诗人李齐贤几次来到大都，与中国一些诗人、画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昔与姑苏朱德润，每观屏障燕市东。”[397] 接着，诗中对一些画家做了评价。可以看出，大都画坛是很活跃的，经常互相观摩，进行讨论。李齐贤参加了这些活动，更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绘画之外，建筑和雕塑也有很大的成就。整个大都城，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由尼波罗匠师阿尼哥主持兴建的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见图6—2），以及由无名工匠修建的居庸关过街塔等，别具风格，为大都增添了光彩。阿尼哥不仅是一个建筑师，而且是一个雕塑名手。他传入了“西天梵相”[398]，对我国的佛教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都宝坻人刘元，是另一个塑像名家。他原来是个道士，从青州把道录（下级道官）学艺，后来又跟阿尼哥学“西天梵相”，综合汉族传统工艺和尼波罗工艺之长，号称“绝艺”。凡是大都及上都著名寺庙“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刘元官品正奉大夫）之手，天下无与比者”。元朝统治者甚至下令，“非有旨不许擅为人造它神像”[399]。这种规定，反映出当时对刘元技艺的重视，但也阻碍他的技艺的进一步发挥。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杰出艺术家的作品，竟然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内部的大理石浮雕四天王等像，神态生动，线条细致，是我国雕塑史上的杰作。

图6—2 白塔

第四节 诗歌、小说和杂剧

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许多文人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常常到这里来活动。元代诗歌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期的元好问、郝经等，中期的赵孟頫、虞集、马祖常、揭奚斯、杨载、范梈等，后期的朱德润、柯九思、萨都剌、王冕、张昱、欧阳玄、迺贤等，都曾在大都生活过。他们写下了不少描写大都的诗篇，如柯九思的《宫词》、张昱的《辇下曲》、欧阳玄的《渔家傲·南词》、胡助的《京华杂兴诗》等，对于我们了解大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在大都居留的诗人中，有不少属于兄弟民族，如哈剌鲁人迺贤、蒙古族汪古部人马祖常、畏兀儿人贯云石、回人萨都剌等，他们在使用汉语从事诗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众多的兄弟民族诗人的涌现，丰富了大都文化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民族融合的情况。

高丽的中文教科书《老乞大》中讲到，在大都购买的书籍中有《三国志评话》。《朴通事》中也说：“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下面接着介绍了《唐三藏西游记》中孙行者在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法的故事，和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已很相近。可见，当时在大都评话小说是很盛行的。有的评话小说很可能就出于大都作家之手。这些评话小说为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杂剧在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戏剧艺术已趋于成熟。大都在杂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涌现过一批著名的杂剧作家，还有不少杰出的演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都是杂剧的摇篮。

根据元朝后期作家钟嗣成《录鬼簿》一书的记载，“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共五十六人，其中籍贯大都的有十七人。通常所称“元曲四大家”中，大都人就占了三个，即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此外，如庾吉甫、杨显之等，也都有较高成就。还有不少杂剧作家，如白朴、高文秀等，虽然不是大都人，但都长期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大都剧坛，人才辈出，呈现出夺目的光彩。

在大都的杂剧作家中，关汉卿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400]。他一生创作的杂剧在六十种以上，但大多已经散失，传世的只有十余种。他的作品反映了元朝统治的黑暗，人民生活的困苦，塑造了多种多样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他的代表作《窦娥冤》，是对当时社会的血泪控诉，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大都剧作家王实甫，也有很高的成就，“《西厢记》，天下夺魁”[401]，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

大都的著名女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燕山秀（均为艺名）等。珠帘秀本姓朱，她的“杂剧为当今独步”[402]，名震一时。赛帘秀、燕山秀等，都是她的门徒，后辈都尊称她为朱娘娘。顺时秀原名郭顺卿，元代中期也很有名，“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博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403]。大都著名的男演员有魏、武、刘三人，“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表演动作之意）”，后代乐人“皆宗之”[404]。可惜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演员大多属于教坊司管辖，称为乐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受到统治阶级的轻视。元朝政府规定：“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休成亲，乐人匹配者。”[405] 因此，乐人夫妻双方，往往都是演员，而且世代相袭。教坊司管辖的乐人，除为宫廷官府服役外，还常常应召为贵族、官僚以及民间演出。《朴通事》一开头就记载三十个人举行筵会，“着张三去，叫教坊司十数个乐工和做院本诸般杂技的来”，“弹的们动乐器，叫将唱的根前来着他唱”。元代杂剧和戏文中提到演员怕官府“唤官身”[406]，就是因为他们隶属于教坊司，必须先为宫廷、官府服役，然后才能为他人演出。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教坊司管辖的民间剧团，在城乡巡回演出。

杂剧作者在当时习惯称为才人，他们组织的团体称为书会。当时大都就有书会存在。剧本编成后，往往加以刊印，公开发行。流传下来的元代杂剧刊本常见“大都新编”字样，说明当时大都是刊印杂剧剧本的一个中心。这和大都剧作者的众多和演剧活动的兴盛是分不开的。在大都的演员中，也有人参加编剧工作，著名的有赵文殷、张国宾等。他们有时还和其他作者联合进行创作活动，例如“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指红字李二），四高贤合捻《黄粱梦》”[407]。李时中和马致远都是小官僚，花李郎、红字李二是乐人。演员直接参加剧本的创作，对于杂剧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节 民间技艺

休凭口舌慢矜夸，看取当场戏险家。

剑鞘高竿斜复正，喧声百万动京华。

险艺呈来已数回，弄人鼓笛莫相催。

当筵一博天颜喜，百尺竿头稳下来。[408]

这是元代诗人胡祗所咏《小儿爬竿》诗。爬竿是一种杂技项目，当时在大都十分流行，曾经进入宫廷表演，演出时有鼓、笛伴奏。除了爬竿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杂技项目，例如《朴通事》提到，去勾栏中看杂技，“也有丢棒的，一个高卓儿上，脱下衣裳，赤条条的仰白着卧，一托[409]来长短、停柱来粗细、油红画金棒子，放在他脚心上转，脚背上转，指头上转，吊下来踢上去，丢的只是眼花了”。可见，北京的杂技，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元代就很兴盛了。

说唱技艺在大都也很盛行。当时把各种说唱技艺统称为“唱词”，见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有琵琶词、货郎儿、词话等名目，都是由表演者说唱故事，但曲调和伴奏乐器有所不同。这些说唱技艺在城乡广泛演出，有很大吸引力，“聚集人众，充塞街市”。但却常常被封建官府无理禁止。

大都城内“人烟辏集处”，还常常有人表演“傀儡戏”。这种民间技艺一度也进入宫廷，但立即遭到了封建官僚的反对。

相扑（摔跤）是大都民间流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常常举行公开表演。也正是胡祗遹，写下了《相扑二首》：

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眈眈角抵雄。

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鼓勇兴无穷。

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拿战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410]

第六节 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中外科技交流

大都在文学艺术方面聚集了许多人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不少杰出的专家。郭守敬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邢台（今河北邢台）人，13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大都生活和工作，为科学事业辛劳了六十多年，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逝世。郭守敬在水利、天文历算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大都的通惠河工程就是他主持设计的。他在前代基础上，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高表等天文仪器。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一直保存到清初，康熙五十四年（1715）毁于西方传教士之手。[411] 高表是由前代圭表改制而成的，可以更准确地测定夏至、冬至等节气的时刻，推算一年的日数。“仪台铁表冠龙尺，上刻横文晷度真”[412]，可惜的是，这一天文仪器也早已毁坏了。在郭守敬设计的天文仪器中，有很多是由阿尼哥负责制造的。为了安置天文仪器，经忽必烈批准，郭守敬主持修造了司天台（灵台）。司天台位于大都城东南角，上述各种仪器大都安置在台上，高表则设在司天台的右边。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在大规模天文观测工作的基础之上，郭守敬主持修订新历法，定名为“授时历”。这种历法计算方法比较简易，准确程度较高，每年定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其准确程度与现在通行的公历（格里高里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三百年左右。“授时历”传到高丽，对高丽的历法产生了一定影响。

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七宝灯漏，这是一种大型的计时器，就陈列在大明殿里。七宝灯漏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饰以真珠，内为机械，以小木偶人十二捧十二相属。每辰初刻，偶人相代开小门出灯外板上，直御床立，捧辰所属以报时”[413]，“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414]。七宝灯漏的制造，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北宋苏颂、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就工艺技术的水平来说，前者比后者有显著的提高；就性能来说，后者主要是一种天文仪器，前者则主要用于计时了。图6—3为设在汇通祠的郭守敬纪念馆。

在郭守敬之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也曾设计制造过宫漏。据记载，他的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匾，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征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415]。这个“鲁班天子”（当时人对元顺帝的称呼）制造的宫漏，被誉为“前代所鲜有”，其实，其基本工艺设计，与郭守敬的七宝灯漏差不多，只是有些地方更为精巧而已。元代大都先后出现过两种宫漏，说明机械时计的制造技术在当时已趋于成熟；而机械时计的出现，则正好标志着“在计时上和力学上”的“巨大进步”[416]。

图6—3 汇通祠（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在农学方面，元朝政府的大司农司在前代农学著作基础之上，“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叫作《农桑辑要》。[417] 这本书最初在至元十年（1273）刊行于大都，后来多次再版，对于推广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的农学史上，《农桑辑要》有一定的地位。

元代我国在数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名数学家李冶在13世纪曾到燕京生活过一段时期，他的数学著作《测圆海镜》为解决一元高次方程式做出了贡献。在李冶之后，大都人朱世杰编写了《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前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李冶的研究工作，后一书则如它的名称所显示那样，是一本入门书，曾经传到日本、高丽，对于中外科学的交流起过一定的作用。此外，郭守敬、王恂等在制定“授时历”的过程中，用“招差法”推算日月运行的速度和方位，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是数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元代，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历法、仪器和一些科学著作先后传入了大都。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向忽必烈献“万年历”，这显然是在波斯、阿拉伯等地通行的一种历法，忽必烈曾在一定范围内施用。札马鲁丁还制造了一系列天文仪器，共有“咱秃哈剌吉”（浑天仪）、“咱秃朔八台”（测验周天星曜之器）等七种。其中有一种名“苦来亦阿儿子”，“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衰、道里之远近”[418]，实即一种早期的地球仪。这是我国输入地球仪的最早记载。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回回书籍”，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关于天文历法、仪器制造、点金术、医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一部书叫作《兀忽烈的四劈算示段数十五部》，兀忽烈的很可能就是欧几里得，这部书可能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十五卷》。[419]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我国早在元代就知道了这位数学家的著作，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回回医学”在大都颇为流行，元朝政府专门在太医院下面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药物”。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中就有医书。“回回医学”能治某些疑难病症，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420] 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科学知识，对于我国有关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章 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大都

元代的阶级矛盾尖锐，以蒙古、汉等族地主阶级为一方，以各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由于大都及其周围地区是元朝的腹心之地，控制特别严密，因此，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南方。13世纪30年代，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上台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封建国家的榨取更加厉害，天灾又接连发生。在这样的重重打击下，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连糠秕都吃不饱，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进行。而另一方面，各族剥削阶级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421]，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元朝腹心之地也开始不稳，不断爆发反抗斗争。

后至元三年（1337），大都周围地区“盗起”。至正二年（1342），“京城强贼四起”。至正六年（1346）大都周围地区再次“盗起”，有的县为此增设负责捕盗的县尉和巡警兵。但是，“盗贼”却越来越多，到了至正七年（1347），大都附近的通州已是“盗贼蜂起”了。至于离大都稍远的河北南部、山东、山西等地，人民反抗斗争更为频繁。至正元年（1341），山东、燕南（河北南部）“强盗纵横，至二百余处”[422]。至正四年（1344），山东益都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拥旗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党。火庐舍，劫府库，争取其材（财）”[423]。他们纵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使得元朝中央政府也大为恐慌。整个“腹里”（元朝把河北、山东、山西之地称为“腹里”，归中书省直接管辖）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他地区更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这一切都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已不能再忍受元朝的黑暗统治，元朝政府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短短几个月内，江淮南北广大地区，到处燃烧起农民起义的烈火。大都和南方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元朝统治者在大都策划了一系列阴谋，用剿抚两种方法，镇压农民起义。从至正十一年到至正十四年（1351—1354）之间，双方反复进行着多次的斗争。由于江南很多地区先后为起义军攻克，海运和漕运都被切断，大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来源锐减，至正十四年（1354），大都发生了严重饥荒，“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然而元顺帝依旧大兴土木，“荒于游宴”[424]，穷奢极欲，完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

至正十四年（1354）以后，农民战争进入新的高潮，起义军开始大规模向黄河以北发展。至正十五年（1355），北方起义军首领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改元龙凤。宋政权所领导的起义军，从至正十七年（1357）起，三路北伐。西路破潼关，攻入关陕。中路入山西，出塞北，在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攻破上都开平，把那里的宫阙烧得干干净净。自此之后，元朝统治者不再出巡，整年留在大都。中路起义军的一部，在进攻上都以前，曾转入河北，在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进攻保定，没有攻下，转而攻占了完州（今河北顺平县），直接威胁大都。这支起义军的活动，显然是想和东路军配合。但由于东路军在此以前已经撤离河北，这支起义军孤立无援，很快也就退出。

东路军的领导人是毛贵。他率领队伍攻取了山东大部分地区，然后由山东北上。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攻克蓟州（今天津蓟县），逼近大都。元朝政府十分恐慌，赶紧“征四方兵入卫”[425]，同时大力加强大都城的守御，在城内四隅都设立大都分府和警巡分院。[426] 起义军由蓟州攻漷州（今属北京通州区），直抵元朝统治者每年春天飞放的柳林，离大都城不过百余里。在这里，起义军打死了元朝的枢密副使达国珍。这使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恐慌，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放弃大都北走，有的建议迁都关陕，只有少数几个人主张顽抗。[427] 但是，东路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正如元朝官员李士赡分析那样：“虽能深入我境，然其心不能不怀疑惧。”也正是这个人，认为“已骄之‘贼兵’，不虞我师之冲击”，主张“急发精骑攻之，少挫其锐，使‘贼’无必向之志”[428]。李士赡确实发现了起义军的弱点所在。果然，当元朝的一支精锐部队在刘哈剌不花率领下偷袭柳林，使起义军遭受一定损失之后，起义军立即放弃了进攻大都的打算，迅速撤回了山东。大都的局势，暂时又稳定了下来。但是，元朝统治者仍然心有余悸，赶紧修筑大都十一个城门的瓮城和吊桥，一年多时间全部完工。[429]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浙东和浙西相继为方国珍、张士诚所占领，切断了海运。方、张两人都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投机分子，当元朝政府用高官厚禄进行招诱时，他们就先后投降了。投降以后，他们接受元朝的官爵，独霸一方，成为割据的土皇帝。元朝政府“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海运之舟”仍然“不至京师”[430]。元朝政府虽然在大都周围开垦水田，但收效不大，大都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证。再加上各地的地主纷纷逃来，不少原来镇守外地的王公贵族也逃回大都避难，人口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至正十八年（1358），大都地区在经过战乱之后，又发生大规模的水灾和蝗灾，收成很坏。于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和至正十九年（1359）上半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锭（五十两）银子只能买八斗粮食。[431] 饥荒之余，又发生瘟疫，“民殍死者几百万”[432]，十一门外都掘万人坑埋葬。“城南官掘穴，日见委尸盈”，“沟中人啖尸，道上母抛儿”[433]，大都城内外一片悲惨景象。元朝政府屡次遣使向张士诚、方国珍征粮。至正二十年（1360），由方国珍出舟，由张士诚出粮，运了十一万石粮食到大都，使元朝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两浙海运漕粮继续了四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张士诚又“托辞以拒命”[434]，不再运送了。

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至正十九年（1359）三月，大都北城兵马司指挥林哈剌歹与林智和“谋叛”，被发现后遭到了镇压。至正二十年（1360），蒙古贵族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在漠北起兵，“将犯京畿”，与元顺帝争夺王位。虽然这次事件也被镇压了下去，但对大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元朝统治越是临近彻底崩溃的边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是尖锐。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军大将孛罗帖木儿以“清君侧”为名，带兵进入大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仓皇出走。孛罗帖木儿在大都总揽大权。皇太子则在山西与另一将领扩廓帖木儿相勾结，指挥军队向大都进攻。元顺帝利用兵临城下的形势，在宫廷中设下埋伏，当孛罗帖木儿来到延春阁前时，伏兵突出，将他杀死。此后，扩廓帖木儿跟随皇太子来到大都，权势盛极一时。很快，他又遭到元顺帝和皇太子的猜忌，被遣出外，遭元顺帝下诏讨伐。于是，在扩廓帖木儿与其他元军将领之间，又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包括大都地区在内的整个北方，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连岁不熟，民多为饥卒所食。胔骼遍野，腥秽塞天”[435]，元朝统治集团在行将灭亡之前，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正当统治集团内部混战之际，朱元璋的力量在南方不断得到发展。他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势力，统一了南方。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南京，并派大将徐达率领大军北伐。七月，明军到通州。元顺帝闻讯，十分恐慌，立即委派他人留守大都，自己席卷“子女玉帛”，在七月二十八日夜由健德门北逃。八月二日，明军到齐化门外，“一鼓而克全城”。[436]

明朝取得大都后，改名北平。大都的宫殿，多数被拆毁。经手此事的明朝官员萧洵，将宫殿布局做了一份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便是《故宫遗录》。它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

“行人千步廊前过，犹指宫墙说大都。”[437] 明初诗人的这两句诗，表明大都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北京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附录一 元大都大事年表

蒙古成吉思汗十年（金宣宗贞祐三年，乙亥，1215年）

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不久，将中都改名燕京。

蒙古蒙哥汗八年（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戊午，1258年）

蒙古军大举攻宋。

蒙古蒙哥汗九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己未，1259年）

七月，蒙哥战死于四川合州钓鱼山。

十一月，忽必烈率军自鄂州北返，抵燕京，驻近郊。

元世祖中统元年（庚申，1260年）

三月，忽必烈于开平称帝。

元世祖至元元年（甲子，1264年）

二月，开始重建琼华岛。

八月，改燕京为中都。

十月，忽必烈于万寿山殿会见高丽国王。

元世祖至元二年（乙丑，1265年）

十二月，“渎山大玉海”成，置于广寒殿。

元世祖至元三年（丙寅，1266年）

十二月，开金口，修宫殿。

元世祖至元四年（丁卯，1267年）

正月，开始修建新城。

元世祖至元八年（辛未，1271年）

八月，修宫城。

元世祖至元九年（壬申，1272年）

二月，改中都为大都。

三月，宫城成。

改琼华岛为万寿山（又名万岁山）。

元世祖至元十年（癸酉，1273年）

大明殿成。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1276年）

正月，南宋首都临安降。南宋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被押送来大都。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年）

太庙成。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年）

十月，在南城悯忠寺焚道家伪经杂书。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年）

三月，王著杀阿合马。

十二月，文天祥就义于大都柴市。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癸未，1283年）

九月，大都基本建成，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徙入大都。

十一月，大都城门设门尉。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1284年）

四月，立大都路总管府（后改大都路都总管府）

九月，甲申，京师地震。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年）

二月，迁旧城居民入新城。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年）

拆旧城城墙，填沟壕。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1292年）

七月，建社稷坛。

八月，修通惠河。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年）

七月，通惠河成。

元成宗大德五年（辛丑，1301年）

塞金口。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1310年）

三月，建兴圣宫。

元仁宗皇庆二年（癸丑，1313年）

六月己未，京师地震。丙辰，又震。

七月壬寅，京师地震。

元英宗至治二年（壬戌，1322年）

九月癸亥，京师地震。

十一月癸卯，京师地震。

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1328年）

七月，元泰定帝死，统治集团内争。一派以上都为据点，向大都进攻。大都城郊发生战事。但不久即被击败。

元文宗至顺三年（壬申，1332年）

正月，大承天护圣寺落成。

五月戊寅，京师地震有声。

九月辛巳，是夜地震有声来自北。

元顺帝元统元年（癸酉，1333年）

六月，大霖雨，饥民四十余万。

元顺帝元统二年（甲戌，1334年）

八月辛未，京师地震。

元顺帝后至元三年（丁丑，1337年）

八月辛巳，京畿“盗”起。

壬午，京师地大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西湖寺神御殿壁仆。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戊寅，1338年）

八月丙子，京师地震。凡两三日，至乙酉乃止。

元顺帝至正二年（壬午，1342年）

正月，开金口河。不久又填塞。

九月，京城“强贼”四起。

十二月己酉，京师地震。

元顺帝至正五年（乙酉，1345年）

居庸关过街塔建成。

元顺帝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

三月，京畿“盗”起。

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年）

四月，通州“盗贼蜂起”。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年）

五月，全国农民战争爆发。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

十二月，议行京畿屯田，募南人耕种。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年）

京师大饥，加以疫疠，民有相食者。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戊戌，1358年）

三月，红巾军毛贵部自山东进河北，前锋抵柳林。大都震动，元朝

统治集团人心惶惶。但毛贵部稍遇挫折，便退回山东。京师大饥。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年）

十月，大都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

京师又大饥。先后死者不下二十万。

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年）

京师又大饥。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1364年）

七月，元军将领孛罗帖木儿以“清君侧”为名，率领军队，由山西入据大都。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年）

七月，杀孛罗帖木儿。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1368年）

七月，明军北伐，抵通州。二十八日夜，元顺帝由健德门北逃。

八月二日，明军攻克大都。

附录二 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

饮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的饮食，首先是一种生理的需要，但是饮食的内容和方式，则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域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拟对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做初步的探讨。大都是元朝的都城，今天北京的前身。研究大都的饮食，对于了解元代社会面貌以及北京饮食的历史变迁，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节 主食

大都居民食用的粮食，有米、粟、麦、高粱、黍、豆、栗等。

稻米在大都居民的粮食供应中占首要地位。一般来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很早就形成了北麦南稻的局面，北方的居民以面食为主，南方的居民以米食为主。宋代有所谓南食和北食，主要就在于北食以麦面制品为主食，南食以稻米制品为主食。[438] 大都地处黄河以北，照理亦应以面食为主。但是，由于金元之际北方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有元一代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南粮经过海道北运，而南方的粮食主要是稻米，这就不能不使大都居民适应这种情况，以米为主要食粮。“漕渠越千古，海运连万艘。……都人仰陈腐，日籴太仓粟。”[439] 元代每年海运南粮之数，最初不过几万石，13 世纪末六七十万石，14世纪前期激增为两三百万石，最多时达三百多万石。大都居民，“内自王宫戚里之卫士百执事，外至都邑之兵戍编户，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岁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忧喜休戚之分”[440]。宫廷、军队、官员、吏人，各色人等，都指望海运漕粮的到来。宫廷不用说，军队、官府工匠都由国家从漕粮中支给口粮，官吏则按品级发给俸米。对于大都城内（包括南、北两城）的一般居民，则由政府低价供应粮食。官方设米铺，“分遣官吏，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粜焉”，“其每年所粜，多至四十余万石，少亦不下二十余万石”，后来甚至增到五十余万石。此外，为了照顾贫困户，又有“红帖粮”，即登记贫困户数，“置半印号簿文帖，各书其姓名口数，逐月对帖以给。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价视赈粜之直，三分常减其一，与赈粜平行。每年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余石，闰月不与焉”[441]。赈粜粮与“红帖粮”两项合计，每年达七十余万石。大都城内居民约为十万户，五十万口。[442] 若以大、小口各一半计算，大口月三斗年三石六斗，小口月一斗半年一石八斗，每年居民共需口粮一百三十五万石，政府供应的赈粜粮与“红帖粮”已足以满足需要的一半以上。直接分配的粮食（宫廷、官吏、工匠、军队）和赈粜粮、“红帖粮”都是用南方运来的稻米，这就决定了大都居民以米为主的主食结构。除了江南运来的稻米之外，大都郊区一部分农村也种植水稻。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元朝政府因“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443]，下令严禁。这里所讲的“堤堰”指通惠河上游两岸的堤堰，其流经地区约当今北京西郊海淀一带。当时这一带地区便种植水稻，一直到近代，仍是如此。北方某些地区出产的稻米也运来大都，如苏门出产的糯米，被认为是酿酒的上等材料。[444] 金代有苏门县，元改为辉州，即今河南辉县。此处在当时出产好米，供宫廷之需。

由海道运来的稻米，主要分白粳米和香糯米（又称香莎糯米）两大类。[445] 此外还有一部分稻谷，是运到北方再进行加工的。香糯米直接送到大都醴源仓交纳。大都醴源仓是专门负责皇家饮食的宣徽院下属机构，其职能是“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麹药，以供上酝及岁赐诸王百官者”[446]。可知香糯米主要用于酿酒。元代大都酒的消耗量极大，下面将会论及。粳米则运到大都各粮库，供居民食用。值得提出的是，元朝政府还指定江南某些地区贡良种米，供宫廷食用。如婺州路贡香粳米三十三石。[447]“金华有嘉种，玉灿含芳香。土人昔启端，每岁赋其乡。颇闻播种初，行者避畎疆。敛收毕征纳，老稚不敢尝。……园好中式度，缄封谨缣囊。……及兹幸充数，扬帆上天仓。”[448] 这些精选的良种米，自然是专贡宫廷食用的。

元朝宫廷中食用的粳米有香粳米、匾子米、雪里白、香子米等品种。[449]米铺中发售的米分为白粳米、白米、糙米三个等级。元贞元年（1295）白粳米每石中统钞一十五两，白米每石一十二两，糙米每石六两五钱。[450] 白粳米与糙米价钱相差一倍以上。米一般煮成饭或粥（水饭）吃用。宫廷中常以粳米和其他食品混合熬粥，如豕肾粥、山药粥、莲子粥等，作为营养食品。在民间，“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451]。端午节前后，大都从宫廷到民间都有包粽子的习俗。正月卖米团。这些都是用米加工制成的。[452]

粟有“五谷之长”的称呼。“中原土地平旷，惟宜种粟。”[453] 元朝政府在北方农村征收税粮，以粟为准。政府将农村每五十户编成一社，社立义仓，各家按人口数每口留粟一斗。这些都反映出北方种粟之普遍。因此，粟很自然在大都居民的粮食结构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元朝宫廷中食用粟米，如荆芥粥、麻子粥等，都用白粟米。[454] 在民间的饮食中，粟常被用来煮饭或熬粥。

麦是北方农村普遍栽种的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荞麦数种。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说：“夫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大麦可作粥饭，甚为出息。小麦磨面，可作饼饵，饱而有力；若用厨工造之，尤为珍味。”[455] 大麦可以熬粥、煮饭，还可以和羊肉一起熬汤，称为大麦汤，也可以磨成面粉再加工成其他食品。宫廷饮食中的大麦筭子粉即以大麦粉和豆粉混合，再加羊肉等物制成。[456] 没有加工的小麦，可以“煮粥，或炊作饭”，而且被认为对“消渴、口干”[457] 有疗效。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再加工成多种食品。宫廷食谱中有面条（春盘面、山药面、挂面等），秃秃麻食（手擀面），搠罗脱因（畏兀儿食品），馒头（仓馒头、鹿奶肪馒头、茄子馒头、煎花馒头等），角儿（撇列角儿、莳萝角儿），包子（天花包子、蟹黄包子等），奄子（酥皮奄子），烧饼（黑子儿烧饼、牛奶子烧饼），饼（经卷儿，实即蒸卷），等等。[458] 民间所见的面食种类有馒头、稍麦（即烧卖）、扁食（即饺子）、水精角儿、麻尼汁经卷儿、薄饼、水滑经带面、挂面、子、芝麻烧饼、黄烧饼、酥烧饼、硬面烧饼、面糕、蒸饼等。[459] 馄饨也是流行的用面粉制成的食品，为人们所喜爱。[460] 政府对于官员们的膳食供应通常采用米、面并重的办法，如驿站对往来使臣的供应标准是米一升、面一斤。又如大都每年二月八日要举行盛大的游皇城仪式，在此前后各衙门为准备要不断聚会，“每聚会则散茶饭、馒头、面食”[461]。

大、小麦之外，荞麦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粮食。大都郊区出产荞麦，明初人诗：“顺承门外斜阳里，荞麦花开似故乡。”[462] 顺承门即今宣武门，元代亦应相同。农学家王祯说，荞麦“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尚，供为常食”[463]。大都民间五月卖煎饼，应即用荞麦面制成。荞麦又称“糁子”：“糁子即荞麦，初观疑失真。脱麸圆似米，落磨细于尘。岁□川原熟，家家饼饵新。江南未知贵，塞北始为珍。”[464] 此诗作者程文（字以文）是江南人，曾长期在大都做官。另一位在大都做官的诗人许有壬也有《糁麴》诗，列为《上京十咏》之一。[465]上京指上都开平，元朝皇帝的夏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说明荞麦在北方是相当普遍的。“都中经纪生活人等，每至晌午，以蒸饼、烧饼、饼、软糁子饼之类为点心。”[466] 蒸饼、烧饼均系小麦面粉所制，饼不详待考。据上面提到的两首诗，可以断定软糁子饼应是荞麦面所制。王祯所说的“河漏”，又作“合落”“饸饹”，元代杂剧中有“糁子面合落儿带葱韭”[467] 之句，散曲中提到“荞麦面的饸饹”[468]。这是用木制工具将糅合后的荞麦面压成面条状的食品，上述许有壬诗中“银丝出漏长”之句，应即指其制作方法。一直到近代，“河漏”仍是北京一般市民喜爱的食品，现在逐渐消失了。宣徽院下辖有弘州种田提举司，“掌输纳麦面之事，以供内府”[469]。弘州治所在今河北阳原县境，这是专门生产宫廷所需麦面的。

米、粟、麦之外，大都居民食用的粮食还有黍、高粱和豆。大都郊区农村种植的黍有糯黍、小黍和秫黍之分。糯黍即“黄黍，米宜酿酒”，小黍“宜食”，秫黍“粒大而壳厚”[470]。每年正月，大都居民“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岁如常”[471]。民间商贩“有以黄米作枣糕者，多至二三斤米作一团，徐而切破，秤斤两而卖之”。有专门蒸造枣糕的作坊，“小经纪者以蒲盒就其家市之，上顶于头上，敲木鱼而市之”[472]。高粱在元代又称蜀黍，常用于熬粥和酿酒。宫廷食谱中有粱米淡粥，其他如乞马粥、汤粥，亦用粱米。[473] 宣徽院下辖有龙庆栽种提举司，其职责之一便是“管领缙山岁输粱米……以奉上供”[474]。豆类也是粮食，从江南北运的漕粮中，常常有一部分黑豆，可能是用来做牲口饲料的。大都郊区农村中出产黑豆、小豆、绿豆、白豆、豌豆、赤豆等多种豆类。[475]在元代宫廷饮食中，豌豆（回回豆子[476]最受重视，宫廷食谱中各种菜肴应用豌豆的达十余种之多。

大都居民还有几种代食品是值得提一下的。一种是栗。大都部分郊区产栗，有的野生，有的种植，为数相当可观。一些大寺院都有自己的栗园，大护国仁王寺“栗为株万九千六十一”[477]，大庆寿寺“有栗园二所，前代祖师以《法华经》字为数种栗树，岁收栗若干石，为常住供众”[478]。昌平居庸关附近有“万栗林”[479]。栗可充饥，特别在饥荒年代可替代粮食。二是稗子。这是稻田中常见的杂草，用作饲料。但大都发生灾荒时，郊区“老弱无依之民，扫拣稗谷以粥饮度日”[480]。明代北京的方志在“谷类”项下载“稗”，“洼下种之，潦可备荒”[481]。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稗子都起代食品的作用。三是海藻。“庚子年京都人凿冰而取之，煮以充饥，救人数万计”[482]。庚子年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由于南方海运断绝，大都发生严重饥荒，这种代食品称为“海藻”，又是“凿冰”而得的，显然是生长在海子（积水潭）中的水藻，医学家早已指出它“可食”[483]，但像元末大都城中居民如此普遍用以救灾，则是罕见的例子。

加工粮食的主要工具是碾磨。碾是脱壳的工具，对粮食进行初步的加工，使米粒、麦粒等与外壳分离，磨则将分离后的麦粒、米粒加工成粉状的面。碾磨有的以牲畜为动力，有的以水力为动力，前者称为旱碾磨，后者称为水碾磨。以牲畜为动力的碾子，以“牛、马、驴、骡拽之，每碾必二三匹马旋磨，日可二十余石”。水磨“日夜可碾三十余石”[484]。通惠河上游两岸水碾林立，因而造成河水枯浅，已见前述。通惠河下游的水闸附近也有水磨。[485]大都民间有一种纺纱碾，“其制甚巧，有卧车立轮，大小侧轮，日可三五十斤”[486]。这应该就是王祯所说的水转连磨，以水激轮轴，大小轮互相推动，带动两个甚至更多的磨进行工作。[487]元代宫城厚载门附近，有熟地八顷，供皇帝举行籍田仪式用，“东有水碾一所，日可十五石碾之”[488]。宫廷中粮食加工用磨也有特点：“尚食局进御麦面，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柚以旋之。驴畜之蹂践，人役之往来，皆不能及，且无尘土臭秽所侵，乃巧工瞿氏造者。”[489] 这种设置将作为动力的牲畜与作为加工机械的磨上下分开，保证了面粉的清洁。但它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将水碾（磨）的构造方法应用到旱磨上而已。一般大型的碾磨都归私人或寺观所有，其加工或供本身的需要，或出于营利的目的。民间还有一些小型的碾磨，是靠人力推动的。普通人家还用杵臼舂米，杵臼“多以车头为之，或以木蔸瘿挽之木为之，亦有就其石之大小为之”。这应该就是王祯所说的碓，是一种用木、石制成的简单机械，用人踩踏木板带动石杵或木杵来舂米谷。此外，“都中自己手杵者，甚广”[490]。诗人胡助写道：“近午不出门，舂米始朝饭。”[491] 胡助在大都的翰林国史院当一名小官，生活清苦，只能自己家中舂米才能做饭，一般百姓可想而知。

第二节 副食

大都居民的副食可分肉食和菜蔬两大类。

肉食的范围颇广，羊肉最重要，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蒙古族原来过游牧生活，饲养的牲畜以羊为主，羊肉和羊奶是他们的主要食品。大都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他们也习惯吃羊肉，而且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方法屠宰食用。北方中国的汉族居民，长期以来也以羊肉为肉食的主要品种，北宋宫廷中的御厨便“止用羊肉”[492]，民间羊肉盛行，[493] 辽、金统治下的燕京并不例外。

元朝皇帝的“御膳”每日“例用五羊”，元朝末代皇帝顺帝“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494]，被视为贤明之举。记录宫廷饮食的《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中，有七十余种以羊肉作主料或辅料，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左右。该书另有“食疗”方六十一种，其中十二种与羊肉有关。由以上这些数字不难看出羊肉在宫廷饮食中的重要地位。每逢元旦等重大节庆，举行宴会，均以羊肉为主。官方的膳食供应，主食为米、面，副食以羊肉为主。南宋亡国后，小皇帝和太皇太后等一行来到大都，“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千斤”[495]。高丽贵族一行来到大都，“日支总计羊肉五斤，面一十六斤半，粳米一斗六升半，柴一十六束半，钞七钱”[496]。驿站来往的官员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另有酒一升供解渴用。[497]

在大都民间，食用羊肉是很普遍的。14 世纪风行高丽的中文教科书《朴通事》和《老乞大》，记述了当时大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老乞大》中说到“做汉儿茶饭”，有羊和鸡，还讲富家子弟生活，早上起来，“先吃些醒酒汤，或是些点心，然后打饼熬羊肉，或白煮着羊腰节胸子”。《朴通事》开端记花园中举行大型宴会，首先是买“二十只好肥羊，休买母的，都要羯的”，然后再买其他肉类和水果。送生日礼物是“到羊市里，买一个羊腔子”。用煮熟的“干羊脚子”“就饭”。“午门前好饭店”卖的饭，首先便是“羊肉馅馒头”，其次如“水精角儿”是用羊肉、羊脂等制成。“羊腔子”指的是经过加工去掉头和内脏的羊身子，“干羊”据记载还用作祭物，[498] 应是将羊屠宰后风干而成，“干羊脚子”就是风干的羊脚。

《朴通事》中提到的羊市，是大都商业区中专营活羊和羊肉买卖的一个市场。《元史》记载大都有猪羊市，[499] 元代末年编成的北京方志《析津志》中则只有羊市而无猪羊市，亦无猪市，所述其他市与《元史》亦有区别。猪肉在大都的肉食供应中处于次要地位。很可能，起初猪、羊合在一处市场之中，但由于猪肉销售有限，人们也就逐渐只称之为羊市了。据《析津志》记载，羊市等市“俱在羊角市一带”，又记“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500]。可知羊角市应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内）不远。羊角市无疑是包括羊市在内的市场的总称。羊角市应是羊市角头的简称，而角头就是市场之意。整个市场称之为羊市角头（羊角市），显然由于羊市在整个市场中最为重要之故。《朴通事》中记“我羊市里前头砖塔胡同赁一所房子来”，元代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云：“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找。”[501] 可知羊市或羊市角头（羊角市）都在今西四砖塔胡同一带。

羊市中买卖活羊和屠宰好的羊肉。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政府有令，为了表示对皇帝生日的庆贺，每年三月上半月“大都为头各城子里禁断宰杀半月，羊畜等肉休教入街市卖者，也休教买者”[502]。在禁杀的牲畜中特别提到羊，足见市场上的肉食以羊肉为主。元朝政府对于羊的屠宰还有一些规定。至元九年（1272）的命令：“大都为头汉儿城子里”不许杀羊羔，违者重罚。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圣旨：“休杀羊羔儿吃者，杀来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更要了他的羊羔儿者。”至元三十年（1293）的圣旨：“今后母羊休杀者。”[503] 这些规定，主要出于繁殖的考虑，但也说明为了市场供应宰杀羊的数目一定是很多的。关于羊的屠宰还有一项奇特的禁令。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人每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的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里将海青来的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贫穷百姓每来的上头。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504]“木速鲁蛮回回”指伊斯兰教徒，“术忽回回”指犹太教徒。他们的习惯是只吃本民族成员屠宰的牲畜，同时，在宰羊方式上用断喉之法，即“抹杀羊”，而蒙古人则破腹杀之。忽必烈颁布这项禁令，固然有祖宗札撒（法令）为依据（成吉思汗、窝阔台汗都有不许用断喉之法屠宰牲畜的规定[505]），但直接原因则是因为他赏赐给这些商人食物遭到对方拒绝引起的。违反命令者要处死并没收财产。这条禁令违反民族习惯，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它的施行导致许多商人离去，甚至影响到政府的赋税收入。在一些官员活动下，几年之后忽必烈取消了这一禁令。[506]

牛肉、猪肉和驴肉在大都居民的肉食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但重要性远不及羊肉。《饮膳正要·聚珍异馔》中只有“猪头姜豉”“攒牛蹄”，同书“食疗”方中有“猪肾粥”“黑牛髓煎”“牛肉脯”“驴头羹”“驴肉汤”等，比起羊肉制成的肴馔来，数量相差极大。《朴通事》所述大都花园中的大型宴会，除了买羊之外，还买了“一只好肥牛”和“五十斤猪肉”，宴会上的菜有“川炒猪肉”“熝烂蹄”“焩牛肉”“炮炒猪肚”。马肉是比较珍贵的食品，虽然是宫廷中的大型宴会，“马不过一”[507]。见于《饮膳正要·聚珍异馔》的，只有“马肚盘”一味，系用马肚肠制成。大都歌妓顺时秀有病，“思得马版肠充馔”，宠爱她的翰林学士王元鼎“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508]。可见马肠是当时一种名贵的食品。元朝政府对牛、马屠宰都加以限制，中统二年（1261）圣旨中说：“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这一禁令后来作过修正，老的和有病不堪使用的牛、马，经过一定的检验手续，可以屠宰供“主人自吃”。但“不交街上卖去。若卖的人，俺的做贼捉拿”，“无病、年纪小的休杀吃者”[509]。元代中期“内外官员士庶之家，凡有婚姻庆贺一切筵会，往往宰杀马、牛食用”。元朝政府认为这样“非惟越分逾礼，诚为奢侈损物”[510]，于是再度下令禁止。元朝政府的禁令，是牛肉、马肉在大都肉食供应中比例不大的重要原因，而大都的牛市、马市（有的记载作马市、牛驴市）则显然与羊市不同，只买卖活的牛、马，而不出售屠宰的牛肉、马肉。当然，私自屠宰牛、马事实上是控制不住的，特别对于权贵人家。猪肉在肉食供应中不占重要地位，应与农家养猪不发达有关。原因之一是当时人们的观念认为羊肉具有滋补的功能，而猪肉“味苦，无毒。主闭血脉，弱筋骨，虚肥人，不可久食。动风，患金疮者尤甚”[511]。

上面说的是家畜。家禽在肉食中也有相当的比例，主要是鸡、鹅、鸭等。《饮膳正要·聚珍异馔》中有“攒鸡儿”“烧鸭”，同书“食疗”方中有“生地黄鸡”“乌鸡汤”“炙黄鸡”“黄雌鸡”“青鸭羹”等味。《朴通事》《老乞大》中提到的有“烧鹅”“白炸鸡”“鸡汤”等。鸡蛋煮食、做汤或与其他食材共炒煮。

家畜家禽之外，还有野味，即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对习于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来说，狩猎活动，既是军事训练，又是补充食物的一种手段。元朝皇帝保留了这一传统，每年春、秋均要举行狩猎，称之为“春水”“秋山”。“春水”到大都东南的柳林（今北京通州区南）纵鹰捕捉天鹅（驾鹅），称为“飞放”。柳林一带多湖泊，“彼中县官每岁差役乡民，广于湖中多种茨菰，以诱之来游食。其湖面甚宽，所种延蔓，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放海东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筵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512]。“秋山”则在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或往返两都途中举行，规模巨大，猎获的“禽物”常以万计。元朝皇帝和上层贵族都有隶属于他们的打捕鹰房人户（昔宝赤），其义务是豢养鹰鹘，皇帝、贵族狩猎时随同出行，平时要打捕一定数量的野味进献。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圣旨：“中都（后改大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内，除打捕人户依年例合纳皮货的野物打捕外，禁约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513] 这五百里周围地面实际上成为皇帝、贵族所属打捕鹰房人户的猎区，而一般百姓则被剥夺了狩猎的权利。后来又规定大都周围八百里以内不许百姓“打捕兔儿”，只许“打捕鹰房子每”“飞放”[514]。因此，野味实际上只有皇帝、贵族才能享受，一般百姓是很难问津的。

在食用的飞禽方面，“春水”所得的天鹅被视为珍品。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余斤，有大金头鹅、小金头鹅、不能鸣鹅、花鹅数种。[515]“天鹅炙”被视为“八珍之一”[516]。其次还有雁、水札（一种水鸟）、、鹌鹑、山鸡、野鸡等。山鸡“辽东人养”，九、十月间捕获屠宰后“入京中货之”[517]。食用的野兽肉有鹿肉、熊肉、黄羊肉、驼肉、野猪肉、狐肉、兔肉、狼肉和塔剌不花肉等。见于《饮膳正要·聚珍异馔》和《食疗诸病》有“鹿头汤”“熊汤”“炒狼汤”“盘兔”“鹿奶肪馒头”“鹿肾羹”“鹿蹄汤”“鹿角酒”“狐肉汤”“狐肉羹”“熊肉羹”“野猪臛”等。鹿肉被认为是滋补品，因而在宫廷饮食中以鹿的各部分制成的肴馔很多。以狐肉、狼肉入菜肴，显然也是从事游牧的蒙古族的习俗。塔剌不花即土拨鼠，生长于草原之上，也是蒙古人的一种传统食品。“北陲异品是黄羊”[518]，“生育雪山侧……体荐供玉食”[519]，它也产于草原，常用来供“御膳”。在宗庙的祭典中，天鹅、塔剌不花、野鸡、黄羊等野味，都列于祭品之内。[520] 重大的宴会，也以野味制成的菜肴来表示隆重之意。当南宋灭亡、小皇帝一行被押到大都，忽必烈先后举行十次大规模的宴会，所上菜肴有“驼峰”“马”“烧羊”“天鹅肉”“胡羊肉”（即黄羊肉）“蒸麋”“烧麂”“烧熊肉”“鹌鹑”“野雉鸡”等，还曾赐给“天鹅”“野麇”（獐）“炕羊”“熊掌”等。“御厨请给葡萄酒，别赐天鹅与野麇”，“天家赐酒十银瓮，熊掌天鹅三玉盘”，“踏雪敲门双敕使，传言太子送天鹅”[521]。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天鹅是最受重视的贵重野味之一。

和肉食有关的是乳类食品。蒙古人常将牛奶、羊奶进行加工成奶酪、奶油等食品。“营盘风软净无沙，乳饼羊酥当啜茶”[522]。程文有《牛酥》诗：“牛酥真异品，牛乳细烹熬。坚滑黄凝蜡，冲融白泻膏。”又有《乳饼》诗：“煮酪以为饼，圆方白更坚。斋宜羞佛供，素可列宾宴。”[523] 另一位诗人贡师泰有诗咏羊酥：“三月五月尚清寒，新滴羊酥冻玉柈。”[524] 羊酥、牛酥应是用羊奶、牛奶熬成的酥油，而乳饼则似是经进一步熬炼呈坚硬形状的奶食品。它们不仅为蒙古人而且也为汉人及其他民族人所喜爱，程文就说：“老夫便豆乳，得此倍欣然。”[525]

水产品在大都居民的肉食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大都居民食用的主要是淡水鱼，有鲤鱼、鲫鱼、团鱼、阿儿八忽鱼、乞里麻鱼等。《饮膳正要》中用鱼制成的菜肴有“团鱼汤”“鲤鱼汤”“鱼弹儿”“姜黄鱼”“鱼脍”（以上三者均用鲤鱼）、鲫鱼羹、鲤鱼汤等。见于《朴通事》《老乞大》的有“蒸鲜鱼”“鲜鱼汤”等。大都有专门的鱼蟹市，[526]“泼剌绘翻砧，郭索蟹就缚”[527]。大都东南的柳林一带多湖泊，可以招徕天鹅，当然也能产鱼。大都南城有些人家“宅有池可十数亩”，“池波多鱼鳖”[528]，类似的情况一定还有。离大都城不远的雄、霸、武清等处“俱系河泊斥卤地面”，当地百姓“止仰捕鱼为生”[529]。可以想见其中一部分产品会运来大都市场。鱼还是宝坻的贡品。[530] 但总的说来，大都水产品供应是不多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许有壬从大都到直沽（今天津）时，发现在当地买鱼“其赋十倍都城”[531]。阿儿八忽鱼“大者有一二丈”，乞里麻鱼“大者有五六尺长”[532]，产于辽阳行省，两者应都是鲜鱼。忽必烈时开始成为贡品，除供宫廷食用外，还是宗庙中的祭品。

大都居民的另一类副食是蔬菜。宫廷食谱《饮膳正要》卷三《菜品》著录四十余种。成书于元末的大都方志《析津志》收录“家园种莳之蔬”[533]二十余种，另有野菜、菌类若干种。两相比较，《析津志》的“家园种莳之蔬”几乎都见于《饮膳正要》的《菜品》，此外有些野菜、菌类亦被列入《菜品》之列。《朴通事》卷中也有种菜的记载，提到的许多品种与以上两书是相同的。而以上三种著作中记录的蔬菜名称，几乎都可以在王祯《农书》中找到。根据这三种著作，可以知道，元代大都居民食用的蔬菜有：葵菜、蔓菁、芫（园）荽、芥（沙芥、荆芥）、葱、蒜、韭、冬瓜、黄（王）瓜、萝卜、胡萝卜（葫芦服）、天净菜、瓠、菜瓜（稍瓜）、葫芦（插葫）、蘑菰、菌子（沙菌）、木耳、竹笋、蒲笋、藕、山药、芋、莴苣、白菜、蓬蒿（茼蒿）、茄子、苋、芸台、波薐（赤根、赤根菜）、莙荙、香菜、蓼子、马齿（马齿苋）、天花、“回回”葱、甘露（甘露子）、榆仁、沙吉木儿、出莙荙儿、山丹根、海菜、蕨菜、薇菜、苦买菜、水芹、塔儿葱、紫苏、甜菜、青瓜、山薤等。应该指出：第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严格来说，都不能算做蔬菜，如海菜出于海中，榆仁应即榆树的榆荚，以及属于菌类的蘑菇、菌子，长在树上的木耳、天花。第二，其中多数在大都地区出产，但有一些则来自外地，如蘑菰产自上都附近的官山，“回回”葱“以荨麻林最多”[534]，荨麻林在今张家口西北，当地居民大多是从中亚撒马尔罕迁来的匠人，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称为“回回人匠”，“回回”葱显然是他们从中亚带来的品种，故以“回回”命名。

总之，大都居民一般食用的本地出产的蔬菜有二三十种，实际上这些也正是中国北方常见的蔬菜品种。《析津志·岁纪》记，六月“京师中多市”“煎茄、炒韭等物”。元末欧阳玄记大都风光，十二月“霜菘雪韭冰芦服”[535]。韭、茄、菘（白菜）、芦菔（萝卜）是大都最常见的蔬菜。诗人许有壬咏芦菔道：“熟登甘似芋，生荐脆如梨。老病消凝滞，奇功真品题。故园长尺许，青叶更堪齑”[536]。对于白菜他也大加赞美。韭“剪而复生，久而不乏，故谓之‘长生’”。春天新韭上市，“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互相邀请，以为嘉味”[537]。蒙古人喜用辛辣的葱、蒜、韭佐食，皇家宴会上肉食之余，“又进雕盘嫩韭葱”[538]。大都的劳动者吃饭时“菜则生葱、韭、蒜、酱、干盐之属”[539]。据王祯记，元代北方居民还培育韭黄，冬天将韭“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余，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比常韭易利数倍”[540]。明初诗人刘崧的《北平十二咏》中专有一诗咏韭黄：“都人卖韭黄，腊月破春光。土室芳根暖，冰盘嫩叶香。十金酬好价，一筋惬初尝。何以江南种，青青雪里长。”[541] 刘崧来自江南，在北平（大都在明初改名）初尝韭黄，大为欣赏。由此可知，元代大都应已出产韭黄。还有一种薤，与韭、蒜类似，也有辛辣的气味，在元代大都也是常见的蔬菜品种。薤就是现在的藠头，以其根作酱菜，已不多见了。

其余蔬菜品种中的多数，迄今仍是北京地区居民的常见食品。但也有一些如葵菜、瓠、葫芦、蒲笋、紫苏、蓼子等，已很少见。而苦买菜、天净菜（野苦买）、蕨菜、马齿等，则都是野菜。此外，甜菜仅见于《析津志辑佚》记载，疑有误。原文“甜菜”紧接“莙荙”之后，莙荙又名菾菜，菾与甜通，菾菜即甜菜。[542] 很可能，“甜菜”是“莙荙”的注文，而不是另一种蔬菜。[543] 顺便应提及的是，“莙荙”是波斯语的音译，它至迟在9 世纪后半期已为中国人所知。[544]

在这些蔬菜中有两种值得提出来讨论。一种是胡萝卜，它最早见于南宋时期的方志。[545] 明代李时珍说它“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是不确切的。但是，在元代胡萝卜得到广泛传播，则是事实。《饮膳正要》《析津志》《朴通事》都提到它，足以说明它在大都食用的蔬菜中已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又一种“回回”葱在元代始见于记载，《析津志》说“回回”葱“其状如匾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李时珍认为它就是前代的胡葱，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持同样看法。《饮膳正要》绘有它的形状，显然就是现在的洋葱。

据明代北京地区的方志记载，“蔬菜”有“葱、蒜、韭、芥、芹、苋、匏、葫芦、蓼、藤蒿、莴苣、莙荙、白花、荇莱、蔓菁、芫荽、山药、茴香、甘露、苦卖、黄花、茄（有紫、白二色，水、旱二种）、菠菜（即赤根菜）、苏（子可作油）、白菜（有数种）、萝卜（有红、白、青、水、胡五种）、瓜（有东、南、西、北、王、菜、丝、甜、地、香等）”[546]。“匏”即“瓠”。“藤蒿”疑即“筒蒿”。“苏”即紫苏。白花、黄花、荇菜则不见于前面所举几种元代记载。茴香在《饮膳正要》中见于卷三“料物”之列，其他全都相同。说明自元至明，北京出产的蔬菜，并无多大变化。

大都居民主要是从菜市买得蔬菜的。见于方志记载的菜市至少有三处，分别在丽正门外三桥、哈达门（即文明门，后代的崇文门）丁字街与和义门外。[547] 蔬菜生产主要在城郊。大都富商姚仲实在“至元初，于城东艾村得沃壤千五百余亩，构堂树亭，缭以榆柳，环以清泉。药阑蔬畦，绮错棋布。嘉果珍木，区分井列”[548]。这样大面积的“沃壤”，其中“蔬畦”肯定不少。元代有人写道，大都郊原“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549]。可见大规模经营蔬菜是不乏其人的，但更多的则应是个体的菜农。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居民家中往往经营小规模的菜园，供自己食用。马祖常（他是汪古部人，是一个受汉文化教育的儒生，考中进士后长期在大都做官）说：“余环堵中治方一畛地，横纵为小畦者有二十一塍。昆仑奴颇善汲，昼日縆水十余石，井新浚，土厚泉美。……杂芦菔、蔓菁、葱、薤诸种，分布其间。栅以秸薪，限狗马越入蹂躏。……菜熟笔羹，以侑廪米之馈饷。”[550] 一般官员尚且如此，百姓可想而知。《朴通事》中就记“买些菜子儿，后园里种时好”，又在“西园里种些冬瓜、甜瓜、插葫、稍瓜、茅瓜”。元代大都留守司下有上林署，“掌宫苑栽植花卉，供进蔬果”[551] 等事，宫廷蔬菜供应，显然有专门的生产基地。

食物加工，需要调味品，主要有盐、糖、醋、酱等。大都的盐是由长芦盐司（管理今河北沿海地区盐场）供应的。我国古代的糖是结晶体的冰糖，到了元代通过学习阿拉伯的技术才开始制造颗粒状的砂糖。元朝政府中专门设有砂糖局，“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贡果木”[552]。元代前期砂糖“最艰得”[553]，只有宫廷及权贵才能享用。后来逐渐普及。甜的调味品除了糖之外，还有蜜和饧。蜜是用蜂蜜加工的，饧则是用大麦芽和米加工而成的。醋有酒醋、桃醋、麦醋、葡萄醋、枣醋、米醋等，其中米醋最上。酱有豆酱、面酱。以上是普通的调料。其次还有胡椒、豆豉、姜、茴香等。宫廷膳馔中常常使用马思答吉、咱夫兰、哈昔呢等外来香料。[554]

食用油脂可分动物性油脂和植物性油脂两大部分。元代宫廷之中广泛食用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555]，进一步加工就成为醍醐油和马思哥油（白酥油），这显然是蒙古人的传统习俗。属于动物性油脂的还应有猪油，可惜这方面缺乏记载。宫廷的“聚珍异馔”中常用“羊脂”，即羊的肥肉，高温化开就成了油。植物性油脂主要是胡麻（芝麻油），其次有豆油、苏子油（已见前述）、山桃油（山桃即核桃，“可取打油，香甘腴美”[556]）、杏油（又作杏子油）、松子油等。油除了食用之外，还供照明，大都城内有专门售油的油坊。[557] 宣徽院下有尚食局，“掌供御膳，及出纳油面酥蜜诸物”[558]。宫廷中所用油及调味品，大概都是尚食局负责的。

第三节 饮料

大都居民的饮料，主要是酒和茶，其次则有舍儿别、树奶子等。

关于大都的酒，笔者在《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559] 中已有较详细的探讨，此处只做概略的叙述，并对上文做一些补充。

元代大都流行的酒主要有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以及阿剌吉酒等。蒙古人原来从事游牧生活，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酒（忽迷思）是他们最喜爱的饮料。在大都生活的蒙古人保留了这种习惯。皇帝和贵族都豢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有专门负责酿造马奶的人员，称为哈剌赤。马奶酒制成以后，装在皮囊（浑脱）之中送到宫廷之中，供皇帝、皇族饮用，还大量用于宴会和赏赐臣属。每当举行大宴会（只孙宴）时，马奶酒是必不可少的饮料。[560] 大都其他民族也逐渐感染上蒙古人的习惯，喜爱饮用马奶酒。

大蒙古国建立后，向中亚扩张。中亚的葡萄酒传入草原，很快便成为蒙古人喜爱之物，称为“孛儿塔剌酥”（brdarasun）。至迟13世纪30年代，已在蒙古宫廷中流行。逐渐，葡萄酒和马奶酒一样，都成为宴会中的必备饮料。“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561] 两者又都是宗庙中的祭祀用品。葡萄酒也为一般大都居民所喜爱，在民间公开销售，至迟13世纪50年代末，当时燕京已对公开发卖的葡萄酒征税，办法是十取其一。[562] 大都的葡萄酒，“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563]。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平阳地区出葡萄酒的是安邑县（今山西安邑），这两处出产的酒在元代都是贡品。大都本地也产葡萄，到过大都的诗人周权在一首诗中描绘了葡萄酒的制作过程。[564] 这显然是由于实地观察受到启发写成的。大都民间饮用的葡萄酒应是本地生产的。大都宫城中有葡萄酒室，专门贮藏葡萄酒。14世纪中期，曾在宫廷任职的杨瑀说：“尚酝葡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565] 至元、大德是元世祖、成宗的年号，相当于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初。尚酝即大都尚酝局，“掌酝造诸王百官酒醴”。另有大都尚饮局，“掌酝造上用细酒”[566]，均是宣徽院的下属机构。由杨瑀所述，可知尚酝局中有不少贮存期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各地进贡而来的葡萄酒。尚酝局如此，尚饮局当然也有同样的情况。

中原地区原来以酿造粮食酒为主，大都也不例外。平南宋后不久，天旱不雨，忽必烈征询意见，姚枢说造酒最费粮食，“市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宜悉禁绝”，忽必烈“从之”[567]。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568]，应即姚枢建议的结果。由此可见大都的粮食酒产量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但禁酒是暂时的，很快就重新开放。大德八年（1304）大都酒课提举司管辖槽房（又作槽坊、酒坊，用粮食造酒的作坊）一百所，大德九年（1305）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以上”。即以限量计，三十所槽房每日用粮即达七百五十石，一年耗粮二十七万余石。到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增为五十四所。如按原限额计，则每年耗粮近五十万石，约等于当年海运漕粮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和元朝政府每年在大都所设米肆的粜米数大致相等。大都槽房生产的酒，主要是供应一般居民需要的，前面提到的大都尚酝局和大都尚饮局，除了酿造、储藏葡萄酒外，还大量酿造供宫廷和诸王百官饮用的粮食酒，本文第一部分已说过，大都醴源仓管理酒材糯米，便是为尚酝、尚饮两局提供的。以上三个机构均属于光禄寺，而光禄寺则是宣徽院的一个机构。元朝的诸王百官可以从光禄寺领取官酒。《朴通事》一开始便记载“官人们”举办宴会，商议时说：“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么吃！”于是便派人到光禄寺去讨酒，光禄寺官开给勘合，凭勘合支到酒。这段记事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可见供应民间的槽房酒和供应诸王百官的光禄寺酒之间，在质量上有明显的差别。因此，诸王百官常常凭借权势，到光禄寺去索取，“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569]，诗人写道：“新样双鬟束御罗，叠骑骄马粉墙过。回头笑指银瓶内，官酒谁家索较多。”[570] 写的正是索取宣徽院光禄寺酒的情景。槽房酿酒再加上光禄寺造酒，大都每年为此消耗的粮食无疑是惊人的。粮食酒主要用糯米，其次用黄黍（黄小米）、高粱等酿成。

上面所说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是大都三种最主要的酒。此外，还有用枣、椹子等植物果实制成的酒，主要来自大都以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处。用药材酿酒或浸泡在粮食酒中而成药酒也是相当流行的，常见有虎骨酒、酝肭脐酒、枸杞酒、地黄酒、茯苓酒、五加皮酒、松节酒、松根酒等。将熟羊肉浸泡在粮食酒中制成的羊羔酒，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滋补的功能而得到流行。元大都还盛行唆鲁麻（速儿麻、速鲁麻）酒，“又名拨糟，味微甘辣。主益气，止渴。多饮令人膨胀、生痰”[571]。唆鲁麻无疑是外来词，原意不详，但“拨糟”显然是汉语，糟即酒滓，很可能指的是江米酒。《朴通事》在叙述宴会时提到去光禄寺“支与竹叶清酒十五瓶，脑儿酒五桶”。竹叶清酒现在仍有，是一种药酒。脑儿酒大约就是江米酒，也可能是头脑酒，“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572]。

元代大都还有阿剌吉（哈剌吉、轧赖机）酒，也就是今天的白酒、烧酒。它是波斯语araq的音译，原意为汗珠，即液体经过蒸馏而成的形状。上面所说的各种酒或是发酵而成，或是用酒曲酿成。阿剌吉酒则是将粮食酒或果（如葡萄、枣等）酒加工蒸馏而成，因此酒精成分比其他酒要高得多。宫廷中“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573]。关于阿剌吉酒制造技术在中国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论，但至迟在元代后期大都已相当流行，则是可以断言的。阿剌吉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造酒史上的一件大事。[574]

茶是汉族的传统饮料，流行已久。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原来与茶无缘。但进入中原以后，逐渐也对这种饮料产生了兴趣。在大都的宫廷中，茶是很受重视的饮料。“大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575]，元武宗前往大都东南的柳林飞放（放鹰捕鹅）途中“因渴思茶”，侍从便“煎茶以进”[576]。宫中有“主供茗饮”[577] 的宫女，元顺帝的二皇后奇氏便曾任此职，并因此得与元顺帝接近，受到赏识。“自供东苑久司茶，览镜俄惊岁月加。”[578] 这是诗人描写司茶宫女不幸遭遇的诗句。元朝宫廷中饮用的茶主要是从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和福建进贡来的。在宣徽院下设有常湖等处茶园提举司，下辖茶园户两万三千余，“采摘茶芽，以贡内府”。另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掌岁贡茶芽”[579]。湖州地区出产的顾渚茶，在唐代就已成为贡品。顾渚茶又名紫笋茶，顾渚是山名，紫笋是茶名，茶叶色近于紫而形似笋，故有此名。宋代，由于泉水涸竭，不再入贡。元初，泉水再出，紫笋重生，于是加工包装之后，“尽从天使去，供奉内人家”[580]。紫笋有多种，最好的是紫笋雀舌，这是片茶。湖州还有末茶，称为金字茶，也是贡品。“建茗”（福建建安出产的茶）在宋代就是贡品，元代依旧。但是《饮膳正要》中只提到紫笋而不及建茗，也许后者在宫廷中已不受重视。《饮膳正要》中还提到有范殿帅茶，“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581]。按，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在宋代出产有名的“日铸”茶，也是贡品。元文宗时文学侍从柯九思写道：“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582] 柯九思在宫中侍直，所以也能享用贡品。“范殿帅”可能指南宋降将范文虎，他向宫廷进献“日铸”茶，此茶竟因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同书提到的还有“女须儿”“西番茶”“川茶”“藤茶”“夸茶”“燕尾茶”“孩儿茶”“温桑茶”等。其中“孩儿茶”是从海外进口的香药，不是茶，笔者有另文考述。其他几种茶都不重要。

从制作方法来区分，当时茶有片茶（茶芽）和末茶两大类。前者保持了茶叶的原来形状，后者则碾成碎末。茶既可用来单独饮用，也可与其他物料混合饮用，在宫廷中，单独饮用称为清茶，“先用水滚过滤净，下茶芽，少时煎成”。或称建汤，“玉磨末茶一匙，入碗内研匀，百沸汤点之”。混合饮用之法很多，如枸杞茶是以枸杞和雀舌茶混合制成的，玉磨茶是以同等数量的紫笋茶和“苏门炒米”“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的。还有炒茶，则是“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马思哥油就是从牛奶中提取的白酥油。类似的还有兰膏和酥签。兰膏是以“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酥签则以“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583]。这几种都是以茶和酥油混合而成的饮料，显然是蒙古人在学会饮茶以后按本民族习惯加以改造的结果。

大都街市中有卖茶的茶坊、茶楼。“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584] 大都李总管到枢密院东算命，坐中有一千户，“邀李入茶坊”[585] 谈话。散曲作家李德载有小令《[中吕]阳春曲·赠茶肆》十首，第十首末句是：“君听取，声价彻皇都。”[586] 显然是题赠大都茶肆之作。《农书》的作者王祯说，饮茶在当时十分普及，“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587]。大都的茶肆、茶坊、茶楼为数肯定不少，有高低之分，分别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每遇重大节庆，大都皇城丽正门前大树（大都建成时定方位的标志，封为大树将军）旁便成为临时性的市场，“酒、肉、茶、汤无不精备”[588]。说明其中便有临时卖茶之所。元末，浙西诗人张宪到大都，写下了《大都即事六首》，中云：“袄色摇红段，鞶香斗蜡茶。”[589] 蜡茶即片茶，加工以后表面光润如蜡，故有此称。宋代盛行斗茶的风俗，据此诗可知元代大都亦有此风。元代后期长时间在大都做官的许有壬说“世以酥入茶为兰膏”[590]，他为此写下了诗篇。可见饮用酥油茶之风并不限宫廷，而且已走入民间。

酒、茶是大都居民最重要的两种饮料。此外还有汤饮、舍儿别、树奶子等。

汤饮是用药材、香料以及果品加工而成的饮料，在宋代非常流行。大都宫廷中的汤饮名目颇多，用香药制成的有人参汤、五味子汤、仙术汤等，用果品制成的有荔枝膏、枣姜汤、石榴浆等。汤饮具有生津解渴的功能，有的还有滋补的作用。宫廷之外，在贵族、官僚以及平民中间，也是颇受欢迎的。有的茶坊、茶铺也兼售汤饮，《朴通事》卷下便记茶房中卖“甜的金橘蜜煎、银杏煎”。舍儿别（舍里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sherbet的音译，有时也意译为渴水、解渴水，它用果品、香药和糖或蜜煎熬而成。元朝宫廷怯薛中专设有舍儿别赤，即负责此项饮料的制作和管理。笔者在《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591] 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再赘述。

元代大都还有一种奇特的饮料，那便是“树奶子”。“直北朔漠大山泽中，多以桦皮树高可七八尺者，匊而作斗柄梢。至次年正二月间，却以铜铁小管子插入皮中作瘿瘤处，其汁自下，以瓦桶收之。盖覆埋于土中，经久不坏，其味辛稠可爱。是中居人代酒，仍能饱人。此树取后多枯瘁”[592]。树奶子实际上就是白桦树汁，至今仍是俄罗斯人喜爱的饮料，其采取方法亦与上面资料所述相同。当时大都有不少俄罗斯（元代称为斡罗思、兀鲁思）人，白桦树汁无疑是满足他们需要而从俄罗斯本土运来的，大都本地并不出产。白桦树汁远在元代便出现于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上面我们对大都居民的主食、副食、饮料分别做了说明。可以看出，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其饮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正如许有壬所说的那样，“京城食物之丰，北腊西酿，东腥西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593]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元朝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看到，元代南北的经济差别以及大都的地理环境，对于饮食生活的内容，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大都社会贫富悬殊，这在饮食生活中也充分反映出来。权贵豪富“张筵列宴”，“一食钱万”，大都市场“屠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594]，主要便是满足他们挥霍浪费的。“富馔有臭肉”[595]，而许多居民（包括一部分低级官吏）却过着贫苦的生活。胡助描写自己处境时说，“江南文士官更寒，灶突无烟薪炭绝”，“及此米如珠，囊空无可籴，并日营一炊，微俸久未得”[596]，经常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下层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可想而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大都饮食生活时不应忘记的。

[1]“汗八里”是突厥语汉语音译，“汗”是统治者、皇帝之意，“八里”是城，“汗八里”即皇帝之城。

[2]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这里到处生长着开紫红花的蓟草的缘故，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隋代改幽州为涿郡。唐代又称幽州。唐玄宗时一度改称渔阳，但不久又改回。

[3]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引《元和郡国志》。

[4]悯忠寺，明正统中改称崇福寺，清雍正时改为法源寺，至今仍存。

[5]白居易：《长恨歌》。

[6]《辽史》没有记载改称燕京的具体时间，此处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四》。

[7]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按，许亢宗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1125）出使金朝路过燕京的，这时辽刚灭亡不久，北宋军据守燕京，城市尚保持辽时面貌。在此以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辽朝的宋使路振，也曾记燕京城“幅员二十五里”（路振：《乘轺录》。此书有不同版本，文字出入颇大，以《皇朝类苑》本较佳），和许亢宗所记相近。《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说燕京“城方三十六里”，疑有误。扩展后的金中都亦不过三十五里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许亢宗所记二十七里“系三十七里之笔误”，恐不可信。又陈乐素先生考证，《乙巳奉使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

[8]《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9]《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10]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11]清乾隆时，在今琉璃厂发现辽代官僚李内贞的墓志铭，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参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又，辽末，北宋军攻打燕京，“夺迎春门……阵于悯忠寺前，辽军与之巷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宋军大败。可知东门应在海王村与悯忠寺（后改称法源寺）之间。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城池·辽故城考》。

[12]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13]《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14]《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15]路振：《乘轺录》。

[16]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17]王曾：《行程录》。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18]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

[19]王曾：《行程录》。按：《乘轺录》作永和馆，“馆在城南”。

[20]路振：《乘轺录》。

[2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2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23]《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24]路振：《乘轺录》。

[25]《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26]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27]参见《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

[28]路振：《乘轺录》。

[29]参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四，《上皇帝论北事书》。

[30]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潭柘寺一直保存到现在。

[3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

[32]路振：《乘轺录》。

[33]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34]路振：《乘轺录》。

[35]《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

[36]《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37]金世宗说，燕京“屡经迁变，未尝残破”（《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38]《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39]《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40]有的记载说修建燕京的主要负责者是孔彦舟，不确，孔彦舟并未参与此事。参见《金史》卷八三，《张浩传》；卷七五，《卢彦伦传》；卷七九，《孔彦舟传》。

[4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张棣：《正隆事迹记》。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43]《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44]参见《正隆事迹记》。

[45]参见范成大《揽辔录》。

[46]《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47]《金史》卷八三，《张浩传》。

[48]范成大：《揽辔录》。

[49]《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

[5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

[51]《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十方万佛兴化院》。

[52]《洪武实录》卷三〇。明代测量元大都南城，“南城，故金时旧基也”。

[53]参见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按，《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说“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不可信，疑有误。

[54]参见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按，《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说“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不可信，疑有误。

[55]《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说“城门十三”，北面有四门，多一光泰门；历来研究者大都以为不可信，或以为光泰门即崇智门。但元好问记东平贾洵，“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遗山文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和《金史》可以相印证。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56]金朝大兴府所属的十县一镇，在辽代人口总计不到十万户，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57]《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张棣：《金虏图经》。

[58]《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

[59]范成大：《揽辔录》。

[60]《金史》卷八三，《张汝霖传》。

[61]赵秉文：《滏水集》卷七，《扈跸万宁宫》。

[62]参见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据明宣宗所作《御制广寒殿记》（《纪录汇编》卷七），明朝永乐帝说过，广寒殿所在小山“宋之艮岳也”。按，元代传说，蒙古族兴起北方时，“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这就是琼华岛的由来（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可信。

[63]《金史》卷二七，《河渠志》。

[64]现在卢沟桥上共有各种大小狮子四百八十五个，多数是后代增补的。

[65]《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奉福寺》。

[66]参见《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三》。

[67]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三，《慈悟居士墓志铭》。

[68]《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69]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

[70]《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金史》卷一〇一，《承晖传》《抹撚尽忠传》。

[71]《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

[72]《大金国志》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下》。

[7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一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74]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75]参见《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

[76]当时耶律楚材坚决主张用重刑，他的理由是：“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惩戒，恐致大乱。”（《国朝文类》卷五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可见大蒙古国对信安张甫是视为腹心之患的。

[77]《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

[78]《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

[79]《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80]《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81]《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姚文献公》。

[82]《元史》卷一，《太祖纪》。

[83]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84]《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

[85]《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

[86]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李仲宾谈鬼》。

[87]《国朝文类》卷六，魏璠：《燕城书事》。

[88]《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89]姚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90]姚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91]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92]《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附霸突鲁传》。

[93]郝经：《郝文忠公集》卷三二，《便宜新政》。

[94]《国朝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帝号》。

[95]黄文仲：《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大都赋》。

[96]《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97]许衡：《鲁斋文集》卷二，《立国规模》。

[98]参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九，《旃檀佛记》。按，元代官私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原中都城的宫殿，可见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繁华富丽的大安殿已变成一堆瓦砾，“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迺贤：《金台集》卷二，《南城咏古十六首》），元代在它的基址上盖起了酒家寿安楼。

[99]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九四，《郊坰》。

[100]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101]元好问：《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九，《出都》。作者在这首诗的注中说：“万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所撤。”元好问作这首诗的时间是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参见施国祁《元遗山全集年谱》。

[102]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琼华岛赋》。

[103]王恽：《秋涧文集》卷二四，《游琼华岛》。

[104]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有的记载说：“（中统）四年，修万寿山宫殿，命（鲜卑仲吉）董之。”《永乐大典》卷二八〇六，《卑》字门鲜卑仲吉条）据此，则中统四年（1263）已经开始修建了。又有记载说，琼花（华）岛“中统三年修缮之”（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个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105]《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106]《国朝文类》卷四七，徐世隆《广寒殿上梁文》。广寒殿直到明万历七年（1579）才全部倒塌，梁上发现金钱“至元通宝”一百二十文。见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一八，《杂著》。沈德符：《野获编》卷一，《广寒殿》。

[107]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五四，《洪君祥传》。

[108]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这是见于文献的关于水源与放弃旧城之间关系的唯一记载。

[109]参见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1期。

[110]《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11]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

[11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赵文昭公行状》。

[113]参见《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附张弘略传》。

[114]参见《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大都城隍庙碑》。

[115]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高鲁王神道碑》。按，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中所说“命近臣伊苏布哈典其役（营大都）”，伊苏布哈即野速不花。既云“近臣”，恐系怯薛中人员。

[116]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高鲁王神道碑》。按，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二《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中所说“命近臣伊苏布哈典其役（营大都）”，伊苏布哈即野速不花。既云“近臣”，恐系怯薛中人员。

[117]参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碑》。过去有人说也黑迭儿是大都城的主要设计建造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1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大都城隍庙碑》。

[119]参见《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

[120]《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12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按，《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记，至元五年（1268）十月戊戌，“宫城成”。何者为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122]《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123]《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124]《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125]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126]《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

[127]参见《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金口河》；本书上篇第五章《大都的经济生活·手工业》。

[128]阎复：《静轩集》卷五，《宁公神道碑铭》。

[129]《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130]在大都城西北六十里外神山（今凤凰山）下。

[131]《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按，牐的用途是“以时蓄泄水行船”，因为大都的地势比通州要高，所以采用这种办法。初修通惠河时河牐用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诸牐皆腐”，易之以石。参见宋褧《燕石集》卷一三，《都水监改修庆丰石牐记》。

[132]《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系此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八月丙午条下。王恽《秋涧文集》卷一一《贺雨诗序》亦言：“通惠河自壬辰秋开治。”但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以为“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恐不确。

[133]《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13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135]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136]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八，《蔚州杨氏先茔碑铭》。

[137]《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138]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139]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140]王恽：《秋涧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

[141]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142]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14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

[144]《大元仓库记》。

[145]王恽：《秋涧文集》卷二八，《宫井七绝》。

[146]王恽：《秋涧文集》卷八，《日蚀诗》。

[147]宋褧：《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首》。

[148]童冀：《尚絅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

[149]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50]《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151]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152]《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关于海云，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大都的文化生活·宗教》。

[153]大庆寿寺双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扩建长安街时，始被拆除。

[154]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155]参见赡思《河防通议》卷上，《筑城物料》。

[15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馆1985年版，第324页。

[157]《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4章，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58]阎复：《王公神道碑铭》，《常山贞石志》卷一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七《冀国王忠穆公墓碑》亦言及此事。但《元史》卷一五一《王善附王庆端传》未曾提及。

[159]《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6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吴公行状》。

[161]《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

[162]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靳公墓志铭》。

[163]《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64][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4页。

[165]《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66]《元史》卷一六九，《王伯胜传》。

[167]《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叙》引《析津志》。

[168]参见本书上篇第四章《大都的政治生活·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169]《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170]《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城市》引《析津志》。

[171]迺贤：《金台集》卷一，《京城杂言六首》。

[172]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73]长谷真逸是外号，作者真名不详，此条见《农田余话》卷上。

[174]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175]哪吒故事起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此可知元代甚至更早已很流行了。郑所南《心史》中也提到，“二月哪吒太子诞日”，大都举行盛大仪式庆祝。

[176]《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77]王恽：《秋涧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

[178]《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179]参见萧洵《故宫遗录》。

[180]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按，皇城北部靠近海子（积水潭），“阑马墙临海子边”即指此。

[181]王冕：《竹斋诗集》卷四，《金水河春兴》。

[182]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18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按，所记东西南北距离合为两千一百九十步，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里，则为九里三十步；若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则为六里三十步。过去有人认为“九里三十步”之说不对，实是不明两种里制之故。

[18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萧洵：《故宫遗录》。

[185]参见《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

[186]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187]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188]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谏灯山疏》。

[189]光绪《顺天府志》卷三，《宫禁下》引《析津志》。

[190]《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大不敬》。

[191]参见萧洵《故宫遗录》。《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192]迺贤：《金台集》卷一，《宫词八首》。

[193]《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3章。

[194]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

[195]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196]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原居东宫（皇太子宫），但真金在忽必烈生前即已死去，其妻仍居东宫。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死，其孙（真金第三子）铁穆耳继位，尊奉真金妻为皇太后，“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197]萧洵：《故宫遗录》。

[198]《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199]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200]《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坊巷》引《析津志》此条，文字与《日下旧闻考》略有出入，可互为补充。

[201]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202]参见《大元画塑记》。

[203]《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元史》卷一七二，《齐履谦传》）。据此，鼓楼建成后曾一度毁坏，大德元年又重建。

[204]打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风俗。每年立春，用土塑成春牛和勾芒神。等立春时辰一到，群起打牛，称为“打春”。元代大都每年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引《析津志》；《朴通事》卷下。

[205]《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

[206]张宪：《玉笥集》卷九，《登齐政楼》。

[207]《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

[208]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209]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貌》引《析津志》。按，衖通即胡同。汉语中原没有“胡同”一词，它可能是蒙古语huddug（井）的音译。从元代出现这个词后，明清两代北京多数街道都改以胡同命名。

[210]《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211]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212]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213]宋褧：《燕石集》卷八，《初至都书金城坊所僦屋壁》。

[21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赵文昭公行状》。

[215]《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216]《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

[217]《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

[218]《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219]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卷二二，《武宗纪一》。王恽：《秋涧文集》卷三三，《院中即事》。

[220]按，《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云：“（燕铁木儿）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可知枢密院必在皇城东侧很近的地方。

[221]《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222]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坊郭乡镇》。

[223]《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

[224]《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225]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226]《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227]杨瑀：《山居新语》。

[228]《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参见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1期。

[22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城东观杏花》。

[230]周权：《周此山先生文集》卷八，《都城署夕》。

[231]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232]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城东观杏花》。迺贤：《金台集》卷一，《春日次王元章韵》。

[23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九，《亦乐斋记》。

[234]王恽：《秋涧文集》卷四三，《冯君祈晴诗序》。

[235]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一四，《移司即事》。

[236]参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

[23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

[238]张翥：《蜕庵诗集》卷一，《九月八日游南城三学寺、万寿寺》。

[239]吴师道：《吴正传文集》卷五，《三月二十三日南城纪游》。

[24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游长春宫诗序》。

[241]《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引《析津志》。

[242]王恽：《秋涧文集》卷一〇，《革故谣》。

[243]宋褧：《燕石集》卷八，《俚歌十首》。

[244]《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245]《老乞大》卷上。按，《老乞大》和《朴通事》，是14 世纪中期高丽流行的两种中文教科书，纯用元代口语，对于研究元代大都有重要的价值。这两本书后代做过一些修改，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本篇在有关章节中将适当加以引用。又，《老乞大》原刻本近年在韩国发现。

[246]《日下旧闻考》卷八八，《郊坰》引《析津志》。

[247]迺贤：《金台集》卷二，《次韵赵祭酒城东宴集》。

[248]陈旅：《安雅堂文集》卷九，《秋亭记》。

[249]王恽：《秋涧文集》卷五七，《漷州隆禧观碑铭》。

[250]《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卷上，《腹里·大都路》。

[251]熊梦祥：《松云闻见录》，转引自《居庸关过街塔稿》，《文物》1964年第4期。

[252]《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253]《析津志》，转引自《居庸关过街塔稿》，《文物》1964年第4 期。按，纳钵是“营盘”之意，即指统治者行营所在。

[254]熊梦祥：《松云闻见录》，转引自《居庸关过街塔稿》，《文物》1964年第4期。

[255]王恽：《秋涧文集》卷三六，《游玉泉山记》。

[256]有的著作说明代始有西湖一名，这是不确切的。至晚在元代，西湖一名已存在了。

[257]吴师道：《吴正传文集》卷五，《游西山诗》。

[258]周伯琦：《近光集》卷二，《仲秋休沐日同崇文僚佐泛舟游西山即事二首》。

[259]《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按，大承天护圣寺在明代改称功德寺，明末废毁。旧址今为玉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玉泉中学前水田中发现有石条和木板，显然就是当年大承天护圣寺的遗物。

[260]周伯琦：《近光集》卷二，《仲秋休沐日同崇文僚佐泛舟游西山即事二首》。

[261]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一五，《谒耶律丞相墓》。

[262]《元史》卷一四三，《自当传》；卷一八五，《盖苗传》。

[263]马祖常：《石田集》卷三，《西山》。

[264]周权：《此山先生诗集》卷一，《览胜赋》。

[265]宋褧：《燕石集》卷六，《诚夫兄调选江浙，次留别诗韵送之》。

[266]《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山川》。

[267]《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

[268]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四，《渔家傲·南词》。

[269]《国朝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制官》。

[270]参见《国朝文类》卷六〇，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

[27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前卫新建三皇庙记》。

[272]站是蒙古语Jam的音译，赤也是蒙古语，意为某项工作的从事者。现在汉语中的站字，即由此而来。

[273]《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站赤》。

[274]《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驿传》。

[275]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门之《析津志·大都东西馆马步站》。

[276]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卢沟南道上三首》。

[277]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

[278]参见《朴通事》卷上。李穑：《高丽太古寺圆证国师碑》，见《海东金石苑》卷八。普愚到中国学佛法，回国后得到高丽统治者尊奉，名重一时。

[279]指空经吐蕃地区（今西藏以及青海等藏族居住地区的统称）、云南到上都开平，再到大都，中间一度去高丽，后回大都，受到元朝皇帝尊奉，至正十九年（1359）死。

[280]《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卷上，《腹里·大都路》。

[281]如《元一统志·大都路》和《元史·地理志一》都没有提到大兴府。

[282]《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按，《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至大三年二月己未”条云：“增大都警巡院二，分治四隅。”则自此起，北城内有警巡院四。但据后来有关记载，都说北城只有左、右两院。（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一，《兴学颂》）可能增设是临时措施，不久即撤销。

[283]《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

[284]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弓手》。

[285]《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286]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弓手》。

[287]《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288]此外，留守司对大都的治安也负有一定责任，当皇帝出巡上都时，大都巡逻的军队每夜由鼓楼出发，到各街道巡逻，“察盗贼至晓”，便是由留守负责的（《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宿卫》）。

[289]《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

[290]《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

[291]《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292]《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卫禁》。

[293]参见《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

[294]《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聚众》

[295]《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296]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九十八首》。

[297]参见《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

[298]参见《元史》卷二〇四，《阿合马传》。王恽：《秋涧文集》卷九，《义侠行》。

[299]郑思肖：《心史》。

[300]参见《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4章。

[301]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302]《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

[303]《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304]姚燧：《牧庵集》卷二，《游公神道碑》。

[305]《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306]《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307]参见《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五·违例》。

[308]《元史》卷一七〇，《王利用传》。

[309]《元史》卷一七三，《马绍传》。

[310]《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311]《通制条格》卷一七，《赋役·地税》。

[312]邓文原：《巴西文集·庆寿寺碑》。

[313]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314]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315]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买公世德之碑》。

[316]《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317]《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318]《通制条格》卷四，《户令》。

[319]王恽：《秋涧文集》卷九〇，《便民三十五事·议恤民》。

[320]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四，《马户》。

[321]宋褧：《燕石集》卷一三，《建言救荒》。王恽：《秋涧文集》卷八八，《弹中翼军搔扰百姓事状》。

[322]王恽：《秋涧文集》卷八九，《弹阿海万户屯田军人侵占民田事状》。

[323]《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324]《国朝文类》卷五八，王磐《史公神道碑》。

[325]《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326]《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327]王恽：《秋涧文集》卷八九，《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

[328]驱口的意思是“被俘获驱使之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即战争中的俘虏，抑逼为奴，后来变成所有奴婢的通称。

[329]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330]郑思肖：《心史》。

[331]《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33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333]迺贤：《金台集》卷二，《南城咏古十六首》。

[334]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引《析津志》。

[335]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引《析津志》。

[336]《金史》卷一三三，《张觉附张仅言传》。

[337]《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

[338]《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339]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340]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二，《论农桑水利》。

[341]阿剌吉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出汗，蒸馏酒类似汗珠，故有此名。

[342]《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局》字。按，此条原注出自《元史·百官志》中有关别失八里局记载未提及“别失八里田地人匠”事，疑应出自《经世大典》。

[343]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344]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燕山寒》。

[345]欧阳玄：《圭斋集》卷四，《渔家傲·南词》。

[346]《草堂雅集》卷一柯九思《宫词》云：“夜深回步玉阑东，香烬龙煤火尚红。”

[347]《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348]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姚长者传》。

[349]角头系“东南西北往来人烟凑集之处”，通常即指市集所在之地（《朴通事谚解》卷上注），元代杂剧中也有此词。

[350]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351]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352]《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钞法》。

[353]《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354]《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

[355]参见《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356]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357]《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卷二七，《杂令》。

[358]《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诸禁》。

[359]《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360]《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361]《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

[362]张翥：《蜕庵诗集》卷一，《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

[363]《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364]刘敏中：《中庵集》卷二〇，《送平滦总管王仲明》。

[365]《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366]《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367]《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368]范梈：《范德机诗集》卷五，《己未行》。

[369]参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卷五一，《五行志二》。

[370]参见姚燧《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死生》。

[371]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372]参见杨弘道《小亨集》卷六，《送赵仁甫序》。

[373]《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374]参见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375]《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

[376]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临济正宗之碑》。

[377]《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378]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379]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380]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

[381]《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382]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

[383]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

[384]《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385]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386]参见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齐鲁大学季刊》1934年第3、5合期。

[387]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388]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389]参见《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石刻》，《文物》1961年第10期。

[390]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391]《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392]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三，《云林图记》。

[393]丁复：《桧亭集》卷二，《题息斋行为袁仲芳赋》。

[394]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元代壁画衰落，文人画家已不屑为之。这种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395]参见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二，《题王朋梅界画 〈大都池馆图样〉》。

[396]虞集：《道园遗稿》卷二，《题游弘道所藏刘伯熙画》。

[397][高丽]李齐贤：《益斋集》卷四，《和郑愚谷题张彦辅 〈云山图〉》。

[398]“西天梵相”指阿尼哥传入的尼泊尔佛像铸造样式，作风接近印度后期笈多时代，但又有自己特点（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39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

[400]《录鬼簿》卷上。

[401]《录鬼簿》卷上。

[402]夏伯和：《青楼集》。

[403]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辍耕录》卷四《广寒秋》中也提到了她。

[40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按，有人说“长于科泛”的刘即《录鬼簿》中提到的刘耍和，但也有不同意见。

[405]《元典章》卷一八。

[406]杂剧《汉钟离度脱兰采和》，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

[407]《录鬼簿》卷下。

[408]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七。

[409]一托指一人伸开左右手的长短。

[410]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七。

[411]明代仿制的简仪，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已残缺不全。

[412]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按，高表“以铜为表，高三十六尺，端挟以二龙，举一横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元史》卷五二，《历志一》）。“仪台铁表冠龙尺”即指二龙举一横梁而言。

[413]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

[414]《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415]《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4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1页。

[417]实际上，这本书除编纂前人的经验之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栽木棉之法”。

[418]《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按，“苦来”（Kure）义为“球体”，“阿儿子”（Arz）义为地球。

[419]参见马坚《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420]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九，《奇疾》；卷二二，《西域奇术》。

[421]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422]《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42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新升徐州路记》。

[424]《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425]《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426]参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

[427]参见《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剌不花传》。

[428]《经济文集》卷一，《上中书总兵书》。

[429]参见《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按，和义门瓮城城门在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上有灭火设备，显然是为了抵御火攻。（《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430]《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海运》。

[431]参见《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

[432]权衡：《庚申外史》卷下。按，《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完者忽都皇后奇氏》说此次官方葬死者十余万，卷二〇四《朴不花传》说痤埋尸首二十万。

[433]张翥《蜕庵诗集》卷四，《书所见（戊戌七月）》。

[434]《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海运》。

[435]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六，《刘义士传》。

[436]参见《元史》卷四七，《顺帝纪一〇》。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437]宋讷：《西隐文稿》卷二，《客北平闻行人之语感而成诗四首》。

[438]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北食和南食》，《中国烹饪》1985年第11期。

[439]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事诗二十首》。

[440]《海道经》附，周伯琦：《供祀记》。

[441]《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442]参见本书上篇第二章。

[443]《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

[444]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445]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经世大典·海运》“至大三年”“至大四年诸条”。

[446]《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447]参见万历《金华府志》卷七，《贡赋》。

[448]吴师道：《吴礼部集》卷二，《送人贡粳米入京》。

[449]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450]参见《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451]《析津志辑佚·风俗》。

[452]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

[453]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454]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455]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456]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457]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458]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459]参见《朴通事谚解》卷下，《奎章阁丛书》本。

[460]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馄饨方》。

[461]《析津志辑佚·岁纪》。

[462]刘嵩：《槎翁诗集》卷八，《送别叔铭佥宪出顺承门》。

[463]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464]《诗渊》第1册，第109页。

[465]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三。

[466]《析津志辑佚·风俗》。

[467]《元曲选外编》，第649页，杨景贤：《西游记》。

[468]《雍熙乐府》卷六，无名氏：《粉蝶儿·悭吝》。

[469]《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470]《析津志辑佚·物产》。

[471]《析津志辑佚·岁纪》。

[472]《析津志辑佚·风俗》

[473]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474]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475]参见《析津志辑佚·物产》。

[476]参见《本草纲目》卷二四，《谷部·豌豆》，称“回回豆子”就是豌豆。

[477]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478]《顺天府志》卷七，《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79]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三，《留昌平四诗》。

[480]宋褧：《燕石集》卷一三，《建言救荒》。

[481]万历《顺天府志》卷三，《物产》。

[482]《析津志辑佚·物产》。

[483]《本草纲目》卷一九，《草部·水藻》。

[484]《析津志辑佚·物产》。

[485]参见《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

[486]《析津志辑佚·物产》。

[487]参见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十四·利用门》。

[488]《析津志辑佚·古迹》。

[489]陶宗仪：《辍耕录》卷五，《尚食面磨》。

[490]《析津志辑佚·物产》。

[491]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四，《客居冬怀十首》。

[49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

[493]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北食与南食》，《中国烹饪》1985年第11期。

[494]杨瑀：《山居新话》。

[495]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二，《湖州歌九十首》。

[496]《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

[497]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498]参见《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

[499]参见《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500]《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501]《元曲选》，第1706页。

[502]《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503]《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504]《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505]《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506]参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页。

[507]《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元正受朝仪》。

[508]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九，《妓聪敏》。

[509]《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510]《元典章新集·刑部·头匹》。

[51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512]《析津志辑佚·物产》。

[513]《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514]《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五·违例》。

[515]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禽品》。

[516]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行厨八珍》。

[517]《析津志辑佚·物产》。

[518]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519]《诗渊》第4册，第2797页，《黄羊》。

[520]参见《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521]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二，《湖州歌九十首》。

[522]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523]《诗渊》第1册，第109、117页。

[524]贡师泰：《玩斋集》卷五，《寄颜经略羊酥》。

[525]《诗渊》第1册，第116页，《豆乳》。

[526]参见《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527]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一，《都城一百韵》。

[528]宋褧：《燕石集》卷九，《寒食拜扫》。

[529]王恽：《秋涧文集》卷八八，《为刘古乃打鱼事》。

[530]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土产》。

[531]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

[532]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533]《析津志辑佚·物产》。

[534][法]伯希和：《荨麻林》，《西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35]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四，《渔家傲·南词》。

[536]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四。

[537]王祯：《农书·百谷谱·蔬属》。

[538]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九十八首》。

[539]《析津志辑佚·风俗》。

[540]王祯：《农书·百俗谱·蔬属》。

[541]《槎翁诗集》卷四。

[542]参见《本草纲目》卷二七，《菜部·菾菜》。

[543]《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引《析津志·家园种莳之蔬》，有“莙荙”，无“甜菜”。其他品种的注文亦未录入（如“赤根”，《析津志辑佚》下注：“菠菜”，《日下旧闻考》无），可以作为“甜菜”应是“莙荙”注文的旁证。

[544]参见[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3—227页。

[545]参见《绍定澉水志·物产门·菜》。此条承闵宗殿先生告知，谨此志谢。

[546]万历《顺天府志》卷三，《物产》。

[547]参见《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548]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姚长者碑》。

[549]《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550]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八，《小圃记》。

[551]《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552]《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53]《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554]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料物性味》。

[555]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556]《析津志辑佚·物产》。

[557]参见杨瑀《山居新话》。

[558]《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59]陈高华：《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560]关于只孙宴，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254页。

[561]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

[562]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

[563]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564]参见周权《此山先生诗集》卷九，《葡萄酒》。

[565]《山居新话》。

[566]《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67]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568]《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

[569]《元史》卷一四〇，《别儿怯不花传》。

[570]迺贤：《金台集》卷一，《京城春日二首》。

[57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572]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二。

[573]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咏酒露次解恕斋韵·序》。

[574]参见黄时鉴《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文史》第31辑。

[575]马祖常：《石田集》卷五，《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

[576]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水》。

[577]《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578]朱有燉：《元宫词一百首》，《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579]《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80]黄玠：《弁山小隐吟录》卷上，《吴兴杂咏·顾渚茶》。

[581]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582]《草堂雅集》卷一，《春直奎章阁二首》。

[583]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584]马臻：《霞外诗集》卷四，《都下初春》。

[585]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二，《算命得子》。

[586]《全元散曲》下册，第1223—1225页。

[587]王祯：《农书·百谷谱·杂类》。

[588]《析津志辑佚·岁纪》。

[589]《玉笥集》卷八。

[590]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咏酒兰膏次恕斋韵》。

[591]陈高华：《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592]《析津志辑佚·物产》。

[593]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如舟亭宴饮诗后序》。

[594]《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黄文仲：《大都赋》。

[59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亭华杂事诗二十首》。

[596]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六，《苦寒行》；卷三，《饥叹》。

下篇 元上都

元上都全景

元上都平面图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引言

在内蒙古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约20公里处，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城郭、街道和部分建筑的轮廓大体可辨。当地的蒙古族群众称之为“北奈曼苏默”[1]。遗址的北部，有连绵起伏的山冈，南边有滦河流过，东、西两边及滦河之外，是广阔的草原。每逢夏季，草原上盛开美丽的金莲花，远远望去，犹如金色的海洋。这里便是金、元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金莲川，而那座古城，便是13、14 世纪约100年间以其显著地位而闻名于世的元代上都城。

元朝建立以后，实行两都制，皇帝每年往来于大都与上都之间。在我国历史上，不少皇朝都实行过两都制或多都制，有的出于政治需要，有的出于经济需要，有的则出于生活方式的需要。元代的两都制，既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习惯于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的生活方式，不耐暑热，以射猎为乐。元代的蒙古皇帝在统治包括广大农业区在内的国土之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上都所在地区正是理想的避暑场所。元代的记载说这里“六月似秋时”[2]、“六月亦冰霜”[3]。据科学实测，现代该地年平均气温为1.2℃、7月平均气温为18.5℃。另外，上都的地理位置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上都所在地区是连接漠北蒙古兴起之地与“汉地”的交通枢纽，东、西又都是蒙古宗王贵族的分封地。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实行分封制度，宗王贵族各有分封地、属民，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势力，他们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元代统治能否巩固。加强与宗王贵族的联系，使他们倾向于朝廷，是元代历代皇帝必须经常考虑的大事。皇帝到位于草原交通枢纽的上都，便于与周围特别是漠北宗王贵族联络。同时由于在这里可以按蒙古旧俗举行一系列活动（如宴会、狩猎、祭祀等等），因此更有助于加强宗王贵族的向心力。而从军事上来说，每逢漠北或辽东发生叛乱，大批军队和物资从“汉地”北调时，上都是最重要的集散地。皇帝也要坐镇上都，指挥战斗。而当“汉地”发生动乱时，草原的蒙古军队往往先集中在这里，然后南下镇压。

上都是一座草原城市，具有与农业区城市不同的许多特色。它是根据元代统治者的生活需要和政治需要建造起来的，并非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正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一旦元代崩溃，它也就趋于没落了。上都是由汉族士人根据统治者的意图设计建造的，它既具备汉族传统城市的风貌，又带有蒙古族游牧生活方式的特色。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草原城市，元代的上都可以说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一座。

下面，我们将就上都的历史发展及城市生活的面貌，作概略的叙述。

第一章 草原都城历史溯源

元上都的建造，开始于大蒙古国时期。而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第一节 瓯脱地的变迁

最早进入滦河上游的，是东胡和匈奴两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东胡的活动以今天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匈奴则以今天黄河河套和阴山山脉地区为中心。两族之间有一千余里的弃地无人居住，“各居其边为瓯脱”。“瓯脱”，意为“界上屯守处”，有人将它解释为“境上斥堠之室”或“土穴”[4]。元上都所在地区，应是当时东胡瓯脱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初年，东胡王想用武力夺取其瓯脱之外的弃地，从而引起匈奴和东胡的战争。匈奴冒顿单于（音墨毒蝉余，单于为匈奴的最高首领）率军东出奔袭东胡，杀死东胡王，虏其人、畜，占据了包括瓯脱在内的东胡故地。

匈奴的统治机构分为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三大部分。左贤王庭管辖原瓯脱界以东地区。西汉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正北的濡水（今滦河）上游地区，成为左贤王属部的驻牧地。匈奴人以左为上，单于之下，左贤王最为尊贵，大多由单于长子充任。左贤王以下，设有左谷蠡（音鹿黎）王、左大将、左大都尉、左大当户等官长。

西汉前期，左贤王属部经常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塞外与西汉军队交战，濡水上游是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大败左贤王，斩虏七万余级，左贤王及其属部遁走漠北，汉军夺取了上谷郡塞外地区。

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残部分为两部，一部号乌桓，居住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的乌桓山；一部号鲜卑，居住在今兴安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边的鲜卑山。西汉统治者虽然以武力驱走了匈奴左贤王，但也难以在草原长期立足，汉军很快就退回到边塞之内。接受汉朝管辖的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居住，填充匈奴人与汉人的中间地带。汉代特别设置护乌桓校尉，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交通”，“为汉侦察匈奴动静”[5]。从这时起到东汉中期乌桓内迁中原诸郡，上谷乌桓在濡水流域驻牧了二百余年。

乌桓南迁之后，鲜卑各部陆续南下。到东汉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短暂统一草原各部，“尽据匈奴故地”[6]。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附近），下辖东、中、西三部大人，中部大人管辖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的区域。檀石槐死后，部众分裂成若干集团。被称为“小种鲜卑”[7] 的轲比能拥有十余万骑，占据了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地区。曹魏初年，轲比能统一了原来鲜卑的东部和中部。青龙三年（235），轲比能被魏明帝派刺客杀死，以濡水为中心活动区域统一起来的鲜卑部，只存在了不到十年。

轲比能之后，以濡水为界，东边是鲜卑化了的匈奴宇文部，东晋建元二年（344）被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西边是由大鲜卑山迁来的拓跋部。拓跋鲜卑后来以盛乐为中心，逐渐南推，建立了北魏王朝，在原来的聚居区设置了武川、沃野、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六镇，濡河上游属御夷镇管辖。[8]

宇文鲜卑部“别种”库莫奚，北魏至唐朝时游牧于濡河上游。库莫奚人的东北是契丹族，居住地就是原来东胡活动的区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库莫奚和契丹归附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库莫奚地设立饶乐都督府，以库莫奚人首领为都督，受营州都督府节制。饶乐府治即库莫奚族牙帐的所在，地处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契丹建国前后，库莫奚族被征服。[9]

经过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和民族迁徙，滦河上游地区迎来了辽、金的统治。在元人诗中，有“穹庐区脱云弥野”[10] 等句，说明欧脱的称呼，一直传到了元代。

第二节 辽、金皇帝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先后设置了五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称燕京析津府，今北京）、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五京之中，上京为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元朝上都路所辖区域，在辽朝时分属中京道和西京道管辖。

辽朝虽然建有都城，皇帝却不经常在城里居住，而是保持着契丹族游牧渔猎的风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1]。“捺钵”是契丹语的汉文音写，意为“行营”“行在”或“行帐”，专指辽朝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帐幕，即所谓“皇帝牙帐”。金、元时，捺钵又译写作“纳拔”“纳钵”“纳宝”“剌钵”等，元人周伯琦、杨允孚更明确的解释是“车驾行幸宿顿之所”[12]，不管是迁移的帐幕还是固定的营所，都称为捺钵。

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从辽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点和内容。春捺钵纵鹰捕鹅，凿冰钓鱼，地点在鱼儿泊（今称月亮泡，吉林扶余他虎城附近）、混同江（亦称鸭子河，今松花江）或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夏捺钵避暑，无固定场所，驻帐永安山（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和炭山的时间较多。秋捺钵在山中射鹿，地点在伏虎林（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西北）或临时选择合适的地点。冬捺钵避寒猎虎，设帐于广平淀（伏虎林东南）。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概括为“春水秋山，冬夏剌钵”。辽朝皇帝捺钵的区域，大多在契丹族的发祥地附近，或在五个都城附近择便地举行。皇帝捺钵，大小臣僚随行，在冬夏捺钵时要“会议国事”[13]，成为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重要方式。

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14]，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建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后改为上京），捺钵于附近的山水。贞元元年（1153），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迁都后的几年里，完颜亮忙于对南宋战争，来不及选择适当的捺钵地点。后继者世宗完颜雍，则很快就选择了一个捺钵的理想之地——金莲川。

金莲川，原名易里浒东川。辽道宗耶律洪基曾于清宁九年（1063）五月“清暑曷里”[15]，有人认为“曷里”就是“曷里浒”的异译，但还缺乏旁证。川中长满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味极凉，佐茗饮之，可疗火疾”[16]。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17] 现在滦水南岸仍有一片草原，东西长近10里，南北宽1—3里，长满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思是“黄色的平野”，就是“金莲川”。在金莲川的南边，是辽朝皇帝的夏捺钵地炭山，又称陉头、凉陉，契丹语为“王国崖”（亦作“旺国崖”），位置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金朝沿袭了“凉陉”的称呼，元初人王恽对此有明确记载：“按地志，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18] 大定八年（1168）五月，将旺国崖改名为静宁山。由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攻北宋时曾驻帐旺国崖，后人特在此处建立了庙宇，并册封山神为镇安公，以示纪念。[19]

金朝也建有五京，除前述上京外，还有东京辽宁府、中都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开封府。五京均为陪都，首都是中都（今北京市），金莲川及其附近地区，隶西京路管辖。在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黄旗大营子正北五公里），建有桓州城，至今遗址仍存，是金西北路招讨司的所在地。金朝在沿边三十八州设兵屯守，桓州为其中之一，[20] 所以州中人以士兵为主，民户只有五百七十八户。桓州西南还有两个屯兵边州昌州（治狗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白城子）和抚州（治柔远，今河北张北县）。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桓州的下属县镇，金章宗时才升为州城。[21] 桓州及其附近地区，是金朝的重要牧马地。金世宗时新设置七处群牧所，特满、忒满两所就建在抚州。[22]

金初已有贵族在凉陉居住。金太祖第二子宗望曾于天会五年（1127）由中原“西上凉陉”，并死于该地。天德四年（1152）夏，完颜亮曾从泰州前往凉陉，在附近狩猎。[23] 大定六年（1166）夏天，金世宗前往银山狩猎，八月初由银山抵凉陉，[24] 大概就在这时选定了金莲川作为夏捺钵避暑之地。当时人说“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25]，确实是避暑的好地方。金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除了它气候宜于夏季避暑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这时漠北的蒙古、塔塔儿等部族已有相当的力量，金人几次征伐未能殄灭，不得不改行羁縻政策，以宴赐招抚各部领袖人物，开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在桓、抚、昌三州置有燕子城（燕赐城）、北羊城、狗泺三处榷场，使该地区成为金朝控制“北部”的重要前哨阵地。[26] 选择有利地点，利用皇帝北出捺钵的机会，巡边耀武，震慑、安抚北边各部族，巩固边塞，才是金世宗的真正意图，即所谓“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27]。金世宗特地在凉陉建了避暑宫殿景明宫，宫有数殿，有一殿就称为“扬武殿”[28]。为保卫行宫的安全，大臣移剌子敬、粘割斡特剌、杨伯仁上奏：“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金世宗因此命令招讨使斜里虎迁徙招讨司于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则留在燕子城掌管猛安谋克事。[29]

景明宫的规模似乎并不大，设备也很简陋。反对金世宗每年北幸金莲川的梁襄曾指出，“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皂隶不免困踣”，“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眠”，“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而且“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30]。他认为远在都城千里之外捺钵，于国情不符，于民不利，力劝金世宗在中都附近选择合适地点安排夏捺钵。金世宗没有采纳梁襄的建议，从大定十二年（1172）开始，每年或隔年赴金莲川，往返时间4—5 个月，大多是四、五月由中都出发，八、九月还都，间或在六月间起程，也要在九月返回。[31]“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32] 在金莲川的主要活动是夏狩、秋猎和宴赐边部首领，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赵秉文曾有诗赋金莲川狩猎：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33]

除了以金莲川为夏秋捺钵的主要地点外，金世宗仍有“春水”之行，地点都离中都不远，有安州（今河北安新旧安州）、顺州（今北京顺义县北）、玉田（今河北玉田县）、滦州（今河北滦县）等地，内容也是纵鹰捕鹅。冬天时大多住在中都宫殿内，集中处理朝政大事。

金章宗（1190—1208）时，蒙古已勃兴于漠北。章宗“不禁暑热”，想要遵循世宗制度捺钵金莲川，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边鄙不驯，反侧无定”，“财力大困，流移未复”[34]。金章宗虽然执意前往，也只在明昌五年（1194）成行。[35] 以后的捺钵就都在塞内举行了。“邻沙漠，隔关岭”[36]，远在千里之外的金莲川，又要换主人了。

第三节 大蒙古国的草原营地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草原各部，号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三河源头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周围）为统治中心，后人称为元太祖。元太祖五年（1210），蒙古与金朝的关系破裂，双方都准备以战争消灭对方。徒单镒曾向金朝皇帝建议改变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力量守卫边防大城，还特别指出“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但未被采纳。[37] 次年（1211），蒙古军大举南下，在野狐岭、会河川大败金军，破居庸关，直抵中都城下，不久退回。当年冬季，蒙古军在契丹人耶律秃花等人的导引下突袭桓州附近的群牧监，“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乘势夺占了桓、抚、昌三州。[38] 此后，成吉思汗连年派军深入金朝腹地扫掠，金朝皇帝不得不将都城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军锋。

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不耐暑热，到夏季时大多罢战，返回草原避暑。成吉思汗南下攻金，夏季并不返回遥远的漠北，而是在原金朝边境选择避暑地屯驻。元太祖七、八两年（1212—1213），均在抚州驻夏；[39] 九年（1214）六月，避暑于鱼儿泺（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十年（1215）夏季，“避暑桓州凉陉”[40]。当时金景明宫是否还存在，已无从可考。成吉思汗也只是临时在此地驻夏，与他以后西征时在也儿的石河、塔里寒寨、八鲁弯川驻夏，攻西夏时于浑垂山、六盘山避暑一样，都是临时性的措施。

成吉思汗在漠北三河源头附近建有四个“宫帐”（大斡耳朵，亦称行宫），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移住。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个儿子。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元太宗，1229—1241）。术赤早夭，其子拔都向西开拓，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察合台在中亚立足，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大蒙古国的宗藩国。太宗七年（1235），在鄂尔浑河岸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在城的周围选定了春夏秋冬四个营地，并建立了行宫，大致情况如下：

春营地揭揭察哈之泽（意为明亮白色的湖），建有扫邻城（意为座位）迎坚茶寒殿，距和林北七十余里，在现在鄂尔浑河支流吉尔马台河下流汇聚成的察罕泊南。蒙古大汗每年在这里观看放鹰，猎取水禽，饮宴欢乐四十天。

夏营地月儿灭怯土，建有昔剌斡耳朵，地处今吉尔马台河源头附近。有冷泉和良好的草场，是理想的避暑地。

秋营地阔克（颗颗）脑儿（意为青湖），距和林城一日路程，具体地点待考。

冬营地汪吉河（今翁金河）上游的讹铁钴胡兰山（亦译月帖古忽兰，意为老野马），建有行宫；在附近的野马川上，建有狩猎的围场，蒙古大汗冬季在这里围猎和避寒。[41]

窝阔台和以后的贵由（窝阔台子，元定宗，1246—1248）、蒙哥（拖雷子，元宪宗，1251—1260）三个蒙古大汗，不出征时大多数时间在上述四个营地游徙。蒙古大军远出征伐，则仍然按照成吉思汗的做法，择取方便地点避暑度夏。窝阔台在攻金前后，曾于九十九泉和官山避暑。[42] 这两处地方都靠近居庸关北口，官山在今延庆县永宁城西北十五里处，原名牧牛山，今名“独山”，山下有牧牛泉，可能就是九十九泉。[43] 拖雷率军攻金，在三峰山大败金军，班师后则“回驻金莲川”[44] 驻夏。出使蒙古的北宋人彭大雅了解到蒙古人避暑的特点，留下了“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45] 的记载。这些地方虽然比较重要，但在大蒙古国统治重心远在漠北草原的时候，只能充当临时的避暑地点。

成吉思汗从金朝手里夺取中都以北地区后，分封给了札剌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部领主作为封地（蒙古语“农土”，汉译“经界”“营盘”，即驻牧地），元朝时称这五部为“五投下”。元朝人记载桓、抚、昌三州之地，“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元太宗十一年（1239），札剌儿部领主木华黎的孙子速浑察袭爵为国王，“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46]“阿儿查秃”，意为“有柏树”，地点应当在桓州界内。木华黎家族的基地，就在兴和（今河北张北县）。元宪宗蒙哥时调整封地，札剌儿部和兀鲁兀部封地东移到了辽阳西部地区。[47]

元太祖十五年（1220），中原全真道真人丘处机曾经路过桓州去参见成吉思汗，他的弟子李志常记下了这一段行程和感怀诗，生动地反映了这里的风貌：

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咸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即金章宗明昌年间所筑界堡）。以诗纪实云：

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

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

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邱陵没大山。

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48]

元定宗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受忽必烈召北上和林，也记下了行程所见：“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49] 由此再往北行，经鱼儿泊直抵胪驹河。张德辉与丘处机北上的路线完全一样。桓、抚、昌三州虽然人口凋零，失去了金朝时的繁荣景象，但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是沟通中原与漠北最重要的交通孔道。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地区的重新兴旺已经为时不远了。

第四节 金莲川幕府

蒙古人盛行以幼子（斡惕赤斤）继承财产的制度。成吉思汗在位二十二年，临终前遗命窝阔台继承汗位，原来大汗的领地、宫帐以及十余万蒙古主力军，都交给幼子拖雷管辖。拖雷有子十一人，正妻唆鲁和帖尼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元太宗四年（1232），拖雷病死，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家族的领地、财产和属部。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汗将中原民户分封给蒙古宗王和功臣作“汤沐邑”（封地），唆鲁和帖尼得到真定八万民户。[50] 通过对真定封地的经营，拖雷家族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始人，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乙卯（1215年9月23日）。他与许多蒙古王子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统治大业作准备。忽必烈在元定宗即位前（1242），将中原佛教领袖海云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南还时，将徒弟刘秉忠（僧子聪）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刘秉忠是儒释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等中原儒者推荐至忽必烈帐下。真定封地的所谓“藩府旧臣”燕真、贾居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受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的状元王鹗，名士元好问、张德辉等，也陆续北上会见忽必烈。在上述种种人物的影响下，忽必烈对中原传统文化有了较深的认识。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即大汗位的当年（1251），命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承命后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被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可以考见的有六十余名。除上述在漠北已延揽的人物外，有刘秉忠推荐的刘肃、李简、张耕、王恂、刘秉恕；正统儒学的代表赵复、许衡、姚枢、窦默、杨惟中；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原“汉地”世侯的幕僚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畏吾儿人廉希宪、阿里海牙、叶仙鼐，大食人也黑迭儿，“回回”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及许国桢、赵炳、高觿、贾昔剌、潭澄、张惠、贺仁杰等。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人物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道的谋士，有的人独具一技之长，有的人是战功卓著的勇将，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51] 在他们的支持下，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等地进行综合治理，改变大蒙古国传统的统治方式，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承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所谓“汉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汉地”的士人普遍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作“中国之主”，愿意为之效力。

忽必烈的所作所为，违背蒙古传统的统治方式，触犯了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引起大汗蒙哥的猜忌。元宪宗六年（1256），有人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偷用大汗国库钱财和擅收税赋。次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权，派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人到陕西、河南等地大规模钩考钱谷，罗织罪名，打击忽必烈幕府人员。忽必烈当时的地位和力量都不足以和大汗进行直接较量，不得不妥协让步。他先把妻女送到蒙哥处做人质，继而亲自觐见蒙哥解释，交出了河南、陕西、邢州全部权力，撤回幕府人员，蒙哥才宣布停止钩考。[52] 在这一事件中，金莲川幕府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因此解体，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反而更进一步地团结与发展起来了。忽必烈即位之后，左右大臣大多出自金莲川幕府，元朝建国的各项制度也多由他们谋划和制定。没有金莲川幕府数年的准备，忽必烈的统治不会很快稳固下来。正因为如此，原幕府人士以后被忽必烈称为“潜邸旧臣”，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除了自己的幕府外，忽必烈还利用治理中原的机会，联系了史天泽、严忠济、张柔、张荣、解诚等中原汉军万户和阿术、阿剌罕等一批镇守中原要地的蒙古探马赤军将领。忽必烈驻帐金莲川后，蒙哥将五投下的封地东移。元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五投下部分军队从行。元宪宗八年（1258），蒙哥命令忽必烈代替塔察儿统率东路军征南宋，五投下和东道蒙古诸王的军队是组成东路军的主要部分。木华黎的后人乃燕、霸突鲁，忙兀部的忙哥等人也与忽必烈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中原庞大的汉军组织、探马赤军以及五投下的军队，不久后就构成了忽必烈政权的基本军事力量。

第五节 开平城的兴建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都驻帐于金莲川；冬天则临时寻找避寒的地方居住，或在旧桓州，蒙古语称为“合剌八剌合孙之地”[53] 即“黑城”，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圣州之北。蒙、金交战以来，桓州、抚州、昌州都已被破坏，只有昌州还居住着百余户人家。金莲川幕府的大多数人习惯于城居，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生活方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先于元宪宗四年（1254）八月“复立抚州”，以惠州滦阳人赵炳为抚州长官，“城邑规制，为之一新”[54]，充作幕府人员的暂时住所，随后即着手在驻帐处营建城舍，做长期经营的打算。

元宪宗六年（1256）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选择合适的地点兴筑新城。刘秉忠相中了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为建城地点。[55] 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比较平坦，宜于建城。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府。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始营宫室”，第二年“复修宫城”。主持工程的是真定藁城人董文炳、[56] 真定获鹿人贾居贞[57]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忽必烈特别授权谢仲温：“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58]建城所用工匠来自何方，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块等是就地解决，还是从中原运来，现在我们已无法详知。

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59]“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就是以这一传说为题材做出的诗篇，诗人自注说：“上京大山，旧传有龙居之。”[60] 龙的神话当然不足为信，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开平城修建时，排干积水是一项较艰巨的工程。以后修建大安阁时，也是先要排掉湖水，堵塞水源。在设计者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新的草原城市终于出现在滦河边上。

第二章 两都巡幸与交通

“皇图基正统，朔易建神京”，“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61] 历史名城燕京和草原新兴城市开平，在元朝因皇帝的活动而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一节 两都制的确立

元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忽必烈于闰十一月下旬（1260年1月初）从前线返回燕京，在燕京北郊流连了三个月，名义上是“驻冬”，实际上是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支持他的蒙古宗王。次年三月初一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由燕京抵达开平，合丹、塔察儿等东西道蒙古宗王先后率众来会，忽必烈的妻子和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也在燕真等人的护送下赶到开平。[62] 同月十七日（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随即建元“中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为夺取大蒙古国的都城，取消阿里不哥的汗位，忽必烈在开平集中了大量的军需粮草，调动蒙古军和汉军精锐，于七月亲自率领北上。入冬前，忽必烈占领了和林，夺得四大斡耳朵，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阿里不哥则西退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唐努山北麓）立营。

和林城的粮食供应，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在出征前对和林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城内大饥荒，物价腾涨，至来年仍需“赈和林饥民”[63]。忽必烈如果继续以和林作为都城，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物资，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和林，不但军需给养不能保证，而且合适的驻军也很难选择，因为蒙古军习惯于战后分散牧地，不善于聚众守城，擅长守塞保城的汉军又不能适应草原气候和远离“汉地”的长期镇戍。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经过数年治理“汉地”，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奠定。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仍会被人们视为草原帝国，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显然，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和林都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忽必烈早已下了迁都的决心，所以无意在和林逗留。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忽必烈率众返驻燕京近郊。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了。

开平和燕京，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对忽必烈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一些蒙古贵族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札剌儿部人霸突鲁在忽必烈即位前曾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64] 而提高开平的地位，将它建成类似和林附近的行宫和四时营地，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对大蒙古国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开平和燕京两都并立的思想，可能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已经趋于成熟，它不仅可以使和林建都的三重困难迎刃而解，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由于当时漠北阿里不哥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山东军阀李璮又掀起叛乱，两都制的正式实施耽搁了几年，忽必烈大部分的时间驻在开平，到燕京也是驻帐于城郊的潮河川或涿州等地。中书省等机构都在开平理事，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的燕京行中书省，也被要求于次年（1261）二月“阖省北上”[65] 开平，处理政务。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政权的重心显然是放在开平。

中统二年（1261）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66]。中统三年（1262）二月，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五月，自燕京至开平立牛驿。闰九月，从燕京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向开平置驿站六处。十二月，在抚州（当时已升为隆兴府）建立行宫。中统四年（1263）四月，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向开平方向置驿站。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1264）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67]，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

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着手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的东北新建都城。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城建成，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上都的扩建和改造，也持续了五六年。

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68]，作为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四月，上都御苑官南家带请求修造驻跸凉楼（即东凉亭）和扩展牧地，忽必烈没有同意，下令待农闲时再行建造。[69] 大安阁原来是金代故都汴梁的熙春阁，拆迁到了上都。[70] 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大安阁的所在地原为开平城旁草地中的一个湖泊，建筑工匠们先将湖水排干，用石灰和碎砖填死湖的水源和湖坑，铺上石板，然后在上面建造宫殿。在宫殿的周围，还修筑了一道木墙。[71] 此后，皇帝到上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不再风餐露宿，驻帐草地。

除修建宫城外，在上都还增建了一些其他必要的设施，如至元四年（1267）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72]；至元五年（1268）正月，在上都建城隍庙；等等。至于官廨的补建、城墙的修理以及宫城内部的改造，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73] 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族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都制的实施，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

至元十五年（1278），龙冈失火，延烧民房，有人以此大做文章，要求迁移上都都邑，遭到枢密副使张易和中书左丞张文谦的坚决反对。忽必烈为此特别求问于术士田忠良，田忠良转达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的意见，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国家根本”，失火乃为常事，“无令杂学小生，妄谈风水，惑动上意”[74]。忽必烈听信了廉、田的劝告，移都的议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75]。次年（1308）七月，行宫落成，正式置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元朝都城由此增为三个。元武宗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废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76]。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有两年零十个月。[77]

第二节 两都交通线一——驿路

从大都前往上都，按照波斯人拉施特的记载，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供打猎用的禁路，除持有诏书的急使外，任何人不得由此路通过；另一条路经过撒马尔罕人居住的荨麻林，沿上都河直行；第三条路需通过名为sy-klynk的高地进入草原。[78] 元人周伯琦则说有四条路可通上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拉施特的所谓“禁路”，应该就是周伯琦所称东路二，“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79]。荨麻林之路，正是周伯琦所谓的西路。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指周伯琦所称驿路。元朝人一般赴上都多经由驿路，驿路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该路的情况。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长八百余里[80]，主要经过以下地点：

（1）大都建德门。元大都有十一个城门，东、西、南各三门，北边只开两门，东为安贞门（今北京安定门小关），西为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由大都北行赴上都，大多从建德门出京城，当时人们都以该门作为驿路的起点。“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81]

（2）昌平县。昌平县距大都城七十里，至上都七百三十里。[82] 由大都北行者大多在县城留宿。[83]

（3）新店。新店亦作辛店，“距京师仅百里”，元朝初年常被行人视为休息场所。[84]

（4）南口、居庸关、北口。由南口过居庸关至北口，长四十余里，都在山峡中行走，穿越弹琴峡、八达岭。[85] 峻峭的山势和众多的古迹，往往给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元朝的文人，留下了大量歌咏居庸关及其附近名胜的诗篇。

（5）居庸关过街塔。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在居庸关建“过街三塔”，塔下设门以通往来，门洞壁面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经文咒语，塔门及刻文今存。在交通隘口设立塔门，是朝廷希图“普令往来皆得顶戴”佛祖，“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法施”[86]。

（6）榆林驿。榆林驿距北口二十余里，地处今康庄附近，现仍称榆林堡。“其地大山北环”，即汉代的“榆谿旧塞”。在驿的附近建有一处御苑，供皇帝途经时游玩。[87]

（7）怀来县。怀来县距北口五十三里，在今怀来县东，现旧城已在修官厅水库时淹没。该地有一种名为“玉液”的泉水，造酒甚佳，“官为置务岁供御醪焉”[88]。

（8）统墓店。由怀来西行，过狼居西山（今狼山）至统墓店（今土木堡镇，亦译为统幕），因店北旧有“统军墓”而得名。驿路至此折向北行。

（9）洪赞。洪赞在统墓店北三十余里处。今杏林堡之南，有西洪站、东洪站两地名，当即元朝之洪赞。

（10）枪杆岭。枪杆岭在统墓店正北，亦称为桑乾岭，今称长安岭。山路“九折盘纡”，在驿路上“兹山称最高”[89]。因为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所以皇帝北赴上都时不走驿路经此岭，只走东、西道。[90]

（11）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十余里处为李老谷，驿路由谷中穿过，过谷后可望见尖帽山，是元朝埋葬后妃的陵地。[91]

（12）龙门站、雕窝站。龙门、雕窝两站大致平行，在东西一条线上，相距四十余里，即今龙关和雕鹗堡。[92] 龙门站所在地龙门镇，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升成望云县，隶于上都路的云州。县北是横亘山崖、与枪杆岭相接的战国与唐代修建的古长城。[93] 元人北行，大多经由龙门站，南返则走雕窝（亦作雕窠）的为多。由望云北行，过合门岭（今大岭堡附近）。[94] 该岭距雕窝站二十五里。

（13）赤城站。赤城站在今赤城县所在地，因“山石似丹垩”而得名，沽河（今白河）由城边流过。经过此地的人说它“市廛集商贾，有驿通上京”[95]，可知这是驿路上一个重要的市镇。从赤城出发，始沿沽河北行。

（14）云州。云州为旧望云县址，中统四年（1263）五月升为云州，现在仍称为云州。

（15）独石口站。独石口站设于今独石口，距赤城站约百里。从龙门站起早赶路，一日内可达独石口。[96]

（16）偏岭、檐子洼。出独石口后，行四十余里至偏岭。“过人到偏岭之北，面不可洗，头不可梳，冷极故也。过此始有暖意”，“谁信片云三十里，寒暄只隔比重山”。过岭后进入草原，偏岭和檐子洼是驿路上草原和谷地的分界线，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长梁附近。“自从始出关，数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岭，险尽得平陆。坡陀皆土山，高下纷起伏。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至此，始感语言不通，所见皆游牧生活。[97]

（17）牛群头驿。牛群头驿在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处。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98]，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

（18）察罕脑儿。察罕脑儿为蒙古语，意为“白海子”，湖在今沽源县北数里处。元朝在此处设有行宫，称作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99]。居民有二百余家。西道在察罕脑儿与驿路会合。[100] 在行宫东面，建有明安驿（今沽源县北小红城），供行人宿顿。

（19）李陵台驿。李陵台遗址在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按元人的计算，该地距上都为一百余里。[101]“日暮官道边，土室容小憩。”[102] 李陵台驿站的规模大约不小，来往行人必在此处过夜。

（20）桓州。即前述金桓州，距上都五十里左右，元时仍有州的建置，详见后述。

（21）望都铺。望都铺在桓州东北，距上都三十余里，有胡助的诗篇为证：“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乌桓古塞风。仰止神京三十里，楼台缥缈碧云中。”[103] 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104]。

（22）滦河。由望都铺过滦河即达上都，人们往往将滦河视为驿路的终点。干旱季节时滦河水甚浅，“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105]。一旦遇雨，不但道路泥泞，滦河水亦暴涨为奔腾急流，[106] 不易通行，到今天仍是如此。

忽必烈即位以前，经宣德、野狐岭至开平的道路（即后来的西道）为驿路。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下诏立望云驿，在望云与榆林之间“酌中处”亦立一站，即洪赞站，由燕京至开平的望云道就此开通。[107] 次年（1261），赴开平的燕京行省官员就是由此路南返燕京，路程共计十天，[108] 中统三年（1262）四月，整顿“开平站路”，设置雕窝、枪杆岭、土墓（统墓）、北口、南口等站，将望云道正式定为驿路。[109] 此后，枪杆岭、北口、南口、土墓等站相继罢去，由大都至上都共设昌平、榆林、洪赞、雕窝、赤城、独石口、牛群头、明安（察罕脑儿，亦称昔宝赤驿）、李陵台、桓州十处驿站。至元二十九年（1292）六月，通政院官员上奏，“赤城站南至刁窝（雕窝），北至独石，各九十里，中间山路窄狭，河水数多，比之其余站赤地里远窎，委实生受，因而站户逃窜，倒断站赤”[110]，请求增立一站，忽必烈遂批准建龙门站，两都之间的驿站增为十一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之前，在滦阳亦设置了驿站。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时的公文称大都与上都之间为十三站，不知在何处又增设了一站。到元文宗即位后，大臣上报的驿站只有包括滦阳在内的十二站。[111] 元文宗时定制，罢去了滦阳站，两都间恢复为元世祖时的十一站。在现存元朝政书和地志书中，都记有这十一个站的名称，分记在大都路与上都路之下。[112]

大都和上都间的这条驿路，又是由大都至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即官道）的一段。和林虽然在忽必烈即位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仍然是北方的一大重镇。分布在岭北行省各地的诸王、贵戚，每年要到上都朝会，元朝派往漠北的使臣、官吏和军队，都要经过驿路转送，粮食和其他物资也要通过驿道运输。从上都北上，经鱼儿泊、克鲁伦河上游至和林，是大蒙古国时期燕京通和林的旧道，元代成为“兀鲁思两道”中的东道，称为“帖里干站道”；由李陵台西行，过兴和路、大同路北境，自丰州西北甸城谷出天山（今大青山），北历净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西北城卜子古城）、沙井（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乡）入和林行省，为“兀鲁思两道”的西道，称为“木怜站道”[113]。从大都到和林，上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帖里干站道和木怜站道在李陵台合为一，赴岭北的人大多要经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

第三节 两都交通线二——东道

东道两路，由古北口出行者行人较少，由黑谷上行者为皇帝赴上都所走路线，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黑谷东道，俗称“辇路”。至正十二年（1352）随元顺帝由辇路赴上都的监察御史周伯琦称该路总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以下十八处捺钵[114]：

（1）大口。大口距建德门二十里，“其地有三大垤，土人谓之三疙疸”。因为此处为出京第一捺钵，“车驾春秋往还，百官迎送于此”[115]。其地当在今海淀北境。王恽等人元初由燕京北上开平，第一站为海店，“距京城廿里”[116]，疑海店即后来的大口。

（2）黄堠店。黄堠店在京城西北六十里，与皂角捺钵相近。每岁大驾往还皆经于此。[117]

（3）皂角。皂角毗邻黄堠店，具体地望不详。大都正北数十里处的太平庄，“乃世祖经行之地，营盘所在，春秋往来，牧放卫士头匹”[118]。所谓皂角捺钵，可能就在太平庄。

（4）龙虎台。龙虎台在昌平县西北，距居庸关二十五里，即新店（辛店）捺钵，“距京师仅百里”。该地“高平宽敞，有踞虎蟠龙之势”[119]，故称龙虎台。当时人称居庸关“南龙虎台，北棒槌店，皆有次舍，国言谓之纳钵”[120]。

（5）棒槌店。周伯琦记由上都返回大都时，过榆林驿至妫头纳钵。元成宗时曾“驻跸阻妫之地，受诸王百官贺”，阻妫当即妫头异称，该地距怀来县城五十五里，距居庸关十里，即在北口附近。[121] 元代的北口，亦为上都路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县）的东口。妫头与棒槌店应为同一捺钵，地点就在北口。

（6）官山。官山即今独山，蒙古皇帝曾选作过避暑地，已见前述。出棒槌店后，辇路在岔道口（今北京延庆县南二十里处）与驿路分途，折向东北，抵官山。“居庸东北路，草细一川平。夹岸山屏转，穿沙水带萦”[122]，辇路的大半路程，都在山中穿行。

（7）车坊。车坊在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县）东。由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于缙山，特于延祐三年（1316）将该县升为龙庆州，隶于大都路。

（8）黑谷。黑谷在缙山县东北，今名黑峪口。

（9）色泽岭。色泽岭今名佛爷崮，海拔1252 米。“其山高峻，曲折而上，凡十八盘而即平地”。周伯琦有诗咏十八盘岭云：“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123]

（10）程子头。过十八盘后，“历龙门（今名龙门所，在赤城东二十余里处）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程子头今地不详，似应为龙门所东北的东万口。

（11）颉家营。由程子头过摩儿岭，至颉家营，具体地望亦不详。

（12）沙岭。领家营前行历白塔儿至沙岭，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周伯琦说：“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人烟并村邬僻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蓺自养……近沙岭则土山连亘，堆阜连络，惟青草而已。地皆白沙，深没马足，故岭以是名。过此则朔漠，平川如掌，天气陡凉，风物大不同矣。”

（13）失八儿秃。蒙古语“失八儿秃”，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东道辇路与驿路在牛群头汇合后，驿站与捺钵并不在一起，该地驿站名牛群头，捺钵名为失八儿秃。以下各站情况相同。

（14）郑谷店。察罕脑儿行宫捺钵。

（15）泥河儿。明安驿捺钵。

（16）双庙儿。李陵台驿捺钵。

（17）六十里店。六十里店因距上都六十里得名，桓州捺钵。

（18）南坡店。望都铺捺钵。

在辇路上，除了两端与驿路相合部分设有驿站外，官山至沙岭段只有捺钵，因为禁止寻常人行走，所以不需要设置驿站。

出古北口赴上都的“御史按行”东道，由大都出发，第一站为顺州（今北京顺义区），“西北至上都八百里，西南至大都七十里”[124]，所以全程应为八百七十余里。顺州东北行七十里至檀州（今北京密云县）。由檀州再东北行七十余里，即古北口。在古北口的南面，是重要的屯军地点潮河川。路出古北口后，北至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村小城子），随后沿滦河西北口行，至上都东凉亭（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北白城子），为最后一站，再行数十里达上郡。东凉亭与古北口之间的距离，按明人所记为四百一十六里，经由以下地点：“开平南五十里曰东凉亭，又四十里曰沉河，五十里曰叭八，六十里曰黄崖，五十里曰滦河，又五十里曰灰岭，六十里曰古城，又五十里曰青松，又南五十六里即古北口矣。”[125] 这条朵颜三卫入京朝贡经行的道路，显然是沿承了元代两都交通的东道，唯所经地点已难确考。这条道路，在忽必烈即位初年也已经开通。中统二年（1261）八月，立檀州驿。十月，平章政事塔察儿率军队万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当时忽必烈在开平附近）”[126]。十一月，忽必烈就是沿着这条路从开平返至潮河川驻帐。将该道确定为御史台（中央监察机构）官员专路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元初起，由大都向上都乃至岭北行省调动军队，大多也经由此路。东道二途之所以定为“禁路”，一条是皇帝专用，另一条似为监察官员和军队专用，所以都要避人耳目。

元代上都路的东边，是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辽阳行省（治所在辽阳，今辽宁辽阳市）。上都与辽阳之间也有驿路相通，大抵由上都东出，过尖山寨、涌泉等驿站至松州（今赤峰市西南）出上都路境，历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等地至辽阳。大都和上都通往辽阳的驿路在大宁会合。[127]

第四节 两都交通线三——西道

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128]，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我们亦按照当时的习俗，从上都开始，叙述西道所经过的重要地点。

根据周伯琦的记载，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有二十四处捺钵。[129]

（1）南坡店。此捺钵不在周伯琦二十四捺钵之内，加此处西道共计二十五捺钵，详见后述。

（2）六十里店。至正二十年（1360）元顺帝返大都时，一日即由上都行至六十里店，未在南坡留宿。但并非皇帝南返时均不在南坡停留。至治三年（1323）八月初四元英宗由上都南还大都，当日“驻跸南坡”[130]，即为很好的例证。

（3）双庙儿。

（4）泥河儿。

（5）郑谷店。西道至察罕脑儿始转向西行，与驿路和东道辇路分途。

（6）盖里泊。盖里泊又译为界里泊、盖利泊，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境巴彦查干诺尔。泊西另有一个小海子，称为狗泊，今名九连城诺尔。大蒙古国时期进入草原的丘处机、徐霆和张德辉等都曾经行此处。[131] 狗泊旁的昌州，延祐六年（1319）改为宝昌州，隶兴和路。[132] 周伯琦称由察罕脑儿西行，“至怀秃脑儿，有大海在纳钵后。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怀秃脑儿即盖里泊。

（7）遮里哈剌。由盖里泊西南行抵鸳鸯泊（蒙古语作“昂兀脑儿”）。这里距察罕脑儿百余里，即今河北张北县西北之安固里淖。“其地南北皆水泊，势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两水（一名平陀儿，一名石顶河儿），故名曰鸳鸯，或云水禽惟鸳鸯最多。”遮里哈剌，意为“远望则黑”，这是鸳鸯泊捺钵的名称。

（8）苦水河儿。今地不详。

（9）“回回”柴。“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苦水河与“回回”柴两捺钵均在宝昌州辖境之内。

（10）忽察秃。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兴和西二十里处。其地水草丰美，“野兔最多，鹰人善捕，岁资为食”。

（11）兴和路。兴和路即原抚州（今河北张北县），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升为隆兴府，十二月建行宫于此，后升为路。皇庆元年（1312）十月，隆兴路改为兴和路，辖宝昌州和高原、怀安、天成、威宁四县，全路人口近四万户。[133] 由于皇帝每年都要经过此地，“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阛阓丛多，可三千家”。其地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12）野狐岭。野狐岭亦称隘狐岭、额狐岭、扼胡岭，在兴和南三四十里处，今张家口市西北膳房堡北。[134] 其地高寒，七月初宿岭下，仍“早起极冷，手足俱冻”[135]。过岭后东南盘折而下至平地，气温骤高，行人均要减衣。皇帝的捺钵置于野狐岭上。

（13）得胜口。得胜口距野狐岭三十余里，旁为荨麻林，今称洗马林。拉施特称荨麻林居民多为中亚撒马尔罕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建了不少花园。[136] 马可·波罗说在荨麻林住的是阿儿浑人和“回回”人。[137] 阿儿浑人和“回回”人都来自中亚，也就是拉施特所说的撒马尔罕人。早在窝阔台汗时，就有“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在荨麻林设置了侍卫亲军机构西域卫，统管阿儿浑军，亦称阿儿浑卫。[138] 在得胜口附近确实建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有几种水果乃自西域传来，称作“回回果”。由得胜口南行十四里为宣平县（今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是人口不多的一个小邑。

（14）沙岭。沙岭亦称沙岭子口，[139] 今名沙岭子，距宣平县三十里。

（15）宣德府。宣德府距沙岭五十里，今河北宣化县。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大都大地震后，改名为顺宁府。[140]

（16）鸡鸣山。由宣德过坳儿岭，向东南行四十里岭路，至鸡鸣山。山在今下花园南边。张德辉过此时，有一处邸店，称作“平舆”[141]。山南现存鸡鸣驿城一座，为明代所建。[142]

（17）丰乐。过鸡鸣山二十里至雷家店驿站，站在今新保安附近，驿站西北十里处为丰乐捺钵。

（18）阻车。阻车距丰乐二十里，在雷家店东南。

（19）统墓店。由阻车捺钵前行二十里至统墓店，西道在此处与驿路会合。

（20）怀来县。怀来县捺钵设在县南二里处。皇帝北返至此，“凡官署留京师者，皆盛具牲酒果核于此，候迎大驾，仍张大宴，庆北还也”。

（21）妫头。妫头即棒槌店，西道至此与东道辇路合途，以下捺钵与辇路捺钵完全相同。

（22）龙虎台。

（23）皂角。

（24）黄堠店。

（26）大口。

蒙古国时期，这条道路为驿道正路，设有多处驿站。以野狐岭为界，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于野狐岭下第一站名为“孛落”，此段驿道乃被称为“孛老（即孛落异译）站道”[143]。中统三年（1262）改望云道为驿路正道后，孛老道变成“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144] 的运输道路，在该路上的驿站大大减少，从统墓到察罕脑儿，只在雷家店、宣德等几处地方保持了原来的驿站设置。[145]

第五节 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为保证大都与上都之间四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建立健全站赤制度，给来往过客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另一方面在交通要塞设立军卫，保护行人的安全。

元朝在两都交通线上设置驿站的情况已见前述。在站赤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从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两都间的站赤，绝大多数是马站。马站户的主要职责是饲养站马（亦称铺马，蒙古语称为“兀剌”），随时提供驿站使用。按规定四户共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一匹，还要出人丁作马夫（蒙古语为“兀剌赤”），迎送往来使臣和递换接送铺马。此外，马站户有义务为过往使臣提供饮食、灯油、柴炭等，按照当时的分例，每名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斤，酒一瓶或一升；从人只支米、面；冬天加供取暖柴炭。这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祗应”[146]。

在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总数一万户左右。[147] 各站配置的站户人数并不一样，榆林、洪赞、雕窝、独石口等较大站赤站户一千三百五十户左右，[148]宣平等小站则只有两三百户[149]。驿路以偏岭为界，岭南至大都各站由汉人充站户，岭北至上都各站以蒙古人应役。西路以兴和为界，分置蒙古、汉人站户。[150] 蒙古站户来自附近的蒙古部落。汉人站户除了部分在邻近一些州县签发外，大多来自外地，如云州的站户“乃逸南州城远来之人”[151]；榆林站有来自山东夏津县的站户。[152] 增设龙门站时，站户是从保定至大名的驿路上调来的。[153] 正因为“大都、上都站户多系迤南路分签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规定由官府量给首思。以后各路站赤纷纷要求效仿此种规定，元朝于至元二十年（1283）对此作了修改，“大都、上都站赤系天下之总”，其站户“一体自备经过使臣下马日首思”[154]，但和雇和买与一切杂泛差役则尽行免除。以后基本上照此执行。

各站的马匹和车辆，原则上由站户自备，有时由政府购买，分给站户保养和使用。由于“大都至上都站赤，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车、马往往不敷供给，“递运系官及投下诸物”[155] 经常不能按期到达，政府不能不添加车辆和增备牲口。到元代中期以后，两都间十三站（驿路全部站赤加西路雷家店、宣德二站）的马匹、车辆等有了比较固定的配置：

昌平　　　　 马127匹，车53辆，驴424头

榆林　　　　 马250匹，车40辆，驴400头

洪赞　　　　 马105匹，车40辆，驴420头

雕窝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龙门　　　　 马96匹，车40辆

赤城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独石　　　　 马100匹，车40辆

牛群头　　　 马216匹，车80辆，牛320头

明安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李陵台　　　 马208匹，车80辆，牛320头

桓州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雷家店　　　 马70匹，车20辆，驴200头

宣德　　　　 马100匹，车20辆，驴200头[156]

乘骑驿马和使用车辆，要有官府的证明或诸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亦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金字圆符（铁制，亦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157] 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利。元朝政府原来规定给驿范围很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158]。但是无论贵族、高级僧侣或是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首思，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驿路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两都交通线上尤其突出，“大都至上都沿途站户消乏”[159] 情况十分严重，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诸如救济站户、限制给驿等补救方法，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为减轻两都间交通的压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滦河自永平挽舟瑜山而上，可至开平”。至元三十年（1293）七月，司天监官员答木丁在上都向忽必烈又提出建议，用“匾船”通过滦河向上都运送粮食。由于所需人力较大，中书省臣认为“事涉繁重，不宜轻举，候回大都区处”[160]。后经过太史院官郭守敬等人的勘察，认为滦河难以通航，没有实行。

天历元年（1328），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在两都间爆发战争，上都军队将昌平、榆林、洪赞、雷家店、古北口等站站户轰散，“焚劫畜产房舍殆尽”[161]，两都交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局势稳定后，政府重新调拨马匹，招集站户，恢复站赤，两都之间的交通线勉强维持下来。元末，红巾军焚毁上都，两都驿站体系才完全解体。

由于居庸关是燕京通往北方的咽喉要道，大蒙古国统治者很早就在这里设兵守卫。成吉思汗时，命塔儿不台所统哈儿鲁军（亦作哈剌鲁，唐代葛逻禄人的后裔，原住巴儿喀什湖一带，蒙古西征时臣服）据守居庸关北口，此后该军就世代镇守于此。[162] 拖雷又在居庸关立南、北口屯军，各设千户所，负责“檄巡盗贼”[163]。忽必烈时增加了守隘汉军并将两个千户所升为上千户所。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164] 元朝政府决定从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等色目卫军中抽调三千名军士，加上原来守隘的汉军六百九十三人，组成隆镇上万户府，分设十个千户。次年（1312），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不久又将上述哈儿鲁军划入了隆镇卫。[165] 隆镇卫不仅负责居庸关交通孔道的保卫，大都北面和西面的重要山口都由其掌管，它的下属千户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其职责都是徼巡盗贼，保护交通的畅通：

南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居庸关

儿岭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北口

黄花镇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东口（即黄花口，在县东一百里）

白羊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西北口（白羊口在昌平县西北三十里）

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东口

隆镇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北口

古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檀州面东口

迁民镇千户所　　　置司于大宁路东口

碑楼口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东口

太和岭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马邑县（今山西朔县东）太和岭隘（今山西雁门关北）

紫荆关千户所　　　置司于保定路易州易县紫荆关隘口[166]

为保证京师和“腹里”的安全，元朝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侍卫亲军组织。隆镇卫、西域卫、唐兀卫（1281年设）、贵赤卫（1287年设）、钦察卫（1286年设，1321年分为左、右两卫）、阿速卫（1309年设，分为左、右两卫）、龙翊卫（1328年设）、斡罗思卫（1330年设）等，是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当时称之为色目卫军。[167] 这些卫军大多屯戍在两都之间的交通干道附近。除了守卫关口的隆镇卫和在西道荨麻林的西域卫外，左、右阿速卫屯驻在古北口旁的潮河川，[168] 贵赤卫屯驻在檀州，[169] 斡罗思卫亦立营于大都北，[170] 钦察卫则常年在上都路及其附近屯驻[171]。在两都间设置的这些色目卫军，肩负着长期保护都城北大门、保障交通干线安全的任务。至于皇帝每年出巡时的人身安全保护，则由其他卫军专门负责，上都路本身亦设有卫军机构，详见后述。

两都之间的道路，大半为山路，崎岖难行，其危险地段需要经常派人修理与维护。由于站户负担已很沉重，因此修路的任务大多由驻军来承担。如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发卫兵八百人治沙岭桥；[172] 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发察罕脑儿军千人修缙山道。[173] 泰定二、三年（1324—1325），又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174] 至正十四年（1354）五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175]。

元代的设站、立卫和修路等措施，为两都间的交通提供了保障。在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焚烧上都之前，两都交通线基本上畅通无阻。

第六节 两都巡幸制度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元朝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修而行之。”[176] 上都巡幸，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行期。元朝民间士人对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叶子奇说：“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177] 孔齐也说：“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178] 这些记载大多来自道听途说，并非亲身所历，所以与事实颇有出入。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开始巡幸上都，是在中统四年（1263）。这年二月十三日由大都起程赴上都，八月二十五日返回大都。以后则大多在二月出发，偶尔在三月起行，从来没有推迟到四月。由上都返回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至十月。大都新城建成之后，忽必烈往往先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畋（打猎）于近郊”，地点在大都东南的柳林，返回大都宫殿后二至七天内即起程北上。元成宗铁穆耳基本遵循元世祖的巡幸时间，只有一次因为在二月份得病，才拖到四月成行。元武宗海山把巡幸时间确定在三月至九月。以后的皇帝，习惯于草地生活的如元英宗硕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都遵循三月至九月的巡幸时间，有时甚至有意延长在外时间，至上都气候已寒冷仍不还大都。如至治元年（1321）八月底，元英宗驻帐于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179] 习惯于汉地生活的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等，由于对草原的寒冷气候不大适应，都尽量缩短在上都的时间，往往在四月甚至五月才从大都出发。上都地区“七月已似十月凉”[180]，入八月后更是“高处不胜寒”，随行的百官、侍卫、伎工等“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所以多于七月即从上都起程南返，八月回到大都。元末人熊梦祥所记“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181]，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2）路程。从忽必烈起，皇帝的巡幸总是自东道辇路赴上都，西道返回大都。东道全长七百五十余里，十八处捺钵，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巡幸用了二十四天，已见前述。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巡幸用了二十五天（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182]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巡幸只用了十九天（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183] 如该路每捺钵只住一宿恰需十九天，元文宗当即如此，而元世祖和元顺帝都是在某处停留了数日，所以要二十四五天，其他皇帝当大致相同。归程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二十四处捺钵，至正十二年（1275）巡幸仅用二十二天（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至顺元年（1330）巡幸用了二十三天（闰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当有一至两处捺钵不停留。总的说来，来往里程虽然西路多于东道辇路，但所用时间相差不多，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天之间。除此两道外，皇帝有时也经古北口道还大都，[184] 所用时间则不得而知。

（3）随行人员。皇帝每年巡幸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外，“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文武百司，扈从惟谨”[185]。总全国政务的中书省，以皇太子兼中书令，下设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职，每年只留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数人居守大都，其余人都跟随皇帝出行上都。至大二年（1309）时，御史台官员建言：“乘舆北幸，而京师工役正兴，加之岁旱乏食，民愚易惑，所关甚重，乞留一丞相镇京师，后为例。”[186] 这一建议得到了元武宗的同意。但这只是临时性措施，按照“国朝旧典”，中书右、左丞相必须从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臣，往往每朝皇帝均专任一平章政事负责。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中书省留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右丞善僧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以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察乃、善僧，右丞许师敬、左丞朵朵等留守大都，致和元年（1328）仍以兀伯都剌和平章伯颜察儿、左丞朵朵等人留守。[187] 负责全国军政的枢密院，除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外，设有知院、同知、枢密副使、佥院等职，“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188]。留守的院官往往是副使或佥院，但其中实际上也有汉人，如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出行上都，以佥院汉人董文忠“留居大都，凡宫御、城门、直舍、徼道、环卫、屯营、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等监，皆领焉”[189]。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亦隶其掌管。次年（1282）留守的枢密副使张易也是汉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留守的院官则是汉人郑制宜。留守院官掌枢府符印，可以调动军队。至元十九年（1282）大都发生兵变，杀死留守的中书省臣阿合马、郝祯，就是由留守的张易发兵相助的。[190]

元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佥院燕铁木儿有权调动军队，所以能策动政变，逮捕留京的中书省臣。枢密院留守官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管监察的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职，往往留中丞、侍御史数人在大都，其余人亦随行上都。除了这三个中央主要官府外，掌理皇族及蒙古各投下词讼等公事的大宗正府札鲁忽赤（断事官）、负责农田水利的大司农、统管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的宣政使、掌供帝后饮食的宣徽使以及集贤院、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太常仪礼院、典瑞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的正职官员，都在随行之列。

皇帝离开大都后，往往指定一名蒙古宗王留在大都，代管中央各留守机构。这种制度大约始于元代中期。仍以元泰定帝朝为例，泰定元年（1324），留宗王宽彻普化、失剌居守大都；泰定三年（1326），命宗王也忒古不花居守；致和元年（1328），留在大都的是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似乎留守大都的宗王是一年一换。

随从皇帝巡幸上都的，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名士硕儒。宗教人士如藏传佛教帝师、道教的玄教大宗师等，每年随皇帝到上都后都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忽必烈在中统四年（1263）首次巡幸上都，即召窦默和许衡“乘驿赴开平”[191]；次年（1264），又召王鹗、姚枢赴上都。这四个人都是在北方很有名气的汉族儒生，虽然所尊儒学派别不同（窦、许、姚三人崇尚程朱理学，王则修习苏洵、苏轼之学），但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将他们召到上都，为的是“备顾问”，参议朝政，表示皇帝对儒学的尊崇。自忽必烈开此风气之后，累朝皇帝纷纷效仿，李谦、阎复、马祖常、黄等人，均享受过这种优礼。至于已在翰林国史院中供职的“儒林大老与一时名人魁士”，因为“天子出御经筵则劝讲进读，启沃圣心；退则绎前闻，以待访问”[192]，当然在随行之列，每年都要扈从前往上都。

在京师国子监就学的生员，有一部分人是怯薛（皇帝宿卫，详见下述），每年都要“以幸上都”。大德八年（1304）四月，元成宗接受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意见，“分教国子生于上都”，命国子助教尚野主持，“仍铸印给之”[193]。上都分教国学学生，以后也成了一种制度。

（4）扈卫组织。大蒙古国时期为了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大斡耳朵的安全，特别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扈卫军，蒙古语称作“怯薛”，其成员是从蒙古各千户中征召来的精锐之士，贵族子弟居多。扈卫军分为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为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总称之为“四怯薛”。四怯薛长官由成吉思汗时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家族中择人充任，称之为“怯薛太官”。忽必烈即位后，保留了这种宿卫组织，将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扈卫，在大都时，以它保卫宫城；出行上都时，则充任大帐的扈卫。四怯薛轮流值勤，在大都和上都都不间断。一万人的怯薛，并不每年都跟随皇帝前往上都，有一部分人留在大都，掌管宫廷的日常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上都“驻冬”，等待下一年春季皇帝的到来。驻冬的宿卫士由朝廷发放冬衣和粮草，贫困的可以得到赈济。延祐七年（1320）五月，就曾赈济上都城门及驻冬卫士，八月，赐给上都驻冬卫士钞四百万贯。[194]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又作了规定，卫士在上都驻冬者所给粮，三分之二给钞，三分之一给粮。[195] 元朝统治者将属下臣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钦察、康里、阿速、畏吾儿、“回回”、唐兀等西域各族人统称为色目人，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统称为汉人；原来在南宋统治下的各族，统称为南人。规定四等人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加入怯薛组织，是当时步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怯薛组织中，不但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不少汉人和南人。统治者为了保护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特殊地位，曾多次企图淘汰怯薛中的汉人和南人，但都未能如愿，只能作一些限制。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196]，就是一种限制措施。

除怯薛外，忽必烈还在京城设置了侍卫亲军，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中统元年（1260）开始编组武卫军，由中原汉军中抽取了精锐之士三万人。至元元年（1264）十月，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增加兵员万余人。几年后，又扩编成左、右、中三卫。全国统一后，在侍卫亲军组织内按照不同的民族成分分别编制卫军机构，除前述色目卫军外，原来的三卫军于至元十六年（1279）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和以后陆续增设的武卫、忠翊卫、镇守海口卫等，以汉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元的军队）为主体，称为汉人卫军。参加征南宋战争的部分蒙古军，于至元十七年（1280）被编成蒙古侍卫，大德七年（1303）分为左、右两翊。元英宗时，又将收容到的草原蒙古流民子女编为宗仁卫。在东宫和后宫下，还设有左、右都威卫和左、右卫率府等机构。各卫都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有的卫还设有达鲁花赤。卫军和怯薛都是中央宿卫组织，在职能上则稍有不同。怯薛只负责皇帝的安全，处理宫廷事务和参决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战；卫军则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全和“腹里”的镇戍，又作为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镇压地方的起义和抵御外来的侵扰。在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时，有一部分侍卫亲军充当扈卫军队。

从忽必烈时起，对扈从捺钵的卫军作了一系列组织和安排，在三卫军时，曾命右卫都指挥使博罗欢（蒙古忙兀部人）“大都则专右卫，上都则三卫兼总”[197]。全国统一之后，扈从皇帝北巡的主要是汉人卫军。五卫中的中卫，“混一以来，兵革偃息，每岁銮舆行幸上京，则分其大半，以备扈从”[198]；后卫“统选兵万人，车驾所至常从”[199]。为保证五卫军胜任扈从任务，特别在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议选侍卫军万人练习，以备扈从”[200]。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此形成了惯例，以十人为一组，分作七人和三人两班，十月份将七人班放还家中休息，来年正月返回军中服役；将三人班遣回家中休息，到四月份三人班返回军中服役。前往上都的各卫军指定专人负责，如至元三十年（1293）时，就是由中书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201] 卫军士兵扈从上都时资装用具都要预先准备。“各卫年例，上都等处驻夏军人，除各该鞍马上、中户另行置买外，下户相合置备车牛”。上、中户财力较充裕，车马均自行筹措。下户资产较少，只需准备“应搬本奕衣甲、胖袄、枪刀、弓箭、军需等物”[202] 的车辆。以至元二十九年（1292）为例，将汉人卫军中的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203]。

除汉人卫军固定扈从外，蒙古卫军、色目卫军有时也选择一部分随行扈卫。侍卫亲军之外的地方军队，有时也调到上都附近驻夏或扈卫皇帝巡幸。如由钦察人伯帖木儿掌管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在元成宗时“车驾幸上京，征其兵千人从，岁以为常”[204]。元文宗时卫军不足，便从河南、山东两蒙古军都万户府征军千人以备扈从。

随从皇帝北上的军队，除一部分始终不离左右担任警卫外，更多的人则充当驻防军和围宿军。在皇帝经行的道路上预先都要布置军队守卫，以防不测，“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205]。官山是蒙古卫军的驻夏地，有时驻军可达万人。在上都大朝会时，原来“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206]，用军往往在万人以上。即使是建好城墙后，围宿军有时也要用到万人。卫军不足，则从地方军队征调。按照当时的制度，汉人官员不准计点围宿军士的数目，掌管围宿军的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5）皇帝仪仗与供应。皇帝巡幸上都，由扈从军队、随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供捺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在大队出发以前就已派出。“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岩周宿卫，万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207]，是当时人笔下皇帝仪仗和供应的真实写照。

在巡幸队伍最前面的是皂纛、驼鼓和马鼓。皂纛即黑旗，蒙古语称为“如秃”，“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驼鼓用双峰骆驼，前峰绑树皂纛，后峰树小旗，“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由一人乘驭。“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马鼓则是在马背绑缚四足小架，上置皮鼓一面，马首、后勒和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由一人徒步牵引而行，“凡行幸，负鼓于马以先驰，与纛并行”[208]。

皇帝巡幸时乘“象辇”。驾辇的象最先来自云南，“皇帝马箠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209]。以后缅、占城、交趾、真腊及金齿、大小车里等处不断进贡驯象。[210] 在京城的驯象都养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当时的海子，在大都皇城北面，稍大于今天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的范围。“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211] 所谓“象辇”，实际上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上插有旌旗，里面衬着金丝坐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则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头象背搭成的象辂里。[212] 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213]。“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214]，“鸳鸯陂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215]，象辇这种御用交通工具，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辇虽然舒适，但安全性较差。至元十九年（1282），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进言说：“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216] 不久就发生了象惊几乎踩伤从者的事件。无独有偶，数年之后，在忽必烈围猎归途上，有“伶人”表演狮子舞迎驾，惊了舆象，“奔逸不可制”[217]，幸得参乘的贺胜及时投身向前挡住象的去路，后至者断靷纵象，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虽然如此，元代皇帝始终未放弃这种工具。泰定二年（1325）正月，仍在“造象辇”[218]，就是明证。

皇后、太子、诸王和随行大臣，大多乘马车和牛车，有时骑马。驾车马的需求量很大，到元英宗时，甚至要买马六百五十匹供行宫驾车。[219] 各捺钵也备有相应的马、牛等，以备巡幸使用。

皇帝出巡时的仪仗队称为“外仗”，包括金鼓队、清游队、佽飞队、殳仗前队、诸卫马前队、二十八宿前队、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殳仗后队、左右牙门旗队、左右青龙白虎队、二十八宿后队、诸卫马后队、左右领军黄麾后队、左右卫仪刀班剑队、供奉宿卫步士队、亲卫步甲队、翊卫护尉队、左右卫甲骑队、左卫青甲队、前卫赤甲队、中卫黄甲队、右卫白甲队等二十二个步、骑队伍，分执旗、鼓、弩、弓、刀、叉等仪仗。左、前、中、右四卫甲队都由骑士组成，由各卫都指挥使亲自率领。元文宗时定制外仗用两千余人，骑士约占三分之一。[220]

（6）送迎仪式。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往来都有比较固定的送迎仪式，大致情况如下：

吉日起驾。每年皇帝北巡前，都要预先择定吉日为起驾时间。至元代末年，大多在四月中旬由“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221]。

大口导送。皇帝出行第一捺钵为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222]。

龙虎台奏行程记。龙虎台为出京第三捺钵，由此前行进入山路。“纳宝盘营象擎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223]“纳宝”就是捺钵的异译，行程记就是巡幸的日程。

夜过居庸关。居庸关山道三十里，“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224]。目睹了夜过居庸关场面的杨允孚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225]

沙岭迎驾。皇帝由东道行三百余里山路至沙岭进入草原，“上都守土官远迎至此”，在捺钵处“内廷小宴”[226]。

抵上都。巡幸队伍开抵上都后，“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随即皇帝受百官诸王朝贺，举行酒宴。“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

上都南返。从上都返回大都，亦先择吉日。至时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土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

南坡导送。从上都出行第一捺钵为南坡，上都留守官导送至此，随行大臣奏行程记也在此处。“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

怀来远迎。皇帝返至怀来捺钵时，大都留守部分官员至此地备果酒远迎，开宴庆贺。

大口迎驾。巡幸队伍南还，仍然是夜过居庸关，至龙虎台捺钵，“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部分官员至此迎接皇帝、三宫和太子。再行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泊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入城。皇帝在大口捺钵过夜，第二天清早与太子和正后由厚载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入宫城。其他皇后嫔妃等宫车次第入城，于凤池坊南从西面入西宫。因为车驾过多，后行者至晚方能还宫，“籞人俱以金龙红纱长柄朱漆龙杖，挑担大红灯笼罩烛而迎入矣”。皇帝入城这一天，“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227]。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但从中可见随行巡幸人员之众多。皇帝还宫后数日，宰相方才择吉日请视朝政。

第三章 上都的行政管理

上都是元代的夏都，每年皇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居住。加强行政管理，确保上都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是皇帝巡幸顺利进行的最基本条件。

第一节 上都路的建置与人口

忽必烈初建开平城时，只是作为藩府在漠南的居留地，既没有官府设置，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行政管辖范围。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开平府，辖境当为包括开平城在内的金桓州和抚州故境。中统三年（1262）二月，将望云县、兴州和松山县划归开平府，辖地便扩大了数倍。次年（1263）五月，忽必烈下令“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确定了上都路的建置。同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八月，“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228]。在此之前，已将抚州升为隆兴府。这样在上都路初建的时候，实辖开平、隆兴、宣德三府，兴州、松州、云州、昌州四州，宣德、宣平、望云、松山、高原、怀安、天成、威宁八县。

至元二年（1265）二月至十二月，减省归并全国州县，废去开平府的建置，设置开平县和恢复桓州分辖其境，罢去云州属下的望云县和松州属下的松山县，在兴州管下增设兴安、宜兴两县，将蔚州及其下属五县划归宣德府。次年（1266）九月，又将德兴府降为奉圣州，亦划归宣德府。至此，上都路共辖两府、六州、十六县。[229]

至元四年（1267）正月，“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230]，上都路的建置自此基本固定了下来，辖有一府、六州、十五县：

上都警巡院。

开平县。

宣德府，府治宣德（今河北宣化），直辖宣德、宣平（张家口市东北）、顺圣（今河北阳泉）三县。

奉圣州，州治永兴（今河北涿鹿），隶宣德府管辖；州下置永兴、怀来（县治今已为官厅水库所淹）、缙山（今北京市延庆）三县。

蔚州，州治灵仙（今河北蔚县），隶宣德府管辖，州下辖灵仙、灵丘（今属山西）、飞狐（今河北涞源）、定安（今河北白乐）、广灵（今属山西）五县。

兴州，州治兴安（今承德市西），辖兴安、宜兴（今河北滦平北）两县。

松州。

桓州。

云州，州治旧望云县（今河北云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一月，将宣德府龙门镇划归云州，设新望云县。[231]

延祐三年（1316）九月，将缙山和怀来两县划归大都路。[232] 从此起直到元末，上都路的辖域未再发生变化。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大都发生强烈地震，宣德府受灾亦很严重。次年（1338）八月，出于迷信上的考虑，为了所谓禳除震灾，元朝政府将宣德府改名为顺宁府，奉圣州改名为保安州。[233] 上都路的东边与辽阳行省毗邻；北面是属于弘吉剌部领主的应昌路和全宁路；西边是从上都路分出去的隆兴路（后改兴和路），两路以今太仆寺旗、张北一线分界；南边在延祐三年（1316）前以古北口、北口与大都路分界，其后则以古北口、黑谷口和枪杆岭分界。

按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户部钱粮户数统计，上都路有四万一千零六十二户，人口为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一。[234] 这个数字包括住在上都路内的军户、站户，不包括蒙古诸王属下的投下户。四万余户中，应该有大约一半或一多半住在宣德府所辖两州九县内，在金朝时这一地区的户数曾达十六万；东境的兴州，金朝时户数亦曾达一万五千。[235] 在战乱中人口虽然大量减损，但这些地区仍不失为重要的农业人口聚居区，其人口密度自然大大超过草原上的桓州和松州。在上都南边的牛群头，有居民三千余家，察罕脑儿则只有二百余家。[236] 上都城当时有多少居民，现在已无从知道。

上都路内除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外，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中统三年（1262）八月，有人奏请以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付其匠户[237]；至元七年（1270）六月，“徙谦州甲匠于松山”[238]；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望云县立银冶；至元三十年（1293），上都城内有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每年要用粮一万五千二百石，官府难以供给，请求调出“不切于用者”至大都就食。[239] 元贞元年（1295）九月，“给桓州甲匠粮千石”[240]。上都路内大的州城内几乎都有工匠居住。在上都路内的“编民捕猎等户”，曾在至元十四年（1277）签发出部分人为军，成为军户。为促进上都的繁荣，元朝政府规定该地商税低于别处，“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241]。定居在上都或往来于两都间的商人显然是不少的。

在上都周围，设有历代斡耳朵，每斡耳朵都有自己的怯薛和怯怜口（私属人口）。在上都路内，还有不少蒙古宗王和贵族的投下户和怯怜口。这些人都不直接受国家控制，当然不属国家户籍。元中期以后才改为凡住州城的投下户都得供国家徭役。元贞二年（1296）二月，“命札剌而忽都虎所部户居于奉圣、云州者，与民均供徭役”；五月，“诏诸王、驸马及有分地功臣户，居上都、大都、隆兴者，与民均纳供需”[242]。札剌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弘吉剌五投下封地东移后，一部分投下属民留在原地。至元二年（1265），弘吉剌部纳陈驸马、亦乞列思部贴里干驸马、札剌儿部头辇哥国王、兀鲁兀部锻真郡王以及忙兀部的忽都虎五投下领主，曾为上都、北京、西京、隆兴、平滦五路户计纠纷请求朝廷调查处理。中书省派断事官帖木烈等前往北京、松州、兴州、平滦、西京、宣德等处核实户口，确定各投下所属民户。[243] 上都路内的驸马和“有分地功臣”属户，可能就是指五投下的属户。忽必烈即位以后，改变了蒙古宗王分封制度，将自己的后裔派到沿边要地“出镇”，统管军事，但不直接在镇区占有封地和民户。作为补偿，出镇宗王在两都之间大概留有一些牧地和民户，供其子女生活所用（大多数宗王出镇不带子女同行）。皇太子在上都路内也应有自己的营地和怯怜口。在草原上散居的各投下人户，应以牧业人口为多。可惜因为资料所限，对各斡耳朵和蒙古诸投下人户在上都路内分布的情况，已很难搞清。

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估计有一万余户，其中的大部分人住在上都路境内，蒙古站户约占四分之一。每年在上都驻夏的军队虽然不少，但隶于上都路的军户却不很多，只有侍卫亲军虎贲司和一个统军下万户府属下的军人和家属，总数当不超过一万户。

总的说来，在上都路内的固定居民，显然超出国家钱粮户数的四万余户十一万余人。加上每年随皇帝来上都驻夏的官员、军队和各种随行人员，以及来往于两都之间的商人，上都的人口总数相当可观，政府负担之重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节 上都留守司及其下属机构

中统元年（1260）设立的开平府，设达鲁花赤（镇守者，监治长官）和总管各一员。中统四年（1263）五月，设置上都路总管府，仍设路达鲁花赤和总管。至元三年（1266）七月，“诏上都路总管府，遇车驾巡幸，行留守司事”，“又给留守司印”。皇帝还大都后，总管府仍复旧掌。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正式设置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改变了过去以总管府兼行留守司的做法。这种建置与大都路的管理机构有所不同，大都留守司和都总管府是分开的。上都留守司职能同大都留守司一样，“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又要“兼治民事。车驾还大都，则领上都诸仓库之事”。[244]

上都留守司的下属机构，根据不同的职掌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民政机构

上都警巡院，领都城内民事及供需。

开平县。

宣德府及各州、县。[245]

（2）治安机构

上都兵马都指挥使司，掌都内盗贼奸伪鞫捕之事。

上都司狱司，掌囚系狱具之事，设于至正二年（1342）八月。[246]

察罕脑儿捕盗司，设于皇庆元年（1312）四月。[247]

（3）军事机构

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设于大德元年（1297）。

（4）巡幸供给机构

上都仪鸾局，掌宫门管钥、供帐灯烛，[248] 原为上都典设署，至大四年（1315）改置为局。

上都饩廪司，掌诸王、驸马、使客饮食，原为上都应办所（至元二年立），延祐五年（1318）改置为司。

尚供总管府，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延祐二年（1315）由只哈赤八剌哈孙达鲁花赤（至元十三年设）改立，泰定四年（1327）二月划隶上都留守司管辖。

云需总管府，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置于延祐二年（1315），亦于泰定四年（1327）二月划归上都留守司管辖。[249]

（5）营造诸司

修内司，掌营修内府，设于至元八年（1271）。

祗应司，掌宫殿、王府、寺庙妆銮油染裱褙。

器物局，掌制造铁器及内府营造钉线。

八作司，掌都城造作，设于至元十七年（1280）。

（6）仓库及税课机构

上都税课提举司，原设宣课提领，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改为宣课提举司，元贞元年（1295）又改为税课提举司。

万盈库，建于中统初年。

广积仓，大德年间（1297—1307）由永盈仓（亦建于中统初年）改置。

万亿库，建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平盈库，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

万盈仓，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

永丰仓。

八儿思秃仓，大德元年（1297）七月隶于上都留守司。

永备仓。

察罕脑儿米储仓。

平准行用库。[250]

上都留守司的官员设置，从元世祖到元泰定帝朝迭经变化，至元文宗时才基本确定下来，各官衙主要官员的定员和职品如表3—1：

表3—1 各官衙主要官员的定员和职品

表3—1 各官衙主要官员的定员和职品续表

元代重要的中央机构，在上都都设有分衙或下属官署。这些官署一部分是为了随行皇帝到上都驻夏大臣处理政务所设，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司农司、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宣政院、宣徽院等分衙和官署。另一部分则长期分管上都路的课税、事产及在路内居住的各斡耳朵、各投下人户及站户、人匠等事务，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掌管上都课税、事产的，有户部所属上都转运司、上都群牧都转运使司（设于至元二十一年）、上都事产提举司、上都银冶提举司（设于至大三年），工部所属上都毡局、云州、宣德、奉圣州织染司及将作院所属上都金银器盒局（设于至元十六年）等官署。

管理上都境内国家工匠的，除上述工部诸局人匠总管府属下局司外，还有翊正司所属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所属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及各杂造局所，管领上都、大都诸色人匠纳绵户提举司所属上都人匠局，武备寺所属上都甲匠提举司、杂造局、奉圣州军器局和蔚州、宣德军器人匠提举司等官署。

管理上都路内蒙古站户的，是通政院分衙上都通政院，设于至大四年（1311）闰七月，原定为正二品，后降为从二品官署。汉人站户则由兵部分衙掌管。

管领诸斡耳朵、诸投下怯怜口人匠的，有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所属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所属上都管民提领所、怯怜口毛子局，怯怜口诸色民匠达鲁花赤并管领上都纳绵提举司及其所属上都人匠提领所，长信寺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所属上都铁局，等等。

上述官署既与上都留守司的下属机构并置，又大多自成系统。在上都路内设置如此复杂的官府体系，似乎是凡事必有所司，实际上权力分散，极不易进行全面管理。

第三节 上都驻防的军队

为保证上都及其周围地区的安全，除每年派大批军队在山前、山后及上都周围驻夏外，元朝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军事机构，管理在上都路内长期驻防的军队。

按照元朝的军事制度，“郡邑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岁以他郡兵戍上都”[251]。中统年间和至元初年，上都的驻防军大多来自在辽西的北京都元帅阿海所部军和中原诸汉军万户所部军。[252] 以后，则以隆兴路、西京路的军队与西川的军队易地而戍，“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原义老小营，即军人家属，管理军人家属的机构后来也称奥鲁）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军士疲于转输”[253]。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至元十二年（1275）时在两都及平滦路猎户中新签军两千人。至元十四年（1276）正月，又发出诏旨，命令“上都、隆兴、西京、北京四路编民捕猎等户，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中书省遂做出具体规定，“从各路搭配，二十五户内取军一名，选善骑射者充，官给行资中统钞一锭，仍自备鞍马衣装器仗，编立牌甲，差官部领，前来赴役”[254]。这一支军队入役以后，第二年（1277）七月，即“复上都守城军二千人为民”[255]，所复（免役）军人大多应是长期贫乏难以继续应役的人。

至元十六年（1279）四月，又做出了新的规定，“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军士”，以上都民充军者四千人卫戍都城，“凡他所来戍者皆遣归”[256]。实际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才将西川在上都的戍军和隆兴、西京两路在西川的戍军对换过来，各守近地。

至元十六年（1279）确定上都镇戍军定名为虎贲军。次年（1280），置立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使二员，罢去了原来上都军队的奥鲁官，“以留守司兼管奥鲁事”。大德元年（1297）年初，正式设立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管领上都路元籍军人，兼奥鲁之事”[257]。在松州，还设置了虎贲分司。[258] 元朝规定，军队百户分为上、下两等，上百户统军七十人，下百户统军五十人。虎贲卫共设百户二百员，士兵总额大致在一万人至一万四千人之间。

虎贲军在上都驻防，家属就在路内，不需要长途转运军需装备，但要经营屯田以解决粮草问题。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建议在上都路内原来建有驿站之处设立屯田。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以上都虎贲士二千人屯田，官给牛具农器，用钞二万锭”。次年（1292）十一月，枢密院认为“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259]，遂立三十四处屯田，役军士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个，共计有田四千二百零二顷七十九亩。

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将镇戍长江、淮水沿岸及在江南的镇戍军队分编为三十七翼万户府，其中有上都新军下万户府的建置，[260] 当是由上都军人南下镇戍者组成。这一统军机构并不设在上都。

在上都路内，还有一些蒙古军，分属于各斡耳朵、诸王和贵族，也应有朝廷直接控制的一部分蒙古千户，但其情况已难确知。

第四节 上都留守司官员的任用

掌管上都路行政管理的留守司，因关系到皇帝及朝廷中枢机构近半年的活动，责任重大，它的官员配置和选用，自然要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

忽必烈最早任命的行政官，是开平府达鲁花赤兀良吉带（兀良合带），总管是忙古都、董铨，同知是阿合马。阿合马为“回回”人，以善于理财而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他以同知兼太仓使。其他两人的情况不详。[261]

开平府升为上都路总管府后，兀良吉带仍担任了十多年的达鲁花赤。至元七年（1270）七月，“命达鲁花赤兀良吉带给上都扈从畋猎粮”[262]，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设立通政院，以兀良吉带管领该署，负责往和林运粮和管理蒙古站户。至元十八年（1281）时兀良吉带仍在职。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阿合马仍为同知。至元元年（1264）十一月，擢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继任同知的是汉人张焕。[263]

正式设立上都留守司后，“大驾岁巡幸，中外百官咸从，而宗王藩戚之期会朝集，冠盖相望，供亿之计，一统之留守，故为职最要焉”[264]。元朝选用官员，一重民族，“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265]；二重门第出身，即所谓“根脚”，皇帝的怯薛、先朝功臣，都被视为“好根脚”。上都留守的选用，当然更要彻底贯彻这两条原则。根据现有的资料，上都留守的任用情况可以排列出一个简表3—2（表中所列兼职均为长期职务，短期兼官从略）：

表3—2 上都留守任用简表

表3—2 上都留守任用简表续一

表3—2 上都留守任用简表续二

从表中所列情况不难看出，有两个官僚家族长期执掌着上都留守和虎贲司的主要职务。一个是蒙古开国元勋札剌儿部木华黎家族，另一个是蒙古化了的汉人功臣贺氏家族。

忽必烈建立的元王朝，虽曾“效行汉法”，任用了一批汉人官吏，可仍然是以蒙古统治阶级为主体，“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266]。大蒙古国时期的蒙古功臣世家，入元后仍享有政治特权。作为五投下之首的木华黎家族，世袭国王爵位，世掌朝廷第三怯薛，可以说是当时能够左右朝政的蒙古显贵家族。该族的草原封地，就在上都路东邻的辽阳，管理上都的重任，理所当然要交给皇帝最信任的这个蒙古家族的成员。贺仁杰之父贺贲，在忽必烈率军征大理时，献金助军费，并荐贺仁杰进入怯薛。贺仁杰以勤劳侍奉得到了忽必烈的宠信，被委以留守要职。其子贺胜以后又有象辇前救驾的功劳，更为贺家世任留守要职奠定了基础。元中期以后，色目人在朝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色目人出任上都留守的逐渐多了起来，两家世掌要职的传统也受到了冲击。

第四章 上都的布局和宫廷生活

上都城是由刘秉忠设计建造的，它主要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同时也考虑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它是一座富有特色的草原城市。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下面分别加以说明，[267] 同时就宫廷生活略加叙述。

第一节 宫城

宫城在皇城的中部偏北，东西宽约五百七十米，南北长为六百二十米，略呈长方形。城墙用黄土版筑而成。城墙外层在地基上先铺一层五十厘米厚的石条，然后以青砖[268]横竖交替砌起。在青砖与土墙之间，夹一层厚一百四十厘米的残砖。城墙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点五米。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城遗址见图4—1。

宫城的东、南、西三墙正中各设城门一座。元代周伯琦的诗中说：“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269] 他把三门的名称都讲清楚了，宫城的南门是御天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当时大都宫城的南墙正中是崇天门，东墙是东华门，西墙是西华门，可以看出上都和大都宫城城门的名称是相对应的。三门之中，南边的御天门最为重要，它与皇城的南城门在一条线上，是出入的主要通道。每年巡幸时，“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步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内门曰：御天之门”[270]。皇帝在上都期间下达的诏旨，都要在御天门上发布，再送往大都，转发各地，“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271]。诏书发布时，举行隆重的仪式，“大乐出端门，金龙日正暾。千官齐跪听，百姓列行屯”[272]。诗人有“御天门下百官多”[273] 之句，应即指百官集合听诏而言。19世纪末，御天门保存比较完好，门上端拱形砖门洞尚在，今已不存。只有门洞遗址两侧仍各有一巨大台基，使人们想起当年这座宫城正门的雄伟面貌。关于东华和西华两门的记载极少，可以知道的是，每年举行游皇城仪式时，队伍要“从西华入，然后登城设宴”[274]。

图4—1 宫城遗址

宫城外二十五米处，有宽约一点五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面有一条环城街道。宫城以南有一片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宫城内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多有一周围墙，有的作一进二进院落，有的是东西相连的跨院。[275] 据估计，主要宫殿基址共三十余处。其中西北隅较多，有建筑台基十七处；东北隅较少，有八处；南部则比较分散，有各种台基十五处。[276]

宫城中最主要的建筑是大安阁。“大安阁，故宋汴熙春阁也，迁建上京”[277]。金代灭亡以后，汴梁（今开封）城内的宫殿毁坏殆尽，“惟熙春一阁岿然独存”[278]。忽必烈为了在上都营建宫殿，就于至元三年（1266）拆迁熙春阁，经由水道陆路，将材料运往上都。拆下的木材以“万计”，在黄河运输时，“整桴而下”的军士就有三百人，还动员许多民工“壅遏水势”[279]。在汴梁时的熙春阁“高二百二十尺，广四十六步有奇，从则如之”。有中阁，有耳房。中阁五间，每间二十四尺；左右耳房各二间，每间十八尺。“阁位与平座叠层为四”，“实为阁位者三”，也就是中阁三房。全阁“飞翔突起，干青霄而矗上”，令观者有“瑰伟特绝之称”，“神营鬼构、洞心骇目”[280] 之叹。就在拆迁熙春阁的同年十二月，大安阁便于上都开始营建。[281] 可见拆迁运输的速度是很快的。

元代的许多诗人提到这座雄伟瑰丽的建筑，都把它视作上都的象征。“大安御阁势岧亭，华阙中天壮上京”[282]；“曾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283]；“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284]。这些诗句都着重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之雄伟气势。“大安阁是延春阁，峻宇雕墙古有之。四面珠帘烟树里，驾临长在夏初时。”[285]所谓“古有之”，显然指它系将熙春阁改建而成。“峻宇雕墙”、“四面珠帘”，则又显示出它的庄严富丽。

国家的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见图4—2）举行。元代诸帝继位时，都要召集王公贵族，在上都举行传统的忽里台（蒙古语音译，意为大聚会）讨论推举。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却是登上帝位时必须履行的手续。皇帝推定后，就在大安阁举行即位仪式。例如，元成宗铁穆耳“即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286]。又如，元武宗经过宫廷斗争，夺得帝位，在处死对手之后，“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大赦天下”[287]。除了即位仪式之外，元灭南宋后，南宋幼主被送到上都，“世祖御大安阁受朝”[288]，这是象征着统一全国的大事，所以也要在大安阁举行。至于一般的政务活动，都在宫城内其他宫殿或西内进行。大安阁的上层，设有释迦舍利像[289]，有时就在阁中做佛事[290]。

图4—2 大安阁遗址

忽必烈信任康里人阿沙不花。“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阁，望而见之，指以为侍臣戒。一日，故命诸门卫勿纳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诸门卫皆不纳，乃从水窦中入”[291]。可知宫城中杂草丛生。忽必烈能看见阿沙不花跣足而行，想来应是当时在阁的上层，居高远眺之故。宫城除了城门之外，还有水窦（洞），应是从城外引进水源的通道。元武宗时，“尝奉皇太后燕大安阁，阁中有故箧，问（宦官李）邦宁曰：‘此何箧也？’对曰：‘此世祖贮裘带者。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帝命发箧视之，叹曰：‘非卿言，朕安知之。’”[292] 可知大安阁有时也用来宴会。而忽必烈贮藏自己衣物为后代华侈之戒，又与在大都大明殿墀前移植草原上的莎草用意相同。[293]“玉衣高设皆神御，功德巍巍说祖宗”[294]，显然是指此而言。

元人虞集说：“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前殿矣。规制尊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295] 虞集所说不完全正确，建大安阁不是忽必烈为藩王时所为，而是在称帝之后。但他指出大安阁系就熙春阁“稍损益之”而成，以及大安阁是上都宫城的正殿，则无疑是合乎事实的。他还说，元仁宗时，著名界画[296]作者王振鹏曾绘《大安阁图》，“当时甚称上意”。可惜的是，这幅画早已失传了。

根据考古调查，宫城中心丁字街北有一处宫殿遗址，台基长宽约六十米，高约三米。台北又建高二米、长宽为二十五米及三十米的殿基。整个台基剖面呈“凸”字形。大殿东、西、北三面有宽约八米的砖铺地面，南面两角有小型建筑遗迹。殿前有阶级上下。前面已说过，熙春阁广、从相同，呈正方形，大安阁应亦如之。这一处宫殿又处于宫城的中心点。因此，似可断定它即是大安阁的遗址。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大安阁后寝殿、后廊，[297] 皇帝在这些地方接见臣僚，处理政务。前述凸字形遗址的北部凸出部分，也许就是后寝殿、后廊所在。

上都宫城内的宫殿建筑，主要有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阁、睿思阁、仁春阁等。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汉白玉螭首（见图4—3）即为元上都宫殿建筑物上的装饰。其中以水晶殿比较重要。

图4—3 汉白玉螭首

水晶殿大概是以奇特的构造命名的。大都宫城中“有水晶二圆殿，起于水中，通用玻璃饰，日光四彩，宛若水宫”[298]。上都的水晶殿料亦相似。诗人云，“谁道人间三伏节，水晶宫里十分秋”[299]，“冰华雪翼眩西东，玉座生寒八面风”[300]。“冰华雪翼”之喻，可能就指“用玻璃饰”而言。而殿中陈列玉座，更形凉爽。因此，元代皇帝常在殿中举行宴会，或处理政务。“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301] 至正十三年（1353），周伯琦奉命到平江（今苏州）祀海神天妃庙，便是在水晶殿接受元顺帝的委派的。[302]

洪禧殿内，“镂花香案错琳璆，金瓮蒲萄大白浮。群玉诸山环御榻，瑶池只在殿西头”。“彤庭两壁画燕山，绛阙金城晻霭间”。洪禧殿内有“金瓮蒲萄”，皇帝常在这里开设酒宴，故诗人又云：“颇黎瓶中白马酒，酌以碧玉莲花杯。帝觞余沥得沾丐，洪禧殿上因裴回。”[303]“睿思阁下琐窗幽，百宝明珠络翠裘”；“牓题仁寿睿思东，星列钩陈绣阁重”。睿思阁和仁寿阁，紧紧相连，大概是规模较小但构造精致的建筑。香殿可能亦是供佛的场所。宣文阁则是皇帝阅览图书的地方，“延阁图书取次陈，讲帷日日集儒臣。墨池云合天光绚，东壁由来近北辰”[304]。元文宗时，在大都宫中建奎章阁，元顺帝时改名为宣文阁。上都也有过奎章阁。[305] 上都宣文阁亦应是奎章阁所改。以上这些殿阁在宫城内的准确地点，现在都无法可考了。

在宫城北部城墙中间，有一“阙式”建筑遗址。台基与城墙等高，外包青砖，东西长约七十五米，中间凹入部分宽二十五米。台基上发现各色琉璃瓦残片。[306] 这是宫城遗址中最高最大的一处。有人认为是“中央正殿”的遗址，有的认为即大安阁所在。这种看法似可商榷。试以大都宫城与上都宫城相比较，对此便可以有清楚的认识。大都宫城北门称厚载门，“上建高阁，环以飞桥，舞台于前，回阑引翼。每幸阁上，天魔歌舞于台，繁吹导之，自飞桥而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307]。上都北城墙上的“阙式”建筑，应亦是一高阁，即穆清阁（见图4—4），“北阙岧峣号穆清，北山迢递绕金城。四时物色图丹壁，翠辇时临喜太平”[308]。“北阙”明言穆清阁的位置和形状，“北山迢递”之句表示在阁上远眺的景色。阁内绘有“四时景色”。游皇城时，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只有在穆清阁才有可能。有的记载说穆清阁“连延数百间”[309]，可见确实规模较大。

图4—4 穆清阁遗址

元英宗即位后不久，宫廷斗争激烈，部分权臣密谋废立，“帝密得其事，御穆清阁，召拜住谋之”，遂即命拜住“率卫士擒斩之”[310]。“上（元英宗）尝坐穆清阁，顾谓王（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谏者乎？’王对曰：‘槃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徵敢谏之臣。’上称善。”[311] 由这些记载可知，穆清阁是元英宗经常起居处理政务的场所，则其建成必在此以前。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重建穆清阁”[312]，是在原有基础上重建，不是新建。

除了上面提到的殿阁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鹿顶殿。延祐七年（1320），元英宗“为皇后作鹿顶殿于上都”，至治元年（1321）八月，“上都鹿顶殿成”[313]。

歇山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二月，“罢上都歇山殿及帝师寺役”[314]。但泰定元年（1324）十一月，“作歇山鹿顶楼于上都”[315]，应即前一工程的恢复。

崇寿殿。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二月，“修上都洪禧、崇寿等殿”[316]。洪禧殿已见前述。

楠木亭。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七月，“帝幸楠木亭”[317]。

隆德殿。“（至元）六年五月六日，上都隆德殿前，枢密院奏……”[318]

万安阁。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上都万安阁成”[319]。至元二十二年（1285）六月二十九日，“上御万安阁”[320]，处理政务。

清宁殿。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徙上都清宁殿于伯亦儿行宫。[321] 元人王士点将清宁殿与水晶、洪禧、睿思、穆清并列于上都宫殿。[322] 伯亦儿行宫不可考。

统天阁。元代有的记载提到“大安、统天（二阁上都）”[323]，可知又有统天阁。

宫城中主要是宫殿楼阁，还有宫学和官署。宫学是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建立的，“以教世戚、勋臣之子孙，建学舍内苑，以严中外之别”。这些学生都是怯薛成员，“皆入侍帷幄，出备警跸”[324]。每年皇帝到上都，学生随之而来，教师（授经郎）亦在扈从行列，在上都宫城中继续授课。“黉舍重开大殿西，牙符给事籍金闺。吾伊日课青简，挥染还看写赫蹄。”[325] 诗中所说“大殿”应指大安阁，宫学可能在大安阁之西。本节开始时曾引用“三门相望凤池连”之句，“凤池”指中书省。由诗句可知中书省应在三门相望之处，即宫城南部，其他官署亦应有在宫城之内的，但已难考定了。

“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326]；“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327]；“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麛碧草中”[328]。宫城之内，殿阁之旁，丛草之中，时有骏马、驯鹿、驯兔自由往来，出没其间，这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麀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329]这首诗描绘出了一幅上都宫城行乐图，而青草丛中的麀鹿，则是图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它体现了作为避暑行宫的特色。

第二节 皇城、外城和关厢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两千二百米。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版筑，现存遗址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一千四百米。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但皇城城墙虽亦用黄土版筑，表层却用石块堆砌而成（见图4—5、图4—6）。墙身残高约六米，下宽十二米，上宽二点五米。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皇城南、北各有一门，东、西各有两门。外城东墙的门就是皇城的门，南墙除皇城的城门外另有一门，西面一门，北面两门。皇城和外城的所有城门门外都筑有瓮城，有的是方形，有的是马蹄形。[330]元代诗人常提到上都的石城，“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清暑时”[331]，“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河斜抱石城流”[332]，都是指皇城而言。

“偶因试马小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333]；“明德城南万骑过，御天门下百官多”[334]。在前一首诗的后面，作者杨允孚自注云：“明德门，午门也。”午门一般指宫城南门。元代大都宫城的南门叫崇天门，皇城的南门叫灵星门，外城的南门叫丽正门，没有午门之名。但民间有时称崇天门为午（五）门。[335] 前一节已说过，上都宫城的南门是御天门。在上都按照习惯可以称为午门的，应是御天门。同时，从上面所引诗句中可以看出，明德门（见图4—7、图4—8）前是万骑驰骋和试马之处，如明德门是宫城南门的话，试想在皇城之内岂容如此放肆。因此，明德门是午门之说，似是诗人的疏忽。它应是皇城南门，而非宫城南门。

图4—5 皇城北墙包石残迹

图4—6 修复后的皇城东墙

图4—7 明德门遗址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南下。南宋朝廷派遣祈请使到北方，后来南宋灭亡后，南宋少帝、太皇太后等亦被押送北上。四月二十二日，祈请使一行到上都开平，“入昭德门，宿城内第三衙官房子”。过了几天，“太后、嗣君”一行来到，“至昭德门官舍安歇”[336]。“昭德门”应系“明德门”之误。“昭”与“明”两字字形相近，容易混淆。如果明德门是宫城南门，则南宋降人被安排在宫城之内住宿，这显然是讲不通的。这批降人来上都后，住在皇城之内官舍之中，则是比较合理的事。

图4—8 明德门瓮城门遗址

见于记载的上都城门，除了前面所说之外，还有东门、小东门、西门、小西门和南门、北门、复仁门等。

东门。元顺帝时，伯颜设计杀权臣唐其势，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337]，率部众前去除之。

小东门。“惹雪和烟复带霜，小东门外万条长”[338]。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代统治集团内部火并，一派军队来攻上都，守城者“引兵由小东门出，与之大战卧龙冈，败之”[339]。

西门。至元十三年（1376）五月初一日，南宋小皇帝等出西门五里外，跪拜蒙古“家庙”[340]。

小西门。“窈窕仙姝出禁闱，小西门外绿杨堤。五陵公子多豪纵，缓勒骄骢不敢嘶。”[341]“小西门外草漫漫，白露垂珠午未干。沙漠峥嵘车马道，半空秋影铁幡竿。”[342]

南门。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二日，南宋皇帝、太皇太后等“尽出南门十余里”[343]，到行宫向忽必烈行初见进贡礼仪。又，元代杨瑀记上都风俗，“每岁七月半，都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344]。

北门。“阴山分脉自昆仑，朔漠绵延回北门。遥见马驼知牧地，时逢水草似渔村。”[345]

复仁门。泰定三年（1326）五月，“修上都复仁门”[346]。元人诗，“复仁门边人寂寂”[347]。

在上述各门中，东门和小东门无疑应是皇城东边的两门。按照一般的对称原则，皇城西边的两门应是西门和小西门。至于外城的西门叫什么，[348]上引记载中的南门和北门是泛指其位置方位还是确定的名称，复仁门又是哪座门的名字，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在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寺观和手工业作坊，但是确切的位置已很难考定。大致可以知道的是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的所在。[349]元世祖忽必烈于上都的“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350]。乾为西北，艮为东北。经考古调查，在皇城的西北隅和东北隅确有两处较大的寺院建筑遗址。[351] 东、西的“老子宫”道观应亦在皇城以内。“玉堂近与琳宫接，清夜步虚声最闻。”[352]“玉堂”即翰林院，它的“视草屋三间”，与道观为邻，又与“宸居近”[353]，亦应在皇城之中。另一处方位大致清楚的建筑是孔子庙。早在中统二年（1261）八月，忽必烈就“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354]。可知在此以前已建成。至元四年（1267）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355]。至元六年（1269）落成，位于“都城东南”。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重加修缮，“增廊庑斋厅”[356]，在庙西北增设学堂，供国子生读书。考古调查中发现皇城东南角有一座前后两殿的遗址，外有围墙，西北连一小院落，可能就是孔庙所在。[357]

外城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自皇城北门瓮城西墙起，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直抵外城土墙，宽约二米，把外城隔开，南北不能相通（见图4—9）。北部主要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冈，地势比较平坦，没有街道。山冈中部靠南有一座石砌大院遗址，院内未见建筑痕迹。南部有两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靠近街道有不少建筑遗址。

图4—9 皇城马蹄形瓮城

外城北部显然是皇家的园林。元代诗人所说的“北苑”，应即是这块地方。“古木阴阴覆苑墙，雁程霜早碧云长。”这里有“高榆矮柳”，“金莲紫菊”[358]，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显然，这是出于豢养禽兽和培植花木供统治者玩赏的需要。元代记载中，又有御苑、御花园、内园、瑞林苑等名称。御苑[359]或御花园[360]，显然是对皇家园林的流行称呼。瑞林苑[361]可能即北苑，一为正式名称，一则因方位而起的习惯称呼。当然也可能是北苑中的一部分（如上述遗址中的石砌大院）。内园“芍药迷望，亭亭直上数尺许，花大如斗”[362]，也应是北苑中的一处特定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据考古调查，东关长约八百米，西关向西延长约一千米，南关长约六百米。只有城北没有与城门相连的关厢。“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363] 西关车辆繁多，而且是“马市”[364] 所在，估计应是商业区。东关邻近皇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往往把他们带来的部众安排在这一带居住，因而帐房如云。前面已说过，元顺帝时，权臣唐其势的死党都在东门外，其手下大将剌剌就住在帐房之中。[365] 南关在明德门外，这是进入上都的主要通道，也就是“御道”所经，这一带的繁荣自不待言。

上都城的东、西各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粮仓。东边的叫万盈仓，西边的叫广积仓，每年可收贮粮食三四十万石。两仓的形制完全相同。[366] 考古调查表明，西关外有一处建筑遗址，东西宽一百五十米，南北长二百一十四米，有院墙，墙内南、北、东、西各有房屋遗址。东关外也有规模相同的一处遗址。大致可以确定，东、西关外的这两处遗址应即是万盈、广积两仓所在。[367]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降人来到上都时，发现这里“屋宇矮小，多以地窟为屋。每掘地深丈余，上以木条铺为面，次以茨盖上，仍种麦、菜，留窍出火。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周土墙”[368]。当然这主要是指一般居民的房屋。元人的记载也经常提到上都的“土房”“板屋”，从南宋降人所述来看，“土房”和“板屋”实际上是一回事。“土房通火为长炕”[369]，“土床长伏火，板屋颇通凉”[370]。“土房”和“板屋”中都有生火的土炕，供取暖和做饭之用。这种“土房”“板屋”，是不很牢固的，经过冬天冰冻，春天融化之后，往往会变形，东倒西歪：“腊冻彻泉地坟起，土膏春动消成洼。千条万条壁缝拆，十家九家屋山斜。”[371]

上都的道路是泥路，路面较狭，一遇下雨就难以通行，“市狭难驰马，泥深易没车”[372]；“天街暑雨没青泥”[373]。上都夏天气候变幻无常，常常是“雨声才断日光出”，但街道之上已是“黑淖如糜拨不开”，以致“羸马巡檐行踸踔”[374]。

滦河流经上都城的南面，距城不过三四百米。上都常被人称为滦京、滦阳，即由滦河而来。“滦水萦回草满川，皇都佳气郁满天。”[375]“滦河东出水萦回，叠坂层冈拥复开。”[376]上都城与滦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滦河水势变化无常，平时清浅可涉，但逢气候变化，有时也会奔流成川。“北风卷雨城南去，明日滦江水又多”[377]，就是写的这种情况。“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378]；“驱车直渡滦河水，千里青山半月程”[379]；说的则是河水平浅时的情景。“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380] 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滦河的风情画。滦河中从来没有船行驶，上都人不识船为何物。元顺帝时，有一位平江（今江苏苏州）漆匠王□□用皮制成一船，内外用漆涂饰，拆成数节运到上都。这艘皮船在滦河中往来游弋，船中可容二十人，使上都居民大开眼界，叹赏不止。[381] 但是他的这一创造似乎并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传说上都所在地原是海，海中有龙。刘秉忠建城时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以镇之。“铁竿屹立海水竭，卧龙飞去空冥冥”[382]。铁幡竿“高数十丈”[383]。铁幡竿所在的山就叫铁幡竿山[384]。“铁幡竿下草如茵，淡淡东风六月春。高柳岂堪供过客，好花留待踏青人。”[385] 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一处名胜。考古调查在今上都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二点一米、宽一点一米、厚零点六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两个长宽二十六厘米及三十厘米、深十六厘米的小洞，这是一种树竿座，可能就是铁幡竿的座基。[386]

铁幡竿山下有排水渠。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召公（郭守敬）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可。’执政吝于工费，以公言为过，缩其广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谓宰臣日：‘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387] 据此可知，修铁幡竿渠的目的是为了排泄山水，这一工程是在大德二年（1298）进行的。设计者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但是施工时却修改了他的方案，以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大德五年（1301），王伯胜率军扈从上都，“天久雨，夜闻城西北有声如战鼙然，伯胜率卫卒百人出视之，乃大水暴至，立具备锸，集土石、毡罽以塞门，分决壕隍以泄其势，至旦始定，而民弗知”[388]。大水来自城西北，显然就是铁幡竿山一带，足证元代修渠的原因就在于保障城市的安全。而在大德三年（1299）大雨以后，排水渠并没有及时加工修理，以致过了两年又出问题。此后是否整修，已不可考。现在上都城西北二三公里处有一个宽约一公里的山口，有一道古拦洪坝的遗迹。坝西头留溢洪口，下接溢洪渠，南流入滦河。

第三节 西内与昔剌斡耳朵

元代的记载常常提到西内、昔（失）剌斡耳朵、棕殿（棕毛殿），这些名称所指的场所都在上都城外。

先说西内。“西内西城外，周围十里中。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翠殿光凝雾，璇题影曳虹。鸣銮时一幸，草木尽祥风。”[389]“皇舆吉日如西内，马酒新馐白玉浆。”[390]“大驾留西内，兹辰祀典扬。”[391] 此外，“淡墨轻黄浅画眉，小绒绦子翠罗衣。君王又幸西宫去，齐向花阴斗草归”[392]。此诗前两句描写上都宫城中宫女的打扮，后两句即表现君王出幸后她们的闲适生活，可见“西宫”必在宫城之外。“西宫”应即西内。“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西内应在草原之上，山麓或群山之中。

从上诗可知，西内被视为离宫。不少诗歌述及上都的离宫，如：“离宫金碧郁岧峣，只隔滦河一水遥。知是上林进果来，铃声隐隐转山腰。”[393]“岧峣”，高峻之意。这座离宫金碧辉煌，形制高耸，要经过“山腰”才能到达，可与上引“山色”相印证。又如：“凤楼春暖翠重重，内禁门开晓日红。宝马香车金错节，太平公主幸离宫。”[394]

再说昔剌斡耳朵。在元代文献中，失剌也作昔剌，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音译。斡耳朵是营帐。昔剌斡耳朵就是黄色的营帐。元代北京的方志《析津志》说：“[昔]剌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395] 可知在忽必烈时已经建立。昔剌斡耳朵是举行“大宴”即“诈马宴”的地方。元末王祎说，至正九年（1349）曾“大宴失剌斡耳朵”[396]。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毳幕承空拄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葡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赐酺千官醉，恩觉中天雨露低。”诗后有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397] 元末诗人迺贤有诗《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398] 显然，柳贯所说的“御宴”就是“诈马宴”。

值得注意的是“诈马宴”又与棕殿有关。“平沙班诈马，别殿燕棕毛。”[399] 诗人袁桷在描写诈马宴的诗篇中也提到，“沈沈棕殿云五色”[400]，“棕殿沈沈晓日清”[401]，“沈沈棕殿内门西，曲宴名王舞马低”[402]。这样，可以知道，诈马宴是在棕殿举行的。因此，棕殿应与昔剌斡耳朵是指同一事物。“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因何掣，圣驾棕毛殿里回。”诗后注云：“棕毛殿在大斡耳朵。”[403] 诗作者所说大斡耳朵显然指的是昔剌斡耳朵，棕殿与昔剌斡耳朵的关系从这首诗可以得到证实。袁桷反复以“沈沈”来形容棕殿，说明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在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汗曾在漠北和林附近山中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契丹帐殿”，供避暑之用。“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作昔剌斡耳朵。”[404] 这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覆有织物”[405]。元定宗元年（1246），传教士普兰诺·加宾尼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正值贵由汗即位之际。据他记载，选汗大会是在称为昔剌斡耳朵的可容两千多人的大帐幕中举行的，帐幕四周围有木栅，蒙古的王公贵族及其随从就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屯驻，排成一个圆圈。木栅有两个大门，一个门只有大汗才能出入，其余人都从另一门进去。与会者全体每天换一色衣服。[406]从以上所述，可知和林的昔剌斡耳朵在离城不远之处，其形制为帐幕（可能采取了汉族建筑的某些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契丹帐殿”），但是固定的。帐幕上覆以毡子和其他织物。帐幕的规模极大，可容一二千人。蒙古选汗会议（忽里台，即大朝会）就在这座帐幕中进行。

忽必烈显然继承了大蒙古国的传统。他在上都城外也建造了昔剌斡耳朵，亦即棕殿。这座棕殿是“帐殿”[407]，也就是说其形制为帐幕。帐殿上部分或全部覆以棕毛，故以此命名，但同时依据蒙古传统在蒙古语中仍称为昔剌斡耳朵。蒙古的王公贵族在大聚会时都要举行诈马宴，重要政务都要在诈马宴上决定。上述选举贵由汗的大会每天换一色衣，就是诈马宴的一个特征。而上都的诈马宴，正是在棕殿亦即昔剌斡耳朵中举行的。

上都棕殿最早见于记载，似是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马臻的诗。[408] 泰定元年（1324）十二月辛未，“新作棕殿成”。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癸酉，“作棕毛殿”[409]。两条记事时间相隔很近，是重复记载还是确曾建造两处，不可考（元代大都亦有棕殿）。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此前后确曾对上都棕殿进行重建或改建。据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记载，泰定二年（1325）二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铺设，省下随路民匠为之。九月十三日输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410]。从地毯的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千人以上。前面提到柳贯所说在昔剌斡耳朵有可容数千人的“毡殿”，应该就是棕殿。蒙古人的帐房一般称为毡房，毡殿之名应即由此而来。

那么，昔剌斡耳朵与“西内”又是什么关系呢？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周伯琦扈从上都，他说：“车驾既幸上都，以是年六月十四日大宴宗亲、世臣、环卫官于西内棕殿，凡三日。”[411] 三日大宴，就是诈马宴。棕殿在“西内”，可见“西内”就是昔剌斡耳朵的所在地。

从记载来看，“西内”还有其他宫殿。周伯琦有一首诗，题为《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宫进讲纪事》，首四句是：“黼扆临西内，文臣侍大廷。曙光团露瓦，暑气散风棂。”[412] 可见慈仁宫在“西内”。周伯琦的其他诗篇多次提到他在慈仁宫“进讲”“谢恩”。据他说，至正二年（1342）七月，佛朗国遣使献马，“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413]，与周伯琦同时的许有壬的一首诗，题为《宴慈仁殿，周览山川，喜而有作》[414]，这座殿在山野之中，故在宴集时得以“周览山川”。这首诗可以作为慈仁殿（宫）在“西内”的旁证。此外，龙光宫可能也在西内。周伯琦关于诈马宴的诗中说“天子方御龙光宫”[415]。元末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欧阳玄在《天马颂》的序中说：“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朗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朗貌以为图。”[416]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西内”范围甚大，至少包括棕殿和慈仁殿（宫），可能还包括龙光殿（宫）。其中棕殿规模最大，是“西内”的主要居所，它应是一座帐殿。慈仁殿（宫）和龙光殿（宫）的具体情况不详。昔剌斡耳朵一名，有时用来专指棕殿，有时也用以泛指“西内”。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监察御史崔敬上疏“谏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阁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所以保养圣躬，适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备宴游，非常时临御之所。今……国家多故，天道变更，臣备员风纪，以言为职，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机之暇，则命经筵进讲，究古今盛衰之由，缉熙圣学，乃宗社之福也。’”[417] 上都本是避暑之地，但元代皇帝并不以此满足，又专门设立了“备宴游”的昔剌斡耳朵。元顺帝经常居住在昔剌斡耳朵，宴游享乐，所以崔敬才会上谏，要他“还大内，居深宫”，也就是回到上都的宫城之中。昔剌斡耳朵亦即“西内”与上都宫城的关系，从这件奏疏中可以看出来。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少帝、太皇太后一行投降后被送到上都。五月初二日，“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宰执同属官亦列铺设金银玉帛一百余桌，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行宫殿宇宏丽，金碧晃耀。诸妃诸王皆升殿卷帘列坐。皇帝、皇后共坐溜中，诸王列坐两序。……班退，升殿，再两拜，就留御宴”[418]。金碧辉煌的行宫应该就是昔剌斡耳朵，但其所在地是上都南门外十余里处，与后来的“西内”不是一个方位。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先在南门外，后来迁至西方，一是出南门折而向西，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载的讹误。但从此事可知，早在忽必烈时代，行宫（即昔剌斡耳朵）已是皇帝经常逗留并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上都草原中的行宫，可以随时拆卸，[419]无疑就是指昔剌斡耳朵。

第四节 宫廷生活

元代皇帝在上都期间，宫廷中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

不断的各种名目的大小宴会，是上都宫廷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名诗人萨都剌写有《上都杂咏五首》[420]，全都以宫廷宴会为主题，请看：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

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

内家宴罢无人到，面面珠帘夜不收。

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

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中官作队道宫车，小样红靴踏软沙。

昨日内家清暑宴，御罗凉帽插珠花。

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

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

在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是诈马宴，也叫质孙宴。质孙，一译只孙，蒙古语jisun的音译，意为颜色。皇帝举行宴会，出席者要穿皇帝颁赐的贵重服装，即金织文衣，每次一种颜色，按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其位，故称质孙宴。“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421]“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422] 质孙服是衣、帽、腰带配套的，上面装饰珠翠宝石。“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423] 诈马是波斯语jãmah的音译，意即外衣、衣服。事实上，质孙和诈马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即宴会上穿的一色衣服。[424]

周伯琦对上都诈马宴有过概括的介绍。他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至元六年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二十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425] 袁桷、贡师泰、杨允孚、迺贤等人都曾亲身经历，并写下了诗篇。其他记载中也有所提及。

诈马宴参加者主要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其他官员亦得列序。参加者服质孙衣，一日一换。所骑马匹是“彩丝络头百宝装，猩血入缨火齐光”[426]，而且“以雉尾饰马”，“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427]。宴会共举行三天，时间选择在六月的吉日。[428] 宴会开始时，“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汗皇帝礼（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429]。“札撒”就是法令，宣布成吉思汗的有关法令，使与会者知所畏惧警惕，然后宴会顺利进行。“须臾玉卮黄帕覆，宝训传宣争首。”[430]“宝训”即成吉思汗的“札撒”。宴会上的饮料和食物非常丰盛，“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蒲萄凝紫玉。驼峰熊掌翠釜珍，碧实冰盘行陆续”[431]。“大宴三日酣群悰，万羊脔炙万瓮酿。”[432] 宴会上有教坊女乐和角抵（摔跤）表演助兴。“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抵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433]“凤笙屡听伶官奏，马潼频烦太仆添。”[434]“舞转星河影，歌腾陆海涛。齐声才起和，顿足复分曹。急管催瑶席，繁弦压紫槽。”[435] 宴会都要到“日暮”“秉烛”时才告结束。[436]

元代有人说：“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437] 蒙古统治者重视宴会，其主要目的在于显示自己对属部的恩惠，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过去存在过的军事民主主义遗留下来的痕迹，但其性质已大不相同。

狩猎也是“国朝大事”。大蒙古国时期，诸汗都很重视“打围”（狩猎），规模很大，每次常出动数千人甚至上万人。这既是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习惯，用以维系内部的团结；又是锻炼将士作战能力的一种办法。“打围”实际上是一项军事训练活动。元代诸帝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年春天，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438]。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狩猎有固定的场所，主要是三不剌（北凉亭）、东凉亭、西凉亭和察罕脑儿（白海）。

三不剌又作散不剌、三卜剌、三部落、甘不剌川。地点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439]。元成宗即位于上都后，即“巡狩三不剌之地”，流连忘返，“不以时还”[440]。大概就是这一次“打围”，所获猎物“饶常岁”，“青兕黄羊以万筹”[441]。元英宗即位后，巡幸上都。据随从者柳贯记：“八月二日，大驾北巡，将校猎于散不剌，诏免汉官扈从。”[442] 而在《元史》中提到此事时，一作“帝幸凉亭”[443]，一作“帝猎北凉亭”[444]，可知三不剌即北凉亭。除了北凉亭之外，又有东、西凉亭。“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狩）至此，岁必猎校焉。”[445]

据波斯史家记载，在建造开平城之前，忽必烈“在其东面为自己的一座名为凉亭（Lnktn）的宫殿打下了基础”[446]。但是正式派遣军队修建东、西凉亭，则是平南宋以后的事。[447] 至元十四年（1277）八月，忽必烈曾“畋于上都之北”[448]，似可认为即在北凉亭“打围”。凉亭实际上是皇帝的御用猎区，而三个凉亭又都于忽必烈时开始经营。由于北凉亭距离较远，元代诸帝去的次数不多，一般均在东、西凉亭“打围”。至元六年（1269）十月，忽必烈下令“禁上都畿内捕猎”[449]，就是为了充分保证皇帝“打围”的需要。

除了三个凉亭之外，在往返两都的途中，元代皇帝也常常举行狩猎活动。如察罕脑儿设有鹰房，豢养猎鹰，每年巡幸队伍经过这里，“必校猎焉”[450]。元英宗“北幸回銮，次止抚州校猎，获禽物盈且多”[451]。元代有不少诗篇描述了皇家在上都的大规模田猎，如：“离宫秋草仗频移，天子长杨羽猎时。”[452]“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狝声容备，时巡典礼稽。”[453]“鹰房晓奏驾鹅过，清晓鉴舆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骑马，一时随扈向凉陉。”[454]

皇帝的巡幸队伍中有不少喇嘛。到达上都后，宫廷中不断举行各种法事。宫城之中，常常出现“西梵祝厘环地坐”[455] 的局面。

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456]。后来，在大都城南建立天坛和太庙，举行祭天祭祖仪式，主要行用唐代制度。[457] 但在上都则仍然保持了蒙古族传统的祭天祭祖仪式。“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礼毕，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与之；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458] 祭天之后不久，又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是日择日南行。”[459] 祭祖时皇帝、皇后到西内，在西内举行。[460] 后至元三年（1337）七月“丙午，车驾幸失剌斡耳朵。太白复经天。丁未，车驾幸龙冈，洒马乳以祭”[461]。“丙午”“丁未”是相连的日子。可知元顺帝先到昔剌斡耳朵亦即西内，次日到附近的龙冈祭祖，以马奶酒为祭品。祭天、祭祖是隆重的典礼，祭祖尤为重要。元代名诗人萨都剌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462]“向西北”是指祭祀仪式的地点，但举行宴会应是祭祖以后的事，不应与祭天仪式连在一起。[463]也许诗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南宋的少帝、太皇太后等被送到上都的第三天，“早出西门五里外……北边设一紫锦罘罳，即家庙也。庙前两拜。太后及内人各胡跪，福王、宰执如南礼。又一人对罘罳前致语，拜两拜而退”[464]。罘罳就是屏风，有时也用来指宫阙上交疏透孔的窗棂。这里所说的家庙，应指元代皇帝的家庙，所以南宋降人才会以胡跪去拜见。在此以前南宋的使臣曾说蒙古的穹庐有一种样式“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465]，也许所谓“紫锦罘罳”实际上是外蒙紫锦的穹庐。蒙古人在草地上没有家庙之制，这里所说可能是指某一斡耳朵（营帐）。[466]

有的贵族也在上都举行祭奠先人的仪式。元文宗时，太平王燕铁木儿祭奠其先人石像，“像琢白石，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曰：旭泥白。负重台架小室贮之，祭以酒湩。注彻，则以肥脔周身涂之。从祖俗也”[467]。向石像灌酒，用肥肉涂抹石像全身，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习俗。燕铁木儿是钦察人，钦察（Kipchak）是中亚的突厥游牧部落。这种“祖俗”也许是钦察人的习俗。

元代皇帝在上都期间，还要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主要有角抵、竞走和歌舞等。

角抵就是摔跤，这是蒙古人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列朝皇帝都在宫廷中举行，杰出的角抵士会得到优厚的奖赏。诗人记述了上都的角抵比赛。“红云霭霭护棕毛，紫凤翩翩下彩条。武士承宣呈角抵，近臣侍宴赐珠袍。”[468]“黄须年少羽林郎，宫锦缠腰角抵装。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469]

竞走亦是在大都和上都经常举办的活动。“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锭，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470] 这种竞赛的方式已和现代差不多。竞走的距离据记载是二百里，时间是从黎明开始。[471]“健步儿郎似籋云，铃衣红帕照青春。一时脚力君休惜，先到金阶定赐银。”[472]

皇帝巡幸上都时，教坊司所属乐人都要随从。“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473] 她们的“供奉”就是表演歌舞。“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474] 这里所说的“官妓”，亦即教坊女乐，她们天明就要到宫禁之中“供奉”，月明才得离开。“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475]这两句诗写的就是教坊在上都宫廷中表演的情况。宫女中也有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元代中期名诗人王士熙描写一位李宫人的遭遇，她擅长琵琶，曾随来上都。“鸳舆五月幸龙冈，宣唤新声促晓妆。拨断冰弦秋满眼，塞无云碧草茫茫。”[476]

第五章 上都的政治生活

上都不仅仅是元朝皇帝与贵族避暑狩猎的场所，而且是与大都并列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有近半年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大事，忽里台经常在这里举行。在这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更为元朝政治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第一节 忽里台与朝觐制度

忽里台（又译为“忽邻勒塔”）是蒙古语，意为“聚会”，元朝汉译为“大朝会”。早期蒙古人的忽里台是部落或各部落联盟的议事会，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从成吉思汗起，蒙古大汗乃至元朝皇帝继位，都要经过忽里台推举。“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会之信，执礼之恭，诰教之严，词令之美，车马服用之别，牲齐歌乐之辨，宽而有制，和而有容，贵有所尚，贱无不逮，固已极盛大于当时矣。”[477] 选举大汗的忽里台，有着一套固定的程序：

公推大汗。大汗的候选人，一般都是早已内定了的，[478] 只需要参加忽里台的全体贵族履行一下确认的手续。被推选为大汗的人，照例都在会上申诉一些理由，谦让一番，宗王贵族们也照例多次恳请，劝他执掌大位，然后是大汗欣然接受，并要求贵族们宣誓对自己效忠，君臣的名分即由此确定。

举行即位仪式。波斯著名史家奥都剌在《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推移》（《瓦撒夫书》）中记载了元武宗在上都即位的情况：“海山于星者指定之日时，举行即位典礼。宗王七人坐海山于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巫师）为新帝祝寿，上尊号为曲律汗。”[479]登基仪式包括诸王扶新君登上宝座、群臣执跪拜礼、珊蛮祈福告天、上尊号等内容。

宣读先朝祖训。“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480]“世臣掌金匾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481]“大札撒”意为“大法令”，这里是指成吉思汗时依照蒙古族习惯法颁布的法律，后来蒙古人奉为祖宗大法，现已失传，只有一部分内容还散见于中外各种史籍里。在忽里台上宣读大札撒的“世臣”，一般都是新皇帝的亲信，也是借此而立威的。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大安阁即位时，“亲王有违言”，大臣伯颜“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482]，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赏赐。新君即位，对先朝斡耳朵、驸马、诸王及蒙古各部领主，都要大行赉赏，所费金银钞币的数量颇为惊人，往往因此而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储不敷赐，这种现象从元成宗朝起一朝比一朝严重。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元成宗在上都即位后，中书省官员提出：“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验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这个请求得到批准。六月，“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十一月，中书省官员又提出，“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请准诸王先还各部，待酌情定出赐额后再行发放。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官员再次上奏皇帝：“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当年十二月，确定了诸王朝会赐予数额，“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483]。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元武宗即位，六月，中书省臣上奏：“前奉旨命臣等议诸王朝会赐与，臣等议：宪宗、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元武宗下旨遵照元成宗所赐之数颁赏，在和林参加忽里台已蒙赐者再次依数发赉。大朝会赏赐带来的财政亏空，往往数年内都补不起来，国家边防、建筑急需用钱时，不得不动用钞本或从行省东挪西借。元文宗时因为两都帝位争战后经费不足，减少了朝会赐额，“凡金银五铤以上减三之一，五铤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484]。

宴饮、即位仪式结束之后，举行大宴庆祝，一般要宴饮三天。“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485] 关于在上都举行诈马宴的情况，见前述，这里从略。

除了为新皇帝即位而举行的忽里台外，皇帝每年在上都驻夏时，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觐，当时也称为“朝会”。被朝廷派到各行省的主要官员，要定期面见皇帝，有时也参加上都朝会，讨论军国大事。每年到上都朝见皇帝，已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延祐元年（1314）六月，中书省就朝觐问题上奏元仁宗：“在先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现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趁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如今推称着缘故不商量了人大都去的多有。”[486] 元仁宗特别下令：“诸王、戚里入觐者，宜趁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487] 平时的朝会，也有宴饮等一套仪式，有时也要颁发赏赐，只是数额和受赐人范围都比即位的忽里台的小而已。

第二节 上都理政

每年跟随皇帝巡幸上都的各中央机构主要长官，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上都专门建有一些重要衙门的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488] 御史台上都分台、[489] 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490]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491]，“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鞭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其为，小心寅畏，趋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给沐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492]。只有御史台殿中司的官员，“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臣僚有所敷奏，无不与闻”[493]。

每年皇帝离开大都后，“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494]。重要的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都通过急递铺转送。元朝规定“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495]。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不久，即派遣宰相祃祃等人自燕京经由望云至开平府验地程远近，起立急递铺，从燕京到赤城共设四十二铺，十里一铺，每铺额定铺兵十六名，设铺地点如下：

燕京城区三铺：花园、总铺、白云楼。

昌平县十一铺：双泉、永泰、唐家岭、榆河、皂角、双塔、辛店、石河、南口、长坡、居庸关。

缙山县二铺：北口、妫川。

怀来县十一铺：棒槌店、榆林、管家庄、怀来、七里岗、狼山、统幕、泉头、长岭、洪赞、石娥儿。

云州十五铺：枪杆岭、林、李老峪、何家寨、鲁家堡、向阳水、高家会、刁（雕）窝、井子水、西流水、赵家寨、碾子峪、下松林、上松林、赤城。

上述四十二铺，后来都归大都路管辖。由赤城往北，自沙窝至开平设有四十铺，都归上都路管辖。铺兵服役时口粮由政府发放。开始是上都路所属铺兵每年发六个月口粮，大都路所属铺兵则只发四个月口粮。大德三年（1299）十一月，兵部转呈大都路官员的意见，认为大都铺兵每年“先行走递”，上都铺兵“后走先散”[496]，多发口粮殊不合理，元成宗就命令从第二年起给大都路所属铺兵也改发六个月的口粮。两都之间八十二个急递铺的建置，有元一代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按照规定，凡是经急递铺传送的文书，都应该是军政大事的奏报转递，但实际上所传送文书的内容越来越滥。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中书省鉴于“近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其匣子入递，随到即行，一昼夜须及四百里”[497]。大德五年（1301）五月，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新旧运粮提举司、怯怜口提举司、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转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皇帝在上都时亦要上朝，四怯薛番直等制度一如在大都时。王士熙的诗《早朝行》就记下了上都早朝的情况：“石城啼鸟翻曙光，千门万户开未央。丞相珂马沙堤长，奏章催唤东曹郎。燕山驲骑朝来到，雨泽十分九州报。辇金驮帛分远行，龙沙士饱无鼓声。阁中龙床琢白玉，瑟瑟围屏海波绿。曲阑五月樱桃红，舜琴日日弹薰风。”[498]

第三节 发生在上都的重大政治事件

上都，作为元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场所，曾经发生过不少重大政治事件。

忽必烈的开平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开平召开忽里台之前，阿里不哥已经派遣使者遍告蒙古宗王和贵族，让他们不要听从忽必烈和塔察儿等人的命令。大多数宗王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连位居东部诸王之首的塔察儿也“首鼠进退”，举棋不定。这时幸亏有谋臣撒吉思力言忽必烈“宽仁神武，中外属心，宜专意推戴，若犹豫不决，则失机非计也”，塔察儿才率同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东道诸王前往开平参加忽里台。他们会同西道诸王合丹、阿只吉及以五投下领主为代表的左、右翼蒙古千户，拥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位，“按照习俗的规定，上述全体宗王和异密（官人）们立下誓书”。在昔木土、失烈延塔兀等几次与阿里不哥军的交锋中，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的军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499]

阿里不哥势力西徙后，与察合台后王发生冲突，终于搞得势穷力竭，不得不率少数亲信东归，投附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正月，忽必烈得到了阿里不哥等人东来的消息，立刻命令为他们准备粮饷，并通知蒙古宗王、千户和一些汉军万户于夏天赴上都参加忽里台。七月底，阿里不哥一行抵达上都。在忽里台上，阿里不哥按照蒙古传统仪式向忽必烈请罪。忽必烈派人会审并处死阿里不哥属臣十人后，应全体与会贵族的请求，赦免了阿里不哥，“诏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历时五年的帝位之争，以忽必烈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500]

至元十一年至元十六年（1274—1279），忽必烈发兵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忽必烈对南宋作战的方略，大部分是在上都议定的。至元十年（1273），由于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南宋军的江淮防线出现缺口，忽必烈在上都召集群臣讨论对南宋作战事宜，着手进行军事部署。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接受史天泽的建议，将布置在淮东和长江一线准备渡江的军队全部交给蒙古八邻部人伯颜指挥，并把伯颜带到上都驻夏，面授攻战机宜。六月，忽必烈在上都向全国发出兴师征讨江南的诏书。七月，伯颜南下时，忽必烈引征北宋初曹彬灭南唐时“不杀一人”的事例，晓谕伯颜：“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501] 至元十二年（1265）五月至八月，忽必烈又把伯颜从前线召回到上都，就大军渡江后的作战方针进行磋商。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伯颜携南宋帝赵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大臣等一行至上都，忽必烈在大安阁接受亡南宋君臣的朝见，大赏有功将士，命伯颜在上都近郊举行仪式，“告天地、宗庙”[502]。赵被封为瀛国公，原福王赵与芮被封为平原郡公。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中书省官员请求让赵、赵与芮等南宋宗室子孙定居上都，忽必烈以赵与芮已年老，准许留在大都，其他人都在上都安置，只有翰林学士赵与优免。[503] 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瀛国公赵学佛法于土番”[504]，实际上是将他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藏去，消除南宋遗民的复国幻想。西藏人称赵为“蛮子合尊”，到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终被下令处死。[505]

至元十四年（1277），攻南宋战役还未结束，出镇西北的北安王那木罕（忽必烈第四子）、右丞相安童被反叛的昔里吉等劫持，投奔窝阔台后王海都。在应昌的弘吉剌部贵族只儿瓦台起而响应，势逼上都。忽必烈调动扈从至上都的怯薛和侍卫军随诸王彻都出征，很快将只儿瓦台反叛势力剿灭。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乃颜（塔察儿之孙）为首的东道蒙古宗王起兵反叛，与西边的海都遥相呼应。忽必烈在上都调集军队，于五月至八月亲征乃颜，击溃其主力。而清除乃颜残余势力的战争，则持续了一年多。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忽必烈又由上都亲率大军北上，征伐叛王海都。在忽必烈朝的后十五年里，上都实际上成为朝廷支撑对蒙古叛王作战的大本营，出征军队在这里集结，军需粮饷由此处转运，充分显示出了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性。

为解决长年战争造成的财政匮乏，忽必烈先后任用了三位善于“理财”的大臣掌管朝政：“回回”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吐蕃噶玛洛人桑哥。这三个人的“敛财之道”颇引起其他朝臣非议，朝内经常爆发政治纷争。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汉人王著、高和尚等人利用忽必烈巡幸上都的时机，伪称太子真金返京，将阿合马及其留京党羽杀死。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早在十年前，许衡随从忽必烈到上都时，就“具奏阿合马专权无上、蠹国害民等事”[506]，坚决反对阿合马用他的儿子掌管兵权的动议。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中书左丞崔斌随忽必烈巡幸至察罕脑儿，“极言阿合马奸蠹”，忽必烈即派遣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自开平驰驿大都共鞠之”。阿合马称病躲避按问，相威毫不放松，“令舆疾赴对”[507]，检核他的不法行为。然而忽必烈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下诏释免阿合马，把双方的公开斗争压了下去。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终于导出了武力解决的结局。卢世荣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升为中书右丞，公开要求起用阿合马党人，遭到蒙古大臣安童、玉昔帖木儿等人和汉人儒臣的反对。次年（1285）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疏弹劾卢世荣，忽必烈召集陈天样与卢世荣同赴上都当面对质。由于随行大臣的一致要求，忽必烈先是将卢世荣论罪关押，十一月，才将他处死。[508] 桑哥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入中书省，很快升到了右丞相的高位，他的权势远远超出了阿合马和卢世荣。一些蒙古大臣和汉人儒臣与桑哥进行了多次较量。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忽必烈在前往上都的途中听取了怯薛太官要求罢黜桑哥的建议，加上上都留守木八剌沙等人的极力弹劾，桑哥终于被籍没家赀，并于七月被处死。[509] 忽必烈朝内纷乱的政治斗争，到此总算告一段落。

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病死于大都，由已故太子真金的长妻阔阔真暂时接管朝政。阔阔真派伯颜等赶往按台山，召回出镇的第三子铁穆耳。四月初，铁穆耳率众返抵上都，阔阔真与南必皇后（忽必烈正妻察必死后，其妹南必被立为皇后）、卜鲁罕（铁穆耳妻）等已先行到达。他们很快就在上都举行了忽里台，忽必烈家系的蒙古宗王大多出席，忽必烈朝的大臣也云集上都。在忽里台上，出现了真金长子甘麻剌和三子铁穆耳两个帝位候选人的争执局面。甘麻剌多年在和林附近屯镇，受封晋王，“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铁穆耳则于前一年（1293）六月正式接受了皇太子印信，理应成为帝位继承人。阔阔真和朝内大臣都有意以铁穆耳为帝，藩服宗王则多属意于甘麻剌。阔阔真巧妙地利用甘麻剌口吃的缺点，建议按照忽必烈“让精通成吉思汗圣训的人继承大位”的遗言，通过口诵圣训的比赛来决定继承人。铁穆耳的口才自然胜过了甘麻剌，加上先朝大臣伯颜、月赤察儿、玉昔帖木儿等人的劝说，甘麻剌终于服输，声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木耳仁孝，宜嗣大统”，并以“宗盟之长”的身份扶持铁穆耳登上宝座。[510] 御史中丞崔彧曾从木华黎后人硕德处得到一枚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献给了阔阔真，在即位仪式上由阔阔真亲手授给了铁穆耳。[511] 整个仪式是在上都大安阁进行的，时间为四月十四日（1294年5月10日）。铁穆耳的庙号为成宗，蒙古人称之为完泽笃皇帝。

元成宗即位之后，实行“守成”政治，继续与西北叛王作战，上都仍然起着大本营的作用。大德五年（1301），海都在与元军作战中受伤而死，长子察八儿继统窝阔台汗国。七年七月，察八儿与掌管察合台汗国的笃哇共同派出请求停战的使者来到上都，西北战事逐渐趋向缓和。[512]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铁穆耳在大都病死，因为他的儿子德寿早已夭亡，帝位继承再次引起争执。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和非真金家系的安西王阿难答密谋以元成宗皇后卜鲁罕临朝称制，扶持阿难答继承皇位，受到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的抵制。这时，元成宗的哥哥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出镇西北，掌握着驻在按台山附近的边防大军，是南下争夺帝位的强大对手。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母亲答己则由原驻地怀州抢先赶到大都。哈剌哈孙等人很快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接上了关系，他们于三月间突然发难，逮捕阿难答，处死了阿忽台等人。在京城的蒙古宗王阔阔出、牙忽都和其他一些大臣请求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作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亲的答己，也希望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她知道这样做定将遭到海山的反对。为此，答己玩弄骗局，她派遣近臣朵耳去欺骗海山，说是根据阴阳家的推算，如果他即位将短命夭折，并宣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海山不相信他母亲的谎言，不愿意放弃帝位，听说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在大都主持朝政，则更加不满。他立即派康里人脱脱返回大都，向答己表示：“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同时，海山亲率精兵三万，分三路直趋上都。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闻讯后，自量无力同海山争夺，立刻改变主意，率众北上，与海山在上都相会，举行忽里台，处死安西王阿难答，废黜卜鲁罕皇后，并于五月二十一日（1307年6月21日）在大安阁举行仪式，立海山为帝，是为元武宗，蒙古语称曲律皇帝。六月初一日，元武宗正式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确定他为自己的帝位继承人，一场复杂的帝位争夺，没有发展成为残酷的武力争战，最终在上都和平地解决了。[513]

元武宗即位后，平息了西北战火。至大三年（1310）夏季他在上都举行忽里台，察八儿等西北诸王来朝，“诏特设宴于大庭”[514]，海都位下所积二十余年的五户丝岁赐，一次颁给。多年未解决的西北问题至此算是基本解决了。

元武宗之后的元仁宗和元英宗，都是在大都即位的，忽里台在大都举行，即位后皇帝率随从到上都驻夏。元英宗即位之后，在木华黎后人拜住的赞助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一部分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群贵族官僚暗中策划反对拜住和元英宗的行动，并和出镇漠北的甘麻剌子晋王也孙铁木儿取得了联系。铁失本人还任职忠翊卫都指挥使，兼领左、右阿速卫军。至治三年八月四日（1323年9月4日），他们乘元英宗由上都南返在南坡捺钵过夜时，以阿速卫军为外应，在行帐中刺杀了拜住和元英宗。臣下刺杀皇帝，在元朝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所谓的“南坡之变”[515]。

南坡之变后一个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龙居河举行忽里台，登上帝位，是为元泰定帝，随即南下，在上都和大都分别处决了参与谋杀元英宗的人。致和元年（1328），元泰定帝带病赴上都驻夏，七月十日死于上都。扈从元泰定帝至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人筹划召开忽里台，推戴泰定帝子阿剌吉八继承帝位。留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钦察人）则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人密谋，在大都举事，捕拿中书平章政事乌伯都剌等一批留守大臣，遣使往江陵迎接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燕铁木儿弟撒敦、子唐其势得到消息后，都从上都遁回，助燕铁木儿调发留在京城的侍卫亲军，在两都之间的交通要道设防。八月二十二日，梁王王禅等率扈从元泰定帝捺钵的侍卫亲军由上都南下，分道进攻大都，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率少数军队留守上都。二十七日，图帖睦尔赶到大都，九月一十三日即帝位，改元为天历，是为元文宗。同月，倒剌沙等在上都立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九月初至十月上旬，上都军队频频发起攻击，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等重要关口都曾被攻破，燕铁木儿亲自率军东征西战，分头击败来敌，保证了大都的安全。十月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会同燕铁木儿的族人、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率军由辽东突然出兵，包围上都，倒剌沙等人奉皇帝玉玺出降，被送到大都处死，站在上都一边的军队，很快土崩瓦解，两都之间的混战停了下来。[516] 这场战争给大都和上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两都间的站赤、桥梁、关口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元文宗的哥哥和世，当时正坐镇漠北。两都兵戈相见时，和世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大局已定后，元文宗恐再引起帝位争端，主动遣使者北来，请和世南下即帝位。和世便于次年（1329）正月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即皇帝位，是为元明宗，图帖睦尔则在大都宣布退位，并遣沙剌班等人辇送金银币帛至和林，供忽里台赏赐使用。和世三月初从和林向上都进发，派人先往上都筹划物资，准备举行包括察合台后王参加的忽里台。就在他踌躇满志、慢慢南行的时候，一个新的阴谋已孕育成熟。图帖睦尔不愿放弃帝位，燕铁木儿也恐怕失去权势，两人合谋寻找有利的时机将和世害死，夺回帝位。为此，燕铁木儿于三月奉皇帝玉玺出京，北迎和世，制造一切顺利的假象。五月中，图帖睦尔也由大都前往上都，迎接和世。毫无警惕的和世于八月初一日抵旺兀察都。次日，图帖睦尔来会，在行宫举行大宴会；六日，和世“暴卒”，图、燕两人的计划顺利实现了。[517]“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两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518] 为了争夺皇位，兄弟之间演出了骨肉相残的悲剧。

元明宗死后，图帖睦尔在燕铁木儿的严密保护下，于两日内驰至上都。天历二年八月十五日（1329年9月8日），图帖睦尔在大安阁举行了复位仪式，燕铁木儿及其家族得到了最高的奖赏。元文宗一朝，燕铁木儿始终担任要职。至顺三年（1332）八月，元文宗病死于上都，临终前留下遗言：“昔者晃忽叉（即旺兀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懽帖木儿来，使登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燕铁木儿并未按元文宗遗愿办事，“自念晃忽叉之事，已实造谋，恐妥懽帖木儿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遗诏，屏而不发”[519]，于十月立年仅七岁的元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自己仍然把持朝政。懿璘质班在位仅月余即死去，燕铁木儿虽将妥懽帖睦尔接到大都，仍具猜疑之心，不立新君，自己独掌大权，至顺四年（1333）春，燕铁木儿病死。六月八日，妥懽帖睦尔在上都即位，是为元顺帝，这是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520]

第六章 上都的经济生活

上都是陪都，又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与农业区的密切联系，是这座城市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固定的两都巡幸制度又使它的经济生活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城市周围发达的畜牧业，也给城市生活以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粮食来源和农业

上都所在地区“水草饶刍牧”[521]，是很好的牧场。但是气候寒冷，对农业生产不利。元代的记载说：“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522] 元代政府常以上都和甘肃、和林等处并列，视为“非产米地”[523]，在推行某些措施时给予特殊待遇。

但是，上都城建立后，有相当数量固定的居民，还有大批季节性增加的人口，包括扈从皇帝前来的王公贵族、官僚、僧道、士兵、仆从等，以及前来聚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及其随行人员，其数量大大超过了上都的常住户口。常住人口加上为数更多的临时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据至元七至八年（1270—1271）间的估计，“上都每年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524]。这些粮食主要依靠外地运来。

从产粮地运粮到上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国家组织漕运。“大都、上都支转粮斛浩大”，元代政府为此先后设立了两个运粮提举司。一个叫旧运粮提举司（后改名大都陆运提举司），另一个叫新运粮提举司（后改为京畿运粮提举司）。所谓“旧”“新”，主要是就成立时间先后而言。两个提举司管辖站户近两万户，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525]。这些从事漕运的站户都是在民间强制签发的。除了运粮提举司负责运输之外，元代政府还在民间和雇车牛，运输官粮。和雇表面上是两相情愿，实际上则是强制性的封建义务。和雇之例如，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五月，“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526]。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都民仰食于官者众，诏佣民运米十万石致上都，官价石四十两，命留守木八剌沙总其事”[527]。陆道运输粮食，长途跋涉，中间经过漫长的草原和山岭，劳民伤财，所费甚大。因此，就在至元二十八年，有人提出“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岭而上，可至上都”。建议疏濬滦河，漕运上都。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派人考察，以船试行。考察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罢”[528]。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漕运仍旧由陆道进行。除了大都到上都的交通线之外，东北辽阳行省与上都之间也有驿道可通，有时粮食也从这条路线运来。

皇帝巡幸期间宫廷所需粮食等物，数量很大，也采取和雇车辆的办法，进行运输。下面所引用的便是当时的一份有关文件：

大德七年三月，中书省宣徽院呈：起运上都米面等事，送户部与礼部一同议得：凡雇车运物，不分粗细，例验斤重里路，官给脚价。以此参详，今后起运上都米面等物，合从宣徽院选委有职役廉干人员长押。先将合起物色，一一亲临秤盘装发，打角完备，如法封记。斟酌合用车辆，令大都路巡院正官召募有抵业信实车户，明立脚契，编立牌甲，递相保管，然后许令揽运。各于契上开写所载箱包布袋，各各斤重，眼同交盘，责付车户收管，及令重护封头，长押官通行管押。如运至上都交收，办得封记打角俱无损坏，布袋箱包亦不松慢，秤盘斤重又与元揽相同，中间却有短少不堪，盖为押运人员装发之际失于照略，着落追陪相应。若苫盖不如法，装卸不用心，致有损失，虽封记俱全，比元封打角松慢，或去封头、箱包布袋破漏，交出短少不堪者，即是车户不为照略，或因而侵盗，就将行车人监勒，追征不敷之物。照依脚契，先验元雇车户均征，更有追补不足者，着落当该雇车官司补纳，仍以物多寡量情断罪。押运人员回还，须要纳获无欠朱钞销照。及经过村坊店户之家，排门粉壁，无得寄顿籴买官物。都省准呈。[529]

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它详细说明了由大都向上都搬运皇家所需“米面等物”的办法。这一搬运是由“掌供玉食”[530] 的宣徽院负责组织的，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可以想见，支持上都城市生活所需的大宗粮食，如果是采用和雇之法的话，一定也和这份材料中所述制度相似。

除了国家组织漕运之外，还实行和籴的办法。和籴也叫和中或市籴，由来已久，元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实行过。上都和籴的具体办法是，政府根据需要发布在上都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上都指定粮仓交纳，政府以现钞或盐引支付。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元代盐利优厚，盐引（取盐凭证）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尽管路途艰难，还是有许多人响应。中统二年（1261）正月，“命户部发钞或盐引，命有司增其直，市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募客旅和籴粮，以供军需，以待歉年，岁以为常”[531]。同年九月，“置和籴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532]。元代制度，各地一般不专门设置和籴官，“专委本路正官一员，不妨本职，提调勾当”[533]。而上都不仅设官，且有专门的机构，可见和籴对于上都的粮食供应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据《元史》和《经世大典》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降钞两万锭于上都市籴。二十年，上都市籴粮先后发钞六万锭。二十一年九月，“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和籴上都粮”。但这次和籴“未曾成就”[534]。到至元二十二年，元代政府又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四年之间，年年和籴，显然已成为惯例。至元二十三年以后，上都和籴不见于记载，恐怕是史籍的遗漏，而不是制度上的改变。

天历二年（1329）秋，“时天子（元明宗和世）自北方还，上都供亿视常岁为多，有司请预大储蓄。宰相使刑部（刑部员外井渊）为之。出令使民得入粟受厚直，于是任者、辇者、负者、戴者毕至，则平斗斛受之。民以次得直去，府史阍徼无奸留，不日而粟盈巨万。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粟价顿平，民益悦”[535]。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和籴的办法，对于上都粮食的储备，起了积极的作用。一般说来，和籴的效果要比漕运好得多。和籴更多依靠经济的力量进行调节，而漕运则是国家用政治的力量强制组织的。应该指出的是，天历二年的上都和籴，在《元史》中是没有提到的，同样的遗漏肯定还不少。

为了收贮漕运与和籴所得的粮食，元代政府早在13世纪60年代便于上都城外东西两边修建了两座规模宏大的粮仓，名为万盈仓和广积仓。[536] 这两座粮仓都由正廒和东、南、西廒组成，形制完全相同。[537] 它们“北连沙漠，地接禾（和）林，仍边远酷寒之地。周岁出纳，少者不下三四十万余石”[538]。其收贮的粮食量，在全国粮仓中名列前茅。见于记载的还有永丰仓等，但具体情况不详。[539] 至元二十五年（1288）五月，丞相桑哥等奏：“上都仓俱在城外，不便，今议拟于城内建仓一二所。”[540] 这一建议得到忽必烈的同意。永丰也许就是城内的仓名。此外还有太仓，专“掌内府支持米豆，及酒材米曲药物”[541]。也就是收贮宫廷所需粮食，与前面数仓的性质有别。万盈、广积二仓隶属于上都留守司，太仓则隶属于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永丰仓的隶属不清楚。

上都贮备的大量粮食，不仅满足了上都居民和扈从巡幸人员的需要，而且常常用来调拨支援北边和林等地。或者说，元代政府之所以通过漕运与和籴在上都收贮大量粮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及时支援北边。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542]；大德元年（1297），“输上都、隆兴粮各万五千石于北地”[543]。

上都粮食储备充足，但是粮价却很昂贵。据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都每石米的价钱是钞五十五两，[544] 而时间稍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的大都米价，每石最高不过十五两，[545] 相差将近四倍。元代政府不时在上都减价粜粮，如大德六年（1302）四月，“上都大水民饥，减价粜粮万石赈之”[546]。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九月，“上都民饥，敕遣刑部尚书撒都丁发粟万石，下其价赈粜之”[547]。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六月，“上都民饥，出米五千石减价赈粜”[548]。显然，这是仿效大都赈粜之制。但大都赈粜是经常性的，而上都赈粜则是临时性的措施。

上都城周围是放牧牲畜的草原，但是也有人经营农业。城内居民种麦、菜，已见前述。在城外，“卧龙冈外有人家，不识江南早稻花。种出碛中新粟卖，晨炊顿顿饭连沙”[549]。但这种种植业规模肯定是不大的。离上都稍远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如察罕脑儿，“此地苦寒，入夏始种粟黍”[550]。鸳鸯泺，“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诗人描写这里的风光是：“原隰多种艺，农奚犬牙错。涤场盈粟麦，力穑喜秋获”[551]。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都是很有限的，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居民决定了它的规模，因而对上都城的粮食供应起不了多大作用。诗人吟诵上都风光时有“荞麦花深野韭肥”[552]“荞麦花开草木枯”[553]之句，可知所种之麦应是荞麦。

元代政府在上都地区推行军屯，其经过已见前述，上都地区“凡立三十四屯，于上都置司，为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为田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九亩”[554]。但是军屯所入一般只供军队消费，而且军屯制度的废弛也是元代的一大弊病，所以它对于上都的粮食贮备作用甚微。

除了粮食种植之外，上都周围也有人栽培蔬菜，当然为数也是很有限的。元人许有壬曾数次到上都，他的诗篇《上京十咏》中提到了“芦服”，说它“性质宜沙地，栽培属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荐脆似梨。”[555] 还提到了白菜。野生的蘑菇和韭花，也常被采摘作食用。副食中蔬菜不多，一般以肉食为主。道士马臻随从正一道张天师来到上都，对于饮食深感不适应。他写道，“土风不解重鱼凫，东邻西舍惟烹羊，山人（马臻自喻）肺腑蔬笋气，对此颇觉神不畅。”[556]

上都的燃料也是应该提及的。从一些片段的记载来看，城市居民主要以松柴为燃料。诗人宋本有“柴车击毂断东街”和“御华园路接柴场”[557] 之句。袁桷有诗题为《卖薪行》，描述“老兵缚薪穿市卖”[558]。上都北边有松林，“阴阴松林八百里”[559]，松柴主要便出于此。但是，“太平生齿日丰隆，赭尽朝河百里松”[560]，森林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第二节 商业和手工业

建立在草原上的上都城，“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561]。商人的活动，对于上都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忽必烈充分认识到商业活动对于上都的重要性。至元二年（1265）二月，他下令免征上都商税。至元七年，尚书省臣言：“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562] 忽必烈表示赞同。这是重申过去的规定。到了二十年，“敕上都六十分取一”。元代制度，商税三十分取一。即使到这时，上都商业活动仍是受到特殊优待的。二十二年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同年五月，又“减上都商税”[563]。具体办法是“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564]，比起六十取一来降低一半还多。可以说，终忽必烈之世，对于上都的商业活动一贯采取免税和轻税的政策。

元成宗元贞元年，“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565]。但所增是征课的比例还是总额，已无记载可考。大德元年（1297），“减上都商税岁额为三千锭”[566]。但这个数额很快便突破了。元代中期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上都的商税收入为一万二千余锭，约为大都的十分之一。[567] 如果考虑到大都的特殊地位以及上都与大都之间在商税税率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那么，这个草原城市商税收入能达到这样的数额，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管理商税的机构，最初是上都宣课提领，至元十九年（1282）改为上都宣课提举司。[568]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又改为上都税课提举司，正五品。[569]

元代中期，著名学者袁桷曾数次扈从上都，他在描述当地风光的诗篇中写道：“白篆时逢贾，朱衣定指僧。”[570] 贾人在街上时时可逢，足见其为数之多。在另一首诗中，他描述了上都商业区的情况：“煌煌千贾区，奇货耀出日。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通茗酪，谈笑合胶漆。”[571] 由此诗可知，上都有集中的规模颇大（“千舍”）的商业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奇货”。商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有的记载说上都的“大西关”外有“马市”[572]，大西关应即上都外城西门外的关厢区，很可能那里便是商业区的所在，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但是，这些商人有许多并非长年在此经营。“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573]。每当扈从巡幸的队伍来到时，上都的商品需求量大大提高，商人们都纷纷前来，设肆营业。而当扈从巡幸的队伍离去之后，商品需求量立即下降，许多商人也就相继离去了。

元代实行和买之法。凡官府所需之物，出钱购买，称为和买。表面上，和买是两厢情愿的公平交易，实际上官吏利用这一机会，对商人进行敲诈勒索，钱经常少给甚至不给。上一节所说的和籴就是和买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们运粮到上都后，往往要受到官吏们的多方刁难。他们“见百姓搬运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本贱粜。本都官豪富要之家，厘勒减价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574]。和籴粮食如此，其他和买当然也不例外。元代中期，“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直不即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后来上都留守为之向皇帝请求，“有旨，出钞四百万贯偿之”[575]。这样的事情要闹到皇帝面前才能解决，可见问题之严重。这种状况必然对上都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很大的损害。而从上面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商旅中许多人都来自外地，并非本地居民。

上都的权豪和寺观经营商业相当普遍。他们依恃政治上的特权，操纵行市，不纳课税。上面所说减价收粮从中倒卖便是一个例子。元代政府曾于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576]。寺观、权豪经营商业而不纳税，严重影响商税的收入，政府才会出面干预。寺观、权豪插手商业活动，对于民间商人来说，是很不利的。

上都是贵族、官僚、商人集中之地，酒馆便成为不可缺少之物。元代中期名诗人马祖常写过一篇《车簇簇行》：“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577] 诗中描写的似是离上都不远桓州城边酒馆的情况，有美酒，有歌女，有整只“细肋沙羊”供食用。上都城内外的酒馆，当然更加繁华，数量也相当可观。请看诗人的描写：“卖酒人家隔巷深，红桥正在绿杨阴。佳人停绣凭栏立，公子簪花倚马吟。”[578]“玉貌当炉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胡奴叠骑唱歌去，不管柳花飞过墙。”[579] 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580] 之句，更指明了上都南门外滦水桥边就有酒馆存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元代政府闰四月的圣旨中规定，将原来拨赐给上都乾元寺以及其他地区寺观的酒店、湖泊交归有司经办，“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581]。可知上都有过寺观管理的酒店和政府经办的酒店。有的诗篇中所说“太平楼上客纷纷”[582]，可能就是描写某一座酒楼的盛况。

元代政府在上都设置了很多手工业管理和生产部门，分属于各个不同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机构，主要有将作院所属的上都金银器盒局，武备寺所属上都甲匠提举司等。一类是宫廷机构，主要有中政院（管理中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储政院（管理东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和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等。还有一类是地方机构，即上都留守司兼总管府所属的修内司、祗应司、器物局等。以上三类所属的手工业生产单位，统称为官手工业。

据至元三十年（1293）的统计，“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中书省建议：“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583]这个意见得到忽必烈批准。这些可以由政府调迁的工匠当然是官手工业所属的匠人。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上都工匠并未减少。元代中期的资料表明，仅中政院系统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所属，即有民匠2500 余户。[584]其他系统的工匠也不在少数。有些官手工业机构是在至元三十年以后设立的。总之，工匠在上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从行业来看，上都官手工业中门类颇多，主要有制甲业、制鞍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器制造业、制毡业、皮革制造业、营建业等。上都官手工业有两个特点：一是生产主要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一是利用草原出产的原料，发展有关的行业，如制鞍、制甲、制毡等。官手工业的产品一般是不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上都官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采取“有司估体价钱，责付各局，自行收买”[585] 的办法。但有时也由政府从外地调进。如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以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自今并入上都”[586]。这些皮革显然就成了上都软皮局等部门[587]的原料。

第三节 畜牧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涯

上都城外有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便以水草丰美著称，很多民族在这里放牧过牲畜。金代在桓、抚两州设有牧场。

元代“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畜牧业特别重视。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管理国有马匹和其他牲畜的机构，称为太仆寺。下辖牧地14 处，上都即其中之一。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设有千户、百户进行管理，“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代政府每年九、十月间派太仆寺官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皇帝巡幸两都时需要大批马匹，皇室和诸王、百官需要大量的马奶作为饮料和制作奶食品，都由太仆寺管辖下的牧场负责供给。蒙元统治者对于马奶特别重视，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都建立专门的毡帐作为取乳室。取奶供皇帝之用的牝马，要由“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588]。皇帝用的马奶，“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589]。哈剌赤一名即由此而来。“挏官马湩盛浑脱，骑士封题抱送来。传与内厨供上用，有时直到御前开”[590]。每年八月，元代皇帝要在上都开马奶子宴，有关官员“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591] 太仆即太仆寺，龙车应指“承乳车”[592]（蒙古语酝都）而言。在巡幸途中，马奶子仍是不可缺少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特别讲到了上都大汗的马群，专供大汗饮马奶之用。[593]

每年皇帝巡幸时，前朝斡耳朵，草原上的诸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见，参与宴会。他们带来了庞大的随从队伍，同时也有大量的牲畜。“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阳。车如流水毛牛捷，鞍缕黄金白马良。”[594]“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595] 每年夏天，上都周围草原上，“毡车如雪”[596]，“白马如云”，“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597]。但是，每当秋天皇帝与扈从队伍转回大都之后，斡耳朵和诸王、贵族中的大多数也就陆续离开，回到他们各自的牧地过冬去了。“穹庐画毡绕周遭，五月燕语天窗高。草尽泉枯营帐去，来年何处定新巢。”[598]

泰定三年（1326）七月，右丞相等奏：“斡耳朵思住冬营盘，为滦河走凌河水冲坏”[599]，要求发军筑护水堤。从这段记载看来，“住冬营盘”似是比较固定的建筑，可能是土房一类。又，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十一月“赈上都滦河驻冬各宫分怯怜口万五千七百户粮二万石”[600]。“各宫分”即各斡耳朵，这些斡耳朵过着游牧生活，冬天来到滦河边定居过冬。“怯怜口”就是这些斡耳朵的私属人口，不归国家管辖。从至顺元年赈济之事可以看出，每年在滦河边冬季营盘中过冬的牧民，为数是相当可观的。

草原牧场是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元代政府将一部分草原分给王公、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另一部分则作为国家牧场放牧之用。上都周围，除国家的牧场之外，是否还存在王公贵族的牧地，是不清楚的。但游牧民的四季牧场，通常相去不远。有的斡耳朵既在滦河边驻冬，他们的夏季牧场，很可能就在上都路范围之内。至于上都城郊，年年作为王公贵族驻夏的场所，无疑应是国家直接管辖的地面。

“不须白粲备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粪归”[601]；“貂裘荆筐拾马矢，野帐炊烟煮羊肉”[602]。这些诗句描绘了牧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羊肉、茶、奶和奶制品，而他们用的燃料，则是从野外拾来的马粪。当然，和城内的居民一样，同时也应使用松柴。“旋卷木皮斟醴酪，半笼羔帽敌风沙。丈夫射猎妇当御，水草肥甘行处家。”[603] 逐水草而居，男的射猎，女的驾车，穿戴的是牲畜的毛皮，使用树皮制成的容器。上都草原游牧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与城内的皇帝、贵族、官僚是截然不同的。

第七章 上都的宗教

忽必烈和以前几代蒙古大汗一样，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的态度，他很注意笼络各种宗教的上层人物，为自己服务。但对各种宗教和宗教中的派系，又有厚薄之分。最受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其次才是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忽必烈的继承者大体上继续奉行上述政策。自忽必烈起，元代诸帝巡幸上都时，都有宗教人士跟随；而上都城内外，也建有各种宗教的寺宇，经常开展各种宗教活动。[604]

第一节 发生在开平的佛道辩论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于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少数部落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以后，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西征中亚，又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支持、保护的方针。在大蒙古国历代大汗的宫廷里，既有萨满教的神巫，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神职人员。这种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为的是适应对信仰各种宗教的广大居民进行统治的需要。

各种宗教团体及其领袖人物都用各种手段邀取统治者的恩宠，同时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地”，佛教和道教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金元之际，道教中的全真道盛极一时。全真道领袖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讲道，备受恩宠。全真道的许多道观得到了统治者的护持诏书。全真道领袖“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泊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605]。当时有人说过：“贞祐（金宣宗年号）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606] 佛教的上层人物也得到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护持”，但总的来说佛教的声势和影响比起全真道来大有逊色。全真道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抢占了许多佛寺的房舍和土地，将寺院改为道观；毁坏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塑像，改塑道教始祖老君的像，或将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下面坐着；大量刊印贬低、攻击佛教的图书如《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遍散朝廷上下，以抬高道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佛道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蒙哥汗即位时（1251），“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607]，再一次确认了对两教的“护持”。海云是佛教临济宗的长老，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与蒙古历代统治者有密切的关系。李真常即全真道领袖李志常，号真常，他是丘处机的弟子。到了蒙哥汗五年（1255），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他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但与海云有密切关系）向藩王阿里不哥告发全真道“谤讪佛门”。阿里不哥是蒙哥汗的幼弟，他便将此事转奏大汗。这年八月，蒙哥汗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下召集佛道两家对证。佛教的代表是福裕，道教的代表是李志常。福裕指责“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608]，下令退还占据的佛寺，修复佛像，焚毁伪经。从这次对证情况来看，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大王显然都偏袒佛教，全真道开始在政治上失势了。

但是，全真道的首领们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迟迟不肯退还寺产，却积极展开活动，企图使大汗回心转意，取消原来的决定，但未成功。蒙哥汗六年（1256），一批佛教的上层人物云集和林，要和道士们辩论。道士有意推迟行程，使辩论未能进行。这一年冬天，李志常病死。第二年夏，海云去世。同年八月，少林长老再上和林告状，阿里不哥传达蒙哥汗的旨意，委付忽必烈处理此事。这时新建的上都城已粗具规模，忽必烈就在这里“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俾僧道两路，邪正分明”[609]。

蒙哥汗八年（1258）夏，一场规模很大的佛道两家辩论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进行。到会僧人有三百余人，道士二百余人，儒士、官员二百余人。僧人中有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来自迦叶弥儿（今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河西、大理的僧人，以及“汉地”的许多知名长老，道教以全真道新任掌教张志敬为首。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中僧人主动进攻，道士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忽必烈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特别是最后他要道士公开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本领，更是有意要道士出丑。辩论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阁中昏暗。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并按事先的协议，将参与抗论的十七名道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所占寺宇山水四百余处，并令交还释家。《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和印版，都要搜集烧毁。“及依着这说谎文书转刻到碑幢并塑画壁上有底，省会诸处先生（指道士），就便磨坏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隐藏者。”[610]

这次辩论是元代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全真道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原来那样的声势了。释道并立的局面转变为释在道前，佛教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所有各种宗教中占据首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用“西天”（印度）史记来论证佛至高无上，老君化胡成佛是虚谄之说。在他发言之后，儒士姚枢和忽必烈便相继讲话，断定释胜道败。这预示着藏传佛教将在元代各种宗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六月，以少林长老福裕“为头儿和尚每”向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奏告：“教回与来的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与了的，却再争有。又说谎做来的《化胡经》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烧了有。三教也不依着已前体例里做有。”忽必烈为此下诏：“已前断了的言语别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可与呵，争底人有呵，断按打奚罪过（死罪）者。”[611] 这件诏书也是在开平府颁发的。其实，忽必烈在其他方面对于道教仍是加以保护、支持的。全真道领袖张志敬是开平辩论的道教一方组织者，他在中统三年（1262）得到“光先体道诚明真人”的封号，制书中还表彰他“志行修洁，问学淹该”，“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并要他“尚服新恩，益坚志守”[612]。而全真道最重要的宫观长春宫仍不时接受皇帝的敕令，开设金箓周天大醮。[613] 只是在释道两家关系上，忽必烈坚持释在道上，对道教加以压制。

但是释道之争并未结束。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忽必烈又重申原来的诏旨，要全真道继续“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614]。同年四月发生了大都僧道双方聚众斗殴事件，正在上都的忽必烈下令杀了两个为首的道士，还有十名道士有的被割了耳鼻，有的被流放到远方。[615] 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忽必烈命一批官员、僧人与道教各派的领袖一起“分拣”道书，结论是只有《道德经》“是老子真实经旨，其余皆后人造作演说”。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616]。至此，释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再无力与佛教抗衡了。

忽必烈压制道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道教（主要是全真道）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势力太盛，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猜忌。于是便采取抬高佛教的办法，以求调整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前面所引在和林辩论时福裕攻击道士的一番话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道教遭受统治者猜忌的原因所在。释道之争从明朗化到结束，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最关键的一次辩论，是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进行的。这也是开平城在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对此后元代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前面已经说过，元代诸帝每年巡幸上都，都伴随有庞大的扈从队伍，其中包括宗教人士。经常扈从巡幸的宗教人士，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人，其次是道教中玄教的道士。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系，创建于吐蕃。藏传佛教萨斯迦（地名，今西藏萨加）派很早便与大蒙古国发生联系。蒙哥汗三年（1253），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出征云南归来的忽必烈，备受崇敬。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东还。蒙哥汗八年（1258），他在开平举行的释道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已见前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帝师成为元代特设的一种最高神职，由萨斯迦派僧侣世代相袭，享有极高的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617]

忽必烈是在上都举行忽里台登上帝位的。“龙飞之初”，便命八思巴起寺于“大内之西南”[618]，可见八思巴是伴随他一起到上都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于上都大安阁举行佛事，帝师在座。[619] 上都每年六月举行游皇城仪式，常由帝师主其事。[620] 由此可知，帝师是常在扈从之列的。不少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受到元代历代皇帝的宠信，在巡幸时指名扈从。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师胆巴（1230—1303）。胆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即朵甘思，今青海西部）人，幼习梵秘。经帝师八思巴推荐，得到忽必烈的优遇。后因遭人中伤被贬逐，元成宗即位后，遣使召回，“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621]。前面已说过，象舆在当时是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胆巴扈从时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见受宠信之深。此外，许多扈从的诸王、贵族也都有藏传佛教僧人随从，如达益巴（1246—1318），西域人，“少为苾刍，凡事帝师十有三年”，后“事二圣（元武宗、元仁宗）于潜”，“往返二都，虽雨夕风朝，恒在宫壸”[622]。因此，在每次巡幸的扈从队伍中，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直接扈从的藏传佛教僧人之外，还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人假借各种名义，追随巡幸的队伍，前往上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二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发令旨：“站赤好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无勾当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拣者。”[623]“八哈失”是蒙古语师傅的音译，“西番八哈失”即指藏传佛教僧人。他们纷纷前往上都，为数甚多，使站赤难以负担，而官府又不敢阻止，只能由皇太子出面干预了。正式扈从的和自行设法前往的藏传佛教僧人，为数越来越多，对有关部门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六月，中节省上奏：“秋间起程时，僧人每一时去呵，车辆铺马不敷有。今后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调者，好生分拣，休交泛滥。必合随驾的僧人合骑铺马呵，交节续起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624] 可见列入扈从队伍的，除了“必合随驾的僧人”之外，还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滥竽充数的。而中书省郑重其事上奏“分拣”，正说明随驾僧人之多。

元代道教主要有四派。北方是全真道、太一道和真大道，以全真道为最盛，南方是正一道。经过释道之争，全真道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太一道和真大道，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正一道的首领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代相传。占领杭州后，忽必烈立即诏谕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毋以易主，遂生疑贰……宜趋命驾，毋多辞让。”[625] 张宗演来朝，受到优礼，“命主领江南道教”[626]。次年（1277），张宗演南还，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侍奉宫廷。张留孙才能出众，很快便博得忽必烈和太子真金的欢心，“赐廪给裘服，俾岁从北巡”[627]。至元十八年（1281）焚毁道经一事发生后，他通过真金向忽必烈进言：“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忽必烈“集儒臣论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自此以后，他实际上成了道教在宫廷中的主要代表。忽必烈死，元成宗铁穆耳即帝位于上都，张留孙率门人吴全节等北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628] 元成宗即位后改善了道教的地位，张留孙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他先后经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备受宠遇，元代统治者允许他自立门户，称为玄教，并授予他以玄教大宗师的称号，以及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等荣誉头衔。

元成宗即位时张留孙北迎，其弟子吴全节为元成宗所赏识，“特敕公（吴全节）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629]。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张留孙死，吴全节嗣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另一弟子夏文泳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博得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青睐，“命独任本宫承应法师，有司岁给车马，扈从往来两京，出入禁卫无间”[630]。元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是为元仁宗。夏文泳继续受到优遇。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吴全节死，夏文泳就成了第三代玄教大宗师。如上所述可知，玄教的首领和上层人物，都是经常在扈从之列的。[631]

能够经常参与扈从之列，说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特殊重视。藏传佛教于元初由吐蕃传入蒙古和“汉地”，元朝统治者抬高它的地位，既是出于控制吐蕃地区的需要，也是为了抑制“汉地”原有的佛教各宗派。张留孙原是正一道门下，元代统治者对他加意扶植，让他自成一派，显然也是为了压制原有的道教宗派，便于控制。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元代统治者之所以要两者的首领和上层人物扈从，还因为他们都宣称擅长招神驱鬼、呼风唤雨的法术，能为皇帝驱除巡幸中的不祥，保证平安。以藏传佛教来说，皇帝巡幸动身以前，“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632]，旨在祛除不祥。国师胆巴便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胆巴善持秘法，据说能作佛事退敌军，又能祷疾致愈。有一次北巡时“过云州龙门，师谓徒众曰：‘此地龙物所都，或兴风雨，或惊乘舆。汝等密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电果作，四野震怖，独行殿一境无虞。至上都，近臣咸谢曰：‘龙门之恐，赖师以安。”[633] 以玄教宗师张留孙来说，“上与昭睿顺圣皇后驻日月山，后疾甚，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上大喜，命为上卿”[634]。神道设教，本不足凭，但对迷信神鬼的元代统治者来说，则无疑从中既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又可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就使得藏传佛教和玄教的神职人员成为扈从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除了藏传佛教僧人和玄教道士之外，扈从队伍中有时也有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但都是临时性的。例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全真道掌教苗道一的门人“井公制授诸路道教都提点、洞阳显道忠贞真人，转教于大长春宫，有司给驼马，扈从车马，巡幸上京”[635]。全真道道士得以参与扈从之列，是很罕见的。

这些宗教神职人员扈从皇帝到达上都以后，分别住在本教派的寺观之中。在此期间，要举行许多宗教活动，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各种“佛事”。如：

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受佛戒的仪式。元代诸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事实上在“登大宝”以后，还继续受戒。受戒有戒坛，上供马哈剌佛。[636] 受戒仪式要由帝师或其他高级藏传佛教僧人主持其事。如“武宗皇帝、皇伯晋王（甘麻剌）及今皇帝（元仁宗）、皇太后皆从（胆巴）受戒法”[637]。帝、后及皇族受戒，或在大都，或在上都。泰定元年（1324）六月，元泰定帝在上都“受佛戒于帝师”。泰定二年（1325）十月，皇后亦怜真八剌在大都“受佛戒于帝师”。十二月，“帝复受佛戒于帝师”，这也是在大都。而到了泰定三年（1326）七月，“皇后受牙蛮答哥戒于水晶殿”[638]。这又是在上都。上有所好，贵族官僚也纷纷以受戒为荣，成为一时风尚。“似将慧日破黄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639]“安息薰坛建众魔，听传秘密许宫娥。自从受得毗卢咒，日日持珠念那摩。”[640]

游皇城。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做佛事，“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641]，迎引出宫，护送的仪仗队首尾排列长三十余里，游历皇城，皇帝后妃在宫中搭彩楼观览。游行完毕，将伞盖送还，复置于御座上。这是大都每年最盛大的一项宗教活动。后来在上都也照样举行。“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当时诗人为之咏道：“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642] 另一位诗人也为此写下了长篇，其中道：“岁时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队喧憧憧。吹螺击鼓杂部伎，千优百戏群追从，宝车瑰奇耀晴日，舞马装辔摇玲珑。红衣飘裾火山耸，白伞撑空云叶丛。王官跪酒头叩地，朱轮独坐颜酡烘。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643]“红衣飘裾”指藏传佛教僧人。“白伞撑空”指皇座的白伞盖，上都与大都游皇城均以藏传佛教的圣物为中心。“朱轮独坐”者应是帝师。从这些诗篇中，多少可以想见当时上都游皇城的盛况。

其他佛事。游皇城是规模最大的佛事，受戒也是佛事，此外还有多种佛事，也在上都举行。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中书省臣言：‘内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银、钞、币不赀，今国用不充，宜从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减。上都岁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为百四所，令有司永为岁例”[644]。“内外佛寺”之“寺”，从下文来看，应系“事”之讹。上都岁作佛事一百六十五，几占全部佛事二分之一。皇帝在上都时间大体为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几乎天天都有佛事，佛事的地点，或在宫内，如大安阁；[645] 或在寺院中，也有在特定地点，如铁幡竿。[646]“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647]，正是当时佛事盛况的写照。

此外，每遇大宴会时，藏传佛教僧人都“设止雨坛于殿隅”，以法力止雨保证宴会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惯例。诗人为此写道：“雍容环佩肃千官，空设番僧止雨坛。自是半晴天气好，螺声吹起宿去寒。”[648]“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趣赐金。”[649]

佛教的各种活动是主要的。道教也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如至元十八年（1281）、至元三十一年（1294）都曾在寿宁宫设醮（见本章第三节）。但从现有记载来看，道教的活动是很有限的，远远不能同佛教相比。

元代皇帝在上都还经常召见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如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召见正一道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上都幄殿”[650]。元英宗即位时，诏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入觐，见于上都。[651] 有些宗教人士为了某种目的，也纷纷来到上都活动。当时佛教内部有教禅之争，[652] 天台国清寺是浙东名刹，天台宗的祖庭，元初“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僧人湛堂澄在元贞元年（1295）“入觐于上京，赐食禁中。复以国清为言。宣政院为奏请降玺书加护，命公主之”[653]。

由此可见，每年皇帝巡幸期间，上都都要增加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宗教神职人员。其中扈从皇帝来的占主要部分。而宗教活动，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佛事，在巡幸期间正是上都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节 上都的寺院道观

上都城建成后，各种宗教的寺院道观陆续兴建起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佛教寺院，其次是道观，最后是伊斯兰教的寺院。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佛教寺院

上都建成后，“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654]。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见图7—1），是上都最重要的两所佛寺。乾为西北，艮为东北，这两所佛寺分别位于上都皇城的西北角与东北角，遥遥相对。

图7—1 龙光华严寺遗址

两寺之中，龙光华严寺创建时间较早。“丙辰之岁，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岁，作大龙光华严寺。寺于城东北隅，温公主之。”“戊午之岁”是蒙哥汗八年（1258）。温公是僧至温，曾为禅宗曹洞宗领袖万松的侍者。他与刘秉忠“少时相好”，刘秉忠出家为僧，便是他劝说的结果。刘秉忠入忽必烈幕府后，“荐师可大用”，得到召见，“留王庭多有赞益”。居三岁遣还。“时宪宗命海云主释教，诏天下作佛戒会，师持旨宣布中外而辅成之”。忽必烈征云南还，“刘公请承制锡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洺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至温与忽必烈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龙光华严寺建成以后，他首任主持，绝非偶然。至温“锐意卫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655]。在释道之争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开平释道辩论中，失败了的参与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即被送到他主持的这所新建寺院中落发，已见前述。

至温在中统元年（1260）“纳印辞职”，至元四年（1267）五月病死于桓州天宫寺。继任主持的是福裕（1203—1275），他也是万松的弟子，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兴国寺。蒙哥汗时，又被召至“北庭行在”。后出任嵩山少林寺住持，“万松、海云实为之主”[656]。正是福裕首先通过阿里不哥大王向蒙哥汗告状，挑起了释道之间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至温和福裕在“汉地”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海云和万松，他们两人都与蒙古宫廷有着特殊的关系。忽必烈以至温、福裕两人相继住持龙光华严寺，说明了他对这所佛寺的特殊重视。至温和福裕均出自万松门下，万松属禅宗中的曹洞宗。因此，龙光华严寺是一座禅宗寺院，“以传菩提达摩之学者居之”。到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福裕之后，龙光华严寺主持名字可考者尚有七代，从至温算起共九代。其中第六代住持维寿较有名，他“以道行文学受知英宗，制授大司徒”[657]。维寿的墓碑碑额近代尚存。

龙光华严寺在建成后曾两度扩建。一次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发起的，由元英宗硕德八剌完成。元武宗在位时（1308—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躬戾其宇下，左右顾瞻，惧弗称世祖致崇极于觉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658]。元仁宗在位期间（1312—1320）继续进行。元英宗嗣位，“北巡狩，回上都，首幸华严”，在完成原有工程的同时，又建新殿。“又别赐吴田（浙西田土）百顷，安食其众。”[659]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二月“调军三千五百人修上都华严寺”[660]。至治三年（1323）二月，“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人”[661]。全部扩建工程长达十余年之久，最后在这一年六月前完成。另一次在元顺帝时。至正七年（1347），元顺帝巡幸上京，以龙光华严寺“犹有未备”，赐钞十万贯，“给其营缮之费”。主持惟足负责修建，到第二年完工，“在其教所宜有者，纤悉完具”[662]。

元代平定江南后，忽必烈曾将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收藏的佛教圣物舍利宝塔迎往北方诸大寺及宫中轮流供奉，其中便有上都龙光华严寺。[663] 由此更可看出这座寺院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舍利宝塔后送回明州，至今犹存。

乾元寺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制与仁王寺等”。“仁王寺”即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帝（忽必烈）尝问帝师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国焉。”[664] 此寺建成后，“诏请胆巴金刚上师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员”[665]。帝师的启迪，胆巴的住持，说明大护国仁王寺无疑是藏传佛教寺院。寺中所供奉的“梵天佛像”，“多秘不可观”[666]，显然是藏传佛教的马合剌佛一类。乾元寺之制既与大护国仁王寺等，亦应属于藏传佛教。这所寺院的建造，是由元代工艺名家尼波罗人阿尼哥主持的。至元十三年（1276），阿尼哥又“建寺涿州（今河北涿州），如乾元制”[667]。涿州寺也应是为胆巴建造的。[668] 大护国仁王寺、乾元寺和涿州寺，其制相同，都应是藏传佛教寺院。

乾元寺在上都寺院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赐上都乾元寺地90顷，钞15000锭。[669] 延祐六年（1319）六月，“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670]。泰定二年（1325），“修大乾元寺”。泰定三年（1326），元泰定帝“幸大乾元寺，敕铸五方佛铜像”[671]。后至元三年（1337）七月，元顺帝“幸乾元寺”。至正七年（1347）三月，“遣使修上都大乾元寺”[672]。这是见于《元史》“本纪”中的元代诸帝临幸和修缮乾元寺的记载，肯定还有不少脱漏，但从中也可看出元代诸帝对乾元寺的重视了。

元代历代皇帝皇后建佛寺为自己祈福，已成惯例。死后，其遗像（织锦为之）即供奉于所造寺院中，所在殿堂称为神御殿或影堂。[673]元代朝廷中设太禧宗禋院（从一品），掌神御殿祭享诸事。凡设神御殿的寺院都归其管辖。这些寺院设有规运提点所（正四或正五品）、规运总管府（正三品），负责该寺院的日常经费收支和营缮诸事。[674]上都乾元寺也设有提点所，延祐六年（1319）一度升为总管府，“给银印，秩正三品”[675]。但不久即撤销。设置提点所和总管府，说明乾元寺应属于太禧宗禋院管理系统，与一般寺院有别。很可能乾元寺内亦有神御殿。

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就各种宗教寺观的赋税问题颁布条例，内容共四条。前三条就各种寺观的地税商税豁免和交纳做出一般的规定，第四条则是专门针对三个佛教寺院而发的：“上都、大都、扬州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予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出办钱物，令有司通行管办，赴官送纳。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无得似前另设人员，侵损官课。”[676] 大护国仁王寺已见前述，大兴教寺也是大都的一所著名寺院，建有帝师殿和太祖神御殿。[677] 乾元寺与两寺并列，都拨赐有酒店、湖泊，更可见其地位之特殊。

除了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之外，上都还有不少佛教寺院，如：

开元寺。延祐三年（1316）正月，元仁宗“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678]，同时赐龙光华严寺百顷。从赐田数及其与龙光华严寺赐田的比例，可以想见这座寺院一定有相当规模。在此以前，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679]。“西僧”即吐蕃藏传佛教僧人。由此可知开元寺也是一所藏传佛教寺院。元代藏传佛教僧人倚仗统治者的庇护，到处横行霸道。上都留守居然受辱被囚，一般平民更可想而知。

弥陀院和庆安寺。大德七年（1306），胆巴死在“上都弥陀院”[680]，“就上都庆安寺结塔荼毗”[681]。弥陀院也许就是庆安寺的一个组成部分。

弘正寺。元英宗在大都西郊寿安山建大昭孝寺（即今卧佛寺），以僧法洪主之，“大都弘正、栖禅，上都弘正等寺皆隶焉”[682]。

黄梅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念藏典流传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即以西天语（印度梵文）、西番语（藏文）、畏兀儿语与汉文佛教经典互相对勘校正。这一工作进行了三年。参与其事的有“上都黄梅寺住持通慧大师讲经沙门释温吉祥”。[683]

帝师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至治三年（1323）二月，在修龙光华严寺的同时，修建八思巴帝师寺。[684]

以上是见于记载名称可考的一些佛寺，估计应不止此数。还有记载说，“皇帝……龙飞之初，诏槊思吉亦里拣卜八黑思八大师起寺上都大内之西南，车驾时往幸焉，俾东宫皇太子以次诸王皆师事之”[685]。这所由“八黑思八大师’（即八思巴）建造的寺院从位置和时间来说，都不可能是乾元寺或龙光华严寺，也许是开元寺或上述其他寺院，当然也可能是迄今不知名的一所佛寺。此外，至治元年（1321），元英宗下令“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利”[686]。浮屠即佛塔。这座专门收藏佛舍利（佛骨）的金塔，所在地点目前尚难考定。

道观

据元人袁桷记载，忽必烈在上都东北、西北立两佛寺，“复立老子宫于东、西”[687]。文献可考的上都道观有崇真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袁桷所说东、西“老子宫”指的是哪两座宫观，现在已难以确定了。

上都道观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崇真宫，这是一座玄教道观。至元十三年（1276），张留孙从正一道教主张与棣来觐。次年（1277），张与棣南还，张留孙侍奉禁廷，“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688]。大都的崇真宫建成于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689]，上都的崇真宫落成时间应与之相近。玄教的道士们扈从来到上都，就住在崇真宫中。

上都崇真宫有长年常住的道士，玄教宗师吴全节的门人薛玄曦便曾“提点上都万寿宫”[690]。但是常住的人数是不多的。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有旨道士免扈从”，崇真宫中竟然“阒无人声”[691]。玄教的宗师和上层人物如张留孙、吴全节、薛玄曦等都喜欢与当时的文人学士交游，所以来到上都的文人常把崇真宫作为住宿或游赏聚会之地，写下了不少诗篇。“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692]崇真宫简直成了上都的一处文化中心。

上都有长春宫。中统二年（1261）四月，忽必烈下诏“就上都长春宫作清醮三昼夜，为民祈福”[693]。大都长春宫，是全真道的掌教所在地。上都长春宫也应是一所全真道的观宇。但由于全真道接连受到打击，地位不及玄教，所以关于上都长春宫的记载也很少。

寿宁宫。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忽必烈“设醮于上都寿宁宫”[694]。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元成宗即帝位于上都。五月，“始开醮祠于寿宁宫”[695]。设醮凡五昼夜，“公专主章奏”[696]。所谓“始开醮祠”，是因为忽必烈下令焚经后，还禁止道士为醮祠。元成宗即位，道教势力有所上升，取消了禁令，允许道士“依着在先体例里做醮好事者”[697]。皇帝设醮都在寿宁宫，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但它属于道教的哪一个教派，尚不清楚。

太一宫。上都的建造者刘秉忠在城南南屏山建有南庵，设坛祠太一六丁之神。刘秉忠死于至元十一年（1274）。同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太一道掌教李）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术”[698]。两京的太一宫全名称为太一广福万寿宫。[699] 上都太一宫就在南屏山原刘秉忠设坛处。[700]太一道原来与刘秉忠没有关系，但它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与刘秉忠所祠神名称相同，忽必烈就指定由太一道掌教来继承刘秉忠之术。

除了佛道寺观之外，上都还曾建有“回回”寺，至治元年（1321）被拆毁改建帝师寺，已见前述。“回回”寺就是伊斯兰教寺院。泰定元年（1324）六月，“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701]。这里所说的礼拜寺应该也是伊斯兰教寺院。很可能因不久前拆毁清真寺引起不满，又行重建的。

上都佛道寺观的许多塑像，都出自当时名家之手。元代工艺大师阿尼哥主持修建乾元寺，已见前述。上都和大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刘元是阿尼哥的弟子，一代名家，有“绝艺”之誉，“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者，一出正奉（刘元官品正奉大夫）之手”[702]。在叙述上都寺观时，是不能忘记他们两人在工艺上所做的贡献的。

第八章 上都的没落

上都是一座草原城市，它的建立和繁荣主要出于元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并没有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对于一座城市的长期存在来说，经济条件较之政治条件是更为重要的。正因为这样，一旦元朝崩溃，作为夏都的上都城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在1333年登上帝位的。这时曾经辉煌显赫的大元皇朝，已经处处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变不时发生。统治机构腐朽，官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不断发生流血事件。

元顺帝即位以后，连年天灾，南北百姓流离失所。至正六年（1346）黄河决口，中下游数省遭灾，影响更烈。草原上也接连发生灾荒。民不聊生，只好铤而走险，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起义，几乎年年有之。

与此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仍然不时爆发残酷的斗争。元顺帝初即位时，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还很大。其女为皇后，其子唐其势嗣为太平王，先后任御史大夫、中书左丞相。元顺帝重用另一权臣伯颜，用以抑制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唐其势为此愤愤不平，他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于是图谋废元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五月，元顺帝巡幸上都。六月三十日，唐其势“伏兵东郊，身率勇士突入宫阙”，伯颜早有准备，很快便将唐其势击败。唐其势及其弟被杀。伯颜将皇后迁出宫城，幽禁在民舍，接着将她毒死。有的蒙古宗王起兵响应唐其势，也被击败。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自此被彻底铲除。[703]

燕铁木儿家族势力被铲除后，伯颜的势力越来越大。“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704]。元顺帝又提拔伯颜的侄子脱脱，倚为心腹。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乘伯颜外出打猎的机会，宣布伯颜的罪状，将他放逐到边远地区。这样，大权开始掌握在元顺帝自己手里。同年五月，元顺帝巡幸上都。六月，下诏指责元文宗“稔恶不悛”，“谋为不轨”，自己与之“不共戴天”[705]。并从宗庙中将元文宗神主撤去，将元文宗后不答失里放逐到东安州，元文宗子燕帖古思放逐高丽。不答失里与燕帖古思很快便相继死去。从14世纪初开始的皇位之争，经历了三十余年，至此才告一段落。

接连不断的宫廷斗争，严重影响政权的稳定。社会矛盾因为天灾人祸日趋尖锐，而国家机器的力量却不断削弱，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在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活跃于长江以北的农民起义军，由韩林儿、刘福通领导。几经曲折之后，于至正十五年（1355）建立政权，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号小明王。宋政权建立后，分三个方向对元朝发起进攻。东路由淮东进入山东，挺进大都。西路攻入关中，转战甘肃。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领，攻入山西，“烽火数千里”[706]。元朝从其他地区调兵来援，起义军受阻，转攻保定（今河北保定），不克，便攻取完州（今河北顺平县，保定西），“掠大同、兴和（路治今河北张北）塞外诸郡”。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间的事。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由大同直趋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707]。积百年之力陆续建成的上都宫殿，便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了。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元顺帝仍然年年巡幸上都，避暑作乐，没有丝毫改变。待到农民军攻陷上都以后，“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708]。这次打击对元朝统治者来说是十分沉重的。上都是忽必烈建立的，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基业。上都又是元朝统治者与漠北诸部联系的枢纽。上都的陷落和宫阙的残废，实际上宣告了元朝的没落。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元朝政府命孛罗帖木儿“讨上都程思忠，兵次兴和，思忠奔溃”[709]。程思忠是当时活跃于辽东的起义军领袖之一，[710] 由这条记载可知在此以前他曾活动于上都一带。这一年九月，“贼复犯上都，右丞忙哥帖木儿引兵击之”[711]。起义军在上都地区的活动，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天关先生余部自高丽败退回来投降元军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

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正在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至正二十年（1360），元宗室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争夺皇位，“骚动北边，势逼上都”[712]，但很快便被击溃。元军将领孛罗帖木儿拥兵自重，专横跋扈，在京师掌握大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派军队到上都，“以守御为名”[713]，实欲霸占，后被当地镇守官员赶走。至正二十五年（1365），孛罗帖木儿又派军队前来，要用武力强行夺取。双方在上都发生激烈的战斗。这一年七月，孛罗帖木儿在大都被杀，上都的战斗才停息了下来。

尽管战争连年不断，元顺帝仍想修复上都宫阙。参议中书省事陈祖仁上疏反对。他指出：“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714] 事实上，在不断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修复宫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从此事也可看出元顺帝如何不顾人民死活了。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二十八日，明朝军队逼近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八月十五日到达上都。“上都经红贼（指农民起义军）焚掠，公私扫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间有存者。”[715] 元顺帝在上都居住的是“行殿”，显然是营帐。元朝军队不时入塞，进攻通州等地，企图夺回大都。第二年四月，明军在常遇春、李文忠等指挥下，大败元军，直指开平。六月十七日，开平下，元顺帝逃往应昌，[716] 从此，上都结束了作为元朝都城的历史。

传说元顺帝北逃后，曾经作歌，怀念失去的两都（大都和上都），歌词中说：

以诸色珍宝建造的纯朴优美的大都，

先可汗们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717]，

凉爽宜人的开平上都，

温暖美丽的我的大都，

……

夏季避暑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未纳拉哈、伊巴呼二人之言，乃我应受的报应。

把神明所建的行宫，

把忽必烈薛禅可汗避暑的开平上都，

统通失陷于汉家之众；

……

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

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

贻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

流亡之恶名，加诸于乌哈噶图可汗了。[718]

这首诗也许不一定是元顺帝本人所作，但它比较确切地表现了元朝统治者失去上都以后的悲哀。而它的长期流传，又使得上都开平长期存在于蒙古人的记忆里。

明军攻克开平后，并未置军防守。洪武三年（1370）二月，李文忠率领明军取兴和，进兵察罕脑儿。五月，“进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719]，然后师趋应昌。可知上一年攻占开平的明军撤走后，北元（元顺帝北走后仍以元为国号，史称北元）军队又曾进占开平。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一带是明军与北元军角逐之地。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朝正式在开平立开平卫指挥使司，下立五千户所，屯田驻防。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城开平卫”[720]。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开平城垣，这时得到重新修建。但是，重建的开平城，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不再有昔日的繁荣了。

明朝把开平看作“极边”之地，也就是与蒙古相邻的最前线，除卫所驻军之外，还常在这里派驻大批军队。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巡边时曾屯驻开平。[721] 他登上帝位后，多次指挥大军出塞，与蒙古军作战，常到开平屯驻。永乐八年（1410），金幼孜随明成祖朱棣到开平，据他记载：“（七月）初二日，晚次开平。营于斡耳朵，华言所谓宫殿也，盖元时宫殿。故址犹存，荒台断础，零落于荒烟野草之间，可为一慨。”[722] 显然，明朝在重修城垣时，对已经荒废的宫殿并未加以整修。金幼孜还随军到过西凉亭，发现“四面石墙未废，殿基树木已成抱，殿前柏两行仍在，俱萧条寂寞，不能无感也”。

明成祖死于1424年。在他死后，蒙古势力逐渐强大，明朝逐渐由主动进攻改为被动防守。开平“孤城荒远，薪刍并难，猝遇寇至，别无应援”，于是，便将开平卫移到相隔二百里的独石，选取精壮官军分作二班，每班一千人，“更代于开平旧城哨备”[723]。每年为供应开平旧城哨备官军所需的粮食总数为四万石[724]，大致需花费二石七斗粮食才能运去一石。[725]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大败，蒙古瓦剌部直逼北京。自此之后，明朝在对待蒙古的方针上完全采取守势，而开平一带也就成为蒙古族游牧的场所了。

清代，开平一带是蒙古察哈尔部正蓝旗游牧的地方。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直隶总督孙嘉淦到这一带视察。他说：“（开平）城广十六里有奇，龙冈秀发，滦水回环，实属形胜之区。……开平城外，陇亩犹存，碾碓尚在。若非种植，何以有此。”他建议设置军屯，“开平城可驻满兵二千”[726]，这一带可开垦土地数万顷。但是，随后皇帝派去勘查的官员回报说“其地苦寒难居”，这一计划就此作罢。上都城的遗址，除牧民驱赶牲畜往来其中外，几乎被人们忘却了。

到了近代，不少外国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重新对它产生了兴趣。其中著名的如俄国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他在1893年曾在我国内蒙古地区旅行考察。他的名著《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中，详细记述了他的考察收获，其中包括对上都遗址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元上都遗址探险队，对上都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出版了正式报告《上都》。但是对上都遗址的全面保护和研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才能真正实现。

附录一 元代皇帝世系表

附录二 元上都大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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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元中都简述[727]

地理位置处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元中都，存在时间虽然较短，但在元朝都城制度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一节 中都的兴废

元中都建在元朝的隆兴路内。隆兴路原为金朝时的抚州（州治在今河北张北县），辖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四县，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户。[728]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昌州亦同时划入隆兴府。当年十二月在此建立了行宫。[729] 至元四年（1267）正月，“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730]，辖昌州和高原、怀安、天成、威宁四县。

大德十一年六月二日（1307年7月1日），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次年七月六日（1308年7月23日），“旺兀察都行宫成。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731]，元朝的都城由此变成了三个。

海山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至大四年（1311）正月，海山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元仁宗）。四月二十二日（1311年5月10日），“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732]。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十月，将隆兴路改名为兴和路，仍辖一州四县（昌州后改名为宝昌州）。按照元后期的统计，兴和路辖有八千九百七十三户（比金朝时减少两千余户），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人。[733]

元武宗海山选择在游牧与农耕地区分界线上设立中都，似乎是要用中都取代上都。但是从元武宗长期在草原生活的背景和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微妙关系来看（详见本书下篇第五章），元武宗更讨厌的应是大都宫廷生活及其人际关系。中都的设计思路也是首都的布局，所以元武宗的真实用意可能是以新建立的中都来取代设立在农耕地区的大都，所以元武宗刚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就废掉了中都的建制。

第二节 元中都的布局和建筑特征

元中都遗址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城北十五公里处，俗称白城子，在《口北三厅志》中被误认为北羊城遗址。20世纪90年代初，张北县文物、史志工作者对白城子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综合该遗址出土的元代文物，确认此地为旺兀察都行宫即元中都遗址。[734] 1998年8月至10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中都遗址内进行了一次小型试发掘，出土了少量建筑材料。调查和考古发掘为认识中都的本来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1）宫城。中都宫城坐落在全城中央，城垣长六百一十米，宽五百五十五米，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基宽十二米。宫城城墙用夯土筑成，四角有外包砖角楼。宫城四面各开一门，城门宽约八米至十米，无瓮城。

中都宫城城垣正中现有一长一百一十六米、宽四十八米、高三点一米的大台基，上有柱础遗迹，并出土过汉白玉螭首、琉璃瓦等建筑材料，显然是中都的主体建筑。从柱础的位置看，应为正面呈“工”字形的宫殿建筑。[735]

（2）皇城与外城。中都皇城东、西、北城墙距宫城城墙一百米，南城墙距宫城城墙二百米。皇城城垣长九百一十米，宽七百五十五米，平面亦呈长方形。

中都外城城墙距宫城城墙八百五十米。外城东、西城墙各长两千三百一十米，南、北城墙各长两千五百五十五米。

中都皇城与外城内，发现不少建筑遗迹。在外城北城墙内，有一个二百米见方的台基，显然是大型建筑的遗迹。

（3）建筑材料。元中都遗址及其附近村庄中，发现最多的是石柱础，大致分为两种样式。一种是长方形底座青灰石柱础，底座长一百厘米，宽八十厘米，高五十厘米；另一种是方形底座汉白玉石柱础，底座边长四十五厘米，高二十七厘米。

中都遗址出土汉白玉螭首四件，形制、尺寸与上都出土的汉白玉螭首相同。

中都出土的建筑材料，还有角石、盘龙纹方砖、盘龙纹瓦当、盘龙纹滴水、黄绿釉龙纹瓦当、黄绿釉龙纹滴水等。

（4）器物。中都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元朝器物，既有瓷器，也有铜器和铁器。瓷器中，有磁窑产品白釉赭彩花卉罐，龙泉窑产品青瓷碗和钧窑碗等。铜器中，有八思巴文兴和路广储仓印、至大四年铜权、莲花灯、双鱼纹铜镜、摩羯纹长柄镜等。铁器则有大铁锅，与上都遗址出土的铁锅形制相同。[736]

由于资料和考古发现的限制，只能将中都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与大都、上都作初步比较。

以外城城墙计算，元朝的三个都城，大都占地面积最大（大都城东墙长七千五百九十米，西墙长七千六百米，南墙长六千六百八十米，北墙长六千七百三十米），约五十平方公里；其次是中都，占地面积约五点九平方公里；再次是上都，占地面积约四点九四平方公里。

大都、上都和中都三个都城都有皇城。皇城的位置，大都在城市南部居中处，上都在城市东南部，中都的皇城则坐落在全城的中央。宫城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只有中都的宫城建在皇城的中央部位。

宫廷主体建筑采用“工”字形布局，是元朝宫廷建筑的特点。元中都宫廷主体建筑，采用的就是“工”字形布局，与大都万安宫、上都大安阁的平面布局一样，可见其是一脉相承的。

将城外的河水引进都城，甚至人工开渠，解决都城内的用水问题，是元朝都城设计的一大特色。大都城的引水进京已有学者研究。上都城旁的铁幡竿渠虽然绕城而过，但城内也有河渠遗迹。尤其应注意中都的引水工程。中都遗址南现存一条从忽察都淖引水为护城河的水渠遗迹，现宽10 米，深1米。中都宫城东、西、南墙下各有一水道，直通皇城外。宫城下水道口用石条、青砖、白灰勾缝砌成，高约两米，外栅铁栏杆。[737]

尽管现在已不见元朝的宫廷建筑，只能以文献为据推论其原有规模，但研究者往往忽视了元朝都城建筑材料遗存，很少从建筑学角度对当时的建筑材料应用进行探讨。在元朝三个都城的出土文物中，中都出土的建筑材料最多。就已发现的建筑材料而言，大都、上都、中都的宫廷建筑材料无论是用材还是材料的纹饰基本相同。我们不仅应该注意柱础、条石、地面砖、方砖、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的形制和质地，还应认真考虑这些材料的来源。尤其是草原都市，其建筑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还是大量从中原运来，依然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抚州—隆兴路—中都—兴和路在元朝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自成吉思汗南下攻金、金朝皇帝迁都于汴梁之后，抚州道就成为从中原前往草原的重要交通路线。元太祖十五年（1220），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奉旨前去西域觐见成吉思汗，走的就是抚州道。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下了经过抚州前后的情况：“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野狐岭下，蒙古军曾大败四十万金军，丘处机等人亦在此凭吊战场。此后，“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碱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

此后，抚州道成为通往漠北的驿路正道。从燕京北上，驿路要经宣德、宣平，出野狐岭，过抚州，转向东北，行至滦河上游，然后继续北上。元定宗二年（1247），张德辉前往漠北去见忽必烈，走的就是这条驿道，并留下了更明确的记载：“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即野狐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毡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木华黎）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始入沙陀。”[738]

李志常和张德辉的记载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野狐岭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点。二是野狐岭是“汉地”驿站与蒙古驿站的分界点，而这条驿道，就称为“孛老（孛落）站道”。三是抚州及其邻近地区，经过战争之后，人烟稀少，抚州城已经荒废。

忽必烈即位之前，往来于这条驿道的人很多，不少人留下了诗作。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僧子聪（刘秉忠）著有《过也乎岭（野狐岭）》和《桓抚道中》两诗：

一夜阴云风鼓开，岭头凝望动吟怀。烟分雪阜相高下，日出毡车竞往来。天定更无人可胜，智衰还有力能排。中原保障长安道，西北天高控九垓。

老烟苍色北风寒，驿马驱程不敢闲。一寸丹心尘土里，两年尘迹抚桓间。晓看太白配残月，暮送孤云还故山。要趁新春贺正去，朋头年不愧朝班。[739]

忽必烈幕府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郝经，在《北岭行》中，有“中原南北限二岭，野狐高出大庾顶”的诗句，并著有长诗《沙陀行》，不仅描述了沙陀的自然景象，还铺陈了草原地区的生活和蒙古君王的卓著武功。[740]

两都制度确立之后，从大都前往上都，开辟了以下四条道路：

（1）驿路。驿路改为在怀来北上，不再经过隆兴路。驿路全长八百余里，设有十一处驿站。

（2）黑谷东路，俗称“辇路”，是皇帝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专道。该路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全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十八处捺钵。

（3）东道。经古北口赴上都的东道，全长八百七十余里，也是一条“禁路”，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

（4）西道。西道就是原来的“孛老站道”，依然通过隆兴路辖境。在驿路改线之后，这条道路变成了“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741] 的运输道路。

尽管一般人员前往上都不再经过隆兴路，但是这一地区在元朝交通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皇帝每年“东出西还”，也就是从大都出发后经辇路到上都，但是从上都南返时则要走西道。为此，在西道上共设置了二十四处捺钵。从进入隆兴路境到沙岭，设有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隆兴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九处捺钵，其中野狐岭的捺钵，建在山岭上。[742]

隆兴路改为兴和路后，野狐岭（隘狐岭）、石垛岭、危台岭和萱草岭，仍是该路下的四个重要山岭。[743]

正是由于这条道路重要，元朝政府特别注意维护道路的畅通。泰定二年和三年（1325—1326），特别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744] 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既然皇帝每年都要经过这一地区，就必须建立专门的供应机构。元顺帝朝跟随皇帝往来上都的周伯琦所记兴和路的情况是：“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丛多，可三千家。”[745] 这里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第四节 抚州—隆兴路—中都—兴和路在元朝军事中的地位

抚州在成吉思汗时期曾是大蒙古国与金朝反复争夺的地区，在野狐岭下，进行过决战，所以这一地区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抚州乃至后来的隆兴路，正处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线上，又是皇帝南来的交通要道，即便在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不能忽视这一地区的军事价值。

为保证两都的安全，忽必烈建立了侍卫亲军组织，分设二十余卫，分屯于大都、上都及“腹里”地区。编入侍卫亲军的士兵，大多是来自其他军队的精锐之士。[746]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设立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747] 西域卫主要由阿儿浑人和“回回”人匠组成，所以又称为“阿儿浑卫”[748]，驻地就在兴和路下的荨麻林（今称洗马林）。荨麻林在得胜口旁，在这里还建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有几种水果是从西域传进的，所以称为“回回果”[749]，这显然与驻扎此地的西域卫有直接的关系。

西域卫屯驻在这里，除了保护西道的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大量制造兵器。马可·波罗指出，在荨麻林居住着大批阿儿浑人和“回回”人，附近就是一个制造武器和军需的城镇兴和。[750] 这一说法可以得到汉文史料的印证，隆兴路确实有隶属于武备寺的军器人匠局，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751]

此外，为保证西侧的安全，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择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752]。燕只哥赤斤和红城都在大同路治下，后来专门设立了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管领屯田军。至大元年（1308）五月，改万户府为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753] 此时，大同路已划归中都辖区之内，所以在中都范围内，有西域卫和大同侍卫两支卫军。元武宗死后，皇太后答己将大同侍卫移属徽政院充役，建造五台山寺庙（至大四年四月）。[754] 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改大同侍卫为中都威卫，此卫正式划入后宫系统。[755] 因为后宫系统当时已有左都威卫和右都威卫的建置，所以将此卫命名为中都威卫。此时，中都早已撤销，中都威卫的得名，与中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抚州—隆兴路—中都—隆兴路—兴和路所辖地区，不仅在交通上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因地形险要，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地位，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元武宗海山之所以把这里选为新建都城的城址，显然是考虑了这些因素的。

[1]“北奈曼苏默”，意为108个庙，指城中众多的建筑遗址而言。

[2]《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上京次李学士韵》。

[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八，《上都道中二首》。

[4]《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5]《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

[6]《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

[7]《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8]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9]关于北方各族的历史情况，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另周伯琦在《扈从集·后序》中亦称鸳鸯泊“居者三百余家，区脱相比，诸部与汉人杂处”。

[11]《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

[12]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3]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

[15]《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

[16]《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

[17]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

[18]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19]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卷三五，《礼志八》。

[20]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兵制》。

[21]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22]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诸群牧马政》。

[23]《金史》卷五，《海陵王纪》；卷七四，《宗望传》。

[24]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25]《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26]参见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

[27]《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28]《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29]参见《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30]《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31]参见《金史》卷七、八，《世宗纪》中、下。

[32]《国朝文类》卷四，杨果：《羽林行》。

[33]赵秉文：《滏水集》卷七，《金莲》。

[34]《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卷一〇〇，《路铎传》；卷一〇六，《贾益谦侍》。

[35]参见《金史》卷一〇，《章宗纪二》。

[36]《金史》卷九六，《许安仁传》。

[37]参见《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卷九九，《徒单镒传》。

[38]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

[39]参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第166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29—230页。

[40]《元史》卷一，《太祖纪》。

[41]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年第9期。

[42]参见《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一一五，《睿宗传》。

[43]详见《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第227—229页。

[44]《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4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46]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47]参见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年第8期。

[48]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49]王恽：《秋涧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50]参见《元史》卷九五，《食货志三·岁赐》。

[51]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臣考》，《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52]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元史论丛》第1 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3]《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54]《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一六三，《赵炳传》。

[55]《藏春集》附录，张文谦：《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行状》。

[56]参见嘉靖《藁城县志》卷八，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

[57]参见姚燧《牧庵集》卷一九，《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

[58]《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传》。

[59]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

[60]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61]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扈从集·纪行诗》。

[62]参见《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

[63]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296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64]《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

[65]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6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67]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68]《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69]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70]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1页。

[71]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5页。

[7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73]《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74]《国朝文类》卷六五，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75]《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76]《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77]关于元中都的情况，见本书下篇附录三。

[78]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4—325页。

[7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80]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四月十五日”条。

[81]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82]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83]参见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昌平》。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84]参见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85]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86]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载《文物》1964年第4期。

[87]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88]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89]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枪杆岭》。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枪杆岭二首》。

[90]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91]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9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93]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元一统志》卷一。

[94]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龙门·合门岭》。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乘海青车过赤城雕窝》。

[9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赤城》。

[96]参见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晓发龙门次独石赋呈杨廷镇修撰》。

[97]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黄：《上京道中杂诗·檐子洼》。

[98]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9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100]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01]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02]黄：《上京道中杂诗·李陵台》。

[103]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题望都铺》。

[104]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10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上京纪行诗·滦河曲》。

[106]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滦河》。

[107]参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108]参见王恽《秋涧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记下》。

[109]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110]《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六月”条。

[111]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十月十九日”“至治元年六月十日”“天历元年十一月十日”诸条。

[11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析津志辑佚》，第124页。

[113]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7年第1期。

[114]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115]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大口》。熊梦祥记大口在京城西北四十里，详见《析津志辑佚》，第246页。

[116]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117]参见《析津志辑佚》，第246页。

[118]《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119]周伯琦：《扈从集·前序》。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析津志辑佚》，第261页。

[120]《析津志辑佚》，第252页。

[121]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122]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123]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124]《元一统志》卷一。

[12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

[12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127]参见《析津志辑佚》，第122—124页。《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七年二月”条。

[128]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129]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凡本节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

[130]《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131]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第6页；王恽：《秋涧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132]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133]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五八，《地理志一》。

[134]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13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第3页。

[136]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4页。

[137]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81—185页，摩勒（A.C.Moule）、伯希和（P.Pelliot）译本。

[138]参见《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八，《成宗纪一》；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39]参见王恽《秋涧文集》，张德辉：《纪行》。

[140]参见《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卷五八，《地理志一》。

[141]参见王恽《秋涧文集》，张德辉：《纪行》。

[142]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八。

[143]王恽：《秋涧文集》，张德辉：《纪行》。

[14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145]参见《元一统志》，第124页。

[146]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7]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条。

[148]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六年九月”条。

[149]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四月”条。

[150]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五月”条。

[15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正月”条。

[152]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六四年五月”条。

[153]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六条政类》“安置龙门站”条。

[15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年七月”“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大德五年十二月”条。和雇和买，是国家以合理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

[155]《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五月”“至大三年八月”条。

[156]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157]《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职制下》。

[158]《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

[15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

[160]《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七月”条。

[16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九月、十一月”条。

[162]参见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三，《柏铁木儿家传》。

[163]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一《世祖纪八》。

[164]《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65]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66]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元一统志》卷一。

[167]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168]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169]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70]参见《元史》卷三四、三五，《文宗纪三、四》。

[171]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72]参见《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173]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174]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75]《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176]《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行幸》。

[177]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178]孔齐：《静斋至正直纪》卷一，《上都避暑》。

[179]《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80]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秋夜长》。

[181]《析津志辑佚》，第204、221页。

[182]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183]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184]如至元二十年（1283）纳钵，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185]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186]《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187]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卷三二，《文宗纪一》。

[188]《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

[189]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190]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元史》卷一六九，《高觿传》。

[191]《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192]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193]《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一六四，《尚野传》。

[194]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95]参见《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196]《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197]《国朝文类》卷五九，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198]《析津志辑佚》，第35页。

[199]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七，《明肃楼记》。

[200]《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201]参见《元史》卷一二、一三、一七，《世祖纪》九、一〇、一四。

[202]《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条。

[203]《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204]《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

[205]《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206]《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207]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208]《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209]魏初：《青崖集》卷一，《观象诗》。王恽：《秋涧文集》卷八，《哀老殷辞》。

[210]参见《元史》卷七九，《世祖纪四》；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211]《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212]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92—193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52页。

[213]《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舆辂》；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214]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215]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16]《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217]《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

[218]《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219]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220]参见《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外仗》。

[221]《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7页。

[222]《析津志辑佚·属县》，第250页。

[223]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24]《析津志辑佚·属县》，第251页。

[225]杨允孚：《滦京杂咏》。本节下引诸诗同出此书。

[226]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227]《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22—223页。

[228]《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29]参见《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卷五八，《地理志一》。

[230]《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231]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232]参见《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233]参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234]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235]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236]参见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237]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38]《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239]参见《元史》卷一六、一七，《世祖纪》一三、一四。

[240]《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24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墓志铭》。

[242]《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243]参见《通制条格》卷二，《户令》。

[244]参见《元史》卷五、六、一一，《世祖纪》二、三、八；卷九〇，《百官志六》；卷五八，《地理志一》。《地理志》所记建总管府的时间和《百官志》所记设留守司的时间均不确。

[245]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246]参见《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247]参见《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248]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49]参见《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250]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51]《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252]参见《元史》卷四、五，《世祖纪》一、二。

[253]《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254]《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卷九八，《兵志一·军制》。

[255]《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256]《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257]《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卷一一，《世祖纪八》。

[258]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屯田》。贡师泰曾在至正十一年（1274）七月巡按松州虎贲分司（《玩斋集》卷五），可知该司不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始设时间不详。

[259]《元史》卷一六、一七，《世祖纪》一三、一四；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260]参见《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261]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二〇五，《阿合马传》。王恽：《秋涧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中》。

[262]《元史》卷七、九、一一，《世祖纪》四、六、八。

[263]参见《元史》卷五、八，《世祖纪》二、五。

[26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墓志铭》。

[265]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66]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267]关于上都城遗址的勘测，主要依据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 期），同时也参考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所编的《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68]青砖的体积为34厘米× 19厘米× 7厘米。

[269]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270]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71]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27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御天门听诏》。诗中的“端门”泛指宫殿南面的正门。

[273]《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按，郑潜字彦昭，元末明初人。其诗集名《樗庵类稿》，早已散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编成两卷。

[27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参见本书下篇第七章。

[275]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276]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277]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278]王恽：《秋涧文集》卷三八，《熙春阁遗制记》。

[279]王恽：《秋涧文集》卷五三，《总管陈公去思碑铭》。

[280]王恽：《秋涧文集》卷三八，《熙春阁遗制记》。按，东西曰广，南北曰从。

[281]参见《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282]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次韵王师鲁待制史院题壁二首》。

[283]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曾”疑应作“层”。

[284]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竹枝十首和继学韵》。

[285]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延”疑系“熙”之误。

[286]《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287]《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288]《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289]参见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290]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一》“至治元年五月丁亥”条。

[291]《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康里是中亚的一个民族。

[292]《元史》卷二〇四，《宦者传·李邦宁》。

[293]参见本书上篇第三章。

[294]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29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〇，《跋大安阁图》。

[296]指用界尺作工具，描绘宫殿楼阁的绘画。

[297]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大元官制杂记》。

[298]萧洵：《故宫遗录》。

[299]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00]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301]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

[302]参见周伯琦《海道经》附，《供祀记》。

[303]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颇黎”即玻璃，“裴回”同徘徊。

[304]周伯琦：《近光集》卷一，《雇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305]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七月，“壬辰，帝幸大安阁。是日，宴侍臣于奎章阁。”见《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306]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按，《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所记长宽不同。

[307]萧洵：《故宫遗录》。

[308]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

[309]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310]《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311]黄：《金华文集》卷二四，《郓王神道碑》。

[312]《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313]《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314]《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315]《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316]《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317]《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318]《大元马政记》。

[319]《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320]《大元官制杂记·初立巡行劝农司条画》。

[321]参见《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322]王士点：《禁扁》。“二阁上都”系原书注。

[323]王士点：《禁扁》。“二阁上都”系原书注。

[324]王沂：《伊滨集》卷一八，《授经郎板屋记》。

[325]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吾伊”，读书声；“金闺”泛指宫门，意谓学生隶籍宫禁；“赫蹄”，薄纸。

[326]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327]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28]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麛，幼鹿。

[329]《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

[330]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331]《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上京次李学士韵》。

[332]陈旅：《安雅堂集》卷三，《苏伯修往上京王君实有诗伯修征和章》。

[333]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334]《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

[335]参见萧询《故宫遗录》。

[336]《钱塘遗事》卷九，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337]杨瑀：《山居新语》。

[338]《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上都柳枝词》。

[339]《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

[340]参见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341]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34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343]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344]杨瑀：《山居新语》。

[345]《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46]《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347]《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48]上都关厢有“大西关”一名（《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外城的西门有可能叫大西门。

[349]参见本书下篇第七章。

[350]袁桷：《上都华严寺碑》。

[351]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35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353]黄：《纯白斋类稿》卷六，《上京翰林开院喜雨》。

[354]《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355]《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356]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

[357]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358]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和友人北苑马上四首》。

[359]“丞相簪花御苑回”（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60]“御华（花）园路接柴场”（《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61]参见王士点《禁扁》卷乙。

[362]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363]《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64]《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

[365]参见杨瑀《山居新语》。

[366]参见本书下篇第六章《上都的经济生活》。

[367]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368]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369]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三，《上京翰苑书怀》。

[370]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

[371]《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7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上京杂咏》。

[373]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374]《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375]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

[376]张翥：《蜕庵诗集》卷三，《上京即事》。

[377]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和友人北苑马上四首》。

[378]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滦河曲》。

[379]贡师泰：《玩斋集》卷四，《送上都吴学录师河东就试》。

[380]迺贤：《金台集》卷二，《塞上曲》。

[381]参见杨瑀《山居新语》。

[382]《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伍良臣《上京》。

[383]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384]参见《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

[385]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86]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387]《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守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388]《元史》卷一六九，《王伯胜传》。

[389]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

[390]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幸西内，望北方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

[391]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392]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93]王沂：《伊滨集》卷一二，《上京诗》。

[39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395]《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按，原缺“昔”字，今补。

[396]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三，《上京大宴诗序》。

[397]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

[398]见迺贤《金台集》卷二。

[399]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燕和樊侍中侍御》。

[40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

[401]衰桷：《清容居土集》卷一六，《内宴二首》。

[40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二，《伯庸开平书事次韵七首》。

[403]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04][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79页。

[40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70页。

[406]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

[407]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

[408]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

[409]《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410]《大元毡罽工物记》。

[411]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412]周伯琦：《近光集》卷二。

[413]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天马行应制作》。按，献马者是教皇特使马黎诺里。

[414]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

[415]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

[41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417]《元史》卷一八四，《崔敬传》。

[418]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419]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85—192页。

[420]见萨都剌《雁门集》卷六。

[421]《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燕飨》。

[422]《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42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

[424]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穹庐集》，第247—254页。

[425]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济逊”即质孙，清人修《四库》时改译。

[426]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装马”疑即“诈马”，jimah的另一音译。“火齐”，宝石。

[427]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山椒”，山顶。

[428]杨允孚说“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疑误，周伯琦明确记载至元六年（1269）的诈马宴是六月二十一日。王祎记至正九年（1349）的昔剌斡耳朵大宴是六月二十八日。《王忠文公集》卷三，《上京大宴诗序》。

[429]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30]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

[431]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

[432]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

[433]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

[434]迺贤：《金台集》卷二，《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

[435]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

[436]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遒贤：《金台集》卷二、《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

[437]王恽：《秋涧文集》卷五七，《吕公神道碑》。

[438]《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鹰房捕猎》。

[439]王恽：《秋涧文集》卷三二，《董承旨从北回，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书六绝》。按，董承旨即董文用，时为翰林学士承旨。

[440]《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按，《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作“三部落”。

[441]王恽：《秋涧文集》卷三二，《董承旨从北回，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书六绝》。按，元成宗即位后去三不剌，董文用从行。可知王恽所记应即此次之事。

[442]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

[443]《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八月戊午”条。

[444]《元史》卷一八〇，《赵世延传》。

[445]周伯琦：《近光集》卷一，《立秋日书事五首》。

[44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25页。

[447]参见《常山贞石志》卷二一，虞集《皇公墓志铭》。

[448]《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449]《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450]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51]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诗题。

[452]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四，《丁卯上京》。

[453]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454]《水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455]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456]王恽：《秋涧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中》。

[457]参见《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

[458]《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459]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460]参见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幸西内，望北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

[461]《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

[462]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即事五首》。

[463]杨允孚说：“每年八月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滦京杂咏》卷下）上引周伯琦说在祭祖之时，“择日南行”。可知祭祖之后，必有马奶子宴。

[464]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46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466]蒙古制度，诸汗死后，其营帐仍然保存。

[467]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

[468]《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

[469]王沂：《伊滨集》卷一二，《上京诗》。

[470]杨瑀：《山居新语》。

[471]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72]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竹枝十首和继学韵》。籋云，蹑云，原谓骏马奔驰如蹑浮云，此处用以喻竞走者速度之块。

[473]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7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475]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五，《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按，这是马祖常次王士熙竹枝词所作，以上都宫廷生活为内容。“云门”，古乐名。

[476]《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李宫人琵琶引》。

[477]《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朝会》。

[478]大汗的候选人，一般都是一个，只在极个别情况下有过两个。

[479]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480]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

[481]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

[482]《国朝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483]《元史》卷一八、一九，《成宗纪》一、二。

[484]《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485]《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燕飨》。

[486]《通制条格》卷八，《仪制·朝现》。

[487]《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488]参见宋褧《燕石集》卷一二，《上都分省左司掾题书记》。《国朝文类》卷七，王士熙：《寄上都分省僚友》。

[489]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六，《上都分台题名记》。

[490]参见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491]参见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492]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八，《上部翰林分院记》。

[493]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494]《析津志辑佚·岁纪》，第218页。

[495]《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

[496]《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经世大典·急递铺》。

[497]《元典章》卷三七，《兵部四·递铺》“整治急递铺事”“入递文字”条。

[498]《国朝文类》卷四。

[499]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292—301 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一二〇，《术赤台传》；卷一二一，《畏答儿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传》。

[500]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06—311页。

[501]《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502]《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卷一二七，《伯颜传》。

[503]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卷一六八，《赵与传》。

[504]《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505]参见王尧《南宋少帝赵遗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506]《国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

[507]《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卷一二八，《相威传》；卷一七三，《崔斌传》。

[508]参见《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509]参见《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21章，《桑哥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41—350页。

[510]参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卷一一五，《显宗传》；卷一一九，《博尔术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第375、376页。

[511]参见《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卷一一六，《后妃传二》。

[512]参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一一九，《博尔忽传》。

[513]参见《元史》卷二二、二三，《武宗纪一、二》。

[514]《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515]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二〇七，《铁失传》。

[516]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517]参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518]萨都剌：《雁门集》卷二，《记事》。第一句指和世长期在漠北及兄弟两人相逢事，后面几句即隐喻元文宗害和世事。“武皇”指元武宗。

[519]权衡：《庚申外史》。

[520]参见《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521]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

[52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塞》。

[523]《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524]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525]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

[526]《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527]《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528]《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按，元代永平路辖卢龙、迁安、抚宁、昌黎四县和滦州，滦河自这一地区入海。

[529]《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和雇和买》。

[530]《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31]《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

[532]《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533]《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

[534]《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

[535]《口北三厅志》卷一三，虞集：《威宁并氏墓志铭》。

[536]广积仓，一作广济仓。《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一七五一七，《经世大典·工部·仓廪》与《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中两名互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和《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职品》均作广积仓。应以广积为是。建于世祖中统初，原名永盈仓，元成宗大德时改今名。

[537]参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经世大典·工部·仓廪》。

[538]《永乐大典》卷五五一七，《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

[539]永丰仓见《经世大典·工部·仓廪》。《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资品》。

[540]《经世大典·工部·仓廪》。

[541]《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542]《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543]《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544]参见《经世大典·市籴粮草》。

[545]参见《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546]《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547]《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548]《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549]《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550]《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551]周伯琦：《扈从集》。

[552]贡师泰：《玩斋集》卷五，《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

[553]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宿牛群头》。

[554]《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555]许有壬：《至正集》卷一三。

[556]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开平寓舍》。

[557]《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上京杂诗》。

[55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

[559]衰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松林行》。

[560]《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56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墓志铭》。

[562]《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63]《元史》卷一二、一三，《世祖纪》九、十；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64]《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65]《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66]《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

[567]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68]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

[569]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大都税课提举司（后改宣课提举司）职责是“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上都税课司应与之相同（《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奇怪的是，大都这一机构秩从五品，还不如上都高。其中也许有误。

[57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九，《扈跸开平次鲁子翚御史韵》。

[57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十诗》。

[572]《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

[573]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

[574]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

[575]《元史》卷一四二，《彻里帖木儿传》。

[576]《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577]《石田文集》卷五。

[578]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579]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

[580]《皇元风雅》卷一四，曹元用：《上都次马伯庸尚书韵二首》。

[581]《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僧道税》。

[582]《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583]《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584]参见《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585]《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杂造·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

[586]《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587]上都软皮局建立于至元十三年，可见定与水达达分地皮革调入有关（《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588]《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

[589]《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按，蒙古语称黑色为哈剌。

[590]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591]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592]《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

[593]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85—192页。

[59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此诗后原注：“毛牛其毛垂地，火失毡房乃累朝后妃之宫车也。”

[595]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

[596]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四，《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

[597]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即事五首》。

[598]《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599]《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

[600]《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601]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602]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

[603]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六，《后滦水秋风辞》。

[604]关于元代上都的宗教，日本石田干之助、野上俊静和中国叶新民等均有所论述，本章写作时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若干修正和补充，论述的方面也有所不同。

[605]《甘水仙源录》卷九，王磐：《创修真常观记》。

[606]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紫微观记》。

[607]《元史》卷三，《宪宗纪》。

[608]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609]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610]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

[611]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

[612]《陕西金石志》卷二五，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

[613]如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至元元年（1264）三月均曾举行（《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614]《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一二八〇年虚仙飞泉观碑》，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615]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616]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二、三三。

[617]《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618]《陇右金石录》卷五，《宝庆寺碑记》。

[619]参见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620]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621]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622]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七。按，“事二圣于潜”，指达益巴在元武宗、元仁宗未为帝以前已跟随他们。

[623]《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

[624]《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

[625]《汉天师世家》。

[626]《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62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

[628]赵孟頫：《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拓本）。

[62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

[630]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夏公神道碑》。

[631]偶尔也有例外，如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有旨道士免扈从”（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第四集叙》）。

[632]《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633]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6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

[635]《陕西金石志》补遗下，高：《御香记》。按，这位“井公”应即井德用，曾为陕西耀州静明宫住持（《陕西金石志》补遗下，《至大三年加真人号碑》）。

[636]参见杨瑀《山居新语》。

[637]赵孟頫：《龙兴寺无上帝师之碑》（拓本）。

[638]《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纪一、二》。

[639]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

[640]朱有燉：《元宫词》。

[641]《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佛教密宗崇拜的神佛中有大白伞盖佛母，大白伞盖即光明广覆之义。参见洪惠镇《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文物》1986年第1期。

[642]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64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皇城曲》。按，这是作者“开平第四集”中的一首。

[644]《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645]参见《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646]参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647]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五首》。

[648]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649]宋褧：《燕石集》卷九，《诈马宴》。

[650]《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651]参见《汉天师世家》。

[652]参见《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53]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一，《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

[65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

[65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八，《佛国普安大禅师塔铭》。

[656]程钜夫：《雪楼集》卷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

[657]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

[658]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

[65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

[660]《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661]《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662]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碑》。

[663]参见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承恩阁碑》。

[664]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665]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二。

[66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

[667]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668]“西域大弟子胆巴亦以其法（事摩诃葛剌神，即马合剌）来国中，为上祈祠，因请立庙于都城之南涿州。”（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九，《护国寺碑》）

[669]参见《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670]《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671]《元史》卷二九、三〇，《泰定帝纪》一、二。

[672]《元史》卷三九、四〇，《顺帝纪》二、四。

[673]参见《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

[674]参见《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675]《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676]《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租税·僧道税》。

[677]参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卷三八，《英宗纪一》。

[678]《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679]《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680]赵孟頫：《龙兴寺无上帝师之碑》（拓本）。

[681]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

[682]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释源宗主洪公碑铭》。

[683]参见《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首、一。

[684]参见《元史》卷二七、二八，《英宗纪》一、二。

[685]《陇右金石录》卷五，《宝庆寺碑记》。

[686]《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68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

[688]《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689]参见《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690]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

[69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第四集”序》。

[692]迺贤：《金台集》卷下，《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

[693]王恽：《秋涧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694]《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

[695]《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

[69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

[697]《云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

[698]《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699]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王恽：《秋涧文集》卷四七，《太一五祖演化复常真人行状》。

[700]参见《析津志辑佚·寺观》。

[70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70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

[703]参见《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704]《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

[705]《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706]《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707]《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708]《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709]《元史》卷二〇七，《逆臣传》。

[710]参见《元史》卷一四二，《也速传》。

[711]《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712]《元史》卷一四〇，《太平传》。

[713]《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

[714]《元史》卷一八六，《陈祖仁传》。按，传中将上疏系于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元史》卷四六《顺帝纪九》则系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月。

[715]刘佶：《北巡私记》。

[716]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四三，《北巡私记》。

[717]黄色的平野，即金莲川。

[718]《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本，第43、44页。按，这首歌词亦见《蒙古源流》。乌哈噶图可汗即元顺帝。

[719]《明太祖实录》卷五二。

[720]《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721]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七。

[722]金幼孜：《北征录》。

[723]《明宣宗实录》卷二八。

[724]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六五。

[725]参见《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八。

[726]《孙文定公奏疏》卷四，《口外驻兵疏》。

[727]本文据《元代都城制度与中都的历史地位》（《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和《元上都、中都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版）改写。

[728]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729]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五，《世祖纪二》。

[730]《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73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732]《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733]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734]参见贺勇、李惠生、马逵《元中都遗址认定及其历史考古价值》，《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735]参见董向英《元中都概述》，陈应祺《略谈元中都皇城建筑遗址平面布局》，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中都——旺兀察都行宫》，均载《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736]参见李惠生、赵桂香《元中都遗址及其周围村庄出土的元代文物》，《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737]参见董向英《元中都概述》，《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

[738]参见王恽《秋涧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739]刘秉忠：《藏春诗集》卷二。

[740]参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〇。

[74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742]详见本书下篇第二章的考释。

[743]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744]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745]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746]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组织的职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747]参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748]《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元史论丛》第4辑。

[749]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750]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87—185页。

[751]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752]《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753]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均将改府为卫的时间系于大德十一年（1307）。

[754]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755]参见《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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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谦辑：《甘水仙源录》，《（正统）道藏》本。

晁补之撰：《鸡肋集》，《四部丛刊》本。

赵秉文撰：《滏水集》，《四部丛刊》本。

耶律楚材撰：《湛然居士文集》，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元好问撰：《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魏初撰：《青崖集》，《四库全书》本。

许衡撰：《鲁斋文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刘秉忠撰：《藏春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王恽撰：《秋涧文集》，《四部丛刊》本。

汪元量撰：《增订湖山类稿》，孔凡礼辑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阎复撰：《静轩集》，《藕香零拾》本。

姚燧撰：《牧庵集》，《四部丛刊》本。

刘敏中撰：《中庵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程钜夫撰：《雪楼集》，陶氏涉园影元刊本。

胡祗遹撰：《紫山大全集》，《三怡堂丛书》本。

赵孟頫撰：《松雪斋文集》，《四部丛刊》本。

杨弘道撰：《小亨集》，《四库全书》本。

马祖常撰：《石田文集》，《元四大家集》本。

马臻撰：《霞外诗集》，《元人集十种》本。

邓文原撰：《巴西文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虞集撰：《道园学古录》，《四部备要》本。

宋褧撰：《燕石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张养浩撰：《归田类稿》，清乾隆周氏刊本。

王沂撰：《伊滨集》，《四库全书》本。

周权撰：《此山先生文集》，《元四大家集》本。

陈旅撰：《安雅堂集》，《四库全书》本。

陆文圭撰：《墙东类稿》，《常州先哲遗书》本。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本。

柳贯撰：《柳待制文集》，《四部丛刊》本。

[高丽]李齐贤撰：《益斋集》，《粤雅堂丛书》本。

吴师道撰：《吴礼部集》，《续金华丛书》本。

黄撰：《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范椁撰：《范德机诗集》，《四部丛刊》本。

胡助撰：《纯白斋类稿》，《金华丛书》本。

杨允孚撰：《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

苏天爵撰：《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危素撰：《危太朴文集续集》，《嘉业堂丛书》本。

许有壬撰：《至正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欧阳玄撰：《圭斋文集》，《四部丛刊》本。

朱德润撰：《存复斋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本。

贡师泰撰：《玩斋集》，清乾隆南湖书塾刊本。

丁复撰：《桧亭集》，《四库全书》本。

张翥撰：《蜕庵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本。

周伯琦撰：《近光集》，《四库全书》本。

周伯琦撰：《扈从集》，《四库全书》本。

迺贤撰：《金台集》，《诵芬室丛书》本。

王冕撰：《竹斋诗集》，《武林往哲遗著》本。

张昱撰：《张光弼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本。

尹廷高撰：《玉井樵唱》，《四库全书》本。

李士瞻撰：《经济文集》，《湖北先正遗书》本。

李继本撰：《一山文集》，《湖北先正遗书》本。

张宪撰：《玉笥集》，《知不足斋丛书》本。

童冀撰：《尚斋集》，《四库全书》本。

宋讷撰：《西隐集》，《四库全书》本。

吴宽撰：《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本。

张居正撰：《张太岳文集》，明万历唐氏刊本。

钱大昕撰：《潜研堂文集》，《四部丛刊》本。

蒋易辑：《皇元风雅》，《宛委别藏》本。

周南瑞辑：《天下同文》，《雪堂丛刻》本。

顾瑛辑：《草堂雅集》，陶氏涉园影元刊本。

朱有燉撰：《元宫词》，《借月山房桑钞》本。

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沈括撰：《梦溪笔谈校证》，胡道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周密撰：《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杨瑀撰：《山居新语》，《知不足斋丛书》本。

陶宗仪撰：《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叶子奇撰：《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

夏庭芝撰：《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钟嗣成撰：《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高士奇撰：《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本。

刘应李编，郭声波整理：《圣朝混一方舆胜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熊梦祥撰：《析津志辑佚》，北图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李正儒纂修：《（嘉靖）藁城县志》，《藁城县志四种》本。

黄可润纂修：《口北三厅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沈涛辑：《常山金石志》，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武树善辑：《陕西金石志》，清光绪五年刊本。

张维辑：《陇右金石录》，民国三十二年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本。

刘喜海辑：《海东金石苑》，希古楼刻本。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 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朴通事谚解》，《奎章阁丛书》本。

《老乞大谚解》，《奎章阁丛书》本。

后记

陈高华著《元大都》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4年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了佐竹靖彦教授翻译的日文本，1985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仁庆翻译的蒙古文本。2015年，丝路出版社出版了英文译本：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陈高华、史卫民合著《元上都》1988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二、三、五章及附录《元上都大事年表》由史卫民执笔，第四、六、七、八章由陈高华执笔。

《元大都》《元上都》两书写作、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今天来看，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有不少缺点。但作为我国学术领域中较早出现的论述元代两都制度的作品，两书在资料和论述方面似不无可取之处，问世以来不时有学界友人及读者提及。例如台北清华大学萧启庆教授说：“元代都会史的研究，以陈高华的成就为最大。他著有《元大都》一书，又与史卫民合著《元上都》。元行两都制，元帝每年巡行大都与上都。这两部专著对两都的肇建、布局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都有详尽的考述。”（《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见《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美国华盛顿大学陈学霖教授致力于北京建城传说的研究，著有《刘伯温与哪吒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他在该书自序中说，1983年读到《元大都》一书，其中收有两则关于刘秉忠设计哪吒城的史料，“提供我多年冀望不得的答案，正好填补了拼图缺失的片块，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刘伯温制造哪吒城的故事滥觞于元代营建大都城！”近年不断有同行和读者认为两书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建议重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好意，使两书有重新问世的机会。

此次重印，我们将《元大都》与《元上都》合在一起，分为上、下篇。这样便于读者了解元朝两都制度的全貌。我们核对了两书征引的史料，并对若干文字错讹作了改正。两书提到“喇嘛教”的地方，均改为“藏传佛教”。其他内容则保持原状，未作改动。上、下篇附录所收两篇论文，陈高华所撰论述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可补《元大都》之不足。史卫民所撰讨论元中都设置的有关问题。元中都是元朝中期建造的另一座都城，位于大都、上都之间，虽然中途而废，但在研究元代都城制度时仍是不应忽视的。

塔拉同志提供了元上都遗址的图片。《元大都平面图》和《双凤麒麟石刻》《琉璃滴水》引自《华夏之路》第4册（朝华出版社1997年版）。《元上都平面图》采自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 期），并由朱力雅同志重新绘制。《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是朱力雅根据作者提供的草图绘制的。此次修订，还得到郭旃、陈煜两位同志的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衷心欢迎批评和指正。

陈高华 史卫民

内容简介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两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代两都的建造、城市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述。大都的建造为今天的北京奠定了基础，上都则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草原城市。《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史、蒙古史、中国都城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元代文化史

元代经济史

元代风俗史话

元代政治制度史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