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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1）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2）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3）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4）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5）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6）

-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7）

- “三把火”与“下马威”

- “时局”与“抉择”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小字报”与 “红河”烟

- 票箱里蹦出“黑马”

- 无可厚非的选举结果

- 主席台上的十万元现

- 难切的一刀

-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1）

-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2）

- 资格审查审出尴尬

- 正确看待“反对派”

- 史回民打响第一枪

- 史朋泽处变不惊

- 王玉峰半道杀出

- 竞选开始白热化（1）

- 竞选开始白热化（2）

- 生与死的较量（1）

- 生与死的较量（2）

- 一则报道引发的反思

- 英雄拉开悲剧序幕

- 私企老总出手不凡

- 推荐引发轩然大波

- 红马黑马开始较量（1）

- 红马黑马开始较量（2）

- 投票前夜不平静

- 权力就这样行使

- 耐人寻味的思考

- 后记 有这样一位官员作家（1）

- 后记 有这样一位官员作家（2）

目录

代序

一、选票是理 民意为天 /1

二、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5

第一章 抉择后起步

1从法律到实践

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实录

“三把火”与 “下马威”

“时局”与“抉择”

山雨欲来风满楼

“小字报”与“红河”烟

票箱里蹦出 “黑马”

无可厚非的选举结果

主席台上的十万元现金

难切的一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从理念到程序

运城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手记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

同名同姓真假难辨

资格审查审出尴尬

党的领导如何坚持

贿选问题亟待解决

正确看待“反对派”

第二章 探索中前进

3从现象到本质

“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

史吉海的担心

史回民打响第一枪

史朋泽处变不惊

王玉峰半道杀出

生与死的较量

当选后的麻烦

第一个联合调查组

第二个联合调查组

媒体的不同观点

专家学者各执一词

最后的处理结论

有人欢笑有人愁

解读河津

深层的思考

回访老窑头 

第三章 文化上反思

4从农村到城市

小区维权纪实

冲突发生在盛夏

起因一言难尽

国法为正义做主

规模空前的业主大会

民意就这样体现

交锋远未结束

双方最后摊牌

引发的思考

5.从文化到法治

对一桩贿选人大代表案件的追记与反思

一则报道引发反思

英雄拉开悲剧序幕

私企老总出手不凡

推荐引发轩然大波

红马黑马开始较量

贿选开始升级

投票前夜不平静

权力就这样行使

选举之后的茫然

艰难曲折的查处

耐人寻味的思考

附录

有这样一位官员作家

后记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1）

2005年2月2日（记者江菲）

“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魏荣汉在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内心充满了烦躁和焦虑。

他刚刚接到乡干部从北王村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票箱被砸了！选票都被撕了！”

几个月来，张吴乡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的事，已在全河津乃至山西传得沸沸扬扬。他知道，某些人正期待着来一次乱子证明：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时机尚未成熟。

魏荣汉本来要亲自去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的，但被干部们劝住了：魏书记，你不去，出了事儿，我们还有人可以汇报；你要是去了，出了事儿，就得直接向市里汇报了，那就闹大了！

那天中午，整个乡政府死气沉沉，“大家连午饭都吃不下”。在随后召开的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劝他：书记，咱别搞了。反正已经选了几个村了，就是不搞，咱已经是先进了！

“不行！”魏荣汉想都没想，一拍桌子：“无论如何，北王村的民主换届选举一定要推进到底。”

他马上布置：立刻去通知，投票下午继续进行；重印选票，换颜色，加盖乡政府公章；通知派出所，跟我一起到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我看谁还敢砸票箱！

回想起1995年的这个选举情景，魏荣汉仍有些紧张和激动。

现在，他已官至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仍主要分管基层民主事务。有人笑称他“专升本”。

他最不能容忍砸票箱、撕选票，“他们撕的不是选票，而是他们获得的民主权利啊！”他说，如果当时听到这种论调：“中国国情复杂，民众也尚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一放开，就会乱”，也会觉得有道理。但现在，他完全抛弃了甚至鄙夷这种说法。

3个月前，他现场观摩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角逐。

回来后，他说：“比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山西农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毫不逊色。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一经发表，便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2003年，他的另一篇有关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论文《我们仍然在路上》，获得了全国《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在北京亲自为他颁了奖。

“我就是想让人知道：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民主选举，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

今年47岁的魏荣汉，出生在农民家庭，“文革”后从农村走进大学，然后当了近20年的乡镇干部。2002年任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前，他“大半辈子都在和农民直接打交道”。

他还记得，在人民公社模式统治农村的时候，生产队长常常任意呵斥甚至打骂村民，但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

“一个人怎么可以那样？”看到村民对队长卑躬屈膝，魏荣汉既不解又气愤。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很早就有了这种想法：“是不是能让村民来决定谁来领导自己，不再受人欺负？”

1982年，从山西大学农学系毕业后，魏荣汉开始担任乡镇干部，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民主选举———只有让村民自己掌握了决定领导人的权力，领导人才可能处处为农民着想。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2）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实践这个他从青年时代便日思夜想的方案。

“为什么要等？因为没有法律。因为我一直是副职，说了不算。”他笑。

这条路终于在1995年开始了。魏荣汉调任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党委书记，开始用一把手的“强权”，在全乡大力推行依法民主换届选举。

“虽然是试行的，但我们有法律，为什么不依法办事？”面对乡党委班子里的犹豫和质疑，魏荣汉回应，“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党委书记，一切责任我全担！”

魏荣汉完全理解这些犹豫和质疑。那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的第7个年头，但在全国，依法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例子尚不多见。

他感到荒唐，“有法，但不依。依法，有人说你出风头；不依，倒没什么追究责任的程序。”

1995年秋天，张吴乡的村民第一次依法享有了民主权利。民主换届的标语在全乡大张旗鼓地贴了出去，乡干部都被派到村里，帮助农民学习法律，制定选举程序和办法。

有农民跑到魏荣汉的办公室里问：“你说搞民主选举，是真的还是糊弄人的？”

“当然是真的。”

“那党支部提的候选人，我们哪儿敢不选？”

“你们也可以提呀。你们今晚就回去商量，明天提个你们相中的候选人。”

“我们提的候选人，和党支部提的能一样？”

“当然一样。从地位到程序都是平等的。”

“当真？”

“当真。”魏荣汉拍胸脯：“谁敢搞不平等，你们来告诉我，我处理他。”

北王村的撕票事件，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从中感受到，一套公正、透明、合理的选举办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此前被忽视了。

这个宝贵的教训很快就用在了张吴村的选举中。

这是一个群派分明的村子，两派力量长年旗鼓相当。“只要一派的人上台，另一派肯定不断地到乡政府去告。这次是这一派上台，下一届肯定就要换另一派，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下去。”

怎么能让选举过程既公平又顺利？“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魏荣汉感慨。

村民们想出了秘密划票的办法。没有那么多房间，在空地上拉几根绳子，用床单作隔；对于不能到投票现场的老人，流动票箱必须由两派的人一起掌管，票箱放置好后，持票箱的人一起后退3丈地。

?魏荣汉“扑哧”乐了：投票那天的张吴村可好看了，红的绿的床单挂了一院子，一大队人浩浩荡荡端着流动票箱走在村里……市领导和人大代表都到现场去观摩，说：这种场面从没见过。

由于其他闻风而动的乡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张吴乡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中草草收场：十来个村里，只有七八个成功进行了民主换届。

魏荣汉不免有些遗憾。但是，整个运作强化了他的信心：不是农村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关键在于乡政府的决心，以及如何引导。

不过，魏荣汉在下这个决心之前，也有过犹豫。

“为什么不愿意推行民主选举？不就是怕乡里喜欢的、相中的人选不上嘛！我也怕。”他说，“选不上，乡政府布置的工作可能就难执行；遇到事情，村干部不和乡里保持一致，就会出麻烦。”

他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乡政府领导与村干部之间的“钱权”交易：乡干部收了村干部的“好处”，就不得不“保证”他上任。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3）

魏荣汉作出了选择。

“什么是权力？”他回忆说，“我告诉乡政府的人：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这二者都是权力。我选择后者，并不是放弃了权力，放弃了党的领导。”　现在，魏荣汉承认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可这当时使在场的其他人理解了他。

“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

3年后，魏荣汉调任河津市城关镇党委书记。与此同时，那部寄托了他理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历了10年的“试行”后，终于正式成为法律。

“如果这时再不搞民主换届，可就真的违法了。”魏荣汉想。

城关镇是河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搞民主选举，必须慎而又慎。

魏荣汉镇党委书记的“权力”又一次帮助他说服了其他人。

张吴乡的民选经验使魏荣汉更有信心，“首先，要有一套严谨、详细、公开、公平的选举办法。”

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候选人如何产生、如何排列？怎么选举唱票、监票、计票人？如何保证秘密划票？如何保证选票不被夹带修改？如果候选人的票数都没达到法定票数，如何再次组织投票？

1999年春节过后，面对这些问题，在镇政府的讨论会上，自发地形成了两股力量，一股扮演找茬儿的角色，另一股寻找对付找茬儿的办法，吵翻了天。

几天后，一份有16条内容和14条注意事项的选举办法出炉了。魏荣汉很得意，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审议，看美国有无这么详尽的选举办法。”

这份文件规定：村选举委员会必须由村民推选产生；候选人必须由海选或其他直接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不得加入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后，必须经过20天方可投票；必须秘密划票；必须公开投票；必须在有村民代表监督的场所公开唱票；必须在投票当日唱票计票完毕；一律不得使用流动票箱；每位选民不能接受超过三人以上的委托投票，而且只限户内；所有与换届选举有关的决定，必须用广播、海报几种方式，通知全体选民……　魏荣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其不可缺少的意义：

为什么取消流动票箱？因为流动票箱最容易作假，最容易失去监督；

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个以上的委托投票？为了保证每个选民的权利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同时防止村霸威胁选民；

为什么必须有20天的竞选期？就是要让候选人和村民充分加深了解；

?为什么必须用几种方式同时进行公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捣鬼，蒙蔽选民。

而在规定的选举办法程序之外，镇政府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都不得在选举过程中发号施令，“将一切权力交还给村民”。

这份选举办法被复制了上万份，发送到城关镇13个村子的每一户选民家中征求意见。那一年的秋天，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后，深思熟虑设计的选举办法，见到了成效。

在只有900多名选民的西关村，几乎每天都有内容各异的竞选材料上墙。今天出现一张“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保证书，第二天就有人回敬一张《评“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质问信；选民们上午刚接到一份竞选材料，下午就有针锋相对的驳斥材料接踵而至。

高家湾村人口众多，开大会很困难，村选委会独出心裁，搞起了直播的“电视辩论”。从未登过如此大堂的农民竞选者，有的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急得满头大汗。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4）

米家关村则召开了热闹的演讲会。一位候选人情绪饱满地上台演讲，承诺自己竞选成功后，将进行民主管理，带领大家致富。选民立刻质疑：你说每年给俺们分红，俺想问问，钱从哪儿来呀？

魏荣汉说，那些天里，各个村子里像过节一样，各自为了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吵个不亦乐乎，有的人家竟因“政见”不同，闹起了纠纷。每天早晨，村里的地上铺了一层参选者分发的竞选材料；入夜，还不断有人敲门拉选票，搞得村民都烦了，嚷道：“睡了，从门缝塞进来，俺明早看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哪儿有我们这儿热闹啊！”老魏点了一根烟，得意地说：“农村是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的，谁也糊弄不了谁；选票就那么多，一张都不能放弃。”

投票前夜最为惊心动魄。

候选人和各自的竞选班子分头到每一位选民家里作最后的争取。小一点儿的村子，被脚步声、敲门声和招呼声充斥；大一点儿的村子，竞选队伍骑着摩托，包了出租车，连夜奔忙。

“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狗可累坏了。”老魏嘿嘿乐着，“都是整宿整宿地叫哇！”

由于取消了流动票箱，投票当日，有摇着轮椅来的老大爷，有举着输液瓶来的老太太，还有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打工仔。在规定投票时间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一个村的竞选者甚至拿出了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请到选举现场。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的选民俺能倒背几个来回，谁没来，咋能不知道？没这点能耐，还竞选啥村官？”

有人说：乱了，城关全乱了。

魏荣汉却不这么看：“这不是乱，这是觉醒。”

至今，他还记得一位外号“土秀才”的选民兴奋地对他说：“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又递烟，又套近乎，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城关镇13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在2000年春天田地开耕前全部结束。

魏荣汉列出了一系列让他骄傲的数字：全镇98％的选民投票率；在选票上出现的名字达1800多个；当选者得票率多在50％～60％之间；有6个村第一轮投票没有选出，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

“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民主选举，这些数字就是证明。”他说，“如果不是民主选举，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提名吧？不可能有选不出来的吧？不可能得票率刚刚过半吧？百分之百通过的人，百分之百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竞选并非一帆风顺。在绝大部分村里，都出现了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但是，2002年，魏荣汉调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后，通过观察全运城的村委会换届，他从另一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事件并不是真正的“突发”，而是在修这条民主制度的康庄大路时，必须攻克的“堡垒”。

?2003年4月，三位自称是芮城县风陵渡镇某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办公室，进门劈头就问：你是管农村选举的，你说选委会的权力是什么？群众说我们是骡子球，不顶用，还不如当叫驴好！

魏荣汉急忙安抚，才渐渐听明白，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为了获得组织选举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偷梁换柱的“魔术”：选举工作启动后，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同意选委会由村民推选组成，但定下了一个规矩：选委会主任必须由支部成员担任，每张推选票上必须有一名支部成员，否则是废票。村民们同意了。经过推选，党支部副书记被选进了选委会，并由其他委员推选为选委会主任。按照法律规定，剩下的工作应由选委会组织领导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5）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党支部突然成立了一个“村委会换届选举领导组”。没被选进选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按法律不能参与选举组织工作的下一届村委主任候选人，摇身一变，都进了选举领导组，分任组长、副组长。他们要求每次选委会会议都要参加，并美其名曰“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必须由领导组的组长、副组长主持，而选委会的成员都成了摆设。

村民们提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党支部书记却说：“中央要求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谁反对就是反对中央。怎么，不要党的领导不是？”

就这样，选委会和党支部彻底闹崩了。选举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来人说：“以前我们吃亏上当多了，每次选举都是他们以党的领导为招牌，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愚弄我们，选委会成员全由支部指定，整个选举由几个人操纵。这次我们要求严格按法律来，结果却是这样！”

他们问魏荣汉：“你说，我们选委会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如果党支部是这样领导选举，那法律规定我们选委会干啥？”

魏荣汉答不出来。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他已经知道了不少。某村因选委会主任中途退场而无法确认选举结果，群众将镇政府工作人员围攻了一个晚上；某村因选委会的问题而使选举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镇政府派人主持了选举。结果呢？还是有人上访告状，对镇政府抛开选委会直接组织选举提出质疑；而在另一些村，不论当地党组织怎样强调和引导，村党支部成员在选委会中还是剃了个光头，无一支部成员被村民选入选委会。

“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魏荣汉说，“但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很好地解决”。因为，尽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已经立法，但村党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没有经过选举，在“党外民主没有带动党内民主”的情况下，即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委会，也不能保证普通村民的权力真正得以实现。

“有反对者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

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另一些沟沟坎坎，虽不像有的村那样棘手，却也让人费尽心思。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老村委主任老刘五十开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他连任的希望很大。

但是，意外发生了。“海选”候选人时，不吭不哈的老刘只得了个“第三”，被淘汰出局。而活动积极、旗帜鲜明的两位后生小张、小李以高票当选为合法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小李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有经历，有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铁杆选民，被称为“实权派”。小张虽无官无职，但思维活跃，此次竞选公开向选民承诺：如当选，自己出资15万元，作为村里引资上项目的启动资金，为村民谋福利，被称为“少壮派”。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憨憨一笑，说，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支持张、李的村民天然地形成了两个派别，摆开了决斗的阵势。这引起了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警觉”。他们认为，若他们二人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老党员、老干部仍然希望新的村委班子是个没有反对派的新班子。他们开始做工作，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6）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分别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本不想再“逼鼠”的老村委会主任，竟然成了惟一的候选人。

里望村看似风平浪静了。投票按期进行。

然而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老主任的得票率未过半，而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活生生地蹦出了仅次于老刘的小张、小李。

依照选举的有关规定，需再次进行投票，候选人应为得票最多的老刘和小张。

小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恢复他村委主任候选人的资格。

这下，小李不干了，他拍起了桌子：“按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谁也不能作为候选人。如果小张想当候选人，那谁也别想选成。”

?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小张再次宣布退出候选人名单。

半个月后，里望村进行了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公布，小张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又以第一名的得票率蹦出来，且超过三分之一。小李和老刘追随其后。“少壮派”竞选成功。当选委会征求小张的意见时，他毫不推辞，表示愿意干。选委会据此确认小张当选有效。

听到这件事时，魏荣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选举选举，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竞选。”

“当然，选举是有风险的。”他笑，“选上个歪人咋办？那还有罢免程序嘛！三年之后，还有下一次换届嘛。大家觉得上次选错了，长了智慧，下次就会格外小心。民主制度本身就是纠错制度。”

在里望村换届选举结束3个月后，魏荣汉到万荣县去调查。提到里望村时，乡党委、人大主席、民政助理员都说，“少壮派”的承诺已开始兑现，新的村委会工作也很得力，没有出现老同志们担心的“大乱”。

“他哪敢出岔岔啊？‘实权派’的人一直在盯着呢，几百张反对票搁在那儿，他敢胡来吗？”乡里的人对老魏说，“别说下届选举结果怎样，届内的罢免还等着呢！”

?这件事让任了十多年乡镇干部的老魏感到羞愧。

“我们的县、乡一级领导干部选举，哪一个不是举手如林、全票通过？但是结果呢？”他顿了顿，“一旦选上了，就没选民的事儿了。”

“但有个反对派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它的作用是纪律检查机关无论怎样也代替不了的。”

在《我们仍然在路上》中，魏荣汉将里望村的选举事例写了进去，他说：“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萨达姆当政时，举臂如林，一致同意，无一反对，这才是全世界谁都不相信的荒唐闹剧！这种貌似稳定的统治，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一个具有民主文化，富有竞争，与时俱进的社会，必将激励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越来越感到这份工作的沉重：“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选举只是第一步。如果仅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真正的民主还是无法实现。”

可以反对的反对——原载《中国青年报》（7）

在几届换届选举的尝试中，魏荣汉发现，凡是竞争激烈的，都是那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落。但另一方面，这些村子里矛盾最大、上访最集中的问题，也是集体经济中的问题。这些与村民生计密切相关的村务，既是村民积极参与竞选的动力，也是阻碍他们享受真正民主权利的心理羁绊。

2003年，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发生了全国皆知的“天价村官”事件。几位候选人为了能够竞选成功，竟公开向选民送了共计230余万元人民币。

魏荣汉清楚，如果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没有人会花如此大的成本竞选村官。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珍惜手里的民主权利，向钱投票？为了调查清楚，魏荣汉先后去了十几次，力争和每一位村民进行深入的交谈。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他的结论是：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个案，而是多年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矛盾的集中反映。

老窑头村地处有名的“煤乡”，主要经济来源全靠3口煤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用煤、用电、孩子上学，都不用交钱，还盖起了漂亮的村委办公楼和大舞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煤矿的经营管理、承包、转让，渐渐都变得“朦胧”了。十多年来，煤矿包给谁，上缴利润多少，都由村委和党支部说了算，村民从没有说话的资格。一口年产值几百万元的煤矿，村里每年收的承包费只有8万元，村民分文捞不着。

但是，村里先富起来有人都是历届村委、党支部干部。他们在城里购置了价格不菲的豪宅，开着豪华小汽车，拥有巨额财产。当了几年村官后，全家便一举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村民们反映：“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而对于承包合同内容、村民如何监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多是：不知道。

当了村委、党委干部，还意味着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大代表。村民们大多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何时选的，能代表他们什么。他们只知道，党委、村委干部总是能当选。而村民们十余年来上访要求解决的问题，却一样也没有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民对村干部、对民主、对法律，都已不抱希望。“谁当都一个样！”“啥承诺，都不算数。”他们更愿意在自己手里的选票还有点用处时，拿来换钱。

“有人说，农民素质低，不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从老窑头村回来后，魏荣汉十分苦闷，“其实谁也不憨，老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也在权衡：拿到钱，总比选完了啥也捞不着强。”老窑头村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发生了老窑头“天价村官”事件，魏荣汉依然坚定地站在推进民主选举一方。

“有，就比没有强！竞选人能花这么多钱去买选民手里的票，正说明他们也看到了决定谁当村官的权力转移了。他想给上面送钱来指定，也不管用了啊！”他顿了顿，“民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习惯。指望一天两天就能养成这种习惯，可不成。”

?从1995年到2003年，魏荣汉从三届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中，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了希望。

?他刚在城关镇走马上任时，从每天一大早直至深夜，不断地有村民来上访。但民主换届选举后，上访量明显减少了，也没有出现一些老同志担心的“大乱”。

“村子里的人都盯着呢，看你竞选时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你的‘反对派’也盯着呢，看你上台是不是就能比我干得好；竞选成功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啊，几百张反对票是真实存在的，他心里也得寻思寻思：干不好被撵下台，多丢人啊！”

在魏荣汉回访过的村子里，大多数村民愿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结果，一些没有竞选成功的人，不仅担负着强大的“监督”职能，还摩拳擦掌，准备三年过后，再次参加竞选。

“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

这是魏荣汉最喜欢的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三把火”与“下马威”

人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我则倒了个个儿，刚上任就被农民先烧了一把。

我是1998年9月9日走马上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职的，到任第三天，就发生了城北村400余名群众跪街事件，对还没摸清全镇情况的我而言，算是个着实不小的“下马威”。我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摸清了城北村群体闹事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原因是村民认为“财务不公开，村务不明白”。上几届党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因为这里地处城区，情况太复杂了。

1997年4月初，百余名群众敲锣打鼓，围攻镇政府，6月下旬，400余名群众围堵河津市委，7月13日，1000多人的过激行为被市委定性为“七?一三”打砸抢事件，8月初，300余名群众在山西省委大门口静坐，部分人到北京告状。

摸清城北村的情况之后，我又对其他村进行了了解。

樊家坡村有樊、刘两姓，樊姓干，刘姓告，刘姓干，樊姓闹，谁也不愿“在野”。镇里“借鉴”并“引进”国外多党制做法，让樊刘两家搞“联合政府”，结果同姓之内又搞起了内耗。无奈间镇里只好把该村“直辖”起来，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由镇机关干部担任，实行“托管”，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矛盾激化，上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中途流产，两次市、镇人大代表选举候选人得票也过不了半数，还在会场里打得头破血流。

东窑头村上次选举时，发生当众撕毁票箱和选票事件，公安机关抓了两个人暂予平息，但却导致该村两年来一直无村委会班子，群众吃水、用电、孩子上学等基本问题也无法解决，所有工作无法开展。

西关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前些年带领全村人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为全市乃至全区的养殖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曾受到中央和省、地领导的接见和赞许。但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群众不满，###不断。这一切，致使村办企业亏损额达到570万，所有账目至今仍然放在市纪检委，无人接收，各银行及投资单位都在逼要自己的钱，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

经镇党委研究，我派出几支力量分头解决这些村的问题，一支力量配合市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城北，一支力量进驻东窑头，一支力量解决西关村的双方上访。镇上还派了镇机关二十名干部到樊家坡村逐户开展调查问卷，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

三个多月来，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我家门口“车水马龙”，我的办公室“门庭若市”，谁来都是找一把手的，令我应接不暇。告状的拍我的桌子，我拿烟盒砸了过去。有人挡我的车，撕扯了我的大衣，我让派出所把他抓起来，送进了拘留所，他出来后又闹到我家里，扬言和我拼到底。有人说我是昏官，我骂他是刁民。我免了几个干部，他们不服，在整我的材料。我任命了几个干部，群众又不同意，状告到市里。先是10月17日《山西经济日报》头版，紧接着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都对城北村的问题做了批评性报道。

我无奈了!这样折腾下去，何年何月是个头？要一件件地处理这些问题，哪朝哪代才能有个完?再说，中央、省、地、市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怎么能轻松解决呢?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子?有没有一个“釜底抽薪”、连根解决的办法呢?我陷入深深地冥思苦想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国家主席签署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

“时局”与“抉择”

1999年的春节，我过得太不轻松。年关时，樊家坡村民在我家里放下纸条：“我村的问题你不解决，大年初一我们还要来！”。在我办公室的桌面上，放着二十多封要求公开、要求民主的上访信件，而且在不断增加。

上访搞得我焦头烂额，要是按照以往的模式去处理，恐怕我这一届也处理不完。我在乡镇工作十几年，书记岗位也干了五六年，什么样棘手的事都遇过，但这次真的有些束手无策了。

面对农民要求民主的呼声，我觉得任何解释都是无力的，任何措施也是无用的。时局、潮流、抉择，这些属于政治家们的专用名词，或许是我这个“品外官”该考虑的了。

1999年春节刚过，城关镇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研究的内容就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实现农村长治久安这一时代赋予我们重任的课题搬到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会议开了两天，吵了两天，意见逐步趋于一致——选举。

大家认为，农村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无非集中在财务、地基、合同、计划生育等方面，而这些表面矛盾在深层次上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不民主的矛盾。农民告状反映问题的实质在此，不安定的根源也在此。选举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建立一种机制，而这种机制的真正建立，正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这简直是一个时代性跨越。

大家还认为，一个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个村民自治制度，一个经济上的自主权，一个政治上的自治权，一个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一个生产关系，一个上层建筑，构成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框架。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主喊叫了许多年，但在选举上至今没有突破上面定人选、下面画圆圈的方式。如今，这个框框终于被打破，让农民实行“海选”，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这就叫跨越！

关于会不会乱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乱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乱了可以治，而因噎废食将会断送生命!

选举，放开手脚让农民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依照法律，按民主方式实行村民自治，党委、政府从处理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在更高层次上加强领导与指导，为农村的长远发展开辟一条通道。——这就是结论!

选，从哪个村开始?应是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取得经验，全面推广，这似乎是一条成功之路，但我力主先难后易。我认为，暖箱里烤不出钢铁，在平静的村庄里总结不出能指导###村的经验，在最难的村子搞试点，成功了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即使失败了也会获得宝贵的教训。人们常说的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其哲理大概也在于此吧。

于是，超常规的做法就这样定了，以乱、瘫、散出名的城北、樊家坡、东窑头3个村，被列入选举的首批名单。

议题又转移到如何组织选举上。大家的讨论更为热烈，班子分成“两股”，一股扮演专门找岔的角色，一股扮演对付找岔的角色，一个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了出来，一个个对付的办法相继产生，党委秘书记了一页又一页。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集体的智慧下，一套严谨科学的选举方案逐渐成形。

具体选举办法由我亲自起草，镇人大主席原爱强和镇长李满刚等领导修改，然后送市民政局领导审核。上上下下反复了十多次，最终形成共有16条内容的选举办法及14条注意事项。

成稿之后，党委秘书问我下一步该咋办，我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阅，这是不是尊重人权？我看他美国的选举有无这种程度的民主！”

山雨欲来风满楼

启动选举程序后，又一个问题在城北出现了——选举委员会产生程序不合法。几十名群众轮番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我向城北村党支部书记周志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重来，必须重来!一定要经选民推选，我要亲眼见到全体选民的个人签名!”

城北村选举委员会就是这样“返工”出来的。

选举委员会产生后，城北村的上访并没有停止，涉及到许多方面。

就这样，我成了城北村的书记，每天接待和处理的，几乎全是城北的人和事，一会儿没有城北人上访，我反倒觉得不正常了。我向办公室人员及我家属交代说：“如果有城北人找我，立即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

3月28日晚，城北村的信访达到了高潮，我家门口不知停放了多少大车、面包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等各式车辆。我家里、院里、巷里全是城北村人，数量无法统计。邻居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前来打听。我使出浑身解数，耐心说服，悉心劝解，直至深夜12点他们才逐步离开……令人欣慰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城北村的最后一次###！后来我回忆了一下，20多天时间里，我接待城北村群众足有1000人次。

1999年4月1日，是城北村正式选举日，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河津市的首次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是关键的一步。

上午9点，数百名选民陆续进入会场，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周志祥宣布选举大会开始。其中一个并不是该村的人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樊刘印。

樊刘印，何其人也？他原是樊家坡村村委主任。1998年11月4日，由我主持的城关镇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行文免去樊刘印的村委会主任职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河津市城关镇委员会历史上最后一次对村委会干部的免职决定。

樊刘印心里自然不服，将这一切都归结到我的身上，一直耿耿于怀。

他今天来到城北村选举现场干什么?找岔?煽动闹事?我心里没底。我派专人“跟踪监视”，以防不测。相关人员回告说，樊刘印是来观摩选举的，他到每个投票站观察、访问，并无其他举动。

樊刘印没变，他仍想得到自己的权力；樊刘印变了，他想以法律形式来要回自己失去的权力。

试点村的选举确实风风雨雨，竞争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但由于选举程序完善，组织工作严密，选举取得了成功。

4月1日和8日，城北村选举产生了以米永建为主任的村民委员会。

8月8日，樊家坡村选举产生了以刘降龙为主任的村民委员会。

9月2日，东窑头村选举产生了以吕彦堂为主任的村民委员会。

在这最艰难的3个村的选举实践中，我们取得了不少经验。原先最乱的3个村，变的热点不热了，难点不难了，村民气顺了，政局稳定了，再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人民日报》连续三次作了报道，山西省信访局的同志在得知事情原委后，连称出现了“奇迹”。

在进行认真总结之后，我们对全镇的选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在1999年11月29日的动员大会上，我说：“为了不玷污‘民主’二字的真正含义，城关镇这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不划框框，不定调调，充分发动群众，让选民真正行使民主权利，广泛推行最公平民主的‘海选’方式，只惟选，不惟人，选票就是理，民意就是天！愿意当村官的，不要再找我，找选民要选票去吧!”

但我没想到，这一发动，将整个选举炒得火爆起来，局势变得复杂多变。山雨欲来风满楼。

“小字报”与 “红河”烟

经济上翻身的农民，以前只是从电视、报纸上了解到西方一些国家如何竞选总统、议员，没想到这一幕轮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更没想到“还权”还得竟然这样彻底。

在镇选举领导组的组织、宣传、发动下，绝大多数选民的热情空前高涨，印成宣传单的各种承诺书、述言、看法、驳斥，如雪片般飞向选民手中，贴满了大街小巷，令选民应接不暇。高家湾、小关举行的演讲大会、电视辩论更让选民大开眼界。

毋庸讳言，在竞选拉票中，请客吃饭、敬烟献茶现象也自然存在。临选前几天，全镇各选区的选民抽起了清一色的“红河”烟。我问其中的一位选民：“竞选者请你们吃一顿饭花多少钱?”

他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庄稼户，胡吃胡喝，吃不出样，不够档次，比你们行政干部差多了。不过，你们也有用武之地，若再有太行、王屋两山挡道，不用劳驾愚公子孙，也不用感动神仙上帝，只去几个行政干部，仅凭你们嘴上的硬功夫，只需个把月，就把山吃没啦!”

他见我没什么反应，递给我一支大概是竞选者送的“红河”烟：“我还听到有这么一件事，一位领导坐车回家时，见路边有一老农的一头驴在啃庄稼，这位领导停下车，要罚老农的款，老农好说歹说也无济于事，一气之下，抓住驴的笼头，朝驴的脸上打起来，边打边骂：‘我叫你吃，我叫你吃，不要脸的东西，你比得上人家国家干部?”

我又找一位出了“水”的竞选者聊天。我问他：“你这次竞选共花了多少钱?”

他支吾着一直不肯透露具体数目。

“如果上级部门认定你这是贿选买官，你该如何办?”

我这么一问，他倒像是受了什么刺激，有些激动地分辩道：“买官是你们国家干部的事，我一个农民，只有向你买，你卖吗?你能帮我什么吗?大不了我还当我的农民，你还能把我下放到城市里，降职为镇干部?”

确实，我手头无“货”，无官可“卖”了，也无力去有意为某个竞选者帮忙，也把他咋不了！我开辟的路堵死了跑我的车，还权于民了，去跑选民吧。有人说，我不会当官，把城关镇党委书记这个位子给可惜了。

一天晚上，一位熟人领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客人落座寒暄之后，我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某村的村委会主任竞选者，他要我替他帮忙，使他能够当选。我问他看过选举办法吗?他回答看过十几遍。

“那我还能帮你什么忙?”我单刀直入。

他出口成章：“官断十条路，九条民不知。”

我明白了，他来讨要什么“秘方”。说实话，我确实没什么秘密武器，这样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别说登门问我，就是把我抓起来屈打，我也招不出什么了。

最后，还是我的熟人一语点破，做了总结：“算了，你别使拐就行。”

选举前一天的晚上，对全体村民而言成了“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各路竞选人马全体出动，分乘十几辆出租车，挨门逐户，分别“扣死”选民的选票。那晚，全村的狗叫了一夜。

一票，在数千名选民中似乎显得不太重要，但竞选者并不这样认为，而是动用各种手段和途径，每票必争。在规定投票结束前一个小时，竞选者拿出还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用车请来。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选民我能倒背几次，谁来不来，我咋能不知道？连这点能耐都没有，还竞选什么村官！”

票箱里蹦出“黑马”

12月1日，高家湾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正式启动，村民卫文彩、赵宏盛、韩明思等十余人被提名为村委会主任初步候选人，其中卫文彩的提名票最多。

初步候选人名单一经公布，就有部分选民站出来反对，反映卫文彩有超生现象，要求取消卫文彩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资格。

村选举委员会拿不定主意，遂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镇上，我们立即向市选举领导组请示，市上认为候选资格应当取消。

卫文彩不服，支持卫文彩的选民更是火冒三丈，他们十几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里，同我进行辩论：“卫文彩违反计划生育，那其他人违反别的法律、法规该如何办?”

“如果情况属实，同样处理。”我平静地回答。

有人立即抓住话柄：“这话可是你书记说的。”

随即你一句、他一句嚷开了：“他们有的不按合同办事，不缴集体承包款，违反了《合同法》。”

“有的超占宅基地，违反了《土地法》。”

“还有的打过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对第一次提出的所有候选人，我做过了解，要按照他们的说法，候选资格都该取消了，只剩一个性格文静的妇女候选人——常凤梅。面对他们连珠炮似的发问，我没有正面回答，停顿片刻，冷不丁反问一句：“常凤梅违过什么法?”

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他们中立即有人回答：“她儿子考试不好，她不让儿子吃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好个伶牙俐嘴!我无可奈何地笑了。万般无奈，我拿出了“尚方宝剑”：“这是上面领导经过研究，给我们的具体答复。”

这话当场激怒了他们，有人当面骂了起来：“放他妈的屁！”

我刚想说：“讲话文明点。”没想到话没出口，立即又有人拾起话头：“对，放屁污染环境，违反《环境保护法》，放过屁的人都不能当候选人！”

门“砰”一声被重重关上，留下震耳的回音。

我着实没辙了，决定直接向省民政厅请示。民政厅认为此类问题由当地人大及有关选举领导机构做出规定，全省不统一界定。

虽然又是含糊的答复，但河津市选举领导组的决定总算有了依据，卫文彩尽管怨气冲天，但其候选资格还是这样被取消了。

然而，麻烦并没有到此结束。12月26日上午9时，高家湾村举行选举，被“刷”下去的非候选人卫文彩以667票从票箱里蹦了出来。这样，本已定论的老问题又提了出来。第二轮投票中，卫文彩能否作为候选人参加角逐?选票如何印制?

村、镇、市再次紧急研究，层层请示，最后决定，卫文彩应当作为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候选人顺序按第一次得票多少为序。

30日下午，高家湾村举行电视现场直播大会，镇、村几位领导就此问题从不同角度向选民做出解释答复，但主调是一致的，即：第一次取消卫文彩的候选资格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次卫文彩又作为候选人是合法的，有关超生问题，在选举之后，再依照《山西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启动罢免程序组织罢免。

几经周折，高家湾村于2000年元月3日进行了第二轮投票，选出了新的村民委员会。卫文彩落选了，但他仍然不服。他认为，市、镇、村的领导在关键时刻一直起着误导的作用，才是使他落选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不知道再向他解释些什么。

无可厚非的选举结果

小关村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仅有540名选民、村集体年纯收入近百万元的小村。近段时间，村里正在全力进行贯穿其村中心的市区主要大街——紫金街的打通工程，一旦竣工，小关村将被彻底包入市区，新产生的经济增长点将使集体年收入有更大的增加，但这需要大量的投入资金做保障。同时，为了发挥村里寸土寸金的地理优势，经原村民委员会研究，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后不再向村民批划四合院地基，由集体筹建一座村民住宅大楼，按建筑造价分给村民，集中解决新增加人口的住房之需。

不论从哪方面讲，原村民委员会的这一系列决策，对于小关村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无疑都是极为正确的。这一宏伟计划的设计师——原村委会主任师克仁，是位全市上下一致公认的好干部。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恰恰是因为他的这些富民大计，让他在选举中折戟沉沙。

小关村的选举程序启动之后，师克仁在竞选演讲大会上满怀信心地向全体选民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另一竞选者赵有建向选民承诺，若他当选，每年向村里每口人分红1000元，以后还会逐年增加，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

面对将到手的1000元，选民动心了，在两个竞选纲领大相径庭的竞选者之间掂量起来。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选民不买师克仁的账，而是倾向于分钱!

师克仁，这位已干了几届村委会主任的老干部，陷入了痛苦的深深思考之中，他不能容忍带领全村人多年创业所积攒起来的心血被分光吃净。

怎么办？再“赌”一把？这是跟谁赌呀！

长痛不如短痛，权衡再三，师克仁做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也许，这也是他对无情现实无可奈何的无声抗议。

师克仁退出竞选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和他持同样观点的原村会计——师俊廷披挂上阵，仓促应战，宣布参加竞选。他认为，小关村的选民是会同意老主任的主张的，他也想检验一下选民。

第一轮投票结果，师俊廷得票229张，赵有建得票247张，赵有建领先，因两人均未过半数票而需进行第二轮投票。

选民的选择非常明确，他们并没有因老主任的退出竞选而改变主张。师俊廷这时认识到，若不改变竞选纲领，第二轮投票自己必败无疑!为了击败竞争对手，赢得选举，师俊廷一改初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向选民做出了八项承诺，涉及到村务、财务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等方面，其中两点引人注目：第一是分光集体收入，今年每人分1000元，当选后10天兑现；第二是停建住宅大楼，向村民批划四合院地基。

至此，两个候选人的观点基本一致，选民从对他们竞选纲领的挑选转移到对人的挑选。家庭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师俊廷向选民做出保证，如果自己的承诺不能兑现，自家价值近百万元的桑塔纳轿车和铲车作为抵押，选民可以拍卖分掉。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赵有建却拿不出什么作抵押，只能做口头承诺。

第二轮投票结果出来后，师俊廷得票282张，赵有建得票211张，师俊廷当选!而支持赵有建的人说，师俊廷剽窃了赵有建的竞选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有建当选了。

选举之后，选民们议论纷纷，假如师克仁不退出竞选，假如师俊廷不改变观点，竞选结果将会如何?

无论如何，现在的结果是选民们自己选出来的，用“无可厚非”来形容，也不知道是否恰当。

主席台上的十万元现

西窑头村是城关镇最西边的一个村，分两个自然村，共有选民1617名，村选举委员会于2月26日经选民推选产生后，便进入了激烈的竞选阶段。

3月21日，第一次投票揭晓，榜上有名的主任56人，副主任121人，委员160人，但无一人得票过半。其中主任职务中，侯立章得568票，赵五众得514票，他们二人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全村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二人身上。

赵五众近几年搞琉璃厂挣了钱，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和个人经济实力，而侯立章则是上届村委会主任。他们各有优势，各有特长，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鹿死谁手，前途未卜。

21日晚，西窑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赵五众认识到，自己的劣势不在能力与威信，而在于不在其位，从未当过村干部，要击败对手，非得出奇制胜不可。

经准备，第二轮投票开始。当选民开始陆续投票时，候选人赵五众的侄儿快步走到主席台前，将10万元现金甩到主席台上，要求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周建廷收下，并附一份赵五众的个人承诺，上面写道：“广大村民及父老乡亲：在这次换届选举中，我——赵五众，如果选上，愿意给村里投资十万元，解决村里学校上暖气问题，解决全村上电视光缆问题。现将现金交付村党支部。以上是我赵五众的一个心愿，望广大村民及父老乡亲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

这一意外事件使现场选举一时中断，看热闹的群众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选民们有的动心了。

另一候选人侯立章则意识到这是对自己致命的威胁，要求镇领导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违法”行为，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如何办?赵五众在选举现场拿来10万元现金，行为不妥，但不严重违法。侯立章要求予以制止，本属当然，但“上纲”过火，硬套法律也未见得妥当。农村民主刚刚起步，问题多着哩，只要不违犯大原则就行。基于此，镇上几个领导就地研究，做出决定：钱，不能收；选举，正常进行；责任，暂不追究。几位领导分别找他们谈话，平息了事态。

就在这时，从离村四五里地的新村（西窑头自然村）坐几辆大轿车赶来的第八居民组的选民，看到这种情况，集体罢选了。他们想搞清楚，赵五众的10万元投资是针对老村还是新村？因为他们新村也没上电视光缆，小学也没上暖气，如果钱投向新村，他们就动员选民集体投赵五众的票。否则，集体罢选。

经过镇、村几位领导轮流做工作，讲道理，在投票即将结束的前一个小时，新村的选民终于开始投票。

计票结果出来后，侯立章当选村委会主任。出手大方的赵五众对这一结果颇感意外，他想不通，自己出10万元也没选上，是自己的承诺有问题，还是钱出得少了呢?

对此问题，我们做了调查回访，不少选民对赵五众的人品、素质、能力无可非议，也为赵五众出资10万元为集体办事的精神所感动，都认为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不满意替赵五众跑前跑后的少数人。这大概是说，赵五众不是败在自己身上，而是败在竞选班子身上。

选举之后，我对赵五众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天生我材必有用。”

“别灰心，下次再来。”

赵五众笑了，笑得很坦然。是的，这641票，除了他还有谁能得到？

难切的一刀

选举中的问题层出不穷，选民登记五花八门。首先提出要进行选民登记的是大批离退休干部、下岗职工，他们认为自身符合登记条件，应当参加投票选举。

选民一公布，问题出来了，持反对意见的村民说：“领着国家的钱，还想管村里的事，哪有这种不合理的事？”

一位退休干部说：“我领国家钱是事实，但法律规定我享有这个选举权利。”

村民问他：“村民义务你尽了多少？多年来，村里去世了多少人，你抬过几次棺，埋过几个人?”

“那是我在外工作没时间，但其他该尽的义务我已经尽了，村里建校、修路，哪次我比你捐的钱少?”

“前年汾河发大水时，镇上号召全民总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都上河坝了，你到哪儿去了?”

“发大水前，老干部局组织我们外出参观，我没赶上。”

“那你去选老干部局局长吧，别选这个村长！”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煞了这个不知啥级别的“村民选举委员会”！

还有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西窑头村选民公布后，有位选民找到选举委员会，质问为什么不登记公布他的女儿，经选举委员会解释答复后，他不服，将这一问题反映到镇里。

我们经调查，得知原委。这位选民的女儿去年同外村一男青年同居，而且有了孩子，社会公认她已经结婚。按我们“娶回的媳妇可以登记，嫁出的姑娘不再登记”之规定，西窑头不予登记是对的。但他就是不服！认为他的女儿一没办理结婚手续，二没举行婚礼，于法于情都不能认为她已嫁出。即便有了孩子，也不能证明其已婚，现在的社会，非婚生子女有的是，不予登记有何法律依据？

这个法律依据我们着实不好找！还有那些干部、职工、非农户，这户那户外来户，我们干脆“哪呼依哟呼”，“葫芦官断葫芦案”，来个一刀切：规定凡是非本村户口的一律不予登记！

或许，这个决定“剥夺”了这些人的选举权，那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呢?这个问题如果不快刀斩乱麻，会让整个选举泡汤。

按常规，这个对也罢、错也罢的一刀切下去，该有个“标准”了。但不曾想到，又一个问题出来了。

在西窑头、西关村第一轮投票时，有两位老人分别委托家人参加了投票，但在投票后当天晚上，两位老人分别去世。第二天进行第二轮投票时，老人的家人继续代替已去世的老人参加投票，有部分选民当即提出异议，认为已去世的老人不能再参加投票，选举现场发生了一起不小的争执。

老人的家人在悲痛、气愤之余，据理力争：“选民是20天以前公布的，一经公布即受法律保护，不论此人有何变化，都不能剥夺其权利；再则，本次投票是上次投票的延续，同属一次选举，昨天有权投票，为何今天不能投票？不让投票有何法律依据？”

在选举现场，又到哪里去找这个依据?向市上请示又来不及。

怎么办?为难的镇领导只好就地研究，作出了主张，认为去世的老人不能再投票。因为从理论上讲，人一去世，即丧失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无权委托他人代投票。退一步讲，委托手续是老人去世前办的，没错，但谁能保证在投票的前一刻，该老人不改变主意呢?

主张老人应投票的人带着很大的情绪仍然吵闹，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镇领导请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去做当事人工作，平息了这场争执，两个选区也就各减少了一名选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月25日，是米家湾村的选举日，也是城关镇最后一个村的选举日。精明的竞选者在充分研究了选举程序后，在公开唱票这一环节上做起了文章，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种可以识别出谁投自己票的“高招”。

竞选者向提前口头答应投他票的选民提出要求，让在选票主任栏下填写他的名字，同时在副主任栏下填写选民本人的名字。在公开唱票时，竞选者听到副主任的名字后，就能知道都是哪些人投了自己一票。

这相当于成了有记名投票，但法律又不能禁止这种行为。

“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

镇选举领导组经过紧急研究，又决定改变唱票方式，实行一票三唱，立即发出紧急通知。

这就将主任和副主任的票剥离开。但谁也不曾料想，问题就出在唱票上。

米家湾村第二投票站参加投票选民203人，有效选票199张，但唱票结果出来后，主任票超过了199张，显然，票唱错了。

镇工作人员发现后急忙予以纠正，但为时已晚。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局面完全失控。

随即有人锁了选举会场所在地——村小学的大门，就连我们上厕所时也有几个人跟在后面，严密监视。

我们被群众分别围困在几间教室和教师宿舍里。也是该我们倒霉，最近很少停电的河津市突然断电，屋子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屋子里，一位年轻的镇机关女同志对我说：“魏书记，手机借我用一下。”拨通之后，我清楚地听见，手机里传来还带着奶气的童稚声：“妈，你在哪儿?好黑，我怕，你快点回来呀!”

女同志年轻的面容猛地抽搐起来，一串泪珠刷地流了下来，她怕我看见，走到门外带着哭腔去安慰那幼小的儿子，门外的吵闹声顿时平静下来。霎时我的心情异常沉重，这民主咋就这么难！？

我叫来一个在米家湾有亲戚的男同志，让他把这位女同志送出去。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对我说：“魏书记，你走不了，我坚决不走，孩子的事你放心，我已打电话让别人照看了。”

多么好的同志呀，我心头一动，不禁热泪盈眶。

此时，我的感情相当复杂，我意识到，我该看望看望我们镇机关的同志们了。我在两位仍然“怒发冲冠”的选民“护卫”下，分别到同志们被围的教室、宿舍里，大家见我来了，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这是“检阅”，还是“探监”?倘若再有“国际歌”伴奏，该有多么悲壮啊!我鼻子一酸，早已盈眶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谁也没说什么，此处无声胜有声!理解、信念、支持，还有爱，人间还有比这更可贵的吗?!我数了一下，我们镇机关46位男女同志，无一脱岗，只是“护卫”我的那两位选民却半路“下岗”了。

发生这样的失误，我同其他镇领导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为了缓解干群矛盾，稳定群众情绪，经镇选举领导组研究，决定终止米家湾村第二居民组的4个监计票人员的监计票权利，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总监计票人代替行使监计票职权。

在采取了以上措施后，米家湾的选民对我们予以充分理解。

第二天，米家湾在第一次“海选”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轮投票，5个村委会干部全部选出！

随着米家湾村选举委员会主任米晋堂“选举结果宣布完毕！”的洪亮声音，河津市城关镇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经过风风雨雨，终于画上了难画的句号。回想选举的全过程，不能不让人由衷地感叹：农村民主，大势所趋；农村民主，来之不易；农村民主，路漫漫兮!

运城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手记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1）

盐湖区姚孟办事处的南村，共有6个居民小组，2002年12月30日选民公布后，有选民说，参加本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选民数是631名多一点。

问题出在常新锁身上，常新锁的选民资格有麻烦了。

常新锁，1955年出生在南村，近50年来一直生活居住在南村，妻儿老小也一直没离开南村。1996年当选为该村村委会主任，至今6年多了，没有人挑出啥毛病，直到本届南村选民登记时，还在任村委会主任。

按理说，这样一个履历清楚、历史清白的“一村之长”，不该在他本人的选民资格问题上出啥问题。但事情常常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简单，为了将常新锁这个老村委会主任拉下马，反对他的选民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一个举报信，抖出一连串“宫廷秘闻”，常新锁连任村委会主任的根基动摇了。

这份2003年元月6日的举报材料称：现任南村村委会主任常新锁，属南城办事处南郊居委会人，去年12月份，在南郊的换届选举中，已在该居委会第五居民组进行了选民登记。常新锁既然是南郊的选民，而且进行了登记，就自然失去了在南村的选民资格。因此，常新锁在南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举报人不仅出示了南郊居委会公布选民时写有常新锁名字的录像和照片，还列举出大量事实排除了同名同姓的可能。证据充分证明，此常新锁乃南村村委会主任常新锁，该常新锁在南村不具备选民资格！

看来举报人“蓄谋已久”，绝非等闲之辈！

常新锁也不失大将风度，对此不屑一顾。他辩称，他在南郊有户口属实，但那是个谁人都清楚的空挂户，本人未参加过南郊的任何投票选举。

他笑道：“我生在南村，长在南村，南村人老幼皆知，我在南村依法担任了多年的村委会主任，也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事实，现在却说我连南村的选民资格都没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告状一方有证据，被告一方有辩答，似乎谁都有理。但常新锁究竟在南村有无选民资格，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而且只能有一种结论的权威性答复！

姚孟办事处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原告被告双方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就常新锁在南村有无选民资格这个关键问题上仍无法下结论。

忙碌了好几天，问题转个圆圈，还是没法解决。

全国一家新闻媒体记者介入了此事，姚孟办事处终于做出常新锁不得在南村进行选民登记的决定。

常新锁断然不服！一个堂堂正正的连任两届村委会主任的一村之长，竟然在一夜之间连选民资格都没有了，岂有此理！他再次辩称南郊的选民登记与否，同他无关，他本人概不知道，取消他在南村的选民资格，如同承认拐卖人口是合法的一样荒唐可笑！

事情的处理又陷入僵局，南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一推再推。常新锁仍然在上访，他在讨要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直至6月30日，南村举行了“久违”的村委会选举，共有612名选民参加了投票。依照该村选举办法的规定，采用无候选人的“海选”方式，按正式投票的程序进行，如果“海选”时得提名票过半，即视为当选。

颇有争议的焦点人物常新锁“回避”了这次投票。计票结果出来后，常新锁得410票！选委会宣布常新锁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选民登记引出麻烦（2）

同名同姓真假难辨

万荣县是运城市一个文化大县，这里，名人辈出，一本“万荣笑话”，将万荣推向全国。在万荣县荣河镇荣河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出了个辨不清真假候选人的“大案要案”，万荣农民又冷不丁“造”出个假候选人，弄得头儿们一时下不了台。

荣河村共有3594口人，其中有选民2411人。2003年4月10日，该村进行“海选”，提名候选人，据统计，共有2266名选民参加了投票。计票结果出来之后，所有正式候选人全部顺利产生。

按“海选”得票数，被提名为村委委员候选人的前三名是，李刚936票、周三喜848票、卫样森766票，依选举规定，他们理应是村委委员正式候选人。排名第四的王群力，得票751张，刚好被淘汰出局。

对此结果，王群力非常理智地认了，但支持王群力的选民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找啊找啊，终于找出了蛛丝马迹，为王群力挤进候选人行列找到了可钻的空子，而且把目标盯在得票第二的周三喜身上。

该村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周三喜，一个是一直参与竞选村委委员的第二村民组的周三喜，一个是第四村民组的周三喜。前者人们称大三喜，后者人们称小三喜。两个三喜在候选人问题上没有可比之处，选票上的周三喜是第二村民组的大三喜，与第四村民组的小三喜不沾边。

但是，支持王群力的选民倒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他们投的周三喜的票是小三喜，而非大三喜。

这下乱了套！大三喜气得差点背过去，自己是凭本事吃饭，靠实力竞选，八字没见一撇，咱还没来得及感谢选民，竟然被他人冒名顶替了，这还有没有“王法”！

支持大三喜的人说：“真假孙悟空登台了，咱三喜让人盗版了，又一出狸猫换太子！”

选委会没了主意，荣河镇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明明是有的选民在钻法律的空子，但人家钻得水平高哇！

最后，荣河镇指导组和荣河村选委会终于想出了法子，派人登门征求小三喜的意见，看他是怎样讲的。依小三喜平时的为人，他不会瞎掺和的。

不出所料，小三喜态度很明确：自己从没有竞选过这个村委会委员，也不承认选票上的周三喜是他自己。他还主动说，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给你们写书面材料。

镇指导组和村选委会终于松了口气，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支持王群力的选民还是不服：“他小三喜凭什么认为选民没有投他的票，难道选民投谁的票还得征求谁的意见？别说这是选民的一番心意，就算是一泡狗屎，你小三喜也得吃一半！

这回，荣河镇指导组和村选委会没辙了。案子“上奏”到万荣县政府。

4月12日，万荣县分管选举的薛副县长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跟薛副县长是大学同学，便跟他开了个玩笑：“请县太爷为民做主！”

他以万荣人特有的诙谐说：“本官不才，特此禀报。”

我们二人连夜对此案做了多方分析，提出了在基层解决的具体办法。

末了，我对薛副县长说，你们处理假农药时挺干净利索，这个真假候选人还能难倒你们？

薛副县长说：“再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第二天，荣河镇党委书记和村选委会对支持王群力的选民说：“再别瞎争了，咱乡还有一个叫###的人，难道全国人大选###当委员长，咱这个###还要到北京去上班不成？好自为之，别让人家笑掉大牙，丢咱万荣的人！”

支持王群力的人笑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我们不争了，但不能说我们没理而认输了。”

资格审查审出尴尬

2002年3月，我从河津调到运城市民政局，任副局长，分管民主选举，人们戏称我是“专升本”。

2002年12月25日，是平陆县圣人涧镇圣人涧村“海选”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日子。

圣人涧村共有1465名选民，有1440名选民参加了“海选”，所有候选人顺利产生，但麻烦头疼事由此开始，其根源皆因选民刘正龙引起。

刘正龙，男，41岁，高中文化程度，在“海选”中得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票535张，不仅名列第一，而且遥遥领先。

但是，他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刘正龙犯的是故意伤害罪，2000年10月18日致人轻伤，10月19日被刑事拘留，2001年8月18日被判刑二年零六个月。2002年7月18日被减刑10个月提前释放。

这一放不要紧，正好赶上村委会换届选举。

对于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条件及审查问题，平陆县做出明确规定，其中一条是刑满释放不满两年的，不能作为候选人。

那么选民为什么还要提名刘正龙作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呢？

村民们认为，刘正龙打人不对，致人轻伤有罪。但刘正龙不是有计划、有预谋地故意伤害他人，而是一时情绪失控，属于“一不小心犯了罪”那类。一句话，刘正龙民愤不大。既然刘正龙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合法选民，他当然有这个被选举权，我们提名他不违法。

如何应对这个“刘正龙事件”？圣人涧镇选举领导组和圣人涧村选委会，在向平陆县换届选举领导组做了请示汇报之后，取消了刘正龙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资格。

圣人涧村1440个选民有535人提名刘正龙，这个比例不算小。还会出事吗？平陆县委及圣人涧镇党委走访了一些选民，结果确实令人吃惊，选民们说：只要选票上有“另选他人”一栏，我们在正式投票时还要选他。

如果结果确实是这样，那该如何办？如果刘正龙当选，选举结果是有效还是无效？由此引起的政治后果谁来承担？

平陆“当局”者的压力够大的，这个追究责任的板子倘若真的打下来，谁也挨不起！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平陆县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平陆县民政局局长、圣人涧镇党委书记三个重量级人物于12月27日下午来找我，要我在他们已起草好的反映这一问题的报告材料上签个字。

签字就是签责任！我一人不敢签这个字，不敢表这个态，我没这个胆！

但问题总要解决。我们在一起认真讨论了“刘正龙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种种研究和分析，探讨了几种方案。

警告、记过、诫勉等惩罚手段都想过了，但刘正龙现在的身份是百分之百的一介平民，任何处分对他都使不上。要么就是拘留，这对农民还管用，但刘正龙出狱后遵纪守法，与人为善，凭什么再拘留人家？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下了决心，拿出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万一”在正式选举时，刘正龙当选，那就宣布当选有效，由此引起的政治责任大家共同承担！

12月30日，圣人涧村举行正式选举，参加投票选民1450人，非候选人刘正龙以771张赞成票当选为圣人涧村委会主任，选委会当场宣布选举有效。

刘正龙在宣布当选后向选民深深鞠了一躬，并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其中有一句耐人寻味：“今后夹着尾巴做人！”——这大概是他对自己以前所犯罪行的最大忏悔吧！

选举之后的几个月内，刘正龙按他“就职演说”中的承诺，虚心接受党支部的领导，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干得蛮好。事实上，像他这种在逆境中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坏不到哪里！

正确看待“反对派”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大村，共有2320口人，1627名选民。村委会主任刘有福五十开外，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已任多年村委会主任。

2003年2月26日，里望村举行“海选”，参加投票选民1516人，发出选票1516张，村民张猛发得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票618张，李中义得538张，老主任刘有福得360张被淘汰出局。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则不以为然。他说，我年龄大了，干这个村主任确实力不从心。咱庄稼人有句古话：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与老主任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是，李中义、张猛发二人却显得非常活跃，他们旗帜鲜明，目标明确。有完整的竞选纲领，有对选民有诱惑力的承诺，还有一套运转良好的竞选班子。

看来，老主任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最后鹿死谁手，只看李中义和张猛发的下一轮争夺了。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老干部、老党员认为，李、张二人及所代表的村民观点不同，有“派”性成分，若他们二人其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们以做工作的方式出现，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老党员、老干部的要求，分别于3月1日、3月2日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退出候选人名单，不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

3月5日，里望村举行了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只有刘有福一人的等额选举。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刘有福只得赞成票598张，仍未过半，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分别以318、278的得票数蹦出活生生的张猛发、李中义。

张猛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向村选委会提出恢复他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要求。

但是，李中义不干！他拍起桌子：“按我们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如果张猛发作为候选人，谁也别想选成。”

一个老党员拍了拍他的肩膀：“发那么大火干啥，你李中义不是也从票箱里蹦出来了吗？只不过是票数稍少点。俗话说，蛇溜道，蛇知道，你在下面干了些啥还用我问吗？”

仍然是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张猛发再次退出候选人名单。

里望村于3月19日再次进行了主任候选人只有刘有福一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张猛发得597票，李中义得435票，老主任得370票。张猛发得票领先，且超过三分之一，选委会确认张猛发当选有效。

老主任最终还是落选了！他的落选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他自始至终不主动，没有竞选意识是主要原因，最终画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

张猛发当选后，履行自己的承诺，李中义他们则担当起反对派的角色进行监督，村里反而有了起色，并没有出现老党员原来想的大乱。

事实证明：有反对派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会增加监督的力度，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就像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好处一样，寻求绝对的稳定，压制有益的反对同样是危险的。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

史回民打响第一枪

2003年2月28日，山西省老窑头村推选产生村选举委员会，共产生5名选举委员会成员，选委会主任由村党支部书记史吉海担任，副主任由原村委会主任史朋泽担任。

选委会决定3月18日由村民以“海选”方式提名产生村委会成员候选人，3月24日正式投票选举。

从表面上来看，老窑头村风平浪静，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一起轰动全国的选举事件却在酝酿着。

史朋泽是上届村委会主任，村办煤矿的承包人，谋求连任的意愿早已胸有成竹，他懂经济、懂政治，也懂法律。按法律规定，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不能同时是选委会成员，史朋泽首先进入选委会就是要展示自己的实力。他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先得熊掌后得鱼。

史回民，是个与史朋泽有着种种纠葛的复员军人，他也想竞选村主任，但在政治上倒没有史朋泽那么成熟、老练、稳健。就目前形势来看，这一切都是空想，连村民都认为，史朋泽当选已成定局，你史回民能回天？

史回民左思右想，寝食不安。几年的部队生活使他想到，要获胜得出奇制胜！他研究了村民的心理，决定正面强攻，用真枪实弹拿下选民的心！他经反复考虑之后，于3月16日，也就是“海选”的前两天首先打响竞选的第一枪，向选民做出第一份承诺：

承诺内容共有8条，主要内容是：1.彻底解决村民烧炭问题。2.全部减免村民生活用电电费。3.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发放100元。5.任职期间每年推地40亩。6.根据煤炭市场价格，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企业利润。7.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交通环境。8.如能当选，我将用自己的钱，凭户口本为每个村民发放150元。

这不仅是史回民的第一份承诺，而且是老窑头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把老百姓当成主人的宣言！寥寥数语，具有划时代的性质！

史回民的八项承诺，是经他认真思考的，针对性很强，对史朋泽有一定的杀伤力。其中的第6条，就是专门针对史朋泽承包的煤矿。

史朋泽承包的村办煤矿每年向村里上缴利润8万元。承包合同的袎内容是什么？村办煤矿的利润到底有多大？村民的利益该有多少？尽管村民们不知道它的准确数字，但大家都知道，老窑头村的煤足以养活相当于老窑头村人口几倍的人！老窑头村的百姓在保护自己权益方面束手无策，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实：“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

权者同赢，赢者同吃，吃者同乐，乐者同权。一个怎么也走不出的权力怪圈！

2002年上半年，也就是第六届老窑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市场煤价已涨到每吨200元。算个粗账：如果除去每吨50元的成本，每吨利润是150元，倘若按保守的年产10万吨计算，年利润是多少？天哪，1500万！

承诺的第8条对选民的吸引力最强。村办煤矿怎样承包，应当上缴多少润，作为主人的他们没办法，他们无能为力，那是悬挂在隔岸的一篮子馒头，想吃吃不到。而马上就能到手的150元，哪怕是一块窝窝头，也是现成的。

纵观史回民的八项承诺，有骨头也有肉，有虚的也有实的。且不论史回民当选后如何，目前这些承诺哪条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史回民的八项承诺后来被人们称为“史八点”。“史八点”，犹如沉闷的夜空响了一声清脆的枪声。

这一枪打破了老窑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沉寂，也为事态的发展留下了诸多变数。

史朋泽处变不惊

史回民的承诺发出之后，刚满45岁的史朋泽翻开《宪法》，又看了看河津市委组织部的有关规定，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噢，终于到了任国家主席的法定年龄，也过了不能再被组织提拔的年龄了！

他还想了很多。村办煤矿是他从别人手里转包而来的，与他的村主任无关，利润也不能那样算，自己几百万的建设投资不是成本吗？出了安全事故谁来补偿？在他任村委会主任的三年内，有些事情没有办好，他很内疚，这次又到村委会换届选举了，他决定再次竞选，当选后努力工作，回报村民，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史朋泽到底要采取什么办法竞选？只有他心里清楚。他了解史回民，他了解史回民的一切。他甚至认为史回民同他竞选村委会主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差额选举，总会有人同他竞争的，史回民把这个位子一占，不就少了更多的麻烦吗？再说，这几年他同史回民的关系也还不错。

他没料想到，史回民会发出公开承诺，直指他的煤矿，并答应向村民发钱来竞选。当时有人告诉他，你也承诺发钱吧！他想了想，没有答应，也没有说不。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个儿“清静”去了。

对于史回民的竞选承诺，史朋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仍然坐怀不乱，处变不惊，稳坐钓鱼台。他对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信心十足，他很清楚史回民这个竞争对手“有枪没子弹”，不会对自己的连任形成威胁。

3月18日，在村选举委员会和乡指导组的组织下，老窑头村以“海选”方式提名产生正式候选人。候选人提名采取“流动投票”的方式，许多人投了史朋泽的票。同时，史回民的“史八点”也起了相当作用，候选人就这样产生了。

候选人提名的最后结果是：主任候选人，史朋泽158票，史回民57票；副主任候选人，史海洋107票，史小官82票，肖关章71票。

流动票箱啊，这个美丽的名字后面，民意成分究竟有几何？

史朋泽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后，退出了村选举委员会，缺额由史海荣递补。

可以说，在老窑头村选举的第一个阶段即候选人提名阶段，史朋泽最精明，史回民最勇敢。

史回民首战告捷，按理说该高兴了，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的那份承诺，是他征求了他的智囊人物之后精心拟定的。他原来分析，这一枪放出去会有几个效果：第一，他全心全意替村民办实事，把村里多年来的怨气往史朋泽身上引，他是“毛泽东”，史朋泽是“蒋介石”，他的票数会大大超过史朋泽。但是未能如愿，他的票数只是史朋泽的三分之一。第二，史朋泽会跟着他，也向选民发出承诺，选民会得到更多实惠。这样，他还是赢家。是自己先发出承诺的嘛，先入者为主，功劳也是他的，即使他争不过史朋泽，也很壮烈，选民仍然会怀念他。他是英雄，道义上他胜了。第三，史朋泽上一次选举时，摆平了另一个候选人，消除了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这一次就算我虚晃一枪，你史朋泽也得把我摆平哇！我坐在家里等好处吧。

但是，这三个效果都没有！选民不怎么买账，史朋泽平静得像一池清水！

着慌的不是史朋泽，而是他史回民！他坐不住了。

史回民这才认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史朋泽的对手，史朋泽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样硬拼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注定要败下阵来。如果结果是这样，那才灰呢！空领了选民的情，惹恼了史朋泽，连脸面也全丢了！

王玉峰半道杀出

史回民打响第一枪之后，也有人劝他：掂量掂量自己吧，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他左思右想，最终不得不改变了初衷。

有人劝他找王玉峰，请求王玉峰出来与史朋泽竞争。

王玉峰尽管只有32岁，但却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12岁时，他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生命，他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史回民请求王玉峰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之前，村里许多平时与王玉峰关系要好的年轻人，纷纷鼓励王玉峰出来参与村委会主任的竞选，王玉峰当时正跟他舅舅经营一个车队，多次婉转地回绝了朋友们的请求。

现在史回民也来劝他，一个跟王玉峰关系很好的年轻人骂起王玉峰：“你他妈的是个孬种，今天大伙用上你了，你却牛起来，难道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吗？”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一向爱交朋友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王玉峰终于动心了，他决定参与村委会主任的竞选。

怎么个竞选？主任候选人早就有了，史朋泽的就职演讲可能已揣在他本人兜里了！正式候选人史回民用钱都压不住阵脚，没法与人家抗衡，咱就这样赤手空拳行吗？不行，一定要比史回民更高一筹，才能马到功成！

就这样，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王玉峰出山了！他带着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决心，投入了村委会主任的竞选！

在正式候选人确定后的第三天，即3月21日，他宣布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并向全村村民发出书面承诺。承诺内容与史回民的大同小异，只是将向村民发的钱数提高到200元(三天)。

打印好承诺书后，王玉峰和他的支持者们在把这些承诺书发给村民之前，又觉得三天向村民发钱，对老百姓吸引力不大，因为老百姓说，现在的社会，坑蒙拐骗，无奇不有，就连政府部门也不敢相信了。

王玉峰开始养车时，正是大力治理公路三乱的时候，各检查站的标语口号一大串，其中一条是“交警不开正式发票，司机拒绝一切罚款”。王玉峰要求司机把交款的正式票据拿回来，以便好入账。但就是在这个治理三乱期间，各种罚款仍然一次一大把，一查车就罚款，变成了一敬礼就要钱。他去问他舅舅是咋回事，舅舅说：“憨娃，你当政策是你妈定的？你当交警是你舅舅？他们啥都不缺，就缺钱！你是农民，不罚你罚县长去？再不要什么正式发票了，私下交点钱了事，你管那钱装到谁的腰包里干啥！”

说话不算数的还有“停电局”。停电局原来叫供电局，后来是老百姓叫为停电局的。“追加电费”成了家常便饭，为啥要追加？红头文件说人家赔了，就得追加。今年追加去年的，不交就断电，想用电自个儿发电去！

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诚信就这样丢掉了，道德和素质就这样没有了！

王玉峰在这时这种情况下竞选“村长”，三天以后发钱行吗？村民会说，王玉峰啊王玉峰，你家的牌子比政府还大？你的嘴巴比领导还硬？红头文件都能改来改去，你一个还未当选的村官的承诺算个球！三天到了，你和乡干部捏合好了，我们又该找谁？

他们随即改变了主意，并迅速把修改后的承诺书散发给村民，当天发放！

王玉峰的这份承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新意，向村民发钱的数量只比史回民高50元，但他从半道杀出，其本身就不亚于在老窑头发生一次地震：敢于向史朋泽挑战的人有的是！

竞选开始白热化（1）

“有枪没子弹”，是史朋泽对史回民实力的高度概括，因此他对史回民的承诺挑战不屑一顾。但是他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王玉峰！

他几经思索，认为王玉峰有一个煤矿老板做后台，目的是为了同他争夺煤矿。便以高于王玉峰160元的数目面向全村村民发出他的第一份承诺，承诺给每个村民发放360元。

从史回民的150元算起，150、200、360，这些光溜溜的数字没有了任何遮掩。

竞选在这里充满了真枪实弹的火药味，也具有非常诱人的戏剧性，选民的胃口被吊高了，好戏还在后头！

打响第一枪的史回民，这时以个人名义向选民提出：自己退出主任竞选，与非候选人史张卫联手，共同竞选村委会副主任。并向选民发出承诺：为每户村民发放人民币100元。如当选一人，减半发放。

这是老窑头村副主任竞选人的第一份承诺，这个承诺将该村的所有竞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竞选趋于白热化！

副主任候选人史海洋、史小官一看这阵势，立刻慌了手脚，再也坐不住了。

王玉峰半道杀出后，他们心里暗自庆幸，还好，火没烧到这边，还准备烧香敬佛呢！现在，好个屁！他妈的史回民掺和到这边来了。这还不算，还拉进个史张卫，而且形成竞选联盟，还发了那个也承诺发钱的承诺书！村委会副主任只有两个位置，这不是明摆着要放他们两人的血吗？！

他们越想越气，越想越急，心里的那股窝火劲就别提了！

罢！罢！罢！他们一咬牙，也向村民做出了承诺。

史海洋承诺当选后用个人的钱为每户发放50元，他认为，这就和史回民、史张卫站平了。你俩人100，我一人50，还不是一回事嘛！

史小官利用他干村里电工的“资源”，提出“减免村民电费”的模糊承诺，欲将史回民的100元承诺搅黄。但村民们不买账，质问他：你到底是减还是免？史小官一算计，又外加当选后为每户发50元来回避村民的提问。

至此，共有6人卷入了公开向村民承诺的“发钱大战”。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完全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从史回民打响第一枪、王玉峰半道杀出、史朋泽匆忙应战，到史回民突然易阵和史张卫结成联盟，还有史海洋和史小官被拉上战车，整个选举竞争已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时的小山村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再说王玉峰。他决定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后，希望得到正在竞选村委会副主任的史海洋的支持，因为史海洋是他的表舅。他亲自找到史海洋，让史海洋跟上自己干。但史海洋却甩下几句冷冰冰的话：如果跟上史朋泽干，他可以干副职，如果与王玉峰合作，自己要干主任，舅舅嘛，哪能在村干部上卖辈分。

在遭到史海洋的拒绝后，王玉峰就与史回民和史张卫组成了竞选大组合，“不孝”的外甥把舅舅甩得远远的！

竞争啊，残酷性表露无遗。

王玉峰立刻向村民发了第二份承诺书，这一次他进一步修改了承诺书的内容，并把给村民发钱的数额提高到每人400元。

如果说王玉峰的第一份承诺出乎史朋泽的意料，但是这一份承诺是史朋泽预料之中的，而且仍然是个开始。在王玉峰以高出史朋泽40元钱的数目发出第二份承诺书后，史朋泽紧跟其后，也发出了自己的第二份承诺书，其他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最后一条，将承诺当选后为村民发钱的数额提高到每人460元，又比王玉峰的承诺高出了60元。

竞选开始白热化（2）

王玉峰盘算了一下，已是50多万了！他摸摸自己的口袋，钱呢？钱在哪儿？他犹豫了。没有再跟史朋泽攀比。

史回民、史张卫和史小官、史海洋几个副主任竞选者，在这一回合打了个平手，处于僵持阶段。他们密切注视着对方，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特别是史回民，他还是吃饭不香，睡觉不安。

他是从主任住置上退下来的，如果连个副主任都选不上，这脸往哪搁！复员军人连吃败仗，多丢人！

史回民把能看的书都看了，这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不过，他也想到，有勇无谋不行，决定也留一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要再那么过早地出手。

3月24日，老窑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会场就设在那个曾使老窑头村骄傲的舞台广场。

选举大会规定在上午8点正式开始，但已被吊足了胃口的村民直到10点还迟迟不肯进入选举会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站在村口或小山坡上观望。

460元并不过瘾呀，潜力还大着哩！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几位竞选人再一次来为村民发承诺书，再一次提高竞选的价码。

这回他们主要等的是王玉峰加钱！因为他们清楚，王玉峰是个不服输的小伙子。他们也相信王玉峰一涨，史朋泽肯定还要涨。

从老窑头村下面的公路上往上望去，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把老窑头点缀成花朵一般的人的世界。

忠实的看家狗也耐不住家里的寂寞了，钻到人群里来凑热闹，不时“汪汪汪”叫几声。一个后生当起了狗翻译：“你听，它也说涨涨涨！”，引来一片笑声。

不管他们怎么笑，狗怎么叫，王玉峰没有任何回应，因为他已是“曲高和寡君莫怪，江郎财（才）尽实无奈”了。

快十一点了，人们还在山坡上等，狗还在那儿叫，会场上空荡荡的。咋个选法呢，急死了乡指导组和村选举委员会，他们派人在村里叫了好几次，还是无济于事。有一个俏皮后生开起了这样的玩笑：“你慌什么慌，时间就是金钱，咱这些国家正式农民今儿个等就是了！村长迟早会选出来的，水瓮里跑不了鳖！”

组织者实在没有办法，村选举委员会通过广播向几位竞选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们立即停止发承诺书的行为，村民这才陆续进入设在舞台广场的选举会场。

正式选举组织得非常严密，选民也很守秩序，全村768名选民，参与选举的就有759名，选举结果为：主任票，史朋泽371票，王玉峰275票，史回民36票；副主任票，史海洋258票，史小官246票，史回民198票（加上主任得票36票，共得票234票），史张卫198票。

王玉峰“诺曼底登陆”成功了！史海洋、史小官也守住了他们的滩头阵地，史张卫却仍然停留在遥远的海岸线之外。

由于本次选举无一人过半，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当场宣布没有产生村委会主任与副主任，另行选举时间随后通知。竞选人之间第一回合的较量暂告一段落。

王玉峰端详着自己的275票，他一咬牙，豁出去，跟他拼到底！

史朋泽后悔死了，只差几票过半呀！如果当初自己再狠一点，多承诺个百儿八十的，这几票还不容易吗？现在说啥都没用了，王玉峰已经挤进来了，可以跟自己平起平坐了，下一轮必将是一场恶斗！拿什么斗呢，除了钱还能有啥！

史朋泽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有了最坏的打算。

生与死的较量（1）

正式选举未果的第二天，即3月25日，老窑头村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正式候选人，主任候选人为史朋泽和王玉峰，副主任候选人为史海洋、史小官和史回民；宣布竞选人此前的承诺一律作废，竞选人以后的承诺书必须经过村选举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方可向村民发放，否则一律无效；确定4月16日为另行选举日。

另行选举日确定后，5名重新确定的正式候选人和其他竞选者展开了新一轮的“竞选大战”。他们将承诺由明转暗，除了为村民办实事、好事外，共同点还是承诺当选后给村民发放金钱。王玉峰与史朋泽承诺的钱数一路攀升，从600元、800元不断上升到1000元。究竟谁在追谁，实在闹不清了。

4月15日，王玉峰将承诺数提高到1500元，改为用集体的钱来发放。乡干部得知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决定把另行选举的时间推迟到4月17日。

推迟选举的公告一贴出去，就像炸了锅一样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对。今天推明天，明天还可能推后天，推来推去，说不定推黄了！选不出村长，谁来发钱？这即将到手的万把块钱不就飞了？！

这时，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史小官发出又一份承诺书，表示竞选村主任，在当选当日凭户口本预付给每个村民1600元。”

史小官的这一冷枪又给王玉峰出了个难题，他比自己又高了100元！王玉峰开始大口大口地抽烟，吸几下，扔了，再掏一支，再吸，再扔！他觉得他的脑袋大得像只斗！又觉得这颗人头不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王玉峰终于下了决心，他咬紧牙关，在4月17日凌晨，向村民发出了他最后的承诺，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发给每个村民1800元！！！

这是一个能让老窑头村抖三抖的承诺：拿自己的钱向不分男女老幼的每个村民发1800元，真的吗？王玉峰啊王玉峰，这200万元买个市长也绰绰有余啊！但他铁了心，什么也不顾了。

史朋泽见王玉峰像邓世昌一样开舰拼命，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愣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后生可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他的精神已经垮了，内心里已举起了白旗。但是，他作为一个原任村委会主任，曾经对自己的当选没有任何怀疑的煤矿老板，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便紧随其后，把钱数又向上提了200元，承诺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每个村民发2000元！

谁都不服谁的两位农民，为了争夺一个村委会主任职位，最终把自己向村民承诺的钱数分别定位到1800元和2000元，创下了共和国历史上村委会选举之最！

在两位村委会主任竞选者激烈角逐的同时，几位村委会副主任的竞选者也通过承诺书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选民也在他们中间开始煽风点火。

一时间，各种发大钱的消息四处流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选民的心逗得怪痒痒，把几个未来的副主任弄得不知所措。

史回民和史张卫一商量，认为该是出手的时候了，随即将原来的100元承诺提高10倍，变为1000元。

综观这一阶段的承诺竞争，从4月15日到4月17日，王玉峰、史朋泽、史海洋、史小官、史回民和史张卫6人共发出承诺15次。尤其是4月16日的夜晚，对老窑头村的村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摩托车在村里响了一夜，竞选人在村里跑了一夜，选民们兴奋了一夜！坐在家里的人们激动地等待着竞选人的一份份承诺，谁也没有睡意。

生与死的较量（2）

4月17日，历经艰难的另行选举终于来临，兴奋了一夜的村民怀着满腔的好奇、疑虑和对选举的热情，一大早就赶到了选举场所。

就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台下的村民忽然嚷叫起来，强烈要求向村民发出多次承诺的村委会主任竞选人王玉峰、史朋泽上台表态，否则，他们就拒绝选举！

考虑到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为了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也是为了能尽快选出这个难产的村长，村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领导组最后决定：答应村民的要求，让两位村委会主任竞选人上台表态！但明确要求他们上台后必须正面演讲，只能讲个人的治村方案和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打算，不能相互攻击，不准承诺发钱。

选民认为，只要你允许他上台表态，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王玉峰在掌声中走上了演讲台，向村民表示自己一定说话算数，绝对不会欺骗村民。

选民正要问什么，王玉峰的支持者史张卫、史社伟、王玉鹏等人，突然把装有现金的钱箱从舞台的西边小门送上了台。箱子门哗地一下被打开，台上台下全傻了眼：真家伙，全是真家伙！

这是一出配合得天衣无缝、绝妙无比的精彩片断，是王玉峰全部承诺算数的无声注解！太完美了，如果张艺谋在场的话，他也会汗颜的！

乡领导和许多选举工作人员一起站了起来，把拿钱的几个人赶下台。

王玉峰望了一下史朋泽，然后满意地走下主席台。

该史朋泽了！他也在村民的欢呼声中走上台，向村民表明了自己承诺算数的态度。

选民好像没有听懂，开始骚动起来。台上的史朋泽也听不见台下议论他什么，只觉得情况不妙。他在乱哄哄的声音中再次说自己说话一定算数。

台下人等不及了，大声喊起来：“解锯没有截锯快，你就干脆点，多少算数？”

史朋泽回头望了一下主席台上脸色铁青的大小头头，心想，这个数不说不行了，然后一字一板地告诉大家：“2000算数。”

“钱呢？钱放在哪儿？”台下紧追不舍。

是啊，咱怎么没把钱带来呀？！史朋泽大意失荆州，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回他答不出来了。

在村民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激动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依照选举程序，开始领票、写票、投票、唱票、计票，整个投票过程很有秩序。着急的乡干部心里念叨：千万再别出什么岔了！

2003年4月17日13时，风风雨雨的老窑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终于有了结果：王玉峰以470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史回民和史张卫分别以537票和423票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听到结果，全场掌声雷动，支持王玉峰的村民买来四五百元的爆竹，劈劈啪啪的声音响彻老窑头村的上空，也将这次史无前例的选举嵌入共和国的历史之中。

就在选举成功当天下午的5点左右，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玉峰按每人1800元的承诺把钱发给了村民，总共发出了194万多元，同时，新当选的两位副主任也按每户1000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共发出29万多元。

贫困的山区农民，面对一夜之间得到的户均8000元巨额现金，有的哭了，有的抱着钱一夜没睡。他们绝大多数当时对当选人发钱一事感到感激和高兴，说这样的选举三年一次太少了，一年一次也不过瘾！

老窑头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终于落下了帷幕，当事人为什么要“天价”“买”村官？村民为什么看中了竞选者的钱？这是一个个沉甸甸的问号！

一则报道引发的反思

历史是不动声色的看客，人是步履匆匆的过客。人在现实中会感到迷茫，历史越久远越清晰。当借鉴历史并理性思考时，未来才会有生机，当去伪存真成为一种文化时，社会才会有发展动力。

2007年6月，一则反映乡镇换届选举的新闻让我不得不看。该新闻这样报道：2007年上半年，按照省委的部署，我市的乡镇换届选举工作全面结束。县（市、区）委提名的268名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和乡镇长候选人全部以全票当选……

这个新闻还公布了其他统计结果，而且连续用了几个“100%”和“全票”。

面对如此辉煌的选举结果，我却高兴不起来。

党中央早就警示全党：执政党要居安思危，与时俱进，不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而“全部”“全票”“100%”当选了、通过了，危何在？错在哪？没有一张反对票，没有一丁点不同的意见，还需要思什么？这不是无事找事、自寻烦恼吗？

反对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是“压力政治”最直接的体现。它的最大作用是警示当选者。这个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怎么在某些地方也不适应我国国情了？

不说倒也罢了，许多事就这样一了百了，全部全票当选，也不算是什么新闻，当太平官的滋味真是棒极了！但是，就在这些基层政府官员全部全票当选的同时，当地也发生了黑砖窑事件，问题在偶然之下终于暴露出来了！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组长和山西省主要领导说：“这些问题的存在，暴露了一些基层政府和执法人员麻木不仁，严重失职，少数干部参与并非法获取利益。”“暴露出山西省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乡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自觉代表并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

领导的观点一针见血，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怎奈还不知道是扇给谁的！一些严重失职、不能代表并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的基层政府领导，怎么能“全部”、“全票”当选呢？

怎么想也开不了窍，怎么弄也无法搭界。面对如此尴尬的结局，还有什么说的？

选举，本来就是竞争，竞争，就有赢有输。而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选举文化，一味地追求全票，去钻这个死胡同呢？！

物极必反！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亘古不变的铁律告诫我们：这里事出有因，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历史是面镜子，能折射出过去的轨迹。于是，我的思维不得不回到几年前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的一桩惊动中南海的通天贿选大案上来。那次的选举与全部、全票当选恰恰相反，组织提名的人有十几个纷纷落选。

一个典型的“蹦极”，反差太大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面对太阳究竟是从哪边升起的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命题，我有点晕。

选举文化——这个包含着政治、社会、法律和人们观念、传统、思维等方面的抽象名词，是该很好地加以研究了！

我本不喜欢较真，但喜欢联想。当年发生在河津市的人大代表贿选案，究竟是什么支撑了它？几年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又出现当今的尴尬结局呢？

我本不喜欢挑刺，但我让刺钩住了。我不仅是这一事件的直接目击者，还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但愿我将这一事件的真相公布以后，人们可以自信地说：噢，原来是这样，你脱了马甲我认识你，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英雄拉开悲剧序幕

如果人的正常诉求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正常人也会“神经”；如果法律不保护好人，好人也会学“坏”；如果英雄不被社会认可，英雄也会落泪！

2000年10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山西省运城地区，设立地级运城市。

2000年12月初，出席运城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32名河津市代表名额正式下放到河津。

代表意味着权力，权力可以寻租。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定理。从这一天开始，在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河津市，人大代表争夺战全面拉开序幕。同时，在人所共知的原有选举方式下，我也成了幕中的一个主角。

我从1984年开始在乡镇任领导干部，历经5个乡镇，从副职到正职，共任职19年。19年中，我连续6届当选为乡（镇）人大代表，从未间断，1993年还被选为河津市人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

在我任人大代表的19年中，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不知多少次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的换届选举，被我选举的领导干部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还选举过山西省人大代表。

1998年，河津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我已任乡镇党委书记。按照“乡长出席人代会”的“规定”，我的河津市人大代表资格就这样终止了，但能否作为运城市的人大代表呢？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按法律规定，我是可以的。

2000年12月8日，一个获得全国特级模范警察称号的公安干警来找我，同我谈起了运城市人大代表。

他叫董哲家，他的模范事迹能写一本书，曾受过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但是他今天没有说他的事，他来劝我竞选运城市人大代表。

他说得很有道理：“河津市的运城市人大代表名额共32名，按代表构成，至少有一名乡镇干部。论职务，你是城关镇党委书记；论荣誉，你是运城市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论影响，《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报道过你，很有名气。还有，你把联合国都惊动了，中国人和老外都晓得你，你最有实力。”

说句不大谦虚的话，近年来我按中央的决定和有关法律，致力于基层民主政治的研究和实践，在全国是小有名气的。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人们戏称我是“民主斗士”、“选举专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被人们说成是河津贿选案的“敲门砖”和“罪魁祸首”。

这口黑锅该不该我来背，是以后的事了，眼下我该如何回答这个全国模范提出的问题？

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想当这个人大代表，因而谈得很投机。

但是，我还是没有超越多年来人大代表选举惯性的影响，我不能、也不敢去竞选这个人大代表。我当了19年的人大代表，没有一次靠竞选成事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要不，我咋能成为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呢？！

经历告诉我，人大代表是经组织提名后让有选举权的选举人投票选举的，任何与上级组织不一致的非组织活动都是不允许的。法律上规定的十人以上联名提候选人，也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而且，这些人不能对组织提名的候选人构成威胁，绝不能让组织提名的人在选举中落选，让组织丢脸。法律上虽然没有这么多的详细规定，但多年来我走的就是这条路，不偏不倚。

面对这位英雄的一番好意，我谢绝了他的奉劝，等待组织的提名，我认为这是我该走的正路。他后来却在河津人民的鼓励下，走了一条我不敢走的路，去竞选人大代表。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河津人给这位又红又专的模范人物演出了一幕人间悲剧。

私企老总出手不凡

明规则使人向善，潜规则使人趋恶。明规则维持社会秩序，潜规则破坏社会公平。

历史的惰性是顽强的，权力会使人变得精明，也会使人变成弱智。

河津市人大代表贿选一案验证了索尔?贝娄的那句话：当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时，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

12月10日，同我很熟悉的一个私企老总来到我的办公室。同我一样，他也任了多年的人大代表，现在仍然是市、乡两级人大代表。非常时刻，我们同行相见，没有多少客套话，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很自然地谈起了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

他开门见山：“我想当运城市人大代表，请专家指点迷津。”

我一听就没有了好气！你想当人大代表，难道我就不想当吗？你连我提也不提，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专家？人家全国模范开口还先说让我当呢，你不是领导，不是模范，不是科技人员，不是党外人士，不是妇女，你不配！

面对我对他几近宣判的冷酷回答，他一点也不怪罪，反而扑哧一声笑了：“魏书记，你真幽默。”

我一本正经地说：“你当人大代表的瘾越来越大了，你现在已经有两级人大代表的身份，你说说让我听听，为什么还要当运城市人大代表？”

他咧嘴一笑：“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嘛！”

我哈哈大笑：“既然如此，你不找人民找我干什么？”

他这回老实了：“自从我当了河津市人大代表，全变了！那些原来的爷儿们倒向我点头哈腰了。不瞒你说，在商言商，要是我当上更高一级的人大代表，我的买卖就做大做活了。”

他急着催我替他出主意，连连问我怎样才能获得组织的提名，但在言谈中我听出他在明知故问。这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了，还用请教谁吗？

他又不老实了，我便再同他打了个趣：“你怎么这么糊涂，人大代表是投票选举出来的，选民是上帝，只靠提名算个啥？”

他又笑了：“魏书记还是这么幽默，真会开玩笑。上帝不懂汉语，咱们都不糊涂。”

我这才明白，他现在来找我，并不是来讨教什么来的，只是要我帮他取得组织的提名，按我的身份，我有这个推荐权。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表示向组织和领导专门推荐他，还说了许多帮忙的话。他的目的达到了，也到他该走的时候了。他留给我一张“杉杉西服一套”的购物券，说这是企业的福利，让我宣传一下他的企业。在他取购物券的时候，我见他衣兜里还有厚厚一沓。

“杉老板”走了。他就这样走了！他走得那样坦然，他走后我一片茫然。这时我才忽然想起，我来推荐他，谁来推荐我呢？莫非我真的糊涂了？

我看着这张购物券，心里揣摸着，价值600元左右吧！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良知和以后能给人家有个交待，我顺便向几个乡镇书记和乡镇长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在推荐时关照一下这个私企老总。

令我没有料到的是，电话那头首先向我推荐了这个“杉老板”。一个乡长还对我说：“如果没有合适的衣服，购物券还可兑换成现钞。”

我一拍脑门，唉！又成马后炮了，还什么专家。

与这位“杉老板”一样，众多有想法的人就这样开始跑起来，马不停蹄，忙里忙外，争着打起“推荐”这个政治学上含糊字眼的主意。他们能否如愿以偿，还要拭目以待。假如他真的“当选”，能否替人民说话，应当没有什么悬念吧。

推荐引发轩然大波

提名，是选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差额选举中，提名者中间必然有人落选，但如果一定要让组织提名的人全部当选，就违背了法律上规定的选举含义。

理念左右走向，细节决定成败！

河津市的推荐提名并不顺利，因为有想法的人太多太多了！市委该提名谁，又怎样提这个名呢？市委书记薛百利实在想不出很好的办法。

薛百利，1960年代毕业于著名的南开大学，是个才子，这时五十多岁，年富力强，到河津工作以后，给河津人的印象是朴实、廉洁，没有官架子，是个平民书记。

在工作作风上，他的最大特点是不搞专制，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民主法制观念很强。按依法治国的要求，没错，按现代政治学来说，应当。

他的最大的弱点是没有一点霸气，不像是个书记。按“领导就是公仆”的说法，这也不算什么错。

他错就错在他没有一点错！后来的事实证明，河津市的人大代表选举，成了他一生政治生命上的绝笔。

薛书记把提名工作交给市人大和组织部，两个部门按惯有的推荐程序，在征求了部分乡镇主要领导的意见之后，拿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有基层干部和农民，有专业技术人才，有各条战线上的模范，有非党，有妇女。按图索骥？从具体的人来看，也说得过去。按劳分配？

12月中旬，经中共河津市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提名人选。代表36万河津人民去行使500多万运城人民权利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最终由9个人拍板定案！

我和董哲家没有被提名，而带着杉杉服装购物券找我的那个“杉老板”榜上有名。

我当运城市人大代表的愿望，就这样输在了还没有开赛的起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早早被“淘汰”出局，太幸运了。

这个名单一公布，全河津市上下几乎炸开了锅。不按规矩出牌，就有人要求重新洗牌，你出一张错牌，就有人与你摊牌！

不负责任的人煽风点火，落榜的私企老板趁火打劫，关在代表大门外的机关干部推波助澜，河津再度热起来。

提名公布后第二天，一个没有被提名的民营企业家来找我，同我商量他该怎么办。

我这就奇怪了：“你们老找我干吗，我现在是个局外人，是个三不是：一不是河津市人大代表，没有选举权；二不是被市委提名的候选人，没有被选举权；三不是市领导，没有组织决定权。找我不是白找吗？”

他说：“专家先生，你说错了。你组织的城关镇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不是有几个非候选人当选的事例吗？”

他抽出一支烟又说：“你说红薯是硬的还是软的，它生的时候是硬的，蒸熟了就成软的了。”

我有点不解地说：“这与选举没有关系呀？”

他又说：“事在人为，咋就没有关系？公路上有一个竖写着两行字的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你要是从另一边念，就成‘找警察，有困难’了。”

我佩服他的旁征博引，他又是一个深谙“潜规则”的“政治家”！我们争论了半天，他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他，他当代表的欲望太大了。看来他主意已定，就是要在组织提名的行列之外，从票箱里往出“蹦”！

或许是我太正统了，把什么事都看得有规有矩，我料定他不敢同市委作对，即使他有这个胆，事情也成不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事实同我开了个莫大的玩笑。

红马黑马开始较量（1）

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被恩格斯称为最博学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没有被市委提名的那些老板们说：“人不给水出路，水不给人活路”。“旱路不通走水路，条条大路通北京，你靠领导，我靠代表。”

“PK”就这样开始了。

那些被市委提名的人这才意识到，在争夺运城市人大代表的路上，还有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他们对这些“来路不明”的人作了另一个形象的比喻：正道上杀出了黑马。

黑马并不在乎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一笑便默认了：那就算你们是红马吧。

首先杀出的是黑马1号，他经过仔细挑选后，带着一整箱高档香烟、各式毛毯，专访了一些河津市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联名提自己为候选人。

黑马1号的行动很快被其他人模仿，黑马2号以同样的方式拜访了部分代表。他就是那个在市委提名之后找我的、说再考虑考虑的私企老板。看来，他已经考虑成熟。

黑马3号，黑马4号、5号……从半道上杀出的一匹匹形形色色的黑马就这样跑了起来，坚持到最后的总共有12名。本来是正当竞争的人大代表选举，在没有相关竞争制度的情况下，在另一条岔道上竞争开来。

黑马的竞相杀出，对红马形成巨大的威胁。他们原来认为，市委提名以后，一切会水到渠成，非组织提名的“差额”，大不了只是个跑龙套的。现在不行了，差额全给挤光了，跑龙套的要当主角了。

看来，要想制服黑马，还得靠自己另想他法。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来个针锋相对，抱成团一个乡镇一个乡镇跑，与黑马抢滩，。

17日，红马集团来到了城关镇，我面对着一个两难的抉择。这不伦不类的组织和接待，名称叫什么，议程又是什么？

另一个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向我介绍了其他乡镇的接待方式，并把一份不知是谁起草的讲稿和名单递给我。我看了一下，内容没啥问题，只是它不该由我来讲。这么大的事，市领导一个也没来，说啥也不正常，这盘“例行菜”由我来端，咋样都别扭。最后，我还是模仿别的乡镇，出席了这次宴会，参加了一次不知是何角色的会议。

开宴之前，我开始了我的“重要讲话”：“各位代表，市委经研究讨论，确定了运城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我们一定要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选举他们作为运城市人大代表，希望大家投好神圣的一票，并自觉抵制一切与市委不一致的行为！”

我的这番讲话立即获得红马的热烈掌声，但我心里在说，你们先别这样，我肯定把黑马给得罪了！

随后，我按花名单一一介绍了他们，每念一个，他们都站起来向代表们深深鞠了一躬。

大代表宴请小代表的活动就这样一个乡镇接一个乡镇，一个代表团接一个代表团，类似的“便饭”一顿又一顿，重复了的声音一次又一次，饭店门前的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应邀而来的代表一溜又一溜。每次便饭之后，代表们的口袋里，装有花花绿绿的各式名片。

为了成为一名运城市人大代表，在缺乏相关的竞争渠道下，红马和黑马就这样开始了角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局势开始失控。

钱，Money，虽然叫法不同，但不分中国还是外国，属于全人类特有的财富，它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要看制度怎样设计。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河津的选举中，它仅仅起了“搅局”的作用，根本症结并非是它。但是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搅局将整个选举搅得一塌糊涂。

红马黑马开始较量（2）

##贿选开始升级

贿选，是民主政治中的毒瘤，用简单的外科手段治它，还会引起更大的转移和扩散。要根治它，需要的是制度。

市委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强硬措施。形势急转直下，对黑马极为不利。

黑马被逼到了绝路，他们什么也不考虑了，简直成了脱缰的野马，再一次真枪实弹地跑开了代表。

如果说市委的决策是对的，为什么还管不住这些黑马？如果市委的决策错了，正确的又该是什么？

水涨船高，你攀我比，黑马的礼品越来越高级，转眼间，一件数百元的服装已经拿不出手了。有的黑马干脆啥也不送，只送现金。他们说，麻里麻烦的，这个最省事。

数字也越来越高，500元，800元，1000元，1200元，钱数一路攀升，有点井喷了。

替黑马跑腿的人怎么也想不通，为当一个人大代表，八字没见一撇，已将20多万元甩出了，值得吗？图个啥？他们去问主，主说，这个你不懂，经营政治一本万利，比往企业里投资赚得快，只要有张“红皮”，钱就会像流水似的涌来！

贿选再次引起河津市委的高度重视，派出精兵强将，组成调查组，做了大量调查。但是，调查结果令人哭笑不得：黑马行贿查无实证，红马请客确有其事。

而这时，距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有两天时间，如果再查，根本来不及了。

红马这回再没辙了，他们说黑马是无证经营，抬高物价，扰乱市场。而黑马则说红马是证照不符，违规操作，欺行霸市。就这样，想成为政治上中产阶级的他们，全被拖上这辆走歪了的选举战车。

选举大会的头天下午，高家湾村一位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顺手放下个信封。我问他是啥，他说：“不知道，是×老总让我送你的。”便转身走了。

一个并未封口的信封端端正正地放在我的面前，我一个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抽出面值百元的大钞一数，十张，连号码都没乱。我用手把这1000元抖了一下，宁静的办公室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个声音真美。

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是想这么一个问题。是啊，我不是代表，他为什么要给我呢？这时，我的电话响了，传来我一个同行的声音：“伙计，马上就要开代表大会了，咱们关照一下×老总，请你再给城关镇的代表们说说。”

这样看来，这个老板送给我1000元，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这事办得并不傻，而且很有水平。

我把这1000元往枕头下面一塞，信封一扔，心想，现在可以睡个囫囵觉了！

但还是睡不着。这个老板给我送钱，把话说白了，还不是因为我是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是我的权力在起作用！1000元虽然不多，但背个处分也是证据确凿。

我躺在床上，翻过来又翻过去，妻子不耐烦地说：“别人当代表，你烧什么？”

我没有好气地吼了她一句：“去去去，再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黑暗中，一只老鼠反倒凑起了热闹，刺刺啦啦啃咬我的一盒香烟。我打开灯，它跑了，我一关灯，它像是没有达到目的似的，又来了。我气急败坏，一只鞋子砸了过去：想抽烟吗？打火机在抽屉里，有本事你也找去！

直到天快亮时，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我认为非常妥当的万全之策。一大早，我索性把那个代表叫来，想把钱原原本本地退给他。但他说，他只是个跑腿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真是“瞎子拉毛驴，撒不开手了”。我只好用邮递的方式把这钱退了回去，把汇单保存起来。令我亏本的是，1000元我没收，还赔了10元钱的邮费。

投票前夜不平静

如果法律受到亵渎，公正就不复存在。

这里，还需要文化、道德和责任。

12月23日，一百多名河津市人大代表，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住进河津市宾馆和惠源宾馆。代表们对各种文件和材料失去了兴趣，而是三番五次翻看他们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笔记本上记着送钱的人和数量。

晚上9点，各代表团开始酝酿十人联名的候选人名单，黑马按计划动员他们已经联系好的代表联名自己。河津市的这两个宾馆不像以往那么安宁了。

在城关镇代表团住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动员城关镇代表联名提他的黑马同我撞了个正着。我想，这两个黑马一旦成为候选人，不挤共产党组织提名的人，是挤国民党吗？

我一字一板对他们说：“你们在哪儿提名我都管不着，但在城关镇的代表团里，我是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搞的，请你们别为难我。”

我将城关镇代表召集到我住的114房间里开会，向他们再次明确传达了市委的精神，令我没想到的是，以前很听话的代表，这次不同了。

一位局级领导干部说：“你讲得没错，我们当然要服从市委的领导，但是也要依法。法律允许10人以上可以联名，我们没错，大会的选举办法你看了没有？”

大家齐声附和，希望我灵活一点，不要再那么正统。这时，我这个堂堂城关镇的一把手，成了绝对的极少数。

面对现实，我一筹莫展。另一位代表见我无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魏书记，你身体咋就这么棒，你为什么不病一下，请个病假不就一了百了吗？”

我想抽支烟，一摸口袋，没了。一个代表马上递给我一支“芙蓉王”牌香烟，另一个代表又给了我一整盒。他们都朝我笑了笑：“抽吧，抽了它你就有办法了。”

又是一阵沉默，房间里的气氛像是凝固了一般。

许久，潜规则又起了作用，两个代表在交头接耳：“魏书记该说的都说了，对上面能有个交待了，咱们还坐在这里不是为难他吗？”

另一个代表微笑着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大家心领神会，一个个起身走出了房间。

我想啊想啊，中国这么大，但通往人民代表的路咋就这么窄！

晚上10点左右，在楼道及宾馆外面，不是代表身份的人多了起来，行为也很神秘。我拦住一个我认识的人，问他今晚来这儿“有何贵干”。他向我做了个别人看不懂的动作，悄声对我说：“我是替老板背褡子的，该出手时再出手！”

啥是“背褡子”的？外人不知道，我一听就懂。它是最近在红马和黑马中间广为流行的一句“行话”，就是专门背着东西拿着钱替老板跑腿的人！

他们的主人正是代表们小笔记本上记的那些至今还没有出手的、为数不多的红马。

又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深思，我起身开了门，来人慌慌张张，把我拉到了卫生间，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只说了句“这是我家大老板的”，塞到我手里就走。

我马上反应过来，又塞到他的怀里。我心里嘀咕着，难道你想让我再倒赔10元钱吗？这赔本的买卖，说啥我也不干了。

不幸的事件就这样接连发生了，不知情的人可能也不会相信。人们不禁要问，人大代表的选举，怎么会成这样呢？

过失可以弥补，瑕疵可以修复，纠纷可以谈判，矛盾可以调解，惟有真相例外！我是直接目击者，请允许我继续讲真话，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所在！

权力就这样行使

投票，如果是简单地在自己没有听到过的名字上面画圈，是成本和效益最低的选择；在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人中间做出选择，是最简单的民主。但是，民主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深刻的价值——正义！

几近公开的贿选再次引起市委的重视，市委书记薛百利一夜都没合眼，他在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

查吧，不是已经查过几次了吗？所有的当事人均守口如瓶，没有一个承认，再查，能抓住新的证据吗？

要么就是停止选举，但这也不是办法。河津市连个人民代表也产生不出，谁来代表河津参加运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他再次征求了四大班子领导的意见，人大认为程序没错，政府认为问题不大，政协也没提出反对意见，他们都存在一个美好的愿望——不会出事吧？此时，千斤重担压在了他这个市委书记的肩上。

该做的事他都做了，再多做就要违法。

25日上午9点，举行本次大会的第二次会议，市委建议的31个红马和各代表团10人联名的12个黑马名单递交大会主席团后，提交大会讨论。

一个人手中的公权力，如果它的产生过程违背常规，就会成为私权，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成为特权。一个失去了诚信的社会，良知自然荡然无存，道义、责任，就成了一纸空文。这一张代表数十万人意愿的沉甸甸的选票，该投给谁呢？面对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代表们商量如何决断。

随即，一张张绝密级别的“应选名单”传到每一位代表手中，大家心领神会，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小本本从此完成使命，由小纸条取而代之。

这份名单是用手抄写的，名单上，有上级领导、有本市领导，同时照顾各乡镇，是平衡的杰作。“杉老板”名列其中，“黑马2号”紧随其后，多数黑马“榜上有名”。

但是它里面没有董哲家！红马也好，黑马也罢，不管怎么说，董哲家这时也是合法的候选人，选票上堂而皇之地打印着他的名字啊！

下午2时，本次人大代表大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也就是最具实质的选举大会——正式投票选举运城市人民代表。此时，河津三十多万人民把自己政治上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了代表！

在庄严的国旗和国徽下，监计票人员各就各位，各位代表摸了摸口袋里的“小纸条”，胸有成竹。经反复对比，把圆圈准确地画了下去！

董哲家，被代表们无情地抛弃，遗憾地落选了。“杉老板”高票当选，“黑马2号”抢滩成功，其余11名半路上杀出的黑马，多数如愿以偿。

这一选举引起的风波，迅速在河津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一个老干部说：“当选的人中间，有几个人能同董哲家相比，他们比什么？从选举结果来看，并不代表民意，公仆应当就此向主人做出解释！”

“选举结果不代表民意”，问题出在哪里？解释？谁来解释，怎样解释呢？我对此特意做了调查和反思，不过，这也是以后的话题了。我回想起代表争夺战的一幕又一幕，感觉到没有被市委提名的“荣幸”，塞翁失马，反得一福，另一只没有落地的靴子不用我再等了，我真想高喊一声：无官一身轻，农民万岁！

十天之后，运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运城隆重召开，河津市选出的32名代表全部参加了会议。当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步入会场时，已知情的会场内外所有人，向他们行了一个久久散不开的注目礼！

耐人寻味的思考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个思想僵化的社会，不可能出大师，也不会有文明。天天往地里撒药，能长出什么东西来？

河津市人大代表贿选案引起高层的重视，进行了严肃查处，从匡正风气、打击贿选的角度来看，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正当的竞争，从此也像洗澡的孩子一样，连同脏水一样给无情地倒掉了，选举中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全部全票当选的选举结果已不是新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做出的正确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怎样坚持，怎样完善？责任，强烈的责任感，让我坐不住了。凭着守土有责的本分和守望天下的热忱，我对全市全票当选的乡镇领导和现有的人大代表做了调查，试图探密“神龛”和它后面的“菩萨”，解码这一景观。

全票当选的基层领导对我直言不讳：我们这样做，就是为图个面子，假如少上一票，就没那么风光了。

我听懂了，文化、价值取向！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神龛”，不适宜神灵居住，假“菩萨”倒是有，真“菩萨”根来不敢进来！

全部全票当选的答案有了，但法治社会必须依法办事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在基层大打了折扣。

人们在问：法律规定，获得过半数赞成票即可当选，就是胜利。而你不择手段、想方设法非要那个虚伪的全票有何意义？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党和国家的事业重要？选举文化，你到底能知多少？政治之美，首先是人性之美，失去了诚信，就是失去了根哪！

“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代表权也概莫能外！像“杉老板”和“黑马2号”一类的人，他们的当选结果合法吗？指望他们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可能吗？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人大代表中间，后果难道不可怕吗？

我在一个地级市调查人民代表大会情况时，还意外发现了这么一个发给代表的“手册”，不妨摘其一段，供大家品尝和欣赏，或许有所教益：

“现在进行大会第六项议程，表决关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请大会工作人员（播音员）宣读决议草案。（宣读完毕后）现在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环顾会场），请放下。反对的请举手（环顾会场），没有。弃权的请举手（环顾会场），没有。一致通过（掌声）。”

掌声之下，斗转星移。还记得本文开头的那句吗？“但愿我将这一事件的真相公布以后，人们可以自信地说：噢，原来是这样，你脱了马甲我认识你，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其实，“脱了马甲”又“穿上马甲”的，不是我也不是“他”，是演员宋丹丹，在一旁大喊“我照样认识你！”的是笑星赵本山，捧腹大笑的是观众，“人们”哪里也找不着。我只不过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宋丹丹当了一次“蛇”，赵本山硬要指成是“王八”，观众只管笑罢也。

从一“放”就乱，到一“管”就死，难道中间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从河津市当年发生的贿选，到目前的全部全票当选，表面上看是一种事件的两个极端，但发生的实质原因是一样的——表达权不畅、竞争缺失。其背后，还是因循守旧同与时俱进的较量——思想能否进一步解放。

从走过场的选举到贿选，是一大进步，而从部分落选到全部全票当选，则又是一大倒退！

反思，就是理智；改进，就是文明。我们已经走了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同样的弯路，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绝不能再付出同样的代价。建立良好的选举文化，回归理性，坚守诚信，还原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的本职，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了。

时代，呼唤并催生先进的选举文化!

后记 有这样一位官员作家（1）

——魏荣汉纪实文学作品读感

李云峰

记得我把自己和我市一位官员作家李长河的交流感受写成一篇《作家应该进入主流生活》的卷首语在《河东文学》上刊出时，文友王振川就提议，还应该关注和鼓励从各行各业当中涌现出来的非职业作家，尤其是官员作家。因为他们常年沉在某基层部门或专业部门，即担负领导责任，统领全局，又事关切身利益，痛痒自知，因此他们经历体验工作生活的深刻程度，远非一个专业作家靠阶段性深入生活所能企及的。

应该说，振川的话其实指出了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即被读者和作家协会认可的作家，其实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爱好文学进而把它当作人生的理想追求，或成为终生的业余作者，或身以文贵、一举成名，“晋升”为有身份地位、有职称待遇的专业作家；另一类，则是一开始并未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或职业的追求，并在其他行业或党政部门各有追求，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对工作中经见的现象、问题、矛盾自觉观察思考，并于业余时间用文学的笔法表达出来，使之成文，引起关注，一不小心，也成了一名作家。

现在，我们运城市就出了这么一位不但引起全国关注，还把动静搞到联合国的官员作家，他就是刚刚担任市文联主席的魏荣汉同志。魏荣汉同志曾经多年从事农村乡镇基层领导工作，正是他，一个在少年时代就认为生产队长或者是村官们专横跋扈的作风不应该的民主崇尚者，根据国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率先在河津市乡镇推行农村民主选举工作。由于他是一个有良知觉悟、有思想见识的领导干部，所以对这项尚处在探索实践起步阶段、事关共和国政治民主改革进程的重大工作，就不会只是应付支差，因而在创造性的完成工作任务之余，还比其他乡镇领导干部多产生了一篇“副产品”——纪实文学《风风雨雨选村官》。如果说作品一经刊发，立即引起作家圈子的注意应属正常，那么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超出文学范围的广泛影响，可就值得玩味了，就因为这篇作品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艰难起步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改革实践的忠实记录，是一部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缩影！缘于此，他被提拔到运城市民政局担任分管基层民主选举工作的副局长，于是又有了再现发生在河津市老窑头村有贿选争议重大事件的长篇力作《昂贵的选票》，在《报告文学》头条刊出后，又立即在全国各大媒体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随后他又以一篇考察和思考运城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我们仍然在路上》，荣获全国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他颁奖，并邀请他到美国观摩第 43 届总统大选……

近来因帮作者校读书稿，让我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位官员作家的作品，以及它与“专业作家”们的作品之间的差异所在，的确是有所发现，感触良多。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作品题材新颖、立意深远的思想高度。应该说，从官员队伍里走出来的纪实文学作家魏荣汉同志以反映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书稿《中国基层选举报告》，是继我国著名的反腐作家张平的一系列纪实文学作品之后，又一部让我深深感到震撼的纪实文学作品。而作者恰恰是因为张平的反腐作品，才开始关注到纪实文学这一重大文学体裁，并在关注和喜爱的同时，发现对现实社会当中的种种腐败现象的揭露批判，固然可以对其有所遏制，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根绝铲除不公和腐败滋生的土壤，杜绝不公和腐败的根源，就必须从体制上着眼，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基于这样的认识，结合自己置身乡镇工作岗位的优越条件，于是在农村推行民主选举，便成了魏荣汉同志工作当中的一项重大实践，同时勇敢地涉足纪实文学领域，通过忠实记录、理性思考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有序推开的基层民主选举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正在一步步朝我们走来的、充满希望的农村基层民主进程，和由农村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崭新的生活面貌！

后记 有这样一位官员作家（2）

其次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作品也展现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尽管作者说他只是在注意说明所思考的问题，没有想过写出的东西属于什么样的文学体裁，也没有考虑过文学表达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谦虚，通过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那一处处或形象生动或悬念起伏或风趣幽默的人物情景细节描写，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生活本身的生动丰富性，二是作者本身所具备的艺术表达生活的功力和潜质。

老实说，最先吸引我的，是作品的叙述风格，不仅仅是不温不火、平和客观，而且很有一种绵里藏针、含而不露、话里有话、意味深远的内敛风格，犹如一个推八卦打太极的高手一般，值得品味。作者说，这并非他喜欢直来直去、痛快淋漓的性格本真，亦非叙述风格的刻意追求，而且刚拿出来的初稿，都应该是比较或相当率直犀利、锋芒毕露的，但是这毕竟是纪实作品，而且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不能不有所顾忌，更何况涉及政治！因此既要照顾各个人物、各个层面的关系、脸面，又不想丧失基本的态度，就只好一点点把锋芒磨钝、磨光，所以最后就磨成了这个样子。听他如此言说，我眼前浮现出了卵石的模样，尽管它被磨掉了棱角，光滑圆润，但是石头的本色不变，质量不变，依然沉甸甸的。如果再从艺术表达风格的角度来看，这一磨，虽说是少了一些情绪贲张、情感渲染、个人好恶的直率表达，一如有些纪实文学作品的作者在揭露黑暗面时克制不住的情绪化的语言表达那样，但正是作者的冷静理智，从而使得作品在一种平和的叙述语境导引下，使事件和人物的呈现更显客观、准确、公正，也就会让读者感到更加真实可信了。这或许更应该成为以针砭批判现实为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是所谓批评不等于谩骂煽动，感恩也不一定非哭得一塌糊涂。

与其他一些由专业作家通过采访创作出来的纪实文学作品相比，魏荣汉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关注主流生活的角度不同。一般而言，专业作家切入某一主流生活题材的角度，大都是由外及里，由陌生到熟悉，逐渐深入；但是无论作家怎样深入体验，也比不上本来就在事中、也要被作家观察了解的官员本身对本职工作和辖区人事的了解程度，因此，官员一但动笔，其切入的角度必定是由本我出发，由里及外，一切不但是熟悉亲历，更有是非选择、利害冲突、得失顾忌、情感磨砺的不可替代的当事人角色，这种真实感所带给读者的更确凿的“可信”性，显然成了风行当下的纪实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的亮点和卖点！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通过作品所显示出来的一种作为共产党基层干部、政府官员和中华民族一分子发自内心的良知的呐喊与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意识。对魏荣汉同志而言，这是双重的，官员的与作家的，而这种身在其中的现场感的真实性所传导出的震撼力度，是任何一个“专业”作家再怎么深入体验也难以企及的深度，也使任何空洞的宣传说教显得苍白无力。读罢该作品，会让人自然感到：在中国基层，全面推行民主，已经是时代潮流，历史的选择，中国农民已经具备行使民主的能力，那种否定这种趋势的言论会不攻自破。同时，文中所“揭露”的所谓“反面”部分，也恰恰又证明：在一个祖先没有留下多少民主遗产的国度里，幻想民主一蹴而就同样是不理智的。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能回答这两个当代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回应“左”“右”两方面的思潮，应该说足够了吧！

那么作为一个在仕途上走得不错的官员，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并选择了被许多人视之为“苦行僧”的文学行当来操练呢？我相信一定有人和我一样想知道。日前在运城市文联纪念“”讲话发表 66 年座谈会上，魏荣汉同志自我介绍的一番话，很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他说，表面上看，就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工作中他选择了选举，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选择了文学写作，就意味着面对清贫；选择了纪实文学的写作，就是选择了苦恼，而选择了政治题材，就更是选择了麻烦与风险！但是他不这么认为，因为选择了选举，就意味着一个民族获得了民主进步的机会；选择了有辛苦但更有快乐的文学创作，他觉得自己享受到一种高雅、幸福的生活；而选择了纪实文学创作，特别是选择政治，就更是获得了以文学的形式从道义和责任上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的机会！

正是这份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具有的良知与责任的支撑，才使他在面对其他官员同样会面对的全新问题时，没有敷衍塞责、得过且过，而是倾听民声、认真调查、严肃思考、探微洞幽，遂于工作之余，创作了一篇篇记录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纪实力作，它们必将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乃至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进程，起到有力?推动作用，亦必将载入中国纪实文学的史册。《风风雨雨选村官》得到联合国资助出版是明证；《我们仍然在路上》荣获全国征文大奖是明证；16万字的《昂贵的选票》被大型纪实文学期刊《报告文学》分两期头条连载，肯定为文学意义上的上上品，亦是明证；《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也将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