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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世界十大超级间谍传奇》（全本） 作者：佚名

1、谍海枭雄——勒鲁瓦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回顾自己30年的特工生涯，勒鲁瓦说道：“我立志全身心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着，为了弄到情报，我四处搜寻，总能得手。但哪里料到，道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1。1 特工生涯的序曲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还能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炼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勒鲁瓦他们布列塔尼人，还有周围其它城镇的许多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活动初期，他们人数不多，其中有许多是勒鲁瓦终生难忘的伙伴。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雷蒙·阿迈尔。和勒鲁瓦一样，阿迈尔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1年初，勒鲁瓦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和阿迈尔邂遇。当时，他和阿迈尔都只有20岁，青春焕发，无所顾忌。他俩虽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劫，法国粮食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进行实地调查。

马里埃纳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勒鲁瓦大20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还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这提醒勒鲁瓦，必须对他格外警惕。

勒鲁瓦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一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勒鲁瓦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勒鲁瓦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马里埃纳的眼睛。“直到今天，他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话的诚挚语调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耳旁。”勒鲁瓦回忆说。

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勒鲁瓦了解到马里埃纳原来是“西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化名叫做“莫尔旺”。为了掩人耳目，他给勒鲁瓦取了个化名，叫作“菲维尔”。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勒鲁瓦站在丛林之中的一块草地上仰望着苍穹，像是等待着什么。一把降落伞像一朵反扣的白莲花朝他徐徐飘来。伞下悬挂着的一位巨人刚一着地，两腿一伸直就站到勒鲁瓦跟前。他身高足有1。9米。勒鲁瓦正欲开口，巨人却抢先一步，用地道的法语说：“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下支队的生存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了，顿时军威大振。勒布朗教队员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他们进行肉搏战的技巧。他制造的塑料炸弹，仅用几两炸药就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看他从容不迫。漫不经心的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队员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勒鲁瓦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紊、严肃认真的态度。相比之下，勒鲁瓦他们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游击斗争大不正规了。如今，勒鲁瓦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他现在才明白，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战争。

勒布朗来到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队员们现已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勒鲁瓦说：“我今天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如同来时一样，这位美军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勒鲁瓦后来知道，他的真名叫罗斯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是一名职业特工。

20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过程中，当一位心理学家问勒鲁瓦为什么要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勒鲁瓦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受了勒布朗的影响。”这位心理学家惊讶不已，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其实，这是实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勒鲁瓦对特工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战争的高潮就要来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勒鲁瓦和他的战友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自己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他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1945年5月，勒鲁瓦穿着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装，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接受德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了！多少年来，勒鲁瓦和他的伙伴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他们不惜冲锋陷阵，不借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

正当他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

过去，是他把勒鲁瓦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的启发之下，勒鲁瓦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一个部件”。如今，他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他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上司向他推荐的有意思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勒鲁瓦被录用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紧接着，布列塔尼支队的其他队员也陆续到来了。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作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

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勒鲁瓦说。他哪能料到，道路尽头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悲剧。

1。2 独树一帜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即将上任，他准备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处长和副处长们在办公室里排成三行，等待着新局长的到来。

布尔西科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起初是在税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期间，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这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新局长来了，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他准备和大家一一握手。突然，他看到站在第二排的勒鲁瓦，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勒鲁瓦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顿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勒鲁瓦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勒鲁瓦也认出了他。

那是在一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始终站在会议主持人的身边，很引人注目。当时他的身材就很壮实，现在一点也没变。而勒鲁瓦也没变，仍就像冬天的狼那样精瘦。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勒鲁瓦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勒鲁瓦，并情不自禁地用“你”来称呼他。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对勒鲁瓦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同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30来岁的下级工作人员。

那个周末，勒鲁瓦同新局长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他的工作。毫无疑问，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勒鲁瓦曾向他的前任上司提出过这个计划，但他对此待怀疑态度。

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

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他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要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了出类拔萃的家伙，当然也都各有所长。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

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

他们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他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它需要灵活、老炼和沉着。撬保险柜同拆封信件、跟踪术及其它技术一样，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

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雷尔和杜布瓦两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即HD式飞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漫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

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决定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边去大显身手。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1。3 东方快车历险记

这一回，勒鲁瓦想直接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简便的办法。但对勒鲁瓦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对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要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要求他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他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信使房间的板门，拉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当苏联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他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秘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铁路线拣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

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言。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需要配制一种相当厉害的麻醉剂，用以解除苏联人的反射功能和运动中枢的机能，让他们立即陷入持久的酣睡之中。不仅如此，他们需要的麻醉剂还必须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喷射后能立即扩散消失，当他们的特工人员进入苏联人房间时自己不致受它影响。

他的天才的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用一只可怜的猫作试验，在它身上反复试验，终于为他们试制出一种理想的麻醉剂。药剂真是“太好了”，勒鲁瓦自己很快就体验到了这一点。

南上征途，大家十分乐观。因为是首次行动，勒鲁瓦没要飞机跟随他们。他仅仅组织了一个车上行动小组。他亲自在苏联人隔壁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同时还破例地带着一位贵客，这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精神病权威莫拉里博士。

长久以来，好心的莫拉里博士希望能亲自目睹第七处的行动，以便直接研究人被化学制剂制服以后的反应。对他来说，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以外，还有一种好奇心。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无不为“亲临险境一睹为快”的心情所驱使。可是，完全出乎意外，莫拉里博士首次“观光”，就大吃苦头。

之所以答应莫拉里去现场观光，是因为勒鲁瓦觉得这次战斗不会有危险。平时，他总是拒绝第七处以外的任何人参加他们的行动。这一回，莫拉里再三要求，局领导也点了头，他只好让步。他心想：“好吧，就让他去散散心吧！”

东方快车带着隆隆巨响驶进了预定采取行动的隧道。勒鲁瓦钻透隔板，然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注射器，开始喷射麻醉剂。他们等了一小会儿，为的是让药性发挥作用并挥发掉。当然，他手下“管子工”的头儿、精力充沛的阿迈尔也参加了这次“远征”。

下一步打开苏联信使包房的门，就要看他的了！

奇怪！一种难以忍受的麻木感向他们袭来。勒鲁瓦使劲抖动似乎就要僵化的四肢。莫拉里也神色异常，他看着勒鲁瓦，吃力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头重脚轻！”

阿迈尔也难以支撑，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合上眼。

勒鲁瓦跳了起来，大吼一声：“毒气！”

阿迈尔凭着一股超人的劲头，终于打开了车窗。但是，火车还没有驶出遂道，一股巨大的气流冲进他们的房间，浓烟呛得他们直咳嗽。勒鲁瓦攒足力气打开了房间的门。他们三人瘫倒在地，头晕脑胀，根本不可能采取预定的行动了。

当勒鲁瓦清醒过来以后，开始怀疑是不是中了苏联人的圈套！

原来，岔子出在那节车厢上，苏联人和勒鲁瓦他们之间的隔板不是一层，而是双层。各个包房之间的隔板颇为特殊，结构呈“U”形，两层隔板之间是空的。因此，他们的钻孔机只钻透了他们这边的隔板，没有触及另一层，无形中保护了苏联人房间。

那一管毒剂，勒鲁瓦并未能把它喷射到隔壁房间，而只是喷进了中间的夹心层。毒剂挥发极其迅速，很快就充满了夹心层，然后由钻透的小孔向他们这边冒出来。他们终于明白，这节车厢与他们用作反复模拟行动训练的那些车厢样式不同。可惜，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1。4 诡谲的神情

那次险情过后，实验室曾建议为勒鲁瓦制造一架钻杆更长的钻孔机，可以钻透两层隔板，再配上一个合适的注射器。但是，他没有心思再进行这种不祥的尝试。

“我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羁绊，而必须另有作为，从别的方面去下手。”勒鲁瓦说。但从哪一方面下手呢？苏联人厉害得很，料事如神。不过，在他们的安排中，总会有空子可钻。勒鲁瓦发现，苏联人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勒鲁瓦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紧挨着分拣室的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就在那里准备报告。苏联人的邮包和邮件，堆放在过道尽头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车。

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苏联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诚然，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是容易的，制造一把能够钳断一切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就是一个问题，勒鲁瓦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象在工作间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邮包室在车厢的末端，恰好位于火车的转向架上面，因此，当特工人员在启封信件而又不能留下痕迹的关键时刻，将会遇到摇晃、颠簸的麻烦。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勒鲁瓦明白摇晃是无法避免的，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

勒鲁瓦为每个人配备一个小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像个随身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

勒鲁瓦负责全局，他派阿迈尔负责列车上的具体行动。但是，阿迈尔一想到又可能失败，就忧心忡忡。他对勒鲁瓦说：“到了现场，万一发现完不成计划呢？”

成功地潜入现场却不下手，那是十足的傻瓜。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于是，勒鲁瓦对阿迈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

阿迈尔看着勒鲁瓦，感到吃惊。但勒鲁瓦不过是重提那个在东方快车上窃秘的流产计划而已，所不同的是，他要的不是一架普通飞机，而是一架能在夜间追随火车的直升飞机。

当时，天高气爽，夜色明亮，万里无云。但在决定首次上邮车搞文件的那天晚上，阵阵暴风雨降临了，天上乌云密布。空中配合行动的负责人通知勒鲁瓦说：“直升飞机无法出航！”

勒鲁瓦告诉阿迈尔，尽管天公不作美，计划照常进行。他对阿迈尔说：“你别无选择，必须当场处理完信件！”

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观察了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

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阿迈尔和另一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俩人直奔目标——邮车室。阿迈尔像往常一样，动作迅速，情绪高涨。俩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

俩人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却与邮车主任撞了个面对面。他们未曾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他难道发现他们俩人关门作假了吗？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骗他：“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被一阵突然的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开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间门上的铅封，然后胜利地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答应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俩人正在重新拴门呢！但即使现在，主任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对于这一次未预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如何，主任在邮车上就像船长在船上一样，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迈尔平心静气地让邮车主任懂得，把他们来过这里的事声张出去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们是奉命而来，对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则，等你回到巴黎，我们的头头会找你算账的！”

听见阿迈尔的汇报，勒鲁瓦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们要好好关照一下那位邮差头头。

巴黎东站派出所所长科隆巴尼与勒鲁瓦的关系很好，好久以来他就想调到奥利机场去，为此曾找过勒鲁瓦为他走后门。若勒鲁瓦向他提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但是，勒鲁瓦认为不好对他说明自己的意图，因此，他决定去找所长的上司、航空警察和边防警察的局长、勒鲁瓦的老朋友布库瓦朗。

他对老朋友说：“是这样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东站派出所。得把它让给我一段时间。”

老朋友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说：“悉听尊命，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

局长亲自打电话给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让给老朋友菲维尔用用！”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第七处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阿迈尔带着主任一进门，就有人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阿迈尔说。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勒鲁瓦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阿迈尔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勒鲁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

邮车主任心理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1。5 寻找导弹基地

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勒鲁瓦大力协助美国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常火箭发射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苏联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因此，美国人要求第七处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这就是说，勒鲁瓦必须把法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在作出最后的答复以前，勒鲁瓦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飞越苏联领土的法国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勒鲁瓦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将目标拍得更清晰，勒鲁瓦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他拿到摄影机后，立即乘一架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巴黎大平原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勒鲁瓦惊诧不已：他无法在他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因为美国人没有向他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住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法国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勒鲁瓦说。他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

他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的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通过他的介绍，勒鲁瓦结识了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局长，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他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美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合适的显影剂。

勒鲁瓦原指望一开始行动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他：“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勒鲁瓦由于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局长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勒鲁瓦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他必须开始行动。通过巴黎-莫斯科航线法航经理的关系，勒鲁瓦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机长，并向他交待了任务。

他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定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苏联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讲情面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可是，机长却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法国的快帆式飞机每次抵达莫斯科，都要受到苏联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勒鲁瓦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剂。鉴于这是头一次，他要求机长不要过分冒险，不要离开空中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勒鲁瓦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空中小姐们的表现。他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勒鲁瓦自有安排。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勒鲁瓦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空中谍报专家的帮助下，勒鲁瓦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不要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勒鲁瓦心想，“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飞机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布尔西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着勒鲁瓦高声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勒鲁瓦并没有像局长那样兴高采烈。他问局长：“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勒鲁瓦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勒鲁瓦立刻跑到航空基地，登机起飞，摇动着摄影机对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他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他对局长隐瞒了他的真实意图。

勒鲁瓦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十分惊愕。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只像慈父般地对勒鲁瓦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勒鲁瓦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驾机器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瞭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勒鲁瓦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胶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自己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况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他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勒鲁瓦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勒鲁瓦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他并不十分惊奇，因为他多多少少料到他们是会来这一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方向布尔西科局长公开了他的小小的计谋。局长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的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惊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况。

勒鲁瓦寸步不让，主动出击。他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勒鲁瓦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勒鲁瓦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局长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他们要自己冲洗自己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美国人。这一仗使他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的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法国的飞行员。每次出勤，机长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50公里之远。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第七处。

1。6 未尽的使命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目中叮他的上司就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应当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他接受这项任务时，勒鲁瓦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帮助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

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他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服从法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他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可是，这次行动却只在博蒙和他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他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勒鲁瓦疑惑着。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勒鲁瓦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西德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4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他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做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打开一个垂直的口子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以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勒鲁瓦对博蒙说。博蒙的态度依然那样神密，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那么大，估计有50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勒鲁瓦心里纳闷。

他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来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

勒鲁瓦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他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他想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他。

在他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是一个溜门撬锁的能手，而且摩托车骑得很漂亮。当勒鲁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架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他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第七处“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他的安全小组走遍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法国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勒鲁瓦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勒鲁瓦再次合作，共同执行他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

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才勒鲁瓦明白究竟要他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

布置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苏联人采取挑衅行动而酿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一发出警报，就可以给导弹装上弹头。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弹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还怀疑；美国人的弹头是核弹头吗？因此，勒鲁瓦的任务是搞到一个美国人的弹头。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秘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再把仓库的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你看，”勒鲁瓦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的装置，可以承受70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扣钩，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落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阿迈尔没好气地问。

“3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勒鲁瓦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站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勒鲁瓦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之后，美国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他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他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10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演习，1秒1秒地缩短行动时间。他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勒鲁瓦在每幢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摩托车发动机发动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他们尽量地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勒鲁瓦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摩托车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的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紧张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勒鲁瓦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他们将使用他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精确的秘码在关键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勒鲁瓦只挑选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他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他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他这样做首先因为他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他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视他们的人绝对听不懂他们的话。

每天晚上，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在：“到什么程度了？6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他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5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艰苦努力，他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个计划，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不仅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也自身难保。

本·巴尔卡事件爆发了！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

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词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报告向他的上司反映过两次，但这批官僚们竟未引起丝毫反应。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准备大开杀戳，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

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他决定远离总部。远离巴黎，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2、博士间谍——佐尔格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2。1 大使和记者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已经6天了。

电文说：“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德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经查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

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上下哗然，人心忐忑。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是位东京的德国人中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佐尔格熟悉中国事务。

深受使馆人员的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荣膺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艳羡，凡持有与他来日本时同样介绍信的德国访日官员、记者竟相前来登门拜访。

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一些德国同胞有些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令人亲睐，特别讨女人喜欢。

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干扰，因此德国侨民界仍然是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的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粹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的态度著名。

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的姿态，人们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

1934年，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3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

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们往监狱给他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奔，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乡村旅行。

佐尔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使奥特大使很满意，并定期与其顾问们进行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阁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因此奥侍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2。2 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2。3 莫斯科——中国之行

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佐尔格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国际知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精辟见解和分析给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政治观察员”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板《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挡，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2。4 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大加赞扬，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在四局内的影响很大。问他对未来有何设想时，佐尔格倒不急于表态，说等他那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写成后再说。

别尔津邀请佐尔格当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尔格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第二天，别尔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饭店来找他，说他那本书可能写不完了，总部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他，要派他出国。别尔津试探性地问他有什么选择。佐尔格说他挑选亚洲，特别华北或满洲。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日本也许也能干点事。

就这样，经过与别尔律的见面后，他在日本的任务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别尔津告诉他：“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必须摸清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这一行动必须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我们必须在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以便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稍微停顿一下后，别尔津接着说：“日本素以戒备间谍著名，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建立情报组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只有具备特殊索质和才能的人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而你是唯一、当之无愧的人选”别尔津还告诉他、给他指派两名助手，也就是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在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俩人将相继回到日本与他联系。

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需要到柏林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像回事，而且确实赢得了优秀记者的名声。不过，由于佐尔格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次是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回到柏林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都竟相前来与佐尔格签订合同。佐尔格最后选定伪是影响很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四家报刊。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佐尔格到达东京时，那里的政治气氛像台风即将来临的九月天气一样沉闷，暴力威胁慑人、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的枪击。就在他到达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

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确实是个荒诞的国家。它在理论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一个官僚机构集中掌管着权力，在重大方针政策上遵循某一军队所实行的路线。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之间存在着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它执行的是一条目标飘浮不定的、甚至是轻举妄动的路线。而这个民族则出名地坚韧、尊孔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但他们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也使欧美客人感到安祥自在，有宾至如归之感。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几个月前，希特勒政府开始执政。他刚从德国来，大家立刻围住他，抢着向他提出种种问题，迫不急特地想了解祖国的情况。佐尔格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就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尔格手里持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与天羽会面后，佐尔格被介绍给驻东京的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这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灿若明星。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在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

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国军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侍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监督生产，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总之，军部青年军官集团是个极为凶恶的法西斯组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以兵刃相见，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德国使馆却一无所知。

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们的指挥下冲出营房，迅速地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盛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2。5 启动间谍网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

Chapter_2

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

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樱花又盛开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园里照旧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战争的乌云早已密布苍穹。在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里，佐尔格却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仲仲。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

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

“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的到来接风，并为他们的重逢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

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近卫爵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

不久，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会上，近卫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要求新闻界支持日本的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都没有一天安宁。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的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华北的冲突仍像其它冲突一样，无疑要牺牲中国的利益，会很快地举行停火谈判而告平息。但是，1937年夏天，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拒绝了日本的局部调停要求，开始增援部队。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已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日本一面向华北增兵。

一面却声明不想扩大战争。但种种迹象说明，日本将碰到一场恶战。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由于两国意见不同，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陆相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2。6 东京急电

佐尔格并没有在大使馆里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他已成为大使和陆军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奥特更是少不了佐尔格。佐尔格有意促成奥特的升迁，使他官运亨通，这样他才能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佐尔格说：“我的第一件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

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尔格直接问大使，但奥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对希特勒是绝对相信的。

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奥特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早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在与大崎的热烈辩论中，佐尔格就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回答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他强调存在着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的可能性。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

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复一日。奥特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拿破仑在俄国进军的路线，同时沾沾自喜地揣摸着他的元首将如何向莫斯科挺进。在苏联西部边境，早已縻集着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正跃跃欲试……然而，莫斯科中央却始终杳无音信。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哑的声音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苏联的命运。

事实终于证明，他们冒春风险进行的活动是值得的。他们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2。 7 最后的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

1941年6月23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谈话，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还为此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对此的反应不一。尽管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只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能信守中立，它仍将袭击苏联。日本军方则认为，日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苏联交战。大崎从对政府内部情报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决不可能发生，因为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但又补充说，这似乎取决于苏德战争的结果，即斯大林政府什么时候垮台。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接着，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入间谍史册。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

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定了新作战计划，制定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

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佐尔格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本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则可能导致对苏战争。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

他们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

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贝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乏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

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

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更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

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

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接着，苏联远东地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用军用列车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部西线去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这一举动涉及25万人。

幸亏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这些部队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苏联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纳粹德国的长期蹂躏。

2。8 余生岁月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为揭开佐尔格之谜，而掀起了一股运动，其中还涉及史沫莱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们则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处奔波。

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3、冷面杀手——斯塔申斯基

只要轻轻扣动板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3。1初入谍门几个月来，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3。1 初入谍门

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仔细观察他的行动或者和他正面接触，比如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而最为重要的，他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他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苏联主子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他的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原来在于准备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特务的会见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武器表面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

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年轻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护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苏联提供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作为报酬，他的家庭成员将免遭逮捕。谈话后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他的化名叫“奥列格”。在以后的时间里，斯塔申斯基为了执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了下来，并上报那位上尉。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必须尽快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抵抗团体，设法搞清楚那位亲苏联、反天主教的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谋杀的详细情况。并再次受到威胁，如果他不再帮助他们干的话，他的双亲和姐妹将被驱入集中营，事实上，苏联人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国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为借口，设法打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地下团体。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地进行了汇报，结果，国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说，既然乌克兰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他就再也不能国家了。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须放弃学业，加入国家安全部。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偶尔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小笔钱和被领导拍拍肩膀。但是当斯塔申斯基说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绍给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里的一些乌克兰地下运动组织成员之后，他便以其情报质量之高给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他向苏联人提供了加兰的谋杀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苏联的薪金名册上列名，月薪9oo卢布。

3。2 性命游戏

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罗斯”。在基辅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还被授以德文和间谍知识。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并入克格勃。斯塔申斯基被允许同他的双亲见面，但只能告诉他们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身份：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的一个日耳曼族人。

斯塔申斯基为了扮演他一生中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训练是极端彻底的。在苏、波特务机关军官的陪同与监视下，他使用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姓“凯佐”。在波兰，莱曼到曾生活过的重要的地方旅行，并熟悉这里的一切。最后，斯塔申斯基被带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占区，移交给了他将来的苏联上级军官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无须赘说，约瑟夫。莱曼，这个他将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甚至在基辅训练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不放松他的训练，交给他全套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任务来检验他。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后，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监视。

1956年，斯塔申斯基开始被克格勃启用。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作为“莱曼”，他必须同一个化名叫比萨加的乌克兰移民建立联系。比萨加一面任职于一个乌克兰流亡组织在慕尼黑发行的反苏报纸《乌克兰独立报》编辑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细在这个德国城市里进行活动。然而，斯塔申斯基一点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务机关业已获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他们已将他同比萨加谈话的情景拍了照片。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比萨加是莫斯科的特务，由此他们推断斯塔申斯基是在为同一个主子工作。但是，这时西德国家安全部机关已为克格勃所渗入。那个机关的苏联科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苏联特务。他很可能将关于斯塔申斯基的情报压下不报。

斯塔申斯基这时已成为一个忠实的苏联间谍，否则苏联人绝不会考虑派他去杀人。原先他仅以为盯列夫·里贝特的梢，以便适当的时候将其劫持回乌克兰，而决没有想到要执行杀害他的命令。

作为见习斯的间谍，斯塔申斯基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被要求尽可能查明里贝特所有的活动及日常工作规律。在对里贝特进行侦察时，里贝特一离开卡尔斯普勒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踪自己，又好像里贝特早已认出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一切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

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

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于卡塞尔。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危险更多。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不仅如此，糟糕的还在于如果干得不利落，而一旦被侦破，克格勃也许就会无情地放弃你，把你推上断头台。

斯塔申斯基开始了对班德拉的盯梢，他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手中紧紧扼着他的武器，准备随时发射。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总之，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那只手没有扣动板机。

这样，在他离开时，他将他的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就像他杀里贝特之后所做的那样。为了哄骗克格勃分子，他审视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门锁，然后，他弄断了那把万能钥匙。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却自相矛盾。克格勃为了进一步追捕乌克兰流亡者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个心理上的把戏，他们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双亲所在地，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会面机会，利用这一手段达到心理上对斯塔申斯基的继续控制。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这一次该怎么干，他再明白不过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气晴朗，阳光柔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继续从齐伯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里对班德拉进行监视。

这次他再也无法犹豫，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突然，一辆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在那里，斯塔申斯基被塞尔盖介绍给东柏林克格勃的头面人物，这位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勋。

接受红旗勋章，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意想天开之事，他从来没有得过如此高的奖赏。他内心一阵兴奋。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与他亲爱的英格。波尔分别，甚至可能是从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痛切地知道，这种奖励只是一种虚幻骗人的东西而已，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感到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次杀人的细节，克格勃问得要比上次仔细的多。几个苏联人对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检查，并且告诉他，“这次谋杀并没有做得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

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作了调查。而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脸上被玻璃碎片划破的地方。德国警方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下来前，斯塔申斯基应当留在莫斯科。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然后详细询问了班德拉被谋杀的经过和现场情况。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

3。3 逃离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尔。他为曾向英格说过一次谎而担忧。当时他不愿意承认他是去莫斯科，而谎称是去波兰出差。这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行当，并拿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干杀人的勾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向英格启齿，吐露自己的真情。在这期间，他的克格勃领导人塞尔盖向莫斯科方面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理发店的女孩密切来往。莫斯科方面对此向他提出忠告：这样一种友谊对一个克格勃人员来说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应该企图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她会把详细情况说出去，叫他因此露馅。他还辩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员还需要他在西欧为他们干掉其他人，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就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方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础。于是，这位克格勃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并没有默许他所提出的继续与这个女孩交往的建议，但是毕竟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建议。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谢列平起初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谎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后这个克格勃头子终于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为了爱情，似乎一切都不愿再顾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他常常一厢情愿地想着，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聪明的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风险，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当作人质永久地留在那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几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须告诉英格，他不是在为东德贸易部做译员工作。而是苏联国家保安部的一名成员。

“你必须问她，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在一月份双双来莫斯科，同时你坚决不能把你谋杀里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克格勃的头子坚决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执行，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当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望着朝思暮想的亲人，她不由扑了过来，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在英格的住所，他们共进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诈蒙骗的生活，他毫不顾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诉了英格，仅仅只有那两次谋杀案还保持着秘密。

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静静地望着月亮，他等待着英格的回答。英格对听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静，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房间是那样的宁静，两个人呆坐在那里，谁也不愿说话，谁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静。

“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英格疑惑地问道。

“这样一个行动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划好，否则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斯塔申斯基解释说。

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苏联及其卫星国限制之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斯塔申斯基来说，似乎非常陌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诉英格，他希望尽快掌握德语，以便使他能比较容易地在西方开始生活。事实上，他的德语水平不是适应不了德国的生活，而是他内心里一直在想着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苏联与美国的对立也会使他更安全一些。他想起，克格勃曾坚持要他回莫斯科学英语，这正是他所渴望的。然而想到谋杀，他不禁又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语国家再次充当杀手？他咽回了要对英格讲的话。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她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对待他俩将要出逃这一危险计划。她开始为他们实施出逃计划而秘密地做准备。怀着对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热爱，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师，东奔西跑，支撑着一切。他俩一致同意，对英格的双亲决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还必须充当译员的角色，用莱曼这个名字。

要结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许，从而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更危险的代价——去莫斯科。

他们俩人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亲，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和公园。他们也在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也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忠诚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许是由于英格虽然在西柏林工作，实际上却住在东柏林。总之，他们发觉似乎他们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想逃跑的想法。他们被获准结婚。按照英格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虽然苏联人非常厌恶宗教仪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于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

1960年5月，他们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他们仍然谎称去华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对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人，由这位女人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走出这个杀人的圈套。他俩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下的不安。这使英格内心里对苏维埃政权日益敌视，并对斯塔申斯基总是延迟外逃日益不耐烦。事实上，对于斯塔申斯基来说，克格勃经常的洗脑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简直一样的可怕。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冰的枪口。无论他逃往何处，克格勃的魔爪都会向他伸来。

一天，早就怀疑寓所内装有窃听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彻底检查一下住房。果然，他发现那儿藏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现在他们完全清楚了，不仅他们同亲友的来往书信受到检查、每次外出受到监视，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窃听装置。从此以后，他俩要说什么秘密话，要么只能去公园，要么就只能用纸进行笔会，用完之后立即将这些字纸小心地烧掉。

“这不是生活，简直是个活地狱，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逃去。”英格在走向公园的路上激动地对斯塔申斯基说道。她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还有更使他们震惊的事。9月，英格发现她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斯塔申斯基顺便向他的克格勃领导提起了此事。结果，这位克格勃头子怒气冲冲，而且命令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涯将会中断。“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儿生活，”这位克格勃领导威胁地说道。面对残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无言以对。

回到家里，他愤怒地告诉了英格。也许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决蕃笼。

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他设法说服他的克格勃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甚至用他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出国许可证。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她无论如何要设法把她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给他的丈夫，请求谢列平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她的身边照顾她。

英格离开莫斯科不久，克格勃发给斯塔申斯基一份“红旗勋章”的证书，宣布他“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9年11月6日颁发的政令”，投予他红旗勋章。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为了实现出逃计划，他想法住进了医院，设法拖延她的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丈夫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即刻打报告给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了拒绝，相反，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

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死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在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之后，他可对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

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个通知，他可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在东柏林，他们见到了那里的克格勃领导，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必须接受密切监督，因为这孩子有可能是美国间谍为了诱使斯塔申斯基离开莫斯科而毒死的。

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

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变成了生活的严酷现实。

“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我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愚弄我们的监视者。”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着实令斯塔申斯基担忧，他担心到关键的时候，英格会不得不去参加葬礼，她的感情会使她不愿逃跑，失去良机。

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克格勃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东柏林，他们在舍恩豪塞——阿里车站上了一列电气火车。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他们终于逃出了虎口，来到了西方。

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他们走后几小时，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为什么这段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等等，问题令人费解。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斯塔申斯基这位克格勃的杀手，他所杀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对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乌克兰地区内的还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们的领袖。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为了彻底掩盖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而现在，她又悄悄地消失了……

4、谍报大师——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 它以其卓有效的工作、雄心勃勃地胆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其主子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1965年5月被当众绞死。

4。1 最后的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开，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但仍睡意朦胧。在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意外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科恩穿衣、立正。

这是1965年5月18日的午夜，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正站着，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这位弓着背的白胡须老人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人罢……”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不断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当老人不能自持而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科恩轻声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科恩在4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已近凌晨两点，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上革绞刑台。

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决别信。科恩转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他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开始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写了起来：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纸推开，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抄了一遍，使他的遗言不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上校把两封信揣入口袋，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就在3年前，科恩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而现在却是无数的市民带着惺松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3个月前，科恩被捕之后各家报纸都对他大加渲染。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大王”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事实上，从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设，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恩村的小山丘，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谍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

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

4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

4。2 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缪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是他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这么一来，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走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决不能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但没多久，他就干够了这种翻译工作。不到3年时间，他就离开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

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早就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并且有一些实际活动经验。他过去一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他的潜力显然很大。尽管派他去埃及已是不可能的事，在那里非常容易暴露身份，但完全可以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摩萨德知道在他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的阿勒颇住过一段时间。科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小时候家里人使用的叙利亚方言。

对科恩而言，一方面他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到在一个东方国家比在以色列生活得更自如。他认为，他对阿拉伯文化吏感亲切，在以色列生活1年多以后，他开始怀念阿拉伯的生活方式了。

就这样，虽然他已经结婚，但摩萨德并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他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科恩要想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叙利亚同埃及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甚至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充满疑虑的国家，并且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要使一个人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地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听从别人细致和耐心的教导，既不能暴露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他那段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精心准备的一份履历表，会有助于掩盖任何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得做到万无一失才行。

到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负责领导他的摩萨德官员已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

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呆过的缘故。唯一的问题是他只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不过耶路撒冷的外语补习学校的速成课很快就帮助他弥补了这个不足。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样，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条件。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几个月里，他为最重要的一步——去大马士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科恩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风去，说是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去。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

几天后，他动情地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

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贴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4。3 初战告捷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媳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往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他的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上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

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眼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夜晚，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一声，就和一个年轻的穿着军装的叙利亚陆军中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阿尔赫申头一次不告而访。科恩很吃惊，带着焦急地神情望着来访者，想知道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阿尔赫申察觉到他的惊异神情，于是解释道：“我正巧有机会来这儿，看看你是否在家。”他的声音与往常一样友好。科恩把两位客人让到起居室，请他们喝酒。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友吗？”阿尔赫申问。他似乎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很自豪，接着说：“马阿齐。扎赫雷丁，陆军中尉。”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是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科恩十分清楚，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当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都是很出名的，他的相片经常在以色列的报纸上出现。如果真像阿尔赫申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善意的访问，那么这位年轻中尉来到他的住处，真可说是上天的赐福。但他仍需弄清楚，是否仅仅是拜访，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在厨房给两位客人煮土耳其咖啡时，科恩又把这事细想了一下，他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他偶尔听到阿尔赫申和中尉大声地、无所顾忌地讨论着政治和军事问题，当他回到起居室时，他们也没有改变话题。

马阿齐。扎赫雷丁表现出对广阔的世界——欧洲和南美，有极强烈的好奇心。按照阿尔赫申的说法，科恩是十分了解这些地方的。而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位未来的叙利亚官员、年轻的中尉除了曾对贝鲁特作过一次暂短的访问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祖国。

科恩扮演着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角色，与这个年轻的朋友攀谈。

“在阿根廷，虽富有，但也比不上在叙利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的幸福和有价值。”他用一种阿尔赫申熟悉的语调强调说。这给年轻的中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位热情的爱国者又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这里的商业事务不这样紧的话，我想，应报名自愿入伍，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战时，必然是需要男子汉的。”

中尉没说什么，但阿尔赫申接着说：“在大马士革，局势也很严重，军队威望越来越高，一些官员可能会利用这种形势，推翻现政府。正当我们奋力从上次的政变中得到恢复时，这会给国家带来新的骚乱。”

马阿齐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们的士兵十分英勇，但以色列在3。16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我只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给予有力的回击。他们的空中力量是第一流的，是按以色列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训练的，而我们的则很弱小，更不必说埃及擅自拿走了那些米格飞机，拒绝归还我们。而苏联已答应给我们的飞机，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科恩一边倒着咖啡，一边细听着每一句话，但并不流露出他的感情。“即使是我们叙利亚的‘雄鹰’，如果没有飞机，也不可能飞行。”他用忧虑的语调平静地说道。他有意用“雄鹰”这个词，因为他了解叙利亚的爱国者们习惯用它来形容他们的空中战士们。

这个间谍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无疑，阿尔赫申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这也使马阿齐倍受鼓舞，乐意与科恩谈话。但科恩仍很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年轻人的怀疑。他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只问了一个小问题：“我想，你必定对3。16战役的战场十分熟悉吧？”

这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很乐意看带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乐意看看。”

中尉解释说，老百姓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他隐晦地补充道。

他说话的语调使人感到，他是颇为了解内幕的。

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但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3人一块去军事地带。你们可以乘我的小汽车，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去前线旅行。他说他大约在1年前已去过了，而科恩则取笑他说：“你是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子弹吧？”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同意等局势稍微平静些时，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与此同时，这个参谋长的侄子又为以色列间谍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年轻人告诉科恩，纳哈拉威旅长正和政府争吵。

他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直到半夜，两位客人才起身告别。年轻的中尉在分手时，还邀请科恩过几天同他一块去看场电影。科恩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呆在房子里了。他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用一段时间扼要、准确地归纳了一下他刚从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如同上次一样，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一封情报：“1、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2、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4。4“商务”往来

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这样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已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和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产的艺术品。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物品在欧洲有较好的市场。科恩和他的欧洲贸易伙伴的总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常驻理事”塞林杰之间频繁进行信件交往。正是通过这种通信方式科恩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缩微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后来，家具的夹层也成了存放密件的地方。

接

Chapter_3

下来的两个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在这期间，叙以边境显得较为平静。正是通过科恩递送的情报，特拉维夫对叙利亚的政治局势了若指掌。

在这前线平静的时期，科恩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在叙利亚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叙利亚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前苏联的无后座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并电告了以色列情报局。

1962年夏天，大马士革局势相当平静，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总的来说已平定下来，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科恩在接到让他回以色列的命令后，他告诉他的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他打算去欧洲办些商业上的事务。这是一件在他们预料中令他们十分羡慕的事。

他从大马士革起飞，途经苏黎世、慕尼黑，6天后回到以色列。

在以色列情报局，科恩草拟出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详细地记下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叙利亚政治、经济局势和军事力量方面的一切情况。他对他们想知道的所有情况，如在大马士革遇到的重要人物、每个官员的特点、有关前线补给的细节、官员们的期望等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他的上司告诉他，为安全起见，他得改用新的密码系统，他们还为他配备了一台最新式的德国发报机。上司还告诉他，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也是一项主要任务。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正是使以色列感到烦恼，并必然会对前线阵地发生影响的主要问题，因为以色列为了改造本国沙漠，制定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并计划在年底还要花费4000亿。如果叙利亚引乔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计划无法实现，以色列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科恩顺利地完成他这次出行的使命后，于7月底回到了大马士革。

4。5 威宴密谋

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宴会，其中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还有他在去欧洲之前新结识的许多商人。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年仅32岁、担任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的乔治。塞夫，他是阿尔赫申的朋友，其年轻的女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

宴会上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商标。送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台，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塞夫前来是想急于听到巴黎的最新消息，但不是有关外事方面的新闻。塞夫跟马阿齐和阿尔赫申一样，只热衷于巴黎夜总会脱衣女最近的桃色新闻。这些出入过黎巴嫩时髦地区的叙利亚年轻人都被科恩所讲的那些风流韵事弄得神魂颠倒。其实，科恩哪到过巴黎的风月场所，他的故事都是他为了投其所好编造出来的。

塞夫颇有兴致地与大家交谈，他也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的华丽窝所、优裕的生活以及他的欧洲之旅都十分羡慕。甚至对科恩亲自招待他们的咖啡的一套做法也十分倾心。

塞夫开始谈论起他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界，我得参加一切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在各位部长面前都很得宠。”他转过头来对着他的秘书——那位年轻的姑娘，想要她为这番夸夸其谈作证。

科恩碰上了好运，通过朋友们的关系，他终于和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他们无处不到、无事不晓、无人不识。他也曾向往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用一种懊恼的口气接着说：“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塞夫说，“请在上班时间到我那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科恩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去拜访他。

这次宴会一周之后，科恩前往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部里的餐厅喝咖啡时，科恩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提到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对他的回国表示祝贺。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塞夫说到做到，那周还没有过完，他就带科恩到将军家去登门拜访了。将军的住宅离科恩在繁华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见面时将军却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将军的客厅里，当面感谢将军在阿根廷建议他返回叙利亚时，将军立即回忆起与科恩在布宜诺斯文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在德国买的上等烟叶送给将军，他记得将军一向是抽烟斗的。他告诉将军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而且，为了表示亲近，他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谈着，其间，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这一个党能拯救国家。

将军把科恩送到门口时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科恩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对将军的初访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

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于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部里的门房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不用他出示身份证就放他进去。塞夫与科恩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科恩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谈起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就没个完。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正在前苏联，要求前苏联政府帮助叙利亚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就是科恩从塞夫那里打听到的。他还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很快就感到，他朋友的升迁对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子女色。那年初秋，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这时塞夫与科恩打得火热，他俩每周都要碰两三次头。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塞夫仍就带着他的女秘书，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她对她的上司一往情深。哈图姆的女伴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因为他与科恩不熟，存有戒心。

他知道他的行径一旦张扬出去，他就会失掉军职和军衔。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

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坚冰被打破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据此，科恩决定今后要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组织这种私人聚会。第二天他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当再次与塞夫会面时，他告诉塞夫他非常喜欢上次那种形式的聚会，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借给塞夫和哈图姆进行幽会。谈话中，他把哈图姆称为“我们英俊的朋友”。

整个冬天，这种聚会成了一种惯例。每两周塞夫和哈图姆至少要在科恩的寓所里聚会一次。他们一般邀请两三个女朋友，在科恩的公寓里度过了许许多多十分愉快的夜晚。

科恩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即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人员，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那位叙利亚上校和那位文职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二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

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然后，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有2上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4。6“革命的狂欢”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以在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破坏为借口，从那里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了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争议地区的狭长地带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局势又一次开始动荡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

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

这一阶段，他所译成密码的电文要比早些时候多出两、三倍。他得编写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来自可靠的来源——马阿齐。扎赫雷盯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此外他还要编发那些他亲自搜集来的有关政治动向的情报。他发往特拉维夫的所有情报都被立即转送给以色列军方和总理。

此后几天，整个边境地区暴雨倾盆，遍地泥泞，这似乎阻碍了叙利亚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然而，12月20日科恩从大马士革发出的电文则说：“边境驻军司令哈里里上校迫切要求发动全面进攻，大马士革政府踌躇不决，担心遭到我们的反击。”

根据这份情报，以色列军队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天，有些细微的征兆表明大马士革要停止挑衅，边境地带的拖拉机手抓紧雨后初晴的日子，又开始耕种他们在边界附近的田地。这次，叙利亚方面不再开枪干扰他们的耕作了。大马士革注意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以防他们再次挑起事端。

在圣诞节之夜，科恩和他的朋友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之间的关系更加深了一层。一天在午餐时，塞夫压低嗓音对科恩说：“哈图姆和我十分喜欢在你寓所里举行的聚会。为此，我们都非常感激你。但是，我们看你对这种行乐不很感兴趣，你能不能把你的寓所的钥匙偶尔借给我们用用，时间在中午或下午5点到7点之间，结束后我们会给你打扫干净的。你看怎样？”

科恩同意了。于是他们定下来，在他们需要借用公寓的时候，科恩就把钥匙留在他的信箱里，信箱是不上锁的。塞夫只要早上打个电话来，说他或哈图姆当天要用公寓就行了。这就是科恩对他的主要情报提供者所能作的微小的报答。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科恩应允塞夫和哈图姆借用他寓所之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2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这位年仅37岁的军官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周密地研究了这份情报的价值。

虽然他们经常从大马士革这位间谍手中获得十分可靠的重要情报，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

然而一个月后，在1963年3月8日深夜至第2日凌晨，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科恩准确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他没去安曼，而是回到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政变结束的当天，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秘密情报局的发言人向新闻界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

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这位以色列间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击，占领了面对科恩寓所的总参谋部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这件事使科恩得以打入那个发动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他那麻利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他的朋友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

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议他回国、前不久还赞扬他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的行动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中大捞了一把，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这意想不到的事态的发展，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4月底，他送给哈菲兹将军一束附上他的贺信的鲜花。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聚会从“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开始，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4。 7 河流改道与米格战斗机

1963年夏天，在科恩以到阿根廷办事为借口准备起程返回以色列之前，叙利亚政局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哈菲兹将军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6月27日又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对于老朋友哈菲兹的跃迁，科恩当然感到很高兴。他给哈菲兹送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他的这一招果然收效甚大，他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布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在那里，聚集着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和穿着礼服的外国使节们。科恩和他的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主席就职。

在特拉维夫，总部就如何发挥他的作用的问题而犯难。一方面，总部认为他是被派到叙利亚去的间谍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能提供第一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因此，特拉维夫当局很想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交给他更危险的任务。另一方面，对这样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却必须尽量少给任务，避免暴露，不然就会使他的谍报生涯过早结束。

不管怎样，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好像已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会破坏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计划；第二，有根据认为叙利亚将得到前苏联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它比过去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速度更快、战斗力更强；另外还有和埃及一样的。配备着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特拉维夫急需科恩从他那些要员朋友们那里，探听出一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报。

科恩一回到大马上革，就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

这是科恩这次出访南美的任务之一。主席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募捐，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官员签名的感谢信，主席很高兴地看到，他夫人愉快地接收了这位叙利亚官商送来的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

科恩找到乔治。塞夫，促使答应了他在广播电台做“海外侨胞们”栏目主持人的要求，并说由于生意太忙，只能不定期地从事这一工作。“海外侨胞们”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革命的复兴社会党。科恩的播音十分清晰，他的家人和特拉维夫的上级从半导体中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科恩并没有忘记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力答复这样一些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的详情是什么？他们准备何时付诸实施？准备怎样实施？

1964年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叙利亚应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约旦河的计划。科恩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是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从这两名掌握计划内情的官员那里，他弄清了计划的大致情况。改道计划是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不满足已掌握的情报，他通过大马上革各阶层的熟人，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哈图姆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作了详尽的说明：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

科恩把哈图姆赞扬改道工程带来益处的话，一字不差地报告了特拉维夫：“计划的好处不仅在于叙利亚和约旦能够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在于给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一位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工程承包商，他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他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和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即叙利亚政府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逐步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弄清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在巴尼亚斯河上将建设一个大水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oo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这些有用的情报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计划的实施。

在这段时间，科恩曾3次有幸亲眼目睹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叙利亚军队沿着叙以边界，在俯瞰加利利海的戈兰高地上陆续建立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巡视高地一周，观看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

每一次他都看见前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从头一年的4月份以来，莫斯科派出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他还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指挥所的建设工地，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有一次，在库奈特拉，他有机会参观前沿地区的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这对以色列总司令部十分有用。

以下是这段时期内，这位派往大马士革的间谍发回特拉维夫的几条重要情报的标题：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泥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附科恩画的草图）；运输2oo辆J一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坦克主要用于对付以色列；在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时，叙利亚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是用坦克和装甲车跨过上加利利，向以色列领土纵深挺进，切断这块领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最后，还有4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

以及最近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这位以色列间谍依靠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获得的情报当然是关键性的。但是，上述情报也有不少材料是从国防部的其他一些军官、文职人员、那些复兴社会党上层的朋友们以及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情报的大部分用密电告诉以色列情报局，一部分则是借用叙利亚出口的物品偷运到慕尼黑后才转到特拉维夫。

4。8 营救风潮

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伊利·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昨晚他和哈图姆一同进餐时，打听到哈菲兹主席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据哈图姆讲，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指挥下在以色列搞破坏活动。主席建议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但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这个间谍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他的收音机，等待接受特拉维夫发来指示。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劈啪声，说明特位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科恩认识他，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他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来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迈勒。阿明。塔贝斯，我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东方佐尔格”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在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总部发一封内容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的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3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迈勒。阿明。培贝斯的间谍。第3天，新闻界正式公布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名以色列军人。”

科恩的被捕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恩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5oo多名与科恩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的叙利亚公民也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妇女，科恩的朋友沙伊赫。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盯乔治。塞夫亦未能幸免。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获得豁免。哈菲兹则赶快向新闻界讲述他那早有的高明的预感如今终于变为事实，并抢先一步公布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科恩的影响。一时间最荒唐的谣言和报刊电台宣传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陷入一种利害冲突和流言诽语的包围之中，处境极其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当地各家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开会，向他们转达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报纸不要发表进一步的有关新闻，这样政府可以多方设法，采用各种手段营救科恩。新闻界人士向总理询问了有关科恩及其活动的情况之后，同意不发表任何可能妨碍营救工作的消息。

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外交人员，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接着，他们得知，尽管全力营救，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又以加倍的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均遭到大马士革的拒绝。

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上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拒之不理。

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5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但叙利亚对此建议未做任何回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抓住科恩不放。

直到科恩在大马上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告结束。

4。9 尾声：空前的功勋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入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5、东方魔女——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大加赞赏。

纵观川岛芳子的一生，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间谍、大汉奸，国民党必得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方泄国愤！

5。1 女子学校的神秘公主

70年前，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玩的女学生，就是日后作乱满蒙、声名狼籍的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川岛芳子。

对女子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川岛芳子的身世就好象远隔日本海的“支那国”（支那是日本对中国的卑称）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只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富有挑逗性的“新女性”——在松本高校的纪念册上，曾有一篇题为“川岛芳子小姐的裸体照”的文章。

川岛芳子那种极具女性之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表情，以及放浪不羁、横蛮任性的作风，不禁使人们对她充满了与日俱增的好奇感：她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到这里要干些什么？她和川岛浪速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直到川岛芳子在中国的北京被处以极刑后，才为那些同情她、怜爱她或憎恨她、唾弃她的人们拨开重雾，才大白于天下。

昔日那位独领风骚、为许多男性心折的“马背公主”，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是满清皇室肃亲王善春的第十四位公主、生于1906年，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继承皇位的前2年。

字东珍的显纾公主出身具有高贵血统的名门望族。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乃是“泰山北斗”，独占鳖头。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川岛芳子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芳子，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小东珍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室统治摇摇欲堕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五内俱焚。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借将自己最钟爱的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舒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原本陌生、但却造就了她的一切的国度——日本，开始了具有特殊目的——匡复清室——的特殊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舒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这个名字在全日本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可谓闻名遐二迩以至于世人知其本名者屈指可数。至于其字“东珍”，更是鲜为人知），而且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一恍5、6年过去了，昔日因为不想离开父亲身居异乡而痛哭流涕的中国公主显舒，已长成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作札的日本姑娘川岛芳子了。此时的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因面容佼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芳子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退学对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男人的运动”中，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太阳帽并戴着墨镜的女中“豪杰”，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就在这时，早已发现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芳子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5。2 东方的玛塔。哈丽

留着男人头、行事果敢谨慎、为人颇有手腕的川岛芳子，在其养父和军界朋友的保荐下，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恰逢东北巨枭——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自己在东北三省的利益受损，而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磨擦；而且日方担心张作霖与北伐军作战失利退守关外，会把北伐军的势力引到满蒙，从而破坏日本对满蒙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计划。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炸毙袅雄张作霖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奉张之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实际上，清朝的残余势力早在冯玉祥拥兵闯宫、派鹿钟鳞率手枪队将宣统连同满清遗老“清”出紫禁城之日起，就已成强弩之末了）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留着男人头的芳子，突然来到上海找胞兄宪立，声称要和哥哥一道去旅顺看望生父，这下可把立宪弄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事实上，当川岛父女受命协助关东军完成”秘密任务“时，为了不走漏消息，并争取足够的时间让川岛芳子变成肃亲王第十四公主显舒，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事，中国方面的特务组织负责人吉田茂（此公后因与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一起建立了大日本新秩序而蜚声海内外）特地电告川岛芳子到上海接洽具体事务。于是，在日本谍报部门的授意下，便出现了令宪立也目瞪口呆的”省亲“要求。

一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的川岛芳子并未急于到旅顺看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父亲打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军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其谍报机构的几个年青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很快，张作霖受到国民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仓皇逃窜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劝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因忙于处理后方事务，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唾诞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悉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时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顺利完成”炸张事件“情报交接任务的川岛芳子虽然为日军所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她那顽固不化的”满蒙独立“意识，使不少人对她心怀戒备，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的玛塔。哈丽遭到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冷落甚至怀疑。在大连形单影孤的芳子，因生父肃亲王之死又受到很大打击，心情抑郁愤闷，于是便搭乘日本商船回到日本。到了日本，川岛芳子不是直接回到养父在松田的乡间别墅，而是被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参加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大村骏之弟大村洋接至日高的家中进行”洗脑“工作。

大村洋同川岛芳子的相识可谓具有戏剧色彩。在日本商船重信九号的甲板上，老是对着大海沉思的芳子总会不经意地被一阵抑扬顿挫的和歌声所吸引。唱和歌的人是一个眉清目秀、体态魁梧的中年男子，他所唱的和歌正是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喜欢吟唱的那首：“长长的睫毛呀若是森林，湿润的眸子呀就是泉源，清澈的泉水呀喷个不停。滴滴的水点呀若是眼泪，眼泪的主人呀她又是谁？”渐渐地，芳子那充满悲愁和失落感的心灵为歌声所振奋，开始轻声相和。那位英俊男子也随着歌声走到川岛芳子身旁，开始和她攀谈起来。很快地，芳子为此位潇洒的外表、幽默诙谐的谈吐以及渊博的学识所吸引，与他产生了如胶如漆的情愫。情场老手大村洋本来就是有目的而来，见轻佻多情的芳子已芳心大开，便趁热打铁，与芳子在寝室里热乎上了。一番云雨之后，日本国也到了。大村洋趁机邀请她到日高县家中去玩。享受到床第之欢的川岛芳子便欣然答应，与大村洋一起来到日高乡下的一座别墅，并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浪漫时光”。

在日高的两个月中，大村洋不仅教会了芳子各种床第之欢的功夫，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作炸弹”的意识；同时又为她源源不断地灌输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观念。他对芳子说道：“满蒙必须独立，而这种独立必须以日本为中心来搞才能成功。

并且在独立后，由日本人所欲为地操纵它、占有它、摆布它……满蒙是日本的弟弟。我们必须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同哥哥合作，跟哥哥一起建立美满的大家庭。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满蒙独立。”

经过短暂接触，大村的确为芳子潜在的“优良素质”所震动，对芳子另眼相看，于是便鼓舞她说：“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没有不能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你跟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强。只要是为了满洲独立大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都应该去做！”

经过这样一番“洗脑”工作，身怀“绝技”的川岛芳子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在大连期间，芳子经过自己原来的情夫山家亨的介绍，认识了被称为“日本陆军中的怪物”的日军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中将。正是与田中的结识，使川岛芳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昭和五年（1930年），当时尚是陆军少佐的田中隆吉，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到上海就职。他当时37岁，主要任务是搞情报活动。他到职不久，在一次招待宴会上，经山家亨的介绍，认识了芳龄23岁的川岛芳子。据田中的审讯词中说，当时芳子身穿一身中式旗袍，尽管她会说中国话，但她还是用日语做了寒暄。这次见面后过了3天左右，田中接到川岛芳子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在四川路医院住院，希望他能来一下。田中到医院后，芳子用“又象要求、又象拜托的口吻”对他说，自己已没有去处，请给找个住所。于是田中很快便给她找了个住所。

号称“疯子”的田中隆吉在芳子的“百般纠缠，意在要田中与她共赴巫山”的盛情之下，很快就被她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了。很快，这一对“神经脖便抱成一团，互相抱怨又互相鼓励，勾起了潜藏在他们心底的魔鬼般的欲望，致使平地卷起万丈波澜。

身材娇孝无论何时何地看上去都显得嫩若娇花的芳子，往往使男人失魄落魂、蚀骨销魂，即使是身为日本驻上海特务处主任的田中少佐，也难以抵挡她旗袍下的诱惑。不久，田中”就为她购置一所住宅，成为他藏娇的金屋“，以后不论公私两方面，芳子部成为田中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田中一生中的某一时期，”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极大程度地左右了他。

其实，这种不比一般的”魔鬼恋情“早是芳子计划中的事情。田中当时虽是个少佐，但却是特务机关长。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有怎样的神通呢？这才是芳子兴趣所在。因此，对芳子来说，田中比大村、岩原、掘口、山家更有利用价值，更有魅力。而且，出于本能，川岛芳子也感到田中是一个架骛不驯、精力旺盛的暴徒，这一点正好能满足她那如同洪水猛兽般汹涌澎湃的性欲。于是，川岛芳子施展养父川岛浪速和情夫大村洋传授的”绝技“，为自己走上支那的”谍报舞台“拿到了头等入场券。

5。3 营效秋鸿皇后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接着又发生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上士遇害案件。这个案件使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火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磨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并为“9。18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就在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芳子不仅能自由地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而倾注了全力”，还教会了她说上一些英语，加上她那副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得以尽力施为，成为一名日军不可多得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成天“忙得席不暇暖”，为日军迅速稳定人心、与各大城市的租界搞好关系出了大力。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的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爱妻秋鸿皇后，携同郑孝胥父子、祁继忠、吉田中心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秋鸿皇后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心内大忿，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秋鸿皇后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进一步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也正设法把秋鸿接到满洲，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而且，想到不是女的去接就很不方便，就更感到人选的重要性。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东珍——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炸张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9。18事变”等一系列重大的活动中的“上乘”表现，加之考虑到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从她平素的性格言行来看，也是非常合适的人眩这样，一种特定的目的为川岛芳子提供了空前广泛的活动舞台。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人时、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溥仪的住宅。她身穿下摆开口高而大的胭脂色的旗袍，旗袍上有用金线银线绣成的龙状花纹；脚穿一双用同样的布做成的鞋；脸搽脂粉、唇涂口红，那艳丽的丰姿真是倾国倾城。这就是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之委托秘密来津企图将秋鸿皇后接到“满洲”的川岛芳子。

芳子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秋鸿也跪在假的灵前叩头致哀，仆人们也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秋鸿皇后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使皇后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开往大连的日本兵舰。皇后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由于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皇帝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这之后不久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马蹄轻，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晌。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切披挂应有尽有。她还八方伸手，在满洲旗人中物色男丁充当兵卒，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5。4 上海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9。18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

加紧了制造“1。28”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使3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于24日死亡。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莲宗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满怀抗日斗志的桂系精锐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1。28事变”。

而在上海事变发生时，川岛芳子却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芳子又假扮男角，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因而芳子越来越博得了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曾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径运动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芳子在这一问题上也进行了暗中的活动。首先，日本陆军第十四师团还在日本字品港待命期间，芳子曾去会见第十九路军长蔡廷锴，告诉他日本军队已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建议他应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日本方面，说中国军队开始抢夺民宅，说明已丧失战斗意志，建议抓紧有利时机停战。

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1。28”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宅中达两周之久。

与此同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在“1。28”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欧洲航线的客船，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1。28”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而且天生一副机灵头脑的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正因为东方魔女在上海的“奇功伟业”，促使日本军部为巩固满洲国的统治、加强对溥仪的控制而把她搜罗进“满洲国”的政界担任要职。

5。5“安国军总司令”

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政府安插了许多亲信及本国人员。为了加强对清室皇族及满清遗老的控制，以板垣征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收罗了一批受过日本教育的满族青年，把他们安插在奉天行宫及禁工军之中，其中便包括已名闻遐迩爱新觉罗。显舒。

爱新觉罗。显舒即川岛芳子在途经大连赴任之时，与即将卸任归国的田中再次相会，并一道前往奉天访问了多田俊大佐，请求他对芳子的将来多多关照。多田大佐是满洲国军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不久即晋升为少将。出于和田中的同学之谊（两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同学）以及对川岛芳子的仰慕，多田将军对川岛芳子的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使川岛芳子在欣喜之余，又跃跃欲试地想大干一番了。

投到多田骏麾下的川岛芳子，不甘寄人篱下，于是便在新京（长春）宝石街的上田面包店附近租了一块地产，作为自己的活动基地。首先，川岛芳子找到养父的得意门生崛田武胜，对他说：“崛田君，我呀，想在新民屯干一件事情。”

“新民屯？”

“我要找一批有才干的武官。有了有本事的领导人，下面的兵要多少就可有多少，而且，要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

川岛芳子的这番话，使崛田大吃一惊。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昔日师傅膝下娇姿万千、而今被誉为“军中一枝花”的川岛芳子有自己拉杆子搞部队的大胆想法。惊愕之余，崛田还是按照芳子的意思为她东奔西走，招募人马去了。

川岛芳子所说的“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有一天，曾在张作霖的拜把弟兄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跑来向川岛芳子提出：愿组织一支安国军，拥戴芳子为总司令，去参加刚爆发不久的热河战役。方永昌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减轻自己参予屠杀芳子的胞兄宪开的罪责。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川岛芳子那颗充满虚荣和功利的心不禁怦然一动，加之她以前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把各路土匪联合起来，由一个能干的满洲人指挥，那么，大多数反满抗日的匪徒也会欣然倒戈反击。这对于维护满洲帝国的统治、进而恢复清室在全中国的帝制是多么重要啊！而她觉得，在招降匪团方面，再也找不到位她之右的人了。主意一定，川岛芳子便很快行动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她与崛原的一席交谈。

经过多方努力、尤其是多田骏的大力支持，1933年2月，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司令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满洲国的上空释放了一颗“原子弹”。《朝日新闻》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赞扬报道。

在这篇报道的正中，还登载了一张芳子身穿军服马裤，头戴军帽的姿态飒爽的全身照片。这张照片作为芳子在某一时期的象征，常被各方面所引用。而这位自称金壁辉（据说此名的来由是因思念她远在日本的二哥宪立而顺其化名金壁东所起的）的总司令也着实风光了那么一阵子。以金壁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国”安国军，就象一阵风似地在前线及日本本土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采取了同意川岛芳子参加热河作战的措施，并利用这个“童话故事”作资料，对日军进行大肆宣传，说什么清王朝的王女都率义勇军来参战了，用以提高士气，同时还起到了使反满抗日的军队丧失一定的斗志作用。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军士兵崇拜和向往的女性偶像，到处都散布着她的玉照，士兵们经常拿川岛芳子开一些不堪入耳的玩笑，以满足他们对女人的欲望，刺激战斗的热情。

作为司令的川岛芳子并未在戎马行程中丢失自己心爱的间谍工作，而是见缝插针、驾轻就熟地完成了几项十分棘手的任务。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策动苏炳文反正案。

苏炳文是雄据一方的东北地方实力派。自“9。18”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以来，苏炳文一直作为重要的人物受到陆军参谋总部的礼遇。1932年9月26日，由于苏炳文的宅第被日本第十四师团长松本亮直中将强行充作兵营，加之原本应该属于苏炳文的黑龙江省省长的宝座又被程志远抢去，于是苏炳文率部哗变，制造了呼伦贝尔事件。苏炳文叛乱后，抓去了几百个日本人，其中包括满洲里的特务机关长寺田利光中佐、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郎等。从满洲国开出的国际列车被扣两个多月，许多旅客在交战中惨死。与此同时，苏炳文还劫持了一架飞往满洲里的飞机，包括飞行员和参谋长本部的渡边少佐在内的全体机上成员，都被苏杀死，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致于日本军部十分担心在呼伦贝尔的日本人和满洲军队的安全。紧接着，10月1日，苏炳文打出“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旗号，并宣布呼伦贝尔独立。11月初，这支军队集结在富拉尔基西面，摆开了袭击齐齐哈尔的阵势。

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和最高军事顾问多田决定乘飞机去齐齐哈尔向苏炳文劝降。当时，如影随形地跟着多田的川岛芳子对多田说：“让我去吧，我直接去劝苏炳文投降。”由于当时芳子的哥哥宪立是齐齐哈尔市市长，加之苏炳文夫人的姐姐是与张作霖同时被炸死的吴俊升的副官长的夫人，而这位副官长与宪立交情甚笃，于是芳子也把哥哥拉了进来一同完成这一任务。

多田俊见芳子如此勇毅，于是便委托宪立和芳子去做苏炳文的劝降工作。为此，川岛芳子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乘飞机利用降落伞降落到呼伦贝尔，直接与苏炳文谈判。这个计划在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和多田俊少将的同意后，便开始了训练。接着，劝降计划如期进行。芳子和哥哥宪立兵分两路，宪立乘汽车从齐齐哈尔出发到苏炳文的驻地，芳子则单身乘降落伞进入苏炳文的防区。机智勇敢地经过多次交涉，劝降工作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对关东军来说，川岛芳子自从以安国军司令身份参加热河作战，并完成了相应的宣传、安抚任务后，作为工具的她就似乎已变成了一个累赘。军方认为，“她作为一个义勇军的司令来说，是担当不起的。她在上海时期赢得的声誉，也因这次作战而消失殆颈。她的身影也很快从”满洲国“消失了。

川岛芳子被遣送回日本后，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展开自己的”美女攻势“，用自己的娇躯又一次为自己打开了通向中国舞台的大门。

5。6 狂蜂浪蝶

早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就读期间，川岛芳子就以”裸照“闻名校园。在十六、七的时候，川岛芳子就已熟谙用女人特有的魅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绝技“，并大胆地挑逗那些对她垂诞三尺的男人。川岛芳子与她的第一位情人山家亨和第一任丈夫甘珠尔扎布之间的对白，也许会使读者对川岛芳子作为超级女谍的独特魅力有更多的了解。

……芳子和山家手挽手在松本城边的山林中走着，走着……这里渺无人迹，很僻静，是情侣幽会的理想场所……”芳子，你为何不对我明说？“

“还让我明说什么？”

“你大概在拿我穷开心吧？”

“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样？”

“我非常讨厌你的这种做法。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山家，如果你当了少佐，我就答应你。”

“少佐？”

“我喜欢美男子……。”

“……。”（这显然是故意为难山家。因为山家远不是一个翩翩美貌的男子。）“但是，只要你肩章上有两道金杠，身佩红色刀带……”“山家少尉！”（芳子的喊声根本不象年轻女子的声音，很低，有些嘶哑，象过惯了夜生活的妓女，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山家怯生生地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你这个帝国军人，还不够资格埃”“山家！”（川岛芳子那娇小的身体，张开臂膀便可搂抱无遗的肩膀就在山家的眼前，可是山家却失去了拥抱她的勇气。）

“这种地方谁会来！来了也没有关系！”

“哎，这种男人真莫名其妙！你这种军官真少有！你害怕了？！”

…………

类似的一幕几天后又在此地重现，只不过男主人公换上了川岛芳子的第一任丈夫，蒙古枭雄巴布扎布的长子甘珠扎布。

“芳子……”

“你为什么不明白答复我？”（川岛芳子总是含笑而不作答。）“我最讨厌没有自尊心的男人了……”（芳子说着，象鹿似地跑开，她十分清楚，这是一种撩惹男人的做法。）“东珍……’（在暂短的瞬间得到了芳子后，甘珠尔扎布气喘吁吁地叫她。）”咱们告诉川岛老师，决定婚期吧。“

“结婚？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要结婚？”

“……”（甘珠尔扎布满脸惊愕）

“我并没有要跟你结婚的想法。你若想跟我绝交，你就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我的父亲吧。”

以上惊世骇俗的一幕，恐怕连所谓性解放的“新女性”也自叹不如吧？

紧接着，川岛芳子运用与之相似的手腕，先后在大村洋、田中隆吉身上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及至安国军的建立，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川岛芳子更是厚颜无耻地利用自己的青春胴体，扫除了“升官发财”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以至于其胞兄宪立也不得不承认：“说句丢丑的话，我曾亲眼见到芳子同方永昌睡在一个被窝里。”至于芳子与顶头上司多田俊的艳事绯闻则更令人咋舌。

据宪立说，当时多田少将为了探询劝降苏炳文的可能性，曾同芳子一起来到齐齐哈尔宪立家。多田当着宪立的面对芳子说：“小芳，睡觉去！”于是便拉着芳子的手，上了二楼的寝室。正如宪立所说，多田竟能如此失体、而芳子却公然在自己的亲哥哥面前与多田厮混，也未免有伤大雅。也正是出于川岛芳子对“日本军人名誉的严重抵毁”，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将军们因对她没有办法才把她送回日本的。

说到川岛芳子的“绝技”，我们不能不提一提她那令众人倾倒的跳舞技艺。正是利用舞蹈，川岛芳子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孙科、唐有壬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窃取到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情报。

芳子的惯伎之一，就是看到有利用价值的男人，便马上约他跳舞。“呼伦贝尔事变”后的一天，稻田正纯少佐从巴黎回来，在新京中途下车，到多田公馆来拜访多田少将。不巧，将军不在。稻田少佐在客厅等待时，芳子跑了进来。虽说是初次相见，可芳子张口就说：“哎，咱们跳舞吧！”

“没有关系，爸爸（指多田俊）不在，咱们去跳舞吧！”

而“跳舞吧！”这句话，在人们看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芳子约人跳舞可谓不乏其例。有个叫李义顺的“满洲国”外交部官员，长得奇伟精焊。有一天，李义顺正在新京公馆多田的客厅处与将军议事，砰的一声，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只见川岛芳子飞也似地跑了进来。她无视李义顺的存在，那娇小的身子象花间翻飞的彩蝶一般轻盈地跃动，先是双手搂住多田的脖子，接着便坐到多田的大腿上。这才转过脸向目瞪口呆的李义顺打了个招呼。李义顺对这个女人早有耳闻，但现在亲眼见识到这般光景，也不免大吃一惊。正当他万分尴尬之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多田俊走了出去。于是，川岛芳子突然对李义顺说：“李先生，我明天去哈尔滨，希望你一定跟我同去，咱们去那里跳舞吧！”李义顺惧于多田的威力，害怕得罪他这位贴身“小妾”引来大祸，忙说：“一块儿去。”芳子见状，快嘴快舌地把在新京机场汇合的时间告诉他，就转身回里屋去了。事后，李义顺仔细一想，觉得她是想利用自己与关东军总司令石原大将的关系，挽回自己在满洲日益败露的颓态，于是便找了个理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溜了回去，以致气得川岛芳子在螺旋桨的轰鸣中破口大骂李义顺“胆小鬼”，那声音几乎要震破李义顺的鼓膜。正是川岛芳子这种超人的手腕和恬不知耻的作风，才使她得以成为世界著名的超级女谍。

5。7 魔女施奸

东条英机上台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全面展开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一听这个消息，认为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便急忙打电话给东条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

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于是，芳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了东条英机。东条一听，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对妻子说道：“日本还没有落到非这种女人不可的地步……。”

实际上，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的消息的准确性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只是觉得若由日本政府出面派遣她当和谈代表，太挫大和民族的志气而已。思忖再三，东条向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发电，令他保护川岛芳子的安全，尽量为她提供方便。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早就听说过关于川岛芳子的许多传闻，加之川岛芳子与许多达官显贵联系甚密，于是田宫就更想设法接近她。经过一番调查，田宫中佐决定见一见川岛芳子。一见面，田宫就好象吃了回春药一样，仿佛芳子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电波射到他的身上，马上感觉到自己被对方彻底俘虏了。川岛芳子冰肌玉肤，身材婀娜多姿，有时穿合体的西服，有时又穿华美的和服、旗袍，她身上那种男人气质反而更加散发出奇特的魅力。

虽说不是个绝代佳人，却也长得眉如新月、口似樱桃，着实教男人心醉。再加上芳子又娴于辞令，知识渊博，比一般人更了解社会，故她的话题丰富，尤其能投男人所好。因此田宫一见便暗中倾心，及至川岛芳子说了一句“我陪您去看一次京剧”，已受宠若惊，只觉得浑身热乎乎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

川岛芳子略施手腕把北京宪兵司令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便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手进行“和谈”之事宜。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常来华北的邢士廉（据说此人与军统头子戴笠私交甚深）、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书绅等新闻杂志社知名人士、日满大使馆的参赞，以及不少梨园名人都成了座上宾。宴会刚开始，川岛芳子差人抬来一块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勘等字的银色大匾。在场的人看到这份礼物，顿时就被芳子的声势镇住了，乖乖地当了俘虏。这种”时代游泳术“使川岛芳子很快便打通了她与国民党政界要人接触的渠道。

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好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岛芳子的谍报才华，对她在”1。28“事变中左右逢源、暗布机关、胸怀大局的超级间谍风范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戴笠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但由于日军进攻缅甸，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暂时中断了。即使如此，为了维系与这个伸向国民党上层的”粗腿“的”合作“关系，川岛芳子在征得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同意后，将一些非战略性的消息有意透露给戴笠，使军统感到有必要把这位蜚声中日谍报界的”东方魔女“收到麾下效力。

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不知不觉地被军部遗忘了。面对日益枯竭的活动费用，川岛芳子决定重新换上”金司令“的招牌，以便招摇过市，骗取别人的信任。她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罗了二十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彪形大汉，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专门看准那些有钱的绅士和梨园名旦下手，坑诈钱财。

有一次，田宫和川岛芳子看完京剧回来，一个叫王士传的中年男子正在客厅等待接见。他是芳子自称金司令时的下级。芳子一走进来，王士传立即起立敬礼，态度恭敬之极。

“你知道那个姓钱的人吗？”芳子一见面，马上开口问道。

“姓钱，是开绸缎庄的那个钱老板吧？”

“是的……”

“不太了解……”

“大概56岁……这家伙的儿子跑到重庆，参加了抗日军队。”

王士传没领会芳子的意思，只“哦”了一声，等她往下讲。

川岛芳子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大概是钞票），顺手扔给了王士传。接着说道：“关于姓钱的事……”王士传这才如梦初醒，连忙凑到芳子身旁。川岛芳子压低声音，具体布置了一番。王士传一味回答“是！是！”，把川岛芳子的命令铭记在心。

不几天；姓钱的就被抓到北京宪兵队关了起来。芳子得知后，只“嗯”了一声，仿佛并不感兴趣。姓钱的实在熬不过严刑拷打，便央人多方活动，始知是川岛芳子从中作梗。于是便请一个跟川岛芳子相熟的人领首自己的亲属去拜访川岛芳子，请她出面作保。芳子把来人让进客厅，带着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说：“你们来此有何贵干？”

“金司令。”

“哎哟，我现在可不是什么金司令，我是日本人，叫川岛芳子。”

“真对不起，有件事……”

钱的家属把家长被抓和儿子不知下落、外界说有人看见他去重庆参加了抗战等情况一一细说了一遍。

“能否拜托您老人家把他救出来？”

家属说这话时，便把一份厚礼送了上去。

“哎哟，宪兵队大概不会随便把一个人抓进去吧。不过，我可以给你试试。”

“听说您跟宪兵中佐田宫阁下有交情，万望多多美言几句。”

“好吧，我问一下情况。”芳子最后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就让来人回去了。

后来，芳子故意让手下人向钱的家属透风说，大概得花6万元。这下钱的家属可为难了，偌大一笔钱哪里拿得出？但又关系到家长的生死！好说歹说，最后降到了3。6万元。钱的家属把钱如数送到芳子的家门。

第二天一早，芳子把钱的家属叫来，当着面向田宫中佐挂了电话，请对方放人。结果，姓钱的下午就回到了家里。

川岛芳子不仅对一些有钱的乡绅大施淫威，就是对那些梨园名角也不放过。有一次北京京剧名旦马连良因参加川岛芳子举办的宴会，见时间太晚，怕耽误了晚间的演出，于是便借故离开席位，悄悄地对跑堂说：“请转告川岛芳子先生，很失礼，因演出时间就要到了，我只好先告退了。”当跑堂把话传到芳子耳边时，芳子立即高声叫道：“马，马连良！”这声音如半天里打了个霹雳，在场的每个人都不禁打了个寒噤。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你要侮辱我吗？你能在北京演戏，究竟是谁的恩典，你知道吗？”

“站起来！就在这儿唱一晚上，唱个通宵！唱，为我唱！”

一代名旦马连良顿时象一个落水狗一样对四座说道：“诸位，失礼了。喂，请，重新开始吧……边听马连良为您演唱……”事后，为了赔偿“川岛劳子小姐的损失”，马连良不得不交出2万元以泄金司令心头之愤。

具有蛇蝎般歹毒心肠的川岛芳子，就是利用自己过人的社交手腕、厚颜无耻的“美女政策”以及心狠手辣的作风，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也只能一逞“落日余辉”，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5。8 妖花调零

随着日本广岛、长崎两股死亡之烟的袅袅升起，大日本帝国的膏药旗也被黑烟遮盖得失去了以往煊赫云宵的光芒，东亚的“太阳”坠落了，旧的世界崩溃了。那些曾挑起世界大混乱的侵略者、阴谋挑唆者、煽动战争者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作为战犯受到了历史的严惩。“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的太阳也临近了。

在北京，作为重要战犯之一的川岛芳子终于在抗日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的一天被投进汉奸牢房，并子1946年被起诉，在河北的法院接受法庭调查。作为第一号女汉奸被捕不久后，川岛芳子即被转到北京监狱，但当局却对她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给她戴手拷，据说是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

很快地，川岛芳子就受到了法庭的传讯。川岛芳子压根就蔑视这个法庭；她也许是以旧皇族的权威去嘲笑那些无名法官和检察官的虚伪造作，自命不凡的。她甚至让人觉得自己对判决的结果并不在乎，因为在法庭上她丝毫没有卑躬屈膝的表现，甚至经常让人感到狂妄和自傲。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川岛芳子在法庭上的横蛮无礼。桀骜不驯。

有一天，检查官向芳子出示了一本书（书名叫《男装丽人》，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写的关于川岛芳子谍海生涯的传记体小说），问川岛芳子道：“你知道这本书吗？”

“完全不知道。”

“那么我问你，知道村松梢风这个人吗？”

“听说是日本的名作家。”

“‘听说’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此人与你毫无关系吗？”

“完全没有关系。我只是从报上知道他是个日本小说家，曾多次来中国和东北访问过。”

“那你好好看看。”检察官让法警把这本书放在芳子面前，只见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男装丽人村松梢风著”几个醒目的大字。

“这下你总该说实话了吧。这本书讲的是你过去的事情，是你真实的言行录。所以，从这本书里就可知道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我曾听说过‘男装丽人’这本书。听说是一本很好的小说。

我对什么小说来着，偏巧是个外行，只是听说小说里写的东西都是荒诞不经的，也就是说它是虚构的，是瞎扯、是把虚构的故事写得活灵活现。比如中国有名的小说《西游记》。三藏法师虽是个真实的人物，但我想不会真有孙悟空、猪八戒吧……”旁听席上爆发出轰然大笑。法官面色煞白。

“安静，安静”，法官为制止哄笑扯着嗓子叫了半天。

“请被告认真回答问题。”

川岛芳子依然故我地大声说道：“难道能因为《西游记》里写了悟空无法无天、八戒色胆弥天，就说它们的子孙——中国后来所有的猴子和猪都这样吗？《金瓶梅》、《水浒传》，难道这些书中的人物不都是虚构的吗？如果据此问罪，那还叫什么法庭？”旁听席上又是一阵哄笑声。法官气得满脸通红。

“不准侮辱法庭！那么我问你，民国19年9月18日之后，关东军发动热河事变，你在新民屯招兵买马，自封安国军金司令，屠杀了抗日志士的事，难道也是虚构的不成？”

“我是民国10年才出生的。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个刚满十岁的女孩子。”

见一斑可窥全豹。在整个受审过程中，她一直用在当间谍时所熟捻的此类手段来奚落法庭，破坏审判的正常进行，与此同时，表面上不动声色、一副视死若归之态的川岛芳子，却又通过各种关系为她开脱、推卸罪责。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项，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曾电令北京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东方的玛塔。哈丽”。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

“想把我怎么样？”

少校并不回答她，继续说道：“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

芳子对此衷心他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1948年5月上旬的一天，阳光明媚、空气清爽，狱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北京依旧是那样的静温和美丽，可谓世界上最美丽、最壮观的城市了。树木染上了一片新绿，丁香、杏花竞相开放，八重樱挂满枝头，香气袭来，沁人心脾。到了夜晚，北京又显出一副美丽动人的姿态；乳白色的晚雾一开始游动，城墙内外就染成了淡墨色；各路街灯如银河里的星星闪烁跃动，象万家渔火点起了游子的希望。

真是奇妙极了！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如诗如画的夜晚，恶贯满盈的“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终于走完了她那肮脏的罪恶的一生。她穿着养父生前（川岛浪速于1945年病逝）送给她的一身白绸和服，在晨曦微光中向着东方面带微笑地倚墙而立，那镇定自若、飘逸俊俏的神采仿佛在向世人高喊：我是川岛芳子。我是陆军上将金壁辉。我是爱新觉罗。显舒。我是娇小的东珍。在这个充满憎恶和怨恨的社会中，由政府枪毙我，才是对我最好的礼遇，才与我”东方魔女“的身份相称！

“东方魔女”之死在当时的中日军界及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新闻界也大事渲染，并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有人说她本人早已潜返东瀛。甚至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手法，耗费重金买通狱吏将芳子救出，将芳子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

然而，无论一枪饮恨而死，还是苟且偷生，对于“东方魔女”来说，都已经在历史上失去了往昔妖艳凶蛮的“女谍风采”。

对她这样祸乱人寰、心狠手辣而又风骚妖艳的超级女谍来说，与其残喘苟活，“不如面带属于一个真正女人的微笑饮弹而死，也为自己平添几分”女中豪杰“的风采！

天地昭昭，大道永存！愿小亚细亚的太阳永远不再孕生出象川岛芳子般的”恶魔黑子“作乱人间！

诚如是，则是中华大幸、人类大幸！

6、间谍王子——菲尔比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6。1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小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它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

Chapter_4

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苏联人向他提出加入情报机构的建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加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象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6。2 险遭枪决

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小张纸片上，并习惯地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为作紧急联系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务时，苏联人给了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讯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工作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能到离我尚未去过的前线如此接近的地方观看一场斗牛，看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菲尔比心想。

于是，他决定在科尔多瓦好好地过一个周末，并看看星期天的那场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态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尔比登上了从塞维尔到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与他同车厢的是一群意大利陆军军官。菲尔比时刻也不忘记他的情报工作，于是他请他们与他一起在科尔多瓦共进晚餐。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因为第二天动身去前线之前，他们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尔比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往下。在独自饱餐一顿后，就在香气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

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门打开后，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当他问为什么时，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里，菲尔比睡得很死。当他穿着睡衣面对这样两个脚蹬大皮靴、手持长短武器的人时，他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在这种半醒半惊的状态中，他的大脑反应不如清醒时敏捷。他意识到必须处理掉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那块小纸片，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他的脑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间，但是他住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当他穿衣服、收拾东西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在从饭店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的路上想个什么法子了。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那样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另一只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象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块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片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有一盏不带灯罩的耀眼的吊灯，下面放着一张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孝年迈秃顶、面带温色的国民警卫队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少校终于要检查他的通行证了。“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准备早晨就去买？如此等等。

随着每一句显示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地感觉到那个正在审问他的人是个死硬的仇英分子。当时，西班牙战线的两方都有许多这种人。但到这时，他的大脑已能进行正常思维了，他在那张闪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线生机。

少校和那两个逮捕他的人带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转向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一道道地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明没有什么可疑后，他们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他曾盼望这件事早点结束，他们就会让他乘头一班火车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刹那。

“喂，”少校粗鲁地说，“你身上呢？”

他让菲尔比把口袋翻出来。他不能再迟疑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那张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脱手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钱包旋转着滑到了桌子的尽头。正合他意，他们三个人象老鹰扑食一样向桌子那边的钱包冲去。乘三人的屁股朝着他时，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块小纸片，连嚼带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于是他轻轻松松地把口袋里剩下的东西部掏了出来。很幸运，那位少校再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不正当的、严历的盘查，只是干巴巴地给他讲了一通道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正在控制着英国政府，并命令他在第二天离开科尔多瓦。

第二天早上，当他正在结帐时，他的那两位国民警卫队的“朋友”也出现在休息厅里，他们还问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车去火车站。登上开往塞维尔的火车后，他送给他们一包英国香烟。列车开动了，他们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

这是菲尔比早期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次险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感到，其实真正的冒险行动并不总是带有最大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可以事先估计到那些实际存在的危险并采取了恰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现。而象上面所写的这类几乎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却往往会置人于绝境。

6。3 漂到核心

菲尔比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这位大元帅亲自授予的勋章。

1939年8月，正当战争的风云在法国但泽上空迅速聚集时，《泰晤士报》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线的英国部队去的任何准备。这当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为随便哪个有钻研头脑的战地记者都可以积累大批新闻检查部门不准发表的情报。

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已教会他如何提出巧妙的问题。

后来，英军司令部迁到离巴黎不远的阿拉斯。菲尔比的大部分周末时间都是消磨在那些出没于都市的隐姓埋名者中间，而并不象他公开表现出的那样只是追求女人。尽管他在阿拉斯的职位不错，但它并非十分理想。这时他的苏联联络人一再催促他说，他的首要任务是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

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会谈后，菲尔比就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他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感到十分惊讶。后来他才知道，对他历史的唯一调查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五处，对方查了一番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

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外获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的情报。他之所以选择第五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其它部门和军情五处保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可以使他了解英国外交部对什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其它情报机构的兴趣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他们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势的窃取活动。他们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

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根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个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

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

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

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乐比从愈来愈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

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

随着菲乐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6。4 大功告成

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

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份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

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象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6。5 如履薄冰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

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 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份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

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象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6。7 死去活来

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

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慕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侯。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燥的脾气和楞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介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菲尔比认为，如果伯吉斯从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回到伦敦，他去看望美国处的处长就成了当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动营救活动。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着3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就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把纸条递给他，之后再次碰头，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等等。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设法转移对我的怀疑。”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营救计划正在成形，他觉着应该提出调查工作的正确方向了。

伯吉斯启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对案情的这一方面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记载。

与此同时，菲尔比对伯吉斯那边事情的进展速度十分担心。

在随后进行的跟苏联联系人的接头时，他告诉他们要抓紧。他还得到了一个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言词给伯吉斯写信，告诉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将把他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因为他别无他法。

接着，军情五处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麦克莱恩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菲尔比更加担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而那个代号再使伦敦的调查延误几天。

一天清晨，时间不相当早，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泽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那件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已经跑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码译出来。但他认为还是应若无其事地按常规的言行处理要好些。

他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

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

6。8 最后的周旋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可能会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种可能佐，他们曾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

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但菲尔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十分紧急了呢？”他认为只有等他拆掉他房里会连累他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就此做出决定。

他把房里的秘密设备埋在乡村的一片树林中后，感到轻松多了。就物证来说，他现在是干净利索了。

现在他可以考虑自己的处境问题了。由于几天以来没少想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他就拿定了主意。他决定先不动声色。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滑过去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蛰伏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并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他确信肯定是有机会再接着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滑过去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就他来说，他已经在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基本武器。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很明显，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他们将会有助于消除对他的怀疑。

菲尔比还认为，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就这样，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事情果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后虽受到质询和秘密审问，但他们拿不出证据。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开除以后，就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特任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去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7、闺中谍秀——贝格尔

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顷刻就可迫使西德就范。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赫尔加等十几位漂亮女郎先后成为东方间谍之后，西方的绝密文件如同流水一般泄露而出。华沙条约组织发动闪电式袭击所需的战斗性情报来自这些闺中谍秀，其中主要是赫尔加·贝格尔。

“大量女秘书变成间谍，波恩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各部到处张贴这种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7。1 落入谍网

当赫尔加·贝格尔兴冲冲地跨进巴黎拉斯帕伊大街的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大门时；这位20岁的姑娘决不会料到以后她会变成战后最危险的风云人物。很久以来，东方的特务机构一直把能掌握外文的年青姑娘作为他们攻克的对象，以利于他们借这些年青女郎进行谍报工作。每发现一个女性目标，东方特务机构都要登记注册，注册后的女郎，在她们的全部职业生涯中，将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有机会，特务机构就从大量的候选女郎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位，经过引诱，迫使她们一个个上钩。赫尔加·贝格尔就是这样踏上特务事业险途的。

这位芳龄20、头发棕色的姑娘，身材矮胖，一双伶俐的大眼，使人感到她聪明无比。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也不泛女性的摩登。1961年9月的一天，她跨进了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开始了她的学业。她勤奋努力，虽然有些谨慎、腼腆，但是入学不到一年，就通过了学校的所有考试。获得毕业文凭后，赫尔加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她来到一家化工厂任商业秘书。3年后，她离开了令她厌倦的古城皮尔马森斯市。

1965年，赫尔加来到波恩。一张报纸上的启事引起她的兴趣，她前往联系，很快被招聘为外交部的秘书。这位昔日的商界小秘书在首都交上了在外省的同事们梦寐以求的“红运”。然而，赫尔加却万万没有料到，“红运”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结局。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员看到条件已成熟，便立收鱼线，开始密切地注意她的行踪。赫尔加住在波恩被称为“秘书之家”的一幢大楼的寓所里。这里舒适平静，隔窗远望，满目一片都市风光。

赫尔加感到一阵阵的激动，她希望自己能在这里轻松的生活一段时间，忘掉痛心的苦恋和感情的纠蔼。夜晚，赫尔加常常自己一人走向集市上的咖啡馆，在那里消磨夜晚漫长的时光。

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在朗哈尔特咖啡馆吃完冰淇淋，准备返回寓所时，一位陌生的男子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问她：“小姐，请告诉我剧场在什么地方？”这位男子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这位男子的热情和男性的气质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赫尔加的注意力，她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一种本能的冲动袭向她的全身，她久久地注视这位美男子：美丽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健壮的身材。赫尔加压抑在心中的情火又一次燃烧起来。她想起了往日与他幽会缠绵的皮尔，她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位美男子就是往日的他呀。当这位美男子告诉她说：“我叫彼得。克劳斯，希望以后能与你再次见面”时，赫尔加无限激动，她毫不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第二天，赫尔加换上新的礼服，如约来到朗哈尔特咖啡馆，他们久久地攀谈，不忍离去。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会面。不久以后，赫尔加就很少在白杨树大街自己的寓所过夜，而经常去彼得的住地幽会了。彼得在莱茵河畔科尼施温特租了一套陈设豪华的房间，赫尔加经常和彼得在这里谈天说地，幽幽缠绵。很快赫尔加便扑向了彼得的怀抱，他们如胶似漆，疯狂地走向了爱情的雀巢。彼得不久就向赫尔加正式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他待人殷勤、温柔，态度谨慎，所以赫尔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由于彼得对自己的生活来源守口如瓶、严加保密，这使赫尔加的父亲对这位自称没有地位但又挥金如土的求婚者产生了疑问。赫尔加的父亲为此请了一位私人密探对这个求婚者进行侦察，结果使贝格尔一家惊恐万状：原来未来的女婿用的竟是假名！赫尔加要求彼得作出解释，彼得遮遮掩掩，直到他和赫尔加一起来到里米尼度假，彼得才向她透露“真情”：他是英国情报处的间谍，他的任务是了解西方人是否能真的信赖德国人，波恩政府在同苏联人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彼得坦露真情后，逼迫赫尔加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彼此分手；要么就成为一个英国间谍夫人，并协助他的工作。

赫尔加望着彼得魁梧的身体。伏在他宽阔的身上，她不舍得丢掉这位美男子的丈夫。抚摸着彼得健壮的肌胀，赫尔加情火起伏，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她又一次扑向彼得的怀抱，埋头于他有力的身躯之下。在一份东柏林伪造工厂制作的、印有英国徽章标记的表格上，赫尔加签上了她的名字。就这样，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波恩又多了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7。2 施展魔法

婚后的赫尔加以诺娃的身份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涯。她开始从彼得那里学习获取情况的种种手段，也开始了她风流的间谍历史。刚入谍界，诺娃并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作用，也不知道她已成为东德的特工间谍，她以为自己从此加入了英国情报处。开始时，诺娃提供一些诸如秘密电话号码以及有关某些高级官员的风流韵事等微不足道的情报。也许，这对于以后进行讹诈活动是有用的，但总的来说，没有多大油水，仅仅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赫尔加的丈夫为人热情、谨慎，她非常喜爱他，他宽阔健壮的身躯、富有男性魅力的肌肤、发达的胸饥有力的臂膀，无不令她梦牵魂绕。她难以相信彼得所说的情报处的背景，她不相信有必要逃往东柏林与情报处的人相会，她根本就难以相信自己的丈夫竟是间谍，唯一的感觉是，每天晚上与她同床共枕的彼得，似乎心事重重，并不象他们刚堕人情海那样可信可爱。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东德安全部在波恩的上司都要求彼得再投诱饵，牢牢地把这位新的成员巩固起来。按照上司的旨意，彼得。克劳斯串通另一个东方间谍设置了一个新的骗局。彼得告诉诺娃：“我们的上司已从伦敦抵达这里，他想同你会面，并向你表示祝贺。”诺娃半信半疑，在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一套豪华的客厅里，诺娃见到了一位50开外的绅士。他以上司的身份用德语对诺娃说：“伦敦方面对你非常满意”。他赠给诺娃一支英产金笔和其它许多名贵化妆品。诺娃确信无疑了。她为能与上司见上一面而高兴，为自己能加入一个传奇式的情报机构而感到骄傲，他们共进了晚餐。

面对这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彬彬有礼的款待和过分热情的招呼，赫尔加心花怒放，她的情欲之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上司。当两双炽热的眼睛相遇时，赫尔加再也按捺不住狂跳的心，当晚，他们就住进了“美洲豹”大饭店。兴奋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赫尔加为有一位既是她上司又是她极其理想的情人的男人感到自豪。从此以后，赫尔加频繁地与这位自称是她上司的男人来往，并加倍的努力，尽力满足上司提出的种种要求，向他提供价值越来越高的实质性情报。以此为借口，赫尔加常常与这位上司幽会，一起出入于宾馆酒吧，忘情的吃喝玩乐。她为多一位共度情海者而常常夜不能寐。

一次偶然的机会，1968年春天，诺娃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她又一次来到华沙，任西德商务代表处主任海因里希。博克斯博士的秘书。当时，西德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正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同东方和解的政策。由于华沙没有西德大使馆，因此博克斯博士还负责同波兰官员进行秘密接触，这样赫尔加不仅能够看到商务处的各种文件，而且对暗中的交易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她现在又多了一条渠道，可以在枕边套取机密。赫尔加极力装扮自己，百般卖弄风情，一有机会就挑逗这位60岁高龄的博克斯博士。博克斯博士尽管已年岁渐高，气力不足，且笃信基督教义，仍然难以抵制来自赫尔加这位女秘书的性诱惑、他也忘记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女秘书的“无限魅力与温柔”下跌倒在床上。

彼得在华沙租了一个小套间，他每月来两次。在这个小套间里，他有时连续工作几小时，拍照复制诺娃从商务处窃取来的大量文件。诺娃工作效率极高。她同博克斯博士这种亲近的暧昧关系使她免去了所有检查。她只需在打字机上多垫放一张复写纸。

每隔半月，她带上装毛衣的塑料提包到彼得的住地走一趟，秘密情报就藏在毛衣内。这一狡猾的交接情报手段连续使用了两年，直到博克斯博士离职退休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博克斯博士似乎毫无怀疑，每当他稍有觉察或微感不适时，赫尔加就投去妩媚的目光，撩拨这位商务代表处主任。一次，赫尔加如法在打印机上放上复写纸，正在打印，博克斯博士向她走来，赫尔加急忙向他投去温柔的一笑，一只手自然地伸向他的衣裤，另一只手迅速地取下了打印机上的复写纸。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博克斯博士便再也顾不上瞄一眼打印机，就和她躺倒在松软的沙发上了。利用这一手段，赫尔加逃过了无数次疑问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蒙混过关。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东柏林国家安全部和苏联的克格勃始终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乃至整个西德战略了如指掌。

此后，赫尔加独身留在华沙，她已不象姑娘时代那样天真钟情，只要能获取情报，能得到更多的钱物、更美丽的生活品，能受到上司的称赞，她什么都不怕。从内心深处讲，赫尔加为自己能如此有魅力，令一个个敌人倒在她的石溜裙下俯首听命而感到无比自豪，她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满足，这样令她兴奋和激动。独身生活一段之后，赫尔加渴望早日返回波恩，与退休后己在那里定居的博克斯博士团聚，同时又可以更加频繁地同彼得相会。她开始不安地给彼得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地打通关系寻求新的窃取情报的要位。

7。3 如鱼得水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

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只能获得一些价值低的情报。赫尔加便经常去博克斯博士的住所，在那里同博克斯博士一起娱乐。生活了一段时间。

赫尔加这时仅30多岁，风韵十足，正是风流的大好时机。

她受不了没有男人的寂寞，每当夜色降临，她便走进五光十色的咖啡酒吧。1971年2月，赫尔加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到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休息厅，等待她的是一位40开外、气度不凡的绅士。这位绅士就是彼得投向赫尔加的猎物，他要赫尔加打动这位绅士，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彼得希望赫尔加能发展新的间谍人员，以到处插手，而这位绅士正好与军界要人来往密切，是一个理想的发展人眩赫尔加走向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看起来好象不是德国人，是英国人，是吗？”绅士感到奇怪，答道：“我不象吗？其实，我的祖父里有英国人的血统。”就这样，两个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不久，他们便你来我往。赫尔加试图用自己的魅力把他拉下水，一日，赫尔加走进高级美容店，经过仔细地化妆，穿着一套艳丽呢绒上衣，来到了绅士的小别墅。她百般献媚，试图让绅士落入她的情网，当她提出有关绅士好友的军事工作时，这位绅士突然感到惊讶，立即穿上衣服。间谍习惯性的警惕告诉赫尔加，此人非一般绅士人物，她匆匆逃离，并再也没有出现在绅士的面前。此后，赫尔加更加谨慎行事了。两年多以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位年青的女谍这时已当上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频繁地约赫尔加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在拉布什里餐厅共进晚餐，在拉丁区的旅馆过夜。

机会的到来，给这位化名诺娃、擅长冒险的间谍带来了活力，她“又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她把所有她经手的电报的副本定期送给化名为克罗斯。韦勒的彼得。几个月后，诺娃返回波恩，经过又一次“安全审查”后，她被提升为外交部主任秘书。

这样，诺娃大显身手，她提供的情报更为重要，连连受到上司的夸奖。诺娃不仅更加卖力地工作，而且大展风情，从不放过每一个获取情报的机会，以致几乎所有东柏林感兴趣的机密情报，她都握在手中。为了方便情报传递，她买了几个同样式的手提包，对外似乎是为了方便，实质上是用这几个包源源不断地把窃取的情报带出办公地点。在此后的4年里，她更加频繁地去彼得在多特蒙德的住地，把所有得到的情报传往东方。彼得竭尽全力支持这位女间谍的工作，为她提供一切高级的作案工具。诺娃逐渐得心应手，习以为常，一直用那个传递情报的塑料提包每周把涉及各个方面的大量秘密报告给他：法德定期磋商；德国与阿拉伯对话；欧洲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次会议；德外交会议纪录；首脑秘密会谈备忘录；欧洲理事会会议等几乎外交部所有的情报。东柏林的有关人员又一次欢呼雀跃。

赫尔加的校友，后来的同事格达。奥斯丹丽德也充当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在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期间，由于她苗条的身材和美丽的眼睛，引来了无数青年人的痴迷，但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后来，格达热恋上一位在阿力昂斯法语学校结识的德国同胞。事实上，这位自称是某汽车配件销售办事处总代表的男人也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名施勒特尔，专门引诱女秘书上钩。这位罗曼蒂克的女性渴望爱情，在施勒特尔的进攻下，很快就范。不久，他们结了婚。从1965年到1973年，格达先后担任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波恩外交部的秘书。她盗窃了3500多份机密文件，全部由她丈夫拍摄成微缩胶卷，并通过科陋-柏林特快列车上的信箱寄往东柏林。这个女间谍因此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女英雄”金质勋章。

但是，间谍夫妻并不比其他夫妇更经得起坎坷的磨难。施勒特尔夫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格达心里开始猜疑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生活。1973年的一天，她动摇了。她前往警察局自首，供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然而，施勒特尔则及时地逃之夭夭。

由于赫尔加、格达等众多“女秘书”间谍的出色工作，西柏林的大量情报迅速传向东德，甚至西德总统关于阿尔法新型喷气式飞机一事写给施密特总理的信；美国卡特总统与施密特总理之间的关系报告；西德对非洲的政策等等。由于东德安全委员会特工人员的出色工作，西德反间谍机构领导人在出了一系列“故障”和丑闻之后，被革除了职务。上台的是里夏德。迈尔，外称“铁扫帚”。这位铁腕人物对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他开始推行他的一套新的侦察方法，从人员编制到使用手段。为了提高反间谍的能力，里夏德。迈尔下令配置了一台“纳迪斯”巨型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耗资巨大，但却大大提高了侦破人员的工作速度。他们依造这台计算机，侦破了东德安插间谍的各种伎俩。为寻找所有埋藏在西德的间谍人员的线索，里夏德。迈尔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令，让每一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户口管理局注册登记。

登记后的数据再输入“纳迪斯”计算机，计算机对所输入的数据精细的核查，然后把所有值得怀疑的人员名单提供给侦探人员。

反间谍人员靠来自计算机的名单顺藤摸瓜，首先对怀疑者进行监视，必要时再审查清理。首当其冲的是罗热夫妇，在经过一个月的严密监视后，罗热夫妇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准备外逃，在他们准备乘飞机前往柏林时，警察拘禁了他们。侦察人员在罗热夫妇的寓所里搜查到了总理府关于筹备召开下届世界最高级经济会议的秘密报告副本，而这份材料只可能来自一位叫达格玛的女秘书的办公室。1977年5月4日，警察逮捕了达格玛。这位美丽的女郎由于衷于爱情而堕落为间谍，初审被判处3年徒刑，后又受到加刑，改判为4年零3个月。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依靠“纳迪斯”计算机，成功地逮捕了达格玛、卢策夫妇等15名间谍。这台计算机被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的工作人员骄做地称为“纳迪斯局长”。

7。4 堕入深渊

“纳迪斯局长”的本领，使许多间谍走投无路。随着一对对间谍夫妇和间谍的落网，西德反间谍机构开始全面反击。

1976年3月6日，赫尔加和彼得在多特蒙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这一天，彼得精神紧张，他怀疑赫尔加已被人盯上。他们来到多特蒙德，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彼得一扫往日的疯狂，忧心忡忡，赫尔加从彼得神态中多少感觉出了点什么，她一再追问，彼得总是以借口转移话题。3个多月以来，这位年青妇女已被波恩反间谍机构监视，由于间谍的缕缕落网与变节，赫尔加也被告发，并处在“纳迪斯”的监视之中。彼碍极力想摆脱这种烦恼，想让自己与赫尔加的这一夜过得更好、更充实一些，但是，职业性的反应和心理的恐惧使他总难以入睡，他辗转反侧，内心的矛盾与对赫尔加的爱相互交织，他既担心自己会很快落入法网，又对自己长期利用赫尔加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至今赫尔加还以为她在替英国人卖命。思考再三，这位间谍老手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施展间谍行业的惯术、丢卒保车，舍人为己。第二天，彼得乘火车逃往东柏林。一抵达目的地，他就给赫尔加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出了点事，请你不要担忧。”赫尔加听到电话，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她明白，彼得的电话在告诉她，她的上司已暴露，并且逃遁，留她只身一人。赫尔加也试图逃离西德，但是无法与上司联系，要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的环境和命运，她似乎还缺少勇气。以后的两个多月，赫尔加一直夜不能寐，她担心有朝一日西德反间谍机构联邦刑事局的警察会闯进她的寓所。她的脑海在翻腾着，回想着1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不仅充当间谍，获取了无数重要情报，而且游戏情海，渡过了自己最辉煌也最放荡的青春时代；有过成功后的刺激与兴奋，也有过矛盾与纠葛；与彼得的相识、结婚，最后的告别。……赫尔加内心越加空虚。5月5日的清晨，赫尔加刚刚吃过早点，便听到一阵阵急促的叩门声，听着叩门声，她心跳加快，她希望是彼得，又害怕不是，在思路混乱步履慌张中她打开了大门，迎面来的不是她渴望的彼得，而是衣冠楚楚的警察。虽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赫尔加还是有些茫然无措。走进警察局，赫尔加遵循从前得到的指令，矢口否认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然而，面对自己叛变的种种证据，她显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她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叛国？直到最后一刻，诺娃还以为她在替英国情报处效劳。她悲愤，为自己被捉弄感到耻辱，为彼得一直欺骗自己的感情和人生羞愤不已。她不曾想到，10年来，她一直被蒙在鼓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叛国，英国间谍？东德间谍？赫尔加再也昂不起头来，她绝望了。

1977年11月2日，迪塞尔多夫法庭给她叛处了5年徒刑。

“纳迪斯”计算机强大的作用，一个个爆炸性的间谍案连续发生，连续几个月，人们曾竭力予以掩盖。国防部长乔治。勒伯尔是一位年迈的兢兢业业的社会党人，他很晚才获悉事实的真相。当丑闻被一家保守党的大报纸披露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人不得不辞去职务。这些叛变案牵涉的范围之广、人员之多是令人惊骇的，它动摇了整个西德的军事防务。有人说，事情发生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得不修改了它的整个防务部署。专家们分析，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依据所得到的情报，不费吹灰之力，倾刻间就迫使西德就范。

大量女秘书沦为间谍、机要人员被收买，使波恩政府大为震惊。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波恩政府调换了许多人的职位，并在当局各部门的办公室里贴上了醒目的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8、改变战争进程的女人——辛西娅

战争让女人走开。也许是这样，但辛西娅绝对例外。正是这位骄艳迷人、富有勇气和智慧的非凡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施展手腕、大显身手，为盟军在北非登陆建树了杰出的功勋。这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触发其敏感区的才能，这使得辛西娅在各种类型的间谍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在女谍史上，辛西娅是无与伦比的、接近完美无缺的间谍。

8。1 外交官夫人

辛酉娅是美国女郎贝蒂·索普的化名。和名扬四海、富有传奇色彩的“辛西娅”这个化名比起来，贝蒂·索普这个名字太普通、太无诗意了。不过，在她还没有被称做辛西娅之前，我们还是叫她做贝蒂·索普。

贝蒂·索普1910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高级海军军官的家庭。他父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贝蒂先是被送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女子学校受教育。在欧洲周游一圈以后返回美国。接着在马萨诸塞州的达纳。霍尔学校学习。

与同龄人相比，贝蒂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显得特别成熟的姑娘。在贝蒂看来，美国的男孩子们是不成熟的，孩子气十足，有些令人厌恶。正当她蓓蕾初绽、对男性充满强烈渴望时，她遇到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商务处的二等秘书阿瑟。帕克。阿瑟。帕克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比贝蒂大20岁，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奇怪的是贝蒂还答应嫁给他，这真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抉择。

贝蒂那时还不到20岁，身材苗条、金发披肩，一双大眼睛象碧波荡漾的湖水般妩媚动人、令人心醉。在她周围不乏各个国籍、各种职业和各种职位的帅小伙子，年轻、英俊而潇洒，但她都没看上。帕克不仅健康状况不好，而且还自负、浮华、反应迟钝、理解力差，一切都随从习俗，不说谈情说爱，就是与人交往也让人难以忍受，而贝蒂选择的却是他。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她和帕克的结合给她打开了外交界的大门。1930年4月，她和帕克正式举行了婚礼。从那时起，嗜好冒险和娱乐的贝蒂开始涉足搞秘密活动的特工行列，她那好动、敏捷、生龙活虎的性格使她能在社交界大显身手。

然而，帕克与贝蒂肯定是不相称的。婚后，两人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贝蒂则从一连串的情人中寻求慰籍。1931年，当帕克被调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当商务专虽时，她同一个富有的智利大亨打得火热，而且还以她惯常的大胆和他一起玩马球，那个时候妇女玩这玩艺还是很希奇的。尔后，当帕克调到西班牙任职时，她和西班牙空军中的一位高级军官有了私情。时值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急需有关内战各方的情报，贝蒂通过这位军官搞到了不少重要资料。但那时贝蒂仅是一个业余间谍而已。

1935年贝蒂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从其行为作风上看，这实在令人诧异。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贝蒂开始积极协助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她设法从监狱中营救教诲她的天主教牧师，并告诉他如何逃出共和国的防线。她设法使被捕入狱的一些飞行员获得释放，并帮了不少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逃跑。

贝蒂的亲佛郎哥行动惹了不少麻烦，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让帕克离开西班牙，调到华沙去任职。但贝蒂却因此而在情报活动中崭露头角。这位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从此登上了舞台。

8。2 初涉谍海

1937年夏天，帕克夫妇抵达华沙。贝蒂当时27岁，仍就披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一双碧绿的大眼睛越显得成熟而有风韵，身材依旧婀娜多姿。这时的贝蒂受到地道的上层社会的教养，知识渊博，而且幽默、风趣，这一切使得她更加成熟和完美。她所具有的双重品质——正视一切危险的惊人的勇气，以及她特有的别人无法仿效的诱使男人的魅力，都充分地显示出来。她热衷于冒险，间谍这一行在她眼中被视为一种高尚的富有挑战性的职业。

很快，贝蒂便热心地卷入波兰事务，正象她热心地卷入西班牙事务那样。她迅即成为波兰外交部年轻男人们的宠儿。她曾经相当偶然而又巧妙地从一位波兰人那里获得了一条情报，以致秘密情报局驻华沙的人员指示她：“这样的情报要尽力收集，多多益善。”

这个时期，华沙已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而英国在华沙的谍报工作特别薄弱。因此，不论辛西娅能帮什么忙，都是受欢迎的。不过那时贝蒂已被告知，不论她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让她丈夫知道。帕克当时正患脑血栓在外地住院，这一规定她很容易办到。贝蒂迅即兴致勃勃地投入这一新的冒险。

贝蒂在华沙的最大成就，是在她坚决而果断地把一个波兰小伙子诱入圈套而获得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波兰外交部、欧洲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副官。他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在于他深得外交部长的信任，而且还在于他经常替外交部长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执行秘密使命，得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贝蒂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德国伊尼格默密码机的详图。

“我一听说他的职务，”贝蒂对她的传记作者说，“我就拼命地勾引他，那怕他长得象魔鬼那么丑。但是我很高兴，情况并非如此。”

贝蒂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生活中这一激动人心的新角色。她在这个阶段是幸运的。这位机要副官是一位非常称心如意的郎君。她还发现，让他从外交部长的办公室里拿出文件来给她，复制以后再送回去简直易如反掌。不久，她就把一张密码机的关键样图送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办公桌上。

“起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秘密情报局一位在研究并试图掌握这种纳粹新型密码机的特工人员说，“这正是我们关于这种密码机情报整个链条中所缺少的一环。”搞到伊尼格默密码机的秘密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谍报成就，有很多人和很多部门都为获取这些秘密尽了力，美国和英国人为此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合作。然而这里搞到一点，那里搞到一点，都不很完善，后来又出现了好几种伊尼格默密码机的变种，又各有不同的型号，真叫谍报人员头疼。而在这当儿，贝蒂却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成果。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心花怒放。

然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贝蒂的间谍才能，贝蒂的所做所为引起了英国情报机关安全协调局的头头，赫赫有名的威廉。斯希芬森的注意，但他并没有吸收贝蒂加入秘密情报机关。在斯蒂芬森看来，一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比职业间谍表现得更为出色。

贝蒂作为机要副官的情人与他一起出访布拉格和柏林。尽管她并非密码专家，甚至对这个相当复杂的领域一无所知，但她从柏林回来时，她居然从波兰秘密情报局那里获得了德国国防军密码系统的索引和其它一些情报。斯蒂芬认为，在贝蒂所提供的情报中，有一些是英国已经掌握的，但这并非毫无价值，它可以证实已获悉情报的真伪，而更重要的是她所获得的新情报往往是极为重要的。斯蒂芬森在笔记本上毫不犹豫地写道：贝蒂是一位有价值的，可胜任重要工作的兼职间谍。

贝蒂在波兰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以致英国情报局不得不考虑把她派到更大的舞台上去。他们骗出一套谎言以使她能顺理成章地离开波兰而又不致惹上她是在为英国人工作的嫌疑，谎言很快就在华沙流传开来。流言说，贝蒂有向纳粹外交官传递情报之嫌，她的情报是通过波兰外长的机要副官传递给德国人的。由于世人皆知这位机要副官正在寻求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协议，所以这一谎话很快就被华沙人接受。英国外交部立即决定，必须把贝蒂调离华沙。正在这时，遭受大病折磨的帕克的健康已完全恢复，外交部遂把帕克调到智利，并叫贝蒂陪同前往。

贝蒂对此事的内幕当然一无所知，当她受命离开华沙时，她还以为是那些令人厌恶的爱嚼舌头的大使夫人们搞的鬼呢。

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然而这位机要副官险些把这事彻底弄糟了。副官已被贝蒂深深迷住了，当贝蒂处在谣言与谩骂的包围中而倍感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时，副官却向外长说，他要同他的妻子离婚而与贝蒂结合。

智利是一个受德国影响很大的国家。英国情报局认为，贝蒂那天才般的间谍才能以及她那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那里一定能大建奇功。然而斯蒂芬森却另有规划，他的打算是让贝蒂在那取得一个合法身份，然后再把她派回她的故土——美利坚合众国去，以发挥其穿梭于外交官之间的才能。

8。3 风流记者

这是贝蒂第二次来智利了。第一次是在七八年前她与帕克新婚不久来的。与当年还算单纯的新婚妻子不同，这时的贝蒂已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社交老手。这次智利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她将与她的丈夫彻底分离。

斯蒂芬森已为她安排好了：贝蒂必须先成为一名记者，然后再迁往美国，在那里要用她姑娘时的名字，并且要让人们明白，她已同她的外交官的丈夫分手。她是单身寡居的。

贝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安顿下来，就忙着为当地的报刊撰写文章。不久，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智利这样一个亲纳粹气氛很浓的国家里，贝蒂公开指责纳粹偏袒同盟国的观点引起官方的强烈不满。为此，英国驻圣地亚哥的胆小怕事的大使对贝蒂极为恼怒。

此时，斯蒂芬森正坐阵纽约全面负责巩固的安全保卫和谍报工作。战争爆发后，美国是否准备参战直接关系到轴心国的命运。为此，华盛顿一时特工人员云集，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大都会。斯蒂芬森认为，贝帝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诚然，贝蒂以前曾在华盛顿呆过，她在那儿的某些圈子里

Chapter_5

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可能会带来某些不便。但斯蒂芬森却坚信，由于贝蒂一直是以业余身份进行谍报活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与反间谍组织都尚未注意她，这样，她在华盛顿的社交基础反而会更有利于她才干的发挥。

斯蒂芬森迅速把贝蒂召到纽约，正式吸收她为英国安全协调局的一名成中，并授予“辛西娅”的化名。经过短暂而紧张的训练之后，就把她派到华盛顿去了。从此，一个代号为辛西娅的间谍便活跃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谍报史上那个富有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名字“辛西娅”出现了。

安全协调局为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乔治城租了一栋两层的楼房，这便是辛西娅早晚要将其牺牲者们诱捕的蜘蛛网。

1940年至1941年冬，安全协调局指派辛西娅完成的首要任务是：获取意大利海军的军用密码。

因此，第一个被诱入这张蜘蛛网的男人便是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艾伯托。莱斯上将。几年以前辛西娅就遇见过这位海军军官，故友相逢，要进一步交往并不困难。

“莱斯是一个中年男子，早已有了家室，并且有很多子女。他对海军武官这份工作的日常琐事已感到很不耐烦了。正当他被工作弄得焦虑不安、总想什么时候顺便找个情人放松放松的时候，辛西娅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很快，莱斯就成了感情奴隶，欣然投入辛西娅布下的温情罗网。为了辛西姬，他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甚至生命。

辛西娅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其敏感区的才能。在她看来，这就是一种床第和头脑之间的游戏。当然，这还要因人而异，对某些男人先是来床上的，然后再猛攻其头脑；而对另一些男人，顺序则相反。莱斯属于第一种情形，这较容易完成。而且，他对墨索里尼同德国人结伙没多大热情，当辛西娅暗示她在美国情报局里有朋友时，他表示很感兴趣。诚然，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战术，若一枪不中，倾刻之间就会祸患无穷。幸好，辛西娅颇为容易地说服他，从他那里搞到了意大利海军的军事密码本以及将电文译成密码所用的图表。辛西娅立即进行复制并赶紧送往伦敦。

辛西娅的巨大成就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94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凭借这一密码破译了地中海东部意大利海军的全部暗号后，在希腊沿海的马塔潘角附近将这支舰队全部打垮，”阜姆“号、”波拉“号和”扎拉“号等巡洋舰被击沉。按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这一仗在此关键时刻清除了轴心国对地中海东部英国制海权的一切挑战。”

显然，莱斯可以为辛西娅提供的情报已经不多了，而且，如果他继续留在华盛顿的话，在许多方面都会给辛西娅招致危险。

因此，辛西娅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对付这位海军上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辛西娅正是利用莱斯给她传递的情报使莱斯被驱逐出华盛顿的。

莱斯曾告诉过辛西娅关于意大利、德国海军去美国港口破坏船只的联合行动计划。英国情报局收到这条情报后转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马上通报国务院，很快，这位海军上将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逐回罗马。辛西娅在码头向他亲呢吻别，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向莱斯索取他走后可能为辛西娅提供重要情报的另一意大利官员的住址。

莱斯回到意大利后仍渴望他的祖国从纳粹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意大利国防部还尊称他是一个最忠诚和最值得尊敬的男子汉。

8。4 新的使命

安全协调局对辛西娅在意大利大使馆里的表现非常满意。斯蒂芬森决定给她安排另一项重要的任务，让她继续施展其绝招以获取法国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

但是，斯蒂芬森清楚地知道，比起勾引一个已知道是反纳粹豹意大利海军军官来说，这个冒险计划要困难得多，这得从零开始，要搜寻有用的线索，最好是找一个接触法国大使馆高层人士的借口。为此，斯蒂芬森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从事这项性命犹关的任务之前，最好亲自去看一看辛西娅，以便面授机宜。”在此之前，斯蒂芬森仅仅通过报告和中间人与辛西娅联系。

1941年5月的一天，斯蒂芬森到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住处拜访她。他自称是“从纽约办事处来的威廉斯先生。”此前，辛西娅从未听说过什么“威廉斯先生”，她到纽约去也只是向另外两位英国联络人汇报。因此辛西娅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知“威廉斯先生”是个佯装英国安全协调局工作人员的轴心国特务，还是个试图查明辛西娅真实身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两人终于见面了。他们一面呷着鸡尾酒，一面以审视的目光探测对方，一场无形的较量开始了。斯蒂芬森一直在寻找她的弱点，估摸她当特工人员的能耐和潜力；而辛西娅则拐弯抹角的窥探他的来头。显然，两人都对对方耍的把戏感到满意。最后，辛西娅根据他的言谈举止认定“威廉斯先生”正是她的上司斯蒂芬森；而斯蒂芬森也同样相信，正象人们所告诉他的那样，辛西娅确实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特工人员。

他们彼此熟悉后，斯蒂芬森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地向她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他有意把问题提得广泛一些，不作太具体的阐述，以便对辛西娅的反应作出评价。这是一个职业谍报头子初次会见他的特工时所惯用的一种测试手段。斯蒂芬森早已从报告中知道辛西娅的高明了，而现在他想亲眼看看她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辛西娅没有使他失望。

“了解当前的形势是重要的，”斯蒂芬森告诉她。“眼下，法国维希政府对大不列颠已谈不到还有什么感情了。且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已饱尝故上彼希特勒德国占领是什么滋味，他们希望英国也尝尝这种滋味。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正不顾一切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拼命。有一股按照盖世太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秘密警察势力在华盛顿活动，它的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参战，方法是宣传。破坏甚至暗杀。特别要当心暗杀，因为你可能成为暗杀的目标。”

于是，斯蒂芬森向辛西娅吩咐说：“我们需要得到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欧洲之间来往的全部邮件——函电、私人信件和明码电报。请注意，要的是全部。这是最低要求。”接着，斯蒂芬森又向她说明，英国安全协调局迫切需要的是解读维希密码的线索，但没有明确地向辛西娅指出她得马上完成。斯蒂芬森感到辛西娅是那种精明。充满幻想而又富有热情的女人，对她所须完成的任务，只消举出一点就够了。

她的直觉可以使她能够举一反三，把其余的全都猜出来。况且，当时即使对她提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辛西娅总是觉得，如果她愿意的话，她能使任何一个男人向她吐露机密。在对付异性的问题上，她有着最大的自信心。然而，这一新的任务要求她打入维希法国大使馆并窃取其机密，所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维希法国大使馆是有它自己的秘密警察组织，对任何一个可疑分子，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并不掌握她的情况，因此对她难以进行保护；况且，人们都知道胡佛对英国人并不友好，保护的事就说不准了。尽管如此，辛西娅仍然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辛西娅并不是一个仅凭自己的姿色周旋于各国大使馆之间充当临时间谍的女人。在调查和研究了法国维希大使馆的人员情况后，她便明智地作出决定，不能从众目睽睽的华盛顿着手，而应从纽约着手，因为维希法国人集中居住在纽约的比埃尔旅馆里。

同时她也没有忘记仍用她的自己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开始时，她时常去看望她在智利结识的嫁给一名德国伯爵的一位女友和一位当了维希法国商人的太太的英国妇女。从她们那里，她对维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的人事情况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她们告诉她，大使加斯顿。亨利。海耶有些愚蠢可笑，正和一位已婚的妇女私通，而且他不喜欢美国的政界人士。辛西娅想以采访为借伺，因此她问：“谁管理新闻事务？”

“他呀，一个确让人着魔的人”，她的智利女友告诉她，“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布鲁斯，过去是法国海军航空部队歼击机驾驶员，军衔是上尉，一个美男子。真怪，他怎么会到华盛顿来做这一种完全不是他本行的工作。不过他很喜欢英国。在战争初期，他曾是英法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们有过极其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现役军官，他对维希法国是忠诚的，但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人。”

听了女友的这番话以后，辛西娅已暗自决定，在维希法国大使馆里，她主攻目标应是查尔斯。布鲁斯。然而她遵循的原则是：目标越高，就愈被重视。她决定以佯称采访大使为突破口。

毫无疑问，这一任务是对她的机智的一次严峻考验。她明白，她正面临着她事业中最困难的使命。她先与纽约办事处核实了她从闲聊中得到的关于布鲁斯的情况，结果完全证实了在法国沦陷前一段时期，他确实与英国皇家空军一些军官处得很好。

这给辛西娅以极大的鼓励。

辛西娅以美国自由记者的身份要求采访法国大使的申请没费多大周折就得到了答复；大使馆来电话说：同意会见美国女记者。但在具体安排采访时间时，她第一次未能在电话上同布鲁斯通上话。尽管接线员说他可以转告她的话，而辛西娅却坚持等布鲁斯来了以后她再亲自打电话来。终于，她同布鲁斯通上话了，采访的时间也约定下来。

8。5 与外交官的罗曼史

为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会面，辛西娅精心进行了一番梳妆打扮。尽管她漂亮、潇洒，但她对衣着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使她看上去显得很素雅、一身纯洁无暇。她知道，法国男人对女性的美十分重视。

1941年5月的一天，31岁的美丽绝伦的辛西娅走进维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幢雅致的花园别墅。一到大使馆，她就出示了护照以证明其身份。头一个接待她的便是布鲁斯。双方一见面就被对方吸引住了。布鲁斯40多岁，仪表堂堂，显得风流潇洒，这使辛西娅喜出望外。在布鲁斯看来，她的浅绿色的衣服和她那碧波荡漾的眼神让人神魂颠倒。当布鲁斯象检查一匹新的母马那样用赞许的眼神上下打量她时，辛西娅确定她是做对了。

在大使到来之前，双方彼此都向对方展开了攻击。布鲁斯自我介绍说他是海军里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工作干得很棒，在短短的服役期内曾被授与很多荣誉。他还说他曾结过3次婚，婚姻生活很不幸。但在辛西娅看来，他这话的含义似乎在暗示她，他精通女人之道，并专心致力于追求漂亮的女性，他在女人方面的本事同他驾驶战斗机的本领一样强。

布鲁斯不厌其烦地指点辛西娅如何与大使打交道。他告诉她，大使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他不了解美国人，认为他们对欧洲及欧洲文化茫然无知。接着，布鲁斯装着对她的护照很感兴趣，他带着惊奇的目光问辛西娅，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拿着英国护照呢，特别是在目前英国准备打仗的时候。辛西娅解释说：“我的丈夫是英国人，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所以我已经恢复了我在姑娘时代的姓名。”

接着，辛西娅告诉布鲁斯她曾经到许多国家旅行过。听到这话后，布鲁斯建议她在会见大使时，最好以一种超脱的世界主义观察家的态度，这是同大使打交道的最好办法。

“鱼儿终于就要上钩了。”辛西娅心想。布鲁斯已在一切替她打算了，这是男人向女人献殷情的最好方式。

两人又开了些微妙的玩笑，彼此间又进行深一步的了解。布鲁斯问她有没有孩子。为了赢得同情，辛西娅说起了她那个不许她见面的失散已久的孩子的事：“真伤心，我丈夫留下了我们的孩子，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的面。”这已足以使布鲁斯认为她同英国的关系肯定不怎么样，但他仍对辛西娅的不幸表示同情。

但辛西娅却反驳说，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比，个人的悲剧算不上什么。为了使话题转到他个人对英国人的看法上，辛西娅婉转地提起他曾在英国皇家空军呆过的事。布鲁斯承认当他在英法情报委员会工作时，他挺喜欢英国人。但又说，自从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和奥兰两地向法国舰队进行攻击之后，他现在对英国深怀敌意了。

辛西娅对政治的感受正象她对男人的感受一样敏锐。她心里已暗暗决定，一旦再提及那件该死的英国攻击维希舰队的愚蠢行动，一定要尽可能的冷静而又显得富有同情心。另外，辛西娅已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她正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如果她过早地同意维希政府的看法，那就不啻自动放弃了探窥维希法国隐秘的任何机会；但另一方面，如果她表现的是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那也会使他们产生怀疑。因此她决定，她的说话必须在这两条道路之间进行。对于辛西娅来说，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多年的社交经历已使她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本领。

拜见大使的时刻到了。当辛西娅向大使采访时，大使正在生气，因为他刚刚会晤了美国国务秘书科德尔。赫尔。“这位国务秘书先生指责我们帮了德国人的忙。我们并不是奸细。这些美国人什么也不懂。但你例外，亲爱的女士。”他献媚地对辛西娅说。

她老练地与大使周旋着。她还注意到，当她与大使交谈时，在座的布鲁斯曾频频地向她暗送秋波。这时她完全确信，她把精神集中放在布鲁斯身上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

采访结束后，布鲁斯陪同辛西娅走到大使馆门口，亲吻着她的手说：“您真的愿意象您所说的那样为法国效劳吗？”

“真的，但是我需要您对此给予合作。”她用那双碧绿的大眼睛盯着外交官说。

第二天，她收到布鲁斯送来的一束红玫瑰花和一张请贴，邀请她到卡尔顿饭店共进午餐。这时，她已毫不怀疑她给这位新闻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几个钟头之内，布鲁斯就被请到了她的住处。布鲁斯当然是迫不急待，辛西娅则已垂涎良久。而这就是这个长长的香艳故事的开端。

8。6 灵与肉的搏击

故事慢慢地发展开来，布鲁斯反倒愈发感到有滋有味了。据说，战争和迫近的危险——婚姻上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因素——会创造出一种使爱情之花狂放的气氛。辛西娅和布鲁斯的情况正是如此。对辛西娅来说，他们的爱情较之同其它一些由于间谍活动的需要而发生的男女之情来说，更是一种享受。布鲁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和她一样爱好美酒佳馔，情感热烈，机智而又幽默，充满男性的魅力，委实是个惹人喜爱的伴侣。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这个风流男子周旋得久一些，以便从他身上搞到机密。

此时，在纽约的斯蒂芬森等得不耐烦起来。据伦敦和华盛顿的皇家海军情报机构方面的情报，英国安全协调局认为维希政府的大使馆向德国海军提供了英国舰队穿越大西洋的行动的情报。

英国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时候递交的？情报的内容是什么？

然而，布鲁斯却对战事守口如瓶，他在谈到战争和政治问题时总是很谨慎。一次，在一家饭店里，他看到有一个维希秘密警察正坐在桌子旁，就向辛西娅透露说，他们的交往会带来危险，这号人总是在盯着他们，给他们找麻烦，因为他们不喜欢法国人伺美国人交往。

更不凑巧的是，维希政府这时决定厉行节约，削减驻外人员。大使派人通知布鲁斯，他必须马上返回法国。布鲁斯压根儿不愿意这么做，他抗议说，要他回去意味着又要从事他所讨厌的爬格子的工作，或者更糟糕，要随轮船从这个码头跑到另一个码头，整天无所事事。大使对他的处境深表遗憾，但是他所能提出的能够帮助布鲁斯的唯一方案是，如果他能够接受只拿一半薪水的条件，那么他就可以保留他在使馆内的工作。

对布鲁斯来说，前景是非常不妙的。领着一半的薪水，生活在华盛顿这样一个物价高昂的都会，还要养一个妻子，对他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他酷好应酬、交际，享受上层社会的生活，这微薄的薪金怎么应付得了？

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周全的方案是要求辛西娅与他一起回法国。至少，在维希政府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条件下，还勉强可以应付。

因此很自然地，在和大使谈过活之后，他就立即去找辛西娅。他向她详细他说明了情况，并问她是否同意与他一起去法国，他希望同她正式结为伉俪。

辛西娅知道，此事她不能擅自做主，因此她答应布鲁斯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但同时又叫他不要对此事抱有太大的希望。

辛西娅将此事报告了她的联系人。她的联系人起先认为，辛西娅之所以不能让布鲁斯返回法国，是因为她和他的个人关系陷得太深了，这是谍报人员所不容许的。辛西娅则愤怒地回答说，她当然极爱布鲁斯，但她之所以替布鲁斯着想，是因为布鲁斯是维希大使馆内最有可能向英国安全协调局提供所需情报的人。

于是这位联系人就提出，若布鲁斯同意领取半薪留在华盛顿工作，这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已久的机会——把他弄到英国这边来。如果真是那样，就得给辛西娅准备些钱，让她向布鲁斯提供帮助。对这一方法，辛西娅很不赞成，因为布鲁斯不是那种只靠女人维持生活的低贱男人。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一致的意见终于形成了：辛西娅应该向布鲁斯挑明自己是个间谍，效劳于中立的美国而不是英国。同时，给他提供帮助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即这是他答应向辛西娅提供大使馆一切有关战争的来往信函和密码电报复制件应得的报酬。不用说，这当然是一场生与死的赌博。但辛西娅认为值得一试。她感到，布鲁斯对维希政府感情是冷热参半的，因此她向他提出这一计划时，他肯定会同意的，关键是时机的把握问题。

辛西娅为此作好了精心的安排。她认为，首先必须循循善诱，为告诉布鲁斯自己是个间谍准备好条件；然后，在他默认了她的计划后，他肯定要提出一些问题，如她的后台支柱是谁，他怎样向他的大使交待等等。

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到了。辛西娅把她所担任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但机警的布鲁斯仍然猜想，在她披露全部真相之前，她必定曾搞过一些间谍把戏。很自然，俩人发生了一些争吵，布鲁斯甚至异常激动，说了一些气话。但辛西娅自有她的绝招，她把布鲁斯拉进她的卧室，稍加爱抚和亲热，一切都平息下来了。

她给布鲁斯说，很明显，这是唯一的一条能使他俩呆在一起的办法。然而有几天，布鲁斯总在寻思这种行为算不算卖国？他要不要改变主意？在他思想深处，那个英国攻击法国舰队的事件仍然使他怒火中烧。这几天辛西娅更是感到忐忑不安，如果上尉知道她是在为英国人效劳，整个计划将会毁于一旦。

时运终于来了。一天，在布鲁斯的办公桌上突然出现法国海军司令部达尔朗上将发来的海军的一份通知的副本，要求他搜集在美国船坞停泊待修的英国军舰和商船的情报。谁都知道，达尔朗与纳粹德国打得火热，很明显他是要把这些情报交给德国海军情报局。这激怒了布鲁斯，他当天晚上就拿着这份通知去见辛西娅。

与辛西娅见面时，布鲁斯平静地把通知递给她，他神情冷峻而倔犟，什么话也没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以后，他又把海军武官发给达尔朗的几份复电的副本交给了她。复电中指出：“军舰’击退号‘在费城，巡洋舰’马来西亚号‘在纽约，航空母舰’辉煌号‘在费吉尼亚的诺福克检修……”德国海军对这份电文所作的决定是：“对这些军舰，或者就地予以破坏，或者监视起来待其出航后让德国潜水艇伺机而动。”总之要这些英国皇家军舰在短短的几星期之内全部被摧毁。幸而英国安全协调局及时得到了这份情报，对舰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否则那些军舰就会成为德国人砧板上的肥肉。

当辛西娅问他为什么会给她这一情报时，他面孔严峻而又有些窥避地说：“法国人没有给德国人当密探的义务。”打这以后，他就成了辛西娅最忠实最勤奋的情报提供者。凡是辛西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他都提供，例如信函、电报、大使馆档案室里的文件，以及种种私人活动情况如大使要会见某人，海军武官和陆军武官在做什么等等。布鲁斯干得出色极了。他简直是个无价之宝，来电有所问他就有所答，情报有所缺他就能有所补。除了口头提供的情报外，他还逐日给辛西娅写书面报告。

然而辛西娅也不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她怀孕了。为了不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她决定既不通知英国安全协调局，也不告诉布鲁斯。她假装去看望朋友，径直前往纽约做了人工流产。

在做完手术之后，她才把事情告诉了斯蒂芬森。

辛西娅绝不是这个时期英国安全协调局所使用的唯一女间谍。在纽约，除辛西奴之外至少还有两人，其中一位是法国人，另一位是英国人，她们定期来往于纽约、华盛顿与波士顿之间。

所有3人都使用她们女性的魅力猎取情报，然而给斯蒂芬森印象最深的还是辛西娅。她迅速物色到最恰当的情报来源并接着以行家里手的娴熟技术设计诱获猎物的诀窍的才能，使她如鹤立鸡群。当斯蒂芬森得知她并未引起什么惊扰、非常冷静而又明智地解决了怀孕的问题时，对她就更加器重了。同时，他也有些耽心，在某些反间谍活动上笨得出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可能会伤害到他的情报人员。因此他警告辛西娅说，如果联邦调查局看到她同布鲁斯上尉的会面如此有规律或总是形影不离的话，肯定会怀疑他们之司不仅私通，而且还有间谍关系，甚至会猜测辛西娅是纳粹间谍。

经与辛西娅商议后，他决定辛西娅应离开他的乔治城的寓所，在沃德曼公园旅馆租一套房间住下。市鲁斯和他的全家也住在这里。辛西娅离布鲁斯的妻子这么近，表面上看来象是一个危险的举动，然而这却方便他们在没有任何外界监视的条件下彼此频繁接触。当然，他们从来不在旅馆的酒吧间，而是在辛西娅的房间里会面。

1942年初，英国海军情报局急于获取维希法国海军的密码，给情报人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首相丘吉尔本人又在这上面加上了一道砝码，这不仅是为了夺取法国占领下的马达加斯加，以阻止其沦为日本的潜艇基地，而且也是为了实现进展缓慢的法属北非登陆的计划。1941年底，美国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而被勉勉强强拖入战争，但美国人过多地把注意力贯注在远东地区；而英国人则明智地决定，要让美国人对反德战争给予同等的关注。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提供确凿可靠的高质量情报，以表明该是攻占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时候了。英国人感到，维希政府的海军密码对搞到这一种情报是成败攸关的。

在这一背景下，辛西娅被召到了纽约。她的上司向她提出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的要求：明确要她搞到这种密码。要是换了别认，肯定都会反驳说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绝对不可能办到，而辛西亚运会：“这不可能。但我喜欢干不可能的事。”她对她的新任务感到欣喜异常。

一回到华盛顿，她立即向布鲁斯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气得肚子都快炸了，说辛西娅的老板准是个疯子，而她自己也不比疯子好多少。“难道你不了解密码本是由沉甸甸的好几册组成的，而且总是密藏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难道你不了解只有大使和首席译电员才知道保险柜的暗码？”布鲁斯狂吼道。

辛西娅明白，她必须适可而止，不能让布鲁斯在已最大限度尽职尽责的情况下又让他为难，以致采取放任的态度。她鼓励他说，自从她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在智利的时候起，她就对有关大使馆机要室的一切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她还说她有时还帮忙把电报译成密码或把密码译成电报。“若你不能帮忙，首席译电员如何？”她提醒道。

“他叫贝诺瓦，是一个倔老头子。”布鲁斯回答说，“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另外，他就要退休了。”“那么，谁将接替他的职务？”辛西娅问。布鲁斯作了一个鬼脸，“他的继承人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是一个以机敏异常而又诡计多端著称的人。”

8。7 碰壁！碰壁！

接着发生的是英国间谍史上有时出现的业余选手制胜职业间谍的使人兴味盎然的突出事例之一。

对任何一个懂行的职业间谍来说，都可以一眼看出首席译电员——衰老的贝诺瓦，是绝对腐蚀不了的这是一位头脑混乱的老头儿，为法国被德国侵占而忧伤，但又决心尽职到底，因为他素以对法国当权政府——不管其政治形式如何——克尽职守著称。辛西娅曾试图说服他，但失败了。勾引是不可能的，这种办法也不能拖他下水。

然而她的运气不坏。按正常情况，忠诚的外交官十有八九会立即把辛西娅的事汇报给他的上级，这是他的天职。然而尽管贝诺瓦忠诚尽职，却并非铁石心肠。也许他对女性有一种并无个人企图的骑士式的保护心理；或者，也可能，尽管他忠于职守，但他并不赞成攻击中立的美国。总之，他没向上级告发辛西娅。

“因此，当布鲁斯还在断言试图偷出密码本无异于发疯的时候；辛西娅对贝诺瓦的拒绝毫不气馁，她迅速把注意力转向贝诺瓦的继任人。这位继任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都住在华盛顿郊外的农村，而他本人的城区内有一套简朴的公寓。辛西娅还发现，他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凭以往的经验，辛西娅知道，一个做丈夫的在这种时候是最有懈可击的，加之他单独住在一套公寓，就更容易被攻克。然而，在职业间谍活动中，也许只有辛西娅才敢于在对贝诺瓦的工作失败后，连给她的纽约领导人招呼也不打，就转而向这位新上任的机要员进攻了。

辛西娅又开始以她特有的方式行动开来。她甚至没有与机要员预约，就径直去按他房间的门铃，说有急事要见他。战争期间，官方总是警告外交官们，要采取充分防范措施，谨防间谍，这足以便机要员小心戒备了。何况，贝诺瓦还很可能曾不指名地向他暗示有人企图窃取密码。但是，尽管这位机要员对辛西娅的来访肯定存有疑虑，他仍然鼓励他说只要他一个人在，欢迎她进来坐坐。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对一的场面，两个颇具诱惑力的行家里手面对面碰在一起，旗鼓相当。辛西娅思想上早有准备，如果这位机要员给她所需的情报，她就可以陪他上床；机要员则认为，如果能在艳福上稳妥地捞点外快就捞，但决不愿因此毁损其外交官的前程。就这样，一个不可移动的物体遇上了一块坚如泰山的磐石。

辛西娅采取挺而走险的策略。她一开始就告诉他，她是给美国人工作的。她爱法国，希望看到法国恢复完全的独立。总之，她需要海军密码。她还挑明，她会设法使他为此而得到经济的报酬；若密码索引每次有所更改他都能通知她，还可以定期给他预付的酬金。她的做法基于这样的事实：这位机要员的薪水相当低。

但是，这次她失败了。这位新任机要员说，一位这么惹人喜爱的女人，不该去操心干间谍这一类事。这一次失着，将以强烈的性虐待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对这位法国外交官来说，”爱“不过是游戏罢了：人们之玩”爱“犹如玩棋：虽然相当专注，但不过是为棋盘上得以吃掉一个棋子高兴高兴而已。而这场”爱“的游戏中，辛西姬只不过是一个棋子罢了。

一天夜里，当辛酉姬正走近沃德曼公园旅馆的电梯时，机要员突然过来向她问好。尽管事出偶然，但辛西姬十分害怕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见面，所以她请他进了她的房间。

辛西娅是个乐观主义者，尽管与机要员相遇纯属偶然，但她认为是这位机要员已改变主意，准备与她合作了。这样，辛西娅甚至没有要他以给她提供密码索引作保证，就与他发生了性行为，而密码的事还是无踪无影。

倒霉的事接踵而来。

当她和这位机要员正计议下一次约会时，电话铃响了。布鲁斯说他正在来看她的路上。她赶快把机要员推出她的房间。机要员慌慌张张地离去，在走廊里正好与布鲁斯碰个正着。当布鲁斯进门后，他们大吵大闹了一常更令辛西娅气愤的是，这位机要员不仅和她发生性关系，而且当他穿衣服的时候却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改变了主意，不想出卖维希政府的机密了。犹有甚者，他还威胁说，恐怕责任心会迫使他感到必须向大使汇报她要搞的名堂。

布鲁斯对辛西娅的放荡行为固然气愤，但他终究是爱她的。

令他可以聊以自尉的是，辛西娅千方百计地向他表明，这次的性游戏并不是什么特别惬意之事，而且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如果他开始就答应帮忙的话，这一切本该是可以避免的。

当冷静下来的时候，两人都意识到彼此都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布鲁斯毫不怀疑，这位机要员会向大使告发辛西娅，并竭力踏着他向上爬。因此他警告辛西娅，她正处在被维希政府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危险中，而且他自己也可能面临这样的灾难。辛西娅的危险还在于她很可能已经危害了整个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工作，不适宜于再去打维希法国使馆的主意了。

通常情况下，这些灾难是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然而，幸运之神总庇护那些灰心的恋人。他俩，不论是辛酉娅还是布鲁斯各自都不甘心失败。辛西娅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活动，并以此羞辱性的失败为鉴戒，重新考虑了通盘计划。布鲁斯再一次对他的粗暴和无礼向辛西娅表示道歉，并希望进行和解。事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他对辛西娅的爱较之辛西娅对他的爱更为深沉，两人又和好如初。

表面上看来，他们两人似乎都完了。然而，由于布鲁斯的沉着冷静，命运再次使这对情人摆脱了险情。布鲁斯决定，必须马上对这位机要员可能采取的报复性行动采取反击。这位布鲁斯极为蔑视的同事，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一位战斗机的驾驶员肯定也会觉得要比一位职业外交官高出一头。没过多久，大使就来找布鲁斯，说机要员曾报告他曾拒绝接受辛西娅要他出卖维希机密而给他的一大笔贿赂，问布鲁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布鲁斯显得很冷静，摆出一幅漫不经心的神态。他说，辛西娅是一个颇有声望的美国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华盛顿很有影响。他还提醒大使，既然现在美国已不再是中立国了，这当儿去捅这个马蜂窝，若出乱子，恐怕不是审慎之策。”这位机要员是位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传播者，他的饶舌会损害法国的利益的。“布鲁斯补充说。

大使同意不去与美国当局横生是非，因为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上层人士中可能有保护人。布鲁斯欣然表示同意，接着又说：“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位机要员的恶意中伤有可能是辛西娅拒绝了他的淫荡要求，他就伺机报复。”当大使询问这位机要员还散布了些什么流言时，布鲁斯打出他的王牌。他回答说，他到处散布关于大使本人与一位男爵夫人的艳闻轶事。

布鲁斯发现这一招立刻见效。大使神情显得十分尴尬。他对布鲁斯的推心置腹表示感谢，谈话就此结束。不到24小时，这位机要员就被通知，他不再负责机要室了。这个出色的战斗机驾驶员，一下子就把他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8。8 使馆窃密

赶走机要员之后，辛西姬和布鲁斯就摆脱了他们眼前最大的拦路虎，但是，如何把密码弄到手依然是个问题。经过进一步的商议，两人决定：唯一的办法是夜盗机要室。这意味着他俩必须亲自参加盗窃活动。辛西姬把这个主意汇报给纽约，并给他们绘制了一张大使馆详图，图中特别介绍了机要室的位置和结构。值得庆幸的是，机要室位于使馆大楼的底层，房间有一扇窗子，窗子外面是周围长满树木的草坪。

对于辛西娅的建议，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最初反应是，企图偷盗大使馆，乃是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发疯了的典型表现，辛西娅的主意无异于此。但是，有两个因素改变了斯蒂芬森的看法：第一，邱吉尔在伦敦已等得焦急难耐，不断来电催问，密码在哪？

第二，既然布鲁斯现在已成了辛西娅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同伙，有他作大使馆方面的内应，这事看起来确实存在一线成功的希望。

当然，布鲁斯只能作个内线或者在执行计划中充当一下诱饵，这一计划的执行，还需要一个能开保险柜的真正的窃贼。

到哪去找一个窃贼高手呢？让斯蒂芬森难以理解的是，伦敦方面如此急切地想要那里的密码，但秘密情报部门为什么不把他们掌握的那些高明的撬保险柜的专家送一个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和陆军总部把一批在全欧洲均属上乘的撬保险柜窃贼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分别收归自己所用。这些窃贼高手都在哪儿？好在英国安全协调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已进行合作，或许可以从战略情报局那里我到解决办法。

斯蒂芬森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的组织特别是辛西娅不受联邦调查局的损害。尽管美国现在已是英国的盟国，但联邦调查局在埃德加。胡佛的对外国一律怀疑、妒忌的排外政策的领导下，有时仍然拿英国当敌人对待。幸好战略情报局并不喜欢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他们不但答应对盗窃的计划保密，而且还许诺，万一辛西娅被捕，他们将全力搭救并以某种合法的方式为英国进行掩饰。

在战略情报局的帮助下，斯蒂芬森从纽约的一所监狱里找到了一个窃贼。窃贼是加拿大人，他和他的英国同行们一样，是在答应自愿从事夜撬敌人保险柜的危险工作后，被从监狱里弄出来的，其报酬是完成工作后予以释放。他们是未被赞颂过的英雄。

其中有些人的贡献理应享受崇高的荣誉。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有个绰号叫“窃贼乔治亚”，这一点一开始就给辛西娅增添了信心。

他是冷静的化身，他显然为他的特异技能感到非常骄傲。看来他真是个行家。

窃贼来到华盛顿，他们一起开了一次会，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保险柜和机要室的情况。于是，辛西娅说服布鲁斯找个借口闯入机要室看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恰好老贝诺瓦就要退休，因此布鲁斯的借口是顺便进去同他聊聊，以示告别。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贝诺瓦仍坚持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机要室的规定。“你知道关于保密原则的规定的，布鲁斯先生。你可不能进来啊！”贝诺瓦说。

“但是，这是特殊情况呀，贝诺瓦，我总不能站在走廊里跟你道别呀。”布鲁斯回答说。

布鲁斯被默许可以进入室内，但要求不要在里面逗留太长。

布鲁斯只有几分钟时间去观察保险柜：它的位置、编码器、报警器什么的。他不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后来当那位加拿大窃贼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才认识到他未能了解到必需了解的许多情况。辛西娅这时才发现这个窃贼的讲话声音很动听，听他说话就象听热恋中的情侣那些缠绵的情话一样迷人。这个警觉、瘦小的男人不仅有一双象职业钢琴家那样灵巧的双手，而且还有一种凭着细致、耐心的盘间和娴熟的技术，勾勒出一个保险柜全图的能力。

“给我画一张这个保险柜的略图。”他对布鲁斯说。

布鲁斯拿出一支铅笔立即照办。他在略图上把窃贼所问的每点都标了出来，不时地停下来回忆他在机要室里看到的情况。但是，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毕竟太短了，推动锁簧的铰链在哪儿？

把手在哪儿？转盘在哪儿？他都回答不上。但最后这个窃贼还是据此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莫斯勒牌保险柜，锁上安有咔嗒咔嗒作响的转向器，大约有4个转向轮。”他估计，他可以在55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这个盗贼带进大使馆。夜间保卫人员素以警惕性高著称，他们腰间别着手枪，在大使馆来回不停地巡视着。幸好，夜间值勤的保卫人员仅有一位。布鲁斯同英国安全协调局及辛西娅共同拟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布鲁斯对保卫人员佯称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工作要干，因此必须在大使馆内加几个夜班，还可能呆得很晚。布鲁斯要保卫人员对此事保守秘密，并说：“有一位女朋友将与我作伴……我不能把她带到旅馆去，免得我夫人怀疑。你明白吗？”

保卫人员恍然大悟。布鲁斯把这样的秘密都告诉他，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布鲁斯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这样，夜间值班员就彻底被收买了。

辛西娅连着几个晚上都去大使馆，这位值勤的保卫人员对看到辛西娅与布鲁斯进出大使馆都感到习以为常了。他们守候在办公室里，仔细地倾听外面的动静，他们一边对着表，一边注意值班员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值班员巡逻很有规律，每走一圈总是60分钟左右，这么短时间对窃贼来说太悬了。

“必须让他睡过去。”辛西娅说。

为此，英国安全协调局给他们提供了最新催眠药物戊巴比妥。一天晚上，他们把一瓶香摈酒带到大使馆。他们把时间安排得很准，当那位值勤的保卫人员巡视到他们那儿时，正好看见他俩喝香槟。布鲁斯对值班员说：“今天是我和贝蒂邂遇周年纪念日。来，同我们一起干一杯，庆贺庆贺……。”

“上尉，值班时间是绝对不能喝酒的……”“就请你喝这一杯。”

辛西娅递了一杯香槟过去，悄悄在里面放了些戊巴比妥。值班员接过酒杯，一饮而荆值班员一入睡，布鲁斯就把窃贼领进大使馆。窃贼立即开始工作。糟糕，这个老式的莫斯勒牌保险柜很坚固，撬保险柜花了很长的时间。布鲁斯和辛西娅手里捏了把汗，生怕保卫人员在活没干完前醒来，因为戊巴比妥的效力只能持续5个小时。待保险柜最终被撬开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去对付那些密码本了。窃贼把打开保险柜的数字暗码告诉了辛西娅，并指点她怎样重新安上机要室的门锁，以便她在第二天晚上去单独完成任务，接着便回到纽约去了。下面就要看辛西娅的表演了。

真幸运，值班员第二天并未提及昨晚突然来的那奇怪的时间过长的睡意。当然，不能再用催眠药去麻醉他了，因此，今天晚上必须在几分钟内完事。辛西娅拨动数字暗码，但保险柜没有打开。是否有人改动了暗码？

辛西娅感到束手无策，只好乘飞机赶到纽约。在那里，加拿大窃贼又辅导了她一番。辛西娅又在和大使馆一样的保险柜上进行了多次练习。但她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失败了。看来暗码已经改动了。

眼看密码本垂手可得，然而现在它仍旧置于千里之外，安全协调局的人都急坏了。他们终于清醒过来：让加拿大窃贼亲自去打开保险柜。这次可不能再失败了。

这一次怎样在值班员的眼皮底下潜入大使馆呢？他们抵达大使馆的时候，值班员仍在不停地巡走，辛西娅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故事越来越离奇惊险，犹如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说。黑暗中，辛西娅和布鲁斯脱得一丝不挂，两人一块躺在地毯上，互相紧紧地扭抱在一起。值班员巡逻折回来了，到处扫视的手电无意照到了地毯上的胴体。见此情境，他全明白了。他连声抱歉，赶紧退了回去，再也不来打搅他们。两人乘机把窃贼带进大使馆。

窃贼只用几秒钟就打开了保险柜。他们通过窗子把密码本传给隐蔽在花园中的英国安全协调局的间谍。安全协调局的间谍在汽车里把密码本逐册逐页的进行拍照。此时此刻；辛西娅感到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偷盗活动终于结束。密码本被放回到保险柜里。间谍们不露痕迹的消失在夜幕之中。这是辛西娅一生中感到最自豪的时刻。

胶卷冲洗出来后，被带到纽约，又从纽约送往役在布莱奇列的厄尔特拉机关——英国情报部门的密码研究中心。在那里，英国人用它破译了一切敌国的密码。

维希法国的密码本对英国以及间接地对美国都是无价之宝。

当时盟军正在实施一项在北非登陆的计划，正是这些影印出来的密码本使英美军队对在土伦、卡萨布兰卡和亚历山大的维希法国舰队各分遣支队的分布、调动等战略布署情况了如指掌。

1942年6月，盟军在征服了马达加斯加之后，着手准备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11月，北非登陆成功、盟军几乎没有遇到维希政府军队的任何抵抗。一位辛西娅认识的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指着登在各家报纸上的大标题对辛西娅说：“多亏你搞到了密码，才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8。9 寂静的晚年

夜窃使馆成功之后，卓越的辛西娅又想在间谍行当中寻求新的刺激，但斯蒂芬森还是紧紧地勒住了缰绳。辛西娅想接受暗杀训练，以便日后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去试试运气。她甚至提出了一两个臭名昭著的德国间谍作为她的暗杀目标。而英国安全协调局认为，再让辛西娅去干任何过于危险的任务是愚蠢的。

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后，维希政府关闭了它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使馆人员，包括布鲁斯的一家都被拘留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一家旅馆里。布鲁斯希望投奔戴高乐，辛西娅则建议他去巴黎，和她一起搞情报工作。她对情报工作已上了瘾。而英国情报机构则认为，辛西娅的使命已经结束。漂亮的辛西娅渴望被派往巴黎去，但她却一直被留在伦敦的情报机关服务，未能遂愿。布鲁斯一直居住在美国，直到1944年。这一年，他最终离开了他原来的夫人，与前来与他团聚的辛西娅住在一起，并双双迁往里斯本。法国解放后，他们又从里斯本来到巴黎。至于辛西娅的前夫阿瑟。帕克，他晚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患了不治之症，于1945年11月在他的寓所饮恨自杀。

1946年，布鲁斯办妥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与间谍辛西姬正式结婚。布鲁斯的父亲原籍鲁西荣，布鲁斯在那里买下了富有诗意的卡斯特尔努古堡。这座离佩皮尼昂不远的古堡腑视着一个遍地都是砾石而又充满乡村气息的村庄，这对有着惊心动魄经历的夫妇在此度过了风平浪静的晚年。

9、双面巨谍——波波夫

达斯科·波波夫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双面间谍。

他委身纳粹的“狼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种种危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谍报生活堪与伊恩。费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相媲美，而且其间谍生涯的紧张性和危险性更加激动人心，充满着罪恶与仁智的殊死搏斗。他被西方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具有巨大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连前英国情报机关的头子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对他赞叹不绝，说他“太诡计多端”。

朋友，如果想当间谍，请谨记达氏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太认真对待生活为好。”

9。1 初闯“狼穴”

1940年2月的一天，正在南斯拉夫家中度假的达斯科·波波夫忽然接到柏林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波波夫看见电报后便火速赶往约定的地点。尽管路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但波波夫驾驶的BMW牌汽车还是奋勇向前，车后扬起漫天的烟尘。

这个约翰尼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约见波彼夫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约翰尼是波波夫在德国南方布雷斯高的弗赖堡大学结识的挚友。当时已是战云密布的1936年，当两人在奥斯兰人俱乐部里邂逅相遇时，都不禁为对方令人愉快的性格和谈吐所吸引，很快便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以至于相交不久双方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最亲密的生死骨肉之友。因此在波波夫收到那份措词精练的电报时，为友谊所驱使，焦急不安地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旅途。

果不其然，波波夫终于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好友约翰尼。约翰尼看上去忧心忡忡。他要了双份纯白兰地，一杯接着一杯地往下喝，烟也抽得很厉害。他一见波波夫，便没头没脑地倾诉起自己的万缕愁思来：“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比狼犬还敏感的间谍的帮助下，他可能会吞并全世界。”隔了一会儿，他又盯着波波夫，真诚地说道：“伙计，现在我急需你的帮助，需要立即行动。德国有5条船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一条是我的。我已设法搞到许可证，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

“哪个中立国愿意购买这些船呢？”波波夫反问道：“如果英法拒绝承认许可证，那么他们将先下手抢走这些船只。”

“对了，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你必须利用你有利的社会关系，去办成这笔生意，而且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听此言，波波夫一下子就明白了：“约翰尼是要策动我当一名纳粹间谍！”但不知为什么，波波夫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并且觉得此举深合自己的心意。因为他正想借助自己国家的特殊地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与德国亲善的中立国）为反法西斯事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约翰尼取得一致意见后，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并对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几天以后，伦敦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两周后，接到通知的约翰尼从柏林带来必要的文件，将德国货船易手他人。

事后，两人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只不过两人庆祝的目的不同，达斯科为自己对英国有所帮助而高兴，约翰尼则是由于赚了一笔大钱浑身舒畅。）酒过三巡，约翰尼对波波夫说道：“我是阿勃韦尔（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上次请你帮助也是头示意让我这么做的。他对你的行动非常满意，他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波波夫一听，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你们的头是谁？他为什么选中我？”

“我们的总头叫威尔希姆。卡纳里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和我们俩很相近。我在他面前极力推荐你，说你是个谍报天才，能派上大用场，于是老头便让我试一试。结果没想到你干得这么漂亮！我想，你一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吧？”

“我……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哦，一开始并不需要有什么惊人之举。只要搞一些有关英法方面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象你这样经常混迹于外交界和政界的人很容易搞到这样的东西。”

“好吧，约翰尼，看在你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个忙。”

“你现在就着手搜集情报。至于和头何时见面，我会通知你的。”

于是，波波夫又去找了英国商务参赞，把有关情况向他一一说明。这位矜持的英国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继续与那个家伙保持联系也许是件好事。你所需要的情报我会派人送给你的。”

过了半个月左右，约翰尼领来一位德国使馆官员，对波波夫介绍道：“这是门津格少校，我的顶头上司。他想跟你聊聊。”接着，门律格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在英国有许多情报人员，其中不少是很精干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到处能通行无阻。你的社交关系可以打开许多门路，有些情报不是马路上可以搞到的，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同样，我们也会十分慷慨地报答你。

达斯科按照英国方面的授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大情早跑到英国大使馆通报这个消息。这次与他接触的是英国军事情报第六处（MI6）驻巴尔干的头目，此公化名史巴雷迪斯。听了波波夫的报告后，这位情报官员说道：“你就准备为那些德国人’效劳‘吧。要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要求他们给你开展工作和作好旅行准备的时间。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可能派你到伦敦或某个中立国家去。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让他们知道你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是位懂行的外交官，他目前急需用钱，而且你认为他可以帮你的忙，通过外交邮袋来传递情报。”

波波夫很快就放风给门津格，约他见面详谈。一见面，门津格就迫不急待地问道：“你那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是谁呀？”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此人绝对可靠。”

“那太好了！”门津格一边说着话，一边扳开公文包的锁扣，伸手取出一个金属小瓶，说：“瞧！你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朋友，这是密写剂。”接着，门津格又吩咐约翰尼负责向他说明如何使用密码、如何接头联系等具体事项。

这次见面结束后，波波夫便作为一名德国间谍展开了自己的“业务”。几星期后，按照约定地点，史巴雷迪斯向他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海狮行动计划”的所有情报。与史巴雷迪斯谈话以后，波波夫又带他会见了两名新近吸收的情报员，一个是他的哥哥伊沃，另一个是大学同窗尼古拉斯。鲁卡斯。于是，英国在南斯拉夫的情报网壮大起来。

“嘿！伊凡，”当门津格和约翰尼来到波波夫家里向他作最后指示时这样称呼他。现在，伊凡成了他的化名。门津格告诉他即将被派往英国，要求他搜集有关英国的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他顿时明白此行的任务是“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

半个月后，在罗马维亚芬尼多街的巴黎咖啡馆（阿勃韦尔把它称为“接头点”），波波夫呷着咖啡，等待着与他接头的人。他把一份南斯拉夫的《政治报》打开，把一包“摩拉乏”牌香烟和一盒南斯拉夫火柴放在桌上。（这是事先商量好的接头暗号。）不一会儿，一位教授打扮的人就走到他的近前，和他搭上了话。暗语对上后，两人雇了辆马车向国家公园驶去。“教授”在靠近公园的地方停了车，交给他2000美元，并告诉他一会儿有个朋友来见他。果不其然，这位朋友就是约翰尼，他带来了上峰的指示和关于“海狮行动”计划的变动情况。他对波波夫说道：“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了。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原定行动不变，希望你能马列功成！你的领导人是卢道维柯。卡斯索夫少校，真名叫欧罗德。他是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头目。这是在欧洲最主要的情报站。你可用公用电话和他取得联系，说找卡尔。施米特接电话。然后分会暗示你他很高兴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你。你要提前一小时到那里，一个女人会从你身旁走过，向你使眼色，然后你就跟她走好了。”

按照约翰尼告诉的接头办法，波波夫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新上司——卡斯索夫。此人办事果断、干练，马上就开始亲自教他使密码、投寄信件，还给了他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本使用说明书。

同时，又指派阿勃韦尔三处驻里斯本的头目克拉默上尉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都证明正常后，卡斯索夫命令他往在一家德国人控制的饭店——阿维士饭店。

当波波夫住进饭店不久到餐厅用餐时，他几次都发现一个漂亮姑娘屡送秋波、频递媚眼。有天晚上，波波夫碰巧在电梯里遇到了她，当时只有他们两人，那姑娘火辣辣的眼睛里冒出的全是色情之火，就差没有扑到他的身上了。但是由于短暂相见，不可能有更多的交谈。

出了电梯，走进房间的洗澡间冲了个淋浴，波波夫突然发现那位在电梯里向他频送秋波的姑娘已经躺在他的床上了。她身上的纯丝织长睡衣虽然盖住了全身，但她的胴体却完全隐约可见。

见波波夫进来，这位姑娘竞大大方方地倒了一杯白兰地，对他说道：“来吧，有趣的男人，跟我喝一杯。”

说着便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假装没有发现她的乳房已经摩擦着波波夫的胳膊。“再给我倒一杯酒，然后谈谈你的身世，好吗？”

她那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顿起疑心，对她的兴趣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他也顺着这个女人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自身的经历，特别是他到里斯本的经历，特别是他到里斯本的打算。这个女人看上去对他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她那种搔风弄情的热情早已降到了零点。这下倒验证了他的猜测：她是德国间谍！此行是为了了解自己对希特勒的忠心！于是波波夫故意把快喝尽的威士忌酒瓶子递给了她，说道：“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你就把它带着吧，你已经在情场上搞到了你所需要的故事。”

第二天，波波夫向上司汇报了公务后，卡斯索夫严肃地说道：“关于那姑娘的事，你再不要追查了。头对你的警觉性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9。2 “三驾马车”

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一下班机，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就迎了上来。

“波波夫先生吗？我是乔克。堆斯福尔，是MI6处的，史巴雷迪斯已经通知总部说你要来。见到你真高兴。”说着，拿起他的行李招呼他上了车。很炔，车便停在下榻的萨瓦饭店。正当波波夫填写住客登记表时，一个精神抖擞、宛如好莱坞电影明星的英国军官走了上来：“嗨，你好，波波夫！我叫罗伯逊，是MI6处BA1科的科长，负责编造对付敌人假情报的鉴别工作。我的工作名称叫’塔尔‘，希望能对你的情报搜集任务有所帮助。”

于是，在塔尔的陪同下，波波夫终于踏进了他真正的服务机构——MI6处的大门。这是一套由情报机关祖用的舒适的公寓式建筑。在这里，大约有十二、三个官员对他轮翻进行了4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他又被带到一间摆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被引荐给一位50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介绍，他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MI6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

“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所有情报员都要向我仔细汇报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表扬你的汇报呢。希望你能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未及思索，波波夫很快就和罗伯逊一起来到了少将家。主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孟席斯太太，更是举止得体、温敦善良。她一见波波夫，就立即把他介绍给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迷人姑娘。

此人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便出逃到英国来。嘉黛似乎对波波夫很有兴趣，她那双迷人的大眼充满了柔情蜜意。看着这个女子，他感到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暗流冲击着心房，真希望和这个姑娘多呆一会。

在稍事休息后，波波夫便在MI6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举例说，他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就在此时，那位嘉黛姑娘也来到波波夫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她风貌诱人，花枝招展，色情放浪。她带着波波夫一个接着一个地参加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拉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当然，她还频频地为波波夫提供上乘的床上服务，当他把头放在她那魅力无穷的大腿内侧时，便知道这辈子再也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在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份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他们的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果然，一切都按照MI6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波波夫心中又涌起一阵阵临战前的激动。只是在嘉黛驱车为他送行时，他才感到一阵难过。在机场，当他抚摸着她那娇嫩的皮肤时，一种炽热的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们都明白，生活是短暂的，也是坎坷不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诚实和讲究现实。生离死别随时威胁着人们。永恒只能作为一种抽象尺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男女性爱之中。但当飞机升空时，望着逐渐模糊的伦敦塔，达斯科心中不禁高喊：“我会回来的！”

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波波夫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

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微未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当他听到嘉黛。沙利文和波波夫推荐的另一个情报员狄克。梅特卡夫时，就象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了解和控制。一个出色的间谍，绝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色情混为一谈。”真是个老奸巨滑的“狐狸”！最后，他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这后来成为其主要收获之一：“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它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不久，嘉黛和狄克就被发展为双重间谍。与阿勃韦尔经营的其它双重间谍不同，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逆用的”。他们分别取了一个代号，叫“胶水”和“气球”。鉴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党党员，所以塑造成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她专门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去搜集政治情报和机密，以及有关新的军事司令员和其它新的任命等情报。

狄克打扮成出于贪财的动机，向德国谍报部门频频输送准确的情报。鉴于波波夫手下已经有了两名新成员，组成了一个小组，英国情报当局认为应该给他取一个新的代号，叫“三驾马车”。随着两名情报员征募成功，他在阿勃韦尔的圈子里也愈加光彩夺目了。这使得他的工作就比以往顺利多了。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三驾马车”制订了一个名叫“迈斯德计划”的洗钱方案。以往阿勃韦尔对“逆用”间谍的情报费总是用外汇支付。按照英国的法律，凡进入英国的外国人，其所带外汇都得换成英镑。换钱时，每张英镑上的顺序号都要记下来。一旦情报小组中的一人被捕，那么从他腰包里的钞票号码上就可以将其它的人一网打荆为了避免被“发现”的危险，“三驾马车”找到了一个有钱的戏院老板，后者同意由他出面兑现英镑，然后用他帐上别的钱来支付给“三驾马车”，此计划顿时赢得阿勃韦尔的赞赏。

接着。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送去了一个报告，说明英国已对毒气战作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同时，“三驾马车”还喂给敌人许多政治情报，这些情报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威望。大部分通过“胶水”送过去的政治情报在反对最高统帅部的心理战中起了作用，“马基雅维里计划”就是其中一例。英国海军想让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的任务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德国人。为此，“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叫伊文。蒙太古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因为是犹太人，因此对德国人要打赢那场战争怕得要死。他听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可怕的故事，如把人放进烤箱里烤死等等。因此他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某种人生保险。达斯科乘机和此人结成了好友，并请求他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设法送给德国人。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三驾马车”手里，而德国情报部门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把它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9。3 山姆大叔的大棒

一天，阿勃韦尔突然通知波波夫准备到美国去发展一个谍报小组。卡斯索夫对他说：“日本可能要同美国开战，我们也不能坐视。美国老是在我们的后背搔痒，给邱吉尔和斯大林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使我们的士兵一个个被美国坦克碾得粉碎。我们不能再让它如此猖獗下去！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先发制人，而间谍战是首先应予重视的。我们在美国的组织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搞得一塌糊涂，这帮家伙都成为美国反间谍机关的笼中之鸟，等待着束手就擒。因此，卡纳里斯将军将重新组织一个与德美联盟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的前哨情报站。很走运，他选中了你作开路先锋。”

在征得英国情报当局的同意和支持后，波波夫以南斯拉夫新闻部驻美国特派员的身份飞往纽约，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使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没有机会密告由美国开往英国的货船离港日期及其船上所载的武器资料和军用物资等情况。

此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及时通告日本入侵美国的消息也成为此行的重要任务。临行之前，波波夫借口监督和指导“胶水”与“汽球”的工作，帮助他们独立工作。同时也为了让德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又搜集了各种情报，估计这样能博得他们热烈的掌声，并热情地欢送他去美国。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波波夫终于来到了美国，随行的有在百慕大随大流上机的英国情报官员佩珀。两人顺利地经过了海关的盘查，立即有人将他们引到已经预订好的旅馆房间处。在那里，他们和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头子——福克斯沃思见了面。经过一番例行公事般的审问，这位特务头子便告辞而去，临走时只是祝愿他玩得尽兴，重要的话题一个也没有提及。

一住下来，波波夫便开始适应性的社交生活。在他交往的人中，碰巧遇见了一个旧情人，她是法国电影明星，正在加利福尼亚拍一部电影。两人一见面，往昔那种如火如荼的恋情就一下子恢复过来。他们一同到海滩去游玩，在9月的艳阳下的迈阿密海滩上翻来滚去，感到身体快要爆炸似的快活。两人频繁做爱，在呻吟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黄昏。一天，两人正在半梦半醒的当口，波波夫突然发现海滩上有个男人在向他招手。他对半颠半痴的女伴说了句对不起，便向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对不起，波波夫先生。你在饭店的登记簿上写的与那个女人的关系是夫妇，而实际上你根本没有与她结婚。”那人手里拿着喝剩的啤酒瓶说道。

“我一时想不出和一个女孩同房的更好办法，我想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你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钱夹子来。”

“我看不用了吧”那人边说边亮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我们是奉华盛顿的命令来这里的，我们正式向你提出警告，你违犯了联邦妇孺法。另外，胡佛先生想跟你谈点公事。”正说着，另外两个人从暗处闪出来，连推带揉地把波波夫弄进了林肯防弹大轿车，一阵风地向华盛顿方向驰去。

在联邦调查局的议事大厅里，埃德加。胡佛召见了波波夫。

几句寒暄后，胡佛虎视眈眈地说道：

“我领导着世界最廉洁的警察机关。但你却在6个星期里搞了一套豪华的房子不说，还追逐电影明星，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法律，甚至企图腐蚀我的部下。我现在告诉你，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说着，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仿佛不这样做便难以发泄他的怒火。

面对气得浑身发颤、脸色铁青的胡佛，波波夫倒镇定下来。

他款款答道：“我到美国来，不是为破坏你们的法律来的，也不是为了腐蚀你们的组织来的，我是为了帮助你们备战才来的。我曾以各种方式给你们带来了严重的警告，确切地提醒你们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和什么人将向你们国家发动进攻。我手捧银盘，拱手给你们献上了敌人最新设计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工器材，这是你们的间谍一年多来一直想发现而没有发现的东西。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发现这种特工手段，这种东西就会给你们造成许多危害。此外，我来美国的目的还要帮助你在你们的国家建立一个反间谍组织。我想，我刚来不久，就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见面礼，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

“你他妈的是什么骗人的间谍，自从你来到这里以后，没有一个纳粹狗与你联系。你跟所有的双面间谍一样，你苦苦恳求提供情报，为的是出卖给你的德国朋友，换取大笔的情报费，成为一个花花公子。你这无赖，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这次令人厌恶的会见使波波夫万念俱灰，情绪异常的低落。

尽管双方合作十分不愉快，联邦调查局还是碍于英国方面的请求，给达斯科付了点报酬：他们提供了一些次要的情报，只是一些有关飞机坦克生产的情况和1941年、1942年军备预算的数字。

但这些情报要是交给阿勃韦尔，显然少得可怜。万般无奈之下，波波夫只好来到第43号街的《纽约时报》大厦，把最近6星期的报纸翻了一遍，结果选出了比联邦调查局提供给他的还多十倍的材料。其中有关各种关于生产、军队训练、海军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和数字。再加上他那天才的想象，便把这些报纸上的道听途说改头换面，假冒成了地道的绝密情报。

过了不久，波波夫接到里斯本来的邮袋命令，让他从纽约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和纳粹在美洲的情报网接头。

（因为美国的纳粹谍报组织刚被胡佛清洗了一番，因此在美国接头显然十分危险的。）波波夫根据显微点上的指示到里约热内卢的美洲电机厂会见一个叫作艾尔弗雷德的人。两人见面后，波波夫对那个出来迎接他的衣冠楚楚的人说道：“卢道维柯（德国驻美大使馆一秘及美洲间谍网头目）派我来的，我的名字叫伊凡。”

“我正等着你的到来呢。你在英国所干的出色工作使我们十分仰慕。”

“美国比不得英国，因为美国缺乏较理想的条件。”

“是呀，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帮忙解决几个小问题。我想从美国得到一些我所需要的情报。我希望直接拿到的第一手的答案，我有能力作出鉴别。”

“我很高兴为你效劳。不过我愿意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清水中游泳。而在美国，你从来也不会明白是否在与一个内奸打交道。

至于材料的转移，也是个大问题。”

“一些技术设备和材料运到这里是容易的，我有办法把东西运到加拿大去，在那里可以通过一个棉花出口商转换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你必须谨慎小心地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提货、交货，这样对你来说是不是容易些？”

“是的，我想我有办法把它们办好的。”波波夫回答说，因为他至少可以请联邦调查局来帮忙。

“那很好。现在再谈谈你需要知道的有关无线电收发报的注意事项，也就是与汉堡和玻利瓦尔联络的波段、呼号、密码和信号，以及收发报时间等等……哦，对了，我会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做成显微点告诉你的。”

其后，艾尔弗雷德又把波波夫介绍给一个巴西珠宝商卡洛斯。阿尔玛特罗（后来波波夫才知道此人是南美洲纳粹谍报组织的头目），并对他说：“好极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转信点了。

你可以用密写剂给阿尔玛特罗写信，以后有了显微点仪器，你还可以把显微点寄到他那儿去。他是我很好的伙伴，寄到他那里的信都会直接送给我的。”

纳粹间谍与达斯科接上头的同时，英国情报部门也听到他在美国面临的尴尬场面，专门派员到美国协助他的工作。被派来的人是英国MI6千里达情报站的站长，化名“雀斑脸”。他俩在巴西千里达港见面后，便一起坐上到纽约的客轮向美国驶去。

船近墨西哥湾的时候（当时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扩音器里传出了通知，要所有的旅客都集中到一等舱的休息室去。船长的脸色看上去十分阴沉，等到所有的人都到齐后，他用葬礼般的语调宣布：“日本海军袭击了珍珠港。”这一消息使波波夫万分自豪，因为他相信自己早在4个月之前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警告，相信美国舰队一定狠狠地挫败了日本人。但是，接着传来的坏消息使他惊愕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自己千里迢迢送来的情报竟然丝毫未起作用？！他开始怀疑自己，更怀疑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僚作风来。事实上，在美国联邦调局的文献中也写有：“三驾马车”带来的情报提纲中……包括了珍珠港将最终遭到袭击的内容。连胡佛也不得不在他的《自传》中承认：“现在，我们才知道那个巴尔干的花花公子不仅是奉命来搜集我们原子能工程的情报，而且我们也曾发现他用日本袭击珍珠港作诱饵，让我们为他心甘情愿地透露我们月产多少架飞机，有多少架已经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交货，有多少个美国飞行员在受训等情报。但是，不管他是为谁效力，我都要把他从美国踢出去！”

果不其然，波波夫的情报源不仅被掐断了线，而且他发现自己房间的电话也有人在窃听，所到之处总有两三个“鬼影”盯住他不放，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不会再和“三驾马车”合作了。鉴于他在美国已无事可做，德国方面因西线战事又起而逐渐失去了对大西洋彼岸的兴趣，几次三番地催促波波夫回里斯本重新投入对英国的谍报工作，于是“三驾马车”终于离开了纽约，离开了“山姆大叙的大棒”。

9。4 蛰伏待命

由于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质次量寡，里斯本德国谍报台对波波夫的美国之旅颇有微辞。为了打消德国人的疑虑，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一见到卡斯索夫，波波夫就把英国情报部门事先替他编造好的“大象”的故事讲给这位老谋深算的顶头上司。

“至于这趟美国之行嘛，可以说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柏林当局应该比我懂得多，我并不具备去美国工作的条件。

你们把我送到那里就不管死活了，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有社会关系，只有几张可怜的美元和一大沓催要情报的密写信。不过，我还是凭自己的身手，搞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由于保险工作难以落实，我才没敢冒险用邮寄的方式把它们邮给你。这下我可以完满地交待自己的工作了。”

接着，波波夫滔滔不绝地把“雀斑脸”在纽约教给他的那一套原封不动他讲了出来。首先是有关从美国发往英国的物资数字，特别是飞机供应情况。此外，他还把英国的“火炬战役”有意地“描绘”了一番。“火炬战役”是英美联合进攻北非的计划。

在准备过程中，要想掩盖盟军在直布罗陀布置了海军和陆军显然是不可能的，索兴给德国人说说这一情况也好。同时，为了不使德国人注意这些加强兵力的具体部署，他又告诉卡斯索夫说，据可靠消息，马其顿的军事形势糟糕透顶，人们挣扎在饥饿线上，英国人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忙着拯救这一危机。最后，波波夫又将消息源和“气球”与“胶水”正在专心经营的谋略计划协调起来，说美国和加拿大要联合发动一次战役，进攻法国和挪威。

听到如此重要的消息，卡斯索夫不禁陶醉起来，脸上的温色也消失了，他兴高采烈地对波波夫说：“我们一直对你充满信心。

对你的美国之行，柏林方面也只是认为你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电影明星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工作上。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点过于苛刻，请你不要在意。那么，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呢？”

“目前我想暂时隐藏一下，”看到鱼儿已经上钩，波波夫故弄玄虚地说，“我在美国花了南斯拉夫一个银行家巴罗尼的8oo0美元。他现在里斯本，如果我不立即偿还这笔钱，那么我的声誉将一败涂地。这样，我什么事情都别想再干了。”

“这个问题可以设法解决。我想，你现在最好去英国。那里很需要你的统一领导。”

“那……好吧，也许这次我就会被英国人逮住判处死刑的。”

波波夫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喜，却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1942年11月，波波夫再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这次他做了长期居住的打算，在鲁特兰门附近租了一座小小的别墅，紧靠着海德公园。在他住进去几个月以后，突然一个漂亮的英国女演员莉莲。格雷也租了隔壁的黄杨别墅。她是瑞典伯蒂尔王子的未婚妻，伯蒂尔是海军中将的孙子，在一次间谍案件被揭发后，被派往伦敦任海军武官。英国当局怀疑瑞典驻伦敦使馆的前任武官奥克孙。斯特纳上校向德国机关泄漏情报，但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结果，斯特纳还是被罢官免职，为了使这个职位不被怀疑，瑞典政府派无可指责的王子去接替。然而，情报还是不断地泄漏出去。

为了弄清这件事情的原委，英国陆军部命令达斯科在扩大情报网的同时，负责从阿勃韦尔那里调查此事。在约翰尼的帮助下，波波夫借口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高效能的谍报网，拿到了一份德国在英谍报网分布图，并把它交给了MI6处，为了确保波波夫的绝对安全，英国方面采取了十分谨慎的行动，不动声色地捣毁了一个名叫克雷默的高级德国特务管着的一个代号叫约瑟芬的间谍网。正是这个组织，从隐藏在斯德哥尔摩国防部里的一个特务那里得到来自瑞典驻英国大使馆的情报。

鉴于英美联军进攻欧洲大陆日程已迫在眉睫，德国情报机关要求波波夫增派人手，加强情报的搜集工作。为了迷惑德国人，波波夫利用一条偷渡路线，把一些他在南斯拉夫的者关系弄到英国来。头一个被偷渡过来的是托马斯。沙德列克，此人是南斯拉夫海军航空兵的一名军官和试飞员，并在英国航空界享有盛名。

由于他和克萝地亚纳粹新政权的头子宿有旧怨，想除之而后快，使他在南斯拉夫无立锥之地。当他听到内线“无畏舰”的提议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到英国去充当两面间谍，到了英国后，托马斯用“流星”这个化名一直干着双重间谍的工作，直至大战结束。

“无畏舰”为波波夫挑选的另一名重要间谍在托马斯到伦敦后的几个月以后也通过了偷渡路线来到英国。他叫尼古拉斯，是波波夫童年时代的好朋友。此人具有优良的间谍素质，一到伦敦就工作得非常出色。他成了波波夫的情报员，代号为“怪物”。

战后荣获了英国的帝国勋章。

此外，德国人还把3名他们的自己人塞到波波夫的间谍网里来。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只好积极地把这些人接收了过来。但当他们来到英国后，波波夫便通过英国警察当局拘捕了来人。为了避免嫌疑，英国方面机警地掩护了破案的真实动机，并把为其服务的两面间谍也抓进去了一个。

在波波夫领导下的谍报网空前壮大的同时，他们的战术谋略主要转向了发出假的警告和策反上。其目的在于使德国人混淆视听，加重战争失败的心理压力；同时使德国军队在西线保持最大的数量，从而减轻前苏联前线的压力。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斯塔基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了点点滴滴的情报，使其相信在加来港地区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这就诱使德国空军进行侦察，并把轰炸机群引诱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后院，使之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最能说明出奇致胜的一个谋略计划是伪造的海图行动，即“马基雅维里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波波夫想出了一个主意，即把伪造文件和书信放到一个英国军官的死尸上，然后让这具死尸随着海浪冲到西班牙海岸去，表面上看来这象是一次飞机失事。死尸上的文件中有关于向希腊进攻的绝密宗卷。而同时，波波夫又在向德国人的报告中说有许多英美军人应召在苏格兰接受跳伞训练以及英国方面对最近的一起飞机失事事件顾忌重重等消息，使德国人开始相信盟军进攻希腊的结论。柏林当局立即派增援部队去希腊，向撒丁岛派了增援部队，潜水艇也奉命开往克里特。结果，西西里的防御力量削弱了，使巴顿将军得以兵不血刃地冲进巴勒莫城。

在与卡斯索夫的一次谈话中，波波夫根据卡氏无意中透露的一宗德国谍报活动的案件，帮助盟军抓获了一名隐藏很深、危害极大的纳粹间谍，为“诺曼底”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了情报方面的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波波夫去要活动经费，并抱怨说给自己的钱太少了。卡斯索夫见状连忙解释道：“请相信我，我们已尽了全力。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你们更多的钱呢？原因是我们把一大笔钱给了我们的一个情报员，这个人出身清贫、地位低微，但他向阿勃韦尔提供了难以相信的重要情报。”

“什么样的情报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多更好的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甚至有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的一次大型两栖登陆的准备性消息。”

“我不相信。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搞到这些，他必须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他究竟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事实上他是你的同乡，离杜布罗夫尼克不远。”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波波夫和英国MI6处的高度警觉。他们从各方面推测认为，此人很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离阿尔巴尼亚边境最近。MI6立即开始对所有能接触德黑兰会议记录的人员进行了排队摸底。很快，范围就缩小到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随从身上，此人的化名叫“西塞罗”。随着“西塞罗”的被捕，德国在英国中枢机构的特务网已被打击殆荆同时，作为策反的一大成果，约翰尼也倒向了英国一边。

9。5 “太上皇”计划

大约在1943年4月中旬，MI6要波波夫和约翰尼去调查一种德国人正在试制的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新武器。这种武器叫FZG- 76型火箭，英国人后来把它称为V-I火箭，或叫“战车”式火箭。很快，俩人发现在德国皮尼蒙德附近的两家生产小型飞机的工厂正在研制一种发射装置，并了解到他们还批量生产一种无人驾驶、能运载1吨重的炸弹的单翼飞机的消息。英国皇家空军马上派出轰炸机群对该地区进行了密集式轰炸，使德国人的生产瘫痪了半年之久。

就在英国人频频发起强大的间谍攻势时，德国人感到必须加强自己的谍报组织的建设，阿勃韦尔拟订了一个在它掌管的双重间谍中选择一个人用于最重要的谋划，即代号为“太上皇”总反攻的计划中，以期提高谍报人员的素质，挫败盟军的情报攻势。

于是，在阿勃韦尔内部展开了一场评价间谍的活动。

为了不让德国人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入调查，以免从中发现“纰漏；也为了能打入到敌人的核心计划——”太上皇行动“中去，通过约翰尼的牵线搭桥，波波夫认识了阿勃韦尔手下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人叫卡姆勒，是阿勃韦尔一处的中尉情报长官。他的部分工作是对潜伏在世界各地的间谍搜集到的情报作出评价，并转送到柏林。他也是谍报界中层人士中最有可能接触”太上皇“计划的人。于是波波夫便想方设法地和他搞好关系。

卡姆勒是个孤芳自赏的人，他从来不屑对那些特务组长拍马屁；相反，有时候还要干扰这些人的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他太能干、又太有妒忌心了。所以他与卡斯索夫、克拉默等人的关系很不融洽。波披夫抓住他这一弱点，经常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卡斯索夫根本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舒适职位，恬不知耻的夸耀自己而已。时间一长，卡姆勒果然把波波夫看作是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他几乎无话不谈。他偶尔有意无意地帮助波波夫评价一些纳粹特务，使之了解到许多幕后消息。

正当波波夫四处探听德国双重间谍的身价，并以此推测自己的安全系数和参加”太上皇“计划的可能性时，他从卡姆勒处发现在里斯本还有一个阿勃韦尔的特殊间谍网，名叫”奥斯特罗“。

这个发现一度使他思想混乱，因为他原认为自己的间谍网是纳粹德国摆在西欧的唯一一张牌。看来德国人可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者是想通过”奥斯特罗“来侦察自己。必须除掉这个组织，防止后院起火！

通过约翰尼的大力协助，波波夫终于查清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原来，奥斯特罗这个特务组织是由一个名叫卡迈普的人领导的，他领导着3名间谍，分别叫”奥斯特罗1号“、”2号“、”3号“。1号和2号在英国，3号在美国。这个组织蛰伏的时间很长，阿勃韦尔一直把它隐藏得很深，甚至卡斯索夫和克拉默都不能掌握其动向。他们也只听命于柏林方面的指示，不过仅由卡姆勒的秘书费罗琳充当交通而已。

波波夫在侦

Chapter_6

察的同时，立即通告了MI6处。MI6对此案十分重视，专门派员来里斯本协助调查。MI6很快就意识到”奥斯特罗“对”三驾马车“的潜在威胁：它有可能把德国情报机关引向”错误“的道路。德国情报机关对它的信任超过对波波夫的信任，这样不仅会阻碍波波夫参加”太上皇“计划，而且早晚都要暴露。于是，英国情报当局决定清除这个组织。为了不使清除工作引起阿勃韦尔的疑心，从而进行深入调查，危及英国方面的双重间谍网，MI6决定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为了败坏”奥斯特罗“的声誉，”三驾马车“向柏林发出得到证实了的真实情报，使之与”奥斯特罗“送去的情报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当波波夫扫情了通往”太上皇“行动的障碍，准备打入敌人的核心机构时，从柏林的约翰尼那里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德国人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双重间谍网，并对波波夫产生了怀疑。

看来，形势已迫在眉睫，必须拔除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钉子。

约翰尼发现的是一个3人双重间谍，头头是前奥地利骑兵军官科斯勒博士，后就职于阿勃韦尔在布鲁塞尔的情报中心站。科斯勒博士是个犹太人，但却是阿勃韦尔的高级军官。仅凭他的种族，就足可让那些反对纳粹的人认为他是个”敌后策反分子“。

科斯勒通过英国皮特公司驻欧洲大陆的分公司的经理范托建立了他和英国方面的联系。此人诈称帮助英国向德国将军们说明战争的真实进程，以便说服他们向盟军求和，很快就骗取了英国方面的信任。英国情报当局认为此事很有前途，便把科斯勒和范托接纳为双重间谍。前者代号为”哈姆莱特“，后者代号叫”木偶“。

后来，科靳勒又给自己的情报网增加了一名情报员，此人代号叫”鲻鱼“。由于英国方面的轻信，这个情报网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生产和工业的绝密情报。

得到这个间谍的详细情况后，波波夫立即向英国情报机关作了汇报。但鉴于上次清除”奥斯特罗“的行动已受到德国人的怀疑，英国情报部门只能对此小心提防，不能将之连根拔去。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三驾马车“最终丧失了打入”太上皇“行动中心的机会。

为了阻挠德国人的反攻策略——”太上皇“行动，英美决定尽快实施反攻计划——”海王星“计划。为了保证反攻计划的顺利进行，MI6要求波波夫按照既定谋略计划的要点行事：首先要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开始，而且在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批实力更强的部队在同一地区登陆。同时，在波尔多地区可能也有一股部队登陆。此外，还要像虚设假情报员那样，制造假军队。要虚构三支军队，一支名叫美一军，另一支番号叫英国集团军，第三支是美国第14集团军。

为了完成任务，波波夫等人如同进行猎狗迫野兔的追逐游戏那样，设置了一些细小的标记，引诱德国情报机关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师团的驻地、部队的调动、物资的供应、仓库的所在地、修理车间等诸如此类的情报。为了使这些假情报更能迷惑敌人，他们又掺入点滴真实情报以加以润色。

为了愚弄纳粹的窃听机构，波波夫又派人建立了一个高频电台，24小时连续工作，模仿虚设的部队转移情况，不停地从师团向司令部发报；为了欺骗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他们又提供了事先伪装好的假军营的住址情报，使德国人对飞机拍下来的照片深信不疑；为了使德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所汇报的情况，他们又向中立国的大使馆泄漏有关方面的消息，再由其传到阿勃韦尔的耳朵里去。

由于间谍战的辉煌业绩，同盟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完成了”海王星计划“，使德国人的反攻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正当英国人沉浸在胜利在望的狂热和乐观情绪之中时，”三驾马车“又奉命回到里斯本的”狼穴“中，等待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9。6 测谎血浆

由于德国谍报部门在”海王星计划“中损失惨重，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在初到里斯本的一个多月中，波波夫轻松得简直没事可干，于是便到赌场里散了散心。

一天，波波夫正在赌场赌一种赌注不限的百花乐时，来了一群朋友，向他打招呼问好。他们中间有一位貌似天仙、白肤棕发碧眼的比利时姑娘。他们把她介绍给波波夫，说她名叫露易斯。

她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其热情程度显然使波波夫感到与她在一起远比连续赌钱更为快慰。于是他提议到酒吧去喝一杯，露易斯欣然接受邀请。从酒吧到波波夫的房间，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引起波波夫对这个女人的怀疑，直到晚上欢渡情海之后，露易斯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多情。清晨三四点钟，波波夫醒来发现自己单独一人躺在床上。也许是仲夏的晨曦，也许是沙龙的嘈杂声吵醒了他，因为通向客厅的门洞开着。波波夫顿时警觉了起来，开始留心倾听了一会儿，听到他的办公室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这下他明白了过来：露易斯是阿勃韦尔派来监视他的！幸好波波夫从来不在房间里放重要的文件，所以索兴让露易斯翻了个够。

几分钟以后，露易斯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波波夫装着睡着的样子，从眼睛缝里看着她。她走近床边，轻轻地爬上来躺在他的身旁。波波夫见时机已到，使翻个身，用胳膊时支起身子，装出一付睡眼朦胧的样子说：“亲爱的，睡不着吗？”

露易斯转过身来，趴在波波夫的身上说：“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弄醒，我是想找支香烟。”

听了这句话，波波夫把胳膊从她身上伸过去，到床头柜里拿了一包香烟。

“呃，这里才有香烟呢，抽一支吧。”

“真不好意思，”她喃喃地说，仍然把波波夫抱得紧紧的，“我已穷极潦倒，想找点钱花，可是达斯科，我决不是一个小偷，这是我第一次……。”

波波夫闻言把她从身上推开：

“你应该更巧妙一些，我的外衣就在那边，口袋里装满了筹码，你不是看着我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去的吗？你只要捞一把到赌场把它们换成现钞就行了嘛，好吧，你要钱就拿吧，不过你究竟是为谁工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波夫气愤之极，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但还是不肯吐露真情。波波夫见状也不再逼她了，他们于是珍分惜秒，几番云雨，欢度良宵。

经过这件事，波波夫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危险，预感到德国人又要变个花样对他进行审查了。果然，过了几天，约翰尼突然从柏林赶来，对他说：“明晚你将要向反间处的施劳德和纳森斯坦汇报。还有一个新从柏林来的人，他是专门来审问你的。这是我在几小时之前从密码处搞到的真实消息。到时你要汇报的情况是属于绝密级的，既重要又紧急。他们将追根究底，使你绞尽脑汁。他们也不会象卡斯索夫那样彬彬有礼。”

“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当然，你是一只真狐狸，只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可以用智斗取胜的。但如果他们使用测谎血浆的话，那怎么办？”

“测谎血浆？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新从实验室里试制出的一种妙药，叫硫喷妥纳，是一种破坏人的意志的新药。服这种药以后，据说病人就不会说假话。你应该试一下，阿勃韦尔驻里斯本情报站最近运来了一些药。”

“约翰尼，你相信这种药的性能吗？你要知道各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你对酒精的抵抗力是很强的。但这玩意儿是一种致幻剂之类的东西。”

“你能不能搞点那种药，让我先有个准备。”

“也许能搞到。”

下午3点左右，约翰尼果真拿了一包药回来，并带来一名懂行的医生。此人对硫喷妥钠的作用颇有研究，并且对纳粹忌恨如仇。

“25毫克”，医生用皮下注射器量了量剂量。“这个剂量足以使神经系统处于半麻痹状态。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到隔壁的房间来找我。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所反应的。”

很快，波波夫便感觉头晕、恶心、想睡觉。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好象显得非常有趣而奇怪，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当波波夫感到舌头膨胀到口腔都装不下时，对着一旁的约翰尼叫道：“约翰尼，来吧，开始吧。你就从我们戏弄那几个盖世太保的笨蛋（指他们在弗赖堡大学的小闹剧）那儿开始提问好了。”

约翰尼开始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胡乱地问到波波夫的家庭、童年时代以及大学时代等情况，接着便把问题转到英国，问他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和所接触过的人。结果波波夫不是回避，就是否认，或是撒谎。虽然他说话有些困难，但回答的答案却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看来在药力完全发作的情况下，波波夫还是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对他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测谎血浆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测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询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象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波波失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下午5点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被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但是，接踵而来的则是包藏着祸心的问题。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

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瓶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

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是蒸馏水而已，而给自己注射的却是测谎血浆！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不一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昏目眩，两脚悬福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行动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棋高一筹，事先对此就作了防范，结果使米勒终于打消了疑虑。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此人是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启用他。显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他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奖金。

1944年5月上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剧作即将上演前的彩排日子。对德国情报机关而言，他们要求的情报提纲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提纲中所用的答案得认真编造、仔细研究，务使它们与盟军的战略计划相吻合，并能取信于敌。必须通过电台发出新的情报，使盟军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战斗序列形象更加伟大壮观。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双重间谍人员部以高昂的情绪工作着。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情报的检查与校对，使之互相协调，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些容易被忽略了的细节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MI6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乘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然后潜逃到比利时，我们到那里接应你。”

听到这个消息，不啻五雷轰顶，波波夫禁不住一阵晕眩，他本能地感到，其他潜伏在德占区的谍报人员都会被德国人逮捕起来，严刑拷打，直到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结束他们的生命……于是，波波夫星夜兼程地赶到里斯本，开始营救和组织逃亡工作。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为时太晚，几乎在“三驾马车”手下的欧洲谍报人员都没能逃脱纳粹的魔爪，就连他本人，在营救过程中也险些被纳粹抓获。

很快，纳粹的统治在大炮声中土崩瓦解了，作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的“三驾马车”的工作也彻底结束了。历史最终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束语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然而，在熙熙攘攘的英国海德公园的公墓群旁，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总能发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不分春夏秋冬、不管雨雪风霜，每个星期天的黄昏都会在这里安详地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他就是为二战立下赫赫功勋的世界超级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面对如血残阳，这位老人是在垂悼亡友，抑或是在眷念往事？也许每个人都会对此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每个人都会铭记：历史不会忘记这些为人类幸福而孜孜奉献的人们！

10、笑面虎——武尔夫

人类就象一个永恒的竞技场，在这里，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不断较量推动人类社会向某一难以预测的方向前进。这个竞技场中的表演者无疑就是人本身。然而，由于不同的人的素质、背景和遭遇各不相同，他们表演的角色、水平也就仪态万千。

武尔夫，这位谍报史上的天才人物，无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表演。作为一名双重间谍，他一面为二战时的同盟国搜集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为正义战胜邪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方面，他又以虚假情报成功地欺骗了纳粹德国，以致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仍将他视为忠诚于纳粹的间谍。他的精彩表演已受到当代人的交口赞誉。

10。1 暮色朦胧的空降地

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人们想出了种种避免更大灾难的非战争手段，那怕是令人最讨厌的不光采之举。

1940年9月6日晚，在英国白金汉郡的一片田地里，夜色朦胧。只听见隆隆飞机发动机声由远而近一滑而过。空中摇摇晃晃出现了一个黑点，由高而低，由小变大，迅速下垂。大约在距地面四五百米的高空，黑色物体下降速度突然变慢，随即在其上空出现了一个锥形大包。一阵渐浙沥沥的声响过后，那个黑色物体连同上面的锥形包一起稳稳地落在田野中。

浓浓的夜色缓缓褪去，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色变亮的时候。

一位农家少女发现庄稼地里好象有人踩过。就在她返回家的路上，她发现了一位眼光异样的陌生人。按照警察局长前几天的吩咐，她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警察所。

一个小时后，这个陌生人被带到埃尔兹伯里警察所，军情五局的军官们立即确定了他的身份。

他是一名27岁的瑞典机械工，代号3719号间谍，昨晚被空投到当地，充当德国间谍。经审问得知，他乘座的是一架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卡尔。加顿费尔德少校驾驶的全黑色海因克尔。伊尔飞机。加顿费尔德被特地挑选来担任德国间谍空渡到英国的任务。

3719号间谍的真实姓名是：戈斯塔·卡罗里。他曾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英语非常熟练。他的母亲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卡罗里便与他们共命运。

由于在降落时，他所携带的特制德律风根收发报机击昏了他的头，因此没能避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设下的警戒网。卡罗里曾是引起德国秘密情报机关注意的征募人之一。他被选为德国入侵英国之前潜入英国的德国间谍先遣队员。在汉堡，卡罗里接受了阿布威军官们的严格训练。从英语到英国地理、历史，从情报人员的情报意识到情报的收发密码，训练非常全面。最后，阿布威的军官告诉他：当他着陆时，整个英国已处于一片混乱，他很容易进人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那里的特工人员将迎接他的到来，并给他以极大的帮助。最后，卡罗里还被告知，在他进入英国后的几周内，德国就将占领英国。

卡罗里被编入一个称作“莉娜队”的间谍小组，负责管理他们的是汉堡空军一处的尼古劳斯。里特少校。空投间谍任务仅仅是德国“海狮计划”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英国军情五局和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特别分部已打入了这个间谍网，而且正在操纵这个网中的一名间谍分子充当双重间谍。而德国阿布咸组织却丝毫未发现。

无论德国人怎样制订他们的间谍潜入英国的方案，英国的反间谍组织皆了如指掌。事实上德国人在英国长期经营的主要间谍网已被全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军清五处的陆军少将弗农。凯尔爵士曾准备了一份一旦英国宣战将予以逮捕的德间谍人名单。

英国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使用双重间谍的建议，诸如被战争卷入军情五处的那些大学、精神病学者和热心的谍报军官。但是，假如没有温斯顿。邱吉尔的全力支持，这种妙计是永无实施之日的。在文洛事件之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的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当时，迅速获取情报只能靠从纳粹那里刚逃出来的人的口供和空投英国的敌特分子。

英国军情五处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这就是BI（a），未来双重间谍运用体制的核心和胚胎。它是一次小心谨慎的实验，开创了反间谍活动和假情报艺术的新篇章。实质上，它等于是破获间谍与向敌人不断供应假情报的结合。但由于它与众多部门的权限密切相关，因此实施起来十分困难。从外交部、军情五处和六处、作战部、海军部、空军部到内部安全警务部，无论多么复杂，作为一个真正的经管双重间谍的机构，它确实是情报机构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

1940年，军情五处处于混乱之中。他的第一把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弗农。凯尔，也是军情五处的创造人，已经退休，然而他留下的事业却无人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军情五处把其中一部分搬到了“苦艾灌丛”的英国监狱。在那些日子里，甚至连上流社会人士出门也要乘坐公共汽车。当汽车到达监狱所在的车站时，售票员就高声喊一声：“军情五处的人全部下车啦！”

后来，军情五处的那些业余人员们建立了被称之为双重间谍运用体制的一整套策略和方法。它从BI（a）开始，发展成为一个由双重间谍委员会控制的组织，其主席是对德国了如指掌的马斯特曼爵士。

讯问卡罗里的BI（a）军官们将他带回到他降落的白金汉地点，要他找出他隐藏的降落桑这对军情五处来说，并非无谓之举，它对了解德国空降特务的行踪很有价值。在英国军情五处的威胁下，这位被德国一直视为敢作敢为智勇双全的卡罗里，现在显然已经瘫软下来，并且愿意同英方合作。

卡罗里被推上一辆汽车，飞快地奔向里士满，那里有军情五处的一个秘密拘留中心。这座大厦是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建筑的西翼有一组由30多间单人牢房组成的有高度安全设施的房屋，内装有最现代化的录音设备和监听装置。拘留中心的头头是“假眼”斯蒂文斯上校。这位戴单片眼镜的“独眼龙”上司，使他的所有囚犯甚至手下人望而生畏。审讯地点在这座大楼的最下层，由斯蒂文斯和斯廷森少校主审。

他们向卡罗里透露了他们所获得的情况，如此清楚与详细，立即使卡罗里精神上垮了下来，他感到自己简直是德国阿布威的玩物。他外向的性格立即在斯蒂文斯这个“独眼龙”的冲击下，变得温顺听命。他感到性命攸关的震惊。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就只想如何幸存下来，免遭处死。谈判后，交易达成了。卡罗里与BI（a）中心的罗伯逊少校达成协议，在免除死刑的前提下，他愿意同英国合作。为了把这笔交易敲定，他又提出：假如军情五处同意给他的一位同志同样的待遇，他将说出此人预定在最近几天内抵达英国的详细计划。

德国派往英国的3725号间谍的计划就这样被泄露了，这个新间谍就是武尔夫。施密特。

10。2 进入射程

武尔夫。施密特，父亲是德国人，曾服务于德国空军，母亲是丹麦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被母亲从德国带回丹麦，住在丹德边境地区。武尔夫不仅是德国公民，而且已加入纳粹党。

武尔夫是一个身材颀长、金发碧眼的帅小子，富有才华。他非常喜欢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哲学思想，是个地道的纳粹追随者。外表看去，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具有彻底的负责精神和健全的神志。他是吕贝克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受纳粹所谓瓦格纳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个时期他就开始热衷于维护祖国的狂热行动。

他乐于冒险的性格，使他自然成为德国秘密间谍人员的招募对象。

武尔夫。施密特后来被普雷托里乌斯选中，主要在于他对丹麦的了解，在纳粹入侵丹麦时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施密特本来就能读写英文，也能说一点，但却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他作为德国阿布威的间谍被派往英国前夕，接受了全面的训练，从他的语言上、间谍技能上等等。据说由于施密特悟性高、名声好，里特少校才确信他是派往英国的理想人物。施密特曾在欧洲、非洲等地广泛旅行，当里特问到他愿在他的英国假证件上用什么名字时，他说，他能想到并且喜欢的是哈利。约翰逊这个名字。

1940年9月19日夜间，武尔夫。施密特登上一架德国军用飞机，朝英国飞去。他想着，几个星期之后，也许伦敦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地了。当3725号跳出他的飞机向剑桥郡和哈福德郡交界地区伞降时，他还洋洋得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堕向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正在施密特打开伞向下降落时，他突然发现飘移的方向在变化，他正在越来越近地靠近一个飞机场尽头的高射炮群。他意外地发现，炮兵好象毫无觉察，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心中忽然一亮，是不是这个飞机场已被纳粹的其他先遣部队占领了？着陆时，他的降落伞碰上了一棵树，他的足踝在黑暗中被扭伤了。埋藏了降落伞，他一瘸一拐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教堂清脆悦耳的钟声给他一种平安无事的感觉。

七八月里，英国几乎每夜都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在空袭的掩护下，不少纳粹间谍分子被空投到英国乡村。当3725号着陆时，德国最高司令部某些指挥官乐观地认为，对英国的入侵战略行动，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实施。

施密特放好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在村外的树窝里寻找了栖身之地。黎明时分，他试图寻找失落的手枪，结果没有找到。

在村子里，他买了一只新手表，吃了一份早餐，然后，他决定去火车站。

疼痛的脚使他行走不便，在走过一个村口时，看见了一台抽水机，于是他决定去洗洗脚，以减轻痛苦。就在他洗脚的同时，一个国民巡逻兵走了过来。“请拿出你的证件，先生”，他的外国口音，加上伪造的英国身份证，使这位巡逻兵觉得有些诧异，于是，他被带往剑桥警察局。

3725号间谍不知道，在他空降前夕，他已彼出卖。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早已通知他降落地点的陆军和警察当局。一名陆军军官和一名下士已经在附近的一个谷仓那儿听到黑暗中飞机飞近的声音。声音消失后，下士发现了一把降落伞消失在树丛中。军官和下士立即开始了跟踪。正当他们不紧不忙的观察时，国民军巡逻兵已捷足先登。要把这个德国人弄到军情五处，看来他们不得不立即插手，一旦一个间谍在公开场合被抓，就不再可能成为双重间谍，因为德国无论如何也能得到他被抓的消息。

军情五处的军官们很快见到了这个相貌堂堂的德国3725号间谍，他们用德语对话，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化装的德国间谍来迎接他呢。当他意识到他已被俘时，他感到极为震惊。经过短暂的查问，他被塞进了一辆黑色货车，驶往军情五处020营地。

武尔夫。施密特对自己突然被捕感到十分吃惊，更为惊奇的是，他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按照训练时阿布威的理论和出发前训练官员告知他的，他将看到的英国居民狼奔狗突、乱作一团，如同在法国、丹麦和荷兰所发生的一样。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从他偶然听懂的警卫人员的对话中，他也获得了同样的看法。

汽车绕过白厅，缓慢地驶过议会大厦和威斯特敏斯特。施密特看到如此熟悉的道路，如此熟悉的议会大厦，他的念头在翻来覆去的变化着，就象上下抖动的车轮。

由于卡罗里详尽地报告了施密特的情况，因此，在英国反间谍机构中，才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的外国进入英国的人的档案材料。

军情五处把武尔夫。施密特看作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对象，他们试图先在精神上摧毁他的防线。

审讯立即开始。他面前是两名陆军军官和哈罗德。迪尔登博士。迪尔登博士毕生对侦探事业感兴趣，是一个侦探小说迷。他身着便服、衣衫褴楼，香烟灰沾得满身都是，一头蓬乱不堪的自发，看上去令人生畏。

“当我被带到那里审问时，我被这位穿便服的奇怪老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正在翻一本杂志，我走进来时，他只瞥了我一眼就又继续翻看着杂志。我简直不能将我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

几年之后的施密特这样讲述着他当时的感受。

审问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交谈，很少提什么问题，仅仅提出种种暗示，如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什么情况等。

“加顿费尔德！”当一名审问官刚提到他的飞行员的名字时，施密特立刻惊叫道。他难以相信，难道连他的飞行员他们也知道？

施密特并不象卡罗里，不断地审问、威胁和利诱，不可能立即生效。但是军情五处的时间不多了。他们估计，施密特的上司也许期望他3天之内要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向他汇报，否则阿布威就会认为他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电讯联系的任何延误，都可能引起阿布威的怀疑。于是，审问暂停。

审问官们开始商议对策，看施密特会发生怎样的心理反应。

他能与英国合作吗？如果可以，可靠程度如何？

迪尔登感到，施密特并非像卡罗里那样容易被吓倒。他认为，在某些方面，施密特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恰恰由于这一点使他比卡罗里更有价值。施密特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性格倔强、意志坚强。

迪尔登认为，有一点使军情五处大大占了施密特的上风，他已感到震惊。一旦他明白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他就会从内心里垮下来。在施密特身上，有一点必须利用，那就是他有幽默感，这正是他可能转变的因素。

BI（a）最优秀的领导之一逻伯逊上校立即大加称赞：我的天，你说得对极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施密特使我想起了谁呢？现在，你一提起幽默感；我就知道那是谁了。他大象哈利。塔特，那位音乐厅的喜剧演员。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把他转变过来，我提议他的代号就叫塔特。如何？

“好主意”，立即有人应道。

不久，阿布威的3725号就成为英国谍报机关控制下的双重间谍，并以“塔特”为代号。

施密特可能已猜到他的朋友卡罗里出卖了他，但也可能他还在纳闷，是不是英国已破译了德国的“伊尼格默”密码系统。渐渐地，他终于感到，如果不合作，等待他的将会是绞刑架。

很久以后，施密特回忆说他的审讯者们对他“一切都非常文明、友好，常常拿我开玩笑。”

结果，施密特很快招认了他到英国来的任务：获取各个造船中心的军舰修造所的情报。之后，他的主审官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告诉他：卡罗里已被捕，并且什么都说了。然而，施密特却宣称，他决不背叛他的国家。

10。3 双重间谍

既然已落入猎手之口，同意合作，他被要求立即发一份无线电报给汉堡——沃尔多夫。

就这样，塔特在军情五处的控制下发出了第一份电报。电报简明扼要，而且使用了塔特宣称阿布威认出是他的风格的那种习惯用语。为了证明塔特是否完全站到了英国的一边，军情五处要求塔特在电报中加上了一项要求：亟需经费和一个收发报机电子管，希望这些东西能由另一个间谍带来。幸运的是，阿布威已作出了决定，派遣新人，增加他们在英国的间谍人员数目。

新派来的间谍是塔特的老同事，一个29岁的党卫队冲锋队大队长，名叫卡尔。里希特。

拍回英国的复电说，卡尔。里希特将携带经费和一个电子管伞降英国，并要塔特到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接头。

里希特于1941年5月13日夜里被空投在哈福德郡的一片树林附近。结果，他一着陆，就被一名警官逮捕。他的被捕已使当地众多的人所知，因此，里希特被作为间谍送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12月在沃兹沃斯监狱被绞死。结果，计划落空。

到这时，军情五处的官员才确信，塔特不会对他的新主人耍什么花招了。马斯特曼将塔特视为他的双重间谍杰作。他赞誉说：“他成了我们最可信赖的无线电谍报员之一，而且，作为谍报员，保持了长距离通讯记录，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5月，他始终为我们从汉堡收报或发报。他的工作具有巨大的价值。最初是为了反间谍目的，后来是欺骗敌人。他帮助我们从德国人那里搞来了大笔金钱。直到末了，他仍被德国人视为间谍中的’明珠‘。”在阿布威的档案里，他的领导里特迩少校这样写道：“3725号间谍抵达后不久就积极为我方异常勤奋地工作。除按时发给我们气象预报以外，他发来了关于机场及其它战略目标的情报。所有这一切，柏林主管当局均予高度评价，认为是极有价值的。”

如果塔特真的象人们所曾猜想的那样，向德国人发过一些有关英国方面的情报，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阿布威间谍的身份。同样，他也会被英国人抛弃。

要使塔特保持长久的双重间谍身份，避免发生背叛变节行为，就必须给他象通常间谍一样的自由，譬如对英国生活进行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对兵工厂和飞机生产以及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等等。这样做，也许好处更多。当塔特亲眼看到遭德国飞机轰炸后的英国，仍然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人民仍然在欢笑、在歌唱、在赢得战争的胜利，他就可以建议什么样的情报最有价值，既达到欺骗的目的，又使得德国人完全上当。

塔特按照阿布威派给他的任务，定期地发送着有关英国战斗机地和军舰制造计划方面的情报。内容包括：夸大机场被轰炸后损失的程度，诱开德空军轰炸的目标，提供假的军舰制造计划，低报新的飞机和装备产量。塔特成为BI（a）政策下最优秀的双重谍报人员。

生活的单调、孤独使塔特时常想起家人，他在给阿布威的电文中，多次询问他的家庭情况，起初阿布威没有回电，后来汉堡方面不得不复电于他，转告一些他家里的新情况。

在英国，塔特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并不知道他是个德国人，从口音中，他们只觉得塔特是一个口语蹩脚的英国人。

在哈福德郡的一个农场里，有一位女工美丽漂亮，她时常出没于哈福德。一日，她在商店购买一周的生活用品，目光无意中与塔特相遇，两个人对视的眼中释放出了强烈的欲望，在走出店门的同时，塔特走向这位农场女工，他们开始热烈地攀谈起来。

之后，他们频频约会，尤如干薪遇火，他们不久便结了婚。后来塔特向阿布威报告说：“我刚刚当了一个七磅重的儿子的父亲。”

这次，汉堡方面似乎很少关心他的个性和倔强的处事方法、他对钱的渴望和他的滑稽又直率的幽默感。

事实上，塔特一直被阿布威作为优秀的间谍人员看待，这种看法随着战争的继续愈加提高。他提供了在德国人看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卡罗里在企图逃跑未遂之后不再从事间谍活动，德国空袭的目标损坏程度等等。远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里特少校就已提议授予塔特一级铁十字勋章。塔特是丹麦人，为了使他得以受勋，阿布威通过无线电报特准他加入德国国籍。铁十字勋章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在战争还没有进行就授勋，特别是还使用了宝贵的无线电通报时间，这在世界谍报史上确是绝无仅有之举。

塔特有一双谁也替代不了的手指头，一次他的手指头受了伤，在一短暂时间没有有效地发报；他不得不因此向德国人请求原谅。虽然英国军情五处已给他配了一名报务员，他仍一直亲自干。

人们总以为，既然培特的德国主子已对他的忠诚和能力奖掖有加，英国必定会以一种心理上很体面的方式对待他。得到铁十字勋章，可能会使一些谍报人员认为背叛祖国是一种罪恶。然而对塔特来说，却是受之即忘，毫不在乎。塔特可以粗鲁地对待他的主子们，甚至当他收到他们给的钱时，他竟然对他们说他“今晚要狂饮一通”。他还曾说：“我想，现在该是我休假的时候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被授予了勋章。

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无线电骗术已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除了由一些特种小组播送一些假东西迷惑敌人，英国还架起电话线，末端接在无线电收发报机上，这样来假充间谍所在的位置。

就这样，德国的测问器测定塔特在肯特郡的怀城，而事实上他是在哈福德郡发报。

阿布威一经确信塔特是他们在英国最好的间谍，便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诸如：“在福克斯通、利明和奥尔厂通地区有无足以阻碍空降的任何建筑物或机械装置？在切斯特以西之哈瓦登是否已建成一家维克斯地下工厂？”面对这些问题，塔特只能和英国军情五处合作，提供假情况，或者说去长途旅行，度假了。

这样一些骗敌手法，说来容易做来难。在向塔特提供了许多金钱后，德国人就提出，如今为什么不去到更大范围的地方去活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军情五处为塔特设想了一个虚构的女朋友，名叫玛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她轻率不慎，常向他泄露机密。这个“玛丽”事实上只能有部分是虚构的，必需真有一个女孩来扮演这个角色，以备在盟国开始大规模进攻西欧之前。德国人万一核对塔特的那些欺骗性很强的假情报时可以应付。这个姑娘原在政府的一个部的密码部门工作，周末常到塔特所居住的农场去玩。她被调到文森豪威尔司令部，以便在塔特的假报告里也掺进一些真实可信的东西。

看上去，塔特似乎时常给德国人提供某些真实的情报。塔特被允许泄露关于空袭迪埃普的确切情报，希望以此使德国人相信他以后关于在北非登陆和在诺曼底登陆的假情报。

直到1945年春天，塔特还发回了关于海上布雷区域的情报，告诉德国潜水艇不能进入有效的封锁区。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双重间谍们为英国海军部做了大量的骗敌工作。那时已经搞清楚，德国的潜水艇已不必再浮上水面充电。这给搜索潜水艇造成巨大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敌潜水艇可能进入的深水区布雷，而水面上其它舰船则可以安全通过。英国海军情报局需要让德国人确信，这样的深水区多极了，远比事实上存在的要多得多。这一骗局就是通过塔特实施的。他向德国人报告了纯属虚构的在某些海域布了雷的详细情况。看来，塔特打的报告起了作用，德国人一直在据之行事。

为了使德国人对他的电报完全相信，他告诉德国人说，他的关于布雷的情报来自一个嘴巴不严的雷舰舰长。

战争结束后，卡罗里被送回了他的祖国瑞典，而塔特丝毫没有回德国的意愿。无疑，作为一个双重间谍，他感到，返回故乡并以自己的欺骗作为洋洋自得，无异在损害之上又加上侮辱，更何况他的德国主子们待他又那么好。

塔特深爱他的家庭，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留下来。经申请，他获准留居英国。不过，他曾有几次去德国看望过他的家属。如今，他住在离伦敦塔3里以内的一个居所里。现在，塔特同他那战时的新娘子离了婚，过着一种谨言慎行，相当体面的单身生活。

10。4 未尽的结语

从后来得到的消息知道，1941年初，当军情五处正有着手证明塔特是否确已站在他们一边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卡罗里在剑桥郡的欣克松附近一座“受控制的”乡村别墅里同塔特一起度过圣诞节后，他感到告密后的恼悔和背叛祖国的羞辱，企图自杀，结果被军情五处的监视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事态的发展。没几天之后，他又扑向他的两个警卫，差一点扼死一个，偷了一辆摩托车，向沼泽地带跑去。据事后分析，他是希望能偷到一条小船，设法回到德国去。这当然是个荒谬可笑的举动，注定要失败。那辆摩托车在路上坏了，卡罗里在伊利再次被捕。他被送回020拘留营地。经过进一步审问之后，就被投入军情五处在亨列附近特建的一所“囚笼”里。还有一次，欧文斯到里斯本去会见一名阿布威联络员回来后，受到了怀疑，他被监禁在沃兹沃斯监狱。自1941年3月起军情五处就再没有让卡罗里和欧文斯充当双重间谍。

后来，约翰·马斯特曼爵士这样说道：“他如果逃跑成功的话，确会把我们的一切策划都毁掉……双重间谍是些狡猾的家伙，需要不但从物质方面，而且在心理方面，予以最严密的监视。要监视他的每一点情绪变化，要研究他对各种事件的每一点反应。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以后一直坚持，办案官须负责管好每一个间谋。”

假如卡罗里的逃跑成功，假如欧文斯的联络成功，也许德英的战事就可能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英国的双重间谍计划将完全落空，德国将可能因此全面改变间谍方案，塔特的情报将会被质疑，英国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乃至布雷海域范围将会完全落入德国的目标之中，战争的进程，方式也可能发生种种的变化。

或者正是这些间谍、双重间谍，改变了战争的进程；间谍或者造成了人类战争中更大的伤亡，但塔特似乎是个例外。

究竟间谍在战争中起多大的作用，这始终是热衷于战争的人们研究的对象。

和平时代需要不需要呢？随着世界电讯事业的发展，随着人类要求和平的愿望的增强，也许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会由铁血炮弹走向无线电讯、情报大战。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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