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市场

（美）麦克米兰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发现市场/（美）麦克米兰著；余江译.—2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Reinventing the Bazaar:A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s

ISBN 978-7-5086-4395-3

Ⅰ.①重… Ⅱ.①麦…②余… Ⅲ.①市场经济学 Ⅳ.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831号

Reinventing the Bazaar:A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s by John McMillan

Original edition copyright©2002 by John McMil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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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市场

著者：[美]约翰·麦克米兰

译者：余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京权图字：01-2004-190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395-3/F·3095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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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唯一自然的经济

第二章 智慧的胜利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

第五章 诚信才是明智之举

第六章 最佳竞价者胜出

第七章 快来竞价！

第八章 为自己工作

第九章 专利的尴尬

第十章 没有人是一片孤岛

第十一章 危害公共利益的阴谋

第十二章 来自基层的努力

第十三章 掌管别人的钱财

第十四章 竞争的新时代

第十五章 呼吸自由的空气

第十六章 对抗贫困的勇士

第十七章 市场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中文版序

《重新发现市场》中文版的推出，让我本人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极大的荣耀。这是因为，在经历了20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的成就具有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它使千百万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成果最显著的减贫运动。

中国出现的经济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它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促使许多西方学者（至少是一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有关市场运行的理论。例如，我在本书的第八章和第十五章将要谈到，学者们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的理解，就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尽管中国缺乏非常规范的、西方式的财产权利保护制度，它的市场依然可以比较顺利地运行下去，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要想实现有效的财产权利保护，究竟需要哪些要素？又如，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里，“关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此前，学者们对于合同关系正式的法律保护的认识非常简单，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好的解释。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的、试验式的、实用主义的改革道路，它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让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重新考虑，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从无到有地建设市场经济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作为。

总之，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体制和市场经济远比人们以前所想象的更富弹性、更具潜力，也更有意思。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电子商务的崛起，市场自身也正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

麦克米兰
2005年11月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前言

“关于市场经济，一位终身教授能给我们讲些什么呢？”作为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在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们做演讲时这样问道。麦克尼利是一位出了名的对教授们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的质疑显得有点儿夸张，但其中所包含的挑战却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不管是对于像麦克尼利那样的明星企业家，还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市场经济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无处不在。我们每天都在以无数种方式与市场打交道：买东西、卖东西、工作，以及投资。不过，如果换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熟悉的事物，我们还是可以获得更多不同的领悟。

本书就是要尝试回应麦克尼利的挑战。经济学家们当前所做的研究已经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在后面的各章里，我将利用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各种或新或旧的观点，来分析那些古怪的、新兴的以及寻常的市场——某些市场有实实在在的地理位置，而其他一些则只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市场是怎样运作的？哪些事情它们能够做？哪些事情它们不能够做？这些将是我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市场是非常精细的组织，支持交易的机制极为错综复杂，同时又处在无止境的变动之中。为了找到实现交换、创造互利的办法，人类表现出了伟大的创造力。

然而，只有在被合理地建构起来之后，市场才能够如我们所愿，顺利地运转起来。任何成功的经济体都必须拥有一系列工具和程序，以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一有效的支持平台包括5个要素：信息流保持通畅、产权得到保护、人们信守自己的承诺、外部性受到限制，以及对竞争的促进。

市场交易的支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试错法演进而来的。通过参与者的不断创新，交易机制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可以说，自发的演进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想把市场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我们还需要来自政府的帮助。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与任何中央计划相比，市场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中的矛盾，有时候，政府会扭曲甚至破坏市场，然而要实现经济的最大潜力，来自政府的帮助却又必不可少。

市场的威力在于它的适应能力，以及永不停息的创新尝试。如何创造21世纪的市场，既是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也是企业家们要把握的机遇。

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说：“有时候，经济学家们讲的故事比小说家们讲的更加精彩。”我的任务就是再次证明他的观点。原始素材是非常丰富的，有关市场的故事充满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但也不乏挫折与失败。

第一章
唯一自然的经济

你知道吗，荷兰的阿尔斯梅尔（Aalsmeer）有世界上最大的鲜花市场，在那里，五颜六色的鲜花覆盖了整整125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这里的交易规模相当惊人：在一个普通的上午，将有700万枝玫瑰、300万枝郁金香、200万枝菊花以及800万枝其他鲜花和盆栽植物在这里完成交易，大约涉及2000位买家，总成交额达到500万美元[1]。

这些鲜花来自哥伦比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等遥远的国度。你可能觉得，把鲜花运到荷兰，就像把煤炭运到纽卡斯尔一样有些荒谬。然而，今天的荷兰人正是用这样的办法掌控了全球的鲜花贸易。他们的交易市场设计得如此便捷，以至于所有的花卉在转运到遍布世界各地的最终目的地时依然能新鲜如初。

鲜花是十分容易损坏和腐烂的，如果没有现代技术，世界范围的鲜花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才成为重要的鲜花供应商。多亏了高效的航空运输和通信技术，人们才能够在一天之内把玫瑰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的种植者那里送到阿尔斯梅尔，并且转运到买家指定的地点，比如说韩国首尔。在鲜花进入拍卖会场之后，各种电子设备将一直追踪有关的信息。人们采用了一种名为“荷兰钟”（Dutch clock）的竞价拍卖法，它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数千次拍卖。每个拍卖厅的正面都悬挂一只巨大的钟，它通过电缆和各个竞价者相连。当每一批待售的鲜花被送出来的时候，钟面上的指针就逐渐从高价位向低价位旋转，直到有一位买方按动电钮，让指针停下来为止。随后，电脑会自动进行控制，把这批鲜花递送到买家的地址。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精巧、发达，但全球鲜花市场的核心依然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它和人类的文明一样久远。阿尔斯梅尔的鲜花市场，不过是古老的集市贸易与现代科技的联姻。

1989年11月9日，柏林市民兴高采烈地推倒了分隔这座城市30年之久的柏林墙，随之倒下的还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1995年4月30日，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互联网的控制。随着企业家们开发出各种在线交易程序，电子商务应运而生。结果的好坏姑且不论，这两个日子的确标志着市场时代的来临。

然而，市场的再造并不是始于互联网的出现或者计划经济的终结。市场几乎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并且从未停止过更新再造。在中东的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城市，它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贸易链。驴和骆驼驮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有宝石、象牙、武器、香料、乳香和没药等，穿梭于巴比伦、乌尔等城市之间。作为贸易活动的副产品，商人们还传播了新的思想和发明。而市场交易的轴心——货币——也在很早就出现了。从一家考古博物馆的古钱币收藏中，你可以看出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

文化与市场相伴而行。大约5000年以前，中国的两河流域就出现了文字书写，那是一种记录经济信息的手段。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书写文献是关于家畜、谷物和食用油的账本，它被标记在烧制的陶土上。使用这些记录的人是税务官和商人。同样在这一地区，数学也作为买卖的一种辅助手段而被发明出来，为了计算成本与设定价格，人们需要掌握算术法则。

在古代雅典的中央集市，摊贩们按照自己所售商品分门别类地聚集在一起。卖鱼的在一个区域，卖肉的集中在另一个区域，卖衣服的又在其他区域。更加贵重的商品，比如香水和珠宝，则有专门的售卖场所。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陶制的储物罐和餐具，当时也有它们自己的区域。制作钥匙、铜镜、工具和铃铛的金属工匠们，同样有集中的领地。这里可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它更是雅典的心脏——体育比赛、政治集会、戏剧演出以及宗教庆典都在这里举行[2]。

古代雅典中央集市的色彩、喧嚣声和气味，恐怕与今天常见的集市大同小异。在印度沙漠地区的拉贾斯坦邦有个普什卡镇，那里每年都有一场骆驼交易，是个有些夸张的例子。这个市场始于几个世纪之前，随着印度教的朝圣活动逐步发展起来。有传说声称，印度教的创立者梵天大神在普什卡这里投下了一片莲花花瓣，然后就奇迹般地形成了一个湖。你恐怕绝对想象不到，能够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多达50000头骆驼在等待交易。那里是一派熙熙攘攘、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景象。耍蛇者、乐手、吉卜赛舞者、魔术师、杂技艺人和吞火表演者都在取悦观众，披着色彩鲜亮的纱丽服的妇女在出售食品和手工艺品。此外，还有骆驼赛跑和骆驼马球赛，赌徒们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同时，所有那些经过精心装饰的数千头骆驼，都将通过竞价被买走。

今天地球村把集市设在了互联网上，网络可以快速而廉价地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连接起来，让那些没有办法见面的买方和卖方进行交换，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市场的形态。在登录到全球化的电子购物商场之后，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想买的东西。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控制了市场，特别是在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和中国，它们用市场的对立面——中央计划——来取代市场。这些国家的经济逐渐停滞，让人们陷入痛苦与失望中。计划经济的失败让全世界的政府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了更谦虚的认识，它们意识到只有将大部分职能交给市场，一个经济体才可以良好地运行。在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已经艰苦地重建起来，其中的过程有时也在迫使我们反思自己以前对于市场的认识。

“市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想买东西而又有人想卖东西，那么市场就出现了。字典将“市场”定义为“人们为了进行贸易，即私人的购买和出售，而聚在一起”，或者说“这种聚会的公共场所”。可是，这样的定义还不够深刻，它没有揭示出“市场交易”有哪些主要特征。

在市场上，决策的自主性是关键的。交换的参与是自愿性质的，买方和卖方都可以拒绝任何一项交易，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市场中的参与者控制着自己的资源，决定这些资源将如何使用，并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他们自由地做决定——买进、卖出、努力工作、投资，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们各自的偏好。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完全没有约束的，而是受制于资源的限度和市场的规则。

如果人们失去了自主权，那么根据这个定义，他们的交易将不是“市场交易”。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另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绝不是“市场交易”。

对于穷人来说，市场所必需的自由是十分受限的。对那些买不起面包的人来说，“让他们吃蛋糕”的建议毫无助益。有时候，买卖双方的议价能力十分不对等。拒绝交易的权力确实可以转化为一种议价能力，但是没有太多的议价空间。可无论如何，接受或者拒绝交换的选择是一种自由，某些选择的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毕竟聊胜于无。

竞争并不是市场定义中包含的特征，但它通常是存在的，并且加强了人们的自主性。竞争约束了任何参与个体的权力，而且在大多数市场中，可以阻止任何人对整体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消费者可以说：“不，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买。”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就意味着这种选择余地是存在的。

因此，我对“市场交易”的定义是：自愿的交换，任何一方都能拒绝，而且（在市场的规则下）任何一方都自愿地接受交易条款。市场就是实现这种交换的场所。

除了具体的市场以外，还有抽象的市场概念，它是“市场经济”、“自由市场”或者“市场体系”的简称。抽象的市场由众多具体的市场叠加而成。在本书中，作者将用“市场”或者“集市”来代表从事商品买卖的特定的物理空间或电脑网络空间，而用“市场经济”来指代抽象的概念（并且会在上下文中解释清楚）。

这种定义会把许多交易排除在市场之外，使得市场绝不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市场主导性最显著的经济体中，很大一部分交易实际上也没有经过市场。市场的范围是有限的，以下就是三类常见的非市场活动：

第一类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比如说照料家人、做家务以及为家人做饭。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很难估价，但有人估计，平均来说，一个美国的全职家庭主妇每年提供的服务按照市场价格来算约为17000美元。

第二类非市场活动则是政府行为，比如说建造公路、提供教育和警察服务。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消费（即除了转移支付以外的所有政府活动）可以占到全部国民收入的1/5，甚至更多。

公司内部的交易是第三类主要的非市场活动。在美国和其他类似的经济体中，公司内部发生的交易要比经由市场发生的交易更多。当通用汽车公司发出一份方向盘订单时，它找到的供应商是一家独立的企业还是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的一家子公司，将会有很大的区别。商品从某公司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有权并不会发生改变，这和公司之间以及从公司到客户之间的转移是截然不同的。在市场交易中，当事人自主决策，服务于各自的利益。而公司内部的交易恰恰相反，决策不是通过市场而是根据公司规章来制定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说，它并不是为了实现决策者的个体目标，而是为了整个组织的共同利益。

既然在家庭、企业和政府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交易都是在市场之外进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经济体称为“市场经济”呢？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市场经济”，是因为这些非市场交易发生在市场的背景之下，“市场交易”塑造了整个经济的面貌。

没有人能操纵市场——但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操纵市场。这种分权带来了活力，市场把权力授予了每一个人。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原来的共产主义体制下是一位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共和国废除计划经济的时候当选总统，他有特别的资格来比较市场及其对立面。他说：“尽管我的心脏位于胸膛的左翼，但我始终明白，真正能有效运转的经济体系只有市场经济。这是唯一自然的经济、唯一合理的经济、唯一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这种经济才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生活的天性是奥妙无穷的、多样化的，因此，它的外延和内涵绝不可能被任何中央机构的规划所囊括。”

某些人曾试图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他们非同寻常的发现：市场可以在无人料理的情况下自行运作。18世纪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牧师认为，市场各部分之间的一致性是上帝存在的证据。既然没有人类的计划者在指导市场实现最优产出，那么就是上帝在指导。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

宗教般的狂热在今天依旧是某些自由市场支持者的特征。自由主义的传教士乔治·吉尔德宣称：“资本主义经济真正的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而是道德上、智慧上和精神上的资本。”他还说，企业家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企业家“代表和实现了基督宝训中甜美而神秘的福音”。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则喜欢用“市场的魔力”作为广告语，在不经意间证实了人们对他的“巫术经济学”的嘲笑。

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这样嘲弄他所谓的经济学激进主义：“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凭借其自身的机制，市场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哈维·考克斯也对市场狂热讽刺说，对于那些真正的信徒而言，市场就像上帝一般，“被神秘和敬畏所笼罩”，他本人恰好是一位神学教授。与上帝一样，市场被自己的皈依者宣称为“全能、全知和全在”。考克斯接着说，他们认为这些神秘的属性“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而是应该被信仰所确认和坚持”。

其实，信仰倒是大可不必的。指导市场运行的“手”可以是看不见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超自然的力量。市场也并非全能、全知和全在，它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发明，也带有人类的缺陷。市场的运行并不总是完美无缺，也不是通过魔力或者巫术来进行的。市场的运作需要借助制度、程序、规则和习惯的作用，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开笼罩在市场头上的神秘面纱。

书本上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驱散“市场具有魔力”的观念，因为它们对于市场是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言之甚少。虽然经济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市场的研究，但是教科书的描述通常都十分抽象。例如，出现在无数经济学讲义中的供给–需求图，对于交换的描写就显得苍白无力，它留下了太多应该解释却没有解释的地方。这个图告诉我们，价格能做什么，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价格是怎样确定的。供给–需求模型忽略了许多问题，诸如买方和卖方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别的行为，买方如何估价自己所要买的东西，协议又是如何被执行的，等等。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注意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发现，“这件事真令人尴尬，市场理论根本没有得到重视”。道格拉斯·诺斯也提到了这个“奇特的事实”，经济学界“对于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机制——市场——讨论得如此之少”。罗纳德·科斯则抱怨“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完全是一个模糊的角色”，“关于市场本身的讨论居然完全消失了”。

诺贝尔奖得主的批评如今已经受到了重视。现代经济学探讨了许多关于市场运行机制的话题，理论界已经打开了供给和需求的黑匣子，并且窥探到内部的奥秘。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以分析交换的过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市场的观察更为精细，并关注市场摩擦及其控制办法。2001年，这项工作得到了认可，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声明说，他们“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一般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新思想都是用数学公式和深奥的术语表达出来的，并刊登在晦涩的学术刊物上，但它们却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1990年写道，交换是“最纯粹、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化形式之一”，“从单纯的个体聚集之中，它创造出了一个社会”。市场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要它平稳地运行，就一定要合理地组织。“市场设计”这个术语指的就是交易的方法以及帮助交易平稳进行的其他机制。

“市场设计”包括了组织买和卖的机制、实现信息流动的渠道、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产权的界定，还有市场的文化，即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条例和惯例等。这种设计并不能完全控制市场中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前文已经说过，自主决策是市场交易的关键——但是，它会影响和支持交易的过程。

一个可行的市场设计会控制交易成本，即交易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摩擦，包括花费在商务过程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这其中不但有买方在实际价格之外的开支，还有卖方在出售过程的耗费。交易成本名目繁多、多种多样。

开始做生意之前，交易成本就会产生。寻找潜在的贸易伙伴就是一个既费时又耗钱的苦差。比较不同的卖方并在其中做出选择，是买方所要付出的努力。商品的质量往往不是马上就能够看出来的，买方可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才能准确地估价。如果商品质量无法得到可靠的验证，买方很可能就不愿意购买。

为了达成一项协议，将会有更多的交易成本出现。人们需要进行许多谈判。为了得到好的成交价格，双方有时会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可能导致一项原本可以互惠的交易陷入僵局，甚至是彻底失败。

协议达成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交易成本。监督工作既费时又费钱，合同的执行、争端的避免和解决也都不是免费的。如果协议不够严密，就可能让人们错过许多创造性的机遇。例如，一家制造电脑芯片或汽车座椅的厂商可能会做出规格统一的产品，同时卖给好几家公司，而不愿意根据某家客户的特定需要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原因在于产品的个性化虽然可以增加它们的价值，但由于客户比较单一，容易让制造商在生意往来中陷于被动。

交易成本可以吞噬许多资源，而与交易的实际价值毫无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会导致市场失灵。例如，市场信息十分缺乏，使买家不能找到第二个卖方，那么卖方就可能利用买家的困境，索要过高的价格。更严重的情况是，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耗尽了交易的全部潜在收益。交易成本的存在有可能阻碍原本有价值的交易，比如说，失业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岗位太少，也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从而阻碍了雇主和求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如果能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新方法，那就可以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现代市场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与衣服和食品这样的简单商品市场不同，汽车和计算机这样的复杂产品以及劳动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必须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只有当信息能够保持通畅的时候，这样的市场才能良好地运行。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会阻碍谈判的进行、限制协定的达成，而信息的传递需要有能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工具。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只有当人们彼此建立信任之后，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行。但是，信任要求建立有关的支持机制，因为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许多商品的品质是看不见的，因此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买方确信商品的质量。在一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交易里面，同样需要信任。如果不能得到“其他人会信守诺言”的保证，人们就不会愿意投资。由于这些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足够稳固的平台，才能支持高度复杂的交易。

在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市场的设计是理所当然的。在交易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抑制交易成本的机制几乎看不见。相反，不合理的市场设计很容易表现出来，其症状就是市场失灵。我将带着读者考察世界各国的市场。在某些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交易成本往往非常高，导致了巨大的损失。而在另一些富裕的国家，我们将看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的交易方法不断涌现。

市场设计的某些部分是市场的参与者自己发明的，而其他部分则出自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发展是自发形成的，伴随着市场的参与者不断设计出更好的交易方法，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在发展变化（我把这种类型的市场设计称为“非正式的”，或者“自下而上的”形式）。然而，降低交易成本并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任务，同时也是公共政策的课题。政府有责任建立并维持一个保证市场有效运作的环境（我把这种类型的市场设计称为“正式的”或者“自上而下的”形式）。

政府在市场设计中的一个基本任务是确定财产权利，因为最简单的摧毁市场的办法就是破坏人们对自己财产安全的信念。但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还远不止这些。

支持市场的政府行为很早就开始了。在公元前5世纪，克罗伊斯（Croesus，吕底亚王国的国王，该王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在英语里Croesus已经成了大富翁的同义词）国王就发行了保证纯度的金币和银币。货币信誉的建立，大大帮助了古代世界商业的传播。今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如果想加速经济增长，在完成其他事情的同时，必须修补那些支持市场的制度，比如说合同法，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我会说明，经济的欠发达是由于市场没有恰当地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政府也需要准备好随时修改市场的游戏规则，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新的交流形式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关于版权的法律：法律是否应该允许人们免费地相互传送音乐，无限制地复制会不会损害唱片市场？在北美和西欧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国家总是在积极地提供法律和监管服务。

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生物的演进就好像一个盲人钟表匠在工作。人类的眼睛是一种无比奇妙而复杂的器官，仿佛是一位极高明的钟表匠设计的杰作，但在实际上，它是无目标的、渐变的、没有计划的自然选择所“设计”的结果。经济系统的演进也与此相似，市场通过试错法，在众多参与者的日常活动中向前发展。不过，市场的演进与生物的演进还是有两个区别。首先，经济系统是由智慧的参与者，而不是无声的分子构成的。因此，变化的方向会受到那些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有意识的影响，他们为系统的设计提供了帮助。其次，任何经济系统中都有某些部分，比如说法律，是被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强加的——它可以说是一个看得见东西的钟表匠，尽管并不总是一个熟练的钟表匠。即使是在分权程度最高的经济中，也存在某些中央管理的职能：从立法、司法到监管机构。没有人控制得了全部经济，但的确有人在引导市场。

我们可以用足球的历史来类比市场的发展。足球有许多变体——英式足球、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它们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英格兰的民间足球运动。民间足球的规则很少，而且都是自发出现的：依照当地的惯例，每个村子都各不相同。参加比赛的队员数量没有任何限制，观众如果有自己倾向的一方也可以参与角逐。比赛不设裁判员，只是依靠参赛队员们自己来实施一种社会性控制。

在那种情况下，比赛所展示的不是技术，而是肌肉。目标是为了拿到皮球——一个塞满了填充物的猪膀胱——然后用尽各种方式把它带到对方场地的尽头。在游戏开始的时候，皮球可能会被某位最强壮的球员获得，“其他球员就会立即靠上前去紧紧围住他，组成一个坚固的兵团”。这是1829年英国德比郡的万圣教区和圣彼得教区举行比赛时一位观众的评价：“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拼命地想从持球的对方球员手中把球抢回来，战斗异常激烈。人潮的移动反反复复，根本没有人考虑后果。”球员们经常摔倒，“由于人流的密度太大，不少人在彼此的践踏下晕倒、血流如注”。

数百年来，民间足球的发展逐步加速。然后，突然之间，它演进出了足球和橄榄球两个分支。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不同，这样的变化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带来的。英国性的管理机构，英格兰足球协会和英格兰橄榄球联合会相继于1863年和1871年宣布成立，以制定相应的比赛规则。在正式设计的规则被应用于比赛模式之后，现代足球和橄榄球运动就诞生了。

现在，人们更强调球员优美的技术，而不仅仅是他们强壮的身体。民间足球曾经是一种在英格兰的村民和学生当中非常流行，但有些野蛮的消遣方式。而现代足球在形成了新颖而有序的形式以后，很快风靡全球。今天，足球已经变成一项文明的游戏，成为世界第一体育运动。同时，橄榄球也成为重视速度与战术的游戏，并且在经过自发演进和有目的的规则设计之后，演化出了象棋式的美式橄榄球运动。民间足球与它那大受欢迎的派生运动之间有了天壤之别，产生这种区分的正是清晰的、可执行的规则。

一个典型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就像足球运动一样。它依靠参与者的推动自发演进，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正式的组织也能够正常运转，但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高度。市场的发展要想更上一层楼，它就需要制定清晰的规则，并且设立一个权威机构来保证其实施。只有当非正式的规则得到某些正式规则的补充以后，市场才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使交易的达成更有效率，让复杂的交易成为可能。

绝对自由的市场就好像民间足球，是一场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搏斗。而一个真正的市场就像现代足球，是井然有序的运动。

市场激起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某些人指责它是剥削和贫困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赞美它是自由和繁荣的源泉。有人相信，市场天生就是有害的，因此需要由国家进行日常管理，也有人笃信，市场毫无疑义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交给自由市场。美国著名报人亨利·路易斯·门肯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其解决办法，但常常是简单、直接而错误的解决办法。”的确如此，人们经常采用的两种简单而直接的解决各种社会弊病的办法——“压制市场”或者“放任市场”——往往都是错误的。

据报道，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曾经忍受不了经济顾问那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去给我找个立场鲜明的经济学家来。”然而，对于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而言，诚实的答案总是免不了中庸式的告诫。在谈到市场的益处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立场都是模棱两可的。

市场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只把它留给理论家。事实上，市场是改善人民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对于那些贫穷国家来说，市场给它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摆脱贫困的手段。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市场则是这些国家维持现有的生活模式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市场是消除贫困的最有力的发动机，但只在它运作良好的时候才能实现。这样的告诫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显示，有超过10亿的非洲人和亚洲人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1美元，甚至更低。这样多的人口超过了富裕的西方国家的总人数。对于许许多多的人而言，市场并没有有效地运转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贫穷国家的政府过分地干预了市场，压制了市场，造成了贫困状况的加剧。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如果政府中止了那些妨害生产的干涉行为，恐怕这些国家依然会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加尔各答、开罗或者蒂华纳，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市场，小贩们围着你兜售货品，简直没办法绕过他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的缺失，而是市场运作得太糟糕。

如果完全放任自由的话，市场是会失灵的。为了把全部优势发挥出来，市场需要一整套规则、习惯和制度的支持。市场不可能在真空中有效地运作。像我们常见的事实那样，在一个没有健全的游戏规则的市场中，要把这些规则确立起来将是一件艰苦而费时的工作。许多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而危害着国民的利益。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市场的支持平台不健全，那么它对自己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有效处理。市场不过是人类的工具，它既不需要被崇拜，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让它物尽其用就是最好的选择。

1992年，在俄罗斯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之后，国家在突然之间停止了对经济的控制。若干年后，这个国家朝向市场经济的进程逐渐停顿下来，整个国家也陷入一种不太妙的境地。莫斯科街头开始流传这样一则笑话：

问：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需要多少个人来完成更换一个电灯泡的任务？

答：五个，一个人握住灯泡，四个人转动他所站着的桌子。

问：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需要多少人呢？

答：一个都不需要。市场自己就会把电灯泡换掉。

俄罗斯人的讽刺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尽管市场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它并不会自动运转。没有人的帮助，市场自己也不会换电灯泡。

著名的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说：“上帝在细节中。”正因为按照建筑师的设计方案负责工程施工的商人们经常抱怨“魔鬼在细节中”，路德维希才会有这样的反击。与建筑一样，对于所有的市场而言，设计的细节将决定体系运转的好坏。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中。

[1]数据来自阿尔斯梅尔花卉拍卖行官方网站（www.vba.nl），2001年1月。

[2]关于两河流域的贸易发展，可参见魏斯（1998）；关于书写的起源，参见格伦（1989）以及波斯特盖特、王和威尔金森（1995）；关于数学的起源，可参见阿克塞尔（1996，第11~12页，第41页）。关于古希腊集市贸易的讨论，可参见汤普森（1976）。

第二章
智慧的胜利

1995年，河内街头的一名警察正在训斥一个小贩。他熟练地挥舞着警棍，打烂了她正在卖的西瓜，还捣毁了她的手推车。围观的人们胆怯地看着，一声不吭。没有任何旁观者试图调解，他们都知道，不要和越南警察吵架。完成任务之后，警察大摇大摆地走掉了，路边留下一片狼藉。那位小贩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暴虐的警察了，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坚持下去。

河内的路边小贩大多数是那些戴着圆锥形草帽、领着小孩的农村妇女，她们销售一些水果、蔬菜和小商品。城里人把这样的货摊戏称为“跳蛙市场”，因为这些商贩通常都把自己的货物装在小推车上，或者挑在扁担下的篮子里。她们需要尽量快速地逃避警察，如果谁不幸被警察抓到，那就只得眼巴巴地看着警察把自己的商品毁掉或者拿走。那些侥幸逃脱的商贩则会在另一条街的角落里继续做生意。当地的一份党报呼吁，城里的警察应该把那些流浪者“清扫出河内”。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无照经营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彻底地查禁。小贩们的顽强再次印证了越南的一句俗语：“要想阻止市场，就像让红河停止奔流。”

在扎伊尔（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难民营里，那些刚刚逃脱了自己国家残酷内战的卢旺达人，很快把他们背井离乡的居所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商贸活动场所。联合国难民署的特派员报告说，到1995年时，难民营里出现了大约82000家小企业。在那些简陋的食品市场、杂货店、酒吧、餐馆、公共汽车、理发店、裁缝店、肉铺、照相馆、电影院和药店纷纷出现以后，难民营里的肮脏、恐怖和疾病显得些许减轻了。

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俘集中营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市场。拉德福德——一位被德国人俘虏的英国军人——回忆说，战俘之间用红十字会配给的食品、香烟和衣服做交易。香烟替代了现金，成为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储存的工具。价格会根据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而波动。当一批饥饿的新战俘到来的时候，食品价格将上涨。刚开始，当每周的食品补给到来的时候，价格会出现下跌。但是到后来，战俘们开始储存食物，从而缓和了食品供给的波动。有些战俘开始充当中间人，在集中营里从价格较低的地方买进商品，然后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卖出，于是平衡了各地的价格。这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有战俘提供诸如洗衣服、画肖像的服务，还有原始的金融市场，卖方可以给买方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

这些临时的市场包含了普通市场的许多基本特征。尽管难民营或者战俘集中营看上去不大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体系能够生长起来的地方，但市场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市场让人们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因为整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贸易会创造价值。卢旺达的难民很注重劳动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狩猎，有的人种菜，有些人捡柴火，另一些人则做裁缝或厨师，随后，他们通过贸易交换彼此的产品。在战俘集中营里，不吸烟的人把香烟卖掉来买食物，而素食的印度人则用牛肉罐头来换取果酱和人造黄油。鲁宾逊·克鲁索只能消费自己得到的配给，但难民和战俘却可以进行贸易，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市场自有爆发的办法。它可以在艰难的时期顽强存在，可以像野草一样四处发芽、生长并且有效地运作——至少能实现简单直接的交易。当人们的生计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市场，或者设计更好的市场机制，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最简单的市场也能够揭示出许多惊人的细节。研究非洲事务的学者克莱尔·罗伯逊就考察了加纳的阿克拉市中心的马克拉市场。那里的摊主大多是妇女，她们卖鱼、蔬菜、谷物、罐头食品和基本日用品，经营规模通常都很小，一天的营业额也就只有几美元。这个市场设置在几个很大的棚屋里，十分拥挤肮脏。人群的拥挤、嘈杂和鱼的腥味令到访者难以忍受。

第一印象是容易产生误解的。马克拉市场虽然看上去十分简单，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这里的摊主不仅是零售商，也是批发商。她们成批地买进，然后零售给消费者，同时也小量地买进，等累积起来之后再批发给其他的零售商。她们还要组织货物的运输——这在一个公路和铁路并不发达的国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并且充当了分散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她们做一些初级的加工制造：做珍珠串之类的手工艺品，把原材料加工成食品、调味品和化妆品。她们回收罐头、瓶子和报纸。此外，她们还会评估顾客的信誉，并提供货物赊购，扮演了银行的角色。

摊主们多数是文盲，她们必须依靠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来保存自己的商业记录，还要精确地计算自己投入的成本和实现的利润。比如说，在一串珍珠的要价中，就包含了她购买珠子和线的钱，加上她和自己的雇员花在串珠子上的时间，以及她的目标利润。

摊主们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微型法律体系，出现了非正式的产权。她们对自己的摊位并不拥有正式的合法权利，因为这些地方在理论上是归阿克拉市政厅拥有的，但是她们却把这些摊位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使用。摊位可以继承，现在的摊主大多是从自己的母亲或姐姐那里得到摊位的。摊位也可以租赁或买卖。某些受人尊重的商人被称为“皇后妈妈”，扮演着法官的角色，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进行仲裁。

贸易带来了收益。这些商贩使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她们给城市贫民提供了食物，也给农民带来了收入，让他们可以购买诸如衣服之类的生活用品。她们印证了亚当·斯密对商人的分析：“在追求他的个人利益时，他常常提高了社会的福利，甚至比他有意识地那样做时更有效率。”

尽管加纳政府总是定期地甚至有时是激烈地企图关闭它，马克拉市场依然顽强地继续经营。1979年，军政府指责市场上的商人违反了价格管制，镇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蛮程度。士兵们抢掠货摊，并且炸毁了市场。后来，在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军人带着机关枪袭击了市场，殴打那里的商人。有个士兵指控一个小贩是奸商，把孩子从她背上抓下来，并且开枪射杀了她。推土机把市场的货摊夷为平地。一个士兵说：“这会告诫那些加纳的妇女，不要再干坏事。”

加纳政府把市场上的商贩描述成威胁，实际上是要寻找替罪羊，以掩盖自己失败的政策所导致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过失。当地的报纸也鼓吹政府的论调，有人把市场的摧毁描述成“欢乐的悲剧”，“把工人们从马克拉市场无情的阴谋家（即小贩）手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流下了快乐的眼泪”。

但不到一周的时间，商人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摊位，继续卖鱼和蔬菜，尽管她们的头上现在已没有了屋顶。罗伯逊写道：“马克拉商人的成就，是她们的智慧、决心甚至铤而走险的胜利。”

另一个市场自发演进的例子是在美国发生的，那是禁酒令时期。从1920～1933年期间，在美国销售酒是非法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法律——甚至恰恰由于有这样的法律——酒的生意开始繁荣起来，一些体面人也纷纷涌进非法酒吧或者地下酒吧。

禁酒令造成了高昂的代价，饥渴的饮酒者需要支付不菲的价格，因为这些生意得偷偷摸摸地做，那意味着很高的交易成本。酒的售价提高了3倍，有些酒精饮料有毒，是用某些成分可疑的原料制造的。还有，阿尔·卡蓬这样的黑手党试图垄断酒精饮料的贸易，他们谋杀自己的竞争对手，贿赂警察。

政府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压制住酒精饮料市场。到禁酒时代末期，酒精饮料的消费量依然保持在禁酒令颁布之前的2/3的水平。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说：“有些严肃而高傲的美国人，以前基本上没有沾过酒精，但是他们讨厌别人干涉自己的自由，于是把在各种社交场合饮酒当成了一种荣誉。”关于禁酒令的这一趣闻使人想起诗人罗伯茨·彭斯的名言：“自由和威士忌总是结伴而行。”

旧书市场已经被彻底改造了。数百万册的旧书正在互联网上等待出售，不论你掌握的信息是多么模糊，强大的搜索引擎都可以让你很快地找到任何想找的书。只需建立一个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向全世界做销售。陈腐的书店现在成了世界范围的竞争者。

在美国，想找到已经绝版的关于新西兰橄榄球这一特殊主题的图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现在坐在加利福尼亚自己的家中，就可以收集到大量的相关信息。在没有互联网以前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今已变得特别简单。在网上，我找到了新西兰、英国、南非、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人收藏的有关这个话题的书籍。我发现，威尔士斯旺西的一家书店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橄榄球著作的珍本，那是戴夫·盖勒和比利·斯蒂德写于1906年的经典著作《新西兰橄榄球系统的运动员全谱》（The Complete Rugby Footballer on the New Zealand System）。如果没有互联网，要找到这样一本书恐怕需要无数的书信和电话，早就把我烦透了。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斯旺西的那家书店得以和我做成了生意。

换句话说，互联网降低了某些交易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人们寻找哪里有书以及需要支付什么价格时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前互联网时代，购买绝版书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而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上网和点击鼠标而已。

许多商品以往只拥有地区市场，是互联网的出现给它们创造了全球市场。以前，如果你是一个18世纪的鼻烟壶收藏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你可能得开车跑遍所有的小镇，在满是灰尘的古玩商店或者跳蚤市场里到处翻寻，而且很少有机会无意中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在有了互联网以后，查找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鼻烟壶都不再困难了。

网络的发展还刺激了对新的交易方式的需求。由于互联网提供了快速的双向交流渠道，无数新的交易机制发展起来，使买卖变得更加便捷。比如，在著名的互联网拍卖站点易趣上面，大量投标者都在兴奋地竞价，收购从废旧物到昂贵艺术品的任何东西。

这一切都源于1995年，当时皮埃尔·欧米德亚建立了一个叫作拍卖网（AuctionWeb）的站点，便于人们交换有关收藏品的信息并进行交易。传说，他最初的目标是卖掉女朋友收藏的佩兹自动售货机。在最初开放给公众的时候，网站的服务是免费的。由于口碑很好，网站在随后的6个月中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欧米德亚开始收费，从销售价格中提取很小一部分比例，用以弥补网站的运营成本。费用支付全靠卖方的诚信，但是欧米德亚的收入还是滚滚而来。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正式工作，杰弗里·斯考尔也加入进来。他们一起开发拍卖软件和提供客户支持的基础设施。斯考尔回忆说：“事实上，不管在哪儿找到办公空间，我们都可以工作。一开始我们在欧米德亚的客厅里上班，然后又搬到我的客厅里。”他们起初把业务重点放在某些特定的市场上，例如硬币和邮票。斯考尔说：“刚开始，我们的策略每天都在变。”最终，他们决定不再搞专业化的网站，而是自由地让任何人来卖任何东西。

1997年9月，在重新设计了能够处理大数据流量的拍卖系统之后，他们把拍卖网升级为易趣网站。不到两年的时间，易趣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220亿美元。财经媒体宣称，易趣的出现重新塑造了市场。《商业周刊》评论说：“依靠在线拍卖，易趣一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学人》杂志则赞誉道：“易趣这样的互联网拍卖商说明，定价机制的效率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

易趣是一个高科技的跳蚤市场。它拥有超过4200万名注册用户，通常一个用户每天将在这个网站上花费20分钟。每天都有大约500万宗拍卖，从废品到高档艺术品，什么都卖。例如，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该网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贸易卡”名目下列出了近1500条商品，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19世纪版的垃圾邮件。

易趣网站为那些以往只有地区市场的商品建立了全球市场，甚至为以前没有市场的商品新建了市场。在那些千奇百怪的拍卖品中，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筐泥土、20万磅各种样式的纺织品、在旧金山市中心附近使用一周的停车位、电视剧《海滩游侠》拍摄地的沙子，还有一件写有“我在易趣上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字样的文化衫。

说到易趣网站成功的秘密，其中之一便是他们认识到互联网能把买方和卖方更便捷地连接起来，为各种小玩意儿的买卖创造了新的可能。另一个秘密则是建立了一个用户容易理解并且灵活多样的拍卖机制。前互联网时代的拍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需要所有潜在的买家都聚集到一个地方（有时候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传真来竞价，但那样做十分麻烦）。而在易趣举行的拍卖中，竞价者只需在虚拟空间中汇合即可。

易趣网站的诞生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可以直接地相互交易那些低价值的商品。它的成功吸引其他人也开始提供互联网拍卖。现在已经有数百家不同的拍卖网站，人们在那里竞拍电脑设备、古董、艺术品、邮票、玩具、珠宝、旅游服务、房地产和葡萄酒。易趣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和拍卖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互联网拍卖让许多过去很少做交易的商品火热起来。旧浴帽、彩色塑料洋娃娃和塑料餐盒，突然之间有了价值。人们以往觉得这些小玩意儿一钱不值，随意堆置在阁楼上，现在通过易趣网站得知有许多收藏者居然愿意出高价购买它们。通常，这会导致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并不尽然。例如，当代的畅销小说家，像约翰·格里森姆、安妮·赖斯和汤姆·克兰西的作品的第一版的价格就急剧下降。在互联网拍卖时代以前，收藏者可能要花75美元才能在旧书商店买到一本斯蒂芬·金1980年版的《神秘火焰》（Firestarter）。而易趣及其竞价网站的拍卖让许多普通读者意识到，他们书架上落满灰尘的书籍原来有不菲的价值。于是，这些书大量涌入市场，使得《神秘火焰》这类书的价格降到了大约30美元。像任何竞争性市场一样，互联网拍卖产生了关于商品价值的信息，有时候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在易趣网站的创立者与马克拉的小贩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呢？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交换机制，通过贸易来获得收益。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来实现共同的利益。在已经有市场的地方，有时也可以找到能够使市场运作更有效率的方法，来获得进一步的收益。

人类永远在发明新的市场，并改进现有的市场。经济组织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这两种创新有时携手并进。比如，阿尔斯梅尔的拍卖大厅就利用了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其买卖程序自动化，加速鲜花的周转，使全球范围的鲜花市场成为现实。

互联网使人们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大转变，甚至也算不上最重要的一次。早期的通信技术进步对于市场的拓展也有类似的效应。1886年的《现代评论》指出：“电报和出版技术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市，把整个社会集合在一起。”邮政服务、铁路运输、电话、广播、电视，这些发明都以各自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模式。恩格斯在1847年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一书中说，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大工业把地球上所有的人相互联系起来，使地区市场融合成全球市场”。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注意到市场机制的改造，但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某种交易成本阻碍了贸易的进行，那人们就不能得到潜在的收益。因此，如果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办法，就能带来获利的机会。全新的市场机制会出现，甚至可以设计出全新的市场，或者通过许多当事人的独立行为，市场的规则和程序会逐渐产生或改变。

在现代经济中，有的产业部门完全是用来组织交易的。零售、批发、广告、保险和金融等行业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制造某种商品，而是为了方便人们的交易。在任何现代经济中，这些活动都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例如在美国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这些部门的任何创新都意味着发现了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新方法。

长期以来，足智多谋的企业家们通过发现促进市场生产力的办法获取收益。商人们常常扮演了市场设计者的角色，他们的创新有时很精妙，有时也显得非常简单——或者事后看上去如此。例如，商店的店主想出了退款保证的主意，从而减少了消费者的风险，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应的好处，使得商业中的买卖双方都获益。这项创新的发明往往被归功于零售商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的一位创始人波特·帕尔默。1861年，帕尔默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在我公司所购商品，不论顾客在价格、品质还是样式上有什么不满意，尽可以把货品返还到收款台，我们会善意地奉还全部货款。”

在18世纪的纽约，股票和债券的交易还很少见。任何人想要买或者卖有价证券的时候，都必须找到愿意和他交易的对象：通过口头消息、报纸上的广告，或者到咖啡屋里去打发时间，静候那个人的出现。1792年，一个名叫约翰·萨顿的人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他在华尔街22号组织起了一个有价证券交易所，当时那条街还只是一条泥泞的小巷。每天早晨，卖家都会把他们的股票和债券带过来，到中午时分，萨顿会组织拍卖，并且从中收取手续费。萨顿把自己的拍卖场所称为“股票交易办公室”，拉开了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序幕，最终成长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变化来得很快，萨顿的拍卖不久就失去了效力，因为其他的交易商开始“搭便车”。有的人也参加拍卖会，但仅仅是为了了解价格的变化，然后他们自己就可以按照这个价格进行证券买卖，索要的手续费更低，把萨顿的生意抢走。这种做法很快就弄巧成拙，因为萨顿所拍卖的有价证券急剧减少，报价的信息寥寥无几，不能显示有价证券的真正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尔街最著名的24位经纪人同意采取一种新的拍卖方式。他们对有价证券的交易收取固定费用，而且除了彼此内部的交易以外，不在其他拍卖场所买卖证券。开始时，他们在大街上进行证券拍卖，当冬天临近的时候，他们搬进了商人咖啡馆，后来，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大楼。

他们开始草拟规范有价证券买卖的规则，并制定了执行合约和解决争端的办法。证券交易的会员资格是有限的，回报丰厚，因此经纪人能够通过取消会员资格的威胁来进行自我约束。不履行合约的会员将受到制裁，对会员违约的非会员也会被列入黑名单。在新的规则采纳以后，有价证券市场开始繁荣起来。

在萨顿开始这项事业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大阪的大米商人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当时，大米在日本的地位十分重要，基本上可以充当一种货币。据说，期货交易的想法——现在购买商品，日后再交付——大约始于1620年，一位名叫长左卫门的名古屋商人遇到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来自日本北部的仙台，在朝圣的路上途经名古屋。这位朋友告诉他，北方的大米收成似乎比较糟。长左卫门当即就买下名古屋地区的大米收成，他给农民预付了10%的货款，其余作为债务。在庄稼收获之后，他先把大米储存上几个月，等到北方的歉收把价格抬高之后，再把大米卖掉，从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了解到长左卫门的例子以后，大阪的大米商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建立起了相当成熟的交易法则，就像我们今天在任何现代期货市场，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看到的那样。负责管理市场的商人协会制定了规则。合约条款是标准化的，期货合同随时可以成交：合约详细说明了交易的数量、交付日期和收货的地点。价格是通过拍卖来确定的。交易情况被记录在市场的“账本”里。市场实行自我管理，破坏规则的商人会遭到驱逐。清算行也成立了，以保证交易的安全。清算行可以同时作为合约的买方和合约的卖方，从而降低了违约的风险。那时甚至出现了金融信息服务：每日的价格数据会通过旗语、信鸽和烽火信号迅速传到日本各地。

大阪市场的发展满足了参与者的各种需要。通过期货合约的交易，缺乏现金的种植者可以在大米获得收成之前就得到资金，那些谨慎的购买方可以提前买下合约，以防备未来的价格上涨。同时，市场给投机者提供了追逐自己直觉的途径，正如17世纪的小说家井原西鹤所写的那样：“人们观测天象、晚风、朝雨，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做投机买卖。”

金融市场的创新还在继续。一家新公司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时候，股票的价格在传统上是按照某个固定价格卖出的。既然股票在此之前从未公开交易过，那么投资银行在估计公司价值的时候也就没有太多参考依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银行设定的价格将比股票市场随后反映出来的真实价格低很多。比如，2000年有90家硅谷的公司上市，平均的发行股价为16美元，而上市当天的收盘价平均为28美元。股票价格在首次公开上市之后这么快就有了3/4以上的涨幅，使那些幸运地买到了发行价股票的投资者迅速得到一笔可观的收益。不过，旧金山翰布里特公司的主管威廉·翰布里特则坚信，肯定能找到更好地确定股票发行价的办法。他说，投资银行蓄意低估股票的发行价，故意造成股价的暴涨。投资银行把要发行的股份提供给自己关照的客户，并且保证他们能获得相当大的利润。作为回报，这些客户会把未来的业务交给投资银行。翰布里特认为，这种股票发行方式对于公司的原始股东和被排除在外的小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他说：“这里面真的藏着阴谋。”

翰布里特的公司设计出一种叫作“开放式首次公开发行”的在线股票拍卖方法，以取代固定的股票定价方式。这种拍卖是阿尔斯梅尔鲜花市场的“荷兰式拍卖”的改进形式，投资者将通过竞价的方式来报出他们想要认购的股份数量和相应的价格。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价过程，可以把所有感兴趣的投资者对该公司价值的判断和信息综合起来，汇聚到价格中。翰布里特说，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价格，“与人为的协议价格相比，距离真实的市场需求要近得多”。“起初，我们的商业模型担心是否有足够的带宽和网络资源来应付拍卖过程”，但真正困难的事情在于，“市场已经习惯了原来的协议价格的模式，而我们引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开放式的首次公开发行“在本质上将是一个更有效、更经济的办法”。

这种新的股票发行拍卖办法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可以从那些老牌投资商对它的激烈反应中看出来。一位产业观察家这样评价翰布里特：“其他投资银行已经把他视为异教徒。”尽管进入股票发行行业、劝告上市公司抛弃那些大牌投资银行将是件费劲的事，翰布里特发明的开放式发行方法还是赢得了一些早期的皈依者。比如1999年的一家网络杂志公司（Salon.com），以及2001年的毕特咖啡与茶公司，都选择了通过这种发行方式上市。在我写书的时候，人们还在继续争论，公开地通过拍卖来发行股份究竟是不是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市场设计创新。投资银行争辩说，传统形式的股票发行办法提供了一项极有价值的服务：在设定股份价格的时候，他们确保了公司的价值，省去了投资者自行评估的麻烦。辩护者继续说，传统的股票发行办法有效地适应了新股票发行市场的现实。拍卖式的公开发行办法到底能否通过市场的生存检验，现在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胆的市场实验。

在绘画与商业上，伦勃朗都是一位有名的创新者。17世纪的时候，他帮助阿姆斯特丹建立起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品市场。根据艺术史学家斯维特拉娜·阿尔佩斯的说法：“伦勃朗对复杂的市场体系着了迷，并且把这种嗜好渗透进了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早先，艺术家并不是独立的创作者，而是需要依附于富人和有权势的领主。伦勃朗决心结束这种领主制度，建立一个面向众多艺术品购买方的市场。他这样做的目标之一是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但他也意识到，比起受制于少数领主而言，竞争性的市场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艺术自主权。阿尔佩斯说，伦勃朗“在用市场捍卫艺术的尊严”。

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德国的作曲家也开始从给贵族领主打长工向为开放的市场而创作转变。作为雇员，他们需要按照领主的要求谱写乐谱，同时他们的作品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们的领主。亨德尔和泰勒曼就曾公开表示，他们并不喜欢受制于领主，他们的努力给莫扎特以及后来的作曲家的自由创作铺平了道路。在1781年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莫扎特有些夸张地说道：“请相信我，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莫扎特挣钱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乐谱出版商，同时，他教授音乐课程以及向演出自己作品的公共音乐会收费，他是一位在音乐市场上谋生的企业家。认知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说，莫扎特这样做是为了建立“独立和自由创作的基础”。在莫扎特眼中，市场给他带来了创作的自由。

在考察新的市场机制的成长过程时，我们看到不同种类的市场都展现出了一些关键的特征。交易使得买卖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从而创造了价值（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拒绝进行交易，所以在当事人看来，交易的结果肯定要比没有交易更好）。因此，交易应该是一种伟大的创新。这一观察虽然非常粗浅，但它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贸易能够带来收益，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去实现它。

从高档艺术品到金融服务，从易趣网站的在线拍卖到卢旺达难民营的原始商业，新兴市场总是在不断地自下而上地涌现出来。企业家们费尽心机地思索更为有效的交易方式，扮演了市场设计者的角色。

然而，扮演市场设计者角色的人并不只是企业家。市场设计同样也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我们下面将要看到，政府的努力有时正是来自选民的压力和推动。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20世纪末，艾滋病的阴云笼罩了整个非洲大陆。2000年，全球有33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有2300万人在非洲，平均每天有5500个非洲人死于艾滋病。这个世界还从未有过如此之高的青壮年死亡率。在这种死亡率水平下，某些非洲国家15岁左右的男孩预计将有一半会死于艾滋病。

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能够成功地对抗艾滋病。1996～1998年间，美国的艾滋病死亡人数下降了70%。但这种成功主要局限于北美和西欧国家，每年高达10000～15000美元的药费远远超出了全球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有人可能会以为，既然找到了更好的药物，艾滋病的危机就要结束了。事实远非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0年这样说道。对于绝大多数艾滋病人来说，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每年需要支付的费用“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星系”。

这些药物的定价大约是其制造成本的10倍，超出的部分体现了制药公司的专利权。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主席詹姆斯·沃宾斯基博士说：“穷人没有消费能力，对他们来说，市场是失败的。我非常讨厌‘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的说法。”

从任何人道主义的标准来说，世纪之交的全球药品市场的确是失灵的。这反映了市场最糟糕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反映了市场最光明的一面。因为不管怎样说，市场的激励毕竟促进了这么多药物的开发，它们显著地延长了人类的寿命。

对于药品市场的再造需要一步一步地来。与我们之前所见到的其他市场创新不同，这个市场的重新设计是由公众舆论推动的。

值得警惕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价格过于高昂，对于一些贫穷国家常见的疾病，例如疟疾、昏睡病、黑热病和肺结核等，在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究上投入很少，而这些疾病每年都要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资金会耗费在对付脱发和阳痿的药物研究上，甚至连宠物的药物也没有被忽视：有家公司专门研制出了缓解狗的分离焦虑的抗抑郁药。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伯纳德·皮库尔博士说：“对于制药公司来说，推广一种新的减肥药总是要比探索疟疾的新治疗方法能赚取更多利润。当新的疫苗或者药物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是被拒之门外的。”他所在的组织一直致力于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能获得更好的药物。新药物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富人们的化妆品，而对穷人的致命疾病却视而不见。治疗热带病的药物在新药品专利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多数制药公司都只专注于富贵病。

《纽约时报》对于治疗昏睡病的药物有一个报道，可以证实我们以上的说法。昏睡病能导致病人的死亡，并且会让他们经历一个难以忍受的痛苦时期。在偶然之中，有寻找抗癌药物的研究者发现依氟鸟氨酸（eflornithine）这种药品具有治疗昏睡病的疗效。这种药物非常成功，它可以把人从致命的昏迷中唤醒，因此在非洲获得了“复活之药”的盛誉。然而，由于无利可图，该药品的专利持有者很快就停止了生产。接着，人们又发现这种药物如果用在面霜里，可以有效地阻止妇女脸部的毛发生长，专利持有者于是又重燃兴趣。作为化妆品的原料，这种药品的生产又重新启动了。

这是一场推销员精神的游戏。成群的医药销售代表涌向医生，兜售自己的药品。据估计，制药产业花在每个美国医生身上的营销成本平均超过8000美元，营销方面的开销远远超过了研发新药的投入。例如，法玛西亚公司是一家生产治疗青光眼的药水和其他药品的企业，根据它自己公布的数据，1999年该公司将全年收入的40%用于营销和管理，几乎是研发费用的两倍。世界上最大的抗艾滋病药物制造商葛兰素史克公司于2000年花费在营销和管理上的费用占全年收入的37%，而用于研发的费用只占14%。

约翰·勒卡雷有一部精彩的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里面讲述了一家重要的医药公司在肯尼亚的生意。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把自己的主管称为“最不愿意碰到的阴险、狡猾、伪善的商业恶棍”。小说中那家公司以利润为自己的上帝，贩卖危险的药品、进行不道德的药物试验、贿赂卫生官员、胁迫科学家，是一家每天都在杀人的无耻的垄断组织。小说里的英雄说：“药品是非洲的丑闻。如果有一样东西可以表明西方国家对遭受苦难的非洲人民的冷酷无情，那就是急需药品的极度短缺，以及在过去的整整30年里制药公司可耻地索要高价。”

勒卡雷对一个采访者说，他是出于“对制药工业的无情、伪善、腐败和贪婪的义愤”而创作了这部小说。对于小说来说，虚构的情节以及唤起人们的觉悟就足够了。但如果要进行建设性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还需要后退一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小说家关注的是人物及其个性，而经济学家关注的则是制度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把制药公司及其经理人妖魔化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诊断制度结构的问题时，单纯的人身攻击其实无济于事。

忽视热带病的研究以及设定高昂的药价，是制药公司对自己所处体制的正常反应：它们根据市场的激励采取相应的行动。公司有义务为股东的利益负责，它们应该投资到预期回报更高的地方。尽管它们拥有的用于研究的资源很多，但也不是无限的，要把这些资源投向哪里，必须做出选择。安内特制药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这样说：“不能否认，我们的业务重点在于高端市场：心血管病药物、代谢病药物和抗感染药物等。但我们所处的产业是一个竞争性的环境，我们的行为要对股东负责。”

药物创新是一种赌注很高的游戏。某种一鸣惊人的新药一年就可以为投资者挣回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这样的回报来之不易。该产业的有关研究显示，只有3/10的新药可以收回投资成本，一种新药的上市估计要花费2亿～5亿美元。（这些数据仅仅是推测，因为制药公司不会透露每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全行业的数据显示，1999年用于研发的总费用超过了销售额的20%。

应该说，这样高的风险投资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很大的。在1999年《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企业里，制药产业的收益率轻松地排在第一位。它的销售利润率达到了18%，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行业（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其销售利润率为11%），其他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依次递减，直到零。以上所报告的利润率可能夸大了制药行业的实际利润，这是由于会计记账方式造成的（研究成本被当作当期费用，而实际上它更应该被视为投资）。但即使修正了这一误差，稍有降低的回报率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制药行业的利润还是相当丰厚的。

然而，这些公司自身并不是全球药品市场失败的主要根源，它们不过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已。我们应该把这当作给定的条件，进一步探讨市场设计的深层话题。

为了收回那些代价高昂、不确定性强的研究项目的成本，任何成功开发的药品在定价的时候都必须远远超过其制造成本。这正是专利法要做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保证发明人的垄断权利。全球药品市场的运转也恰恰是按照这样的设计进行的。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条件，就是设计出一套可以替代的系统，并取得更好的结果。

全球药品市场缺陷的根源并不是制药公司的定价政策，而是许多国家的贫困。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在一次艾滋病国际会议上指出，极度的贫困——而不是疾病——是非洲大陆的头号杀手。如果我们降低对付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价格，将会有更多的非洲人用得起它，但大多数人仍然用不起。因为即使售价很低，需要购买的全部药品的庞大数量也足以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医疗预算破产。即使按照原来定价的一折出售，一年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费用也超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另外，如果在抗艾滋病药物上的花费太多，还会挤占其他许多迫切的需求，例如治疗肺结核和肺炎的药物等。同时，单纯地购买抗艾滋病药物还不能解决问题。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使用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了充分实现其疗效，患者需要得到医生的持续指导，这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没有基础医疗服务的改善，即使有了药品，它的疗效也将十分有限。所以，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贫困。

越富裕的国家将是越健康的国家，居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统计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增长，才会有对抗疫病所需要的资源。社会的变革可以带来更好的预防措施，比如说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都是抗艾滋病防治计划所必需的部分，而这样的改进也都依赖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艾滋病和其他各种热带病的治疗而言，经济增长才是唯一可靠的药方。当然，经济增长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且它毕竟是远期的事情，也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显出成效，对于眼下的患者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希望。我们还急需找到应变的办法。

这样的应变方法并不容易设计。在制药的创新和服务方面，还没有什么替代机制可以比目前的市场做得更好。防治疟疾等热带病的新疫苗可以挽救许许多多的生命，它的社会价值非常高，远远超过了把疫苗销售给需要它的穷人所带来的收入，因此，来自市场的激励必然是不足的。销售收入太少，就难以弥补开发者的研究费用。因此，贫困是主要的问题，根据市场的规则进行修补恐怕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可能会有所帮助。

市场设计是问题的一部分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市场显示，研究疟疾的治疗方法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研究阳痿的治疗方法则可以财源滚滚，那么研究人员的努力方向应该指向哪里就很明显了。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败，市场体系还是取得了许多确实令人赞叹的成就，大量延长寿命和改进生活质量的新药被开发出来。抗反转录病毒药品已经挽救了数以千计原本会死于艾滋病的患者。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指出，研发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在发达国家，抗生素和疫苗的应用基本上已经消灭了白喉、梅毒、百日咳、麻疹和脊髓灰质炎。流感、肺炎、心脏病、中风和溃疡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显著减少。成千上万的人活得更长、更有价值、更舒适了。

这些奇迹般的药物发明都是市场激励的结果。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那么有许多药物将不存在。亚当·斯密说，自利的行为可以导致公益性的结果，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对利润的追求创造了无数挽救生命的药物。除了市场之外，其他所有经济机制都没有能够持续不断地促进大规模的药物创新。与市场激励相比，由国际组织或政府来提供药物的做法在新药研发方面都没有获得制药公司那样的成功。美国和西欧的一些政府实验室尽管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但是它们缺乏把基础科学转变为可用药品的资源和动力。考虑到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要保持目前这种大规模的新药品研发，就必须有广阔的赢利前景。只有市场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

然而，我们难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吗？如果没有什么机制可以替代市场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把药品送给那些急需它们的人了吗？

我们说制药公司会对市场的规则做出反应，但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些企业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市场规则，而是试图主动地去塑造它，它们要确保自己在市场设计方面有发言权。制药公司的代表会出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他们对美国政府发起强有力的政治游说，反驳人们对他们价格欺诈的指控。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制药行业在政治游说上花费了1.6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行业。

制药公司花在政治游说上的大量资金表明，政府和市场是纠缠不清的。制药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知识产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要界定和执行仅仅存在于观念上的知识产品，需要一个复杂的国家组织。要维持现有的医药市场，政府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同时，要想改善现有的医药市场，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因此，我们说制药产业的创新需要市场激励，并不等于该市场就放任自流。市场是任何解决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政府将以两种方式参与进来：提供资金和设计规则。

经济学家们把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的扩散，防止环境灾害，提倡健康行为，应对突发灾难——称为所谓的“公共产品”。像后文即将阐述的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提供。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所产生的收益将被全社会分享，例如，那些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人们不仅自己能够受益，而且也能使周围的其他人受益。如果只计算个人的成本和收益，那么考虑接种疫苗的人就会太少。因此，在所有发达国家，公共卫生都被认为是政府理应考虑的议题。这一逻辑不但适用于单个国家的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合理的。像埃博拉出血热、霍乱、黄热病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疾病常常会形成跨国传播。有了现代的航空运输手段之后，它们的传播更快了。世界卫生组织说：“如今，一个国家发生了传染病，在第二天就可以传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纯粹从自身利益出发，发达国家也会同意对国际上的疾病控制事业进行投资。

基础科学知识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人并不局限于发现者本人，所以市场所推动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多。这就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资助科学研究的原因。2000年，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联邦机构，美国政府在与健康有关的研究方面总共投资了180亿美元。大学、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还花费了100亿美元左右。这些投入加起来甚至超过了美国全部制药公司投入到研发新药的费用的总和（225亿美元）。大多数由制药公司掌握的新药专利都得益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在生物医学专利所引用的主要发现中，只有17%来自制药行业。例如，证明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具有治疗艾滋病疗效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公共实验室里完成的。制药公司的研发能力非常依赖国家的资助。

通常说来，把纯科学的思想推向实际应用往往需要市场激励，私营部门在把科学研究的突破转化为有用的新药时一般更有效率。但是也有例外，由公共基金资助的研究有时能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许多高产作物品种的开发就是由一个国际研究中心网络完成的，包括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以及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这项研究是由一个政府、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联盟所资助的。新的水稻和小麦品种引发了绿色革命，使产量几乎翻番。谷物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主食，就它们对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言，高产农作物品种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这一令人振奋的先例之后，由政府、国际组织和基金会资助的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正在积极寻找对抗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的疫苗。

提供这些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负责人彼得·帕沃特博士指出，非洲每年需要30亿美元的投入来采取对付艾滋病的基本措施，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常规用药标准，那么非洲人每年还需要数百亿美元的药品。这样大的资金援助只能来自发达国家。帕沃特博士说：“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艾滋病，我们需要数十亿美元，而不是数百万美元。要对抗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提供资金之外，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在重新考虑市场设计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专利其实是一种折衷式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专利形成了合法的垄断，巨大的垄断利润给发明创造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励。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制药工业惊人的发展速度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专利的赢利前景帮助人们开发出了如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等有效的药品。

但是，专利体系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专利所保护的垄断造成产品的定价过高，它可以给创新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可以说，专利成功地促进了发明创造，却阻碍了它们的应用。

专利所导致的定价过高在任何创新性的产业中都会发生，但是由于需求方面的特性，在制药行业这个问题显得尤其突出。通常，药品的购买数量对于价格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其原因可能是病人的迫切需要，或者用药的决定并不是由服用者而是由医生做出的，或者购买的费用往往不是由患者本人支付，而是由医疗保险公司或者政府的健康计划负责的。一项针对抗溃疡药的美国市场的研究表明，有4家制造商在该药品领域相互竞争，如果药品价格上涨10%，估计需求量只会下降7%。这就意味着（稍微做一下算术就能知道）价格的上涨可以带来总销售收入的增加，并且暗示着如果像其他许多药品市场那样，只有唯一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价格将会被定得更高。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当需求缺乏弹性的时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将把价格定得远远高于其成本。在买方对价格不敏感的地方，按照市场行情来要价就意味着定价会变得非常高。这样，专利制度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代价。

既然知识产权法是依靠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既然它代表了创新者的利益与使用者的利益之间的不轻松的妥协，那么，医药市场的规则就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了它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法规，开始单方面地重新设计医药市场。

例如，印度政府就决定不给食品和药品颁发产品专利，使制造商可以仿造美国或欧洲公司的专利产品。由于只需要收回制造成本，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研究费用，也没有专利的保护，它们可以把价格定得很低。与发达国家有专利支持的垄断局面不同，在2000年的时候，印度的医药产业里大约有2万家公司，产生了非常具有竞争性的价格。氟康唑是一种抗真菌感染的药物，它的价格显示了垄断和竞争的区别。在印度，该产品没有专利权，并且有许多家制造商都在卖这种药，彼此竞争。然而在美国，由于有专利的支持，市场被唯一的供应商所占据。在印度市场上，每片药的价格只有25美分，而美国市场上的定价则是10美元。

在巴西，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制造商也不需要顾及专利的问题，这使得许许多多付不起专利药品价格的艾滋病患者有机会接受治疗。1997年，巴西政府开始鼓励国内的制药公司复制抗艾滋病的专利药品。政府买下这些仿制药，并且免费发放给病人。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复合疗法的价格只有美国市场价格的1/4，其中一种药品的价格仅为美国售价的十六分之一。这样的政策使巴西的艾滋病死亡人数急剧下降，取得了发展中国家里罕见的成功。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说：“这是一个政治和道德的问题，面对这样艰难的处境，我们必须采用现实的态度，不能只依靠市场来解决。”

1997年，南非通过了一项颁发强制特许令的法案，使人们能买得起主要药物。这意味着强制使用专利，制造或者进口仿制药品，并给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削减了非洲药品制造商需要支付的专利许可费之后，政府预计可以把药品的价格降低50%～90%，从而使药品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泰国也效仿南非通过了允许规避药品专利的法律。

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一个条款准许他们忽视专利权，自己生产某些药品，即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强制特许令是可以采用的。美国政府自己有时也对某些专利采取强制特许令的措施，常常是由于反垄断的缘故。政府会命令某家公司开放技术，以便打破垄断。

跨国制药公司并不认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指控无视专利权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游说美国政府对巴西施以贸易制裁。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谈到巴西时说：“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合作。”该协会同样反对南非的做法。发言人说，这样的立法是在“废除知识产权，如果全世界都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那会大大抑制科学研究”。他接着说，南非的行动是“盗版行为”。专栏作家安德鲁·苏利文也站在厂商的立场上，他写道：“印度和巴西的那些公司是美国产品最好的仿制者，也是最坏的小偷。”

制药公司拼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比如，2000年的时候，来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开始在加纳销售一种抗艾滋病药物，该药品是跨国企业葛兰素威康公司一种药物的仿制品，售价只有专利药品的1/10。非洲当地的专利部门裁定，葛兰素威康公司的专利在加纳无效。然而，在葛兰素威康公司威胁要起诉之后，西普拉公司还是停止了销售。

发展中国家表示，为了抢救生命，它们需要废除专利。一位肯尼亚的议员说：“当我们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拒绝让他们获得延长生命的药品呢？”制药公司则反驳说，为了鼓励创新，专利权是必要的。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失去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的激励。”

到底哪一边是对的呢？专利是一项并不完美的制度设计，废除它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既然无关原则，那我们在评判双方相互对立的主张时只需要比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强制特许令会带来某些成本：践踏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使药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将意味着利润的减少，用于研究更新、更好的药品的费用也会削减。其收益则是：死亡率会降低。尽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为要让更多的非洲患者获得药品，只有降价是不够的），但数千万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生命。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既然高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原来就卖得很少，那么允许非洲搭上世界药品创新的便车，将不会造成制药公司利润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会影响研究投资。比如，1999年的时候，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销售额只占其全部4.54亿美元销售收入的10%。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树立了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药物的专利也被践踏，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开端效应，会带来一种间接成本。还有，把廉价药品走私回西方国家，会从根本上动摇制药公司的定价。但是，挽救或者延长许多生命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是无法估量的。除非有人执着地相信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贫穷国家规避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肯定将超过其成本。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令是一项应付危机的措施，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的标语。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

当时，有39家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指责南非的法律允许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抗议者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法庭外高举标语，称制药公司的总裁是“艾滋病吸血鬼”、“比病毒还要邪恶”。人们指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使诉讼演变为那些公司的公共关系危机。2001年4月，他们放弃了诉讼。一位名叫马谢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官司，否则很多人都只有去死。只有赢得这场官司，我们才有希望。我们必须赢。”制药公司撤回这次诉讼开创了一个先例，意味着贫穷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专利权。

2000年，五大制药公司同意通过谈判降低他们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亚洲的售价。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布，他们将以制造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滋病药物，大约是西方国家药价的1/10。默克公司一位名叫乌德沃森的高层主管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加工过程将在当地进行，以防这些药品重新出口到发达国家。”他补充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分销体系。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麦克高德里克则说：“我们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我们的专利不会成为障碍。”

在印度的仿制药品制造商带来竞争之后，正常的市场力量开始推动西方制药公司改变自己的定价。但是，这一转变同时也是那些社会活动家推动的结果。抗艾滋病药物的故事告诉我们，消费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援助组织、宣传团体，及新闻媒体——都可以推动市场的重建。如下的事实也许并不是巧合：那些积极改变市场规则的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泰国——都是民选政府，它们更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

不过，在贫穷国家以成本价来销售抗艾滋病药物的解决办法，不能套用到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上。在我们权衡解除专利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抗艾滋病的药物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些药品的发明是依靠有着巨大利润的发达国家的市场所推动的。不论采用怎样的定价政策，贫穷国家给治疗艾滋病药物提供的利润都只能占制药公司全球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虽然它们不足以弥补研究的巨大成本，却不至于严重挫伤创新激励。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疾病而言，践踏专利权对研发激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危害可能会超过全部收益。让贫穷国家搭便车能实现潜在的收益，仅仅适用于那些已使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有了能推动创新的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疾病。而对于热带病，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免费获得创新成果的做法将使我们一无所获，因为根本就没有创新。

对于那些治疗只有在贫穷国家才有的疾病的药物，需要在市场设计上做更深层的改革才行。要保证这些药物的科学研究继续下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需的。当然，我们或许能找到实施专利制度的其他途径。怎样才能产生激励，以研究开发出对付贫穷国家疾病的新药呢？在标准的专利体系之下，这些药物不可能成功地开发出来，因为尽管有非常大的潜在社会价值，从中所挣取的经济回报却不足以弥补研发成本。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正在领导一项研究，探索为贫穷国家提供药品的可行办法，他研究了各种各样对现有专利系统的替代和补充办法，都需要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通过税收优惠等办法，给制药公司的研发提供补贴，降低创新的成本，可以提高那些市场价值不高的药品的赢利前景。然而，研发成本的多少很难监督，因此，对投入提供补贴不如根据产出来决定奖励。平衡成本和收益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制药公司的收入，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可以保证，一旦某家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种新药，它们可以给该公司提供补贴，在市场销售收入以外增加一定比例的投入。

由于贫穷国家的购买力有限，这种方法需要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资助。研发一项新药需要2亿～5亿美元的成本，因此这些资金还需要大量的捐赠。

同时，全球药品市场给我们展示出了市场最坏和最好的方面。为了驱动新药的研发，市场激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设计市场的方法不止一种。市场设计的正确与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任何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时地重新设计。

于是，企业家和政府都需要扮演市场设计者的角色。接下来一章，我们将考察市场设计所必需的要素：市场良好运转的基础。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

古老的中东集市是游记中常见的素材。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你可以通过一道叫作巴布·道卡拉的花砖门进入这样的集市中，那是一座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密布着错综复杂的狭窄街道的迷宫。扑面而来的是各式调味品的辛辣气味、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华丽色彩，以及赶骡人的大声吆喝。商人们提供着各种精美的食品：、薄荷、奶酪和肉类。手工艺者按照他们的产品分门别类地聚集在一起：陶器、鞋子、铜器、木制品、雕刻品、衣服、篮子和镶嵌画。

就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提到的那样，在这样的集市里，信息是“贫乏、不充分、分布不均、交流效率低下的，因此也十分珍贵。从产品的质量、时价到市场潜力和生产成本，许多情况大家都非常不清楚。虽然说集市也采取了某些措施，试图增加部分人掌握的信息，但这往往会让另外一部分人更加不清楚行情，甚至会把某些人故意排斥在外。”除了特别便宜的商品外，所有商品都没有把价格明确标注出来，不存在商标，也没有广告。有经验的买方会四处打听，以防卖家要价过高，或者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顾客要花许多时间来比较各种待售的物品，而商人们同样也得花时间来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东西。格尔茨说：“寻找信息是市场生活的核心。它才是市场上的高级艺术，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因它而改变。”

市场上的商人有时还故意隐瞒价格信息，主动增加信息搜集的成本。讨价还价的过程十分隐秘，以便他们可以给熟悉的顾客以特惠的价格，而不让其他购物者搭便车。据报道，在也门那里，商人和顾客之间在讨价还价时会用一块布来遮住他们的手，悄悄地商量。他们的谈判是通过手指的移动来完成的，每根手指都代表一个数，然后用彼此的眼神来表示同意或者反对。

试想一下，你现在穿过马拉喀什那道花砖门，步入集市中，你想买一把黄铜壶作为纪念品。许多铜器商人都聚集在某个区域，在几秒钟之内，你就可以从一个商铺走到下一个商铺，因此，在商品中做一番比较还是十分容易的。但是，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本。你在马拉喀什只能停留有限的几天，你还有许多别的地方没有去。当你在商人之中穿梭，以搜寻不同的商品和价格时，同行的旅伴开始抱怨了，他们要你赶快拿定主意，早点买好东西，然后大家才能向下一个景点进发。所以，要想找到一个理想的报价，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最终，你付了过高的价钱。就像任何从富裕的西方国家到贫穷国家旅游的人一样，大家早晚会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这一点：游客绝不是集市商人的对手。这不只是由于还价技巧方面的欠缺，那些商人当然是很强硬、老练的谈判者，同时，大多数游客对于当地的物价水平缺乏了解，也很难判断工艺品的质量。而且，即使我们假定你是一个老练的还价者，又是一个商品价值判断的行家，但你去四处闲逛是需要成本的。虽然这样的成本很小，但也足以使那些商人们结成联盟，拒绝价格竞争。结果，你还是得出高价。

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一下游客被欺骗的道理。我们设想，有许多家商铺提供你想要的那种黄铜壶，你最多愿意出10美元（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卖方知道你的保留价格，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那你将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所有的商人来说，壶的成本总共是5美元，包括批发价格、商铺的租金、劳动力的成本，以及维持生意需要的最小利润。你已经同一个商人接触过，并且得到了一个要价。如果你还想获得更多的价格信息，你就得和其他商人交谈。这就意味着你要多走一点路，多花一些时间，这些成本可以很小，但不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商人会向你要多少价呢？

一种特殊情况是，我们假设只有一个商人在卖这种黄铜壶，此时你得到的将是垄断价格，刚好等于你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价格10美元，而商人将迅速赚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另外一种特殊情况是，假定有许多商人在卖这种壶，而你的消息非常灵通，你可以自由地从报价最低的商人手里买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商人的要价都会是5美元。为了从竞争者手中把你的这笔生意抢过来，每个商人都会报出更低的价格，使得报价一路下跌，直到刚好能弥补他们成本的地方为止。竞争的结果，将是你捞到一个便宜货。

但当信息不是免费获得的时候，这种竞争就不会发生。每个商人都会索要10美元的高价，市场将稳定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商人之间相互串谋，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只要买方缺乏足够的信息，就足以使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商人都要价10美元，那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如果降价，不是能早点儿把东西卖出去，获得更好的结果吗？然而，降价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与索要高价相比，降价将使该商铺从顾客那里得到的收入减少。如果信息可以免费获取，那么降价者就可望获得更多的顾客，在销售数量上得到补偿。然而，当信息收集存在成本的时候，销售数量的增长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比如说，在每一个商人身上，你需要花费的信息收集成本大约为10美分，或者更多，那么假如有50个商铺在提供这种壶，即使你知道可能有人愿意以成本价卖给你，你节省下来的5美元恐怕还不足以弥补收集信息所付出的成本。因为要找到这个人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一样，多访问一个卖家，你就有五十分之一的机会找到肯降价的人，因此，你去访问他所获得的平均回报是10美分（即5美元乘以五十分之一），刚好等于你多一次议价需要付出的成本。这样子收集信息是不划算的。所以，降价者的销售数量就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得到提高，他还是会把价格重新抬高回来。

可以说，索要高价的结果是基于商人们自我实现的预期。和你议价的商人知道，你到其他所有商人那里也会碰到同样高的价格，而且你需要为寻找其他报价支付信息成本。因此这个和你议价的商人还是会索要一样的高价。你掉进了陷阱当中，被迫付出过高的价格。

要让竞争发挥作用，就必须使那些降价的商人获得好处。倘若信息是免费的，这样的情形就将发生。但是，当信息搜集的成本把顾客困住以后，卖方如果主动降价就会处于得不偿失的境地。逛商店的成本尽管与所购商品的价值比起来显得微乎其微，但仍然可以阻止竞争的爆发。每一位商人都变成了一个小垄断者。由于买方有信息收集成本，商人就大有利润可图。小小的交易成本能产生巨大的效应。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把信息问题当成了研究的核心。肯尼思·阿罗教授在2000年说道：“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概念就是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信息的传播。”

信息供给的不均匀会造成两种市场摩擦。其一是信息搜集的成本，要知道商品的种类、地点和价格，就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其二是评估成本，即购买方在评价商品的质量时遇到的困难。一个成功的市场应该具有良好的机制，以控制由于信息传播不畅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信息搜集的成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市场失灵。除了搜寻本身的乐趣以外，获取信息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要是能花在其他事情上恐怕会更好。而且，搜寻成本有时会导致交易在错误的对象之间发生，或者在根本上阻挠交易的发生。因为如果信息搜集的成本很高，购物者可能就不愿意找得太远，甚至会放弃寻找。由于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家商铺，你可能就会到自己所熟悉的卖家那里去买东西，然而，可能有别的商店愿意提供给你更好的价格，或者贮存能够更好地满足你的需要的产品。信息收集成本会导致买方和卖方之间实力对比不匹配，有时会阻碍互利的交易进行下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信息收集成本还会削弱竞争的强度。消费者存在选择，并不意味着市场就能在竞争中运作。为了实现有效的竞争，买方必须能够轻易地在各种选择之中进行比较。

信息是市场活力的源泉。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有卖，谁需要它，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信息不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市场的运作将变得十分糟糕。虽然说信息完全实现自由流动也是极少见的情况，但是功能良好的市场却拥有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帮助信息的流动，从而解决你在马拉喀什集市上购物所遇到难题。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机制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没有注意到它，然而当它的缺失导致市场失灵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收集成本决定着市场的绩效。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当许多人都不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失业就出现了。”虽然说柯立芝是出了名的爱对琐事喋喋不休的人，但是他的上述说法其实并不是废话。许多求职者不能够找到工作，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岗位，而是由于存在信息搜集的成本。寻找一个工作将是一件费时又费钱的活儿。

在马拉喀什集市上游人会被宰，这样的遭遇提醒我们，如果缺乏传递信息的机制，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市场失灵。然而，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存在的。经常在集市上买东西的当地人所处的环境就和旅游者完全不一样。与格尔茨所说的一样，当地人同样面临着交易成本以及对产品和价格的无知，这些和旅游者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市场上另外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力量，阻止了商人向当地人索要高价：即商人们都希望能有回头客。

与游客不同，经常到市场上买东西的当地人会与特定的商人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虽然他们也可能会随意地向其他商人问个价，以了解当前的行情，但最后他们往往会回到熟悉的商人那里，认真地讨价还价。这种联系是为了便捷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友谊。买方和卖方始终是对手。购物者愿意出低价，而商人希望得到高价，他们会长久而艰苦地进行价格谈判。但是，他们的利益也并不完全是对立的。购物者重视与商铺之间的固定联系，以保证自己不会上当受骗，而商人们则希望让购物者满意，以便明天再来。这样的客户关系可以节省信息搜集的成本，所以，商人对常客的要价就可以降低。

反复的贸易关系可以部分地解决信息收集问题。可是，要想彻底改善信息的供应，一个成熟的市场还需要建立额外的机制。

大部分市场都包含有各种机制，可以克服信息收集产生的摩擦，让竞争发挥它的威力，把商品的价格降下来。像“消费者报告”和“黄页”这样的服务，就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口碑相传也是便捷的购物信息的来源。那些打算长期经营的卖家可能放弃价格欺诈，以便争取“回头客”。广告和降价促销可以将顾客从竞争对手的商店中夺过来。品牌和商标同样可以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收集成本，另外，像批发商和贸易公司这类市场中介商可以减少企业的信息收集成本。市场上存在许许多多的机制，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信息，减轻信息收集成本所带来的反竞争效应。

信息搜集成本还给企业家们带来了创新机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信息搜集的成本很小，但仍然可以导致市场上出现过高的要价，除非有某些额外的力量可以抵消这种效应。搜集信息是一种浪费性的活动，因此，买方可能愿意花钱来购买帮助自己找到信息的服务。当信息搜集存在成本的时候，由于买卖双方相互都不能准确定位，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可能无法达成。因此，像房地产中介这样的买卖撮合中间人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信息收集成本既然造成了无效率，那么对这种情况的纠正就能产生收益。

批发商和贸易公司也是这类中介商，他们通过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契机。假如你在为一家美国的时尚鞋类制造商工作，你们打算把产品外包到一个成本较低的地方，那么，你将如何着手寻找一家合适的海外签约公司呢？你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调查海外的公司，考察他们的厂房，测试他们员工的能力，还可以讨价还价。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个寻找过程通过合同委托给一个专业机构去做。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就有这样一些公司，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尚设计公司及中国台湾当地的制鞋商中间牵线搭桥。加州大学的地理学家邢幼田介绍说，那些贸易公司掌握着许多中国台湾地区制鞋商的“经营和财务信息”。它们同时也在收集另一方的各种信息：美国和欧洲的买方的需求和信誉。当一份订单到来的时候，这些贸易公司的雇员常常会下到工厂去，监督产品的质量。如果西方国家的公司和中国台湾的承包商之间发生了什么争端，贸易公司就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因此，这些公司可以扮演忠实的经纪人的角色。它们让这个市场更好地运作起来，也给自己赢得了利润。

去除中间商是一种常见的节约方式，但有时，中间商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如果信息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中间商就可以去除；而当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时，中间商就是有用的。

“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但信息也同样应该是昂贵的。”这一高科技领域的魔咒同样适用于普通的产业。上面这句话是计算机天才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名言，他进一步解释说：“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因为它的传播、复制和重组已经变得如此容易，便宜得都不值得算计了。但它也应该是昂贵的，因为对于接收者来说，它往往显得无比珍贵。”

任何能够使买方更加方便地获得信息的机制都会增强顾客的力量。随着各种各样的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的创新手段（比如说电子商务）的出现，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人们在信息搜寻上所浪费的时间和金钱更少了，买方和卖方的实力对比更加均衡，价格变得更具竞争性，这些都有利于顾客。

或多或少地，当创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之后，卖方也会同样得到好处。因为获取信息的过程会消耗许多资源，所以改善市场的信息流可以产生双赢的结局。随着市场的运转更有效率，买卖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卖方的情况也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信息搜寻成本的存在，买方可能受制于卖方，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以后，商品的售价有可能大大下降。

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也使长途货运行业从中受益，它改善了运送配置，使得那些向某个地方运送货物的卡车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可以运送另一批货物，而不至于空驶。在过去，卡车司机或者调度员需要打许多电话，才能得到合适的运送信息。现在，互联网上可以提供很多关于卡车运力和待运货物的实时信息。企业家们开创了这样的网站，在使用密码登录以后，你就可以获得有关的信息。如今，很多卡车司机和有货物需要运输的公司都通过缴纳月租费的形式来订阅这些网站，卡车空驶回程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有报道说，由此产生了20%甚至更高的收益。卡车司机理查德·克斯切曼是第一个在卡车上安装便携式电脑的司机。他把割草机用的电池放在保龄球袋内，随时为便携式电脑供电。在接收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克斯切曼谈道，他在达拉斯遇到另一个卡车司机，那个人已经在当地逗留了3天，还没有找到返回新泽西的活儿。于是，克斯切曼打开自己的电脑，很快就为这个司机朋友找到了4批需要运输的货物，让他很快就踏上了回乡之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流重塑了卡车运输市场。

在电子商务中，信息以光速在光缆里飞驰，从形式上来说，它与我们所谈及的中东集市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互联网上的商务和集市上的贸易一样，交易的具体方式是由信息和获得信息的成本所决定的。集市上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交易成本高昂，电子商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互联网上交流的便捷改变了买方与卖方之间议价能力的对比，它给消费者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议价能力。

对于亚马逊网站等互联网零售商来说，它们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这些网站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的顾客，其成功秘诀正是在于：许多购买光盘和书籍的人士发现，与现实世界相比，在网络空间能够更便捷地找到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在一些汽车网站，（例如Autobytel.com网站和Carpoint.com网站）买方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从几家不同的经销商那里获得报价。就这样，互联网降低了买方的信息搜寻成本，使价格朝着有利于买方的方向进行调整。

同样的，互联网也可以帮助卖方。在印度乡下的某些村庄，村民们合伙购买了计算机。在中央邦的巴蒂村，农民们利用村里的计算机把附近市场上的小麦、大蒜和其他农作物的售价查询出来，增强了自己与前来做收购生意的中间商的议价能力。种小麦的萨提亚·卡迪说：“如果他出的价格还算公道的话，我就把小麦卖给他。否则我就自己把小麦带到市场上去卖。”信息的改善让农民们在出价时有了更强的竞争性。

互联网提高了买方对卖方的议价能力，为买方带来了好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增进了市场机制的效率，从而让买卖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对卖方而言，他们的顾客不再局限于附近的区域，而是可以分布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潜在顾客的数量迅速增加。同样的，买方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卖家。买卖双方能进行更好的匹配，这意味着双方的状况都能得到改善。

200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盖茨谈到了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他说，归根到底，市场就是让卖方找到最合适的买方。在旧经济时代，这样的活动是由高昂的管理费用来实现的：在市场推广以及建立分销网络方面需要投入巨额成本。相反的，互联网的出现则使得公司可以跨过中间人，把产品直接卖给顾客，这可以带来很大的节约。具体来说，旧经济时代的交易成本属于管理费用，它与交易的规模无关，是许多小企业前进的障碍。这些小企业销售的产品数量不大，往往无法弥补高昂的管理费用。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小公司又可以重新出现并生存下来了。“只要你输入一段文字，说明你能够提供的东西，你就可以找到买方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即使每年只有几千套生产订单，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盖茨总结说，我们现在拥有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信息搜寻过程甚至已经被自动化了。自动化的购物软件可以帮助你在数百家在线商家里查询，找到最好的价格。有的对比式购物服务已非常专业化，应用在书籍、光盘和计算机等商品上面。而且，在网络上还有大量关于批发价格的信息。以前，那些精明的买家为了得到一本二手车的价格表会碰到许多麻烦，而现在，他们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得这些信息。至少对那些会使用计算机的人而言，在网上查询购物信息是非常轻松的。

一些在购物时不怕麻烦、货比三家的人会给其他人带来帮助。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他们产生了正外部性。一个原来标价很高的卖方在考虑降价的时候会仔细权衡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他的成本在于，有的买家本来可以付高价，降价就会使自己的收入降低。而他的收益在于，顾客数量的增加会带来营业额的提升。假如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购物者足够多，那么卖方就可以在降价中获得好处。因此，那些努力寻找最低价格的斤斤计较的购物者给高价格的卖方施加了降价的压力，并且使所有的买方都能受益。

正如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互联网降低了买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带来了价格的显著下降。一项针对新书和光盘销售价格的研究发现，在互联网上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与传统的零售价格相比，平均要低8%～15%。在线购车要比传统方式购车平均节省2%的费用，也就是说每辆车要节省450美元。互联网也使人寿保险产品的价格降低了5%以上。就像我们所预计的那样，买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卖方的运营成本都降低了，直接导致了产品销售价格的下调。

尽管在互联网上进行购物已变得十分便捷，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价格的差异。我稍微花了些时间在网上查询自己写的一本书《博弈、策略和管理者》（Games,Strategies and Managers），尽管该书的内容比较晦涩，但还是被大多数在线图书销售商收录在列表中。我发现，在鲍德斯书店和鲍威尔书店的网站那里，这本书的售价是17.95美元，亚马逊网站和巴诺书店网站的售价是16.14美元，Buy.com网站的售价则是12.71美元，而Kabang.com网站的售价为12.57美元，售价最低的是Alldirect.com网站，其售价只有11.49美元。此外，由于各个卖家提供的运送成本存在差异，包含运送成本在内的销售价格自然也各不相同。如果选择在一周以内送到，那么书价从15.57美元到20.10美元不等。

更多的系统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事情：获取价格信息的便利并没有使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彻底趋同。互联网上的价格要比传统经销商的销售价格偏低，而互联网上的不同销售商的价格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根据一项研究的说法，如果我们用最高价和最低价的差额占该商品平均价格的百分比来衡量价格的离散程度，那么书籍的价格差异大约是37%，而光盘的价格差异则是25%。事实上，就书籍而言，互联网上的价格离散程度要大于传统零售商之间的价格差异。

如此之大的价格差异是令人疑惑的。新书和光盘应该是没有太多个体差异的产品。同样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不论你在哪里购买。如果说，互联网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那么它就应该把价格离散度消灭掉，因为每一个买家都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最划算的价格。有人对此提供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惰性：购物者不耐烦去四处寻找最低的价格。这个说法看起来并不可信，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稍微花一些搜索时间就可以节省几美元还是比较值得的。同时，惰性也肯定不能解释大宗商品买卖的价格也持续存在价格差异的原因。

当信息收集成本降到非常低的时候，价格的离散现象为什么依然存在呢？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既然价格差异继续存在，那就一定是说，互联网市场也同样有摩擦——同样存在交易成本。这种成本并不是寻找卖家或者了解价格的成本，因为这部分成本已经接近于零。剩下的交易成本是一种更加微妙的成本，它们来自质量鉴别方面的困难。互联网并没有创建一个完美的、无摩擦的市场，它的出现强化了买方对卖方的信用的需求。

尽管有许多夸大其辞的宣传，但事实上互联网并没有使信息完全免费。如果购物的过程仅仅是要找到最低价格，那么互联网上的购物服务软件最终将迫使所有的零售商把价格降到与最低报价同等的水平。然而，从购物者的感觉来看，某家零售商提供的一本书和另一家零售商提供的同样一本书可能是不同的，尽管这两本书在物理性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差异。购物者要购买的并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系列的服务，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是主要的部分，但毕竟还不是全部。除了书本身以外，买方还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保证：书能够如承诺所说的那么快地送到自己手里；书送来的时候包装状况要良好；在顾客不满意的情况下，零售商允许退货；零售商的雇员不会窃取买家的信用卡信息。买方往往愿意多付一点儿钱，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因此，信息成本的内容不仅仅是找到卖家的成本，而且还获得这些保证的成本。零售商的信誉可以传达这样的保证，商家的品牌就是提供信息的工具。

除了可靠性方面的保证以外，卖方还可以提供其他一系列服务。如果你和自己当地的书店有长期联系的话，你可能会对店主的眼光有信心。通过书店的推荐，你愿意花钱购买一本从未听说过的作者写的书。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东西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它与你购买的地方有关。

让我们离开互联网，来到一个低技术的领域，去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在印度的各个城市里，过去很难得到高质量的新鲜牛奶。批发商和卖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都往牛奶里掺水。买方可以通过气味来判断牛奶是否新鲜，但是他们无法判断牛奶中的脂肪含量。由于质量低劣，牛奶的销售量锐减，人均消费量比20年前减少了25%。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曾设计了一个假想实验，用来显示当买方不能考察产品的质量时，市场是如何失灵的。假设卖方提供1夸脱高质量的牛奶需要1美元的成本，而提供1夸脱掺水的牛奶只需要0.60美元的成本。而普通的买方愿意花1.20美元来买好奶，或者愿意花0.80美元来买掺水的奶。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在贸易中获得收益。如果买方可以识别牛奶的质量，那么低质量牛奶的卖价将在0.60～0.80美元之间浮动，而高质量牛奶的卖价将稳定在1.00～1.20美元之间，而不论买方还是卖方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交易价格。但是，如果买方不能区分出产品质量，那么两种质量的牛奶就可以卖同样的价格。假定对我们的买方而言，所有的卖方都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人们只能大致判断，有60%的卖方在自己所卖的牛奶中掺了水。因此，买家最多愿意花0.96美元来买1夸脱牛奶，甚至出价更低（具体是这样计算的，40%的牛奶价值1.20美元，60%的牛奶价值0.80美元，所以平均价格应该是1.20×0.4+0.80×0.6=0.96美元）。然而，这样的状况并不能维持下去。因为提供高质量的牛奶需要1美元的成本，由于买方担心被骗，所以一个诚实的卖家根本无法在买卖中收回自己的成本。这样做的后果是，诚实的卖家就被市场排斥出去了，往牛奶里掺水的卖家的比例会上升到100%。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支配了这个市场：低质量的产品驱逐了高质量的产品。

和许多贫穷国家一样，这种情况在印度是十分普遍的。许多商品的市场运作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印度当地的一位记者阿素克·德塞报道说：“在购买大蒜的时候，你买到的是各种混在一起、大小不一、质量各异的产品，有的很新鲜，有的已经烂了，你不能像在欧洲那样买到又大又干净的大蒜。棉花被人巧妙地掺了假，食用油甚至会有致人死亡的危险。这些产品一直没有得到改进，那些生产商数十年如一日地生产着相同的低劣产品。”

后来，印度成功地解决了牛奶掺假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国家乳制品发展委员会（National Dairy Development Board）发起了一项旨在提高牛奶质量的运动。它提供一些便宜的设备，用来检测牛奶的脂肪含量，并且覆盖了从农户到批发商、再到小商店的整条分销贸易链条，同时建立了一套反映牛奶质量的价格支付体系。此外，还在消费者这个环节上，通过建立品牌来让买方对自己所购买的商品产生信任。结果，牛奶的质量提升了，消费量也增加了。消费者和诚实的生产商都获得了好处。

保证牛奶质量的问题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到解决的，它需要一系列的协调行动。我们不能把质量保证机制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在许多富裕国家里，这些机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贫穷国家它们却常常缺失。而它们的缺失正是市场不能良好运作的原因之一。

建立信息流动的渠道，帮助买方和卖方会聚到一起，并且让买方可以更好地鉴定所购商品的质量，这些都是市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远洋运输业大亨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曾经说：“做生意的诀窍就是要知道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与此恰恰相反，市场设计的秘密则是使信息能够自由地流动。

信息分布的不均匀可以使一个市场的运作缺乏效率。在购物过程中进行反复比较会花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尽管这些成本都很小，但是毕竟不为零。有些原本可以互利的生意，由于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买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增强了卖方操纵价格的能力。相反，那些成功的市场则拥有帮助信息自由流动的机制，例如广告等。批发商、贸易公司这样的市场中介商则为企业减少了信息搜寻的成本。

人们往往难以判断所要购买的商品的质量，这种担心会使市场的交易规模减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市场必须发展出一套能显示质量信号的机制，比如承诺、品牌和专业经纪人等，下一章就将讨论其中的内容。

第五章
诚信才是明智之举

“在一项交易中，你要有进有出，懂得妥协、退让，然后，你抓到现金，一走了之。”这就是著名的好莱坞经纪人欧文·拉扎尔并不复杂的商业哲学。对有的人来说，抓到钱就是典型的市场行为，他们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现实恰恰相反。在那些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的地方，市场并不能良好地运作。对于最简单的交易而言，一个买家用现金购买一件他所熟悉的商品，并不需要什么信用。但是，大多数交易并非如此简单直接。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中，商业生活要求人们有能力做出可靠的承诺。

作为买方，当我们购买的商品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都要依赖卖方的诚信，这几乎发生在人们所购买的任何商品上。例如，当你购买食品时，你得相信吃了它不会让人生病。当你买药时，你希望它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副作用。你还会相信，自己购买的汽车能够可靠地行驶，必要时可以有机修工很好地维修它。你希望自己的雇员不会偷懒。在向一位医生或者会计师进行咨询的时候，你也要信任他们的专业能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买方不能够事先检验产品的质量，卖方都需要想办法来打消买方的疑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卖方，在需要提供消费信用的时候，你都要信赖你的顾客。你让顾客不用付钱就先把商品拿走，是因为你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付账。

“诚信才是明智之举——它是财富之源。”马克·吐温用这句妙语道出了设计良好的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有些人天性诚实，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设计良好的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机制，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法则，可以保证诚信的确能创造财富。市场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和习惯之上，它们甚至可以让那些生性狡猾的人都愿意信守自己的诺言。

要让消费者希望得到，并且愿意掏钱购买，这是普遍的商业规律，甚至炸薯条的口感这类琐事都不能例外。你可能会说：“炸薯条不就是炸薯条吗？”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明，你并没有成为一个快餐业巨头的天赋。在20世纪50年代，麦当劳的创立者雷·克拉克就被炸薯条迷住了。他后来回忆说：“对我而言，炸薯条简直成了最神圣的东西，它的制作过程就仿佛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仪式。”他派自己的雇员带着液体比重计到农场去，把那些没有达到最佳含水量标准的马铃薯淘汰掉。他发明了一种食品加工法，能够把马铃薯中的天然糖分转变为淀粉。他开发了一种“马铃薯计算机”，用以调节每包炸薯条的烹调时间。克洛克给自己的公司找到的竞争优势就是，炸薯条具有整齐划一的规格——淀粉和油脂的组合比例绝对精确、可靠。无论是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还是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只要有麦当劳的商标，你就保证可以得到自己所预期的食品。

提供质量保证的市场机制是多样和各异的。在购买电池的时候，你会去找自己用过的并且发现使用寿命较长的那个牌子的产品。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你会挑选某家具有可靠信誉纪录的制造商，有关的信息可以从消费者报告那里找到。你给汽车安装一台新的消声器的时候，会去一家在广告中有质量保证承诺的修理店。去看病的时候，你会找那些具有认证资格的医生。需要做聘用决策的时候，你会参考前任雇主给员工提供的推荐信。在选择律师的时候，你则会根据朋友们的推荐。市场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高质量的生产商和低质量的生产商区分开来。

声誉就是一种质量的保证。与一家你从未听说过的公司相比，一家知名的公司能够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任何错误的行动都会损害那家企业宝贵的声誉，因此，你可以认为它会按时发送货物，不会欺骗你。在互联网零售商之间持续存在价格差异的现象，就是消费者需要质量保证的一种反映。有声誉的公司提出的要价可以比竞争者更高，它们能够从自己的品牌中获得回报。

要传递出令人信服的信息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如何能够说服潜在的顾客，让他们相信你的产品要比竞争者的更好呢？我们假定你的确拥有更好的产品，同时还假定你能够采取某些行动，让自己的目标顾客注意到。这样的行动需要你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你弄虚作假，那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将使你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为一种“信号”。假如顾客看到你采取了这种行动，他们就会推断你的确在说实话。在你发出信号的时候，你是在向大家表明：“行胜于言。”

广告就可以充当这种信号，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广告是报纸中唯一值得信赖的报道。”某家饮料制造商推出了由摇滚巨星主演的轰炸式的商业广告，所有的内容看起来都像是浪费。但是，大肆的铺张浪费恰恰是关键所在：它表明该公司对自己的产品十分自信。公司期望消费者在试用其产品之后会继续购买，从长远来看，公司可以把自己的广告费用收回来。广告成了信心的传递方式，因为低质量产品的制造商不可能把广告的成本收回来。广告语宣传说“试试吧，你会喜欢它的”，这种行为比语言本身更令人信服。

发信号也是自然界的交流方式之一。在非洲东部的热带大草原上，当一头狮子靠近一只瞪羚的时候，觉察到捕食者气息的瞪羚便会跃向空中，它跳起来足有6英尺高。为什么瞪羚要在原地跳跃，而不是竭尽所能地逃跑呢？动物学家解释说，这看起来是一种极其疯狂的举动，实际上却是十分理性的行为。跳跃是瞪羚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它等于是在告诉狮子“我十分强壮、健康，你想追上我是枉费心机，只能浪费彼此的能量”。如果一只瘦弱的羚羊也这样做，它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狮子有可能识破骗局，继续追逐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可信的信号。

为什么孔雀要有如此华丽的尾巴呢？这样的装饰既笨重又会吸引捕食者，但是它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就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因为对于那些寻觅配偶的雌鸟来说，茂盛的羽毛是一种信号，显示了雄鸟的健壮，并且拥有良好的遗传基因。

装饰是一种可靠的夸耀质量的信号。与孔雀的羽毛一样，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类似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浪费的装饰，实际上却起了显示良好声誉的作用。例如，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有十分体面的办公场所，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业务的实际需要。如此华丽的办公场所显示出这家公司的实力是可靠的，并且把自己与那些支付不起这样豪华场所的不可靠公司区别开来。还有，尽管有更便宜的地点可供选择，但许多零售商还是把他们的商店开在纽约第五大道这样地租昂贵的中心区，为的也是发出一种信号，显示它们可以为你提供长期服务。在创业过程中，只有当企业家本人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钱投入到公司之后，许多风险投资家才愿意支持这家公司——这并不是因为风险投资家缺那点儿钱，而是他们把这看作企业家表达诚意的一种信号。

功能完善的市场拥有一系列信号机制，用来传递可靠的产品的质量信息。发出信号可以克服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的难题，但这样做并不是免费的。孔雀的绚丽尾巴是一个累赘；银行的豪华装修以及软饮料公司高昂的广告费用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润。

卖家如何才能让买方为自己所拖欠的商品债务埋单呢？最近，纽约一家有线电视公司——模范有线电视台（Paragon Cable）——采用了一种新奇的催促赖账不还的顾客们付账的办法。模范有线电视公司并没有去起诉那些违约者，也没有中断对他们的服务，而是只给违约者的家庭发送美国公共事务有线卫星电视网（C-SPAN）的节目，里面的内容全部是冗长乏味的政治演说、辩论和听证会。据报道，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收账措施。

顾及将来是促使人们信守诺言最基本的动机。如果你向某个商家要求赊购某项商品，你会获得别人的同意吗？如果是在邻居的商店里买一些水果，那很有可能成功。但如果你买的是一辆汽车，那就不太可能获准。显然，二者的差别是由于你违约所得的收益不同。如果这家水果店对你购物十分便利，那么你继续在那里购物的好处将远远超过你欠债不还所骗来的那几美元。与此相反，在购买一辆汽车的时候，你可以从欺诈中获得成千上万美元，而且你又不是经常买车，因此，卖家并不能指望你做“回头客”。诚信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取决于哪一方的收益更大：继续交易的是未来收益还是违约的当期收益。

如果你违约，其他的卖家也可能不再和你做生意，所以，尽管你从违约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与这个卖家继续做任何生意的价值，你也会愿意如约付账。违约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那将失去未来的生意，这种代价会阻止你去欺诈。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持自己的信誉，这给诚信行为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激励。

要维持声誉的效力，有关的信息就需要得到传播。因此，流言蜚语也有其真实的经济效用。有的小群体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例如，某位做糖产品期货的商人就说：“在金融市场中，场内经纪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实施自我管辖。如果有人做错了什么事，他们就会告诉他：‘你最好不要再这样做了。如果再这样做的话……我们会把你赶走。’”

在那些紧密的群体中，如场内经纪人或者传统的村落里面，制裁可能会自发产生。而在一个流动的社区中，人们来来往往，信誉就很难确立了。当违约发生的时候，要让其他人都知道，并且清楚是谁干的，这就需要一个信息渠道。比如说，政府的信用管理署就能发挥信息贮存库的作用。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降低自己信用等级的风险成了促使他们按期付账的有效激励。

过去，美国的海鲜市场常常被“拿了钱就跑”的事情所困扰。批发商将整船的海产品运给其他州的买家，而自己得到的支票经常被银行退回。那些购买方可以轻易地找到其他卖家，因此他们违约逃跑是合算的。缅因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位名叫尼尔·沃克曼的企业家，他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成立了一家名叫迅鱼（GoFish）的公司，专做替批发商讨债的工作。很快，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可以讨债，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所收集到的信息还具有尚未充分利用的价值。他说：“他们拖欠的债务，你只能讨回来一次，但是，关于这个家伙拒付账单的信息，你却可以一次次地卖给很多人。”于是，迅鱼公司开始通过互联网为订户提供关于海鲜购买方信誉的即时信息。通过这一简单的安排，把有关的信息发布出来，沃克曼重塑了市场的激励机制。现在，那些买家如果还希望继续在这个行当里做下去，就不得不支付自己的账单。信息的发布不仅给迅鱼公司带来了利润，同时也改善了整个市场的运作。

在纽约的钻石批发贸易中，交易商之间交接着一袋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而不需要任何书面协议。一个握手，说一声“祝你好运”，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这种口头协议能发挥作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交易商几乎都是哈西德教派的犹太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交易额，个人关系也许还无法提供足够有力的约束。于是，钻石市场经过了精心设计，使任何违反协议的交易商将失去未来的所有生意，不仅仅是和被欺骗的商人，而且包括和所有其他珠宝商的生意。制裁由一个名为“钻石经销商俱乐部”（Diamond Dealers Clubs）的组织来实施。任何一个新成员在加入俱乐部的时候都要同意，把未来遇到的所有争议都提交俱乐部的仲裁委员会处理。违约的成员将被罚款，或者受到在20天以内暂停贸易的制裁。违约处罚将张贴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在特殊情况下，一个成员有可能被驱逐出俱乐部，甚至逐出整个钻石贸易业。为了继续做这项生意，一个珠宝商必须守信。

在墨西哥，制鞋商协会对鞋类贸易发挥了监督管理的作用。这个协会保存了所有从它的会员那里购买产品的零售商的数据，如果哪个零售商没有付账，就会记录在数据库内，供任何一位会员查阅。知道这样的信息会被公开之后，零售商违约的现象就减少了。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们组成的行会也为其成员提供了类似的合约保证。

在今天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电子商务网站中，有一部分服务就是提供保证。例如在化工产品中，有的在线交易网站让某些化工产品——如石化产品、塑料等——的购买方能够在网上同全世界各地的销售商做生意。离开了信任，这样的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买方还是会通过自己以往惯用的渠道，到那些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的贸易伙伴那里去购买。化工产品在线交易网站全球化工交易网（ChemConnect）的负责人约翰·贝斯利说：“在这个行业，一项交易的平均规模大约是20万美元。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在线交易，你必须有十足的把握，自己的交易伙伴会按他们所说的去做。”在线交易网站的一个竞争优势就来源于它的保证，它要向买方保证卖方会按时提供合格的产品，也要向卖方保证买方将如约付账。因此，大部分在线交易网站都要仔细甄别那些使用他们服务的公司，一旦发现有成员在与其他成员交易的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鲍勃·迪伦在《甜蜜玛莉》（Absolutely Sweet Marie）中唱道：“为了不让法律闯入你的生活，你就必须守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市场拥有一系列保存信誉记录的机制。那些欺诈行为的消息会传播出来，这样的威胁足以使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保持自己的诚信。

在越南，许多生意完全依赖于人们的诺言。胡志明市的一位银行家孙元甫说：“我们没有什么商业法规可以用来解决企业间的争端。当商人们签署协议的时候，他们不能指望法律文本提供依靠，这使得企业之间很容易出现相互欺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以来，越南的私营企业开始复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后，小型制造业企业迅速繁荣起来。由于越南政府的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并不那么友好，因此企业家们不得不自己来建立游戏规则。既然越南的私营企业已经有了如此旺盛的活力，那么一定存在着某些保证协议执行的方法。由于无法通过法庭来解决问题，企业家得依靠他们自己的机制。

失去未来生意的威胁可以部分地阻止争端的发生。人们可以对欠债不还者进行制裁，切断与债务人的一切贸易往来。但是，企业家们通常会防止事情恶化到这样的地步。正如一位经理人所说，如果有一个账单没有支付，他会“耐心地进行谈判”。讨债是“一项艺术，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

同行的人每天都将在茶馆或者酒吧会面。一位铝制品的生产商说，当他遇到同行以后，大家会讨论各个客户的可靠程度。另一位铁制品的生产商说，他每天都要同其他商人会面，彼此交换有关客户的信息。他说：“这些定期会面建立起了一套商业道德规范，有助于市场的良好运行。”如果某个客户欺骗了一位制造商，那其他人就可以很快得知这个消息，并且把这个债务人列入黑名单。

企业家们为了控制自己的风险而设定了具体的交易形式。一旦他们意识到某个买家可能有违约的风险，比如说，在根据订单制造的产品，或者给一个相距很远的城市的买家提供产品的时候，他们会坚持要求对方预先付款。在长途贸易中，送货的汽车司机有时扮演了客户代表的角色，他负责把客户的钱送到生产商那里，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金融中介商，一个支付的担保人。

制造商还通过认真选择合作伙伴来降低发生争端的概率。企业家们会仔细地调查贸易伙伴，一位企业家说：“最好的客户并不见得是出价最高的客户，但他一定是诚信，并且履行自己的承诺的客户。”许多人从未和自己的客户发生过争端，因为他们事前花费了许多精力去调查客户的财务实力和人格特征。某位企业家说：“在开始做生意之前，我就通过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供应商和客户，仔细地调查了贸易伙伴的情况。”家庭、宗族、朋友这些非市场关系给市场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在亚洲国家，家庭纽带在商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家庭网络虽然有时能帮助把贸易关系建立起来，却并不是必须的要素。在某项调查中，大约一半的被访企业家说，他们与自己的长期贸易伙伴之间在以前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许多公司都依靠自己的调查，而不是依靠事先的关系。经理们说，他们会直接造访自己的潜在贸易伙伴的工厂或者商店，以了解其可靠程度。一位经理说：“要保证供应商的质量和可靠程度，最好的办法是拜访他的工作场所，调查、测量和检验材料的质量。”另一位经理说：“评价供应商可靠程度的方法是定期拜访他们，检验他们的产品。”

越南的贸易关系发展起来，并很好地适应了保证协议执行的需要，这种自助式的体制填补了法律体系的缺失。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公司在没有完善合同法的情况下发展得依旧很好。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法庭并不是必须的呢？非正式的关系是否可以完全确保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呢？常识告诉我们，答案一定是“否”。

某些生意在非正式的协议下是不可能达成的，它们只有在有法律支持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说：“在涉及很多钱的时候，最好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拿了钱就跑的收益将远远超过一个人信誉损失的代价。对于那些需要有大量的先期投资、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获得回报的项目而言，法律是必要的。

影坛大亨路易斯·梅耶说：“口头协议全都一文不值。”他的话有点儿夸张，因为我们已经介绍过，口头协议也可以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一位被许诺将获得5%总收入提成的影星而言，最好还是要签署一份缜密的书面协议。因为一旦这电影一炮而红，制片公司很有可能否认先前达成的交易。因此对于某些合同而言，法律是不可替代的。

在法律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买方和卖方都不需要担心被欺骗，他们可以通过起诉来要求赔偿。然而，没有哪个法律体系能够完美地运作。协议也不一定能够提供绝对的保证。与传统的看法相反，协议未必能够得到妥善的履行。

在某些贫穷的国家，法律几乎是完全没有作用的，越南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在其他某些国家，法庭是存在的，但是打官司的手续却过于繁琐，往往不值得为了执行一项协议而动用它。例如在印度，就有2500万起协议争端案件悬而未决，普通的民事案件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做出判决。印度的前内阁部部长拉姆·杰斯马拉尼说：“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增加法庭、设备和工作人员都需要钱。有人告诉我，我们需要比现在多5倍的法官，但是我真不知道该把他们放到哪里。”

即使在那些具有良好法律体系的国家，法律的运转也不是完全没有摩擦成本的。为了上法庭，你需要支付律师费，准备漫长的诉讼程序，结果如何还不可预知，有时并不值得这样做。如果你的贸易伙伴知道你花钱去起诉他是不值得的，那么法律就没有为你提供什么可以依靠的基础。还有，法庭也许不能评判协议中的承诺是否已经履行，也许受害方不能够提供关于违约的有效的法律证据。例如，在涉及高科技产品的复杂争端时，要判断一项产品是否符合规范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人们无法证明违约的存在，那么法律将是没有用的。在任何地方所订立的协议都部分地依赖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一个法律体系在本质上可以是很好的，但是单靠它还不能产生市场所需要的信任水平。保证协议执行的非正式手段同时也是需要的。

在体育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在执行时相互影响的情况。与商业生活相比，体育运动中的事务相对来说简单直接一些。正式的规则很明确，并且容易实施。裁判可以立即做出判断，不需要等法庭来裁决争端。然而，即使在体育比赛中，非正式的机制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例如，英式橄榄球比赛中有发生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在这项运动中，不时会爆发猛烈的扯打场面，同时，运动员并没有穿戴美式橄榄球运动中所采用的那种保护性装备。在举行英式橄榄球比赛时，很容易出现乱阵的局面，运动员们相互扯打，争夺对球的控制权。此时，残暴的球员可能会乘乱朝着拿球者的头部或者腹部踢上一脚。要想限制这样的暴力行为，正式规则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一片混乱之中，作恶的行为很容易逃脱裁判的察觉。不过，现实中的橄榄球运动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那可能就是由于某种自我约束机制在发挥作用。因为违规者很清楚，他自己在抢到球以后很快又会被别人压在乱阵的底部，这就让他们控制住了自己的暴力倾向。

棒球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场类似的实验，来检验自我约束机制的作用。在棒球比赛中，投手有时会故意瞄准击球手的脑袋，扔出有伤害性的投球。投手当然会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球只不过是在他的手指间打滑了而已。不过，对方的击球手曾这样评价纽约扬基队的罗杰·克莱门斯——一个臭名昭著的喜欢故意用内偏球攻击对手的家伙——“很可笑的是，他的球打滑时从来不向外偏”。为了阻止这样的危险投球，联盟引进了警告规则。在扔出第一个伤害性投球之后，裁判将会判罚一个警告，如果任何一方再扔出一个伤害性投球，那么第二个扔出伤害球的投球手和他的经纪人都将被驱逐出场。可是，球场上的老手们都认为，新的警告规则事实上将导致犯规行为的增加。因为在以前，如果本方的队员遭到攻击，像利奥·杜罗奇尔这样的球队经纪人会立即命令自己的投球手用伤害性投球进行报复。但现在，第一个扔出伤害球的投球手只会得到一个警告，而他的对手却不能够进行报复。所以说，棒球比赛引入的这项正式规则可能阻碍一项有用的非正式规则的实施。警告规则的效应可能事与愿违。如果球员们知道对方一定会进行报复的话，那么球场上的“意外的”伤害性投球可能会减少。

商业生活与体育运动一样，对于人们良好行为的激励既来自正式的规则，也依赖非正式的规则。法庭可能会有盲点，诉讼程序也可能很冗长而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参与者就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自我约束机制，来补充合同中法律的不足。有时，这些机制甚至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就像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这个案例一样。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美国的工业经历了一场危机。以前，当进口产品占的比例很小，影响不大的时候，在汽车这样的行业里，大公司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小，生活非常安逸。随着进口带来了新的竞争，它们的舒适生活便被打破了。突然之间，这些企业发现自己不得不匆忙地节减预算、增加效率。它们重新认识到，市场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例如，有的公司发现，某些投入品从其他公司那里购买，比在本企业内部生产更为便宜。施乐、波音、摩托罗拉、福特和克莱斯勒等公司纷纷改变了自己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方式，它们为自己的投入品市场设计了新的规则，改变了原有的市场模式。

在生产链中，某些部分一直是通过外包来生产的。例如，汽车制造商都有对外采购轮胎的传统，而米其林这样的轮胎制造商则通过长年的创新和可靠的产品建立起了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当汽车制造商开始考虑把其他投入品也进行外包生产的时候，它们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更高程度的对外依存度。

在签订外包生产合同的时候，制造商需要对自己的供应商寄予很高的信任。如果某家供应商不能按时将产品送达，或者提供的产品达不到标准，都将严重损害制造商，使其生产线的运转速度减慢甚至被迫停产。要通过法庭来解决延误交货所引发的问题，可能需要太长的时间。加上如果评判产品质量需要非常专业的判断，那么法庭就不容易对提供次品的供应商采取制裁。这样，为了确保供应商能够可靠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制造商必须引进能进行自我约束的机制。

供应商同样需要对制造商寄予充分的信任。设想一下，假如你有一家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公司，现在，有一家汽车制造商正打算开发一款新的车型，它们希望把汽车底盘合同转包出来。由于这批汽车底盘是专为这一款车型设计的，因此，为了承接这一订单，你的公司就必须重新配置自己的厂房和设备。然而，如果你考虑一下将来的情况，你就不免要为这样一项特定的投资感到担忧，因为大笔的专门投资会使你在未来处于谈判中的不利位置。请仔细想想你在改装了设备之后的情况吧。合同签订之初，汽车底盘的价格会商定在一个可以让你收回投资的水平上，但是在你的先期投资完成以后，汽车制造商会发现，你所改装的机器设备不可能用来制造其他产品，那么它很可能会要求降价。如果它提出的新价格只能让你收回自己的运营成本，而不能收回已经投入的设备改造成本，那么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还是会接受这个新价格，而不愿意让新机器闲置。考虑到如此被人敲诈的前景，你可能事前根本就不会同意签订那样的合同（当然，如果合同是绝对缜密的，这样的欺诈可以避免。不过，合同总是留有重新谈判的余地，因为人们不可能预期所有的突发事件）。假如所有的供应商都不信任汽车制造商，不愿意去做这样的特定投资，那么，即使外包给其他公司可以更加便宜地制造出这批汽车底盘，汽车制造商也无法找到合适的签约方，不得不自己去做底盘。

要把更多业务外包出去，意味着把某些需要特定投资的作业转嫁给别人。为了实现外包供应，制造商需要向供应商提供可靠的承诺。在有些情况下，多年来时常发生的违约使得合同双方都彼此怀有敌意，此时，制造商就必须设法消除供应商的不信任感。

为了把更多的工作外包出去，制造商需要减少与自己直接打交道的供应商的数目：例如施乐公司就把供应商从6000家减少到了400家。这听起来好像是在退步，但实际上是把很多短期的合同转变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就像前文中那些越南的经理人所说的一样，为了保持这样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你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供应商，因此你所能直接联系的供应商的数目应该是比较有限的。筛选出来的供应商通常是做得更加出色的供应商，他们清楚，只要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那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特殊地位。这些供应商甚至还可以接管起管理其他供应商的任务，建立起一个供应商等级链。

当供应商们认识到制造商是真心实意打算把业务外包出来以后，这种承诺就会变得可以自我维持下去：因为对外包服务的依赖会给制造商提供正确的激励。外包业务今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特定投资，这足以约束制造商，让它不会轻易违约。因为只有在特定投资确实能带来收益的情况下，供应商们才会做出投资的决策。

在供应商这边，激励则是来自于获得更多未来合同的预期。以往，制造商的政策是把新合同交给要价最低的供应商。而现在，制造商的政策则是扶持原有的供应商，如果老的合作伙伴干得足够好的话，他就能继续得到制造商的新合同。

《财富》杂志在1994年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的商业黄金法则”的激情四溢的文章，为这种新型的供应合作关系打气。它引用一位大公司采购主管的话说，“为了具有真正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正在学着联合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婚姻。”

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提升了产品质量，同时降低了成本。克莱斯勒公司的采购经理汤姆·斯多坎普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说：“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和自己的供应商坐在一起，诚恳地交换意见，探讨如何使我们的公司更加具有竞争力。”制造商在生产能力和管理技术方面给供应商提供培训，在新产品设计的早期阶段就让供应商参与进来。作为回报，供应商会为降低成本的问题出谋划策。他们调整部件的交货时间，以配合制造商的生产进度。现在，某些制造商已经不再检查供应商送来的产品，把那些零部件直接送到生产线上，他们完全信任供应商会提供完美的产品。

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交易显示，法律合同和合作关系都在发挥作用。199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项针对采购经理的调查，结果表明2/3的采购经理都同意以下的说法，“美国的公司已经改变了和供应商打交道的办法，严重的供应争端显著减少”。这项调查还指出，在与供应商之间发生的严重争端中，只有不到1/5的争端最后是在法庭来解决的。就像一位采购经理所说的那样，当问题真正出现以后，你会给供应商打电话，“共同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们还希望继续把生意做下去的话，是不会在法律条文上咬文嚼字的”。

1739年，戴维·休谟说：“商业的自由和范围完全依赖于诚信。”两个半世纪之后，肯尼思·阿罗也说：“事实上，任何商业交易都包含有诚信的要素，那些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交易更是如此。”因此，“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现象都可以解释为相互信任的缺乏。”

设计良好的市场拥有一系列机制来确保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合同的履行不仅仅要依靠法庭，同样也基于那些关系声誉的非正式的机制。而要让声誉激励产生作用，就必须让信息流动起来。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私营机构，例如贸易协会、中介公司和征信局等，帮助收集和散播关于违约者的信息，提供声誉不佳者的黑名单，这都将有助于合同的履行。这些非正式的机制是法律体系的有益补充，它们引导人们信守自己的承诺。

第六章
最佳竞价者胜出

东京还在睡梦之中，筑地海产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每个工作日的凌晨，都有价值约2500万美元的海产品在那里进行拍卖。筑地海产市场并不是为旅游者设立的——你得小心翼翼，不要被来来往往载满海鲜的小型货车撞翻——但如果你能起得足够早，这里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有多达450种的海产品在市场上陈列待售，包括海胆、河豚、鳗鱼、虾、章鱼、鱿鱼等——各种各样的咸水鱼、淡水鱼，鲜活的、冰冻的、晒干的以及熏制的，应有尽有。

金枪鱼拍卖的场面最为精彩。在筑地海产市场上，有7家大型渔业公司作为主要供应商，它们下属的商家每天会把大约3000条鲜亮光滑的金枪鱼摆放在货台上。每条鱼的尾部都会切下一小块，作为“窗口”，以供批发商进行检验，看看鱼肉是否适合用于生鱼片和寿司。在大约半个小时的检查时间过去后，拍卖正式开始。拍卖商带着日本鱼贩特有的腔调喊价，推动着竞价不断攀升。买家只需要以手势示意，默不作声地出价。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价进行得非常迅速，以至于仅仅需要数秒钟，一条价格高达15000美元的金枪鱼就可以成交。整个拍卖到早晨7点钟就宣告结束。拍卖商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卖掉了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的金枪鱼，然后走到马路对面的早餐店去吃寿司。与此同时，那些买家正把金枪鱼带到市场周边的各自的货栈里，把鱼切成数块，准备卖给来自鱼店、超级市场和餐馆的购买方。

筑地海产市场大大方便了东京的海鲜批发贸易。假如不存在这样的市场，那买卖双方就必须一对一地就每件货品进行谈判，交易过程会变得十分麻烦。对于买家来说，筑地海产市场上提供了来自不同渔业公司的大量可以选择的产品。而对于卖家来说，通过拍卖的办法，可以快速地显示出买家的购买意愿。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提供了一套有效的组织贸易活动的办法。

让我们更加详细地比较一下普通的讨价还价和拍卖竞价的异同。其实，海鲜的价值每天都在波动，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改换和捕捞规模的变化而不同，因此在确定价值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基础，围绕价格的谈判将变得非常累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买家和一位卖家在就金枪鱼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买家的打算是，最多出价8000美元（也就是他把这些鱼剁成小块再卖掉所能得到的收入）。而卖家的算盘是，至少要卖6000美元才可以接受（这是她打鱼的成本，再加上劳动的回报）。因此，这笔贸易将产生2000美元的净收益。当然，卖家不知道买家最多愿意付多少，同样买家也不知道卖家可以接受的最低价格。

首先，我们假定买家和卖家被锁定在了一起。他们只能和对方做生意，没有别的交易对象。最后成交的价格可以低到卖家的保留价格，即6000美元，也可以高到买家的保留价格，即8000美元。只要价格在这个范围以内，那么不论是买家还是卖家所得到的结果都要比没有达成生意时更好。讨价还价的过程并不必然会导致一个固定的成交价，这种不确定性使双方都在努力，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份额。

最后产生的价格将反映买卖双方相对的议价能力。威胁、欺骗、虚张声势等，都是讨价还价中常见的手段。买家假装他不怎么需要金枪鱼，而卖家则会表示，自己的保留价格的确非常高。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不妥协态度，有可能导致谈判的失败。还有，他们的自我吹嘘也可能会误入歧途，让自己置身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即使大家终于达成了协议，也必然要经历一番长期而艰难的谈判，双方都为了争取更合算的买卖而坚持下去，考验对方的耐性。不管是造成拖延，还是让谈判陷入僵局，其实双方都会遭受损失，但这是艰苦的讨价还价肯定要导致的结果。

现在让我们改变一下假设，假定存在两个卖家，买家可以到其中任何一家购买。其中一个卖家供应金枪鱼的成本是6000美元，而另一家则是6500美元。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再假定买家只要一条金枪鱼，而两个卖家出售的金枪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买家会放弃和卖家单独进行讨价还价，而是让这两个卖家轮流向自己报价，然后用一个卖家的要价来诱导另一个卖家。比如说，卖家一的要价是7500美元，他就邀请卖家二出来讨价还价，此时卖家二就很可能报出更低的价格，如7400美元。如此这般，两个卖家会纷纷降价，直到价格降到6500美元以下，低于其中一个卖家的保留价格，那时，成本较高的卖家将被逐出竞争市场。

在这样的竞价买卖中，市场价格并不存在不确定性：它将等于两个卖家中成本较高的那家的成本。结果使买卖双方都很满意：买家的净回报是1500美元（价值减去价格）；卖家的净回报则是500美元（价格减去成本）。当存在竞价的时候，讨价还价的技巧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如果某一个卖家态度比较强硬的话，买家会去找另一个卖家。另一方面，买家也不需要有还价的麻烦，因为竞争的过程整个来说对他是有利的。

当出现更多卖家的时候，竞争对买方而言将变得更加有利。例如，现在出现了三位卖家，新增加的这位卖家的成本只有5500美元，那么最终的成交价格就会降到6000美元。一般来说，在竞价市场中，成交价将是第二低的成本价。因为当报价降到次低成本价时，竞争就会停止。随着竞争者数目的增加，最低成本价和次低成本价之间的差距会缩小，成交价格会趋近于最有效率的卖方的成本价。更多的竞争将带来更低的价格。

人们已经在实验室中对讨价还价和竞价买卖模型进行过比较研究。在如下的一项实验中，主持人邀请了许多大学本科生，让他们决定如何分配可能得到的10美元。做讨价还价模式的时候，学生们被逐一配对。其中的一位学生将提出分配建议，而另外一位学生则对建议表示同意或者反对。如果表示同意，他们就将按照达成的协议分配那10美元，如果表示反对的话，则意味着双方什么都得不到。而在竞价买卖模式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卖方，他将接受九位买家的竞价，最高限制是10美元，他将选择最高的出价者。选择之后，卖家将获得那个最高的竞价，而竞价成功的买家将获得10美元中除了竞价以外剩余的部分。讨价还价的实验结果显示，10美元通常是被双方平分的，而提议者有时能够得到多于一半的钱。但是，导致买卖双方都一无所获的讨价还价失败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而且概率惊人的高：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谈判会崩溃。而在竞价买卖的模式中，10美元总是能成功地分配出去，当然，竞价者的剩余往往被迫降到几个美分，让那个唯一的卖家占去了大部分的便宜。

所以，竞价具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它改变了议价能力的平衡，买家在面对两个潜在卖家的时候，要比面对唯一的卖家时更有利，当他面对10位卖家时，处境还会更好。我们并不需要非常高深的理论就能理解它。其次，竞价过程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效应——它降低了交易成本，抛弃了原来那种可能导致交易延误或者挫败的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方式。竞价过程可以确保成本最低的卖家能做成生意，把买家带到了最有效率的卖家那里。

一个不受竞争约束的卖家可以在生产成本之上要求更高的利润。而卖家之间的竞争将会把价格降到产品的次低成本价上，当许许多多卖家相互竞争的时候，产品的成本将十分接近最有效率的生产商的成本。竞争发现了合理的价格，因为这样的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产品的实际成本。

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竞争具有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效应。它可以对企业产生约束。比竞争对手具有更低成本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销售量，而成本比较高的企业要么提高效率，要么就得退出市场。竞争的过程会无情地推动价格继续下降：它会促使公司不断创新，以提高效率、保持领先，适者生存的法则将把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淘汰出去。这样的结果不仅对买家有利，也有益于整个经济体。

当然，竞价的过程并没有消除所有的交易成本。比如在筑地海产市场上，总共有大约300位购买方要在决策之前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检查金枪鱼。其实他们所有人都在鉴定相同的东西，那就是金枪鱼的新鲜度和等级。因此，作为一种替代办法，可以由拍卖商开发出一套统一的评级标准，在每一条金枪鱼上标明质量的等级，这样就可以把那些相同的检测程序节省下来。信任的缺失可能是拍卖场没有开发出这样一套评级机制的原因：竞价者不敢轻信拍卖商的话，不愿意拿自己手中的数千美元去冒险。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买家之间的竞争同样也会披露他们对于商品价值的评价信息。

艺术品市场就需要利用竞价来衡量价值。在19世纪90年代，巴黎举行了一次拍卖会，这次拍卖会奠定了高更、塞尚等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地位。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菲茨杰拉德说：“评论家们意识到，拍卖作为艺术品重要程度的一种认定方式，是任何专业的审美评价所不能够取代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此前也说过：“只有一个地方能够判断绘画的价值，那就是拍卖行。”

中国香港的一位艺术品交易商认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品购买方。“其中一种人说‘我喜欢这个作品’，我一定要得到它。而另一种人则说，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它，我也不太了解它，但是这个画家可能会变得很出名。”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家称为“私人价值”），每一位竞买方对于待售的商品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主观评价，他们非常清楚艺术品在自己心目中的价格，却不知道别人的心理价格。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家称为“共同价值”），买家的评价却是相对客观的，大家都在试图评价一个相同的事物，即那个画家未来的市场价值。不管谁得到那件艺术品，其价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竞价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真实的价值是多少，因为每个人的预期都带有一定的误差。参加拍卖的竞价者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会使竞价过程产生很大的差异。

在索斯比和克里斯蒂这样的拍卖行里，艺术品的竞价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拍卖方式，参加拍卖的人要不断地举起他们手中的报价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请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件绘画作品的拍卖现场参加竞价，而且你非常清楚自己最多愿意花多少钱买下它（即属于“私人价值”的情况），那么你最好的策略是一直参与报价，直到市场价格超过你自己的估价以后，就应该放弃。如果你过早地停止报价，那么你可能会看到这幅作品以低于自己估价的价格卖给别人；而如果竞价超过你的估价水平之后你还在报价，那你就有可能以高于自己估价的价格买下这幅作品。如果所有的竞价者都遵循这样的报价策略，那么只有当你对这幅绘画作品的定价高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时，你才可以胜出。当报价达到一定高度，让倒数第二位竞买方退出的时候，拍卖竞价就会停止。因此，你所支付的价格将是对该作品第二高的估价。

这样的竞争过程会把信息揭示出来。拍卖结束之后，卖方将知道哪个竞价方对于该作品的估价最高，而成交价格则是对其估价的一个近似的反映。由于成交价是次高的估价，那么它肯定低于最高的估价。但是，如果参加拍卖竞价的人数足够多，那么报价的竞争将驱动价格上升至与最终胜出者的真实估价非常接近的水平。

然而，在对拍卖物的估价是属于“共同价值”而不是“私人价值”的情况下，竞价的逻辑就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了。这里还存在一种扭曲，那就是竞价者对“共同价值”的估计也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将面临风险，容易陷入“胜利者的诅咒”的陷阱：也就是说，当获胜者发现报价已经远远超过物品的真实价值的时候，为时已晚。如果他们所有人都非常有经验，那么最好的价格估计应该是接近他们各自估价的平均值。当然，获得胜利的报价将比平均的估价高一些。最终的胜出者很可能是最乐观的估价者，也许是过度乐观了。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爱德华·吉本生动地描述了“胜利者的诅咒”。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都投入了大拍卖中。当时，军队发动了一场推翻佩蒂纳克斯皇帝的政变，然后宣布“罗马的统治权将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分配给出价最高的人”。两位有钱的罗马人参与了这场角逐。“那些忠实的使者处理着这场毫无价值的谈判，他们在两位候选人之间往来奔波，为彼此通报对方的消息。”最终，出价最高的竞价者狄第乌斯称帝。但他并没有太长的时间享受执政的特权，不久就死于谋杀，自己的头颅还被戳在枪尖上到处游街示众。

在任何拍卖中，不谨慎的竞价者都要冒过高估计商品价值的风险（当然，很少有人像狄第乌斯那么糟）。竞价者有时会被拍卖的激烈场面所迷惑，而报出太高的价格。但是，他们并不必须如此。有经验的竞价者会谨慎地竞价，以躲避“胜利者的诅咒”：他们很清醒，只有当自己的估计比较高，而成交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才值得胜出。实验室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试者起初会报出很高的价格，但是随着经验更加老练，他们会逐渐进行调整，避免过高的报价。有警惕心的胜利者是不会受到诅咒的。

如今，在文字作品的拍卖中，出版商们也为大牌作家的手稿展开争夺。据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关于自己8年白宫生活的传记就吸引了8位出版商参与公开竞拍，结果得到了800万美元的稿酬。出版商的赌注在于她尚未写成的书稿的销售潜力，因此，这是属于“共同价值”情况的拍卖。获胜者提出的价格意味着，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对于该书的销售量预期超过了100万册。

有人认为，文学作品的拍卖更容易受到“胜利者的诅咒”的影响。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约翰·斯特林说：“人们激烈地相互竞价，干出了疯狂的事情，花了太多的钱来买版权。但第二天就会感到后悔，他们会反问自己，‘我为什么非要买它呢？’”但是，这样的分析是有疑问的。假如说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了拍卖，却还是总感到后悔，那说明他们不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是比较奇怪的。另一种更为合理的分析是，出版商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激烈的竞价其实是十分理性的。许多出版商对于作品价值的估计刚开始可能十分不确定，因此会谨慎地报价。但随着拍卖的进展，他们看到其他人愿意出多少钱买它，于是对自己的估价重新充满了信心。就像一位代理人爱丽斯·切尼所说的那样，“拍卖启动之后，许多出版商表现出了更强的勇气，大胆地把钱花了出去。”在赢得希拉里·克林顿那本书的拍卖之后，西蒙–舒斯特公司的戴维·罗森塔尔说，他对这笔买卖十分满意。“如果这不是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机会，我们就不会那么做了。”

拍卖代理人莫利·弗里德里希就非常喜欢拍卖。她说：“没有什么比一次成功的拍卖更有趣的了，你可以把一本书拍出很好的价钱，不存在任何欺诈，每个人也都很高兴。作为一个拍卖代理人，那天晚上你尽可以安枕无忧。”但尽管有这样的观点，传统的拍卖方法，也就是让竞价者相互得知其他人的报价，并且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继续提高自己的报价的做法，却已经开始被一种名为“最优报价”的方式所取代。新的方法和政府采购中常见的封闭式投标的做法是一样的：作者的代理人会邀请一些出版商为作品提交报价，标价最高的人将立即获得这本书的版权。

有的代理人更加喜欢这种“最优报价”方法，因为它快捷简便，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做出决定，而传统的相互攀比的拍卖却可能要持续一周甚至更长。西蒙&舒斯特公司的卡罗琳·雷迪说：“最优报价的方法正逐渐流行起来。因为某些代理人希望立即就能得到出版商的最高报价，而不愿意让他们慢慢地提高报价，每次都只能比其他人的报价高一点点儿，那往往不利于代理人的利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误解了代理人的行为。他们使用“最优报价”的方法实际上会损害作者的利益，因为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价格往往比传统拍卖所得到的结果更低。

原因在于，在一次性报价的情况下，出版商们实际上不会把自己所能接受的最高报价提交出来——因为他们担心遭受“胜利者的诅咒”。他们害怕，在发现自己的报价比其他任何人的报价都要高出几十万美元之后，已经来不及后悔了，那将意味着他们很可能高估了这本书的销售潜力。由于这种可能花冤枉钱的担忧，他们会降低自己的报价——而且他们也应该这样做。相反，在公开的拍卖中，胜出者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支付几乎和他差不多的价格。因此，由于参与拍卖的竞价者都比较有经验，那么通过公开拍卖所得到的价格就更高，比“最优报价”方法所得到的过于保守的报价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该书的价值。

“胜利者的诅咒”这个术语源自石油工业，在那个行当中，各个公司需要花费数亿美元去竞买油田的开采权。在参与竞价的时候，石油公司往往掌握了部分关于石油蕴藏量的地质研究资料，但是仍然有误差存在，甚至会打出干涸的油井：这是属于寻找“共同价值”的拍卖。过去的行业经验说，竞价者的报价往往会高估合同涉及的油田的真实价值。然而，考虑到这是数亿美元的大赌注，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收入丰厚的主管们会反复犯同样的错误。有关的统计数据证实了我们的疑虑：通过拍卖取得的石油开采合同平均来说会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

体育赛事转播权价格的暴涨也充分显示了价格竞争的威力。1964年，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会员皮特·罗泽尔说服了各个球队的老板，由联盟代表所有球队，统一进行电视转播协议的谈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每个球队单独与自己所在地的媒体做生意。第一个全美国性的电视转播协议是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签订的，两年2800万美元，这远远超出了以往所有的交易额。以前，电视台会利用各个球队的矛盾来打压价格，但是现在联盟成了一个大集团，获得了垄断权。此后的成交价格更是节节飙升。新的竞价者，例如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和福克斯电视台加入了进来，它们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带来了真正的竞价斗争。到1998年的时候，转播商每年付给联盟的钱已超过了20亿美元。英格兰的足球比赛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英格兰足球联赛的全部电视转播权只卖到250万英镑。然后，新兴的英国天空电视台加入了游戏，从而引入了竞价竞争。到1992年的时候，仅英格兰超级联赛就得到了每年4500万英镑的转播协议，到2000年，一项为期三年的协议使竞价飚升到了每年5.37亿英镑。

这样的价格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很可笑的。有评论家说，在激烈的竞价过程中，电视台的经理人所报出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比赛的真实价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质疑这些经理人的能力（他们的股东也一样）。然而，上述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这些价格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电视台的经理人早就知道的——他们非常明白，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极其有利可图。在引入竞争之前，这个信息只有电视转播商自己知道——显然，他们对此很满意，而且不希望被别人知道。是竞争的到来迫使知情者不得不把电视转播权的实际价值披露出来，而且把大部分的利润转移给了体育联盟。

电影导演萨姆·戈德温曾经说：“我花了太多的钱，但最终还是值得的。”当购买方有清醒的头脑时，成交价格会把真实价值反映出来。每一位买家自己的估价可能并不完美，但是最终的成交价格却常常是对真实价值的很好的估价，因为竞争的过程会把分散的信息聚拢和揭示出来。

形成竞争市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让新的企业加入进来。如果市场上存在着一个垄断者，那么它会要求很高的价格，赚取超乎寻常的高利润——比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利润水平要高得多。这样的超额利润会把新的公司吸引到这一行业中来，那也就意味着，现在垄断者将面临竞争，使价格下降。可以说，垄断中蕴涵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然而，有时会出现妨碍新公司进入的障碍，从而阻止竞争的发生。在某些行业中，大公司具有的优势过大，它可以完全制约在正常情况下带来竞争的市场力量。例如，有的企业拥有专利权的保护，有的公司完全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或者产品的分销渠道。有的企业很长时期以来一直从产业进入的壁垒中受益，这种情况固然比较少见，但人们却并不陌生。在这样的行业中，垄断及其带来的高昂价格和低劣质量依然会延续。

政府也在设置这种产业壁垒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阻止新公司成立的罪人。企业家们必须申请工商执照，必须保证自己的公司名称是独一无二的，还要提供企业的启动资金的证据，接下来，他们还必须向税务及劳动部门备案。在奥地利，成立一所新公司需要花费企业家们大约半年的时间，以及12000美元的行政费用。在墨西哥，这需要超过4个月的时间，以及大约2500美元的费用。在埃及和玻利维亚，通过官方的注册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加起来超过了该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2倍。

这样严格的政府限制将在全国市场上造成巨大的摩擦，阻挠竞争的发生。某些核准、规范从原则上说是有正当理由的。例如，公司应该报税，也必须保证安全生产，不会污染环境。加拿大的经验就表明，完成这种核准并不见得必然会损害经济，在那里，一个企业家只需要花上两天时间、300美元的费用，就可以得到官方的批准。表面上，限制企业家们创业活动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使他们免受不道德的公司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坑害。但这种烦琐的注册要求的实际效果却是减少了竞争，增加了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通常来说，那些老牌企业会比新的竞争者拥有更多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会积极进行政治游说，用政府的管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给新公司的进入设立障碍的人并不是只有政府。在某些行业里，还存在产业进入的天然屏障。例如，有的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产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迅速下降，这有时会使新来的竞争者难以找到立足之地。老牌企业已经拥有的绝对规模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这样的行业里，我们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发挥保护竞争的作用。绝大多数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制定有反垄断法，并设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法律会禁止公司之间的相互串谋，防止他们把价格抬高到垄断水平，保护购买方的利益。法律还会监督企业的兼并和收购，以保证不会有哪家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或者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吓跑其他的潜在竞争者。

2000年4月，法官判决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2001年7月的上诉裁定也维持了原判）。微软公司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形成了垄断，阻止了网景（Netscape）等其他操作系统平台形成替代品。法官托马斯·杰克逊认为，“微软公司蓄意打击企业家们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上引入竞争的努力，压制了市场竞争的规模。”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曾经历了和微软公司相似的命运，它被法庭强令停止垄断。以前，电话行业的垄断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铺设一个电话网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这意味着竞争将带来重复建设的浪费。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技术的发展表明，长途电话服务不一定要求唯一的供应商。但在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老牌公司，单凭市场的力量不可能引入新的竞争者。结束电话行业的垄断需要政府采取行动，而那样的措施在当时备受争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支持者们说：“事情好好的，根本没有修改的必要。”但事后的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是正确的，随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分拆，创新的速度加快了，长途电话的价格也大大降低。

竞争是可以被释放出来的。在剧本《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中，契诃夫就描述了赢得竞争胜利的喜悦。一个破产的没落贵族的地产（“樱桃园”）被拍卖，出身卑微的商人罗伯兴生动地描述了整个竞价过程：“我出40美元，他出45美元，我再出55美元，他每次加价5美元，我每次加价10美元……就这样，我把最后的出价加到了90美元，然后价格就到头了。这处房产现在归我了。归我了！伟大的上帝啊，樱桃园成了我的财产了。告诉我，我是不是喝醉了，我是不是发疯了，告诉我，这是不是一场梦。”罗伯兴之所以这样激动，是因为他父亲曾在这里做过农奴，而他现在竟然买下了这处房产。市场的竞争昭示了时代的变迁。

竞争合理地设定了价格，把资源引导到价值利用最高的部门。它鼓励竞争者有效率地运作，产生了关于需求和供给的信息。与一对一进行的讨价还价相比，竞价交易带来了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市场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积极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七章
快来竞价！

“快来竞价……快来买！”在歌剧《浪子的历程》中，拍卖商叫喊着，他把围观者带入竞价的疯狂之中。当时正在拍卖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单调而重复地叫喊着：

15美元——15美元50分。

15美元75美分——16美元——17美元。

已经到17美元了！

快呀！赶快！

成交！

每一天，数千个类似的场面，都重复地发生在互联网的拍卖网站上——只不过，电脑软件代替了拍卖商。

电子化的拍卖只有很简短的历史，1994年，企业家们发明了这种新的交易方法，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目前，公共部门也更多地采用拍卖来公开分配所辖的资源，比如无线电波频段。这些新颖的拍卖带来了某些棘手的设计上的难题。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们是怎样运作的，并用来设计新的销售机制。

许多交易，比如超级市场或百货公司中的买卖，都是在卖方所确定的价格下进行的。相反，拍卖是个互动的过程：卖方把定价的权利交到了潜在的购买方手中，依靠他们之间的竞争来得到一个能够接受的价格。

为什么某些商品以拍卖方式出售，而其他商品则采用明码标价的方式呢？这个差别取决于待售商品价值的不确定程度。明码标价的商品往往是经常买卖的，因此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市场价值。而拍卖则更多地用于稀有商品，当我们出售简·奥斯汀的作品《傲慢与偏见》的手稿时，我们能依靠什么标准定价呢？或者说，甲壳虫乐队的成员在他们的音乐专辑《佩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封面上所穿过的服装，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另外，对于那些已经被标准化了，但其价格依然存在波动的商品，也可以在它们刚开始销售的时候采用拍卖的办法，来帮助设定一个基准价格。在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就有对猪肉期货的竞价，它反映了交易者对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计，这有助于确立该商品的现货价格。在筑地海产市场的拍卖中，每天捕到鱼的数量和质量各异。在阿尔斯梅尔的鲜花拍卖场上，各周的价格往往可以上升或下降20%，甚至更多，它反映了这种易腐烂的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存在反复无常的变化。任何拍卖的本质，都是竞拍者对待售商品的不同评价，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其他任何人对同一商品的评价到底有多高。卖方也不能够设立一个价格，因为他同样不知道该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拍卖拥有一段漫长而精彩，但有时也带有耻辱的历史。古希腊人就通过拍卖来出售奴隶和妻子。如今，互联网商务的发展使拍卖重新焕发了生机。在拍卖中，价格是依靠双方的互动来设定的，这简直就是为互联网量身定制的，因为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交互性。

在线拍卖的创始者易趣网站为他们的拍卖设计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案，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杰弗里·斯考尔说：“我们开始动手，然后自己的网站就逐渐运行、发展起来了，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学术研究的帮助。一切都显得仿佛心想事成。”让我们也来想想，如果要从无到有地建立易趣网站，我们应该如何系统地设计拍卖机制呢？

竞拍者的出价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接受？大部分拍卖所采用的是一种公开拍卖的方式，就像在销售艺术品和古董时所采用的传统做法。在这样的拍卖中，竞价者陆续提出自己的报价，不断刷新以前的报价水平，直到最后一个人坚持下来时为止。另外一种不同的竞价方法则是阿尔斯梅尔市场用来销售鲜花的荷兰式拍卖。在这种拍卖中，开始的出售价格很高，然后一直下降，直到有一个竞价者应价为止。还有一种办法是封闭竞标式拍卖，它只有唯一一轮的封闭竞标，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胜出，以自己的竞标价格买下。有时候，商品房就是用这种方式卖出的。另一种相似的情形是次高价格拍卖，它也只有一轮竞价，最高的出价者胜出，但是与最高价格拍卖不同，胜出者只需要支付次高的投标价格即可。在邮票的拍卖中就往往采用这种次高价格拍卖形式。

易趣网站选择了公开拍卖的办法。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在平均意义上讲，公开拍卖产生的价格比其他形式的拍卖更接近商品的真实价值。这是因为在公开拍卖中，竞价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如果你胜出，你的竞标价格将反映其他竞价者以及你自己先前对这件商品价值的估计。精明的竞价者往往担心遭遇“胜利者的诅咒”——最高竞价者对商品价值的估计有可能最离谱——因此，他们会非常谨慎，避免过早报出过高的价格。然而在公开拍卖中，其他竞价者的信息将被披露出来，使人们不必像在封闭拍卖中那样被“胜利者的诅咒”所困扰，因此，他们可以更大胆地提高自己的报价。大部分情况下，在公开拍卖中，卖方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价格。

那么，易趣网站如何能够节省竞价者的时间和精力呢？因为在普通的公开拍卖中，竞价者需要集中在一起来完成交易。但网站的竞拍者都有各自的生活，很难真正集中起来。易趣网站采用的办法是，让卖方指定一个拍卖的截止时间——通常是开始拍卖之后的整整第7天的那个时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价最高的那个人将胜出。于是，时间十分宝贵的竞价者只需要等拍卖接近结束的时候参加进来就可以了。采用一个固定的结束时间解决了以上的难题，但是，它却对竞价者产生了一个不合理的激励，并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有些人很聪明，他们等到拍卖结束几秒钟之前才提出自己的报价，仅仅比当前的最高价格再高一点点而已，这样可以使其他竞价者没有时间做出反应。这种情况已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出现了专门的名词“狙击手”。你甚至可以从一些公司那里得到专门的软件，帮助你自动完成类似报价。这些公司说，他们的软件“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你的竞争者根本没有时间对你的竞价做出反应”。然而，这种情况对卖方而言却是十分不利的，它可能导致成交价格低于开放式拍卖应该实现的价格，因为在拍卖就要结束的时候，可能还有某些竞价者希望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时间已到，他们不能再报价了。

那么，我们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呢？易趣网站的解决办法是，接受代理竞价。竞价者可以明确地告诉易趣网站的自动竞价代理人，自己愿意付出的最高竞价是多少。如果当前的市场竞价水平低于代理人得到的最高竞价水平，易趣网站的计算机将代表竞价者自动提交新的报价，从当前的竞价水平上提高一个小幅的增量。只要市场竞价水平还低于竞价者设定的最高竞价，自动代理人就会持续工作下去。根据竞争的情况，只要成交价格低于竞价者提交的最高竞价，代理人都可以保证该竞价者取胜。代理人为竞价者报出的价格等于次高竞价加上一个很小的竞价增量。

然而，易趣网站的代理竞价服务在消除“狙击手”现象方面并不总是成功的。精明的竞价者依然会经常把自己的出价保留到最后时刻，以避免一场价格战。如果他们很早地报出高价，那就有可能会迫使其他人加价；而如果他们最后才出价，那将可能避免相互竞价的发生，从而使价格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易趣网站的主要竞争对手亚马逊网站则采用了一个不同的设计选择。它的拍卖没有固定的结束时间，如果在原定的最后时刻有新的竞价者出现，那么原来的结束时间将会被取消，拍卖仍将继续，直到十分钟内没有出现新的竞价者为止。这个安排解决了原来的难题，不可能再有拍卖即将结束之前突然出现竞价的情况，因为那会导致拍卖的自动延长。从这一角度来看，亚马逊网站的设计要优于易趣网站，它更加不容易受老谋深算的竞价者的投机行为的影响。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易趣网站和亚马逊网站的拍卖案例样本，结果发现，易趣网站的拍卖有37%是在最后时刻应价的，而亚马逊网站的拍卖仅有1%属于这种情况。在竞拍者的人数达到10个或者20个以上时，“狙击手”通常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而，如果只有两三个老练的竞价者参加，亚马逊网站的拍卖有时可以得到比易趣网站更高的价格。

是不是应该使用保底价格，在商品没有卖出之前设定一个最低价格呢？易趣网站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卖方。理论表明，当竞价竞争很弱的时候，设定保底价格是对卖方有利的。如果保底价格设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还可以推动价格的上升，比纯粹的竞争产生的价格更高。

易趣网站如何保护它的购买方免受卖方的欺诈或误导呢？买方无法检查商品的质量。一个卖方也许有意，也许无意，可能会拿出一件毫不值钱的绘画作品，把它当作一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来拍卖。还有雇用骗子来竞价的骗局，由串谋者哄抬竞价，以制造出待售商品价值很高的假象，这些现象都是屡见不鲜的。有时候，买方已经寄出了支票，最终却不能收到预订的商品。对这类问题，易趣网站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固定的卖方建立起关于可靠性和质量保证的信誉。在每次拍卖之后，易趣网站都会向购买方询问交易执行情况，来为卖方评级，然后发布这一评级，并进行在线评论，让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对每个卖方，都将根据其收到的满意的和不满意的评论的数目，计算出一个综合评分。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制十分行之有效。易趣网站声称，只有不到1%的拍卖发生了欺诈现象。保持交易的信誉是颇有价值的：实践表明，如果某个卖方拥有较高的评级，他的商品的成交价格就会明显提高。

然而，易趣网站的买卖一旦变得更大，它就不得不通过更加正式的办法来防止欺诈，完善自己的信誉机制。易趣网站的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eman）说：“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随着易趣网站的用户群体越来越大，到了纽约城那样的规模，而不再是洛斯加托斯那点儿人口，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解决欺诈这类问题了。”易趣网站专门雇用了一位前任的政府检察官来追踪在他们网站上出没的小偷和骗子。同时，市场上还出现了提供在线信誉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有的是鉴定公司向消费者提供硬币、邮票、古董等商品的专家鉴定。还有保管公司，负责保管购买方的付费，直到买方满意地收到自己的商品之后才正式支付给卖方。

得益于网络的外部性，不管易趣网站的拍卖方式是如何设计的，它始终比自己竞争对手的拍卖网站拥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如果某个拍卖网站已经吸引了很多买方，那么对于一个卖家来说，这是更具价值的。买方愿意加入已经有很多卖家的网站，反过来，这个网站对卖家而言也就更具吸引力。易趣网站既然是网络拍卖的先行者，那么网络的外部性就使它获得了自我强化的成功优势。

在各种各样的在线拍卖网站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种拍卖机制。荷兰式拍卖常常用来销售远洋货轮上的集装箱空间，封闭拍卖方式则被用来销售分时占有的度假房地产。一些网站还允许进行捆绑竞价。例如，某家葡萄酒拍卖网站就通常把来自某个特定葡萄园的、几瓶不同年份的葡萄酒捆绑成套来销售。在拍卖过程中，卖方接受的不仅仅是每一瓶葡萄酒的竞价，同时也接受捆绑成套的竞价。如果整套酒的竞价超过了每一瓶酒的最高竞价的加总价格，那么捆绑竞价的竞拍方将胜出。

在线销售旅行机票和体育赛事门票时，出现了混合式的竞价机制，其含义是，在制定价格的过程中，允许采取某些类似拍卖的形式来产生信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票价通常是事先确定的，这意味着当需求出乎意料的低的时候，机舱和体育场的座位将会出现空缺。有了互联网售票商之后，人们就能够在飞机起飞或者体育比赛开始之前通过更大的折扣把票卖出去，从这些本来会空置的座位中挣取收入。如果没有互联网提供即时的双向交流，那将很难实现这样的价格浮动。在线售票服务实现了消费者品味信息的快速流动，它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同样可以发挥作用，让卖方在安排那些特别热门的航班和体育比赛时，可以制定一个比正常水平更高的价格。这被称为“收益管理”技术，它要求人们把对价格十分敏感的顾客与对价格不太敏感的顾客区分开来，让卖方可以对后者要一个更高的价格。这种个性化的定价策略并不是全新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航空公司会向那些提前一个星期订票，或者愿意在外面度周末的晚班乘客提供一个较优惠价格的机票，而对那些希望到最后时刻才决定购买机票的顾客要价较高。互联网让它们可以根据更复杂的个人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定价服务。

买方关心的问题往往并不仅仅是价格。经济学家保罗·米格罗姆为完美商务公司设计了一种拍卖方式，让卖方可以在产品的其他方面如同价格那样展开相互竞争。比如说，你打算买一台复印机，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速度、容量、多种纸型的选择、双面复印等等。同样，你也十分关心价格、送货时间以及付款形式等。你的期望是有灵活性的，你可能为了在某一个方面中得到更好的结果，而愿意在另外一方面放弃一些东西。你可以列出一张愿望清单，显示出不同的性能组合对自己的重要性。与此相似的是，潜在的卖方也可以提交有各个方面组合的要价。结果，拍卖程序会很快地识别出与你的愿望清单最为匹配的卖方（但不一定是最低的价格）。通过对买方和供应商进行匹配，来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帮助他们实现个性化的交易，这样的机制创造了买方和卖方可以共享的价值。

其实，大约在第一个互联网拍卖网站开始运营的一年之前，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电子化拍卖。当时的竞价者通过一个安全的网络从个人电脑上提交了自己的报价，并且发布在互联网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电子商务并非源于易趣网站以及它的同行，而是从公共部门发端的。

1994年7月，美国电信行业的领导者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欧尼肖雷汉姆酒店，那儿的会场里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拍卖。政府正在销售通信广播机构的电磁波频段使用许可证。每一张许可证代表着在国内某个地区使用的一条狭窄的波段。巨大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当前的竞价状态，墙边是用布帘隔开的一些小房间。在提供了身份认证材料之后，竞价者可以进入自己的小隔间进行竞价。他们将输入自己的密码，参加这场拍卖，而不会被其他任何人看见。每一轮竞价结束之后，将公布新的拍卖。当时的场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舞厅的对面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组织本次拍卖的“战场”。门口的保安只允许经过核准的人员进入。这个“战场”上的计算机实时登记着每一个报价。“竞价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扮演着拍卖组织者的角色，并且负责执行规则。由于担心有所闪失，现场的情形十分紧张。在此之前，没有人组织过这样一场拍卖。

随着竞价在一小时之内上升了数千万美元，“战场”上的紧张气氛稍微有所缓和，而舞厅里的气氛则更趋于紧张。美国麦考蜂窝通信公司的韦恩·佩里说：“只有这一次，政府干成了一件大事，而且没有从民众的腰包里拿钱。”一家寻呼服务企业的戴维·布罗克说：“这真是一场硬仗。”竞价者们全天候地守候。“每一个公司晚上都会打电话到总部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有了总部的支持，人们开始提交更高的报价。”

拍卖持续了一周，覆盖一小截频段的10张许可证的价格攀升到了6.17亿美元。还有几场拍卖将在随后举行，拍卖更大的用于移动电话、便携式传真机和计算机无线网络的频段。在华盛顿那场在酒店中举行的试验性拍卖之后，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始通过电子化的手段来组织拍卖。到2001年年初为止，他们已经总计收入了420亿美元。

美国政府通过无线电波频段的拍卖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市场。此前，政府也给电话和广播公司颁发调拨频段的使用权，只不过，许可证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签发的。希望得到许可证的候选者需要填写申请表格，由联邦通信委员会进行比较研究和听证，以决定哪一个申请者最有资格。这套做法程序十分烦琐，导致大量未签发的许可证申请积压下来，最终难以为继。国会用抽签的方式取而代之，把许可证发给了某些幸运的申请者。抽签的办法很便捷，可以迅速把许可证签发出去。然而，它产生了获得意外收益的预期，从而吸引了成群结队的许可证申请者，例如，申请移动电话经营许可证的人数就达到了大约40万之多。有一个不算典型的例子，几名牙医赢得了在科德角半岛的移动电话服务运营权，他们立即以4100万美元的高价把自己刚拿到的许可证转手卖给了一家真正的移动电话企业——西南贝尔公司。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计，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所放弃的可以获得收入的许可证价值高达460亿美元。

对于这样庞大的财富流失，国会无法视而不见了。它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电波频率的许可证进行拍卖，由该委员会负责设计和检验竞争性报价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办法。法案明确规定了进行拍卖的一系列目标：让电波频段得到有效和密集的使用，促进新技术的快速应用，预防许可证的垄断，并且确保某些许可证颁发给少数民族或妇女开办的公司，以及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电话公司。

无线电波频段的拍卖规模巨大，过程相当复杂。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许可证到底值多少钱。数千张许可证在地域覆盖范围上都各不相同。参与竞价的企业包括了美国大多数电信公司：长途电话公司、市话公司、移动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

电信公司开始寻求拍卖理论的指导，他们在某些深奥的学术期刊，诸如《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和《经济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上发现了有关拍卖的某些理论。然后，他们把那些文章的作者聘为自己的顾问。而我本人则得到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垂青。

经济学理论有助于回答拍卖设计中的某些关键问题。例如，政府应该采用哪种竞价拍卖形式来出售频段使用权，是公开拍卖，还是封闭式拍卖？许可证应该是依次拍卖，还是把所有的许可证放在一次大型拍卖中同时拍卖？政府是否可以允许许可证捆绑，进行打包拍卖，还是只能把每张许可证分开来单独出售？要想保证少数民族开办的公司或其他特定企业的利益，应该如何设计拍卖机制才能预防许可证的垄断？政府是否还应该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该规定拍卖的保底价格或者最低价格？竞价者可以得知多少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信息？一旦在这些问题上犯下错误，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例如把许可证颁发给了不合适的公司，或者让政府损失了本来可以赚取的收入，或者让拍卖遇到某些形式的障碍，等等。就像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一次拍卖会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从哪本书里自己蹦出来。”

结果，经济学理论家们共同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拍卖建议。他们设计的拍卖形式十分复杂，但是与传统的各种做法相比，却更容易带来报价的激烈竞争，更有希望把经营许可证出售给更为适合的公司。决策者们开始还犹豫不决，像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佩帕就说：“我可不希望联邦通信委员会成为什么新技术的测试场。”不过很快，委员会还是接受了这种创新的拍卖方式。

与美国政府过去实行的随机分配许可证的做法相比，任何一种竞价过程都可以改善许可证在各家公司之间的配置。然而，某些拍卖方式能得到的结果又比其他拍卖方式更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努力投入到无线电波频段拍卖方式设计之中的原因。联邦通信委员会所采用的拍卖方式被称为“同时性提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同时有很多许可证在接受公开竞价，只要其中任何一份许可证还有人应价，那么拍卖仍将继续。拍卖会将进行数轮，在下一轮竞价开始之前，则会公布上一轮的拍卖结果。

采用这种“同时性提价拍卖”办法需要许多详细的规则给予支持。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官员以及聘请的专家顾问们为此工作了数月的时间，以确保拍卖规则天衣无缝，不被狡猾的竞价者钻空子，所有的拍卖规则加起来超过了130页。

在这些细则中，有些所谓的“行为规范”。某些竞价者喜欢冷静地等待，先看看其他人是怎样出价的，而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参加拍卖，那么整个拍卖将变得极其拖沓漫长。因此需要有某些行为规范驱动着拍卖向前推进。例如，规则要求每一位竞价者都要事先说明他们希望赢得多少张许可证。在拍卖某张许可证的时候，组织者将观察竞价者的表现是否“活跃”，如果某个竞价者在上一轮中提出了最高竞价，或者在本轮中提交了一个更高的竞价，那么他将被定义为“活跃”。拍卖共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轮次并不确定。在第一个阶段中，拍卖方必须在一定数量的许可证拍卖中表现为“活跃”，其数量应该达到他预期获得的许可证总数的至少三分之一；到第二轮的时候，它表现出“活跃”的次数应该达到预期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最后一轮，它表现出“活跃”的次数应该不低于他所希望获得的全部许可证的数量。如果一个竞价者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活跃水平，那么，它有资格参与竞价的许可证的数目将相应地缩减。其他一些规则规定了竞价增量的幅度，撤销竞价的罚金，免受活跃规则限制的规定等。《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在这样的拍卖中竞价，“你得有十几双手，每只手都攥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扑克”。

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复杂的“同时性提价拍卖”呢？为什么不使用久经考验的顺次拍卖法，也就是说把许可证一张接一张拍卖出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使用最快捷的办法，在单独的一轮封闭竞价中，把所有的许可证同时都卖出去呢？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许可证是相互依赖的。对于大多数许可证来说，都存在很接近的替代品：某些成对的许可证覆盖了相同的区域，拥有比较接近的电波频段。同时，许可证也带有互补的性质：如果某张许可证的持有者已经拥有一个邻近区域的许可证，那么，这张许可证对他而言将更具价值。

某些竞价者需要赢得多份许可证。在设计许可证标准的时候，联邦通信委员会根据美国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频段带宽制作了数千张许可证。委员会预计到，某些竞价者希望取得打包出售的许可证，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的打包（例如，一个竞价者可能希望，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或者南部的许可证不是分开出售，而是可以捆绑在一起），同时可以根据波段来打包（把两个或者更多的许可证收集在一起，以获得一个更大范围的频段）。然而，在出售之前，联邦通信委员会并不知道哪些许可证应该组合在一起。不同的公司希望得到不同的组合，拍卖机制必须十分灵活，足以使竞价者自由设计他们各自的许可证组合。

新的拍卖形式具有两种特征：“同时性”和“提价拍卖”。这有助于把许可证颁发给能够最好地利用它们的公司。“提价拍卖”让竞价者可以一再地超越对手的报价，让竞价水平不断上升，让竞价者看到自己的对手如何评价每一张许可证以及他们所寻求的许可证组合的价值。在竞价即将结束的时候，每一个竞价者都能够找到对自己来说最有价值的许可证组合，以及它们的大致价格。由于所有的许可证在同时竞价，一个竞价者可以自由地寻求自己想要的许可证组合。另外，如果他发现自己的首选组合的价格已经超出了承受能力，那也可以及时转向备份方案。

这样的拍卖方式不仅有助于许可证的组合，而且也允许竞价者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竞价做出反应，从而有助于消除“胜利者的诅咒”（即不小心的竞价参与者提出超出实际价值的报价的趋势）。电波频段的拍卖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赌注，正如经济学家们所预见到的那样，竞价者大都会压低自己的估价，来防止遭受“诅咒”的厄运。但当他们看到其他人的竞价水平之后，自己对“诅咒”的恐惧就会减小，从而提升后来的报价。

在一系列拍卖后，委员会总共筹集到了42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对无线电波频段价值的任何公开预测。在拍卖开始之前，委员会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估计将会得到100亿美元的收入，但业内人士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南方贝尔电信公司的董事长约翰·克兰德宁说：“他们关于100亿美元的计算方法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他还断言，政府的预测是“空穴来风”。美国MCI世界通信国际公司的董事长贝尔特·罗伯茨也说：“政府说他们可以从出售许可证中获得100亿美元，这是在放烟幕弹。”对于批评者而言，上述的反映也许并不真诚，因为出于自身行业利益的考虑，那些公司高管当然愿意低估频段的价格。但正如最终结果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政府的估价实际上也太低了。总的来说，拍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收入，并且把关于电报频段的真实价值信息揭示了出来。

既然采用了拍卖的办法，那么从今以后，政府在无线电波频段的分配问题上还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其实，政府依然有事情可做，它需要发挥监管的职能，负责电波频段的打包组合，协调实际应用。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界定，无线电波频段就会像别的东西一样，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政府交给市场去做的是一个关键的决策权——让谁获得某个频段的使用权，这样的具体决定是官员们很难完成的。

无线电波频段拍卖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和纳税人，通过拍卖，消费者立刻能够以竞争性的价格得到新的电信服务，而纳税人则看到政府另外有了一大笔收入。《经济学人》杂志问道：“如果政府在举行拍卖时需要良好的建议，他们可以向谁求助呢？”回答是：“当然是数理经济学家。”威廉·萨法尔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说：电波频段的拍卖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拍卖”。

无线电波频段拍卖的做法得到了广泛传播，墨西哥、加拿大、意大利、巴西和荷兰等国纷纷接受了这种做法，《金融时报》对此的评价是：“这是世界上规模空前的财富转移，如此多的资金协调一致地从企业那里转移到了国家手中。”1995年，美国的一次拍卖筹集到了大约70亿美元，作为当时成交金额最高的拍卖记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2000年，这项纪录被打破了，英国的一次频段许可证拍卖得到了340亿美元，然后，在德国的一次拍卖中，成交额达到了460亿美元。然而，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无线电波频道仍然在继续以一种所谓“选美”的方式进行着分配——也就是说，那里的营业执照是由政府官员简单地根据某些模糊的标准来做出选择的，这是一种容易被利益倾向俘获的做法。

即使回到美国，拍卖的成功也没有彻底改变政府把持公共产权分配权力的嗜好，例如，国会就通过投票，决定把高清晰度电视的频段使用权分配给了各大电视网。很显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电视业要比电信业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政客们的言行。电话公司不得不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购买无线电波频段，而广播电视公司却能够免费地得到频段。这种古怪的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它里面是否有什么利益的联系——要知道，电视网控制着对竞选活动的新闻报道大权。华盛顿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位电视台的主管在美国前总统福特任职期间，曾经打电话到白宫为某个政策问题进行游说，他直截了当地威胁说，如果后来的结果没有按照电视台方面的意思发展，那屏幕上就将大量出现福特总统说话结巴的剪辑镜头。

参议员约翰·麦克凯恩批评说，免费发放频段使用权乃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盗窃行动之一”。联邦通信委员会估计，广播电视公司免费得到的频段价值高达700亿美元。与此同时，广播公司却还在抱怨政府。美国国家广播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Broadcasters）的主席爱德华·弗里茨说：“华盛顿为我们撤销了一大堆烦琐的官僚程序，可是，联邦通信委员会却还要设置更多的管制。我们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希望继续前进，不受其他官僚主义的阻挠。”有可能要补充一点，他们希望继续前进，而且不用为自己获得的宝贵生产要素掏钱。

“同时性提价拍卖”方法目前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1996年，斯坦福大学就在自己的某些经济学家的帮助下，采用这种方法出售了校方拥有的8处地产，总值达到了360万美元（这些收益用来重建被地震损坏的学生宿舍）。学校不需要事先评估土地的价格，因为市场会给出合理的定价。采用同时性竞价的做法，是为了确保这些彼此邻近并且面积相等的土地能卖出相近的价格。胜出的竞价者对结果也感到很满意，因为公开的竞价消除了他们对于估价太高的担忧。学校住房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卡罗琳·萨金特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感觉结果非常公平，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经济学家还参与了其他市场拍卖的设计。普雷斯顿·麦卡菲和我就帮助墨西哥政府制定了某些金、银和磷矿开采权的拍卖办法。政府预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将参加竞价，因此希望设定一个保底价格（实际上，提交竞价申请的公司数目从3家至6家不等）。如果没有设定保底价格，由于竞争较弱，竞价可能在远远低于财产的实际价值之前就停止了。然而，如果保底价格设定得太高，那将没有人愿意应价。还有，政府希望胜出的竞价者不仅要预先给政府支付开采权使用费，而且要根据实际开采出的矿藏价值支付资源税费。由于矿藏的实际规模事前并不知道，所以竞价者又将承担新的风险。采用资源税费的做法，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这可以鼓励参与竞标的公司，让它们不会由于过分保守而报价太低。但同样，如果资源税费的比率设置得太高，则会降低获胜的竞价者挖掘矿藏的积极性，因为它们采掘出的许多价值将会被政府拿走。利用有关的地质和财务数据，我们拟合出了一套模型，模拟那些矿业公司会如何为一个矿藏定价。然后，我们又建立了有关的竞价模型，计算当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保底价格和资源税费组合的时候，将会如何报价。根据这些模拟的结果，我们提交了保底价格和资源税费比率的建议。在1998年举行拍卖的时候，资源税费的比率设定在了2%、2.5%和3%三个不同的水平（根据不同的矿藏而有所区别），6处矿藏的拍卖总额达到了2100万美元。

在美国，刚毕业的实习医生也有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他们相互竞争医院里的工作岗位，各家医院也相互竞争优秀的实习医生。从前，这个市场没有明确的规则，医院和任何他们认为有前途的实习医生简单地签个协议，直接和毕业生本人讨价还价。实习医生和医院之间签订的协议也十分混乱。有的观察家指出，那真是个“乱七八糟的过程”。每家医院都试图赶在竞争对手之前锁定最好的实习医生，希望比其他医院更早地签订好协议，这样引发了各家医院之间的连锁反应。以至于早在实习医生毕业的前两年，当医院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关于他们的真实能力信息的时候，就争先恐后地和他们签署了协议。另外，学生们也在了解自己真正的技术和兴趣所在之前就申请了工作，不适当的劳动力配置就这样产生了。

等到临近毕业的时候，双方都了解了更多的信息，有了更好的对象可供选择，医院和实习医生都会希望进行变动。但是，混战的市场已经使他们过早地签署了协议。一家医院和一个实习医生在达成一项早期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会给其他医院和实习医生带来成本。一家医院如果决定等一等，看它的候选人以后会如何发展，那就会有失去他们而让其他医院得逞的风险。

最终，在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的帮助下，医院开始为这个劳动力市场设计运行规则。现在，每一位实习医生都将得到一份医院的名单，并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排序，相应的，每家医院也会给自己青睐的实习医生排序。这些排序会导入一个计算机程序，排列出实习医生和医院的匹配，尽可能地满足所有实习医生和医院的偏好。这种新的市场规则可以接受现实的考验，实习医生和医院完全可以自由决策，不采纳计算机的匹配建议，独立地签署劳动协议。但是实际的结果表明，计算机提供的建议很少被独立协议推翻。

就像一个医学院学生所说的那样，找工作的过程是“每一个四年级医学院学生最性命攸关的事情。实际上，它可以说是医生们在自己职业生涯中感到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这样的紧张感将持续很长的时间，直到和医院签约的那天，等候自己的好运上门惠顾。”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设计出这样一个市场，可以彻底消除学生们对职业生涯中第一份工作的焦虑。然而，新的市场匹配程序减少了其中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规则，实习医生市场就会由于过早发出信号所产生的外部性而运转不佳。在有了精心设计的规则之后，市场就可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实习医生和医院之间达成有效率的匹配，每一年，这个程序将为超过18000名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医院，显示了极高的效率。

在另一个设计实践中，一家大型的制造业公司聘请经济学家查尔斯·普洛特担任顾问，帮助他们预期市场销售额。对未来销售量来说，最佳的信息来源是每天都要和大量顾客接触的销售人员。那么，公司将如何利用他们的直觉、预感和信念呢？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整合零散信息的能力，普洛特设计了一个电子化的资产市场。公司制定了一些可交易的单据，上面写着比如：“9月，1501～1600”，它的意思是如果9月份的销售量真的是在1501至1600单位之间，那么该单据的持有者将可以获得1美元的奖励。这些单据覆盖了所有可能的销售总额的范围。提前几个月，公司就会给每个销售人员发20张这样的单据，上面分别注明了不同的销售额预测范围，让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如果销售人员预计未来的销售额将会比较高，那他们就会买进销售额预测更高的单据，推动这些单据的价格上涨，而卖出销售额预测比较低的单据，导致这些单据的价格下降。当市场稳定下来的时候，某个特定单据的价格就反映了销售人员对于未来的销售水平预测值的集体评价。普洛特报告说，这些价格比公司现有的标准预测技术更好地预期了销售额的变化。

在任何复杂程度的市场上，竞争都不仅仅是偶然发生的。支持竞争的机制往往是由企业家参与设计的——有时还可能有经济学家的加入。要想对一个经济学理论进行严格检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用在新的交易方法的设计上。通过对新的竞争机制的设计，经济学家们把高深的理论带到了十分贴近实际的应用之中。

第八章
为自己工作

黎登营先生担任着河内的一个智囊团——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the 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越南的大部分卡车已破旧无比，难以使用。这些卡车都是从前苏联进口的，用苏式技术和生产工艺制造，驾驶起来非常不稳定。更糟糕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越南没办法得到充足的零部件供应。如果没有了卡车，整个国家将面临一场运输危机。为了摆脱困境，越南政府决定，允许卡车司机对自己驾驶的汽车拥有一定的所有权。黎登营先生惊奇地发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突然之间，所有的卡车都跑起来了。”

那么，“所有权”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和奥利弗·威廉姆森曾经给出过定义，它包含如下两层意思。首先，所有权意味着某项财产，如一部机器或者一块土地的所有者可以拥有“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剩余”是指财产的所有者在支付雇员的工资和债权人的利息之后，从收入中得到的多余部分）。由于所有者可以从财产收益中得到额外的收入，他会更加有效地利用它们。如果最终的收益比原先意料的要多，那将全部归财产的所有者占有。其次，在剩余索取权以外，所有者还拥有所谓“剩余处置权”，也就是说，他拥有决定财产该如何使用的最终权力。

越南的卡车原来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或者用我们以上关于“所有权”的定义，更准确、更贴切地说，这些卡车并不属于哪一个明确的所有者。“剩余处置权”是模糊不清的，究竟谁拥有这些卡车的最终处置权力并不清楚，与此同时，也没有人有权占有这些卡车产生的任何剩余收入。把卡车的部分所有权赋予司机，就意味着给了这些人一定的“剩余处置权”。这样的权力把司机们从陈旧的官僚规则和程序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修理自己的卡车，从多余的零部件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东西。同时，所有权还给予了卡车司机们分得剩余收入的权利，这就提供了动力，促使他们更积极地使用卡车，并且寻找新的、更有利可图的用途。

越南的卡车故事印证了如下的原则，即在通常情况下，财产的所有者应当成为对财产的用途影响最大的决策人。所有权是最强大的激励来源，它会促使人们付出精力、制订计划、承担风险。拥有一项生产性的财产，就赋予了人们处置该财产的权利，同时还提供了一个保证，即该财产的使用收益将归所有者拥有。相反，由许多人共同拥有的财产往往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使用。所有权会激励人们发现财产的最佳用途，妥善维护，而不使其耗竭，并且与其他有互补性的财产匹配起来，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用。

《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7条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拥有单独占有或者与其他人共享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个人财产不容剥夺。财产权利并不仅仅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对于市场来说也至关重要。有效的产权保障最能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鼓励他们承担风险。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最为重要的原则。

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一位早期的财产权利倡导者。当时，麦地那发生了一次饥荒，带来了食品价格的暴涨。人们恳求先知冻结商品的价格，以帮助大家度过艰难的处境。但是，穆罕默德拒绝了。他深知买方和卖方的自由选择不应该被践踏。先知说：“只有真主安拉才能设定商品的价格，决定人们的富裕或者贫困。我可不愿意看到有人在真主安拉面前抱怨说自己的财产或者生计受到了侵犯。”

只有存在财产的地方才有可能产生市场。市场要想成功地运作，所有权不被剥夺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人们确认自己可以收获投资回报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投资的决定。前文已经提到过，市场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参与者的自主决策。也就是说，在市场规则和所拥有财产范围的约束以内，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各自的偏好进行买卖。人们的行动自由是市场的本质特征，它要求产权得到尊重，让人们有权利处置自己拥有的资源。

然而，所有权并不是激励的唯一来源。通过签订协议的办法，雇员们同样可以获得激励。不同的业绩报酬制度都具有与所有权类似的效力，例如，高层主管在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拿到分红，销售人员可以获得佣金，而操作工也可以通过计件工资取得报酬，所有这些制度都让人们能够从自己的产出中分享部分收入，就仿佛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不是雇员。那么，与为自己工作相比，根据雇用协议为其他人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们要说所有权是更强大的激励因素呢？

在影片《黑夜怪枪》（A Shot in the Dark）中，彼得·谢勒扮演的调查员克劳森对他的男仆卡托说：“你要总是想到，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然而，人们并不能够预见所有的事情。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说得好，“就定义而言，为不能预见的事情做好应变计划是没有意义的。”人们最多可以为较少出现的情况做好应变准备，但是，有的情况在事先完全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这是不可能提前做好周密打算的。这一点也正是雇用协议的局限所在。

因为存在意料之外的情况，所有权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在起草雇用协议的时候，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种偶然事件，那么做雇主和做雇员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作为一名雇员，你可以订立一份绝对严密的业绩报酬协议，从而获得牢不可破的保证，得以收获自己的努力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然而在事实上，起草协议的人不可能预见到将来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因此，合同的规定必然是不完全的。

当某些没有写入合同的情况发生以后，作为剩余索取人的所有者将有权利单方面做出决定。如果你是根据协议工作，那么在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协议并没有明确规定你的权利。相反，所有权所赋予的权利在意外发生之后将依然有效。由于不可能预见全部的偶然事件，因此合同的效力就不如所有权那样有效。仅仅凭借合同的规定，我们是无法应付意料之外的情况的。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依靠所有权，我们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所有权是一种处理意外情况的社会方式。

这个道理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小企业往往最具有活力、最富有企业家精神。在一些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行业，例如钢铁、汽车和计算机软件产业里，大公司常常占有统治地位。而在其他一些产业领域中，小企业则占有优势。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这些小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更加灵活，更少受到官僚体制的规则和程序的束缚。小企业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能够更为快捷地做出反应，更迅速地适应市场形势的发展。

不过，为什么这些优势只属于小企业，大型公司难道就不能具备吗？理论上说，大公司也可以划分为几个对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负责的单位，以此来增加激励。在实际上，有许多大公司已经用这种方式进行了重组，试图模仿小型的、独立企业的优势。可是，大型公司的分支机构并不能像小企业那样有效地运作，整体总是小于各部分之和，究竟是什么因素阻挠了大企业的模仿呢？

当微软公司还是一家很年轻的企业的时候，庞大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曾经有机会将它整个收购下来。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IBM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微软公司还能够成长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超级企业吗？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做微软公司的所有者兼经理人，与做IBM公司的微软子公司的受聘经理人，显然是存在天壤之别的，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公司不可能为自己的雇员创造出与所有权完全相同的激励？

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有可能的。部门经理通常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在部门的业绩获得奖励，雇佣合同的条款将对经理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合同规定，经理人可以从所在部门的净收益中获得一个可观的分成，那就可以产生强大的刺激。这样的合同可以提供非常类似于所有权的激励作用。然而，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任何雇用合同，无论其关于业绩报酬的规定是多么丰厚，都不如所有权那么有效。

原因在于，部门经理并不享有剩余处置权，因此，部门决策权力随时可能受到上级的干预。由于合同规定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公司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承诺，即使发生了某些意外的情况，也不能插手下层的管理。例如，在签署雇用合同之后，某个部门的利润突然暴涨，大大地超过了此前任何人的预期，此时，母公司就很有可能想方设法把利润收上去。拥有最终剩余索取权的人，乃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不是其雇员。作为雇员，他可能得到的回报始终是有限的，而对于一位老板来说，报酬却没有上限。如果比尔·盖茨在IBM公司里担任一位部门经理，那么无论他的业绩报酬合同签订得如何优厚，他恐怕也难以获得数以亿计美元的奖金。

如果人们不是所有者，不能掌握剩余索取权，那么他们从事创造性投资以及承担风险的动力将受到打击。与企业不同，市场却可以在企业家们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的时候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所有权的归属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投资和业绩。特别是在需要额外的艰苦努力，而回报与人们的努力密切相关的时候，决策权是不可能有效地委托给他人的，所有者自己必须直接参与进来。

对于创新活动来说，所有权的影响尤其巨大。我们都知道许多传奇式的经历，那些发明天才经过执着的奋斗，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例如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设计出的灯泡。但是，这种单打独斗显然已经不是今天这个时代组织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了。创新者是否应该保持对自己创意的所有权？还是说，大型的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创新？

科学研究是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许多大型实验室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用高薪招揽最好的研究人员，配备最先进的设备和众多的助手。他们可以同时进行多个项目的研究，在不同方向上取得的成果可以相互补充。比如，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每年的研究经费就高达到37亿美元，雇用了15000位科学家来开发新的药物。而辉瑞公司每年的花费则是50亿美元，雇用着12000名研究者。有人可能认为，在科学研究上，这些大公司应该比那些研究项目单一、资金势力微薄的小公司更具有优势。是这样吗？在发明创新上，究竟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更有效率？这要视情况而定。

在生物技术产业，事实证明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各有其优势。新药的研制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两个研究阶段和一个推广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应用科学，人们需要考察，某些纯科学知识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出一种有效的药品。第二阶段是测试，药品需要先在动物身上检验，而后在人体上进行临床测试，以证实该药品能够发挥治疗作用，并且没有危险的副作用，以便得到政府的批准。第三阶段是将药品做成一种可以批量制造的产品，向各地的医生进行市场推广，然后再大规模地投入生产。最后，这个阶段往往是由那些老牌的大型制药公司来完成的。它们在产品推广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拥有成熟的生产车间和营销网络，与较小的竞争对手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更加有趣的问题是，在前两个以研究为重点的阶段中，什么规模的企业更合适？

通常的模式是，最初的研究工作一般是由“创业型企业”来完成的，在所研制的药物属于全新的类型，而不是现有药物的变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一位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种新的创意，便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说服风险投资家向自己提供资助，然后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专心进行科学实验。在初期的研究阶段完成以后，在药品进入临床测试阶段之前、之中或之后，他的企业往往会被某家大型制药公司买下。

为什么这样的“创业型企业”要比老牌的公司更具有创造性呢？如果某家大型制药公司雇用了最优秀、最聪明的生物化学家，并慷慨地给他们提供各种资源，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去组织研究工作，不是要比让那些科学家各自为战更好吗？不是要比那些规模小、资金贫困的“创业型企业”能产生更多的发明创造吗？但事实未必如此。所有权就是其中的关键。

现代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需要执着的专注。在面临一道难题的时候，人们需要深深地陷入求索，在洗澡时、在开车上班的途中、在喝咖啡、吃晚餐、看电视的时候，无时无刻地投入思考之中。有人曾经问艾萨克·牛顿，他如何能够拥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他的回答是，“我始终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自己心头。”如果说牛顿，这位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为了解决问题都不得不执着反复地进行思考，那么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就更是离不开专注的投入了。然而，大型企业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它们往往不善于培养自己雇员的专注精神。所以，要想执着地求解难题，就必须依靠所有权的保证。所有权的含义表明，创业者对于自己的创意不但拥有财产上的权利，而且享有人格上的自由。

有的创新型企业家在成功之后会变得难以想象的富有，而作为雇员的创新者在自己的薪水之外所获得的报酬通常却很有限。即使他们有时也会获得一部分奖金，但是相对于自己的创新所创造出的全部价值来说，往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反，市场却可以保证创新者获得所有的剩余索取权，从而成为引导创新努力的强大推动力。所有权带来的激励并不仅仅是对高科技产业有效，下面将会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农业开始从集体生产转变为个体生产。这种改变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考察产权作用的机会。随着农民们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那里的粮食产量有了迅猛的增加，农业的市场化让数亿中国人摆脱可怕的贫瘠。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减贫运动。

巨大的变革是从一件小事发端的：那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农民们自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1978年，中国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他们参加集体劳动的公社已经运转失灵。安徽省有着中国最肥沃的一些耕地，曾经是全国的粮仓。但是在当时，小岗村的20户农民竟然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了。他们不得不流落他乡，以乞讨为生，在气候恶劣的年份里，他们只有忍饥挨饿。

由于害怕被捕，村民们的集会是秘密举行的。在会议中，他们同意把公社集体所有的耕地分到各家各户。为此，他们拟订了三条解决办法。第一，为了避免与当时的政府政策产生冲突，把土地承包给个人的协议需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能泄露给任何外人。第二，他们将继续按照规定缴纳公粮。第三，他们相互约定，如果其中有任何人被捕入狱，那么别的村民将抚养被捕者的子女，直至满18岁。农民们在协议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快速的变化随之而来，小岗村的农民突然之间创造了更强大的生产力。有一个人解释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们是在为自己劳动。”村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作，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将产生相应的回报。他们的生产所得在交足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以后，剩下的将全部属于自己。一年之内，他们用于栽种水稻的土地翻了一番，整个村庄很快开始有了粮食剩余。正如一个农民所说的那样：“当为自己和家人进行劳动的时候，你不会偷懒。”

尽管有着严格保密的誓约，但消息还是很快传了出去。再没有人比农民自己更清楚公社集体耕作的无效率了，全中国的农民们都在渴望变革。因此，随着其他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解体，个人承包运动迅速展开。有的农民说：“个人承包制简直就像鸡瘟一样，有一个村子施行了农户个人承包，整个县都会被传染。”

起初，从基层兴起的改革受到了上层政府的反对。地方官员担心会失去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他们对小岗村进行了惩罚，切断了种子、化肥和农药的供给。但是，这些村民是幸运的，他们的反抗与北京新兴的改革思潮合拍儿了。中国的领导人决定改变过去的经济政策，农业改革正好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省委的官员们访问了小岗村，并给予了高度赞扬。随后，北京的一位高层领导也到小岗村及邻近地区进行调研，了解家庭承包制的效果。他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承包制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份报告在国家领导人中间传阅，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岗村村民的秘密会议之后的第4年，即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会议上肯定了这项改革。1983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个体农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允许存在的。到1984年，也就是小岗村的改革运动启动6年之后，中国已经基本上没有农村公社了。

集体所有制公社的基础是，要求人们的劳动为集体的利益服务，而不关心对个人的激励。尽管公社里的人们还是创造了某些激励个人的措施，但绝大多数是无效的。农民被组织成生产队，集中从事劳动。每个队员都将得到工分，以衡量他们的工作效率，并且根据累计的工分来支付报酬。然而，个人的努力和收入之间的联系是很弱的，因为在事实上要衡量每个人的劳动努力程度非常困难，同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集体所得往往是平均分配的。此外，由于社员们终生都可以依靠公社，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激励”——或者说，他们没有被解雇的威胁。除了人们缺乏责任感以外，有的公社干部还存在假公济私的现象。生产队员们的所得不仅与自己的表现无关，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收入还严重不足。国家有意压低了粮食产品的收购价格。东欧国家所经历过的悲哀景象又在中国重现了，“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

最终的结果是，生产队里的农民根本不愿意付出劳动努力。对他们来说，是拼命干活，还是整天躺在树下睡大觉，并没有什么两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所得到的养家糊口的报酬都是相同的。小岗村的负责人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了，不论我多么使劲地敲钟，还是吹口哨，都没法动员一个农民到地里干活。”生产积极性的缺失导致了农作物产量的下降。事实上，1978年的农业生产率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低。

过去，西方国家的某些人也曾对集体公社抱有天真的想法。1979年，就在中国的改革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访问了美国。在白宫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他被安排在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身边。这位电影明星曾经在1973年访问过中国，她兴高采烈地谈起了当时的感受。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癫狂时期，许多人被迫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劳动。在访问一个偏远山村的时候，麦克雷恩遇到了一位须发斑白的学者。这位老者告诉她，在生产队里他感到更快乐、更充实，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地里辛苦地种植西红柿，要比他过去在大学里的工作更有意义。这位学者的说法曾深深地感动了麦克雷恩，她激动地回顾了这一切。然而，邓小平本人就曾经被迫在生产队里劳动过一段时间，他耐心地等着电影明星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撒谎！”

在改革后的体制中，每个农民都握有一块土地的长期租约。按照上面的约定，农民们必须每年向国家上缴一定数量的产品（这可以被认为是使用土地的租金），其余的剩余产品则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农民有了完全的市场激励，因为任何努力的增加都将直接带来自己收入的增加。在原先的集体所有制下，生产决策是由公社领导们做出的。而在新的体制下，农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种植什么粮食，饲养什么家畜。他们开始尝试引进新的作物品种，种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有的农民说：“现在，每个人都能够用头脑去干活了。”

此外，随着集体公社制度的瓦解，政府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在1978～1980年间，农产品的售价大约上涨30%。1978～1984年，整个国家的粮食产量的增幅超过了60%。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了20%。这些增长完全是引入市场激励的直接结果。

随着农产品的剧增，农村市场开始迅猛发展起来。居住在公路旁的农民架设了摊位，来销售自己的水果和蔬菜。在大大小小的城镇里，农产品市场纷纷建立起来。在小说《等待》中，哈金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个乡村小镇：那是一个赶集的日子，中心街道的马路两旁被商贩占满了，他们叫卖着家禽、水果、鸡蛋、活鱼、猪崽和衣服，到处都是柳条编的筐、鸡笼、油罐、装鱼的水盆和提桶。一个秃头的人吹着黄铜做的口哨，炫耀自己要卖的样品，哨音响彻云霄，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市场上食品供给的丰富与短短几年前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村重新焕发了生机。农业部门的改革还推动了中国其他经济部门的转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力和资本被解放出来，转移到工业生产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到1989年，在家庭承包制度的改革推行了十年之后，已经有大约1/4的农村劳动力被转移到了工业当中。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业产量的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以平均每年8%的速度增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翻了两番。

改革初期，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78～1984年的6年间减少了1.7亿（这里对贫困线的定义是，以198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每天的人均收入低于0.70美元）。当然，中国的农村贫困现象并没有被完全消除。到1995年，依然有1.8亿贫困人口，他们大部分位于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边远地区，每天的人均收入少于1美元。但无论如何，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已经是非常巨大的成就了。

对许多人而言，用市场来纠正集体农业制度的缺陷真是一个悲哀的讽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一种新的、更好地组织生产生活的办法。他们以为，公社将是一个人道的工作场所，人们会考虑集体的共同利益，而摒弃市场的贪婪。从中国“取经”回来的参观者们纷纷宣称，人民公社是伟大的胜利。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也断言说：“人民公社反映了人们消灭个人主义、废除特权的呼声。”她还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典范，“农民受到了教育，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国家、为革命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而工作，但非常清楚而明确的是，他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工作。”罗宾逊夫人对于人民公社的过于武断的评论是在1976年写下的，那是在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开始前两年。农民自己才真正知道在公社里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所以他们会冒着被逮捕的风险起来反对它。

与基于个人利益的市场体制相比，基于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体制看起来肯定要高尚一些。但是，人民公社的美好理想在事实面前遭受了失败。改革之后，中国的农业产量剧增，这反过来证明了原来的人民公社的业绩表现有多么糟糕。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数百万的中国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而在市场体制下，尽管显得平淡而庸俗，但中国人至少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中国的农业改革显示了产权的巨大威力。最基本的一条启示是，激励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用。但是，这里还存在另外一条不怎么符合常识的启示。那就是生产力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中国的法律并没有正式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国人获得了私有产权带来的收益，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私人产权。

农村改革并没有触动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土地基本上还是属于国有。农民拥有分配给自己的自留地，但是并没有支配协议之外的土地的权利（承包协议的期限最初也仅为3年，后来才延长至15年[1]）。总之，农民不能随便买卖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也没有无限期使用土地的权利。

土地的重新分配会产生财产权利的不安全感。村干部会定期在村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随着有的人上了年纪，年轻人组成了新的家庭，村干部就会重新划分土地的边界。另外，有的村干部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解除与农民的协议，收回土地。曾经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故事，1985年，在福建省的曾厝垵，有一位姓陈的先生，他承包了一个种植龙眼的果园。他的辛劳工作获得了大丰收。但就在此时，某些村民袭击了果园，偷走了所有的龙眼。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公平的，因为陈先生的承包费远远低于他的丰收所得。他们争辩说，果园既然是集体所有的，那么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取得一份收成。当地政府并没有惩罚这些村民，而是终止了与陈先生的协议。而后，他们把这个果园以两倍以上的租金承包给了另外一个村民。一个受法律约束的政府是不能这样做的。

当地政府的观点是，农民不能因为土地被收回而要求任何赔偿，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而农民被授予的不过是暂时使用土地的权利而已。财产的不安全感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效应。一项研究发现，对于那些重新分配的风险比较高的土地，农民们通常不愿意增加化肥和劳动力投入。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对于那些容易被政府收回的土地，农民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例如在土地上打井，或者挖掘灌溉渠道等。然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财产权利缺乏安全感所带来的这些后果，而是这些后果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严重。尽管缺乏严格的所有权，但农民的生产力依然很高，农民的行为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土地权利似乎是相当安全的。

承包土地的农民遭到毁约、被从土地上赶走的事件属于例外，并不常见。虽然政府可以废除承包合同，但他们通常还是能很好地克制自己，并且相信农民有发展生产的动力。由于承包协议的执行是相当可信的，所以农民会像对待自己拥有的土地一样在承包制度下努力工作。他们甚至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例如灌溉、排水、修筑梯田、提高土壤肥力等，要知道，这些投资都需要若干年才能收回成本。

在缺乏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中国拥有一套替代性的机制，它是基于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同时让市场能够良好地运作。法律界定的所有权的缺乏，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没有财产权利，至少对于相对简单的农业交易来说是这样。

还有一个谜有待解开，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如何能够克制自己，而不会滥用他们对农民的权力呢？或者说，官僚结构是如何实现监督的呢？答案可能是因时因地而异（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能轻易借鉴中国的解决方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中国的政治局势基本保持着稳定，但并不能算固若金汤。执政党虽然并没有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它在传统上所拥有的政治基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以后的中国在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有名无实了，因此，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它在未来应付其他政治挑战的能力就要依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成绩。进入邓小平时代后，政府的高层领导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学常识，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市场，而市场又需要良好的产权保障。另外，共产党拥有高度严密的组织结构，能够较好地防止下层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国家给地方官员制定了提高农业产量的指标，并且通过奖金和提职来鼓励他们。如果产量目标没有达到，那官员们将可能面临被解职的危险。同时，对于政府官员严重渎职的制裁又是十分严厉的，被证实贪污腐化的官员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由于有这样严厉的党内纪律，政府的控制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产权保护平台，虽然它只能算是权宜之计，但也十分有效，保证了市场力量的成功运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体制逐渐显示出了紧张的迹象。农民不能够买卖或者出租自己的土地，所以不得不继续在规模很小、越来越不经济的地块上进行耕种。农民们还抗议地方政府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高额税费，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还比较严重。有的农民说：“各级官员，不论是乡里的、县里的还是市里的，都官官相护、中饱私囊。”然而，虽然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但是更让人惊异的是，这种滥用政府权力的现象在总体上还是得到控制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如果缺乏有法律体系支持的私人所有权，那么市场就不能存在。但这样的说法低估了市场的生命力，市场所需要的产权基础也可以来自非标准的方式。市场需要可靠的产权保证，它通常是随意性比较强的行政机构所无法满足的，可是也有例外，比如说中国的情况。财产权利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上所定义的所有权，一点点儿的产权保证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中国的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许多国家的官僚机构并不能提供投资者所需要的保证，他们难以有效地约束自己，会时常打破游戏规则。因此，出于财产会被没收的担心，投资者们会不敢轻易投资。信守尊重产权的承诺，往往意味着政府自身要有足够的安全感，并且能够从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受益。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是符合这些条件的，而许多集权式的政府就不能做到。

正式的所有权当然是必需的。然而，要想从无到有地把所有权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专门的体制来界定和维护。在西欧和北美，这些体制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漫长时期才成熟起来。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言，“稳定的财产所有权是法律带来的礼物，但是要在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真正得到。”

即使对于土地这样一个比其他大多数财产都更容易界定产权的财产，要制定具体的私有财产权利制度，也需要相当精细的工作。产权不可能通过魔法来产生，它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建立的过程也许要很长的时间。政府需要为此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需要制定确立初始所有权的程序；需要提供公共登记服务，以便于土地产权的准确记录和方便查证；土地财产的边界必须明确地进行实地划分。另外，信贷市场、保管服务也是必需的，以便让那些没有太多储蓄的人们可以用自己未来的收入来购买土地。此外，还应该制定有关的土地法，对法官和律师进行有关解决争端的培训。日本政府早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规范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工作，但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最后完成。

总之，所有权是一种处理意外情况的社会行为方式。无论是对于高新科技产业的企业家，还是对于越南的卡车司机来说，所有权都给他们带来了自由，促使他们积极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同时保证了相应的回报。有了自己财产的剩余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就有能力和动力去充分利用他们的财产。当投资回报有可能达到出乎意料的丰厚程度时，所有权就可以激励人们积极工作，并勇于承担风险。

私人所有权并不是财产权利的同义词，所有权是保障产权的最可靠的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某些合适的环境下，还可以存在保证财产权利的其他非标准的方式，比如说，通过官僚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可以有效地保障产权。而对于某些简单的交易，一点点儿的产权保证有时就足以维持市场的良好运作。

界定财产权利，以及建立保护和执行产权的有关机制是市场设计的关键要素。然而，产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某些人所占有。在下一章里，我们会问道：所有权应止于何处？所有权同样是有利有弊的，产权有时也应该受到限制。

[1]目前，耕地的承包期限已延长至30年。——编者注

第九章
专利的尴尬

有一位名叫玛丽·布莱尔的苏格兰妇女在英格兰的芬尼·斯坦福村开了家出售三明治的小店。或许是为了暗示自己的苏格兰背景，她把店名取为麦蒙琪（McMunchies）。然而，不久之后她就收到了快餐业连锁巨头麦当劳公司一封措辞严厉的交涉信。信中宣称，“Mc”字样的商标归麦当劳公司所有，因为麦当劳餐饮有限公司早已把“Mc”字样登记为注册商标，是“Mc”前缀的唯一合法使用者。麦当劳公司给布莱尔一周的时间拆除店名招牌，否则就要起诉她。布莱尔女士无可奈何地说：“我可不想和财力雄厚的麦当劳打官司。”

这家快餐业巨头对于保卫自己的命名权总是显得乐此不疲。比如，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一家名叫麦斯曼（McSmile）的餐馆就遭到了它们的起诉，同样，纽约一家名为麦百吉（McBagel）的面包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的麦咖啡（McCoffee）咖啡馆，以及位于丹麦西克波里镇的麦艾伦（McAllan's）热狗店，都因为名号中有“Mc”字样而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麦当劳公司雇用的那些警惕无比的律师们还把视野转向餐饮业之外。他们无情地追击瑞士的一家名为麦威尼斯（McWellness）的网上医疗服务公司、加拿大的一家名为麦斯利浦（McSleep）的连锁旅店，以及奥地利的一家叫作麦克海（McHair）的理发店。也许为了安全起见，在本书的封面上，作者的名字也应该从麦克米兰（McMillan）改为米兰（Millan）。

“‘Mc’这个字样怎么能为麦当劳所独有呢？”玛丽·布莱尔反问道：“这意味着麦当劳独占了整个苏格兰一半的人名。”从苏格兰的历史和传统来看，在古老的盖尔语中，“Mc”不过是表示“某某之子”的意思。然而，麦当劳公司却坚持自己的立场。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曾经说过：“财产就是盗窃”。在多少个世纪以来鼓舞人们走上街头进行抗争的政治口号中，这恐怕是最为无聊的一句。但它也至少点出了一点真理，那就是私人所有权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尤其是在涉及名字与思想的时候。

如果离开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现代经济体将无法正常运转。那些通过苦心经营树立起品牌的公司需要保护自己的商业信誉，以免其他人盗用。作家和作曲家也应该拥有自己作品的所有权。我们的社会应当承认发明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并让他们从中得到回报，否则社会将缺乏创新的动力。

通过商标、版权及专利等形式，法律认可了人们的知识产权，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这样的保护却容易做过头。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负效应，那就是限制了成果的使用。承认人们对思想拥有所有权，所造成的成本有时会大于收益。

新的思想和观念推动着经济的前进。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统计数据均表明，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知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为了这个市场的有效运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可太少，也不可过多。

如果存在这样的知识产品市场，那么其市场规则必须进行特别的设计。这是由于知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在你使用它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同时使用；当你把它传递给别人之后，自己也不会失去它。知识并不因为你对别人做了解释就从你的头脑中消失。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对知识的特殊性进行如下的描述：“当它被泄露出去以后，它将自动地为每个人所拥有，并且接受者自己并不能拒绝这种拥有；同时，没有人拥有的知识会因此减少，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了这个思想的全部，”知识就像空气一样，“不可能被限制在一个区域内，也没法被排他性地占有”。

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重新阐述杰斐逊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并且它也不因为使用而消失。然而，这却使创新者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会发现使用者可以享用这些思想成果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将使创新者难以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报酬。所以，为了使知识产品市场能够正常运作，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特殊的产权机制。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必须承认，思想可以广泛地传播，关于知识产品的产权保护所能做到的就是控制知识产品的应用。

如果知识产品没有产权，创新者将难以收回自己投入的成本，从而不愿进行生产。创新者应该获得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中至少一部分的收益，为此，我们的社会采取了如下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些本身不具有排他性的创新思想，借助法律的形式来强制它们具有排他的性质，使创新思想的所有者可以从使用者那里获得一定的使用费。政府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的规则，来保护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专利用于保护发明家，版权用于保护原创作品，而商标则用来保护企业的品牌。

创新者的动机并非只有金钱的回报，他们可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动力，比如说好奇心、荣誉感以及职业领域的声望等。虽然如此，金钱方面的回报毕竟是一个力量强大的推动剂。当年，乔治·华盛顿就曾呼吁美国国会通过版权法。他指出，版权有利于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积累，而知识本身则是“公众福利的最可靠的保障”。亚伯拉罕·林肯也说：“专利制度给天才的火焰中加入了利益的燃料。”

专利可以授予任何一种有用的制作工序、机器、产品、产品组合，或者产品的工艺设计。相反，自然科学中的定律，如E＝mc^2，是不可以赋予专利的。专利的基本条件是其创造性、实用性以及新颖性。专利权可以使专利持有者在20年内独自享有对其专利发明的使用权，它的行使可以是事后的，即通过专利持有者起诉侵犯其专利的人来实现。被控告侵犯专利权的人大致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反驳：该发明不具有创造性或者没有新颖性，不应该授予专利；专利申请中错误陈述了以前使用过的技术；该发明之前已经有人申请过专利，或者早已经为公众广泛地使用了；最后一种情况是，专利保护超出了其合理的使用范围。

版权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它适用于“固化在任何一种具体的表现媒介中”的“作者的原创作品”（“原创”的意思是不能抄袭，而“作者”则意味着从事了知识的生产活动）。因此，版权可以适用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图片、电脑程序等。版权授予持有者复制、传播、公开展示作品以及生产派生产品等的排他性权利，其有效期限为作者的寿命加上死后70年[1]。版权并不需要经过申请，它自动地属于作品的创作者。如果对作品的所有权出现了争议，版权的所有者就必须证明该作品在事实上是由作者原创的。

版权保护并非绝对。例如，“合理利用”的原则就规定，人们可以出于学术研究或者发明创造的目的，免费使用一定数量的有版权保护的资料。因此，教授可以从一部电影中摘出几个片段用于教学的需要，小说作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引用其他小说的部分内容。换句话说，法律也认为一定程度的版权借用是可以接受的。

商标保护是第三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商标存在的目的是使产品便于辨认，通过注册商标，公司可以获得对自己名称的合法使用权，而其他公司将不得在自己的产品上标注同样的名称。当然，商标权并不禁止其他人以明显不同的名称出售同样的商品。如果想证明其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那就要指出被告方的做法误导了消费者。

专利权或版权的持有者有权对使用者收取专利费或版税，或者其他形式的与使用频率有关的费用。因此，就像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那样，新药的价格将远远高于其生产成本，而高出的部分则是对专利持有人的回报。从专利权的使用中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预期刺激着创新的努力。专利制度提升了社会的创造力。

然而，专利制度同时也有一个缺陷。专利是一种合法的贸易限制，而创新思想一旦形成之后，限制它的使用无疑将造成一种浪费。社会允许创新思想的所有者对包含其创新思想的产品索要垄断价格，这会导致某些潜在的社会价值的流失（原因在于，对产品的定价将超过其生产的边际成本，这将使那些对产品的价值判断超过其生产成本、但低于垄断价格的消费者不能享用它）。授予创新思想以垄断权，的确会成功地给创新者带来回报，可是它也要付出让这些创新思想被不适当地限制使用的代价。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专利制度是允许漫天要价的许可证。

这也许就是托马斯·杰斐逊在撰写《排他性专利权的尴尬》一文时的矛盾心情。杰斐逊补充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创新思想应该自由地传播。”作为对杰斐逊的回应，美国最高法院在19世纪末期也曾说过：“专利制度给国家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它制约了正当的商业追求。”

因此，知识产权代表着在鼓励创新思想和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之间的一种妥协。在理想的情况下，创新思想的发明者理应获得相应的回报，同时，这又不必妨碍他们的成果投入生产性的应用。然而，这种理想境界在现实中是难以两全的。所以，大多数国家都会对知识产权设置一个固定的期限，来寻求专利保护的收益及其成本的大致均衡。专利权一旦到期，知识产品就将不再为某些人所专有，大家都可以自由使用。从北美、西欧和日本大量涌现出的技术创新来看，现有的专利权法律保护的效果大体上还是不错的。它有效地刺激了研究与开发，当然，这种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着商业的发展。

知识产权引发过许多激烈的争论。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正如我们在前文所介绍过的那样，抗艾滋病药物的专利权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存亡。那么，麦当劳公司是否应该拥有全部带麦（Mc）字样的商标呢？这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的一个例子，而其他一些问题也许更为严肃。例如，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不受专利权限制，而自由地使用防治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的药物？计算机软件是否理所当然地可以免费获得？新的商业模式是否可以申请专利？音乐爱好者们是否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地交换他们所拥有的歌曲，还是得向唱片公司和音乐家付费？

这样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其原因在于，不论采取怎样的行动，都难免有不足之处。支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人认为：“弱化知识产权就意味着减少创新。”他们是对的。而反对者则认为：“过分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会排斥某些用户，从而降低知识创新产品的总体价值。”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无条件地坚持某个原则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法律上关于授予专利权的标准包括：发明应该具有创造性、实用性以及新颖性。在此之外，经济学家们又增加了一条标准，那就是专利权所带来的收益应该大于其造成的损失。

要想对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政策给予正确的评判，都将是非常辛苦的过程。经济学家们不能闭门造车，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就必须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比如，如果放松知识产权保护，究竟会导致多少创新活动的减少？而当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创新思想的应用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要量化这些假设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为了对某项政策进行理性的评价，我们必须进行有关的尝试。

首先，我们要问，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还能够出现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不存在什么收益，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保护就没有正当理由。

1998年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时，美国国会修订了有关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款，把版权保护的时限延长了20年——即从作者去世后的50年延长到了70年。这意味着各种书籍将推迟20年才能无须支付版税进行传播，给买书者带来的损失也立竿见影地反映了出来。由于出版商需要向作者的继承人继续支付版税，同时，由于其他没有获得授权的出版商不能随意印刷同一本著作，它面临的竞争更少，因此图书的价格就会比免除版权保护的情况有所提升。那些依然处于版权保护期限内的书，像《愤怒的葡萄》、《丧钟为谁而鸣》等，在美国出版的平装本价格会达到12美元甚至更高；而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时限的书，像《汤姆·索亚历险记》、《傲慢与偏见》等，一般价格只有5美元，质量比较精美的平装本的价格也就是8美元。因此，那些专买便宜货的大学生们在购买图书的时候，会因为版权费的问题而多付出将近一倍的代价。相对于延长版权时效所造成的这些弊端，并不存在什么对等的收益。因为作者基本上不会为了死后50年才可能得到的收益而产生多少创造热情。另外，美国的立法者们居然决定，版权时限延长条款的效力可以追溯到现有的作品版权之上，这个决定就更让人感觉不可理喻了，因为书既然已经写成，那就不需要再给作者提供什么创作激励了。

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是否应当被某些人所专有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某些人看来，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在网络空间的争夺中，版权和专利权限制了本应该自由使用的信息。喜欢讽刺的《洋葱》（The Onion）杂志用这样一个标题概述了他们的担忧：“微软公司恐怕会占有‘0和1’的专利权。”

蒂姆·伯纳斯–李是万维网的发明者，但他并没有为此申请专利，他呼吁软件开发者们团结起来，以反对现有的专利体系。他和其他一些软件工程师都认为，软件不应该属于私人财产，而是可以在人们之间自由地相互赠送，也可以在他人的作品上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以延续计算机技术早期发展时代的传统。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在网络空间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组织，其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说：“版权无益于创新。创新总是会发生，而版权不过是影响利益分配而已。”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软件是免费的，那么还会出现创新吗？

有些人写程序并不是为了申请专利。源代码开放的Linux操作系统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没有专利的限制，人们在开发Linux程序时可以自由分享创新思想、相互借鉴，这使很多软件得以自然地发展出来。但是，软件代码的创作毕竟与诗歌的创作不同。某些程序员编软件确实是为了改变世界，但更多的人则是为谋生之需。我们日常使用的大多数软件都是在利润的驱动下写成的。因此，如果软件产品实行完全免费，其开发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对软件实行专利权保护的效果如何尚无定论。但的确有一些例子表明，如果不可能申请到专利，那么许多软件将不会开发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法院通过了一系列的裁决，支持对软件实行专利权保护（而不仅仅是版权保护），这使得软件公司投入到研究与开发上的经费有了稳定的增加，但增幅并不特别突出。专利权保护并没有带来软件生产的急剧增长，当然也未导致显著的产量下降。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贸易往来方式，也带来了对专利权保护的新的要求。这一呼声到1998年美国联邦法院裁决“商务方法可以申请专利”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法院认为，不能因为某个创新思想只是一个抽象的想法，就将其排斥在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外，如果这个思想能够产生有用的、实际的效果，那就可以被授予专利。这一裁决的特别结果是，新颖的市场设计也可以申请专利了。

接下来，大量的专利申请呼啸而来。在这次浪潮中，有些商务方法是普通人很容易想到的，并且与通行的方法十分相似，但也被授予了专利。其实，它们都很难满足“创造性”和“新颖性”的标准。比如说，价值线网站（Priceline.com）就获得了“逆向拍卖”方式的专利权，其含义不过是，在这种拍卖中，由买方提交一个报价，再由卖方决定是否接受；亚马逊网站得到了“一点即购”的网上交易方式的专利；双击网站（Double Click）得到了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和定向发送广告的专利；赛伯古德（CyberGold）网站则因为一种激励网民收看网络广告的方式而获得专利。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争议更大的商务方法专利，并在法庭上引起了争端，因为有人指出在这些方法被授予专利之前，就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且投入实际使用了。2000年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说：“这是一次荒唐的专利浪潮，人们为完全显见的商务方式纷纷申请专利，它几乎席卷了整个美国。”

然而，尽管有很多商务方式的专利权授予了那些不合格的申请人，它还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有的市场设计的确也能满足创新性和非显见性的要求。在2001年年初，美国国家专利局在“交易、竞价、报价”的栏目中就列出了200多项此类专利。为交易设计一种复杂的拍卖方式也许需要几年的努力：设计人员需要仔细揣摩竞价者的思维逻辑，以选择最有效的方案；他们要确保竞价者没有什么规则漏洞可钻；还要编写计算机软件来处理复杂的计算过程，以方便竞价者的使用。所有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对这一类商务方式赋予专利保护对社会也是有益的，因为它们的开发需要付出大量的投入，而没有回报就将意味着没有生产。

与前面的办法一样，为了评价商务方式专利权的利弊，我们需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量化分析。然而，文献搜索（我是利用谷歌公司尚未拿到专利权的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的）的结果显示，还没有人进行过此类研究。尽管在实际执行中会有一些小问题，但是商务方式和软件的专利保护总体来说可能还是有利于促进创新的。

不过，接下来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法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能过于严格了。

与商务方式或电脑软件相比，音乐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的争议更为严重。例如，法学教授帕梅拉·萨缪尔森就支持自由翻录音乐产品，她说：“娱乐业想控制每一张碟片，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播放音乐，都需要向他们付费。他们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付费使用体系，让人们无法分享自己的音乐收藏。这简直是一个法西斯世界，我可不愿意生活在其中。”2000年，五大唱片公司联合起诉纳普斯特（Napster）网站（一家免费网络音乐服务商），指控它侵犯了音乐作品的版权，使这一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纳普斯特网站支持自己的会员，通过网络自由交换他们储存的音乐作品。会员们经常是把自己购买的唱片上的音乐文件拷贝到计算机上，并建立相应的目录。这使其他会员可以通过纳普斯特网站搜索到他们想要的曲目，然后下载到各自的电脑里。纳普斯特网站的会员很快多达数百万计，让无数的音乐产品在虚拟空间中自由流通起来。

美国联邦法院的裁决不利于纳普斯特，要求该网站取消那些有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的下载服务。这一判决合理吗？某些人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当初在引进版权保护时究竟秉持的是什么精神？反对纳普斯特网站的人坚持认为，财产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偷偷下载音乐文件与街头行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在本书的作者看来，更有意义的分析是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不是咬文嚼字或者照本宣科。

成千上万的歌迷正在通过纳普斯特网站免费交换音乐作品，因此，关闭该网站就意味着剥夺了许多人享受音乐的机会。相反，不限制纳普斯特则可能给创新带来不利，因为唱片公司、作曲家以及音乐家们得到的报酬会有所减少。（为了进行更全面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本来还要考虑第三个效果：即，整个唱片行业的利润会减少。然而，在社会整体的成本效益分析中，这个效果是等于零的，因为唱片行业的利润减少同时就意味着更多的钱会留在歌迷们的口袋里。）

如果纳普斯特网站的服务继续存在，真的会导致创作的大量减少吗？一个早期的关于免费复制音乐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提供参照。当年的一个流行乐队——感恩至死摇滚乐队（The Grateful Dead）——就曾经表示允许歌迷们自由录制它的摇滚音乐会，并且私下传播这些录音带，只要不以出售为目的就可以。乐队的带头人杰尔·加西亚（Jerry Garcia）在1975年说：“如果人们愿意这样做，那就去做好了。我并不想控制别人，控制别人的行动和财产。”于是，乐迷中间出现了大量的翻录磁带，但可能也正因为出现了这样多的翻录磁带，死之华乐队从自己的音乐会中获得了比其他大多数乐队更多的收入。约翰·佩里·巴洛曾担任该乐队的作词人，后来成为互联网活动家，他说，允许人们翻录“是我们最为明智的举动，让乐队因此多卖出了大量的拷贝”。

法院听取了有关专家关于纳普斯特网站的服务对唱片销售量的影响的证词。站在纳普斯特网站一方的证据是，根据对消费者的调查，纳普斯特网站实际上提高了音乐产品销售数量。许多纳普斯特网站的会员在从该网站获得曲目的样本之后，往往会购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原声唱片。而支持唱片公司一方的证据则是，研究表明，大学附近的唱片店由于纳普斯特网站的存在而出现了销量下降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一下降的直接原因就是纳普斯特网站的免费服务（然而，销售量下降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从网上购买唱片）。主审法官玛里琳·霍尔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存在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缺陷，不过，她还是认定唱片公司证实了“这种现实可能性”——纳普斯特网站确实影响了他们的销售量。

其实，即使纳普斯特网站的音乐交换服务导致了唱片销售总量的减少，影响也不会很大。唱片公司怨天尤人的抱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2000年，也就是纳普斯特网站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唱片公司的收益也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因此，纳普斯特对社会的净效应很可能是正的，它给会员们带来的好处应该要大于它给唱片业带来的所有损失。既然如此，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我们应该要求法院放松对版权的管制。

有时，较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倒比严格的管制更为有效，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如下的案例：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lub）和硅谷的发展。

1975年6月，一位电脑爱好者窃取了一份培基语言的副本——那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微软公司（当时的名字还不是Microsoft，而是Micro Soft）开发的第一款商业软件。这份记录在一叠打孔纸上的软件是微软公司的创始人盖茨与保罗·艾伦的杰作。失窃的过程具体如何现在依然无从得知，大体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时是在软件展览期间，地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托镇的一家君悦酒店，电脑行业的先驱者史蒂夫·东皮耶（Steve Dompier）回忆说：“某个人借用了一下他们放在地板上的文件，但我想没有人可以明确回忆出到底是谁。”

第二天早上，50多份被“借用”的程序被复制了出来，并且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中免费流传。该俱乐部是一个交换程序设计思想与创新思想的地方，它是由旧金山湾区的一群电脑爱好者所组成的。任何成员在今天拿走一份程序，明天都会带来另外两份，用于相互交流。结果，这份盗版软件广为流传。

这一事件激怒了当时才20岁的比尔·盖茨。他向各个电脑报刊出版商发出公开信，谴责这种行为。比尔·盖茨充满讥讽地说：“这位电脑爱好者的观点是：硬件是应付费的，但软件却不必。有谁理会那些为了软件而辛勤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回报呢？”他总结道：“这其实就是盗窃。”

然而，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硅谷出现了一个新公司创立的狂潮，许多是来自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所设立的公司。当初那位复制了50份被盗的培基程序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丹·索科尔（Dan Sokol）在一次会议上说：“比尔·盖茨真应该感谢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翻录了那份软件，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用他的程序呢？”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与微软公司的冲突，仅仅是硅谷电脑产业中两支相互对抗的力量的一个缩影。冲突的一方代表着电脑企业的利益，正如比尔·盖茨所说，软件公司要求适当的产权保护，以期为自己的投入得到回报。冲突的另一方则是整个产业的利益，丹·索科尔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产业本身要求自由的交流，以追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且得以立即实现。

因此，在传播创新与回报创新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谋求这一平衡的确不容易，但是由于一个幸运的环境组合，硅谷产生了一个新颖的组织结构，那就是软件工程师市场，从而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一平衡。

为何会是硅谷？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一个如此繁荣的创新思想市场？在1970年，许多电脑专家还认为电脑产业中心将会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的128号公路附近，而不是西海岸的硅谷。在那时，128号公路周边的电脑产业已相当发达，它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并且，由于毗邻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那里的企业极易获得优秀的人才，但是最终，波士顿却在电脑产业中输给了硅谷。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的作用？

硅谷的成功有许多幸运的因素。临近的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协助了硅谷的起飞，此后，它还继续为那里输送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方式也吸引了许多高学历的年轻人。硅谷的主要公司倾向于把许多生产任务外包出去，使自己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而风险资本则有助于新公司的设立，当然，这更应该算作硅谷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此外，运气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然而，阿娜里·萨克瑟尼安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地区优势》（Regional Advantege）一书中指出，硅谷的成功应主要归因于它的文化——流动性与共享性。软件工程师市场在硅谷与128号公路地区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硅谷的企业更多地突破了传统，创造了一种雇员与公司之间关系完全公开的文化氛围。它允许创新思想的自由交换，工程师们可以随时更换工作，不会因为在原先的公司得到培训而受到任何人的阻挠。然而，马萨诸塞州在这方面的规定却非常死板，人们非常看重对公司的忠诚与长期服务，创新思想的传播也被严格限制在公司内部。

跳槽在硅谷是极其常见的。一位工程师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平均时间仅有11个月（而美国的平均水平为3年）。一位硅谷的经理人说：“这里人员的流动性与美国东海岸简直完全不同。这里流动性非常强，而人们的职业风险却非常小。”

工作流动直接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在工程师们更换新的工作时，他们也就将自己在以往公司工作的经验一起带过去了。于是，鲜活的创新思想可以在行业内传播。有一位经理说：“在硅谷，雇员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忠诚，而不是对他们的公司。如果你是一个电路设计员，那么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设计出最好的集成电路，如果这家公司没有条件满足你的发展，你完全可以到另一家公司去。”同时，工程师们在咖啡馆或饭店里随意举行聚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相互帮助，为解决设计上存在的一些技术难题出谋划策。工程师们与竞争对手的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时，经常会在“头脑风暴”中迸发智慧的火花。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在于，相互的交流可能最终有利于自己的事业。每个人都力图证明，自己是如何聪明，以便于某个公司出现职位空缺时——通常就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备选名单之中。还有一位经理说：“硅谷的网络超越了对公司的忠诚。我手下有一群高级工程师，他们总是在电话旁与我的竞争对手们分享信息。”因此，跳槽与跳槽的期望使得信息在公司之间自由传播。硅谷的电脑技术专家们坚持着塞内卡（Seneca）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信条：“最先进的思想应该是公共财产。”

为什么硅谷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环境，而128号公路地区却会形成一种相互隔绝的文化环境呢？法学家罗纳德·吉尔森对基于法律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有时，法律会禁止雇员在新的工作中使用以前的工作成果，以实现对创新思想投资的保护。有关雇用关系结束后的行为的“竞业禁止”条款可以规定，在离职之后的特定一段时间内，通常是1～2年，雇员不得为原公司的竞争对手工作。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强化了这类契约条款的约束，而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则禁止订立此类契约。如果128号公路地区某个企业的雇员跳到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就有可能被起诉，而硅谷的员工们则无须为此感到担心。因此，硅谷出现了更频繁的跳槽现象，它反过来推动硅谷走向了成功。总之，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较弱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竞业禁止”合同条款，就如专利权保护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贸易限制。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强化了这种契约规定，转而鼓励了公司对创新的投资。它是通过赋予公司占有雇员对创新的某些权利来实现的，然而其代价则是禁止员工寻找更好的工作，以及限制对已有的创新思想的推广使用。而弱化这些契约规定，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那样，则具有相反的效果。伴随着跳槽而来的创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原先投资创新的公司是无利可言的，因为它稀释了自己的回报。但对整个行业的前进而言，这种传播则是有利的，这是由于它充分利用了每个公司的创新思想。在扩大传播之后，创新思想的应用程度远比它仅存于一个公司内部时要高得多。于是，“竞业禁止”条款构成了硅谷与128号公路地区差别的主要根源，也可以说，一个微妙的市场结构才是硅谷成功的关键。

一般来说，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或许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可能不是。正如比尔·盖茨在当年的软件盗窃案中所说的那样，保护不利的坏处在于它减少了对创新企业的回报，因此将无人再有创新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软件产业的特殊性也应该被考虑进来。在软件产业中，创新思想的生命周期十分短暂。也许，开发公司只需要独占创新思想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了。由于快速的翻新，一个非常短暂的专用权期限就可以保证开发企业的竞争优势，给它的开发投入带来足够的回报。因此，硅谷的做法对其他产业来说或许并不都是有效的发展模式。即使在电脑产业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模式的效果也并非始终如一。创新思想在产业初创时期更应该自由流通，但在产业逐渐成熟后，硅谷地区也开始制定相关法律，来对创新思想的产权进行更周密的保护。创新思想自由流通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环境。

如果加利福尼亚州当时采用了更严格的知识产权法，硅谷的发展很可能会受阻。产权对一个市场的运作十分重要。对知识产权完全不予保护则意味着创新的激励几乎为零，然而在另一方面，对其进行保护时却有可能做过了头。财产的所有权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尽管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可能做过了头，但在某些领域，这种需要却是无可厚非的。例如在制药产业，由于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会高达数亿美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将显得十分必要。正如我们在分析抗艾滋病药品中所见的情况那样，当然，专利保护的负面效应在此时也似乎过于残忍。

创新思想的产权并非只能通过专利来确定。另外一个替代方法就是买断，其含义是，政府可以买断一项创新的使用权，并把它公之于众。此时，每个人都将可以自由地享用这项专利。而创新者当然也会从买断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益。这样，创新的激励就与一项专利的独占使用完全分离了。当技术可以自由使用以后，市场竞争的环境就必然使产品的价格下降到生产成本的水平，人们就无须为药品支付高额垄断价格了。

这里有一个早期的买断案例，在18世纪时，英国议会提供了一笔特别的奖金，用来奖励一种有效测量经度的方法。在达娃·索贝尔所撰写的引人入胜的著作《经度》（Longitude）里面，就生动地记述了这个故事。由于测量出现的偏差，成千上万的生命曾葬送在航海事故中，因此，议会许诺的奖金高达2万英镑。为了争取这笔奖金，许多发明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但绝大多数都经不起考验。最终，一位出身贫寒的钟表工约翰·哈里森找到了最精确的测量方法，他发明了一种测量仪。这种仪表的设计成了“公共产品”，得以批量生产和广泛应用。这样一来，航海就变得安全多了。

然而，在医药行业中，采取买断的方式可以像上述的经度测量仪的发明例子那样取得成功吗？通常来说，在进行市场设计时，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有如下两个难点必须得到解决。

首先，回报的承诺必须是可信的。就上述测量仪的案例而言，根据索贝尔的记述，英国政府后来回避了给哈里森颁发2万英镑奖励的事情，并编造一些拒绝的理由。哈里森先生毕其一生之力以获得认可，直到40年后，他才完全获得自己应得的奖励。买断一个新开发出的药品，就意味着给已经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医药公司再补贴数千万美元计的奖励。即使政府愿意如此慷慨解囊，也会受到反对者的政治压力。他们会批评说，这种做法滥用了国家税款，与其把这些钱给制药公司，还不如把它们给那些病人。这样的压力往往是难以抵抗的。然而，如果公司预料到政府有可能毁约，那它们就不会愿意垫付很多钱来做开发研究。假如没有可信的承诺，没有保证回报可以实现的措施，那么买断的方式必将失败。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买断的价格。为了达到理想的研发投入量，价格应该等于新药带来的社会收益。然而，这一问题却往往由于信息不充分而难以解决。一项发明的价值很难进行事先预料，政府以及任何个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确定什么才是最合理的买断价格。定价过低，就会对新药的研发不利；相反，定价过高，则会导致税款真的被滥用。比如，在上述的经度测量仪的案例中，从事后来看，在政府的奖励公告发布之后，人们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还有约翰·哈里森本人的遭遇也表明，一个稍微低一些的奖励也许就足够了。

研究竞赛是产生创新发明的另一种替代方式。像买断方式一样，这种方式也以给付金钱作为激励，但奖励的形式却大不一样。在这种方式下，奖励会在特定的日子兑现，而不会拖延，不需要等到发明成功地全部完成的时刻。此种奖励可以支付给那些在有特定疗效的药物的开发项目中走得最远的公司，即使最终的产品还没有完全成形，也可以给付。1991年，美国国防部在开发一种新式战斗机的时候，就曾采用过这种方式。那时，洛克希德公司与诺思罗普公司之间展开了竞争，各自设计了一种未来作战飞机的雏形。最终，此项奖励为洛克希德公司所获，这可是一份估价高达900亿美元的生产合同。同样，在1993年，一批电力公司联合赞助了一项“最节能冰箱”的设计竞赛，惠而浦公司获得了此项价值3000万美元的殊荣。

正如所有的创新激励机制一样，研究竞赛也同时具备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它的有效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时，合理的定价将再次成为一个难题。另一个难题则是，政府应该如何判断到底哪一家公司的开发进展更为领先。当然，竞赛的一个有利之处在于其承诺的可信性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是因为，政府有义务在某个时间无条件地向赢得竞赛的公司支付一定的金钱。因此，如果公司担心政府在买断计划中会出现违约，那么这一方式将更能激励发明创新。

专利买断和研发竞赛这两种替代方式都不是完美的、创新的激励机制，可是，它们毕竟冲击了那种旧的专利系统。至于在促进新药的研究开发与实现现有药物的有效分配上，这些替代方案或其他一些补充办法是否更为有效，则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然而，创新思想市场仍然在期待更有效的市场设计。

在拍摄电影《卡萨布兰卡之夜》（A Night in Casablanca）时，美国著名电影人马克斯兄弟遇到了知识产权问题的困境。因为就在5年前，华纳兄弟公司拍摄了由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大名鼎鼎的《卡萨布兰卡》。华纳兄弟公司向马克斯兄弟发出了交涉信，威胁他们将因盗用其电影名而被起诉。

对此，格劳乔·马克斯回信道：“我并不认为卡萨布兰卡这个地名应该为华纳兄弟公司所独占。甚至就‘华纳兄弟’这个词语，你们是否也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独占权呢？也许你们有权独占使用‘华纳’这个词，但是对‘兄弟’这个词难道也一样吗？坦白地说，在你们成为兄弟之前，我们兄弟已经存在很久了！”类似的讥讽之语长达三页。华纳兄弟公司的律师回了信，要求双方签订一份协议概要，然而接下来等到的仍然是一些漫无边际的回复。此后，他们又急切地盼望对方出具一份协议细则。直到律师收到第三个类似的挖苦回信，感觉自己十分狼狈不堪以后，双方的通信才告一段落。

在华纳兄弟公司闹笑话的事件之后很久，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时报》（St.Petersburg Times of Florida）于2000年致函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时报》（St.Petersburg Times of Russia），要求它们停止使用目前的网址（www.sptimes.ru）。原因在于，佛罗里达人认为俄罗斯人侵犯了佛罗里达《圣彼得堡时报》报社的权利。然而，俄方的回答却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建城时间远远早于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因此，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时报》报社应该建议自己所在的城市另选一个名字为妙。对此，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时报》陷入了沉默。

这些争论颇有闹剧的味道，但是，它们再一次表明产权应该是有界限的。马克斯兄弟用自己独特的风格说明，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为某些人所独占的。从社会总体的视角来看，赋予某个人独占像卡萨布兰卡、圣彼得堡之类的名字的使用权利实际上毫无益处，然而其负面效应却不可忽视。

让我们再回到麦当劳的事件中，该公司的人士声称自己拥有“Mc”字样的商标，这其实并不像圣彼得堡及华纳兄弟的事件那样可笑。并不只是麦当劳一家公司，每个企业的利益都与商标相关。品名是一种提供可信赖的信息的市场手段。当人们驾车经过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很多人会在麦当劳的门口停下来用餐，而不是去一个无名的饭店。因为那金光闪闪的招牌已经准确地告诉大家，在麦当劳的连锁店里，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食物。麦当劳的商标是清洁卫生与货真价实的保证。麦当劳公司为塑造自己的品牌的确付出了很大的投入，因此保护其品牌也理所当然。

一位名叫罗纳德·高德斯品克的人在英国的威泽恩西镇开了一家名叫麦克罗劳（MacRonald's）的咖啡馆，由此受到了起诉，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咖啡馆在搭麦当劳这一品牌的便车。但是，保护的界限应该在何处呢？玛丽·布莱尔遭到了麦当劳公司的反对，抗议她把自己的小店命名为麦索琪，她辩解说：“这仅仅是街角上的一家小店。我不过是卖点三明治、肉类食品，以及其他一些有特色的香肠而已。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将我的商店与麦当劳公司混淆呢？”她提的确实是个好问题。难道随便一家小饭店，取名叫“Mc”什么的，都会严重损害麦当劳公司的品牌吗？有时也许会，但在其他情况下并不会。

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保护应该有一定的限制。麦当劳公司坚持起诉网上健康服务商麦威尼斯公司，并要求法院下令，让麦威尼斯改名。麦当劳聘请的律师宣称：“麦当劳公司将来可能会将自己的商标扩展到一些与麦威尼斯公司相同的服务行业中去。”既然麦当劳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进入保健行业，因此，法院就应当给其有待开展的投资项目提供商标保护。不过，这种狡辩只能说服律师自己而已。

总之，在创新思想市场的设计中，产权是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应当明确地界定，如果没有它们，创新的激励将受到极大的抑制。同时，这种保护也应当受到一定限制。总之，在激励新的创新思想与充分利用已有的创新思想的问题上必须找到一个均衡点。

知识产权引发了一系列极端的论点：有些人说它自相矛盾；另一些人则说现行法规是不能改变的。这些观点都不正确。知识产权其实关系到两个互不相容的目的：既要奖励创新的发明者，又要允许创新思想的充分使用。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佳保护程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强化还是弱化，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在中国，这一期限为50年。——编者注

第十章
没有人是一片孤岛

在驾驶汽车的时候，我可能伤害到了很多其他的人。我的汽车增加了交通的拥挤，使其他驾驶者延误了他们的时间，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只要汽车在路上行驶，即使司机本人十分小心谨慎，也会使其他人遭遇事故的概率有所增加。还有，汽车会排放尾气，从而污染了其他人呼吸的新鲜空气。

经济学家把这些无意识的附带效应称为“外部性”，它是指在一项交易或者活动之外产生的其他成本（或收益）。如果一种行动会影响决策者之外的人，而没有提供补偿，就会带来外部性。在任何市场上，都会出现各种外部性。假如人们对外部性置之不理，它们就可能导致市场运作不佳，所以，我们在进行市场设计时要把外部性的因素考虑进去。

我们已经设计出了各种机制，提醒驾驶者考虑他们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从而使行车带来的许多外部性得到了控制。例如，有关的交通规则，还有事后提起诉讼的权利，都在警告着那些粗心的驾驶者；对发动机释放的尾气有了明确的限制，可以减少空气的污染；还有汽油税的提高，也加大了人们驾驶汽车的成本。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一个主要的由驾驶带来的外部性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那就是交通的拥挤。据估计，仅在1999年，美国人就在交通阻塞中浪费了450万小时的宝贵时间。在洛杉矶、亚特兰大和西雅图，平均每个驾驶者每周都要在交通阻塞中花掉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我选择独自开车，行驶在一条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而不是与别人合伙用车，或者推迟自己的出行，那么我的汽车所增加的拥堵将使其他所有人在路上花掉更多的时间。也许我给其中任何一个人带来的延迟不会很大，但是如果把所有人被延误的时间累加起来，那么，它将肯定超过我由于没有独自驾车而可能遭受的不便。不幸的是，我在做出驾车外出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所产生的所有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

据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U.S.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的估计，在2000年，来自汽车驾驶的全部负面效应——包括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和交通事故的成本——总额达到了4460亿美元。其中，有一些社会成本已经由驾驶者承担了：燃油税、车辆税以及保险金的总额达到了1080亿美元。而剩下的部分就可以视为驾驶的外部性，平均来说为每公里10美分。

推动市场前进的动力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决策，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也可能给生产造成妨害。1624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一片孤岛，可以完完全全自给自足。”这句话已经包含了外部性的概念了。外部性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环境污染就是这样的负的外部性，决策者并没有把自己行为造成的所有成本考虑进来，因为别人会为他分担污染的成本。于是，环境污染就会超出应有的限度。当然，外部性也并非都是负面的，有时它们也带有正面效应，比如，某家公司的研发活动可能给其他公司带来好处。然而，这类带有正的外部性的生产活动又会太少，因为许多受益者不会为自己无意中的利益付费。为了让市场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我们必须制定这样的规则，把外部性的影响囊括进来，使决策者在进行决定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

有的社区会自己出面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如果受到影响的人比较少，他们可以自行安排补助方案。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小乡村，当地人在驾驶汽车的时候就基本上不存在产生拥挤的问题。自助式的解决方式在某些场合下可能很有效，但有时却并非如此。对于许多外部性问题而言，一个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不足的。比如，大城市的交通拥挤就不太可能通过个人自愿地减少驾车的方式来解决，而必须找到某些考虑得相当周到的方案。有时，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法规来解决外部性，这些法规要求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减少对他人的影响。例如，严禁酒后驾车的法令、限制行驶速度的法令以及其他的一些交通安全措施，都是为了限制驾车的外部性。同样，人们也在采取各种措施约束驾车造成的环境污染。在洛杉矶这个以高速公路著称的大都市，汽车尾气一度成为最主要的空气污染源。因此，那里通过了禁止使用含铅汽油以及限制尾气排放的法令，以图应对这一问题。

对于有些影响范围广泛、损害比较恶劣的外部性（例如，洛杉矶的烟雾给人们造成的健康损害）而言，唯一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通过法律，禁止那些有害的活动。然而，这种方法很粗糙，甚至有可能造成比原来的外部性更为不利的危害。另外一个比较温和的补救方式则是征税。对外部性的活动征收一定的税收，使当事人将外部性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决策之中。

比如，汽油税的开征就提高了驾车的代价，从而有助于改善空气污染与交通拥挤的状况（当然，有人估计在美国，驾车造成的外部性远远高于现有的汽油税水平）。对酒类产品进行征税，则有助于控制酒后驾车的外部性。数据显示，提高酒精饮料的税收，将显著降低高速公路的伤亡事故。

在甲壳虫乐队的著名歌曲《收税员》（Taxman）中曾有一句歌词：“如果你要驾车，那我将对街道征税。”其实，对于交通拥挤的外部性也可以通过征税的办法来解决。早在1963年，威廉·维克瑞这位后来因拍卖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对华盛顿特区行驶的车辆收取有关的费用。他建议，用路边的监视器记下驶过的每一辆车的号码，然后将数据发送到中心计算机，计算出交通拥挤费用，然后对驾驶员收费。当交通比较拥挤的时候，收取的费用会高一些，而没有出现交通拥挤时，费用可为零。

在那时，这一主张看起来是一个超现实的猜想。但是，今天的技术发展已赶上了威廉的想象。新加坡现在就采纳了他的方案，对某些路段在交通高峰期的使用者征税。新加坡在每一部车的仪表盘上都插入了一张支付卡，当汽车经过收费站（道路上空的一个圆拱）时，费用将自动地通过电子系统从卡上划出。费用的多少将随车型及驾车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如果车内没有安装支付卡，电子系统将通过红外照片记下车号，然后自动对驾驶员进行罚款。交通部门的官员扎奈尔·阿比丹说：“实施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提示人们更好地安排自己驾车出行的计划。让他们在并不必要的时候，不要选择自己驾车。”计划实施之后，新加坡商业中心区的汽车流量在高峰期下降了13%。

在实现合理收费之后，交通拥挤的外部性也会消失。这不仅需要足够的监测技术，而且需要合理的定价。定价的目标并非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让人们支付自己驾驶汽车的真实成本。在理论上，费用应当设计为这样的水平，刚好等于给他人造成的外部性，使那些在高峰期驾车出行价值比较小的人选择放弃自己驾车。然而，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收费设定在恰当的水平上，因为这要求政府能够评估其他所有人在交通拥挤中遭受的损失。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庇古是第一个提出此类税收建议的人，他说：“任何对外部性实施的调整税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要决定适当的税费标准实际上是异常困难的。科学决策所需的数据基本上都不存在。”如果税费设定不合理，那么税收就不能帮助解决外部性的问题，甚至还会使情况更糟。

假如税费设定得比较合理，则对外部性征税几乎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对交通拥挤这个难题，你总之是要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的：要么用金钱来交税，要么付出被浪费的时间与待在拥挤道路上的沮丧。对路段征税是有助于减少拥挤的，而对于那些在高峰期驾车的人而言，更快速的旅行给他们创造的价值应该足以弥补所缴纳的费用。

征税和管制均是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半自下而上、半自上而下的。这就是确定产权（自上而下），然后让人们通过法律框架内的自行讨价还价的交易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自下而上）。其实，任何外部性均可视为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所导致的结果。如果空气可以归私人所有，则所有者会对污染者收取使用费，这样也就不存在污染的外部性了。当然，没有人可以拥有空气的产权。但在某些场合下，扩大产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指出，在明确的产权下，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商找到互利的方案，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某个养牛的人可能对自己的邻居（一位玉米种植者）造成损害。这是由于假如没有围栏，牛会跑到玉米地里游荡，并且踩坏玉米苗。假如修建围栏可以带来收益，其建筑费用小于牛给玉米地所造成的损失，那么一旦面临玉米种植者到法院去控告，要求养牛的人赔偿自己损失的威胁的时候，养牛的人就可以选择修建围栏，以避免被起诉的后果。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果法律对责任的认定有不同的解释，则可能是由种玉米的人负担修建围栏的费用。但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结果将是对大家都有利的。既然调整外部性可以产生额外的收益，那么市场的参与者就会主动去考虑它。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外部性将得以妥善解决。

同样，被起诉的威胁将会把不小心驾车的成本加在驾驶员身上。如果某个人因为自己的过失造成了交通事故，受害者将要求赔偿，而法院一般也会支持这样的赔偿。因此，法律创造了对安全驾车的激励。

然而，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自由决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外部性问题，空气污染即为一例。许多司机对空气污染均有责任，以至于受害者不知道应该对谁进行起诉。既然自己不会被起诉，那么法院就不能给驾驶员提供限制负的外部性的激励。此时，由于不能明确产生破坏的根源，征税与管制就成了仅有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外部性无处不在，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外部性都认真地加以考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但是，为了市场有效地运行下去，当某种外部性问题变得比较突出以后，就应当把它纳入议事日程当中了。解决外部性的方案有多种，到底哪一种最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以下我们要介绍一个曲折复杂的海洋捕鱼史，作为分析外部性问题的一个案例。在这个例子中，许多可能的解决办法都已经进行了尝试，但大多数似乎都没有奏效。

在《罐头厂街》（Cannery Row）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描绘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沙丁鱼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情况。他另外还有一本不那么知名的作品《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其中描述了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又回到蒙特雷的所见所闻。那时，许多罐头工厂都已经倒闭了。由于鱼类的灭绝，罐头产业也随之没落。这里有海水的自然降温导致鱼类数量下降的因素，但令斯坦贝克感到沮丧的是，渔业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罐头厂商们展开了恶性竞争，疯狂地抢夺鱼类资源，直到把它们全部捕捞一空为止。这可能是出于爱国热情，但是鱼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艾丽斯》中的牡蛎那样，‘他们把所有的牡蛎都吃绝了’……在所有的沙丁鱼都被捕捞殆尽，做成罐头，吃得精光之后，罐头产业陷入了绝境。”

今天的渔业正处于危机状态。海洋生态管理“还没有制定出一个长期目标”，海洋生物学家路易斯·博茨福德、胡安·卡洛斯·卡斯蒂亚及查尔斯·彼得森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大约有一半多的鱼类已经被捕尽，而另外有大约20%也处于过度捕捞的状态。”因此，“全球的海洋鱼类捕捞产量正在接近最高限”。紧接着，19位海洋生物学家也把自己的共同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他们表明，过度捕捞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使许多鱼类陷入了种群危机。科学家们得到的结论是：“人们觉得处于过度捕捞的海洋鱼类的比例看起来已经很严重了，但实际情况比这还糟糕得多。”仅在美国，就有许多鱼类，包括红鲷鱼、新英格兰鳕鱼、切萨皮克湾蓝蟹、旗鱼、大西洋长嘴鱼、比目鱼、小虾、金枪鱼以及鲨鱼等，都出现了过度捕捞的危险。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长久的过度捕捞呢？

首先，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该负相当的责任，例如西班牙等国的政府就以促进就业的名义对捕鱼船只进行补贴，导致渔业投资过多，从而形成了过度捕捞的压力。美国与加拿大政府也对大型渔船提供补贴，导致曾一度高产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乔治银行渔场被消耗殆尽。由于这些补贴的存在，渔业生产没有能够及时根据环境资源的变化进行调整，加速了鱼类资源的枯竭。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家克里斯托弗·纽顿说：“捕鱼业的历史其实就是把问题不断拖延下去，直到鱼类完全灭绝为止。”补贴的数额达到了非常惊人的规模，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各国政府每年提供了大约900亿美元的补足，而捕捞的鱼产品的总价值只有700亿美元。

然而，过度捕捞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补贴，而在于外部性。渔民之所以愿意过度捕捞，主要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激励问题。

渔业与农业有非常不同的特征。由于鱼会游来游去，而海洋又不像田地一样可以清晰地划界，因此，鱼类的产权难以监督和实施。海洋里的鱼在被捕捞之前，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因此，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市场也就发生了混乱。生物学的规律要求捕捞数量有一个极限，如果捕得过多，鱼类就不能达到维持自身繁殖需要的数量。然而，自由的市场机制却刺激了过度捕捞。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州一个捕龙虾的渔夫，他说：“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在出海的时候尽可能多捕一些鱼。我并没有什么动机来延续鱼类的繁殖，因为我放掉的每一条鱼都会进入别人的渔网。”他的逻辑很清晰，简直可以说无懈可击。即使他个人愿意负责任，限制自己的捕捞数量，但别人的捕捞还是会使得鱼类无法正常繁衍生息。仅仅指望他个人是无法实现渔场的持续再生的。因此，他唯一的选择是今天多捞一些，哪怕明天会少捕一些；而不是今天少捕一些，而明天却什么也捕不到。负责任的行为反而会受到惩罚，所以，在整个捕鱼业中，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多捕捞。这种逻辑使得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捕鱼。这里就存在外部性，即自己的过度捕捞所产生的成本被别人分担了。

人类每年从海洋中捕捞了8000万～8400万吨鱼。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表示，要想使鱼类能够正常繁殖，合理的捕捞量应该限制在每年6000万吨左右。该组织的吉姆·里普说：“海洋将再也无法忍受我们涸泽而渔的行为了。”不过，怎样才可以阻止过度捕捞呢？人类已经试过各种方案，几乎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外部性的补救措施。

假如海洋可以归一个希望在将来持续拥有它的人所有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因为这个主人明白，自身的利益依赖于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今天把鱼放回海里，可以保证自己在明天的收益。

从夏威夷往西，经过大约5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可以到达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群——马绍尔群岛。那里的常住人口约60000，面积约70平方英里。但是，由于周围散布着1200多个小岛，以及掌握着距离领土200平方英里以内的领海的控制权，马绍尔群岛政府控制着一大片海域。海洋是他们的主要资源。尽管这个地方非常遥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绍尔群岛在世界海洋渔业管理中却独树一帜，它的政府采取独占所有的方式解决了过度捕捞的难题。该群岛同一家来自美国的私人公司——海洋养殖有限公司（Ocean Farming Inc.）——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该公司独享了自己境内80万平方英里的海洋的捕捞权。其回报是，大洋渔业公司要向群岛政府支付7%的捕捞成果，作为资源使用费。

然而，将海洋划归一个渔业公司所使用，在其他地方并非一个通行的、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案。马绍尔群岛当地并没有商业性的捕鱼产业，因此，把全部海域出租给一家外国公司并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压力（出租合同规定，当地的渔民可以继续进行小量的捕捞，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渔民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渔船，如果采纳上述的建议，船主及雇员就会站出来，反对渔业垄断，进而造成政治压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独占式的解决方案一般不在人们的考虑之中。其他一系列方案也曾被试用来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既有正式的方案，也有临时的措施，它们均或多或少地得到过一些成果。

有时，渔民自己的社区会制定出非正式的方案，比如集体行动的机制，以避免过度捕捞现象。例如在巴西北部的巴伊亚地区，渔民们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合同规定，对总体的捕捞量和个人的捕捞量均实行管制。如果出现了违反者，社区的其他成员将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在社交场合冷淡犯规的人，甚至没收他们的渔具。在汤加，渔民们有自己的社会惯例，共同分享收获的产量。如果某个人捕的鱼太多，超过了自己家庭的需要，则必须根据惯例分给那些需要食品的人以及老人。在日本，当地的渔业社区也有自己的措施，让鱼类可以维持再生。那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他们都清楚各家有特定的地理界线，并且懂得遵守传统的守则，有维护秩序的社会约束。在美国的缅因州，一些社区对淡水龙虾的捕捞进行管理，甚至具体到何时、何地、何种资格的人方可捕捞。这种管理是有强制力作为支撑的。违反规矩的人需要当心，他所设置的捕捞装置可能被别人破坏，甚至自己的渔船都有可能被邻居们凿沉。

当然，非正式的方案只有在关系密切的小社区中才会有效。在大的、彼此不熟悉的渔业团体中，进出是比较自由的，社会公约就几乎不起作用了。通常，这时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以应对过度捕捞。

为了管理渔业，政府会对渔船的数量与吨位大小加以控制，他们还会制定具体的准许捕捞的时间。然而，这些都是有缺陷的控制方式，均有可能导致可以预测的扭曲。对某项投入的管制会使渔民过度使用未受管制的其他投入。比如，对船只数量进行管制，带来的是更大的船、更多的设备和船员；对船只的长度进行管制，将使渔业公司采用更宽、更重的船；对船员数量进行管制，将带来对高技术设备的投资，例如使用电子设备来确定鱼群的位置，就可以显著地增加捕捞量。相反，对设备进行管制，则会导致渔业公司雇用太多的员工。还有，规定捕捞的季节，将使渔业公司投资于大容量船只，以便在允许期内尽可能多捕一些，而这些投资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里则只能傻傻地等着。同时，规定很短的捕捞季节还意味着一年中有很多时候供应给顾客的鱼都是冰冻储存的，因此减少了鱼的价值。

基于以上管制的扭曲，有些政府采用一些新的更为市场化的可持续方案。例如，管理者对每一艘渔船给予一个配额，只允许其捕捞多少，而不是对渔民的具体投入进行管制。配额的方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确立了水产品的产权，因为过度捕捞正是产权不清晰所导致的结果。配额可以消除渔民们给他人带来的外部性，竞争捕捞也因此而消失。

配额意味着鱼类可以实现再生，使将来的捕捞更为容易。参与澳大利亚政府配额方案项目的生物学家里奇·加维说：“渔业也许是唯一一个让大家少干活反而可以多挣钱的经济活动。”

在渔业产权上走得最远的国家，像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冰岛等，甚至允许配额如同一般私有产权那样可以进行买卖。新进入渔业的人或者希望扩大规模的公司必须购买其他人的配额，这意味着通过交易，配额最终会落入最具生产效率的生产者手中。与管制情况不同，渔民们有了动力，对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技术与设备进行投资。

配额的所有者为了维持自己配额的价值，必须维护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在新西兰，渔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为扇贝、甲鱼的可持续生产研究提供资金。

在20世纪80年代，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比目鱼渔场曾经陷入危机，捕捞量大幅减少。管理者成功地限制了捕捞期，但是该措施对于限制过度捕捞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到1990年时，捕捞期甚至缩短到了只有6天。如此短暂的捕捞期限，意味着捕捞强度极大。渔民之间甚至出现了因抢占好位置而爆发的争斗。还有，即使在非常恶劣的天气，渔船也会不顾危险强行出海，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在1991年引入配额制度之后，大比目鱼捕捞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无限缩短的捕捞期限消失了，渔民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决定捕捞。船只数量也下降了，捕鱼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而非违法乱纪之举。这样，渔业实现了可持续生产。

渔业的例子表明了产权的力量。过度捕捞的原因在于，鱼在被捕捞之前不属于任何人所有。通过配额的方式，人们界定了鱼类产品的产权，从而消除了过度捕捞的动机。然而由于监管成本与漏洞，这依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可行的产权方案并不是纸上谈兵，实现配额制度并不等于可以取消监管。在配额制度下，监管人员需要制定有关的条例，以确定哪些人可以获得最初的配额，要知道，争取捕捞的权利一向是渔民们的纠纷之源。此外，政府还得持续而大力度地保持监督，以确保配额得以实施。由于海上活动比一般陆上活动更难以监管，这样做不仅麻烦而且费用昂贵。每当有船靠岸的时候，官方都需要进行检查，并对超额捕捞的人予以重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比目鱼渔业监管中，甚至每一条鱼上都要标有船号，以便政府追踪最终的去向。还有些监管者要求船只在出海的时候带上观察员或者摄像机。有些国家像澳大利亚，甚至动用军用直升机巡逻海面，以确保没有违规者闯入。即使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如马绍尔群岛的产品独占方式，也需要政府的监管，以确保承包项目的公司如实报告了捕捞量，并向自己支付足够的资源使用费。只有当政府愿意在人员配备、调查研究和贯彻执行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以后，海洋渔业产权才有可能实现。

另外，没有哪个监管体系是完美无缺的。新西兰在禁止超配额捕鱼方面花费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力气。它要求出示整个过程的记录文件：从鱼的捕捞到靠岸，再到最终的消费及出口。渔民不得将鱼出售给无证采购者。捕捞记录、持证采购者的收据、冷藏记录及出口发票统统都要收集起来，以供日后查证。过度捕捞或虚报均被认为是犯法。在这方面，渔业监督官们对违规的检查是多么富有激情，不由让人们想起美国禁酒时期的酒类销售检察官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某个人因未经官方允许，私自出售了一袋小龙虾，结果被捕。但尽管如此，偷渔的现象仍然存在。据估计，每年约有450吨小龙虾在黑市上交易，这个数量已达到官方允许捕捞量的1/7。由此看来，要完美地实现渔业生产的产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涉及多个国家时，配额制度就更难实施了。许多鱼类在大洋两岸之间游来游去，比如说剑鱼，它的迁徙范围非常广，会在赤道地区与极地的冷水区之间来回游弋。因此，这些鱼类的可持续性问题要求国际间的合作。目前约有30多个国家捕捞剑鱼，要想对这种鱼真正进行保护，就要求各国对限额达成一致，并有合适的分摊。然而，由于涉及到重大的利益问题，国际间协议往往难以达成，有关的谈判往往以失败告终。

由渔业造成的国际间冲突时常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一艘俄罗斯的炮舰就曾在白令海炮击过一艘日本渔船；南非政府曾因为一艘西班牙的大拖船使用了20公里长的违规拖网而将其扣留；在北海水域，冰岛与挪威的渔船曾开过火；在南太平洋上，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的渔船时常与当地的各个岛国产生冲突，甚至发生过扣留事件；日益枯竭的渔场曾诱发西班牙与英国在比斯开湾抢夺金枪鱼的斗争，加拿大与西班牙在北大西洋的大比目鱼之战，以及英国和冰岛之间在北海的鲟鱼之战。

有些国家之间达成了协议，例如，美国与加拿大达成过分享太平洋上的大马哈鱼的协议；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达成了对捕捞南方蓝鳍金枪鱼实行国家间配额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的达成都殊为不易，激烈的争执都曾经危及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实施国际配额比国内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其强制力本身就更存在疑问。在1999年，即签署金枪鱼协议后的第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一个国际海事协调机构起诉，控告日本违反协议，过度捕捞。新西兰政府的一位律师蒂姆·考利说：“日本人正在将一种非常重要、高度迁徙性的、已处于危机之中的鱼类推向灭亡。”而日本政府则认为自己的捕捞是“实验性的”。他们超配额捕捞了1600吨金枪鱼，这对他们研究金枪鱼的种群数量“十分必要”。然而，这种所谓的“实验性捕捞”的鱼却被在市场上以每公斤100美元的价格拍卖。最后，该协调机构判定日本违反了协议。日本外交部部长木村政彦在判决后说：“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被大家理解。”接下来，这种“实验性的”超配额捕鱼仍在继续。

总之，渔业生产很难找到完美的管制方案。在一个稳定的渔民社区中，通过行为准则和社会公约的约束，可以维持鱼群按某一速度可持续地发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渔民可以进入公共的渔场，并不存在稳定的社区，如果又没有政府的管制，那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是政府的管制也会产生扭曲，没法彻底消除过度捕捞。最好的可行方案是配额制度。由于确立了产权，这一方式直接解决了渔民对捕鱼数量的决策的外部性。当然这个最具市场特点的解决方案，只有在政府的强力监控下才能够得以实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人们的解决方案没有对外部性问题产生效果，这就是体育明星人才市场。

1999年5月，美国堪萨斯城发生了一起因奇怪的不平等问题而产生的抗议行动。抗议者在其标牌上写着“财富共享”。引起这一愤怒的并不是世界的饥饿问题，也不是全球化问题、环境问题或者民权问题，而是棒球比赛中的不平等。抗议是由于堪萨斯皇家队与纽约扬基队之间的一场比赛而引起的，大约有5000名球迷涌出了运动场。其中有一些抗议者戴着扬基队的帽子，并将美元粘在上面，以表明金钱控制着棒球。

尽管这次行动看起来很奇怪，但抗议者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他们表明，棒球运动员市场存在很大的扭曲。大量的金钱可以转变成球场上的胜利。佛罗里达马林队的例子表明，胜利完全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支新成立的俱乐部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举获得了1997年世界联赛的冠军。而在下一年，该俱乐部的工资开支下降到了前一年的1/5，卖掉了许多最好的球员，马上成了成绩最差的队。在1996～2000年间，另一个赢得世界联赛冠军的队伍则是纽约扬基队，该俱乐部在联赛中开出的工资最高。在1995～2000年赛季的189场季后赛中，仅有3场为那些工资比较低的球队获胜。1989年，工资总额最高的俱乐部与最低的俱乐部的差距为3000万美元，到1999年时已达到了1.6亿美元。负责比赛实况转播的讲解员鲍伯·考斯特评论说，这种差距是职业棒球比赛中一切诟病的根源，并可能导致“稳定的对胜利的垄断”。

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皇家队的球迷抱怨道：“我们无法具备竞争力。这里简直就是马戏表演，而不是棒球赛。你到那里只是为了感受一下狂欢节的气氛，而不是看真正的比赛。”或者，你干脆就别去了。比赛缺乏竞争，没有实力相当的球队，对联赛的所有球队均是有害的，而并非只对穷队不利。因为球迷们并不愿花钱去看那些胜负缺乏悬念的比赛，并且电视台的收视率也会因此下降。球迷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球队更强，但不希望过分强大。必定胜利的球队并不比必定输球的球队更有意思。

棒球比赛的观众数据表明，竞争力的平衡十分重要。最终的胜利并不是全部，球迷们喜欢看出众的球员，如德瑞克·基特的精彩表演。有数据表明，主队与客队的实力均会影响观众的数量。在各队实力既定的前提下，每当主队与客队的实力接近时（通过博彩的赔率或近期的获胜率来显示），观众的上座率通常会提高。还有数据显示，一些主要的运动类型，像美式橄榄球、澳大利亚式橄榄球、国际板球、英式足球等，均显示观众更偏爱竞争激烈的比赛。

美国职业体育的历史显示了其竞争的价值观。联赛组织常常是逐渐演进而来的。第一批职业队（棒球队或篮球队）常常被称为巡回演出者，例如篮球历史上的“哈莱姆亲善篮球队”，他们相互之间举行比赛，或者与业余队间展开表演赛。最初，球队都是自治的。约20年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组建了联赛（棒球在1871年，篮球是在1937年）。组建联赛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原先的业余表演队常常可以轻易地在与弱队的较量中取胜，比赛主要是为了展示本方队员出众的技巧。但不久以后，球员们就发现球迷们喜欢有组织的锦标赛。只有技巧表演还不够，球迷们要队员在每一场比赛中不论胜负都全力以赴。职业球赛只有在组建联赛，并且有相关规则，平衡了各队的实力之后才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组织良好的体育赛事要求在各个球队之间比较均衡地配置有实力的队员，以期各队之间的竞争力基本平衡。这样，每个队均会这样的平衡而获得好处。当然，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球队往往有实力购买到优秀的队员。

球队之间的不平衡是由于一种外部性带来的。强队可以吸收更好的队员，以增加其自身的“获胜机会”，从而分得更大的馅饼，但这样做会导致整个联赛的比赛竞争力失去均衡，而缩小了整块饼的规模。不平衡的球员交易所影响的并非只有交易双方的球队，还由于对竞争平衡的影响，而会对整个联赛产生冲击。但是，由于每个队只分担成本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并没有动机来保持联赛的实力均衡。比如在2000年，当纽约扬基队以300万美元的高薪（奖金除外）把何西·坎塞柯招至麾下的时候，《纽约时报》这样评论说：“他们其实并不想要这个球员，只是不想让他为其他球队服务而已。”比赛竞争的激烈固然可以带来利益，却会为各个球队所分享，而不是归某个队独占，所以各队在购买球星时基本上不会关注其对联赛的整体影响。

对于一支弱队而言，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好队员，很难有机会打进决赛，同时在可预期的将来，他们也不会获得更好的球员。此时，俱乐部就可能会通过出售现有的球星来获利。而俱乐部的铁杆球迷不管球队位列第12名还是第18名，肯定还会出钱观看比赛。因此，出售球星的做法对这支球队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样做会恶化俱乐部之间的实力均衡，对整个联赛有害无益。

观众和各个球队都希望看到实力均衡、竞争激烈的比赛，但是，富有的球队希望购买所有的球星，而穷队则希望出售。因此，若不对球员的流动性加以限制，实力的均衡是难以维持的。为应对这种外部性，必须采取一定的协调行动，以管理球员市场。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球员的交易规则是联赛组织者设立的，而组织者的动机又是比较复杂的，达到实力均衡仅为其中的一个目标，并非全部。联赛由球队所有者组成，他们希望压低球员工资。对俱乐部之间竞争球员的任何限制均有利于所有者。因此，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和艾伦·桑德森会说：“雇主可以勾结起来，以压低雇员们的工资，这在其他劳动力市场是难以想象的。”

经过数年的时间，棒球联赛已引进了一系列以保持实力平衡为由的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压低工资的借口而已。美国职业体育联赛所采用的一些规则——保留条款、选秀、工资限额、收入共享等——在维持联赛的实力均衡上并无多大建树，但在压低工资上却卓有成效。

1880年在棒球联盟中制定的保留条款，使得俱乐部可以拥有某个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虽然这或许并非当初制定本条款时的本意，但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可以算是一种苦役。甲俱乐部可以把某个球员出售给乙俱乐部。此后，乙俱乐部就掌握了该球员余下的职业生涯。但是，保留条款并没有促进公平竞争，因为富裕的俱乐部仍然可以发动银弹攻势，来获得它们需要的球员（有资料显示，在保留条款废除后，棒球队中的强弱分化并没有明显加剧）。该条款唯一的作用是抑制了球员的工资额。最终，这个唯一的作用也促使保留条款的灭亡，1976年，法庭判定保留条款为非法。

在美式橄榄球的选秀中，选秀的顺位是根据上赛季结束时的成绩来定的：最后一名的球队取得第一位选秀权。通过限制新秀市场，它也限制了新秀的工资。与保留条款一样，它对促进竞争性平衡同样没有什么作用。不论那些顶级球员的新秀赛季在哪里度过，最后总会被富裕的俱乐部挖走。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和美国橄榄球联盟（NFL）也规定有自己的工资限额，这是另一项旨在促进竞争平衡的政策。它特别规定了一支球队的工资总额的上限。联盟收入的一定比例将分给球员，该比例在NBA是48%，在NFL则是63%。然后，这些钱会平分给每一支球队，作为每支球队工资总额的上限。一般说来，工资限额看起来似乎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要规避它却也十分容易，因此，NBA各队的工资总额并没有平均化的趋势。在1997～1998赛季，芝加哥公牛队和纽约尼克斯队的工资总额就大约相当于洛杉矶快船队和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工资总额的2.5倍。导致这种巨大差距的原因来自各种例外的操作，球队在支付球星工资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其他人对他的开价。事实上，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正式公布的工资差距还要大，这些收入主要可以通过会计上的处理、延期支付或未申报收入来付给球员。NBA的总裁戴维·斯特恩说：“我们花了数不清的美元来确保这些协议能够满足老板们的要求，而这其实都是老板们自己掏的冤枉钱。”

工资限额使得小球队也有机会获得NBA的总冠军，事实上也真有某些球队做到了。但同时，这样的条款也在帮助老板剥削球员，使球员兜里的工资都流到老板的抽屉里。工资限额的确促进了各队竞争的平衡，但也是有代价的。

球队收入共享是一项更为有效的促进竞争平衡的措施。用于再分配的收入可以包括门票收入和电视转播收入。在美国的各种主要体育运动中，国家电视台的转播收入会被平均分给各支队伍，但地方电视台的收入依然是不共享的。前面介绍过，在篮球联赛中，全联盟的收入将在所有球员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但是客场队无法分享到门票收入，冰球联赛也是如此。在美国棒球联盟（American League）中，客场队可以得到门票收入的20%，其余的归主场队，在美国国家棒球联盟（National League）中，这个比例则分别是5%和95%[1]。富裕的球队要以税收的形式来补贴给贫穷的球队。2000年，每支富裕的球队要上缴1700万美元，而每支贫穷的球队大概可以拿到2300万美元。橄榄球联赛是几大联盟中收入分配最平均的联赛。门票收入的60%归主场队，40%归客场队。联盟也不允许由地方电视台转播比赛，同时把国家电视台的转播收入平均地分给每支球队。工资总额限制与收入共享条款的采纳，使得像绿湾包装工队这样一支从小城市出来的橄榄球队也变得具有较强的实力，该队所在的城市是所有参赛队中最小的，每年大概2/3的收入都来自联盟的收入再分配。但是，负面作用也相当明显。这等于是把那些大家都想看的、富有吸引力的球队的收入，拿来补贴那些无人问津的球队。

在美国的职业联盟中，保留条款和选秀制度使得球员兜里的工资流入了老板的口袋，但是对促进竞争平衡却没有产生更大的作用。经常有球队突破工资总额限制，而各个球队的收入再分配所取得的进展却很有限。而且，即使这些办法有效，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竞争平衡的问题。工资总额限制把负担加在了球员身上，而不是加在俱乐部身上。收入共享条款等于惩罚了优胜者。因此，这些措施至多也只是部分地解决了竞争失衡的问题。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人们也采取过更为激进的办法来促进竞争。其一是将各个球队划入不同级别的联赛中，各级联赛的比赛相对独立。这样，分级别的联赛的激烈程度要比将所有球队都混在一起要高得多。在每个赛季末，成绩最差的几支队伍降级，下级联盟中成绩最好的几支队伍升级，这样就给比赛增添了动力。分级联赛的优势是惩罚了失败者。

另一项政策是转会费。如果某个俱乐部想要得到一名球员，就必须向他的母队支付转会费。转会费是由双方商量决定的，如果觉得转会费过低，母队可以中止交易。这几年，转会费有持续上升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会费达到2000万美元的球员并不多见。可是到2000年，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却为路易斯·菲戈的转会支付了5600万美元给巴塞罗那俱乐部。不过，转会费看起来并不比其他政策成功，因为它同样无法促进竞争性平衡。例如在英国的球市中，几家大俱乐部一年到头都控制着英超联赛的转会市场，以至于欧盟的一位委员维维亚娜·雷丁都批评说，转会费使得富裕俱乐部与贫穷俱乐部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

因此，体育联盟应该更加关注由于各支球队独立决策产生的外部性。但是，老板们才是市场的设计者，而他们的立场并不中立。一个也许可行的解决方案是让球员参与到联盟的规则制定中来。但是这一方法的前提是，球员工会必须足够强大。到目前为止，运动员市场还不是很规范。我们需要更好地完成市场的设计。而在市场设计中，设计者的利益所在是非常关键的。

有时，市场会自发地对外部性给予足够的关注。蜜蜂会给果树传播花粉，使得果园主从养蜂人手中受益。因此，如果不提供相应的报酬，养蜂人可能就不愿意把蜂巢设在果园附近。在华盛顿州，果园主就会向养蜂人支付报酬，让他们把蜂巢设在自己的果园附近。养蜂人会根据季节设置蜂巢的位置：早春时节在州的南部，他们把蜂巢设在樱桃园的附近；到了晚春，他们又搬到了州北部的苹果园。这些果园主会向养蜂人支付授粉的报酬。这种潜在的外部性通过合作得以解决。

另外一些外部性解决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环境污染就是一个例子。在日本九州地区的熊本县水俣湾曾经有一个声名狼藉的例子：1932～1968年之间，一家化工企业智索株式会社，向海湾里倾倒了好几吨含有汞的废料。当地的居民因为吃海鲜而导致汞中毒，有的患上了脑瘫，有的全身瘫痪。这场灾难的一位幸存者杉本爱子说：“我成天都看到有病人因为承受不了疼痛而大声哭喊、在墙上乱抓的惨状。”在这场灾难中有几百人丧生，数千人染病，有的婴儿一出生就先天畸形。即使在研究人员调查证实汞中毒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之后，这家公司还是继续向海湾倾倒污水长达10年之久。最后，污染之所以终止，也只是因为公司找到了更便宜的生产方式而已。这些活动的副作用根本不能留给市场去解决。

有一些外部性可以通过界定和实现产权来解决。在某些案例中，可以对有害的活动征收附加税。在少数极端的事例中，法律的禁止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存在完美的市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完善规则，使得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可补偿的负效用达到最小。但是正如远洋渔业和职业体育联赛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在这样的市场中，产权的确定是极其困难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市场设计的几个基本特征一一加以介绍。一个使市场有效运作的平台应该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信息对称、诚信，完全竞争、产权得以很好的保护又不至于过度保护，以及使对第三方的负效用最小化。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继续讨论如何使这五个要素在市场设计中得以实现，以及没有完全得以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1]美国棒球联盟和国家棒球联盟是北美职业棒球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的两个分联盟。——编者注

第十一章
危害公共利益的阴谋

扎伊尔（现在叫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蒙博托通过垄断国家的矿石贸易攫取了几十亿美元。这位统治者在全国各地为自己建造了数十幢豪华别墅。其中一幢更是极尽奢华：有来自意大利的大理石地板、纯金的水龙头、迪斯科舞厅、可以防核辐射的掩体、贮藏了15000瓶酒的酒窖、带音乐喷泉的花园、私人珍稀动物园……就在总统醉生梦死的同时，扎伊尔的普通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一个铜、钴、铀、金以及钻石等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举步维艰，国家经济濒临崩溃。

国家与市场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会变得十分错乱。政府在设计市场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并不总是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正确角色，因而对市场的干预常常适得其反，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蒙博托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剥削人民的政客和官僚绝不仅仅就他一个。许多官员们通过人为地阻断市场来索要贿赂，中饱私囊。有时他们还会帮助行贿者诈骗、侵吞公共财产。

在俄罗斯，政府的干预使得商业止步不前。虽然说有许多官员依然是廉洁的，但是更多的蛀虫却不停地向各家公司索要贿赂。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企业家说：“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腐败。不论你到哪里都可以发现，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对整个产业的状况漠不关心，每个人都琢磨着怎么弄走每一分钱。”无论你想要注册一家公司，或者租一幢国有的大厦，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使自己进口的货物更便捷地通关，取得出口许可证，还是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通过消防和安全检查，甚至安一部电话，都必须步步打点和关关行贿。如今，腐败成了俄罗斯最常见的犯罪之一，每年，检察院都要揭露超过3000起有关政府官员的受贿案——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据估计，官员们每年受贿的金额，超过了政府在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的总和。腐败使得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大约上涨了5～15个百分点。俄罗斯政治分析家谢尔盖·马尔科夫说：“如果你身处政府部门而不贪污，大家并不认为你廉洁，而认为你是个大傻瓜。”

公司不单单要向政府官员行贿，还要向犯罪组织缴纳“保护费”。有时，你甚至无法区别他们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犯罪组织。一位莫斯科的检察官抱怨道：“黑手党之所以能够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腐败的官僚们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的头号敌人。同他们相比，黑手党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经济领域里有一个简单的、基本的共识：如果没有利润（或者说无法保证自己的投资成果），那么将没有人进行投资。如今，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远远落后于许多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的东欧国家。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产权得不到保障。在一份对5个转型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型制造业工厂的调查中，经营者向我们透露了他们每年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的情况。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几乎每一位经营者都要为通过消防、安全和税务检查而行贿。而在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人们报告的行贿的比例只有20%～40%。很明显，一家公司利用利润进行再投资的积极性是和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相关的。那些时常受索贿困扰的企业进行再投资比例要比其他企业低40%。

经济增长的数据证实：腐败程度越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要建立一个可以比较的框架，来衡量国家的腐败程度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商业咨询机构的问卷调查，来建立不同国家腐败程度的比较指数。虽然这样的指数显得过于主观，而且不精确，但是它能就腐败如何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给我们一个感性的认识。经济学家保罗·莫罗利用这些指数，还有国民收入和投资数据，对70个国家进行了统计分析。他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越高，它的投资率就越低。如果用0～10的尺度来衡量腐败程度（10表示某个国家没有腐败，0表示该国非常腐败），那么统计数据表明腐败程度指数每改进2个点，就会推动投资增加4个百分点，从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超过0.5个百分点。

印度的腐败指数是3.3、意大利是7.3，统计结果说明，如果印度能将它的腐败程度减少到与意大利一样的水平，那么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比目前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6%，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5%的平均水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几年之后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同样，如果意大利的腐败指数能降到美国的9.3的水平，它的经济增长率也将会提高0.5个百分点。

腐败将导致市场失灵、民生凋敝，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趣的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例外，如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虽然腐败盛行，但它的经济仍保持了30年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像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加纳这些国家。但是到了苏哈托统治时期，宏观经济有了稳步发展，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改革鼓励了农产品的生产，石油出口带来了外汇收入。这样的持续增长使印尼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1992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的三倍，同时，经济增长的好处扩展到大多数人身上，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60%降到了1996年的11%。1997年，也就是苏哈托下台的前一年，联合国还对他在减除贫困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

同时，苏哈托自己的家族和亲信变得非常富有，据说他们在国外的银行账户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西方国家的一位大使说，苏哈托政府就像“一个君主政体，国王的权力从来没有得到质疑，他的子女则相信自己拥有的财富是上帝赐予的”。据估计，苏哈托家族的财富大约在150亿～450亿美元之间。

苏哈托家族的影响非常广泛。他们在1200多家公司中持有重要股份，涉及的领域包括银行、航空业、旅馆业、远洋运输公司、电信公司、购物中心、广播电视公司和报纸。他们垄断着纸张、胶合板、胶合剂生产，与木材、面粉、化肥、公路收费、发电以及石油化学制品的企业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家族成员的公司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助，享受税收优惠，还能不通过政府竞标就赢得政府采购的订单。外国公司要想在印尼发展，一般都要寻找一名苏哈托家族的成员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或代理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包括朗讯科技公司和休斯电子公司等，和苏哈托的孩子们合作发展业务。一位雅加达的政策分析人士指出，苏哈托“在各种事务中都滥用权力——制造垄断，操纵政府合同，利用国有企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不管怎样，印尼的市场繁荣了，经济发展了。该国的快速发展来自旺盛的投资，投资率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高（在1980～1996年间，私人部门的投资总额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7%，这个比例要低于韩国、马来西亚这样的亚洲国家，但远远高于南亚、拉丁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虽然存在腐败，但国内外的投资者都视印尼为安全的投资地点。

印尼和俄罗斯在总体的腐败程度上是比较接近的，而且在事实上，从数据上看，印尼的情况似乎比俄罗斯更糟。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认为，1999年印尼在世界最腐败国家的排名中位居第3，而俄罗斯则排在第17位。那么，在印尼这样一个极度腐败的社会里，市场是怎样运行的呢？为什么在俄罗斯，市场的运转却受到抑制呢？

通过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的理论，我们可以解释腐败对印尼和俄罗斯的不同影响。如果消防监察员、税收测评员、海关工作人员、银行信贷员以及负责营业执照登记的官员，每一个都有独立的能力阻挠某家公司的正常工作，那么他们就都能从中勒索，为自己获利。在可以自由攫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知道，留在公司里的任何钱都有可能被其他官僚敲诈走，所以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尽可能多拿。当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手伸进钱箱以后，公司就无心增加投资了，于是，下一年里可以供官员们敲诈的钱也会所剩无几。这样，受贿人无止境的贪婪会妨碍正常的生产活动，反而使整个贿赂的总额大大低于原本可能达到的规模。

现在，我们来设想另一种不同的情况，所有的官僚都严格遵守纪律——这不是说要减少腐败，而是指他们有足够的远见，意识到如果自己的贪婪有所控制，那么从长远来看他们的收获将会更多。如果限制官员们索贿的数量，使企业能够进行投资从而发展壮大，那么最终可以产生更大的盈余，供索贿者们持续地榨取。

这个理论对俄罗斯的情况非常适用，那里的腐败已经完全失控，严重抑止了投资。在原来的体制瓦解之前，苏联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对索贿的行为还进行着约束。当传统政治体制的时代结束之后，无节制的争先恐后的腐败出现了。俄罗斯小商业生产者协会的主席马克·马萨尔斯基说：“原来的执政党掌握着整个国家，起码来说，只有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按照自己的等级大小进行敲诈勒索，但是今天，每个人都表现得无比贪婪，就好像今天将成为他们进行敲诈的最后一天。”

在原来的印度尼西亚，腐败的行为也是在上层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对投资造成太大的妨碍。苏哈托总统紧密地控制着各级政府官员，并牢牢地掌控着立法机构。大部分官员都非常信服他，对他顶礼膜拜。他一个人决定着高级政府官员、法官和军队高官的任命和升迁。苏哈托通过许多渠道监控着自己属下的官员。在1967年的政变上台之前，他本人是一名军人。上台之后，他把军队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政治工具。他将许多军官安插到政府部门，大公司可以雇用退役军官，从而获得保护，因为这些退伍军官有能力对付那些令人厌恶的官僚们。虽然说在下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当中，贪污受贿的事件依旧相当猖獗，但是规模都很小。而且每过一段时间，苏哈托就会处理一批过度嚣张的贪污腐化的官员。有一个例子极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独裁威力：1985年，印尼的整个海关系统由于腐败问题而被他全部废除，重新组建。事实上，苏哈托并不是想完全消除腐败，而只是想垄断它。

苏哈托如此无所不在的控制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家族。而对官员的节制也使得市场有效地运行。一旦资本家确认自己的资产不会被政府没收，他们就会安心地投资，经济也得以迅速发展。也正因如此，提供给腐败的财富蛋糕也跟着水涨船高，养得高官们一个个也得到了好处。

市场设计与腐败这样的违法活动也是息息相关的。很显然，市场在政府廉洁的情形下运作的效率要更高。但是在存在腐败的前提下，政府对腐败的控制规则就决定了市场运行的有效与否。印尼的市场之所更加有效，正是因为政府对腐败进行了恰当的控制，消除了腐败带来的抑制投资的部分不利影响。总之，在腐败存在的前提下，对腐败进行垄断比放任自流对市场的妨害较小。

印尼的政府机构被苏哈托一人所掌控，但最终也毁在了他本人的手里。1998年，该国发生了暴乱，造成1000多名群众死亡，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了苏哈托的下台。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来自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在这场金融风暴面前，印尼脆弱的政府部门已经无法应付下去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已经极度厌恶了苏哈托任人唯亲的裙带资本主义。游行示威的学生们高喊反对口号“KKN”，就是指腐败、勾结和裙带关系（印尼语为korupsi、kolusi和nepotisme）。在学生们看来，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国家的危机。紧接着，印尼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在1997～1998年期间，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16%以上。

印尼的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如此特殊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无限地繁荣下去。只有在私人产权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可靠保障时，市场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腐败在事实上暗中侵犯了产权，从而抑制了经济的繁荣。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需要关注印尼为什么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在缺乏正式法制保障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正常运作。在过去的30年中，尽管其政治基础是那样的特殊，印尼的经济总量还是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虽然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它的经济倒退了大概3年，但危机过后的印尼仍然与经济飞速发展之前有着天壤之别。

腐败不仅仅发生在政府官员的层面上，有时也发生在市场的参与者之间。下面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在日本的名古屋，有一家乌烟瘴气的酒馆，20多位本地建筑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正围坐在矮桌边，一边品尝着生鱼片，一边喝着清酒。许多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跪在一旁，为他们倒酒、点烟，并不时随着他们所讲的笑话而开怀一笑。这些管理人员就像老朋友似的欢聚一堂，但是在谈到工程价格的时候，他们却寸步不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商谈有关名古屋市政府准备为修筑一条公路进行招标的事宜，这个聚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决定由哪家建筑公司获得这份合同。

在日本，这被称为一次“团子”，它的意思是指投标商之间为了决定谁应该赢得中标而进行的谈判。在招标过程中，公司们会事先商量好，内定中标的公司会报出一个不算低的价格，而其他“竞争者”则会回应出更高的报价，从而制造竞争的假象。对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办法。通过团子，每家公司都能确切地知道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赢得”一份合约，而不必去面对过度竞争的压力。团子这样的组织可以使各家公司都能获得更多的报酬，免受低价的困扰。

哄抬价格的串谋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机制。这种串谋必须平衡参与各方的利益，否则自身就会产生动摇。要解决这一点有三个难题。第一，必须选择好分割战利品的方式，有关利益瓜分的争执常常会导致串谋的瓦解。第二，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执行办法，那么单纯的协议将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种内部协议的内容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实施，所以任何串谋协议都必须有保证自我实现的机制设计。第三，串谋本身蕴涵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一个成功的行业串谋可以带来高昂的超额利润，它将吸引新公司加入这个行业。新加入者会带来的竞争，毁灭原有的串谋协议。团子的成功就在于它解决了这些令人难以应付的障碍，它是串谋家们智慧的结晶。那么，团子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团子的组织至少要包括两家企业，参与投标的公司会联合成立一个协会，该协会的宗旨表面上可以是一些冠冕堂皇、无害的目标，例如，提高建筑工程的安全系数等。它们会提名一家公司负责组织团子，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每家参与的公司都要向这个组织者通告它们各自希望得到的公共项目。然后，由组织者发送传真，告诉各公司团子的开会时间和地点。组织者的任务包括进行记录，明确每一个参与者分配到的协议项目，确保工作的顺利展开，它同时还必须协调各方可能出现的冲突。

团子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交活动。所有的串谋者聚在一起吃饭、喝茶，或者打高尔夫球。正如亚当·斯密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同业的商人，只有在共谋利益时才会聚在一起。否则，即使是联欢会和消遣娱乐，商人们也没有兴趣。”根据税务机关的资料，日本建筑行业每年要花50亿美元甚至更多用在公关活动上面。也就是说，有很多的钱花在了联欢会和消遣娱乐上。

来自东京的一位记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令人愉快，团子的组织者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仅在各家公司之间协调价格，还必须与当权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社会势力搞好关系。晚上总是无尽的请客、吃饭、喝酒，甚至要到损害身体健康的地步，这可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还是值得同情的。

团子组织者的一项基本的工作就是设计他们自己的市场。他们设立了非正式的规则，以决定谁将获得政府项目。

在有关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的谈判中，串谋者必须就哪个公司获得某个项目合约、以什么价格进行投标，以及其他落选公司的补偿问题达成一致。

“中标”的公司是如何选出的呢？从串谋者的集体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以最低成本获得某一个特定工程的那家公司成为指定的胜出者，这样做，可以使串谋者用来分赃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每家公司自己的成本都是保密的，因此谈判十分复杂，每家公司都希望保守自己的机密、在谈判中占得先机。所以，团子组织者必须完善自身的谈判程序，以防止被其成员所操纵。

参加团子的企业专门为选择“指定胜出者”设计了特殊的程序。在某些时候，“指定胜出者”是按照顺序轮流分配的，但就全体串谋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这个办法无法挑出成本最低的公司。而在别的团子组织中，产生了其他的正式规则。例如，有的规定合约应该分配给距离工程项目最近的公司；或者分配给为了某个项目愿意做出最大努力的公司；当接连出现了几个相同的项目时，最初获得某种项目的建筑公司会得到后续的合约。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替代规则：根据投标者以往参与投标项目的数量和以往完成项目的规模来打分，根据各自的得分来分配项目。上述的这些规则都可以看成是为了找出成本最低的中标者，从而使大家得到的利益最大化。当然，众口难调。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团子被其内部成员曝光，这家公司往往是因为对内部的分赃安排十分不满，便擅自向媒体泄露详细内情。

另外，串谋者将如何决定投标的价格呢？这时候政府的工作反而帮了他们的忙。在投标之前，政府就设置了最高价，最优的串谋价格当然是这个最高价或尽量接近它。通常，这个最高价都会被投标者事先知道，他们雇用了许多以前在政府的建设部门任职的公务员，帮助自己打听消息。正如日本当地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在许多的团子事件中，“地方政府官员有意设计出慷慨的承包底价，让投标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有效地掩盖了项目经费的超支”。

没有得到项目的公司又如何得到补偿呢？在团子内的谈判中，经常有现金和礼物的交换。如果实现串谋中标，中标的公司就要付钱给其他投标者。这些贿金被委婉地称为“合作费”或者“补偿费”。例如，在为松山市政府提供厨具的竞标中，一个团子组织以114000美元的价格赢得了合同，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总计35000美元的利润。这笔利润被平分了，中标的公司付给其他6家公司每家5000美元，自己留下了5000美元的利润。

串谋都是非法的，所以很多时候需要相当保密。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中，只有少数管理者能够参与到团子组织中。根据一位建筑公司中层干部的叙述，组织团子就好像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里描写的秘密行动，“就算是公司内部，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谁是团子的组织者”。因为团子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一旦有媒体了解到团子组织的内幕，那么就需要由负责团子活动的专员来处理，阻挠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这套系统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公司高层人事在东窗事发后可以抵赖，所以有关的组织工作将尽可能不让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具体介入进来。

在合同的竞标中，除了内定的中标公司之外，其他每个公司都有可能退出原来的君子协定。他们可以悄悄提出自己的价格，比内定的中标公司稍微低一些，来赢得合同，从而赢得超额利润。对此，团子有什么样的执行机制呢？在团子组织中，公司之间的串谋必须是自我实现的，所有的公司都不敢轻易越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越轨，自己将在以后的竞标中遭到严厉的报复，现在越轨的代价就是可能丧失将来所有的合同。在每个国家，大部分行业内部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还不足以使他们相互勾结来达到串谋。据传闻，在很多时候，犯罪组织为团子提供了执行保障机制。另外，政府往往会在竞标结束后把所有竞标者提供的标价公开，这无形中帮助了团子机制的自我实现，因为每家公司都知道一旦它越轨，没有按原先定好的价格投标，马上就会被别人发现。

那么，串谋者又是如何将新到者排除在外呢？日本政府又一次帮助他们排解了这个难题。即使在最普通的建筑项目中，也规定只有政府认可的公司才能参与投标。这项政策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保证选中的公司一定有能力完成这个项目。这样的规矩提高了新加入者的准入门槛，却令串谋者非常高兴，因为政府帮他们解决了串谋组织运行中最棘手的问题。

那些负责审批新加入公司资格的官员很可能并不那么腐败，他们本身很廉洁，但是由于官僚体制的约束而不敢随便做出决策。这些官员明白，如果出现了一点点错误——例如，承建的桥梁在地震中倒塌——那么公众就会质疑，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把这项工程交给一个新加入的公司。即使他们事先已经对该公司的资质状况进行了彻底的了解，自己也很难摆脱干系。

一家公司想要成为合格的竞标者，它就必须在日本国内承包过类似的工程。这个规定使得很多外国公司根本没有办法进入日本的国内市场，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在日本开展工程的经历。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怪圈：你必须参加投标才能获得项目，但是你如果从来没有赢得过项目，也就无法参加投标。

团子活动的最大受害者是日本的纳税人。据估计，这些工程的中标价格被抬高了15～30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开销数额惊人，每年大概有价值1000亿美元的合同被竞标公司所取得，这些工程包括道路、桥梁、隧道、机场的建设。由于团子组织导致过高的中标价格，意味着数十亿计的纳税人的钱被浪费了。

1999年东京新建的一条地铁花费了100亿美元之巨，比1989年时类似的工程贵了50%。这种过高的成本使得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断言，这个项目肯定是被团子活动支配了。但是，在负责这项工程的市政官员提出批评之后，他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他说：“我并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团子的卷入，我想应该没有。但是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不是吗？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在为招标忙碌，结果却出现了如此离奇的高价。”

为什么团子组织会长盛不衰呢？为什么建筑业无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呢？公开的资料显示，这些公司的利润并不是非常大。毫无疑问，很多从团子组织中得来的超额利润都被公司的所有者们私吞了，或者被虚假的财务报表掩盖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事情又并非如此。公司必须花费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赢得垄断利润，因此最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利润所剩无几。在追求垄断利润的过程中，公司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在通过团子活动赢得高价项目后，企业会把大量的超额利润用于争取政治支持，钱最终会落到政治家们的腰包里。

在日本的政治献金中，最大的部分来自建筑行业。政治献金过程的黑暗使人们根本没法知道建筑公司到底出了多少钱，但至少也有每年数十亿美元吧。据日本的报纸报道，大型的建筑公司是根据官员们在决定政府公共项目上的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献金的多少：每两年，每个重要的政府官员都会被企业评级，以决定他可能分到的好处的大小。1993年，东京检察院逮捕了影子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罪名是逃避所得税。检察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现金、债券和黄金。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建筑公司的捐赠。但据金丸信交代，这些钱并不是用来供他个人挥霍的，而是用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团子的作用不仅仅是把纳税者手中的钱转移到自己和政府官员的手中，他们的定价机制还造成了市场效率的损失。它有以下三个副作用，使得项目的成本上升，从而使得经济的运作更加低效。

第一，真正竞争性的投标会使合约被最合适的公司所取得。竞标显示了相对的生产成本，最低竞价者往往就是承包这个项目的最合适的公司。尽管团子的组织者也在努力，但是它们选出成本最低的公司的方法往往不如直接的投标竞价那么有效。

第二，逃避竞争的公司会使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无效。这些建筑公司通常不能进行削减成本的技术革新，内部的工资会不断膨胀，又必须浪费大量额外的金钱在行政官员的身上。日本建筑行业的生产率要比美国和德国低得多。如此之低的生产率应该归咎于团子制度。我们这里有一个证据，日本的建筑行业是具有双重结构的。有一些大公司技术高超，竞争力很强，像熊谷组这样的大公司在国际工程项目的竞争中经常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此外，日本有着许多比较小的建筑工程，特别是那些由当地政府管辖的项目合同，经常被留给当地的小公司。如果在更加有效的公开竞争市场上，这些企业根本不可能打败更有效率的大公司，去赢得这些合约。

第三，在这些参与串谋的公司里，有许多毫无效率的企业仍然继续存在，这肯定会导致建筑行业的成本比竞争状态下要高。如果日本的建筑行业引入充分竞争，那将会引发一场“地震”。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要么破产，要么会被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兼并。然而，团子的组织者专门为小公司预留了某些项目，以保证每家公司都有合同。是政府为此承担了不必要的高成本。

“团子”这个词虽然只是在日本才有，但是在全世界都存在这种现象。欧洲就发生过政府工程投标中的串谋事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表示，“这些行为是造成虚高的中标价格的直接原因，在政府采购中，类似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美国政府对建筑行业中的串谋招标也没有很好地控制，那里的建筑商也有自己的团子。法院处理的大部分反垄断案件都是关于建筑行业中的串谋招标行为，主要涉及为地方政府工作的小型路桥建筑公司以及电力承包商。

政府有些时候也会参与到暗中破坏市场的活动中来。腐败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因为受政府官员压榨的企业再投资的意愿会降低。冻结价格的措施则会削弱价格在配置市场资源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我在下文所要阐述的那样，有效的政府介入，很多时候仍然是必要的，它能使市场的运作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但这也伴随着风险，因为政府的干预可能会造成反面的效果。

第十二章
来自基层的努力

2000年，华沙的一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灰色着装”的回顾展，以反映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假如你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访过波兰这样的前东欧国家，你一定会被它的单调乏味所震惊。在回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时，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说，人们现在“常常忘记了传统体制改变之前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沉闷，街道是多么阴沉，就连水果店的招牌都是全国统一的”。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呢？古训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就的。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曾于1949年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Why Socialism？”）的文章，他的回答是，由于市场经济带来了危机、动荡和贫困。“在我看来，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罪恶的根源。”他总结说，消除这种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把生产工具收归全社会所有。他提倡建立计划经济，“以便根据社会的需要来生产产品，把工作分配给所有能工作的人，并能保障每个人的生计，而不管这个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

那时候，爱因斯坦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是40年之后，那些生活在苏维埃阵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却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并且抛弃了他们的计划者。自从东欧剧变之后，已经很少还有人争辩说计划经济能够良好地运转下去了。从事后来看，我们发现计划经济的结果与爱因斯坦的愿望南辕北辙。计划制订者们并不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调控生产，在前苏联，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很稀缺。商店里到处是空空的货架和粗鲁的店员，如果某家商店里有货品供应，往往也是质量低劣的东西，你还得排队才能买到。另外，计划制订者也不能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生计。在1959～1961年期间，中国的计划制订者试图把大量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中，结果引发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

爱因斯坦的名字本身就意味着绝顶的智慧，人们也毫不怀疑他有着良好的愿望，但是，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天才会支持一个我们今天看来是彻底错误的观点呢？事实上，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计划经济将会失败的必然性，而市场经济本身也未能证明它可以运行得更好。

一个经济体，到底应该把多大比例留给市场去支配？中央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在于信息方面的制约，由于计划的制订者无法掌握做出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所以上层管理机构不可能成功地控制整个经济。那么，在没有人做整体掌控的情况下，市场体系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答案很简单，市场可以汇集来自成千上万个体当事人的分散信息，通过价格的变化来驱动经济的运行。初次听到这个答案时，许多人会感到震惊，甚至觉得不合情理，但不管怎样，它却是真实的。

至于政府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老实说，答案不可能是非常明确的。这里有两个原则，既说明了市场的长处，也点出了它的不足。第一个原则是，市场的活力来自其分权的本质：市场促使人们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这与政府的集权本质刚好相反。市场是能屈能伸、极富弹性的，有时候，它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很好地运转，甚至是在政府的束缚下也可以生生不息。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政府是不需要的。第二个原则是，由于现代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交易十分复杂，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提供那些市场供给不足的产品和服务，还需要在幕后充当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人。以上两个原则的地位并不是同等的，市场的分权体制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一个经济体要想成功地运转起来，基于市场的分权决策体制却是首要的条件。

计划经济破产了，对它的深入剖析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从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中，我们可以知道与之相对的市场体系是如何运转的。计划体制否定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原则。例如，市场经济天生是权力分散的，而计划经济的组织者却试图把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起来。在那里，私人所有制被认为是非法的，工厂都归国家所有。企业不用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而去跟别的对手竞争，它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产品交给国家。价格不会为平衡供需关系而上下波动，而是由计划的制订者们来决定。创业活动被禁止了，投资事务交给官员们来决定。在金融市场上，国家的银行负责分配资金。还有，那个社会缺乏基于法律规则的商业司法体系，经济合同的执行由官员们负责，出现纠纷之后也照个案处理。

尽管计划经济的管理者可以凭借严厉的权威来实施控制，但由于他们否认了市场规律的作用，结果必然导致经济生活的极端无效率。对企业来说，执行计划就意味着要服从遥远的官员们的指令。企业管理者们并不关心怎样最高效地生产产品，而是重点考虑怎样完成硬性的指标，结果自然就是生产效率的低下。计划者们当然也会给生产者设计激励机制，但通常是以产量作为标准的，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例如，玻璃的生产按照平方米来计算。为了达到规定的指标数，企业就去钻空子，它们做出来的玻璃特别薄，往往在安装之前就碎了。钢铁的产量则是以吨数来计算，那么生产1吨钢板时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做得很厚，所以钢铁厂生产的钢板常常厚得无法使用。汽车厂的生产率是以产出的汽车数量来衡量，因此这些车的性能不够好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和东欧每个工人的产量要比西欧和美国的数据低1/3以上。在计算这个数字的时候，已经根据国家间不同的资本拥有量水平进行了调整，所以这就意味着，计划经济导致工人的生产效率比他们本能达到的水平低了1/3以上。另外，中国的农民在计划经济下的生产率，大约只是在集体的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的生产效率的一半。显然，中央对经济的控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为什么全面的计划经济会失败呢？一部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另一部分却并非如此。运营经济的权力仅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毋庸置疑，斯大林手下的官僚们并没有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权力滋生腐败，而计划制订者们拥有掌控经济的绝对权力。艾德蒙·威尔森在《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一书中描述了他所同情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他指出：“列宁的目标显然是人道的、民主的、反官僚主义的，但是对这样的目标而言，所采取的现实手段过于强大了。”执政党会“蜕变成一部专制机器”。威尔森继续总结说，由国家掌握生产资料，“除了满足当权者自己的利益以外，永远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幸福”。

然而，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计划者制订本人，那就会让我们忽略计划经济失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假设你自己是个中央计划制订者，你的任务是为整个经济作规划，你希望为自己的祖国竭尽所能，尽可能地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那么，你该如何做呢？

这样的任务显然难于上青天。就算你只负责管理一个非常简单的产品的生产，比如说铅笔，你也必须算出全国人民在一整年里究竟需要多少支铅笔；然后在各个不同的铅笔生产厂之间分配生产任务；协调铅笔生产商与零售商之间的行动，根据石墨、木材、橡皮等供应商的生产计划，协调它们与铅笔生产商之间的日程安排；此外，还要给铅笔和这些原材料设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即使是在今天，用最快最大的现代计算机，要想为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配置方案计算最优解决方案也是不可能的。当共产主义者开始建立计划经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1916年，就在俄国革命爆发前夕，列宁写道，“簿记和控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手段，但“那只是非常简单的操作：观察、记录、开收据而已。只要是能够读写，并能做最简单的四则运算的人都可以胜任”。他还更加武断地指出，任何一位厨师，只要经过训练，都可以掌管好一个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谬误被他的俏皮话所掩盖了。实际上，厨师是没有能力为一个经济体提供有效指导的，哪怕是爱因斯坦也同样不能。苏联人的计划不得不涉及千百万居民和数万家企业的行动协调，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不可计算的，今天来看也依然无解。

《职业名录辞典》中指出，美国有大约2万种不同的职业种类。一个中央计划体系不可能应付如此多样化的局面。其中还有一些比较冷僻的职业：压路机司机、腊肠制作工、爆米花工人、装卸车司机、鸡蛋鉴定员、拉毛工人、搅拌器工人、拍卖行的抬价人、反扒人员、接待员，等等。对于这种复杂性，所有计划者能做的只能是去忽略和扼杀它。

作为中央计划制订者，你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计划并不仅仅是数不清的商品和服务在工厂与工厂之间以及工厂与消费者之间流动，即使你能够绘制出像蜘蛛网那样复杂的流程图，可对于一个经济体系而言，你想设计的自上而下的计划还会遇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障碍：你不可能知道经济运行的许多细节，也就无法制订出像样的计划。

在任何经济体中，信息都是分散的。比如说，作为计划者，你要决定生产多少吨钢，以及如何在各个不同的钢铁厂之间分配生产任务，那就需要知道生产一吨钢要多少投入。但是这个信息只能从生产者那里获得，而且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阻止他们向你透露真实情况。因为假如一家工厂报告说，它的成本很低，或者生产能力很强，那么你肯定会要求他们达到一个很高的产量水平。工厂的管理者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为了得到一个更容易达到的任务指标，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当然会隐瞒他们的真实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苏联企业的经理逃到西方国家，他说：“计划的过程包含了太多的弄虚作假，所有的生产机构和它们的会计系统到处都充斥着数不清的虚报，到处都是漏洞、虚假的数字、不真实的报告。”在给上级管理部门的报告中，工厂经营者们误报工厂的成本和生产能力。他们会夸大对劳动力、原料和机器设备的需要，隐瞒技术进步，低报新机器的生产能力，低报工程师的人数，把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夸大。类似的虚报会发生在所有层次的管理者身上。在工厂里，基层的班组长向中层管理者虚报，中层管理者同样向上层管理者虚报。这种虚报也不仅仅停留在工厂层面上，有关部委在向中央计划委员会报告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生产能力打折扣。这样做的结果是，真实的生产力和上报的生产力之间出现了一个逐级累加的扭曲，整个苏联经济就运行在一个基于不实信息而制订的计划之上。

这种信息传递的缺陷并不仅仅存在于苏联体系内，它是所有集权控制体系的通病。很多信息是来自基层的，掌管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知识并不仅仅来自于科学和工程学，还有很多来自现实生活，涉及很多稍纵即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有时候，对具体情况和特殊环境的了解是很有价值的，而这些知识是那些从事日常琐碎工作的人在经验中积累下来的副产品。那些掌握了重要信息的人往往想以此为自己谋利，他们很清楚，如果把真实情况报告给计划者，到头来反而会有害于自己。所以，通常的结果是，与苏联的企业管理者一样，他们会把真实的信息只保留给自己。

即使不考虑人们是否愿意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就算他们愿意，这种传递本身也可能是不完整的。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借用了一个古希腊的单词“诀窍”（metis）来泛指人们掌握的本土知识、常识、技巧、实际经验和智慧等，它包含着“一系列实战技巧和知识，可以使人们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例如，当一艘航船遇上了猛烈的暴风雨时，一位经验丰富、懂得“诀窍”的老船长就更有希望带领大家化险为夷，而一位在流体力学和结构稳定性方面深有造诣但缺乏航海经验的物理学家就难有作为了。斯科特还指出，一位大厨师可以写本关于烹饪的书，但是这本书里只能包含这位厨师所掌握的知识的一小部分。如果某个业余爱好者仅仅是根据菜谱照猫画虎，那他是不可能达到大厨师的水平的。许多技能来自重复和练习，需要人们的直觉，不能够简单地浓缩为若干书面规则。在任何经济中，许多事情都要涉及人们的“诀窍”，那是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而不能够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又怎么能包含在计划之中呢？

“你怎么能管理好一个有着246种奶酪的国家呢？”夏尔·戴高乐曾经这样感叹，当时他的法国总统做得并不顺心。其实，戴高乐也许是有能力管理好法国的，但是他不可能为整个法国经济制订完美的计划。

如果认识到全面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市场一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市场能胜任这项工作呢？在现代经济中，体系的运转极其复杂，一个没有总负责人的竞争性市场如何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呢？

贸易是在复杂的供应链中发生的。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到抵达消费者手中，商品会经历很多企业，每个企业都会使之增值。就算是牛奶这样每天都需要的产品，也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物流过程，从挤牛奶，到牛奶加工厂，再到超级市场，最后到你的手中，中间需要很多人的协作。市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亚当·斯密曾特别提出：“不是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善行给我们送来了晚餐，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自利，绝不要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要告诉他们，他们能有什么好处。”人们根据价格的指导做出自己的选择，使商品被生产出来，并转移到需要它、并且买得起的人手里。自利的激励产生了更好的福利，斯密的结论已经人尽皆知，“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生产者或购买方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导，促成一个并非完全是他本意的结果”。斯密在1776年提出的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关于市场经济推动机制的经典论述。

经历了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亚当·斯密的洞见得到了深化，人们超越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给出了一个严密的理论基础。竞争性市场究竟是如何协调众多个体当事人的行动的呢？里昂·瓦尔拉斯在19世纪末就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迈出了第一步。他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对经济中的任何一件商品或服务，都用一个方程式来描述它的供需平衡。但是，瓦尔拉斯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所有的商品或服务市场是否有可能同时达到供需平衡。直到1954年，肯尼思·阿罗和吉拉德·德布鲁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发表了一篇艰深的、数学化的论文，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引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话，他们的工作“证实了斯密和瓦尔拉斯市场经济模型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作为经济学最高成就之一的阿罗–德布鲁模型确定了几个精确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独立的个人决策加总起来，会得到一个和谐的整体结果”，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当商品出现短缺或过剩的时候，价格就会有升降，以此恢复供需平衡，驱动整个经济的运行。所以，一个经济体是可以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好地指导的。

在市场经济中，关于经济运行的计算和决策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而不是依靠统一的中央计划。对于一个功能健全的市场而言，价格在其中就像一台自动纠错的机器。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给，潜在的购买方为了避免错失机会，就会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就推动了价格的上涨，而更高的价格又会诱使生产者增加产量。如果缺少压路机司机，雇主就会提高工资，相应地，人们会改行，做出响应，从而填补上这个空缺。与中央计划体系不同，在价格体系下，并不需要有哪个权威机构去研究哪里会出现供需的不平衡。

弗农·史密斯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其他研究，他们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明，价格的运动可以引导经济体实现稳定的产出。他们是在实验室中模仿一个经济体的运行，参与的主体往往都是大学生，学生们分别扮演顾客和厂家的角色（为了让他们更认真地做出决策，实验者会根据他们的决策结果给予现金奖励）。结果显示，只要实验市场的规则经过了良好的设计，那么，即便在这个经济体中并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均衡价格应该是多少，但实际的交易价格却可以迅速地达到理论上的均衡水平（即供需相等时的价格水平）。就像弗农·史密斯说的那样，“人类天生就是生意人”。指导贸易的交易规则使这个实验室中的经济体“计算”出了供需平衡的结果。

所谓“市场智慧”往往是来自分权决策的结果。市场比计划者犯的错误要少，这并不是因为商业人士就注定要比官员们精明。比如说，有一个关于电脑产业的传说就讲述了一些著名人物的错误预测：1954年，为发明计算机做出杰出贡献的数学天才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曾说：“我认为整个世界市场只能卖掉5台电脑。”1977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总裁肯·奥尔森也说：“我看不出人们有什么理由要买台电脑放在家里。”1981年，有报道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宣称：“640千字节的内存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足够了。”可见，商业人士也像其他人一样，是容易做出错误的预测的。不过在市场经济里，很多不同的预测，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它们会同时付诸实践。相反，在计划经济中，经济决策的权力却是垄断的，这意味着可以探索的途径的数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市场经济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它的预测经常是正确的，而是因为错误预测的后果可以得到及时纠正。市场经济的国家把自己的赌注分散到了不同的方向上。

既然不可能有效地为整个经济制订计划，那就应该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交给市场。互联网的发展故事就告诉我们，像市场这样的分权体系有什么样的优点，同时又有什么局限。

互联网的运行模式非常像市场经济，如同市场经济把企业和其他工厂、消费者连接起来一样，互联网是一个把各种各样的电脑网络连接起来的系统。它们都有两个相同的重要特征：分权的结构和令人随心所欲的天性。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者约翰·库特曼认为，互联网“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一个控制整个网络的主体，网络的各个部分自我运转，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协作构成了网络的网络——互联网。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也指出，互联网是由“无数源于基层的努力”构建起来的。

互联网没有中央计划部门，没有苏联式的最高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强大的中央权威，而是由很多人分别控制着它的一小部分。这个复杂的网络系统的运行需要成千上万服务商和众多电信公司的共同努力。

从一开始，互联网就设计成了组件式的结构，如果改变其中的一部分，并不会干扰到其他部分的运行。这就让互联网具有了极强的适应性和可分享性。使用者的需求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经常在升级换代。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使网络可以通过进化，而不是计划来获得持续发展。其实，互联网的早期发明者们并没有预见到它会变成今天这样。一开始，互联网是作为武装部队和科学家的研究控制工具而设计的，如今它已转变成邮政服务、图书馆和购物中心的代理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实行集中控制的话，今天的互联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假如由微软公司、IBM公司或者美国邮政来扮演互联网领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角色，情形是可想而知的。集中控制必然会阻碍互联网的发展，导致多样性的消失。正是有了分权化的互联网，我们每个人才可以任意选择以何种方式来上网冲浪，我们可以用任何可行的程序登录互联网，可以在多种操作系统中做出选择，此外，还可以把互联网用作各种交流的媒介（例如电子邮件、文档传输、各种各样的现场直播或视频转播、远程登录、虚拟个人网络等），我们还可以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相反，中央的计划者则可能强迫每个人使用同样的软件、同样的信息传输方式、同样的硬件，这样就把网络的灵活性和效率牺牲掉了。

在任何像互联网这样复杂的系统里，关于它的各部分如何运作的知识分散于整个网络之中，没有人可以把这些知识尽收眼底。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互联网上的文字内容相当于1000万～2000万册图书内容的总和。没有人完全清楚互联网上的通信线路的整个过程，也不存在描述所有站点的地图。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台电脑与网络相连，这些电脑分布在哪里，以及人们用它来做什么。最复杂的自动侦测程序也只能监测并记录下其中的一小部分活动，要想监视今天的整个互联网是不可能的。如果对互联网实行集中控制，那就要求集中监视，可一旦坚持把整个互联网置于监控之下，那就宣告了它“永远发育不良”的命运。

集中控制的另一个更大的成本是它会阻碍创新。过于集权的体系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不能动员所有的局部信息。在基层的人们对于该如何改进系统往往有最好的见解，来源于直接操作者的创新思想绝不会比中央决策者想出的更少。而中央权威通常不能很好地开发这种想象力。在一个中央集权体系里，基层工作者们知道，他们想出的好方法是否会被应用于实践，要取决于遥远的官员们的最终决策。预见到他们的创新思想被采纳和实施的概率不大，他们才懒得去绞尽脑汁、自寻烦恼呢。另一方面，如果决策中心的人们想促进创新，他们又可能苦于找不到好的办法，去动员具有相关知识的人。激励创造性人才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创新中获得权益，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实践自己的想法，如果获得成功的话还应该允许他们分享一部分收益。而这就意味着要采用分权式的决策体系。

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团体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事互联网初期研发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戴维·艾森伯格说：“网络世界从不拒绝任何人给它添加新的创意”，由于互联网中没有一个控制中心，所以“你可以不受限制地涉足边缘地带，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非同寻常的创新空间带来了新的技术（比如发明了低成本的通信设备，带来了电话、邮件和广播服务的革命），也创造了崭新的商业方式（重新改造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方式）。

《经济学人》杂志的克里斯托弗·安德森说：“互联网的发展既不是一个侥幸的偶然事件，也不是由于一时风尚，而是个人的创造力得到解放的结果。这等于是说，在经济生活中，自由市场战胜了中央计划。”

互联网的本质是分权。就像它的推动者们所说，它“生而”自由。它经常被描述为一个不受中央计划或不需指导的自由体系，例如，大型互联网广告企业双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奥康纳（Kevin O'Connor）就把互联网形容为“世界范围的自由主义平台。”把互联网称为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可是，这并不仅仅是一句陈词滥调，人们常常误解了它背后的真实含义。

给互联网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其实与它的创建和后续运作的历史并不完全吻合。电脑产业的企业家莎伦·埃斯纳·希莱特和米切尔·卡普兰——著名的莲花软件公司的创始人——认为：“与流行的完全无政府主义的描述相反，互联网实际上是有管理的。”它并不是彻底的分权。莎伦和米切尔估计，互联网上99%的日常运作是不受任何指导的，但剩下的1%却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管理，主要是各种各样的非常规活动。此外，在创建初始系统以及整合新的活动的时候，也需要中央机构的参与。

互联网的某些集中决策是来自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例如，技术管理和标准制定就是由自愿性质的组织来负责的，如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ask Force），这样的组织有着开放的会员资格和民主的决策程序。然而，类似的自我管理并不是集中决策的唯一形式：政府也发挥了作用。互联网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政府创建的。在互联网发展史上，政府功不可没。

首先，互联网的创建是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的：为筹建互联网的前身，美国政府花费了1.25亿美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陆军资助了有关的研究项目，以便实现电脑互联和数据分享，从而导致了大学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另外一些重要的科技进步则是由欧洲各国合力建造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European Laboratory for Particle Physics，它的法文名称缩写是“CERN”）完成的。还有，美国政府下属的科研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在20世纪80年代从军方接手电脑网络的管理之后，也投入了巨额的研究资金。直到1995年，美国政府才结束了对互联网的直接控制。

不仅仅是政府的资助起了关键作用，政府的决策也至关重要。令人觉得有些滑稽的是，权力如此分散的互联网却是中央集权决策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军方为了灵活使用的需要，引入了组件式的网络结构。军方另外做出的一个决策是，采用互联网传输协议“IP协议”作为标准。这样，不同的电脑就有了一个可以互相对话的通用语言，否则不同的网络将不能兼容，也很难传输文件和浏览网页。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儿集中管理，互联网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灵活实用的工具。

还有，对于互联网域名或网址而言，适当的管理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互联网的正常运转，每个名字都必须是唯一的，这在缺乏统一协调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互联网域名服务器不可避免地带有集权的色彩。这些服务器管理着每一个带有后缀的网站地址，起着电话号码簿的作用，保存着所有地址名录，以确保通信的准确性。分配网络用户域名的系统也不可避免地要实行集中管理。要让域名便于使用，分配时就必须协调一致。刚开始，美国政府曾亲自负责或者通过一个转包商来处理这些事情。到1998年，政府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私人性质的非营利机构来负责此事，也就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有些人认为互联网是自由的、非正式的组织，他们对ICANN的作用持有异议，因为该组织阻止他们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域名。但是，这些协调机制却是必需的。曾是互联网先驱之一、现在担任ICANN主席的温顿·瑟夫说：“不论你是否喜欢，要使一切能正常运转，你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出发点。网络世界应该有一些基本规则，这也正是ICANN努力要做到的。”

对于电子商务来说，合同的执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都需要依靠现有的国家法律体系。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既保护了传统产业的竞争，也限制了互联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另外，我们还需要政府来制裁散播计算机病毒的人。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看似相互矛盾的经验。网络的活力来源于它的分权性质，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推动了它的发展。但是分权也有其局限性。互联网成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它的集中管理，相对于大多数使用者享受到的创造自由而言，管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政府帮助了它的建立，并且制定了某些规则，互联网的成长可能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某些方面的协调是必需的，当然应该限制在严格的界限以内。在互联网或者其他复杂系统中，管理和自治都是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远比互联网复杂得多。据估计，互联网只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信息的十万分之一。互联网已经是非常庞大的系统了，但还不比真实世界庞大。互联网应该在有某些管理框架下实行分权，它背后的所有原因也同样适用于整个经济体。

就像好莱坞明星弗兰克·辛纳屈那样，成功的企业家都愿意相信“我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基本上是对的，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很多基础工作经常是由政府完成的。在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总是发挥着作用。就像前面所说，政府帮助创建了互联网，同样，如果没有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就不会如此繁荣，航天工业也是为了军方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起了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的计划，大大推动了远距离商业贸易的发展。

最善于雄辩的市场拥护者亚当·斯密也认识到，市场是有其局限性的。市场并不能提供一切，政府必须提供国防和警察，以保护它的公民。另外，国家“还有责任建立对一个社会极其有益的公共机构，并维护其运转，否则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这样做的收益远远不能补偿他的投资”。

这样的产品和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例如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由警察提供的治安保护。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它们是“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某个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收益并不影响其他人同样从中获益。像一块面包那样的普通商品，一旦被消费就意味着被消耗掉了。但公共产品却不是这样，你可以享受清新的空气和尽职的警察提供的安全保护，却不会阻止别人也获得同样的享受。其次，公共产品是“非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公共产品存在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到它的好处。你可以享受未被污染的空气以及警察的保护，不论你是否为此支付了费用。公共产品是没有明确产权的。

由于公共产品提供的好处可以被普遍地分享，所以没法指望市场去提供它。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社会的安宁和国防的安全，却不能向所有人收取相应的费用，因此企业是不会花费成本去提供这些产品的。不管是否交费，人们都能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所以如果没有统一决策的话，公共产品肯定会供给不足。一个团结的小群体也许可以为自己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但是那些为社会大众带来福利的公共产品却只能由政府出资或直接提供，否则就根本不存在。

医疗卫生和教育也带有某些公共产品的特征。消灭传染病和扫除文盲会给社会普遍地带来好处，因此，政府也需要提供一些支持。但是，就另外某些方面而言，如接受整容手术和商学院的技能培训，大部分的收益会被接受者本人得到，所以它们不能算公共产品。卫生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政府提供，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个人通过市场做出自己的安排？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之间应该如何达到平衡？这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考虑。本书主要讨论了卫生是由政府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的问题，希望为设计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卫生市场提供指导，还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有什么局限。但其他的一些因素，像“什么是公平”这类包含了伦理判断的问题，也是这个讨论的核心。

决定产品是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不仅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不但要考虑需要提供的产品是否属于公共产品的范围，还要被价值判断所左右。政府的最佳作用范围应该是多大，一直以来就存在激烈争论。我正在讨论的观点会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一个国家的政府作用的大小应该存在上限和下限，如果有的国家的政府规模超出了限制，则会导致比较低的生活水平。有些政府的规模过大，它们包揽了一些本来由私营部门提供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导致了不恰当的集中控制。还有一些政府的规模过小，它们忽视了履行集中协调的基本职能，也未能提供一些必须由政府提供的、从事复杂的经济活动所必要的公共产品。

政府的角色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是相对活跃，也可以是不怎么活跃的。关于政府的活动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有理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各执一词，例如，在政府完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上，他们就可能有彼此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并不想发表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再分配，那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经济分析无法为这样的问题做出解答，因为经济分析关注的是方法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会把自己的论述限制在对市场机制的分析中，从市场设计的角度考察政府职能范围。

上述关于公共产品的讨论可以直接从其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乏味的术语就可以看出来），然而，那些教科书却通常忽略了本书关注的一个主题：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是市场的良好运行所必需的要素？

1776年，亚当·斯密就预见到了政府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像道路、桥梁、港口这些被他称为“促进社会商业发展的设施”的公共物品的需要量会日益增加，因为很难定价和收费，这些物品的投资不会有好的收益，所以需要政府的介入。然而，公共提供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直接生产，这些设施有时让私人部门来建设会更有效率，但由于它们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所以需要政府去埋单。

现今的政府不仅仅是通过对道路、桥梁和港口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国家还为市场提供了基础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帮助市场制定游戏规则。

离开政府的帮助，市场也能自行发展起来。纽约的街边就挤满了兜售各种物品的小贩，他们贩卖假冒手表、书刊、T恤衫和鲜花。每一个来纽约访问的人都能发现，这些小贩提供了许多方便。比如，在下雨天你可方便地买到雨伞；天冷时可以买到夹克；等天气热了，可以买一副太阳镜。总之，比去正式的商店更为方便，同时也更加便宜。这些为数上万的小贩大多是无照经营的，因为市政府武断地把给商贩们颁发执照的最高数量设定为853张，所以他们的经营基本上是不可能合法的。由于没有执照，小贩们常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时常遭到拘捕，货品会被没收。从戴维·丁勤时到鲁迪·朱利安尼，历届市长们都曾打击过这些小贩，丁勤时市长称他们称为“生长在路边小店和合法商贩旁边的杂草”，但无论如何，小贩们顽强地活了下来。

街头小贩甚至走向了世界。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脉脚下，有一个奥塔瓦洛峡谷，那里勤劳的手工艺人编织着各式毛衣、毛毯、毛毡，并将这些产品运往世界各地。在纽约、东京和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奥塔瓦洛人穿着特有的服饰，在街头兜售他们的手工艺品。男子通常都穿披风戴毡帽，女子则穿着起卷的长裙。在国外漂泊数年之后，他们会带着鼓鼓的腰包回家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的更年轻的兄弟姊妹。奥塔瓦洛峡谷也因此繁荣起来。尽管他们的制作工艺原始而简单，使用老式的织布机，编制传统的安第斯花纹，但他们却能对21世纪的时尚潮流有着非常敏感的反应。小贩们会把他们得到的色彩、款式等信息及时反馈到奥塔瓦洛峡谷里，不出两星期，新样式的产品就会面市。

未经官方登记注册的公司和工人，就像纽约市那些无照经营的小贩一样，被称为地下经济活动。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零售业，就是制造业也存在大量地下经济。地下经济一方面不会受到地方税务官员的管制，另一方面也不受政府的保护。地下经济中的交易不能享有法律体系的帮助和政府的支持。

由于是在地下，准确的经济活动总量也难以进行估计。要了解地下经济的情况，必须进行精心的调查，搜寻细微的线索。有时，人们采用样本调查的方法，对随机抽取的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此来描述整个地下经济的全景。另外一个方法是比较总支出与总收入的差距。在理论上，国民经济账户中的这二者应该数量相等。然而，由于地下经济并未上报，所以总收入将少于总支出。因此，地下经济的规模可由总支出减去总收入得出。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计算耗电量得出的。总的经济活动与消耗的电量相关，在大多数国家，经济产出每增长1%，耗电量也会增长1%。因此，通过计算总的耗电量，就能得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产出规模，再减去正常上报的经济活动量，就可以推算出地下经济的估计量。

综合运用上述几种方法以及其他方法，人们发现，尼日利亚、埃及和泰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最大，几乎占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的3/4；秘鲁、菲律宾、墨西哥和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大约占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的一半；坦桑尼亚、智利及韩国则约为1/3。因此，这些国家的富裕程度并不像它们报告中写的那么糟糕。比如在尼日利亚、埃及和泰国，如果把地下经济的因素考虑进来，他们的国民收入应该比官方数据高出3/4。

地下经济传递的信息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它表明有庞大的经济活动独立于政府的干预，政府对市场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在一个运转不正常或者持敌视态度的政府管理下，经济也可以发展。

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往往都是穷国。在北美与西欧国家，地下经济大约只占国民收入的1/10，主要由街边小贩、没有报税的个体户和以物易物构成的。而在发展中的国家，地下经济却包括了许多正规的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在富裕国家，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而贫穷国家却不能做到。

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大量的地下经济表明，市场在政府不存在甚至给予阻挠的情况下也能运行。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无关吗？如果政府出局的话，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能自己提供支持市场活动的所有机制吗？

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其名著《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中把秘鲁茁壮成长的地下经济描述为一个民主的自治系统，完全由政府之外的人们实行自我管理。未经注册的企业家们发展出了非正式的客运系统，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在首都利马的公共交通中，合法营运者只拥有10%的车辆。数不清的街头小贩在出售食物、香烟等商品，他们既无执照也不缴税。为了控制街头小贩，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小贩只能经营价值很低的物品。但一切都是徒劳，最后连利马的市长也被迫承认街头小贩已不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宣告了官方政策的失败。

利马的许多街头小贩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来，建立起独立的市场，他们占用了土地，建起没有合法手续的建筑，用作自己的仓库。这些市场主要出售食品，也卖衣物及一些日用品。摊主对建筑物的投资给人一种可以持续服务的感觉，使客户有理由相信小贩们今后还会在此出现，从而建立起了稳定的客户关系。与街头小贩不同，市场上的小贩们开始提供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家用电器也因此可以在那里出售了。

秘鲁的地下企业家们运行着自己的微型经济，独立于政府之外。在地下经济中，他们可以规避政府的官僚管制。为了调查官僚体制的成本，德·索托带领的研究者们按照官方的程序申请开办一家小型服装厂，他们努力遵从各项规章制度，并且从不通过行贿来走捷径（不过在此过程中，负责注册的各种官员总共有10次主动向他们索贿）。结果表明，取得开办工厂所需的11项批准总共花费了近1年的时间。

地下经济意味着逃脱税赋，但也意味着不能从政府得到支持。比如，秘鲁地下经济里的企业家们无法求助于法律体统，他们依靠自己的风俗习惯来取代法律体系。但这是有缺陷的，非正式的规则并不足以完全替代法律系统。由于不能利用合同法的保护，他们只能与熟悉的人做交易。这样，他们的交易范围就比较小了。还有，尽管地下经济中的企业对自己所占有的土地有特别的支配权，但与在法律体系下赋予的权力比较起来还是不够稳固，有被征用的风险。因此，企业家们不愿进行高额的、涉及固定资产的投资，比如厂房设备等。没有这些投资，企业就不可能超越简单的工艺，制作出更好的产品。德·索托总结道：“在法律之外运营企业担负着高昂的成本。场面混乱、资源浪费、争抢掠夺以及提心吊胆，由于正式的法律体系拒绝对他们提供保护，企业家们只能努力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体系，作为替代。”可见，地下经济也有其缺陷。

从利马到纽约，在考察任何地方的地下经济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其市场的生命力：人们忙忙碌碌，到处充满生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也能繁荣。然而，它的不稳定性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企业一般都比较小，它们的业务仅限于零售、服务和小规模生产。

地下经济的案例表明，自发秩序也可以使市场发展甚至繁荣起来——但仅仅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有当交易简单、公司规模小的时候，自发秩序才有效力。超出这个限度以后，政府的缺失就会导致市场的混乱。现代经济的确需要适当的管理。

街头市场这类自发性市场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典型市场，它们过于简单，大多数活动都是纯粹的交易，例如食物及衣物的零售买卖，生产的规模都很小。另外，交易的物品也十分简单，买家可以比较容易地鉴定其品质。卖方较少进行欺诈，消费者也不必为此过分担忧。交易非常直接，市场的运转特别简单，自由放任是可以的。不过，在一个纯粹的基于非正式机制的市场中，交易成本很高，结果会导致许多创造性机会的丧失。在交易行为比较复杂的地方，非正式机制的作用就更加有限了。市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解决一切问题的机制，即使产生了有关的机制，也不一定能有效地运作。

为了使市场有效地运转下去，需要有保护产权、合同以及限制外部性的机制。许多此类机制是由市场参与者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另一些则需要自上而下地建立，否则根本就不会存在。为了支持现代经济中复杂的大规模交易，法律和监管不可或缺。

在市场设计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市场的范围应该在何处终止。在繁荣的经济体中，大多数经济决策需要分散给那些有直接的现实利益的人。如果政府做得过多，或在没有能力的时候插手介入，就会使经济运行的结果十分糟糕。市场之所以能够胜过中央计划，正是因为市场可以获得和利用大量的局部信息。与其他计划经济体系一样，苏联就不能有效地获得局部的信息，并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相反，市场体系却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的流动。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价格可以整合分散在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的信息。依靠价格反馈机制，市场协调了成千上万参与者的行动。

往往有人以为，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的崩溃证明，“政府应当从经济生活中彻底出局”。这样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看见一个东西不是黑的，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白的。政府常常失灵，但并不证明“最理想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如果将我们的选择范围框定在计划经济，或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两者之一，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公共产品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它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或至少要有政府的资助。政府经常是试图管得太多，但同时它也有可能做得太少。

第十三章
掌管别人的钱财

有的公司规模庞大得像一个国家。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产值就介于乌拉圭和匈牙利之间（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创造的增加值也就是该企业的纯利润加上工资总额，大约是350亿美元，而乌拉圭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00亿美元，匈牙利则是460亿美元）。沃尔玛集团雇用了110万名员工，这个人数与毛里求斯的人口一样多，接近爱沙尼亚的人口总数。

在市场经济中，公司是最明显的标志。但这里面存在一个矛盾，因为公司是一种被中央计划所控制的机构。员工们在公司里努力工作，力图晋升到企业的最高管理职位。公司内部的交易也不受市场的支配，而是被掌权者所控制。公司在与其他当事人进行交易时会使用到市场，但是其内部的交易却有意规避市场。对于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计划经济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司里，它依然盛行。

为什么沃尔玛和通用汽车这样的企业在内部的计划体制掌控下仍然相当富有生产力，而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就不行呢？我们已经知道，全国性的计划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那么对一家公司来说，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类似的弊病呢？

答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公司的业绩直接关系到所有者们的利益，他们会对经理人的决策进行监督。然而，对一家大公司而言，单靠私人所有制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它的有效运作。所以，还有第二个方面的约束，那就是外部的市场机制，它们会督促经理人想方设法地保证公司的有效运作。来自产品市场的约束是，必须使客人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来自金融市场的约束是，经营不好的公司会倒闭，或者被接管。最后是第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些来自市场的约束还有政府的行为给予保证，例如反垄断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措施。

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实行集权管理。当然，许多大公司总是希望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它们会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独立的损益核算。但是，企业不可能完全模仿市场。公司内部的机构设置可以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低层，但任何这样的分权都要受公司总部的最终控制。公司的预算和报告制度总是集中式控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的交易，最后的决定者总是管理层，而不是内部市场。

公司内部的交易要受到集中管理，这在员工的雇用方面表现得特别清楚。通常来说，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工资标准来决定员工报酬的多寡，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会给员工的报酬制定一个底线，但员工从企业得到的薪水依然有可能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更多。报酬的多少经常要看员工的资历，而不是像市场上那样只看一个人的现实生产力的大小。对中层管理者而言，他们得到的激励主要是来自晋升的诱惑，以及被解雇的担忧，这些都意味着经理人的激励来自企业高层的机制设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学之士赫伯特·西蒙曾经用一个寓言来分析这种现象，说明现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组织而非市场来操纵的。西蒙假设有一个来自火星的访问者，他“从外太空来到地球，身上带着特殊的望远镜，可以看清我们的社会结构”。在火星人的望远镜里，绿色区域代表着公司，红色线条代表着市场交易。因此，整个经济就呈现出红色线条与绿色区域相互交织的蛛网结构。由于大部分交易是发生在企业内部的，所以红色的组织会占据火星人的大部分视野。如果他需要将这些情报发送回去，那我们的火星人会把自己看到的景象描绘成这里“存在着大片的绿色区域，相互之间由红色线条连接起来”，而不是说“有许多红色线条，连接着绿色的节点”。西蒙还提醒说：“如果来访者得知，绿色的区域代表企业组织，连接着它们的红色线条则代表市场交易，他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因为这种结构居然被地球人称作市场经济。”

员工的报酬——反映着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内部交易——占据美国国民总收入的71%。剩余的收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交易，包括投资和独立的经营行为（包括业主收入、公司利润、租金和利息所得的总和）。所以，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里，企业内部的交易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市场交易产生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1/3。

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中，大公司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原因在于它们生产过程的特性，以及市场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在一些行业，如钢铁、汽车等部门中，大公司可以从大规模制造中获利。就像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从实践中发现的那样，大规模的生产能使产品的成本显著降低。软件的生产，比如微软公司的视窗（Windows）软件系统，也是一个典型的规模经济的案例。软件的大部分成本都来自于初期的设计和研究，而额外给一个新客户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费用则很小。在制药行业，人们同样需要很大的销售额来弥补庞大的研发费用。至于早餐吃的谷物，以及家里用的清洁用品，则是通过零售和营销的规模经济来获利。在电子商务中，规模经济源于网络效应。一个互联网拍卖网站如果拥有很多的卖家，就会吸引很多的买家，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卖家，所以这个网站会以一种螺旋式的形式自我壮大起来。新建立的拍卖网站会发现自己很难立足，因为很难将原来的知名网站的用户吸引过来。企业的规模可能越大越好。

然而，规模经济自身并不能决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划定。公司可以有两种获得所需投入品的途径：自己生产或购买。公司内部的交易是依据管理层的指令执行的，而公司与其他企业进行的交易则要依靠市场机制。公司可能把某些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购买某些投入品，而不是自己生产——这表明了它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任。

既然通过市场能达到非常高的效率，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交易活动刻意规避市场，而隐藏在公司内部的小计划经济中进行呢？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承包人，而是让他们成为雇员呢？答案在于，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摩擦做出的反应。有时候，由企业组织来安排生产要比由市场作决策的成本小很多。一家企业的投入品是自己生产，还是向外进行采购，取决于这两种方法的相对成本。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写道，影响这个比较的一个因素是市场的运作效率。当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较高时，公司就倾向于自己生产投入品；当市场运作得更好的时候，公司就会更多地选择对外采购。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时候，企业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生产都放到自己内部来进行。路由器产品的市场领导者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 Inc.）基本上可以算作一家虚拟公司。它一方面专注于生产过程的初始环节——研发工作，另一方面又把持着另一头的营销工作，而中间的许多部分——也就是制造环节——则大多外包给其他公司。这样的安排要求它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快速的联系。负责思科公司制造部门的卡尔·雷德菲尔德说：“离开了互联网，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互联网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让思科公司与它的承包商之间可以进行有关金融、技术和客户信息方面的实时联系。它使得那些相距甚远的许多公司可以进行复杂的交易。

不过，如果企业内部的运营是依靠中央计划来控制的，那么什么机制可以替代市场提供有效激励呢？

一个企业，不论大小，能够有效运作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所有权。股东和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总是积极寻找机会来增加收益、降低成本，因为每增加1美元的利润也就意味着所有者的口袋里多了1美元。

重新发现这个基本的事实是20世纪末期国有企业掀起私有化浪潮的原因，在那场空前规模的所有权转移过程中，100多个国家的政府总共出售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企业资产。1980年以后，国家所有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撤退，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生产以前是由国家垄断。在其他国家，国家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也同样迅速降低：在低收入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6%下降到5%，在工业化国家则是从9%下降到了5%。

在私有化之后，来自股东利益的激励往往使企业业绩有了稳定的（虽然还算不上显著的）提高。许多研究分析了私有化以后的企业的业绩，结果表明，所有权的变化的确发挥了作用。与国家所有制相比，在私有化之后，大部分（尽管不是所有）企业向顾客们索取的价格更低了，提供的服务更好了。每个工人的产出有了增加（平均提高大约20%），企业的投资额增加了（平均提高大约5%），同时，利润率也有所上升（平均提高大约4%）。在很多情况下，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解雇了部分工人，这反映了国有企业存在冗员的症状，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扩大了规模，增加了员工的数量。总体来说，私有化之后的总体就业率还是有所上升（平均提高了1%）。另外，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成本有所降低，负债率有所下降。对大部分企业来说，由国家所有转为私人所有以后，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与国家所有制相比，私人所有制下的企业普遍来说运作得更好了。

然而，所有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私人所有并不能保证企业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下去，所有权也有自己的缺陷。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夕，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项重要的组织创新，它对于世界经济以后的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蒸汽机和织布机这样伟大的工业发明相比毫不逊色，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在这个制度发明以前，企业所有者面临的经营风险极大地限制了生产的规模。因为经营活动时常伴随着不确定性，所以企业的赢利情况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在经济陷入低迷时，所有者随时会处在遭受失败的危险中。但在新型的有限责任公司里，投资者的风险是有控制的。有限责任和多方所有意味着单个投资者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减弱了，由于每个人都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所以公司的规模就能不断壮大，从规模经济中获利。然而，有限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有限的激励。如果每个股东都只拥有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他们之中就可能没有任何人会特别积极地关心公司的运作情况。那么，大型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搭便车的情况呢？

1776年，亚当·斯密就研究了他所认定的公司式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缺陷。他说，公司的经理们“打理着别人的钱，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意”，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会“以同样谨慎小心的态度来使用这些钱”。斯密对公司制度的未来非常悲观，因为这样的企业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他提醒说：“玩忽职守和挥霍浪费一定会经常发生。”

在公司里，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相分离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计划者所追求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家想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与之相似的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掌管着别人的钱财的人——也可能推动公司向着不利于所有者的方向发展。

在一个由所有者自己掌管的小公司里，私人所有权足以保证公司的良好运营。但是，在一个拥有众多股东的大公司里，情况则完全不同。揣测经理们的决策目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必须收集很多的信息。作为一名股东，通常来说是不值得这样做的，特别是，即使这样做了，大部分的利益仍需要和其他股东分享。公司还有由董事们组成的董事会，它的任务在原则上是为了维护股东的利益，监督经理们的工作。但是，考虑到董事们能够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他们对经理人的监督力仍然是有限的。

多数大型企业都会把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业绩联系起来，他们给经理人发股票期权，或者把他们的年薪与公司的股票市价挂钩。这些方法可以部分地——但也只是部分地——把经理人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协调起来。然而，与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某些信息方面的障碍依然会阻碍公司的有效运作。企业内部的垂直管理体系存在一种运作成本，来源于信息在组织中各级别人员间传播。这不仅仅是指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人事、具体经营环境等方面的大量琐碎信息。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可能会检查出不容易觉察的质量缺陷，会发现在某些时候某台机器存在闲置，或者某些剩余的生产原料可以被利用起来。一个中层管理者可能会发现新的生产流程中存在着技术问题，或者能够找到一种通过重新分配人手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销售人员则会了解公司产品的具体需求情况。高层管理人员制订计划时所需要的关于需求和成本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基层。对一个组织来说，全部有价值的信息都是被人所掌握的——这里包括了组织中各个层次的人，甚至最低层的人——那是作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个副产品而产生的。

信息来源与决策制定者相分离，这个事实为什么十分要紧呢？因为人们会充分利用他们所获得的任何信息。在企业的管理体系里，信息分散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冲突，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利用掌握的信息为自己谋利益，从而导致信息的传递被扭曲。一家法国大公司的负责人指出：“人们并不愿意共享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特别是经理们。他们往往认为这些信息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权力。”中层管理者们“喜欢隐藏信息——并把其中蕴涵的权力用来为自己服务”。

隐瞒信息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公司各部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曾经有一项对美国多家大公司进行的研究，发现部门经理们往往会在预算中留下余地，他们会保守地估计预期收入（通过低估价格和销量），同时又喜欢夸大成本（通过增加人员需要、提出不必要的项目开支，以及故意隐瞒已采用的可降低成本的生产技术等手段）。这些虚报的部分可以占到部门总预算的20%～25%，当然在公司运作环境不好的年份里其比例会有所下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时会带来浪费，这使我们回想起了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

亚当·斯密担心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存在扭曲，他无疑是对的。但是，大体上讲，公司的运作效果却相当不错。虽然亚当·斯密以深邃的洞察力著称，但他在进行预测时也不比现在的经济学家强多少。他曾悲观地预测，公司必然会出现“玩忽职守和挥霍浪费”，前景不妙，但是公司在事实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1999年，全世界上市公司的股票总价值达到了35万亿美元。如果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真如亚当·斯密所预测的那般糟糕，那么它早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其他组织形式替代了：例如单个所有者所经营的企业、合伙经营的企业、非营利性的企业，甚至由政府经营的企业等。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一位来自硅谷的企业家杰利·卡普兰说：“现代公司也许是人类组织合作的最高形式。劳动力、原材料、半成品、资本以及技术这些特殊资源聚集在一个奇特的组织之中，然后就能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亚当·斯密正确地指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给企业带来的问题，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好的解决办法：市场机制的力量。市场体系发挥着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从外部给企业施加压力，市场的力量会迫使经理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激励他们有效地经营企业。对经理人的约束既来自销售商品的产品市场，也来自筹集资金的金融市场。

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意味着便利的银行和股市融资服务，它们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使企业能够投资和成长，也促使它们保持良好的运营。流动性比较强的股票市场让股票的持有者可以抛出股票，从而降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以此来惩罚表现不好的经理人。公司外面的“袭击者”会加强这种惩戒的力度。如果某家公司运营得很差，其股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最后被公司的“袭击者”买下，当他们接管这家公司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开除现有的经理人。这种被解聘的威胁时刻刺激着现任的经理们，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地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

产品市场同样提供着约束。面临竞争的公司必须生产出高质量、低价格的商品，从而吸引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不被竞争对手抢走。不能保持低成本生产的公司会失去自己的市场份额，最终还有破产的可能。相反，在垄断的局面下，由于缺乏约束机制，企业就会继续生产价格高昂、质量低劣的产品。对经理人来说，掌握有效运作公司的技巧并不容易，这需要他们不断进行改进，不断进行反思。企业重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离开产品市场的约束机制，经理们才不会为了企业的发展而费尽心思呢。就像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垄断利润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一个平静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施乐公司就过着约翰·希克斯所描绘的那种平静的生活。由于取得了复印机的生产专利，施乐公司垄断了复印机市场。刚开始，该公司还有着比较强烈的创新意识，后来很快懈怠下来，而且生产成本不断膨胀。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竞争对手出现之后，施乐公司的缺点就充分暴露出来，它所占据的复印机市场份额开始急剧下降。施乐公司的总裁戴维·克恩斯在后来的企业重组中说道：“我们一直都是很成功的，所以我们认为自己还会继续成功。以前，我们取得了那样大的成就，使大家变得骄傲自满起来。”施乐公司花了10年的时间来重塑自己，最终在竞争中生存了下来。这是非常痛苦的10年，它提高了产品质量，加速了创新，削减了20%的生产成本。不过，能进行如此巨大的改进，也足以说明公司以前的效率是多么低下。

美国的汽车业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以前，该产业有着一个安逸的寡头垄断局面，实际的竞争很少。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口汽车的数量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日本。新的竞争迫使美国汽车业进行了重组，它们把内部的管理体制扁平化，引进了即时生产制度，更多地利用外包生产，减少了零部件的内部供应，改进了生产线。这些措施使汽车公司成功“瘦身”，变成了高效的竞争者。汽车产业和施乐公司的例子说明，私人所有权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公司的有效运行，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同样必不可少。

大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效运作的情况，在组织一个企业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追求一些互不相容的目标。例如，一个企业要尽量保持“苗条”，以控制生产成本，但它又必须有创新能力，这又需要动员昂贵的资源，而且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回报。企业必须对来自基层的信息做出反应，同时又必须实行集中管理，以保证让不同的部门能协调地开展工作。因此，企业经营中各种各样的妥协无所不在。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某种完美的组织形式——企业负责人需要随时保持警惕，经常纠正错误，防止在各种调和过程中出现的方向偏离。然而，要使负责人始终保持戒备，就需要来自外部的市场约束机制。

据说，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曾经讲过：“对我们国家来说，自由企业制度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将它们完全交到私人手里。”这种说法虽然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其中却包含了一些真理，即虽然市场能有效约束企业的行为，但政府的某些作用依然是必需的。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富裕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在美国，80%的制造业员工在规模为50人及以上的企业里工作，在泰国，这个比例则是30%，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则只有15%。在美国，雇工数在10人以下的企业只雇用了全部劳动力的4%，而在泰国，这些小型工厂却提供了60%的工作机会，在印尼和加纳更是达到了约80%。可见，富裕的国家拥有的企业规模更大。

为什么小规模生产的会与较低的国民收入联系在一起呢？是否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比较廉价，资金比较缺乏，所以公司采用小规模的生产设备更为经济实惠？换句话说，贫穷国家的企业规模都较小，是因为它们应该选择较小的规模吗？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贫穷国家缺乏确保公司发展壮大的市场支持体制，以便于在企业真的发展壮大以后，还能让它们有效地运行下去。在一个机制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家总是在默默地提供帮助，尽力保证产品市场的竞争和金融市场的合理运作。

政府为市场设置游戏规则的主要途径是制定法律，并设立相应的机构来保证其实施。我们需要法律来惩治偷窃和欺骗，界定和保护产权，保证合同执行的效力。此外，政府还需要通过监管部门来直接监督经济活动。所有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进行了管制。

为什么单有法律还不够呢？为什么在法律的框架内，人们不能通过理性的协商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呢？人们在合同没有被遵守、自己被欺诈、产权遭到侵犯的时候可以起诉，这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政府以监管的形式进行额外的干涉呢？答案在于，法律自身也是不完善的，在某些情况下监管会更加有效。法律的实施不仅仅要依靠法庭，商业纠纷可能非常复杂。有时候，监管可以作为法庭的补充——通常而言，它不是对公司的日常活动进行直接干预，而是保持监督，保证市场完成预定的功能。

司法体系的从业人员往往是通才，与他们相比，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聘请专家也许在监管方面会更有效率，因为那里的许多决策往往需要专业知识。在立法机关开展工作的时候，监管部门的人士常常被招来提供帮助，以保证法律制定得更加细致化、专业化。有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反而可以避免许多人去反复检查企业的活动，可以节约信息收集和监督的成本。一般来说，行政机构的灵活性并不佳，但是假如它们能运作得比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它们还是会比立法机构和法庭更有效率。

你持有股票吗？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奇迹。你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得的钱交给公司的经理们去打理，希望最终获得更多的回报。大部分时候，你的确可以把收益拿回来。但如果你试图将这个过程描述给沉睡了一百年才醒过来的李伯[1]，你会发现要让他相信你不是在吹牛是非常困难的。“把你的钱给我，我会让它翻番。”这句话每个骗子都会说。那么，当公司们也这么宣传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就会相信呢？

市场是被利益所驱使的，然而在公司里，人们却假定经理人不会为自己谋取私利，相反，他们会牢记受托付的责任，为股东们的利益服务。其实，经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具有利他主义精神，要保证他们为股东的利益着想，那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激励。设计这种激励机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国家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成功。只有存在信任，金融市场才能够良好地运行下去。

问题的根源依旧在于信息。如果投资人可以很容易地评估经理人的决策，那他们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他们可以起诉经理人，或者有惩罚他们的其他办法，这会阻止那些不诚实、不称职的经理人采取不适当的行动。但困难在于，经理人往往比他们假定的监督人——股东，更了解公司运作的内部情况。

根据一项针对15个工业化国家的高层经理人的调查，人们发现，在公司遭受欺诈的案例中，有1/4是由公司内部的经理人策划并执行的。他们滥用了股东的信任——其“玩忽职守和挥霍浪费”的程度是亚当·斯密做梦也无法想到的。例如，CUC国际公司（CUC International）就是这样，该企业是一家经营旅馆、汽车租赁和房地产代理的公司。在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务诈骗案中（根据美国权威机构的统计），该公司的高层经理人给投资者造成了190亿美元的损失。他们夸大收入，伪造收益，人为地保持股票价格的高涨。公司每年的收益被夸大了数亿美元，同时，他们通过账户间的资金转移来隐藏支出。该公司的一位会计人员说，伪造账目数字“是我的工作，我的上级也鼓励这么做”。最后，该公司同意给股东支付28亿美元的赔偿来解决民事诉讼，而且部分经理人还被判定有罪。一位负责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说：“这个案子暴露了人们的贪婪、自私、自大，他们全都在撒谎、哄骗和欺诈。”

然而，在工业化国家里，像这样的管理层犯罪的例子终归是比较少见的。人们还是愿意将钱投资到公司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有信心，相信经理人不会因为“玩忽职守和挥霍浪费”把他们的钱消耗掉呢？

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市场中介机构向股东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股票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通过财务报告的方式披露详细数据，这会给投资者提供一定的保证，所以，如果有公司谎报自己的情况，就有可能遭受被摘牌的处罚。还有，某些特殊机构会对公司报告的信息进行各式各样的调查和证明。例如，会计师要审计公司的财务报表，投资银行会承销股票的发行，律师事务所会审核公司的计划书。这些中间人的可信度来源于其自身的信誉，那是它们长期经营下去的立身之本。其余的信用还来源于一些自我管理的组织的会员资格，例如非官方的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就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监督，对那些违反规定的会员予以驱逐。财经媒体也是监督系统的一部分，记者们披露了许多欺诈和不称职的事情。

此外，国家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监督体系，可以增强市场监督的力量。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法律，目的是保护股东的权益，保证投资者能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法律给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的信誉激励机制提供了补充，规定它们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还明确规定了经理人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时候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例如，提供虚假信息和进行内部交易都是违法的，要遭受法律的制裁。还有，法律允许个人投资者对经理人或公司的违法行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进行起诉。

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不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它们还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机构。审判复杂的金融纠纷和白领诈骗案件需要专业化的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s Commission，SEC）就负责制定有关的规则，来保证美国证券市场的安全，它会为国会的一般立法填补具体的实施细则。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会在法庭上提起民事诉讼，并把刑事诉讼提交到联邦司法部。它监督着股票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律师和会计师。股价可以通过许多狡猾的方法来操纵，这些办法比较容易逃避法律的调查，但是却可以通过监管来控制。只有专家才可能察觉到在层层黑幕掩盖之下的内部交易，因此，一个专业化的监管机构可以比过于笨拙的法院更有效地制止金融犯罪。

尽管有无数的监管手段，金融市场提供的监管依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CUC国际公司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就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持续了至少12年之久。这还是在一个偶然事件之后曝光的，当时，CUC国际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并，它的新搭档拒绝把欺诈继续下去。直到东窗事发以后，有关政府机构才介入调查。坐牢的威胁没有阻碍CUC国际公司的管理人员伪造账户，市场监管也没有能够限制他们。在对CUC国际公司的定期审计中，审计人员并没有发现虚假的利润，也未能注意到账户之间不寻常的资金转移。面对外界的批评，会计师事务所的律师很勉强地辩护道：“CUC国际公司的人铁了心要搞欺诈，这会使任何审计事务所的审计员都上当受骗。”

虚假的信息披露可以操纵股票价格，这并不是经理通过牺牲股东利益以获得好处的唯一方式。内部投资者——拥有大部分股票的股东和经营公司的经理——往往掌握着比较充分的信息，能很好地掌握控制公司的事务。相反，外部投资者——那些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则没有太多的机会获得关于公司价值的信息。并且他们会发现监督和评价公司的决定很困难，因此外部投资者很容易被内部投资者所损害。

狡猾的经理人总能设法从公司收益中获利。他们可能直接偷公司的钱，或者以一个人为的低价把公司的资产或者产品出售给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可能要求公司支付给他们极高的薪水，提供给他们高额的津贴，或者同意他们贷款来建设一些巨大的项目，这些行为往往通过迂回的方式来进行，以至于外部投资者很难发现。

由于控制经理人行为存在困难，因此有必要制定约束他们行为的基本规则。由于在评估公司的价值中存在着困难，政府经常会禁止进行内部交易。内部交易是指经理利用内部消息买卖公司的股票，在这种禁令不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外部投资者利益易受损害，股票的价格就会比较低。因为经理人总是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那么外部投资者肯定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利益都会受损。他们担心，如果公司经营很成功，由于经理们知道内部消息，并且提前为自己捞好处，就会导致股东收益减少。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经理则会过早抛售公司股票，从而使股票的下跌进一步恶化。因此，外部投资者愿意以一个打折的价格购买股票，也会使股票的交易数量少于本应该有的水平。

一纸关于内部交易和自我实际交易的禁令等于向外部投资者保证：他们不会被知道内幕消息的内部投资者所操纵。这会提高投资人的预期收益，会导致外部投资者投资的增加。由于外部性（类似体育运动运动员市场中不平衡竞争外部性）的存在，政府介入了进来。不诚实的经理人的行为会减少普通股股票市场的总体流动性，但他们自己却不会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成本。这些害群之马会拖累那些可靠的公司，让它们也不容易从证券市场中获得资金。因此在原则上，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股东对受到损害的担心，打消他们对投资的顾虑，会使大家的情况都得以改善。禁止内部交易会提升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使公司更容易获得资金。

在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后，于1934年建立起来的美国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十分强调对公司情况的准确披露。“金融系统把告知整个事实的责任推到了卖方身上”，正如罗斯福总统那时所说，这是为了“推动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重拾公众信心”。

许多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远远比不上美国和英国，公司的欺骗行为经常得不到处罚，股东权益很少受到保护，意愿投资会大大减少。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我们能看到各国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公司筹资能力有着广泛的差异。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可以用上市公司总价值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美国和英国的比率分别为1.3和1.1，这比法国和德国（大约为0.4）要高很多，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尼为0.4，加纳0.3，秘鲁为0.2）。投资者保护严格的国家通常有着更大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效率随着政府在这个平台上的积极性而变化。

在股东权益保护比较糟糕的国家，许多投资者，特别是小的投资者，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委托给公司，所以，大多数企业的股票只被一小部分人持有。由于资金的短缺，公司的规模相对比较小。在缺乏以往的经营记录的情况下，投资者尤其不情愿把钱交给公司，因此公开发行的新股票特别少。还有，社会的投资资金也不一定能流向高收益的产业领域，因为公司是否能取得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的项目的经济价值之外的因素，例如该企业的政治关系。

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公司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普遍。主要的公司往往掌握在一小撮权力人士手中，这样的小集团通常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很不友好，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排名前10位的富有家族掌握了全国公司资产的一半。所有权集中在一些人手中，反映出那里缺乏正式的股东权益保护。外部投资者有理由担心公司将以那些掌握控制权的家族的利益为重，这打击了他们的投资信心。那些小集团的成员和政府通常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减少了外部投资者的防范能力。

在俄罗斯，这方面的法规很少，法律也很难被有效执行。投资者基本上无法得知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即使有，那些数据也不可靠，有时他们甚至被拒之于股东年会的大门之外。经理们经常卖掉子公司，并将收入装入自己的腰包。股票价值时常会被稀释，有时甚至被直接没收，有些大公司干脆拒绝发布它们的报表，拒绝审计。欺骗股东的行为成为家常便饭，这导致股票不得不以非常低的价格进行交易，俄罗斯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可能比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低很多。“在今天的俄罗斯，股东们根本不能控制经理的行为”，一位股东埋怨说：“我们不能得到公司的整个情况，任何事情都要靠信任——盲目的信任。”

要使金融市场诚实地运转起来，需要巨大而复杂的机制。法院、司法部门、自律协会和中介公司等私人机构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能产生投资者所需要的透明度，使投资者愿意把他们的钱委托给别人。“证券市场的存在于某种意义上是有魔力的”，法学家伯纳德·布莱克说：“投资者为完全不明确的权利支付了大量的金钱。”但他又补充说，“这其实并不是魔术，因为在不受监管的市场中，投资者是不会相信经理的花言巧语的。”

公司是一个“没有承担个人责任却可以获得个人收益的不真实的机构”，安布罗斯·比尔斯主编的《魔鬼字典》（Devil's Dictionary）是这样解释的。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取得规模经济，它代表着市场范围的一个界限。这些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同时也使用集中控制的方法进行内部交易。尽管缺乏个人责任，但私人所有权仍然是使公司保持有效运转的基础。不过对于大公司而言，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仅有私人所有权还不够。必须加上来自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外部压力，才能保持公司的诚信。

相应地，产品和金融市场作为一种惩戒压力，对公司的实际影响还取决于如下这些体制：法律制度和金融监管。如果没有让股东了解更可靠的经营信息的规定，投资者将不会愿意把钱交给公司。

即使有了监管，仍然会有出轨的事情发生，在2001～2002年爆发的安然公司的丑闻强调了建立限制经理滥用职权的机制的必要性。通过编造账目，安然公司的主管们为自己捞取了大量好处，却牺牲了股东们的利益。

现代经济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复杂。许多交易要求大量的人参与合作，有可能数十年以后才能得到收益。市场要求我们设计一个完善的构架，以使人们能处理这种复杂性。市场设计并不是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问题，而是市场加上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

[1]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著名作品《李伯大梦》中的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编者注

第十四章
竞争的新时代

戴尔斯（J.H.Dales），一位积极主张用市场力量来对抗环境污染的先驱在1968年写道：“如果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某项政策，那没有哪位政策制定者能承受得起弃之不用的代价。”不过，市场究竟能为政府提供什么呢？利润？这毕竟不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但是，市场并不是只为钱服务的。一个设计良好的竞争市场，可以把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最好地利用它的人的手里，因此，市场有时候是可以为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不可能完全替代政府，但是在某些领域，它可以帮助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已经讲述过政府通过市场设计来实施政策的一个例子——无线电波段的拍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州电力供应的放松管制，以及美国政府给空气污染权建立的一个市场。

1988年，美国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说：“对环境的伤害并不是由污染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空气和水里的杂质。”但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是空气中的杂质，还是污染，酸雨总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它会导致湖泊的退化，鱼类不可能继续生存，它还会破坏森林和古建筑，同时损坏人们的健康，引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导致有的人过早去世。

为了减少酸雨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硫的排放，美国政府于199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并引进了一项控制环境污染的新技术，它摒弃了传统的行政指令控制的办法。在原来的办法中，每个排污企业都直接由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的官员管理，官员会决定每一家企业可以排放多少污染物。改革之后，环境保护局建立了一个“污染权市场”，以替代行政指令的控制。政府引进了污染物排放的配额制度——它是一种配额许可证，其持有者拥有在1年内排放1吨二氧化硫的权利。这种定量配额可以自由交易，任何人都可以买卖它，也可以储备起来留作将来之用。

污染物排放的定量配额制度引起了各方的争议。经济学家们对它推崇已久，但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则阻挠了其实施。在反对它的例子中，某些（但不是全部）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配额制度给污染物排放提供了权利，使污染行为合法化了，因此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为配额制度进行辩护的人则更注重实际效果——与其他限制环境污染的方法比起来，配额制度的运作更有效率。

环境保护不可能完全交由自由市场去解决。被环境污染伤害的人通常拿排放污染的人没有办法，破坏环境的企业会给社会制造外部成本，却不会包括在自己的会计成本之中，所以企业并没有一个基于市场的激励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要想保护好环境，政府就必须加入进来，填补这一空白。

污染物排放配额制度的引入并没有让政府放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而是帮助政府更有效地控制污染。污染物排放权的交易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取代政府，而是让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政策目标。政府把它的部分职能交给市场，让市场去决定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应该如何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然而，政府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主要职能：测算允许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监督执行的情况，并对任何违法的企业进行制裁。

根据大部分人考察得出的结论，污染物排放权的定量配额计划可以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比以往的其他所有酸雨控制方案都更加有效。这项计划的倡导者之一，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与怀疑论者的预测相反，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更快、更廉价地减轻了酸雨的危害。市场机制释放出了创造力，显示出彻底清理环境污染并不见得会给经济增加沉重的负担。”结果显示，实际的污染物排放量比政府设定的控制量还要低30％，在取得这个成就的同时，与其他控制方法相比，配额制度让工业界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在全美国范围内，空气质量明显提高，降雨中的硫化物浓度显著下降。

有时，某些环境保护组织会采取高姿态的行动，它们购买污染物排放权，然后放置起来不予使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保卫清洁空气组织”（Clean Air Conservancy）就参与了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的拍卖，然后再把配额出售给公众。它向社会宣传说，每售出一张许可证，就将减少一吨二氧化硫的排放。还有，克利夫兰克伦斯·福尔斯（Glens Falls）中学的六年级学生也发起了运动，集资购买污染物排放权。“保卫清洁空气组织”的凯文·斯内普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卖点，它让公民个人参与进来，并且能感觉到自己为环境保护出了力。”在过去的3年间，公民减少了6000～8000吨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他还补充道，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甚至被用来作为圣诞礼物。相似的活动也发生在美国各地，普通民众纷纷出面，为清洁空气做出了小小的但是可以看得到的贡献。（他们的总贡献固然很小，但也并非不重要。据粗略估计，民众的努力使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比政府规定的水平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把污染物排放权卖给环境保护组织，还能使企业获利。可以有把握地说，企业出售排放权的价格肯定超过了采取污染治理措施的成本。总的来说，环境保护主义者花费了自己的金钱，得到了一个更加洁净的环境。

火力发电厂是二氧化硫的主要排放者。为了减少排放量，发电厂有两个选择，一是建立净化装置，以清除气体排放中的二氧化硫，二是改用更加清洁的燃料，如硫含量比较低的煤炭或者天然气等。根据发电厂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的设备的使用时间和型号的不同，治理污染的成本有着广泛的差异。

政府公布的目标是，到2010年为止，每年减少1000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如果采用旧的行政指令控制方法，那就需要环境保护局进行微观政策的干预：调查每一个排污企业，决定它们各自应该减少多少污染物的排放，并且命令它们各自建立特定的污染净化装置，等等。或者，行政指令控制方法也可以为所有的企业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不论它们的成本或产出如何，都要求它们采取相同的污染控制措施。

在有了可以交易的污染物排污权配额之后，我们获得了很大的灵活性，既不需要进行微观政策的干预，也不用制定生硬的统一规则。政府只需要决定全国范围内可以接受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就行了，让市场机制去决定每一个企业应该减少多少污染物的排放。政府控制许可证的总规模，其数量等于污染物排放的年度目标，然后把这些许可证分发给排污企业，让企业自己对这些许可证进行交易。于是，那些比较容易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企业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污染物排放权卖掉，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它们治理污染的费用（而且可以产生一些剩余利润）。相反，那些治污相对困难的企业则可以买到额外的污染物排放权。结果，对于整个产业来说，用最低的治污成本实现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目标。

这一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大量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进入了市场，1998年，这个市场的贸易额达到了近1000万吨的污染物排放量。每一个企业的行为各异，某些企业卖出自己的污染物排放权，实际的排放量少于其最初配置，另外一些企业则买进了污染物排放权，实际排放量也多于初始指标。环境保护基金会证实：“如果一家企业可以设法把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治污目标之内，它就可以把额外的排放权交易出去，卖给那些污染治理成本比较高的企业，并从中得到好处。这种利益激励机制有效地刺激了竞争和创新，例如，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有了增加，人们开发出了中和硫元素的新型化合物，生物工程师们正在培养能够吞噬和降解燃料中的硫成分的细菌。”

从根本上说，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市场所做的事情和其他任何竞争性市场一样，都是把信息创造出来。市场运作的结果，揭示出了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办法，以及控制环境污染到底需要花费多少成本。

那么，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做到呢？不能像污染排放权配额市场那样把这些信息揭示出来呢？从原则上说，聪明的官员们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率，他们可以要求治污成本较低的企业更多地减少自己的排放量——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官员们必须知道哪里的治污成本比较高，哪里比较低。可是，关键的信息是分散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只有它们自己才最清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究竟需要花费多大的成本才能减少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只有当企业自己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时候，环境保护局才有可能知道一个企业真实的治污成本。然而，在行政指令控制方法下，企业得到的激励是与之互相背离的。和环境保护局官员进行谈判的企业负责人可能会夸大自己企业的治污成本，以便能够更轻易地达到环境污染控制目标。另外，企业负责人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企业的治污成本可以降到何种程度，因为在行政指令控制体制下，他们根本就缺乏进行治污研究的动力。所以，由官员们操控的环境污染控制措施会受到信息缺乏的妨碍[1]。

相反，在市场机制下，做决策的人拥有最充分的信息。行胜于言：与企业向官员们提交的任何汇报相比，它们在市场上的所作所为反映了更加可靠的信息。出于利益的激励，治污成本比较低的企业会把自己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拿出来出售，从而揭示了该企业的实际信息。

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这使大多数观察家大为吃惊。原因在于，以前的行政指令控制办法让绝大多数人对治污成本产生了一个扭曲的印象（可能环境污染物排放者自己除外）。在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开始之前，环境保护局估计，减少1吨二氧化硫的成本是750美元，而火力发电公司则宣称，它们的花费将多达1500美元。但是在1994～1999年期间，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实际交易的平均价格却只有每吨150美元。一家企业愿意以150美元的价格出售一份污染物排放权配额，表明它们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成本将少于每吨150美元。环境保护局以前确定的治污成本居然比这高出了4倍，而业内人士自己宣称的成本竟然是市场价格的10倍。

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市场实际上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同盟。在环境保护局的直接管辖下，治污成本被大大高估了，导致人们没有尽力去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相比之下，市场显示出污染的治理其实并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昂贵，从而支持了更加积极的治污目标。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市场确信不疑。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看到了污染物排放权配额交易的价值，但某些人依然极力排斥它。当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开始进行在线交易以后，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又站出来表示反对。该俱乐部的发言人声称，“让二氧化硫排放权进行在线拍卖，就等于易趣网站承认了环境污染的权利。其实，不论你在哪里进行这样的交易，结果都是不好的，但是在线交易显得尤其露骨。”然而，在成功的事实面前，这些争辩是缺乏说服力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市场的确降低了环境污染的程度。

充分利用市场激励的环境保护计划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作用，例如，逐步停止含铅汽油的使用，改善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限制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

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取得了成功，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都交给市场去解决呢？当然不是。首先，在某些市场失灵的地方，依然需要政府的指令控制来防止环境污染。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相比，酸雨更容易进行总量控制。在二氧化硫排放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污染物排放的地点影响并不大，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比较容易通过建立交易市场来进行管理。如果污染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某家企业所造成的污染只对它所处的特定区域有影响，那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污染物排放权许可证的市场，因为没有人同这家企业进行交易。在这种时候，直接的行政管理依然是需要的，市场不可能对任何一种环境污染物都有效。其次，即使是在市场发挥了作用的地方，比如说在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例子中，政府也必须继续给予指导，需要它来设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以及监督企业的实际执行情况。

尽管环境污染许可证的交易十分成功，但是在它们最初被引进的时候，市场设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政府采用了一个有缺陷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拍卖办法，这个缺陷是很有意思的，它充分揭示出，那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市场游戏实际上至关重要。这个问题具体说起来比较错综复杂，其大体的含义是，各种各样的市场都会引导自己的参与者进行博弈式思考，在制定市场规则的时候必须预期到参与者的决策思路。

环境保护局最开始实行的是一种双向拍卖，它让潜在的买家提交竞价，同时让潜在的卖方也提交报价。双方的竞价和报价都被封闭保存，实际的成交价格则依照如下程序来设定：首先，环境保护局会把买方的竞价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把卖方的报价从低到高进行排列，然后进行逐一配对，让最高的竞价和最低的报价编成一组进行交易，次高的竞价和次低的报价进行交易，依此类推，只要买家的竞价超过卖家的报价，配对就一直进行下去；至于最后的交易价格则等于买方的竞价，因此，每一笔交易的价格都各不相同，竞价最高的企业按照自己提出的价格和最低报价的卖方成交，竞价次高的企业也按自己的价格与报价次低的卖方成交，等等。这样的定价规则乍—看似乎十分合理，但是它会导致不合理的激励。卖方如果降低自己的报价，就可以和竞价更高的买方配对，从而提高自己得到的交易价格，所以卖方将尽可能地提供较低的报价。同时，买方最后需要支付的价格等于自己的竞价，对他们来说，压低竞价也是有好处的，最好是比他们预期的卖方的报价只高出一点点。所有参与拍卖的卖方和买方都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所有的报价和竞价都偏低。

环境保护局的拍卖设计误入了歧途：卖方的报价越低，最后得到的收益越大。所幸的是，如此低劣的拍卖设计事实上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自下而上的市场创新弥补了这一自上而下的市场设计的缺陷，在环境保护局的拍卖机制以外，很快出现了一个私人市场，从而挽救了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制度。（实际上，环境保护局也只是把自己的拍卖视为启动交易市场的一种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成功的。）中介机构扮演了“做市商”的角色，它们为自己的客户买进或卖出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有时也会利用自己的账户做投机买卖。因此，虽然在环境保护局的拍卖市场上，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的交易价格显得过低，但是人们还有私人市场可以选择。现在，大部分交易都是在私人市场完成的。

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的二级市场很容易运作，这份污染物排放权配额与那份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是在1年之内排放1吨二氧化硫的权利。由于交易对象的简单性，人们不难为污染物排放权建立起一个运行平稳的二级市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该市场的设计失误才无关痛痒，没有导致特别的损失。对于环境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来说，简单地交给市场去交易就可以了。

2001年，当一个新的电力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加利福尼亚州却陷入了一片漆黑中。批准建立这一市场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曾在法案里宣称，放松对供电产业的管制有助于“建立一个市场化的结构，并提供竞争性的、低成本的和可靠的电力服务”。可事实并非如此。

组织电力市场的尝试完全失控了，电力批发价格飚升到了原来价格的10倍，大面积的停电接踵而来。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格雷·戴维斯批评说，电力市场改革的试验遭到了“惨痛而危险的失败”。

过去，大部分发电业务都是由电力公司自己负责的，这些电力公司的生产成本往往很高。作为制度化的垄断者，电力公司可以把成本增幅部分的很高比例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人们认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可以带来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为廉价的电力。于是，为了建立电力批发市场，管理者要求电力公司把自己的发电厂卖出去。在这个新的体制中，电力公司仅仅扮演着零售商的角色，它们需要从独立的发电厂那里把电力批发过来。1996年，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签署了放松电力供给市场管制的法案，他说：“我们又拔除了一个早已过时的垄断，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竞争的新时代’。”

参议院能源委员会的主席史蒂夫·皮斯也是这个新市场的建构者之一，他说：“这可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产业改造。”作为一种商品，电力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市场绩效对于制度设计的细节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电力的储存是十分昂贵的，因此它必须按需生产。然而，根据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季节，电力的需求却存在广泛的波动。遇到需求高峰的时候，大多数发电机都在满负荷运转。在这样的时段，如果哪家发电厂还有富余的机组，就可以索要很高的价格。对于大多数行业而言，过高的价格会自然消失，因为丰厚的利润会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这一产业，从而推动价格的下降。然而对电力行业来说，即使存在长期的、高价格的推动，供给能力也只能缓慢地扩张，需求依然难以满足。原因在于建立一个新的发电厂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部分是由于工程方面的需要，还有部分原因是当地居民的反对，大家都不希望在自家的后院看到发电厂那样的怪物。

加州希望通过在线拍卖的办法来设定电力价格。每天，需要购买电力的公司会提交自己的买盘，注明它在第二天需要的电力数量以及期望的支付价格。同样，希望出售电力的公司也要提交自己的卖盘，注明卖出的电力数量和报价。然后一组计算机会对买方和卖方的报价进行计算处理，每隔一个小时就要算出令供给与需求相等的均衡价。（顺便说一下，这样的拍卖在早些年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想对众多的报价进行比较分析，核算出市场出清的价格，以及把电量分配给各个买家和卖家，必须有先进的计算机不可。）

没想到，拍卖价格却越来越高。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的发言人弗雷德·基利向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通报说：“目前，我们完全陷入了混乱，价格已经飙升到了原来的图表标尺之外。”为什么伴随着政府监管的放松，电力的供给价格会上升，而不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变得价廉物美呢？

必须承认，导致加利福尼亚电力供应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早在市场监管放松之前就出现了，我们不可能无视基本的供求规律。在电力市场监管改革前的数年里，加利福尼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就带来了用电量的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却没有多少新的发电厂投入生产，在1990～1999年期间，实际的发电能力还下降了2%。所以不论有没有电力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加利福尼亚都将面临电力短缺。尤其不幸的是，在加州实行了电力供给市场化之后，很快遭到了两个预想不到的事件的冲击。这两个事件如果单独发生，或许还都是可以应对的，但祸不单行的局面却引发了灾难性的结果。首先，降雨量和降雪量大大低于年平均水平，减少了水力发电所需要的供水，从而增加了火力发电厂对于天然气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天然气价格却出现了暴涨。

电价的提高部分是由于市场对于需求增加的正常反应，在竞争性市场中，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的边际成本（即多生产一度电需要的成本）。当需求量增加以后，最主要的电力供应者是高成本的火力发电厂，而不是低成本的水力发电厂。随着用电需求达到高峰，边际成本显著提高，因此，价格自然也会上涨。另外，随着天然气价格的上升，发电成本跟着上升，同样会导致电力价格的提高。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有时候，电力价格会远远超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政府对电力供给实行市场化之后，某些发电企业获得了单方面操纵价格的能力。格雷·戴维斯批评说，有的发电厂挣的是“黑心钱”，并抨击它们是奸商，是强盗。

戴维斯说：“很显然，某些发电厂故意限制电力的供给，以制造人为的电力短缺，并把市场价格抬高至天文数字。”这种操纵市场的做法是非法的，但是需要由法庭来裁决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要进行这样的裁决，法院需要对公司的会计记录做详细审查，并可能要动用传讯的权力。但是，不论发电厂有没有通过非法串谋来制造人为的短缺，电力价格的飞涨肯定部分是由于供给能力不足所造成的自然短缺。对于那些供电商来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玩操纵游戏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在电力需求量达到高峰以后，大部分发电厂都在满负荷运转，不能再增加多余的产出了。只有剩下的一小撮供电企业才有富余的产能，它们可以决定生产多少电力。这些关键的发电企业都非常清楚，整个电网购买的电力数量不会对价格的变动有太大的反应。于是，它们会索要一个市场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把电价抬到非常高的水平。

然而，要证明发电企业索要的价格过高却异常困难。因为发电的边际成本变动很大，在不同的时段，动用了不同的发电设备，都会对成本产生影响。如果让法院来确定发电厂的价格是否显著高于成本，那需要收集很多非常详细的资料，审查数千宗交易。经济学家塞弗林·伯伦斯坦（Severin Borenstein）、詹姆斯·布什内尔（James Bushnell）和弗兰克·沃拉克（Frank Wolak）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估计1998～1999年间，平均的电力批发价格比边际成本高了大约16%，在2000年，电力价格又飙升了500%。加州的电网公司——独立电网运营公司——估计，仅仅在2000～2001年间的10个月中，与竞争性价格水平相比，发电企业实际索要的金额超出了62亿美元。换句话说，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户居民为过高的电价多支付了大约500美元。

新市场的设计造成了运行过程的紊乱。在电力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之前，电网系统是集中控制的。从发电到向居民和企业输送电力，这一系列决策都是在政府的监管之下，由各个电力公司独立做出的。旧的体系本来可以运作下去，能够保持电力供应的稳定，只不过该体系的效率不佳，发电的成本太高了。集中控制机制有自己的局限，但是可以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运转。这样一个大州的电力供应原本就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采用集中控制的办法的确也很难达到特别高的效率。

改革推动了电力供给的市场化，在发电和配送电的环节中引进了一个市场，消除了原来的集中控制。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旧的制度撤销后，改革者没有建立起替代的控制机制。在一个普通的市场上，价格体系扮演着控制机制的作用，价格的变动可以让市场很好地运转起来。当供给出现短缺，价格就会上涨，消费者就会更加节省，于是，需求将出现下降，使短缺得到缓解。价格的变动使市场体系实现了自我校正。然而在放松了电力供给管制的市场中，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制却遇到了障碍，价格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

改革后，电力公司在批发市场上购买电力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监管机构却限定了电力公司向顾客收取的零售价格。所以当批发价格上涨时，零售价格依然保持不变，这使电力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难，购买电力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了它们从销售中获得的收入。负责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电力供应的太平洋电气（Pacific Gas and Electric）公司于2001年宣布破产，它宣称，由于飞涨的成本和固定的零售价格之间的价差，该公司总计背上了90亿美元的债务。

如果电力零售价格每月可以进行调整，以反映批发价格的波动，那不仅可以使电力公司免于债务危机，同样也可以敦促消费者节约用电：他们可能会给自己家里换上节能灯泡，养成在平时切断电器开关的习惯，并且少用空调。

如果对电力市场实行彻底的市场化，那么零售价格就不仅能每月进行调整，而是每个时段都可以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企业客户来说，可以给它们安装能分时段计价的高级电表。如果零售价格能随着批发价格的波动而调整，那就可以给电力消费者良好的激励，鼓励他们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电力消费，而在用电低谷时段增加消费。于是，企业可以在电价高的时段关门歇业，在电价低的时段加紧生产。高峰时段的电力就可以保证其他用途，比如居民用电等。

可见，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市场之所以遭到失败，正是由于人们忘记了市场设计最基本的必备条件：产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其生产成本。由于零售价格是固定的，这个体系就没有办法对短缺做出响应，没有办法让供应充足起来。

还有，当时的改革也排斥了其他正常的市场机制。监管部门要求，电力公司只能为现实的需求购买即期用电，而禁止它们与供电商签订长期供电协议。这导致电力买卖只有一个现货市场。但如果能允许电力公司提前购买用电，那将有助于缓解批发价格的每日的波动，减少发电厂在高峰时段的要价压力。这一管理失误也刺激了每日的电力价格波动。

加利福尼亚州对电力供给采取的市场化措施可谓首鼠两端，是零售价格的集中控制和批发价格的市场机制的混合体，可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只放开批发价格，而零售市场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变更，这不会产生实际意义。然而，我们并不是说加州应该把电力供给完全市场化，相反，继续维持政府对电力市场的监管是完全必要的。

原因在于，即使进行了十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电力的价格仍然有可能远远高于发电成本。在需求的高峰时段，当一小部分发电商能够控制整个供应系统的时候，它们依然可以索取非常高的价格。该产业自身的竞争不能够总是把市场价格降低到接近发电成本的水平，在电力市场上，要价过高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因此，必须采取监管措施，以约束异常的价格欺诈。

高压输电网是一种天然垄断，它不可以被交给一个完全不受监管的市场。由于电力的物理特性，电网的运行必须进行实时监控，以确保它的稳定性。发电机组向电网输送的电量必须等于电力用户的使用量。如果供电量和用电量之间发生了一个突然的、不可补偿的波动，那就会造成输电网的不稳定，甚至导致大范围的停电。因此，不论电力的零售和批发市场运行是否正常，至少电网是需要持续监管的。

某些批评家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供给市场化的改革做得还不够，应当把整个电力行业推向完全的自由市场。而另一部分人则声称，根本不应该把电力供给市场化，因为这样一个市场是不可行的。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双方也都把情况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放松管制的措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比如电力零售价格没有放开，使市场无法对短缺做出反应；但在某些方面改革又过于激进，比如没有对发电公司过高的要价进行限制。所以，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市场作用太多或者作用太少，而是市场设计的细节没有做好。

加利福尼亚州电力改革的主要教训是，不论市场化改革是多么急迫，很多操作细节仍然需要慎重考虑。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挪威和奥地利，电力供应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在那些市场上，大部分批发电力是通过长期协议确定的，而不是每日报价系统，零售价格也会随着发电成本的变动而调整，此外，这些国家的市场设计并没有像加州那样经受特别严峻的考验，因为它们的电力供应相当充足。

市场的机制设计必须非常严密，特别是在关系到重大利益的时候。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造成有害的结果，很多聪明人会想方设法钻机制的空子，为自己牟利。只有等良好的机制设计完成之后，一个新生的市场才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市场的规则对运行效果至关重要。

这个原则对大多数市场都是适用的，对电力市场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电力需求对价格的反应不够敏感，供给短缺造成的后果又相当严重，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某些时候一小部分生产商可以索要远远超过生产成本的价格。而且，这样高昂的价格却不会立即带来新的供给资源，因为新投资的发电设备可能要经过数年才能投入使用。此外，与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市场的情形不同，电力市场中不存在一个私营部门的中间商市场，没有办法修正官方市场的缺陷，因为所有电力都必须经由统一的电网传送。由于电力产品的特性，市场绩效对于它的设计异常敏感。

在分析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市场改革的失败教训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政府部门在市场设计时的无能。私营部门在进行市场设计时同样容易犯错误。对于大多数市场来说，试错法是常见的进化方式，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设计上的缺陷才能得到改正。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末涌现出了许多提供新型在线买卖服务的新公司，它们中有少数获得了成功，而大部分都衰败了。在2000～2001年的互联网股票波动中，许多不够优秀的在线交易商被淘汰出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市场设计中都会有失误，不过区别在于，政府部门的行为可以导致更加广泛的影响，而且总是暴露在新闻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只要哪里出了问题，人们很快就会知道。

1992年，瑞典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用市场力量来调度铁路运输。与其他国家一样，瑞典的铁路原来也是集中管理的。为了得到分权决策的效率——发掘市场信息、寻找最优配置方案——瑞典人希望建立一个市场，让铁路公司继续拥有铁道的所有权，而把使用权卖给提供客运和货运服务的私人公司。

这里有一个障碍：线路之间的冲突。如果铁路运行时刻表是由众多运输商通过独立的分权决策来制定的，就难免会有两辆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并导致相撞。因此，该法案的怀疑论者认为，通过拍卖的办法来制定运行时刻表是不可能的。有一位顾问说，“在这样拍卖中，并不存在独立的运力单位。每个运输商在提交报价方案的时候，都要受到其他参与拍卖的运输服务商的行为的影响。”换句话说，由于这个体系中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通过市场来确定统一、协调的铁路运行时刻表完全不可行。

面对他们的挑战，经济学家保罗·布鲁尔（Paul Brewer）和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设计出了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拍卖方案。在他们的方案中，各个运输公司都可以分别为任何一条单独的运行线路提交自己的竞价。而对于任何一条特定的运行线路，只有最高的竞价会被保留下来，其他较低的报价将被舍去。然后，一个电脑程序将对保留下来的各种竞价进行综合，编制出多份切实可行的运行时刻表，避免火车相撞、保证安全距离，接下来，这个电脑程序会把各个运行时刻表的总竞价分别加总出来，并且宣布竞价总额最高的时刻表为暂时的胜出者。这样的过程会反复进行，在新一轮的竞价过程中，所有竞价者又可以重新参加。竞价、综合、编制和汇总比较的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没有人提交新的竞价为止。到那时，总竞价最高的火车运行时刻表将被最终采纳。

在模拟试验中，这个拍卖方案得到的列车运行时刻表比用中央计划制定出的列车运行时刻表有更佳的表现。因为在拍卖过程中，铁路运输公司通过竞价把各自掌握的需求信息反映了出来，运行线路将会被授予那些能够从运输中赚取最大价值的公司。外部性——相撞的风险——是存在的，它意味着决策权力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体系，还需要某些集中协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利用分权决策的好处。在约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进行市场机制的设计时顾及到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可以了，因此，需要通过专门的计算机程序来产生切实可行的列车运行时刻表，挑选可以相互搭配的竞价组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拍卖机制得到了精心设计，那么市场本身完全有可能解决巨大的外部性问题。

在充当商业竞赛的裁判时，政府的声名一向不佳。政府经常需要做资源分配的决策，比如说决定把公共资源的使用权交给哪家企业，而人们总会怀疑它的判断力。相反，如果让市场来负责进行资源配置，挑选竞争的胜利者，那政府只需要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就可以了。如果有了良好的机制设计，竞争性市场完全可以揭示出决定资源分配所需要的信息。

对于电力供给和污染物排放权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来创造新的市场，把运行需要的规则详细地阐明出来。就特定的单一产品市场而言，这些都可以实现。然而，设计一整套完整的经济体系，包含众多相互联系的市场，却是一个比单个市场的设计要艰巨得多的任务，下一章就将转入这方面的讨论。

[1]在理论上可以设计出一套机制，让公司透露它们掌握的私人信息，例如巴伦（Baron）和迈尔森（Myerson）（1982）的研究就提供了这样的办法。大致意思是要求工厂披露自己的污染治理成本信息，给那些成本比较低的工厂提供补助（同时要求它们完成最多的污染治理任务），而向成本更高的工厂征税。不过，这套机制很难付诸实施。

第十五章
呼吸自由的空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市场经济重新建立了起来。而在英国和新西兰这些原本就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私有化的推进和管制的放松也极大地拓展市场的作用范围。从国家控制向市场机制的转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实验，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关于市场运作的许多知识。

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对那些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而言，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同样适用。

然而，在那些亲身感受了改革过程的人们看来，这样的转轨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论改革是否势在必行，其实施总是充满艰难。那么，是否能找到什么捷径，让人们可以纠正一个过度管制的经济体的无效率，而又不至于使社会遭受太大的痛苦呢？下面我们将对新西兰、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国家迥异的改革经历进行比较，来看看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市场，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

一个暮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怎样才能走上转轨之路？前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主张采用“休克疗法”。他说：“你应该将经济改革看作跨越一道壕沟，小步走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只有大步飞跃，才能一举到达彼岸。”他是在对越南进行访问时说这番话的，如果遇到其他国家的改革者，他当然也会提出同样的建议。

然而，休克疗法远远低估了改革任务的艰巨程度。经济生活是一个复杂的、难以预测的体系。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以为整体经济是很容易控制的，在这方面，它就像先前的计划经济倡导者一样幼稚，一样充满讽刺。“大步飞跃跨过壕沟”的方案在实践中注定要失败。设计一个整体经济体系绝不像设计单一产品市场那样简单。在整体经济的设计中，人们往往既不清楚自己要去向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到达目的地。

新西兰从来没有实行过整体的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在此前的50年中，它的经济却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干预。于是，1984～1992年，新西兰对自己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与其他任何发达的民主国家相比，它的改革都更为快速、更为深刻。结果，新西兰从一个管制最多的发达经济体变成了管制最少的国家之一。在改革起步的时候，新西兰就拥有一整套可以支持市场运转的制度体系，大部分产品价格是自由波动的，大部分经济部门也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新西兰为“休克疗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

改革的动力起源于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和预算赤字的居高不下。1950～1980年，新西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从世界排名第3位下滑到了第22位。于是，改革成了大势所趋，而且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快速采取措施是完全可行的。然而，改革却迟迟不见成效，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成本。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旦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冲击，新西兰政府就会下意识地对进口、价格、工资和利率等采取管制措施，对市场的束缚越来越多。许多资源的分配权都控制在政府官员或者由政府批准的垄断商手里。例如，小麦就是由小麦委员会（Wheat Board）控制着，它可以决定给每家面粉厂分配多少小麦，以保证大家都能获利，结果面粉厂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实际需要量的2倍。长途运输业务被国有的铁路公司控制着，任何超过150公里的货运都要经过铁路部门的同意。种苹果的人不能够在自家的农场门口销售苹果，因为那样做会破坏苹果生产商行业协会的垄断。商店开门的时间有严格管制。人造奶油必须做成让人倒胃口的灰白色，因为有人认为黄色的人造奶油会给黄油生产商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一切都如新闻记者玛西娅·拉塞尔总结的那样：“你可以从事哪些行业，你可以收取什么样的价格，你的工作时间，你的工资，你可以买什么商品、在什么时候买，这一切的一切都由国家控制着。”

实业家艾伦·吉布斯讲述过一件轶事，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西兰旧经济体制的古怪。为了增加就业，政府要求市场上销售的电视机只能在当地进行组装。当吉布斯到日本去购买电视机零部件的时候，他的来意受到了当地人的怀疑。由于生产线的特殊性质，日本的电视机制造商无法提供现成的零部件，只能在生产线的末端另外安排工人，让他们把已经制成成品的电视机拆开，才可以给新西兰人供应零部件。迫不得已之下，吉布斯的公司花了比整机多5%的价格来购买那些零部件，运回新西兰。这些零部件在当地专门建立起的工厂里重新被组装成电视机，然后以相当于世界市场两倍的价格出售。

如此低下的生产效率反映了市场的扭曲，各种政府补贴、价格管制、进口限制和关税都会带来市场的扭曲。在新西兰的各产业部门里，这些扭曲的影响都很严重，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价格体系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低下的生产效率还反映着激励的扭曲，劳动力市场是集中控制的，人们拥有强制性的工会成员身份，工资水平依据职务而不是业绩来决定。最高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率达到了66%，极大地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除非逃税。对于一个人口这样有限的国家而言，限制进口就意味着在许多行业中只要有一两家公司，就足够为市场提供所需的全部商品了。例如，新西兰市场上只有两种品牌的洗衣机，而且还是同一家企业生产的。吉布斯说：“在那时，进入任何一个经济领域都需要获得批准。而一旦你获得了许可证，就意味着很好的保护，因为没有人能闯入你的产品市场。”由于缺乏竞争，各公司都没有动力去开发创新和降低生产成本。

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新西兰陷入了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府赤字加重以及贸易失衡和外汇不足的危机。可以说，此时的新西兰经济已处在苟延残喘之中。改革终于到来，并且涉及很多领域。除了宏观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以外，政府还对市场机制的设计进行革新，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减少国际贸易壁垒；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开放市场竞争，然后将其私有化；取消价格支持政策和其他对农业的干涉措施；在自然资源的管理中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修改劳动法，让个人劳动协议在劳动力市场上成为主流。

这次改革在新西兰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它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混乱。在改革期间，失业率飙升，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困现象增加，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无家可归的人。贸易联盟组织（Trade Union Federation）抱怨说：“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加剧了新西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法律学教授简·凯尔西说，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使新西兰变成了“一个极不稳定的、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新西兰的居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在启动改革的前8个年头里，国民经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当然，漫长的转轨时期过去之后，经济增长率开始有所提高。20世纪90年代前5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以上，但后来又很快回落到2%～3%的水平。

既然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大势所趋，那为什么我们迟迟不能见到成效呢？经济停滞的大部分原因恐怕在于改革前的错误政策，而不是改革本身。前几届政府一再拖延，坐失良机，这意味着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可能阻止经济萧条的发生。然而，改革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转轨过程极其痛苦的一部分原因。

在新西兰的改革中，最迅速、最明显的成果是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成功地恢复了预算平衡，打破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补前任政府的不平衡预算政策造成的伤害，那些使宏观经济恢复稳定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它们却会妨碍国民经济对其他改革措施做出灵活的反应。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这方面的痛苦是难以避免的。引入改革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更少的政府干预，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都需要为适应新的环境做出巨大的调整。新的市场运营方式、新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商业经营手段需要发展起来，取代原来的体制，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许多新西兰企业的生产效率都非常低下。由于长期受到价格和利润管制，又得到政府的进口保护，它们过去面对的市场竞争非常少。改革打破了这种平静，使各个公司不得不紧张起来，进行业务重组——它们纷纷改变原有的商业模式，尝试新的产业领域；重新编排公司的内部机构；给工人提供更有效的激励；招聘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的经理人员；加强财务监督；发展新的业务伙伴；培育新的顾客和供应商网络，等等。

公司对新的市场激励做出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减产。它们会对自己的产品种类重新进行合理化设计，关闭成本比较高的工厂，集中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的成效才显示出来，企业才开始从事新产品的生产，致力于有关的技术开发和市场研究。高层管理者的流动性也增加了，有证据表明，新来的经理人总体来说比他们的前任更加胜任自己的岗位。在企业里，不论是个人的薪水还是团队的奖励政策，都更多地与业绩表现挂钩。企业普遍简化了管理层级，成功瘦身。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开始寻求业务外包，使自己的业务更加专业化，更有效率。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新西兰的企业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生产水平随之得到恢复。可见，国家政策的转变可以非常迅速，但产业界对此的反应却需要一个过程。

整体来说，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配置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进，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西兰的企业经过“瘦身”之后，关闭了成本较高的工厂，集中力量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竞争加剧的状况。贸易壁垒的减少则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所增加，推动了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加速了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的发展。公司化和私有化则使原来的国有企业提高了运营效率。改革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改革对经济之外的领域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给整个国家增添了活力。在改革开始之后的第12年，新西兰总督凯瑟琳·提扎德说：“这块土地沸腾起来了，改革带来的活力随处可见。”

改革通常都是非常艰难的，新西兰改革的困难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是，“休克疗法”无疑是新西兰的正确选择，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必须采用根本性的激进措施。一般来说，人们反对使用“休克疗法”的主要理由是，它会妨碍必要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但这个问题对新西兰并不适用，因为所有这些制度规范在改革前都已经到位了。新西兰的改革方案设计得是不错的，然而，过渡到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的过程依旧十分痛苦和缓慢。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俄罗斯采取了“大步跨越”的改革策略。它的“休克疗法”包括三个部分：平衡政府预算、迅速解除价格管制、对企业实施快速私有化，其目的是瓦解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俄罗斯改革伊始时说：“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挑战之一。”

1992年元旦，俄罗斯政府废除了对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只保留了对能源和运输部门的控制）。从1992年10月到1994年6月，政府向公民发放了认股权证，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在这场令人震惊的规模空前的资产转移中，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企业（总计大约15000家）在顷刻之间变成了私人所有。政府实现预算平衡的决心一开始也非常坚定，虽然后来有所动摇，但最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992年，通货膨胀率曾高达2500%，到1996年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到22%，当然高通货膨胀率依然还有再次爆发的危险。

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处在随时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对于政府来说，在各个方面全面推进改革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负责推动改革的副总理安纳托利·丘拜斯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说：“对于改革而言，渐进式的方法无疑总是最好的。然而，它对像俄罗斯这样处在崩溃边缘的国家，就不适用了。”不过，某些对“休克疗法”热情更高的支持者却不喜欢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来找理由，他们就是固执地认为，休克疗法是适用于任何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

俄罗斯的改革非常不得民心。有这么一则广泛流传的讽刺笑话，“共产主义者告诉我们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但不幸的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却都说对了”。1997年，在一项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中，70%的俄罗斯人认为“私有化政策带来的主要是不好的影响”。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休克疗法”是美国为摧毁俄罗斯经济而策划的一个阴谋。

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94年，也就是改革的两年之后，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只有1989年时的一半多一点。官方公布的收入水平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真实的下降程度，因为某些在改革中新诞生的企业属于地下经济，意在逃避贿赂和税收。这些企业产生的收入都没有进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即使经过修正，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出现了严重的下降，并且带来了预期寿命的降低和破裂家庭数量的增加。

生活水平的下降，部分是由于共产主义体制留下的不可避免的后遗症：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以及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等。但是也有一部分困难——不可能知道具体是多少——应该归咎于“休克疗法”的第一个政策，即尽快实现政府预算平衡。前任政府的开支远远大于收入，因此，后来的政府为了实现预算平衡不得不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此外，“休克疗法”的另外两个部分——价格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也是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价格自由化政策开始推行的第一天，食品价格就上涨了250%。绝大多数人的薪水却没有相应增加，所以很多人突然间发现自己变成赤贫——他们一生的积蓄现在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很多人只有靠自己种植作物才能维持生计。

在实行自由化以后，物价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其原因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制定的价格太低了，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上，当价格上涨时，产品的供给自然会增加。但是在1990年的俄罗斯，市场机制还非常不健全，价格的上涨反而导致了产品供给的大幅下降。由于通货膨胀，大部分制成品的卢布价格都在上涨，但对于劳动力和能源这两个主要的生产因素来说，它们的卢布价格却没发生太大的变化。1993年，产品价格对工资的比率比1992年高3倍，到1995年，这个比率提高了10倍。产品价格对工资的相对比率的提高本来应该带来更多的产出，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产出在1992年，也就是“休克疗法”实行后的第一年下降了19%，到1993年又下降了12%，1994再度下降了15%。多年之后，总产出才开始回升。价格自由化推行的结果印证了“休克疗法”的缺陷。如果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那么价格自由化就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

在改革初期，俄罗斯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它们必须进行彻底的重组，才能适应价格机制的作用。这些企业需要制定更好的决策程序，建立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制度以及现代化的核算体系。它们还需要获得融资，以支付重组的费用，开发新产品，寻找新的客户。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宣称：“大多数问题都能通过快速私有化给予解决。”但不幸的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在波及全世界的私有化热潮中，从英国到马来西亚再到墨西哥，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都将自己的国有企业转为了私人所有，大多数转型都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私人所有权产生的激励带来了更好的生产绩效，只有俄罗斯是个例外。在实现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企业并无多大的重组进展，因为在私有化措施实施了很多年之后，有关的市场支持体制才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中，私有制并非促进生产发展的唯一因素，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市场压力——来自股东、股票市场、顾客和竞争者的压力——来约束经理人的行动。

刚刚诞生的俄罗斯私营企业缺乏这些压力。苏联的决策者通常认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因此许多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到私有化之后，它们依然感受不到正常的竞争压力。在某些行业中，也存在多家企业，但那里的竞争机制同样发展得很缓慢，这是因为获得市场信息的渠道很少，企业很难争取到新的客户。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到了内部人手里：在通常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的经理和员工会得到大约三分之二的股份。在职的经理人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来自外部的股东则很难对他们施加影响。另外，俄罗斯缺乏有效的破产法，这意味着对不称职管理者的最后一道管束也消失了，在企业陷入困境之后，他们依然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持。丘拜斯在1994年说道，私有化并没有改变经理人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他们保持着原来的本能、习惯、关系，同样地卑躬屈膝。几乎没有一个经理人不跑过来向政府求助，不希望与高级官员建立个人联系，不到处寻求补贴、税收减免、配额和特权”。

俄罗斯生产产出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休克疗法”破坏了公司之间原来的业务联系。在任何经济体中，制造业都是需要高度合作的产业，每个企业都是根据其他企业的特定需要来安排自己生产的产品。在改革之前，谁生产哪些产品、出售给谁，这些都是由计划制定者安排好的，虽然说其中的许多匹配并不那么恰当。改革开始后，企业突然发现它们可以自由选择更合适的贸易伙伴了。但是，重新建立业务联系并不容易，寻找新的贸易伙伴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在此期间，企业可能不愿意进行投资，因为它们还不知道要为谁生产，以及生产哪些产品。在产品市场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人们还需要时间观察、等待。

生产过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影响进一步扩大。比如说，汽车的生产就需要许多企业参与，共同完成制造。如果说在这条供应链上，每一个环节中只有一家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没有其他企业的竞争（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情形那样），那么一家公司的失误就会影响到其他许多公司的业务。假如某家企业由于缺乏重要的零部件供应，无法为自己的顾客提供产品，那就会拖延它的客户对下游企业的供应。芝加哥机场附近出现的大风暴，有时会导致纽约到达拉斯班机的延误，因为该航班按照计划要先经过芝加哥。与此相似，两家企业之间业务联系的断裂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班机发生延误也许花上几小时就能得到解决，但是企业要重新建立供应链，有时却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体制的真空。私人所有权是重要的，但仅有所有权的改革还不足以使公司有效运作，良好的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同样必不可少。休克疗法启动了大规模私有化，却没有给市场支持体系的建立留下充足的时间，它推翻了旧的体制，却另外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才逐渐建立起新的体制。这场改革推进的速度过快了，超越了经济体自我调整需要的限度。

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中国人并没有尝试跃过任何壕沟，而是采取了渐进主义式的改革，他们成功了。与俄罗斯人在改革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相反，中国保持了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1980年以来的20多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8%的高经济增长率。改革带来的收益被广泛分享，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新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大量就业岗位从国有企业转移到私营部门。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都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了。可以说，中国实现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的、没有太多痛苦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是很特别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那样，农业改革收获了巨大的利益，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可以转移到制造业。当时，中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业部门，他们的解放给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假如不是这样，中国的改革之路可能会坎坷得多。不过，中国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功于农业。

“休克疗法”的三大措施之一是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与俄罗斯非常相似。过高的通货膨胀会使企业重组和市场重建的一切努力都大打折扣。但是，宏观经济实现稳定本身并不会产生经济增长。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还意味着激励机制和财产权利的转变。在“休克疗法”的另外两个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俄罗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快速私有化，而中国则是缓慢地前进；俄罗斯采用了激进的方式来实现价格自由化，中国人则是悄悄地放松着管制。

中国的价格改革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必须把自己的产品以既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改革开始以后，计划体制的部分依然存在，但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它们可以把额外的产量直接投放到市场。于是，产品有了两个价格：市场价格和官方价格，市场价格一般要高于官方价格。而且，国有企业直接投放到市场的产品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

在存在两个价格的情况下，一家企业生产多少、用什么原材料、需要进行哪些投资，这些决策都不受国家安排的产出指标的影响，因为它们的总产量总是大于产出指标的。对这些决策会产生实际影响的乃是计划外的产品的售价，即产品的市场价格。价格改革虽然是渐进式的，但是双重价格体制立刻对企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它使企业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主体。价格双轨制避免了“休克疗法”中经常遇到的供应链断裂的问题，国有企业可以生产计划外的产品，从市场上购买计划外的原材料，新的企业业务联系得以成功发展起来，同时，原有的业务关系也保持了稳定。

然而，价格双轨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双重体制下，一些神通广大的人，比如说高干子弟，很容易非法牟取暴利。他们以比较低的计划价格买进商品，然后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卖出。人们对这种腐败行为非常愤怒，甚至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价格双轨制是为了保持改革的平稳推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就应该被单一的市场价格所取代了，而不是要等到90年代早期才采取行动。双轨制存在的时间显得太长了一些，但不可否认，它使价格改革取得了成功，并避免了经济秩序的重大扰动，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

对于国有企业，中国人没有急于推行私有化，而是继续将其控制在国家手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私有化的企业都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国有企业却没有停止自身的重组，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许多国有企业原来的效率非常低下，改革给它们带来了一系列激励，促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政府允许企业留存一部分收益，用来奖励职工或者提高员工福利，例如住房与医疗，以及用于投资新的厂房设备。经理人的待遇需要和企业的业绩挂钩，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还会要求经理们提供抵押，企业如果经营不好，就会把抵押物罚没。相应地，经理人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组织生产，并且可以给工人发放奖金。新的经理人聘用机制引入了，管理层的新陈代谢速度大大加快，结果是明显提高了经理层的素质。随着激励机制的强化和组织结构的改善，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效率和以往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没有把眼光死盯在私有化上面，而是注重新企业的培育。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新兴企业还没有显山露水，但它们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在12年以后，它们的产量就占了整个工业产出的一半。虽然合同法规不完善，财产权利不清晰，资本市场不健全，但企业家们依然茁壮地成长起来。

这些新企业有着全新的组织结构，它们中很多都不是纯粹的私营企业。在任何一位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公司控制权”概念的人看来，这些中国企业看上去非常奇怪。它们很多都设立在农村地区，由乡村政府经营。它们的所有权关系很不明确，也没有清晰的剩余处置权。它们没有什么正规的公司治理手段：没有来自股东的约束，也没有被收购的危险。用我们常见的理论去判断，这样的公司是没办法存活下去的。但事实上它们运作得相当好。

这些乡镇企业非常好地适应了转型时期特殊的经济环境。它们不需要进入信贷市场（当然，事实上也不存在很好的信贷市场），因为企业的所有者——地方政府——拥有在当地筹集资金的权力。企业虽然采取了公有制，但它们运营的效率却很高，因为这些企业都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生存下来。这些新型企业是中国在启动改革之后最主要的动力源泉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在经济改革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了20年之后，中国的民主建设依然需要继续努力，人民的政治权利仍有待改善。然而，尽管有这么多问题的存在，10亿人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3倍，这本身已经是非常伟大的成就了。

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经历大相径庭。中国的改革使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罕见的高增长速度，并持续了20多年；但是在俄罗斯，改革之后国民收入却骤减。两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当然很不同——中国是贫困的农业大国，而俄罗斯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工业国家，这或许能解释改革结果的部分差异。然而，更多的不同却是由于它们采用了迥异的政策。

中国和俄罗斯最明显的不同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在整个改革阶段，中国一直保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俄罗斯却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政治上的这种差别可以解释一切吗？政治体制存在的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无法为我们提供一般性的经验？中国是否必须保持原来的政治体制，才能走上这条改革之路？还是说，在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体制下，也一样能取得那样的成功？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经验与具体的政治体制是可以分离的，如果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也可以选择一条类似的改革道路。

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府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施的。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人们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政治壁垒，改革者们必须组织一个赞成改革的政治同盟，他们需要参与许多具体的政治活动，以保证自己制定的政策能够付诸实施。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扬弃之后，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执政党保持自己合法性的主要依靠。对改革的政治支持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推动，而是来自早期的不断积累的改革成果。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政府的活跃程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矛盾的，新兴的俄罗斯民主政府选择了一条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进行干预的改革之路，而传统政治体制下的中国却选择了一条不需要强大的国家进行干预的道路。休克疗法的支持者、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说，“‘休克疗法’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最难的条件，在于拥有一个强大而合法的国家。”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依据总统令实施的（国会只需要通过最基本的法案就可以了）。改革需要快速进行，“休克疗法”意味着充分论证和深思熟虑的民主过程都被忽略了。

在俄罗斯，政府控制着或试图控制着转轨过程，而在中国，政府却表现得比较被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撤销禁令：撤销禁止农民耕种自有土地的法令，废除阻挠企业家们开设新公司的禁令，以及取消禁止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禁令。政府保留了维护经济活动继续进行的现行体制，允许人民在旧体制的周围创建新的经济组织。自下而上的变革推动着中国的改革不断前进。新的经济成分主要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他们创立了新企业，引进了新的经营方式——而不是靠政府强加的变革带来的。

当然，改革同时也需要采取一些自上而下的措施，事实上，政府提供的支持很可能是不足的。在纠正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法律体系方面，政府的行动显得过于迟缓，而且毫无疑问，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许多配置不合理的投资。还有，私有化也被延误了太长时间。但中国的成功表明，一个转型经济并不需要毕其功于一役，它完全可以通过一些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建立临时性的组织来推动改革前进，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特殊企业组织，它在西方的经济实践和教科书里是没有先例的。

对于计划经济而言，改革开始的时候总是伴随着不合理的价格、效率低下的公司，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但这些不足也为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就像中国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把某些激励和竞争机制引入到一个高度扭曲的经济中，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究竟哪一种激励机制能够在特殊的经济转型环境中发挥作用，这是很难预测的。因此，改革需要采取谨慎的试验性的做法，如果某些机制可以发挥作用，但并不符合传统理论，那也要学会接受它们。这些特殊的权宜之计是不太可能被财政部发现的，更不用说世界银行或西方国家的大学了，首先采用它们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生活在当地的普通人。

“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还存在一个显著区别，即是否依赖外国人的建议。俄罗斯从西方国家的律师、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那里听取了许多建议，应用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改革方面。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俄罗斯的改革，也提供了价值23亿美元的技术支持和外汇。相反，中国人却很少向外国的专家寻求建议。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人更加敌视外国人，或者俄罗斯人的思想更加开放，而是由于改革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中国，许多重大决定都是在地方上做出的，与莫斯科相比，北京的中央政府较少去征求专家的意见，因为他们需要做的决策本来就少得多。

在回顾改革前8年的成果时，邓小平说：“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我以前不曾预料到的，其他同志也没有想到。这太让我们吃惊了”。

有理由认为，这些新兴企业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它们成了改革的重要动力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乡镇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社会需要的消费品，盘活了储蓄资金，结束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它们壮大了新生的市场经济的力量。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言，它们的成长“并不是中央政府的功劳”。邓小平还承认，许多改革者并没有预先看清楚自己所推动的改革的本质特征。

从表面上看，乡镇企业是一种奇怪的公司组织形式。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所有权制度，然而中国在走上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之路后，却建立起了更多的公有制企业。事后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企业获得成功的原因：每家企业在产品市场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同行竞争的压力。还有，这些企业是地方政府所有，它们可以不通过金融市场来获得融资，但如果经营不善，则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挽救。企业往往和地方的党政干部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官员们本来可能成为改革的障碍，但是当他们可以从新兴的地方经济中获得好处时，就会变成同盟军。因为害怕失败，经理们会千方百计地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不过，以上这些解释都是“事后诸葛亮”，改革之初，谁也没有预见到这些企业的巨大成功。

乡镇企业的例子揭示了任何深刻的经济改革计划都具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改革的不可预见性。改革是很难被事先设计好的，因为我们并不能预测哪种政策会起作用。改革者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们必须为转型经济设计新的制度（专家们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如建立私人所有权、起草合同法、建立金融监管制度等，这些都需要自上而下的决策。但中国改革的例子说明，改革也要允许某些解决方案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人们要乐于接受事先没有看好的创新做法。中国的经验还进一步说明，并不需要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就自上而下地把所有的机制都建好。

当通常的市场体制缺失或者出现失灵的时候，人们往往可以设计出可行的替代方法。例如，在合同法不存在时，人们可以发展出关系型的契约，同样能保证交易的进行和信用的遵守。如果信贷市场不存在，企业就可以利用商业信贷或者利润留成来扩大投资，而且与可以获得信贷的情况相比，市场与企业家的素质还会更加健康。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虽然并不存在许多平常认为的市场活动的先决条件，但经济体依旧会发展得很好。

然而，自下而上的机制也有其局限性。有的体制不可能产生自下而上的替代品，如产权就需要得到政府的保护，而腐败常常会导致经济出轨。这样的保护是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实现的，因为法治意味着对权力上层的人进行约束。还有，自下而上的机制在大型企业中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许多转型经济中，新创立的小企业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至少在那些腐败现象尚未失控的国家），而私有化以后的企业的业绩却往往非常糟糕，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不同表现的一个原因就是规模。大公司必须有市场体制的支持，当它们遇到复杂的经济纠纷时，必须有一个成熟的法律系统，这只能由国家提供。一个企业要想扩大规模，从规模经济中获利，它就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同时伴随着比较漫长的回报期。这样的投资特别需要法律的保护，以防止政府或其他公司侵犯自己的利益。另外，如果立法不健全，企业就会更多地与熟悉的业务伙伴往来，而不会同陌生的企业打交道，这会限制客户和供应商的范围，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要让经济获得发展，自上而下的规则是必需的。然而，在转型的初级阶段，可以有许多自下而上的机制，它们在支持市场交易方面表现得异常出色。事实证明，在试验中摸索着前进要比事先制定宏伟蓝图的做法效果更佳。

在推行市场改革的时候，各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新西兰是一个富裕但存在过度管制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农业国家。尽管有这些区别，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它们都需要重新设计市场体系，需要重组现有的企业，鼓励创建新的企业，再造劳动力、产品和金融市场——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像《伊索寓言》中乌龟对兔子所说的那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会战胜一时的速度优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快到达市场经济的一种方法。同样是在改革开始后的第8个年头，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要比俄罗斯的好很多。1986年，中国的农业实现市场化，一大批新兴企业茁壮成长，产品价格基本正确地反映了成本的差异，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在所有这些方面，1986年的中国都要领先于2000年的俄罗斯。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快的方法，不是一味疯狂地打破旧体制，开创新局面，以及颁布各项改革指令。而是应该让新的经济成分在旧经济周围发展，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好让人们开创新的经营方式。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休克疗法”也能起作用。就像新西兰，市场发展所必需的机制已经存在——明确的所有权、完善的合同法、活跃的金融市场——阻碍“休克疗法”的主要因素已经消失。

运作良好的市场有赖于正式与非正式管制的完美结合。在政府为市场制定规则的时候，市场参与者也应该参与进来。一个经济体不能只依靠来自上层的设计。如果政府可以把改革完全计划好，那么它早就把计划经济搞好了。

第十六章
对抗贫困的勇士

1999年12月，众多人权活动家、工会会员、革命家、宗教团体成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聚集到了西雅图的大街上。将这些毫不相关的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他们对全球化的仇视，当时，世界贸易组织正要在西雅图举行一次重要会议。

示威者们把大街变成了舞台。歌手、说唱艺人、舞蹈家、魔术师们纷纷加入，为人们表演助兴。环境保护主义者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打扮成海龟和海豚的模样，还有一个扮演着被“转基因”异化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套着黑衣，用围巾遮住自己的脸，然后砸碎了麦当劳餐厅和耐克专卖店的窗户玻璃，原因是，在他们眼中这两个企业都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象征。接下来，警察出面干预了，可能由于反应过激，街头对抗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为了控制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警察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还动用了橡皮子弹和警棍。混乱的场面连续多天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中。2001年6月，意大利热那亚又爆发了一场类似的骚乱。此后，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出，那些全球化的反对者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的公共关系部门都没能实现的任务，他们让经济学的研究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在这些示威者看来，全球化乃是万恶之源。它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环境恶化，跨国公司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民族文化被同化、走向消亡，等等。全球化意味着孟加拉国的儿童每天要为制造足球辛苦工作很长时间，意味着萨尔瓦多的妇女要在血汗工厂里缝制牛仔裤，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要在炎热、没有空调的作坊里呼吸有毒的挥发气体，去生产运动鞋。来自印度的社会活动家纨妲娜·希瓦宣称，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强加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中的穷人身上的公司殖民主义（Corporate Colonialism）”。

全球化是由于世界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产生的，技术变革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个浪潮的前进速度。由于有了集装箱货轮和巨大的喷气式飞机，货物的运输成本直线下降，电脑网络更是瞬间就可以实现资金的转移。另外，官方政策的改变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政府纷纷废除贸易限制和对外国投资者设置的壁垒。全球化甚至改变了它的反对者们的组织方式：通过互联网，全世界的反全球化人士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让我们来认真考察一下让反全球化人士倍感忧虑的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那些反对人士提出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论点，就像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抗艾滋病药物的情形那样，他们认为，如果把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引入发展中国家，将会损害那里的穷人的利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世界上的穷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吗？许多国家陷入贫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一半的人，也就是大约28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让西雅图的抗议示威者们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只要有绝对贫困现象的存在，童工、血汗工厂、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除。

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其悬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是美国人的1/10，印度人只有美国人的1/14，坦桑尼亚的情况更为极端，那里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人的1/60。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美国人在不到一个星期里所花的钱，足够坦桑尼亚人维持一整年的生活了。（以上的比较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出来的，它考虑了各个国家生活费用的差异；如果没有进行这种调整，各国间的差别还会更大）[1]。

根据双子咨询公司（Gemini Consulting）的调查，世界上的百万富翁有700万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一，他们拥有的总资产达到25万亿美元[2]。那些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的穷人大多数住在非洲和亚洲，而大部分百万富翁来自西欧和北美。世界上最穷的28亿人的年度总收入大约为1.5万亿美元。我们假定，百万富翁们每年的消费支出占他们的财富总额的6%（可能有所低估），那他们的消费开支也将是1.5万亿美元。这就是说，占世界人口总数0.1%的最富的人所消费的财富，相当于占人口总数45%的最穷的人的总收入。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减轻贫困的痛苦吗？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假设百万富翁们的财产被全部没收，然后分配给那些每天收入少于2美元的穷人。25万亿美元除以28亿人，每人将得到9000美元。

这种彻底的重新分配需要一个独裁机构来执行。有很多制约因素导致它是不可行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征收100%的所得税将会彻底压抑任何赚钱的动力。因此，上述方案并不现实。但先把这些原因抛开，就算再分配是可行的，它也不会消除贫困。9000美元对坦桑尼亚人或孟加拉人来说可能算是很大一笔钱了，但这是一次性分配的结果，因为在我们的实验假设中，财富已经被全部没收了。如果获得这笔钱的人将这笔意外收获用于投资，且每年能从中获益10%，那么除了已经得到的那笔9000美元以外，他们每年的收入将达到1500美元——不过相当于阿尔及利亚或厄瓜多尔现有的收入水平。所以，虽然这种再分配的方法能明显地减少极度贫困，但贫困的现象不会有根本的改观。

全球的贫困不能靠平分财富来解决。穷人的人数比富人多出太多，收入差别也太大。就算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大规模的全球性再分配方案，贫穷国家能从中得到的好处也十分有限。因此，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世界的财富总量。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国家收入的增加。减少贫困需要增长好像是同义反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减贫的效果还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人们之间的分布。

经济增长通常是有成效的：它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美国人现在的平均收入是一个世纪前的6倍。1900年，美国一个普通家庭所住的房子只有现在的两个车库那么大。那时，人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生活必需品上；而现代人在收入的支配上可以随意得多。1900年，美国人平均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食品，到200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七分之一。在今天的美国和西欧，普通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20世纪以前最富裕的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

可喜的是，不仅是西方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在变好。大多数国家——不论富国还是穷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经济都保持着增长。比如，印度在1950～1980年间就维持着缓慢但稳步的增长（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大约为1.5%），在1980～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更快（大约为4%或者更多一些）。结果是，200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已经是1950年的两倍多。

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在增长，但是各自的增长速度却很不平衡。20世纪初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大都维持了稳定的增长，但起步就比较穷的国家则走上了各自迥异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有的国家保持了稳定的进步，但有的国家却没有多少增长，甚至完全止步不前。历史上的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这些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许多国家之所以贫穷，正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增长。所以，要改变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就必须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样的目标是可以做到的。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四个小经济体的成功，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博茨瓦纳。1960～1990年间，这五个国家或地区以平均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每过12年，它们的人均收入就能翻番（你用72除以年增长率，就可以粗略地算出过几年可以使收入翻番）。到2000年，博茨瓦那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平均水平的7倍。博茨瓦纳是幸运的，它拥有丰富的钻石矿藏资源；但是它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功于幸运，因为拥有丰富矿藏的其他许多国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发展。

新加坡的例子显示了指数型增长的潜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人均收入仅为500美元，相当于2000年时3000美元的水平。不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基础，该国的前途都一片渺茫。当时新加坡刚被马来西亚联邦拒绝，面临一场政变的威胁。那里没有自然资源，工业产业也不多。但是在克服了起步阶段的这些困难之后，新加坡步上康庄大道。2000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30000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自豪地说：“我们是从一贫如洗走到今天的。”

大多数贫穷国家的发展速度要比新加坡慢得多，但是它们的境况几乎都有所好转。然而，还是存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像圭亚那、乍得、马里和赞比亚等，它们的国民收入却出现了下降。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在一个给定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对人们的不同影响。谁能够从增长中获利？增长是有利于穷人，还是只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必须看一看真实数据。

歌德讲过：“有人说，这个世界是受数字控制的。可我只知道：数字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被控制得比较好，还是被控制得很糟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实证主义，大量数据摆到了每一个经济学家的桌上，新的统计方法也造就出更有力的分析数据的方法。然而，许多经济事实并不是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从数据中得出结论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判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判断的存在，人们会产生不同意见。所幸的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成就是拥有精密的统计技术，它可以缩小需要判断的范围。

数据分析带来的一个成果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研究人员收集了相当多的数据，涉及许多国家以及多年的情况——包括经济增长率、投资水平、入学率、人口出生率、腐败与法制指数、贫困率等——都被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情况。今后，我们还将看到这些研究发现了哪些经济增长的源泉。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数据反映出经济增长对于穷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如果增长的成果能够比较均匀地分配，那么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保持5%的增长速度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要求所有人都保持步调一致。在研究经济增长对个人的影响的时候，经济学家常常会使用两个不同的指标：贫困和不平衡。贫困是一个绝对指标，即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人的数量。而不平衡是一个相对指标，它是指贫富差距的程度。

衡量不平衡有多种方法，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占人口比例20%的最穷的人的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时候，人们也会用某种主观的标准来衡量贫困与否。在研究全球的贫困状况时，一般会以日平均收入低于1美元或2美元为贫困线。富裕国家则会把自己的贫困线标准定得更高。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将年收入少于17761美元的四口之家定为贫困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数字。一方面，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却感到无法想象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少于20000美元，他们该怎么生活？

再来看看贫困与不平衡这两个指标的差异。假设有一个印度的佃户，他的收入仅够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在过去的两年里，他的收入提高了12%。他的境况得到改善了吗？从贫困标准来说，他的生活的确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他可以为自己的家庭买更多、更好的食物。但是，从不平衡标准的角度来看，印度人的收入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还取决于富人收入的变化情况。如果富裕的地主的收入同样也上涨了12%，甚至更多，那么不平衡的境况就没有好转。在富裕的国家，社会的不平衡也许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国家而言，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却显得更为紧迫。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人口一直在减少，呈现出一种水涨船高的趋势。如果把每日收入1美元作为贫困线，那么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87年的24%下降到了1999年的20%。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大部分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都有所下降。而在经济没有增长的国家，贫困现象仍然存在。有一项研究分析了8个国家40年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表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是穷人一般都可以从增长中获益。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每增长1%，占人口比例20%的最贫困人群的收入也会随经济增长提高1%。穷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有了同步的改善。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有持续存在的趋势，因此，任何增长都意味着贫困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但这只是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改善境遇，这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贫困减少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与增长成果分配不平衡的国家相比，在一个人们能普遍享受发展收益的国家，经济增长会对减少贫困产生大得多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平衡的结果。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变革使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与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之间的比率提高了许多，从而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状况。但是，经济增长仍然带来了广泛的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迅猛增长，就业人数大大增加，从而明显减少了贫困人口。与1992年相比，1999年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下的美国人口减少了1/5以上（贫困线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5.1%降到了11.8%。美国的一位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丽贝卡·布兰克总结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从反贫困斗争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真是一件好事。”

正如我们在上文介绍过的那样，中国从农业改革以后，在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独有偶，印度的农业生产率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与中国不同，印度的进步主要不是来自对极其无效率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而是来自技术进步。因为绿色革命运动，印度的作物品种得到了改良，从而刺激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在印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为大多数人所享受。经过35年的时间，绝对的贫困程度有了显著下降，几百万人摆脱了赤贫的状况。

当然，这并不是说单靠经济增长就能够彻底消灭贫困，也不是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再分配是绝对不可行的。经济发展不是消除贫困所要做的全部事情，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贫困，其中一个原因是，极度贫困实际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启动。虽然发展会同时给富人和穷人带来利益，但也有数据显示，发展的不平衡会影响增长率——这与人们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往往会比收入差别较大的国家发展得更快。相反，在一个贫富分配极度不平衡的国家，不平衡状况本身就足以妨碍经济的快速增长。

总的来说，贫穷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富裕国家更不平均。衡量不平衡的一个方法是，计算占人口40%的最富的人的平均收入与占人口60%的最穷的人的平均收入的比率。在工业化国家，这个比率通常在2～3之间。（例如，德国是2.4，英国是2.5，法国是2.7，美国是2.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差不多是这个比率（巴基斯坦是2.2，埃及是2.5），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比率要高得多（菲律宾是4.3，巴西则高达6.4）。

为什么社会的不平衡会阻碍经济增长呢？一个原因在于，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从而危害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原因在于，在一个贫困而分配不平衡的国家，会有很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穷人不可能获得投资的机会。有潜力成为企业家的人无法通过借贷或储存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企业。穷人的孩子负担不起学费，只有辍学，因而无法成为技术工人。在那些地方，人们可以获得的机会非常不均等，大量的人才被浪费，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变得缓慢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经济腾飞之前，中国台湾地区颁布并推行了一个土地改革方案，将农业资产重新分配给穷人。从此以后，中国台湾地区扭转了贫富差距太大的局面，一度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一个地区，这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反，其他一些贫穷国家却仍然被困在恶性循环之中，极度的不平衡导致了增长的低迷，而增长的低迷又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均衡。

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它不过是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要结束世界范围的贫困，除了增长还需要做其他的事情。经济增长并不是纠正社会错误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拥有更多的资源，不一定就能让人们过得更好，但却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健康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国家收入的增加，人民会生活得更加健康。当收入增加时，热量摄入量、蛋白质摄入量、人均病床数这些指标也会显著增加，人们的预期寿命就会延长。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婴儿死亡率会降低。当然，影响健康水平的不仅有收入水平，公共卫生体系和关于疾病的新技术和知识也至关重要。但是，一般来说，越富裕的国家也是越健康的国家。

经济发展了，性别歧视现象也会得到改善。性别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也会有所进步。在一些贫穷国家，像孟加拉国、索马里等，女孩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只有男孩的一半。而在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像菲律宾、博茨瓦纳等，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就基本上与男孩一样了。不过在中东和北非国家，像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女孩上学的平均时间总是比男孩少2年。女职工也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在富裕国家，工资的性别差异在缩小。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性别歧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经济增长的结果对人类福利的影响“非常惊人。学者们一旦开始考察经济增长的问题，就很难再有兴趣去思索其他的课题了”。人们非常迫切地希望知道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良好运作。在这方面，我们距离问题的最终求解还相去甚远，但我们已经得到了部分的答案。

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条直接途径，广义上说，这里包括机器设备、人力资本以及研究开发和创新思想的投资。研究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显示，那些设备投资比较多的国家发展得较快。然而，如果设备方面的投资过多，最终也会导致收益递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已经拥有大量资本存量的国家从一项边际投资中获得的边际收益率会低于一个拥有资本存量比较少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贫困的国家应该比富裕的国家发展得更快，因为在贫穷国家投资会带来更多的收益。最终，各国的收入水平应趋于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

富裕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自然投资收益的递减。如果有创新思想的出现，它们就可以突破经济增长的限度。另外，一个国家只有办好教育，才能从全世界的知识宝库中获益。教育，或者说是人力资本投资，是除机器设备投资以外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在教育上投入较多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快。教育能刺激经济增长。

例如，有人视新加坡的高速增长为一种奇迹，但学者们对此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新加坡的成功不过是因为它很好地利用了它拥有的资源。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大量的资本投资，新加坡人的储蓄和投资相当于他们国民收入的40%。经济增长的另一源泉是人力资本投资。在1966年，一半以上的新加坡劳动者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到了1990年，三分之二的劳动者已经接受过高中教育。因此，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新加坡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个投资不断累积的成果。

对机器设备、人力资本、创新思想的投资还不足以保证发展。如果想要提高生产效率，还要对投资进行引导，这就需要市场。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国民收入中政府支出所占的比例，来得到有关“市场范围”的一个衡量指标：除了政府支出的部分以外，剩余部分都是通过私营部门支出的。统计数据表明，政府支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正如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大量的政府支出与缓慢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经济资源，通常会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另外还有两个衡量一个国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的标准，就是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很高的贸易壁垒意味着，在日常经济运作中政府干预过多。禁止跨国贸易也意味着没有让市场充分运作。如果价格信号被扭曲，投资就会进入无效率的领域，比如，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会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缺乏来自国外的竞争，企业就可以做一个懒惰的垄断者，而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奋斗。相反，较低的贸易壁垒则会促进一个有效率的国内工业体系的形成。统计表明，贸易相对开放的国家容易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也会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不健全，会使企业难以扩大规模，妨碍它们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许多产业容易被有政治关系的小集团所拥有和控制。只有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后，新的企业才容易创立和发展。统计表明，拥有运作良好的银行和股市的国家容易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使经济能更快地发展。另外，控制通货膨胀也是保持金融体系健康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货膨胀会增加借贷的风险，使价格信号偏离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增加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低通货膨胀率与高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想要有数量充足、方向正确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就是必需的。然而，与许多自由市场的狂热支持者的信仰正好相反，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如果政府的规模比较小，那么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自然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是，规模小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已经指出，当政府掌握的开支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它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的时候，减小政府规模一般会带来更快的发展，不过当政府只掌握着很小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时候，情况就不见得是这样。要刺激经济增长，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某一些投资就必须来自政府。有数据显示，在那些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公路、铁路、桥梁、港口、电话和电力网络等）比较完善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太少、容量不足、可靠性差，就很难进行商业经营活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时的政府就显得大小了。

把大部分经济活动留给市场去主导，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一定会成功。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虽然它们的大多数经济决策是以市场为导向做出的，但国民经济发展得仍然不好。例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政府支出只占国民收入的26%，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大致相当（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大约是在20%～24%）。尽管政府只掌握着全部经济的四分之一，但是在1980～1990年间，这些非洲国家的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索马里是政府规模太小的一个极端例子，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altional）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战争，该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无法稳定那里的局势，被迫撤走。直到5年之后的2000年，索马里的经济才开始复苏。当时，该国实行的是绝对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没有税收，商业一片繁荣，各家企业疯狂追逐自己的客户。但是，国民经济却没有平稳地发展起来，公司面临着很高的交易成本。来自摩加迪沙的商人阿巴迪·穆罕默德·萨伯利亚说：“你必须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要负责清理自己所住街道的垃圾。”由于没有警察和军队，公司必须付钱雇用武装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需要自己发电，自己寻找水源。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用的港口，使得商家没有办法获得进口原材料。那里有三家电信公司，激烈的相互竞争导致费用降得很低，可是这三家公司的网络不能互联，所以每个企业都需要安装三条电话线。市场无处不在，但由于政府的缺位，索马里的经济依然不能获得有效发展。

市场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将政府置于经济之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市场，这是不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求有持续的高投资，要求有市场之外的体制作为保证。统计研究进一步表明，拥有健全的政府体制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在一个拥有可靠的产权保障、拥有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法律规定、拥有健全的合同法以及稳定的政局的国家，经济会发展得更健康。

经济增长与这些体制变量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局不稳定，不仅会使经营风险上升，妨碍经济活动，而且会使企业的资源从富有生产力的领域转向迎合政治偏好的领域。腐败同样阻碍着投资，不可靠的产权保障和合同履行保证也限制了市场的发展。

但是，这其中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是因为它的政府机构比较诚实可信，还是反过来，是由于这个国家比较富裕，才能使腐败程度下降？有效的法律制度到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其结果？统计分析显示，这里的因果关系是相互的，大部分制度变量都可能先于经济增长发生，又可能晚于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可能是由于它的教育很成功；发展的成果又意味着能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从而推动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降低了腐败程度，促使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抑制腐败，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这样的正反馈的过程，经济增长可以加速前进。当然，按照同样的逻辑，越是贫困的国家，就越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它们拥有的制度基础不够完善，这导致国家的贫困，而贫困的现实又使得它们无力去改善现有的体制。

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有关的变量总结起来可以划归为两类：投资变量和制度变量。经济增长不仅要求市场发挥主导的作用，还要求市场有合理的设计。在经济生活下方需要一个健全的支持平台，它包括：保护产权和合同的机制，开放而活跃的金融市场，充满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对政府支出的制约，稳定的政局，可以有效降低商业经营不确定性的低通货膨胀率，此外，还要有足够的公共基础设施为运输和通信服务。在有了这个支持平台以后，市场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

地球上有些国家非常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则非常贫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的制度差异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决定了市场活动的效率：生产、发明、投资、买卖。如果市场的支持平台不健全，那么一个国家的稀缺资源就会被浪费。

与贫困相比，全球化倒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它既不会使贫困的国家更加贫困，也不会使它们迅速变富。许多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没有获得增长。全球化不会阻挠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的确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全球化对于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与1970年时的情形一样，一些国家到了2000年的时候仍然止步不前，全球化对它们毫无影响。

如果全球化有助于贫穷国家的产品进入富裕国家的市场，那么它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然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美国和西欧国家虽然总在伪善地鼓吹全球化的好处，实际上却非常不愿意将自己的市场向第三世界开放，让它们的公司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一些贫穷国家倒是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了另外一样好处：它们降低了自己的贸易壁垒，扩大了居民对于消费品的选择范围，还促使本国的企业直面外国的竞争，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数据显示，贸易壁垒较低的国家通常发展较快。当然，贸易开放仅仅是促进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

贫困不应该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陷阱。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人口会逐渐减少，经济增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两亿多人摆脱了贫困。经济增长的快慢与国内实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经济的成功增长反映了国内的正确决策。虽然许多国家面临着历史留下的包袱，但命运总归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重振一个衰弱的经济将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就像俄罗斯所经历的那样。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关于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取得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所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并没有任何现成的综合理论可以照搬，你必须自己摸索前行。”

虽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但是从本章和前面章节的分析中，我们对经济增长已经有了一个粗线条的分析，并且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这意味着国家必须采取恰当的行动，也意味着要让市场发挥它最好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设计市场体系，使得信息能够充分流动，贸易关系能够健康发展，合同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产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负的外部效应能够得到控制，竞争机制可以得到保证。

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评价是，当市场经济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消除贫困的最好的办法。我们研究市场设计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有可能失灵，以致不能够有效地消除贫困。

[1]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

[2]关于1999年的百万富翁的数据。

第十七章
市场的必要性

威廉·巴克利是保守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权威与美国右翼思想的领袖。在他74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如果让他重新成为一名大学生的话，他将信奉什么样的理论。结果他告诉一脸惊讶的访问者：“我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列举了一系列理由，其中包括全球的贫困现象，以及艾滋病的蔓延，这些言论使得年轻的采访者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也产生了怀疑。在这次访问中，巴克利随后进一步表达了自己感到忧虑的真实原因，他说：“保守主义者对于市场的强调变得越来越乏味了，只需要听过一次，你就可以完全精通它。”

不论是对巴克利还是对其他任何人而言，如果说听了一次讲座，就能够“精通”有关经济生活的一切内容，那简直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一种能解释一切的普遍模式。对于艾滋病和贫困这样的危机来说，用单一维度的思考方式去分析是非常可笑的。

正如我们所见，现代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体系，至少像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所研究的体系一样复杂。经济生活的体系还有另一层复杂性：它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而人可以很机敏地对经济体系做出反应，甚至是改造原有的体系。但没有人指望很轻松地就能领悟生物学或是物理学的精髓理论吧。无论是市场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喜欢把市场经济概括为几条规则，把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其实，他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就像那些以为地球是扁平的人，还要对物理学发表高见一样。

要想回答任何有关经济生活的问题，你都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来组织自己的思路，并寻求事实的支持，才能有的放矢。你必须善于观察，弄清楚所有的一切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或者没有起到作用。这个提醒听上去像是大家都知道的废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基于无端的揣测而不是事实推断所得到的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却依然随处可见。

有一些论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例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的起源》（Origin of Capitalism）就是这样的。该书的宣传语夸大其辞地介绍说，“伍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伍德在书里讲：“不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根据市场的要求来调节经济、维持社会再生产，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剥削。市场带给我们的将是大量的失业和贫困，是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然而，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市场本身会导致贫困现象的产生：在伍德的著作里并没有提供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率高低的资料，也没有关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贫困率差别的比较。对于某些人来说，市场会给人类带来苦难是一种信仰，但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的信仰。这种认为市场将不可避免地伤及穷人利益的偏见，是一个非常幼稚却又极其危险的错误。

与之相似的是，自由主义者也常常从一个相反的政治方向，使用同样超现实的论证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安·兰德就把经济学看作哲学；事实上，“哲学”一词也是她最喜欢用的术语之一。今天，她的自由主义门徒们为她建立了圣地一般的网站，就教义中的要点展开激烈争论，把她的言论当成福音书一般四处传播。就像某个信徒所说的那样，他们诚心诚意地“相信兰德，而且只相信兰德”。

安·兰德的著作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主题，例如《自私的美德与资本主义——尚且不为人所知的理想》（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and Capitalism:The Unknown Ideal）。在她眼里，自由市场是组织任何一个社会的最理想的方式，最好的政府则是对市场管制最少的政府。她认为，国家的唯一功能就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以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的危害”。因此，她主张取消所有对生产和贸易的政府干预。政府不应该调节经济，也不应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在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和经济必须完全地分离，就像政府和教堂的完全分离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分离还没有实现。”

对极端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如果只有法律的约束是不公平的，因为对于那些本身没有过错却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应对不受限制的市场竞争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法律和秩序无法提供一个社会保护网。不过，这样的批评有些绵软无力。因为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的想法真的变成现实，那么受到伤害的将不仅仅是穷人，富人们同样不能幸免。那样的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行。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是没有办法建立在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原则基础上的。本书前面的内容对此已经有了充分论证，要让现代市场经济真正良好地运作起来，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不仅仅是提供法律制度，来保护人们免于暴力、诈骗和偷窃的威胁。兰德所设想的理想世界，那种政府和经济的完全脱离，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用两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来对以上的观点做一个总结，即是说，那些政治上的“极左”人士痛恨贫困现象，但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却会导致贫困的持续。相反，那些过分鼓吹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的狂热拥护者，所倡导的体制却会招致市场体系的自我毁灭。

本书的作者一直在倡导人们用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来看待市场，对市场的认识不应该像那些类似宗教的信仰一样，要么认为它完美无瑕，要么批评它生性邪恶。市场体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们用来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也不会永垂不朽。它可以帮助人们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也有可能运作得非常糟糕。一个特定的市场运作是好是坏，要取决于它的具体设计。

人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影响了他们对市场体制的看法。保守主义者喜欢用偏爱的态度来对待它，而左翼人士则往往对市场过分吹毛求疵。然而，这样的倾向并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关于市场是否公正、平等的价值判断，与我们对市场体制实际运行效率的客观评判，两者完全可以分开。前一个判断是有关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理性的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争论；而后一个判断则是对客观事实进行评价。然而，在杂乱无章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现象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我试图向大家证明，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很多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对于市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客观的认识。

观点的正确与否需要客观数据的支持，并不受政治派别的左右。我们发现，经济增长确实对穷人有好处，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穷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这一发现证明标准的保守主义观点有其合理之处：我们采取的政策应该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比分配不公平的国家发展得更快。照此来看，左派的政治主张又可以得分了。

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并非天生与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保护濒临灭绝的鱼类与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人们已经开始利用市场的激励机制。合理的市场机制的设计，是促进抗艾滋病药物和治疗其他一些疾病的药物发明的最有效的手段。对许多贫困的国家来说，有效的市场体系则是它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摆脱贫困的道路。

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指望它有万能的效果。外部性及公共产品说明了市场的局限性。像环境污染这类涉及第三方利益的外部性问题，要求人们建立起一种协调决策机制，通过设计一些法规来消除对第三方利益的损害。而设立这些法规，就需要政府或者其他中央机构的集权行为。此外，像基础科学知识这类公共产品，对所有人或组织都有好处，却不能对所有的人进行合理收费。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建立协调的政策机制，否则这些公共产品就会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小社区里，人们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对于那些受益面很广的公共产品而言，则需要政府的投入和资助。还有，政府在为市场竞争制定规则，它不只是包括现有的法律体系，要保证商业合同的正常履行，要防止垄断现象的出现，监管机构同样不可或缺。

要弄清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对其进行抽象的争论，而是考察现实经济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下实际运作的效果如何。政府的干涉是否必要，干预的具体程度是否合理，最好都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样的分析要求我们详细考察市场机制的各种细节，以及政府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各种扭曲，它应该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只会唱高调的原则。

当然，经济学的分析有其局限性。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无法解决，即政府是否应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再分配。经济成果是否应该和大家共享，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然而，再分配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价值判断问题，因为通过研究我们已经知道，收入再分配可能产生如下的不良后果：对收入比较高的人收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许多时候，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焦点都在这里（或者隐含在这里）：税收带来的扭曲是大还是小。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争论，他们可以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评估再分配的实际后果。但是，再好的数据研究依然不能解决关于再分配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社会对自己的穷人应该承担多大的义务？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基于有关“公平与正义”的判断。对此，经济学家们未必比一般人更有发言权。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能将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的体系”。市场设计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哈耶克的论断。市场机制可以约束有害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在阻止那些“坏人”作恶方面并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只要市场机制的设计比较合理，它还是可以经常可以做到的。

约翰·勒卡雷在一次访问中谈到，他的小说《不朽的园丁》里描绘了许多可恶的公司欺诈案，这些故事反映出他自己对于许多人所抱有的所谓“绝对信念”彻底丧失了信心。他认为，人们普遍认为“在企业经营的核心有一种道德目标，有人道主义的自我约束”，其实这样的想法毫无道理。在进行市场设计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约翰·勒卡里的观点作为给定条件，绝对不能假设个人和企业会自觉地做好事。

对利益的渴望并不是人性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对利润过分的追求可能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就像阿瑟·米勒的小说《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所描写的那样，威利·罗曼疯狂追求金钱，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无论这种渴望是否有吸引力，它本身却具有极大的推动力，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受它驱动的。市场设计的挑战就在于，我们需要设计出良好的市场机制，或者让这样的机制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很好地利用人们对利润的追求，让它向着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向前进。

要使一个市场得以良好地运行，你就需要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信赖绝大多数人；确保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时刻掌握可靠的有关产品来源和品质的信息；尽量减少对第三方的外部影响；另外，还需要有效地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效市场的这五个必备条件需要一系列复杂机制的维持。对贸易伙伴的信任基于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非正式的信誉机制。法律保护着人们的产权，在从事投资活动的时候，还离不开政府的监管。要到其他地方去开展业务，就需要有便捷的信息流动渠道，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还有，不能有太多开办和经营企业的障碍。

支持这些特征的市场设计，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演进来产生，也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强制执行。这两种情况往往是交错发生的。一个有效的结构体系能够鼓励正确的市场行为，制约和防止不当行为的发生，使得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行为的正当性。当且仅当市场有了合理的设计之后，我们才依靠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经济，汇集各方面的信息，协调各种产业活动，让人们从贸易中获利。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提到：“民主政治或许是最糟糕的一种政府组织形式，但是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体制相比，却是最好的。”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对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主题之一便是维护民主政治。几乎在同一时间，福斯特提出：“民主制度有两个值得我们喝彩的地方。第一是它可以容忍多样性，第二是它可以接纳批评。有这两个值得我们喝彩的地方，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有第三个优点了。”

市场经济就像民主政治一样。市场经济或许是最糟糕的经济体制，但是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它却是最好的。市场成功的原因就像福斯特对民主政治的看法一样，它可以容忍多样性，并且接受批评。我们应该为市场而喝彩，因为它解决了一些令人头疼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是任何其他经济组织都不能解决的。市场创造了财富，缓解了贫困现象。当然，市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做不到的事情，甚至许多本来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没有都做到。只有当市场机制得到合理的设计以后，它才能良好地运行。但总而言之，有以上两个值得我们喝彩的地方，就已经足够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