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所属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作者：[以色列]谢艾伦 著

译者：张平，张立，蒋清宏 译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4421-4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166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十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择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择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虞和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成 牛大勇 朱荫贵 张小颐

罗志田 郭沂纹 夏春涛 黄庆华

虞和平

常务编委 夏春涛 张小颐

作者简介

谢爱伦（Aron Shai），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艾森伯格东亚事务专职教授，曾先后出任该校历史系与东亚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日本1937—1939年》、《国际事务中的中国，1840—1990年》，《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他还出版过两部历史小说《外人之子本·哈扎尔》及《昵称玛诺》。此外，他还曾兼任两家保险公司的总裁。

前言

在此，我试图写一种略微与众不同的国际史和外交史，并试图聚焦于某些可能是更基本的，或者是更深刻的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和中法关系中的经济和贸易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正是这些要素，而不是那些纯外交来往构成了这些关系的支柱。因此，一个潜在的假设是，外交资料无论如何重要，都不足以获得对这些几十年间交织于列强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关系的全面理解，或者一种真实的和完整的图画。这种探索似乎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那些岁月。在这一时期，就商务资本而言，金融和商务考量确实占了主导地位。

更进一步地说，在此所提出的既不是对严格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即：北京与各相关国家首都之间来回传递的外交信息的分析；也不是对日常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数量及强度的估量。而是把1949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放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的更为广泛的背景里加以考察。在这一环境中，“撤退后的撤退”，“衰退后的衰退”，“被俘获的资本主义”，“被俘获的帝国主义”，“人质资本主义”，或者简单地说，“被监押的帝国主义”，都代表了某些新的，可互换的概念。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像在华大企业的本地经理们那样的前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非官方代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某些人甚至处于被囚禁状态。他们在新政权下所遭受的这种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在华活动的外国公司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与中国资本家的情况不同，在外国资本家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那些障碍带有一种超越地方剧变之有限疆域的重要性，一种具有国际含义的重要性。而且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障碍也构成了保障一种收入来源的方式，一种获取对资产的控制权的途径。这些资产是在数十年间的时间里由外国人积累的。

本研究不构成对1949年以后席卷中国和中国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全面叙述。它基本上更多的是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中外关系，主要是中英关系的延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衰退的叙述。这种关系在此时已经被镀上了一层特别的、未知的和前所未见的经济外膜。涉及或考察有关“被囚禁的帝国主义”的问题的研究至今为数甚少。还没有一项研究是基于新近开放的伦敦档案馆、斯威尔家族的约翰·斯威尔文件、现在可以查阅的巴黎的官方和公司记录以及可以获取的，然而是极度受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资料的。而且似乎没有一项研究是在帝国主义衰退，或者更坦率地说，是前殖民列强，特别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实际崩溃和羞辱的背景下去考察其范围广泛的重要性。[1]

例如《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们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时代。考察了导致新政权建立的那些事件的延续关系，以及新政权的巩固和重建。但十分典型地，他们甚至没有提到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现象，以及外国企业的代表们的困境。与其他研究者一样，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2]看来由于涉及到中国历史的革命性转折点，而且对其崭新的（国际与外交）维度感到着迷，国际史与外交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新政权的成就，而不是对革命前夕的那些事件做一种严肃的和细致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如此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的遗产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有时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提到，但是总是以一种不精确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一位重要的中国学者在他的关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书中宣称，在50年代早期，“外国企业遭到管制并最终被没收和国有化……所有的外国资产都被冻结，外国人拥有的财产被征用……”[3]这段描述既没表达出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也没有说出真相。外国遗产，特别是其经济成分毕竟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城市中的外国企业在一个复杂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从其几乎是封建化的阶段转化到了新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确，被囚禁的资本主义在形成中国的新面貌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更不用说是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本研究所想刻画和强调的正是这种角色。

最近由中国学者发表的三项研究，向外交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领域，引进了新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中文的。其中包括了对参与形成50年代中英关系的那些决策者的采访和与他们的通信。在《英国遭遇革命中国——1949年至1954年》中，詹姆斯·塔克—洪·唐评估并分析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根基牢固的国际社会成员与中国这样一个新建的革命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4]他审查了参与形成英国对华政策的那些政治精英和决策机制，观察了那些政策的实施，并检讨了与英中关系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的范围内，唐以他独特的方式将中国历史从其传统的边缘状态解放出来，并将其置于历史论述的主流之中。

在《中国、英国与商人：政治和商务关系，1947—1957》中，邵文光（音译）对现存的研究实体做出了贡献。其贡献在于从创造性的视点分析了国际历史的特定问题。并通过对商务实践的检验[5]，对中英商务关系的更深层次进行了透视。作为一位对外开放时代的学者，邵接触到了迄今为止他尚不熟悉的西方研究方法。他狼吞虎咽般地研究了从西方获取的大量资料，结合了在自己祖国取得的信息宝藏，由此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将这种历史从其欧洲中心论中解救出来。此外他还使研究者们，虽然是非直接地，得到了中国文献。这些文献通常是他通过关系获取的。邵的研究包含了对多姿多彩的课题及其相关资料的讨论。这些讨论深入到了中英关系的一些深刻的要素，诸如经济的、商务的、外交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在这部细致的和精确的著作中，50年代早期的国内、国外政策及其发展都得到了探讨。并交织进了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叙述之中。中国的城市中心和外国公司在那里的活动得到了考虑。邵注意到中国当局设法完成了对大多数外国利益的逐渐获取，并没有诉诸直接没收的手段。然而这一过程仍然给西方提供了一个如此经典的“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政治”，及“曲线国有化”的事例。以至于其烙印在其后很多年里持续影响着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中国。[6]

张永进的以“处于边缘的中央王国”为副标题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年》强调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无论其自我印象如何，已经在几十年间被认为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边缘角色，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脱节。[7]这的确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国际社会在全球其他部分的扩展”。[8]

此书强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溃，以及中国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例如，巴黎和会就是在国内决策程序的反光镜中加以检验的。而中国也就被放到了一系列事件的核心地位。将中国推出全球历史画面的原罪在此被修正了。张强调中国人没有向欧洲文明的标准屈服，而是进行了一次反抗的、革命性的进程，一次对西方势力及其统治的反抗。中国人要求中外关系以一种与欧洲国家间常规关系相似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以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传统方式来进行。[9]

深深地沉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关系，张倾向于夸张列强对中国的承认、向中国发出的邀请、作为战胜的协约国的一员参加和会的工作等事件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发展，特别是雅尔塔协议，给世界领导人承认中国为一个平等伙伴的诚意投上了深深的阴影。罗斯福和丘吉尔似乎愿意牺牲部分中国主权、某些平等原则和其他正义观念，以看到俄国参加对日作战。[10]

这三部著作和其他近期出版的著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值得受到欢迎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外交画面正变得更加全面。中国之角正被织进外交史讨论的“织物”中去。[11]中国的国际史由此从边缘转向中心，远离了欧洲中心论的焦点，走向一种更为平衡和更为富有成果的分析。[12]

唐家璇声称近期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会谈，令人想起举行建立双边外交关系会谈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论述是最有说明意义的。50年代的理想是让新生的制度逐渐与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遗产脱节。而80年代以来的困境则恰恰相反，问题是如何实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主张，以及如何取得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崛起中的、受到欢迎的资本主义风气的理想共存。

尽管这里所描述的那个时期有其独到的特性，并且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彻底研究看来可以照亮那个历史事件本身。但通过被囚禁于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折射镜，我们似乎可以学到，并在通常意义上理解更多的东西。可以假设性的预言，本研究将对更好的理解那种后来被发展成为所谓的第一、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做出贡献。本研究也可能解释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公司，与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的中国当前关系的某些要素。80年代和90年代并不是两种制度在中国相互对垒的第一个时间。通常被忘记了的第一次遭遇是在50年代早期发生的。那时新崛起的政权以其独特的方式也曾经向两种制度间的某种共存开放。

本研究聚焦于英国在华企业的命运。前四章按顺序集中分析了中英关系（强调经济事物），澄清英国方面的看法，对英国在寻求实际妥协的同时围堵中国的企图进行曝光。并透露一个详细的事例，首次显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是如何被迫向革命压力屈服，并最终关闭了其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不过与此同时，本书也用了专门的一章，详细叙述了还不为人知的法国企业被关闭的事例。虽然这一章仅仅是一份备忘录，而不是完整的研究，但仍可望在总结相关的（迄今几乎不为人知的）的细节上获得成功，并给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气氛带来一些光亮。而且并列这两个表面上相似的事例，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1]关于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帝国主义衰落的观点见弗兰克H.H.金的著作《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卷四，剑桥，1991年版。这项研究使用了银行自己的档案，以及其他相关的档案和文献。也见谢爱伦：《监禁的帝国主义：英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闭》，见《英国历史评论》，CⅣ，No.410, 1989年1月和谢爱伦：《质押的资本主义与在华的法国企业：中法关系的隐含因素》，见《中国研究》第12期第1号，1993年。

[2]《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部分，剑桥，1987年版。

[3]M.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史》，纽约，1977年版，第91页。

[4]伦敦，1992年版。

[5]伦敦，1991年版。

[6]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伦敦，1991年版，第15页。

[7]伦敦，1991年版。

[8]张永进：《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年）》，伦敦，1991年版，第3页。

[9]同上书，第193页。

[10]谢爱伦：《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伦敦，1984年版，第89—91页。

[11]也见W.O.沃克：《鸦片与外交政策：英美在亚洲寻找秩序，1912—1954年》，伦敦，1991年版，谢爱伦：《世界事务中的中国》（评论文章）《国际历史评论》第15期第2号（1993年5月），及谢爱伦关于詹姆斯·塔克—洪的文章《英国遭遇革命中国》的评论，见《国际历史评论》第15期第4号，1993年11月。

[12]有关这种看法的更多观点，见本书第一章和J.奥斯特哈梅尔：《二十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见W.J.莫姆森和J.奥斯特哈梅尔合著：《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年版。

中文版致谢词

在此，我想对所有那些对我的研究给予过帮助的人表达我深切的谢意。特别感谢伦敦的约翰·斯威尔父子有限公司（太古公司）的约翰·斯威尔爵士，他允许我使用他们企业的档案，并且花费了他个人许多宝贵的时间。

在巴黎，东方汇理与苏伊士银行的总经理M.Jean-Francois Lepetit爽快地同意我使用他们银行的档案。M.Marc Meuleau和M.Mahler-Besse帮助我在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那庞大的档案记录中找到我需要的研究资料。在此我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

伦敦外交事务办公室和其他部门的档案管理处，法国的档案管理处，和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中国资料形成了这个研究的梁柱。感谢伦敦的公共档案局，法国外贸部、经济部、财政预算局、国家图书馆、现代国际文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校的同事们，在那里我用了半年的休假时间出任教学主管。

我也非常有幸能有机会和各方面人士进行会谈或通讯联系，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的发展时期，从而使得档案材料得到了扩展和补充。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香港的Izikiel Abraham；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的前雇员约翰·马奇；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的前经理Jean-Louis Moren和法国外交服务局的M.Jean Meadmore。

真诚感谢我的朋友Claire Ferras对我在巴黎从事研究期间所提供的极大帮助。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同事、亲密的朋友、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的张平博士和张立女士，感谢他们的出色的专业学术工作，他们为将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发起并安排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工作，我衷心感谢他的善意努力和帮助。虞和平教授的学生，蒋清宏先生翻译了附录的后两个部分、注解和书目，同样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特拉维夫大学常务校长Shimeon Yankelevitz教授对本书出版工作的支持。

我应该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夫人Puah，没有她的投入，耐心和持久的鼓励，本研究将不会有见天日的时候。

谢爱伦（Aron Shai）

艾森伯格（Shoul N.Eisenberg）东亚事务专职教授

2002年7月16日，于特拉维夫大学

目录

前言

中文版致谢词

导论

第一章　英国与中国，从帝国关系到正式平等化

第二章　英国的观点

第三章　中国的观点

第四章　寻求权宜之计

第五章　太古公司的关闭

第六章　法国企业的关闭：另一种情况？

第七章　非直接国有化及其后果

附录一

伦敦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

（太古公司）从中国撤离（节选）

（致伦敦外交部副大臣）

附录二

转让契约

附录三

麦加利银行总部，伦敦，38教区

参考文献

导论

在此我不打算发展一种对半殖民地及非正式帝国现象的分析框架。这种尝试已经在别处做过了。[1]对历史学家来说，一种强加的框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框架在迎合或简单地应用于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往往是先入为主的独到性和特殊性方面通常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两个部分属于方法论上的显著的问题仍然在这一背景下浮现出来。

第一个问题与国际历史学作为一种强劲发展的学科有关，而第二个问题则与近年来获得重大进展的帝国主义衰败的研究领域有关。[2]

国际史或外交史作为一种学术科目已经被诸如A.J.P.泰勒[3]这样的学者强烈攻击了近三十年。可以说对控制和决定这种历史的经济的和其他深层力量的考察的尝试尚未足够彻底。近年来在大西洋两岸，这一领域正在发生逐渐的变化，并成为一个更为综合性的学科。外交史也已不再局限于纯粹外交的探索上，而是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经济方面也包括在内。

不仅如此，以阿吉拉·伊利耶为先例，历史学家们现在倾向于展示文化体系是如何影响争取权利的民族斗争运动的。同样地，他们也逐渐地从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中摆脱出来，试图提出一种更为平衡的看法，一种把外国的和偏远的文化考虑在内的看法。

本研究试图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继续脱离欧洲中心观的研究，使之有一种更为平衡的看法。与此同时，以聚焦于金融、经济层面为手段，渴望获得对事件的更深刻的理解。

帝国主义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外交史的特殊事例。中英关系也是一样，尽管事实上以英国为主的殖民势力与中华帝国（英国的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间的关系的实质与任意两个普通国家间通常存在的关系相当不同。[4]

迄今为止，大量的注意力被放在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及其背后动机上。只有少量的研究致力于帝国主义的衰退与崩溃的进程。缺少足够的文献与洞察力可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部分的解释，而且帝国主义研究的主要焦点往往集中于那些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帝国的正式殖民地上。非洲和印度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注意力。与此相反，极少数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英国的非正式帝国上，而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就更少了。

在此我无意去走那条“黄金、上帝与光荣”的老路，或试图进入与大英帝国潜在动机有关的、彼此意见相互冲突的讨论。我也不打算去评估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着眼于英法从中国的“撤退后的撤退”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去分析列强的商务利益，在他们遭到削弱并被迫接受某些人所定义的撤退之后[5]，在他们的宗主国对东亚的影响完全崩溃已成定局之后发生了什么。

在有关帝国主义影响衰退与非殖民化的理论探讨方面，在此我想把在中国的“被俘获的资本主义”的故事，作为一个有趣的事例来加以展示。尽管这一事例有其独特性，但仍然有助于理清一些让当代历史学家们困惑的问题。

通常认为中国与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自1949年以来的显著差别是，前者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之外的真正的自治体，而后者却受到新殖民主义的支配。也许正如大卫·菲尔德豪斯[6]所说的那样，可以说当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能应付和抵抗跨国企业集团（在不止一个国家拥有或控制赢利资产的企业）时，1949年以后的中国成功地处理了这一特殊种类的资本主义机构，并设法保持了其经济独立。

在通过帝国撤退过程介绍和分析英国在中国的传统表现中，我所强调的是经济的方面。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途径，简单地说是因为英国在中国的表现——也许与美国在那里的表现正好相反——一向是以商业为动机的。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进入经济帝国主义的中心性和与其相反的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的重要性的理论争议；也不想说帝国主义只被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此所展现的那些例证，都与诸如舍尔曼·考贺兰和拉尔夫·惠尼曼这一类的学者所制定的标准，或所从事的探索相一致。这些学者都是以他们的彻底研究中的详细的发现为基础，对特定的和彻底研究了的历史事实进行权威性的论证。在他们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中，他们都小心地避免了在带有主观色彩的感觉、直觉与幻觉的基础上去处理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题目。[7]

在理论层面上，作为英国的非正式帝国部分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在被看作是外国监护下的半殖民地的同时，也被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矛盾的组合[8]，在此处所谓的“撤退后的撤退”的进程中所处的地位远非消极、被动，而是在形成事件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和决定性的角色。如果不涉及那些在别处讨论过的非正式帝国的理论问题，[9]那么我认为，构成新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武器库中的主要武器的跨国企业集团被中国设法击败这一事实（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至少是这样认为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10]

的确，随着R.鲁宾逊和J.伽拉格的著作在1961年出现[11]，传统的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从其欧洲舞台转向了边缘，从全能的欧洲人转向了帝国主义实体本身。

十几年以前，保罗·科恩批评西方历史学家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著作，并呼唤一部以“中国为中心”[12]的中国历史著作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鲁宾逊与伽拉格理论的一个遥远而又迟到的回应。

在评论世界经济以及周边的有依赖性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构时[13]，伊马努尔·沃勒斯坦争辩说“当（哪些）大的和相对强大的复杂的整体，例如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以及中国统一时，外部势力寻求削弱这些国家结构的权力，并限制他们的疆域”。这些国家结构最终会成为列宁所说的半殖民地。这些处于周边的非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他们所拥有的通常是被各种条约所侵犯了的主权地位，中国的租界便是其中一例。无论何时，只要欧洲列强确认一个地区或是过度自信、或是过度无效，他们就会煽动军事干预，就像他们在义和团起义[14]爆发后在中国所做的那样。按照这种观点，当这样一个国家被结合进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体系时，这个体系就运作起来，“以促进该地区生产程序的边缘化，即通过不平等交易使过剩产品流向核心地区”。在分析后来的“后兼并时代反抗运动”的崛起时，沃勒斯坦争辩说，在获得名义上的主权之后，他们的要求便是一个强大的以民族主义者为导向的国家。

在此被描述为“被监押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正是一个“周边化”的国家对那些“核心”国家的长期历史政策的一种表达方式，或确切地说是一种反映。正像乔治·利希泰姆所观察的那样，中国的情况是独特的。在中国那个“压倒性的贫穷及同样压倒性的农业化”的社会里所创造出来的情形，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东方的，或苏联社会主义的，而是自成一类的。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及战后对待外国资本主义者的做法，代表着并铺就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自信的道路。这条道路对当代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

[1]J.奥斯特哈梅尔：《20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见W.J.莫姆森和J.奥斯特哈梅尔合著：《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年版。

[2]见W.R.路易斯：《海湾的帝国主义》，牛津，1977年版和C.索恩：《一种联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战争（1931—1945年）》，伦敦，1978年版。

[3]A.J.P.泰勒：《欧洲：繁荣与衰落》，哈曼斯沃斯，1967年版，第166页。有关这个问题也见沃伦·I.科恩就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讲，见《外交史》第9期第2号，第101—112页。

[4]迈尔斯·卡勒也提到了这一点，虽然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见《英国与法国的非殖民化：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因素》，新泽西，1984年版。

[5]见N.克利福德：《英国从中国的撤退》，伦敦，1986年版。

[6]D.菲尔德豪斯：《“新的帝国体系”？跨国公司作用再考》，见W.J.莫姆森和J.奥斯特哈梅尔合著：《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年版。

[7]见S.高家龙：《中国的大商业：中外在烟草工业的竞争（1890—1930年）》，马萨诸塞，1980年版，与R.W.许内曼：《龙与铁马：中国的铁路经济（1876—1937年）》，马萨诸塞，1980年版。

[8]S.L.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的中国政策（1933—1937年）》，英国哥伦比亚，1975年版，第2页。

[9]见如B.迪安：《英国的非正统帝国：中国的情况》，《国家与当代政治杂志》第14期第1号，1976年3月。以及J.奥斯特哈梅尔：《二十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

[10]D.菲尔德豪斯：《“新的帝国体系”？跨国公司作用再考》。

[11]R.鲁宾逊和J.伽拉格：《非洲与维多利亚王朝：帝国主义的政府意志》，伦敦，1961年版，1974再版，第465页。

[12]P.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纽约，1984年版，第4章。

[13]I.沃勒斯坦：《世界经济的政治问题——国家、运动与文明》，剑桥，1984年版，第81—82页。

[14]同上书，第82页。

第一章

英国与中国，从帝国关系到正式平等化

在讨论近代中英或中外关系时，必须记住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那个时期的特征，那就是外国对未知的和不可预知的中国人的忧虑。在那个阶段，西方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及其迅速运用武力防御任何被理解为对其古老的国家和文明的侵犯知之甚少。总的来说历史的经验给外国人的教训是，中国人民是骄傲的、不屈服的人民。比如说中国允许某些对外贸易的发展，把它作为藩属国向帝国朝贡，以获取帝国赏赐体系的一部分。

类似的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帝制中国的一方。作为一个专注于自身事物和骄傲的民族，他们未能赞赏发生于其国界之外的那些变化及挑战。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难道那些“蛮夷”所采取的举动还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矛盾的是，中国的冷漠及其相对消极似乎常常有助于制造一种力量的错觉。对西方来说，中国人似乎是在静卧等待，准备进行突袭。[1]

这种在由外国人制造的被扭曲的图像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平等”，帮助中国人保持了优势。但是这不可能，也确实没有保持很长时间。斗争的双方碰撞到了一起，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真正的力量差别。他们不得不在一种新的和更为现实的基础上，计算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我们正是应该在这种前提下去考察作为历史分水岭的鸦片战争。

在鸦片战争进程中，外国人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改变了当时存在的不平衡的平等。中国人不再享有他们的相对优势，而他们的实际力量，或者是他们的相对劣势被公开显现出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其后被强迫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数十年间给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一种不可否认的优势。这种优势包括了领土的分离、指定通商口岸的开放。在这些通商口岸，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限制中国海关的权利，以及最终取得外国人在这些通商口岸建立工业的权利。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借贷外国资本，中国与外国机构，多半是英国机构签订了小笔贷款合同，并以国家的一般资源作担保。在1894—1901年之间，中国不得不申请巨额外债以资助其对日战争，并支付被日本强加的，以及被镇压义和团的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赔款。外国列强最终成功地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获得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特权。大部分用于修建铁路的贷款，与那笔用来支付义和团赔款的贷款相似，是以关税和其他税收为担保的。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对中国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列强的手中。[2]按照某些估计，中国在1902年欠英国债务超过1.09亿美元；在1914年超过1.95亿美元；在1936年超过1.5亿美元。[3]此外中国还在燃料油、汽油与润滑油，以及工业供给与机器设备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于外国势力。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其农业与天然产品交换这些最基本的商品。[4]

罗斯基在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写道：“欧洲人的到来应当列入形成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中。不仅是轮船、工厂和机关枪，而且还有基督教、民主、实用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都构成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长长的清单。”他又补充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没人能够否认外国，特别是欧洲影响对近代中国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意义。”[5]不过他指出，就他的论述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所争论的是狭义的问题。那就是“与外国相联系的经济活动所伴随的那种特殊环境，是否对战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变化的时间、步伐与形式产生过强烈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他坚持说在一个包括了欧洲影响的更宽广的范围内，“中国经济进化的轨道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形成的，外国在华经济存在所附加的特别条件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外国的参与明显地刺激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性变革，但在下列领域中，“外国活动的直接与特定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是次要的因素：[6]

1．农产品的数量与构成。

2．现代化部分增长的速率与模式。

3．利率。

4．政府预算规模。

5．其他重要经济指标。

尽管如此，罗斯基还是指出，在中国的情况中，扩展了的对外联系给本地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资源与技术。其中的某些成分，尤其是在工业、交通与金融方面，“在国内经纪人及机构活动的层面上具有一种催化剂的效果”[7]。而且在罗斯基看来，“外国社区提供了信息资源与人身安全。这些对国内经济的某些部分的增长与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历史的记录常常夸大了战前中国的外国商业机构的“规模、成本优势与收益性”[8]。在涉及制造业与银行业的有关章节中，罗斯基论证了外国工厂既激励了，也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9]基于1933年的有关外国企业份额以及在用工超过1万人的工业中，中外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数据，他展示了在其考察的15种行业中，只有5种小行业——机械、钢铁、砖瓦、交通设施以及食用油中——能够分辨出重要的外国企业在其中所占产量份额，以及对外国企业有利的、实质性的生产力差别。[10]在银行业方面，他发现“在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中国的银行自身形成了主要的力量”，其存款额和货币发行量都很快“在全国总数中居于支配地位”[11]。他恰如其分地强调了一个被其他学者们所忽略的敏感点，那就是甚至连“外国企业”这个词的定义都不精确，因为中国的资本家常常是名义上在外国人的企业中购买股份。考虑到他所谓的“就规模而言外国所有工业的中等标准”，罗斯基对那种高成本及税收阻碍了中国企业与外国制造商的竞争力的断言持怀疑态度。由于外国企业甚至没能支配现代行业，“那么外国商业没有……耗尽中国经济的财富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12]。

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夫·豪在他的研究专著《1949—1957年中国城市地区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中争辩说：“1949年以前，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地点、速度和特征都是由外部势力占支配地位所决定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与经济活动的增长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激励。这些列强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那里建立了通商口岸体系。1931年以后，满洲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工业化是由日本人促进的。”[13]

作为一种中国人的观点，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正是从那个时候起，资本主义的实际影响开始了。[14]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外国列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向中国倾销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中国则有着一个对本地产品全无保护的开放的市场。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产品深入进了本地市场。这种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条约体系所提供的保护权。这些进口货物中包括了完全不受欢迎的产品，其中有些甚至对中国人有害，例如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鸦片占中国进口产品的大约40%，到1900年和1913年缩减为大约15%到7%。[15]像许多为西方经济帝国主义所瞄准的第三世界地区一样，贸易总量急剧增加。从1871年到1884年的年平均2.09亿美元，增至1920—1929年的14.19亿美元（这些数字是以目前的价格按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年代中所流行的兑换率，折算成美元后得到的）。[16]

就投资而言，帝国主义列强也同样卓有成效地卷入其中，而外国资本在很多年间居于支配地位。外国投资在1902年上升到了约10亿美元。在1931年超过了30亿美元，而在1937年则超过了约45亿美元。[17]20世纪30年代的投资总额的1/5是纯粹的外国个人投资，而其累计总数的一半被服务于外国居民的直接需求，例如在公用事业、银行、房地产和仓储方面的投资。[18]另有1/4被投入交通，即铁路和轮船。交通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刺激了某些商品农作物的发展。但是在1931年的全部外国投资中，直接用于工业的投资只占17%。在1933年，外国所有的工厂生产了中国近代工业总产量的1/3。到1933年，外国资本控制着下列主要工业的资产份额：煤炭的39%，生铁的82%，造船的48.2%，棉纱的29.1%，棉布的61.5%。到1936年，外国资本估计已构成中国工业总资本的73.8%。[19]不过总的来说，由于战前现代工业和商业的相对停滞，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于农业方面。例如在1936年，农业生产构成了国民总收入的64.5%。采矿业、制造业与建筑行业所占的份额只占总数的11.49%，交通与通讯则占0.04%，商业与公共管理分别占9.95%和3.89%，其他各种行业则构成了剩下的6.13%。[20]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按194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的规定，在上海注册的1621家私人企业中，外国企业有376家，其中超过2/3的是英国人所拥有的。[21]

按照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22]的观点，并非所有形式的贸易表现都构成一种商业体系。比利时人深深地卷入了铁路金融，而捷克人则卷入了军火行业，挪威人在中国的航运业、意大利人在丝绸出口业中都下了赌注。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中国保持了任何一种类似于商业体系的东西。商业体系是一个其构成要素更多地致力于其相互间的、而不是与系统外要素间的关系的实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里，英国人的情况是：这一体系是在三个层次上综合起来的。第一个层次是，他们拥有一个商业、交易的连锁网络。第二个层次是，英国企业在英国控制的领域内盈利，并享有英国政府的积极的或者是心照不宣的支持。第三个层次是，英国在华企业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和商会。从“通过市场、帝国主义政治和利益结合的三项组合”这一意义上说，只有英国可以说是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个时代拥有在中国经营的商业体系。

在此，没有必要详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只需要强调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持续的、全面的对华入侵，直至将西方人推到了一边，这种新的、本质上是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的模式一直保持没变。日本人加速了满洲的城市化，及他们所控制的其他中国地区的增长与工业化。一项研究显示，在（日本殖民下的）满洲、台湾以及中国东北的日本投资达到了1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估计为45亿美元的战前外国在华总投资。[23]此时，一种欧洲的，或者西方化的帝国主义被另一种本质上是亚洲的帝国主义所取代。日本的军事与外交成功，恰恰遇上了欧洲列强在地球的另一端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时机，并以一种最公开的方式证明了外国人，包括大英帝国的力量事实上已经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是由一种权利假象而不是真实的力量构成的。于是在1931年的满洲（九·一八）事件，特别是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第一个严重的裂缝就以一种缓慢的、在某种程度上不被人察觉的方式出现于自19世纪中期就已存在了的平衡之中。

正如以前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24]1945年日本的戏剧性战败并没有为欧洲人重新进入中国打开大门。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已经有了一个自做主张的过程，不会再允许中国回到战前受帝国主义剥削的时代。因此在日本占领期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的占领，通向激烈变革或者是随后发生的革命的道路已经铺就了。随着日本的投降，国民政府控制了日本在华投资的巨额资产，这些资产自动转变成了国家财产。[25]稍早一点，在战争期间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过程，那时敌对国家的财产和投资都被国民政府接管了。

没收敌人财产的活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依然持续。不过这时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属于或曾同情前一个政权的官僚资本成分，这一点我们后面要详细讲述。在1949年和1950年初的没收的过程中，属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利益的企业尚未触及。

朝鲜战争的爆发恶化了外国在华企业所面对的客观困难。1950年12月，美国政府接管了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中国财产，并对所有对华贸易实行禁运，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和飞机停靠中国港口，禁止运送以中国为目的地的物资，在此之后，北京发布了接管美国在大陆的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大陆的银行内的存款的命令。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美国在华其他资产的头上。必须记住的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成立于1949年11月，组织西方国家在与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中实行战略控制的统筹委员会，同意严厉控制对华贸易。

简而言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的旧、新政权都采取了重要的而且是一定程度上的前所未有的步骤，即把日益增长的自觉意识转变为具体的经济政策。

还在共产党统治之前的时代，1947年的官方统计资料就已指出，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占有居支配地位的份额，其中电力占63%，钢铁占90%，钨占100%，锡占70%，糖占90%，水泥占45%，煤炭占33%。毫无疑问的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都是中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些变化的直接结果。

一份1949年的估算指出，国有工业资本在1936—1946年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从1936年所值的3.18亿元，增长到36.61亿元。这一数字代表了工业总资本的67.3%，而私人工业资本的份额只有32.7%。[26]这种国有资本的积累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活动为中国城市经济及其人口提供了实质性的刺激。到1949年，城市人口（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构成占了总人口的约11%，或约6000万人口。例如上海在1890—1930年之间，其人口以每年4.8%的速度增长。[27]因此尽管农村人口在绝对意义上仍然保持占压倒性的优势，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占有庞大比例的城市人口。然而支持这一人口的经济基础却既脆弱又具有结构性的缺陷。[28]这是因为尽管工业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以年平均5.5%的速度增长，但工业在绝对意义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持续和有效的运行仍然高度依赖于与外部的经济联系。

当共产党人在向城市中心推进的时候，中国的商人们开始带着他们的流动资产逃跑。而革命者们准备跨越扬子江的时候，一个类似的工业家与商人从上海的出逃也开始了。这一被共产党人的先遣部队所目击的现象有着对城市财产浩劫的危险。共产党人决心制止这种外逃，一批地下的联合工人阵线组织被派去与潜在的外逃者进行接洽，并向他们保证新政权对他们的保护。[29]这一切都是以援引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0]来进行的。毛泽东在这本书中保证了共产党对工业和商业的保护，并承诺新民主主义政权不会摧毁中小资本家。该书从头至尾明确表示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是新政权的主要考虑对象。这本小册子的分发及所做出的承诺是相当有效的。按一位旁观者的说法，它们对紧张不安的工业家与商人来说起到了一种镇静剂的作用。[31]在夺取政权之时，新政府把它的首要任务制定为：吸引已经外逃的资本回归中国，而不是接收留下来的资本。共产党显然也对他们极其珍视的专业技术知识显示了同样的兴趣。当局在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的爱国感情方面所作的工作的最初成功，使得更多的爱国资本家回到祖国。[32]

外国人也被共产党人的辩解所说服，并保持着外国企业在新政权下可以合理地妥善经营的希望。一份日期标明为1948年12月31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变化》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

“从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所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商业界对共产党人的倾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乐观，不过担心的是，一个在中国组织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最终乃将采用某些共产党人的普遍惯例，例如没收外国拥有的工业资产，并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由国家来经营主要商品。”[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以后，新政权的注意力从战争转向建设。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共产党不得不管理在其控制下的规模常有变化的解放区。行政管理与经济建设对他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然而正如卡尔里斯基所观察到的那样，接收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的支配权并非易事，特别是因为这意味着一大批被大规模地排斥于城市之外的革命者现在要回到城市。[34]

在1949到195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以前潜在的自主进程达到了其顶峰、趋向成熟并结出了丰满而公开的果实。不过西方的和日本的经济遗产也是显而易见的。被许多外人理解为受一种异邦教条（影响）的新政权在中国的戏剧性的出现，制造了一种突然的、不曾预见的和前所未有的现象已经发生的假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依据事后分析的帮助，探测这一事件之前长期的历史准备当然是较为容易的。的确，可以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最初的岁月，更多地代表了中国历史与经济发展轨道上的一个正式的里程碑，而不是一个激烈的转折点。土地改革毕竟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广大地区实行了。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实际发生的事情应该被看作是对以前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巩固、扩展与给人印象深刻的深化。在新展现的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城市部分无论如何不是新政权的基石，不过它具有某些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而且在形成与制定与外国资本家、特别是大英帝国的资本家的关系方面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从1949年开始，（中国）所有的指标都表明了在城市经济方面的快速增长与变动。[35]工业产量以年平均20.4%—23.8%（取决于以何种指数为参照）的速度增长，工业就业人数则以年平均12.6%的速度增长。同时城市人口增长到了大约1亿人，或者说是占总人口的15%。工业经济的绝对规模也出现了有意义的增长。尽管工业就业人数的比例相对于总人口及劳动力总数来说仍然很小。[36]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资本主义企业均为民族资本家或国民党官僚所拥有。在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及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阶段（1953—1955），人民政府允许民族资本家继续经营那些被认为是有益于经济的生产。另一方面，那些被认为是官僚资本，及属于那些国民党政权的认同者的资本被政府没收，并成为人民国家的财产。[37]

因此，与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所导致的在农业方面对地主财产的没收和重新分配不同，政府在城市方面的目标是限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完全将其消灭。[38]工业经济的产量已经跌至其战前水平的一半。[39]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政府无论如何要采取某种措施。由日本人在东北兴建的工业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控制着满洲的苏联军队将中国东北幸存的资产的一半搬往苏联。产量占其以往高峰时期70%的轻工业，由于缺少原材料而受到阻碍，特别是在轻工业最为发达的基地——上海，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切断了它的贸易。[40]政府此时必须采取所有措施，不仅要阻止轻工业的衰退，保持其生产水平，而且要复兴并发展轻工业。当时的中国经济是落后的，城市经济处于一种崩溃状态，而小规模生产则居支配地位。因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不能满足此时国家建设的全部需求，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北京承认资本主义工商业“仍然是一种可以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起辅助作用的力量”。[41]同样很清楚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在新旧体系交替的转折期，可以临时起到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国家可以用粮食、工业原料和从农民那里得来的其他农产品，换取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并保持市场的充足供应。[42]可以相信，这一独特的政策可以帮助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并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拥有大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在为国家建设进行人员培训方面发挥着作用。通过对资本家利润的税收和价格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被认为是在给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资本主义经济拥有一张国内外贸易的广泛网络，这一网络可以被用来刺激城乡经济的发展并扩展对外贸易。”[43]

很明显，就新政权所关心的问题而言，由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消极影响。[44]不过与官僚资本阶层或封建地主阶级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按共产党的看法，似乎拥有政治上的“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他们会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参加革命，也会在其他特定环境中妥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为利润而剥削工人，但同时也遵守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并且“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官方的政策是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对其加以限制和改造。[45]

这一进程是迂回实施的。新政权尽管早已预想到了这一改造的蓝图，但是直到1953年前后才明确透露其全部计划。因此在这以前的时期内，中国资本家中流行着一种私有与国有两种经济成分可以共存的错觉。然而一旦新政权控制了金融与产品市场，便公开宣布了其三阶段政策，并最终将这一政策收入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方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了利用。这一时期实际上从1949年一直延伸到1952年。因此活动于这一时期的那些民族工商业被允许存在，甚至被允许发展。结果是在这三年中，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54%，而私营商业的零售额也增长了18.6%。

在那以后，通过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1952—1953年），国家希望将民族资本主义的所谓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国家用其新税收与价格政策、劳工保险、对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监督等办法，限制资本家的剥削。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政府减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无政府程度，并禁止“资本家从事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及其他非法活动”。

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1954—1957年，这一时期已超出本研究的时间范围）的目的是将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所有。这是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的。最初，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逐渐地，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然后才转变成了国营社会主义。国有的社会主义也有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加工政府所提供的原材料，生产政府所订购的产品，或者将他们的产品全部卖给政府进行销售。商业企业则作为国家商业的销售代理商。在国有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企业被纳入了公私合营的所有制之中。[46]

因此，城市中经济控制手段的发展是一个明显的渐进过程。1949年前后，大多数已经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很多经验的共产党干部，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对城市经济的管理负责。这种经济比他们以前所遇到的远为复杂和精巧，他们必须以一种有创意的、熟练的方式加以处理。就是被尊宠的苏联模式毕竟也很难适应中国所产生的独特而又紧迫的问题。从短期看，这种经济必须用非常规手段加以管理，它只能由现有的非共产党人士进行运作或帮助运作。这些人士中当然包括为外国企业工作的外国专业人士。[47]

允许工业成分相对豁免于激烈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措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无产阶级在这场（由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不重要的角色，而现在是他们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积极角色的时候了。在官方看来，已形成的政策考虑到了国家与资本家，劳工与资本的共同利益。[48]这一固有的矛盾形成了人民共和国最初岁月的特征。例如，正如克里斯托夫·豪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保持城市经济活动与就业状况的高水准的目标，而另一方面是同时保持对价格和资源使用，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调和这两者的关系是1949年以后城市经济的管理者们所无法解决的基本问题。幸存到1956年的大量私有经济成分使得政府保持有效经济控制的政策目标与城市经济的高水准活动变得互不兼容。这种不兼容性引发了一种政策循环，而这种政策循环是城市经济变动总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9]

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不标志着反对国民党和其他传统势力的斗争的结束，也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一种折中方案被找到了。而行政管理可行机制的建立则成为一项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的任务。为达到期望中的目标，政府实行了各种货币的组织及管理政策。[50]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经验（与其在农村解放区所获得的经验相比），它选择了在开始阶段相对小心探路的方式以避免瓦解城市经济及驱散在公众中普遍流行的对新政府的可观的好感。[51]

在新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1949年的官方统计资料，12.3万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雇佣着164万工人，这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53.6%。一项1950年的调查显示，662万人参与着402万私营商业企业（包括小商业）的活动，其营业额占国家批发销售额的76%和零售额的85%。私营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和具有传统特色的小规模生产和贸易活动，到1953年底仍然非常重要，甚至到1957年仍然保持着它的重要性。在1953年，私营经济成分仍然占工业总产量的48.6%，并在某些城市仍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52]

在最大的企业和银行实行了国有化之后，约有1/3的工业留在了私人手中。在小型制造工业方面仍有一半左右的产品来自私人企业。[53]

然而到1952年，“五反运动”（将在随后加以讨论）透露了国家要在工业方面进一步进行控制的意图。其情形则与互助组的在农村的建立预示着农业集体化的到来相类似。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自1949年以来，工业产量已经增长了145%。[54]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内，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密关系带来了一种要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在经济范围内，这意味着要强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才首次出现的重工业。的确，在1949年，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所形成的短期问题大体上被克服之后，已经到了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长期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包括经济自身的管理——应该追求的发展速度，国家的优先考虑，用于投资的国家收入的比例，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及应该采用的对待外国企业的路线。另外一些难题则围绕着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恰当混合这一中心问题。不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更早的时期，即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在经济事务上的实用主义与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中国共产主义的不耐烦之间的更为清晰的妥协。[55]

在采取措施，用一种妥协的方式去面对新形势的同时，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而且在其他方面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并剥夺了帝国主义者对其在华企业的控制。[56]然而有一个步骤并没有被采取，那就是这一时期外国在华企业并没有被国有化，其资产也没有被没收。这一点正是本研究要特别借助英国企业的情况来加以分析的。

[1]然而尚没有对这一时期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引出不同的结论。有关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的框架的尝试性分析，见J.奥斯特哈梅尔：《二十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

[2]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伦敦，1991年版，第39—40页。

[3]有关英国政府贷款的更详细情况，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42—43页。

[4]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77—78页。

[5]T.G.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利福尼亚，1989年版，第3页。

[6]同上书，第4页。

[7]T.G.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第5页。

[8]同上书，第8页。

[9]同上书，第66页

[10]同上书，第87—88页。

[11]同上书，第134页。

[12]T.G.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第8—9页。

[13]C.豪：《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剑桥，1971年版，第9页。也见程米如：《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1796—1978年）》，见A.J.H.莱瑟姆和H.川胜合著：《1970年后东亚经济体制的结构与演变：比较性分析》，第11届国际经济史大会，米兰，1994年版，第44—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1965年版，第342页；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63年版，第1页。

[15]C.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牛津，1987年版，第13—14页。

[16]这种增长对中国本地经济来说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不是本书研究的范畴。然而，关于这一点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见解，指出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

[17]C.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14页；C.F.I雷麦：《外国在华投资》，纽约，1933年版，第76页；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8页。

[18]C.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14页。

[19]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4页。数据与罗斯基所用数据相左，第14页。

[20]同上书，第5页。

[21]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78页。

[22]J.奥斯特哈梅尔：《二十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和非正统帝国：趋于框架的分析》。

[23]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8页。

[24]谢爱伦：《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伦敦，1984年版，第61—68、158页。

[25]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8页。

[26]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8—9页。

[27]豪：《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9页。

[28]同上书，第9页。

[29]R.洛：《中国商人》，香港，1960年版，第2页。

[30]同上书，第2—3页。

[31]同上书，第3页。

[32]洛以“棉纺业和面粉业大王”荣德生不顾儿子的劝阻，决定留下并与共产党合作为例。

[33]国家档案馆（PRO）财政部档案（T）236/1812 OF23/39/9A：1948年12月31日。

[34]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38页，与《毛泽东选集》，1967年版，第64—65页。

[35]豪：《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11页。

[36]同上。

[37]中国手册丛书：《经济》，北京，1984年版，第25页。玛丽—克莱尔·贝热尔：《上海资本家与从国民党政权到共产党政权的转变：1946—1952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台北，1989年版。

[38]《中国经济手册》，欧洲主辑出版，伦敦，1986年版，第5页。

[39]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所引数字为56%，第33页。

[40]同上。

[41]《中国手册》及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25页。

[42]同上书，第26页。

[43]《中国手册》及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26页。

[44]同上书，第26—31页。

[45]更多细节见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65—74页。

[46]《中国手册》和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27—28页。

[47]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21页。

[48]《中国经济手册》第3页和《中国手册》及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4页。

[49]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24—26页。也见吉恩T.Hsiao：《共产党中国经济合同的作用》，载《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第53期第4号，1965年10月；《共产党中国法律机构》，载《共产主义问题》1965年3—4月。

[50]更多细节见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21页。

[51]《中国经济手册》，第5页。

[52]《中国手册》及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25页和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19页。

[53]更多细节见中国手册及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25页。

[54]《中国经济手册》与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6页。

[55]同上书，第6—7页

[56]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35—39页。

第二章

英国的观点

1944年10月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宣称，中国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1]这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痛苦的宣言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在中国的商业与贸易经历，既不是此前从1842年鸦片战争终结之时开始的，也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者甚至是共产党政权在（备忘录发表之后的）1949年崛起之时突然终止的。英国打入中国市场所进行的系统而强劲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即1793年的马戈尔尼勋爵赴中国使团。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其所处的条件已显然不同于以前存在的那些。

从头至尾都伴随着这一努力的一个持久主题是：有关中国市场的那个强有力的、几乎是魔术般的梦想。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对轻易到手的利润的不现实的过高期望是不易实现的，然而这种失望却从来没有打破过梦想本身。1931年满洲事件以来的英国对华贸易关系，必须被放在大英帝国衰退，及其从中国这一几十年来成为英国的“非正式帝国”之一部分的国家撤退这一背景下加以观察。[2]

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英国企业在这一漫长岁月中的活动，这些要素都是应该牢记在心的。英国官员在事实上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对当地政府施加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体系一经建立便在政治、外交领域以及货币、经济、军事与法律范围内大量地显现并自动延续其存在。

尽管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中国的存在的更广泛的方面并非在此所要详述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谓的“英国从中国的撤退”，[3]并不代表美国珍珠港事件以前事情的实际状态。几个世纪之久的英国官方及私人的利益得到了根深蒂固的保护，以至于不可能由于那些被认为是短期的动荡而被完全根除。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一种新形式似乎已经显现出来，而一种强劲的紧缩倾向已经清晰可辨。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英国官方与非官方的决策机制中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部分，都急于保持英国在华的特权地位。他们明确地希望保存留在企业与私人手中的估计价值2亿—3亿英镑的在华资产。[4]在英国，经济界中的通常是两极对立的代表们——以中国协会为主的商业圈为一极，以伊曼努艾尔·辛威尔为主的工党爱国者为另一极——常常在对待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问题上采取相同的立场。他们都希望看到英国在华的影响得到恢复。当伴随着日本人的可耻的胜利，英国丧失了印度以东的帝国之时，他们似乎还不时坚持一种古老的帝国要素，那就是重新获得英国在东南亚与中国的传统立足点的想法。

这一要素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甚至持续到50年代早期之后。至少是在表面上英国设法重新获得了其丧失的荣耀。毫无疑问，英国增长中的经济与金融困难——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构成了促进与发展传统对华贸易关系的企图背后的又一要素。的确，根据英国财政部的说法，一个金融上的敦刻尔克（溃败）正威胁着这个国家。而按艾德礼的说法，英国正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经济形势”之中。[5]在争取一项美国贷款的谈判中所提出的数字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花费了英国国民财富的1/4，约73亿英镑。[6]

总的来说，这种关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接受盟国投降条款的数天后，突然完全取消了尚未支付的租借法案，由此引发了美元危机。这一危机粉碎了那种借助美国人的持续援助，使英国的金融困难在通向和平时代的转折期内消失的希望。

引起关注的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的经济困境。例如在1936—1938年之间。联合王国贸易支出呈现明显的逆差。然而这一贸易赤字却多多少少被来自于货运、海外投资、中介费用、保险与其他来源的收入所抵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平衡已经不再可能。因为为支付战争努力而售卖的海外资产已经累计达到10亿多英镑。这使得来自海外的净投资收入只有1938年的一半的水平。进口价格的上涨意味着英国的纯购买力已经下跌到战前水平的1/5。[7]出于同样原因，外债也发生了膨胀。而这种外债存在本身便构成了英国外交局面上的一个显著弱点，而且战后还发生了世界性粮食短缺以及一场严重的燃料危机。这些危机袭击了英国，并在1947年到达高峰。

引起关注的第三个原因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已经恶化了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性的贸易地位。在英国享受了很多年的特别（殖民地式的）条约特权的中国，美国的影响正在增加。中国作为一个已被建立起来的反对日本的主要的美国战争基地，似乎愿意在战后的文化、外交与金融领域更多地依赖于美国。

在深化了的本国经济与金融困境，以及面对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仍然弥留着的帝国态度这一背景下，英国人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就已观察到了中国本身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民族感情与要求自主的思想表达都日趋明显。蒋介石则越来越多的涉足于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政府开始从事于类似新的企业法（目的在于限制外国企业所享有控制权的外汇交易中的金融自由度）这样的冒险行动，并采取步骤加紧控制经济。完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了例如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8]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和要求出现一种与前帝国主义列强的新的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9]毫无疑问，这一基本原理在背后支撑着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的任何赔偿责任。[10]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英国企业的那些困难应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较早就已出现了的那种过度自信的处理方式的延续。不过与此同时，有关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英国企业的关闭的故事显然有其自己独特的特征。

到1952年4月，英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表达了要停止运营的意图。[11]与他们竭尽全力扩展在华商贸活动的传统方式相反，英国资本现在正在尽各种努力从那个遥远而又不平静的土地上撤退。20家根基稳固的公司，诸如英美烟草公司、[12]太古公司、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卜内门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怡和有限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13]都做出了撤出中国的决定。这是中国政府从大概1950年开始在外国企业发展的道路上日益增设障碍的直接结果。

到1952年，英国的商业团体已经注销并损失了借贷给中国的、尚未偿还的、超过8000万英镑的债务。而剩下的价值2亿—3亿英镑的英国商务财产与投资的前景尚不确定。对他们来说，十分明显的是他们不能指望靠英国政府的财政援助来帮助维持在华商业企业，或者将它们赎出来。[14]

也有一些企业被中国当局征用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三个事例是壳牌公司、英国所拥有的上海造船公司和马勒造船所。

1951年4月7日，英国政府决定在香港征用中国油轮，即永灏号，并将其交付给英国皇家海军用于朝鲜战争。4月30日，中国政府报复性地征用了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又称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除办公楼之外的全部财产。中国政府的这项命令在其发布的同一天就由上海、重庆、广州、福州、汕头、汉口、南京和青岛的军管会执行。被征用的壳牌公司的产业的实际转交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即：从1951年底到1953年。在这一时期内，日常营业由现存的管理机构执行，这一机构处于驻守在公司产业内的军事长官的监督之下。[15]由此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壳牌公司在中国的可追溯到1897年的长期商业历史突然终结，尽管公司的实体存在仍然延续到1966年。[16]在以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更多的英国财产被征用了，“这种征用特别着眼于以牙还牙回击英国当局对中国利益所采取的行动”。[17]

1952年，香港与英国法庭所做出的否认人民共和国对71架中国飞机及其他相关资产所有权的决定，引发了另一轮中国政府对英国财产的公开征用。[18]1952年8月15日，上海的军管会发布命令，征用英国所拥有的上海造船公司和马勒造船所，包括其可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资产，并迅速委派军事长官去立即实行接收。[19]11月，针对英国最高法院有关中国飞机问题的裁决，上海当局再次命令征用了三家英国拥有的公用事业公司。[20]

邵文光的研究注意到，特定意义上的征用与一般意义上的朝鲜战争都促成了中国经济与英国在华商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恶化，而到这时为止这种联系还是被热心维持着的。[21]尽管这一评论在大体上似乎是准确的，但更准确地说，应该强调的是，朝鲜战争在这一进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在伦敦于1950年1月6日依法承认中国新政权之后而发生的有关英国利益事务的情况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这一不顾美国立场与建议的对新中国的承认，当初大体上是着眼于加强与巩固英国在华的商业存在而提出的。[22]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了帮助加强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印度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其自身成功的独立斗争的一个复制品。“对他们来说，亚洲的就是一切，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几乎无关紧要”。[23]英国的商业企业，特别是那些构成了中国压力集团的企业赞同这种对新中国的承认，希望这能使他们继续在那里的贸易。[24]在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伦敦的官场与华盛顿的美国当局不同，对承认毛泽东已经赢得内战，而蒋介石的统治已成为过去这一事实没有抵触情绪。在这一方面贝文比艾荷森有更多的灵活的手段。[25]而且（与后来跟朝鲜战争有关的形势完全相反）[26]在工党内部就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相反的意见。

1949年11月1日，贝文给艾荷森送去一个通知，宣称他倾向于直接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其理由是共产党那时已控制了3/4的中国，因此保护英国贸易利益的最好办法是一只脚留在中国门内。[27]在一周前的一份内阁报告中，他写道：“对他们（中国新政府）的承认拖延过久，可能会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我们心怀恶意，我们可能因此毫无理由地破坏我们未来的关系……”其后不久，内阁便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承认了（共产党）中国。[28]有趣的是保守派的观点，至少从丘吉尔在下院就这一问题辩论时所表述的来看，证明了他与贝文之间的距离几乎不存在，而这一点与其他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也是一致的。[29]

在1950年，当看到中国（被某些英国商业团体看作是处于“某种外国政治信条的旗帜”之下）[30]，可能恢复与外部世界的正常关系的希望的同时，在那里的外国投资地位的持续贬值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企业对事态发展的感觉与英国官方的感觉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活动的外国公司所遭遇的困难，一部分是在总体上影响了私营行业的全局政策的一种直接结果，也有某些主要是被外国人感觉到的独特的问题。

中国1950年的通货紧缩政策，将城市经济抛入混乱之中，也自然影响到了私营行业。私人银行与商业企业被迫停止运营或者完全关闭。[31]不过北京政府的确采取了某些步骤以复苏私营行业。例如给私营企业下加工或购货订单，以及允许商业企业抓住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这一政策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到了加强。这场战争带来了中国政府对战备物资需求的增长。然而正如里斯金所指出的，这场战争的长期意义对私营企业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增长。为了抵抗基本上是来自外部的对中国革命的威胁，政府早期的温和的政策及做法被日益增长的压迫性的政策及做法所取代。政府采取了镇压反革命的行动。所谓的“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将在下边讨论），也正是应该在这一背景下来加以观察。

在这些压力中，有一部分是外国人主观上认为是专门用来针对他们的，其中可能提到的有沉重的赋税，强迫购买政府债券，限制严格的劳工法案，以及在各个方向上的严格控制。这样的压力使得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无利可图，丧失吸引力，并导致了英国在华商业资产的削减。贸易办公室的关闭，雇员的解职，以及英国在各商务中心居住的人口的急剧下降，这些成为此时中英经济关系的一个特征。在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的英国人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8000人左右，下降到共产党控制中国之后的4000人，到1950年又下降到1000人。1951年的英国在华公民总数为170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1945年有5000人，而1937年有大约2万人。[32]而且在留下来的人中的某些人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出境许可的话，他们也早已撤离了。

甚至更悲观的预言也很快就被证明是真实的。中国政府新的政策要企业经理个人为他们（在中国之外）的总部所制定的政策负责。这使得外国企业难以缩减和撤退。“鹰狮案”中的R.V.德勒维的事例可能是这一时期外国公司在中国所遭遇的痛苦的最好的例子。[33]在向英国驻北京使馆的M.C.吉特勒报告问题时，德勒维说：

“请特别努力地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你的跟我的）与商业、司法程序、民主，对各种材料和抽象的东西的解说等等有关的西方观念与这个国家中现存的东方观念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儿所有的，确切地说，是不确切的司法程序和不确切的法律。所有现存的法律都是待定的，并加有临时试用办法的标题，因此它们具有适用于每个具体案例的弹性。要是人民（在这儿[指中国]这个词可以代表一个人、很多人、群众、政府的一部分或是整个政府，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认为你是错的，那你就是错的，尽管没有什么法律是针对你那个所谓的错误的。换句话说，与西方的制度不同，你通常是被认为有罪的，直到你自己能证明你是清白的。要是你在证明你的清白的过程中辩解太多，那你就是反对人民，也就是反对政府，所以你就是反动分子。”

德勒维解释了在对一个人采取支持他或者反对他的行动之前，先得决定他的阶级成分，而这是以审查他父母的阶级成分，以及他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为基础的。

“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工人所采取的某一特定行动不必被认为是犯罪，而一个资本家所采取的完全一样的行动，却可以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在阶级斗争中，今天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流血斗争。

资本家目前还被允许存在并等待着被清算，或者自我灭亡。因此他们还不会卷入麻烦，除非他们卷入了与工人的争论，或者所谓的对法律的破坏。”

德勒维相信他被划为下列两个阶级成分中的一个，“资本家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的国籍而带有帝国主义背景），或者是“一个工人”（不过是一个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的，并由于其国籍而带有帝国主义背景的阶级叛徒）。根据他父母的阶级成分和他自己的过去，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大概被认为是属于前一个阶层的。

“我一直是一个经理和业务中的资方代表，为此我照顾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也因此自动地反对工人。至于企业的所有者们是否接受这一点，或者他们是否认为我只是一个管理阶层的雇员，对这里的人来说是不现实的。要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资本家，那我就受到资本家的待遇。因此要是我想获得更好的待遇，那我的目标就是试图摆脱这一不健康的阶级成分。”

至于属于第二个阶级的问题，德勒维的确相信他不是一个资本家，因为强硬的事实是，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必须被一个雇主所雇用，为我的生计而工作。然而他们把我划入这一阶级，以使我能够更轻易地得到容忍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德勒维是如何卷入与中国当局的纠缠之中的呢？通过他的推销努力，中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的电影制片器材。在实际交易结束之前很久，他在公司的上司就得出结论，为避免公司及其雇员因各种规定而引起麻烦，也为了避免复杂的缴税问题，公司最好不参与实际交易，或者给其在中国的公司创造任何利润。作为替换办法，他们计划让这笔交易通过政府自己的官方进口机构来进行。因此公司和德勒维自己都只扮演一个中间商的角色，并不实际处理及经手货物。他们采取了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以便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以一种合法的方式采取行动。

可是中国当局在得知了这笔交易之后，坚持说“鹰狮案”中存在着大量非法的举动。事实上只是充当中介人的行动本身就被认为是对商业法的破坏。一家企业只能从事其经营许可证上所开列的业务范围内的活动。德勒维害怕当局也会说他的公司做了其他错事，例如逃避销售中的印花税与商业税，逃避利润中的收入所得税，将利润与外汇卷逃到中国以外。同样地当局还可能认为，公司是在试图用名义上置身交易之外的办法，逃避对可能出现的材料质量低劣所产生的责任负责。

此外，恰好在进行这笔交易的同时，公司关闭了，而其高级管理人员——德勒维和他的上司——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德勒维的上司被准许离开中国，但更多地卷入了这笔交易的德勒维被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五反”（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而中国人则变得更加多疑和更加追根问底。德勒维在中国的业务活动的本意并未改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当局持有某种不同的看法。宣称“鹰狮”公司与这笔器材交易毫无关系到底对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雇佣关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金融安排与劳动部门的许可。断言他不再是公司的经理是真的确实有根据的吗？无论如何他既没有辞职，也没有被解雇。因此他总结道：“我只能低头承认我作为经理的责任，并把我自己置于他们的仁慈之中。”[34]在这里隐约可辨的是一种人质综合症的遥远的回响，在拘押中的人质逐渐学会认同他的拘押者。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怡和有限公司保险部的经理格德夫莱·莫乐的情况。莫乐将在上海签约的业务转往在税收上对他的部门更为有利的香港，为此他被监禁并遭到罚款。尽管他并未触犯已知的任何规定，但他不准备冒险在法庭上对犯罪指控而为他的公司辩解。在法庭上他感觉企业的行为是无法辩护的。[35]

在另一个事例中，一家雇佣着几千名工人的外国制造企业被中国政府部门规定了其产品销售价格。这一固定销售价格无法收回制造成本，但是企业却不能关门。因为按规定无论工作是不是实际上在做，工人都不能被解雇。在遇到更多的困难之后，经理要求工商局允许关闭，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36]只要经理还能找到财政来源支付工资，他就是安全的。但当他不能再支付工资以后，他便遭到了工人代表和哭哭啼啼的妇女儿童们的骚扰。尽管他被禁止自由地出售机器、边角料和可动产，他还是不得不去寻找必要的资金（在将被囚禁的威胁之下）。最终这位经理被迫要求政府接管。在谈判被拖延的同时，债务、税收与按每天1.5%的利率而定的罚款都在增长。这些策略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可以证明企业已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然后便高尚地加以接收。[37]

卢其安·泰拉写下了这一时期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相信新政权想向人民显示西方列强的公民可以被羞辱，被剥夺，并最终被驱逐，并且不会受到西方的任何报复。[38]这一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无能性的展示有着一种实用的目的。

各企业以前自己就能做出的决定，现在必须得到人民政府的工商局的认可。不仅是未经政府许可不可能开张或关闭一家企业，而且企业也被禁止在没有工商局同意的情况下改变其经营，或处理其资产。英国在华资产的缩减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业家们逐渐得出结论，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给他们回报任何股利。[39]

在1950年，上海的英国商会委员会就已经描述了英国工商企业在那个港口城市所面临的处境。[40]这个委员会强调说，结果直到最近这些企业还准备为处境能有所改善的希望而继续斗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得出结论，他们继续经营的能力已经到了尽头。在他们看来，由于“劳工和政府联合抽取他们的最后一分钱”，这里的英国工商企业正面临破产。

甚至国民党随后对中国的封锁的解除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为英国企业的麻烦提供解决办法。他们被禁止与生产规模相适应地削减劳工开支，并因而被迫支付那些已经无用的劳工的工资。据估计，仅是怡和有限公司一家就雇佣了多至2万名中国工人，这些人主要是在上海。[41]有秩序的自动清算的法律程序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外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被认为是属于资本家阶层，因而也就被认为是有能力支付的。有时他们甚至被迫在他们的工资单上接收更多的工人，尽管现有的已经是减半，甚至完全没有工作。例如在公和祥码头有限公司的事例中，国民党的封锁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即在1950年的十个月的时期中，由于很少有船只到达上海，公司只能做极少的交易，甚至完全没有业务。然而公司仍然受到无情的压榨。主要是由工资而造成的日常开支大量上升。以前中国工人都被当作是季节性雇工使用的劳动力，其雇佣关系由公司根据到港船只数目而决定。现在在中国政府新的规定下，这些工人成了永久性雇工。这意味着超过1000名永久性雇工被加进了公司的工资单里。公和祥码头有限公司那时是以每月约2万英镑的速度吃掉了自己的资金储备的。[42]在伦敦的公司总部与在中国的英方管理负责人都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与此时的中国的贸易由于其所承担的人身及财产的风险，而不是由于资金的风险，可能是不值得的。找到削减损失的途径与办法成为商人们的最先关心的问题。他们不再愿意继续经营被他们认为是不计损失的“垂死的业务”。

然而清算的企图却遭遇到了工人们的过高的要求。那些要求被描述为“相当于欺诈”。当局在某些情况下会对所有的可动的和固定的资产征以20%的清算税。税是按很短时间内的通知而征收的。不缴税将被处以沉重的罚款。[43]企业支付工资和税务的义务被看作是外国经理们的个人责任。[44]直到1950年的春天，大部分企业还可以用出售不可替代的股票或海外汇款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义务。然而这一集资办法也是穷途末路，因为中国公众被降低了的购买力使得股票的销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来自公司储备金的持续海外汇款只能引起严重后果，甚至是导致破产。

除了英国企业所面临的直接商业障碍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为英国在华社区提高社会与文化上的较为宽松的环境的那些结构处境恶化的问题。这是1943年有关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所带来的变化的后果。例如在上海，英国的学校、医院、教堂、俱乐部和娱乐结构都处于设备不足状态。这种形势反过来使得商业企业在英国驻华商业职位招聘和保持合格人员的恰当服务方面变得更加困难。[45]

1951年，形势进一步恶化。[46]利润，如果确实还有利润的话，也是以本地货币来获得的，而且不得汇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与英国对华贸易禁运，[47]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将其贸易重点从西方列强转向苏联集团成员的日益增长的倾向，都带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从中国出口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很多产品都找到了前往西欧，也包括英国的途径。伦敦的中国协会的官员们感觉到西方国家对这些产品的购买，能够帮助中国人以一种政治上适合他们需求的方式重新适应他们的贸易，还能够帮助他们绕开美国领导的禁运的效果。这种做法增加了英国商人在远东已经遇到的困难。[48]

到1952年，在中国工作的商人要获得出境许可变得越来越困难。去替换那些已经驻扎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入境许可也更难获得。伟大的中国之梦——那个对英国商人们来说有前途，有保障的市场——看来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幻影。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事实上所有英国公司都已得出结论，即：中国形势的变化要求英国公司在机构的性质与活动范围方面要做出相应的变化。他们觉得已无法在中国进行令人满意的经营，或在未来为任何有用的目标而工作。结果他们相信，对他们来说恰当的途径要么是被安排进拘留室，要么关闭他们的业务。管理层打算建立一种能更好的适应新形势的新型机构，比如，以一种制造商代表与海外客户的联合会的方式，来保持与中国当局的一种直接联系。想像中这样一个实体可能实际上起到一种永久贸易代表团的作用。[49]

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准许解除多余人员的工作，向非华裔工作人员发放出境许可，并为遭到拘留人员或适当转移业务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外国商人们对中国当局的指责及与中国当局对外国资本家行为不端的不满情绪的表达之间，一个事实相当清楚地显露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而且人民政府现在关心的不是利润，而是中国工人的就业情况；不是在外国资本中建立信誉，而是增加产量。由于害怕进一步被西方孤立——美国海军正施加压力要实行全海岸封锁，北京觉得扣压英国及其他外国企业作为人质是一个避免遭进一步孤立的恰当办法。北京希望这些企业的受人尊敬的经营主管们将向伦敦施加压力，抵制封锁的主意。这个主意毕竟给外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商业损害。当对华贸易禁令和华盛顿所实行的冻结中国资产实际上开始损害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之时，北京引进了物物交换体系，指望借助这一办法避免他们所认为的可能的陷阱（例如：对已付款的进口物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送到中国）。这一新体系的原则是“先进口，后出口”。此时进口产品必须首先抵达中国，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出口产品才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

这一做法立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削减了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基础上从事的对外贸易量。英国的贸易和商业企业因此遭受了可观的损失。的确，只是在美国对香港实行禁运之前的很短一个时期内，这一殖民地的商人们设法从中国更稳定的形势所导致的繁荣以及朝鲜战争之初中国大量的购买中赚取了利润。[50]

对于对华贸易的限制和被延长了的朝鲜战争（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战争），荒诞地使伦敦与华盛顿之间的分歧尖锐化了。[51]的确，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英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因1950年英国承认共产党政权而变得相当紧张。而现在两个盟友之间的一条真正的裂痕已经清晰可辨。在各自国内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引向完全相反的方向。[52]在美国，英国因为在武装冲突时期与中国敌人进行贸易而遭到批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息处尽职地宣称了英国对联合国决议的支持，并解释说没有任何有军事价值的物资被送往中国。他争辩说：英国正小心地注视着确保自由世界能够在缩减了的贸易平衡中，比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美国人由于怀疑英国的商业动机，宣称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和道德理由让英国在战争期间与中国敌人进行贸易。[53]

朝鲜战争也在英国工党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当英国海军（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支配下）采取步骤防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之时，英国保守党给了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全面支持，[54]然而某些工党人士却对政府在东亚所奉行的政策持相当批评态度。他们为英国可能会全面卷入华盛顿的政策之中而感到焦虑。这些感觉无疑激化了工党中一向潜在的反美情绪，并很快就开始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领导人中的信心。

在这一商业与贸易活动缩减的时期，中国当局自始至终小心翼翼地不去诉诸直接没收外国资产的手段，而是采用一种“延期征用”的策略。[55]这一策略至少在外国人看来，实际上与直接没收完全相同——租金被冻结、税收率上升、限期完成的大量修理的要求，以及在各种借口下所实施的沉重的罚款。[56]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企业的倒闭许可一直被拒绝，而且被迫雇用其工资单上的所有人，尽管事实上哪怕是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已很难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得不继续用从海外总部拉来大量汇款的方式支付工资。[57]如果一个工人死了，雇主就被强制雇佣死者的一个家庭成员作为替补。此外还规定工人在工作二十年之后获得退休金，不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同时保留他们的工作，并获得他们的正常工资。因此在很多企业中，35岁或40岁以上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拿双份工资。不用说的是，当这些企业被国家接管之后，这些福利和高工资工人就不能享受了。雇主们还被要求资助任何一种可能的福利，住院费用、丧葬费用，每年两周的带工资假期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及红利。[58]

除此之外，工商局还给企业制造了无法超越的官僚主义困难。人们不能直接给工商局办公室打电话与一位官员讨论他的问题。而是像泰拉在他的《上海事件》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必须为面谈提出可能被许可，也可能被拒绝的申请。而对商人们的这种申请工商局很少发出书面答复，就是有，也是在申请得到许可的时候。对申请的拒绝总是口头传递的。长时间的拖延成了规则。对出售诸如多余的机器、旧的使用过的汽车等物品的许可的简单申请，甚至有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得不到答复。[59]因此有时一个月之内就有估计为35万英镑到50万英镑注入中国。[60]在1951年，仅怡和有限公司一家就汇入了超过14万英镑的资金。[61]

在1952年3月中，怡和有限公司的鲁宾·格尔冬作为怡和啤酒公司的负责人，被监禁了一个星期。这次监禁根据的是一位人民法庭法官的命令，原因则是企业没能支付1952年2月怡和200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最终这家公司筹集了约9000英镑的资金，送往中国以帮助支付那笔工资、前一年的收入所得税、按每天1%积累的对未支付的工资的罚款。在此，正如福兰克·H.H.金所指出的那样，汇丰银行在设立可利用的资金方面起了工具性的作用。这些资金是由一家外国人所拥有的、仍处在盈利经营之中的化学工厂所存放的。[62]

在另一个事例中，一位商人对被夸大的数字（相对于企业全部周转现金）提出了挑战。这一数字是由税务当局提交给他的。他要求当局重新审查自己的账目。商人被告知在6个月之内当局不会进行复查，而他应付的款额则必须在一周之内以现金支付。否则他将按提交给他的税单每天1%的比率支付罚款。6个月以后，这位经理试图证明他支付过多，但是到那时，罚款额已经是原始要求数目的两倍。在审查了这位商人的账簿之后，政府官员决定，某些费用应该平摊到数年之内，而不是在一年内支付；数年前的某些赋税没有完全支付；某些超时工资不应该从现有收入中被扣出来；其他一些工资则超过了标准，应该被列为利润。最终宣称原先的估算因此是合理的。[63]

拥有海外资产的企业的外国经理们处境尤其困难。当他们表达了要结束他们的业务，并将其放弃给当局，自己离开中国的意愿以后，他们被滞留在中国，被当局指责犯有更多的罪行，并被扣为人质以保障更多的来自海外的汇款。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之后，这种压力进一步增加。为保持这种压力，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没有工商局难得的许可，外国经理是不能被他们在海外的助手替换的。[64]

税务官员们常常宣称，在当局前些年所做的税务评估中存在错误，因而要求大笔的付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仅要对额外的未支付的数额负责，而且还要支付自拖欠之日起，按每月半个百分点计算的对未付税额的罚款。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为存货而租用的仓库到期需续签合约的时候，租借方可以单方面决定不再续签合约。冷冻储藏的租借合约被取消、港口费增加、依照有关改善工人待遇（例如昂贵的医疗费）的规定而做出的过分的要求被提了出来，或者是要求对结构完好的建筑进行全面的整修。私营企业——照英国驻华代办胡阶森[65]后来所写的，完全被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不得不从政府那里获得原材料并将其产品卖给政府。一家公司是盈利还是迅速破产完全取决于当局。而将利润汇往英国是不允许的。

外国企业中的中国员工用他们自己的极为独特的方式向经理们施加压力，以使其在伦敦的总部在各种问题上屈服。他们会在办公室里包围经理，整天静坐。要是一个经理在找路出去时不小心碰了他们中的一个，那他就会冒着被控人身侵犯的危险。[66]

外国企业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无计可施的情形当中：终止一家企业的活动取决于人民政府的好意，但在另一方面，要保持这种好意则需要展现良好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又只能在新中国内经营商务才能得以展现。

逐渐地英国在华商人已成为人质这一无法逃避的明显结论已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不仅是当局的人质，而且也是他们自己可观的资产（按上文的估计高达3亿英镑）的人质。这些资产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他们是那个自己所渴望的充满前途的市场的古老梦想的人质，而那个古老的梦想从未实现过。经理与主管人员成了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概念的俘虏，也成了战后在英国经济的绝望状态中，出口成为首要任务的那种需求的俘虏。就像寓言中那只狐狸那样，他们不能满腹饱足地离开那个葡萄园。在中国终止经营活动不能随意完成，所以他们在一个世纪内所获得的利益，至少有一部分被退还了中国。对中国人来说，这只是对所谓的外国人的“百年剥削”的极小一部分的补偿，因此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动用各种巧妙的，或直接的手段以达到征收外国资产的目的，同时又要确保哪怕是在遥远的将来也不会有人提出赔偿的要求。[67]

在1952年秋天，外国企业的经营主管们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要求中国当局将他们的资产国有化，以使他们不再遭到更多的损失，增加更多的烦恼。这一要求无可避免地被拒绝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原则上同意怡和公司的基德先生的要求，即：中国政府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公司在当地的资产可以上交，以获得对公司债务的豁免。这事实上是早先在1950年对开滦煤矿管理层所强制实行的一种做法的重复。[68]而此时怡和公司的资产在价值上还超过其债务。基德于是询问两者间的差额是否可以用现金支付。[69]外交部的那位负责人甚至拒绝考虑这一问题，相反他援引了颐中烟草公司和利顺德饭店的先例，这两个企业都是以其资产直接交换债务的。[70]

这样与英国人所抱的希望正相反，与被他们所认定的公理背道而驰，中国当局不仅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步骤，以确保公司用海外汇款支付那些本该被解雇的多余员工的工资，而且拒绝在上交资产已获得债务豁免的情况下考虑支付资产超过债务的部分。不过“以资抵债”的方式渐渐地显露为在这种形势下的惟一出路。所有选择都由于共产党当局的完全拒绝而破灭，因为共产党当局已决定了与外国商业社区关系的程序与步伐。

对英国企业来说，从中国撤出的决定不是容易做出的。T.N.汤普森观察到，像怡和公司这样的企业考虑过至少是合法地留守他们的财产，以希望在条件或许改变的将来能够重新从事营利性活动。[71]怡和公司的主管约翰·科斯维科就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一种明显的策略应该是试图实施他的企业的撤退，以形成中国政府被迫“不经我们（业主）的同意就拿走我们的财产”。[72]这样“如果发生中国政府被推翻的乐观情况”，外国资本家被允许回到中国，怡和公司将会处于一种可以重新拥有其公司的地位。

不过没过多久，科斯维科与其他直接卷入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业机构的决策者们一样，意识到在他们拖延终止其业务的同时，账单每天都在增加，形势则变得无法容忍。例如太古公司的经理之一约翰·马奇计算过，其业务活动的终止每拖延一个月就要在中国当地耗费他们7000英镑[73]。1952年3月，怡和公司和对华商业协会的其他成员企业一致认为，关闭其相关企业的过程应该加快，而且应该从英国政府那里寻求支持。尽管有这样的认为，但是他们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文献证据显示，伦敦极不愿意被正式卷入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之中，而这些企业自身则缺少一种集体决定的共识，或者停止向其中国分支机构汇款的日期。

应该强调的是，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协调各企业间行动的企图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卜内门中国公司的H.J.科拉尔是这一委员会的突出人物。[74]

英国的银行完全不喜欢设置最后期限的主意。英美烟草公司则进行了他们自己与中国当局之间就关闭问题的谈判。[75]壳牌公司似乎只对将其还留在中国的五个职员接出中国感兴趣。怡和公司的主管在意识到这是一种麻烦的状态，以及英国官方向北京递交备忘录的提议[76]没有实行之后，采用了一种独立的行动路线，即以企业资产为基础的关闭谈判从负债最大的企业开始。这一策略的选择是工会向企业所施加的不合理的要求，以及中国政府所坚持要企业在任何有关关闭问题的谈判开始之前就必须接受的那些要求的直接后果。[77]在准备与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文件时，资产被有意低估了，以便使中国当局打消增加企业债务的念头。怡和公司的资产因此被开列为相当于150万美元的人民币数额，而债务则被评估为相当于25万美元的人民币数额。

然而中国官员们（那些尽一切努力保持铁面无情，并只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强硬的谈判对手们，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对企业的计算方式毫无兴趣。他们拒绝在关闭怡和公司的三个相关企业之前，谈判怡和公司的关闭问题。是这些中国官员，而不是英国经理们决定公司在中国的资产被清算的顺序，以及谈判的速度和最后关闭的条件。对于怡和公司所引用的高额资产数目，这些官员远谈不上印象深刻。官员们明确表示照政府的观点，那些被公司列为资产的东西根本没有潜在的买主，而一旦离开资本主义的环境，这些东西就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它们不能再制造利润。甚至中国政府对某些资产拥有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当局接管了恰和公司的三家附属企业——他们的码头、工厂和啤酒厂。一年之后，有关其母公司的关闭协议的谈判终于开始了。这已经是日内瓦会议的几个月之后。到那时为止，怡和公司向其中国分公司的汇款额已经超过了70万英镑。[78]

在整个这一时期，在不同的英国人的圈子里，人们在苦思冥想着对中国人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例如远东处的J.K.德林卡尔准备了一个加入这一类观点的备忘录。[79]他提到了可能提出的反要求（尚未支付的铁路债务、中国拖欠的前上海市政委员会雇员的工资以及尚未支付的稳定董事会基金的差额），控制来自香港和英国的汇款（以便防止英国企业遭到敲诈），控制来自马来亚的汇款，冻结中国人在英国的存款，掌握中国人在海外的财产与资产，禁止所有对华贸易，或者甚至是撤出北京的英国代办。实行其所建议的措施中的任何一种，据称都将构成英国对华政策中所谓的“根本性变化”，因而也就不能在当时可以预见到的环境中被认为是正确的。[80]没人认为这些建议中的任何一条措施能有效保障这些企业在华代表的回归。对中国人施加的任何压力都被认为可能造成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员工的释放更为困难。

因此英国驻北京代办莱昂内尔·郎博，在1952年10月底得出中国的人民政府不会改变其政策的结论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我们或曾有过的任何改善他们对英国贸易态度的希望，以及最终复兴贸易的远景……现在都可以看作是毫无根据，或是已经破灭了的。”[81]

1952年12月，伴随着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的关闭，上海成为了中国除北京以外的惟一的有英国领事机构的地方（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在中国曾有过16个领事机构，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政权之时曾有过11个）[82]。在1952年一年中，中国当局征用了2家英国造船厂和3家在上海的英国公用事业公司。

图解这场危机及其独特的性质的一个最好的惊人的例子，可能是那份被剥夺了自由的外国人的名单，这是与中国当局发生摩擦的直接后果。到1952年晚些时候，有8位英国公民，7位加拿大公民和26个美国人被关进了监狱，同时还有另外9个加拿大人处于被软禁状态。到1953年底，只有很少的企业还在进行他们的业务，而这些企业也处于中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83]39位英国、英联邦各国及美国公民仍然被拘押。

至于在中国营业的3家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的分行，其关闭的请求最初遭到了拒绝。像许多其他新崛起的国家一样，在解放后的中国，新时期也意味着官方和半官方资本从银行撤离，并引进与外汇交易有关的限制。其结果则是增加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人的困难。[84]不过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没有某些外国银行的介入，要开始其发展计划，这对中国当局来说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85]因此有那么几年这些银行处于地狱边缘的状态，即不能从事任何业务，也不能解雇任何中国雇员，还不能让他们的英国职员离开那个国家，像以前一样他们的办公室得靠海外汇款来保证其运营。[86]

在汇丰银行的例子里，正如福兰克·H.H.金所显示的那样，中国人断定该银行在解放前夕所关闭的那些分行转移到了上海分行，那家分行面临着支付税务和其他膨胀了的债务，支付增加了的劳工赔偿，以及最终被重新估价了的解放前账户的债务的要求。然而这家分行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满足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对那些不公平的规定所提出的抗议也是徒劳的。在1950—1954年之间，总部不得不向上海汇款，以承担其近1000万美元的损失。此外在公布利润之前，它还不得不划拨1800万美元到应急账户，特别用于支付职员的工资，以及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解决方案时的其他费用。这种对银行资源的消耗必须被停止，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汇丰银行董事会授权总经理采取任何必要步骤关闭在上海的办公室。其用意是要加速关闭进程，缩短漫长的有关细节的谈判。这时所寻找的是一种以全对全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就是银行放弃其所有在华资产以换取取消银行的全部债务，或者说是那些被中国某些机构认定存在的债务。[87]的确，在1941年突发事件中，银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十年之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应该说这类事件的敏感性是非常巨大的。要是再次束手就擒，那就显得太过疏忽了。[88]

不过银行家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过失都在中国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的禁运，华盛顿在1950年12月对中国美元资产的冻结，1951年5月联合国强制实行的禁运都是形成这一前所未有形势的重要因素。汇丰银行的总经理阿瑟·莫尔斯爵士在1951年的股东大会上就这些事件的发展做出了评论，并强调了其对银行所造成的不稳定与混乱。[89]

最终英国银行的代表们通知当局说，要是形势保持不变的话，他们将在1954年12月31日以后停止汇款。的确，直到那一阶段，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一种假设其业务将继续的特别基础上被接受的。而从那一刻开始，银行的经理们则受命寻找最终解决方案。[90]不过北京的人民政府并不允许其与英国银行的关系被突然终止。例如在汇丰银行的事例中，中国相当明确地表示他们希望留下足够的职员，以完成国家法令的有关规定。同上面提到的一样，他们也强调需要与一位可接受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因此即使是在银行业中，经理们与职员们也事实上依据人民政府的要求与请求被扣留在中国。[91]当然人质这个词从未被双方用过，在这里是否接受金的有关任何一个特定的经理都被毫无疑问地扣为人质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的确，在这家银行的事例中，W.T.尤克撒勒作为地方经理在中国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替换了G.H.司塔瑟。然而在此有两个重要观点应该被提到，第一，银行是作为法人、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被扣为人质的，扣为人质的资本主义不必是，或不止是指那些被中国当局扣为人质的个人，这是那种制度，那种资本主义制度被扣为人质。第二，在英国其他公司的事例中，负责人被禁止离开中国直到某些指定的条款得到满足。有趣的是金自己拿出了一些页面，描述了一些英国职员被迫违反自己意愿地留在中国，结果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正如金指出的那样，这些英国职员中的很多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关押，他们对银行的经理们持强烈批评态度，并对再次被捕极为敏感。[92]

上面所提到的那个1954年之后不再向中国汇款的决定得到了执行，尽管汇丰银行总部管理层完全知道这一最后通牒会引起中国本地的经理们的令人不愉快的反应。这些经理本人被认定应该对支付员工的工资负责。然而总部认定除非在中国本地的经理采取一种立场，否则资源的消耗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这些人将永远不会被允许离开中国。正是在这一关头，汇丰银行像他们以前的许多公司一样，走到了提出上交他们所有资产，以抵偿他们永远在积累着的债务的地步。中国人很快便表示准备让这些外国资本进行资产清算，不过他们要求银行的负责人被要求留在中国，直到所有属于中国人的美元账户都被打开。[93]

[1]国家档案局，贸易部（BT）11 1995贸易联系与条约1981, 1944年10月24日

[2]关于中国作为英国的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的讨论，见B.迪安《英国的非正式帝国：中国的情况》载《国家与当代政治杂志》第14期，第1号，1976年3月。

[3]这也是N.克利福德一部著作的书名。伦敦，1967年版。

[4]有各种不同估计值。2亿英镑的数值来自PRO，Cab.129/45 CP(51)123, 1951年5月3日。128/24，40(52)，3, 1952年4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宣称从中国撤除英国企业，会带来1.25亿英镑的损失。最高的估计值是J.Kesing所称单在上海就会损失10亿英镑。见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提交给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的未发表论文，巴尔的摩，马里兰，1977年，第46页。财政部估计1941年上海的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有8500万英镑。见T236/1812 OF23/39/9A：《特别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巨大变化，远东的外汇形势》1948年12月31日。然而大致说来，英国在华投资在2亿—3亿英镑的数值，被当代大多数评论家所接受。

[5]财政部官员所持的强有力的观点的特点，反映在诺曼·E.扬1944年给中国财政部驻伦敦代表T.K.Tseng的声明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要比我们所预想的好得多。”他认为从价值取向上看，英国应该要求中国借款，而不是相反。见T236/44。也见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伦敦，1970年版，第725页和W.N.梅德利科特：《当代英国1914—1964年》，伦敦1967年版，第475页。

[6]艾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伦敦，1983年版，第49页。

[7]谢爱伦：《英国与中国，1941—1947年：大英帝国的动力》，伦敦，1984年版，第141页。

[8]战争末期中国的外汇储备短缺，中国政府开始禁止英国在华商业企业使用英币汇款。见T236/1812 OF23/39/9A：《特别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巨大变化，远东的外汇形势》1948年12月1日。

[9]更多内容见谢爱伦：《英国与中国》第三章。

[10]对英国在华资产进行估计时，财政部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对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和财产的破坏只是象征性地补偿。名义上这笔钱从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出。T236/1812 OF23/39/9A：《特别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巨大变化，远东的外汇形势》1948年12月。

[11]Cab.129/51 C.(52)107．有趣的是，雅克·马赛认为在50年代，法国的殖民地商业已经非殖民地化。

[12]1948年英美烟草公司（中国）的所有股票都转给了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英美烟草公司（中国）更名为英美烟草公司（香港）。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21页，注释第47条。

[13]至于亚细亚火油公司，上海军管会于1951年4月30日宣布征用其在本市的财产，见1951年5月1日《文汇报》。这项举措，如同英国政府征用英国在上海注册的上海轮船公司和马勒造船所一样，都是为了报复英国在香港的行为。当英国征用油轮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国的争议，英国枢密院判定在香港的40架飞机（中国认为属于他们）应该转交美国航空公司。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内容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130—136页。有关汇丰银行在这一时期的问题，见金：《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第2部分，第9章。

[14]Cab.128/1724（50），1950年5月25日。

[15]邵文光：《中国、英国和商人》，第131—135页。

[16]同上书，第135—136页。

[17]同上书，第131页。

[18]同上书，第131—141页。

[19]同上书，第141页。

[20]同上书，第146页。

[21]同上。

[22]D.C.沃尔夫：《谋求利益：英国对中国的承认——1950年》，载《当代史杂志》1984年第8期，以及吕阿尔：《英国与中国》，伦敦，1962年版，第81—82页。然而中、英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过程颇费周折。中国对英国与国民党仍然保持联系心存不满，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就不愿意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见FO371，92189 FC1011/1，J.C.Hutchison 1950年给外交部的年度报告。1951年中，英国内阁授权外交大臣，命令英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支持中国代表应推迟进入联合国的提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它的初衷，即北京政府有资格代表中国进入安理会。Cab.128/19(51)2, 1951年5月31日。甚至共产党支持者之一的M.林赛爵士也认为“外资在华企业的状况过于恶劣，官方应支持他们的工资要求”。见《中国与冷战：国际政治研究》，墨尔本，1955年版，第19页，也见第10、18页。

[23]至于印度在这一阶段的重要性，见如B.波特：《英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崛起》，牛津，1967年版，第37—38页。

[24]艾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第744页。

[25]同上。

[26]K.O.摩根：《工党执政（1945—1951年）》，第424—426页。

[27]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第744页。

[28]H.佩林：《工党政府（1945—1951年）》，伦敦，1984年版，第143页和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第744页。

[29]沃尔夫：《谋求利益：英国对中国的承认（1950年）》，第299—326页。

[30]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协会文件，1949—1950年度报告。

[31]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45—46页和金：《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第2部分第9章。

[32]Cab.129/45, Cp(51)123, 1951年5月31日。

[33]FO371，99286 FC1105/133, R.V.德勒维致英国大使M.C.吉特勒的信，北京，1952年3月。

[34]FO371，99286 FC1105/133, R.V.德勒维致英国大使M.C.吉特勒的信。有关中国政府给英国公司造成的早期困难，见英美烟草公司档案BT11 4474 CRE 2708/1950, 1950年6月9日。

[35]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96页。

[36]L.泰拉：《上海事件》，香港，1956年版，第57—58页。

[37]同上。

[38]同上书，第57页。

[39]S.高家龙认为，1949年以前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经历，说明这家大公司在克服政治壁垒、进行地区间贸易方面，卓有成效。为了达到目的这家公司仰赖于严格的交易和成功签订的私人协定。然而到1949年，英美烟草公司遇到了不会与他们签订互惠私人协定的中国新政府。见《控制中国的民族市场：烟草业和棉纺业的国际贸易，1850—1984年》，这是提交给“中国经济史的时空流向和轮回（公元980—1980年）”大会的论文，巴拉吉奥，意大利，1984年8月15—23日。

[40]BT11 4494 69967：中国协会给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信，1984年4月11日。

[41]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46页。与此相对照，中国共产党主管工业的人士发现立即解雇工人的行为操之过急。见如上海新光内衣厂事件，载1957年6月4日《解放日报》。

[42]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78—79页。

[43]起初，违反税法者每天要处以3%的罚金。后来减到每天1.5%。见泰拉：《上海事件》，第40页。

[44]比如怡和公司1949年9月一个月就从香港向中国大陆地区汇入了37000英镑。见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第5页。

[45]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协会文件，1950—1951年年度报告。

[46]同上。

[47]英国内阁决定，就中国问题英国不能冒失去美国政府的同情与支持的危险。同样，英国内阁也明确表示，英资在华公司不要指望政府会给他们提供财政支持。见Cab．128/17 24（50）5, 1950年4月25日。有关内阁决议精神的更多内容见Cab．128/17 44（50）1, 1950年7月10日（禁止从英国向中国输入战略物资）和Cab．128/17 46（50）3, 1950年7月17日（禁止从英国向中国输入石油）。

[48]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协会文件，1950—1951年年度报告。

[49]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英国在华贸易问题通信（cmd.8639），伦敦，政府文书部文件第3号，1952年。

[50]E.吕阿尔：《英国与中国》，伦敦，1962年版，第196页。

[51]摩根：《工党执政——1945—1951年》，第422页。

[52]艾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第792—793页。

[53]横·保原：《日本、共产党中国与亚洲的出口控制（1948—1952年）》，载1986年《外交史》第10期第1号。

[54]肯尼思·哈里斯：《艾德礼》，伦敦，1982年版，第454页。

[55]G.N.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1963年版。

[56]香港A.I.致谢爱伦，1985年2月25日。

[57]FO371，99297 FC1105/425，英国上海总领事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1952年10月28日。

[58]泰拉：《上海事件》，第36页。

[59]同上。

[60]B.Boardman: 《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4年）》，第79页。以及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62页。

[61]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10—111页。

[62]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97页和金：《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第385页。

[63]泰拉：《上海事件》，第59页。

[64]泰拉：《上海事件》，第63—64页。也见胡阶森1954年4月22日与中国协会执行委员会谈记录；《太古报》，白金汉门59号，伦敦，中国C1—3，“从中国撤退”。

[65]直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英国与中国才互换了大使。

[66]胡阶森：《世界的分割：中国1953—1955年，苏联1962—1965年》，伦敦，1971年版，第54页。

[67]胡阶森：《世界的分割：中国1953—1955年，苏联1962—1965年》，第53页。

[68]有关国民党的特殊法律地位问题，见下一章。

[69]FO371，99297 Fc1105/427, 1952年10月22日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信件。

[70]有关颐中烟草公司的优先考虑权，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20—228页。

[71]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96页。

[72]同上书，第90页。

[73]在这件事上，一台500马力的电机只被政府估价为3000元人民币，但在一个月以前，工厂的管理层却拒绝以3万元卖出。见非美行动委员会与罗伯特·洛的会谈，华盛顿，1960年，第23页。Ewo Cotton Mills的股价，在1948年和1952年间跌了92%。也见《太古报》，白金汉门59号，伦敦，中国C1—3, 1955年5月12日J.马奇的报告。

[74]也见《太古报》，中国事务委员会，中国CL4：中国，关闭，1952—1954年。

[75]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01页。

[76]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就英国在华贸易问题的通信，文件号1—3。

[77]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09—111页。

[78]同上书，第128—129页。

[79]《英国企业的关闭：中国可能的报复行为》1952年5月2日。FO371，99287 FC1105/153。一个月以后，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就敲诈问题交换了意见。D.R.Serpell致信给C.H.Johnston说，在这个过程中，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或者香港外汇局要做出决定开始合法性汇兑，在何地开始敲诈性汇兑。在那个阶段，他解释道，这样做对英国政府了解可以利用的英资公司的资产是至关重要的。FO99289 FC1105/213, 1952年6月6日。

[80]FO371，99287 FC1105/169.1952年5月J.K.德林克霍尔书写的备忘录。同时，外交部内部对当前向中国的汇款也进行了估计，对未决的要求及关闭的费用也进行了估计。各个公司都向外交部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见FC 1105/179, 1952年5月。

[81]FO371，99321 FC1152/179，兰姆致C.H.约翰逊，1952年10月31日，外交部远东司。

[82]FO371，105188 FC1011/2，胡阶森起草的1952年年度报告。

[83]FO371，110194 FC1011/2，英国驻北京领事馆致A.艾登，1954年1月12日。

[84]F.H.H.金：《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第203页。

[85]同上书，第205页。

[86]FO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4日外交部向首相提交的备忘录。

[87]同上书，第383、385、389页。

[88]同上书，第243页。

[89]FC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外交部向首相提交的备忘录，第347页。

[90]同上书，第389页。

[91]同上书，第378页。

[92]FC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外交部向首相提交的备忘录，第376页。

[93]FO371，110265 FC1111/8, 1953年12月24日胡阶森致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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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的观点

在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之后，英中关系立即进入最低潮。导致这种情况的过程比普遍所认定的要渐缓得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哲学与政策的近距离观察，透露出国民党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显著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力更生的转变过程之中，并且远不再是帝国主义经济活动的一个目标。

在1930—1940年代之交，中英关系就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挫折。[1]蒋介石在中日战争期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理论》这两本书中就说明了这种趋势。这位总司令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步骤，倾向于在国际和国内舞台都扮演一种更为独立的角色。例如在金融方面，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经济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中国应试图从国外借债，以资助那些可能改善其自身国际收支平衡能力的资本发展类型。任何引进与增进国家生产能力无关的外国资本的企图，以及提供与这种增产努力无关的信贷服务都被认为是在给国家财政增加沉重的负担。因此除非是与经济重建的某一确定而详细的计划相一致，否则外国资本自身的生产性使用就不被看作是一种确保其最经济与最有效的利用的手段。因此有证据表明，甚至在1949年之前，在有关外国人在华角色的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风气就已经变了。[2]

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见证了中国的两大政治主流，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从外国渗入并出现于中国的经历中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看来就算没有共产党人，战后的中国无论其确切的意识形态外衣是什么，都将在对待外国资本，投资与商业企业方面采取完全新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国民党将会采取与中国共产党最终选定的完全一样的政策。中国人所理解的帝国主义剥削（无论其确切科学含义是什么）必须立即结束，经济民族主义出现的时机已经成熟。[3]然而历史事件的进程将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制定并实施重新自主的最终政策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

通过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与财产的基本原则的看法的了解，我们可以检验（中国社会）从古代王朝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这种渐进方式。有三个文件透露了毛泽东的预言，一旦他的政党掌权，他将如何处理中国的经济。这三个文件是《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与写于1949年7月，即新政权建立前三个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争辩说，继续存在的私人工商业应受到公有行业的兼管。他用孙中山的这些语言概括了这些建议。正如克里斯多夫·豪与肯尼特·沃尔特尔所指出的“很明显他（毛泽东）试图显示共产党人是孙的真正继承者，也是中国惟一可能实践其理想的团体”[4]

在其纲领性的以《论联合政府》为题的著作中，毛泽东扩展了其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他解释说，这一阶段可能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并针对土地改革与建立一种既保护劳动阶层，也保护私人资本利益的经济体系提出了详细的计划。他宣称，“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人财产，”他坚持说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种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5]在多次提到孙中山时，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延续性，并提醒人们注意那种他所认为的孙的“不肖子孙”对其思想的背叛。

《论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毛泽东在掌权以前有关经济政策的最后宣言。他强调说：“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正如豪与沃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篇文章中毛谈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对外援及对外贸易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做出定义，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6]

毛泽东提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他看来新政权的创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终结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由于资产阶级参加了民主革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相信，允许资产阶级继续存在并参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主义政府自身利益是有利的。[7]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一纲领概括了新政府在第一阶段的基本政治方针。事实上正如刘少奇在其1954年宪法草案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总结了到1949年为止的革命历程，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将人民共和国定义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将其描述为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一宣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核心。新生的共和国的领导便从此产生。不过《共同纲领》对工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有一个明确的保障。它也许诺说土地改革将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扩大农民所拥有的私人财产。第二十六条特别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他进一步强调说：

“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8]

这一政策性的宣言倾向于燃起中国资产阶级对自己将被允许长期存在的希望。

《共同纲领》没有提到建立一个将会被禁止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很显然那时候的观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在中产阶级的帮助下，政府将建立国民经济的国有部分。简而言之，可以说这一政策性的宣言，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否认其最终实现国有化的纲领。[9]

在更早的阶段里，毛泽东曾经清楚地表明，革命之后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必要的。用他的话来说，这样做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10]的确，看来对共产党政权来说，暂时保持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利，比寻求立即瓦解那一阶级更为有利。

正如T.N.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这一保持平衡并小心翼翼的政策，在1949年的环境中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11]中国共产党已将其活动中心从乡村转向城市地区，并希望城市不仅能为其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提供物质、技术与组织手段，而且也同样能帮助乡村的社会主义化。然而在共产党接管权力的时候，城市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处于一种完全错位的状态。工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都远低于战前水平，失业率很高，通货膨胀严重，食品短缺也十分普遍。新的领导层缺少必要的经验与处理城市工业经济所要求的训练。归根到底，到那时为止，半殖民地与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态势主导着中国，很高比率的复杂工业与服务业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按传统的不成文的规矩，他们被归类于从事非技术性、手工劳动的工人。只要提一下某些中国干部在进入中国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很多共产党的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一些西方人报告说，他们看见一些人盯着在电炉上烹调的食物，这些人无法相信不用火苗可以做饭。[12]

因此当局需要允许经济，特别是那些先进的部分，按革命前的方式继续存在至少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这一任务的完成通常不仅有非共产党人的帮助，也有到那时为止主宰着城市经济的外国人的帮助。不过首要的任务是按照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转变经济。要取得这一成果，一种接受指导的、在某种程度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基础。

中国政府针对在华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措施，应该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以观察。

外国企业的经理个人被迫为其总部的政策与行为负个人责任，外国人的出入受到了更进一步的限制。[13]当局拒绝承认任何多国公司的存在，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一部分。[14]

政府的交易机构对于取消合同毫不犹豫，即使是原材料已经被购买和加工了也罢。新的税收与司法措施得到了公布。总体上说，英国和其他外国人掉进了不安的深渊，并生活于可以对人不加任何指控便被逮捕和拘禁的恐惧之中。工会的压力也经常是持续增加，而地方当局却不愿意向那些被工会指责为渎职的企业提供任何保护。[15]

1950年6月6日，英美烟草公司销毁了一些宣称是废弃的公司记录，结果那家公司的索莱斯先生被招到人民税务局，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份自解放以来被销毁的文件的清单。他被警告说，他所提供的所有细节都将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进行对比检验。如果在未来任何时候，公司不能出示一份当局要求的文件，那么这份文件就会被认定是在1950年6月6日被销毁的。而公司则将因非法扣留信息而承担责任。[16]执行这项调查的中方官员提到，他掌握着一些证据表明公司不再有兴趣在中国从事贸易，并宣称继续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是这家公司的责任。

英美烟草公司的事件只是中国人的怀疑态度所引起的调查以及使外国公司承受压力的事例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前由私营商人及工业家所处理的许多功能，现在都逐渐被国家经营的机构所接管。以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新的做法相应地减弱了对保持许多外国或英国所有的企业以其现有方式存在的追求。[17]

正在采取必要步骤复兴其经济的中国当局，自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英国企业及资本主义行业在整体上所面临的困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省级及市级机关建立劳动局便是服务于复兴经济这一目标的。该局是一种城市组织，目的在于保持与革命前时代在政策和管理层次上的直接连续性，[18]而不是改变现有管理方式与程序。其作用是确保基本权利，特别是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得到适当的保护。1950年政府制定的与该局有关的条例反映出其工作主要是与工人的福利，而不是直接与雇佣和工资计划有关。当时的劳动部长李立三实际上宣称，他将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改变中国工人的经济地位。而劳动局的责任则是监督这一渐进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在其各项功能之中，该局要监督资本家及其经理，并保障剥削的限度被小心地控制住——当然，此时的剥削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是被容忍的。[19]该局也发挥私营行业中各种冲突的调解人的作用，这意味着对资本家的保护也不是非法的。

该局所面临的另一项紧迫任务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迅猛上升的失业率。这些失业率是在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预算措施的影响下形成的。正如豪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措施包括一项在公共行业与政府部门削减雇员的计划。但是在私营行业，特别是外国私营行业，政策却恰恰相反——防止这一行业的缩减，因此禁止解雇外国企业所雇用的工人。

上海星光内衣厂的事例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当局在就业问题上，对本地行业和外国行业所实行的双重标准。按上海《解放日报》的说法，在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该厂雇用了2000名工人。[20]但是该厂在解放后却无法维持其业务，因为其总经理傅良骏“旧的经营作风未改”，并“仍然投机取巧”。1950年早期，傅逃到了香港，工厂被迫关闭。工厂的工人对恢复生产感到绝望，便决定卖掉设备以筹集雇员的遣散费。但是厂里的共产党支部在这种情况下“正确掌握了党的政策，鼓舞群众克服困难的决心与信心”。因此照中国方面的说法，在政府向工厂提供的30亿元人民币贷款的支持下，生产又继续下去。不用说在开始阶段只雇用了原工人总数的20%，尽管后来的雇员数目逐渐增加，但也从未回到过以前的雇用2000名工人的水平。由于这家工厂是作为一家联合经营企业来运营的，所以它面临着那些被解雇人员的激烈批评。他们争辩说，工厂应出售其资产，并将其收入转向照顾他们的家庭福利，而不是继续进行生产。

按中国方面的说法，星光内衣厂解雇1700名工人，并保留400名工人的决定是按照“民主评议”的程序做出的。此外为了达到保持基本产量水平、自给自足及积累资本这三重目的，党支部制定了新的以多劳多得，定额定量为原则的计算工资的办法。这家中国的日报承认，尽管每位被解雇的工人得到了200万元的赔偿，但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剩余的工人确实曾经进入工厂，干扰生产。还有一次，300名工人包围了工会主席，并辱骂奚落他。尽管这些工人“从早到晚，不让他吃饭。可是他站稳了立场，向工友们进行耐心说服。”上述这些由中国共产党官员采取的措施，是外国管理层所永远不能采取的。对共产党来说，外国企业中的中国工人的眼前利益优先于任何长期的经济考虑或经济原因。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某些显赫的领导人，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也承认失业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政府试图缓解这种形势，所以偶尔会放松财政压榨，并采取鼓励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私营行业的扩展的措施。政府还确认了其在公共管理与教育部门继续雇用300万工人的决定，并推迟了遣散国民党军队。正如豪[21]所指出的那样，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有一种信心，即：失业的困难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在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这种现象将消失”。

1951年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就业率迅速上升。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与之相关的紧张气氛与社会问题也开始平息，对城市就业长期远景的信心得以复苏。[22]这时劳动局的真正工作是控制紧俏劳务市场所产生的效果。政府官员们认识到“技术劳力的短缺，和不道德的及非法的雇佣行为的增长，构成了对公共行业的威胁……”[23]他们担心私营企业将会利用这一形势占有大多数技术水平高的工人。

然而在1952年上半年，就业趋势再一次反转。“三反”、“五反”运动带来了又一波失业浪潮。形势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952年5月有必要终止“五反”运动。城市的失业率再一次居高不下，对城市就业增长远景的信心再一次破灭。第一轮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失业人口，并导致农民加速流向城市。这时形势进一步恶化。

此时一个不可避免的明显的结论是，作为结构重组的直接后果，失业将继续加剧，只有等到大规模重建时代的到来，劳动力的快速吸收才会最终发生。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措施帮助缓解工人的困境。他们采取了两项主要是针对外国公司的措施：第一，强制保留多余工人的工作；第二，强制推行对雇佣与解雇的严格控制。[24]对解雇劳动力的控制开始于1949年，在1951年放松，在1952年再一次推行。此时这种控制已经有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行业的合理化导致剩余人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的工人仍保留他们的工资，直到找到替代工作；另一方面，对私营行业中的剩余人员，劳动局则试图扭转潮流，鼓励资本家开始重新雇佣。对雇佣与解雇的控制是这一政策的自然后果。这些步骤都恶化了外国企业的情形。

不用说中国的企业也承受着同样的困难，他们也处于工会的压力之下，并遭受着任意加税，突然要求昂贵的维修，以及被指控为犯罪行为的威胁。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卢锡安·泰拉讲述了一个名叫朱培（音译）的商人所遭遇的困境。朱培设法逃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却发现他自己处于新政府，特别是税务局的强大压力之下。“不过在彻底地限制了他自己的生活水平之后，他设法保持住了其业务的运营，并且还能满足共产党人的全部要求。那不是一种容易的生活方式……后来当局评估了新的税收标准。他向他们求情，给他们看他的账目，证明他没有能力支付。而他们却无视这些，并开始威胁他。”此后不久，朱培试图自杀并严重受伤。最终既没有了他的生意，也没有了工作。[25]

政府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较快的工业化计划才能为城市就业问题提供答案。看来有关这一计划本身出台的时间是考虑到就业形势的说法是相当可信的。尽管有根据认为，这一步骤是不成熟的和危险的。[26]

1952年5月20日，安东尼·艾登在议会发表讲话所表达的英国对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英国在那里的企业的命运的担忧对北京的政策并无影响。[27]中国人继续坚持他们自己的主要路线。

例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坚持说：虽然中国希望恢复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但这只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28]他承诺说，所有外国在华遵纪守法的居民和企业都将受到保护；而另一方面，（外国）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则将受到抵制。他提醒英国说，从1949年10月以来，两国间的贸易已经经历了一个可观的恢复阶段。在提到英国商业社区中的政治同情分子（被伦敦指责为共产党阵线）时，章汉夫宣布在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大会上，中国和英国代表团达成了一项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其后不久，双方又在东柏林为第一批交付的货物签订了一项总量为650万英镑的意向协议。由此这位外交部副部长不仅提到了中国要与同情自己的人士一起工作的意图，而且还提到当局毁弃英中间更为传统的商贸形式与渠道的意图。这些渠道被看作是剥削性的，有助于腐败和不守规矩的行为，以及据称被金融走私者所利用的黑市汇款中的非法交易。[29]

章汉夫坚持说：英国政府坚持歧视性贸易政策，由此阻碍了两国间正常经济关系的建立。他宣称：自1950年以来，由于美国不断施加压力，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与贸易有关的、不友好的贸易控制措施。他提到了1951年5月18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禁运的提案，该提案得到了英国代表团的支持。随后在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采用了一项对所有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出口的特别许可要求。由此看来英国政府是在与美国政府勾结，追寻一种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贸易控制和禁运政策，并精心阻挠中英两国间的贸易交流。而这种贸易在数量上的确已经下降。[30]

章汉夫宣称，英国在华公司与制造业企业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不是由他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两国间贸易的低落状态以及英国方面的不良管理造成的。由此，正是英国当局而不是中国政府在违背和危害英国人民的利益。[31]至于未来，这位副部长承诺，英国的在华企业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就会得到应有的保护。他解释说，那些自愿结束其生意的人，可以向人民政府在当地的有关部门申请。关于终止雇员和工人的服务、申请出境许可和对企业的处理相关的问题，都会根据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和条例规定，得到迅速而合理的解决。

一个较少外交辞令的、更为坦率的提及英国及其在华商业利益的是共产党的经济学家魏子初。魏的书《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1951年在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2]这本书不仅反映出中国当局对英国利益的知识的深度，而且反映出他们对待这些利益的真实感觉。在讨论英国在华投资的特征时，作者强调他们采用了“殖民掠夺加不平等的条约所给的特权相结合的形式”。他宣称英国在华所获利润远远超出其在印度所获得的。在中国的投资是纯粹的商业剥削，而在印度，这些投资则是与发展并行的。

魏子初辩解说，英国的在华投资是全部的直接投资。他描述了英国在华企业对通商口岸与治外法权特权的充分利用，以及对“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剩余劳动底直接的和原始的形态”的充分利用。在采矿业，中英合资公司的组成仅仅是为了遵守国民党有关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矿产的采矿业法律，实际上这些公司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在其余行业中几乎没有一例对纯粹中国公司附股或采用信贷形式而进行的投资。这与印度的情况形成了对比，在那里50%以上的英国投资，采用了在印度公司中购买股份，或进行信贷参与的形式。

按照魏子初的观点，英国在华投资的大部分都集中于“商业掠夺性的企业”。“所有大规模的企业，都是继承其鸦片贸易时代的发展而来的。”魏争辩说，尽管英国在中国有大量的资本，但实际上由英国人带入这个国家的资本，只占这些资本的一个极为有限的部分。更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中国自身，而不是英国。此外没有资本被投入土地购买。土地的获得不是依靠花费公司的钱财，而是依靠不平等条约，以及英国人设法从清帝国那里所榨取的租让权。即使土地是购买的，最初支付的价格也非常低。例如在上海，购买并入租界的土地的价格是50元一亩（一亩小于1/6英亩）。然而到了19世纪末，这些土地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卖到了16000元一亩。这些利润为其他外国，主要是英国企业提供了资本。魏特别指出怡和家族在中国的巨大企业都是靠土地的利润而崛起的。

魏认为，没有一家大型商业企业所拥有的资本是实际引进的。英国银行从未给过中国财政资本配额，他们的贷款与投资完全依赖于其在中日战争之前在中国的储蓄，而且英国银行还常常利用在中国的储蓄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投资。保险公司也参与了类似的做法。他们依赖于其信用地位以避免将资本引进中国。

在中国一些其他的大型企业，例如开滦煤矿，是英商依靠欺骗而建立起来的。按照魏的说法，开滦煤矿总计约300万英镑的资本，是在义和团时期侵占的。而其在那一时期所榨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额利润回报，构成了资本增值的基础。魏估价英国企业所引进的资本总数极为有限，可能还不到其总投资的1/4，也就是5000万英镑。然而他们每年却赚取高于1000万英镑的利润。不算鸦片时代的巨大利润，他相信在1928—1930年期间，汇丰银行的股利与分红超过了80%，其面值为125港元的股票卖到了2300港元。所有上海不动产公司的股利都在15%到18%之间，而公用事业公司则在7%到25%之间。按照魏所列出的表格，在20世纪30年代，外国公司，主要是英国公司也获得了高额利润。他指出，可以获得的数字不包括“作英国资本家的惯技”的“隐藏的利润”。这些数字显示出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平均年利率为15.3%，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09—1914）的英国平均利润为9.5%，而在大萧条时期之前的1923—1929年间为10.5%。

魏还简略提到了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对利润：船运进口的商业物品，承运的物资，保险与信贷，以及在出口物品制造方面对劳动力的利用与剥削。在华的英国企业不仅从英国进口其所用的全部机器及设备，而且不断增加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国向中国进口的原材料。作者解释并举例说明了从这些垄断事业中获取的惊人的利润。

解放后，外国在华的投资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外国，主要是英国的经济力量在战争年代的衰减。在1949年以后的时期，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被取消了，外国企业基本上被转变为纯粹的经济投资，而且很多英国工业，由于其高额生产成本，现在已不能与本地工业相竞争。

至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魏响应官方的观点，认为英国商人受到了他们的政府的错误政策的影响。美国对中国所实行的贸易禁运，以及英国与香港政府对中国所采取的出口限制，都给在华外国商人造成了相当的挫折，其恶果之一便是劳资关系恶化，解雇雇员，破坏工会的工作，秘密转移资本和税收减少。由此某些企业没能为中国经济重建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实际上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障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供了一个从中国观点来看的英国帝国主义剥削的特定事例。[33]一份发表于（改革）开放时期之初的1980年的北京，题为《怡和啤酒厂回到中国人手里》的文件，论证说怡和啤酒有限公司（1936年由怡和公司成立于上海）拥有一个全部为英国人的执行董事会，其技术人员也都是外国人，只有工人是中国人，甚至连工厂的档案都永久性的保存在香港。[34]该公司的总投资为500万元，被分为500万股。

该公司一建立，英国商人就将其75%的股份（375万元）投入股票市场。由于那时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混乱，人民对他们的资产的安全感到担忧，所以寻求购买外国人经营的工厂的股票。英国商人利用了这种害怕心态，将怡和啤酒有限公司的股份从每股1元升值到每股2元，甚至每股3元。这样他们便能在销售面值为375万元的股票时，获取超过1000万元的利润。一个500万元的啤酒公司膨胀出了两个啤酒公司的价值，而且与此同时公司的控制权仍然留在英国人手中。尽管中国的投资者买下了75%的股票，他们在公司经营方面却没有发言权，因为这些股份是被不记名持有的。尽管他们持有三倍于英国人的资本，却没有一个中国董事代表他们的利益。[35]

按照这个研究委员会作者们的说法，英国商人将怡和啤酒公司股份销售的收入转移到了另外一家工厂，并以此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金。这类做法是他们经济入侵中国得以实施的手段之一。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宣称中国的大麦不适合啤酒生产，而且酒花也不能在中国生长，因此必须进口，尽管事实上当时在黑龙江省已经有了少量种植，他们还是采用了他们的路线。

工厂的中国工人被屏蔽于酿酒过程的技术工作之外，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工厂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仍然对关键技术问题一无所知。中国人宣称怡和啤酒有限公司在其买办与反动政府合伙人的帮助下，逃避税收，低报产量，捞取过高利润，并使用各种不正当的商业与广告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该厂的销售直线下降，利润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利润下降，是新政权抑制投机与获取暴利行为的直接后果（照怡和公司看法，正相反，销售额与利润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剥夺了怡和公司销售啤酒的执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怡和公司宣布破产，并宣布它缺少支付工人工资的资金，因而寻求出售啤酒公司全部可动资产的许可。由于相信中国政府还不知道其75%的持股人是中国人这一事实，英国人建议将该厂卖给中国。在随后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出示了中国人投资的证据，而这件事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以公司股份面值的25%将啤酒公司从英国人手中买回来。1952年该公司的名字改为华光啤酒厂。

这份中国文件总结说，自那时起，由于生产啤酒的大麦与酒花都是在中国生长的。啤酒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产量增加了8倍。

刘世华（音译）也对外国人表达了相似的看法。[36]在写到中国煤矿改革时，刘论述说，帝国主义者“被如此丰富的煤矿储量刺激起了贪婪的欲望……在19世纪开始占有这些煤矿”。到1930年外国企业控制着，或完全拥有14家大型煤矿。这些煤矿中有日本人在1904年到1945年之间控制的抚顺煤矿，从1900年起就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开滦煤矿。[37]根据193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煤炭年产量的56.76%是由外国人所拥有的煤矿，或外国资本参与经营的煤矿所生产的。解放后，大多数中国煤矿掌握在人民手中，只有极少数仍由英国企业掌握。复原与改革工作立即展开。在一年的时间里，249家煤矿，或者说国有煤矿总数的80%都恢复了中国人的所有权。新政权改变了外国人的短视政策。这些短视政策包括过度开采煤矿储量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无视矿工们的生命与福利。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采用的新的采掘办法，引起了采收率（被开采的煤炭与储藏规模间的比率）的立即上升。中国人设法将采收率从30%提高到了60%，甚至获得了高达85%的采收率。由于每名工人的产量增加，所需求的劳动力便得以减少。按照刘的总结，这一改革还达到了其他目标，那就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煤矿和矿工正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向新的成就前进”。

被中国人定义为对他们的好客热情加以滥用的所有权，对各种英国在华商业的法律与组织结构而言，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38]某些被认为是英国人的企业事实上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其他的例如开滦煤矿当局，是具有混合所有权的合资企业。其他的则设法从公司债务和类似债务中解脱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债务本金已经被偿还，利润则已被寄回英国。一些企业的资本大部分来自他们在本地经营的收入。大致上是为了逃避其在本国的税务。这种策略是广为人知的，甚至得到了英国人的赞赏。[39]

在这种敌意的背景下，中国新闻界对英国人的做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传送着有关香港英国当局残酷对待中国工人的反英文章。这些文章宣称工人们受到香港资本家的虐待，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工作，而且香港当局还骚扰当地的中国工会。[40]

在英国商人们对中国当局的指责，与中国当局对外国资本家的不当行为的诉苦之间，一个在上一章已经强调过的事实相当清晰地浮现出来，那就是在中国的商业规则已经确实彻底地改变了。人民政府现在主要关心中国工人的就业和增加产量。中国政府觉得把英国企业扣为人质是避免被西方孤立的恰当手段。

如上文所说，当对华贸易限制与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冻结开始损害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之时，北京采用了物物交换的方式以防止受骗。然而这种做法立即起到了限制外贸数额的作用，并引发中国当局以自己的方式刺激国际贸易，并鼓励在华投资。他们绝望地试图吸引1949年以前流出这个国家的资本回流。[41]

不过，作为一种规矩，人民政府并没有诉诸对资产的直接没收。只有朝鲜战争之后的少量事例例外，在这些事例中，征用了诸如码头、电车、水电设施、汽油站等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定企业的财产。[42]人民政府只是采用了一种如上所述的延期征用的策略来对付外国财产。[43]

英国驻华代表胡阶森，在1953年度给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英国在华资产正处于被用“非直接手段全面没收”的过程之中。他相信中国人采用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将来不会有赔偿的诉求。在他看来，“中国当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专家。他们将企业推入无望的境地，以便让企业提出用他们的在华财产抵偿其债务。”胡阶森宣称到那一年底，将只有为数很少的英国企业仍能继续维持下去。而这些企业也将被置于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当时仍有39名英国、英联邦与美国公民处于拘留之中。[44]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应该被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的总倾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45]所采取的处理反革命的措施，主要是回应美国入侵的威胁，以及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可能。在这一时期，1951年初到1953年，很多到那时为止还或多或少地置身事外的群体，都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朝鲜战争提供了一个加紧执行本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完成的任务的机会。最初是针对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参与抵抗新政权活动分子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现在也能被用于达到隐藏的目标。正是在这时，发动经济攻势成为可能。公众在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更能够感觉到这些攻势是正当的和可以被接受的。

“三反”运动对准的是那些在与资产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卷入腐败的城市干部，特别是那些金融和经济部门的干部。而“五反”运动则明白无误地针对那些违法的资本家。这些人，按政府的说法，从事了大范围的经济犯罪，欺骗国家与公众。“五反”运动同时也针对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更为广泛的目标。的确此前有很多干部从官方鼓励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得到暗示，认为资本家是社会中进步的与能干的成员。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是在继续其商业活动，并保持其富裕生活方式的希望中生活的。到这时，小企业中的、以前接受其雇主的家长式作风的工人们，也开始采用官方的“阶级斗争的态度”。

这两场运动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经济影响。除了从罚款和追税中获取用于投资和发展的资金以外，运动还大大增强了国家通过政府贷款与合同而对私营企业进行的控制。而且这些收紧了的外部控制，这时也与内部控制并行。一个重要的结果是，那些有沉重的罚款要付的企业必须用向国家出售股票，将企业建立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方式来付清他们的债务。这一过程导致了干部被分配到这种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到这时，当局已经更好地了解到了私营经济范围的内部工作情况。[46]

[1]在这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有些研究涉及到英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存在衰落的最后阶段。见谢爱伦：《东方战争的起源——英国、中国和日本（1937—1939年）》，伦敦，1976年版和《英国与中国，1941—1947：大英帝国的动力》，伦敦，1984年版。

[2]见如W.Y.林：《中国与外国资本》（重庆，1945年版）。有关这个论题的更多讨论，见谢爱伦的《英国与中国》，第157—158页。

[3]有关经济国有化的问题，见如沃勒斯坦：《世界经济政治问题——国家、运动与文明》。

[4]克里斯托夫·豪和肯尼思·R.沃克合著的《经济学家的毛泽东》，见D.威尔逊编的《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剑桥，1977年版。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31页，北京，1967年版。

[6]豪和沃克：《经济学家的毛泽东》的上述著作，第180页。

[7]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15页。

[8]西奥多·H.陈（编）：《中国共产党政权——文件及注释》，伦敦，1967年版，第39—40页。也见周恩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周恩来文选》（北京，1981年版）和道格拉斯S.Paauw：《经济原则与国家组织》，《年鉴》1951年9月，第101—112期。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制形式的更多内容，见吉恩T.Hsiao：《共产党中国经济合同的作用》，载《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1965年10月第4号，第53页。

[9]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17页。R.洛：《中国商人》，第7页。

[10]《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1967年版，第367—368页。

[11]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42页。

[12]N.巴伯：《上海的陷落：1949年共产党接管上海》，伦敦，1980年版，第163页。

[13]M.林赛：《冷战：国际政治研究》，墨尔本，1955年版，第19页。

[14]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研究，见戴维·菲尔德豪斯：《“新的帝国体系”？——跨国公司作用再考》，见W.J.莫姆森与J.奥斯特哈梅尔：《帝国主义及以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伦敦，1986年版。

[15]Cab.129/51c.(52)107, 1950年4月12日。

[16]BT11 4474 CRE2708/1950, 1950年上海致外交部。

[17]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协会文件，1952—1953年年度报告，以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英国对华贸易文件，第3号。

[18]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89页。显然，就外汇的清偿问题，中国政府很少采纳外国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有自己的理论。他们采取严格的措施作为保护中国经济的手段。见Hsin Ying：《共产党中国的外贸》，香港，1954年版。

[19]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91—92页。

[20]沈涯夫：《新光内衣厂党的支部团结群众克服了困难》，《解放日报》1951年6月24日。

[21]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93页。

[22]同上书，第95页。

[23]同上书，第96页。

[24]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97页。

[25]泰拉：《上海事件》，第68—69页。

[26]豪：《就业与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49—1957年）》，第100页。

[27]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英国对华贸易文件第5号。

[28]章汉夫声明的原文与附带解释说明于1952年7月19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英文于7月21日由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以《每日快讯》的形式发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英国对华贸易文件，第4号。

[29]《远东经济评论》1952年5月22日。

[30]主要事实是正确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反对意见，原因是在军事冲突期间没有任何与敌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法律上或道义上的理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息处以背景备忘录的形式对英国的做法加以解释。备忘录反复说明英国支持联合国1951年5月的决议案，并且强调说英国没有向中国进口任何有军事价值的物品。从通盘考虑，英国通过这种限量贸易，自由世界获得的利益比中国获得的利益更大。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资料，见横·保原：《日本、共产党中国和亚洲的出口控制，1948—1952年》，载《外交史》第10期第1号，1986年版，第75—89页。关于禁运的更多细节，见J.维尔钦斯基：《经济与东西贸易政策》，伦敦，1967年版，第272页和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157—190页。

[31]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英国对华贸易文件第4号。虽然英国事实上终止了从英国本土向中国输入战略物质，但并没有停止与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质的贸易。并且，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宗战略物资仍然通过英国船只从其他国家运到中国。Cab.128/24 2(52)3, 1952年1月10日。

[32]魏子初研究成果的节选，1952年6月5日由《远东经济评论》发表。

[33]有关基斯维克的观点，见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78页。

[34]确保西方企业的经理们下定决心，不给中方职工留下任何东西的动议即使不是被全部外资企业接受，也是被大多数外资企业接受。参见《海外资金的损失：瑞中洋行在中国（1919—1939年）》，由S.高家龙1987年在特拉华威明顿提供的未发表论文。

[35]《文史资料》第68号，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版。

[36]《人民中国》1956年9月16日。

[37]有关开滦矿务局历史的详细资料以及它当时的明确的法律地位，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05—209页。

[38]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03页。

[39]更详细资料，见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04—209页。

[40]新华通讯社快讯第186号，1952年6月。

[41]仁：《逃租回流是时候了》，载《经济周刊》1956年秋。

[42]《人民日报》1951年。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对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征用是另外一种情况。中国政府只是报复香港政府，根据中国人的想法，已征用“永灏号”油轮。

[43]G.N.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上述著作以及香港的A.I.致谢爱伦的信，1985年2月24日。

[44]Fo371，110194 FC1011/1/54，胡阶森致A.艾登的信，1954年1月12日。

[45]下面根据《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88—92页。

[46]有关当地政府对公司的看法，见《第四届各界代表在广州举行》，载1952年6月25日《快讯》。

第四章

寻求权宜之计

本书的前面涵盖了中英关系的历史背景，以及中英双方对1949年到1952、1953年这一时期内双边关系发展的各自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本章将简要地聚焦于1953—1954年这一时期内所出现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本书前面的章节，与分析1954年一些英法企业的关闭的第五章与第六章起到连接的作用。

本章以对北京（中央政府）1953年经济政策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描述为开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初期与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岁月进行比较。本章将探索当局与在中国有营业活动的三家英国银行之间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将检验北京对待美国利益的措施，并将以1954年伦敦对华政策作为总结。

北京的经济政策

在1953年以前，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恢复生产的措施，是以重建被战争毁灭的铁路和其他交通线路以及工厂为基础的，而不是进行新的建设。最初国营企业仅限于那些从国民政府手中接收下来的企业。政府（控制）的工厂的产量大约是工业总产量的1/3。而国家对批发与零售贸易的直接控制远远少于这一数字。由于政府的所有权有限，而国家的政策又是增进公营与私营行业的共存，所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是以市场为主导的。[1]

然而，从1953年起，中国的城乡地区建立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控制之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新阶段。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与苏联援助谈判都完成之后，更为全面的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计划开始了。国家投资也注进了生产系统之中。[2]

1955年年中所批准的1953年到1957年期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应该放在这种背景下来加以观察。此时，农业、手工业与工商业从私有制向国有和集团所有制转化的大门已经敞开。

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提出，对改造（私有制企业）赋予了新的特殊价值。仍处于统一战线框架下的这一总路线是以其持续性和渐进性为特征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场运动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发生。民族资本家以及与之共存的外国资本家，将继续在国家社会中扮演中心角色。[3]上海市军管会主席陈毅将军在1949年11月（在一次会议中）对工商界领袖的致词中公开宣称，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持续至少20年到25年，他期望到那时，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将达到（现在）资本家的水平。无论如何他反对不计后果地匆忙实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此发出警告。[4]工商局副局长千家驹在向工商业者致词时宣称：“如果有人表扬你说：‘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资本家。’你不应该以此为羞辱。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并非耻辱。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四个方面，也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5]

1950年春天，毛泽东在与中国工商业领袖的谈话中鼓励这些人继续他们的经济活动。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理论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宣称：“虽然在你的商业活动中你有剥削的罪行，但这种剥削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以此我认为你们的行为是有功的，而不是有罪的。”[6]其他针对中国工业的发言人则强调中国急需恢复全面生产，以带来国民经济的繁荣。

尽管当局十分清楚地表明，私营商人最终将向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投降。但在双方都不知道过渡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的情势下，存在着一种不明确的因素。许多商人，其中有外国人，都被各种国家机构所采取的态度所打动，相信他们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仍然有很多幸运的年头。很多工商业者从海外带回了他们的资金，甚至增进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某些曾计划逃跑的人显然改变了主意留了下来。其他已经逃到（殖民地的）香港去的，带着他们的资本又回到了中国。[7]

政府在将工商业重组（尽管是以一种缓慢和渐进的方式）为公私合营的形式之后，开始建立分配利润的办法。最早完成的是将利润一分为四（四马分肥）的办法，即：私人企业的税前所有利润都由国家控制，并被分为四个种类：1．收入所得税。2．企业储备金。3．企业酬劳（用作员工福利）。4．持股人的不超过25%的股利。这一利润一分为四体系后来被有关固定利息额（定息）的规定所取代，而股份的所有权则成了仅仅是名义上的。只在固定时间支付小额股利，其利率为每年不超过资本的0.6%，无论特定企业的实际收入如何。在1956年中期这一利率被降低到0.5%。[8]

国家投资费用的上升，以及国营工厂在工业总产出中所占份额的扩展都只是极为渐进地进行的。这一目标的达到并非通过对私人企业的直接国有化，而是通过诸如歧视性税收与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将其逐渐结合进国营行业。在政权建立的早期，某些企业被国家接管，其根据是它们是为战犯、通敌者、官僚资本主义者、国民党政府或以前的敌对政府所拥有。不过这样的事例都是个别的而不是规律性的。

1949年，接近一半的工业产值，与超过四分之三的批发与零售贸易额都在私人手中。除了个别情况以外，这些私营商人都是小规模经营者。[9]为了处理私营行业，新政府的全面控制是用前面所说的“五反”与“三反”运动的方式引进和实施的。进行控制的另一个要素是对管理方特权的剥夺。一家企业自做主张地提高工资，或抽撤资本资金都被宣布为违法。此外，早在1950年政府就已规定，股利不得超过投资资本的8%。在1953年，所有的利润都由国家控制，并被严格分为各种类型。同样地，当局加紧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要求他们主要与政府从事贸易。在这一阶段，国家购买或销售私营工厂总产量的62%。当这些与国家签订的协议开始生效之时，商人们便经常被招去与官员开会，并受命改善他们的经营，降低生产成本。任何交货延迟、工艺质量低下或使用替代材料都会招致批评。

中国政府利用私营企业重建经济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在其给工商业施加的歧视性税收上。[10]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是为那些其活动是政府所想鼓励的行业创造优惠条件。为从整体上限制私营企业的扩展，政府试图通过税收尽可能抽干其利润。尽管在此没必要涉及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细节，但还是值得指出，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中国所有工商行业中，投资资本所实现的回报或所获得的股利估价不超过平均每年2%。[11]

在1949年到1953年期间，私营企业在经济总体活动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减少了。但与此同时，私营工业生产与零售贸易的绝对量却大量增加，这显然是由于战后经济恢复的原因。因此，事实是新政权允许私营零售贸易使之增长了40%，因此私营工业产量翻了一番。这显示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对私营企业的相当可观的依赖程度。

最初出现过某种国营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是私营企业不断增加与国营行业的联系，而资本家还保留企业1/4的利润。这并不意味着限制资本家剥削的政策被忽视了，正如刘少奇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政策将由和平方式来实施。[12]因此作为向他们施加的强大压力的结果，管理人员或者“社会资本主义者”逐渐被迫坦白他们的错误。[13]

例如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向工商局的官员们坦白说，解放后他的经营风格不再适合新社会的现实需求，也就是劳动人民的需求了。“不过，”他继续说：“由于我学习不够，我不能自觉立即改造，而这造成了很多困难。后来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和参加学习，我开始意识到我过去所采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会阻碍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改造。因此在公司同事的帮助下，与国家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相一致，我检查了现存的缺点，并开始改进公司经营。”[14]

此时，国家已控制了重工业总量的70%—80%，轻工业的40%，同时国营贸易机构与合作企业还掌握着商业总营业额的50%以上。由于建立了公私合营企业，并整顿了行业商会，政府在其余行业中的杠杆作用也得到了增强。

用经济增长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以平均每年8.9%（按固定价格衡量）的速度增长，工农业产量每年增长约3.8%和18.7%。由于年人口增长率为2.4%，这意味着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为6.5%，并且国民收入预计每11年翻一番。[15]

在过渡时期，私营企业的情形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极端困难。不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禁止他们解雇劳工的法律防止了他们的关闭。结果某些私营企业对被政府接管十分高兴。这正是当局在大多数在华经营的外国大企业的事例中所采用的办法。通过政府控制的批发合同、原材料供应与劳工，这些公司的业务被人为地造成了无法继续运转下去的局面。这些公司最终无可选择，只好将其全部资产交给政府，以不再继续（按法律是必须的）支付员工的工资。作为官方政策的结果，这些员工无事可做。[16]

部分是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私营工业所代表的工业生产的份额从1952年的39%下降到1955年的16%。不过正如休斯和吕阿尔指出的那样，这些数字主要是反映了国营工业的增长，而不是私营行业的衰退。[17]到1955年底，私营工业总产量的约82%属于为国家加工的产品，由国家订购或收购。与此同时，由公私合营企业所提供的工业总产量增长到了16%。

国家在工商业中同化私营企业的进程在1955年和1956年初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私营工业中合作企业的增长动向，与同时发生在农业中的情形相对应。此时通过对粮食产品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府成功地切断了城市资本主义与个体农民经济间的联系，孤立了资产阶级，并由此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8]

在货币政策方面，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对新货币——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集中控制。这家银行早在1948年冬天就已作为中央国家银行而建立起来。所有的政府机关、军事单位和商业企业都被要求将其除零用现金外的全部财产存入这家银行。这一步骤显然剥夺了私人银行在中国进行存储业务的权力，而剩下的几家银行也最终被迫合并到公私合营银行里，并由此处于完全的政府控制之下。[19]

如何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苏联十月革命后那些最初岁月进行对比呢？跟中国一样，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立即转化，并未构成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紧迫日程的组成部分。[20]首先迷住了莫斯科共产党当局的是占领各种要害经济位置，以便巩固其政治权力。他们采取措施，获得了对工业的控制，以便确保生产的持续；并保护新政权，防止流行性经济崩溃的蔓延；同时防止资本主义者以迫使新政权屈膝投降为目的而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他们没有立即提出彻底的没收和国有化措施。在那些少见的对企业进行国有化的事例中，政府所给出的理由都是企业主对企业的破坏和关闭，以期待为他们恢复一个更为舒适环境的反革命。由此，最初一种接受指导与控制的资本主义在改朝换代中幸存下来。对某些特定企业，特别是那些卷入了外国资本的企业，有关创建一种由国家和私人资本家联合参与的混合型企业的建议得到了彻底讨论。不过最初这些项目出现得很少，后来在内战结束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些主意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复活，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主要是小企业的非国有化现象。

列宁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以说服他的同事们同意处理苏联经济重建与恢复问题的恰当途径是向外国人授予许可。他澄清了由外国人经营油田、开采木材资源及类似活动的利益，并解释说，有外来者的合作，苏联将更容易获得其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与现代机械设备。在这一方向上的任何大动作，本来都会导致在布尔什维克国家内产生一个外国所有的工业孤岛。这一计划只实行了很小一部分，因为只签署了很少的特许协议，而这些协议中也只有一部分得到了实施。在1924年到1925年间，只有4260名工人在有异议的特许企业内工作。这些特许企业一直运营到1928年，并只构成了苏联工业产量的0.6%。造成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失望的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家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的严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产生于布尔什维克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敌意、苏联的混乱状况、苏联拒绝支付所有尚未偿付的俄国债务以及继续扣押被没收的外国财产。[21]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一个从大多数方面来看是比1917年布尔什维克所接管的更为落后的经济。不过在某些方面，正如卡尔·里斯金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处于一种比其苏联同伴更为有利的地位。[22]例如，他们拥有一套处理主要社会力量的并开始经济重建的、深思熟虑的总战略。另一方面，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没有这样的战略，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的得来，即使不是过早也是相当突然的。更重要的是，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训练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私营企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则存在于城市工人之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拒绝了后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所获得的那种共产党人与外国资本家联合的可能性。[23]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亚洲与非洲国家的同情，而对证明政府与思想正确的爱国资本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对资本家的安抚，及中国商人高兴地回到祖国更好的了。

换句话说，中国当局不是将私营企业的收款机据为己有，而是选择了让私营企业为政府工作。他们没有追随以前苏联（在革命成功后，对私营企业实行）全面没收的模式。在共产主义战争（1917—1920）期间，苏联人废止了大多数货币交易，倾向于物物交换，并制定了工业的尽早国有化计划。在后来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们恢复了某种货币经济，有限数量的私人经营也得到了允许。然而苏联共产党人最初的希望是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与之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态度却显得远为宽容与克制，而且由于有前车之鉴的好处，也远为巧妙。[24]

外国人在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极为不同。在中国，外国人控制着先进的与精细的城市工业的大部分。由此在共产党干部接管城市之时，他们很难知道如何经营那些工厂以及他们在大城市中心所找到的复杂的服务系统。由此他们需要一个能够让经济在现存状况下运营一段时间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使得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简而言之，中国的城市经济与苏联不同，在性质上是半殖民地的，它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以便获得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平稳转变（见表4-1）。

表4-1　1949—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变化用百分比表示）

*《中国手册丛书：经济》，北京，1984年版，第30页。

矛盾的是，正是这种半殖民地的形势，使得中国各阶级的联合成为可能（包括资产阶级，但是不包括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国民党资产阶级）。这也有助于当局在其国民经济发展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并说服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见表4-2）。

表4-2　中国1943年与俄国1913年工业产量的比较*

*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新泽西，1963），第14—15页（引自陈真）。

对英资银行的处理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到1953年12月，这三家英国银行与其他处于困境中的在华英国企业一样，提出以他们的资产抵消债务。最初中国政府不允许这些银行采取任何步骤关闭，或者解雇中国员工，管理层也被拒绝授予能使其英国员工离开中国的出境许可。由于无法从事任何业务并赚取利润，这些银行的机构只能靠来自海外的大量汇款维持其运行。[25]不过此时当局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准备允许这些银行进行资产清算，条件是这些银行将把负责人留在中国，以等待对属于中国人的在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美元账户的解冻。[26]这些英国银行在美国拥有大约400万美元属于中国银行或个人的财产。这些中国银行和个人都登录在这些英国银行的中国分行的账目上。中国当局要求解冻这些美元。而这些英国银行承认他们的债务，但争辩说美元的支付受到了美国人的阻碍。

1954年初，有利银行就在困境中设法支付了员工的工资，而且至少是在当局看来，该银行似乎遵守了法律条例。另一方面，麦加利银行却没有汇入工资款项，其总部停止了进一步提供资金。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导致劳动局准备对该银行的经理们采取行动。那位经理被招到该局，在一场极不愉快的谈话中，工会的高级代表威胁说，要是他选择破坏中国法律，那么人民政府就将报复。至于汇丰银行，那时正与中国当局进行着一场关于结清全部资产抵偿全部债务的谈判。[27]

由于进展缓慢，在达成协议方面所获甚微，三家银行的管理层向中国当局解释说，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在1954年12月之后停止汇款。他们再次提出了用三家银行分行的庞大资产抵消其债务的解决方案。[28]一位分行的经理在解释其总部的观点时，用一种让人想起中国商人的坦白的语调宣称：“中国银行的增长与力量，使我们在新中国的现代银行结构中毫无地位，而这一事实自然地影响到了1952年6月的决定……我们应当向掌权的当局申请关闭。”这位经理甚至提出用银行的资产以使他能够达到支付“我们的债务或对我们的任何要求”的特定目的。他指出：“由于我们在中国的资产总额远远超出我们在中国的债务，所以我们的债务数额不应当成为一个总体解决方案的障碍。”[29]

然而解决方案并不那么容易达成，例如在汇丰银行的事例中，解决方案从未完成过。由于当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规则，该银行的外汇债务无法支付，由此银行不能将其关闭计划进行到底。解决方案是全资抵全债式的，但是不包括外汇债务。汇丰银行的全部中国资产将用来交换其在中国的全部债务，换句话说，中国人在协议中保留了一项未知的债务条款。汇丰银行（正如有利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情况一样），最终与一个特别为此建立的实体——大华企业公司签订了协议。然而由于中国资产在美国被冻结，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于是在1955年5月，汇丰银行撤回了其关闭上海分行的申请。汇丰银行将继续开张，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构成它在中国的徒有虚表的存在，事实上只是一种关闭后的代理中心。的确，正如金所解释的那样，作为一种历史象征，该银行必须受到折磨；而作为一家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分行，它必须得到保留。说到底，它可以帮助扩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并发展和加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30]

只是到了1956年美国政府才同意向有利银行发放许可证，使其将受阻的美元账户上的款额从原则上仍处于冻结状态的自由基金中，以非美元货币汇往中国。这一做法的基础是为两家美国银行所创立的先例。这一做法正如邵文光所展示的那样，使有利银行了结了其与中国银行的外汇债务。[31]汇丰银行与麦加利银行都不想仿效有利银行的先例，他们害怕一旦中美关系在将来恶化，他们自己的更大的账户将会被美国财政部没收。

北京对待美国利益的做法

在此存在着一种相当矛盾的事情。由于中国人在早期对没收美国的财产没有显示任何迟疑，反而非常奇怪地使美国商人大部分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位置。在以向外国在华企业及其员工施压，并迫使这些企业将其财产自愿上交中国政府为目的的措施实施之前，美国的员工就已经被驱逐了。[32]

的确，尽管本研究主要涉及英法利益与企业的命运，适当探讨美国与其他外国利益也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目以及他们对待外国利益，特别是美国利益的方式，在美国有关将中国“丢失”给共产党人的史学争论中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例如比佛利·胡珀在其有关西方在华利益之终结的研究中争辩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利益在中国的有限存在并不预示着中国方面允许其无限存在下去的意图。这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当局在此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向共产主义统治的脆弱的过渡期内，防止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崩溃。[33]胡珀批评了那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说他们“将‘在中国丢失机会’的理论‘扩展’到共产党时期的早期”，并急于“扫除有关中国的冷战观念”，急于展示中国人不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对美国及其在华利益持敌对态度。的确，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许可是被朝鲜战争打破的。其实早在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以前很久，对外国企业的一种综合性压力就已经实施了。

这些修正主义者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坚持说，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的利益，例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和上海动力公司，在北京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未被触及。只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才被接管。按照他们的观点，是与战争有关的发展，而不是1948、1949年的变革构成了美国在华机构及其利益崩溃的最重要的分水岭。换句话说，这些修正主义者将这一问题严格置于中美关系的背景之下，并倾向于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政策是在回击美国对共产党人的否定态度。[34]

总的来说，应该记住，就在华投资和商业利益而言，美国人所拥有的远远小于英国人——在规模上大约只有1/3或甚至1/4。[35]他们的重点并不在制造业方面，而是更多的在公用事业方面，例如上海动力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最大的单一美国资本企业）以及上海电话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相对繁荣，并以对国民党人进行援助和军事补给的形式向中国出口，但就算把美国贸易的这些新增要素也考虑进去，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也仍然很难与英国的影响相比。[36]此外美国商业的主体也已经在一个更早的时候离开了中国，只在上海留下了18名主要公司的关键人物，这些人出境许可被拒绝。[37]矛盾的是，华盛顿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冻结以及北京的报复性措施，反而使美国人所面临的困境简单化了。而法国与比利时的投资量甚至比美国还少，且大部分涉及不动产业，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在性质上就不同了。[38]

由此，极为清楚的是，英国以其在华超过一个世纪的经历，与其史无前例的和无法比拟的利益规模，于在华从事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列强中，陷入了其自身的模式。美国带有强烈教育、文化、福音与博爱色彩的存在，与英国不属于同一种类。从程度上说，这是帝国主义的，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是一种感情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别的东西。[39]

战后时期的日本在中国经济游戏中完全出局。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之后在中国有历史性影响，但日本已不再有任何角色可扮演。德国和苏联在中国的角色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尽管后者在一个更晚的阶段以一种新的和独特的姿态回到了中国。

看来对朝鲜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动作缓慢的国有化的影响，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加以考察。一方面可以说，战争起到了影响中国对现代产业中的外国企业的政策的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动作缓慢的国有化政策（事实上是对直接征用和没收的实质性逃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大规模需求而引起的。由此，一旦战争结束，挤压外国企业的进程就加速了。另一方面，第二种理论提出，战争期间挤压外国资本家的进程与战争本身只有很小的关系。这或许有点儿奇怪。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企业相对软弱的政策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他们暂时还无力有效地处理相对现代化与先进的城市经济，更不用说领导它。由此为确保从国民党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向渴望中的更高阶段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独立平稳过渡，一个恰当的温和过渡阶段是必要的。这一解释看来得到了有限的可获取的中国资料以及英国档案所提供的更为丰富的文献证据的支持。[40]还应该记住的是，在北京当时先入为主的是，新政权可能将不得不全额赔偿其所国有化的外国企业（除了针对外国对中国海外资产所采取的经济手段而进行报复的特别情况之外）。他们的优先选择显然是一条既保证其对大量外国投资与财产的控制，又避免承担外人要其支付其所不愿支付的赔偿的恶名。事实上这是目前研究界的主要理论之一。

此外有关挤压外国企业的进程在朝鲜战争之后立刻加速的观点，似乎也不能反映事实。因为正是在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与1955年之交召开之后，中国政府针对外国企业的某些松动才开始变得清晰可辨。

的确有迹象表明，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中国政府紧急优先考虑储存进口战备物资。[41]这一点与训练中国工人，及让他们熟悉工业进程的需求一起构成了比征用外国企业更为重要的因素。[42]

1954年的伦敦对华政策

1954年2月，一份由英国外交部所发表的备忘录宣称，考虑到银行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在帮助银行方面无能为力，而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43]英国驻华代办胡阶森在这些事件的几年之后指出，在考虑报复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并“不特别对中国”感到为难。发达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有着大量的投资，而后者在前者中却没有投资，“我们能在英国抓到什么中国资产呢……”胡阶森问道。他又继续解释说：“如果香港政府对香港的中国银行采取措施，那我们就会招来中国对香港的敌对反应，而香港每天都需要共产党中国供应大量的新鲜蔬菜、水果、肉和禽类……”[44]

至于拒绝诸如在英国的中国银行分行工作的中国官员的个人出境许可，以作为对中国所采取的限制英国人员离开中国的报复措施，这是根本不予考虑的。因为伦敦最不愿意为获取眼前政治目的而在其行为准则上打折扣。此外任何这一类的行动都只能导致中国将永远不让那些英国人从中国出来。“……难道我们要采用那些被我们认为是野蛮的措施，仅仅因为中国人使用了它们？那样难道我们不会掉进一个互相诉诸野蛮的、恶性循环之中，陷进一场我们不可能赢的游戏之中吗？”

胡阶森继续解释了这种形势中的一个更大的矛盾，就算英国政府将因英国企业和国民继续遭到中国的虐待而拒绝同中国进行贸易，那些企业的经理们是否愿意放弃被他们认为是潜在有利可图的贸易，也完全不清楚。他们不想让这些贸易落入欧洲其他竞争者的手中，他们甚至不想让这些贸易落入“其同行所掌握”的那几家英国企业手中。由此只能希望共产党人的优待。曾有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家英国企业据说就一项在海外销售中国产品的、有利可图的长期合同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其自身在中国的业务却被扣押，等待赎金，其经理也遭到骚扰并被禁止离开。

总体来说，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相信用封锁中国英镑存款，或对存款的用处强加限制的办法，（英国将）什么也得不到。[45]

1954年2月25日，邱吉尔在下院宣称，英国将不会放松对华贸易限制，直到在朝鲜，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远东建立和平。[46]不过他表达了日内瓦会议将打开到达和平前景之道路的希望。这一路线在一个月之后下院有关东西方贸易的辩论中得到了重申。外交部的W.D.艾伦在其有关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路线的详细阐述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他将他所标榜的伦敦对华政策的“孪生目标”定义为“抑制”与“寻求权宜之计”，他承认这些相当困难的、难以言传的名词在外交部的重复不断的宣传中已变得神圣化了，“它们代表了我们政策中的负面和正面”。一方面英国寻求防止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以外，寻求加强其自身在那个地区的殖民财产，寻求支持东方的独立自由国家，并在面对侵略的时候去迎击、阻止和击败入侵者。另一方面，英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努力在北京和伦敦之间建立更为正常的关系。在总结中，艾伦解释说，英国的中国政策“实在没有超出适应中国特定情况的范围，而这乃是英国传统对外政策中的常规要素。英国的主张是，和平与贸易比其反面要好”。由于这一“孪生目标”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英国政策的基本点应该是经验主义的。[47]

在一份向内阁提交的备忘录中，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达了其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48]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英国在华企业的待遇是未来英国对华政策形成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他引述了英国在华企业遭到虐待的四个典型事例。

1．汇丰银行

1949年以后该银行发现有必要缩减在中国的经营地域，并关闭了上海以外的分行。它在1950年申请关闭其在汕头的分行，并要求当局允许其外国经理离开中国或加入其上海分行。关闭汕头分行及将债务转向上海的许可直到1953年初才被允许。那位经理在一年之后得到了离开汕头的许可。但为了他离开中国的出境许可，他又等了差不多4年。

该银行还申请关闭其在北京和天津的分行（1951年），并关闭上海的银行本部（1953年），直到1953年12月，有关事宜毫无进展。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该银行别无选择，只能维持其全部外籍和中国员工，尽管他们并没有工作可做。只是在银行总行最终拒绝汇入更多资金之后，才成功地解雇了北京和上海分行的一些中国员工。直到那时，中国人才同意谈判，考虑接管该银行。该银行在华资产数额巨大，远远超出它的债务。然而为了让其外国员工脱离险境，并停止对其资源的继续消耗，该银行决定将其一笔勾销。

2．英美烟草公司

这是在中国的最大的烟草制造企业之一。中国当局实际上使这家公司无法销售其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禁止这家公司裁减人员，或用出售原材料和供应库存的方式来达到支付工资的要求。同样地，他们还任意将英美烟草公司无力支付的税收要求强加给该公司。结果，由于害怕其经理们会被囚禁，在1952年夏天，这家公司提出由中国人接收其全部工厂、机器和库存，同时也接收公司被任意膨胀了的债务。尽管有了这一安排，两年后，仍有6名公司外方员工被扣留在中国，当局的借口是某些不满意的雇员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需要通过法庭解决。[49]

3．怡和啤酒有限公司

由于1952年春天的节约运动，这家公司的销售急剧下跌，支付雇员工资的预备金已经用完，但还储藏着大量价值极高的麦芽、啤酒以及酒瓶等等。中国银行被禁止以这些库存为抵押提供资金，使得这家公司没有可能筹措资金。公司的经理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另一家英国企业提供了所需的资金，经理才得到释放，但企业被迫关闭。怡和公司将公司全盘转交给了中国人。[50]

4．密丰绒线厂

在艾登的备忘录提交给内阁之时，这家羊毛纺线企业在上海拥有一家仍在运营的工厂。在这之前的几年间，这家工厂获得了利润，但被禁止将钱送往国外。替换该厂已在中国多年的经理的申请遭到拒绝，当他们最后招到一位本地英国人愿意接手管理工作时，换人的申请也被拒绝了。[51]

1954年春天，对英国企业来说，事件发生的步伐开始加快。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英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短暂的松缓。英国商人所遭遇的困难在安东尼·艾登与周恩来[52]的私下会谈中得到了讨论。周恩来担保北京当局将加快处理事件的速度。[53]英国驻华代办胡阶森也就英国公民、企业与银行的待遇问题与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并提出了几个困扰着伦敦的问题。[54]然而他们没能说服中国人释放一位已经被关押了三年半的英国人伏特先生。不过中国人担保他的案子将在短期内得到处理，其家庭也可能被允许与之建立联系。在出境许可的问题上，英国代表团在所有未解决的事例上得到了满意答复。在有关英国在华运营的企业的问题上，中国人同意了此前被拒绝的对数家公司经理的替换要求。并承诺帮助关闭某些企业。至于在中国运营的英国银行，中国人只承诺在影响其关闭的小事情上提供帮助，但不愿意在有关银行应交还美元存款的要求上让步，因为这些存款属于中国人，存放在美国（约800万美元），并已被美国政府冻结。

结果由国外来中国的英资企业的替换者可以更容易地得到签证，企业被允许裁员，有关关闭的讨论进行得更加顺利，不过资金仍被继续汇往中国。[55]外交部的C.T.科罗这样总结了这一形势，“事实上，中国人归根到底只是同意停止做几件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在任何重要的问题，或有关原则的问题上放弃任何东西。”总体来说，伦敦觉得中国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可以宣称已经非常通融了，现在轮到他们从英国政府那里要求一点回报了。但是正如科罗所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我们手中没有任何中国人质，也没有任何不重要的东西以作为对这些姿态的回报……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相当满意的回复，但却没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回报，于是中国人就指责我们缺少诚意。”[56]

[1]《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52页。

[2]同上书，第92、152页

[3]T.J.休斯和D.E.T.吕阿尔：《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牛津，1959年版，第85—86页。

[4]有关陈毅的更多观点，见他在上海工商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1月。

[5]有关千家驹的更多观点，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载《人民中国》1954年11月。

[6]R.洛：《中国商人》，第8—11页。

[7]同上书，第9页。

[8]程初元：《中国大陆工商业的繁荣》，载《祖国周刊》，北京，1956年，第198号。

[9]比如，在13万家私有企业中，雇佣10人以下的有9万家，雇佣50人以上的只有5000家企业。见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

[10]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

[11]同上书，第241页。

[12]《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3页。

[13]要详细讨论“社会主义资本家”的话，事实上，他们是资本家的一个样品，也见非美行动委员会：美国众议院第86届大会第2次会议文件，华盛顿，1960年，第20—24页。

[14]《工商时报》1956年6月第6号。

[15]《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5页。

[16]T.J.休斯与D.E.T.吕阿尔：《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第87—88页。

[17]同上书，第88页

[18]《中国手册丛书：经济》，北京，1984年版，第29页。更多细节见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65—74页。

[19]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的发展要求》，第42页。

[20]这一部分主要根据M.多布（M.Dobb）：《1917年以后的苏联经济发展》，纽约，1948年版，第83—85页。

[21]A.诺夫：《苏联经济史》，第89页。

[22]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第40页。有关所有制的各自体系，见吉恩T.Hsiao：《共产党中国：法制机构》，载《共产主义问题》1965年3—4月版。

[23]程初元：《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2年：结构变化与危机》，第14—15页。

[24]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

[25]FO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1日，上海总领事致外交部。

[26]FO371，110265 FC1111/8, 1953年12月24日，胡阶森致外交部。

[27]FO371，110265, FC1111/6, 1954年1月16日和2月1日，上海总领事致外交部与金上述著作，第384页。

[28]FO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4日，外交部致首相备忘录。

[29]FO371，110265 FC1111/23。麦克法兰（G.K.MacFarlane）给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信，1954年1月9日。

[30]金：《汇丰银行史——香港分行的发展阶段和民族主义》，第384、390—391、393—394、395—396页。也见麦加利银行致一家法兰西银行的信。

[31]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51页。

[32]胡阶森：《世界的分割——中国1953—1955年，苏联1962—1965年》，第57—58页。

[33]胡珀：《中国站起来——终止西方的在华存在（1948—1950年）》，伦敦，1986年版，第2—3页。

[34]同上书，第3页。

[35]谢爱伦：《英国与中国》，第16页。

[36]胡珀：《中国站起来——终止西方的在华存在（1948—1950年）》，第10—13页。

[37]同上书，第97—98页。

[38]同上。

[39]同上书，第8页。

[40]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载《人民中国》1954年11月。在1990年8月3日的采访中，马奇也强调了这一点。

[41]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111—112页。

[42]《文史资料》第68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3]FO371，110265 Fc1111/15, 1954年2月15日外交部致首相备忘录。

[44]胡阶森：《世界的分割——中国1953—1955年，苏联1962—1965年》，第58—59页。

[45]FO371，110265 FC1111/23，备忘录，1954年2月15日。

[46]Cab.129/67C(54)，124, 1954年4月2日。

[47]FO371，110245 FC1051/1, 1954年2月24日。

[48]Cab.129/67C（54），1954年4月2日。

[49]一种估计认为，1952年英美烟草公司就让渡其财产一事与人民政府的交易中，损失了大约5000万英镑。见S.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中外在烟草工业的竞争（1890—1930年）》，马萨诸塞，1980年版，第200页。

[50]关于这家公司的关闭，见N.T.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26页。

[51]直到1957年密丰绒线厂才被允许终止营业，撤除中国。见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52页。

[52]艾登支持艾德礼但不支持贝文的主张。见哈里斯上述著作，第519页。

[53]吕阿尔：《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第140页。

[54]FO371，110245 FC1051/13。1954年5月24日，C.T.克劳之备忘录。

[55]《太古报》中国事务委员会，China，CL4, China Closure, 1952—1954。

[56]FO371, 110245 FC1051/13。C.T.克劳之备忘录。

第五章

太古公司的关闭

以中国政府为一方，英国企业为另一方而达成协议的最终进程的性质是怎样的呢？这一进程是如何演变的呢？有关布特菲尔德和斯威尔公司或太古（该公司的中文名字，其大意不仅指该公司，也指其相关企业）公司关闭的谈判记录，可能会给出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这些记录还同样展示了双方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围绕这两者间关系的气氛。

不过在详细阐述和分析这些谈判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到此为止，英国公司就其在华投资和商业经济活动来看，都是各国在华企业中最为重要的。[1]

英国在华商业利益大量集中于中国经济的三个方面，即原材料、贸易和工业。这些行业涵盖了那些大体上可被定义为中国城市经济的最重要的成分，煤矿、纺织、食品、烟草加工、修船、化学、石油供给、进出口、银行业、保险、航运及港口设施，以及公用事业。[2]

英国在华投资大约80%集中于上海，其中的60%由私家企业所拥有。这些企业中的前三家都规模巨大、极有影响力。他们是：怡和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航运保险，棉花加工和酿酒业），太古公司（涉及航运业、制糖业和颜料工业），以及新沙逊洋行（专门从事不动产业、商业和重工业）。新沙逊洋行设法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出售了其土地财产的大部分，并在共产党接管之前带着大量资本逃离了。[3]在这三家大企业之后的四家公司的特点是，活动范围更为狭窄，他们不只是以中国为基地，而且事实上大多是多国公司的下属和分支。[4]由此他们应该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来加以观察。无论如何，到1952年底，总共有236家英国企业清算了他们在华的资产（数额超过英国在华资本的60%），少数英国企业坚持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5]

一些关于特定企业，包括后来成为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的布特菲尔德和斯威尔（太古）公司的研究于近年出版。[6]不过有关太古公司关闭的确切进程从未被专门调查过。关于怡和有限公司的关闭有一份未发表的研究。[7]但总体来说有关外国在华企业关闭的详细研究严重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原始材料和难于接近私人及公司档案。正如某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已清晰地显示的那样，在材料可获得的情况下，对每家公司都可以、也应该做出一项分别的研究（有时研究的成果可能不止一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是独特的。尽管本章立足于与其他公司，例如：汇丰银行、帝国化学工业（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以及英美烟草公司有关的档案与材料，本章仍聚焦于约翰·斯威尔父子有限公司。本章完全不是有关该公司历史的详细研究或有关其商业活动的分析。正如我们所声明的那样，本章是有关那些导致关闭其经营活动停止的谈判的研究。

在1954年9月9日和12月15日之间，一位显要的中国官员何金贵（音译，以下简称何）同志与上海太古公司的一位代表举行了12次会谈。[8]何代表中国对外航运公司，其更为人知的名字是中国远洋航运公司（COSA），这家公司表面上是一家独立的商业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官方机构。它受命于中国的相关部门——工商局和外事局。代表太古公司利益的约翰·马奇先生，则接受香港和伦敦的斯威尔总部的密切指导。在会谈开始时被提到的属于斯威尔集团的主要公司有：太古公司、中国航运有限公司、海洋轮船有限公司、斯威尔及麦科兰有限公司以及太古糖业有限公司。

在1954年9月9日的第一次会谈中，马奇表示他希望所有太古公司的交接事务能一次性完成，[9]他强调不愿意在主要企业已被接管后，纠缠于未解决的小企业事务。他解释说，尽管某些小企业的债务可能超过资产，但在主要企业的交接中，仍有大量余额可以用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估计太古公司的总资产价值至少是其债务总额的10倍。

从一开始，中国官员何便就马奇对太古公司资产价值的估计提出异议，争论说：“我想向你说清楚的是，正像你意识到的那样，你们的大部分资产都已经破旧不堪”。在提到太古公司雇用了大量员工这一事实时，他暗示说，这也许是引起企业财政如此困难的原因，“当你们谈判交接问题时，我希望你不要提你们的财产是债务的10倍。”何指出中国人并不想要这次交接，而是“在知道了你们的困难以后，我们愿意帮助你们。”

马奇提醒那位中国人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清算”，而是“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没法继续做生意。这不是由于我们一方的任何管理失误，而是人民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人民政府迫使我们保持一个领取全额工资的500人的员工队伍，这超出我们的需要好几倍。人民政府还用控制租金和强加税收等办法限制了我们的收入”。按马奇的说法，持续的亏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的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停止其经营活动。

何拒绝照这种思路讨论这一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这些“与谈判没什么关系”。他坚持说：英国企业必须考虑到，一旦谈判结束，中国方面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去修复其所得，并使它们变得可以使用。此外他还对他所代表的一方接受有限财产以抵消无限债务的前景表示不满。在太古公司文件中含义不明的种类，例如“战前未支付的退休金与保证金”因此都要在接收之前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何还对用外币记录债务表示不快，他争辩说，中国远洋航运公司原则上不能支付这类债务。

在向香港报告有关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时，马奇对中国谈判代表如此轻易地同意一次性接收全部公司表示满意。[10]他补充说：“有关评估我们资产的问题遇到了某些实际困难，（因为在中国）不存在一个可以让我们以之为基础而进行估计的土地和建筑市场。当局可以说，而且常常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人民，不能被买卖。因此没有市场价值。他们还可以争辩说，因为没有购买者会为我们的房屋投标，这些房屋也毫无价值。”马奇解释说他觉得不必去同意中国人的这种理论。他依据土地与建筑物被征收的税为企业所属的土地及房屋进行了估价。按照马奇的说法，这些税率是用来压榨业主的，是非常高的。而他按这一方法所估算出来的价值，则可能大大多于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财产的价值。在其提议中所包括的所有土地及房屋、浮动资产、库存器材等等的估价总额约为350万英镑。但他猜测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拍卖这些财产，所获得的总数将在150万—200万英镑之间，这不包括在广州和天津的财产。那些财产已被政府征用或接管。他还省略了那些太古公司已长期没有控制权的财产，也就是安东、安庆、彰德、九江、烟台、大连、宜昌、万县、武昌、芜湖等地方的财产。

至于太古公司的债务则远低于20万英镑，因此债务与资产的数目之比大约为1∶10。不过马奇承认所有的这些计算都是纯理论上的。至于可动资产，他建议说要继续声明其不包括在建议中，不过他不指望太多的成功，因为怡和有限公司在这一点上也没能取得很大的进展。

第一次会谈的三周之后，中英双方的两名谈判者再次会面，[11]马奇提出其企业有意出售可动产，以支付由于其倒闭而引起的各种开销。但何非常强硬，他提醒英国对手说，中国方面将要从太古公司接受的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何说：“此外，你所赋予你们的资产的价值是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这些数字都不真实”。马奇否认了这种指责，他回答说：“何同志显然是想从这种交接中得到点什么，不然他就永远不会考虑接收我们的资产，抵消我们的债务。”在回到可动资产问题时，马奇重申他希望何和他所代表的单位无意“剥夺我们所有的一切，并让我们衣不蔽体”。

谈判双方都精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并一再进行了这种辩论。然而主要的讨论围绕的是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太古公司可动资产的命运、用外币记账的债务的支付方式，以及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是否应该接受太古公司所开列的全部债务。总的来说，何越是强迫马奇接受中国人的观点，马奇越是强烈地感到他不应该投降。尽管其企业急于完成这一谈判，但他仍然不准备在每一点上进行让步。

尽管在第三次会谈的过程中马奇一再强调了他的立场，但是与其先前的立场相反，他在有关被中国当局在会谈前征用的财产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我们的委托人现在声明他们准备将这类财产包括在本提议中，并以此作为对尽早签署相互间协议的保证的回报。”[12]

当马奇宣称他的公司没有可用来继续支付其税款的资金，并希望这些未支付的税款将被看作是债务，而中方将接受这些债务，就像他们接受其对太古公司的员工所欠的债务一样时，何坚持说：“任何应该支付的税款都必须由你们结清……否则将会导致法律行动……”

马奇拒绝接受这一点，他提醒何说：“因为我们已不能再向中国汇款以承担我们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公司将倒闭。因此当本地资金不足以支付税收要求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拖欠，并只能让未支付的罚款继续积累。”何则坚持不妥协的立场：“在接管前，所有的税款都是你们的责任。”他重复说。

在这次会谈快要结束时，马奇逐渐在各种问题上退让了（照他自己的说法“做出了某些大度的姿态”）。他请求何作为一种回报，在可动资产和开放性债务的担保方面改变其立场。何拒绝承担责任，不过他还是说他可以考虑在将来分派1亿元人民币（旧币），“象征性地支付你们的倒闭费用”。

在第四次会谈中，两位谈判者间的猜疑变得更为强烈。[13]在讨论被拖欠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工资时，马奇说，中国方面应该把所有这些债务都揽到自己头上。何拒绝了，他说：“你不能利用我们的诚意让我们接受对你的员工的全部债务，……只是为了安抚你那些不同意你的数字的员工。”

马奇在声明了员工总是试图获得他们能占到的便宜，而不管公正与否之后解释说：“我们只是要求你们在接管以后不再考虑那些你们所做出的不合理要求，并不再向我们提及这些员工。我们将公司在80年时间内积累起来的全部财产给了人民政府，我们希望你们能接收公司全部的债务。过去的几年间公司一直在大量亏损钱财，我们在香港的主管们当然不会同意再汇款来满足员工的要求而增加这些亏损。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只是不能在现有政府体制下进行有利可图的经营。”

何无法接受马奇的观点，他坚持说：“我们在谈生意，请别提政治制度的问题。任何正当经营的外国公司都可以在这儿获得利润。”他还同样声明说，中国方面不能处理外汇结算问题。

在这次不愉快的会谈之后，马奇立即派太古公司参加谈判的雇员马尊义（音译）去看何同志，并与之进行一次私人谈话。[14]这种被这家英国公司所采用的典型中国策略，显示了这些中国问题老手们在中国的根基何等之深，对中国的传统何等之熟悉。马尊义与何之间的会面使更多的有关中国人对太古航运公司的意图的细节显示出来。虽然这次会面是非正式的，而何本来可以更好地、不受官方拘束地谈话，但是他说的某些事情仍然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例如，中国人显然不愿意英国人觉得因为他们是在交付资产抵偿债务，所以他们也就必须交出他们的公司。那么何的话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官方不想把公司一股脑地赶出去呢？香港太古公司认为何在私人谈话中对马尊义所表达的内容，不应当使伦敦太古公司偏离其轨道。[15]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那是“最接近于我们可能得到的留在中国的邀请……如果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拒绝接收我们的公司，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形势。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1月6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总体来说略显平静了一些。当何提到即将转交给中国人的资产时，发生了一次有趣的交锋。他为马奇作定义说，那些资产将是公司在中国的所有资产，可动产和不动产都在内。他说：“我注意到在你们的协议草稿中，你们用了这样的言辞：‘在签订本协议时，中国的人民政府所统辖的区域之内。’你为什么这么做？”马奇回答说，太古公司在台湾也有财产，不能被包括在本提议中。听到这里，何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那里的财产必须被包括在英国公司的提议之中。马奇对这一无理要求进行了抗议。他又讽刺性地质问说，何是不是也想接管太古公司在香港的公司。何回答说：“香港与中国不同。”最终他们同意在协议中只简单地写上“在中国的所有现有资产。”在其他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也有所接近。尽管何评论说，马奇先生常常用旧的、反动的眼光看待事物，这对谈判不利。[16]

在11月27日的第六次会谈过程中，双方讨论了许多技术性要点，但根本上的相互猜疑仍然是显而易见的。[17]马奇表达了他对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所有权调查的焦虑，认为这种调查可能带有质疑外国人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倾向。此时何试图让马奇平静下来，“除非你知道你的所有权中有不妥之处，否则你就没有什么可焦虑的。只要你们没有有意编造公司的现状，政府就不会对你们采取任何行动。”马奇却不那么容易被抚慰，他坚持说：“尽管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别人对我们的所有权进行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找出一个理由。我们觉得我们在汉口1949年、1950年和1951年的税，已经由政府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做出了最终评估和决定，可这并没能阻止他们迟至1954年又重新打开这些评估，找出错处，并对我们进行重罚……”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么你们肯定有意逃税了。”马奇拒绝了这一指责。照他的说法，所有的税款都已按照最初的估算支付了。四年以后，税务当局重新解释了条令，对公司在最初估算中未支付的部分进行了5倍的罚款。马奇反驳说，这是一次“最不公平的行为”。

这一事件使气氛暂时恶化。何的回答是：“你不应该这样说话，新政府总是公平的。”

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在以后的会谈中也蔓延着。11月29日，马奇用一个总结其公司困境的很长的声明开始了谈判。[18]

“我对何同志的态度相当失望。借助诚意和相互信任，我们已经几乎完成了这些谈判。可是现在何同志以大量的最后一分钟的杀价，破坏了这种有诚意的气氛。让我觉得他不自重，不值得信任。我把我们在中国的所有资产给了他，大到仓库货栈，小到铅笔、纸张。我们的可动资产包括各种有价值的物品。例如：机器、机动车、家具、计算机和计算器、船只用品、木材、金属、灭火设备等等，我没有为某一辆机动车、某一部计算器的价值进行争论。但我吃惊地发现何同志像一个解放前的掌柜似的就一些微小的债务讨价还价。”

然后马奇继续阐明了一些他认为是应该加以反对的要点。他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何一连三个星期拒绝会见他，以至于最初定的，交接公司财产的日期不能被遵守。他指出何拒绝接收未支付税款的债务，因此太古公司不得不从海外汇款来支付税款。他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海外的金融情形与在中国的一样糟。此外，在接受了英国公司对其现有员工的全部欠付之后一个小时，何又建议说，要是太古公司不同意付清工会推荐的所有人员的工资，谈判可能就得重新举行。到十月份，何已经同意接收任何由于太古公司的财产所有权遭到挑战而导致的债务。后来他又坚持这样一个条款，即：要声明太古公司对这一类债务负责。马奇强调说，他希望在他的公司陷入“真正严重的财政困难”之前，尽快交割。他解释说，拖延将给他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开支，因为不可能从海外得到更多的钱。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里，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将不得不承担后果。

在答复中何反驳说，如果马奇不喜欢事情的处理方式，谈判可以立刻终止。

“我对你们毫无义务。你们的业务在12月1日或者其他任何时候停止，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对于你的态度，我要说，你完全不值得我的帮助。你总是想当聪明人，是你而不是我像一个解放前的掌柜一样斤斤计较。在我们继续之前，你必须改变你的态度，对我表示尊敬。要记得我们是平等的。”

何后来又补充说：“想利用我和对我无理，你还太年轻了。”对这一评价，马奇回答说他大概比何还老。不过他愿意收回任何他可能“无意中”做出的不礼貌的评价。

这一类冲突在整个的会谈中一再上演。这比许多分析性和学术性的研究都更多地展示了那时双方的敏感与各自的期望。当马奇再一次提到太古公司将交付给中国人的资产“超出我们所要求你接受的债务很多倍”时，何相当清楚地回答说，“别再谈你那些资产的价值了，否则我就不继续谈判。”马奇回答说，必须有某种进行比较的方式使双方都满意。何指出要是在其他任何国家，像太古这样的公司都早已卖掉了他们的财产，偿还了债务。这一声明再一次显示，马奇（与其他大多数外国商人一样）无论在中国积累了多少经验，都与新的现实相距甚远。

的确，这些新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如何马奇的话构成了对谈判进展的一种伤害。何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马奇先生这样的人，他总是制造困难和麻烦，浪费时间，说许多跟谈判无关的事情。”奇怪的是，对何来说，将资产与债务的价值进行比较与谈判“毫无关系”。

围绕着太古公司员工问题的谈判十分艰难。中国方面同意在交接之日接收对现有员工的全部欠款，但坚持英国方面应负责付清任何对老年和生病工人的欠款。事实上何坚持让太古公司付清对其2%的工人的欠款。这就是说，仅仅是在上海分公司就有500个人。马奇解释说，这将使他的企业开支他们所没有的2亿元人民币（旧币）。此外他声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机构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绅士的俱乐部，他们在那喝茶、看报纸、聊天……他们什么都没干，而我们已经付了他们5年工资，之后，你难道还想鼓励这些老人骗取我们给他们一大笔退休金吗？”

马奇知道工会与何的中国远洋航运公司关系密切。因此他担心一旦他们获知太古公司与中国远洋航运公司的协议，便会利用这一点鼓励那些雇员及时辞职，以获得全额离职金。

此时何告诉马奇说，他感觉（身体）不舒服，要求结束会谈。马奇表示了他的同情，并说他不想留下何，还补充说：“在上次会谈听到你拒绝了如此多的债务之后”，已经“感觉非常恶心”。

“你总是想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何说，并要求马奇抱着他所谓的“正确的态度”。无论怎样，他宣称工会与他无关，而且只是一个“个人机构”。马奇表示他希望何同志能很快感觉好一点，并希望他所说的话没有加重他的病情。何的告别之词是：“你说的话没什么能让我发生改变。”

在这一阶段仍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争论点，税款债务与员工问题。每天向伦敦汇报各种详细情况的香港太古公司经理们承认他们希望“中国人能由于目前政治世界的情况（也就是日内瓦会议后的缓和气氛），而少沉湎于不顾一切的抢夺，但他们却一如既往……”[19]

不过在下一轮会谈的过程中双方取得了一些进展。第八次会谈举行于12月6日。[20]何同意接受中国政府所要接管的财产的税款债务，但拒绝解决太古公司其他所有未支付税款的问题。尽管马奇宣称说，主要是天津的地方政府与半政府企业欠他的公司总数为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中国的立场实际上意味着太古公司将不得不支付12.68亿元人民币，以便从他们所处的悲惨环境中解脱出来。马奇宣称他的委托人不可能支付这样一笔数目的钱，也不可能支付何所建议的折中数目10亿元人民币。他的企业能汇往中国的最高数目是5亿元人民币。

在两个谈判对手相互指责之后，马奇告诉何他在那天中午招待了英国贸易代表团的成员，他说他们对在北京所遇到的重要政府官员所表达的改善中英关系的强烈愿望印象深刻。“我不愿意在今天晚上再次会见他们的时候，被迫告诉这些绅士们你在今天这次会谈中把我榨干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技巧高超的谈判者，但是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向我们显示某种慷慨的迹象，以利于中英关系的利益才是明智的。”

何令人吃惊地立刻改变了他的态度，“由于你们在税务这一问题上所经历的如此多的困难，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代表政府接受你们的提议。”这是何第一次清楚地表明他事实上可以代表他的政府进行谈判。由此双方同意太古公司将向中国汇5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方面将为公司所未支付的税款负责。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何对马奇在关键时刻提到其在香港和伦敦的上司表示其不满，他坚持说：“你的委任书赋予你完全不与你的委托人协商而进行谈判的全部权力。”这句经常被重复的话十分重要，因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人通过他们的代表何，清楚地、全力以赴地向英国谈判者施加压力。事实上他们常常假装不承认中国以外的太古（或其他外国）公司经理们的权力。

在第八次和以后的四次会谈中，双方澄清了许多细节。总的来说，在员工问题上，中方赢了。[21]

在有关哪一方应该承担打捞两艘在战争中被日本人击沉的太古公司的浮船的费用的争论中，何再次威胁要退出谈判。他责怪马奇发脾气，并要求在继续谈判之前“你必须向我坦白你是故意破坏自己的承诺的”。马奇回答说，他已经把所有的事实都向何表明过很多次了，并补充说：“你还想要什么？要一份书面的坦白？”何回答说：“写下来是不必要的，你一旦承认你犯了错误，我就准备帮助你。要是你汇来1万港币，我就接受全部债务。”的确，文化因素，诸如保留面子的需求是谈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在向伦敦报告时，香港太古公司的经理们强调了笼罩在中国的独特的消极条件。由此在12月10日，在一次有关谈判的详细报告之后，他们写道：“恐怕你们不会对所谈到的这些感到十分满意，但我们不能建议你们做任何事情，只能建议你们同意，因为进一步的争论将导致公司沉重的开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无疑对那些屈服于他们的欺诈的人表现了公正。对于我们把我们的外国员工撤出，并结束我们的事务来说，目前的总体气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可能有的气氛中最好的。”[22]

在事后一份有关谈判的备忘录里，香港太古公司对伦敦方面有关怡和有限公司在某些方面设法取得了一个比他们好的结束协议的印象而表示吃惊。[23]“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解决方案比怡和公司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远为令人满意，这一点绝无问题，我们在下面给出根据。”在员工方面，香港太古公司争辩说，怡和有限公司被迫在其谈判的过程中付清了四五十个人的离职金，“而我们在整个谈判期间，在极强的压力下坚持了我们不准辞职的原则。我们只是在签字的前一天，放松了这一原则，付清了14名重病缠身的工人的离职金。”香港公司坚持说，即使那样这也没有耗费公司什么钱，因为在最后一天，收到的租金足以支付这14个人，而那个银行账户无论如何是要移交给中国远洋航运公司的。至于税款，香港方面解释说，怡和公司被迫在签约之前支付了其所欠的全部税款，“而我们……只从海外支付了7500英镑就被免除了估计最高额为43200英镑的税款债务。”至于结束的费用与不确定债务，中国太古公司也成功地谈出了一个更好的交易，他们同样地隐藏了1万英镑的新年红利，并逃避了由于严重违反（中国当局）金融规定而引起的责任。

就在交接之前，约翰·马奇设法赢了他的中国对手1分，尽管中国人手里拿着所有的将牌。[24]何同志宣布说，中国远洋航运公司不愿意接收太古公司工资单上旧有人员，并要求在他签署协议之前付清这些人的离职金。这时银行里已经没有钱了，马奇也不想让香港方面再汇更多的钱来。因此他决定利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属于上海各政府部门的货物正存放在公司的仓库里。尽管公司每月都送出常规账单和请求，中国人坚持拒绝支付仓库租金。他挑选了两个最好的收债人，指示他们去跟每一个部门说，北京政府即将接收太古公司，而要是政府部门仍然拖欠着几年的租金，那将会很不好看。“这起到了出色的作用，不仅所有的欠账都支付了，其中一些部门还预付了6个月的租金。”这给了马奇足够的钱去支付这些工作了很长时间的旧有人员。何在确认那些旧有人员的欠款已付清之后，在最终协议上签了字。这家企业最终被移交给了中国远洋航运公司。

一天以后，何质问为什么企业在银行没有钱，并问为什么看来没有人欠公司（现在由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控制）任何东西。马奇解释说为了按照何的要求给那些旧有人员付款，他实施了一次向那些欠债者收款的行动。何勃然大怒说，自己的意图是要香港公司为此汇钱。马奇回答说，中国方面在任何会谈中都没有提出这一条件。此后不久，马奇收到一个通知说，何要他明白，除非他从香港带来等于付给那些旧有人员的总数的资金，否则他将面临大麻烦。不过让马奇大吃一惊的是，他并没有被囚禁，而是发给了他一个通常需要6—12个月才能得到的出境许可。马奇相信何只是想让他离开那个国家，以便能够掩盖他所犯下的错误——他没有在签下合同之前审查企业的金融状况。

1956年1月，伦敦太古公司给英国外交部送上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详细阐述了太古公司与其他外国公司从中国撤出所经历的不愉快和相当复杂的过程。[25]这一以太古公司的经历为基础的备忘录，用了一个很长的引文作为开头。这段引文来自于一份虚拟的共产党政府大概于1951年的某个时候所发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指导各机关如何处理在华外国商务。

这份文件写道：“在金融上要给他们放血，放到最大可能程度，直到建立起有足够经验的本地机构，能有效经营这些商务。然后要确保业者别无选择，对其无法忍受的挤压，只能自愿放弃其所有资产。”

对那些进行反抗，不同意放弃其资产的人，要加强挤压。作为最终处罚手段，可以将他们的经理作为人质扣在国内。如果必要，无限期扣留。这一切都要用法律的方式进行，如果法律手段不够的话，那就适当地动员诸如工会之类的非官方机构采取足够的非法律活动，以达到目的。禁止在纸上写下任何在事后算账的情况下会置国家于不利地位的东西。

“这样中国就可以不费任何成本地获得巨额财产。并且在理论上没有人会要求国家赔偿。因为一切都将是自愿上交，而不是征用或没收的。”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解释说，无论这一政策是否是用如此多的言辞下达的，作者的目的是显示太古公司所受到的导致其在经营了近90年之后从中国全部撤出的待遇，在所有的细节上都与这种性质的政策相一致。对于习惯了真实文件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份虚拟的文件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因为它以速记的方式记录了企业经理们在那个时代的实际感觉。

[1]见本书第4章。

[2]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03页。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利福尼亚，1989年版。

[3]邵文光：《中国、英国商人》，第203页。

[4]胡珀：《中国站起来——终止西方的在华存在（1948—1950年）》，第3—13页。

[5]邵文光：《中国、英国与商人》，第255页。

[6]见如，里德：《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历史》卷1和卷3，牛津，1970年和1975年版。金：《汇丰银行史》卷3（剑桥，1982年版）和汤普森《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中国对外国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资本主义政治（1947—1954年）》，呈交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的未发表论文。巴尔的摩，马里兰，1977年版。

[7]T.N.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

[8]《太古报》，白金汉门59号，伦敦。China，C1—3, Correspondence-China Withdrwal, 1952—1954（下文用JSP指代《太古报》）。

[9]JSP，China Withdrawal.

[10]JSP，China Withdrawl, 9月14日。

[11]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9月29日。

[12]JSP，Chian Withdrawal, 1954年10月22日。

[13]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0月25日。

[14]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0月26日。

[15]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1月5日。

[16]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1月6日。

[17]同上。

[18]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1月6日。

[19]JSP，China Withdrawal, 1954年12月3日。

[20]同上。

[21]见1954年12月7、10、13和15日的谈话记录。

[22]同上。

[23]见1954年12月16日的谈话记录。

[24]1984年10月9日，约翰·马奇所书信件。1990年8月13日对马奇的采访。

[25]JSP China，C1—2（未分类）财产、契约、转让书等。

第六章

法国企业的关闭：另一种情况？

法国在华企业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立即关闭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单独与完整的研究。同样还没有被人写过的是：透过1949年以前在中国活跃的法国企业与银行的命运的多棱镜，对中法双边关系进行彻底的分析，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叙述。[1]法国在华企业在新政权的统治下到底是如何度日的？在独特的革命空气席卷整个中国，并成为从古代王朝向新政权转移的过渡时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之时，法国在华企业已长期存在的活动又怎么样？法国在华企业的最终关闭是怎样来临的？中国人所从事的国有化或没收进程的特性是什么？那真的是一个直接没收的进程吗？更进一步地说，大多数法国在华生意的性质与巴黎对新政权的不承认是否影响了法国在华企业的命运？

在此我不打算对这些问题做系统调查，本章只是试图将某些与法国在华企业关闭相关的最基本方面暴露出来，将其与标志着英国企业关闭的表面类似结果列在一起，然后再引出某些结论。

对于英法企业都从中国撤离这一事实，不应只是在战前政治发展，比如缓和、国联的弱点等背景下加以检验。还应该看到从历史上说，中法双边的商务关系，也是帝国主义关系与帝国主义衰退进程中的一种活动。法国与英国的在华投资与商业利益都陷得太深，其希望或者说是幻觉都过高，因而他们在1949年之后，从传统中国市场的撤离就显得十分突然。他们在数十年间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的资产，估计价值几亿美元。因此问题便是他们是否理智，或者说是否可能放弃一切而退出舞台。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1952年英国的主要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地表达了停止其经营——并与传统做法相反的——要撤出中国舞台的意愿。这一政策上的变化是正在出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企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直接后果。[2]这是具有高度讽刺意义的。因为伦敦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承认了北京新政权，这正是为了保护其庞大的利益不受伤害。[3]在法国企业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也许显得不那么令人吃惊。说到底，由于印度支那和其他相关战略与外交需求的发展，巴黎已经决定不仅在全球事务中跟随华盛顿的领导，而且采用了美国承认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为中国合法领导的政策。[4]此外法国在华活跃的公司的一大部分已经传统地卷入了公用事业与银行业。正是在这些特定的业务中，新的共产党政权决定立即进行直接控制。

因此在英国在华企业方面，中国的主导战略是延期征用，时间在这里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但在法国在华企业的情况中，战略就不同了。中国人在一个更早的阶段就做出了试图接管这些企业的精心努力。在此，同样应该强调的是，北京的意图不是直接没收。尽管有着重重障碍，中国当局仍然对继续与法国进行贸易感兴趣。

1949年10月以后，大部分没能立即停止其经营活动的法国公司，都落入了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一些企业在意识到严重的形势之后，简单地把自己整个交给了新政权；一些企业被军事当局直接接管或永久性地征用；而最后剩下的那些则被以某种安排，或联合（临时扣压）的形式而接管。[5]在通常情况下，被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震震昏了的外国人，不可能区别这些情况。的确，即使是对那些自认为是中国事务与中国人心理专家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采用的法律制度与措施也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本章将勾画出法国企业，特别是两家法国银行命运的轮廓，希望借此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进而对英法双方的情况加以比较。

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关闭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初仍活跃于中国的众多法国公司的命运中具有典型意义。事实上在活跃于上海的法国公司所雇用的4077人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雇用了3199人，也就是78.4%。[6]

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成立于1906年，按协议负责三个公共行业：电力、供水和上海法租界地段内的公共交通。法租界的存在到1943年为止，其地域内约有150万居民。其电力为48000名客户提供服务（发电与送电），每年以高压形式的供电量超过1亿度。其供水服务（生产与输送）供应着21000名客户，年供水量超过3700立方米。其公共交通服务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1.2亿乘客。[7]

1939年以后，因为战争、日本占领以及最重要的法国维希政府于1943年放弃法租界的后果，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财政情况恶化了。大约是在同时，戴高乐将军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做出决定，宣布终止法国在上海的特权，并将其转交给正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到1946年2月28日，这些决定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中法之间签订了终止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

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来说，传统特权的终止创造了全新的现实。从现在起，公司将不得不与中国军事或市政当局，而不是法国租界工作人员打交道。更为糟糕和远为复杂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公司需要连续跟三种中国当局谈判。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与忠于日本人的南京政府（即汪伪政权——译者）打交道。在1945年9月与1949年4月之间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打交道。而从1949年5月开始，与即将建立在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人民政府打交道。到1950年，一个军事管理委员会严密地控制了公司的事务，这家公司自始至终都处于与强硬的工会的经常性的斗争之中。

早在1948年，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就有着数亿法郎规模的亏空。共产党胜利之后，这一赤字又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已无力满足对其法国工作人员的承诺。管理层为减少亏损，试图削减其为数52名的欧洲工作人员，并用中国人取而代之（当时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雇佣着大约3000人）。与此同时，公司为其法国职员获得出境许可几乎毫无力量。他们首先需要证明这些人的离去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中国雇员的利益。与此同时，在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总部，力量正在壮大的工会成了日常焦虑的来源。说到底，这时法国的司法与警察执法系统已经不存在了，也就不太可能剥夺中国人罢工与示威的权利。

在公司业务的日常经营方面，金融形势持续恶化。新的对公司不利的中国法律，对公司在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的侵犯，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数目无限的三轮车，与最初协议相对立的、被强加的新的税收，以及其他许多发展，创造了一种对法国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形势。

除了直接引起的困难之外，政治经济现实也浮现出来。工资由中央确定；以防止失业为目标的规章得到了实施；相对低廉的、不能抵消过高成本的价格由政府来决定；外汇兑换率经常发生变化（更不用说最初曾有多种地方货币共存的现象）。然而对公司服务的消费，无论是在交通方面（使用者的数量），还是在电力和供水方面都没有增加。因此上面所提及的增加了的负担便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其他专门从事于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也发现他们处于一种相似的困难处境。在上海美国电力和电话公司，以及英国的煤气自来水厂和电车轨道公司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企业都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消增加中的成本。此外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

1948年以后，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无法再向其巴黎总部上缴金钱，结果其总部不得不抽取其中国以外的储备以抵消其在中国的开支。[8]事实上资金此时正从法国的中心城市巴黎流向远东地区的中国。

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在这一地区从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元，月利息率达12%，结果其进款只能存入那家银行。存入后该公司只被允许将这些存款用于正当目的，也就是当局同意的目的。由于其财政困境，该公司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务达到了20万美元。

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1950年6月，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决定效仿英国上海电车公司的先例，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的许可。同样地它也要求中国人接管其商业责任，只保留其在理论上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财产权。“如果未来的情况有变化，允许提出理论上的财产权。”[9]

在刚解放时被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经理们看作是正常形势的那些东西，在总体上已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不愉快的、以沉重的压力为特征的现实。[10]

此外，正当公司的董事寻求与新政权达成妥协、获得承认、并希望继续其在新中国的业务之时，他们发现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行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因此我们就可能被置于竞争之中。”既担任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董事，又在中法工商银行兼职的维克特（译音）这样写道。[11]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也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影响。当局要求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试验使用一种菜子油与重油的混合物来发动车辆的方法。尽管试验成功了，总生产率却下降了10%，耗油量增加了15%，此外菜子油的价格也是重油的两到三倍，更不用说事实是这种油在中国十分稀少。[12]

利润不是由商业活动场所流向资本方，而是从总部流向分支机构这样一个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至少是财政上的某种反向的帝国主义，导致该公司做出上述决定，要求中国当局接收其商务责任。[13]

于1953年11月2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是以对法国人完全不利的各种特征为标志的。（上海）人民政府宣称，接管令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共事业的业务，并代表该公司确立对公司财产的保护。由此这一行动便不会被定义为没收或征用，而是以管理这些财产为目标的接管。在接管的那一天，成立了上海南市水利电力公司，这是一家中国实体。根据中国人对有关这次接管的（资方）反映的报告说：“法国公司的雇员和工人们都很高兴，并表达了他们要增加生产的愿望。”

由此，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行动预告了侵占上海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消失。[14]

如上所说，对共产党政权来说，暂时保留资产阶级——在此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利，至少远比寻求立即消灭这一阶级更为有利。

该公司的中国公司董事M.杜科雷斯特在法国大使沙维尔的帮助下，递交给董事长M.迪努特斯的报告的语气则完全不同。在这份报告中，杜科雷斯特说中国人采取的行动是突然发生的。的确，当时已经有证据显示，本地政治条件将不允许外国人，或者任何与此相关的私营经济实体长期控制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但中国人所运用的激烈手段仍然是始料所不及的。[15]该公司的可生产利润的资产被接管，而消极的因素（债务，包括例如对员工的赔款）却仍然是前任管理层的责任。在准备该公司的设备与资产清单时，法方董事及其助手被禁止引用自己公司的记录，或得到他们以前的中国雇员的帮助。[16]

在向法国外交部报告这一事件时，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总裁与总经理都强调说，那份资产清单很可能并不准确，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几处错误。[17]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行动是随心所欲的，不仅与事先他们与中国人所达成的协议相矛盾，而且也违背了所有公认准则。结果他们要求法国外交部就对该公司的占有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明确表示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管理层保留要求适当赔偿的权利。尽管当时法国事实上还没有承认北京的新政权，但这一主张得到了拥护。而正是这一政策，在这个时期使得法国企业与诸如英国公司相比，遇到了更多困难。

（法国在华商人）对外交部长所提出的这一要求的结果是，法国外交部亚太司为法律部门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该公司在中国活动的历史与法律背景得到了讨论，该公司向法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也得到了适当的分析。[18]

该司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依照该公司的要求帮助那些选择留在中国、被雇用为当地职员、不再接受公司保护的法国雇员，同时，备忘录怀疑向北京提出抗议是否明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觉得官方的抗议与对赔偿的要求毫无成功的机会。

这份文件显示该司更为关心，甚至焦虑的是，如果法国政府放弃对这家公司的援助，那么从理论上说，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可能在未来向国家提出法律诉讼。该指导委员会对这一点的焦虑超过了对该公司实际面临的困境的关心，“公司的这封信可能构成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准备在未来向（法国）政府实施其追讨权的出发点。”这份备忘录向司法部门强调质问说：“能用什么样的法律辩护来对抗这家公司呢？”

该司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答复是极为明智的。它包括了法律部门所建议的策略。[19]它提醒该公司的管理层，法国政府对中国的新政权采取了否定立场，也就是不承认中国新政权，不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并解释说，接近北京政府是不可能的。在法国外交部看来，转向第三方请求帮助以释放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法国人，也是毫无用处的。它强调说，英国尽管已经承认了中国新政权，但也未能为（中国新政权）占有英国企业获得任何赔偿，因此任何法国外交努力都将面临注定的失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外交部将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至于其他在中国活动的法国公司，提一下液化气公司和远东氧气乙炔公司可能是有益的。后者的三家机构均在1951年中被中国政府接管（2月广州、上海，8月天津）。公司的管理层向法国外交部通报了事情的发展，坚持说中国人的行动是一种完全的事实上的掠夺。[20]

在中国活动的法国银行的事例，展示了法国在华企业在新政权的最初五年间所处的困境，以及新政权所采用的接管手段的另一种惯例。[21]

1948年2月，两家在中国活动的法国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与东方汇理银行为适应混乱的形势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在那个国家相关活动与责任的分工。举例来说，东方汇理银行将由此关闭在北京的机构，而中法工商银行则将结束在天津的运营等等。银行的功能也同样得到了划分。然而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反对这一协议。而倾向于完全结束其在中国的经营的中法工商银行，被迫继续保持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招来了（银行的）损失。[22]

东方汇理银行也同样深陷困境。到1948年，（银行的）累计损失已达到1.44亿法郎。一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5亿法郎。[23]

尽管形势困难，东方汇理银行的总裁让·劳伦特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相信在共产主义中国做生意是可能的，因而留在那里也是有道理的。此外，由于按照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新政权不可能永远存在，因而保持在那里的存在、为一个更加自由化的政权的建立做好准备就是很重要的。银行管理层采用了劳伦特的提议，结果使东方汇理银行成了在中国活动的最后几家外国银行之一。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站在北朝鲜一方卷入战争，引起了形势的剧烈变化。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极端经济对策，中国在美国银行的全部资产均被冻结。这一发展与北京和苏联及东方集团国家间的商业一样，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这一现实导致东方汇理银行在1952年请求完全关闭其经营活动。[24]

在法国人看来，到1950年11月，将中法工商银行赶出中国的所有实际目的都已存在。[25]但现实情况远比这一点复杂。中国当局希望看到这家银行作为一家集团公司即独立的公司，而不是作为一家普通银行（即分支机构）进行活动，这对银行的总裁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因为在一个变化了的实体中，中国人将在董事会中占多数。

到1953年，该银行的形势及其经理M.维克特的个人处境都进一步恶化了。的确，中国当局与那些中国以外的自由主义政府不同，对国家的、职业的和个人的范畴不加区分。他们使用每一种手段推动其事业，并且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毫不犹豫地向远离家乡的、脆弱的外国个人、经理和其他人员施加最大的压力。

外国银行受命向北京当局提交一份其机构的全部存款者名单。1949年以前的存款需要偿付。中法工商银行的一些机构在1948年12月的关闭，其资产与其到解放时尚未偿付的信用账户与债务向东方汇理银行的转移，都被宣布为非法。维克特不得不向人民银行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信息，并在上海开了一家临时登记与付款机构。

1953年4月18日，当地中国报纸的通告宣布说，按照官方的指示，前中法工商银行将让存款者提取他们在解放前的存款。[26]此时这家银行正向中国输入资金，以支付其运营成本。[27]只是在一年以后，偿付工作才告结束，剩下的未支付的欠款转到了中国人民银行。

尽管法国银行宗教般虔诚地遵守了当局的规定，已经继续在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连续服务5年，且健康状况不佳的维克特仍被禁止离开那个国家。A.M.马其内愿意留在上海，并被中国当局认可，成为数家被准许离开中国的法国机构的恰当替换人员。但由于某种原因，当局认为他不适合替代维克特做中法工商银行的经理。维克特因此被违背本人愿意留在中国，直到他管辖权内的所有事务得到处理，且当局表示满意：中国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时为止。在这期间，有关允许该银行从其巴黎总部提取硬通货转发至中国，以使维克特能终结在那里的生意的请求，被反复送往巴黎的相关权威机构。[28]中国的人质资本主义的政策在此得到了其狭义的图解。

与中法工商银行直接有关的另一根中法金融关系中的微妙与脆弱的纤维是：中法工商银行不愿意让北京的代表参加银行的股东大会。1953年的档案显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反复要求中法工商银行的董事们将1953年股东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告知其两位正式代表。他强调说中国在该银行中拥有股份，因此也就必须保护其利益，并行使作为一个股东的公认权利，参加公司的会议。[29]

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维克特仍然不情愿地住在中国。他的雇主们反复请求法国外交部尽一切努力，直接地或通过一个友好的第三方，向中国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以释放维克特。[30]然而这些努力毫无用处。法国的政治事务总局解释说：在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能做的事情很少。该局只是表示它希望银行在顺从了中国人的所有要求之后，维克特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允许离开中国。[31]

如上所述，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是这时在中国坚持到最后的几家外国银行之一。这家自1898年起在中国开始运营，此前建立于印度支那的银行，在人民政府建立之后同意代表中法工商银行。到1956年初，尽管面临着亏损和困境，并已在1950年关闭了其在昆明的支行，该银行仍然在中国保留着5家机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杭州。作为“五反”运动的后果，通常的商务与银行活动于1952年3月初就已经事实上终止了。东方汇理银行的这些机构由工会严密控制，并最终被固定化了。[32]在1952年2月，东方汇理银行当局要求北京市政府外事局、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关闭其在中国的经营，这一请求被拒绝了。1949年以后，与其他外国企业一样，这家银行也面临着在中国出售其固定资产与解雇其过剩劳动力的困难。银行的管理层也同样不得不为其欧洲籍的经理们获得出境许可的关键问题而奋斗。例如，上海分行的经理让·莫林曾在某一阶段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向当局施加压力，以发出必要的出境许可。在其答复中，莫林解释说：只要“五反”运动还在继续，任何出境许可的要求都是不成熟的，而且会引起中国方面指责法国人寻求逃避责任。因此他反对这种做法。[33]

1953年2月20日，中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外国银行用人民币（中国新的、反通货膨胀之后的国家货币）偿付其客户（存款户）在1949年以前所拥有的账户（这些账户拥有的是通货膨胀了的中国旧货币）。[34]

那么这项新法律的确切内容是什么呢？它规定全国银行机构内遗留未解决的解放前所有账户（包括外国银行），都应该根据指定的方式和规则予以支付。它特别指出，所付的款项限于本金，而不计算利息。然而同时这项法律却包括了一项激怒外国银行的关键因素，即：存款户将因所谓的伪币的贬值而得到补偿（以一个附录的复杂表格为依据）。所谓伪币就是在国民党时期使用的法币。虽然这谈不上是完全的赔偿，但是离那个赔偿率（取决于账户的年限、账户的种类和数目）也相去不远。如果存款户在一年内没有提取存款，银行就必须列出一份名单，并将其余额转向中国人民银行，以使这些账户全部归国库所有。银行同时还被要求检查解放前的“官僚资本、战犯、叛徒与反革命分子”的存款，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做出报告。由此一旦没收的决定做出，相关的款额将被上缴国库。[35]

毫无疑问，中国的这项法律的目标之一便是达到压榨外国银行的效果，是为了震动他们并迫使他们从海外汇款以支付这些账户。[36]

外国在华银行的态度是，按国际公认准则，让银行为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而负责是不公平的。他们争辩说，这项行动是以不道德的前提为基础的，并且违背了所有国际公认的货币惯例。此外，外国银行由于日本结算者的不公正，以及顺从国民党政府退款法案的规定，已经两次代换了客户的存款价值。由此也就不应该再做出进一步的牺牲。[37]

这项新法律将外国在华银行置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们努力与英国银行就这一问题交换了看法。麦加利银行做出了决定，认为法国和英国银行最好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申请，解释现状，并敦促他们向北京就这一新的规定提出正式抗议。[38]银行也试图对抗新的规定，争辩说，根据国际协议，银行不对一种国家货币的贬值负责。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的要求是以不平等和不道德的前提为基础的，并违背了所有国际公认的惯例。

像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一样，东方汇理银行试图获得巴黎政府的支持。银行的经理们向负责外国事务的法国政府国务秘书写信，表达了对其机构在中国所面临的困难的沮丧。再次强调了中国当局拒绝允许银行解雇非生产性的剩余职员，也强调了欧洲籍经理们事实上在中国被扣为人质这一敏感问题，（“我们的法国职员们被扣为人质”）。最后这封信强调说：“结果，我们不得不每月向中国支付外币，以维持我们的机构。这些钱来自我们那些被出售的财产。这损害了法国国家的利益。”[39]马科穆里奥估计在1954年和1955年，该银行的巴黎总部向中国输入的资金，相当于几乎全部其在法郎区之外所收到的美元和英镑收入。也就是相当于9640万法郎的美元，相当于8760万法郎的英镑。这些数额分别占该银行纯收入的9.3%和11.8%。[40]

该银行的管理层相信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例如在1954年，围绕着中国人拒绝承认银行对其某些建筑的所有权，造成了一场新的危机。这导致了占据这些产业的中国政府部门停止支付租金，以及对杭州分行办公建筑的征用。[41]不过这看起来是惟一的一起直接没收案例。法国总理艾德加·夫尔得到了这一事件发展情况的直接报告。[42]

该银行关闭其5个仍然在运营、但已日益成为一种负担和难堪的分行的愿望进一步增强了。“只要不能达成一项协议，东方汇理银行的三个分行……将实际上继续成为在中国的囚犯。”[43]而且，“这些人质的存在使中国当局可以向东方汇理银行进行真正的压榨，使其被迫每年向中国中央银行送交相当于25万到30万美元的硬通货，这些都来自法国人的外汇储备。”

银行的报告指出，他们的主意是趁中国商务代表团在法国旅行，参加里昂博览会之时，让中国人知道如果中国确实寻求跟法国的真诚的贸易关系，那么法国在华银行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44]

一年后，1956年5月法国银行与中国人进行的谈判带来了双方间的一项协议。中国当局向法国方面，不管是代理机构还是总部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因此在法国方面看来中国人积极推进的、最终被银行代表接受的这些协议条款“只是一场真正的掠夺”。[45]

只是由于这一协议的结果，那些仍在运营的分行才得以关门。上海分行变成了一家清算局，而欧洲银行的最后一个代表保罗·科维奥斯在1960年4月的去世结束了这些银行在那块遥远的土地上从事了超过60年的活动。[46]

那么在这项协议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呢？主要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协议，正式地说，并不是由中国政府和这家银行签署的，而是由一个独立的中国公司——大华企业集团与东方汇理银行签署的。中国方面在与英国人签署类似协议时，也诉诸这种做法。协议中的两个实质性条款清楚地表明，银行同意向中国公司转交其全部在华资产——建筑、库房、库房中的物品和所有权（合同、证书等等）。而中国方面则同意承兑该银行在职员、税收和其他（本地货币的）承付款项等方面的欠负。[47]从中国在美国被冻结的账户这一角度来看，最后一点当然具有重大意义。

在向法国外交部通报事件的发展情况时，该银行的管理层清楚地表明：5月25日的协议是在压力下强迫签署的。这一事实使这项协议毫无道德价值可言。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方面甚至没能设法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项承诺，保证其在中国被扣为人质的欧洲籍职员在协议执行之后获得出境许可。银行管理层沮丧地补充说，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这些牺牲是否没有白做。

还能怎么描述这项协议呢？该银行最终放弃了其在很长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一切，包括盈利的和不盈利的资产。而仅仅获得了对方一项对本地职员的金融责任，也就是一项因解雇他们而进行赔偿的承诺。

东方汇理银行自1950年12月17日起被美国政府作为对抗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而冻结的存款，法国人和其他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中国金融资产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在战后，中法两国间关于发展商务关系的谈判持续进行，一个法国商务代表团甚至在1956年访问了中国，但这一点仍然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中国人一直保留着要求这些存款安全返还中国的权利。[48]的确，这一问题一直纠缠着中法关系，直到1979年，美国人最终才将法国人（和其他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解冻。[49]这一发展不仅为中法商务关系，也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扇在20世纪50年代关闭的门重新打开了。

[1]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研究成果，如谢爱伦：《人质资本主义与在华的法国企业：中法关系的隐含因素》，载《中国研究》ⅩⅫ，第1号，1993年版。M.Meuleau（莫里欧）和Marie-Claire Bergere（马里耶—克莱雷·贝热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1948—1952年）》，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第二届近代经济史研讨大会，1989年1月。

[2]谢爱伦：《被质押的资本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资企业的关闭》，载《英国历史评论》CⅣ，No.410（1989年1月）。

[3]D.C沃尔夫：《确保利益：英国对中国的承认（1950年）》，载《当代史杂志》ⅩⅧ（1983年），第299—326页。

[4]比如，A.Oraison: 《法国对中国的承认》 （Memoire, Aix-en-Provence, 1066）毕竟法国的司法和警察力量远不可及，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人的罢工和示威。

[5]巴黎高等学校中国问题中心的采访记录，1991年。中法工商银行档案，第18卷，“1953年8月法国在华企业名录”。

[6]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1944—1945年）》（中国）卷300：《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档案》1950年6月（公司档案日期，会给研究者带来不便）。也见1991年对巴黎高等学校中国问题中心的采访。

[7]亚洲太平洋卷300，《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档案》1950年6月。稍微低一点的估计值见1953年12月17日公司给法国外交部的信。其估计值在1000万法郎左右。

[8]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董事长和经理于1953年12月17日给法国外交部的信。

[9]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0，《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档案》1950年6月。及1950年7月公司董事会主席给外交部亚洲事务局的信。

[10]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 1949年10月6日维克特致赛格。

[11]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 1949年10月6日维克特致赛格。亚洲太平洋卷301。公司董事长和经理于1953年12月17日给外交部的信。

[12]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 1949年10月6日维克特致赛格。

[13]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0，《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档案》1950年6月。及1950年7月公司董事会主席给外交部亚洲事务局的信。

[14]1953年11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Buzan先生致法国外交部的信，1953年11月5日。新华通讯社《每日电讯》1953年11月3日。

[15]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 1953年11月3日。

[16]同上。

[17]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给法国外交部的信，1953年12月7日。

[18]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给法律部门的信（未注明日期）。

[19]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301，亚洲太平洋局给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信（未注明日期）。

[20]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93，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给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的信，1951年10月9日。

[21]有关银行命运的主要信息资料来自东方汇理银行的档案和法国财政部财政预算局（主管对外经济联系）档案。

[22]有关银行在1950年之前所遭受的严酷考验的更多细节，见巴黎Berci法国财政经济预算部对外联络局档案B30986；中法工商银行面对中国政府所处的特殊环境，1951年3月2日。以及，亚洲太平洋卷275，维克特给中法工商银行赛格的信，1949年10月6日。

[23]法国财政部对外联络局档案，B30986：中法工商银行的特殊处境，1953年3月2日。和M.莫勒欧：《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1948—1952年）》，第466—467页。

[24]同上书，第467—468页。

[25]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中法工商银行的特殊处境，1950年11月28日。

[26]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

[27]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9卷，中法工商银行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1953年4月27日。

[28]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中法工商银行给外交部的信（未注明日期）。

[29]见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 1954年4月12日。

[30]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中法工商银行副总裁A.比西1954年8月25日给外交部的信。

[31]法国外交部档案文件：亚洲太平洋卷275，法国外交部政治事务总局给比西的信，1954年9月8日。

[32]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18卷，会议记录，1954年9月8日。

[33]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18卷，会议记录，1952年4月21日和4月23日。也见1991年6月13日对莫兰的采访记录。也见上一注释，1953年9月30日有关天津分行经理沃谢试图离开中国时，召开的有关会议记录。

[34]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9卷，法美银行致东方汇理银行的信，1953年3月19日。

[35]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18卷，1953年由法美银行翻译。

[36]《纽约时报》1953年3月17日。

[37]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9卷，1953年4月9日，三家外资在华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给法国副外交国务秘书的信。

[38]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9卷，两家银行于1953年4月的来往信件。

[39]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8卷，马克西姆·罗伯特给国家经济事务秘书长及对外经济联络局的信，1955年6月23日。

[40]莫勒欧：《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1948—1952年）》，第516页。

[41]莫勒欧：《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1948—1952年）》，第516—517页。

[42]罗伯特1955年6月23日给对外经济事务局秘书长的信。

[43]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8卷，1955年6月1日东方汇理银行的所处景况。

[44]同上。

[45]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8卷，弗莱尔和米诺给法国外交部的信，1956年6月15日。

[46]莫勒欧：《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1948—1952年）》，第516—517页。

[47]东方汇理银行档案，第8卷，1956年5月25日。

[48]协议的原文见附录四。（未译出。——译者）

[49]见如35 IS 17，La Banque de l'Indochine to Ministere de l'Economie，DREE, 1980年8月19日。

第七章

非直接国有化及其后果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希望关闭的英法企业都已获得了关闭许可。他们撤出了所有的外国员工，并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资产。[1]

在我们所讨论的整个这一时期，北京的人民政府针对外国资本家所采取的政策，反映了在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也就不能离开这一点来加以孤立的讨论和分析。1955年毛泽东决定将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为全行业的合营，这一做法后来得到了扩展。

到1956年初，92%的私营工业企业已成为公私合营，75%的私营商业也得到了这种改造。很快资本家们便因他们的资本而得到了年利息率为5%的补偿。[2]

北京对于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特别是英法企业的政策无疑是承接了帝国主义历史的中外政治外交复合体的一部分。这里还存在着全球性的政治考量。按中国官方的观点，英国的商业社团是一种外部世界的延伸。可如果对其施以无法忍受的极端压力，将可能导致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令人不快的地震式回响。这一点与向本地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完全不同。在财政上也是这样——而这一点正是应该被强调的主题——许多在华英国企业实际上是多国跨行业大公司的分支机构。这一事实被中国当局转换为其完全的优势，并逐渐加以利用。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只是在日内瓦，在那次国际会议的独特环境下，中国人才修正了他们的策略，以此实现了中英紧张关系的最终淡化。[3]与此同时，运用延迟发放经营许可的策略，中国当局有意造成了企业的债务积累到与公司资产相当或更多的程度。债务积累时间的长度是由行使其主权的人民政府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外国企业决定的。这些外国企业，正如汤普森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此时已屈从于新政府所强加的条件。在谈判企业关闭的条件时，中国政府坚持所有在关闭之前签订的合同都要完全执行。他们拒绝承认合同中有关在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阻止了合同的实施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因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关闭的条款。甚至威胁要起诉那些不执行这些合同的公司。[4]

对外国企业直接与非直接国有化的法律因素，虽然不是本研究的首要问题，但仍然值得注意。像许多有殖民地经历的新独立国家一样，中国对国际法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有所保留。对外国人资产的国有化向来是国际法中最具争议的领域，也是能最为深切地体会到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冲突与变革的焦点。按某些国际法律师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争议）的看法在其形成未来相关法律方面有着主要的影响。[5]

现有的国际法的实际主体主要来自西欧，它是欧洲思维意识活动的产物。其最关键的因素来自欧洲信仰的共同源泉。[6]因此问题是中国和其他新的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感觉到他们应该接受这些准则。保守的国际法律师们争辩说，这些国家应该受到现有国际法原则的制约。其他人同样基于其法律辩护的立场，对此表示怀疑。后者所采取的看法是，那样一种观点是不健全的。他们坚持说，说到底新独立的国家没有机会参与这些国际法原则的创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欧洲国家用来束缚他们的。[7]

在这一点上的民族主义动机通常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在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和那些多年来一直独立，但只是后来才获得足够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以抗衡强大的外国利益的国家里，摆脱外国资本的统治是一种普遍而又深入的愿望。[8]你可以争辩说：只因为是外国的东西便歧视外国资本，只能引起国际贸易、本地就业与社会福利的衰减。但中国和许多其他新的国家却采取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仅为自己的人民[9]保留与利用自然资源的愿望，以及经济独立的强烈渴望，是真正的政治独立的必然结果。不用说在苏联以及在中国（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直接的与非直接的国有化的发端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成的。[10]

无论如何，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案例中，应该强调的是：事实上正如E.劳德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成功地保有了某些最现代化、最繁荣的在华商业企业而没有招致公愤，或者招来由于直接没收而引起的财政欠付。”[11]他们当然没有支付任何赔偿，而是进行了一场独特的“反向补偿”或“慢动作国有化”的进程。大多数英国、法国和其他外国资产由此落入中国人的手中。仅怡和公司就估计留下了3000万英镑的财产。[12]而外国帝国主义存在的另一根支柱英美烟草公司，则注销了一笔约5000万英镑的损失。[13]

对很多被扣为人质的企业来说，留在中国的资产只占了其全球利益的一部分。但某些小企业几乎丧失了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被迫一笔勾销式地放弃了他们通过几十年商务活动积累起来的资产，以不再继续扔进更多毫无回报的钱的方式赎出他们的职员。

说到底是一种模糊不清的、马列主义所定义的“帝国主义剥削”的终结，标志着外国，特别是英国商业和制造业企业在中国的结束。从那时候起，惟一存留的希望已不是一个传奇式的商业黄金岛，而只是未来的对华——一个由共产党统治、受到许多国家抵制的中国的贸易。

英法在华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的关闭情况，大概比此前的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展示了从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竞争与剥削转向国民革命时代、从外国主导的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转向中国自己成为主人的工业生产的过渡阶段的本性。现在流行使用跨国集团（一家在一个以上的国家里拥有或控制赢利资产的企业）这个术语。[14]可以说这样一个集团，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里达到其目标，需要大量的影响和能量。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软弱，则是这种外国企业成功经营的先决条件。某些种类的企业常常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国中之国”。这一地位使得他们能讨价还价，甚至指定条件。他们的活动有时对他们的东道国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如此的强大，中国和其他战后新独立国家才认定在他们有能力的时候，摧毁这些跨国集团是必需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事例中，对电讯、采矿等行业的国有化，是事实上的非殖民化的第一阶段。在中国的情况中，这一进程虽然与后来的许多事例大体相似，但仍然有其独特的征象。

正如在19世纪中叶，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领域内的不平等，使欧洲人得以穿透几乎封闭着的中国市场一样，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革命者运用了你可以将之称为“地方不平等”的手段，使他们自己摆脱了外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束缚。一位怡和有限公司的主管在用基恩·汤普森所谓的“成为人质的资本主义”总结该企业的经历时，描述了外国剥削在中国的结局。他说：英国人到达世界的那个部分（指中国——译者）时，只带去了很少的财富。因此即使是按对事件的最坏估计，这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种因果报应。[15]

到1955年底，中国新政权看来失去了用劝服和歧视的手段来控制私营企业并将其转为合营企业的信心。此外，正如埃克隆所说的那样，养育私营商人的需求已成为过去，[16]此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成为一种可能，因为农业集体化已经成功地完成，而国营工业企业的产量已经远远超出私营企业的产量。因此在1956年1月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将经济的所有私有成分都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至于英国企业，总的来说他们发觉这时他们的职员获得出入境许可比以前容易了。但终结与关闭其业务的进程仍然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缓慢。留在中国的、已经缩水了的英国社区，在1955期间甚至进一步缩减。[17]与此同时，中英间的贸易关系获得了一定的动力。英国人获得了出口客车、化学制品、药品、染料、塑料原材料、羊毛、外科与医疗器械、科研仪器和电器设备等出口合同。不过中国政府没能成功地获得让英国供应战略物资的合同。在1955年的上半年，英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420万英镑的物资，进口了价值580万英镑的物资，而1954年同期，出口只有290万英镑，进口了390万英镑。中国运出了新闻用纸、合成板、茶叶、罐装肉类和水果、沥青制品，苛性钠、丝绸纺织品，生丝、动物皮、地毯用羊毛，猪鬃毛，桐油、猪肠衣、蛋类制品、手工艺品、奶制品、景泰蓝瓷器、黑羊毛、香精油、山扁豆皮、羽毛、化学和矿物产品。[18]

在北京看来，给英国对华贸易强加的“人为限制”，即伦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跟随美国试图向对华贸易强加禁运措施的决定，妨碍了中英之间的贸易。1913年，两国间的外贸总额达到1亿美元以上，而194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略微超过2300万美元。1949年，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这一数字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和快速的增长。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贸易总额上升到了7300万美元。然而由于英国的禁运政策，两国间的贸易额再次跌落到了战争期间的约3500万美元。英国对华出口在其1953年的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只是1938年的1/3。正如我们所显示的那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更进一步的衰退。而到1954年、195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19]

“被俘获的资本主义”，或者“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这些用来描述1949—1954年期间在中国的独特发展与英国企业在那里的命运的术语，刻画了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经营活动几乎是毁灭加羞辱的最终衰退。此外，这些术语还显示了多年来被认为是虚弱的、作为帝国主义袭击目标的一方，设法出乎所有期望和预料地反转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将其变得对自己有利。

至于英国人，由于欧洲的问题和日本的推进而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缩减了在东亚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系统的经济与政治挫折之后，战后的英国正经历着一种被描述为“帝国主义要素”，或“帝国主义残余”的短暂换班期或痉挛期。[20]这一时期之后到来的便是我们上文描述和分析的那种前所未有的局势。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对深陷在他们的国家里、长达一个世纪的外国利益的做法，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在这里所讲述的事情的最有意义的一点，也是被主要的研究者们忽略了的一点，就是这一事件在那个时期的独特性。与许多作者按常规所描述的对外国资产的没收相反，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生实际上的征用。只是在经历了一个非直接的、拖延了的进程之后，国有化才实际发生。而也正是因为这一进程的独特性，以及相对长的时期，中国的新政权才达到了，甚至是超越了它自己的目的。

[1]吕阿尔：《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第140页。

[2]《祖国周刊》第198号，1956年11月。

[3]见周恩来1954年8月11日在第33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的报告。新华通讯社时事背景，第288号。

[4]有关怡和公司的困难和它的船运机构的详细情况，见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32—133页。

[5]M.索尔纳加：《追索外国财产》，兰开斯特，1986年版，第1页。

[6]M.索尔纳加：《追索外国财产》，兰开斯特，1986年版，第3页。

[7]同上书，第5页。

[8]G.怀特：《外国财产的国有化》，伦敦，1961年版，第24页。

[9]同上书，第28页。

[10]B.A.沃特利：《公共国际法的征用》，剑桥，1959年版，第115—116页。也见I.福伊黑尔：《国有化与补偿》，哥本哈根，1964年版，第10页。

[11]吕阿尔：《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1949—1958年）》，第140页。

[12]同上书，第141页。

[13]科克伦：《中国的大商业：中外在烟草工业的竞争（1890—1930年）》，第200页。有关德国公司，见贝恩德·埃贝斯泰因：《汉堡—中国：合作史》，汉堡，1988年版，第293—296页。

[14]菲尔德豪斯：《“新的帝国体系”？跨国公司作用再考》，第236—238页。

[15]引自汤普森：《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非直接国有化及人质帝国主义政治（1947—1954年）》，第167页。

[16]埃克隆：《共产党中国对私有企业的延期征用》，第243页。

[17]FO 371，120864 FC1011/1 China: Annual Review for 1955, O'Neill to Selwyn Lloyd, 1956年1月16日。

[18]共产党中国问题研究丛书，联合研究机构，香港，1956年11月。

[19]《人民中国》1954年7月16日。

[20]谢爱伦：《英国与中国》。

附录一

伦敦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

（太古公司）从中国撤离（节选）

（致伦敦外交部副大臣）

1956年1月26日

第一章

从19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到1954年底太古公司全部撤离中国，这一时期可以很容易地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巩固时期

这一阶段是从1949年的解放到1952年底，即到1952年夏天的大规模“五反”清洗运动之后中国开始稍事喘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劳工得到了主心骨和鼓励，作为对其支持人民政府的回报，他们可以从其资本家雇主那里榨取一切，尽其所能地制造损害，敲诈勒索的现象极为常见。

中国制定了基本法律，规范了诸如劳务关系、外汇交换、保险、关税、税收等事务。这些法律理所当然的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性质的，其目的是让多种中外私营经济最终停止经营。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在上海沿岸的封锁，实际上提供了帮助。

二、控制时期

这一阶段是从1952年底到1953年秋天。此时颁布的法令强化了向社会主义的驱动。

此时中国政府已牢牢掌握了权力。“五反”运动已经在所有人口中注入了对毛泽东的恐惧。此后劳工也不再称王了。一方面鼓励劳工在外国企业中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在政府经营的企业中将他们置于更严格的纪律之中，这样自相矛盾的政策已被废弃。虽然劳工从来不是驯服的，并仍然在必要的时候被当局用为政策工具，但他们已不再是主要令人头疼的问题了。到这时，商业生活中最为致命的一面是政府加强在所有问题上的控制与限制。以前，要是你能找到一个租户，就可以用出赁一座未被占据的仓库或房屋的办法来诚实地挣到一点钱。现在事实上已不再可能利用空闲的东西，以得到新的合同而获取利润。官方的压榨已不再有任何伪装。

三、急不可耐的时期

这一阶段是从1953年秋天到太古公司投降的1954年底。

此时，中国当局已经有了必要的机构，并准备好了接管太古的财产。他们急不可耐地要获取这些财产。官方的压榨没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产生必要的结果。因此合法性的、尽管是虚伪的外衣时常要被揭掉。而使用甚至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在他们的报复性的法律中都不可能有任何基础的措施，已经成为必要的了。

第二章 背景

简单地介绍一下太古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在中国的地位是必要的，由此将更容易理解有关其衰落的情况。

太古公司的中国总部在上海。在上海太古公司是中国航运有限公司、蓝烟囱航线公司、国家保险公司以及太古精糖有限公司的代理商。他们还经管着霍尔特的码头、东方颜料清漆有限公司，此外还有一家联合贸易公司——斯维尔及麦科兰有限公司。

在解放时，属于这些企业的主要财产有……

（在此有一份财产清单）

……

1951年底太古公司停止了所有的保险业务，因为其所代表的保险公司在一项新法律实行后，对是否继续其业务变得小心翼翼。这项法律要求公司在中国，以中国货币存放相当于任何时候最小风险总额的100%的储备金。在这一规定面前，所有的外国公司都撤离了。

……

在此，私营企业在每个地方的灾难性衰退，并不构成对革命者的控告的一部分。设定某些在中国签订保险合同的先决条件是他们权力范围内的事情。而要是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可能遵守这项条款，那这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记号。商业衰退引起更少的货物流进仓库，或颜料客户需求量减少，这只不过是革命的一个间接后果。当局宁可通过铁路将货物送往香港，以便在港口重开时，可以节省使用外国船只而引起的外币运费。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在谨慎从事。那些不幸被卷入革命之中的人必须等待受难。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种深思熟虑的禁止公司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情况的政策。现在看来，那些政策的目的首先是尽可能地从商业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然后再确保那些公司免费无偿地上缴他们所有的资产。

这一政策的实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1）操纵劳工。

2）禁止出售资产。

3）无视司法公正。

4）税收。

5）强力限制收入。

6）神经战。

我们将依次或随机检验这些措施，我们不需要为了支持我们的主要论点，费尽心机地选择事例。

第三章 劳工

必须搞清楚的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部分行业中盛行的工会与西方的工会毫无共同之处。这些组织的建立只是为了实现当局对劳工的控制。在第一阶段他们还可以在攻击资本主义方面采取某些主动，以后他们就只是按指示行事，并证明他们是最有效的工具。

……

由此没有劳动局的最后同意，就不可能节减工资或裁减职员。与工会的谈判等于是连续几个小时地听幼稚的应酬。而劳动局则没有任何理由同意裁减计划，支持减少支付多余员工工资的海外汇款，或会引起劳工的敌意，或增加它自己的失业问题。

……

1952年底，一位欧洲籍职员离开了上海。在第一阶段，当劳工们还在受拉拢时，一个欧洲人的即将离去是仆人们提出过高要求的信号。这些要求通常都得到满足，否则这位职员的行程就将被拖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只为几百英镑的缘故而延长他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事后看来，可以清楚地看见，在解放后的第二阶段，这一类的敲诈不再受到官方的鼓励。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太古公司认为，在仆人没有采取措施，耽误欧洲职员的离去时，为职员们的缘故而与仆人们的过高要求继续进行争辩是明智的。让他们感到恐怖的是，几周的争论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局裁决那三个仆人不能够付款就走人，而是要加到企业的工资单上去。他们的理由是，企业给那位职员付了足够的钱，以雇用这些仆人，因此他们是企业的间接雇员。有关让这些人付款走人的争辩由此开始。在按照法律依常规程序而提出的要求被照例拒绝以后，向外事局的上诉似乎起了作用。他们在1954年3月付款走人了（此时日内瓦会议正在准备之中）。他们什么没做就获得了15个月的工资。

……

太古公司不仅是几乎不可能裁减职员，而且现有职员的开销也增加了。在解放前，毫无疑问的是外国企业而不是中国人，与其员工以不确定的方式协调有关福利与退休金的问题。解放后劳工们被教唆尽可能地榨取其雇主。其方法是完全非常规的。他们把经理在办公室中锁一整夜，睡到经理家里。经理们常常过度疲倦，但只要他们一出现，就会受到纠缠。重要的官方决定要等到企业投降才会做出。而官方并不认为扣压（人员）出境许可是太粗鄙的做法。

……

1951年初政府引进了劳工保险计划。这一计划向员工提供所有的医疗费、福利、退休金或养老金。100个人以上的企业可以每月由雇主缴纳相当于其工资的3%，以获得许可。在某些最初的迟疑不决之后，政府裁定外国企业不能获得许可。但其员工追求相应福利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太古公司与职员进行了有关医疗与福利计划的谈判。但很快由于员工方面的任意夸张与完全不负责任，这一计划的开销就上升为天文数字。由于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他们便只是坐在那里考虑他们的健康问题，并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而去诊所。在那里医生工作的价值就是找出他们所得的小毛病。

……

在员工阻止汇款的问题上，以下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这封信是由公司在重庆的经理于1951年11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通告了某些财产被收购征用的情况：

“至于上述财产所带来的收入，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在收到时立即汇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这些收入的支票是由官员当着我们职员的面交给发票人的。而这些职员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无工可做了。由此他们逼迫我将这些钱存入银行，接受他们的监督，直到解雇的问题得到解决。”

无论是什么原因，这笔钱从来没有到达过上海。

……

第四章 禁止出售资产

解放以后通常认为，那些不被红色政权所承认的国家的国民，其资产是不能被出售的。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有法律基础，但是普遍相信这种阻碍只限于不动产（不过汇丰银行在1953年将其在北京的综合楼卖给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也有人相信任何国民的生产性资料都不能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出售。法律是否认可这一点也不清楚。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在解放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限制就相当普遍地实行了，并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

例如：

……

一份1953年10月14日，上海公司向外事局所进行的流产了的抗议的摘要，突出显示了这些限制措施所产生的挫折感：

“我们接到公共劳动部的指示，要对在浦东的一些建筑进行某些修理，该建筑主要是由一些擅自占用空房的人使用，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收入。为了进行修理，我们想使用一些波状铁板，这些铁板被用作我们在浦东产业中一块地方的围墙。这块地方对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用处，而那围墙已经由于留在露天而日益损坏。但港务局拒绝我们修理围墙……那些围墙是我们的，我们应该可以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它。”

……

第五章 无视司法公正

档案中只有极少几个案子的判决是对外国企业有利的。作为一般的规则，上法庭意味着不利的判决。对这种判决进行上诉，通常是许可的。但由于上诉而带来比某些轻微的细节改动更多的变化的事例，在档案中是不多见的。

这里的司法制度是让双方都出现在法官面前，那是一个很小的、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木头板凳的房间。原告开始陈述案情，然后是被告述说。与此同时，一名书记员记录所有一切。几天以后，一份书面判决可望送达，并给出判决的理由。一切都非常原始，更像是一场非正式的仲裁。但如果法官公正无私，那么即使在这样一种缺乏司法系统的情况下，这一程序对大多数目的来说，也许是够用的。不幸的是，正如下面我们所随机选取的那些案例所显示的那样，在与外国人有关的案子中，中国法官的公正性十分可疑。

有失公正的案例：

1．一位自行车停车场的管理员，在1953年向上海公司出示了一份破烂的送货定单，货物是53袋白糖。他宣称这些货物是在1938年运到汉口给他的。由于时间太长，以及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文件损失，整个案子都笼罩在一种不确定的气氛中。不过有理由相信那些糖到达了汉口，并被停放在那里没有人领取，直到日本人不久之后接管。无可否认的是，原告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做出努力，从汉口领取这些货物。此外，送货定单是给一家中国企业的，该企业从那时起就已经停止运营。这家企业并未允诺将这些货物送给原告。由此按通常商业惯例，原告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指望（以期获得赔偿）。然而判决却对他有利，而且一定相当使他吃惊，因为随后他就主动提出就判决的数目进行妥协。公司没有妥协，上诉了。但只是成功地削减了判决的数目，保证更实际地估算那些糖的价值。该公司被法庭口头告知，不许再进一步上诉，而且如果不在指定日期支付款额，就按轻视法庭处理。这场官司花了公司800英镑。

……

第六章 税收

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也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加速让资本主义出局，共产党的税收结构是不健全的。面对解放后中国最大数量的榨取，世界上的许多税务官都会皱起他们的眉头。但只要法律本身不是歧视性的，并且是公正执行的，那么压迫性的税收也就只是要在中国做生意时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而已。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公正并不是不变的法则。而事实上在北京对600名被召集起来的工业界头面人物，就他们所要面对的后果而进行的公开威胁，是在公开承认为获得政治上的方便，强行税收是可以实行的。

这一税收结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当然是可以预计的，因为共产党人不得不从头开始，许多案例都有待澄清。由此那条强迫推行的，总是先付款（实际上是付得过多），后申辩的原则是很难公正的。特别是当经验显示，超额的付款很少会被返还。中国航运公司与其他航运公司不同，既经营仓库，也经营船只。这家公司直到离开（中国）之时也没有就其收入所得税的评估依据得到批准，尽管他们不断地催促当局。按照临时评估依据，他们在1951—1953年差额支付了大约1万英镑。税务局总是保证，一旦税务评估依据确定，就返还这部分资金。事实上这笔钱从未返还过。偶然拖欠的税款会招来每天0.5%的罚金，而反过来却不一样。

在税务评估之前，太古公司被禁止将贬值从收入所得税中减去。从原则上说，这一减免是许可的，也存在着详细的条例规定这一减免应如何计算。然而事实上不可能就太古公司的价值（所进行的评估）与当局取得一致意见，这样贬值的数目也就没有了基础。只是为了达到征收房产税，以及在政府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的目的，财产价值的估算才会出现一致。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是，没有一家外国企业曾经为贬值计算的目的而与当局在其资产价值上成功地达成一致。确信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已这样做了。

外国公司也被禁止就其在海外支付的开支，例如，欧洲籍职员的工资、总部的费用、技术咨询等等，而获得（税收的）减免。太古公司就从未得到将其在全中国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许可。例如，将中国航运公司在一个港口的损失抵消该公司在另一个港口的利润。并没有法律禁止这一做法。正相反，政府宣布纳税人可以申请全国范围内的合并，上海的太古公司提出了必要的申请，但毫无音信。

下面引用的两个例子说明税收条例内不严谨的用词，给了税务官进行歧视性处理的大量余地。

计算利润或亏损时，不允许按开支计入的两项是：

“雇员的工资未经批准而超出行业平均报酬标准的部分”以及

“退休金中超出相关劳资法律或劳资合同所规定的数目的部分”

在第一点上可以放心地说，所有太古公司的雇员都比他们的私营或政府企业的同行的报酬要好，由此对他们的工资的减免有利于对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的解释。总的来说，在这一点上，当局是公平的。但是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发生在长沙。在那里，不久超出的部分被禁止减免，而且就1949年以来的和上述规定有关的全部工资数目都得不到减免。在别的努力都失败之后，一份递交给周恩来的书面申请也没有使当局采取任何纠正行动。

第七章 有关收入的强行限制

1951年，中国的许多港口对存放空间的要求上升，并不断增加。国营企业已站稳了脚跟，经营数额开始增长。它们需要向太古公司租借仓库。太古公司在大多数地方拥有的存储空间在现存存储空间总数中占相当重要的份额，相当数目的收入由此产生。例如：在汉口、广州和汕头，公司此时已远远不止是在财政上自给自足（按本地账目计算）。在宁波和上海，把仓库的维护费用计算在内，这些公司也不比别的公司差多少，它们有望做得更好。但这一情况完全与中国人的想法不符，由此他们采取了以下步骤：

1．防止这些财产带来新的收入。

2．设法使现有收入下降。

在1953年初，政府的化学公司向太古公司保证说，如果它们的哪一家仓库的日用品存放架被腾空了，或者建成了新的一层，他们将很快租用。公司花费了相当大的投入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但这一租用从未实现过，因为负责监督码头区的港务局不允许租借。

……

一根用来打击太古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新棍子”此时被制造出来。来自天津、汉口、汕头和上海的报告几乎同时发出了有关当局要求对产业进行大量修缮的消息。小一点的港口也卷入了这件事情，但规模要小一点。

1954年2月，天津的公司报告说，政府的承包商提出了约12000英镑的预算，以完成当局要求仓库做到的工作。这实际上是要重建这些仓库，这显然是不可能进行的。特别是在那时，这些仓库完全不带来任何收益。

……

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从这些要求的规模及其与对这些产业的要求的相关性来说，这一问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

上海的太古公司有时会因为没有顺从修缮的指示而受到指责。按照他们的看法，在当局（大概是仿效天津的模式）就要采取行动时，公司恰好宣布了放弃其全部资产的决定。

同往常一样，上海公司也遇到了在其他层面上的要求。承租人提出极端的要求。例如整个仓库区的全部电线更新、修新路、修新的楼层等许多要求，而且承租人开始拒付房租以支持上述的要求。与此相对抗，太古公司相应地扣发工资。但由此给自己造成了大量的劳工纠纷。结果没一项得到迅速解决。

重要的是，在一些港口的港务局，大体上可以为他们的行动找出法律依据。尽管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把他们的解释过度延伸成了最大幅度的行动。从这些行动在各地的时间来看，可以负责地说，这些行动都是根据来自中央的指示而进行的。

当局总是能为自己的大多数报复行动的法律公正性找到一条规定。这样说，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国家是无所不能的。如果法律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权力，那他就可以轻易地修改法律……法律所给予的权力毫无疑问地被政府为其自身的非法目的而误用了。当一个没用过的码头被要求进行疏浚和整修时，当局的目的除了增加业主的财政紧张，并由此敦促其投降，同时又确保这份未来的礼物会更有价值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第八章 神经战

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煞费苦心，因为共产党国家的严厉统治是尽人皆知的，但这种统治的影响仍然不应该被低估。一家企业的经理成了负责人，并对企业内发生的任何性质的事情负有个人责任。共产党人无视这位经理只是海外总部的一个下级，他们对此毫无兴趣。来自各个层次的无数压力都聚集于这样一个焦点上，大概是为了确保企业最终默许某些要求，而这些要求如果不用疲劳战术通常是会被拒绝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局也很明显地原则上不允许经理换人。在这方面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达到使人恐惧的目的，当局使用了心理上的手段。例如在上海，1953年底，当压榨逐渐强化之时，本企业在1950年和1951年的某些贸易活动被指控为非法。这些活动在当时都得到了当局口头同意，而且也不违反任何已知的法律。但是一个调查组进驻了。他们用了几周的时间在档案堆里翻箱倒柜，拿走了成捆的信件，嘀嘀咕咕地谈论那些破坏国家经济的人所应得到的刑罚。这一切大概是为了给企业主造成赶紧放弃资产，在厄运到来前尽快离开这个国家的印象。

另一个一直对大多数商业构成威胁的是，掠夺人民的财产可能会招来惩罚。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人留下了大量的产业，其中有些自然地留在了外国人所拥有的产业内。例如，天津太古公司内的家具、中国航运有限公司拖船上的某些设备、东方颜料清漆有限公司颜料厂内的某些原材料等等。在战后将太古产业交还给太古公司时，国民党外国财产管理局对此没太注意，但这些却被列到了共产党人的清单上。他们还认为外国公司保留这些东西是犯了某些罪行，尽管事实上毫不相干。而一旦许多全国范围内的保护政府财产运动达到歇斯底里的高峰时，公司便受到了经过伪装的重罚的威胁。

1954年夏天，长江沿岸发生了严重洪水。从地形角度看，上海受到影响是极其不可能的，但显然采取预防措施是明智的。市长发动了一场运动，宣称要是任何政府财产受到破坏，人头就会落地，于是整个城市变得歇斯底里。太古公司的承租者们的要求也变得如此荒诞和幼稚，甚至提到给仓库和房屋盖新房顶。而引起这些要求的理由则除了洪水以外没有别的。然而他们受到了他们身后大众歇斯底里的所有力量的压迫，人头落地的威胁经常被提起。

一般来说，外国人此时已不受到任何的骚扰，但他们的处境却无法令人羡慕。警察每过几个月就来到他们的家中做一次大检查。他们时常被招到警察局去做长时间的问话（表面上看都是些不相干的话题），要是他们不小心提供了一个借口，当局就会抓住这个威吓他们的机会。个人的行为方式必须是非常直率和严密的。

在商业事务中，这种情形是羞辱性的，几乎不可能确保在众多的政府办公室之中的任何一个，得到一次听取意见的机会。很少有可能越过外层的青年学徒们与某些有权威地位的人谈话。即使得到这种谈话的机会，这种努力也很少被证明是值得的。由劳工所造成的羞辱当然更是大量的。

1950年，汕头的太古公司代理商被监禁了五个星期。公平地说，他是被拘留在公安局的一个带铁窗和警卫的房间里，且只许与外部世界保持有限的联系。官方承认他个人没有犯什么罪，但中国的主权，从航运条例来看，遭到了某些技术性的破坏，而作为太古公司的负责人，他必须受罪。

……

保释金是完全被拒绝的。这位代理商只是在支付了大约3000英镑的罚金，并被逼迫写下了一份可怜的坦白与道歉之后，才最终得以释放。太古公司也被迫写一份坦白与道歉。太古公司还被迫在香港和汕头的报纸上发表一个谦卑的道歉。这位代理商曾被许诺，要是他肯坦白公司在这件被调查的事件中有政治动机，那他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这笔罚金是一笔强加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庭诉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代理商被监禁，太古公司没有争辩的地位。这是一个稀有的案件。

……

第九章 征用

有时太古企业的资产会被当局收缴，特别是下列各项：

1．流动资产。

……

1．土地财产。

……

第十章 从中国撤退——第一步

在此应该描述一下从中国撤退的各个步骤。

公司意识到零碎的修补是完全无效的，而本备忘录前面所描述的那些事件显示这种意识是正确的，由此公司试图获得官方支持。1951年9月24日，一份全面的备忘录递交给上海工商局，副本送交给了外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港务局、总工会、海员工会、劳动局和本公司的工会。这份备忘录清楚地宣布了企业的持续亏损（例如：从解放——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底进入上海，译者——到1951年6月30日的25个月间，仅仅是在上海就给所有企业汇入了90万英镑）。对这些所做的分析显示出，过剩的劳动力是主要因素。该备忘录列举了在太古公司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采取的节约措施（例如：本地的欧洲籍职员从解放时企业所有的38个人削减到了3个人）。这份备忘录还请求说，由于这种规模的亏损不能再继续下去，该公司应该能够按下列事项行事……

第十一章 撤退——最后阶段

1953年10月10日，上海的公司写到：

“我们的仓库职员正在接受一种最不寻常的大规模的教育。我们的一切销售、使用或撤除任何东西的努力都被迫完全停止。在租费问题上的歧视差不多可以获得专利。总体来看，以某种形式进行攫取的准备阶段已经显现出来。”

事后看来当时很清楚的是：一个急不可耐的时期即将开始。而我们在前面相关标题下已经提到了的压榨的强化很快就使那些关注此事的人头脑中不再怀疑太古公司保持其财产将会成为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有关中国人接管了其他外国人所拥有的产业的消息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接管都是以业主假冒法律的名义进行的，如产权证书被指控为假的、人为制造土地所有权的消失，等等。当这些借口最终失败后，正如在太古公司的情况中，他们便诉诸如下手段：坚持要公司做数额巨大又毫不相干的修复工作，同时继续挥舞税收武器，并将收入控制到最低点。他们走向另一极端以避免显眼的征用。在此只有土地除外。他们本来是可以把所有的产业变成无主之物的。他们大概已经后悔他们在更早的时间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征用。

到1954年4月底，原则上从中国撤出所有太古企业的决定已经做出。这包括交出所有资产抵消债务，此外没有其他途径。1954年5月的日内瓦会议，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对外国人来说稍微缓和了一点的气氛。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在8月6日我们通过官方途径接触了上海外事局，被介绍给了一个我们可以与之谈判，交出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不动产以抵消太古各家公司债务的机构。

9月4日，为达到这一目的，太古公司的上海经理被介绍给了一位官员，这位官员谈判了波尔特的沃尔福公司的交接事宜。那时他表面上代表的是一家私人公司——上海仓库公司。现在他则表面上为中国远洋航运公司服务，没人试图暗示这是一家国营公司。

……

第十二章 撤离——转让合同

在此我们附加了一份翻译的文件，按西方的法律观点，考虑到这一交接的规模，这是一份奇怪的、过于简单的协议。但中国人不肯签别的协议。这份协议与波尔特的沃尔福公司、O.P.公司、太古的青岛公司和所有其他外国产业交接的协议完全一样，只是加了必要的变更。这是一份标准的模式化的表格。尽管曾经演出过一场允许交接者起草他们自己的协议的戏，谁也没有注意过交接者的协议。甚至不可能在这一协议中加入新的条款，或者在这份现有表格的词句上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在这份协议中，有关交出财产者的自愿性的强调是要被提到的。

附录二

转让契约

签订转让契约的双方为：转让财产的英国太古公司（洋行）的太古（中国）轮船有限公司。太古贸易有限公司和太古精糖公司；接收这些财产的中国海洋航运公司的代表上海分公司。

有鉴于他们（英方）急于对其在华的各种组织类型的资产进行清算，所以现在the British Firms Messrs & Swire，太古轮船公司，太古贸易有限公司和太古精糖公司（以下称甲方）董事会决定转让其在华资产，并任命约翰·马奇先生为驻上海的总负责人，代表公司全权负责实施转交公司所有财产给中国海洋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称乙方），双方议定转让和接收条款及条件如下：

一、甲方禀其自由意志，准备把其在上海、宁波、天津、牛庄、安东、大冶、厦门、汕头、广州、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湘潭、沙市、宜昌、重庆及任何其他地方的所有资产设施转让给乙方，财产包括：

（1）所有办公楼、工厂、仓库、住宅、居住区、商店及所在土地（所有建筑的地基及上述所列之外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2）所有建筑物内外的附属建筑、设备、装备、办公设备等。

（3）所有码头、趸船、废船、小艇、灯具、挖泥机和其他漂浮设备及其附属设备。

（4）所有机械设备、机器附件和零件、仪器、交通工具、原材料等。

（5）所有现金及银行存款。

（6）所有投资及债权。

（说明：

（1）上述财产之清单应该作为协议之细目表。所有甲方遗漏之财产及清单中未列之财产也应在转交之列。

（2）所有相关地契、文件、图表及其他有关资料也应由甲方转交给乙方。）

二、乙方同意、接收甲方在条款（1）中所列所有财产，并且承担下列甲方在华之负债（义务及借款）：

（1）有关现存职工的任何义务；

（2）解放前任何外币借款；

（3）任何交接时未缴之税款；

（4）金融及税收条例所带来的任何税收义务，罚金和借款利息（欠款费用）；

（5）由敌人和傀儡政权征用财产所带来的有关义务；

（6）甲方详细说明乙方表示接收的其他负债（义务和债务）。

（说明：在条款（2）和（6）中所列的有关借款的财务报表应作为协议的附件。财务报表中未列之借款乙方不予承担。）

三、协议经双方同意并签字后，甲方应向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检验和批准，连同甲方给马奇的信，及财产的所有证明文件，提交给上海人民法院验证。一旦这些资料得到确认，协议即告生效。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由甲方单独向当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四、双方同意协议生效一个月内完成所有交接程序。乙方将委托合适的单位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接收财产，甲方应对正确移交负责。

五、各地财产交接完成以后，双方同意乙方将对甲方的现有职工负（有一切）责任。上海以外各地的甲方职工由乙方委托的适当单位负责。

六、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其他两份分别移交给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检查和批准，另一份由上海市人民法院据以核实。

有双方签字盖印为据，上海1954年12月15日。

证人：上海工商联合会、中国海员工会、华东地区委员会。

甲方：英国公司全权代表：太古中国轮船有限公司，太古精糖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海洋航运公司授权全权代表：上海分公司

附录三

麦加利银行总部，伦敦，38教区

1955年7月8日

麦加利银行财产转让协议（草案），实施转让方为英国商人，接收转让方为大华企业公司。

麦加利银行的英国商人（以下称甲方）鉴于其在华分支机构结构日益庞大而必须调整期，并且各种债务和义务有待偿付，决定调整其分支机构结构、继续业务，并转让其在华所有资产以偿还其在华债务。甲方董事会授权其上海分行经理F.J.希尔先生全权实施这一转让，将其所有在华资产永久转让给大华企业公司（以下称乙方），通过谈判双方同意乙方将承担甲方的债务和义务，双方同意达成下列转让和接收条款：

一、甲方愿意和禀其意志向乙方转让其在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广州等地的所有资产。这些资产包括：

（1）所有办公建筑、仓库、宾馆、住宅，及在转让时尚存在的所有其他建筑物（包括建筑物的地基及其外围之土地、所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2）建筑物内部及外部的所有附属物，设备、装饰物、办公设备、装备等。

（3）各种交通工具、机器设备、原材料等。

（4）所有投资和存款。

说明：（1）上述所有财产之清单作为协议附件。在编制清单时遗漏之财产部分，仍在移交范围之内。

（2）所有现存的有关契据、证明、文件、计划、财产清册、目录及其他有关数据也应同时移交乙方。

（3）为了防止对上列财产产生任何异议，甲方应该对其清单与实物的一致性负责，而乙方不就此事负责。

二、乙方同意承担甲方在华的下列债务和义务：

（1）归还解放前的存款和汇款，利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年2月20日宣布的《解放前金融机构未清偿存款支付办法》支付。存款的一部分上交国家财政部，一部分交还储户（甲方已获支付的资金不包括在内）。

（2）甲方应承担其现有的职工工资。

（3）没有偿还的银行票据的清偿义务。

（4）在移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税款和应付款。

（5）在移交之前发生的由于甲方违背金融和税务法规而招致的支付罚款的业务。

（6）其他由甲方提出，乙方同意的在具体条款中列明的其他债务和义务。

（7）没有被甲方在具体条款中列出，但有可能事后被发现，不超过2亿元的其他债务和义务。

说明：

（1）上列第（1）、（3）、（6）等条需附带有关数据、详细说明、图表等作为协议的附件。乙方不必为条款中未列之项承担责任。

（2）以上负债和义务不包括条款（1）、（2）、（3）、（4）、（5）转交给国家财政局的部分，乙方对它们应该自己或代表甲方负担或支付，其余部分甲方自己负担或支付；乙方在处理或支付时提供资金。

三、经双方同意并签字后，并且甲方在获得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局、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管理局的同意之后，并且得到中国上海市人民法院出具的公证状后，协议立即生效。至于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甲方应该向各地的主管部门报告并申请把协议纳入有关文件记录。

四、双方同意在协议生效两个月内完成资产的交接程序。乙方任命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的适当单位接管资产。甲方必须为正确移交负有责任。

五、双方同意在资产转让完成以后，乙方应立即对处理甲方的职工承担责任。乙方应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任命适当的单位来处理职工问题。

六、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其余三份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分别保管。

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

甲方：麦加利银行全权代表：上海支行经理

乙方：大华企业公司全权代表，大华企业公司经理

见证人：上海工商联合会、上海财经工会

1955年4月19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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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1949-54

Imperialism Imprisoned

Aron Shai 1996

First published 1996 by

MACMILLAN PRESS LTD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6年版翻译

本书对国际关系或外交史采取了一种略与众不同的观察角度，即聚焦于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中法关系中更为深刻的因素，也就是经济与商务因素。

在此，中国革命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被放在英法“后帝国”的衰退这一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这一背景中所使用的诸如“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被质押的资本主义”等表述方式都是新的、可相互替换的名词。

本研究的基础是那些迄今为止难以利用的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公共、私人及公司档案。

●卷首语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中文版致谢词

导论

第一章

英国与中国，从帝国关系到正式平等化

第二章

英国的观点

第三章

中国的观点

第四章

寻求权宜之计

第五章

太古公司的关闭

第六章

法国企业的关闭：另一种情况？

第七章

非直接国有化及其后果

附录一

伦敦约翰·斯威尔父子公司

（太古公司）从中国撤离（节选）

（致伦敦外交部副大臣）

附录二

转让契约

附录三

麦加利银行总部，伦敦，38教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