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美）乔纳森·迈尔斯（Jonathan Miles）著；吴莉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ST PETERSBURG: Three Centuries of Murderous Desire

ISBN 978-7-208-15855-9

Ⅰ．①圣…　Ⅱ．①乔…　②吴…　Ⅲ．①俄罗斯—历史　Ⅳ．①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9289号

书　　名：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作　　者：【美】乔纳森·迈尔斯　著

译　　者：吴莉苇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5855-9/K·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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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迈尔斯的一部重量级历史著作，2017年出版以来赢得广泛关注，曾获《泰晤士报》2017年年度历史图书的殊荣，在包括美国、波兰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世。

乔纳森·迈尔斯（Jonathan Miles）是著名文化历史学家、作家、演说家，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后转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在英国、美国、荷兰、新西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讲学。其作品语言简洁流畅，节奏鲜明，考据细致。另已出版《美杜莎：船难、丑闻与杰作》（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and the Masterpiece）、《奥图·凯兹的九条命：一个苏联间谍的多条命》（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 The Many Lives of a Soviet Spy）等作品。

本书是关于历史名城圣彼得堡的一份全面且详实的记述。作者从18世纪初建城开始，描绘了这座城市与俄罗斯三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此间，它的名字也随之经历了数次变更——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再回到圣彼得堡。作者的笔端穿破层层迷雾，将圣彼得堡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戏剧般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俄国通往欧洲与启蒙思想的一扇窗，但众多属于俄罗斯的荣耀都在这里开创——文学、音乐、舞蹈，以及某些时期的政治愿景。它孕育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巴甫洛娃和努里耶夫等艺术天才。然而，在沙皇金碧辉煌的宫殿、童话般的舞会和迷人的花园外，数千民众的鲜血曾洒在城中积雪的街道上。从贵族到平民，从战争到和平，从艺术、收藏到日常生活，本书可谓近现代俄罗斯政治史、艺术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绝佳缩影。

由于作者受其自身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影响和限制，其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评价失之偏颇，对于革命的成功之处肯定不足，部分表述尚欠客观、公允，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出入。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我们已对书稿中的个别段落、语句作了必要的处理，但出于行文完整性及学术价值的考虑，有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语句的原貌，希望读者见谅。我们出版此书，着意于其在文化史、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及其对俄国宫廷生活的深刻揭露，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书中作者的立场和某些评价，尤其是涉及苏联时期的历史时，读者自当有明鉴。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献给卡蒂乌（for Katiu）

圣彼得堡19世纪中期的印象派全景

1717年的缅希科夫宫殿

从具有高度装饰性的巴洛克建筑的残余影响，演化到新古典主义健壮有力的早期阶段，再进入这种风格更复杂的变体

切斯梅（现已纳入南部圣彼得堡）的施洗圣约翰教堂

新荷兰拱门僵直的托斯卡纳式多利斯圆柱

海军部中央拱门上方的塔

帕夫洛夫思科宫

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的中央楼梯

1782年揭幕的元老院广场的“青铜骑士”，路德维希（K. Ludwig）根据本杰明·佩特森（Benjamin Paterssen）画作印制

圣彼得堡一个集市，约1803年。取自约翰·奥古斯图斯·阿特金森（John Augustus Atkinson）与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俄国人的风格、习俗、娱乐百幅图解》（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Amusements of The Russians in One Hundred Coloured Plates），卷1，1803年

涅夫斯基大街上跨过莫伊卡河的警局桥，左侧是沃尔夫与贝兰格咖啡店

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现在是俄罗斯博物馆

博戈留波夫（A. P. Bogolubov）绘《在涅瓦河上滑雪橇》（Sledging on the Neva），1854年

马林斯基剧院明信片，剧院于1860年启用

彼得·韦列夏金（Pyotr Vereshchagin）绘《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The Alexandrinsky Theatre），1870年代

维捷布斯克车站差不多是帕拉弟奥式现代风的内部，1902—1904年修建

涅夫斯基大街明信片，约1909年

1913年为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创立300周年举行的宴会上使用的菜单

1917年2月国际妇女节：女工们在涅夫斯基大街示威

列宁1920年7月在彼得格勒讲话

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夫–列别杰娃（Anna Ostroumov-Lebedeva）绘《初雪》（First Snow），1917年，表现从堤岸大学看元老院广场的风光

尼古拉·特尔皮思克霍罗夫（Nikolai Terpsikhorov）绘《第一幅标语》（The First Slogan），1924年，艺术家们对古物转身而为革命工作

左上：亚历山大·罗琴科色彩丰富的革命图书馆一直停留在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展的一个装置阶段；下：亚历山大·杰伊涅卡1928年绘《彼得格勒自卫队》（The Defence of Petrograd）表现男男女女都为革命而战斗

围城期间，海报上写着“谋杀孩子的凶手去死”

“我们捍卫了列宁格勒！我们还将修复它！”

1979年，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汽车停在总参谋部总部门前

阿列克谢·孙杜科夫（Alexei Sundukov）绘《排队》（Queue），1986年

极昼夜期间涅夫斯基的私人企业，1993年

走投无路的出售，1990年代初期

充满流行艺术的城市。2016年的涅夫斯基大街

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城市临时供热管为行人和交通工具让出一条路

涅夫斯基大街满是惊奇。背景是喀山大教堂

一大堆交通工具、游客与电缆模糊了城市

特列兹奇尼的雕像骄傲地留意着所有这一切力量与混乱，所有那些构成这座彼得大帝雇他建造之城市的东西

“青铜骑士”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涅夫斯基的微光　1993

第一部分　帝王　1698—1825

第二章　蹂躏伦敦　1698

第三章　危险的加速　1720—1725

第四章　遗忘与重生　1725—1740

第五章　跳舞，做爱，喝酒　1741—1761

第六章　城市转型　1762—1796

第七章　疯狂、谋杀与叛乱　1796—1825

第二部分　臣民　1825—1917

第八章　新的寒意　1825—1855

第九章　不满　1855—1894

第十章　在边缘起舞　1894—1905

第十一章　迷惑与绝望　1906—1917

第三部分　同志与公民　1917—2017

第十二章　红色彼得格勒　1917—1921

第十三章　消失的城市　1921—1941

第十四章　最黑暗也最美好的时光　1941—1944

第十五章　来自地下的低语　1945—1991

第十六章　朝西的窗户打破了　1991—2016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　2017

致谢

插图目录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第一章　涅夫斯基的微光　1993

1917年10月，战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放出一发空弹，标志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混乱与变化再度来临。那是1993年夏季一个清晨诡异的3点钟。我正站在阳台上，俯瞰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1)，它曾经是圣彼得堡这座昔日伟大城市的伟大街道。在被称为“白夜”（White Nights）的那些日子里，永不消失的微光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圣彼得堡的全盛期访问过这座都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暗示说，当此之时，静寂令你怀疑自己是否“听到了天使的歌声或上帝的言语”。[1]我身边可没天使，而且静寂被老旧交通工具吱吱嘎嘎的噪音破坏了。大仲马写下这些话时，这座壮丽的大都市对欧洲最伟大的建筑师、作家和思想家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已有300年历史，其中多数时候都处于繁荣之中，然而1990年代早期它显然正在崩溃。我下面的街道满目疮痍，大街较远那侧的街面建筑外墙都开裂了，灰泥脱落，窗户泥渍斑斑。既没资金也没合格的机构来照管这座城市——一座被建造为它自身那出伟大剧目的一个壮观场景的城市。经过令人目眩神迷的三幕剧——1703—1825年、1826—1917年、1918—1991年——之后，我怀疑这是否就是终场了。

我俯身看着散在各角落的恶徒们，迅速把一个衣着精良的人围起来殴打。街上的人拖着脚步擦过。某处响起一记枪声。又一响。一座过去总是被革命知识分子和反动当局的斗争所主宰的城市，现在近似于无法无天的边境城镇，如此奇怪，让我无法忘怀——但可能它一贯如此。敏捷的强盗们丢下了瘫软的受害人。似乎没人关心。当这人努力挣扎起身时，我忍不住想，暴力就是这座城市的特色。暴力被设想为一个新俄国的资本——以夸大狂式的恋欧癖（Europhile）把这个国家从它闭关自守的过去中猛拉出来的一次尝试。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设立自己的愿望时，既违反自然，也违反这个国家——一个从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开始、跨越亚洲北部近13 000公里直抵太平洋的广袤国家——的惯例。彼得的“通向欧洲之窗”尽管坐落在俄国的西部边缘，却一再被砰地关上，这座城市屈从于暴政与威权，民众的精神没完没了地在夸大的希望和无望的剥夺之间被撕扯。即使在20世纪头几年，也就是这座城市因资产阶级的丰饶而熠熠生辉的时候，五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从这座都城历史心脏的辉煌政府建筑延伸到它外围的泥泞陋巷——也令耀眼的财富同悲惨的贫困以及新俄国与旧俄国之间的永久鸿沟显得触目惊心。圣彼得堡既是对抗的，也是矛盾的。

比较一下这座城市宏伟物理结构的快速建造——其建筑成就与工程成就在近代无可媲美者——与窒息了居民生活（但非灵魂）的衰弱官僚机构的怠惰。这座城市有精神分裂症：被关乎身份与名字的戏剧性变化推搡和拖拉。它曾经是前卫的、帝国的、启蒙的、反动的、放荡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以及混乱的。它曾经叫圣彼得堡、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宁格勒（Leningrad），然后又叫回圣彼得堡。我在这次访问中能看到，居民们因摆脱原当局的统治的束缚而感受到的欢欣之情因为一个没有为激进变革做好准备的社会所遭遇的物质困难而被抵消了。这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式时间扭曲——因为政治原因，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或者太慢，而民众则被丢在困境中。那些连累了改革的挫折，以及反复出现且无法解决的张力，使圣彼得堡的故事既令人发狂又令人兴奋。

当太阳在另一个艰难日子升起，我下楼来到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它周围发生了那么多圣彼得堡的历史。涅夫斯基是这座城市的中枢神经系统。对它的现代性怎么展示都不为过。到1830年，它已经是最重要的大街，最长、最宽也最明亮。涅夫斯基在其盛时是多语种消费者的展示橱。说来痛心，当我在充满革命性的20世纪行将终结的年代里沿着涅夫斯基行走时，我看到损坏的小汽车和报废的卡车被裹在暮春融冰时节留下的脏物中。然而又有异样的新光线穿过这个被包裹成棕色的世界的停滞而闪烁：一个铝制汉堡包带着刺目的光线耸立着，破坏了艺术广场（Arts Square）的新古典主义的端庄。兰蔻、欧莱雅和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的招牌，射穿迷离的拂晓，暗示着即将到来的事物是何模样。尽管这之后十年会迎来对卢布的一大波信心，但在1993年，这些西方消费品的前哨只不过是在用梦想戏弄民众。飞利浦专卖店只用美元交易，而一个中波高保真音响会耗费一个普通市民很多个月的收入。涅夫斯基大街的一家超市正面装饰着俗丽的霓虹灯，店里塞满成排铮亮的白色冷柜，却只售卖苹果。排长龙的顾客和空荡荡的货架，是所有购物之旅的两大赠予。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大道之一如此破败，真令人心酸。但这个新的拂晓只是圣彼得堡这座辉煌城市那迅速崛起、生计艰难、快速衰败又痛苦重生的故事的片段之一。我路过的那个被破坏的电话亭，见证了必定构成这座城市之定义性观念的东西——荒谬怪诞。当你能找到一个没有被磨损到被人遗忘的公用电话亭，你会发现使用公共电话需要15分面值的铜板。然而15分的铜板很罕见，只能从狡诈的勒索者那里用五十倍于其面值的钱换来。[2]你越接近圣彼得堡的常态，这个地方就显得越不合理。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知道这点。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赞同这点。地点的选择本身就很荒唐。它的早期统治者们在过度和迷信方面丧心病狂。然而如果你看下圣彼得堡的平面图，那里有逻辑。那里有秩序。那里有目的。

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评论称，圣彼得堡无疑是世界奇迹之一，然而那里竟蠢得过分——为鞑靼人即兴创作的希腊城市，像搭了一些舞台布景，成群农民在“一大堆古代庙宇周围”的棚屋里安营扎寨。[3]秩序与混乱并存之态是19世纪巨大张力的源泉之一，也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话题。圣彼得堡的作家们创作出无根漂浮着又为反对官僚群体而抗争着的“小人物”（little man）。在阴郁的后共产主义城市里，又是普通而正派的市民在受苦。上一趟旅行时——正好是苏联解体之后——我在跳蚤市场碰到走投无路的人们努力想卖掉一只鞋、一只靴子、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当我同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的舞蹈家们谈话时，他们把自己演出水准的降低归结为微薄的工资和营养不良。1992年初，市场管制解除，物价先翻倍后又翻三番。对于无门路获取硬通货的大多数民众来讲，局势走向穷途末路。已经困扰人民300年的未充分发展的现代化这个难题，在新近转世重生的圣彼得堡，仍然索要无以计数的牺牲者。

继续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走下去，我跨进圈楼（Gostiny Dvor）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一些街头艺人在敲打着《蓝色山羊皮鞋》（“Blue Suede Shoes”）的曲调。几年以前，这种自由还不存在。但与这一充满活力的行为相伴随的，是对西方光灿灿的、镀了金的生活图景的任意误解。圣彼得堡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一座梦想很大而信息与真相供应短缺的城市。我与一位孩童时曾随学校合唱团在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事故之后去基辅（Kiev）演出的朋友谈话。当她返回时名列宁格勒的这座城市时，孩子们仅仅被告知，扔掉鞋子。信息管制——官方保密状态达到令人心寒的规模——伴随这座城市的历史，并造就了一种丰富而有活力的地下文化。

我步入涅瓦河（Neva）两岸的彼得堡历史上的心脏地带，被海军部大厦（Admiralty）和总参谋部的庄严宏伟所震慑——这些建筑让我想起彼得大帝最初的意图是建设一座堡垒来保护港口。但是，在一条每年封冻八个月的河流两岸设立海军基地和贸易基地，这是荒谬的，或者说是令人绝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的入口，便将他的新都设立在俄国薄弱的西北边境。同瑞典的北方大战让这风险立刻暴露无遗，这场战争干扰了该城头几年的营建工作。

我站在围拱着皇宫广场的官方建筑形成的壮丽抛物线前面时，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936年访问此地时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景仰的是圣彼得堡。”[4]我扫视冬宫青绿和金白相间的正立面，这就是1917年革命开始之处，这一历史时刻因为革命党人轻而易举就进入这栋建筑而被弱化了。诗人约瑟夫·布洛茨基（Joseph Brodsky）评论说，皇宫广场唯一的枪击发生在苏联电影制作人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纪念革命的电影《十月》（October）中。[5]

1711—1917年间，冬宫（以其某个前身的形式）是诸多非同小可的人物的居处，这些史诗性人物，在圣彼得堡的荒唐而大胆中，上演着自己夸张无度的戏份：任性又专横的奠基人彼得大帝，怠惰又虐待成性的安娜一世（Anna I），奉行享乐主义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文化和性欲上都如狼似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疯子保罗一世（Paul I），压抑的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在这些统治者之外，还要加上颠覆性的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华丽的演出主持人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精神错乱的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从神职人员转变为著名异议人士的加邦神父（Father Gapon），从朝圣者堕落为骗子的拉斯普京（Rasputin），强硬的革命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除了他们，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那具有革新性又总是反常乖戾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一座不可能之都的精神，在这座都城里，一群坚韧且有抵抗力的人民与每一种厄运都战斗过。在这群非凡人物所组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员阵容之上，矗立着他们之中最伟大也最引人注目的——这座令人畏惧的机能失调的城市自身，它崛起于迷雾之中，并在1993年这个时刻有沦陷于泥沼的危险。

(1)　也译“涅瓦大街”。——译注（以下若无标注，均为译注。）

第一部分　帝王　1698—1825

彼得是个探险者，他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醉醺醺地晃荡期间，获得了充足的建筑灵感和工程技能后才返回故乡，并断定，在一块开垦出的沼泽地里建造一座梦想之城是可行的。

第二章　蹂躏伦敦　1698

当他的外交“大使团”抵达莱茵河（Rhine）时，他衣着简朴地离开了，登上一艘小船，驶向艾湾（Ij）旁的赞丹（Zaandam）。他于1698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靠近那个荷兰港口，开始了将改变祖国命运的伟大探险，这时他突然隔着水面对一个安静守着捕鳗网的人大喊。盖里特·吉斯特（Gerrit Kist）被这突如其来的粗野吵嚷声所扰，便从他的陷阱上方扫了一眼，吃惊地看到他旧日的主人，那个遥远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俄国的沙皇，身着工人服装并划着一艘简陋的小船。吉斯特曾在莫斯科当过彼得沙皇的铁匠，因此立即发誓为此保密：沙皇装扮成一名朴素工匠，正在去赞丹的路上，要从装龙骨开始学习荷兰人的造船法。[1]

这位身高两米年方26的沙皇，被他想要了解事物如何运作的迫切愿望所推动，于是避开了仪仗和典礼。他的大使团由他历久弥坚的酒友弗朗索瓦·勒福尔（François Lefort）率领，作为诱饵行事。在俄国人横穿欧洲之际，勒福尔以外交名义招摇过市，让彼得能尽情满足他的好奇心。但就算这么谨慎，沙皇的目的和名声也已先期传开。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谈到“一位强大的北方皇帝”，“为了振兴自己的民族并扩张他的帝国……而来学习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2]还有其他不那么奉承的观感从莫斯科传出。沙皇似乎会强迫贵族们光着屁股在冰上打滑。他享受地看着他宠爱的人们互相射击。他看到房子起火和焰火弹乃至其他爆炸现象会兴高采烈。圣诞节期（Svyatki/Yuletide）(1)，彼得强迫“最胖的贵族们”在有裂缝的冰面上滑雪橇，结果许多人跌入冰寒的水中淹死了。[3]后来任俄国驻荷兰大使的库拉特金亲王（Prince Kuratkin）回忆过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如何在沃尔孔斯基亲王（Prince Volkonsky）的肛门里塞了一支蜡烛，还给他吟诵祷词。他们“给人涂上焦油和沥青，还让他们倒立”。有一次，他们“用一只风箱给伊万·亚卡耶基维奇（Ivan Akakievich）的结肠泵入空气”——导致这人当场死亡的恶作剧。这些足以构成勃鲁盖尔（Brueghel）或博施（Bosch）绘画题材的场景，暗示出一个充满狂欢节式不敬行为的世界，一个倒行逆施的世界。谢肉节即四旬斋开始前那个狂欢作乐的黄油周（Malslenitsa/the Butter Week），是人们把自己交付给恶魔的一周，用暴饮暴食来抵抗冬季。[4]那是一个被准许用残忍的饥渴与斗殴来庆祝的节日，从无俄国统治者因为造访一块西方土地而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对于沐浴在启蒙时代曙光中的欧洲而言，这样的嬉闹游玩就像是来自一块被时间遗忘之地的异教徒的古怪行为。至于俄国，彼得沙皇的行为藏针带刺。他的无聊蠢行不仅是一种狂欢的自由，也是在宣称，沙皇绝对可以专戾恣肆，因为他是个独裁者。

◆

1671年，彼得的父亲阿列克谢沙皇（Tsar Alexai）娶了一位芳龄19的乌睛美人，名叫娜塔莉·纳雷什金（Natalya Naryshkin），他的朋友兼顾问阿特曼·马特维耶夫（Artamon Matveyev）是她的监护人。[5]这场联姻导致两个家族——阿列克谢已逝前妻所属的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Miloslavskys）与他年轻新娘所属的纳雷什金家族，为争夺对俄国的控制权而结下世仇。娜塔莉给宫廷带来一股清新而柔和的西化之风，并在1672年5月生下一名健壮的男性继承人，他的受洗名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Peter Alexeivich Romanov）。

彼得还是个小男孩时，喜欢玩具士兵和玩具枪。他的侏儒随员们既是仆从也是玩伴。彼得强壮、能干，又好追根究底，深得他情深意笃的父母的喜爱，直到健康幸福的阿列克谢沙皇1676年初为莫斯科河的水域祝圣时感染风寒。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而彼得成了新沙皇——他15岁的异母兄长费奥多三世（Fyodor III），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的人——的臣下。费奥多三世1682年过世而无男性子嗣，拟指定他16岁的弟弟伊凡（Ivan）继位。但伊凡跛足，几乎全盲，还在与严重的语言障碍搏斗。[6]与此对照，他身材魁梧、10岁的异母弟弟彼得，看上去是个受欢迎又审慎的选择。莫斯科的许多议员或私人顾问——波维尔们（boyars）——都想让这位年轻强壮的纳雷什金在娜塔莉的摄政下统治。于是彼得被宣布为沙皇。但米罗斯拉夫斯基抗议了：伊凡年长，伊凡顺位在先。纳雷什金家与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这又与射手卫队（streltsy）的不满纠葛在一起。

莫斯科的射手卫队是一支用得不多却报酬过高的杂牌军，由22 000名身着艳丽制服的男人组成，他们也是被政府纵容的商人。他们富有而闲散，然而其特有的名号“射击军”（Musketeers）暗示他们有一扣扳机就高兴的倾向。他们之中某个团的普通成员曾指控自己的团长贪污，他们的指控表现出传染性。没有经验又接受了错误建议的娜塔莉，不明智地屈从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迅速利用这一点，并游说射手卫兵，称纳雷什金家族为确保彼得坐上皇位而谋杀了伊凡。当嗜血成性的射手卫兵涌入克里姆林宫，阿特曼·马特维耶夫劝说娜塔莉让伊凡和彼得都在他们面前现身。射手卫队司令官的儿子米格尔·多尔戈鲁基亲王（Prince Michael Dolgoruky）唐突地选择在这个危险关头重申军纪，于是射手卫兵逼近他所站立的楼梯，抓住他并把他丢给了下方那些卫队同志的长枪短戟。多尔戈鲁基被叉穿的躯体随即又被大卸八块，而射手卫兵又去寻找马特维耶夫。他们从娜塔莉的怀里抢走这个老人，并当着她那瞪大眼睛的10岁儿子彼得的面，把他丢到下面的刀丛中。就在此时，费奥多和伊凡那位活力充沛的姐姐索菲亚（Sophia）介入了。彼得与伊凡将联合统治，而索菲亚将摄政。[7]作为首个掌控俄国的女人，她的七年任期开始了。

射手卫兵不守纪律的行为给年轻的彼得留下创伤，他离开首都。起初没有走远，只是沿着亚乌扎河（Yauza River）前往几公里之外普里奥布拉岑斯科（Preobrazhenskoe）(2)的狩猎小屋，在那里他又戏耍了士兵们，但这次用了真武器，还利用了很大一群心怀同情的贵族与平民。如果说3岁看大，那么彼得热衷于建造泥土工事和堡垒，可以看作他未来建造圣彼得堡城这一执念的首个暗示。随着他的军事设施增加，且他的战争游戏变得更加高级，他开始通过组建帝国卫队中著名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Preobrazhensky）团和塞姆扬诺维斯基（Semyonovsky）团来塑造新俄国。彼得早年就呈现出从底层学习事务的意愿，他应征入伍做了一名鼓手。[8]当他升为炮兵时，他分担着一名步兵的谦卑职责，这透露出深植于他内心的领悟——最谦逊的学习愿望会比继承来的头衔更加有用。

索菲亚的摄政最终因两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和她对两次战役不称职的领导者——已婚的瓦西里·戈利岑亲王（Prince Vasily Golitsyn）——持续强烈的信任而打了折扣。战斗中，戈利岑甚至在没有与敌人交战的四个月里损失了45 000人。他在莫斯科因谎称自己是个英雄而受到拥戴，于是他又被选中指挥另一场战役，结果令35 000人非死即俘。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彼得和他母亲身旁重整旗鼓，包括罗多曼诺夫斯基家族（Rodomanovskys）、谢里梅德夫家族（Sheremetevs）和多尔戈鲁基家族，1696年伊凡五世去世，彼得成了沙皇。伊凡没有男性后嗣，但彼得在17岁与柳多西亚·卢普金娜（Evdokia Lopukhina）结婚后有了两个儿子。其中阿列克谢（Alexei）长大成人，成为彼得当政的大多数时候恒在的恼怒之源。

戈利岑亲王对欧洲有着热切的赏识，对科学也有兴趣，他是俄国改革准备期的关键人物。他拥有钟表、西方肖像画和威尼斯餐具。他在莫斯科的宅子深受欧洲建筑的影响。[9]他本应是彼得的盟友而非敌人，但他因为怜悯心和失败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索菲亚试图策动又一场射手卫队暴动时，彼得粉碎了它——把索菲亚软禁在新圣女修道院（Novodivechy Convent），将谋反者或打烙印，或施以磔刑，或枭首，或绞死。普鲁士大使普林策（Printz）回忆说，沙皇下令把20位囚犯带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小杯伏特加，便砍了其中一人的头。他又喝了一杯，再把另一个囚犯乱刀砍死，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把这些叛徒都处理掉。然后他邀请魂飞魄散的大使跟他比赛。[10]

彼得在生活于莫斯科“德国人(3)郊区”（German Suburb）的外国人中，找到相当多跟他一样热衷于军事技术和船舶并且纵情酒色的人。首先是酒鬼、瑞士雇佣兵弗朗索瓦·勒福尔，他的年纪大约是彼得的两倍，身高则不相上下。勒福尔在住所持续地举办聚会，纵酒狂欢之徒“每次要被关在里面三天”。[11]1692年，已婚的沙皇爱上了勒福尔的情妇安娜·蒙斯（Anna Mons）——一位德国葡萄酒商的活泼又嗜酒的女儿，她在此后11年里都是彼得的情妇。1698年秋季被带到俄国的意大利阉人歌手（castrato）菲利波·巴拉特里（Filippo Balatri）看到彼得在安娜的住处玩象棋，并被告知“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想把沙皇留在宫里时，这里是能找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地方”。[12]

彼得早年热衷于在莫斯科附近的湖泊和河流上航船，这促使他旅行到了俄国北部白海（White Sea）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他在这里被有关荷兰人造船的故事所吸引。尽管在亚速海（Azov）有过成功对抗土耳其驻军的军事冒险，彼得知道他仍需要通过观察和效仿西方模式来提升俄国的海军实力。于是这个发育过度的男孩，这个有紧迫感的梦想家和深谋远虑的滑稽剧演员，巧妙地隐姓埋名前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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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科有外国人在场，但彼得的使团对于外国的风尚和举止根本一无所知，这在他们一开始的行动中就显而易见。在寡居的汉诺威（Hanover）女选帝侯举办的一场舞会上，俄国人误把德国式紧身胸衣的鲸鱼骨当作肋骨，彼得亲口评论说“德国女士们有着过分坚硬的骨头”。[13]对于缺乏社交经验并且明显需要被引导以跟上时代的彼得来说，荷兰是个有益的目的地。荷兰人主宰着国际贸易，他们的航海专业知识和在海上的超凡技术也吸引着沙皇。身为海洋之主的荷兰也置身一场与海洋的战争中，海洋威胁着要将其部分领土从地面抹除。汹涌的洪水在整个17世纪早期频频来袭，而荷兰人现在擅长开凿运河、开闸泄水以及排水疏浚。说到造船，荷兰人的海上贸易在1625至1700年间如此兴隆，这个共和国每年建造400至500艘远洋船舶。[14]赞丹一地就以拥有50个船坞为荣。

彼得一抵达那个港口，就在林斯特·罗杰（Lynst Rogge）船厂注册并开始工作。然而由于他身高令人印象深刻并总是举止粗鲁，他的露面开始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一群又一群人开始追踪沙皇，他在驶往艾湾时，怒气冲冲地向一艘邮船的船长丢了两只瓶子，这位船长指点一群叽叽喳喳想刨根问底的女士密切靠近。赞丹的情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因此过了热火朝天的一周之后，彼得被迫逃往国际化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从1697年9月到1698年1月初，彼得都在东山（Ostenberg）的东印度船厂做工，[15]其他俄国学徒也分散在阿姆斯特丹周围，学习造船技艺的不同方面。

阿姆斯特丹的选址是野心与必要的结合，见证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住宅与商业地产沿着一个五条同心运河构成的系统而建造，运河之间由较狭窄的原生河道交错连通。彼得造访期间，阿姆斯特丹正处于其鼎盛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有着富丽堂皇的政府建筑和欣欣向荣的商业。城里的水道塞满小船、海船与住人的驳船。狭窄的街道是原材料与商品的货真价实的聚宝盆。彼得在新大桥（Nieuwe Brug）找到了书店、海图（sea charts）、六分仪和五金器件。沃默斯街（Warmoestraat）有外来纺织品、纽伦堡（Nuremberg）陶瓷、意大利珐琅陶器和代尔夫特（Delft）彩陶。但野心勃勃的年轻沙皇首先会发现，这座城市自身就是一个格外有启发性的范本，因为他也将在海上作战。[16]

荷兰共和国的船坞延续着历史悠久的手艺之道，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也欣然接受最新的科学知识。仅阿姆斯特丹就以拥有大约百名印刷商和出版商为荣，也因此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书籍制作中心。高等教育兴盛，对待学习的态度灵活，外加荷兰探险家和贸易者带来未曾见过的异域自然物种，造就了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环境。橱窗中展示的奇巧之物，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彼得也是其一。沙皇结识了列文虎克（Anthonie van Leeuwenhoek），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布商，他的爱好是找出腐败现象中隐藏的秘密。列文虎克是第一个借助显微镜观察细菌的人，他从自己的牙缝间取出食物加以检验，收集自己的排泄物进行研究，当他有几周忘记换袜子时，便记录他脚趾上真菌的寿命。他也检查自己的精子，是第一批描述这种“小动物”或曰精虫之活动的人。[17]

熟练的解剖学家及尸体防腐专家弗里德里克·卢施（Frederik Ruysch）邀请彼得去他的解剖剧场，借着烛光和音乐伴奏，把“解剖学的启示”展示为一场流光溢彩的奇观。对去除内脏之举着迷的沙皇与卢施一样，对自然界的畸形产品格外感兴趣。他被卢施半个世纪里收集起来的2000件胚胎标本和解剖标本深深吸引，以致他最终于1717年以三万荷兰盾的价格买下这批藏品。[18]彼得如果没在船坞舞弄斧头，也没在男人们聚赌嫖娼的荷兰“乐室”（musicos）喝酒，那么他就在忙着搜寻荷兰的最新发明和技术。他遇到了消防泵的发明者扬·范德海登（Jan van der Heyden），试图诱使海登去俄国帮忙，与莫斯科挤满木屋的小巷中频频爆燃的烈焰做斗争。沙皇开始对造纸、印刷、雕刻铜版、建筑及植物园感兴趣。荷兰共和国的现代性刺激了一位君王，他到了一定时候将与老路决裂。

彼得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乡间地势平坦、人民富态的国度。荷兰人同俄国人一样，胃口巨大。当时有位观察家将荷兰人描绘成“健壮肥硕的两条腿奶酪蛀虫”。他们有“这么多设法喝醉的规矩和礼节”，以致一顿正餐都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19]相形之下，彼得自我标榜的“全发疯、全搞笑、全喝醉聚会”就沦落为混乱又粗野。据报告，沙皇一天喝30至40杯葡萄酒还依然清醒。有故事宣称，彼得刚步入少年时期，就在早餐时喝一品脱伏特加和一瓶雪莉酒，然后再喝大约八瓶葡萄酒，之后才出去玩耍[20]——虽说言过其实，但部分基于事实。莫斯科的宴会大约中午开始，持续到次日早晨。人们以伏特加打头，接着喝用大个杯子端上来的口感浓厚的葡萄酒和啤酒。席间有演说和祝酒，以喇叭吹奏或火炮鸣响通报其开始。宴饮期间若有人被讨厌，这些人就被罚喝大鹰（Great Eagle）——一个巨大的双耳杯，装满一升半伏特加——要求一口喝干。

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n III）在乌德勒支（Utrecht）附近宴请彼得时，伦敦的《邮差报》（Post Boy）报道称，“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对这顿丰富的餐饮感到称心如意……欢欣鼓舞地再次邀请了自己”。[21]事实上，彼得的思想早已转向英格兰，他在那里的学习将是严肃的，行为则是骇人的。1698年1月7日，他登上“约克”号（Yorke）御轮——航程中坚决留在甲板上勇敢面对一场可怕的风暴——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去英格兰，他希望能在当地的伦敦池（Pool of London）(4)学习更多英国的科学造船法。

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在1698年比较富裕，伦敦此时则比较大。尽管在彼得访问之前30年它才遭受了毁灭性的瘟疫与火灾，但这座首都现在以拥有近50万人口而自豪。英国首都借着火灾后的重建而经历了巨变，“马赛克式的”各居住区被融合为一个物理实体兼商业实体。伦敦正从中世纪木构建筑林立的拥挤空间转变为砖石结构的现代大都市。[22]大火灾的摧残为更宽敞的街道开路，重新调整这座城市布局的机会却大部分被浪费了，现代伦敦的创建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23]建筑师尼古拉·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写道：我们拥有的不是“一座便利规整的建造良好的城市”，而是“由总在倒塌的肮脏腐烂的棚屋构成的喧嚣之地”，还有“淤塞的湖泊以及流经它们的积满臭烘烘污泥的小水沟”。[24]1690年代，街道上挤满了乞丐，就连那些为了轻松愉快的休闲而布设的广场也招引来赌徒、流氓与窃贼。花了很多时间整顿自己在德特福德（Deptford）(5)塞斯庭（Sayes Court）的住宅与花园的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对首都混乱的发展之路十分焦虑，他建议预留一条绿化带来隔离城市与那令人窒息的黑暗撒旦般的磨坊和工厂。[25]

伦敦重建时优先考虑的重点是教堂建筑，而非出于规划现代城市的实际策略——像为圣彼得堡、华盛顿特区制定的那种，或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为巴黎规划的那种。由此形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尖塔森林，与填满泰晤士河的商船桅杆构成的丛林交相辉映。高耸于大片教区教堂的是克里斯托弗·温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没有证据表明彼得遇到过温恩，但沙皇于1698年4月初攀上大火灾纪念碑时，这位建筑师的作品在他脚下展开。[26]

甫抵伦敦之时，英国王室出钱让彼得寄住在诺福克大街（Norfolk Street）21号，属于河岸街（Strand）南面优雅的新建房屋网。河岸街与舰队街（Fleet Street）、切普赛德街（Cheapside）及康希尔街（Cornhill）齐名，是伦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一条令路易十四（Louis XIV）时期的整个巴黎黯然失色的购物大街。所以彼得去购物了。彼得的突袭成为伦敦八卦报章的主题，其情形就如今天小报对明星放纵之举的大肆渲染。据河岸街一位制表匠约翰·卡特（John Carte）的消息，沙皇买了一座地理钟，此钟能给出世界各地的时间，还能标记日出和日落的不同时间。买钟花费60镑。彼得还花了50镑买下一块金表，250镑买医疗器械、望远镜、象限仪和指南针。[27]他买了一口英式棺材——惊异于这样一个容器能快速用木材板拼起来，而不是像俄国习俗那样辛苦地把整段树干挖空。[28]沙皇也花21镑买了一名黑人仆从，30镑买一个“女黑人”，附带购买了一先令一双的“给黑人的袜子18双”。

在伦敦时，彼得出席了音乐会和坦普尔区（Temple）的假面舞会——有一次扮成一个屠夫。[29]用水力工程师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话说，他也“被说动参加了一两回演出”，“他不太喜欢”。[30]不管怎么样，剧院有种彼得显然无法受用的东西。自1660年王政复辟以来，女人开始在伦敦的舞台上扮演女人的角色了，而彼得被年轻的勒蒂迪娅·克洛斯（Letitia Cross）所吸引，她最近因为扮演约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的《故态复萌》（The Relapse）中“顿伯里·克拉姆塞爵士（Sir Tunbelly Clumsey）的女儿……豪登小姐（Miss Hoyden）”而出名。她与沙皇的亲密度是臆想出来的事，哪怕彼得的仪器制造师安德烈·纳托夫（Andrei Nartov）声称，他的主人“因缅希科夫（Menshikov）——此人穷奢极欲，耽于声色——牵线而与一个叫克洛斯的女演员熟识，他在英格兰期间时常与她谈情说爱”。[31]出身低下的半文盲缅希科夫也具有彼得那种喝酒聚会的本事，他在普里奥布拉岑斯基团里靠打拼一路飞升，成为彼得的左右手。1698年，彼得开始逗留伦敦，同年一位俄国商人因暗示彼得把缅希科夫“像个妓女那样”带上床而被逮捕。[32]约翰·佩里给这一指控提供了可能的证据，他描绘莫斯科的放荡时坚持说，“他们喝酒时极其沉迷其中的……可憎的鸡奸罪”在俄国几乎不被认为是项罪行。[33]身着荷兰工人服装又极度缺乏礼节的粗犷彼得，所到之处都激起流言和愤怒。在诺福克街与威廉国王的一次会谈中，沙皇的宠物猴子突然跳向国王。拜访未来的英国女王安妮（Anne）时，彼得拒绝坐扶手椅，而是坐在公主脚下的一张凳子上。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d）不期而访时，彼得突然从桌边站起来，跑上楼把自己锁在卧室里。[34]尽管表现得暴躁和不守规矩，彼得还是同意坐在伦勃朗（Rembrandt）的学生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面前。这才有了一张活泼泼的军事指挥官的肖像，他的小脑袋有点不安地落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这幅肖像画现今挂在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国王画廊（King’s Gallery）。与阿列克谢沙皇1670年代的画像相比，我们看到内勒是多么明确地把彼得塞进启蒙时代。阿列克谢被绘成戴着传统皇冠莫诺玛赫帽（Cap of Monomakh），而彼得被牢牢置于西方背景，配有貂皮、盔甲、古典家具和显赫的海军阵仗，这在1698年的俄国是彻头彻尾的幻想。[35]

要发生变化了。彼得是被“皇家交通”号（Royal Transport）这份赠礼诱惑到英格兰的，这是英国海军第一艘装有纵帆的船。这是一份带红利的赠品——船的设计者卡马森（Carmarthen）海军上将[36]成为沙皇在伦敦的酒伴、向导和良师益友。在喝下大量雪莉酒的间隙，卡马森指导彼得如何遵循英国模式建立一支俄国海军。作为对获得俄国香烟专卖权的回报，卡马森上将也预支给彼得12 000英镑。[37]尽管有这笔横财，彼得的全体随员还是在酒馆、客栈和小旅馆赊账，而更糟的事就要来了。2月，彼得搬去泰晤士河南岸的德特福德，他租住的宏伟宅院旁边就矗立着皇家造船厂。这所住宅正好属于那位十分关切工业对伦敦之威胁的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租期成了这位房主的噩梦。入住者们在潮湿的床上留下尿臊味的呕吐物痕迹。随着严冬让位于温和的英格兰春天，进一步的破坏肆意蔓延到花园中。损坏清单中包括20幅精美绘画被撕，且画框破碎，地毯被油脂污损，油画被毁，椅子四分五裂，还有窗户破损。伊夫林的花床和草地保龄球场被蹂躏，菜园一片荒芜。他的仆人写信给主人描述“这所到处是人还无疑是下流之人的宅子”。一份政府调查与此意见一致，评论说“彼得的室内生活习惯和他的随从们……下流至极”。[38]

彼得在格林尼治（Greenwich）附近学习了航海基础课。在皇家天文台遇到了首席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莱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他还访问了伍尔维奇（Woolwich）的兵工厂，与兵工厂厂主、罗姆尼公爵一世（First Earl of Romney）亨利·西尼（Henry Sidney）分享了他对焰火弹的兴趣。他数次游历造币厂，也参观了伦敦塔和皇家学会。[39]佩里记载，“国王很乐意派海军上将米切尔（Mitchell）随他下朴次茅斯（Portsmouth），让停在斯皮德黑德（Spithead）的舰队出海，以向他展示一场演习。”[40]彼得对模拟战中精妙高超的调兵遣将兴致勃勃，他在泰晤士河显然过得没这么好。在练习驾驶小快艇时撞上了炮舰萨拉曼德号（Salamander），而另一次，沙皇猛击一艘装有八架枪炮的快艇亨利埃塔号（Henrietta）。[41]

彼得游历英格兰期间，莫斯科发生了冲突，且一场“对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大战”正在进行，这让英国人感到有些奇怪。事实上，“奇怪”似乎就能概括这个年轻巨人，他患有痉挛和癫痫，发作时脑袋冷不防地猛然扭向右肩。他看上去是一个在寻找秩序和精确的令人恼火的粗野灵魂。在内勒的描绘中，他穿着西方国王的装备，而一返回俄国，彼得就被呈现为装在他父亲模子里的统治者，头戴莫诺玛赫帽。然而在另一幅画像中，他被打扮成戴着罗马皇帝的月桂冠的形象。[42]这些形象的冲突——古风的俄国同启蒙的欧洲之间的拉扯，更别提还有一个庄严帝王的梦想——表明这位年轻沙皇头脑中存在某种混乱。彼得是个探险者，他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醉醺醺地晃荡期间，获得了充足的建筑灵感和工程技能后才返回故乡，并断定，在一块开垦出的沼泽地里建造一座梦想之城是可行的。

彼得1698年4月25日离开英国海域时，奥地利驻伦敦代表这样对他的政府汇报彼得访问：“他们说他打算用别国的风格教化自己的臣民。但从他在这里的行为看，除了把他的臣民变成水手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意图。他的交往对象几乎舍水手而无其他，走时就跟来时一样青涩。”[43]

就在彼得提前返回俄国前夕，他还指示虐待成性又酗酒嗜醉的莫斯科总督费奥多·罗莫达诺夫斯基（Fyodor Romodanovsky），在惩处最近叛乱的射手卫队时不要留情。彼得到达之后亲自监督公开处决。然而，“文明的”外国访问者们描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应该不会令他们震惊，甚至都不会让他们惊讶。彼得从欧洲带回了科学思想与造船思想，也带回他亲身体验过的公开展示处决的西方传统——169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主要成员们曾邀请沙皇见证一次公开的烙刊、鞭笞、绞杀和枭首。

1698年10月间，799名射手卫兵被处死。[44]普里奥布拉岑斯科盖了14间小屋，在里面用皮鞭或笞杖抽打叛乱分子，然后把他们丢在火上慢慢烤。奥地利公使馆的秘书约翰·科尔布（Johan Korb）观察到，“彼得亲自砍了五个头”，然后评论其他行刑者，说他们十分笨手笨脚，以至于斧头落到一个恶棍的背中央而不是脖子上。叛乱分子被“活生生地绑在轮子上”。“整个下午和接下来的夜里都是可怕的哀号”，直到他们结束了“极度痛苦中的悲惨生命”。科尔布回顾了整个刑罚的尺度后评论说，“考虑到沙皇陛下迄今每日都暴露于危险中”，处决很难被视为严刑峻法。[45]

(1)　括号内正斜杠前为俄文原词，后为英文释意，下同。——编注

(2)　此地通常叫沙皇村。

(3)　文中出现的German，准确翻译应是“日耳曼人”，因为当时并无统一的德国，出现在俄国的日耳曼人有普鲁士人，也有其他日耳曼公国的人，但为了行文便捷，都译为“德国人”或“德国的”。

(4)　泰晤士河从伦敦桥到莱姆豪斯（Limehouse）的一段，是泰晤士河的潮路。

(5)　位于伦敦东南区域。

第三章　危险的加速　1720—1725

在沙皇谕旨下，俄历7208年变成了1700年。这是向后一跳到了未来，也是一次危险的加速。彼得知道，为了变得伟大，俄国应与先进但不停处于交战状态的欧洲国家贸易。他需要输出俄国的货物，进口思想与专家技术。所以，彼得不依据俄国选择的创世时间来计算世界已过去7208年，而决定像欧洲一样以基督诞生之时确定事件的时间，并终结俄国“被放逐在时间通道之外”的状态。[1]然而当他1700年采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时，别处的潮流是转向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他的选择让他落了伍。俄国一直落在后面，直到革命三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颁行格里历——1918年2月1日这天，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2月14日。

彼得于1700年1月1日宣布，当红场被点亮之时，“任何有步枪或其他火器的人要么应欢呼三声，要么得射几发飞弹”。[2]俄国的新时代随着一声巨响开始了。沙皇在确保同奥斯曼帝国的临时和平之后，立即宣布对瑞典开战。一开始事态进展糟糕，俄国人在1700年11月输了纳尔瓦之战（Battle of Narva）。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XII）被他的胜利所鼓舞，将注意力转向波兰，让彼得能空出手使军队和战术现代化，以应付俄属卡累利阿（Karelia）和因格里亚（Ingria）地界遭人入侵。

自彼得1698年结束大出使返国，现代化就成为优先考虑之事。焦点是“这位君主的一个心头爱物”[3]——海军。海军由外国专家打造，且服役的几乎全是外国水兵，1701年成功地在白海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挫败了瑞典人的一次进攻。同年，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Moscow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Navigation）在苏格兰人亨利·法夸尔森（Henry Farquharson）和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皇家数学学院的两名毕业生理查德·格里斯（Richard Grice）及斯蒂芬·格温（Stepan Gwynn）的指导下建立。[4]彼得位于顿河（Don）流域沃罗涅日（Voronezh）的重要船厂在荷兰、丹麦和英国技工的指导下设立，其中有位理查德·柯曾（Richard Cozens），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偶有流言说他是沙皇的儿子——长大后成了第一流的英国风景画家，也是才华横溢、独具一格的水彩画家约翰·罗伯特·柯曾（John Robert Cozens）的父亲。英国人对俄国海军之贡献的重要性，从阉人歌手菲利波·巴拉特里那也得到了确证，他在沃罗涅日亲眼看到，彼得在一位英国人的指导下拿着斧头造一艘60架枪炮的战船。[5]海军上校约翰·迪恩（John Deane）写信给卡马森爵士称：在一大批在建的船只中，“我向爵士阁下保证，它将是最棒的一艘”。[6]

以“所有革新的巨大敌人”著称的莫斯科人，在被迫采纳欧洲装束时反应激烈。俄国外交代表已被派往欧洲各首都，文化冲突在所难免。类似的，外国公使在俄国被接待时，结果也不总是美满如意。1702年，来自萨克森（Saxony）的外交代表科尼希塞克先生（Herr Königseck）从一座吊桥上摔下去淹死了。在收集他的身后物时，一幅女士肖像从死者的口袋掉出来。令沙皇惊讶的是，画像上是他的长期情妇安娜·蒙斯。在发现了几封安娜“以最温柔的风格”写下并寄给这位公使的书信后，一贯滥情的沙皇把安娜及其亲属都软禁在家。他们谈话期间——这场谈话本可能以安娜被判死刑而告终，彼得“心软流泪”并动情地宽恕了她，“因为他强烈地感觉到，要战胜喜爱之情是多么不可能”。他誓言：“你决不会想要如此，但我再也不会见你了。”[7]

同年夏，一名孤儿出身、名唤玛尔塔·斯卡乌龙斯卡娅（Martha Skavronskaya）的利沃尼亚（Livonian）厨娘兼洗衣女工，同一位瑞士号兵在马林堡（Marienburg）结婚。他们的结合只维持了八天，到这位号兵随他撤退的部队而离开。[8]俄国人在鲍里斯·谢里梅德夫（Boris Sheremetev）元帅的率领下挺进该城且带走了玛尔塔。双眸明亮、生气勃勃的她很令男人着迷，在俄国的指挥链中被逐级上报，直到登记为花天酒地的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家的洗衣女工。他把玛尔塔介绍给彼得，彼得立刻被她粗俗的幽默感、喝酒的本事和对生活的渴望所俘获。他陷入无可救药的恋爱中。[9]玛尔塔更名为叶卡捷琳娜（Catherine），并且先秘密后公开地与这位已婚沙皇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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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于16世纪末通过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设立的港口与英国人开展贸易时，往来这个总是冰封雪冻的港口的航程，要冒环绕挪威偏远广大之北角的危险。彼得明白俄国有很多东西——谷物、麻类植物、兽皮、焦油、大黄、鱼子酱和鱼胶——要卖往外国，因此他要寻求一个更易泊靠的海港。[10]他的念头转向了流程短的涅瓦河河口，此河在拉多加湖（Lake Ladoga）与芬兰湾（Gulf of Finland）之间的湿泥滩地及沼泽荒野间流淌70公里。这一选择从很多方面来考虑都是荒唐的。此地接近北纬60度，正如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后来给它的定义——“格外适合大祸横灾”。涅瓦河流域一年中有半年都处在封冻期，其他时候的“涅娃”（newa）——芬兰语的“沼泽”之意——则是蚊虫肆虐的沼泽。可以理解，为何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烟。除了驻守在聂斯坎斯（Nyenskans）自家堡垒里的瑞典入侵者，此地只有在拉多加湖湖滨和涅瓦河河岸沿线零星分布的无望小渔村。为了保住这个地点，彼得必须要打破瑞典人对涅瓦河北岸之卡累利阿及南岸之因格里亚的控扼。1703年5月1日，沙皇占领了聂斯坎斯的要塞，并沿河行军大约四公里，抵达涅瓦河支流环绕几个小岛之处。

有这样一个故事：彼得来到涅瓦河河口附近的延尼萨里（Yannisaari）亦即野兔岛（Hare Island）的岸上。他在荒草丛中自大地母亲身上砍下一些草皮，弄出一个十字形状，在下面埋了一只装着圣安德鲁（St Andrew）遗骨的石头匣子。彼得宣布，“这里将有一座城”，而为了标记这个新开端，他用桦木造了一道门，[11]桦树象征光明与丰产。就在沙皇穿过这道拱门时，一只飞鹰栖落在他的臂膀上。他接着又砍下两棵魔法柳，一棵标志着未来三一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Trinity）的地点，另一棵指明他卑微的伐木小屋将立之所。

这些废话带有一出充满象征意味的歌剧引起的气氛紧张的高潮感，而不是对一位战争中的沙皇几乎出于偶然而抵达一块潮湿多风之地的记载——如果他果真抵达过此地。1703年5月16日，三一节这天——被选为圣彼得堡奠基的重要日子——沙皇可能是在拉多加湖附近的海边船坞里。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关系操演背后有些诡计。圣安德鲁是俄国的主保圣徒（patron saint），依据传统说法，他访问了这个国家，并在此立下一个十字架。埋葬这位圣徒的遗骨给彼得的不可能之城提供了极好的凭信。圣安德鲁的骨骸是埋在彼得堡地基中的众多骨骸的第一块。三个世纪后，这座用它第一批劳动者的骨架建造起来的城市，将埋葬更多骨骸——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的牺牲者们被倾倒在巨大的坟墓中，这些坟墓所在的岛屿据信恰恰是俄国秘密警察的初创人彼得曾抵岸之岛。

图1　待开发的涅瓦河三角洲

彼得莅临日期的选择充满基督教意味。水手的主保圣徒兼俄国北方的守护者莫扎斯克的圣尼古拉（St Nicholas of Mozhaisk）深受人们喜爱，所以他的圣徒日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其一在5月初，而在1703年，这一天落入了三一节浮动的八日期间内。[12]如果越过基督教看看本地芬兰人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则巨人一挥就造出一座城的故事。此种神话虚构和象征主义对这位沙皇很有政治用途，他被敌人们谣传是一位换儿，是阿列克谢和娜塔莉所生之女儿的欧洲人替身，这一流言来自莫斯科的德国人郊区。

沙皇最初选择芬兰湾外30公里处的匕首状岛屿科特林（Kotlin）来筑造他的堡垒。一张可能是彼得所绘的当时的草图展现出的道路网和运河网，看上去与当今曼哈顿的地图惊人地相似。尽管科特林作为海军基地是个合理的战略选择，但对于在一个寒冷多风的海中央岛屿上定居，没人有热情。[13]他们对环岛周边的潮湿大陆也提不起更大的劲头。这个地区“广大的森林及可怕的荒野”令来自欧洲的访问者闻风丧胆，此间的夏季月份里，太阳“从低矮泥泞的地平线上聚拢起水蒸气”，而且“几乎不落山”。至于冬季，白昼短暂，由于“充斥空中的、令天空阴暗的浓雾”，太阳难得一见。[14]但也有些可用之物。按照苏格兰旅行家约翰·贝尔（John Bell）的说法，涅瓦河是“一条清澈健康的高贵河流”，里面有“种类繁多的上好鱼类”，包括大量鲑鱼。两岸的树木间“满藏猎物，比如冬日白如雪而夏季转为褐色的野兔”。[15]

对于零星的农夫和渔民而言，生活是靠春夏秋冬轮回的季候来度量的。突然就到了欧洲时间的1703年，彼得在他的前哨强制使用城市才用的精密时钟。随着1703年变成1704年，然后又变成1705年和1706年，生活变得有序又火热，因为人民被怂恿为会谈和会面而没完没了、争分夺秒地赶场。一个老派而又内向的国家的沙皇，使必要性同不可能性相结合，并建成一个快速演变为首都的要塞与港口。这将是一个老旧国家的新型城市，这一事实将在它起初的三个世纪里使它的身份与它的居民陷入一场大混乱。正是这位不寻常沙皇的怪诞与执念，催生了圣彼得堡这座由一个努力走直线的醉汉创建的城市。他那急切的强制变革的要求创造了一个时间隧道——不同时代的模式与习惯荒唐并置——这从沙皇给1703年打上无法遗忘的时间印记开始，就一直是圣彼得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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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城的第一个阶段与北方大战的时期一致，其间彼得的战事处于防守状态。克龙约特（Kronhjort）将军庞大的瑞典兵力在涅瓦河北岸安营扎寨以示威胁，而舰队副司令努默思（Nummers）指挥着一艘小舰队在海湾里扎锚驻守。俄国人很快在科特林获得一个据点，并开始建造喀琅施塔特（Kronstadt）要塞来守卫通往三角洲的道路。尽管从瑞典人那儿赢了些东西，却逃不出从芬兰湾吹向“圣彼得堡”——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沙皇1703年6月底写的一封信里——的凛冽的西南风。两个月之后，定居点遭遇了一场洪水。伴随着自然和人类的敌对，前途阴郁无望。

彼得优先考虑的是设计一座堡垒以保护定居地。彼得与保罗要塞的风格模仿了路易十四的著名军事工程师德沃邦侯爵（Marquis de Vauban）设计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堡垒，起初是由泥土和木头建造的。圣彼得堡的手抄报《记录》（Vedomosti）报道称，有两万工兵在第一个夏季艰辛备至地建造了这座堡垒。[16]还有几百名伐木工与樵夫将树干漂流至此，这不毛之地经历了一场人口爆炸。沙皇召集了俄罗斯、鞑靼、哥萨克（Cossack）、卡尔梅克（Kalmuk）、芬兰及因格里亚劳工，后来那些从被战争所毁之城镇逃离出来的瑞典人和利沃尼亚人也加入其中。彼得给罗默达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Romodanovsky）——彼得的全喝醉聚会中的“假沙皇”，亦是新近成立的秘密部门的头领——下了一道命令，将2000名预定发往西伯利亚（Siberia）的罪犯转移到圣彼得堡建造堡垒。劳工们在“惨无人道的环境中”艰难劳作，缺乏食物、住处甚至足够的工具。没有独轮车，就用“衣服的下摆以及破布和旧席子做的袋子”运送这附近所缺乏的泥土。[17]堡垒在五个月内建成。死于疟疾、坏血病、痢疾或瑞典人袭击的工人们的尸体，被用棉布袋裹起来填入地基的洞穴中。圣彼得堡最初的建造所耗的人力成本，按合理估计也有三万人死亡。这座堡垒是这个定居地的了不起的开端，在1703年6月29日的圣彼得日被正式命名为圣彼得堡，圣彼得是沙皇的主保圣徒。到了次年9月，它被非正式地称为“首都”。[18]瑞典的查理十二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宣称：“就让沙皇疲于建造新城吧，我们将保有以后拿下它们的荣誉。”[19]

到了1704年，造船厂已在河流对岸运转起来，这个地点在五年之内成为了海军部所在。匠人、技师和海员携家带口来此定居。逃过第一年的疟疾与冻伤的劳工们，继续为被沙皇召唤来充实这座城市的贵族和商人们建造房屋。[20]早在1705年新年那天，堡垒北部的彼得堡岛上，就有了15所结实的木屋，此后五年房屋数量增加到这个数目的10倍。秋季，这一组房屋因洪水引发的水位上涨而被隔离，变成微型群岛。在冰封的冬季，随着一声枪响似的声音，它们的木梁裂开并折断。在这个不稳定的社群之间任意游荡的是离群的狼、野狗以及无人照管的牛。但最奇怪的是一些大步穿过、裹着粗布衣服的成队的工人，这些男人身着衣摆及膝的杂色丝绸外套，搭配马裤和织花长袜。他们是来自荷兰、德国或意大利的工匠，用跳芭蕾般的姿势审度着景色，试图从混乱中搜出点秩序来。

多米尼克·特列兹奇尼（Domenico Trezzini）也是这些试图搜索枯肠找到感觉与优雅的人之一，他是彼得及其继承者们雇来塑造圣彼得堡的一众重要欧洲建筑师中的头一位。特列兹奇尼生于卢加诺（Lugano）一个下等家庭，曾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工作，在当地吸收了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北方新教徒的朴素形式。特列兹奇尼被鼓励采用彼得十分景仰的荷兰准则，从1703年直到1734年去世，他都在圣彼得堡工作，这是辉煌的30年，其间一个在荒野之中草率而又快速立起的木构定居点，犹豫不决地转变为一座熙攘喧嚣的都城。特列兹奇尼与沙皇合作工作，他强制采用街道宽度与房屋高度2：1或4：1的比例。富人的房屋——正立面沿着笔直的街道排成一列——开始采用砖瓦建造。得益于运河与水闸的规划，这个定居地开始以“北方阿姆斯特丹”知名。但荷兰的乡村能得到围堤保护，而一位来彼得堡的法国访客评论说，这里不可能逃过涅瓦河随性发作的洪水。这个社区建成三年后，遭遇了第三次可观的洪水，水位上升到两米半还多。然而营造仍然野心勃勃且顽强不屈地进行着，彼得还设立了由特列兹奇尼负责的城市事务局。其目的是监督和协调计划，当彼得离开，在几处前线奔波作战时，该部门格外有用。除了正在进行的与瑞典人的战斗，他还在1705年和1711年之间同乌拉尔山（Ural）的巴什基尔人（Bashkirs）斗争，在1706年平定了一场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射手卫队叛乱，叛乱起因于他们被强制穿德国服装并剃须。[21]沙皇的圣彼得堡梦想源于他对建立一种文明的秩序的渴望。

鉴于俄国无人知晓关于供人漫步其中的规划花园或公园的概念，圣彼得堡夏园的设计就是一个新鲜玩意儿。400名劳工苦干之外，还有100名木匠、60名石匠、16名水管工外加60名工人一起被要求建造喷泉。[22]沙皇在其花园办公室（Garden Office）的帮助下收集欧洲的论文与图纸，并亲自为该计划做出重大但也时常过分的贡献。[23]1708年，值此城将近落成时，他派人去莫斯科找“8000只不同品种的会唱歌的鸟”。1712年，1300株成熟的椴树自荷兰进口，同时还有来自汉堡的栗树、来自俄国南部的柏树、来自莫斯科的橡树以及来自基辅的酸橙树和榆树。于1712—1713年开发了该方案的荷兰园艺师扬罗森（Jan Roosen）给这座城市糅进了首个砖石结构建筑——彼得的小夏宫。[24]

安德烈亚斯·史吕特（Andreas Schlütter）给花园加了一个洞室，1713年，他在自己于柏林的建筑物发生坍塌之后被诱骗到圣彼得堡。洞室由三个小房间构成，镶嵌着异域贝壳与彩色石头，如万花筒般熠熠生辉并映射出内部的池塘。这个洞室建在喷泉河（Fontanka River）——取这个名是因它为花园中的喷泉供水——旁边，1777年被一场大水所毁。[25]史吕特也为夏宫镶嵌了29座浅浮雕，以此将底层窗户和第一层窗户间的空间分隔开，并颂扬俄国在北方大战中的胜利。让–巴蒂斯特·亚历山大·勒布隆（Jean-Baptiste Alexandre Le Blond）1716年8月从法国抵达之后，法国式的繁茂和兴盛之态——修剪成几何形状的树和蜿蜒穿过装饰性花床的碎石小径——被加入流行的荷兰风花园中。[26]勒布隆带来了关于规划的详尽知识和其师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的思想，勒诺特是法国园艺师中的老前辈，主持设计了尚蒂伊（Chantilly）、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和凡尔赛（Versailles）的布局规整的花园。随着意大利水利工程师尼科洛·米基蒂（Niccolò Michetti）——他争取罗马特雷维（Trevi）喷泉的委托失败了——加入，夏园成为名副其实的泛欧洲成就。正是米基蒂四处搜寻意大利那些令走廊端庄典雅的古典主义雕像，他的选择常令鉴赏力保守又正统的访客震惊。彼得建有一座包含《伊索寓言》中那些动物雕像的迷宫。他将带领一小群又一小群人来到这些雕刻品面前，并解释它们的含义。最重要的是，花园成为天黑之后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彼得主办室外聚会，席间人们被不拘礼节地混合组队，玩游戏，并在一个公用浴盆里举杯祝他健康。[27]客人们被关在里面，被期望喝到烂醉，还要对焰火和音乐表示惊艳。沙皇习惯于早早起床并努力工作，同时，下午和晚上的大多时候就用来娱乐，“痛饮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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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08年，在沙皇所开拓的领土中，只有圣彼得堡近郊还在他手里，因此彼得被迫继续维持攻势，毁灭因格里亚以给敌人制造供粮困难。其后，经过一个格外严酷的冬季，当查理十二的军队于1709年4月对波尔塔瓦城（Poltava）形成围攻之时，瑞典人被俄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虽说在《涅施塔特条约》（Treaty of Nystadt）结束北方大战之前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但波尔塔瓦之战才决定了大战的结果。事实上瑞典军队是对“假沙皇”罗默达诺夫斯基投降的，而一位个子非常高的军官，即隐姓埋名的彼得，一边看着一边感到好笑。彼得经常玩角色和军衔的游戏，把那些不合适、不胜任或自私的人擢拔到享有影子权力的地位。他把卑微的年轻人比如缅希科夫抬升为亲王，把像费奥多·阿普拉克辛（Fyodor Apraksin）——此人因三天里喝下180杯葡萄酒而被信任——这样的新水手变成海军上将。[28]他们全都是彼得镜像（minor-image）假朝廷的成员，这是个花招，让沙皇在看似干蠢事的同时紧紧抓住统治权。[29]

波尔塔瓦大捷首先在莫斯科庆祝，因为供正式游行庆典的装备在彼得堡仍然有限。到了1710年6月，战斗过去14个月之后，才终于在新都城用赛舟会和焰火纪念这场胜利。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肯定了彼得向阿普拉克辛上将夸耀时说的话，“现在，在上帝帮助下，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块奠基石已经埋下”。[30]

图2　1717年的海军部风光

在早前是造船厂的位置，有一片由几千根木桩撑起还填满垃圾、泥土和尸体的区域，海军部就建在这里。[31]经一座可开闭吊桥进入，有一个大型木工集团，包括制帆匠、搓绳匠、木工与敛缝工，他们都为正在脚手架上建设且将从船台上下水的风帆战舰做贡献。然而在1710年，沙皇的十二艘护航舰、八艘桨帆战舰、六艘火药舰和两艘炮舰中，只有三艘护航舰可以服役。[32]因此，如果彼得要实现他拥有波罗的海舰队的野心，发展海军部就是重中之重。接下来的10年，超过五万名造船工人及工匠抵达此地来实现他的梦想。

1710年春季，彼得堡原本的约8000人口，因为按季节番上的劳工再度抵达，继续开展这项狂热的建造计划，而翻了一番。[33]由于干燥的土地非常珍贵，他们被迫在湿地里居住和建造，导致“街道泥泞不堪”。尽管如此，第一批石头房屋开始让这个定居地有了某种永久意味。为圣彼得堡总督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建造的宫殿，以及彼得的夏宫，都已开工。沙皇也决定用石头重建彼得与保罗要塞，原料取自被占领的瑞典人定居地聂斯坎斯。[34]堡垒的墙体被建成近20米厚，在广阔的内城，木构大教堂被拆除，让位于特列兹奇尼的扁平正立面石质建筑，其顶部是一座高耸的金色尖塔，该工程最终于1733年完工。差不多25年之后，这座123米高的塔因被闪电击中而烧毁。那之后再过10年，叶卡捷琳娜大帝下令造一座一模一样的塔，并于1776年完工，从此一直是首都最醒目的地标之一。

缅希科夫的宫殿位于瓦西列夫斯基岛（Vasilevsky Island），面对涅瓦河，建以“石头，按照意大利样式，高三层”。[35]它比沙皇的夏宫还气派，正适合一个“有着无尽野心”及无法餍足之贪欲的人。缅希科夫早年要么是某位糕饼师傅的走街推销员，要么是一个马夫，当时有一大批评论者乐此不疲地描绘他“在莫斯科走街串巷”叫喊着“酥皮（Puffs）！”并出售“碎肉做的糕点”的景象。有个故事这样说道，彼得听到缅希科夫在一条小巷里唱歌，问他能否买馅饼时连篮子一起买，缅希科夫玩了个小花招，将把他带到高层。他的“工作是卖馅饼，而要卖篮子就必须获得主人许可；不过，因为一切都属于他的王子，殿下只要给他下令即可。沙皇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以致即刻令他去宫中”。[36]缅希科夫迅速升迁，直到成为彼得的左右手，即暗中搞破坏的假朝廷的核心操盘手。缅希科夫从政府和人民那里同时贪得无厌地窃取，成为可怕的窃国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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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缅希科夫的宫殿完工于1727年，正好是它主人倒台的时分。不过有一个早已建成的房屋是从事“大型娱乐活动”的“阔厅”，喜欢自己那小房间、矮屋顶的夏宫的沙皇，被迫在这里举行接见和庆典。当1710年，罗默达诺夫斯基指挥俄罗斯各地的侏儒们来参加皇室侏儒亚金·沃尔科夫（Yakim Volkov）的婚礼时，庆典就在缅希科夫的宫殿举行。参加婚礼的70名侏儒被安置在大厅里的微型桌子旁，被宫廷宾客们俯瞰，他们很享受看侏儒们喝醉。

缅希科夫的宫殿在那年秋季又用于另一场婚礼：沙皇的侄女、伊凡沙皇的女儿安娜·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与库尔兰（Courland）公爵弗里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的政治联姻。这次，侏儒们在娱乐表演中扮演着更活跃的角色。婚礼前几天，两位侏儒驾马车在全城散发邀请函。婚礼当天，最矮的侏儒充当婚礼司仪，引领新娘和新郎完成典礼。酒席上人们端来一个巨大的派，两位女侏儒从中窜出，身着法国最时兴的服装，载歌载舞还朗诵诗句。女宾客们被迫喝到过量，但最惨的是新郎。婚礼过后还不到一个月，他就死在前往库尔兰的大路上，很可能死于酒精中毒。

沙皇惯于把喝酒当作胁迫手段。丹麦公使尤斯特·尤埃尔（Just Juel）试图逃脱用臭名昭著的大鹰杯喝下1.5升伏特加的罚酒，便藏在一艘高桅帆船的索具中，结果发现沙皇衔着大鹰杯，口袋里塞着酒瓶子，爬上绳梯来找他。[37]尤埃尔对彼得在文雅方面的尝试表述得不那么尊敬，记录了彼得的乌合之众在一场油腻腻的餐厅打闹中，将满手的食物互相丢来丢去时“大呼小叫，狂笑不已，既呕且吐”。[38]

1711年，又有一场重要的包办婚事。这次是彼得所轻视的儿子、懒散的太子阿列克谢与17岁的不伦瑞克–吕尼堡的夏洛特（Charlotte of Brunswick-Lüneburg），后者为罗曼诺夫宫廷带来了许多德国名称和习俗：皇室总管成为高级霍夫迈斯特（Ober-Hofmeister(1)），位高权重的皇家新郎成了卡梅尔容克（Kamer-Junker(2)）。德语在宫中被使用，彼得对这语言相当熟练，“就连文盲缅希科夫也能说和理解”。关于彼得的亲密伴侣叶卡捷琳娜，法国人弗朗索瓦·维勒布瓦（François Villebois）注意到她可以“流利地讲”四种语言，“即俄语、德语、瑞典语和波兰语，此外还可以说她能听懂一些法语”。[39]

叶卡捷琳娜是在波尔塔瓦大捷之后才从普里奥布拉岑斯科被带到彼得堡，与沙皇长期生活。但当彼得1711年为了一场对抗土耳其人的战役离开彼得堡时，她在这所新都生活得不尽如人意。所以叶卡捷琳娜陪伴着彼得，把他们的孩子留给缅希科夫和他的妻子达丽娅（Daria）照顾。在一出并不缺少文学价值的17世纪剧作《马林堡女仆》（The Maid of Marienburg）中，有个角色暗示道：“上天给了叶卡捷琳娜一种完人的魔力，聪慧有活力，有慈悲心肠和男子气的理解力。”[40] 1711年7月俄国军队被土耳其军队围困在摩尔多瓦（Moldavia）的普鲁斯河（River Pruth）时，有流言说诱人且意志坚定的叶卡捷琳娜会见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并求和。[41]她既粗野又大胆，跟彼得很般配。

1712年2月，彼得身着海军少将制服，在缅希科夫的宫殿以一场简朴的婚礼正式迎娶他的爱人。他们的两个孩子——4岁的安娜·彼得罗夫娜（Anna Petrovna）和刚刚蹒跚学步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稍稍拖住妈妈婚纱的下摆。彼得与叶卡捷琳娜坐在一张王冠形的桌子旁，英格兰驻俄国“特别大使”（Ambassador Extraordinary）查尔斯·惠特沃斯（Charles Whitworth）评论说，这场婚礼中“最让人高兴”的一面是“没人被强迫过量饮酒”。叶卡捷琳娜这个平民兼外国人，现在嫁给了俄国沙皇，而沙皇的头任妻子柳多西亚还活着，被软禁在苏兹达尔（Suzdal）的修道院，随后被迁到拉多加湖湖滨的一家更为遥远的女修院。彼得与他第二任妻子的结合，并非一场筹谋出来以稳定和加强政权的婚姻，而是赤裸裸的、激情四射的爱的宣言。[42]正如《马林堡女仆》中对彼得性格的评论，“令王子欢喜的是，他发现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爱的不是附在这个男人身上的王子，而是爱那个王子外壳之下的男人”。[43]

人们对于定居圣彼得堡仍然感到勉为其难。上层俄国人抱怨说，这座新兴城市离那些令他们中意的莫斯科商人，以及在旧都周围起伏的乡野之中的舒适庄园有700公里之遥。彼得威胁这些俄国贵族，要么搬来他的城市，要么丢掉头衔。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重新安家了，而商人们随之而来。但是他们牢骚满腹。在彼得堡周围潮湿寒冷的土壤中，没多少植物能够生长，芜菁、白卷心菜和黄瓜还有可能，但别的就没什么指望了。[44]林间有蘑菇，还有些野味和鱼类，但其他食物只能在冬季用雪橇送来或夏季经河湖运来。如果说定居者们在旅途中发现自己在接近目的地之际要经过一片沼泽，那么这座城市本身的泥泞度也不遑多让。任何看上去干燥的、可用作菜园的土地都被证明禁不起挖掘，因为“深两尺之处”就漫出水来。[45]

这样的条件，无怪乎人们需要被强制定居。1712年年末，彼得要求派更多商人和工匠来为此城效劳，他已经又召唤1000名出身最上层家族的人来此。1714年他再度下令让1000名出身最富裕家族的人前来，其中有些人为此花费了积蓄的60%，显然是场昂贵的搬迁。[46]伴随着这种命令带来的损失，潜在的定居者们继续表现出对重新安置的不情愿，这迫使彼得宣布，如果“出身旧世家的俄国人”到1725年仍不搬来他的城市，他们的房屋就要被拆除，他们将被强制住在瓦西列夫斯基岛未开发区域的沼泽地的茅舍里。与此同时，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人们看起来也同样不热心。1712年和1714年，被征召的劳动者有三分之一就没露过面。[47]直到1717年，城市事务局主管彻卡西亲王（Prince Cherkassy）才向彼得表明，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强制劳动力效率不高且最终成本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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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驻俄国代表弗里德里希·韦伯（Friedrich Weber）于1714年抵达圣彼得堡，他“吃惊地发现，这里不是我预期的一座规整城市，而是一堆被连成一体的村庄，就像西印度的某些种植园”。[48]许多来自欧洲的访客当然都会有这种到了某个殖民地首都的印象，这里有着奇怪的彻底改造或对母国文化的拙劣模仿。与此相反，约翰·贝尔1715年7月随着彼得之前派往波斯的使团来到圣彼得堡时，他发现这座都城“住满了人，并不像最近才建成的城市的样子”。这两种相互抵触的印象结合起来，就是这座城市飘摇的早期发展的真实图景。砖窑和火炉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烧制砖块。然而大量建筑工程的稳固性由于劣质灰泥和寒冷冬季里不上心的工作习惯而打了折扣。对新近完成的建筑加以修葺成为当务之急。尽管被待遇恶劣的劳工们肮脏的营房所包围和填塞，但一种社交生活和社交旺季开始在这座都城扎根，经过10年建设之后，它有了几分优雅的表象。人们在堂皇的住所中享受着假面舞会和音乐晚会。彼得的妹妹、业余剧作家娜塔莉·阿列克谢耶夫娜（Natalya Alekseevna）给了韦伯一个参加欧式娱乐活动的机会，尚无经验的宫廷对这种娱乐心向往之。喝下必要的伏特加后，客人们坐下来享用“由肉饼、香肠、胶冻汤以及浇着橄榄油、洋葱和大蒜的各种肉”组成的第一道菜。愉快的一段时光过后，“汤、烤肉及其他热食作为第二道菜”上来了，接着是甜品。“彼得堡的美人们”极度渴望采行法国时尚，而韦伯评论说，她们同自己箍了铁环的衬裙尴尬地斗争着。但是她们涂黑的牙齿或黑色的蛀牙让她们露了馅，“足以证明她们还没有丢弃老派俄国人头脑中如此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有白牙齿就变成了黑人和猴子”。[49]

就在汉诺威代表抵达的那年，彼得开始得意扬扬地在涅瓦河航行，他于1714年7月在汉科（Hangö）击败了瑞典舰队。正如威尼斯博学者兼亲英派的弗朗切斯科·阿尔戈洛蒂（Francesco Algarotti）后来写给英国侍臣赫维爵士（Lord Hervey）的，那个夏季沙皇“真正看到了他的工作大功告成”。[50]房屋总计34 550所，[51]但由于这城市在各个小岛及涅瓦河两岸扩张，涅瓦河三角洲地带变得更成问题。涅瓦河干流最宽处超过一公里，在一个只能于小河道上架设固定桥梁的时代，它令城市的不同区域彼此分隔。跨越“大涅瓦河”的唯一方法就是乘坐政府管控的20艘渡船，摆渡一次适当收二到四戈比[52]，春季融冰和秋季洪水时期无疑是在湍流中的危险航程。除此之外，彼得——只允许贵族们乘着游艇上朝——想让他的臣民们航行。从1718年开始，他提供小船让臣民能学会划船。新从内陆莫斯科前来的人被强制参加周日的海湾小游时感到非常害怕，而因为一个月内有两个周日缺席而遭惩罚时又很恼怒。处于最尊贵行列的成员们，被期望自己保有船只并参加海上庆典。河流封冻时，人们建造了特殊的小船供滑过或浮游（sail-boating）过冰面。[53]确实，这座城市以及这整个地区的交通，因寒冷季节而大为改善，彼时泥泞的道路变得坚硬，手推车和辎重车队不必在泥浆中挣扎就能通过。夏季时分，涅瓦河口的沙堤意味着吃水七英尺的船只无法靠岸。喀琅施塔特的深水港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另一个方法是船只在海湾扎锚，就地卸货，这导致小船和平底驳船云集。

这种种不便再加上冬季冰冻期的年度性封锁，一望即知这座城市要为可靠性而奋斗。疯狂的彼得在都城里通过假朝廷施行暴政，这座都城对许多务实之人而言，只不过是个虚假的港口。对他们而言，圣彼得堡是一出在因格里亚沼地的荒野中持续上演且麻烦不断的恶作剧。然而这条河是这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并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一项重要的年度庆典就是主显节(3)里祝圣诸水。由沙皇领头，普里奥布拉岑斯基卫队行军到这条结冰河流的中央，然后列成方阵，注视着厚度超过半米的冰面上被凿出一个通达下方流水的洞。凿碎的冰砖被用来搭成一个拱形神龛，这时圣彼得堡各处钟声鸣响，神甫们列队前往这个临时神龛，诵念弥撒并祝圣脚下流过的河水。炮响枪鸣，母亲们带着婴儿来此洗礼。在冰寒刺骨的河水中能活下来的婴儿被许以蒙福的人生。神甫与卫兵撤离后，人们——包括病残之人——蜂拥至这个缺口，桶提杯灌这康复之水，这种景象要到5月才会再现。

1715年祝圣过河水差不多10天之后，就是尼基塔·佐托夫（Nikita Zotov）的搞笑婚礼，他是个84岁的酒鬼，兼沙皇的前家庭教师，曾在彼得的全喝醉聚会上坐上“牧首亲王”（Prince Pope）的宝座。他的新娘是位“34岁的丰满寡妇”。婚礼游行由“假沙皇”罗默达诺夫斯基领队，他斜靠在一座由四头后脚站立的熊抬着的雪橇上，它们在戳刺和驱赶下咆哮不已。当他们向着要塞行进时，小军鼓敲出欢迎鼓点。游行队伍中的人都被鼓励喧闹起来，附近漫游的野兽开始吼叫。苏格兰人彼得·亨利·布鲁斯（Peter Henry Bruce）记录说，指定来迎接这队人马的人员“是全国最严重的四个口吃；四个跑腿是所能找到的最笨拙的人——患痛风的胖子；迎亲队、接待员和侍者都非常老……加入这场婚礼的神甫已经超过100岁了”，还是个瞎眼。这怪异时光持续了10天，纵酒狂欢之徒从一家馆子去到另一家，浸没在旧式的狂饮闹宴之中。1715年11月叶卡捷琳娜和彼得的儿子彼得·彼得罗维奇（Peter Petrovich）降生时，也举行了奢靡且无法无天的欢庆活动。侏儒们仍旧是这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男人们落座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派。一位“身材姣好的女侏儒”除了“饰帽和一些红丝带装饰物”，便“一丝不挂”地从中出现了。她发表一通演说，还用藏在派里的葡萄酒瓶给听众的玻璃杯斟满酒。在女士们面前，一位裸体男侏儒在她们的桌子上表演了类似的一幕。有祝酒也有焰火，每个人最后都酩酊大醉。[54]

彼得·彼得罗维奇降生的这个月里，沙皇开始针对他与柳多西亚·卢普金娜生的儿子、皇储阿列克谢进行部署。布鲁斯曾在莫斯科遇到这位年轻人，发现他“吊儿郎当”，周围都是“堕落放荡的无知神甫”，他们将在他登上宝座之后帮助他“把俄国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彼得曾怒气冲冲地给拒绝参加对抗瑞典的军事行动的儿子写信，问，我死了之后能把我的国家留给谁？“留给一个喜欢怠惰的仆从、脑瓜埋在土里的人……你连最少的努力都没付出过，你所有的乐趣似乎就在于像个白痴一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55]彼得开始挂念此事之后，便看这位皇储假以时日是否会改过迁善。“如果没有，我会让你知道我将剥夺你的继承权。”阿列克谢变本加厉地贪杯，当他父亲命令他去修道院待着，他就逃到欧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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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9月，彼得堡的洪水高涨，以至于一艘两桅帆船被卷起来撞上一所房子，又在大水退下时搁浅在一条泥泞的街道上。牛被淹死，人员失踪，花费巨大人力建造的各处堡塞被冲垮殆尽。尽管有此挫折，彼得还是在次月下令，要全俄国12 000多户家庭安顿在他的首都。[56] 1716年间宏伟的平面设计图出现了，要扩充靠近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各区域——从彼得堡岛上向北、从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尾端向西南并环绕位于河对岸的海军部。这些见于1720年纽伦堡出版的一张城市地图，其底本是一幅两年前德国人制作的原始地图。这个平面图是对环海军部及要塞附近建筑状况的基本准确的记录，但同时对沼泽广布的瓦西列夫斯基岛的网格化，就如同是喀琅施塔特的灯塔要塞插绘一样的幻想，[57]看上去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虚构出的什么东西。

1717年，勒布隆为瓦西列夫斯基岛打造了一份更精致且典型法式风格的平面设计图。这个设计把皇家宫殿安置在岛屿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沃邦设计的堡垒和勒诺特建造的花园。凡尔赛的布局和勒布隆关于彼得堡的设计方案，都将启发他的同胞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Charles L’Enfant）对新诞生之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设计，尽管勒布隆的方案没能实现。

几道旨在令城市更安全的谕旨，警告居民不得让家畜在街上漫游，除非有牧人带领。光天化日就可见到三四十只强壮的狼组成的掠食狼群。1715年，一名女子在从缅希科夫宫殿可以看到的地方被一群狼吞食。守卫南河岸上铸造厂的一位哨兵被袭击，另一位士兵来帮忙时，他被殴打并撕成碎片。

图3　勒布隆设计的圣彼得堡平面图

一个边疆定居点向一座荷兰式巴洛克风城市的转变，因为1714年禁止在特定区域用木头造房子而提速。[58]建在石头地基上的涂泥篱笆墙加上瓦屋顶，成为简陋住宅的标准式样，而石块被用于建造富人的房屋。由于全国范围内石匠紧俏，催生出一道禁止在俄国其他地方建造石质建筑的命令，而且由于圣彼得堡泥泞的近郊缺少原料，走海路或陆路来这座城市的人被要求携带石头，作为对城市建设的捐献。从1714年起强征的税赋，要求抵达这座城市的每架货运马车都缴三块两公斤以上的石头。船只，根据尺寸，需要缴10到30块石头。

一所房屋的规模、风格和追求取决于屋主的社会地位。卑微的缴税人居住在一层的房屋中。境况较好的在屋顶加装天窗。勒布隆为精英阶层设计了两层加天窗及圆形小窗的宅邸。[59]而在比较贫穷的街区，木制房屋摩肩接踵，一家着火很容易波及临宅并迅速蔓延成大火灾。一旦确认有某处飞出火花，守卫们就接力敲钟击鼓来发出警报。木匠和各级别的士兵都迅速前往着火之处，把周围的房屋拉倒以隔绝火势。彼得如若在城里，会手执斧头加入控制火情的士兵与工人。[60]

定居点的主要酒馆位于连接彼得与保罗要塞同彼得堡岛的桥梁附近。这酒馆为沙皇所有，出售葡萄酒、啤酒、烈酒、烟草和纸牌。那里酿的啤酒太烈，不能止渴，而且韦伯发现这里卫生堪忧。啤酒盛装在一个敞口的桶中，人们用勺子舀出来就送入嘴里，一些啤酒顺着他们肮脏的胡须倒流回桶里。日班零工如果缺钱，就来这里典当些衣物，这些衣物随即就挂在大桶边缘——经常浸到酒里，有时还掉进酒桶中——直到这天结束时，工人带着薪水返回此地赎回他们浸透酒水的破旧衣服。[61]

大市场位于沙皇酒馆附近及木构三一大教堂的西北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四方木建筑，有四扇门通向内部庭院。这个空间周围立着两排商店，商店带走廊，以免顾客淋雨被雪。[62]位于附近的鞑靼人街区的东缘是破布市集（Rag Fair）——一个拥挤且危险的跳蚤市场：

近卫步兵团的某位军官，是个德国人，有次从那个地方回来时帽子和假发都没了，就在同一天，一位时髦的女人有类似的遭遇，在那里丢了饰帽。两个骑着马的鞑靼人在不同地方碰到上述两人，身手敏捷地用鞭子卷走他们各自的头饰，把他们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任凭人讥笑，甚至就在他们能看得到的地方把赃物拿去出售。[63]

鞑靼街区的南部靠近涅瓦河河畔之处，是一个新屠宰场和一个能找到陶罐、木器皿、小扁豆、燕麦以及做面包用的小麦和黑麦的市场。[64]给这座城市供应充足的面粉一直是个难题，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才解决。这座城市的食物短缺确乎导致1722年4月实施价格管制，次年价格管制则让位于一套更复杂的利益调控。彼得通过他1725年1月去世前的最后一批法令抑制谷物市场的不法行为，强制本地生产者一早就来到市场，以每天早晨公布的价格把商品按小份卖给公众。只有在午后，生产者才能与零售商谈论批发价。面粉因此是按重量而不是按容量出售，价格波动被监管，以便控制烘焙食物的成本。欺诈者被当众以皮鞭笞打，他们的货物则被没收充公并捐赠给医院。[65] 1726年法国旅行家奥布里·德拉莫特雷（Aubry de la Mottraye）走过这座城市的一条干道，看到三颗供粮委员的首级被钉在木桩上。三名委员因为渎职之罪被公开施以鞭刑之后枭首示众，这是当时俄国的标准刑罚。刑鞭不同于九尾猫皮鞭(4)，它的尾端是用浸过醋和牝马奶的驴皮裁成。受刑者被架上一个木头支架，脸朝地面固定住。男人被剥光到腰部，女人被剥去衬裙。先是一边肩膀被抽打，接着是另一边。德拉莫特雷记录了一场温和的行刑，受害人的背部流出“大量血液”。在一场严厉的惩罚中，有人看到“小块的皮肉纷纷飞溅出来”。如果是“被下令最严格地执行，通常不免一死”。行刑者抽打罪犯侧面“肋骨下方，打到皮开肉绽、肠肚毕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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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润色圣彼得堡的一种激励与策略，沙皇1712—1713年及1716—1717年间的海外游历至关重要。前一次旅行的时间暗示出这项事业中有造势的成分。随着波尔塔瓦大捷，俄国被认为是欧洲力量均势中的一股新兴且重大的势力。与沙皇相关的图像自那场胜利之后自然也发生了变化——缅希科夫宫殿的天花板上绘有《战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Mars），其中战神的面容酷肖彼得的脸庞。[67]彼得现在去欧洲不再是个卑微的造船匠，而是通过艺术和科学寻求荣耀的力量强大的君主。他访问了德累斯顿（Dresden）与维也纳。他观览了凡尔赛。他研究了宫殿花园的宏伟景象中所展示的帝王力量。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跟彼得一样，小时候曾被暴力吓坏。由于这一原因，他决定放弃首都并另建新都。但他不像彼得那般激进，选了一个离巴黎仅15公里的地方，凡尔赛。凡尔赛宫历经14年建设而完工，成为法国王冠上的明珠，令举世艳羡。它那几何形露台、宽阔的步行场所、池塘与喷泉，影响力惊人。它的建造——彼得堡将步其后尘——耗费了巨大的劳动力，人员成本高昂。物流不像在涅瓦河口那么有挑战性，但凡尔赛的工人们同样在悲惨的条件下居住和劳动，疟疾夺去许多患者的生命。不过，当路易十四在欧洲传统的温床上怡然搞建设的时候，俄国的彼得却实现了风格的彻底转变。虽说圣彼得堡的建筑方法完完全全是俄国式的，但彼得这座城市中浮现出的直线模式和几何模式却是西方的。

彼得在巴黎购买哥白林挂毯（Gobelin tapestries）(5)，并邀请一些织工在他的首都定居。法国肖像画家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给他画像。[68]他购买了以荷兰画家鲁本斯（Rubens）、凡戴克（Van Dyck）、扬·斯滕（Jan Steen）等人的作品为主的画作，以及俄国君主们所获的诸多伦勃朗作品中的第一幅《大卫向约拿单说再见》（David’s Farewell to Jonathan）。彼得也网罗画家，比如法国人路易·卡拉瓦克（Louis Caravaque），他于1716年在圣彼得堡定居且度过余生，直到1754年去世。欧洲艺术品的购买以及欧洲画家和工匠的出现，给俄国文化的发展带来经久不息的回响。彼得学习航海的同时也派俄国画家到国外学习。[69]“俄国肖像画的奠基人”伊万·尼基廷（Ivan Nikitin）是首批在国外待过一些年头的人之一，回来之后就令俄国绘画的路线从圣像画和刻板肖像画（或称parsuna(6)）转向一种反映欧洲艺术之潮流与运动的风格。[70]

彼得是18世纪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7)，遍寻西欧的财宝来填充他新近落成的仙那度（Xanadu）。他的好奇心永无止境。购买书籍是这些历时久远的购物之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彼得的图书馆——其中很大比例用于充实建筑、园林和造船类书籍——包括一版维特鲁维斯的《建筑十书》（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该书是古典时代建筑作品的唯一重要劫余。[71]在荷兰，彼得从阿姆斯特丹一位药剂师阿尔伯图斯·塞巴（Albertus Seba）手中购买了一大批自然标本藏品，同时购入他1697年首次见到的卢施的藏品。他在加莱（Calais）雇了一个名叫尼古拉·布尔热瓦（Nicolas Bourgeois）的人，此人站直超过两米。布尔热瓦被严重的头痛症所困扰，死于彼得堡，尸体在那里被解剖。[72]正如1726年见过他尸体残留部分的德拉莫特雷所记，布尔热瓦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和一只巨大的胃，而他的私处很小”。[73]今天，布尔热瓦那令人难忘的骨骼还立在冬宫奇巧馆（Kunstkammer）展览。

就在许多人对出现于欧洲的俄国人印象深刻之时，早熟的10岁女孩、拜罗伊特的马克格拉维娜·威尔海明娜（Markgravine Wilhelmina of Bayreuth），1718年对来到柏林的叶卡捷琳娜做了一番刻薄的描述：

一眼就能看出她出身卑微。她毫无品味的裙装仿佛从旧货商那儿买来的；款式过时还镶银被垢。她身上别了一打勋章，还有同样数量的小像章和有浮雕的圆饰章；她走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叮当作响，让你觉得一头负重的骡子正在靠近你。[74]

彼得并不满足于只以在涅瓦河两岸盖房子来与自然斗争，他也着手在首都周围建造一组宫殿豪宅：给缅希科夫的奥拉宁鲍姆（Oranienbaum），给他第二任妻子叶卡捷琳娜的皇村（Tsarskoe Selo），给女儿伊丽莎白的斯特列利纳（Strelna），还有给他自己的夏宫（Peterhof）。奥拉宁鲍姆在铜版画上显得奢华富丽，仿佛嚷嚷着要人注意它——这效果完全适合它的首位主人、浮夸的暴发户，“卖馅饼亲王”。尽管它是从彼此冲突的传统中涌现的不同建筑师——意大利人乔瓦尼·冯塔纳（Giovanni Fontana）和北德人戈特弗里德·夏德（Gottfried Schädel）——的作品，事实上的效果却和谐且稳重。从海面那侧看，奥拉宁鲍姆以三层楼的高度居高临下，每侧都有伸展出去的半椭圆翼楼。一道豪华的楼梯徐徐落至正规法式园林中，而一条小运河通向芬兰湾上的海湾。正立面建在一道堤岸上，面对内陆的那侧呈现出更加谦和的单层建筑，内里有很多面积小但设施充裕的房间。

1710年5月，即波尔塔瓦之后更安全的那段时间里，沙皇选了一个地点开始规划他的夏宫。1714年开工的最节制的主建筑，矗立在20米高的小丘上，距海岸近千米远。它包含供仆役居住的底楼和供沙皇家人居住的二楼，二楼能从左边喀琅施塔特到右边圣彼得堡一览无余地看到芬兰湾的景致。至于建筑难度，这就是圣彼得堡的翻版。大多土地必须排水，移除层层黏土，用驳船运来泥土和肥料。上万棵枫树、椴树、栗树、果树及灌木被从欧洲水陆兼程费力运来。一座结构复杂的宏伟喷泉“大瀑布”，在俄国首位水利工程师瓦西里·杜沃尔科夫（Vasily Tuvulkov）的监督下建造，他动用了超过4000名工兵建造复杂的运河网，以从20多公里以外的罗普沙山（Ropsha hills）的泉眼汲水灌溉瀑布。工人们就如建造首都的那些同行一样，居住环境差到无以复加，吃着惨淡的食物，被热蒸、苦寒与疾病所折磨。许多人死在工地上。

彼得重视以威严的花园作为补充的北方巴洛克建筑那被低估的力量。他有一本凡尔赛景观图集，并野心勃勃地命令勒布隆在夏宫打造“比法国国王的”更美好的园林。他确实对凡尔赛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他给夏宫的小亭子起了并非德国而是法国名字：马尔莉（Marly）、蒙普雷瑟（Monplaisir），还有艾尔米塔什（Hermitage）。与彼得对首都的概念一致，勒布隆设计了一份皇家方案、一个展示统治权的舞台。[75]通过让自然服从他的艺术效果，他的花园征服了自然并宣告了彼得的野心、精致与权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勒布隆设立了19间专业化的工坊，填满他从法国带来的能工巧匠，然而他在第一阶段建筑完工之前两年即1719年，死于天花。夏宫的喷泉、露台、洞室与瀑布，不只与凡尔赛可相媲美，还是对彼得北方征战胜利的表现，是对他的荒唐的一份雅致辩白。[76]这位俄国沙皇通过进口古典主义雕像获得了一个新的神话源泉和一种新的知识秩序。不管怎样，因为允许凡尔赛影响夏宫的花园，沙皇背离了荷兰风格的共和派的克制，转而主张与法国及其太阳王（Sun King）相关联的那种权力。彼得规避了进步的启蒙而移步向前，但却迈向了落后。尽管夏宫只不过是对野性释放的又一场有序设置，但这整个效果是对权力之新规模的一种宣示，一次创建尘世伊甸园的尝试。汉诺威代表弗里德里希·韦伯应邀出席一次午宴，席间他与其他宾客“如此疲于应付托卡伊葡萄酒……因此到结束时，我们几乎无法站立”。不仅如此，每位宾客还被强制喝干叶卡捷琳娜给来的另外一碗一夸脱的酒，“因此我们完全丧失知觉，在这种尴尬境地中倒头便睡，有些睡在花园，有些睡在林间，其他人则四散睡在地上”。最后，这群醉汉是被沙皇叫醒的，他给了其中七人手斧，并领他们到一棵树前，从那里他划出一条100米的通往海面的小路。彼得立刻开始清理欧洲蕨，但他那些酒劲未消的劳动力“发现对于连一半意识都没恢复的人来说，这是件难比登天的苦工”。他们竭尽所能地抗争了，但只换来晚餐时“另一剂送我们人事不省的酒精”。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被叫起来喝酒消夜，直到早餐时分，他们仍被大杯大杯的白兰地迎候，并被邀请在宫殿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散步。[77]

图4　夏宫：纳粹占领后的泥灰亭子和战后修复景观

在夏宫一如在奥拉宁鲍姆，通过一条小运河，访客们可摆渡到一处有警戒的海港，那里有一艘船会等着载他们回彼得堡。在大瀑布的基座位置，有两条斜向大路，分别伸展到小亭子蒙普雷瑟与艾尔米塔什，前者挂满了新获得的画作，后者装着前者塞不下的那些。未来200年里，夏宫被那些令圣彼得堡名声赫赫的建筑师们继续润色，他们是弗朗切斯科·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安德烈·沃罗尼欣（Andrei Voronikhin）以及贾科莫·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荒谬透顶的是，这座宫殿直到20世纪初才最后完工，而此时恰好再也没有幸存的皇室成员能入住其中。20年后希特勒的军队占领此处27个月，为这一时机的奇妙增添了悲剧性。希特勒的军队拆毁室内，破坏喷泉与雕像，砍倒大约14 000棵枫树、椴树、栗树和果树，其中许多都是彼得大帝斥巨资并费大力从德国进口的。结果，为了抹除与德国的联系，1944年夏宫更名彼得德沃列茨（Petrodvorets）。今天，庭园看上去很像彼得统治末期的样子，但复原的宫殿反映的是它后期的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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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年的一道谕旨确立了贵族、政府职员及次级官员子弟的义务教育制。10到15岁之间的儿童要被教授数学和几何。外国人被雇用当老师，因此上层阶级的子嗣很快就熟悉了德语和法语。但教育质量差异巨大。曾经是演员、宫廷仆役和理发师的人都假冒教师——崇洋媚外之心足以确保介绍信不会被审核。[78]

尽管令韦伯的夏宫之行蒙污的酗酒问题一仍从前，但有一些意图建立秩序和管控行为的尝试。俄国第一部礼规书于1717年出版。这部最初印行100册的指南书，使年轻男子得以做好进入文雅社会的准备，并指导年轻女子如何做到谦逊与贞洁。此书被证明很受欢迎，两年后加印600册，1723年又加印1200册。对年轻男子而言，在击剑和骑马时交谈，尤其是用一种外语交谈，是礼仪上的必需。[79]把皇后的例子扔一边，年轻女子被期望举止故作端庄，并避免轻佻与戏谑。跳舞是被鼓励的，因为能促进两性之间有教养的互动，并发展出控制身体的技巧。在餐桌边，进餐者被禁止吸吮手指或用小刀剔牙，若要擦嘴须用手背。餐巾出现了，代替从前被用来擦嘴的长胡子。[80]

在新式欧化环境中，女人从家里的隐微之处开始被操控。这是通过“集会”实现的，“集会”是一种非正式聚会，从上至沙皇的社会上层梯队到工匠师傅与富有商人，都能碰面并谈话。其间有象棋、纸牌和优雅欧式舞蹈等游戏。时髦女人被塞进紧身胸衣里，以使她们的新款低胸袍服更具诱惑力。随着这股风尚传到圣彼得堡以外，保守的达丽娅·戈里岑娜（Daria Golitsyna）抱怨说，她“被简化成向整个莫斯科展示我的头发、胳膊和袒露的胸部！”[81]彼得与叶卡捷琳娜自然趋向更喧闹、更放纵的娱乐，在“集会”中，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地垮下来时，他们还要跳舞。[82]

对于其他阶层的人而言，像饮酒和赌博这类享乐活动处在警察总局的控制之下，该机构是1718年为坚决控制逾规行为而设立。虽说有彼得的全喝醉聚会在前，但首都的放纵和淫乱得到了控制。沙皇指示警察关闭所有“可疑住宅”与“淫秽场所”。妓女被禁止与军人厮混，违规之人被剥光衣服逐出首都。[83]节庆时分，人们被伶牙俐齿的招徕者驱使着参与大众娱乐，招徕者让人们坐在临时棚子前的粗糙木凳子上，呆呆地观看演绎俄国古老民间故事的木偶戏。[84]在涅瓦河南岸定居地远处的野外，互殴得到当局容忍甚至受鼓励。这不仅被视作一道社会安全阀，也被视作造就“更好的战士”的方法。蒸汽浴是俄国人的一种休闲之道，也是外国人眼里的新奇事物。入浴者先被桦树枝鞭打——这能促进“血液循环，令器官有灵活性，还激发情感”，然后在一间蒸汽屋里让艰难生活中积攒的污垢随汗水排出，最后跳入冰冷的河水中。韦伯惊讶地“看到不仅男人，还有未婚女人连同已婚女人……都一丝不挂没有任何羞耻感地……四处奔跑”。[85]

1719年的全俄人口普查揭示，彼得堡岛上近五分之一的居民小于16岁。他们是在这座新近建成的城市中出生的第一代。其中有孤儿且许多都被作为仆人领走。10岁大的孩子会被从收养者那里买走，并能被幸运地许以某种雇佣工作，因为乞讨在首都是被禁止的。任何截留给穷人的救济品的人，要被罚款五卢布。没能生而享有特权的人无疑生活艰辛，哪怕圣彼得堡正在沐浴它第一道辉煌的光晕，未来叛乱的种子也正在播种。伊凡·波佐什科夫（Ivan Pososhkov）是个有进取心的银匠之子，他在社会阶梯中一路拼搏，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俄国的生存现状。成果就是他的社会学研究《论贫穷与富有》（On Poverty and Wealth），1724年写就并意图呈献给沙皇。波佐什科夫在这份小册子中宣称，“当所有人民依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感到富有时，沙皇国才是富有的”，换而言之，当每个层次的成员都繁兴之时，社会才是安全并合理的。波佐什科夫轻视过度与冷漠，批评了逃税、卖假货以及神职人员的迷信。他建议，为了“国家存续之需，僧侣与商人的过量饮酒和奢靡生活都应被限制”，而且“在商人之中引入一种他们应当互助而非彼此拆台的思想是值得向往的”。[86]这番“尘世禁欲主义”被证明是愈发贪婪的当局所不能接受的。[87]彼得一死，波佐什科夫就被逮捕并监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1726年死于此处。《论贫穷与富有》直到1842年才获出版，那时，它的观察令一代知识分子铭刻于心，他们见证着叛乱最初的震颤，并朝着为这个国家的革命做准备而迈出了第一步。

不管怎样，新成立的警察总局创建的初衷就有部分是控制波佐什科夫所界定的那些伤害之举中的一部分。这个机构设立之时，由彼得在阿姆斯特丹遇到的葡萄牙水手安东·德维埃拉（Anton de Veira）负责，力量单薄却职责广泛。它负责预防犯罪、执行法律、灭火、废物处理、街道维修及运河维护，也负责加强卫生条件和防控疾病。[88]事实上，这个警察总局的任务就是把一块野蛮的边疆之地转变为有序的朝堂之城。1721年，定期收集垃圾的制度实行，并有运货马车夫和流浪汉收集放在房屋外面的废弃物。卫生得到改善。街面上无人照管的牲口被清理。用破旧布片缝缀起来的又脏又臭的市场摊位，被新的帆布建筑所取代。房屋主人们被期望以种树来为环境做一份贡献，如是临河，还要撑住他们房屋面前那段河堤。彼得命令悬挂600盏街灯，于是他的城市就变成一个居住条件尚可的地方，但花费不赀。彼得堡的城市事务局花去举国岁入的近5%。[89]

对于严重的犯罪事件，沙皇经常亲自给予量刑。当彼得1717年10月结束为期16个月的欧洲之旅返回时，英国作家约翰·莫特利（John Mottley）报告称，“他发现人民对他托付以政府事务的大臣们怨声载道”。沙皇在当年余下的时光里，都“不知疲倦地重整这个国家所犯下的重大失范问题，并惩罚那些罪魁祸首”。他每天凌晨4点就在元老院，听取案件并加以审理。但情形复杂，于是成立了一个特别司法法庭，由近卫军军官们执掌。莫特利暗示说：“沙皇的权力如此绝对，他强迫由俄国最伟大家族的领袖们组成的庄严元老院的成员们，到一个副官出身的法官面前听审。”[90]为了同恶毒的宫廷阴谋作斗争，沙皇有他自己的特别代理人。尤里·沙克哈夫斯科（Yuri Shakhavskoy）曾获授彼得假朝廷的犹大勋章，因为他的家族在很久以前曾背叛罗曼诺夫家族。有此前因，他被任命为彼得的耳目就令人忍俊不禁。沙克哈夫斯科靠着喝酒刺探高级官员，并不断落实他的怀疑。他奚落他们，也毁灭他们，借此赢得彼得的首席刽子手的头衔。[91]

1718年，彼得将他流亡中的儿子、皇储阿列克谢骗回来，随即把他监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在对他刑讯逼供时，很热衷于拔牙齿的沙皇亲自把儿子的指甲都拔了下来。就这样榨出一份“忏悔书”，读起来仿佛20世纪中叶那些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公审中呈交的认罪书的原型：

……我只喜欢固执己见、无所事事，与神甫和僧侣们过从甚密，并一同喝酒作乐……渐渐地，我不仅厌恶我父亲的军事事务和他的其他行为，甚至也厌恶他本人……在所有方面都不愿效法父亲，我努力用任何其他方法获取继位权，不管什么方法，只要不是正当的。[92]

当局全体一致裁决“皇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罪当处死”，[93]沙皇想杜绝一切意外。1718年7月7日下午，沙皇的炮兵指挥官、苏格兰人彼得·亨利·布鲁斯出现在要塞，那天“他的陛下在所有元老和主教的陪同下”巡视了要塞中监禁阿列克谢的那个房间。“皇储脑中狂乱的情绪……已经把他抛入中风发作的境地。”三位信使被派往宫中向彼得通报，阿列克谢恳求面见父亲并寻求宽恕。彼得去了，重申了皇储的罪行，宽恕他并祝福他，然后离开。接着，俄军元帅韦德（Weyde）给布鲁斯派了一个差事，去找“药剂师贝尔先生（Mr Bear），他的店铺在附近”。贝尔的药房整齐且备货充足，上好的中国瓷罐成排摆在货架上。[94]当布鲁斯把韦德的字条交给这位化学家时，他“脸色变得惨白”。过了一阵，元帅来到药房取走一只封盖银杯，带去王子的寓所，“一路摇晃不停……像个醉汉”。没多久，就有一名信使被派去向沙皇通报说，皇储“经历了极度痛苦之后，于下午5点咽气”。布鲁斯以不吉利的终语结束了他这份目击者报告：“没什么人相信”阿列克谢“是自然死亡，但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危险的”。[95]这种危险将萦绕圣彼得堡三个世纪。

阿列克谢除了是彼得所厌恶的发妻柳多西亚的后嗣，最大的错误还在于他想要还宫莫斯科并恢复旧式政府。莫斯科依然是重要的行政中心，且政府所在地更换到新都是缓慢实现的。莫斯科也比圣彼得堡更大，并持续在俄国的典礼与盛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加冕典礼仍旧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进行，直到革命爆发。然而在18世纪初期，旧首都是修道院、酒肆以及稠密且曲折的街道的杂合体。[96]为改善它的状况，彼得开始强加一些曾主导圣彼得堡之建设的方针，莫斯科因此受益于新都的首创性。莫斯科那些16—17世纪建筑的“后拜占庭癖性”慢慢被俄国的“帝国”风格所取代，这种风格的先声是北欧式巴洛克。然而圣彼得堡依旧是西化的中心，一个疾风卷裹着垂死俄国劳工的呻吟，同时又弥漫着欧洲小步舞曲的轻快旋律。

约翰·贝尔在阔别三年后于1718年12月返回彼得的城市时，发现它大为改观。过去几年里，郊区建了6000栋木屋，“叠屋架椽，外部粗糙，里面用手斧抛光”，屋顶用细杉木条搭成，外面覆盖易燃的桦树皮或草皮。[97]造船的进步令人意想不到，有30艘军舰和300艘桨帆战舰完工。位于莫伊卡河（Moika River）河口的必要但不讨喜的屠宰场，被装有假窗户的假住宅所掩藏——这是首例伪装术或称“波将金化”（Potemkinisation）(8)，而它将在俄国与苏联广泛普及。截至1720年，那里有大约六万所房屋，包括愈发“辉煌的几座宫殿”。韦伯评论说，自他1714年抵达以来，条件已经改善了太多，以至于访客会“以为自己置身伦敦或巴黎”。[98]这时期最宏伟的计划是设计奇巧馆，来安放购买自欧洲的解剖学藏品以及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矿石与化石。对德累斯顿一家奇巧陈列室的午夜微服造访，令沙皇铭刻于心，因此生于德累斯顿的建筑师约格·马塔尔诺威（Georg Mattarnovy）开始设计彼得自己的奇巧馆。马塔尔诺威跟史吕特和勒布隆命运相同，在俄国首都待了不久就去世了，建筑工作由另一个德国人尼古拉斯·赫尔贝尔（Nicolas Herbel）、俄国人米哈伊尔·泽姆佐夫（Mikhail Zemtsov）以及意大利人加塔诺·恰瓦里（Gaetano Chiaveri）开展，恰瓦里提出了建造高塔分割巨大的两翼建筑的详尽想法，这塔直到1727年才建完。[99]

设立学校及研究院并建造容纳这种威严实体的房屋，都在彼得生命的最后时光加速进行。工程师学校于1719年设立，炮兵实验室于1721年设立。1724年1月28日的一道谕旨宣布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曾敦促沙皇设立这样一个机构，以便训练人们贯彻上帝那“科学将环绕地球”的意志。[100]科学院由数学、物理学和人文学三支组成。将由那些能讨论学术议题、能指导学生还能负责张罗一个图书馆的研究者和导师执掌。它将于彼得死后10个月即1725年11月2日正式揭幕。

1718年，彼得创建了首批三所行政管理学院：国防学院、外交学院与海军学院。到1722年又多出八所。[101]特列兹奇尼胜利竞标为这些学院建造房屋——一栋500米长的大厦，这大大得益于该建筑师在哥本哈根的经验。外墙结构设计于1724年，八年后建成。内部装修在1742年由该领域首位够格的俄国建筑师米哈伊尔·泽姆佐夫完成，他曾被沙皇派去斯德哥尔摩学习，他在彼得堡的经验训练出第一代俄国建筑师。[102]

彼得当然会介入学院的日常运行，也安插了眼线，时常出入并汇报任何腐败或故障。[103]鉴于彼得堡的纬度，冬季里白昼短暂，因此沙皇拂晓之前就会到场。如果官员们没有勤奋工作，沙皇“将用他的手杖啪啪带响地敲打他们，这种事他已经在伟大的缅希科夫亲王身上做过上百次了”。[104]海军上校约翰·迪恩评论说，彼得在晨访过后，会急速赶往海军部与造船匠们咨商，并“拿着大斧头或扁斧刻苦”工作，“几乎不给自己时间吃饭”。[105]

如果说沙皇、他的建筑师和他的设计师们正在得胜，那么圣彼得堡最大的对手则拒绝屈服。1721年11月，法国公使拉维（La Vie）在其住处注视着水位上升到一米高。俄国的宗教保守派发现，圣彼得堡即便不能说恶魔似的，也是不自然的，在他们眼里自然宛如化身复仇天使前来。1721年的洪水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与1723年10月的大洪水相比，则不值一提。这是彼得堡奠基以来的第九场洪水，水位上升的高度可算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所遭遇的300场洪水中的第七高。但建造工作继续进行。一家剧场1723年在莫伊卡河岸上开张。沙皇那些对夏宫的容量来讲增速太快的艺术藏品，在欧洲的第一间公共画廊展出，该画廊1724年在圣彼得堡开张，展出的是120只普普通通的荷兰及弗拉芒（Flemish）金属花瓶。[106]北方大战的结束使建造得以进入紧张阶段，因为俄国吃定了卡累利阿、因格里亚、利沃尼亚、爱沙尼亚（Estonia）及库尔兰。讽刺的是，这给了彼得三处非常适合经营的波罗的海港口，纳尔瓦、里加（Riga）和日瓦尔（Reval）——今日的塔林（Tallinn）。不过那时沙皇的“伊甸园”刚开始繁荣，并在维史尼沃罗切克（Vyshnii Volochek）开凿了一条沟通特韦尔察河（Tvertsa）与茨纳河（Tsna）的2.8千米长的运河，意味着货船可以溯伏尔加河（Volga）从俄国腹地行至圣彼得堡，而无须经陆路转运。彼得对首都的选择突然之间看起来并非全然荒谬了。

图5　特列兹奇尼设计的12所学院，1753年的面貌

这座城市是个忙碌的海军基地，装备着48艘一字排开的船和300艘由7000多名俄国水手操作的桨帆战舰。[107]这支俄国海军的首领是伊凡·米哈伊洛维奇·戈罗温（Ivan Mikhailovich Golovin）。戈罗温在逗留荷兰期间既缺乏热情也没有技能，证明自己只是个螺丝钉般的工匠，所以彼得派他去威尼斯学习造船。戈罗温置身威尼斯共和国时，几乎寸步不离他的住处，他返回俄国后，彼得对此人针对自己怠惰闲散的悔过之词印象至深，以致让他当上首席测量员兼舰队监督。按照德国日记作者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冯贝格豪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Bergholtz）所记，在戈罗温的女儿同特鲁别茨科依亲王（Prince Trubetskoy）的婚礼上，彼得靠近这位正在狼吞虎咽胶冻的“工匠师傅亲王”兼舰队头头，并把越来越多的胶冻塞进他的喉咙，仿佛想噎死他。[108]彼得经常羞辱那些与他过从甚密的人，像个长不大的沙皇巨婴般行事，虐待他的随员。彼得操持着绝对的权力，怪念头与个人意愿如脱缰野马。他曾坚持让一位怀孕后期的女子喝下一杯罚酒，因为她错过了一场胜利阅兵。贝格豪茨记载，这个女子后来把她死产婴儿的尸体浸在烈酒里送给沙皇。

彼得的全发疯、全搞笑、全喝醉聚会，是对东正教礼仪的公然侮辱，对体面人士的一种攻击。在醉酒狂欢时，曾有一个裸体酒神戴着主教冠露面。在他们中的一员彼得·布尔图尔林（Peter Burturlin）——他接替上了年纪的家庭教师尼基塔·佐托夫担任“牧首亲王”——的婚礼上，新婚夫妇用超大号生殖器形状的容器喝伏特加：新娘用男性生殖器容器，新郎用女性生殖器容器。宴饮过后，他们进入一个特别搭建的布满窥视孔的金字塔建筑中，使狂欢之徒能淫荡地观看这场婚礼上的交欢。在“牧首亲王”布尔图尔林的房子对面，不列颠侨民区的成员们模仿彼得的假朝廷设立了肛门学院（Bung College），学院长官顶着诸如“刺针马掌匠”和“阴道偷窥者”这样的头衔，他们的哗众取宠之举还包括用鸡蛋和燕麦粥痛打一根阴茎，并安放两只饥肠辘辘的鸭子在上面。[109]

1721年11月22日，也就是布尔图尔林婚礼及《涅施塔特和约》庆典过后不久，彼得宣告称帝。谕旨称，“只凭他自己的指引……他已带领全俄各邦走入如此强大与繁荣的境地，并给他的臣民带来如此举世荣光”，因此他们必须“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恳请他们的陛下，从他们手中接受……‘祖国之父’、全俄的皇帝、彼得大帝的称号”。加冕礼上的颂词所使用的意象——再加上围绕圣彼得堡之非凡起源的神话——让人想到一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空幻虚无到真实存在的运动。[110]这些再现与寓意并非不像“太阳王”所用过的，但路易十四的人格是粉饰出来的，对彼得的美化则牢牢建基于他不同凡响的勇气与敏锐，这些品质带领他的国家异军突起。[111]尽管其他国家慢慢才承认这位俄国统治者新近擢升的地位——不列颠与奥地利直到1742年才承认其“皇帝”头衔，西班牙与法兰西则更晚两年——但彼得已经在旧俄国赢得巨大胜利。东正教被压制，皇帝在古典神祇的万神殿中享有一席之地。世俗盛会令宗教庆典黯然失色。神圣秩序让位于帝王的杰出。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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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他的新秩序，彼得在1722年伊始颁布了基于普鲁士体制的位阶表。14个等级使文职岗位、军队岗位和宫廷职位的地位等同。比如，文职岗位的第五级是国家议员，位阶等同于军队中的准将，宫廷职位中的司礼官。彼得希望他的体制能中和世袭特权。一个出身贵胄之人在没有达到一个公职位阶使他享有贵族的权利之前，将不获事实承认。但特权的固着性从以下事实便可见分晓：位于头四个位阶的13个家族——布尔图尔林家族、切尔卡斯基家族（Cherkasskys）、多尔戈鲁基家族、戈利岑家族（Golitsyns）、戈罗温家族（Golovins）、库拉金家族（Kurakins）、普列谢耶夫家族（Plescheevs）、罗默达诺夫斯基家族（Romodanovksys）、萨尔特科夫家族（Saltykovs）、谢尔巴托夫家族（Shcherbatovs）、谢里梅德夫家族（Sheremetevs）、韦利亚米诺夫家族（Veliaminovs）、沃利恩斯基家族（Volynskys）——正属于150年前设立的波维尔杜马的22个成员家族之列。[112]贵族不会放手，此外，借位阶而上升的平民要保护他们的新地位，他们那种骄傲与偏执混合的情感，为19世纪彼得堡的文学提供了大量喜剧素材。

1722年，彼得50岁了，他的心思集中在继承权问题上。1718年他铲除了自己的儿子，并颁发了一道关于王位继承权的宪章来巩固这一行动：“在位君主想任命不管哪个他希望的人选来继位，或万一出现不体面行为时取消他所指定之人的继承权，这样的愿望总是要被服从的。”因此意外出生或性格偏差就要服从沙皇的意愿。彼得力图使俄国君主制同贵胄家族的阴谋及近亲繁衍松绑，并使之走上西方式政治婚配的轨道，因此宣布，他家的成员应与欧洲人结婚。事实上他正在准备让叶卡捷琳娜继位，这可谓前所未有之事。

以叶卡捷琳娜地位的骤然提升来判断，她野心勃勃且精于政治。当彼得受强烈的肌肉痉挛袭击而变得“神态狂野且骇人”之时，[113]叶卡捷琳娜似乎一个人就能安抚他。她亲自挑选彼得的情妇，而彼得坦率地给她写信谈论她们。她自己则向沙皇保证，当他不在时，与她共进晚餐的朝臣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他的信里满是有关可能发生的不忠行为的笑话、讽刺与焦虑，而且他对于长期分离感到绝望。他们表现出的首先是一种既粗野又温柔的关系。彼得1717年在布鲁塞尔（Brussels）时，想给叶卡捷琳娜送些蕾丝花边，并写信向她要提供给花边匠的样品。叶卡捷琳娜甜蜜地——如果不是故作甜蜜地——回复说，她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东西，“只要有你和我的两个名字一起织在蕾丝花边里就够了”。[114]

1724年5月7日，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Assumption Cathedral）加冕为俄国首位皇后——一个外国出身的灰姑娘开启了70年的女性统治。叶卡捷琳娜早已通过婚姻而成为皇后，因此这场多余的仪式只能服务于巩固彼得让她继位的意图。诺夫哥罗德（Novgorod）大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Feofan Prokopovich）发表了一场奇怪的布道。看似褒扬，但仔细听来话中带刺。费奥凡把叶卡捷琳娜置于一个过于醒目的语境下，与神话及历史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女人同列。但奇怪的是，也可能是必要的，她们为了在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显达而都有着黑暗的一面。巴比伦的塞米勒米斯（Semiramis of Babylon）以性欲著称，她的愿望得到实现，统治了五天，这期间她处死了丈夫尼弩斯（Ninus）。亚马孙的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ia）是另一个古怪的例子，她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在所引述的三位罗马皇后海伦娜（Helena）、普尔奇利亚（Pulcheria）和优多西亚（Eudokia）中，最后一位是个刺耳的例子，因为彼得的首任妻子柳多西亚(9)还活着。[115]费奥凡让叶卡捷琳娜与那些以贪求权力及邪恶行为而出名的女人同列，或者是隐晦地表达他对彼得的皇后和继承人选的不悦之情，或者是就她性格或行为的某些方面警告彼得。

叶卡捷琳娜的加冕礼过后五个月，威廉·蒙斯（William Mons）便爆出盗用公款的丑闻，而这很可能是为掩饰“英俊潇洒又仪表堂堂的”蒙斯身为叶卡捷琳娜的庄园事务所负责人同时也是她情人这一事实。彼得的总检察官帕维尔·雅古靖斯基（Pavel Yaguzhinsky）在宫中散布佒事，以致沙皇看到叶卡捷琳娜与她“深爱的”男人单独在花园或一起进餐时，他只能想到最糟的事。[116]蒙斯被以鞭刑和斧刑处死在三一广场，首级则被钉在柱子上，沙皇日复一日驾车带叶卡捷琳娜经过这根柱子。[117]随后它被盐渍处理，成为奇巧馆的一件警示性展品。但是彼得对蒙斯韵事的怒火平息后，他似乎很高兴让他的第二任妻子成为继承人。可能沙皇并未遗忘“气味相投”这一动人的证据，他曾爱上安娜·蒙斯，而叶卡捷琳娜爱过安娜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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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1月28日，彼得大帝逝于冬宫，叶卡捷琳娜·斯卡乌龙斯卡娅借自身既得权利成为全俄罗斯的女皇。彼得的遗体庄重地躺在宫中近六周供人凭吊，让他此前花费20年时间加以扩张的这座城市的居民们排队送别。在喀琅施塔特为要塞与海港工作了10年的天才威尔士工程师爱德华·雷恩（Edward Lane）[118]，被召来向主持这项事业的沙皇致敬。常常见到叶卡捷琳娜侧身灵柩旁悲悼哀伤着，她最小的女儿、7岁的娜塔莉（Natalya）于3月4日夭亡，她的小棺罩摆在父亲的附近。

3月10日，由166个哀悼者群体组成的送葬队伍顶着急速飞舞又溅落在冰面小径上化为齑粉的雪花，沿着在结冰的涅瓦河上标记出的跨河小径缓慢行进。当哭到气力不支的叶卡捷琳娜扶榇而行时，唱诗班开始歌咏。火炮燃放，号角吹鸣，定音鼓击出仿佛涅瓦河冰面碎裂的声音。军鼓向着未完工的彼得与保罗大教堂奏出庄严的丧礼进行曲。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悼词中的颂扬之意毫不含糊：“他缔造出的那些属于他的俄国的东西，将因之继续存在……他让俄国令敌人畏惧，这种畏惧延续下去；他令俄国荣耀世界，它绝不会停止辉煌。”[119]

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评论说，彼得是想让俄国人变文明，“但他只应当扼制他们的野蛮。他想立刻把他们塑造成日耳曼人和英格兰人，然而他应当先把他们塑造成俄国人”。[120]亚历山大·索库洛夫（Alexander Sokurov）2002年的电影《俄国方舟》（Russian Ark）在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一直循环播放，这是一部96分钟的单镜头电影，带领观者掠过俄国300年历史。它以19世纪初期尖酸刻薄的德屈斯蒂纳侯爵为原型的主角发问：“为什么借取欧洲的错误？”[121]

彼得大帝不仅是圣彼得堡的缔造者，也是该城继之而来的那些苦难的始作俑者，这些苦难起源于在一个偏远蛮荒之地危险地加速运转。尽管背后是与瑞典的战争以及更多的国内动乱，但彼得创建了一间造船厂、一处海军基地、一座港口、一个行政中心、一列朝堂，以及一座日渐以坚固且优雅的泥灰粉刷建筑、规整的花园和笔直又干净的街道为标志的首都，这是第一座由来自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以及俄国的建筑师们共同打造的泛欧洲城市，一座“伊甸园”。[122]城市的建造由狂妄的野心所驱使，它的神话深陷在错误的消息中。1720年，韦伯记载建都工作中死去了“十万颗灵魂” [123]，已属夸大其词。到1733年，弗兰西斯·达施伍德阁下（Sir Francis Dashwood）来访时，流言早就先于可靠消息满天飞——“在这座城市和喀琅施塔特的地基中，躺着30万因饥饿与缺氧而死去的人”。[124]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备选。彼得最初打算在黑海边建造一座新都城，这个地区更适合沙皇那些进口到彼得堡又只能看着它们死去的异国鸟类。到头来，他不得不创建一座在俄属波罗的海海滨有海上通道的都城，这是一个在外敌入侵和不肯妥协的自然面前脆弱不堪的地点。凶兆当头，彼得大帝对抗自然、对抗历史先例，也对抗一整个国家的习俗，而树立起他的帝王意志。

有人认为这座都城堪称新罗马——倘然如此，它是经剖腹产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座城市是一堆无可比拟的妄自尊大之举的结果。一则芬兰民间故事讲道，各个国家的诸多国王都试图在涅瓦河的湿地上搞建设，但只有彼得大帝的先见、意志和技术成就才成功地让这种企图结出果实。在列宁格勒那愁云惨淡的标准化“一个半房间”（room and a half）家庭公寓中长大的诗人约瑟夫·布洛茨基这样总结彼得大帝的成就：“这位统治者在设计他的城市时，只用了一样工具：一把尺子（a ruler）。”[125]

(1)　意为高级管家，原文写为Gofmeister，德语中没有这个词，疑为笔误。

(2)　意为年轻的阁下。

(3)　Epiphany，在1月6日。

(4)　九条束为一束的刑鞭，在不列颠常用。

(5)　哥白林是一个染色工艺家族的姓氏，15世纪中期在巴黎设立一家织锦挂毯厂，后来以他们的姓氏Gobelin指称织锦挂毯。

(6)　俄文，意为人、人物、角色，是俄国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的肖像画类型，如要翻译，或可译为“角色画”。

(7)　1941年一部美国电影的名称及剧中主人公之名，凯恩原是个充满社会服务理想的人，逐渐变得无情地攫取权力。下文的仙那度（Xanadu）是他的宅邸名称。

(8)　典故见第六章的“波将金村”。本书中“波将金”一名的拼写是Potempkin，应为笔误，正确拼法是Potemkin。

(9)　柳多西亚的名字Evdokia就是Eudokia的俄文写法。

第四章　遗忘与重生　1725—1740

那时流言四起，称叶卡捷琳娜毒死了彼得，以报复彼得杀害她的情人。[1]医学见解是，圣彼得堡的奠基人死于前列腺肿瘤或尿道狭窄，这是由治疗不善的淋病造成的频发性炎症所导致的。[2]饮酒肯定也难辞其咎。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极力展示她的悲痛之情，并采取措施确保她的继承权。由于让一个女人成为傅膏的（anointed）君王是桩新鲜事，大主教费奥凡为让事情变轻松些而运用了卓越的技巧和一定程度的胆大妄为。他在皇帝葬礼的演说中致辞叶卡捷琳娜：“全世界看到，你的女性身躯并未阻止你成为彼得大帝那般的人。”[3]一种硬币被铸造出来。一面是彼得的半身像，另一面是一个像叶卡捷琳娜的形象，环绕着暗示她的确配得上拥有彼得之位的装饰——地球仪、海图、平面图和数学仪器。[4]自此以后，她将常常以亚马孙人，一位“战士女王”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安抚传统主义者的有效策略。她的议政殿穹顶画《叶卡捷琳娜的胜利》表现这位女皇身着奢华且袒胸露肩的袍服的形象，呈现出战士的身姿。[5]

不过叶卡捷琳娜问鼎宝座的权利存在争议，而且有被谋杀之虞。两个铤而走险的骗子露面了，一个在乌克兰，另一个在西伯利亚，都宣称是死去的皇储阿列克谢。他们被逮捕，送往彼得堡，然后被砍头。[6]叶卡捷琳娜更重要的竞争者是被谋害的阿列克谢的9岁幼子，他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作为彼得大帝与柳多西亚·卢普金娜的孙子，他得到势力强大的戈利岑家族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支持。然而当国家议会开始鼓噪着要这个男孩时，被叶卡捷琳娜慷慨滋养着的已故沙皇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与塞姆扬诺维斯基近卫兵团，衣甲齐整地出场了，他们用鼓敲出了支持他们那个慷慨酒鬼的恐吓之音。[7]次日上午，叶卡捷琳娜被确认为女沙皇，近卫兵们则被供以更多伏特加。在亚历山大·柏罗丁（Alexander Borodin）的歌剧《伊格尔亲王》（Prince Igor）中，一个角色暗示说，“没人愿意效忠一个对酒吝啬的统治者”。为了报答这整支军队，叶卡捷琳娜发誓要履行诺言，支付欠账。[8]

但如果说叶卡捷琳娜把近卫兵团纳于股掌之中，那么缅希科夫则攥牢了这位女皇。叶卡捷琳娜的晋升有赖于这位亲王，因此她成了他的保护人。每当缅希科夫与已故沙皇的关系因为对他有关盗窃和勒索的指控而被连累时，叶卡捷琳娜就从中调停。这情形在1711年、1715年、1719年都发生过，而1723年达到顶点，那时彼得对他身边的腐败现象愤怒至极，力主任何官员被发现从政府偷窃都将立即处死。彼得被他的总检察长帕维尔·雅古靖斯基劝阻，后者宣称：“我们全都偷窃。有人拿一点，有人拿大把，但我们全都拿些东西。”[9]刚好一个世纪之后，果戈里笔下的骗子英雄乞乞科夫（Chichikov）坦陈说：“我自助，拿了些盈余……如果我不拿，其他人也会拿走。”[10]又一个世纪过去后，即苏维埃时期，同志们挖苦地评论说，俄国是地球上最富的国家，因为人民多年以来都在从国家偷盗，而且还有更多东西可以小偷小摸。[11]缅希科夫为了保护自己而保障叶卡捷琳娜坐上皇位，同时也发展出一个能增进自家福祉的方案。如果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能与他的一个女儿结婚，那么缅希科夫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就能确保多年。并不意外的是，这位亲王有许多想法类似又势力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确保罗曼诺夫继承权的是另外一场用尽心机的婚姻。1725年晚春，叶卡捷琳娜与彼得的17岁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嫁给了荷尔斯泰因–哥托普（Holstein-Gottorp）公爵查理·弗里德里克（Charles-Frederick）。为给这个时刻增光添彩，公爵在他位于彼得堡的行宫里举办了一个上乘宴会，聚集在宫外的成群观众被邀请参加庆典，他们被允许开怀痛饮，这份慷慨导致10人死亡。1726年2月成立的高级私人顾问会给了公爵一个席位。虽然叶卡捷琳娜是这个制订政策的小团体的名义领导人，但她出席几次之后似乎就兴味索然，从此不再参加，并在她当政的其余时光都允许缅希科夫把持。[12]这个顾问会削减了自己的工作——简化彼得的改革，缩减军队规模，并废止帝国的事业以榨取税收。连年歉收加上高额人头税，正在削弱俄国的乡村人口，而同一时期精英们又挥霍无度。[13]在叶卡捷琳娜与缅希科夫的影响下，宫廷以穷奢极欲著称。女皇在追求帝王排场方面不惜工本，她很高兴抹除关于她卑微过往的所有记忆。在她即位第一年里，她的奢侈欲望耗去了45万卢布，接近全国开支的4.5%。[14]“集会”让位于豪华舞会与更正式的宫廷招待会。在这些豪宴上，宾客们被迫用一个不断传递的公用杯子喝敬酒。宴饮过后有舞会相随，跳流行的萨拉邦德舞、阿勒曼德舞和加伏特舞。法国医生兼植物学家皮埃尔·德西索（Pierre Deschisaux）注意到，女皇莅临与退席时，都会有喇叭和定音鼓高鸣。晚间——持续到凌晨2点，她数次换装，并要求所有杯子空了就加满，好让聚会者能举杯祝她健康，她的健康在与彼得多年豪饮之后已经急剧恶化。

德西索1726年抵达圣彼得堡，见到海港的壮丽船只与非常有条不紊的海军部，他的同胞奥布里·德拉莫特雷将之比为威尼斯的兵工厂。按照马塔尔诺威的设计所建造的冬宫，正在重新装修，然而在德西索看来这“稀松平常”。[15]事实上，这座城市的状态依旧不稳定。特列兹奇尼设计的彼得与保罗要塞及其附设教堂，因为缺钱尚未完工。犯罪与惩处的迹象比比皆是：尸体在车轮上腐化，挂在绞刑架上朽烂，还有用来严厉警告所有路经者的被钉住的头颅。[16]在夏日的高温里，恶臭的人肉气息与屠宰场的杀戮气息搅和在一起。

一位英国访客提出，“尽管有四大元素的作用……土地完全是沼泽，空气通常雾蒙蒙。洪水有时淹没半数房屋，一次火灾能夷平半座城市”，彼得堡还是建成了。尽管夏季短暂、土壤积水，冬季既长且黑，叶卡捷琳娜还是鼓励发展城市花园。德拉莫特雷为这一成绩献上颂词，断言“假如能有寸土隙地差可称为可爱的或肥沃的，那就完全要归功于艺术”。[17]然而这座城市始终存在强烈的反差，一串串热切的活动被人类微弱地连接起来，又被自然拆散。德西索在称赞过荷兰风花园的花架子和凉亭后，忍不住评论毗邻野地里“怪异的”动物与奇怪的植被。这座城市第一场席卷一切的洪水给城市居民引出了——再度引出——他们所处困境的荒谬性。1726年11月瞬间暴涨的洪水比1721年的大洪水还要强劲。在阁楼上避难的德西索确信，那冲决涅瓦河堤岸的狂潮，强大到足以卷走他这临时住所的地基。[18]涅瓦河各条鲜明的水道漫漶成一片汪洋大海，各建筑的顶部如灯塔般浮在这片汪洋之上。巨浪吞没城市，几个小时前人们还在漫步的地方已经漂来了船只。垃圾被巨浪卷起，又在洪峰退却时被吐出，留下一座披着泥浆外套的灰头土脸的都市。这次洪水的规模及其造成的损害如此巨大，以至于叶卡捷琳娜加倍投入用木桩支撑河堤。

女皇也支持两项令已故沙皇称心如意的计划。[19]其一是寻找东北通道抵达北美（他们所知道的名字是“新西班牙”），并与之建立贸易往来。叶卡捷琳娜配备了一支远征队，1725年在丹麦探险家、海军上尉维图斯·白令（Vitus Bering）的带领下出发，不过她在这位探险家传来任何消息之前就去世了。白令在1741年的第二次探险中才抵达北美海岸——该发现致使俄国吞并今天的阿拉斯加（Alaska）及西北太平洋。[20]第二项计划是科学院以及珍品屋（或曰奇巧馆）的里程碑式开馆。奇巧馆所在的长100米的建筑，是圣彼得堡完工的第一座真正不朽的建筑，一位法国访客对它刻骨难忘，称之为“欧洲此类建筑中最宏伟的大厦之一”。它容纳的藏品包括植物、动物与仪器，也有彼得大帝在普鲁斯河一役中收缴的土耳其炮弹。解剖学展品中有一个系列呈现了从一周到九个月的胎儿，这是卢施在阿姆斯特丹收集的。[21]这类展览为东正教会所禁止，它担心会有灵魂从安息中复苏，重新索要它的物理躯体——该种展览因此将有助于推广科学的思维方式。[22]畸形生物也被清楚展示：一只两头小牛，“一只八条腿的羊”，另有“三只眼的羊”，一条可疑的“飞龙”[23]以及一条“有翅蛇”，后两样一般都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德拉莫特雷惊诧地看到“一个两性人的生殖器……一个四个月大的女摩尔人胎儿，它的阴蒂长出来的长度一如同样胎龄男胎的私处”，还有一个“约九个月大的卡尔梅克婴儿，有两个身体和两个头，各自都发育完整”。[24]这份藏品的规模与特殊性正是一位统治者之地位的反映，彼得大帝曾派图书管理员兼奇巧屋负责人约翰·舒马赫（Johann Schumacher）遍访欧洲收集这类展品。舒马赫受指示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一买再买。奇巧馆免费对圣彼得堡的公众开放。事实上，展馆向参观者提供咖啡、葡萄酒或伏特加，但就算这般利诱也没激发出多少本地人的兴趣。[25]

图6　奇巧馆

科学院设在伊凡五世已故遗孀的府邸，毗邻奇巧馆。叶卡捷琳娜经常在学术讨论的整个过程中目光呆滞地坐着或打瞌睡，这些讨论常常用拉丁语展开。自她短暂统治期过半，叶卡捷琳娜面对每种情况都是两眼一抹黑栽进空白。她维持了彼得的生活情态，终日痛饮而不花多少时间执政，虽说她确实主持着全喝醉聚会的剩余人员，在这聚会上，叶卡捷琳娜的弄臣，娜塔莎·戈利岑娜（Nathasha Golitsyna）王妃比别人喝得都多。娜塔莎从夜里狂饮到次日，直到在桌子底下瘫成一团。[26]

叶卡捷琳娜烂醉如泥的状态变得如此频繁，以致与情人们做爱时都不省人事。[27]当她的腿还没有肿到无法从床上爬起来时，她很享受穿着女皇的服饰露面。她的骑装以银色布料制成，她的袍子镶着金灿灿的西班牙花边，她的帽子上有一束白色羽毛摇曳生姿。她经常混搭戎装与性感装，检阅卫兵时在军服外套下穿着低胸裙装。1726年2月的这样一个检阅场合，一发射出的子弹将将擦过女皇的头颅致以问候，射死了一位不幸站在近旁的商人，这可能是一次意外走火，也可能是蓄意谋杀。[28]不满征兆明确存在。早前支持女皇登基的大主教现在针对她的生活作风发布批评性的公开声明。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叶卡捷琳娜为他减刑，改为监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地下牢房中。费奥凡半是因为饥饿，半是因为埋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而于1726年死在那里。

随着叶卡捷琳娜的健康每况愈下，且生命开始飘摇，她指定亡故太子的儿子彼得为继承人，想让他同缅希科夫的女儿结婚。叶卡捷琳娜因酒精中毒、哮喘和性病而变得虚弱，在俄国统治者惯常的死亡陷阱——在主显节祝圣诸水——中感染了风寒。久病不愈的她于1727年5月6日去世。她的统治期太短也太过放纵，以致政绩不多，若无缅希科夫，的确可说是微乎其微。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国家最重大的贡献是成为彼得的灵魂伴侣。她在饮酒复饮酒上与彼得不相伯仲，也陪他参加战役。她捱得过艰难困苦，也能对栽跟头乐在其中。约翰·莫特利暗示，她的低微出身“非但未令她感到可耻”，反而“让她本身的优点”反射出“更明亮的光芒”。[29]伏尔泰甚至宣称，叶卡捷琳娜“与沙皇本人一样非凡”。这位女皇被许多人认作乡村丰产女神，是祖国的母亲。[30]讽刺的是，这位母亲用她的名字命名乌拉尔山地区的叶卡捷琳堡，正是在这里，她奇迹般嫁与的罗曼诺夫王朝有朝一日将被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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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死后不到一个月，缅希科夫就被委以可能是最高的军衔——大元帅，而且他的女儿玛丽亚（Maria）与12岁的沙皇订了婚。[31]掠夺成性又权势膨胀的缅希科夫开始愈加暴虐地行事。他僭夺了原本是给彼得二世的礼物。他邀请这位君王前往奥拉宁鲍姆，而当男孩怠慢这个邀请时，“缅希科夫傻气地坐在为彼得预备的宝座上——”他的敌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幕的上演”。他后来游历至夏宫要对这位年轻君王讲话时，他再度遭遇冷落。男孩拒绝停止打猎来接见他的客人。缅希科夫无视这一幕而返回彼得堡，准备招待皇帝，但只迎来了萨尔特科夫将军，他奉命来收回家具并将之运往夏宫。同一天傍晚，这位将军又回来逮捕缅希科夫。因为“刑事的”和“政治的”违法行为，这块土地上权倾一时的男人被剥夺了头衔，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728年死于那里。

这出剧目正在上演时，圣彼得堡最醒目的变化是造好一架浮桥，横跨涅瓦河，将缅希科夫宫殿所在的瓦西列夫斯基岛与海军部连通。这架在结冰时节和湍流丛生的融冰时节脆弱难依的桥梁，不得不在每个春季被重新安放，直到1850年最终代之以一座永久性桥梁。但这座浮桥问世得太晚，以致不能为首都效力，因为彼得二世在1728年1月加冕礼之后决定在莫斯科建立朝廷。这令许多憎恨彼得堡的世家望族欢欣鼓舞——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多尔戈鲁基家族，他们跟缅希科夫一样在培植改朝换代的野心。[32]“彼得之城”的建造放缓了，工厂关闭，商人亏钱，大批人员的离去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减至它的创建人去世时的一半。这座正在建造的辉煌都城迅速沦为衰退中的外省城市。圣彼得堡看上去准备接受它在所有主要城市中最短暂的历史地位。当许多大厦人去楼空，而许多未完工建筑状况恶化至倒塌的地步时，有一项彼得大帝所托付的重大计划在他的孙子于莫斯科建都期间达成了。

彼得与保罗大教堂的圣障(1)于1722年被委办，并于那年秋季在莫斯科开工，参与团队含50多位雕刻匠、木匠与镀金匠。这项工程于1727年完成，分成小片用雪橇或驳船运往圣彼得堡，到了那里发现无法安装，因为大教堂的穹顶仍然敞在空中，涂抹石灰墁的工作相应也没有完成，在彼得堡的潮湿气候下，这工作即便在最佳季节里都是个难题。此圣障是对俄国传统的公然背离。在理应安放隔离圣堂与会众之屏风的位置，出现一个立基于凯旋门的结构，可能是彼得大帝吩咐这么做的，模仿了当时为了庆祝他的胜利而搭建的那些临时结构。最重要的是，把圣障做成凯旋门这一概念隐含的是神化俄国首位皇帝。正如博学家兼诗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后来宣称的，彼得是“上帝在俄国土地上的化身”。[33]

图7　横贯涅瓦河的浮桥，1753年

绘在镶板上的主题就跟镶板的结构一样新颖。罗曼诺夫家族被安置在更传统的基督教圣像人物旁边，彼得大帝则倚着荷兰风巴洛克建筑正立面，正在赞美自己这座都城的建筑风格，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St Alexander Nevsky）——彼得和他的城市的守护神——被描绘成一位俗世王侯，按照沙皇平日的着装风格穿戴。[34]到了大教堂最终准备好安放圣障时，1729年9月狂烈的暴风雨差一点淹没了圣彼得堡，并让亲莫斯科派确信，彼得二世放弃这样一座脆弱的都城是明智之举。[35]因此，对彼得之伟业的奢华宣示就被安放在一座似乎注定要成为鬼城的废弃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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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强势的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Alexei Dolgoruky）亲王把年轻的沙皇拉到他的圈子里，并让他沉溺在没完没了的狩猎聚会中。他奉上自己17岁的女儿，彼得爱上了她。[36]于是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Catherine Dolgoruky）取代玛丽亚·缅希科夫成为彼得二世未来的新娘，然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胜利是短暂的。就在举行婚礼仪式的前几天，彼得二世因为1730年1月的主显节庆典在莫斯科河祝圣诸水而着了凉，恰如他的曾祖父阿列克谢沙皇，并“在预定举行婚礼的19号当天”一命呜呼。[37]彼得既无后嗣也无遗嘱，于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梦想化为泡影。伊万·多尔戈鲁基（Ivan Dolgoruky）亲王从彼得二世咽气的卧室里出来时，因为孤注一掷地试图挽救攥紧权力的机会，而仗剑高呼“叶卡捷琳娜皇后万岁！”[38]，却无济于事。德米特里·戈利岑（Dmitry Golitsyn）亲王提议召唤伊凡五世——亦即那个曾短暂与彼得大帝共治的虚弱沙皇——的女儿。

计划是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要被迫接受最高枢密院（Supreme Privy Council）八位成员的统治，没有他们的许可，她就没有权力课税或宣战。当她抵达莫斯科，一纸文件被发布，宣称如果她不遵从枢密院提出的条件，就会被剥夺登基权。安娜在近卫兵军官和大约600位贵族的支持下拒绝了，他们担心自己将面对“10个握有绝对权柄的家族”，而“不是一个独裁君主”。[39]安娜转而宣布，由于她的臣民“全体一致恳请”她“屈尊承担我们俄罗斯帝国的独裁权力，如它曾被我们的祖先所秉持的那样，我们在考虑过他们谦卑的恳求之后，屈尊承担上述独裁权力”。安娜自立为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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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这个冬天朝廷将迁往彼得堡”，不列颠领事的妻子隆多夫人（Mrs Rondeau）写道：

如果属实，我的事情迫使我要跟随他们……多尔戈鲁基家族都被流放，且当时那位可怜的皇后跟他们一起。他们去的正是缅希科夫的子女们所在的地方。因此这两位相继与年轻沙皇订婚的小姐，有机会在流放中碰面了。这难道不是一出悲剧的好题材吗？[40]

随同彼得二世离开这座城市的人又跟着安娜回来了，她打算让圣彼得堡每年有九个月做她的王宫。建筑师特列兹奇尼要为她1732年1月中旬的到来建好宫殿。商业要繁荣，营造要重启，且安娜因着她的怪念头和对畸形事物的激情，将重新点燃这座城市创建者精神中的某种东西。

在她踏上首都的那一刻，城里就有展览和剧场表演——从她令人眼花缭乱的在录财产，到意大利歌剧、芭蕾和她钟爱的古怪闹剧等一切。接驾骑兵队载着安娜穿过五道特别搭建的精致凯旋门。尽管这些东西在1732年的欧洲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但罗曼诺夫家族仍在树立其王朝威严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且这种建筑物暗示彼得堡观念上的血统袭自古罗马的权力与光荣。它们的戏剧风格呼应着贾科莫·托雷里（Giacomo Torelli）和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这些设计师那奢华而时兴的舞台布景。当女皇像个古代征服者那般穿过第一道拱门，她就开始接管圣彼得堡了。游行于下午1时在建于阿尼奇科夫桥（Anichkov Bridge）的拱门前开始。由这座城市的邮政局长揭幕，他手下的职员们吹响了自己的投递号角。外国商人、骑在马上的龙骑兵以及外国外交官继之。在女皇马车的一侧骑行的是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Karl Gustav von Löwenwolde），他是安娜新近成立的伊兹麦洛夫斯基近卫兵团（Izmailovsky Guards）的指挥官。另一侧是女皇的顾问兼情人恩斯特·约翰·冯·比隆伯爵（Count Ernst Johann von Biron），他是马伕的孙子，已婚且是三个孩子的爹。游行队伍走在全城最长也最直的大道——大视野路（Great Perspective Road），穿过海军部旁的另一道拱门，然后移师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大教堂（St Isaac of Dalmatia Church）去听弥撒。每当游行队伍停下来或进入下一阶段时，便礼炮齐发且鸣枪致意。最后，女皇来到为她的到来而粉刷一新的冬宫。[41]有一场舞会，然后是焰火表演，同时大量士兵在结冰的涅瓦河上组成一个“AHHA”字样的巨型阵势。[42]城市焕然一新，一整天里群众都在庆祝他们的城市经过四年休眠后正在苏醒一事。

圣彼得堡在空白期里有三个重大改进。其一是新闻界的发展。自该城市创立起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面世的报纸《记录》（Vedomosti）在1727年彻底销声匿迹。首都几个月里都没有报纸，然后就在朝廷抛弃这座城市之际，《圣彼得堡记录》（St Petersburg Vedomosti）问世了，这是一份规模更大的双周刊，印数300份。18世纪末它的发行量达到2000份，直到革命爆发时都坚持以俄文和德文发行。[43]

第二项发展是拉多加运河一段重要延伸的启用，它从涅瓦河上的施吕瑟堡开始，沿拉多加湖南岸而行，让船只有了可避开拉多加湖突发的暴风与危险的淤泥的另一个可靠的选项。[44]这条运输来自俄国腹地的货物的保护性通道，降低了首都发生饥馑的可能性。

第三个发展是1731年创建了士官生学校（Cadet Corps），位于缅希科夫的宫殿，这里自从亲王被流放后就空置了。弗朗切斯科·阿尔戈洛蒂评论道，给200名学生提供住处“比起向全国人民的眼睛展示一位爱宠的奢侈无度”是对这个空间的更好利用。[45]士官生13岁就开始上课，有书法课、俄文课、拉丁文课和算术课。第二年则学习几何、地理及语法，倒数第二年进入更切中主题的课程：筑城术、炮术、历史学、修辞学、法学、伦理学、纹徽学及政治学。最后一年就花在精修他们所擅长的科目上，但他们会继续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两门课是每个年级的必修课。大多数毕业生进入武官与文官的位阶体制中，其中最杰出的进入科学院深造。

士官生学校是与将成为圣彼得堡特长的一种艺术的早期发展看似不搭边的设置，那就是芭蕾舞。首先，一间芭蕾舞学校被建立以教导贵族家的千金。法国芭蕾舞教师让–巴蒂斯特·兰德（Jean-Baptist Landé）被雇来教授彼得大帝的女儿、皇储伊丽莎白公主。兰德得到300卢布的薪水和在冬宫的住处。[46]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士官生学校教男孩们跳芭蕾，好为宫中的女孩们提供舞伴。[47]两处的授课都很成功，所以这位芭蕾舞教师1738年提出，带12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各六名，教学三年。[48]就这样，圣彼得堡古典舞蹈与芭蕾舞学校（St Petersburg Classical Dance and Ballet School）成立了。它进而从孤儿院接收孩子，训练出俄国第一批芭蕾独舞演员，然后又演变为皇家芭蕾舞学校（Imperial Balle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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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建成之前的1708年，彼得大帝命令伊凡沙皇的遗孀普拉什科维娅·萨尔特科娃（Praskovia Saltykova）及其孩子从莫斯科搬到他的新定居点。许多莫斯科人都觉得很难适应彼得的城市，普拉什科维娅也不例外。她那塞满怪异人士和预言家的“野蛮人的”家宅，与彼得对新俄国所寄予的希望并不融洽。[49]1710年，这位沙皇为了与欧洲国家构建纽带而开始寻找一位俄国新娘嫁给酗酒的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克·威廉时，普拉什科维娅提议由她最不喜欢的孩子安娜·伊凡诺夫娜出马。当安娜在库尔兰历经多年身心枯竭的孀居生涯而最终成功地返回圣彼得堡时，她同时带回喜爱奇异事物的口味和对欧化娱乐的热衷。

安娜女皇异乎寻常的随行人员堪称一只“怪胎”摸彩袋，看上去就像奇巧馆里最让人不安的展品猛地活过来。里面有侏儒、巨人、驼背人、跛足人——一群令来访的欧洲人脸色苍白的毁伤的随从。畸形人在欧洲宫廷里当然曾经流行，但随着统治者们变得不那么不着边际，残障者不再成为衬托国王威严的手段。安娜对丑陋的专注可能是她身体与头脑扭曲的一种表现。伊万·多尔戈鲁基亲王的新娘娜塔莉亚·谢里梅德娃（Natalia Sheremeteva）描绘这位女皇“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而且不一般地胖”。[50]英国领事的妻子也说安娜是“个非常大个子的女人”，但补充说她“就个头来讲体形很好”。[51]其他人记录了她的阴郁，她像个男人般的短颈块头，脸上有轻微的痘疤，声音又高又刺耳。[52]在她的宫廷里，大量弄臣和侏儒的古怪滑稽戏、残忍表演以及下流闹剧，成为家常便饭。当宫人们在主日弥撒中露脸时，她最宠爱的六个弄臣会用炭把脸涂黑，排成一列模仿母鸡下蛋。他们也会上演斗鸡，彼此恶意地抓挠，抓出血来。目睹着他们扭成一团并殴打流血，安娜与她的侍从们会大笑着尖叫。女皇本人则总是恶毒成性，抓住侍臣，不管是令她高兴的还是惹她生气的，都对他们又捏又拧又掌掴。比起身在风气最差区域的最贫寒小屋，在宫中也许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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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达施伍德阁下随福布斯男爵乔治（George, Baron Forbes）旅行到圣彼得堡，福布斯男爵是对圣彼得堡宫廷而言非同小可的公使，他负责1734年《英俄条约》的谈判，该条约是俄国首份与欧洲政权的商业协议。达施伍德1733年6月乘着当年驶往圣彼得堡的90艘英国船中的一艘抵达，第一印象是喀琅施塔特建在“海上的湿地与泥沼中”。[53]那里有家很好的冶炼厂，但港口和岛上的砖石房屋因为无人照料以及“严寒”而“趋于倾圮”。抵达这座城市后，这位访客发现彼得与保罗要塞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都未完工，还有很多迹象显示，工作在宫廷搬离时期停顿不前。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外观看着不错的一长列一长列的大房子”“几乎全未完工，大多数没住人”。这年稍后的日子里，达施伍德发现那些住了人的房子就算有面板镶荷兰瓷砖的大炉子供热，也“冷得要命”，且潮湿。至于一层高的木房子，墙面上每道裂缝与缺口都由在全城挨家挨户揽活的专业“填缝工”用短麻屑塞实。[54]

达施伍德到来之时，就连女皇也住在一座匆忙建成的木制夏宫里。这位访客对它只花六周的建造速度惊奇不已，评论说“他们这里认为雇用2000人为同一栋建筑工作无足挂齿”。[55]比较拖拉的建筑工程是第三冬宫。工程于安娜还宫圣彼得堡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735年。按照隆多夫人的说法，成品“无论在建筑和绘画上，还是在室内摆设上，都乏善可陈”，因为它由“大量布局不佳的小房间”杂糅而成。[56]

一副对于安娜统治期间圣彼得堡生活的生动写照，来自伊丽莎白·贾斯蒂斯（Elizabeth Justice），她的姓氏很讽刺，她在遭受丈夫及英国法律体系的凌虐之后，作为一户英国人家的家庭教师于1734年来到俄国。她8月到达，这个季节电闪雷鸣，“经常造成破坏，并令女皇陛下担惊受怕”。尽管周边土壤贫瘠，但贾斯蒂斯留下了园艺比起早期定居时有所进步的印象。虽然樱桃“罕见且很差劲”，但居民们可享用很好的草莓、醋栗和一种“透明苹果”，这种苹果成熟时“十分清澈明净，以至于可以透过果肉看到果核”，[57]吃起来比她在英格兰品尝过的任何品种都可口。除去大量出产那几种可以想得到的作物，如芜菁、胡萝卜和卷心菜，本地农夫也种植芦笋、四季豆（French beans）和生菜。至于鱼类，伊丽莎白·贾斯蒂斯看到：

比我在英格兰见过的……好得多的胡瓜鱼；20条卖1戈比，相当于1便士。鲑鱼的价格是每磅3戈比……但在我看来，最值钱的是他们叫作星星鱼的鱼。一条值5—6卢布，差不多等于30先令。它们甘美异常，煮过鱼的汁水金黄灿烂。他们吃这种鱼只用醋、胡椒和盐调味。[58]

虽然圣彼得堡向英格兰出口大量鱼子酱，但那些不能与供应自己首都的相提并论，在首都吃鱼子酱时涂在“烤面包上，搭配胡椒和盐，有上好生蚝的味道”。贾斯蒂斯于大斋期与俄国人共同进餐时，注意到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生鲑鱼的下颚”。他们剥下鱼皮，切成大块，“用大量油、醋、盐和胡椒腌泡”。他们也煮鱼汤和做“小鱼，很像我们的虾，炸过之后装在烹煮它们的盘子里端上来。趁着既热且脆的时候吃最美味”。

至于肉，“羊肉甘美肥腴，但块小。小牛肉很棒，但难得一见。牛肉绝佳且便宜。他们也有上好的猪肉，并且很喜欢吃乳猪，乳猪很充裕”。烹制方法包括煎炸、水煮、烘焙和腌制，本地人用草药和洋葱煮瘦肉汤。也有火鸡、鸡、鸽子、兔子、鹧鸪和野鸡，而雀鸟（如今被列为保护动物的蒿雀）10戈比一对。守着这样一个聚宝盆，无怪乎贾斯蒂斯声称：“我相信英国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没有在彼得堡生活得好。”至于比较贫穷的俄国人，“他们能用一块酸酸的黑面包、一些盐，加一个洋葱或一头蒜，做出丰盛的一餐”。[59]

伊丽莎白·贾斯蒂斯作为一名游记作家的突出才华，为我们提供了一年不同季节的生动图景。夏季，船只会于女皇到场时下水，伴随着现场音乐演奏，人们乘游艇在涅瓦河上闲逛。他们在上游垂钓，还燃起篝火烧烤战利品。冬季，灯彩上不惜工本，还有很多焰火表演，如“飞弹和炸弹般……在皇宫前竞态极妍”。在一场表演中，夜空描绘出“Plenty”的形象，在安娜肖像旁边，还饰以格言“不胜赞美”（Beyond Praise）——这是两个世纪之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钟爱的一种粗俗颂词。焰火效果精妙繁复，比如“一座巧夺天工的花园，让你想象你可以从树上摘橙子”。在黄油周的狂欢式上，人们在附近山丘上滑雪橇，很多人摔断胳膊腿。这是一段“享乐”时光，纵酒之徒狂饮暴食，直到忏悔星期二。这一天人们将相互亲吻并且“道别，说着‘明天我就死了’，直到复活节前都禁欲苦修”。贾斯蒂斯评论说，俄国人在斋期里能很好地禁食，却无法戒酒。他们“热爱所能搞到的最强劲的烈酒；而如果没法从合法渠道获得，他们就偷”。她回忆有一次参加洗礼时，司仪神甫“醉得不像样”。复活节来临那天的凌晨1点或2点，人们环绕城堡鸣枪放炮，当天晚些时候，比较富裕的人交换着绘饰精美的带有“会动的人物”（figures that move）的复活节彩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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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娜在朝廷废除了最高枢密院，以回应他们对她登基一事的干涉，同时她也恢复了元老院的地位，规定其成员为21人。出现在她宫中的德国人为数可观，但有影响的人没能组成一个统一团体，因为他们出身各异：野心勃勃的冯·勒文沃尔德来自利夫兰（Livland）(2)；不屈不挠的明尼希伯爵（Count Münnich）来自奥尔登堡（Oldenburg）；积极努力的安德烈·奥斯特曼（Andrei Ostermann）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而安娜最宠幸的比隆伯爵来自库尔兰。这个年轻男人“深得女大公喜爱，她如此高兴有他陪伴左右，以至于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比隆与安娜的一位女侍结婚，但接着就变成安娜的情人。后来在圣彼得堡，女皇实际上变成比隆家的一员。她公开挽着伯爵的手，甚至有流言说她是比隆最小儿子的妈。[61]如果伯爵病了，女皇就照料他，而到了安娜统治晚期，比隆常睡在她的房间里。据明尼希的副官曼施坦（Manstein）将军所言，比隆的“傲慢与野心无以复加，莽撞，甚至不讲理……他煞费苦心地学习掩饰，但与奥斯特曼伯爵相比，永远也达不到完美掌握的程度，奥斯特曼堪称这门艺术的大师”。[62]不过，借助一点学习和一丝良好的判断力，比隆便“以精熟的独裁方式”统治了“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对政府事务不感兴趣的安娜，把这任务托付给她的情人，而她自己的注意力不仅放在她喜欢骑乘、杀戮和折磨的动物身上，还放在她的畸形人、弄臣和仆人身上。米哈伊尔·戈利岑（Mikhail Golitsyn）亲王被任命为皇家斟酒人“克瓦斯尼克亲王”（Prince Kvasnik），沃尔孔斯卡娅（Volkonskaya）王妃则被托付以安娜的宠物兔子。[63]

由于女皇在贫瘠的偏远边省度过青年时代，所以为了满足她的“任性、激情和怠惰”，任何东西似乎都不会太过漂亮或昂贵。在这点上，比隆与她不相上下，他爱慕盛大与堂皇。他们在酷爱马匹方面志同道合。据说安娜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有一匹不同的马，而比隆有200副镶珠宝的马鞍。安娜每天早晨都视察马厩，不管天气允许与否，随时都骑马。她也热爱打猎和射击，而且是个来复枪神枪手，枪是帝国工厂为她精心设计的。记录称，1739年安娜射中的猎物不少于9头雄鹿、16只野山羊、4头野猪、1匹狼、374只野兔和608只小鹿，还不算被她打成碎片的小鸟们。最残酷的杀戮方式包括狩猎车（Jagdwagen），它能把动物们聚在一处，然后在直射射程内被自鸣得意的猎人们收割，这些猎人只消等着每一组猎物到达便坐享其成。女皇在夏宫设有动物园和大型鸟舍，所以她在勒布隆的花园里漫步时便随性猎杀。在一个王位长年不稳的国家里，子弹上膛的来复枪被放在冬宫各处，所以安娜突然兴起之时，就能冲过去打开一扇窗，猎取一些在头顶盘旋的麻雀、白鹤和喜鹊。然后她就召来女侍们，试试她们的运气。女皇一番劳力过后，会以她的猎物宴飨侍臣。[64]

女皇早晨8点前起床，9点开始快速处理急件。中午与比隆伯爵及其一家简单进餐，适度地喝些啤酒或托卡伊葡萄酒（Tokay）。如果宫中无活动，她就吃少量的晚餐，并在11点至12点之间就寝。纸牌是私下的游戏，也是舞会上夜间消遣的一部分。尽管1733年赌博被禁止，但曼施坦将军观察到“宫中沉溺此道：很多人在俄国靠此发家，而其他很多人因此毁灭”。他证实多达“两万卢布会在一轮十五点纸牌或法罗纸牌（Pharoah）中输光”[65]，这也有社交代价。英国领事的妻子评论说：“我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懂牌戏，人们可能会进行惬意的谈话。”[66]

对安娜来说，唠叨而非交谈是重要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她总在找新的饶舌伙伴：“维亚泽姆斯基（Viazemsky）公主，一个年轻女孩，住在寡妇匝格里阿日斯科（Zagriazhskoy）家，找到她并带她来这儿……我想让她给我找点乐子，因为他们说她很能讲。”[67]女皇寻找伴从时，命令萨尔特科夫将军给她找个又高又整洁还不傻的波斯姑娘或格鲁吉亚姑娘。她喜欢跟她年龄差不多的能喋喋不休的伴从，也需要新人员来充实她正在缩水的储备——塔迪亚娜·诺沃施诺娃（Tatiana Novokshchenova）“马上就要死了，我需要有人补她的位”。[68]当人类的声音已不能取悦她时，安娜怀着对青蛙呱呱声的奇怪热情，坐在宫中恰好位于一口专门储物窖上方的一扇窗户旁，自得其乐地听青蛙求偶的叫声。[69]

尽管安娜看到圣彼得堡街头的残疾人或贫苦者时会退缩，但她有大量时光与来自她母亲府上的被截肢的或瘸腿的年老仆人们厮混。她在他们之中找到讲故事的人、睡前挠脚跟的人，还有一个活泼的六弄臣帮。其中两人是外国人：一个是葡萄牙犹太人，名叫让·达科斯塔（Jan d’Acosta），另一个是那不勒斯小提琴家彼得罗·米拉（Pietro Mira），绰号佩德里约（Pedrillo）。佩德里约出于玩闹而与一只山羊结婚，当他带着山羊上床时，安娜异常兴奋。恶作剧令女皇开心。[70]她觉得最好笑的事，莫过于半夜三更敲响全城火警钟，把首都的居民都惊起，他们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冲入漆黑的街道，直到大钟的指针移过午夜时分，才意识到现在是1735年4月1日，而他们是愚人节傻子（April Fools）。几天之后，一座教堂的尖塔被闪电击中而着火，人们宣称，这是上帝对安娜荒唐愚行的审判。

尽管朝廷处在动荡不安的险恶时期，对外的公众形象却在安娜的带领下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辉煌。女人们被要求每个节日都穿新衣。军官的制服以金线装饰，帽章系着白色宽缎带与红色羽毛。安娜在公共场合回避素淡的色彩，[71]整个效果由一位外国公使总结如下：“我从未见过如此灿烂的节日和第一流的晚餐。你没法想象这个宫廷有多气派”，它的“奢华与堂皇甚至超过最富裕的宫廷，包括法国宫廷”。这座城市频繁地举办假面舞会，既在宫廷也在贵族家里，尽管“总体缺钱，但大把银子”为了这种舞会“被所有朝臣花出去，以习得华丽的嗜好”。[72]

图8　安娜一世宫廷的假面舞会，约1736年

夏宫的花园举办奢侈的宴会，然后趁着晚间的凉爽，人们在一顶巨大的帐篷里开舞会。女士们身着银花点点的白纱制成的透明长袍。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34年在但泽（Danzig）被俘的法国俘虏们，有一次在这种舞会上被引荐给这群寻欢作乐者，此举乍看之下是对女皇的无情羞辱。然而安娜“召来几位会讲法语的女士，希望她们竭尽所能让这些绅士们忘记自己是战俘，至少在今晚”。英国领事的妻子被选中为其中一员，但她身体太虚弱而无法跳舞，于是寒酸带刺地评论说与一位法国军官“闲聊了一晚上”，体会到“他的国家与生俱来的过度修辞性表达那相当强烈的冲击”。[73]

寒冷时节，舞会在一座有“橙树和桃金娘盛放的”室内冬季花园里举行。领事的妻子出席过一次舞会并评论说，“当你从窗户看出去除了冰雪而一无所有的时候，这座新种好的小树林里的芬芳与温暖如同施了魔咒”。的确，“音乐和舞蹈是一方面，加上行走之处与树丛间都填满了美女俊男……直让我想象自己身处仙境”。[74]

俄国的现状却没有这般神奇。外面的大街上是令人痛心的贫困，一如整个国家。即使贵族也因绵延不断的战争的花费和被迫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来回奔波而变得囊中羞涩。朝廷的匮乏之态显而易见。据曼施坦记录，“最昂贵的外套有时会与最肮脏的未加梳理的假发同时穿戴；或者你会看到一块漂亮的衣料，被某个拙劣的裁缝匠搞砸了；或者假如装束上没什么不对头的，那么就缺少马车装备。一个衣着昂贵的人会乘着寒酸的四轮大马车来上朝”。[75]就像这座城市里那些因为不能负担没完没了的维修成本而损坏的建筑物，许多小贵族无法承受奢侈的炫耀带来的财务负担，其结果有些像一出苏联时代的歌剧，从廉价的假发或破旧的剧场舞台背景板上画着的粗糙褪色窗帘，可以看出经济上的困顿。

与她对随员的粗鄙和任意胡闹式的野蛮滑稽剧的喜爱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娜对歌剧与芭蕾有着热切的兴趣。她洗劫国库，只为赞助来访的欧洲音乐人才、歌剧团与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巡演团。1733年，安娜任命威尼斯人路易吉·马多尼斯（Luigi Madonis）担任宫廷管弦乐团团长。马多尼斯很可能是维瓦尔第（Vivaldi）的学生，他将他的12部各异的小提琴与低音提琴交响曲都题献给安娜。尽管这些曲子牢牢根植于威尼斯的巴洛克音乐传统，但马多尼斯迈出了创新的一步，将俄罗斯与乌克兰民间音乐糅合到小提琴奏鸣曲中。

1735年一个意大利歌剧团造访，亮点在于其中有著名歌唱家扎内塔·法露斯（Zanetta Farussi），而她的儿子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将在成年以后造访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圣彼得堡。下一年又一个歌剧团来访，由西西里作曲家弗朗切斯科·阿拉贾（Francesco Araja）带领，演出了他关于爱恨之力的名篇《爱与恨的力量》（La forza dell’amore e dell’odio）。这些歌剧花哨耀眼且日益点缀以机械制造的奇观，效果就像糖在五颜六色的甜品中的作用，能够弥补它们实质内容的匮乏。幕间的芭蕾舞过场是个重要成分，由同道的西西里人安托尼奥·里纳尔迪（Antonio Rinaldi）编舞，他迅速成为法国编舞师兼芭蕾教师让–巴蒂斯特·兰德的竞争对手。里纳尔迪在兰德死后以艺名富萨诺（Fusano）接掌芭蕾舞学校，还为俄国芭蕾舞的意大利风格奠定了基础。安娜对这种舞蹈的激情使她成为一个尖锐的批评家。她就像个严厉的芭蕾女教师，如果演出者不合她意，她动辄便掌掴。《爱与恨的力量》的译者瓦西里·特列季阿科夫斯基（Vasily Trediakovsky）给“坐在壁炉旁的女沙皇朗读过诗句”之后，收获了“脸上一记最仁慈的掌掴”。特列季阿科夫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写作下流诗歌并读给女皇听。[76]

安娜统治期间，建成了一所拥有1000个席位的歌剧院，里面上演的歌剧很多都出自阿拉贾之笔，他在1737年创作了奢华之作《赛密拉米德》（Semiramide），来庆祝女皇44岁生日。“宽敞而高级”的剧院由八架炉子供暖，演出对所有人开放，但酒鬼和劳动阶级一周只能看两次。安娜坐在正厅后座的中央，安娜·利奥波多夫娜（Anna Leopoldovna）(3)与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Elezabeth Petrovna）两位公主坐在两侧。对安娜公主的典型评价是她头发打着卷，身着“刺绣繁复的深红色天鹅绒”，而伊丽莎白则穿金戴银。

严肃戏剧因为缺少俄国素材，也没有歌剧阵势中那种习惯性的震撼，因此流行度有点低。伊丽莎白·贾斯蒂斯评论说，“有时会上演荷兰剧，但我想没人会想看第二次”。[77]然而在安娜堂妹、女王储伊丽莎白位于察里津旷野（Tsaritsyn Field）的府邸中，这种表现形式被用得私密且有政治意味。1735年，伊丽莎白的一位侍女马芙拉·谢佩莱娃（Mavra Shepeleva）写出一个批评女皇的剧本。[78]伊丽莎白圈子里的人当时都25岁上下，并且喜爱颠覆性的戏剧，演出这种戏剧能释放情绪。1730年代，这位女王储感到很不安全。曼施坦将军记录说，“女皇很想”把伊丽莎白关进一家修道院，并“剥夺她问鼎俄国宝座的一切希望”。[79]女王储发现自己逗留在从母亲叶卡捷琳娜那继承来的皇村很觉不安。有一次她派人去彼得堡找弹药，因为她认为匪徒“四处流窜并且躲在暗处要伤害我”。[80]伊丽莎白因为感到相当紧张而以戏剧、饮酒和舞蹈来逃避。

伊丽莎白府邸中成立的哥萨克合唱团的在录人员中，有位来自切尔尼戈夫（Chernihiv）的农家子弟，阿列克谢·拉祖姆（Alexei Rozum）。安娜的一位在阿列克谢家乡的教堂演唱的侍臣发掘了他。阿列克谢成为声音甜美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一名爱宠，甚至可能是她的秘密丈夫。他以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Alexei Razumovsky）之名升迁到总管之位，并住在阿尼奇科夫宫。比这个由布衣到贵胄的快速升迁故事更胜一筹的，是阿列克谢的兄弟基里尔（Kyril）那如流星般耀眼的故事。他16岁时被带入宫廷，并被派往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Göttingen）学习，学成归来前夕以18岁之龄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长。然后在22岁时他赴任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81]如果说圣彼得堡使一个偏僻地区得以改观，那么它也转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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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及1737年的夏季，大火席卷海军部附近的城市中心区。运河与涅瓦河两岸成排矗立的石头大厦背后挤满了摇摇欲坠的木房子，它们成为危险的易燃物。1736年8月，新上任的英国领事克劳狄乌斯·隆多（Claudius Rondeau）算出有1000所房屋“化为灰烬”。[82]这场火灾据猜测起因是人为纵火，结果一个女人被枭首，两个男人被烧死——是被慢慢烤死的，因为那天的风飘忽不定。[83]1737年6月，耸立着几栋最宏伟房屋的米连纳亚大街（Millionnaya）发生火灾，护堤宫（Palace Embankment）与女王储伊丽莎白的宫邸都遭殃及，而几百座小一些的建筑尽皆被毁。[84]这些火灾带来的是1737年设立的由彼得·叶罗普金（Peter Eropkin）领导的建筑委员会。它在这座城市划出五个行政管理区，对建筑施工加以规范，并计划对涅瓦河左岸有序地进行扩张——这是对特列兹奇尼及勒布隆之思考方式的重要偏离，他们都以位于彼得与保罗要塞和瓦西列夫斯基岛的首善之区为中心。叶罗普金聚焦于大陆而非小岛，允许沿着三条自海军部辐射而出的大街无限扩张。

叶罗普金是彼得大帝派往欧洲深造的年轻人之一，在意大利研究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的别墅七年之后归来，成为圣彼得堡这一决定性扩张阶段的建筑师。叶罗普金与米哈伊尔·泽姆佐夫、在荷兰学习又受雇于海军部的伊万·科罗博夫（Ivan Korobov）以及特列兹奇尼的亲戚彼得罗·安托尼奥·特列兹奇尼（Pietro Antonio Trezzini）共事。在叶罗普金的领导下，他们制定了一份杰出的城市规划：成三岔口的三条大街——涅夫斯基大街、格罗科哈瓦亚大街（Gorokhovaya）以及福斯涅钦斯基大街（Vosnezensky）——由一系列半圆形街道衔接起来。[85]尽管安娜统治时期的建筑地标少有留存，但这一自海军部开始辐射的街道规划的创建，标记出至今健在的中央城区的主要轴线。这些大道上排列着迅速建成的连续不断的临街正立面，女皇热衷于在冬季沿这几条街赛跑。其他人的奔跑速度是受限制的。

图9　叶罗普金的三条分叉大街——涅夫斯基、格罗科哈瓦亚、福斯涅钦斯基，从海军部开始呈扇形辐射

圣彼得堡中央大街的第一段景观大道早已存在，是瑞典战俘铺筑的，短短的路面上还悬有灯盏。建筑委员会怀着扩大城市的野心，将这条大街一路拓展到尚未完工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彼得大帝虽然关注欧洲，却并未忽视纪念伟大的俄国人，尤其是当他发现某位历史人物与他本人的相似之处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符合这个要求。两人都是成功的将军，都把俄国的地位抬升到一个重要的新高度。因此毋庸惊诧，彼得早在1704年就鼓励敬拜涅夫斯基，并在1710年7月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奠基，以此纪念他曾在1240年击败瑞典人，又在1242年楚楚克湖（Lake Chudskoe）冰面上的著名战役中击败条顿骑士团。彼得把这位将军的遗骸从弗拉基米尔（Vladimir）带到新的修道院。随着叶罗普金1738年扩建好这条大道，景观大道更名为涅夫斯基大街，以纪念这位受人崇敬的将军。

如果说叶罗普金对圣彼得堡未来的最伟大贡献是火带来的，那么他最奇异的委托则与冰有关。脸像大饼、胃口如桶的女皇，格外刁钻恶毒。当米哈伊尔·戈利岑亲王娶了一位非东正教徒的意大利女子，安娜怒火中烧，并让有着中尉军衔的戈利岑当她的弄臣。意大利新娘婚后不久就死了，而女皇觉得强迫寡居的戈利岑跟她的一位仆人——干瘪皱缩的驼背老妇人阿芙多季娅·布彻尼诺娃（Avdotya Buzheninova）——结婚，既是他应得的报应，同时也很好笑，这位女士的丑陋吓住了神甫们。当阿芙多季娅向安娜吐露，没有丈夫的生活如同一层严霜，女皇就萌生出一个想法。

1740年2月，圣彼得堡罕见的严寒天气被记入史册，女皇决定用冰在冬宫与海军部之间的涅瓦河河岸造一座大厦。倒霉的新婚夫妇将在一间巴洛克式的圆顶建筑中度过新婚之夜。每个冬季，穷人都例行被雇来凿开河冰取水。现在他们则在切割冰块，好让工匠们雕凿一座由叶罗普金设计的精美宫殿。长60米、宽6米、高6.5米的结构由水来抟合，水一泼，冰块间的连接处就冻硬了。地面上的冰围栏和屋顶的冰雕柱用来美化大厦。窗户是装饰性的，窗框是仿制的绿色大理石勾勒出的。除了有几张真卡片被冻入一张桌子，室内所有东西都是冰：冰床、冰毯子、冰酒杯，甚至蜡烛也是冰的，借着油罐短暂燃烧，但不会久到烤化冰蜡烛。室外有一尊能发射冰炮弹的冰制大炮来守卫这栋建筑。一头冰海豚和一头冰大象白天喷水夜里烧油。[86]新娘和新郎坐在一个安放在大象背上的座厢里，在300名婚礼宾客的头顶上游行，这些宾客是从俄国各个角落征召来的。有些坐在驯鹿、山羊或猪拉的雪橇里，有些骑在骆驼上。参与者在库尔兰公爵的旧马房停下来吃了顿饭，并参加了一场舞会，然后移师冰宫，新娘和新郎在这冰宫里度过了几乎把他们冻死在寒冷婚床上的一夜。[87]

整出闹剧是过度独裁的典型表现。然而安娜一如她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独裁者——其罪责是一种更为糟糕的过度。1740年，叶罗普金被牵连进一个反对安娜情人比隆伯爵的密谋中。由叶罗普金的内兄阿尔特米·沃伦斯基（Artemy Volynsky）组织起来的密谋者们，被抓起来并严厉惩罚。沃伦斯基先被砍掉手，接着被砍掉头(4)。叶罗普金——在圣彼得堡的工作深得女皇欢心——也被斩首，而其他谋反者在被鞭笞和折磨之后流放西伯利亚。[88]

随着安娜的统治继续，逮捕和死刑日益增多。她“喜欢闲谈和打听别人隐私的天生倾向”让她耳目灵通，在处理对政府的威胁时，这位女皇对闲话善加利用。为帮助她处理“肮脏的”政治工作，她启用了国防学院院长布尔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Burhard Christoph von Münnich）(5)将军。这位“被军队惧怕多于爱戴”[89]的将军是个务实的伪君子。隆多夫人描述他是“这个宫廷最殷勤的男人之一”，只要他“出现在女士们中间……就会带来一种令我非常厌恶的快活和温情”。“从报纸上看到他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于是当你看到他直勾勾地盯着你听你讲话，又突然抓起你的手心醉神迷地亲吻，你怎能不吃惊！而当你发现他认为对所有女人都需要这样做，你又会吃惊成什么样！”[90]

1731年4月，安娜创立从事秘密事务调查的总务局（Chancellery），由安德烈·乌沙科夫（Andrei Ushakov）负责，此人以担任彼得大帝的秘密警察起家。[91]乌沙科夫的部门是个恐怖的地方，用折磨人的拷问台和烧红的烙铁劝诱那些顽固的可疑分子。割舌是对那些散布恶意闲话者的惩罚，而且在“侮辱女皇陛下帝王之尊”构成一项主要罪名的时期被普遍使用。如果任何人被怀疑对安娜有憎恶之情，或听到关于女皇同其已婚爱宠比隆伯爵之关系的确切性质的闲话，他们就会被乌沙科夫扣押。如果有人告发某人，双方都会被逮捕。[92]假如可疑分子那里滴水不漏，告发者就会被探查，因此，乌沙科夫这个部门的方法成为契卡（Cheka）(6)和克格勃（KGB）的恐怖原型。安娜乐于分享乌沙科夫所收集之一切肮脏事物，她的统治下，警察政府的耳目及偏执狂式疑虑已经散布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了。

1740年8月，女皇的外甥女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生下一个名叫伊凡的男婴。这位22岁的母亲是伊凡五世的外孙女，1739年嫁给不伦瑞克–沃尔芬堡（Brunswick- Wofenbüttel）公爵安东尼·乌尔里奇（Anthony Ulrich）之前，一直住在女皇的宫殿里。安娜·利奥波多夫娜不讨人喜欢且腼腆害羞，按照明尼希的说法“天生懒散”，因此缺乏掌权的精神动力。但她给女皇提供了一个阻挡彼得与叶卡捷琳娜那呼声很高的女儿伊丽莎白的方法，同时能沿着她父亲伊凡五世的血脉确保罗曼诺夫的家系。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儿子生得正当其时，因为安娜的健康正在衰退。她患有痛风。她经常昏倒，还吐血。

10月中旬，一支由4000名外国人组成的规模庞大又具异国情调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彼得堡街头。骆驼和骡子驮着礼物，再加14头大象，都要送给新生儿伊凡。这是纳迪尔沙（Shah Nadir）(7)的使团，他已征服印度并希望追求女王储伊丽莎白。朝廷执政者之一、努力上进的奥斯特曼不肯让伊丽莎白会见大使，伊丽莎白对于遭到一个被他父亲从抄写员职位提拔起来的人如此对待感到愤怒，因此发誓报复。

安娜女皇指定婴儿伊凡当她的继承人，同时也指定她的爱宠比隆伯爵担任摄政王，之后几天她就去世了。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司礼官之子查尔斯·科特雷尔（Charles Cottrell）值女皇葬礼时正在圣彼得堡，他为这个因残忍的好奇心而著称的女人补充了一条惊悚的注脚。安娜“停柩供人凭吊一个月，但没有经过恰当的防腐处理，下葬前夕几乎四分五裂”。[93]

11月，明尼希出于争取权力而带着他的副官曼施坦及80位士兵开进夏宫。当他们进入摄政王的卧室，比隆试图藏在床下，但曼施坦抓住这个大喊大叫的男人，塞住他的嘴，绑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当被带到臭名昭著的乌沙科夫面前时，比隆伯爵被判流放西伯利亚，而安娜·利奥波多夫娜成为摄政王。

伊凡六世统治时期的圣彼得堡几乎无从谈起，因为他才两个月大就继任为皇帝，而一岁三个月大时就被废黜。他母亲这个阴郁消沉的摄政王对治国兴味索然，所有时间都与她的女侍朱莉娅·孟登（Julia Mengden）一起度过。根据曾在宫中打牌的英国全权公使爱德华·芬奇（Edward Finch）先生所言，“安娜爱朱莉娅的那股热情完全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劲头”，她们“经常共寝”。1741年11月25日，女王储伊丽莎白发动政变，孟登当时就在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床上。支持伊丽莎白的那群人以谋略战胜了约翰·弗里德里希·奥斯特曼（Johann Friedrich Ostermann）(8)与明尼希。爱喝酒且男人范儿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流放了奥斯特曼与整个不伦瑞克家族，恢复了彼得大帝子嗣的继承权。[94]

安娜女皇统治时，虽说朝廷过分荒淫又懒惰，但城市生活较为平稳和清简。更多街道得以铺砌，更多河堤被加固。城市向南扩张的同时，新的市场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开张，包括喷泉河与叶卡捷琳娜运河之间的一家中央市场。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被踢出救济院，为真正的困顿者让位。[95]然而普鲁士使团的秘书评论说，“这个国家并未从圣彼得堡那儿收获好处，假如政府还留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不可能比得上莫斯科”。[96]此外，对这整个国家的评价远远不能乐观。英国全权公使爱德华·芬奇这样说起1741年年中的俄国：“我必须承认，只能把这个国家看作将来要加以完善的一个粗糙模型，舍此而外我还看不到它有其他前途。”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朝廷和一座城市何以如此迅速地形成了独特的与欧洲风格和欧洲品味近似的形态。安娜离世时可以说没留下继承人，但她将朝廷回迁的这座城市得以重生。

(1)　Iconostasis，东正教用于分隔教堂内殿的屏帷。

(2)　利沃尼亚的德文名字。

(3)　安娜女皇姐姐的女儿。

(4)　砍手后过了几天才砍头。

(5)　即前文的明尼希伯爵。

(6)　苏联最早的秘密警察组织。

(7)　Shah是波斯君主的称号。

(8)　前文出现过的Andrei是他的俄国名字。

第五章　跳舞，做爱，喝酒　1741—1761

伊丽莎白的父亲彼得大帝打算让她做路易十五（Louis XV）的新娘。为此，她拥有了一位法国舞蹈教师，学会了欧洲语言，被路易·卡拉瓦克画成一丝不挂的“小爱神”。[1]据西班牙公使之言，18岁的她是个美人，“美到我平生罕见……格外动人……为人亲切也很爱卖弄风情”。[2]这些品质令伊丽莎白受欢迎，令安娜女皇不安，并催生了流言：她养情人，举行狂欢会，像她父母那般狂饮——这些品性与行为自然引发告密者的安插，同时警察雇用马车夫监视女王储的宫邸。

伊丽莎白爱玩闹的生活方式使她成为近卫兵团的心肝宝贝。1741年她以一场黎明前的政变夺权时，身着的是普里奥布拉岑斯基团的制服。士兵们很高兴撵走那些行使着这么大权力的外国人——明尼希、奥斯特曼和冯·勒文沃尔德。[3]尽管他们被驱逐且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高潮，但在伊丽莎白20年的统治期里，欧洲对圣彼得堡的影响从未停止过，甚至越来越精细。艺术勃兴，城市在一股新的世俗建筑风格的刺激下成长。

随着一年一度的冰雪融化解除了冬季对涅瓦河三角洲的束缚，外国船只到来了，访客们来到岸边啧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座令人销魂的城市。伊丽莎白的首席建筑师弗朗切斯科·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正在建造一系列精致的巴洛克建筑，以满足伊丽莎白的愿望——用活泼的装饰激活这座由她父亲所建立，又经叶罗普金在安娜治下所发展的讲求实际的直线形城市。1742年4月25日伊丽莎白在莫斯科加冕后返回圣彼得堡，她那比安娜十年前的仪式更盛大的凯旋入城仪式，巩固了她所夺取的王位。彼得大帝的女儿正在宣示对彼得之城的所有权。

只要有一个合法的男性沙皇还活着，伊丽莎白的统治就是非法的，而且有多场计划暗杀她并把伊凡六世推上宝座的阴谋。一名宫中仆人和两名近卫兵的阴谋被揭发。他们受到鞭刑，鼻孔被切开，为首者被割舌，所有人都被流放西伯利亚。[4]尽管伊丽莎白废除了极刑，但酷刑依旧被采用。两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卷入1743年让伊凡称帝的密谋中，也遭鞭刑和烙舌。同年另一场阴谋导致彼得大帝首任妻子所属的卢普金家族（Lopukhins）的四名成员遭鞭刑并被流放。继续担任秘密总务局首脑的乌沙科夫依然忙碌，因为伊丽莎白的地位还不稳固。[5]

1739年结束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后，俄国再度与瑞典开战。伊丽莎白在宫中厉行节约。丝绸按照位阶来削减，所穿戴的花边总量也有限制。金银暂时被禁。在彼得堡的夜空中日益绚烂、颂扬爱国主义寓意的焰火表演仅限于新年、女皇的生日及命名日。[6]然而伊丽莎白对豪华且铺张的炫耀的渴望意味着，当她在美化自己、她的宫廷与城市方面铺张浪费时，那种限制立刻荡然无存。圣彼得堡变得日益华美与舒适。从前那几十年的无法无天一去不回，尽管仍会有粗暴行为突发。伊丽莎白为报答精锐部队士兵在政变时的帮助，为整个队伍加官晋爵。按照曼施坦将军的记载，他们“出没在所有最肮脏的酒馆，喝得醉醺醺，然后在街上打滚。他们进入最高等贵族的宅院，威胁着要钱，然后半点客套都没有就拿走任何他们看上的东西”。[7]曼施坦是被放逐的明尼希的副官，他可能不是最公正的见证人。这队人马很快就被整肃。

英国慈善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1743年6月抵达时，发现圣彼得堡“如此空旷、通风且很多地方建筑规整”。[8]然而展示这座城市之优点的那些大厦，只不过是一片拥挤棚屋之海中的避难所。一位贵族一旦离开宫廷建筑的舒适，面前就是一种勉强糊口的临时生活的不安定。受限于这座城市的制约，湿漉漉的土地藐视着扩张的愿望。然而伊丽莎白继续着其先任们改善这座首都的努力。弗朗切斯科·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用装饰房屋的建筑性褶皱和边饰，契合一位喜爱娱乐的女皇。他是雕刻家兼建筑师卡洛·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Carlo Bartolomeo Rastrelli）——1716年被彼得大帝召至圣彼得堡——的儿子，负责伊丽莎白当政期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几乎所有的主要建造工作。他无疑是个艺术品鉴赏家，他的名号就让人想到对巴洛克风格最浮夸的过度使用。他主持的那些殿堂的内部，通过坚持使用图案构造、镜像和镀金而创造出一种流淌的欢乐效果，与他设计的不朽却浮夸的外部风格的流畅典雅恰相辉映。拉斯特雷利那装饰繁复的壮丽性充分体现了一位极其女性主义的女皇的情怀，这位女皇穿戴得像个男人作为执政的象征。他为冬宫和皇村建造的广阔的正立面，利用了当时宫廷舞蹈的优雅来实现一场行军的严酷效果。他制造的效果看起来属于今天不那么重视的一种装饰风格，但是它重复出现所形成的韵律则可能吸引当今世人的眼光。如果说金色装饰已经因为贴在便宜仿制家具上的仿金效果而使我们大倒胃口，那么拉斯特雷利那些殿堂的金色藤蔓花纹却是货真价实的金子——一个娇惯的宫廷的跃动放纵，一个新近变得富有并被赋予权力的君主的宣言。拉斯特雷利1754—1762年间建造的冬宫是那所住宅的第四个版本，也是矗立至今的那一版。它那俯瞰涅瓦河的250米长的正立面，是圣彼得堡的永久标志之一。这座建筑青绿色的墙面上点缀着白色半露方柱和2000多扇窗户，它恰在伊丽莎白去世之后、彼得三世（Peter III）的短暂统治期内完工。

图10　拉斯特雷利为皇村正立面设计的重复装饰

米哈伊尔·泽姆佐夫被委派设计供伊丽莎白的爱宠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居住的阿尼奇科夫宫。泽姆佐夫1743年去世后，拉斯特雷利接管这项计划。他在整个1740—1750年代都炙手可热。拉斯特雷利因为厌恶圣彼得堡早期建筑中平板一块的正立面，而为总理大臣建造了雅致的曲线形沃龙佐夫宫（Vorontsov Palace），它的内部空间金光回荡。他建造了现已毁坏的夏宫，也为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Sergei Stroganov）建了一座公馆，此人垄断盐矿，因此成为俄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与此同时，拉斯特雷利所设计的建筑——比如彼得堡的斯莫尔尼大教堂（Smolny Convent）和夏宫的独立小圣堂——显示出他有能力将他在基辅和莫斯科工作时学来的本地传统，与他看家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相糅合。不同风格的融冶一炉，响应着伊丽莎白报谢俄国遗产的愿望。

斯莫尔尼大教堂于1748年在彼得大帝的焦油堆场开工，此处储藏焦油（smola），用于装配帆索和嵌填缝隙。这座女修院虽然被命名为新复活贞女修院（New Resurrection Convent of the Virgin），其与焦油的联系却挥之不去，于是以“斯莫尔尼”（Smolny）知名。它的主教堂受莫斯科东正教建筑启发而建成希腊十字形，上面顶着五个葱形圆顶。这座周界为矩形的建筑，四角都有小室，内里还有一个上覆圆顶的小圣堂。萨瓦·切瓦金斯基（Savva Chevakinsky）建造的圣尼古拉海事大教堂（Maritime Cathedral of St Nicholas）也类似地受益于早期俄国教堂。该教堂建造历时近十年，于1762年完工，比斯莫尔尼宫早两年。拒绝无视俄国的艺术传统，圣彼得堡正在发出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熟的信号。[9]

尽管伊丽莎白有着发扬本土建筑传统的渴望，但她终于还是对欧洲风格目眩神迷，而拉斯特雷利在皇村为她设计的宫殿，就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奢华的宣言。此宫于1756年7月竣工，成为冬宫在建时期伊丽莎白的主要居所。它那熠熠生辉且活泼灵动的内部，为假面舞会和豪华招待会创造出一种美妙的剧场般的环境。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亚历山大·贝诺瓦（Alexander Benois）评论说：“从第一间大厅开始便开启了一个无尽的金光闪烁又装饰繁复的房屋纵列。”镜像（Reflection）对于制造这个内部空间的愉悦感来说至关重要，仅大厅一处就有300面大镜子。法国大使德勒·麦瑟烈埃（de le Messelier）回忆了当“百叶窗被拉上，日光顿时让位于1200支蜡烛的光辉”的壮观时刻，蜡烛的火苗在反复成像的诸多镜子里成倍增加。当一支“80位音乐家组成的合唱团开始唱出雄壮的声音……那些门突然大敞，我们看到一尊辉煌的宝座，女皇正在随从们的簇拥下从这宝座上徐徐走下”。[10]这是十足的专制君主的豪奢。宫殿中带娱乐设施——夏季有秋千和大滑水，冬季有冰丘——的花园，成为贵族的游乐场。穿行于游戏设施和气派亭阁间的蜿蜒花园小径，宫殿的罗可可韵律延伸到自然界。

特奥菲·高迪耶（Théophile Gautier）评论说，拉斯特雷利在内部装饰中使用的颜色——亮蓝、青绿与玫瑰这类轻快柔和的色调——正是当寒冷“干冽而雪花像冰晶般碎裂在脚面上”时，这座城市上方的天空中所闪烁的色彩。[11]这几种颜色也见于宫廷服饰，尽管伊丽莎白本人偏爱穿戴白色与银色，并把很多钻石嵌在头发间，这些钻石比阳光下珠光闪烁的雪花更亮眼。女皇热爱服装，渴求饰品，并对所有到达她都城的美丽装束有垄断性的优先购买权。卸载织物与裙装的船只，在伊丽莎白仔细检查过船上的货物之前不得公开售卖。[12]女皇大批量购买，而且依据皇家命令便宜买进。获得任何她想要之物的特权，变成了占有一切的癖性。她从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那里买下63对狗，还建了一所大楼安置这些猎犬及其训练员。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沿途，她建了25座木构行宫，有些只用过一次。[13]她弄来车载斗量的花边、小件廉价珠宝、扣子和堆积如山的织物——有印度棉布、缎子、闪色塔夫绸、媒染过的金点罗纹丝缎。还有印花布、织锦、水纹织花，都是几百米长的上好货色。中国白丝绸外加深红缎和亮红缎自陆路从北京运来，更多豪奢物品被聚敛起来，以掩饰伊丽莎白作为一名统治者的实质性欠缺。她有点像18世纪的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后者有几千双鞋和积箱盈箧的丝袜。虽然在1747年莫斯科(1)的一场火灾中损失了4000套裙装，但彼得三世在伊丽莎白死后于夏宫发现了另外15 000套裙装[14]——对一位大多时间都穿着制服的女皇来说，这令人印象颇深。

彼得大帝时代，赴外国朝堂的俄国公使都被命令出价购买生物学方面的奇巧之物，以在奇巧馆展览。伊丽莎白则把她的代理人当作搜寻并购买最新与最好物品的时尚探子来用。就像银幕上的明星都有一个专用舞台摄影师，她控制着宫廷的美丽等级，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看起来享有同等优势。假如一位女士头发上的缎带有遮蔽伊丽莎白光芒的威胁，女皇就一门心思要割断这条缎带，甚至打乱该女士的头发。伊丽莎白的外甥彼得的年轻妻子叶卡捷琳娜大公夫人（The Grand Duchess Catherine）记录，伊丽莎白命令宫中的女士们剃掉头发，还送给她们粗制滥造的黑色男式假发作为补偿，令这些女士们难过得落泪。[15]叶卡捷琳娜对伊丽莎白的这种虚荣心态度尖刻。当她被告知说女皇“禁止女士们在服饰中包含许多种缎带和花边”时，她说，伊丽莎白不必劳神告诉她，因为她从未把“美丽妆容或精美服饰”当作她优点的来源——“当其中一个消失，另一个便显得可笑”。[16]

仅1753—1754年度，伊丽莎白的宫廷在进口诸如手杖、扇子和鼻烟盒这类奢侈品方面就花费23万卢布——阿普拉克辛元帅（Field Marshal Apraksin）这一年里每天都用一个不同的首饰盒。[17]英国人约翰·理查德（John Richard）记载，珠宝被“大量使用”，俄国宫廷是有瑕疵但个头大的首饰的唯一市场，“因为他们更看中尺寸而非品质”。[18]在小贵族的车驾装备中，可以明显看到类似的虚伪和虚张声势。四轮大马车必须由不同颜色的马匹来拉，并由一个农夫装束的马车夫驾车，同时得有三四个衣着精良、手舞足蹈的仆役在场。[19]当最富有之人铺张浪费到让人眼花缭乱时，小贵族们努力追赶。谢尔盖·纳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穿着一件有银线、金线刺绣并有珠宝装饰的制服；当他出现在宫里，就仿佛彼得·谢里梅德夫（Peter Sheremetev）伯爵头上晃动着一个大珠宝盒里亮闪闪的东西。首富之家就连侍童的号衣都是金布所制。考虑到皇宫以外的街道上，农夫们在粗糙的布料中发痒和发炎，裹在层层叠叠的羊毛料中为求活下去，显然伊丽莎白的宫廷就是个泡沫。当贵族们轻快地漫步光明幻境时，穷人栖居在彼得堡潮湿阴郁的空气的暗影中。在首都之外，散布在伊丽莎白帝国各处的一小群又一小群农夫——人身自由属于主人的农奴们——揭竿而起，抗击他们遭受的非人待遇和农奴主的苛待。龙骑兵被派去镇压这些动乱。

寓言支持伊丽莎白对王位的可疑要求，但在诸多油画形象中，这位女皇茕茕孑立，没有那些曾支持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圣像的支援。就算在路易·卡拉瓦克那令人吃惊的7岁伊丽莎白裸像中，她的露面也没有众神相伴，仅仅抓着一幅肖似她父亲的小画像，作为她身份的证据。以勾引法国国王为目的，幼年伊丽莎白在画面上靠着一块厚实的貂皮，她脚趾间那道缝隙显然强调了一则性的讯息，成为潜意识的阴道标志。在她成年期的画像中，时装造就了伊丽莎白的威严。当这位女皇长大一些，便一直遭受针对女人的阴谋论调——关于她们长相不好并应竭尽一切加以弥补的谎言。一位法国外交官评论说，女皇花了很多时间修饰自己的外表之后，开始对镜子生气，下令取下她的头冠和饰品并且延后约见。御用珠宝师波杰（Pauzié）回忆，她“决不在上午6点前收场，然后睡到中午或更迟”。[20]伊丽莎白与她的父母一样是个酒鬼，经常喝得太多以致晕倒，不得不由侍女们割开她的裙装和胸衣。[21]

喝酒帮她逃避追猎她的恐惧感。因为担心政变或暗杀，伊丽莎白夜间保持清醒并四处活动。她不断换锁，睡不同的房间。她会一转脸就突然决定离开彼得堡。或者她会突然乘着一驾载满皇宫勤务工的马车离开夏宫，要不就与男女仆从一起晚餐。英国旅行家约翰·理查德观察到，“伊丽莎白是个多情善变的人，而且她不拘礼节，没有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她选的人也不总是出身贵族，寒微之人有时撞了大运也能让她喜欢”。女皇有许多情人，而“外国朝廷都了然，派遣大使要派个容貌和谈吐能有助于谈判的人”——其中就有法国公使德拉夏塔迪侯爵（Marquis de la Chétardie）。这颗“耀眼的明星”发现伊丽莎白“讨人喜欢”（debonaire），但他表现得不稳重。侯爵写的一封信被人发现，“用词如此不受节制，以至于他被直接召回了”。[22]事实上，夏塔迪的罪名不仅是在性欲上吹牛皮，还有两面派的外交手段。女皇正忙着与瑞典作战时，他鼓动土耳其进攻俄国。另一位法国外交官让–路易·法维耶（Jean-Louis Favier）记下了伊丽莎白的掩饰本领。女皇心中的“秘密角落”依旧“连最有资历和最老练的朝臣也无法靠近，当她决定贬黜他们的时候，她对他们前所未有地亲切”。[23]伊丽莎白受痉挛及惊悸发作的困扰，因此反复无常、脾气凶暴，有时敲打为她清洁卧室的侍女，由此得了个绰号Khlop-baba，“打人女”。明尼希站在绞刑架上以及奥斯特曼的头搁在断头台上的紧要关头，伊丽莎白宣布缓刑，这也暗示出她有虐待狂倾向。[24]

伊丽莎白利用宫廷宴会来试探到访的外交官，并密切关注欧洲力量均势的变化。[25]当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获胜，俄国在促成法国与奥地利结盟以制约普鲁士的野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腓特烈于1756年对萨克森进行挑衅袭击而开启了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在此期间，俄国在反对普鲁士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于是在伊丽莎白20年的统治期内，她的帝国开始确立作为欧洲政治中强大的外交和军事参与者的角色。[26]这种新获得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大不列颠开始对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而呈现出来。一位俄国书籍的收藏家，约翰·麦迪逊（John Maddison）受乔治三世命令去了解俄国，并为此而前往圣彼得堡。他回国后被派往不列颠机密处（British Secret Office）任职，拦截并翻译书信，也破解俄国密码。[27]

伊丽莎白一如她的前任，对国内的政府问题不怎么上心。她在执政头三年里参加了15次元老院会议，接下来17年总共去过三次。英国驻俄国公使汉德福德爵士（Lord Hyndford）愤愤地抱怨，伊丽莎白“在各种事务或任何需要动一点脑或稍事勤勉的事情上都很迟钝”。[28]女皇偏爱她的心腹们的闲言碎语，她让这些心腹从事她自家的阴谋活动。斯特罗加诺夫戏谑地称其中一人——上了年纪又声名狼藉的伊丽莎白·伊凡诺娃（Elizabeth Ivanova）是“外交部长”。[29]伊丽莎白在政府事务方面满足于维持她父亲的想法与政策，她提醒元老院，她父亲当政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30]适度改革的想法来自她的密友圈，这个群体的成员五花八门，从英俊而未受教育的人，到泼妇，再到有革新精神的人。有着好声音的哥萨克·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不会读也不会写，因此被任命为“狩猎总管”。[31]夏季里，伊丽莎白与他一起疯狂地骑着快马放鹰打猎。

1740年代，自负又爱炫的彼得·舒瓦洛夫（Peter Shuvalov）开始了升迁之路。作为一个受过启蒙的思想者，舒瓦洛夫劳而无功地劝说女皇引入保护臣民的“基本且永久”的法律，即平等适用于君王和人民的法律——这是一次把独裁制转变为开明君主制的尝试。舒瓦洛夫提高了进口税与出口税，废除国内税，通过对盐和酒征税而把难以实行的直接课税转换为间接为国家获取收入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他凭借垄断和特许权而让自己富得流油。他在1762年去世时已经有如过街之鼠，以致他的葬礼游行队伍从他位于莫伊卡河的豪宅向涅夫斯基修道院行进时，人们群起攻之。其他有本事接近女皇的人——侍臣，例如亚历山大·舒瓦洛夫（Alexander Shuvalov）、罗曼·沃龙佐夫（Roman Vorontsov）、伊万·车尔尼雪夫（Ivan Chernyshev）和谢尔盖·雅古靖斯基（Sergei Yaguzhinsky）——则以有利条件得到大型企业。农奴的免费劳动加上未开发自然资源的丰富储备，让这些人有了行寡头政治的可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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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剧院的存在不是简单地当舞台上的演员在被人忽视的状态下奋力演出之时，让光鲜亮丽的贵族们被看到并被敬仰。戏剧被严肃对待，正如她父亲曾对错过周日海上游览的居民课以罚金，伊丽莎白也能对错过一场演出的宫廷女士们罚款50卢布。1751年夏季，出席一场法国喜剧的人异乎寻常地少，激使女皇将她的剧院开放给宫廷以外，打扮得体的商人及其妻子可以前来。自此以后，付费的观众将有助于充实圣彼得堡数量日增的娱乐场所。1743年，一间新的喜剧剧院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马房旧址开张，并且直到六年之后因火灾倒塌都一直保持运转。在木构冬宫——冬宫在建时期于涅瓦河旁草草建成——旁边，一家新歌剧院建成，同时拉斯特雷利还在夏园设计了另一所剧院，于1750年开张。

士官生学校的校长尤苏波夫（Yusupov）亲王鼓励他的学生既出演俄文剧也出演法文剧。1746年，来自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的一名商人对其中一场演出如此中意，以致他回家后成立了一个剧团。该剧团名声日隆，竟至于十年之后伊丽莎白下旨：

我们已经下令建立一所俄国剧院以演出悲剧和喜剧；我们指定它使用瓦西列夫斯基岛上邻近士官生之家的戈罗温的石头屋子。需要为这所剧院雇用男女演员：男演员从学唱歌的学生及目前在士官生学校的雅罗斯拉夫尔剧团的成员中招募，需要多少就招多少；类似的，也要雇用足够数量的女演员。为了维持该剧院的运转……每年应拨款5000卢布……[33]

就这样一所永久性的俄国国家剧院成立了，并由政治上进步的剧作家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Alexander Sumarokov）负责。剧院用水平不一且喉音浓重的法语上演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和高乃依（Corneille）的剧作，而多产的苏马罗科夫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在伊丽莎白的宫廷大受欢迎的道德说教悲剧。[34]女皇在与安娜关系紧张的那些年里，把颠覆性的戏剧当作一种情感安全阀，现在则很感激苏马罗科夫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改编，这个改编本突出英雄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非他对复仇的执迷。[35]当苏马罗科夫在1761年因领导不善且可能侵吞公款受到伊万·舒瓦洛夫（Ivan Shuvalov）攻击而被解除领导权时，他本人的责任感遭到质疑。此次事件之后，这位负责人得以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初恋——诗歌。他想要作为一名职业诗人被承认和被重视，这在圣彼得堡可是桩新鲜事。[36]

剧院在伊丽莎白当政时期开始向公众开放，音乐会也是如此。1746年7月，一位发起人收取1卢布作为一个外国男低音独唱会的入场券，这场演出在阿尔特米·扎格里阿茨基（Artemy Zagriazky）将军家举办。演出许可由治安法庭（Police Chancery）颁发，宣传这场音乐会的海报贴满全城。两年之后，周三傍晚音乐会率先在谢尔盖·加加宁（Sergei Gargarin）家举办，入场费也是1卢布。人们欢迎商人与城市居民出席，但喝醉的仆人和“衣着不当”的女人不得参加。除了这类表演，还有伊丽莎白宫廷管弦乐队中的一位波希米亚成员为谢尔盖·纳雷什金发明的一种音乐奇巧，在宫廷和城市街道四处皆可得见。这就是“活风琴”（living organ），需要25到40人的演出团队，这显然是为一个劳动力廉价的社会发明的。每根琴管都由一位不同的演出者吹奏，效果就是，这种看上去荒唐的装置能演奏“各种类型的最齐全的交响曲，从最慢的广板（largo）到最快的最急板（prestissimo）”。[37]

声音甜美的伊丽莎白热爱宫中的唱诗班歌咏，经常站在隐蔽处跟着和。多亏了这些宫廷歌唱家队伍，圣彼得堡得以拥有一位主保圣人（patron saint）。当歌唱家安德烈·彼得罗（Andrei Petrov）上校去世时，他的妻子齐妮亚（Xenia）放弃他们的财产，穿上他的旧衣服，在首都街头漫游了40年，帮助穷人并为他们祈祷。人们开始爱戴她，而且她的离尘出世被证明对那些善待她的人有商业利益。商人们给她食物，出租马车的车夫让她免费搭乘，这都能吸引顾客，因为他们对一位圣洁的愚人慷慨，所以他们的善心得到了人民的回报。齐妮亚逝世后，她在斯摩棱斯克公墓（Smolenskoe Cemetery）的墓地成为一处朝圣之所，在20世纪头几年里，一天便吸引超过5000人。1988年也就是共产主义时代将要结束时，她被东正教会封圣，成为彼得堡的圣齐妮亚（St Xenia of Petersburg）。[38]

图11　“活风琴”

作为一项宫廷娱乐的歌剧在安娜时期得以良好发展，伊丽莎白接掌宝座之后，更多意大利剧团以日益精致的舞台效果取悦宫廷观众。乔瓦尼–巴蒂斯塔·罗卡特里（Giovanni-Battista Locatelli）的旅行剧团于1757年年底前来，并上演了诙谐歌剧（opera buffa）。罗卡特里是他这门艺术的卓越宣传家，他的首席舞蹈家尼奥迪尼（Niodini）教宫中的女士们提高舞蹈技能之际，他便在家里授课。[39]受过训练的俄国演出者逐渐出现。1740年代在圣彼得堡的舞台上，人们听到第一位俄国女歌剧演员的演唱，第一位演出生涯有记载的舞蹈家是阿克西妮亚·谢尔各娃（Aksinia Sergeeva），她被选中在伊丽莎白的加冕礼上跳舞。[40]

弗朗切斯科·阿拉贾在伊丽莎白当政期内创作了大约30出歌剧，包括1745年为女皇17岁的外甥彼得·费德罗维奇（Peter Fedorovich）大公与其16岁的未婚妻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多恩贝格（Anhalt-Zerbst-Dornburg）的苏菲·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的豪华婚礼而作的《西皮奥内》（Scipio）。苏菲一年前就改宗俄国东正教，取了俄国名字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Ekaterina Alekseyevna），并将在俄国的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婚礼包括10天的庆典，其间有宗教仪式、鸣枪致敬和宴会。宫廷宾客围着与“喷泉、瀑布、金字塔融为一体的”巨大桌子进餐，同时在皇宫广场外面，民众被飨以葡萄酒喷泉和烤肉。[41]花花公子谢尔盖·纳雷什金抵达婚礼现场时身着一件镶珠宝的袍子，并乘着一驾嵌有亮闪闪镜子的马车，引起掌声喝彩。[42]宴饮在阵容庞大且高难度的假面四对古舞中达到高潮，在这之后，大公夫人叶卡捷琳娜便在她乏味的新生活中安顿下来。[43]她给自己在伊丽莎白宫廷度过的青年时代留下一份详尽但并非不偏不倚的叙述，把自己表现得太聪明也太有活力不会被这桩与低能儿、未来的彼得三世的不幸婚姻所窒息。

对奢靡的宫廷——小心应付着善于操控的女皇，与此同时还要学习如何在野心勃勃的贵族阶级的复杂权力斗争中折冲樽俎——感到厌倦，于是叶卡捷琳娜在阅读中寻得一丝清净。她的阅读从前沿哲学到古典作品都有涉猎。一天读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或伏尔泰的《世界历史》（L’histoire universelle）(2)，次日就读塔西佗（Tacitus）或西塞罗（Cicero）。这位大公夫人尽管厌恶狩猎，却培养出骑马的爱好，像个男人般跨骑在马上，这令女皇惊慌失措，她觉得这种姿势会妨碍大公夫人生育继承人的能力。[44]结婚差不多10年后，叶卡捷琳娜和彼得还没生出后代，并且双双准许对方找情人，这样看来伊丽莎白的焦虑似乎是有道理的。1752年间，谢尔盖·萨尔特科夫（Sergei Saltykov）公然对叶卡捷琳娜发起攻势，因此当叶卡捷琳娜1754年9月20日生下保罗·彼得罗维奇（Paul Petrovich）大公时，人们推测彼得不是孩子的父亲。法国大使德洛必达侯爵（Marquis de L’Hôpital）在他的急件中简略地提及孩子“属于萨尔特科夫先生”。然而这个孩子的出生赋予了叶卡捷琳娜权力，她现在不仅是法定继承人的妻子，还是一位未来君王的母亲。当伊丽莎白抢走婴儿保罗以监督他的抚养之后，叶卡捷琳娜继续与好些情人生孩子——一个女儿安娜，是波兰伯爵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y）所出；一个儿子布罗宾斯基（Brobinsky）伯爵，是格里戈里·奥洛夫（Gregory Orlov）所出。这些情人与这几次怀孕帮助这位迅速成熟的大公夫人懂得，在宫中，所有私密之事都是公开的，许多人把获悉某个秘密当成他们的工作。至于彼得，他似乎不是宫廷情报网的一部分[45]——“上帝知道我老婆从哪儿怀的孕。我真的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以及我该不该正式承认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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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保罗的降生削弱了伊丽莎白之于叶卡捷琳娜的相对地位，[47]那么它并不能抑制她生气勃勃的权力宣示。尽管宫廷舞会中客人的数目很少超过200，但宴饮总是铺张无度。一道特制的精美食品——以鹅肝泥作外皮的佩里格松露酱（pâté de Périgueux truffé-foie gras en croûte）装在冰盒子里搭乘马车——当它穿过敌对的普鲁士时被赋予了外交豁免权——横跨大陆运给伊丽莎白。宫中一道常年最受欢迎的美食叫“女皇烤肉”：一个烹饪用的俄罗斯套娃，里面塞着百灵鸟和橄榄，再把这个套娃塞进一只鹌鹑里，把鹌鹑塞入鹧鸪，把鹧鸪塞入野鸡，把野鸡塞入阉鸡，最后把阉鸡塞入一只乳猪——只为一位宾客就做这样一道菜。正餐有四道菜，但每道都包括2—15盘菜。如此这般精选只为品尝，主要是服务于帝王财富的展示。伊丽莎白嗜爱甜食，因此餐桌上甜品堆叠如山，甜品周围都是糖做的装饰品或当作饰品的“精美之物”，通常是彼得堡地标的缩微版本。[48]

当女皇离开首都，宫廷随她而去，圣彼得堡变得沉寂。她返回时，首都成为一个剧场，独裁史诗在此上演，而且在伊丽莎白的命令下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诱人的女扮男装诡计给逃避增加了一种策略，并迎合了伊丽莎白的空虚。女皇为自己授予针对男性的圣安德鲁勋章（Order of St Andrew），任命自己为五个军团的团长，以及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兵团精锐连的首领。[49]汉德福德爵士见证了她身穿卫兵制服，并对这一转变大感惊讶：“我相信，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会因为她的气度把她认作一名军官。”[50]乔纳斯·汉威评论说，女皇“身着军服作为团长与她的军官们一起在桌边”坐着时显得格外吸引人。[51]叶卡捷琳娜大公夫人在《回忆录》中记载，举办易装假面舞会时：

大多数女人都有似发育不良的小男孩，而最老的那些人的肥短腿很难为她们加分。除了女皇本人，没有其他女人穿着男人衣服会显得真实和完美，因为女皇非常高挑，又有着颇为强壮的骨架，男人衣服不可思议地适合她。她拥有一双美腿，比我所见的任何男人的腿都美，还有一双比例绝佳的脚。[52]

叶卡捷琳娜以不常有的大度补充说，伊丽莎白“很会穿衣，她穿每件衣服都呈现同等的特殊的优雅气息，不管穿男装还是女装”。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易装还卷入一场有争议的外交阴谋中。有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查理·热纳维耶·路易·奥古斯特·安德烈·提摩太·德恩·德博蒙（Charles Geneviève Louis Auguste André Timothée d’Eon de Beaumont）——简称骑士德恩（Chevalier d’Eon），他是个军官，也是位高超的剑术师以及历史、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权威。他还被招募到法国的路易十五所雇用的特务团队“国王的秘密”（Secret du Roi）中。最重要的是，骑士德恩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异装癖者之一。他的前50年大多作为一个男人度过，而他接下来的32年大体作为女人度过，他声称他运用自己的女性身份莉亚·德博蒙（Lia de Beaumont）从事针对俄国与英格兰的间谍活动。

一个把自己编成神话的间谍所呈现的东西中什么才是真实的，因为层层欺骗而模糊难辨，而且德恩的自传中在玩弄跨性别生活的模糊性。他的故事背后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展示异装癖如何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效劳而证明异装癖的正当性。骑士捏造故事说，他伪装成伊丽莎白女皇的一个侍女以设法接近她，并且诱骗她与法国缔结针对奥地利的秘密盟约。他执行第一次在俄国的“秘密”使命期间，当他与首相大臣沃龙佐夫在皇村共进晚餐时，他的宴会主人告知迪昂说，一位为女皇效力的法语教师确信“当你在莫城（Meaux）诺夫德皇家修道院（Royal Abbey of Noëford）与本笃会（Benedictine）修女在一起时，她就认得你”，她还记得耳环和“左边脸颊上一块小小的酒红色胎记”。迪昂记录说，“我的脸红到发根”，意识到“这一发现将让我的龙骑兵制服黯然失色”。沃龙佐夫坦承，他与妻子认出了这块胎记，也注意到迪昂耳垂上的洞眼。迪昂立刻维护自己，抗议说他最近才完胜几个德国剑术大师，并暗示说，他不大可能同诺夫德的修女们切磋这种技艺吧。他补充说，这位法语教师是个“糊里糊涂的轻浮姑娘，梦想着月亮是生干酪做的”。沃龙佐夫不为所动，继续说：“如果这些怀疑是真的，正如我怀疑的那样，你对你的伪装没什么好怕的……你的谨慎与知识会对女皇非常有用。再把裙装穿起来并且到女修院去跟出身良好的姑娘们待一两个月吧……讲师的位置会是你的。”[53]事实上，迪昂在俄国宫廷的工作是直截了当的外交任务。他的两次圣彼得堡之旅中，有三个角色：政治观察员，力图干扰不切实际的《英俄补助条约》（Anglo-Russian Subsidy Treaty）的“国王的秘密”代理，还有使馆秘书。法国外交档案中哪里都没有声明，迪昂曾假装成女皇的男扮女装的讲师。[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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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丽莎白只受过有限的教育，并且爱好声色犬马及纵情酒色胜过学识，但圣彼得堡正在成为一个知识中心。关于这座城市的第一份俄文研究诞生于1749—1751年间，是科学院助理图书管理员安德烈·波格丹诺夫（Andrei Bogdanov）所作的带插图的长篇地形学叙述。文中宣称伊丽莎白的都城十分“光彩夺目且尊贵高雅，因有着如此辉煌的新建筑”，比许多“以古老性著称”的欧洲城市更为优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溢于言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以曾用来神化彼得大帝的那些喻像，颂扬朝廷打倒了德国人的势力。罗蒙诺索夫是阿尔汉格尔斯克一个向上流动的渔夫的儿子，成为圣彼得堡的领袖性的博学之士（savant），科学与文学巨匠。普希金（Pushkin）提出，他是“我们的第一所大学”——是化学家、地理学家、语法学家、剧作家、诗人以及书面俄语（Literary Russian）的缔造人。在他莅临西欧几个世纪之后，博学多才之人开始出现在俄国。罗蒙诺索夫1755年创办杂志《每月创作》（Monthly Compositions），讨论启蒙时代所引出的议题，那是些可能有助于彼得大帝曾梦想之理性政府初具轮廓的思想。尽管伊丽莎白本人几乎谈不上对这些知识进步有贡献，但是她有能力担当“科学保护人”，就此而言堪称表现出了密涅瓦（Minerva）(3)的品质。她统治期间，这座城市不再仅仅是“彼得之城”（Petropolis），而是——借用1759年为她的命名日所写的颂词——“古罗马与古雅典”。[55]当宫廷在前一夜的宿醉中昏沉之际，一种伟大的新文化的黎明已经降临。

安娜曾支持建立艺术学院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在1733年被科学院否决了。直到罗蒙诺索夫力争创建它时，皇家自由绘画、雕刻与建筑艺术学院（Imperial Academy of the Liberal Arts of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才于1758年崭露头角。这所皇家学院是莫斯科大学的一部分，院址却在圣彼得堡——正像看上去那么荒谬，首都是有才干的艺术家可以获得委任且能找到最好指导者的地方。虽然该机构内含民族主义诉求，但它最初的三位教师是一位法国画家、一位法国雕刻家加一位德国铜版雕刻家。它最初招纳的38名学生中，11名来自贵族阶级，27名来自宫廷位阶和政府位阶较低的阶层。[56]在彼得·舒瓦洛夫的堂弟伊万——他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部长——的领导下，1750年代还有其他重要的知识发展。为了给该世纪后半叶俄国的军事胜利铺路，第二所士官生学校于1752年开张，替代海军学院，而炮兵学校与工程师学校于1758年合并。训练年轻贵族的预备军校（Corps of Pages）1759年成立，是提高宫廷服务质量的一次努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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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第六大的一场洪水于1752年10月爆发，几天之后又是一场猛烈度较轻的洪水。那一年，乔格洛科夫（Choglokov）伯爵邀请叶卡捷琳娜及其情人谢尔盖·萨尔特科夫在他位于涅瓦河中的岛上狩猎，一行人刚坐下来吃晚餐，“大风便从海上刮起，令水位显著上升，及至没过楼梯脚，这座岛被几英尺深的海水覆盖”。[58]在伊丽莎白20年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遭受的大洪水是其重大洪水总数的十分之一。德屈斯蒂纳侯爵下一个世纪访问这座城市之初便表示：“这里的水迟早会打败人类的骄傲。”[59]1740年代在较穷的街区也有过几场大火，吞没了许多贫民窟。但就算有这一切天灾和人祸，街道还是变得越来越安全。在安娜还宫圣彼得堡之前，就有一场关闭妓寮的运动，在一座满是士兵与水手的城市里，这些妓寮顾客盈门。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因为妓女们只不过改在客栈酒馆从事她们的行当。因此，在伊丽莎白的命令下，位于主干大街的客栈酒馆统统被关闭，作为持续打击性交易的一部分。[60]1750年，这座城市被一桩丑闻所震动，一位名叫安娜–屈内格纳达·费尔克（Anna-Cunegonda Felker）的德国女士——号称“德累斯顿莎”（Dresdensha）——贿赂警局一位官员，想运营全城的卖淫点：提供音乐、舞蹈和拣选姑娘的热门场所。德累斯顿莎吸引了一些重要客人，比如鲍里斯·戈利岑（Boris Golitsyn）亲王、费多尔·阿普拉克辛（Fedor Apraksin）伯爵，以及大批朝中官员。针对这项有组织非法活动的调查，由国家顾问杰米多夫（Demidov）领头，以逮捕250人告终。有罪者被施以鞭刑，妓女们被遣送至磨坊做工，外国人被驱逐。在这场胜利行动之后，杰米多夫曾论及夜晚的街道有多么安静。[61]

白天的活动则稳步增多。清早的街道能看到邻村来的少女们带来用冰凉的有装饰的桦树皮罐和陶罐盛着的牛奶。冷天里，叫卖小贩游走街道售卖一种用蜂蜜、香料与热水制成的热气腾腾的便宜饮料“自必腾”（zbiten）。[62]首都各处都有商人支起小桌子卖汤、波兰饺子（pierogis）、布林薄饼（blinis），和淡啤酒克瓦斯（kvas）——一种用发酵的谷物粉、麦芽和裸麦面包酿制的劳动者之酒。[63]各个街区都有市场在运营，面粉批发贸易则在停靠于城市外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附近的驳船上进行。[64]从那里，面粉被重新装上小船，运至售卖面包、小圆糕点和油酥点心的大批商店或货摊。自带储存所捕鲜鱼的水箱的捕鱼船，停在涅瓦河上并铺展到运河区。[65]最冷的那几个月里，鱼从水里捞出来几秒钟内就冻住了。

这座城市的工业此前都投入于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罗蒙诺索夫皇家瓷器厂1744年开工，开始生产奢侈品。它为宫廷生产有单色主题图案的餐桌用品，并把国库的硬币上的金箔敲下来加以利用。女皇开始对位于她都城中心的危险的工厂数量感到焦虑，其中有一家军备铸造厂和一家军火工厂，1750年代中期都被她赶到了郊外去。[66]帝国其他地方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都靠着农奴或佃农的非自愿劳动而有着惊人的成长，然而在圣彼得堡，与欧洲的贸易继续主导着企业发展。

图12　18世纪中叶从喷泉河眺望涅夫斯基大街，左侧是阿尼奇科夫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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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即将50岁亦即到她父亲去世的年龄时，流言蜚语开始造成伤害。她持续腹痛。脸部发肿。视物越来越模糊。她在性事、迷信和饮酒——她放任自己大量喝酒——的作践之下，于1761年12月去世。虽说圣彼得堡的中心已经设计出来，但它的许多地标式建筑还待建，这座城市早熟式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在一位非凡女皇的影响之下达成，她将让宫廷和首都得到精炼与完善。

大公夫人叶卡捷琳娜在回忆录中把她那身为法定继承人的丈夫刻画得格外惨淡，对此她有着既得利益，不过她所写的许多东西也得到了他人的证实。叶卡捷琳娜明智地懂得，她面前的生活有以下几种选择，“与他一起腐烂，或被他毁灭，要不然就拯救”自己、她的孩子们，“可能还有这个国家免于遭受这位王子的所有品德能力和身体能力所预示的灾祸”。彼得从10岁开始就喜爱喝酒，并且迅速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随从们发现根本无法阻止他喝酒，而且以他的衰弱之躯，唯一可书一笔的老师是“教他跳舞的兰德”。彼得热爱玩具和玩偶，还进行“枯燥乏味”的牵线木偶表演。叶卡捷琳娜评论说，他把所有玩具士兵安排在非常窄的桌子上，桌上固定有易弯的铜带子。这些东西砰砰作响时，听起来像枪响，于是彼得就主持“宫廷典礼，让这些兵丁开来复枪”。他每天都用这些玩具上演卫兵换岗及出席游行，叶卡捷琳娜写道，他“身着靴子、马刺、高领和围巾一应俱全的制服，而那些被允许加入这场有趣操练的仆人们，也被迫以同样方式着装”。[67]在夏季的奥拉宁鲍姆，彼得反复训练身着荷尔斯泰因制服的仆人们，并表达出对俄国的敌人——普鲁士的腓特烈——的危险的仰慕之情。[68]

彼得对叶卡捷琳娜性冷淡，却对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沃龙佐娃（Elizabeth Vorontsova）产生巨大的欲望，这位伯爵夫人流口水、散发臭气、斜视，还满脸天花愈后的瘢痕。可以肯定，她嗜酒，并对这位声音尖利、头发细长稀疏的大公表现出极大的性渴望。当她被特普洛娃（Teplova）女士取代后，彼得用军事器材填满他的各个房间，想要以此讨好他的新女人。他也证明自己算是个窥淫狂，在一扇上锁的门上钻了洞，好享受伊丽莎白女皇与拉祖莫夫斯基的香艳时刻，还邀他的随从们分享“这一不得体的欢愉”。[69]

彼得显然会成为全俄罗斯宝座的不称职的占有者。整个冬季，他都全神贯注于计划“在奥拉宁鲍姆附近建一所嘉布遣会（Capuchin）修道院风格的乡村房屋”，他、叶卡捷琳娜和他们的宫廷，将在里面穿着修士和修女的服装。当叶卡捷琳娜发现一只大老鼠被彼得“以郑重其事的行刑仪式绞死”并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大公回答说，这只“老鼠犯了一项依据军事法律应施以极刑的罪……它爬到这间屋子里一张桌子上的纸板堡垒的防御墙顶上，吃了两个在其中一个阵地工事上站岗的纸人哨兵”。叶卡捷琳娜忍不住“因为这桩愚蠢至极的事而放声大笑”。[70]

靠着被称为“政变”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正变得如此常见，几乎可以被当作新常态了——俄国得以从它致命的新沙皇手中被拯救出来。与此同时，在伊丽莎白的葬礼上，打着石膏的彼得还在弥撒上继续捣乱，大笑着尖叫并对着神甫们吐舌头。[71]

(1)　原文是莫斯科，但伊丽莎白并不住在莫斯科，1747年彼得堡有大火灾，莫斯科也有多场火灾。

(2)　伏尔泰写有一部关于查理曼大帝之前到路易十四之前的欧洲通史，名叫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熟知的中译名是《风俗论》，1756年出版。1753年曾出版一部Abrégé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es à Charlequint（《从查理曼到查理五世的普遍史摘要》），此书不常被提起，应当是《风俗论》的一部分，叶卡捷琳娜读的应该是这本。

(3)　密涅瓦是古罗马的智慧兼战争谋略女神，保护艺术、贸易和谋略，相当于希腊的雅典娜。

第六章　城市转型　1762—1796

俄国的第四位女皇叶卡捷琳娜[1]调侃说：“我们有八个月冬季，还有四个月坏天气”，她号称“大帝”，这称号不仅标志着她曾一度参与启蒙运动，也表彰她让人无法忘怀的开疆拓土之功，还给她打上了与圣彼得堡奠基人同样的印记。彼得的伟大开启了不可能之事。叶卡捷琳娜的伟大装点了这座都城第一个不平稳的百年。但自彼得首次登陆此地以来，不管这座城市的运道有多少起落消长，它的气候都始终如一——“粗野……多变且不友好”。一阵冷风在芬兰湾上横行时，唯一会阻击它的只有从西伯利亚咆哮而出的凛冽寒流。冬季在11月1日就能降临，到4月中旬之前皆片时无缓。随英国对俄国女皇特命大使卡斯卡特爵士（Lord Cathcart）同行的威廉·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哀号着：“冷啊！冷死了！”理查森在1771年3月记下了列氏温标（Réaumur Scale）零下32度的气温——相当于零下40摄氏度。在春分月遭遇极端低温，无怪乎这位作者极力强调圣彼得堡最温和的季节稍纵即逝：“夏天的这几周——你会注意到我没说这几个月”。[2]可能是短，但很紧凑，而且蚊虫“恼人”。知名旅行家们曾就此问题提供忠告：当“蚊蚋停下来时，最好让它吸饱了血，并让它活着离开。如果它被就地拍死，那么口器的某些部分常常还留在伤口里，引起的疼痛比其他情况下所感觉到的更剧烈。”但小昆虫很快就消失了。在那种纬度，冬季以“快得可怕的速度”到来：“你夜里跟夏季道别，早晨就要对冷酷的暴君致敬。”涅瓦河三角洲变成“晶莹剔透的一大块”，来自首都的访客可以沿着在结冰的海湾上划出来的如“滚球场一般光滑平坦的”车马大道飞驰到喀琅施塔特。一到那里，他会发现俄国海军舰队“被牢牢地束缚在海港里，索具被拆除且挂满了冰柱”。[3]

圣彼得堡城里，行人们在滑溜溜的卵石路上急匆匆地打滑，还要“没完没了地躲避”4000多位冬季出租马车的车夫——这些车夫是一群来自周边乡村的粗鄙暴躁的农民——的野蛮驾驶，这些农民无法耕作冰冻的土地，便带着马匹进入圣彼得堡，驾驶敞篷四轮马车，乘一次只收1戈比。乘客们要遭受冷峭空气的抽打和刀刮，因为车夫们同竞争对手们比速度。女士们得益于浓妆艳抹的保护——若说这份妆容对她们的美貌没什么帮助，那至少能防止“她们被冻伤”。与此对比，男性的虚荣几乎注定了那些人要被折磨：“一位一等的花花公子蔑视暖和的装束，因为会破坏他的线条，于是他穿着丝袜，戴着礼帽和帽章昂首阔步；只要冷度可耐，他就把毛皮大衣丢到一旁，以展示他的丝绸马裤和缎子背心。”[4]结冰期里，贵族和大商人把他们的车厢放到特制的“雪橇架”上，拉橇的马匹数量根据雪橇所有者的位阶而定，最多的是首相或陆军元帅，配六匹马，最少的是低微的商人，配一匹马。达官显贵们会让自己的随从在北极圈的空气中等10个小时，随从们在火盆上方蜷缩成一团，火盆会灼痛他们的手与脸，但四肢仍旧冻到麻木。1781年的冬季，两位马车夫在等候主人时死掉了。[5]

图13　涅瓦河冰面上的冰丘和夏季集市的“旋转椅”，约1807年

主显节时分冰封的涅瓦河河面上，一条地毯铺成的步道从冬宫通往一座用镀金的木头建成且顶着十字架的礼拜堂。卡萨诺瓦就是在那里看到孩子们在冰面上凿出来的一个直通河水的冰洞里被施洗。当一个婴儿从神甫的手中滑脱被河水淹没，他惊恐地注视着，并且非常吃惊地发现孩子的父母“陶醉在忘我的欢喜中……确信这个婴儿被径直带往天堂”。[6]冰封的涅瓦河上也主办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的赛会，人们急速滑下10米高、带棱角的峭拔冰丘。勇敢的人们平躺在一位张开双臂向后倾的有经验的向导膝下，乘着一只圆形平底雪橇滑下镜子般的冰面，害怕得大叫，大口地吞下寒冷的空气。在这些人造冰丘之间，有栏杆围起来的赛马场，赌徒在下注压赌。[7]叶卡捷琳娜女皇在轻骑兵扈从之下，乘着雪橇穿过人群来视察她这些忙着“喝酒、唱歌和大笑”以致无力打斗的臣民。迫于严寒，纵酒狂欢之人没法“成小时地细斟慢饮”，只好“三两分钟内尽可能吞完他们打算要喝的酒量”[8]，然后拍屁股走人。

对那些继续维持城市运转的工人们——看门人（dvorniki）和守夜人（budochniki）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而言，这样的节庆时分令漫长的冬季有了生气。看门人是所有兴旺家庭的基本要素。他可以打水、清洁庭院、开门、点灯、转烤叉，还能在冷天里劈柴，并照看给房屋取暖的火炉。这些取暖设备是四米高、两米宽的巨大装置，借助一个阀门工作，当木材烧成炭时，阀门会关闭。如果一个粗心的仆人在木材充分炭化之前就关闭阀门，那就像卡萨诺瓦评论的，“主人睡的就是最后一觉了，三四个小时里就会窒息。早晨房门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已经死去，而这个可怜的恶棍仆人旋即会被绞死，不管他怎么辩解……这是条必要的规矩，否则一位仆人就能因为一丁点儿的刺激而干掉他的主人”。[9]

看门人的职责不只是家务杂事。帮助城市灭火、清扫主人家宅周边的街道，当有客人——不管内宾还是外宾——来访时向警察报告，这些也是他的义务。[10]看门人的市政义务有守夜人来辅助，这些守夜人配备有戟，在位于主要街道街角的圆形木制庇护所里站岗，每半个钟头在板子或铁三角上打点。冬季，这种岗亭几乎不能抵御穿刺而入的寒风。位于主要设施区外的卫哨，总体而言比较暖和，由花岗岩建成并有铁皮屋顶。[11]

1763年，警察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消防支队，但有需要时，屋主们仍被强制从他们的佣人中提供火警员和消防员。整个1760和1770年代里，业主们都着实有着多种多样的市政职责，因为警察巡逻很少见，且市政基金不稳定。1780年因着一份题为《论彼得堡城》的报告，情况有所改观，该报告是1785年那份重要的《城市宪章》（Charter of the Towns）的先驱，报告中建议由代议机构管理城市事务。然而圣彼得堡的城市议会或说杜马，虽然1786年就开始办公，[12]但到1803年才实现对城市财政的全面管控，而且直到那时人们都要寻求五花八门的收入来源。关税收益的一部分，还有工匠税、酒税和公共浴室税，都被用作改善城市街道、维护运河、修建新下水道、清洁并照明重要街道的经费。到1785年，有超过3000只圆灯泡被安装在中心城区的木柱上，军队的新兵作为警察的助手也扩充了点街灯的灯夫行列。[13]

扫烟囱的人挨家挨户服务。捕狗人在街道间疾走遍寻。桶匠流动作业，只用一把手斧就能修补木桶和家用容器。兜售点心的小贩（Kalatchniks）走街串巷售卖用优质“莫斯科面粉”制作的面包。[14]农夫们来到城里直接出售自己的货物，哪怕急切地要奋力挤入并分一笔利润的中间人不在少数。自安娜统治以来，首都每个区域都享有自己的市场，但城市最重要的集市仍然是海军部旁边的圈楼，或称“商人场”（merchant’s yard）。此地1782年毁于火灾，然后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重建为两层楼的砖石与灰泥结构，它的柱廊之下包含许多商店。交易的集中化带来垄断的问题。贸易商中，有22个人拥有圈楼1204个摊位中的451个。1780年代，一个叫萨瓦·雅科夫列夫（Savva Yakovlev）的人，拥有所有批发商店的9%。[15]仿佛是呼应她父亲与缅希科夫的相遇，伊丽莎白当初听到雅科夫列夫卖肉馅饼的甜美叫卖声时如此着迷，于是命令他给宫里做馅饼，由此开辟了他的商业帝国。(1)

每个春季都有来自远地的农民来此租一块地种蔬菜并卖到城里。[16]冬季结冰期取下的冰块被存在屋子的地窖里，用于保存夏季购买的新鲜农产品。冬季，冷冻的绿色蔬菜、水果、肉和鱼在大市场出售，大市场位于涅夫斯基大街伸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新近商业化的那一段。成千硬如岩石的去皮冷冻动物按种类堆放，每个冰堆前立着一只兽体样品，指明这一堆是什么动物。还有一些动物被从后腿紧紧地捆扎成一束，仿佛这些野兽在被活着去皮时后腿高高站起，绝望地想逃走。与这些剥了皮的尸体构成全然鲜明对照的是一大群衣着鲜亮的俗气的顾客——从来自帝王之家的人到普通商人，每个人都来购买比其他市场的新鲜农产品便宜三成的冷冻肉。[17]如果一位顾客只想要某只野兽的一部分，卖主会用一把手斧砍下它，冰冻的肉屑随之四散飞溅。[18]顾客带着冷冻货品回家后，会在烹煮之前先将之浸在冷水中解冻。

叶卡捷琳娜统治早期，奢侈品开始在私人店铺和私人住宅中销售。[19]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但1766年一个法国人被起诉，他赢得了在家里交易的权利。大约100位商人迅即追随此例。在《记录》（Vedomosti）上打广告和通过口碑传播的工匠和卖家，也带来关于能工巧匠和有好货的店铺的消息。尺寸和风格都有规定的招牌，被允许在较好的街道使用，加上工匠们被允许在他们富有的顾客附近居住和工作，于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变得日益商业化。到了1789年，据估算这里有上千位裁缝，其中840人是俄国人。有149位理发师给那些虚荣的年轻男子打理腮须，64位美发师打理女士们那一向错综复杂的头发。[20]散布在城市各处的独立卖家，开始成功地与垄断和集市竞争。但在商业化的早期阶段，情况有些混乱。1790年代有四家打着“英国商店”（The English Shop）名号的独立贸易机构，随着叶卡捷琳娜1793年5月下旨禁止输入大革命后的法国货物，它们的业务蒸蒸日上。这四家商店中的一家由莎拉·斯诺夫人（Mrs Sarah Snow）经营，她在《记录》上给自家货物打广告，货品有英国的纺织品、女帽和别致的小东西，还有居家物品、玩具、“运动器具”以及“最新版的英文书籍”。其他英国商店卖黄铜制品和锡镴制品，也卖钟表，广告中称这些钟表能“演奏各种好听的咏叹调”。驻扎圣彼得堡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但英国商人位居主导，满足着人们对英国产品的迷狂。的确，需求如此之大，以致胆大妄为的贸易商试图出售俄国的山寨货，正如今天的街头商贩兜售亚洲制造的山寨爱马仕。伦敦朗埃克街（Long Acre）的哈切特商号（Hatchett’s）被任命为皇家车厢制造商，产品不仅供应给叶卡捷琳娜，也供应贵族成员，比如挥金如土的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亲王。[21]有英国马伕教授英式骑马，因为每年有几百匹英国马进口而来。当费舍先生（Mr Fisher）的英国演剧团从1770年秋季到1772年年初在俄国首都演出时，亲英风尚波及娱乐活动。演员们以“高度的勤奋和大量金属箔线”令莫伊卡河岸上位于一个商人住宅附近的老旧谷仓焕然一新，并把它变成“类似剧院的东西”，他们在里面上演莎士比亚剧作以及流行的当代剧作。叶卡捷琳娜本人有一次即兴到访视察剧团，[22]结果当演员们开始争吵，这次造访令人遗憾地结束了。这里有一家英国客栈，提供罕见的招待品——咖啡；一家英国俱乐部，人们在此玩台球和纸牌；还有一家秘密的色情场所，本尼森和马里兰最强壮流浪汉修会（Most Puissant Order of the Beggar’s Benison and Merryland）——这是一家只为富人、上层人士而设的英国俱乐部，沉溺于看黄色书籍、窥淫和手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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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在1762年还见证了另一幕王朝大剧，叶卡捷琳娜被她丈夫彼得三世沉迷醉态的愚蠢所激怒，觉得必须要在他的地盘做主。她具备施行统治的胆量、意志和支持度。但不管她会发出什么声明，都还有两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与伊凡六世，他们都是俄国沙皇的孙子。来自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多恩贝格的叶卡捷琳娜，只不过是伊丽莎白女皇那死了很久的未婚夫的侄女。然而，当她那不健全的亲普鲁士的丈夫成为彼得三世时，她已经在圣彼得堡生活了17年。当他有意除掉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儿子保罗时，宫中上演着强有力的派系斗争，对于被一个从很多方面看来都是个可悲的傻子统治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叶卡捷琳娜的情人格里戈里·奥洛夫在他兄弟们的帮助下，赢得了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军和伊兹麦洛夫斯基近卫军的关键性支持，于是行动开始了。女皇在一封给前情人、波兰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的信中描述了这次动作，她写这封信是为劝他当局势“尚在骚动中”别来俄国首都：

彼得三世连他曾经有过的那一丁点儿智力都丧失了。他使每个人感到震惊和被冒犯……〔6月〕28日早晨6点，我正在夏宫睡安稳觉。阿列克谢·奥洛夫（Alexei Orlov）非常平静地前来，说：“发公告的准备都做好了，你必须起床。”[24]

谋反者们向冬宫进发，元老院成员（Senate）和宗教大会成员（Synod）都聚在一起，还有14 000名士兵，而彼得——照叶卡捷琳娜对波尼亚托夫斯基所说——“退位了，享有在奥拉宁鲍姆的全面自由”。然而就在写这封信之前，“我们(2)，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发布如下声明：

在我们登上全俄罗斯的宝座七天之后，我们接获情报称，前任皇帝彼得三世因后半身遭遇一场通常称为痔疮的出血事件——

这是他此前便已罹患之症——而爆发至为激烈的令腹中绞痛的胆病，昨天傍晚我们深感遗憾也满怀悲痛地获知，蒙上帝允准，前任皇帝已经辞世。[25]

“出血事件”？据传言，在叶卡捷琳娜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洛夫兄弟对彼得下毒并将其勒死。

1762年处理过彼得之后，又有另一具骸骨被藏在密室。伊凡六世自1756年起就被囚禁在施吕瑟堡，叶卡捷琳娜登上宝座后去探访他。她写道：“我们要有多吃惊！他除了口齿不清，还心神不定，导致他的话语几乎让其他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意识和理性的全然丧失。”[26]她决定把他继续丢在那儿。两个夏季之后的1764年，一场要把伊凡推上宝座的密谋败露时，他被谋杀了。[27]朝中表现得若无其事，除了安排压制一出在汉堡写作的剧本《无辜者被压迫，或俄国皇帝伊凡之死》（Innocence Oppressed, or The Death of Ivan, Emperor of Russia）。[28]然而篡权这个阴影萦绕叶卡捷琳娜终身，哪怕有很多人支持她，也有很多风言风语。她政变五年之后，元老院强烈要她接受“明智而伟大的祖国之母”（the Wise, the Great, and Mother of the Fatherland）称号。叶卡捷琳娜用她特有的睿智和机敏回答说：“只有上帝才明智；我的子孙将颂扬我的伟大；至于祖国之母？我只能说：我爱你，也想被你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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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卡捷琳娜那拐弯抹角、自我辩解且三度修订的《回忆录》中，俄国宫廷是个钩心斗角闹政治的地方。身为大公夫人，她要不断向人弯腰低头。她的言论被爱搅局的侍臣们没完没了地深究细挖，她的每个动作都被外国使节挑三拣四。尽管有逃脱不了的习俗和仪式，宫廷的调门仍在她执政之后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那无节制的放纵，让位于适度的庄严以及一种不言而喻的维护，即叶卡捷琳娜对俄国之知识繁荣和行政福利的勤勉与投入。可以说她的加冕仪式胜过诸位前任，也可以说她1763年的圣彼得堡入城式奢侈铺张，[30]但自那以后，叶卡捷琳娜的宫廷尽管仍堪称“庞杂广大”，但在夸耀盛况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弛缓之态。

女皇6点起床，点燃自己的火炉，吃顿简单早餐——烤面包和浓咖啡“来一击”(3)。她阅读写作到8点，这时一位顾问来给她读新闻。经过一系列朝会之后，叶卡捷琳娜用午餐。[31]因为她偏爱油腻食物(4)，所以讲究吃的人都不情愿当她的宾客。然后与她当下最喜爱之人度过一小段私人时光——宫里闲话把这段小憩称为“神秘时光”，接着女皇便勤奋工作一下午。为叶卡捷琳娜登基而铸造的纪念章的一面——戴着头盔的密涅瓦——展示了她作为一位战士和一位睿智女人的双重能力。纪念章的另一面表现女皇从一个代表圣彼得堡的跪着的人物手中接过皇冠。[32]到了1770年，通过背地里蔑视彼得大帝的成绩，她本人对他这座城市叹为观止的转变正占据一种神话般的地位。她积聚了一批珍贵的艺术收藏品，并委托建造了宏大的建筑。在罗蒙诺索夫的追随者兼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图书管理员瓦西里·彼得罗（Vasily Petrov）的一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译本中，他抒发道，“凄惨的小棚屋”正被“宏伟的城市”替代。维吉尔这么说是在谈论狄多（Dido）在迦太基（Carthage）的辉煌时。彼得罗则是在谈论狄多与（and）叶卡捷琳娜。首都成为她的伟大最直观的显现，因为叶卡捷琳娜的“光辉”盖过了彼得大帝的“小棚屋”。叶卡捷琳娜为她的爱宠格里戈里·波将金定制的一套浮雕餐具中，包括一张饰有女皇胸像的桌子，像上的女皇又是智慧女神密涅瓦的造型。而在波将金这方，他给了叶卡捷琳娜一套赞美她为狄多女王的餐具。[33]

叶卡捷琳娜那缩短宫廷与首都距离的消除敌意的愿望，从她天黑后乘坐一架敞篷雪橇，几乎无人随驾地环游圣彼得堡的习惯可以显明。[34]臣民们只要着装得体就能参观皇家园林。夏园开放给社会上层人士，他们能欣赏其中的林荫道和喷泉，并购买园里售卖的无酒精果汁。[35]城市居民也会受邀共享宫廷庆典。在公共场合举办的舞会上演“针对不同阶级各自进行的娱乐表演；先对贵族阶级，然后是第二等级和军人……最后是商人”。叶卡捷琳娜性情坚毅。法国大使德塞居尔伯爵（Comte de Ségur）观察到她火烧火燎般的脸颊，这是不断亲吻那些浓脂厚粉的商人妻子的结果。[36]当卡萨诺瓦在时髦的米连纳亚大街租下一个供应膳宿的地方时，他的房东给了他一张宫廷招待会的入场券，这是一场供5000人参加的假面舞会，持续时间不少于60小时。他对俄国宫廷的壮观一见倾心，并且惊叹于巨大的圆形竞技场，这是安托尼奥·里纳尔迪为1766年6月7日举行的一场中世纪风格的竞技而在皇宫广场设计的。竞技由一群乘着战车的俄国女战士开局，她们都是来自最上流家庭的淑女。[37]女皇在宫里观看这场露天表演，旁观者们则蜂拥进竞技场内或蹲在附近的屋顶上。某次举办皇家婚礼时，同一个广场上建起一片“派对宴饮池”（cocagne）。它由两个装有36 000升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的蓄水池构成，酒用喷泉装置喷入水池中。酒池上方，用支架搭成的金字塔托着放满成条“面包、烤鸡、烤鹅、烤鸭、烤火腿等等”的搁板，而“在金字塔顶端，有一整只烤阉牛”用深红色花纹缎盖着，只有头和镀了金的角露在外面。警察一直守着，直到皇室成员出现在冬宫露台，环绕派对宴饮池的警戒线才撤除。从这一刻起，阉牛的头就是人们用食物射击的标靶，第一个命中目标的人会赢得一份奖品。错失目标的弹药落入酒池并在酒中起伏，直到饱蘸酒汁后被吃掉。[38]

在政治方面，叶卡捷琳娜远未达成她所表达的要成为人民的女皇的愿望。19世纪的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尖锐地评论说，“俄国与人民”在她的《回忆录》里是缺席的。[39]但叶卡捷琳娜有天分——这有很多观察者，包括卡萨诺瓦，可以作证——“用她的和蔼可亲和智慧，以及那种使人在女人的温柔中忘记君主的可怕的机智，来取悦人们”[40]。关心取代了空洞的卖弄，因为女皇对臣民们母亲般的爱成为这个新政权明面上的方针。

置身一个私通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就只被当作一项运动的宫廷，放荡行为自然司空见惯。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在一封写于首都的信里说：“纳雷什金家的姑娘们在这之前已经结婚，并且像兔子似的把彼得堡搞得大乱。”[41]人们偏爱私通和调情胜过温柔与爱意，这一点在查理·弗朗索瓦·菲利普·马松（Charles François Philibert Masson）匿名发表的感伤回忆录中有所记载：“几乎所有宫中的女士都为宠爱的男人保留头衔和职务。我可没说情人，因为情人意味着感情，而他们之间只不过是粗鄙的欲望”。[42]游客约翰·理查德评论说，作为“那些勇敢行为之发源地的”流通性图书馆“在这里尚且闻所未闻，同样不被这里所知的还有，情书是俊男美女（beaus or belles）要研习的功课……简而言之，这里的恋爱似乎就是一股本能冲动”。[43]

在某种程度上，叶卡捷琳娜正是如此，人们不确定她拥有的情人数量，在12到50人之间，所有这些人都经过她的医生的仔细体检。[44]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在特出位置上的异常女人，她的渴求可能既有欲望的驱使也有压力的驱使。为了逃离一场无爱的婚姻，她纵情投入一系列风流韵事的快乐与苦恼中。她被男人，比如谢尔盖·萨尔特科夫和格里戈里·奥洛夫的不忠深深伤害，后者是她12年的情人。[45] 1773年，她开始了与小她10岁的格里戈里·波将金那短暂却极度重要的私通关系。波将金远不止是个男宠，直到他1791年去世叶卡捷琳娜都仰仗他。[46]这位恐怕是她秘密丈夫的公爵，成为了南俄罗斯总督和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家之一。女皇显然对他们的私通关系乐在其中：“在公开场合小心行事，这样就没人知道我们正在想什么。我很喜欢玩巧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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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想要改进首都的基础设施，并发起一些将增益首都之庄严的建筑规划。她早前就对地方建筑的缺陷深有体会，19岁那年在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位于戈斯蒂利察（Gostilitsa）附近的家里做客时，她差点死在那儿。当时大公夫人住在一栋木配楼的三楼，醒过来时发现础石垮掉了，建筑物开始摇摆晃动，她被由仆人组成的人链抬至安全地方。[48]20位被房子压死的仆役和工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经历这次恐慌之后，叶卡捷琳娜积极地用立法和资金解决首都的建筑难题。三万卢布被拨出来重建她登基前一年被毁掉的大麻仓库。[49] 1762年12月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石质建筑委员会成立了，让这两座城市更坚固也更宜居。叶卡捷琳娜统治之初，木制房屋与石质建筑的比例接近9：1。到叶卡捷琳娜去世时，这个比例变成2：1，城市中心地带的石质建筑密度最高，在挨着冬宫的第一海军部街区，三四层楼高的建筑比比皆是。

运河与涅瓦河河岸的很长一段，都砌以花岗岩，以帮助城市克服没完没了的洪水。丰坦卡河上建了八座拱桥代替早前的木桥，[50]但城市北部或瓦西列夫斯基岛西端的泥泞土地上几乎没有建筑。至于岛上建筑物密集的东部区域，1780年代末苏格兰旅行家安德鲁·斯文顿（Andrew Swinton）看到运河——这时仍然流经一些街道的中央——在夏季里淤塞，一如四十多年前的光景。[51]而周围那些在1736年大火中被烧毁的房屋尚未重建，却因为1771年5月岛上一场又毁掉140所房屋的大火而更形荒凉。圣彼得堡远未成为一个不受干扰的大众都市，也就是我们视之为城市的那种东西。那里有很多当作菜园的空地，还有大约两万头奶牛在首都吃草。

在叶卡捷琳娜治下，一批布局合理的新式工厂得以设立，私人所有权开始代替一部分政府垄断。高度易燃的制造流程在郊外进行，制革厂搬到河流下游，以便不加重涅瓦河的污染。有些工厂关闭了，因为缺乏资金和股本盈余，也因为俄国制造被认为是低级的。管理药剂师和医院的医药学院要求，器具得用英国钢或德国钢制作。这座城市被以下机构控制：商业学院，监督市场的诚实度与卫生状况；国防学院，管理街角的岗亭；海军部，负责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防治洪水。[52]

1770年，一所弃儿之家在首都设立。体罚被禁止，尽管婴儿死亡率很高，还是有目击者证实了男女学生都有着日益广阔的前景。法国和英国提供了贵族教育和慈善教育的范本，奥地利则成为1770和1780年代所提倡的国民学校体系的榜样，这时俄国朝向普遍教育迈出最早的几小步。教师得到培训，教科书得以编成，但学生数量还是很少。首都那些城市工匠和小官员的兴趣不大，这个群体的孩子们本应是普遍教育的最大获益者。不过叶卡捷琳娜在斯莫尔尼大教堂设立的贵族女孩寄宿学校一直到大革命时都在，它还附设一所姐妹学校，为较低等级的女孩提供12年的寄宿教育。讽刺作家兼慈善家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一个不知疲倦地出版粗糙杂志的出版人——创办了一份杂志，为在首都建立一所慈善学校募集资金。讽刺的是，这学校吸引的资金更多，到头来这笔钱被用来支付那份期刊的费用[53]——这是令讽刺的声音首次在俄国被听到的众多出版物中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个声音属于女皇本人。叶卡捷琳娜秘密支持和赞助这些不可靠的杂志，甚至亲自操刀撰文，这些杂志大略以爱迪森（Addison）和斯蒂勒（Steele）在伦敦创办的《旁观者》（Spectator）为范型。叶卡捷琳娜1783年1月批准设立私人出版机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年大约有400种俄文书籍和刊物出版，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出自诺维科夫。[54]1790年代初，法国大革命的前车之鉴导致批评独裁统治的写作不怎么受欢迎，于是诺维科夫未经审判便被监禁，他的出版社统统被关闭。但是，在叶卡捷琳娜“启蒙运动”的20年全盛期里，知识界的变节者们有相当的自由度抨击俄国生活中的不公，他们作为热血青年也彼此攻击。[55]不管多么靠不住，格拉布街（Grub Street）(5)毕竟已经来到圣彼得堡。

在写作讽刺性和破坏性的辛辣文章之外，叶卡捷琳娜还是个杰出的作家。她熟稔德语、法语和俄语，编写了一本不朽之作《青年俄语教育初阶》（Russian Primer for the Instruction of Youth），荣登畅销书榜。她不倦地与这个世纪一些最出众的头脑通信，包括伏尔泰、狄德罗（Diderot），和格里姆男爵（Baron von Grimm）——法文版《文学、哲学与政治学通信集》（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的编者，并成为叶卡捷琳娜在巴黎的消息源。[56]她在即位之初就资助了外文书籍翻译学会（Society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所出版的俄文书籍中，神学书籍公然缺席，而位居主流的是古典作品、英国文学和政治学作品，这些对于叶卡捷琳娜所公开谈论的改革愿望来说非常重要。第一部俄语词典在1788年开始问世[57]，这距离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在伦敦出版他的开拓性作品(6)只过了30年。

叶卡捷琳娜的知识视野广博，即使并不总是深刻。正如她的首都是个欣欣向荣的国际港，她就是让最好的当代文明与文化进入俄国的一道门径。登上宝座两周之内，女皇就邀请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来彼得堡完成他的鸿篇巨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德国作家比如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和克里斯蒂安·盖勒特（Christian Gellert）的作品被广泛阅读。[58]谢里丹（Sheridan）和莫里哀的剧作在这里上演。法国、意大利和苏格兰的建筑师们来到此地。欧洲画作被大批购买，思想和手工艺品积聚，而日益扩大的海外交流网有助于获得对俄国首都屹立于世界都市而言必不可少的人员与杰作。早期译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 velle Héloïse）。在这部书信体小说中，男主角圣普乐（Saint-Preux）给他生长于阿尔卑斯山的心上人描写了他一头栽入巴黎那令人不知所措的旋风时所经历的震颤。他在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涡流中迷失了，那里“没什么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每个人都对一切习以为常”。他被“所有撞击到”他的东西弄得心慌意乱，却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抓住他的心灵。他追寻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却只能找到幽灵幻影。[59]据说海因里希·冯·施托赫（Heinrich von Storch）在他写于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的关于圣彼得堡的长篇综述中，应该是明显借用卢梭谈论巴黎的语汇来谈论俄国首都：“即使那些不安分的角色，那些让自己喜爱所有东西但又不坚持任何东西的人，那些今日就厌憎了昨日令他们满心激动之物的人，那些喜欢每个地方又不喜欢任何地方的人，即使这些人也能在此地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60]两位作者都在描述“现代性”的不安定感觉。正如在巴黎发生过的，随着圣彼得堡的驱动力从宫廷移向市井，现代性的速度、喧闹和挑战，将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令这座城市窘迫不安。

狄德罗1773年再次游历彼得堡。阿列克谢·纳雷什金在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7)取水时遇到了他，便讨好这位哲学家，让他乘自己的马车一路来到俄国首都。这被证明是场不愉快的访问。狄德罗的政治观已经更为激进，而叶卡捷琳娜的君权已遭叛乱挑战。尽管如此，每天下午还是会安排三人会谈，这期间女皇与这位法国人讨论文学、哲学与经济学，也讨论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狄德罗在推动“启蒙运动”，但叶卡捷琳娜行使着“地球上最专制的权力”——这是伏尔泰在一封写给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信中说的话。她面对一个危险的法国“哲学家”（philosophe）的敦促时，不打算作丝毫退让。令他的思想挫折雪上加霜的是，狄德罗身体欠安，拜涅瓦河水的冰冷和污染所赐，染上了贾第鞭毛虫，此种寄生虫令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访客和居民肠绞痛兼腹泻。狄德罗不是法国时尚的代表，在宫廷舞会上格格不入地穿着他朴素的黑色套装，显得很不自在，还成为被戏谑的对象。有一次有人靠近他问道：“如果b加上z的n次方等于x，那么上帝就存在。回答！”狄德罗拒绝了。[61]

这位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为叶卡捷琳娜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在她的首都留下了印记。狄德罗推荐他的朋友艾蒂安·法尔科内（Étienne Falconet）雕刻了后来成为圣彼得堡标志像的作品。[62]这个计划透露出叶卡捷琳娜想公然将自己与彼得大帝联系起来的愿望，而伊丽莎白当初把拉斯特雷利所提议的建他父亲骑马像的经费砍掉了，这对叶卡捷琳娜是大大的运气。[63]他们那项计划太倚重传统风格的市政纪念碑，会变得学院气浓重且不出众。与此相反，法尔科内写信给狄德罗说，他希望他的纪念碑表达的不是“战胜了查理十二的那位胜利者，而是……他的国家的奠基人、立法者和捐助者”。[64]法尔科内旨在表现一位皇帝的青年状态，他宣告俄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叶卡捷琳娜正忙于巩固的时代。因为女皇想要的不仅是纪念彼得，还要提高她自己的形象，所以她仔细监控法尔科内这个想法的进展，[65]还在她为雕像那超出想象的、不合常规的底座编写的简短图像说明中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放在一起。

50岁的雕刻家带着他18岁的学生玛丽–安妮·科洛（Marie-Anne Collot）跋涉到圣彼得堡。科洛可能是他的情妇，且肯定是他的儿媳。她是个有成就的女雕刻家，当科洛被委任负责后来以“青铜骑士”（The Bronze Horseman）[66]知名的那尊雕像的头部时，法尔科内对科洛表示出信任，暗示她是合作者而不仅仅是法尔科内那令人惊诧的年轻情人，或许这是平息丑闻的手段。

这尊雕像的一个样品在1770年展出时，法尔科内开始担心将要安置他的委托产品的元老院广场的侧风（cross-winds）。一根蛇行管被加装在此，以便在基座和雕像之间提供又一重加固连接。[67]七年之后，实际的铜像成功浇铸成型，但次年法尔科内便返回法国，因而从未看到他的雕像就位。雕像所矗立的底座是一块在卡累利阿废墟找到的庞大岩石，彼得曾于创建彼得堡时在此地行使他的统治权。运送这块岩石本身就是一场科学对自然的胜利。负责此项雕像计划的帝国建筑及园林局局长伊万·贝特思科（Ivan Betskoy）有一名希腊副官，马林·卡尔伯里·德塞法洛尼（Marin Carburi de Ceffalonie）上尉。此人很可能会在家乡凯法利尼岛（Cephalonia）被衔苦怀恨的工人们杀死，被迫于1759年逃往威尼斯，起因是他扇了一个拒绝他求爱的女子的脸，然后又来到圣彼得堡，可能是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间谍。[68]在距首都13公里外找到一块合用到令人起敬的石头时，正是卡尔伯里·德塞法洛尼在建筑师尤里·费尔腾（Yuri Felten）的帮助下，设计用船将它运到了元老院广场。138吨重的岩石被挖凿出来，然后被吊上一个滚木平台，借此运往芬兰湾的水滨。1770年3月，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它被滚上一只巨大的筏子，这筏子在两艘船的牵引下来到正对元老院广场的码头。荒谬的是，经过各种努力之后，这块原本长12米、高6米的岩石被凿到大约只剩一半。当时的人发现它“是一匹巨马身下的一块小岩石”，[69]“从比例来讲几乎小到不能用”。[70]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堪称完美，而且巧妙的雕凿使它看上去像道波浪。岩石前冲上翘的姿态驱使着在蓄势待发的马上泰然而坐的皇帝采取行动。

雕像于1782年8月揭幕，这一年是伊凡与彼得大帝共治一百周年纪念。鸣枪致意、鼓声起伏和小号志愿曲（trumpet voluntaries）令这座城市喧天动地。随着遮蔽雕像的脚手架嘎吱嘎吱落地，有个人从人群中猛冲而出，俯身拜倒在高耸的人物雕像前。这位身手敏捷的闯入者令叶卡捷琳娜惊慌起来，直到她发现闯入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曾在彼得手下效力，今天穿着在他衰老皱缩的身躯上已经显得松垮的旧海军制服，来致以他最后的敬意。此人获得女皇拨付的一笔津贴，并于100岁时去世。[71]

图14　运输“雷岩”，1777年

图15　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局部

铭文“叶卡捷琳娜二世致彼得一世”以拉丁文刻在“雷岩”西侧，并以俄文刻在“雷岩”东侧，这块岩石据传被雷电劈开，故而得名。皇帝伸开的那条手臂表达着“对他的人民那父母般的慈爱”，[72]这是一种称叶卡捷琳娜心意的情怀。在一封写给梅尔基奥·格里姆（Melchoir Grimm(8)）的信中，她评论说，彼得“有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这鼓舞我未来要做得更好”。[73]

鉴于“青铜骑士”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始终不能被彼得堡任何其他纪念物所超越，那么该城市的这种标志性符号是由一位外国人创立的，这一点既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恰当的。在它落成之后几年，凯瑟琳·威尔莫特（Catherine Wilmot）(9)的爱尔兰女仆艾莉诺·卡瓦纳（Eleanor Cavanagh）造访圣彼得堡，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法尔科内的作品所惊吓的人：“当我扭过头来看到越过被围起的石头的是一个骑在龙一样的马背上的巨人，我觉得自己被尖叫声噎死了。”[74]这尊雕像的影响力借由诗人、小说家、活跃分子的生平与作品而产生回响，他们探究彼得大帝这一幕狂傲表演的积极与消极反响。1825年起义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十二月党人，应是从法尔科内关于仁慈威权的想象中汲取了灵感。十年之后，亚历山大·普希金赞扬彼得的同时也质疑他留下的遗产，采用了“青铜骑士”活过来并无情践踏圣彼得堡居民生活的想象手法。70年过去，小说家安德烈·别雷（Andrei Biely）把这尊雕像作为1905年的俄国面临危险分裂的象征。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所巡视的“不仅是政治实况的边界，也是政治想象的边界”。这座雕像是首都“官方建筑”的一部分，巩固了人们“头脑中的警察政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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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作为叶卡捷琳娜文化变革（putsh）的一部分而于1764年成立。每年招收60位5—6岁的男童，他们主要来自下层社会，但“不健康或身体残缺的孩子”除外。学生被供以“衣物和维生之物”，并接受广博的教育。最有才能者进一步“在艺术方面接受指导”，其余人去学习“机械贸易”。有真正艺术才能的学生学习写生、透视学、解剖学、圣像学和神话学。每三年一度送12位奖学金获得者出国深造。那里有一个戏剧院系，招收的都是来自弃儿之家（foundling hospital）的男孩女孩，他们接受“演说、音乐、舞蹈、形体和模仿”教育。[76]伊丽莎白已经启动该计划，但她“不适时的去世使得必要的规章未能完善”。伊丽莎白急于“令如此有利于我们臣民福祉的一项事业完美”，[77]于是留给叶卡捷琳娜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有规章准则和充裕资金的机构，这些既要满足它预设的目标，也要满足它的日常运转。伊万·舒瓦洛夫选择让–巴蒂斯特·瓦林·德拉莫特（Jean-Baptiste Vallin de la Mothe）担任建筑师，这个法国人建造了一栋丰碑式的长方体建筑，正面有多利斯型圆柱和半露方柱。奠基石于1765年夏季埋下，叶卡捷琳娜也希望它会为首都创设一种更加禁欲的建筑风格。德拉莫特随即在1766年获封宫廷建筑师，并被任命为科学院的首位建筑学教授。德拉莫特在设计涅夫斯基大街上壮观的新贸易中心时，继续采用朴素的风格。后来他建造了表现力强劲的新荷兰拱门，以其僵直的托斯卡纳式多利斯圆柱——这是一种效仿帕埃斯图姆（Paestum）、庞贝（Pompeii）及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出土建筑的简朴的（austere）秩序结构——吸引着建筑师们及其势力强大的顾客们。叶卡捷琳娜成为女皇这一年，庞贝的挖掘工作尚未展开，距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约安·雅钦·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宣扬古典艺术的新魅力仅过了几年。温克尔曼写道，新古典主义背后的目标是达成“尊贵的简朴和沉着的辉煌”。

图16　让–巴蒂斯特·瓦林·德拉莫特建造的艺术学院

反映伊丽莎白女皇品味的安托尼奥·里纳尔迪，曾被任命为彼得和叶卡捷琳娜那座小宫殿的建筑师。他在奥拉宁鲍姆花园的南角为大公夫人设计了一个优雅的罗可可式避难所，带着一个浅灰蓝色和白色的适于各种气候的平地雪橇滑雪亭。里纳尔迪跟着转变品味，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巴洛克风格转向叶卡捷琳娜治下明白晓畅的新古典主义。他为叶卡捷琳娜早期的男宠格里戈里·奥洛夫设计了简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宫。这座宫殿于1768年动工，一面俯瞰涅瓦河，另一面俯瞰察里津战场（Tsaritsyn Field），今天它为俄罗斯博物馆（Russian Museum）提供额外的展览空间。也正是为奥洛夫，里纳尔迪建造了这座位于加特契纳（Gatchina）的庄严而简朴的殿堂。叶卡捷琳娜很喜欢这组综合建筑，因此当奥洛夫1783年去世时，她为她的儿子保罗买下了这座宫殿。

1772年某个时间，法尔科内——他的青钢骑士以简洁的活力和姿态取代了巴洛克式的浮夸——向叶卡捷琳娜展示了一本满是古典主义式样的设计及装饰草图集。这些图样的克制风格激起了叶卡捷琳娜的兴趣，但她对法尔科内关于在皇村地基上造一座庞大的仿罗马式宫殿的计划明显不怎么在意。法尔科内虽然丢掉了一项委任，但他帮助女皇触及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沉静力量。[78]尽管在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新古典主义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于法国被宣告为共和派武装起来的召唤之后，新古典主义风格事实上开始与共和理想建立紧密的联系，但这种风格的率直打动了她。叶卡捷琳娜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的本质力量能够净化伊丽莎白时期的矫饰，并能在建筑上与欧洲的新主流站在一起。巴洛克和罗可可显然正在落伍。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一位游客称拉斯特雷利在皇村建的宫殿是“我在这些北方国度所见的野蛮趣味”的“胜利”。[79]到了可敬的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Reverend Edward Daniel Clarke）于19世纪初期来访时，品味急转骤变，以致他把这座宫殿引述为“身为建筑师应力求避免的一种大杂烩”。[80]

因此，叶卡捷琳娜邀请了一大批五湖四海的建筑师来改善建筑流程，并扩大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建筑的风格幅度，却选定了新古典主义的克制秩序和英式园林的佯作随意。女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先求助于苏格兰人查尔斯·卡梅伦（Charles Cameron），他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兼山水园艺师，曾在意大利研习古物。后来她又求助意大利人贾科莫·夸伦吉，他对于圣彼得堡的可观的建筑贡献持续到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时期。卡梅伦1780年代晚期抵达，只在首都外面的皇村区工作。他先着手用温馨的主题性房间替换拉斯特雷利那过分自信的内部厅堂，他设计了整个体系的全部细节，包括锁、钥匙和门把手。房间里有圆章形的浅浮雕，配以花瓶与雕像的壁橱，将神话场景和各色大理石糅合一体的雕带（friezes）。卡梅伦的外部设计倾向于用简洁线条并体现简约，但他的内部装饰虽然秩序井然却经常繁复密集。

图17　卡梅伦建于皇村的凉廊

开放式柱廊或称“卡梅伦凉廊”（Cameron Gallery）与拉斯特雷利的宫殿形成一种有些奇怪的关系，它是以爱奥尼亚圆柱支撑起来的有顶步道，附带一个贯穿中央的被环围起来的空间。这座凉廊给叶卡捷琳娜提供了在雨水频仍季节里散步的地方，也是一个观景台，可以在此欣赏她那稳步演变的花园。廊上有可以激人省思的古代哲学家的半身铜像，还包括一位当代政治家——英国议会反对派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铜像，叶卡捷琳娜因为他阻止了两国的战争而信赖他。[81]走廊尽头是一座壮观的楼梯。当女皇老迈到无法攀爬楼梯时，卡梅伦加了一条坡道。整体有一种得体的威严感。它不像拉斯特雷利的宫殿那镀金的正立面宛如巴洛克快板，但就如当时的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扎温（Gavrila Derzhavin）所提出的，“这是一座随着竖琴的声音翩翩起舞的庙堂”。[82]

为了开展这些在俄国的建筑计划，卡梅伦在《爱丁堡晚报》（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上打广告：“出于全俄罗斯女皇陛下的愿望，要雇用两位办事员——曾为建筑师或十分重要的建筑者所雇用，两位石匠大师和两位砖瓦大师……”而更多“擅长以上工作的师傅们”可以“带着关于自身能力和良好品行的有效证明前来”。140位石匠、泥灰匠和他们的妻儿加入了这趟征募之旅。然而当他们抵达之后，他们的工作能力并没有给东道主留下深刻印象。俄国人惯于对无限驯顺的本国劳工吆五喝六，因此觉得这些外国人懒散怠惰。英国人开工晚，收工早。他们不仅庆祝自己的节日，也抓紧机会享受俄国的节日。叶卡捷琳娜因此要求更严格的管理，于是一些不列颠人就决定回家了。那些准备努力工作的人一直待到走廊、冷水浴池和玛瑙亭子于1787年完工。这些工程花费惊人，在稀有材料比如孔雀石、青金石、碧玉和玛瑙的使用上铺张浪费。[83]正如叶卡捷琳娜在皇村视察苏格兰人的成绩，责备他们时说的话：“它实在很漂亮，但太贵了（mais ça coute）。”[84]

花园对叶卡捷琳娜极其重要。作为大公夫人时，她曾寻找花园的隐蔽之处以暂时摆脱宫廷压力。[85]成为女皇后，她珍视花园那可以进行个人省思的孤寂，和花园给人的耳鬓厮磨的特权，花园中绿荫遮蔽之处能让人集中注意力，而这在宫廷吵嚷的人堆里总是不可能。叶卡捷琳娜在一封给伏尔泰的信中宣称，“我深深鄙视笔直的线条和成对的小路。我厌恶那些扭曲水花的喷泉”[86]，而查尔斯·卡梅伦——与园艺师哈克尼的约翰·布什（John Bush of Hackney）合作——避开了法式园林的严谨。1770年代末，女皇开始受到源自英格兰的新哥特风格影响，并表现出对弯曲小径、草坪及如画般的树木群的热情，这反映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重新结盟。[87]法国的衰颓之况与危险的动荡促使她迈向英式遗产的沉静体面（quiet respectability）。叶卡捷琳娜对英式园林中那种受控之自由的热心，表明她愿意利用亲密感和表面上的自发行为作为缓和敌意的政治工具。英国大使詹姆斯·哈里森阁下（Sir James Harris）评论说，女皇“认为一起步行穿过花园是巨大荣誉的表征”。[88]

布什不仅负责皇村的园艺，也承担维护大温室的部分职责，大温室里能培育在这个纬度本不可能生长的外来水果——橙子、柠檬、桃子和油桃。特奥菲·高迪耶后来评论说，这种水果是“北方人民所极度狂热的东西之一”，又补充说，“一半埋在雪里的”暖房没有传说的那么好，一架“炉子不管怎么供热良好，也不能完全弥补阳光的不足”。他暗示，由此导致了品味的粗糙。[89]

叶卡捷琳娜对英国事物的激情，从一份向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订购供50个桌台使用的944件餐桌用品的订单可见一斑，它们的特征是带有1222幅英国城堡、乡村房屋和山水园林的手绘全景图。虽说能给女皇生产这么大量的餐桌用品，对这位英国陶工来说无疑很有面子，但韦奇伍德为完成这份订单所需的投入感到焦虑：“你是否认为，这些主题必须全都来自实景（real views），因此指望我们派全国的工匠去采集这些风景？”[90]但这项委托重要到无法拒绝，即使绿蛙餐具（Green Frog Service）——罗曼诺夫家族所拥有的最朴素、最家常的餐具之一——最初是为不重要的、新哥特风格的“青蛙沼泽宫”（Kekerekeksinen）订购的。这座宫殿坐落在首都和皇村之间的湿地上，因此这套餐具的每一件上都有这个呱呱叫的名字和绿蛙纹徽。这座宫殿只是叶卡捷琳娜的补给站，她在这栋建筑——1780年更名为切斯梅宫（Chesme Palace）——罕有的行使官方职能的场合才会用到这里的餐具。虽然事实上这一庞杂项目的规模令韦奇伍德畏缩不前，但50个桌台被证明对皇家宴会来说还不够用，所以只能在圣彼得堡的皇家瓷器厂生产仿制品。[91]

绿蛙餐具的特色是绘有英国城堡与乡村庄园，而卡梅伦在皇村围绕大池塘建造的新花园从兰斯洛特·能者·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在斯托（Stowe）建造的花园中汲取了灵感。[92]园中竖立着纪念碑，颂扬那些被女皇器重的人，或她那忙于对抗土耳其和波斯的军队中的胜利者，它们要么是这座英式园林中对装饰性建筑的即兴创作，要么是以帕拉弟奥的设计为基础，帕拉弟奥对卡梅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也就对圣彼得堡及其周边产生了重大影响。

帕夫洛夫思科宫（Palace of Pavlovsk）建于1781到1796年间，是叶卡捷琳娜给儿子保罗及其配偶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Maria Feodorovna）大公夫人的礼物，以祝贺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1771年出生。庄园的景观由查尔斯·卡梅伦设计，他在斯拉夫扬卡（Slavyanka）河上筑坝，造出一个湖泊。他把种类繁多的灌木和树木分散成小树林和树丛，随意地构成房屋的框架，也透露出他偶尔会犯的傻气。主建筑被他构想成一栋别墅，而非一座宫殿。它的中心部分让人想起帕拉弟奥在维琴察（Vicenza）造的别墅“卡普拉”（Capra），而它那坐落在一圈紧紧簇拥成群的细长圆柱上的矮小圆屋顶，是对罗马万神殿的追忆。[93]这栋三层主建筑的两侧都有半圆柱廊环抱着宽敞的前庭，沿着同样由卡梅伦建造的酸橙树大道就可以走到这里。在别墅背面，地面倾斜，好隔河看到中心建筑的壮观景象。最初的整体效果被证明对保罗和玛丽亚来说仍不够，他们让卡梅伦的石匠加以扩充，并让他们的专用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Vincenzo Brenna）重新装潢内部。卡梅伦对于同他的思想相龃龉感到不耐烦，就退隐下来，余生都在首都从事普通的建筑计划。

俄国建筑师没能像卡梅伦、夸伦吉这些外国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成就，如今正在为圣彼得堡的城市景观做出一项重要且持久的贡献。尼古拉·列沃夫（Nikolai Lvov）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才能不止展现在建筑方面，还在工程和诗歌方面。他编纂过一部影响深远的民歌集，成为俄国作曲家和外国作曲家的宝库——贝多芬的《罗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Razumovsky Quartets）便从中取材。[94]列沃夫那位于波契塔姆特斯卡亚街（Pochtamtskaya Street）的扣人心弦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中央邮局，是18世纪建造的少数行政建筑之一，今天仍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尤里·费尔腾是彼得大帝主厨的儿子，他的建筑有点婚礼蛋糕或糖霜装饰的意思。费尔腾在瓦西列夫斯基岛建的圣凯瑟琳路德会教堂（St Catherine’s Lutheran Church），有一个可谓过度装饰的冰霜似的正立面，而且他的糖果癖好在运用到极致时最为成功，比如他建于切斯梅（Chesme）的施洗圣约翰教堂（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那种毫无节制的程度。因为1770年反击奥斯曼帝国的海战胜利而得名的叶卡捷琳娜的乡间宫殿与教堂，(10)随着圣彼得堡向南扩张而早就变为城中一隅。费尔腾生气勃勃的早期作品不仅反映出他父亲在餐桌上的创作，也反映出他在拉斯特雷利手下的学徒生涯。不过他成熟期的作品反映的是发展中的新古典主义：环绕夏园的精巧铁门和栏杆、皇村区叶卡捷琳娜宫的祖博夫配殿（Zubov Wing）的表面，还有他对演变中的冬宫建筑群的重要贡献——大艾尔米塔什（Large Hermitage）。

伊万·斯塔洛夫（Ivan Starov）成功地设计了伯格罗迪特斯基（Bogoroditsky）和图拉（Tula）附近的波布里基（Bobriki）的宫殿，这两座宫殿是给叶卡捷琳娜与格里戈里·奥洛夫的私生子的。此项工程帮助他赢得在首都的重要委托任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里的三一大教堂正面是一道坚固的托斯卡纳式门廊，而它那带柱子的圆屋顶与雅克–热尔芒·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的热纳维埃夫教堂（Church of Geneviève）高度近似，该教堂是巴黎当今的万神殿。斯塔洛夫的代表作是叶卡捷琳娜送给波将金公爵的礼物——1783至1788年间建造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叶卡捷琳娜慷慨地从亲王手中回购这件礼物，好让他偿还债务，1790年又重新送给他，但荒谬的是，1791年他死后再次从他的继承人手中买了回来。该宫邸选址在此是为俯瞰涅瓦河，但它的景致在19世纪中期被一个巨大的水塔及其毗连建筑破坏了。这座庞大的新帕拉弟奥风格的宫邸是圣彼得堡最大的殿堂之一，诗人杰尔扎温曾颂扬它的简朴与庄严。建造广阔的园林的工程，由能者布朗的学生威廉·古尔德（William Gould）负责，他从英国进口乔木和灌木并造出一个24公顷的园子，在俄国首都制造出一种经过精心布局的田园风光之感。在给波将金做出有如此惊人效果的活计之后，古尔德于1793年被任命为皇家园艺师。

贾科莫·夸伦吉早年濡染的帕拉弟奥风的影响贯穿他一生的工作，因此也就对圣彼得堡有所影响。夸伦吉生于贝加莫（Bergamo），在罗马学习，先是跟随德国出生的画家安东·拉斐尔·蒙斯（Anton Raphael Mengs），后又师从温克尔曼的朋友安托万·德克雷泽特（Antoine Decrezet）。夸伦吉被一位为叶卡捷琳娜物色人才的俄国贵族所发掘，于1780年抵达圣彼得堡并开始负责这座我们今天所知的新古典主义城市的众多工程。有一个颇具辨识度的青肿的蒜头大鼻子[95]——让他看起来仿佛被北方的气候赐予一场好不了的感冒，或被这气候驱使着喝酒——的夸伦吉懂得欣赏同时代人。他路过拉斯特雷利的斯莫尔尼建筑群时会脱帽致敬，他称卡梅伦的建筑“既辉煌又有原创性”。夸伦吉造的位于萨多法亚街（Sadovaya Street）和叶卡捷琳娜运河之间的货币银行，是一个马蹄形的帕拉弟奥式结构，包含一个六根支柱的中央建筑，它因为悬悬地安放在三角山墙顶端的雕像而显得生气勃勃。更加朴素的是科学院大楼那未加装饰的爱奥尼亚式柱廊，这栋楼毗邻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奇巧馆。夸伦吉很高产。他建了英国归正会教堂（English Reformed church），也建了斯莫尔尼的贵族女校，还为贵族们设计住宅，比如涅瓦河畔的加加林宫（Gargarin Palace）和喷泉河边的尤苏波夫宫（Yusopov Palace）。叶卡捷琳娜写信给格里姆称“全城都塞满他的建筑”[96]——其中不能不提的是重要的艾尔米塔什剧院，它明显受到帕拉弟奥晚年在维琴察所建之奥林匹克剧院（Teatro Olimpico）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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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青铜骑士”是圣彼得堡精神的彰显，那么最能表达这座城市之张扬王权的建筑莫过于冬宫，它就像首都本身，停停走走地一路蹒跚，成为今天所矗立着的这种混合模样。在城市肇建和叶卡捷琳娜统治结束之间，拉斯特雷利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大厦所在之地出现过冬宫的五个前身。拉斯特雷利完成他那地标性的建筑之后，又有一些建筑师对这个建筑群进行扩充和改善。德拉莫特和费尔腾设计了小艾尔米塔什并且装饰了它那些俯瞰涅瓦河的房间，这是叶卡捷琳娜和她的20位侍女住的房间，都毁于1837年12月的大火。更重要的是为叶卡捷琳娜迅速扩充的收藏品建了一个能俯瞰室内空中花园的画廊，这一画作收藏将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画作收藏之一。

彼得虽然偏爱科学制品和标本，但他还是在18世纪头十年为皇家绘画藏品开了个好头，这是被他对荷兰海事艺术家（marine artists）那可以想见的热情所催生的。50年后，叶卡捷琳娜决心实质性地扩充这份藏品，她的购买活动具有奢侈、高调且常具政治指向的倾向。女皇首先于1764年购买了255幅属于柏林艺术品经销商约翰·恩斯特·高茨考斯基（Johann Ernst Gotzkowsky）的油画。俄国驻柏林大使获得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想收藏却无力购买的一批藏画。七年战争让他一贫如洗，而叶卡捷琳娜轻松买下这批画算是给了他一点颜色。[97]

正如狄德罗这样的哲学家汇集了百科知识，叶卡捷琳娜希望聚敛艺术品。靠着分散在欧洲各地的代理人和帝国金库，女皇实现了她那文化昌盛的梦想。她对此毫不避讳——“这不是爱好艺术，是贪婪。我不是一个爱好者（amateur），我是个饕餮（glutton）。”[98]她故作谦虚地把自己归为专业的不学无术者一类，并承认，她仰仗像梅尔基奥·格里姆这样的人和她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的品位。她依赖鉴赏家们，比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和她的大管家伊万·舒瓦洛夫，叶卡捷琳娜说后者“是至少24个学院的多料成员”。[99]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拥有欧洲最好的艺术品收藏之一，还有一间装有一万册书籍的图书室。这些图书可以借阅，此方案引致俄国皇家公共图书馆于1796至1801年间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兴建。该图书馆超过50万册的藏书和手稿在1814年面向公众开放。

直到18世纪末期，在巴黎购买艺术品都要依赖影响力和内部消息，因为没有商业画廊，只有一个在卢浮宫断断续续举办的在世艺术家美术展。1759至1771年之间，狄德罗是这些美术展的评委，他的知识和关系帮助叶卡捷琳娜获得了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克劳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以及依然在世的风俗画大师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的作品。[100]她的驻法大使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流连于画室，委托画家绘制新作，也购买现有绘画作品。通过这样的网络，叶卡捷琳娜于1766年获得了夏尔丹的密友、画家雅克·阿维（Jacques Aved）留下的画作，他作为肖像画家的成功生涯给了他一笔汇集起大量弗拉芒与荷兰艺术作品的必要资金。叶卡捷琳娜的代理人从有名的收藏家兼路易十五的秘书路易–让·盖尼亚（Louis-Jean Gaignat）那里买下64幅画作，包括鲁本斯的五幅作品。女皇1768年在布鲁塞尔的卡尔·科本兹尔伯爵（Count Karl Cobenzl）藏品大拍卖中买下6000幅素描和一些荷兰油画与西班牙油画时，又开出比囊中羞涩的腓特烈大帝更高的价钱。次年，叶卡捷琳娜从波兰–萨克森外交官兼收藏家海因里希·冯·布吕尔伯爵（Count Heinrich von Brühl）处获得600幅弗拉芒、荷兰及法国绘画，这批收获中包括伦勃朗的《学者肖像》（Portrait of a Scholar）和华脱（Watteau）的《尴尬的求婚》（An Embarrassing Proposal），还有鲁本斯、克拉纳赫（Cranach）与提埃坡罗（Tiepolo）的作品。

有个大钱包，搞收藏当然不难，但运输购买的藏品就不容易了。1771年7月，叶卡捷琳娜从已故荷兰酿酒商、木材商兼收藏家吉里特·布莱姆卡姆普（Gerrit Braamcamp）的不动产拍卖会上获得一些物品，包括几幅出自保卢斯·波特（Paulus Potter）、菲利普·沃弗曼（Philips Wouwerman）和杰拉德·特博尔奇（Gerard Terborch）的重要荷兰绘画。这些东西和其他艺术品搭乘了一艘荷兰两桅船“沃鲁沃·玛丽亚”（Vrouw Maria）号，于1771年9月5日启程驶向圣彼得堡，船上的部分货物包括数量庞大的砂糖、棉花、靛蓝染料、水银和茜草。一个月后，似乎是被一场风暴吹离了航线，该船在芬兰的朱尔摩（Jurmo）岛海域搁浅。“她”挣扎着重新下水，但又被冲上岸，这次丢了舵。“沃鲁沃·玛丽亚”号接着被一个大浪打翻，开始进水。10月4日破晓，船员弃船并得救。他们竭尽所能抢救货物，却因为货物堵住了船底水泵以致发生外溢而受阻。五天之后，“沃鲁沃·玛丽亚”号带着叶卡捷琳娜的油画沉入41米深的水下。俄国外交部部长尼基塔·帕宁（Nikita Panin）派遣陆军少校瑟尔（Major Their）试图进行海上打捞，这一事实暗示，大家知道油画在这艘船启航之前已经列入货物名单并封缄。瑟尔少校返回时没有带回画。事实上直到1999年，借助现代的档案研究、侧扫声呐（side-scan sonar）以及使用压缩空气和可吸入氦氨氧混合气体的潜水员，沉船才得以定位。显然受益于逗留在腐蚀性盐分较低的波罗的海海底，沉船被发现时舱内满是货物且船体完整。2008年，俄国人与芬兰人都计划进行打捞作业，但直到现在还没回收船上的27幅绘画。[101]

它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一年之前，叶卡捷琳娜买下了瑞士银行家弗朗索瓦·特龙金（François Tronchin）的100幅藏画，而在1772年，有17只包装好的装有400幅画作的箱子交运，这些画是德米特里·戈利岑在狄德罗的指点下替女皇购买的。它们是1740年去世的皮埃尔·克罗扎（Pierre Crozat）的藏品，在他的外甥德梯耶尔男爵（Baron de Thiers）去世后上市交易。[102]其中包括两幅《达娜厄》（Danaës）——一幅出自伦勃朗，一幅出自提香（Titian），鲁本斯的《酒神》（Bacchus），乔尔乔内（Giorgione）的《朱迪斯》（Judith）和拉斐尔的《圣家庭》（Holy Family），拉斐尔这幅画后来被缺钱的早期苏联政府卖给了美国。[103]至于伦勃朗的《达娜厄》，1985年被一个苦大仇深的立陶宛人猛砍一通后又被泡到了硫酸里。硫酸溶解了釉质，把画的细节都抹去了，[104]但经过12年的修复工作，此画已经再度悬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墙上。

考虑艾尔米塔什藏品被聚在一起的速成方式，就等于一头扎入导游们所热衷的统计学上的自吹自擂，就连叶卡捷琳娜也对她这些战利品的规模沾沾自喜。她在1790年给格里姆写信时夸耀说：“我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3800册书籍、四个填满书籍和印本的房间、一万块加工过的宝石、大约一万幅素描以及填满两个大厅的一套自然科学藏品，这还不算颜料画和拉斐尔凉廊。”[105]一位苏联时期的导游在1972年1月1日吹嘘说：“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包含265万件艺术品和其他物品。”[106]今天所评定的物品数量为大约300万。如果你看每件展品都花费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你参观完要五万个小时，即2000天，也即五年半，而这还不算在博物馆的353个展厅里进进出出所需的时间。仅意大利艺术品就占了37个这样的房间。

向创建这一伟大机构迈出的第一步发生在1770年代，那时已经明显可见，要陈列叶卡捷琳娜迅速扩张的藏品需要空间。尤里·费尔腾设计了三层楼的大艾尔米塔什，沿着冬宫向冬季运河（Winter Canal）伸展，于1776年完工。荷兰医生彼得·范翁策尔（Pieter van Wonzel）在这个舞台上浏览藏品之时注意到“有很多庸常之作”[107]——如果你是批量购买的，这不难理解。法国临时代办舍瓦利耶·德柯尔伯龙（Chevalier de Corberon）发现叶卡捷琳娜的画廊“太狭窄”，而且大量画作“以糟糕的方式陈列着”——这并不是说18世纪后期卢浮宫的悬挂就可资效仿，那里画作高悬且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

1770年代晚期，在得到乔治三世送的礼物——一幅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画的威尔士王子与其弟的肖像画之后，叶卡捷琳娜又获得了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戈弗雷·内勒以及彼得·赖利阁下（Sir Peter Lely）的作品，后者是肖像画家兼查理二世宫廷的首席画师。[108]然后，叶卡捷琳娜再度证明当别人面临财政危机时她是个幸运儿，她用43 000英镑从前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阁下家道中落的侄儿手中买下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的旧藏。人民竭力反对，正如法国人民对待特龙金藏品的出售。约西亚·韦奇伍德抱怨说，“俄国正在洗劫我们的宫殿和博物馆”。约翰逊博士向议会请愿，要求阻止出口一批包含普桑（Poussin）、鲁本斯和伦勃朗作品的藏画。[109]议会展现出惯有的市侩作风，拒绝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有关由政府买下作品以便构成国家藏品之基石的提议。于是，叶卡捷琳娜就在众多画作之外，又给她的藏品加上20幅凡戴克的作品、19幅鲁本斯的作品、8幅提香的作品、3幅委罗内塞（Veroneses）的作品、2幅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作品、1幅拉斐尔的作品和1幅普桑的作品。[110]

进入1780年代，女皇得到忠告，空间和资金正在成为问题，于是她清心敛欲。戈利岑最后一次代表她进行购买是在1781年，从博杜安伯爵（Count Baudouin）的藏品中买下199幅荷兰、弗拉芒、法国和意大利的颜料画。叶卡捷琳娜1796年去世时已拥有近4000幅颜料画，按照德国院士约翰·格特里布·格奥尔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的说法，它们摆放的方式不是“根据流派或画家分类”，而是根据它们产生的情感效果。

女皇也像收集绘画一样收集画家。还是大公夫人时，她与彼得就被德国肖像画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格鲁特（Georg Christoph Grooth）画过很多次，他比叶卡捷琳娜早一年到俄国首都，工作到1749年去世为止。彼得罗·罗塔里（Pietro Rotari）应邀来俄国宫廷作画，仅旅途开支就付给他1000金卢布。1756年短暂访问过圣彼得堡后，他又于叶卡捷琳娜成为女皇那年返回该城，可是抵达不久就去世了。但帝国藏品仍自吹有863件罗塔里的画作，许多只不过是卖弄风情的年轻姑娘的小像。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伊丽莎白·维基–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逃离法国大革命并在圣彼得堡暂居，在那里创作了大量可被泛泛地视为英伦风格的贵族肖像画。

艾尔米塔什的亭阁厅有一角被专门辟出，作为俄国艺术家比如德米特里·列维茨基（Dmitry Levitsky）与弗拉基米尔·博罗维科夫斯基（Vladimir Borovikovsky）学习和模仿大师之作的地方。列维茨基为美术学院的首场展览贡献了20幅油画，包括一幅狄德罗肖像，画中狄德罗未戴假发，正襟危坐。这幅画给列维茨基带来名望和教职，还赢得多份皇家委任。他作为学院的肖像画教授指导博罗维科夫斯基，后者1794年画了一幅叶卡捷琳娜肖像，睿智严肃的女皇在皇村花园里遛一条慧比特犬。画中表现了一位在山水园林中沉溺于新近萌发的对自然之爱的女皇，画面上赫然可见一块铭记鲁缅采夫伯爵（Count Rumyantsev）在1768—1774年俄国——土耳其战争中得胜的纪念碑。博罗维科夫斯基给这个形象画了很多变体，该形象成为一幅被频繁翻刻的铜版画的底本。

就在画家们为俄国绘画流派建立稳固根基的同时，铜版地图也已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自成一家，米哈伊尔·马克哈伊夫（Mikhail Makhaev）在1750年代为了庆祝城市奠基50周年而制作了圣彼得堡市容图和地图。马克哈伊夫对市容的凸显和他那广角镜头“相机”般的眼光都强化了他的透视效果，也戏剧性地活化和吹捧了这座城市。[111]由于他的成功，科学院设立了一个铜版地图特训班。地图绘制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开始别具一格，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夫（Fedor Alekseev）的作品中尤为显著，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受到卡纳莱托（Canaletto）和其他景观画家（vedutisti）观点的影响。他给圣彼得堡画出一条沉静得匪夷所思又明净澄澈的涅瓦河，河流傍着花岗岩河岸和威严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绵延流淌。

叶卡捷琳娜对绘画的热情冷却之后，对剧院的激情升腾奔涌。夸伦吉建造的艾尔米塔什剧院在她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激发出她的活力，在私人秘书赫拉波维茨基（Krapovitsky）的帮助下，她写下六个歌剧剧本。新剧院用于上演“大型艾尔米塔什”（Grands Hermitages）——为来访的尊贵客人举办的盛大演出，也用于为女皇的密友们上演规模相较更小的“小型艾尔米塔什”（Petits Hermitages）。场面繁复、载歌载舞的意大利歌剧，逐渐让位于对法国喜剧歌剧（opéra comique）的爱好，这种剧中，乐谱没有剧本重要。叶卡捷琳娜设计的情节范围广泛，为其编曲配乐者既有著名外国作曲家，比如获得优渥报酬的西班牙人文森特·马丁–索勒尔（Vincente Martin y Soler），也有竞起争雄的本国作曲家。瓦西里·帕什克维奇（Vasily Pashkevich）为叶卡捷琳娜的《费维》（Fevey）创作了一组扣人心弦的莫扎特曲风乐谱，这出戏的主题是子女的责任，并于1786年4月在艾尔米塔什剧院奢华上演。女皇在《勇敢而莽撞的骑士》（The Brave and Bold Knight）中诉说了强权领导的必要性，在《痛苦骑士科索梅托维奇》（Kosometovich, The Woeful Knight）中讽刺了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她在1789年即该剧诞生之年正与古斯塔夫三世打仗。女皇在其他作品中运用了俄国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个决定看上去对俄国歌剧的演变产生了影响。[112]在波将金成功劝说莫扎特去圣彼得堡工作之后，俄国歌剧的未来将会显著改变。[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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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0年，圣彼得堡面积大过了莫斯科。[114]这座首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那样的建筑以及环绕它的同心圆建筑群，它以一种与其他任何俄国城市都不同的方式扩张。叶罗普金留下的遗产，对未发展之周边地区的三管齐下的攻击，意味着容纳穷人的区域永远会被推向更外围。这些肮脏、狭窄又不持久的区域住满了人身属国家所有的农民，他们总是按照从事的工种而聚集。拥挤的人群中到处都是流浪汉——他们是一群没有地主或乡村官员所颁发之通行证的农民，他们来到首都从事季节性佣工或是为了逃脱乡村的贫困，却在城市贫民窟里更加悲惨地死去。在那些被法定许可工作的人之中，微薄的薪水和无法忍受的条件导致第一轮由劳工骚乱带来的动荡。1771年，11位纺织工罢工，以示对他们被期望使用的原材料的低劣品质而抗议。[115]

警察当局开了两个劳动救济所（workhouses），拘留那些街道已经无法容纳的无家可归者和醉汉，但圣彼得堡的监狱还大大有待改进。1781年，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参观过后，被警察局局长对其所拥有和使用的施虐工具的一场热心示范所惊骇，这些工具包括皮鞭、烙铁、割鼻器和中世纪的碎骨设备。六年之后，一座配有带顶操场的两层的新监狱在莫伊卡运河边建起来，也确实得到霍华德的赞许。每间牢房都有一只炉子、一把石椅和一张石桌，还有一根转播宗教仪式的管道，力图借此感化犯人。作为降低犯罪率的证明，这座新监狱一直空荡荡，尽管有一个用于拘禁待审轻罪犯罪者的单独拘留中心被充分使用。[116]

警察出警在叶卡捷琳娜时期得到适度加强。守夜人有500名，还有一支后备军，人们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安全行走——尽管有些人还是小心提防，把军官的帽章别在自己的帽子上，作为面临袭击时的威慑力量。然而冬宫沦为一伙盗匪的牺牲品，这群盗匪混在宫内数不清的装潢工人中行事。对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而言，有记录的犯罪保持了低水平，但同时较富裕的人开始养看家狗并锁上大门。[117]

城中心的街道大多用石块铺设，但大量其他街道只用木头覆盖。养护最好的大道是主街和通往城外的交通要道。排水和垃圾还是难题。就算叶卡捷琳娜已经打算改善环境，涅瓦堤靠近冬宫的一段著名的区域，仍然堆满了废弃建材和建筑垃圾。[118]女皇在1760年代晚期向伏尔泰许诺：“我将尽一切可能之力提高空气的质量……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在给城市周围的湿地排水，而且我们砍倒了覆盖它南部的松林。现在已经有三个有人定居的广阔区域，那里曾经是不踩着齐腰深的积水就无法通行的地方。”[119]

1780年，喷泉运河被疏浚并以石头砌岸。给涅瓦河河堤加衬花岗岩的工程于1763年在费尔腾指挥下开工，到1777年9月时还远未完工，这时河水上涨了近四米。一艘来自吕贝克（Lübeck）的船被冲到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树丛间。[120]其他船在半夜被冲垮冬宫墙脚窗户并涌入房间里的大水甩上河堤。[121]当人们在睡梦中死去并且有一百多所小房子被卷走时，叶卡捷琳娜开始祈祷。这次灾祸过后，一套更全面的预警和营救系统被启用。当水位上升到危险值时，就放炮、点燃照明弹，并派出鼓手全城敲警报。两艘划桨救生船被定制。[122]而1792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漫上涅瓦河河岸时，花岗岩衬仍未完工。

彼得大帝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蓬勃的商业船队，这愿望到了18世纪中叶差点化为泡影。在1752年驶入圣彼得堡的425艘商船中，只有五艘是俄国船。[123]伊丽莎白当政时期，水利工程师们在喀琅施塔特令人起敬地修建出一条长一千米多的运河，可以容纳10艘位于航线上的失事船只。但它几乎没被使用，喀琅施塔特那个能修理12艘船的干船坞也还是闲置未用。[124]多亏了在英国朴次茅斯造船厂彻底整修俄国船只，叶卡捷琳娜的海军才能在1770年驶入地中海，并在切斯梅赢得对土耳其人的重大胜利。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诺尔斯阁下（Sir Charles Knowles）被女皇说服来到圣彼得堡，彻底革新俄国的船舶制造，并复兴喀琅施塔特。[125]叶卡捷琳娜是彼得大帝实至名归的继承人，在她统治晚年，当瑞典舰队与重整的俄国舰队在喀琅施塔特海岸的炮弹仗令窗户咯咯作响且步枪射击声声入耳之时，女皇信心满怀地坐镇宫殿。[126]

南部的军事胜利加速了俄国的谷物生产，几千艘驳船和运载谷物的三桅帆船将收获物北运至圣彼得堡。掌握了黑海诸港口意味着来自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异域物产——橄榄油、杏仁、腌刺山柑花蕾（capers）(11)和葡萄干——可以通过内河航运来到首都。至于波罗的海贸易，由于没有证券交易所，加上1750年代设立俄国银行的尝试无果，彼得堡的商人们被迫在荷兰借钱。为帮忙矫正此种局面，叶卡捷琳娜在1787年设立皇家贷款或委托转让银行（Imperial Loan or Assignation Bank），这是俄国第一家促进货币流通并刺激商业的机构。[127]此后不久，载着精美货物——如牡蛎、奶酪、咖啡、巧克力和姜饼——驶入涅瓦河口的商船中，有近十分之一是俄国船。

不过，涅瓦河运载的可不只是精美货物。取自这条河的饮用水被认为是安全的，尤其是取自河流中游的，但它含有贾第鞭毛虫这种已证实对德尼·狄德罗很不友好的寄生虫，它由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丹的熟人安东尼·列文虎克首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此寄生虫通过动物粪便传播，因此毋庸惊诧涅瓦河会被污染，河中流淌的水来自俄国西北与芬兰东南，这两个地区有丰富的野生动物。人们将取自因倾倒垃圾与人类排泄物而被严重污染的莫伊卡河的水煮沸杀菌，并用醋调味来掩盖它的味道。生活卫生设备非常落后，最豪富的机构也概莫能外。牛津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 Oxford）的成员兼会计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拜访奥斯特曼伯爵时，记载说他“几乎被厕所的臭气熏死了”，又补充说进入春季“开始融冰时，令人讨厌的东西简直不堪忍受”。[128]即使1770年挖了第一批排水沟，它们也只是以最短的路线把垃圾运到涅瓦河。直到几年之后才在差不多地表一米以下开挖用管子把废水运到更远的河流下游的转运下水道系统。[129]叶卡捷琳娜自己忍受着惯发性胃痛，也为两种威胁她臣民生命的致命疾病而苦恼，因此开始对健康问题加以极大关注。

彼得二世死于天花。(12)伊丽莎白女皇因为天花而丢了未婚夫，天花也让本来就无甚魅力的彼得三世更加难看。有一种名为人痘接种的民间疗法——把患者脓疮中的脓液抹在健康人皮肤上的浅表刮痕中，使健康人获得免疫力——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俄国南部边境也是。虽然叶卡捷琳娜看轻医生——响应卢梭给他们的称号“江湖郎中”（charlatans）——并且比起医疗介入更偏爱简朴饮食和新鲜空气，但是天花的威胁太令人心悸了，因此1768年她召来在西方精熟于人痘接种流程的英国人托马斯·蒂姆斯德勒医生（Dr Thomas Dimsdale）。他给女皇和保罗大公接了种。她立刻就病倒了。慢慢康复之后，她用一场感恩礼拜庆祝蒂姆斯德勒的成功。[130]杰尔扎温则在1789年一首恐怕已被人遗忘的诗里称扬了叶卡捷琳娜的勇气：“为拯救她的健康世界，/她一往无前喝下毒药。”[131]贵族们纷纷效法女皇，于是圣彼得堡预防接种医院开张，医治贵族、官员和工匠的孩子，农奴自然不在话下，因为他们是主人们希望保护的“财产”。蒂姆斯德勒被封为俄罗斯帝国的男爵，并于1781重返这座都城，给叶卡捷琳娜的孙子亚历山大进行人痘接种。[132]圣彼得堡的成功树立了榜样，全俄罗斯的大城小镇都纷纷开设医院。科学开始取得胜利。宫内上演了一出露天戏《战胜偏见》（Prejudice Overcome），戏中密涅瓦（代表叶卡捷琳娜）、鲁特尼亚（Ruthenia，代表俄国）与科学精神（Genius of Science）战胜了无知（Ignorance）和迷信（Superstition）。[133]

对健康的第二大威胁是鼠疫，1770年被在南方服役的士兵带入了莫斯科。当它蔓延到首都附近，在普斯科夫（Pskov）和诺夫哥罗德疑似爆发时，当局反应迅速。主干道上设立了检查站，监控邮差、收税人和政府官员这类不得不在新旧都城之间奔波的旅行者。圣彼得堡设立了一处隔离所，进城的货物要经火烤、烟熏、醋蒸处理。就在当局焦灼地守望之中，秋季慢吞吞地步向冬季，不断加重的寒冷令鼠疫走投无路。[134]1770年代末，皇室出钱建立了首都第一所大众医院。它位于喷泉河南岸。在它左近又设立了俄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套开明体制下运转。[135]1780年代另一所有300个床位的石质医院建成，另有一栋建在医学院地基上的配楼于1790年启用，又以木制病房提供了260个床位。每个通风病房含九个床位。有冷热水，病人有定期更换的床单和放在床头桌上的水壶与手铃。[136]

在一部惹恼了叶卡捷琳娜的出版物《西伯利亚游记》（Voyage en Sibérie）中，修道院长夏佩·道特罗歇（Chappe d’Auteroche）攻击了俄国的性风俗。他暗示说，性病大行其道，“不正当”性关系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康。[137]叶卡捷琳娜迈出了与这种局面斗争的第一步，在喷泉河上的卡林金桥（Kalinkin Bridge）附近建了一所60个床位的面向男人和女人的医院，专事治疗因性行为而传染的疾病。这是一家谨慎的医院，[138]病人被接纳入院时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医院里戴一顶绣着“保密”（secrecy）字样的帽子。[139]叶卡捷琳娜也令以一所房屋从事“猥亵活动”或靠伤风败俗行为谋生成为非法之举，但俄国首位伟大的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拉季谢夫（Alexander Radishchev）还是写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每条街上都有花枝招展的娼妓”。[140]被抓现行的妓女会被送到工厂做工，如果确知她们将性病传染给了某位士兵，她们会接受治疗然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矿井做工。[141]

一个持续吸引外国人——夏佩·道特罗歇就是其中之一——眼球，并且令他们愤慨的清洁和健康的主要来源，就是蒸汽浴（banya）。1800年在伦敦出版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之俄罗斯帝国一览》（View of the Russian Empire during the Reign of Catherine the Second）的可敬的威廉·托克（Reverend William Tooke）评论说，寻常俄国人不怎么吃药，却相当频繁地“洗出汗澡”，它是“生活系统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各个年龄和各种出身的人都……尽可能多地洗”，这意味着至少一周一次。比较穷的人光顾设在溪河边的公共浴室，而那些“地位中等……和贵尚之人”“在自己家里”建“蒸汽浴室”。40—50摄氏度的室温“借由每五分钟一次把水泼在锅炉房红热的石头上”来维持。入浴者“一丝不挂地”躺着，许多外国人为此激怒。[142]纳撒尼尔·拉克索尔（Nathaniel Wraxall）1774年7月的信记录了一幕“不少于200人的男女混杂的洗浴场面”，男人和女人对空间隔离不怎么上心，“浑身赤裸地”你挨我、我挨你地坐着。[143]如果他们切实重视起洗浴间的隔离，“男男女女”则会跑出来“赤条条地一起扎进河里”。[144]自从关于蒸汽浴的首批报道从彼得大帝的宫廷逐渐传回，访客们的观感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这股愤慨之情因为俄国首都日渐西化而更形强烈。

不管怎样，18世纪后期俄国的性风俗与西欧国家的大相径庭。卡萨诺瓦来访时，一个14岁的女仆扎伊拉（Zaira）被卖给了他，而他被迫要检查她以证明她是处女，这样才能对得起她父亲开出的100卢布价钱。卡萨诺瓦为了回报她的忠心不二而供她吃喝，以及每周去一次蒸汽浴和教堂。当他询问离开圣彼得堡时是不是一定要带着扎伊拉，这位威尼斯人被告知，如果他想带她走，必须要获取许可，因为扎伊拉也是“女皇的奴隶”。

除了这姑娘的天生迷信和好妒忌，两人的关系看上去不错，而且卡萨诺瓦对扎伊拉与日俱增地使用威尼斯方言的片言只语感到高兴。他确实坦承，这姑娘让他在圣彼得堡一直“严肃认真地”生活着，哪怕他差点就抵挡不住一个女人气的年轻军官的魔力，这位军官觉得有证明——用斩钉截铁的方式——自己不是个女人的使命，随后他就为了取悦来访者而进一步提供证明。卡萨诺瓦离开这座城市时，为扎伊拉付的那100卢布得到偿还，并且——在她愿意的情况下——想把她转交给上了年纪“但依旧精力旺盛并追求享乐”的建筑师安托尼奥·里纳尔迪——他被这姑娘打动了。扎伊拉声言，如果里纳尔迪真心爱她，他可以跟她父亲讨论这事。这位建筑师说办就办，于是余生便与扎伊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145]

一位“军官有个16岁姑娘待售，她从前出身贫寒之家，通晓编织、缝纫、熨烫、上浆和给女士着装；她身材好，长相美”。[146]这则很具代表性的报纸广告出现在1797年的圣彼得堡。出售像扎伊拉这样的女孩是农奴制的题中之意，农奴制与美洲的奴隶制有极大相似性，唯一区别是农奴有缴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农奴们隶属于一位独裁君主，并听命于他们的直接所有者。农奴或者是国家所有或者是私人所有，总数竟占到俄国人口的90%。[147]叶卡捷琳娜给她的总检察长维亚泽姆斯基（Vyazemsky）亲王写信称，农奴身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束缚”，[148]然而这位既非民主主义者亦非平等主义者的女皇几乎没有对农奴制进行改善。18世纪末期对欧洲各国而言是个政治不稳固的阶段：英国各殖民地有针对不经代议就征税的起义，法国有对君主制的反叛。叶卡捷琳娜在她的统治期内经历过两次对她政权的重大冒犯，一次以武装叛乱的形式，另一次以出版物的形式。

自称彼得三世的大冒牌货、前士兵埃米利安·普加乔夫（Emilian Pugachev）的叛乱，在规模和猛烈度上都史无前例。普加乔夫吸引了大批雅伊克哥萨克（Yaik Cossacks）(13)、哈萨克游牧民和巴什基尔人，追随者队伍壮大到两万人。他的方法很野蛮，杀了1500多位贵族，包括妇孺。一些人被棍棒打死，许多人被吊死或枪决，其他人被刀刺死或淹死。普加乔夫不是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但他是最骇人的一个。就在他终于被拿获并处死前夕，他颁发了一则解放宣言称：“我们，彼得三世，蒙上帝之恩为全俄罗斯的皇帝与独裁者……以我慈父般的君主之爱，授予每个曾是农奴的人以自由。”[149]当普加乔夫的兵力1774年8月在察里津被最终击败，他的几百位追随者被处死或施以鞭刑。至于他们的头儿，他被判处死刑，然后大卸四块。[150]

差不多60年后，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可谓俄国最早的伟大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The Captain’s Daughter）中，把普加乔夫刻画成一个心地善良的不法之徒。小说中的主人公彼得曾在普加乔夫成为大冒牌货之前遇到过他。彼得被一个匪徒指引着穿越暴风雪来到一家客栈，他以一件野兔皮外套回报向导，接着他们就各奔东西。后来到了普加乔夫起义时，他们又偶然相遇。反叛的领袖没有忘记年轻主人公的善良，并帮助彼得将他心爱的人从叛乱的险境中营救出来。彼得力图挽救普加乔夫时，匪徒面具下的那个男人的复杂面貌浮现了出来。为此，彼得被定以叛国罪。一个偶然的机遇，女主人公在皇村公园的长凳上邂逅了一位女士，并对她说明了她的爱人的困苦。这位女士不是别人，正是女皇本人，她立刻将男主人公从监狱中释放。普希金决计把普加乔夫塑造为一位可爱的暴君，这表明他完全理解，在反叛者的残暴背后站着的是他们残暴的主人。可以说这场叛乱发生于离首都很远的地方，但普加乔夫的起兵作为武装叛乱的先例，对圣彼得堡可谓有着巨大影响。普希金那由衷的恳求，“天可怜见，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又一场这么冷血又残忍的叛乱”[151]，透露出作者觉得叶卡捷琳娜非常透彻地理解身为农奴的状态，所以她说，如果“我们不能赞同减少这种残酷行为，并将局面缓和到让人类可以忍受，那么迟早他们自己会这么做”。[152]然而危险的是，她对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无所作为。

普加乔夫叛乱近20年后，女皇对出版物中一场露骨的攻击怒不可遏。叶卡捷琳娜曾巡幸她领土的腹地，在那里农民们对她报以欢呼，而他们正是她几乎没表现出积极同情的对象。1787年在萨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六个月行程——这趟行程为令外国高官留下好印象而动用了14驾马车、124具雪橇和40个其他交通工具，她在所到访的村庄和城镇遇到了表面上心满意足的群众。这里或许没有“波将金村”——包含吸引眼球的房屋正立面的空壳，就像好莱坞的外景地——这是波将金亲王努力为女皇打造的一出好戏。[153]然而在表面的崇敬之下，劳动者们都开始摩拳擦掌。就在这一年，400名工人聚集在彼得堡的皇宫广场，向叶卡捷琳娜陈诉他们对于承包商多尔戈夫（Dolgov）强迫他们接受的报酬和工作条件的不满之情，这位承包商正修建喷泉河与叶卡捷琳娜运河的花岗岩河堤。17位抗议者被捕，并被指控非法集会和图谋不轨。禁止此类集会的法令被颁布，一个调查机构成立。不过，随着冬季正在逼近且迫切需要完成这项工程，这些指控被搁置，而多尔戈夫被指示要改进他的工作方法。[154]该场抗议事件尽管微不足道，但暗示着劳工们潜在的力量。

《圣彼得堡记录》（St Petersburg Vedomosti）跟进报道大革命后的法国所上演的事件，使读者了解最新进展。这个曾激发出俄国宫廷某些最过分的奢华风气的国家，现在因过度独裁所招致的报应而成为流行话题，因为革命文学在圣彼得堡急速成长的知识分子圈里流传。在宫廷效力的富裕的年轻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迎着这股骚动而上，借着1783年法律允许私人设立印刷厂的东风，于1790年发表了一系列详述《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纪》（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的书信。他因此成为俄国第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

在拉季谢夫的行纪中，当他游进人们的灵魂，没有一尘不染的农民，没有兴高采烈的人群来欢迎他：

看着一个俄国人，你会看到他的哀伤忧郁。如果他希望清除他的忧郁症，或者，按照他会有的说法，希望有个好时光，那么他会去酒馆……一个码头搬运工垂头丧气地去到酒馆，回来时脸上容光焕发，这恐怕大大有助于解释俄国历史上那些看似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155]

拉季谢夫预言说，如果没有变化，就会有革命。他相信只有彻底的改革才能扼杀不可避免的横祸。也懂得这一点的叶卡捷琳娜却谴责拉季谢夫正在成为新的普加乔夫。拉季谢夫给他对这个国家的评鉴加上了哲学化的谴责，他的出版物中包含了一篇布莱克(14)风的《自由颂》（“Ode to Liberty”）。它很可能是在《行纪》送审之后才加的，审查官无论如何从标题都只能想象这书是一本无恶意的游记作品。叶卡捷琳娜在她手中那个印本上写下的怒气冲冲的评注显示，她发现这篇颂诗“明目张胆要革命”。她问：权力怎么才能“在与利益相协调的同时与自由联手”？[156]她不打算找出答案。一俟《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纪》的匿名作者的身份得到证实，他就被逮捕了。这部书只卖出25本，拉季谢夫也答应销毁其余，以此换来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可以有家人相随。直到1858年，《行纪》才被“俄国社会主义之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以俄文出版。这时，作家和思想家中走向革命的旅程都已在进行中。如果说普希金被普加乔夫人性的一面所打动，那么他也被拉季谢夫所鼓舞。1817年，诗人写下自己的《自由颂》，直到他短暂生命的终点都在忙着做笔记，并着手写作一部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返程行纪。[157]

拉季谢夫生不逢时。俄国在南边正与土耳其人打仗，又在北边与瑞典人开火。他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而写下的对俄国专制主义和社会结构的抨击，注定要迎来最严酷的回应。叶卡捷琳娜对于路易十四被处死和继之而来的大屠杀感到生理上的憎恶，因此觉得实行绝对的和铁腕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她对于巩固俄国政府的富足以及它的统治者的权力与声望兴趣十足。威胁到政府的人要被置于监控之下。1796年一套正式的审查制度被引入，此前曾受女皇支持的所有私人出版机构都被关闭。独裁制与俄国知识分子间的漫长斗争开始了。[158]

◆

随着叶卡捷琳娜的原则日益僵硬顽固，坚定捍卫个人形象的她采用肖像来塑造和蔼仁慈的统治者形象。[159]她穿戴尊贵。她住在一个更温暖宁静的世界，看上去像是庄重的俄国母亲（Mother Russia），哪怕她寻找那些很年轻的、既不符合她的智力水准也不那么可爱的情人们。正如查理·马松在《回忆录》中所言，在“她上了年纪的人生阶段”，女皇与三个“年轻浪荡子弟”消磨时光，“同时她的军队正在屠杀土耳其人，与瑞典人打仗，并蹂躏波兰”。在精心挑选的宾客“欢腾雀跃并忙着各式各样的嬉闹”期间，女皇举办了假面派对。马松声称，这种派对上“没有什么不被许可的找乐方式”。不仅如此，女皇还成立了一支更神秘的队伍“小协会”（the Little Society），其中的“细节不适合被重现”。据传他们非常不体面，以致马松把“他可能就此主题提供些许信息的备忘录”付之一炬。[160]

把私生活方式剥离开，这位以华丽辞藻写下这些透露内情的回忆录的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的统治留下一段令人心寒的评价：

啊，叶卡捷琳娜！你的伟大如此耀眼，而近水楼台的我被你的慈悲所魅惑，这慈悲令那么多人喜乐，被你成千的和蔼品性所诱惑，这些品性在你身上令人景仰，我欣然要为你建一座荣耀的丰碑；但奔流的血液汹涌而来并浸染了我的计划；3000万奴隶的锁链的撞击令我震耳欲聋；以你的名义所盛行的罪恶激起了我的义愤。[161]

这些修辞拔到如此高的音程，以致马松的想象遥相呼应着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叶卡捷琳娜去世时所表达出的狂喜。(15)他欢呼“人格化的邪恶原则的废止！”叶卡捷琳娜的罪行被一一列举，其中包括“毒死丈夫，在波兰的不正当行为……公众生活里那空洞的野心……私生活的放荡无度！”[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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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旅行家安德鲁·斯文顿评论说，到了1790年，圣彼得堡已成为欧洲观光旅行的一部分，除了君士坦丁堡，欧洲再没哪座城市有圣彼得堡那么多五方杂处的外国人。彼得堡的能量激使荷兰医生彼得·范翁策尔相信，200年后它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城市”。然而狄德罗发现的却是一座处于恐慌中的都城，它的居民“努力弄清他们脚下的地面是否当真牢靠”。[163]卡萨诺瓦也同样悲观地暗示这座城市“怀着坐视它沦为废墟的幼稚的目标建成”。这位家乡所在地也类似地面临威胁的威尼斯人相信，迟早圣彼得堡的“土地一定会垮掉，并且拉上这座莫大的城市一起”。[164]然而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首都的建筑、文化和大众教养得到巨大的巩固。在大街上，在各宫殿之间以及各宫殿庭院之间，空间变得庄严肃穆。圣彼得堡是一座辉煌且戏剧化的城市，立志成为欧洲无与伦比的首都。

叶卡捷琳娜死后30年间，该城已被规划的建筑将全部完工，涅夫斯基大街将成为世界上最时尚也最令人激动的街道之一。舞台将为彼得堡那壮阔的19世纪戏码而设立。它的作家们和思想家们那令人焦虑躁动的声音，将在宽敞的空间和幽暗的小路里四响回荡，把彼得的港口转变成俄国文学中的“彼得堡”——灿烂，富有，但就像狄更斯笔下伦敦的薄弱区域那般令人忧郁、令人绝望。宫廷将继续统治城市，但这城市将很快学会为自己发声。

(1)　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时间上的误解。萨瓦·雅科夫列夫的生卒年是1712—1784，遇到伊丽莎白肯定是在1740—1750年代，这里的意思当是他发家后，到临死时已经拥有大量批发商店。

(2)　俄国皇帝发布诏书时的人称用复数，因为这个人称后面跟着一串头衔，分别指明是各地的各级统治者，这个“我们”指的是这些头衔的享有者，而不是指人格的数量。但叶卡捷琳娜这里只写了一个头衔。后文还会出现这种用法。

(3)　这款咖啡的名称是mit schlag，是奥地利人对掼奶油（Schlagsahne）拌咖啡的叫法。

(4)　说她偏爱油腻食物（fatty foods），恐是unfatty之误。首先，那个时代讲究吃的人都喜爱油腻食物，如果她也喜爱，下文不会说讲究吃的人不爱与她一同进餐。其次，后文说她偏爱斯巴达式简朴饮食，那就不可能油腻。

(5)　格拉布街是伦敦的贫民窟莫菲尔德区（Moorfields district）旁边的一条街，住满了卖文为生的穷酸作家、志向远大的诗人以及低端出版商和书商，它是伦敦杂志界和文学界的边缘区。

(6)　指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55年出版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7)　亚琛（Aachen）的法文名字，此地是水疗胜地，矿泉水有治疗功效，所以阿列克谢·纳什雷金来此取水。

(8)　即前文的格里姆男爵。

(9)　爱尔兰旅行家和日记作家。

(10)　指切斯梅宫与切斯梅教堂，对奥斯曼帝国的这场海战发生在切斯梅湾，位于土耳其西端面对爱琴海处。

(11)　俗称“酸豆”。

(12)　前文第三章说彼得二世是着凉后去世的。更详细的说法是1729年12月底已经病得很重，来年1月主显节仪式后病况急剧恶化，次日被医生诊断患了天花，1月30日破晓死亡。

(13)　Yaik是乌拉尔河的旧称，雅伊克哥萨克就是居住在乌拉尔河流域的乌拉尔哥萨克。

(14)　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5)　查理·马松就是前文出现过的查理·弗朗索瓦·菲利普·马松，法国人，在俄国先是在国防部长家当教师，后来在精英界混得风生水起，又当了亚历山大大公的私人秘书。保罗一世因为他同情法国大革命驱逐了他，回到法国后出版了《关于俄国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sur la Russie），时间是1800年或1802年。柯勒律治写下涉及叶卡捷琳娜的诗歌是在她刚去世之后，所以此处说马松附和柯勒律治。

第七章　疯狂、谋杀与叛乱　1796—1825

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的圣彼得堡灿烂夺目。富人们在夏日里享受优雅的涅瓦河一日游，在丝制凉篷的遮蔽下免受阳光暴晒或骤雨突袭。船员们占用船只前半部，以“就连英国水手”也叹为观止的技巧划船。[1]以单簧管和小手鼓取悦一众乘客的随船乐师们，发现自己要与衣着亮丽的桨手们那洪亮的嗓音一较高下。[2]当初夏极昼天那段短暂的炎热时光里有夜间远足时，涅瓦河上便歌声回荡。

虽说城内的距离相当可观，天气也捉摸不定，但散步仍成为大众流行活动。士官生大楼的花园在周日开放给“各色人等”，就像夏园一样，人们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展示他们的最新服饰。位于涅瓦河小支流上的各岛屿，成为广受欢迎的周末度假地。卡缅内岛（Kamenny Island）有着“浪漫的野趣”，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在位于岛上的别墅举办了夏季狂欢节。提供食物的帐篷搭了起来，旁边还建起一座供跳舞的木亭子。克列斯托夫斯基岛（Krestovsky Island）有类似的消遣活动，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园子里设有出售精美食物的小摊。在叶拉金岛（Yelagin Island）和偏远的维堡（Vyborg）区，有提供土耳其音乐、舞蹈和焰火表演的游艺花园。[3]这座俄国都城发出一座繁荣城市的嗡鸣声，这是一家被贪婪宫廷的需求所驱动的亢奋的大商场。在涅夫斯基大街上，不可能走出20步还遇不到一家出售丝质礼帽、刺绣背心以及与之相应的饰品的时装店（magasin de modes）。贸易中心有英式家具与德式家具展示店、乐器制作坊以及各式各样的俄国店铺。圣彼得堡在一个世纪之内就取得了许多城市耗费几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它已位居世界最大首都之列。

这地位眨眼之间便荡然无存。一如它转瞬之间又再度赢回。叶卡捷琳娜打算在1797年元旦发布一则正式声明，将儿子保罗流放立陶宛（Lithuania），并将孙子亚历山大擢拔为法定继承人。但就在选定发表声明之日的前几周，一场中风使得叶卡捷琳娜丧失语言能力，且几个小时后就逝世了。

保罗当上皇帝以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发掘那个需要成为他父亲的彼得三世——彼得大帝之外孙——的尸体。正像一位英国目击证人斗胆所言，此举不是“证明保罗对父亲的记忆之情”，而毋宁说是“针对他母亲的敌视之举”。这位43岁的沙皇把彼得敞口的棺材摆在冬宫凭吊厅叶卡捷琳娜的灵柩台旁，并命令幸存的沙皇刺杀者中的两位在铭文“生时分离，死后一体”（Divided in life, united in death）下站岗。[4]于是，保罗惨败的当政期在公开展示新皇帝对他被害父亲遗骸的悲悼中揭幕了，而这位父亲极为可能与保罗的设想毫无关联。有则传言声称，保罗甚至都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而是伊丽莎白女皇的秘密宝贝——这则闲话是为了解释伊丽莎白女皇对这个孩子不同寻常的母性态度。有些历史学家声称，保罗“毫无疑问，就是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5]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提出“有推定的证据”暗示，他是谢尔盖·萨尔特科夫的子嗣。[6]法国外交官吉拉德·德香浦（Gérard de Champeaux）在呈递法国内阁的一份当时的备忘录中评论说，彼得性无能，叶卡捷琳娜则不然。她的《回忆录》在19世纪遭禁，一个可能的动因在于书中内容暗示保罗是私生子。[7]如果保罗不是彼得三世的儿子，那么继位的诸位沙皇就不是罗曼诺夫家族的或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家族的，而是萨尔特科夫家族的。[8]不过，狮子鼻的保罗肖似彼得三世，不像高大英俊的萨尔特科夫。此外，侍臣查理·马松暗示道，叶卡捷琳娜“一看到保罗”[9]就发恨，这足以证明他确实是彼得的儿子。

自婴儿期开始就有应激反应且神经过敏的保罗敏感易怒。失眠与噩梦纠缠着他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他被与叶卡捷琳娜分开，四周间谍环伺，又因他的暴躁脾气和冲天怒火而孤独一枝。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活灵活现地记载了某次保罗的偏执症如何将合乎情理的惧怕之情放大。当这位大公受邀参加一场假面舞会，他告诉自己的家庭教师：“有一个叫天花的大怪物，在舞厅里走上走下，而且……就是这个怪物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因为就在我最倾向于前往的地方通常恰恰能发现他。”[10]

1776年，保罗娶了第二任妻子——腓特烈大帝的外甥女、维滕堡的苏菲·多罗泰娅（Sophia Dorothea of Württenmberg），她在加入东正教会之后改叫俄国名字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Maria Feodorovna）。五年之后，夫妇二人去欧洲旅游，行程包括参观彼得大帝在赞丹曾短暂寄住的房子。[11]他们在巴黎从叶卡捷琳娜最中意的艺术家之一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工作室买了些画。也从多米尼克·达居埃（Domi-nique Daguerre）那里买了塞夫尔（Sèvres）瓷器和家具——他们的热情激发了俄国首都对法国家具和服饰的蓬勃爱好。与大公及大公夫人偕行的是鉴赏家尼古拉·尤苏波夫（Nicolay Yusupov）亲王，他后来被保罗授命维护艾尔米塔什的画廊，这可不是轻松的管理差事，因为沙皇一时兴起而决定把藏品分布到他的各个宫殿里。大公在威尼斯曾试图购买菲利波·法尔瑟迪（Filippo Farsetti）内容广泛的雕刻藏品，但威尼斯共和国不授予出口许可。多年以后，随着法国人于1797年吞并威尼斯，这宗买卖变得可行，于是371只装有雕塑的板条箱运抵圣彼得堡，保罗旋即将之捐赠给艺术学院。[12]

图18　卡尔·舒尔茨（Carl Shulz）所绘《加特契纳宫一览》（View of Gatchina），19世纪中叶

大公与大公夫人观光旅游回来后受到叶卡捷琳娜的冷淡迎接——因为保罗在外期间不停批评她的宫廷与朝政——他们安顿在加特契纳。当保罗拥有了里纳尔迪建造的简朴宫殿后，他雇用自己中意的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来装饰这组建筑。加特契纳在首都以南42公里处，坐瞰多个池塘与雅致的绿地，它不仅为大公提供了一个与他母亲有些距离的基地，也让他得以发展——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他对这所庄园的3000名居民来说是个好地主，关心各个阶层的健康与教育，并在人们遇到财务困难时出手相助。[13]然而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安逸，被严格的人身控制条律所抵消，手段包括通行证、哨卡、宵禁以及苛刻的着装法规。保罗在加特契纳能够按最高标准训练一支私人军队。[14]

◆

在他短暂、不稳定且不幸的统治初期，圣彼得堡城受制于一连串盖过了行政部门且令居民不知所措的规章。国务秘书德米特里·特罗辛斯基（Dmitry Troshchinsky）声称，第一年出台了48 000条新规和新法。[15]一如对叶卡捷琳娜情人数目的估算，对保罗四又四分之一年任期里通过的法律和谕旨的总数的估算也差异惊人，但从那个拼命寻求结构与精确的一团乱麻的头脑中无疑倾泻出了过量的法规。如同彼得三世，保罗的“普鲁士化”旨在限制萌发中的“俄罗斯化”，并遏制危险的世界主义。他的军官看上去像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德国士兵。他建造了“兵营、卫所，尤其是岗亭”，尽管如海因里希·冯·施托赫所观察到的，这些建筑是木制的，“几乎不可能比它们的建造者活得更久”。[16]构成叶卡捷琳娜统治期特征的富有人士那轻松平和的娱乐活动消失了，因为圣彼得堡被一位日益受制于他那发狂头脑的君主带向了秩序。

保罗把一间木构剧院推倒，只因为是叶卡捷琳娜建的。[17]罗斯托普钦伯爵（Count Rostopchin）暗示，“人们可能会想，他在寻找让自己被讨厌和憎恨的方法”。英国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斯对这位新皇帝表现出了容忍——在他的耐心被耗尽之前。保罗登基后不久，惠特沃斯写道，“必须要为他这种格外棘手的处境提供大额津贴”。不到三年，惠特沃斯抱怨说，他这独一无二的职业——“记录这位皇帝不停的转向与变化”——可不是个轻松活。[18]1800年3月，惠特沃斯言之凿凿：“皇帝不折不扣地就是神志不正常……他的紊乱与日俱增，现在以一种让每个人都严重惊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一些关于保罗精神错乱的过于极端的事例，固然是他的敌人或恼火的臣民所捏造的，但一位英国访客对这位皇帝的看法——“他的头脑组织有些轻度错乱”——则显然就是英国式轻描淡写的精当例子。保罗冲动又动辄粗鲁，被人评价为鲁莽而幼稚。有一次，他决定扮演宫廷雕刻师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的马车夫，他突然敲敲车窗并宣称：“你知道吗，沃克绅士，如果我想，我可以淬你一脸。”[19]这则看似愚蠢的声明里还是潜藏着理智。皇帝显然很高兴车厢的玻璃窗能保护他这位客人的脸。然而保罗的统治就是如同保罗自己那些痛苦的梦境之一——一场噩梦。

沙皇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堡垒。城市被路障和哨所锁闭，每个角落还有步兵、警察与哥萨克骑兵。当卡萨诺瓦1765年计划离开彼得堡，他必须提前两周把离开的消息发布在《记录》上。[20]这是一种为该城的商人们提供保护的程序。保罗当政时，这种广告被要求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下刊登于报纸。[21]当保罗要求居民们暂时离开该城去拜访朋友或周边的乡村宅院时须获颁通行证，人们怨声四起。他们因为一道令人不便且有辱人格的谕旨而进一步受苦，该谕旨规定，不论何时皇帝或某位皇室成员经过，臣民们都须停下脚步并跪拜，如他们正在骑马就离鞍，如他们正在乘车就下辇。这桩义务在坏天气里让人讨厌，但不顺从会遭逮捕。[22]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考茨比（Auguste von Kotzbuë）历经一段艰难旅程抵达彼得堡之时，正值亚历山大大公疾驰而过。冯·考茨比既不认得他，也不晓得这条致敬规则，差点就没逃过惩罚。[23]

随着保罗下令把桥梁、哨房和皇家大门都粉刷成红、黑、白相间的“小丑服”（harlequin jackets），首都换了新颜。它们一夜之间就遍布全城。又一桩任性之举是安放“保罗一世”的字母图案，该图案顶着一个王冠，出现在宫中的每个角落和每扇窗户上。如果有人试图把它们都数一遍，他“在数到8000个之后就会不胜其烦地停下了”。[24]至于着装，每天允许穿什么都会有变化。[25]保罗对时尚的突发奇想与他的自我放纵及公然的漠视权威相结合，因此规定穿戴过时的马裤、袜子和施了粉的假发。连身外套与法式圆礼帽被禁止，还给看守们发了长竿，把那些讨人嫌的帽子从坚持戴它们的人的头上挑去。法国风尚让人想起革命与共和，但是当与英国的关系恶化且保罗荒唐地派遣一支超过22 000人的哥萨克骑兵队去袭击英属印度时，他对英式服装同样敌视。敌意扩展至1800年进口不列颠货物被彻底禁止，进一步阻碍了那座曾活力四射且四海一家的都城的生活。书籍也是禁运对象。1800年，皇帝禁止进口外国书刊和活页乐谱，[26]不过读者们似乎有办法弄到大量违禁物品——这种技能将在整个19与20世纪服务于一群被压制和搞颠覆的人民。

白痴之举在激增。保罗废黜了约莫12 000位贵族，逮捕了7位元帅、333位将军和2261名军官。[27]一份20世纪初期的俄文资料宣称，他命令妓女们身着黄色服装，以标记她们的营生。[28]命令过后经常跟着撤销令，保罗作为一个难控制的且疯狂的法律制定者的名声正在远扬四海。一幅被认为是斯科特·伊萨克·克鲁克香克（Scot Isaac Cruickshank）所作的漫画《圣彼得堡的三道命令》（The Three Orders of St Peterburg）在1800年3月面世。保罗右手持一道“命令”（Order），左手是一张写着“收回成命”（Counter Order）的纸。因此，“无序”（Disorder）被刻在皇帝的王冠上。另一幅英国讽刺画表现了保罗一脚踩在圣彼得堡、另一只脚在疯人院的形象。就连已经比早前君主时代克制得多的宫廷正餐也受到保罗愚行的影响。当简单的一餐结束时，皇帝抓起盛着剩蛋糕的盘子，把它们掷向屋角，“显然将观看侍童们为了竭力捡起尽可能多的盘子而推搡成一团当作一种消遣”。[29]

据一位法国访客记录，某天，保罗参观船坞，观看一位水手嵌填船体。这位君王叫喊着“有个技术高超的人”并靠近那个地点，仔细检查这项工作。他对水手说：“这活儿妙极了。你的本事值得嘉奖。”这个预期会得到几个赏钱的激动的人对他的君主躬身行礼，而君主说：“起来，我任命你为陆军中将。”[30]这个事件堪称保罗统治期内最荒谬的情节之一：这位被虚构为吉杰（Kijé）中尉的人的实际生平，被列宁格勒的贝尔格斯基诺影音工作室（Belgoskino Studio）于1934年拍成电影，谢尔盖·普罗可菲夫（Sergei Prokoviev）给该片配了华丽而富有喜剧效果且朗朗上口的音乐，之后在西方一炮而红。吉杰传记的最早形态见于1870年俄国词典编纂者弗拉基米尔·达尔（Vladimir Dahl）出版的《保罗一世时代故事集》（Stories of the Time of Paul I），他是听他父亲口述的这个故事。故事中，有个抄写员在一份擢升名录中改了一个短语，由此制造出一位不存在的名叫吉杰的海军少尉。这文件给保罗过目时，皇帝提出要把这名海军少尉升格为中尉，以与名录中的其他人相称。于是吉杰从平头小民急速上升。当他成为陆军上校时，保罗决定是时候见见这个军官了，但是找不到吉杰这个人。官员们追根溯源发现错误源头，但不敢披露这个官僚主义下的大错，就决定告诉皇帝，吉杰死了，保罗听闻宣称，太遗憾了，他是个这么优秀的军官。

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考茨比的经历差不多同样离奇。1800年春季他抵达彼得堡后，保罗把他流放西伯利亚，但是几个月后又召他回来，给他一份田产，还让他担任圣彼得堡德国剧院的经理。一天，皇帝传召冯·考茨比，让他把一纸荒谬的——堪称亚瑟王般传奇的——传唤令译成法文，此令传唤欧洲各位君主用一场锦标赛来解决他们的政治分歧。考茨比虽然次年就离开了俄国，但他与该国的联系看起来仍在延续。他于1819年在曼海姆（Mannheim）遭一位大学生刺杀，该学生被疑为俄国间谍。[31]

由于叶卡捷琳娜给俄国留下一个糟糕的财政局面，保罗力图削减花销。即使在宫中，他也拒绝采用伙食承包商（traiteurs）而直接从市场订购食物来压缩开支。他试图提高各省的效率，让贵族们负担地方政府开支。在农奴这个棘手主题上，他指示地主们不要强迫他们在礼拜天工作，并且提出农奴一周只为农奴主工作三天——虽说这一条从未写入法律。[32]

首都少有新建筑。计划位于涅夫斯基大街的喀山夫人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Kazan）的设计招标被发布，不过保罗——对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蜿蜒柱廊情有独钟——已经决定了总体效果。这座城市最辉煌的宫殿之一塔夫利宫沦为保罗军事热情的牺牲品，被改造成兵营，而沙皇那恶名昭著的不耐烦性情，导致老圣以撒大教堂被用砖头草草砌成。位于圣彼得堡中心的这样一座重要建筑历经26年仍未完工，保罗的恼怒之情可以理解。与此同时，皇帝严重的不安全感引出了设防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的建造，他打算住在里面。这座城堡环以护城河并有吊桥防护，设计意图是面临危险的阴谋时能提供保护。

在拉斯特雷利建造的老夏宫旧址上，温琴佐·布伦纳造了一座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它突然就变成了红色。宫中一位女士戴的一双手套的颜色令这位皇帝备受震撼，以至于——按照当时一位访客的记录——“次日它就变成他宠爱的颜色，并且立刻下令他的新住宅要照此粉刷。因此它被称为红宫（Red Palace），有着最可怕的刺眼外观”。[33]保罗在1797年2月为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奠基，在几千位建筑工和装饰工昼夜赶工之下快速建成。主入口建在沿一条短大道分布的牢固建筑之间，这条大道的终点是一个广场，保罗(1)在此广场立了一尊卡洛·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雕制的非写实主义的彼得大帝骑马像的复制品，这对纪念他的母亲而言是不容忽视的怠慢。为了贬低叶卡捷琳娜为法尔科内“青铜骑士”基座写下的把自己与彼得大帝联系在一起的铭文，保罗在他这尊雕像的下面加了一则说明：“致曾祖父，曾孙上。”[34]合法性与家系得到宣告，皇室家族也不情不愿地在1801年2月搬进这座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灰泥尚未干透，室内湿黏黏的。[35]

按维克多·科丘别伊（Viktor Kochubey）亲王所写，彼时，一波“黑色的忧郁症”已经“攫住每个人”。[36]首当其冲地阴郁的是皇帝，他始终生活在惊悸中，且一清二楚自己“无法忍受”，这是他对瑞典大使坦承的。1800年年中，保罗的家庭教师的侄子尼基塔·帕宁伯爵（Count Nikita Panin）筹谋了政变。协调与组织都由圣彼得堡大区的军事总督彼得·冯德尔·帕伦（Peter von der Pahlen）伯爵负责，他说服了意存勉强的大公亚历山大同意罢黜他的父亲。没有谈及弑君，但是这伙人选择潜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的这个步骤，以及他们准备发起突袭的方式，都暗示着事态会失控。1801年3月11日，一群满腹牢骚的士兵——由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兵团和塞姆扬诺维斯基近卫兵团的军官率领，渴望变化的元老们与他们一道——聚在一起晚餐。他们为那个马上就要统治他们的人祝酒的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酩酊大醉。而此时亚历山大正同父亲及一小群亲戚和侍臣在假定是安全地带的米卡哈伊洛夫斯基宫进餐。[37]

图19　护城河环绕的威严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入口

帕伦在主入口掩护，并派士兵包围大本营。叶卡捷琳娜三大男宠中的最后一位普拉同·祖博夫（Platon Zubov）与他孔武有力的弟弟尼古拉（Nicholas）及冯·本尼希森（von Bennigsen）将军，一起偷偷摸摸从一道后门溜进去，并企图通过为迷惑入侵者而设计的错综复杂的通道。他们打败室内岗哨配备的警卫，找到通往保罗寝宫的路并强行闯入。皇帝试图躲在一道屏风后面，但几乎就像随便一出闹剧的情节，他的脚踝出卖了他。冯·本尼希森和祖博夫正逮捕保罗之时，一组八人左右的粗暴的士兵闯入房间，认为皇帝正在搏斗，便上前攻击他。保罗的下巴被撞碎在一张大理石桌面上，一双巨手则扼住了他的喉咙。

沙皇死了，没几个俄国人为此掉泪。当通告说保罗因为“突发中风”而死亡时，首都全城自发爆发庆祝活动。一如圣彼得堡突然就被转变成一座武装兵营，它又突然欢呼着回归为一座舒适、端庄且文雅的首都。荒唐的着装规则被丢弃，警察到场的情况减少了，大批被逮捕的人获释。饰品与绘画被从“丑陋的红色石质大块头”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中救出来，从而不会在它死寂的气息中腐烂。[38]新皇帝搬回到冬宫的轻快气氛中。但就在这座城市赢回它的灿烂——感恩蜡烛在每扇窗前熠熠生辉——的这一刻，亚历山大对最近这场政变的认识是弑父与弑君交织，他对自己身为这场阴谋之有违人伦的共犯的忧虑之情，将在他的统治期里投下一道阴影。[39]

◆

四年后的1805年，本杰明·韦斯特的一个学生以俄国宫廷历史画画师的身份来到圣彼得堡。罗伯特·科尔·波特（Robert Ker Porter）所见到的首都的几乎每一桩乐事都缠绕着困难与烦恼。他上岸的喀琅施塔特处于它惯常的被忽略的状态。他在努力攀爬通往海关和移民局的“七零八落的阶梯”时，发现它们“被成堆的垃圾、砖块和泥浆所填塞”。较为慷慨的欢迎来自将他渡到城里的身着黄色腰带和蓝色束腰外衣的船夫，他们“卷曲有型的髭须”下响起音色低沉的俄国民谣。[40]

下车伊始，波特看到的是一座被另一位同时代的访客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纵列城”（city of columns）的城市，建筑物以规整的几何模式排列。那位访客即泰奥多·冯·法贝尔（Theodor von Faber），给海因里希·冯·施托赫在圣彼得堡第一个百年结束之际对这座城市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份恭维和更新。1794年，据施托赫估计，有五个仆人和一辆四轮双驾马车并居住在首都某个舒适区域的五口之家，一年用3500卢布就能维持。到了180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000卢布，而到这个10年的末期，“一户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也要每年花费10 000卢布。[41]施托赫尖刻地指出，三个俄国仆人的工作在德国由一个使女就能轻松做完，然而在圣彼得堡，农奴太多。[42]卡萨诺瓦曾声称，“世上没有比俄国人更好的仆人”，他“工作个不停，睡在主人卧室的门前以备随叫随到，遭到斥责决不还嘴，不会小偷小摸”。[43]不过就是“稍微喝多一点之后就变成彻头彻尾的猛兽”。泰奥多·冯·法贝尔停留期间雇用的仆人相当放纵。法贝尔有天晚上返回寄宿地时，他那喝醉的仆人费多尔（Fedor）没认出他来。当费多尔试着帮主人宽衣时，反复扑倒在他身上，于是费多尔被锁进自己的房间，并被威胁要解雇。第二天早晨，冯·法贝尔被他满怀歉意的农奴唤醒，让他看完美无缺地摆在桌上的早餐。想到费多尔为了逃出房间而强行开锁，冯·法贝尔气不打一处来。经过进一步解释之后——因为那天是费多尔的生日，他与一个朋友喝多了，而且他不是强行开锁，是从窗户逃出来以履行职责——冯·法贝尔依旧不依不饶。不过，在细想过俄国仆人们的各种好处以及在寒冷的北方需要一点娱乐和酒精之后，冯·法贝尔告诉费多尔，他可以留下。[44]几十年后，里兹代尔爵士（Lord Redesdale）的马车夫想去喝酒时会向他的主人告假。里兹代尔则会检查自己的日程表。如果那个晚上他空闲，就会让他的马车夫去。[45]

简单化(2)的倾向在圣彼得堡富裕又时髦的女人中间日渐流行，[46]这从高腰裙装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法兰西帝国款式的庄重之外，本土俄式裙装看上去多了异国情调和累赘夸张。富商们那些浓脂厚粉的妻子们竞相炫耀锦缎与金花边[47]，冬季还在这以外再罩上貂皮衬里的天鹅绒斗篷。贵族当中，展示珠宝的尺寸让位于炫耀在女帽制造商那里的铺张花费，但商人们的妻子仍旧用珍珠打扮自己。彼得堡的时尚也受到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和亚美尼亚人讲求装饰的衣装影响，而本地农夫的罩衫则仿效理查二世（Richard II）时期英格兰人的穿戴。[48]农奴们留着“坚峭冷峻的族长式的大胡子”，令爱尔兰访客凯瑟琳·威尔莫特好奇他们是否生于大洪水（the Flood）之前的时代。她对农夫们不停在胸口画十字着了迷。即使他们正“乘着原木筏子在河上”漂流，她也见到“他们尽其所能鞠躬……他们长长的胡子在风中四散”。至于贵族家的仆人们，凯瑟琳被他们“最奇怪”的外表吓到了——“仿佛他们的父亲是土耳其人而母亲是贵格派教徒！”[49]

随着亚历山大1801年登基，每个季节的节日又都能加以庆祝。冬季卷着旋落在涅瓦河上的碎冰屑前来，而凯瑟琳·威尔莫特所见到的在风中飘拂的胡须，开始带着冰霜闪烁白光。[50]冰结得又硬又厚。穿过涅瓦河的车辙被用杉树枝标记出来，人们沿此驱车，而对冰下的湍流浑然不觉。罗伯特·科尔·波特觉得，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马车和四处滑行的雪橇衬着冰面让人头晕目眩的反光走马灯般快速运动，让他这个艺术家的眼睛生疼。但是，提前降临的冬季让这座城市生气勃勃，并把树木变成落满钻石的白色珊瑚丛，他兴奋了起来。冰冻融化了俄国人的心扉，他们唱歌、大笑又摔跤，在雪中“像大熊一样摔得哪都是”。涅瓦河上的冰丘一直颇受欢迎，它们的高度增加到12至15米，但这并不能阻止鲁莽大胆的人们滑下令人眩晕的斜坡。[51]

临近圣诞节时，波特应邀参加在冬宫举办的一场威尼斯式假面舞会，他在那里得以见识1500位各式各样的宾客，从宫廷成员到富商及其妻子，他们看起来像是“魔法师和发育过度的仙女，镀了一层光闪闪的鲜绿色袍子”。他在“热气蒸腾的”人群中消磨了一小时左右，此后皇室一家——带着这位感激涕零的宫廷历史画画师——缓缓走过宫殿并退出这股“恼人的水蒸气”。夸伦吉在艾尔米塔什建造的剧院已经转变成一间宴会厅，让他们能够伴着一支幕后管弦乐队的和谐演奏声进餐。这类舞会在圣诞节和狂欢节期间常有，彼时成群结队带着面具的狂欢者蜂拥在街道上，而冬宫外面可以看到停着多达800辆马车。[52]大斋期被严格遵守，人们“以放肆无度为禁欲”做准备。[53]波特评论说，极度的寒冷和狂欢节“疯狂的庆典”带来醉酒和死亡。[54]

融冰期到来时，脆弱的冰面沿着河岸徐徐裂开，劝阻行人别去碰运气。[55]在冰冻河面上标记出的车路稳稳地保持最久时间，但最终也被沿着河流加速奔向海湾的巨大冰块扫荡一空，使得涅瓦河再度只能由舟船通行。1809年成为获俄国宫廷接纳的首任美国全权公使（American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记道，4月24日约上午10点他们一家人正在用早餐，彼得与保罗要塞鸣了五声致敬炮，标志着河流解冻了。而且从这座城市诞生之时就有个习俗，总督要带一杯水给沙皇以铭记这一时刻。[56]

随着春日乍起，融化的雪水漫漶街道，而倒霉的行人注定——一如他们在满是雨水和刺骨冷风的秋季——遭泥浆飞溅且上下湿透。复活节来临时，庆典又开始了。农夫们互相赠送以洋苏木染色的煮得很老的鸡蛋，而富人家彼此交换糖块、玻璃制品、镀金的木制品、瓷制或大理石制的蛋以及装满糖渍李子的果盒。圣以撒广场有集市，集市上有秋千和旋转椅[57]——一个带大轮子的四座木转轮，它的转势降低时，有个农民从椅背推它，使它再度转高。人们搭起小棚子供小丑和业余演员表演喧闹的短喜剧，也建造了更大的最多可容纳1500名观众的临时木剧院。有走钢丝表演者和舞者。有时还有单峰骆驼在跳舞的熊和猴子之间笨拙地走来走去。[58]如果说涅瓦河中诸小岛上的花园与18世纪伦敦沃克斯豪尔（Vauxhall）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林有得一比，那么这些嘈杂喧闹的景象就更接近伦敦的巴塞洛缪（Bartholomew）集市。

随着夏天临近且太阳烤干了圣彼得堡通常湿润的土壤，街上的泥土所形成的厚厚尘烟笼罩着燠热的行人，那些有能力的人就离开这座城市了。彼得堡的活跃季节进入6月便行终止。当波特自莫斯科之行返回时，他发现首都在夏季格外地荒芜寥落和了无生气。[59]不过那些或因工作或因没钱而被迫留在那里的人也有他们的娱乐。亚历山大在海军部的南缘安排了一处铺以碎石的步行场所，设有提供娱乐设施和茶点的摊棚。约翰·昆西·亚当斯享受着划船聚会和在各岛屿上野餐的乐趣。[60]凯瑟琳·威尔莫特的姐妹玛莎（Martha）观看了皇帝检阅身着鲜绿深红制服的士官生。同一天，她还有幸观看了首都上空一场载人气球的飞行，气球上的两个人对特列兹奇尼、勒布隆和叶罗普金在他们身下所布局的广阔城市风貌先睹为快，有如观看一张地图。[61]

若说威尔莫特姐妹对外出走动兴致勃勃，那么玛莎对俄式餐饮则意兴阑珊。1803年夏季，她写道，有两道汤总是摆上桌，“一道是用草药煮的……用大堆肥肉增色添味”，而另一道堆满了“面糊般的小馅饼（petit patées）”。接着上桌的是“一只用黄油焖过的鸡，还煮得稀烂”，然后是一道蔬菜，恶心得无法辨认出是什么。继之而来的是烤肉，野猪肉火腿和“这么一大串菜……仿佛要把人困在餐桌上几个小时”。[62]不过在宫里，亚历山大较少注重冗长的宴会而引入自助晚餐的想法，先是开胃菜，然后是四道反映皇帝对法国菜肴的个人喜好的菜。喝醉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传言说皇帝把那些酒鬼从升迁名单上剔除了。[63]对于首都的“下层居民”，“菜园文化”被“培育到登峰造极”，烘焙食品很棒，以至于施托赫暗示说“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哪怕是巴黎吃到更好的面包”。[64]

慷慨供食的传统在大户人家开支中占据了可观的份额。任何被引荐给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且被接纳的人，只要举止端庄外表整洁，便有权利无须受邀请而于任何时候在这家吃饭。在19世纪俄国小说的描写中，这种习俗导致了某种荒诞局面。一个力图跻身俄国军队的可怜外国军官，因着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礼遇而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年。这期间，拉祖莫夫斯基注意到他餐桌上的这个人，在他的图书室与之交谈，发现这个陌生人对军队事务十分熟稔。但伯爵一次也没问起他的姓名或询问他的境况。一天，这个人消失了，拉祖莫夫斯基感到怀念。没人知道他是谁或住哪里。最后，这个陌生人回来了，于是宾主之间开始了一场更私人化的谈话。在历经两年时间和一场会谈之后，这个人突然就在俄国军队获得了任命。[65]

在一座语言如此繁杂的城市里请客不是件易事。约翰·昆西·亚当斯记得把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美国领事引荐给罗曼佐夫伯爵（Count Romanzov）时的尴尬。因为后者不懂英语，而领事几乎不懂法语，他们的交流磕磕绊绊。[66]法语已经成为圣彼得堡引领时尚的通用语言，尽管俄语、德语、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和瑞典语——这还只是略举几例——也都能听到。漫步在19世纪头几年的涅夫斯基大街便沐浴在五音杂处之中，一如21世纪伦敦的牛津街和巴黎的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涅夫斯基宣告圣彼得堡是一座异邦人的城市，而它的宗教崇拜场所也证明了此种多样性：有亚美尼亚人、东正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派、加尔文派，在市场的贸易人士当中还有穆斯林。

这座城市在成长。亚历山大统治初期，人口在20万与27万之间浮动。两个数字间不小的差幅表明无法准确估算。能够比较有信心地确定的是，农民和军事人员比商人和城市居民多，比例为3：1，以及人口数量会变化。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前一年即1811年，圣彼得堡被列作欧洲五大城市之一，有336 000居民。城市被划分为11个大区和55个小区，其中第一海军部小区依旧是最突出的。[67]建造与维护继续进行，采用简单且历史悠久的工序。工人唯一的工具是一柄手斧，而在为了修补破裂的灰泥而搭起繁复脚手架的地方，凭一根楔有薄木板的带折角的平衡木就能靠近建筑正立面的各层。其他情况下，泥水匠就坐在一段木头上，木头绑在悬挂于突出物的绳索上，当他平整受损的表面时，他在半空中四处晃动[68]——这道工序在今天的城市中依然可见。

在皇村当了六年石匠后又升为该地首席建筑师的苏格兰人威廉·哈斯蒂（William Hastie），1804年被调任水利局。哈斯蒂对1790年代于英国和德国发展起来的铸铁桥梁建造的研究，带来了替换彼得堡各条运河上之木桥的方案。其中一座是横跨流经涅夫斯基大街之莫伊卡河的长27米、宽21米的警局桥（Police Bridge），该桥于1806年下半年启用，还有一座是格罗科哈瓦亚街上有四根花岗岩柱子的红桥。1806年，海军部周围的护城河被填平，防御工事被移除，在瓦西列夫斯基岛未开发的西部有了一个军舰港口。[69]鉴于彼得与保罗要塞现在矗立于一座庞然大城的中心，它的防御功能比起早年更形微弱。不过，它是座适合当监狱的建筑，而且继续容纳着皇家造币厂。每天，300名工人来上工时都被剥光衣服，再换上又薄又没口袋的几乎不可能挟带私货的衬衫和短裤。

一名不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赚到15—80戈比，而花大约7戈比就能美美地吃上卷心菜汤、干鱼或荞麦粥（Kasha）。最廉价的睡觉的地方，是干草市场下面的三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密密麻麻的硬床睡一夜要1戈比。有个看门人收入场费，并负责安全。那附近有个商贩出售残羹剩菜和腐烂到没法供应别处的肉块。这些食物都被切成小块，可以用小签子方便取食——所有刀子都在入口处被没收了。在一个成群老鼠和蟑螂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时断时续地睡一觉之后，1000名工人便汇入曙光乍现的城市中。[70]

在亚历山大治下，彼得堡治安良好。一个用来平息误入歧途的诬告和年轻人的微小过失的良心法庭（Court of Conscience）设立了。[71]当局会定期突袭酒馆，试图控制卖淫及性病的传播。人多的公共场所会有小偷小摸，但犯罪持续减少。然而1806年发生了一宗凶残的谋杀案，领受了最大快人心的刑罚。据称残忍无情的阿布兰诺夫斯基伯爵（Count Ablenovsky）被他的车夫用栓马车的铁栓殴打，车夫用缰绳勒死他并实施抢劫，然后逃到拉多加湖，在那里被逮捕。这个罪人被判“无情鞭笞”，在彼得堡游街后被带到涅瓦河附近“一处空旷泥泞的平地”行刑。随着海量的围观人群聚拢起来，行刑官将谋杀犯绑在一块板子上并开始抽打他。只不过几分钟，“除了血污四溅的皮鞭抽打在这个可怜家伙了无知觉的躯体上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在拷打者被指示停下之前，刑罚持续了至少一小时。此时，这具看上去死气沉沉的躯体被打了烙印，伤口处被抹上火药以使标记无法消除。随后，一件类似“巨大的弯曲烙铁”的工具被猛插入此人的鼻子，同时两名军官把鼻孔从他的头部撕裂，这个做法痛彻心扉，以致犯人苏醒过来，并被装车发往西伯利亚。不出所料，次日到达第一个驿站他就断气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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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登基就解除了建筑师查尔斯·卡梅伦的所有职务。尽管沙皇1799年又突发善心并委任卡梅伦设计一座位于帕夫洛夫思科的桥梁，但很可能卡梅伦返回了家乡，直到亚历山大召他担任海军部首席建筑师时才回归圣彼得堡。已经年近六旬的卡梅伦显然不能胜任此职，因此他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的项目，比如喀琅施塔特的大教堂和修复被火灾损坏的帕夫洛夫思科宫。他于1812年在彼得堡寂然辞世，留下的建筑藏书被涅夫斯基大街78号那位人如其名的让·格拉比特（Jean Grabit）拍卖掉了。[73]

接替卡梅伦监督新海军部建造的是安德烈扬·扎哈罗夫（Andreyan Zakharov）。身为圣彼得堡艺术学院金奖得主的他，于1806年被任命为首都所有海军建筑的首席建筑师。改造和重建407米长、带中央塔楼的海军部耗时17年。塔楼被浅浮雕环拱，庆祝俄国海军在彼得大帝治下创建，浮雕中的彼得大帝正从海神尼普墩（Neptune）那里接过三叉戟。建筑的四角都有古典战士的雕像，包括亚历山大大帝：这是为了向当朝皇帝致敬而犯的错误，因为皇帝的名字与其说得自这位希腊将军，不如说得自俄国战士兼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拿破仑入侵埃及期间所发现的新式主题图案与神话，已开始影响欧洲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出现在俄国建筑中的第一例，是位于海军部凯旋门上方环绕塔楼而安放的22尊代表元素与季节的雕像，纳入了埃及司掌水与风的神祇伊西斯（Isis）。[74]另一位俄国建筑师安德烈·沃罗尼欣——可能是艺术赞助大家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私生子——为将要矗立于涅夫斯基大街的喀山大教堂的方案定稿。该方案将保罗所热爱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柱廊同苏夫洛建造的巴黎圣热纳维埃夫教堂的圆顶融为一体。新的大教堂将为受崇敬的“喀山夫人”（Our Lady of Kazan）圣像提供一个家园，该圣像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被带来首都。喀山教堂功能强大又通风的柱廊形成一个剧场般的空间，60年后这将为早期的社会主义演说家们提供一个舞台。

年事日高的夸伦吉与卡梅伦不同，仍能对亚历山大统治初期的圣彼得堡做出一项重要贡献。除了皇家大法官法庭，还有在斯莫尔尼学院为潦倒的贵族家庭的女孩们建的一栋新楼、阿尼奇科夫宫的柱廊，以及卫骑兵马术学校或称驯马厂（Manège）。后者建于1804到1807年间，成为首都所留存的最精美的古典主义建筑之一。坐落于正门的骑手卡斯特（Castor）与帕勒克（Pollux）雕像，成为亚历山大时代问世于首都的最佳雕像作品。[75]

至于首都周围那些宫殿，约翰·昆西·亚当斯发现奥拉宁鲍姆的状况比夏宫好一些，却失望地看到那些家具“富丽堂皇，但都正走向衰败，从风尚少有变化，到深红缎子做的窗帘和椅套已经烂成破布碎条”。在夏宫，他见到“曾经镀金的壁板和门扉……因为无人居住的寓所潮湿，画布上的中国漆和图画脱落了”。[76]就在玛莎·威尔莫特惊叹于花园中展示了“我的确不以为艺术能创作出来的作品——那持剑的斗士立于水中的喷泉”时，亚当斯找到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装置。其中一个是喷泉，“三只铅鸭子被一只狗追，它们是可以动的，并且弄得能模仿狗吠和鸭子呱呱叫”。他写道，它所达成的效果除了“滑稽可笑就是非常糟糕”。[77]

亚历山大在夏季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公共舞会，夏宫的花园被点亮，而从彼得堡延伸过来的堤道因为交通拥挤而阻塞。随着薄暮掩映，夏宫成为柔光明灭的眩惑之地，俄国猎笛柔曼和谐的音色从园子深处响起。光线在亮晶晶的树叶上闪烁，映照出桦树的白色树皮。在大瀑布飞珠溅玉的范围之外，灯火通明的船只排列成行泊靠在岸边。还有一个为外交团队举办的规模较小的类似招待会。亚当斯参加了，对30万盏灯和被派来点亮它们的1600位仆人叹为观止。正如罗伯特·科尔·波特所评价的，“在照明的奢侈度上，没有国家能比俄国大方”。[78]

这位邀请人民参加此类夏宫庆典的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蓝眼睛皇帝生于1777年。与伊丽莎白女皇对保罗的所为相当类似，叶卡捷琳娜把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弟康斯坦丁（Constantine）从他们父母身边赶开，并负责抚养他们。他们的家庭教师尼古拉·萨尔特科夫（Nikolai Saltykov）伯爵被鼓励教导亚历山大“寓教于乐”，培养美德而非灌输知识。[79]不管怎样，这套有些不合常规的教育被亚历山大与巴登的露易丝（Louise of Baden）公主的婚姻打断了，她是叶卡捷琳娜为亚历山大选的新娘，改了俄国名字伊丽莎白·阿列克谢夫娜（Elizabeth Alekseevna）。[80]这场婚姻并不成功，哪怕夫妇二人风烛残年之际和好，那时皇帝的神秘论使他同他轻浮的情妇玛丽亚·纳雷什金娜（Maria Naryshkina）分手了。[81]

亚历山大表达了他想要“依循我们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律统治这个国家”的愿望。首都创立了一所大学，建筑师瓦西里·斯塔索夫（Vasily Stasov）受委托给皇村的皇宫加一栋配楼，作为精英讲习厅，该机构的设立是为培训将在政府服务的贵族子弟。这所学校最初的学生中包括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其他激进分子以及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亚历山大还解除了对出版和进口书籍的限制，但前提是设立了政府事先审查制，由新成立的教育部执行。[82]拍卖和出售农奴的广告被禁止，废除农奴制被提上议程。1803年3月通过了《自由耕作者法》（Free Cultivators’ Law），它要求地主解放农奴，并给他们一小块耕地作为支付“赎金”的回报。但这一方案几乎没有激发大范围的变化。到1825年，获得解放的农奴不到五万人，而其中近三分之一都在亚历山大·戈利岑（Alexander Golitsyn）亲王的庄园。[83]

推动亚历山大从叶卡捷琳娜式独裁政体转向的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乡村神甫之子，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他希望俄国既富足又人道。反感农奴制的斯佩兰斯基写有名句：“我在俄国发现两个阶级：君王的奴隶和地主的奴隶。前者自称是自由的，但只是与后者相比：除了乞丐与哲学家，俄国没有真正自由的人。”斯佩兰斯基准备了一部基于拿破仑1804年《民事法典》的新法典，但他的提议未被采纳。拿破仑扰乱了俄国宫廷的和平进程，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84]他统治期内有十年都为拿破仑耗神，拿破仑以1805年12月在奥斯德立兹（Austerlitz）屠杀奥地利——俄国盟军揭开了针对俄国的战役。御驾亲征又不顾德高望重的库图佐夫将军（General Kutuzov）忠告的亚历山大，因为弗里德兰（Friedland）败绩而蒙羞，以至于1807年6月在太尔西特（Tilsit）缔结了一份令他心神不安的停战协议。这份条约在俄国受到严厉谴责，反法情绪高涨。圣彼得堡的沙龙中传出图谋反对沙皇的流言。[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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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兼波拿巴（Bonaparte）的激烈反对者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抵达俄国首都时是1811年，正是拿破仑重肇敌意的前一年。她发现自己被一座“巫师用魔杖在一片荒地上变出欧洲和亚洲所有奇观的”城市迷倒了。她确切地感到，彼得堡之存在就是“认为凡事皆可能的俄国人那强烈意志的证据”。她赁居的房屋俯瞰着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德斯塔尔夫人注视元老院广场那些朴素的建筑时，她在一座因为没有勇敢且喧闹的年轻人而寂静的城市中陷入沉思，这些年轻人都加入了沙皇急于重组的军队。[86]

当她被引荐给亚历山大，她发现这位遭到围攻的统治者是“仁慈与高贵”的鲜活例子。她去他的母亲、保守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寓居的偌大的塔夫利宫拜访了她，对宫中以白柱子支撑的大厅和厅里的花园印象至深，在这花园里“冬日的冷冽空气噤声不语”，还能看到“繁茂的橙树、桃金娘及葡萄丛错综生长”。她研究了彼得堡的社会，并且与施托赫不谋而合，认为欧洲人所理解的“爱”难得一见。施托赫曾评论说，男人总是忽略对女人给以“一点关注”，而女士们作为回报则成了“枯燥无味本身”。[87]诗歌与散文尚没有发挥指导和维系一种有感情的爱或一种深刻爱情的作用。许多俄国人依旧行事猴急，并且被肉欲驱使。德斯塔尔夫人参观了喷泉河的圣凯瑟琳学院，那里有250名女孩在“皇后的关注下接受教育”，她发现她们的端庄优雅非同一般。唯其悲伤于圣彼得堡不同凡响的美丽很快就要受到号称拥有世界各个王国的“撒旦般的……那个男人的傲慢”的威胁。[88]

1811年5月，约翰·昆西·亚当斯正沿着喷泉运河晨练时，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他遇到了出来散步的亚历山大皇帝。他们讨论了英国与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和战争的可能。10个月之后他们在码头碰面时，沙皇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场更加逼近本国的斗争：一场“我竭力要避免的战争就要来临……我们预计会被袭击”。过了不到一个月，亚历山大告诉亚当斯，他就要离开圣彼得堡加入他的军队了。[89]拿破仑已经让德国的军队准备就绪，并在5月9日抵达德累斯顿以指挥他的军队进入俄国，瞄准莫斯科，然后是首都圣彼得堡。他的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1812年6月23至24日，拿破仑带领30万至40万人越过尼曼河（River Niemen）进入俄国领土。一周以后，《记录》刊发一则亚历山大对帝国议会议长尼古拉·萨尔特科夫（Nicholas Saltykov）起誓的报道。只要敌军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决不屈服。当拿破仑的大军（Grand Armée）迫近莫斯科，拿破仑的第二法国军团和第十法普军团向圣彼得堡方向推进着。他们的目标是阻截驻防首都的将军彼得·维特根施坦（Peter Wittgenstein）伯爵。不过法军7月中旬在克里阿思迪兹（Kliastitzi）战斗中失利，维特根施坦则以“彼得之城的捍卫者”之名而在首都扬名。[90]到了8月中旬，拿破仑的主力部队来到旧都西南350公里处，对斯摩棱斯克形成包围，俄军撤离并放火烧城。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评论的，俄国军队撤得越远，“抗击敌军的愤怒心灵”就燃烧得越猛。[91]

亚历山大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时，他正在首都担任圣彼得堡国民军军长。[92]他立刻命令俄国军队撤退，以此诱敌深入到不利地界，让他们的供给线铺展到不具任何战略合理性的地步。8月26日，在莫斯科西南115公里处展开了血流成河的博罗季诺（Borodino）之战，这场战斗与库图佐夫的意愿大相径庭。火炮进攻如此密集，以致有时双方多达700尊枪炮在不超过一千米宽的区域里互相激射。[93]俄军损失五万人。拿破仑损失四万人并赢了这一仗。当头条消息传到彼得堡，误报博罗季诺之战由俄军取得重大胜利，此时拿破仑已整装进入莫斯科。

在普罗科菲耶夫于1943年根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改编的歌剧中，库图佐夫将军感时伤事的咏叹调令听者无不相信，虽然圣彼得堡可谓时尚之都，但莫斯科才是俄国的心脏。在入侵者眼里，莫斯科满是异国情调，拿破仑军中的一位荷兰工程师觉得它看上去像“童话故事里的城市”。[94]它是“俄国的”，与那座风格混搭且尚未建完的欧式拙劣仿制品圣彼得堡有着鲜明反差。拿破仑9月2日开进这座古代都城，并在克里姆林宫设立最高指挥部。大多数民众都逃走了，那些很可能受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Rostopchin）伯爵鼓励而留下来的则全城纵火。9月4日夜里刮起一场强风，火势变得无法控制，于是法国军队得到命令，一看到任何有纵火嫌疑的莫斯科人就开枪。

托尔斯泰尖刻地评价了莫斯科起火之时那些几乎不能拂乱“彼得堡日常环境——宁静、奢华、只关心生活的幻觉与倒影”的复杂的个人恩怨。[95]但当莫斯科沦陷的传言抵达首都时，亚历山大的人气一落千丈。他乘上一架封闭马车，并下令把艾尔米塔什的藏品装运到三个偏僻的北方城镇。[96]英国人准备动身。德斯塔尔夫人早已离开。

1812年的俄国西部雪下得很早。11月9日，亚当斯晨间散步时，他注意到涅瓦河上的浮桥都已被移开，还发现河中已经半是浮冰。[97]陷入酷寒的拿破仑——他在俄国的地位是无法维持的——穿越焚烧一空的国土开始撤退，被铁了心的游击战士们不断骚扰。他那些搭建桥梁以运载撤退军队的工兵们被冰寒的河水卷走。一位进行追踪的俄国军官来到贝尔奇纳河（Rive Berezina）时发现了冻结在冰面下方的法军马匹和士兵。征服了俄国的“敌基督者”于11月13至14日奋力越过尼曼河撤回，他的大军就根本而言损失殆尽。亚历山大皇帝12月23日来到半年之前战事燃起的维尔纳（Vilna），宣布战争结束。[98]拿破仑的战役进展神速，但对敌军和他自己都具有毁灭性。在圣彼得堡，皇帝的生日未加庆祝便过去了，因为亚历山大禁止于正从最近的苦难中复苏之际进行奢华的冬日庆典。[99]

沙皇坐拥全欧洲首支大军，巴黎则在1814年3月底沦陷于盟军手下。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Elba），但逃回了法国，且那些被派去阻止他从南部海岸挺进的军队聚拢在他身边。一百天之后，他在滑铁卢被盟军击败，于是这场唐突的越轨之举戛然而止。他在不易靠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写下他对俄国人之决心的敬畏，警告说“整个欧洲可能成为哥萨克”。然而亚历山大在巴黎宣布，他向法国提议“和平与商贸”。[100]他被视为欧洲的救星而广受欢迎，除了在政治家当中——他们不信任他简单化的观念和他那发展中的神秘论。亚历山大在其国际声望处于顶峰之际，亦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81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之间容光四射。他确信自己得上帝赐福，因此力图组建一个保护并维系欧洲的神圣同盟[101]——一种基督徒的欧盟（Christian EU），既领先于时代又落后于时代。与此同时，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欧洲度过数月的俄国军官们，吸收了要令独裁制的地基嘎吱作响的进步思想。遭到叶卡捷琳娜嘲笑并在她统治末期被镇压，然而在亚历山大登基后被容忍的共济会支部，让它们的成员品尝到了阴谋和秘密的滋味，这将为革命铺路。有着博爱倾向的共济会把自己摆在一位日益反动的、获神圣意志赞许的皇帝的对立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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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丝毫未遭拿破仑军队的触碰。然而它被帝国作风所凌驾，这做派——因波拿巴的各次入侵而激起——借鉴了希腊的、伊特鲁里亚的（Etruscan）、罗马的和埃及的基调。狮身人面像被安置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的码头，在艺术学院前面；喷泉河上建了一座埃及桥；皇村加装了亚当·梅内劳斯（Adam Menelaws）设计的埃及门。新古典主义的帝国风尚使内部装饰、家具设计和餐具得以改造。这个时期突出的俄国设计是皇家瓷器厂生产的古里耶夫餐具（Guryev Service）上环布着的古典抽象主题的几百种变体。

首都舒适的生活一如既往，很像亚历山大当政初期。不过，每件事物上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停滞感，仿佛这座城市对一些新刺激或新能量不耐烦。记者普拉茨拉夫斯基（O. A. Przhetslavsky）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了“一成不变的”街道和“未完成的”城市风貌。[103]可是亚历山大急着想把他的首都提升为一座“与其价值相当的……完美之城”。为此，圣彼得堡最后一大波同质化的建筑风格开始大行其道，并由此令首都的中心区变得合理。一个营造与水利工程委员会成立了，而参与实现皇帝梦想的建筑师有瓦西里·斯塔索夫、卡洛·罗西（Carlo Rossi）和奥古斯特·理查·德蒙弗朗（Auguste Richard de Montferrand），他们都活跃于1816年至1840年代之间。在接连不断的多种建筑风格和建筑秩序中历经了150年的蹒跚，新古典主义风格终居主导，为一座城市的正立面创造出宏大的和谐感，而这种和谐感将被迫越来越多地面对其潜在的混乱。

图20　伊万·柴斯科伊（Ivan Cheskoy）所绘《瓦西列夫斯基岛岬角、股票交易所及古战船船头纪念柱一览》（View of the Spit of Vasilevsky Island with the Stock Exchange and Rostral Columns），约1810年

一个杰出项目是股票交易所，它占据了瓦西列夫斯基岛岬角上的显著位置。夸伦吉曾提交它的设计方案，但在让–弗朗索瓦·托马·德托蒙（Jean-François Thomas de Thomon）——一位逃离革命的法国而来到彼得堡的激情洋溢的法国保皇党人——提供了规划之后，该方案被废弃。这位法国人宣称他的提议有巨大的招徕生意的能力，他邀请观众来到一个特别建造的圆形露天剧场，在那里以戏剧化手法呈现他关于一家新交易所的想法。德托蒙强大的多利克圆柱结构于1810年竣工，它是对首都经济前途满怀信心的毫不含糊的声明。入口明显借鉴了帕埃斯图姆的第二赫拉神殿（Second Temple of Hera），顶上有一道严肃的多利克式中楣。距离斯特列尔卡（Strelka）的建筑不远处矗立着德托蒙1810年造的一组32米高、模仿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柱建造的古战船船头纪念柱。船头和油碗像硬片卡在赤土色圆柱上，庆典时会被点亮。而不点亮时，它们与附近交易所的端庄显得不协调。[104]

虽然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圣彼得堡的重要建筑师们相继谢世令人备受打击——扎哈罗夫逝于1811年，卡梅伦逝于1812年，沃罗尼欣逝于1814年，夸伦吉逝于1817年，而德托蒙逝于1819年——但对首都的诸多壮丽局面有所贡献的一些重大天才人物也在走向成熟。卡洛·罗西出生于那不勒斯，母亲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后来嫁给舞蹈家兼编舞师查理·勒皮丘（Charles le Picq）。勒皮丘1787年应邀加入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便带着妻子和继子来到彼得堡，后者在保罗沙皇的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手下学习和工作。罗西为陆军总参谋部、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办公楼所建的500米长的曲线形正立面环抱着皇宫广场。不过在这组右侧削手斧形的威严抛物线——典型的彼得堡风格——后面，混乱的后院拥挤林立。是罗西决定向涅夫斯基大街街尾急剧左转弯，进入一条由三联拱门构成的宽敞过道，拱门中的最后一道开向皇宫广场，顶上还有一整套雕像——胜利女神（Victory）乘着六驾马车直驱宫殿。[105]罗西在造这条过道时，不经意地开启了地形学革命。正是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进入这个过道，藏在优雅的圣彼得堡背后和远方的隐蔽空间的人们才能汇为潮水来挑战独裁制。罗西在为帝国首都加冕的同时也备下了它的死亡。与此同时，他以不朽的眼光制造出大量雅致又庄严的建筑，包括第二皇家图书馆和一座新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保罗的红色堡垒变成工程师近卫军（Guards Corps of the Engineers）的家，因之以工程师城堡（Engineers Castle）知名。罗西也对首都12个广场和13条街道的设计有所贡献，其中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由该建筑师全盘设计的短短的罗西街——两组220米长的建筑分列于一条22米宽街道的两侧——终止于他建造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Aleksandrinsky Theatre）背面，该剧院1832年开张。[106]这是一条芭蕾舞女演员之子所设计的街道，尼金斯基、帕夫洛娃（Pavlova）、卡尔萨维娜（Karsavina）、努列耶夫（Nureyev）(3)将沿着这条街道步行到他们学校的工作室，这条街道比例布局良好，给人的印象规整，就像一个杰出的芭蕾舞团。

图21　越过冬宫的门看亚历山大柱和罗西为涅夫斯基大街建的拱门。在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蜂拥越过那些拱门并攀上冬宫的这些门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首位本土芭蕾舞大师伊万·瓦尔贝里（Ivan Valberg）在圣彼得堡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于叶卡捷琳娜当政时在意大利编舞师卡斯比罗·安焦利尼（Gaspero Angiolini）的指导下学习，然后在罗西的继父勒皮丘手下跳舞。瓦尔贝里编出《祖国之爱》（Love for the Fatherland）以回应拿破仑的入侵。它的配乐由意大利作曲家卡特林诺·卡佛斯（Catterino Cavos）创作，他在圣彼得堡住了四十多年，还是负责俄罗斯两大剧院——莫斯科的博利绍伊（Bolshoi）大剧院与首都的马林斯基大剧院——的建筑师的父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浅尝历史歌剧时，正是卡佛斯受托把这个类别引荐给俄国公众。他创作《伊万·苏萨宁》（Ivan Susanin）是1815年，在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写下他关于这个故事的著名版本之前20年。[107]卡佛斯为瓦尔贝里的《祖国之爱》谱写的音乐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1812年舞剧上演时，小伙子们都从剧院冲去征兵办公室。

亚历山大登基后旋即任命收藏家兼藏书家德米特里·布图尔林（Dmitry Buturlin）伯爵执掌艾尔米塔什，他提出这些藏品应当在每年特定时期里向公众开放。亚历山大也注意到，藏品中有些缺口。由于西班牙绘画未得足够呈现，所以从英国银行家威廉·考斯威尔特（William Coesvelt）处购买了多幅油画。签订《太尔西特条约》之后，卢浮宫的拿破仑博物馆馆长多米尼克·维旺·戴侬（Dominique Vivant Denon）的效力得以保障。当艾尔米塔什的监管人弗兰茨·拉本斯基（Franz Labensky）1808年前往巴黎时，戴侬帮他得到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鲁特琴演奏师》（Lute Player）以及其他20幅重要绘画。[108]拿破仑最终败北之后，亚历山大去巴黎时很高兴有拿破仑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皇后（Empress Joséphine）的陪同。她是一座时尚风向标，并且热切地想保住她在马尔迈松（Malmaison）的房子以及其中令人称奇的艺术藏品。约瑟芬希望亚历山大能善待她，为此当他们于1814年春碰面时，给了他那件最有价值的贡萨迦浮雕（Gonzaga Cameo）。这件年代确定为公元前3世纪以降的15×11厘米的瑰宝是一件颇为难看的双层缠丝玛瑙宝物，它的谱系令“马耳他猎鹰”（Maltese Falcon）(4)自叹不如。16世纪里，它属于曼图亚（Mantua）的贡萨迦公爵们；然后在17世纪转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手中。此后，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拥有了它；然后又传到罗马的奥代斯卡尔基（Odescalchi）家族，再上缴梵蒂冈，最后到了约瑟芬手里。她跟她的同时代人一致，认为浮雕像表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母亲，因此设想这是一件奉承这位俄国皇帝的可心礼物。在某次令人愉快的野餐以后，约瑟芬感染了致命的支气管炎并且病逝，留下巨额债务，这时亚历山大从马尔迈松庄园买下38幅画作，包括伦勃朗的《解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以及从黑森–卡塞尔伯爵领主那里洗劫来的21幅油画。尽管这位伯爵领主能够重新拥有从他的藏品中偷走并挂在卢浮宫的画作，但他惊骇地发现，那些流转到亚历山大处的画作若想回归，必须偿还沙皇购买它们所支付的94万法郎。伯爵领主拒绝双倍支付，因此这些油画被留在俄国，在艾尔米塔什的新马尔迈松厅展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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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个欧洲限制君权并缓缓移向民主制的动力相反，俄国紧紧攥住它的独裁制政府形式。1820年代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Piedmont）的叛乱助长了亚历山大抵制变化的决心，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启蒙团体为此备感失望。莫斯科的商人们抱怨他们被不公正地对待，彼得堡的零售商们觉得他们会从一部宪法中极大受益。[110]大胆的年轻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写下针对体制的警句和颂扬自由的短诗。各社团——其中一些团体受到欧洲秘密会社，比如在拿破仑失败之后以颠覆复辟的法国君主制为目标的烧炭党（Carbonari）的鼓舞——热心集会进行政治讨论。不满之情似乎已滋长到该警觉的地步，于是1822年8月，尽管顶着他本人就是一个分会成员的流言，亚历山大还是取缔了包括共济会在内的所有秘密会社。[111]

“很难形容1823年春天圣彼得堡发现自己是什么处境”，俄国日记作家菲利普·维格尔（Filipp Vigel）写道，“亚历山大那悲痛多过严厉的阴沉脸色反映到它的居民脸上了。”[112]沙皇的副手同样暗示说，这位人主现在“日渐消磨在沉默与猜疑中”。[113]1824年11月，首都遭逢它最严重的洪水之一——普希金在他关于沙皇权力的末日预言《青铜骑士》中描绘了这场大洪水——仿佛大自然也加入了人类高涨的反叛浪潮。全城有几百人淹死，近500所房屋被冲走，涅夫斯基大街的水势一直蔓延到喷泉河上的阿尼奇科夫桥那么远。亚历山大的妹妹安娜·帕夫洛夫娜（Anna Pavlovna）女大公写道：“一个小时之内，冬宫前的广场”就沉降到“一片愤怒的海洋”之下。[114]

一群由知识分子、贵族和军人组成的反叛者，迎着不断加重的阴郁之情开始聚会。他们憎恨农奴制，向欧洲寻求启蒙，但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被彼得堡一小撮刊名鼓舞人心的期刊——比如《祖国之子》（Son of Fatherland）和《启蒙与博爱之冠》（Champ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Philanthropy）——中发布的思想所滋养，[115]发展为两个重要的施压阵营，一个立足于乌克兰的一座军镇，另一个立足首都。在经过许多不满与争辩之后，三名军官——继承了广阔庄园和几千农奴的元老之子尼基塔·穆拉维约夫（Nikita Muravyov）以及叶夫根尼·奥伯伦斯基（Yevgeny Obolensky）亲王和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依（Sergei Trubetzkoy）亲王——决定，谈话时间结束。他们的共谋者别斯图热夫–鲁明（Bestuzhev-Ryumin）中尉发问：“将欧洲从拿破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俄国人难道不能挣脱他们自己的桎梏？” [116]

图22　费奥多·阿列克谢耶夫（Fyodor Alekseyev）所绘《1824年11月7日的剧院广场》（November 7th 1824 in Teatralnaya Square），1824年

最初的计划是1826年5月在沙皇按日程检阅南方的军队时刺杀他。到那时，圣彼得堡的皇室成员要被围捕和放逐，别斯图热夫–鲁明则挥师莫斯科。命运插了一脚。1825年11月19日，亚历山大于塔甘罗格（Taganrog）逝世。圣彼得堡正在唱响祝祷他康复的弥撒曲之际，报告他死讯的信使已经在奔赴首都的路上。俄国有几天没了皇帝，更大的混乱随之而来。亚历山大的死讯被公告时，他的弟弟康斯坦丁被宣布为皇帝，而人们浑然不知这位大公早已放弃他的皇位要求，这使他的弟弟尼古拉成为法定继承人。直到康斯坦丁寄自华沙的肯定自己立场的信件抵达圣彼得堡之前，俄国实际上都没有沙皇。即使到这时，尼古拉在能够同意登基之前，也需要得到康斯坦丁的背书。[117]面对所有这些混乱，最初那个谋杀亚历山大之计划的理想主义设计师们决定强行展开叛乱行动，但在这个事件中，他们被证明怯懦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想强迫元老院通告废黜罗曼诺夫家族，强占彼得与保罗要塞及冬宫，然后刺杀尼古拉。每件事都出错了。被派去袭击并占领冬宫的彼得·卡克霍夫斯基（Pyotr Kakhovsky）在最后一刻拒绝行事。答应刺杀尼古拉的叛乱分子变节。与此同时，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沙皇的尼古拉大公展示出非凡的冷静，并抢占了叛乱者的先机。

亚历山大统治之初，为了纪念圣彼得堡奠基100周年，沙皇举行了两万名士兵的阅兵式，他们行军经过法尔科内的彼得大帝雕像时，旗帜低垂以示敬意。[118]1825年12月14日上午11时，在新统治期肇始之日，公开反对独裁制而行叛乱的兵丁们聚集在元老院广场那同一座意义重大的雕像周围。但元老们早在当天一早就向他们的新皇帝宣誓效忠，而尼古拉则鼓足了干劲。他把家人从阿尼奇科夫宫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冬宫，然后令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军团第一营将冬宫团团围紧。军队封锁了卡洛·罗西在皇宫广场和涅夫斯基大街之间新建的过道。一群乌合之众将石头和其他碎块掷向政府军，他们信誓旦旦地称如果他们有武器，“半小时内”就能“让这座城市底朝天”。就在忠于皇室的军队被命令枪弹上膛的同时，教会人员在努力说服3000名暴动者。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在与他们讲话时遭到枪击。圣彼得堡总督米拉多罗维奇（Miladorovich）伯爵前去对叛乱者进行呼吁时被卡克霍夫斯基杀死，此人晚些时候又击中近卫军第一团团长。

图23　卡尔·考尔曼（Karl Kolman）所绘《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Decembrist Rising, 1825）

到下午3时，暮色开始令景色模糊。一伙叛乱的近卫军团士兵着手从宫里抓捕皇家成员，但被击退。他们在与同道们会合的路上与新皇帝擦身而过，近到足以准确地击中他，但他们没认出他来。随着黑暗来袭，尼古拉知道起义必须被镇压。他给了反叛者们一个放下武器的最后机会，而当他们拒绝从命，他命令骑兵队进攻。在元老院广场结冰的地面上冲锋不仅白费气力，也很危险。当马匹加速，骑手纷纷坠马。这之后，尼古拉以36架大炮瞄准元老院广场。几轮炮轰下来便清剿了这块地方，留下上百具血淋淋的尸体在雪地中。死者中有无辜群众也有叛乱者，但谋反者核心集团的60人却无一被触及。别斯图热夫–鲁明试图在冻冰的涅瓦河上纠集一支叛军向彼得与保罗要塞进军并夺取它。沙皇把大炮转向河面并力图击碎冰层。下午5时，夜幕降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也告结束。亚历山大·冯·班肯道夫（Alexander von Benckendorff）——此人将成为尼古拉一世声名狼藉的“第三处”（Third Section）(5)的头头——被派去抓捕叛乱分子。[119]

(1)　此处原文写作Peter，当是笔误，应为Paul。

(2)　原文如此，但从下文描述来看，分明是一股复杂化倾向。

(3)　这几位分别是19和20世纪俄国著名的芭蕾舞家，后文将依次出场。

(4)　马耳他猎鹰是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的同名侦探小说The Maltese Falcon中的关键宝物，其所有者不停变化。

(5)　俄国的秘密警察机构。

第二部分　臣民　1825—1917

彼得大帝在死去农民的枯骨上建起他的这座城市。

现在，被压迫者正在一位沙皇四散的骨骸上修建通往革命之路。

第八章　新的寒意　1825—1855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核心成员被捕后几小时就在冬宫被拷问。尼古拉一世坐在一张位于卡洛·马拉塔（Carlo Maratta）所绘的醒目的教宗克莱芒九世（Pope Clement IX）肖像画下方的工作台上。疑犯们就这样面对新皇帝的严苛审讯，教皇冰冷的注视则令审讯更有气氛。伊万·亚库什金（Ivan Yakushkin）在被讯问期间拒绝供出人名，于是被紧紧夹在镣铐里无法动弹，就靠注视多美尼基诺（Domenichino）轻柔的画作《神圣家庭》（Holy Family）转移注意力[1]。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Kondraty Ryleyev）被出卖，受讯时揭露了向沙皇哀求饶命的特鲁别茨科依。布拉托夫（Bulatov）上校承认他打算杀死皇帝，于是被囚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他在那里通过反复以头撞击牢房的石墙而成功自杀。[2]

六个月的时间里，调查委员会耐着性子熬过了150场会议，发布了175份报告，并制作了100万份涉及法律与官僚体系之反省的表单，此间被剥夺了纸、笔和一切阅读材料的犯人们与水老鼠、耗子和蟑螂们共享潮湿的牢房。[3]调查委员会于1826年5月30日做报告时，强调了这场阴谋规模小、其最核心成员对危险的外国思想缺乏抵抗力，还辩解说，最重要的是，这幕插曲透露出对皇帝普遍且忠诚的爱戴。[4]在被逮捕的1400名十二月党人中，只有121人被定罪。大多数谋反者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有五个人——雷列耶夫、卡克霍夫斯基、佩斯特（Pestel）、穆拉维约夫以及别斯图热夫–鲁明——被判磔刑，又减刑为1826年7月13日实施绞刑。行刑的时刻到来时，绳子断了且绳结滑脱，有三位罪犯不得不被吊两回。奉献给这场刑罚的一场追悼仪式在元老院广场举行，圣水洒落，以净化这块独裁制曾遭挑战的土地。尼古拉宣称革命已“逼近俄国大门”，并发誓要控制它。“正教、独裁、国家”（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大行天下。[5]对十二月党人的所有公开讨论一律被禁止，然而——因为亚历山大当政时没有过死刑宣判——被处死的领袖们迅速赢得了殉道者的地位。反叛者的肖像被禁。不过类似护身符的东西私底下偷偷易手。

意识到被镇压的叛乱已成为舆论热点的尼古拉一世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第三处，是那个名叫御前大臣办公厅（His Imperial Majesty’s Own Chancellery）的权力中心的特别部门。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讲，第三处的职能包括收集“涉及所有受警察监视之人的详细信息”，“流放并逮捕可疑分子或危险分子”，跟踪“在这个国家旅行的”外国人。自1829年9月起，第三处获得所有印刷品的副本。大约十年之后，它从位于莫伊卡运河与格罗科哈瓦亚街交角处的庞大办公场所，搬到了喷泉河锁链桥附近的科丘别伊亲王旧宅。在禁卫森严的大门背后，这所有着密密匝匝拘留室的大宅子变成了一个异常繁忙的审讯中心。在夜色的掩护下，警用马车咔嗒咔嗒地进出庭院。[6]尼古拉一世时期圣彼得堡的“锁链桥之家”（Chain Bridge house）与苏联时期里特尼大街（Liteiny Prospekt）博利绍伊大楼的克格勃列宁格勒分部，或莫斯科声名狼藉的卢比扬卡（Lubianka）(1)一样恶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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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古拉一世的压迫性统治到来前，圣彼得堡及其文化的创造都由宫廷驱动。1825年之后，沙皇们——只要他们依然在位——变得反动。变化的主动权传递到作家与思想家身上，这是些有着大声音的“小人物”。圣彼得堡经过一个世纪对其威严的都市风景的巩固之后，面临一个混乱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主力亚历山大·赫尔岑将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概括为“一个表面奴隶制而内部解放的时代”。诗歌以手抄形式流传，冷冰冰地预言着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形态。作家与知识分子们尽管被控制、被审查或被监禁，却开始勾勒这座城市的新品格。罗蒙诺索夫1755年对俄语语法的规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截至1820年代晚期，许多俄国青年开始出国学习或从军，回来时带着爆炸性的思想。他们在寻求新秩序的过程中，尝试让西方思想与一种成长中的觉醒意识——通往革命的道路始于对俄国乡村公社的简单组织——相调和。

第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是十二月党人时代精神的产物，虽说他年轻时在自己所厌恶的上流社会中挥霍无度又浪荡成性。亚历山大·普希金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比如诗人威廉·库舍尔贝克尔（Wilhelm Küchelbecker）结下了友谊，后者将死于西伯利亚的流放。从母系算，普希金是一位非洲小王公的曾孙，他的面相上仍可见非洲特征，他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中就将他的曾祖父定义为“彼得大帝的黑人”。这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男人被从君士坦丁堡带来，彼得大帝教导他，提拔他，还派他赴巴黎学习将对俄国新宫廷的发展有用的知识。[7]

亚历山大·普希金身为这位著名人物的后代，凭借诗歌而骤然登上彼得堡的文学舞台，他的诗歌是讽刺性的，批判权威并痛斥农奴制。结果导致1820年他被逐出首都。普希金1826年获准返回，唯其在第三处特务们的监视下，[8]这时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已经大有进展。就在处决过十二月党人的魁首们数月后，普希金写下随后被删除的一节，此节详细阐发了他笔下人物兰斯基（Lensky）的政见，这个人物在诗歌里毫无意义地于一场决斗中死于乏味的奥涅金之手。普希金故意惹弄人地暗示说，假如兰斯基活着，他可能像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那样被处死了。

诡异的是，杀死兰斯基成为普希金本人之死的一则奇异征兆。普希金与一位蠢笨但野心勃勃的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结婚后，他那一碰就着的嫉妒心被彼得堡社交名流们的闲话点燃了。因自觉他的社会地位配不上他的诗人身份而烦恼，又被皇帝跟他妻子有一腿的流言搅得心神不宁[9]，于是普希金在一场决斗中惨遭奚落。他遭到娜塔莉亚传说中的情人之一、荷兰大使的养子丹特斯·德埃克朗（d’Anthès de Heeckeren）男爵的致命一击。葬礼秘密举行，以防公众骚乱。然而令第三处惊慌失措的是，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抒情诗《诗人之死》（“The Death of a Poet”）搅动起大量情绪。作者在终章诗句中刻画了朝中充满阿谀谄媚之人的恶毒的场景——这份嘲笑让他博得发配高加索的命运。莱蒙托夫发现圣彼得堡社会像个法式园林，“主子的大剪刀把一切都修剪成统一式样”。[10]发配外省恰好给他提供了写作俄国第一部伟大散文体小说《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的新鲜场景。

普希金曾于圣彼得堡北面一处积雪林地遭受致命创伤，距此四年以前，他正与彼得大帝那种打造一座荒诞的、危险的且压抑的首都的傲慢思想搏斗。他给俄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受压迫的、被专制政治的法令与工作逼到发疯的非正统派主角的原型，就是卑微的书记员叶夫根尼（Yevgeny）这个角色。《青铜骑士：彼得堡传说》（“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burg Tale”）受到普希金的一位旧友、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作品的激发。米茨凯维奇在六联诗《压抑》（Depression）中以一首《彼得大帝的丰碑》（“Monument of Peter the Great”）对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的俄国事态表示惋惜。他还创作了一首长诗，把彼得堡表现为一个被1824年洪水毁灭的反常且无法维持的建构。[11]

普希金《青铜骑士》的开篇是按照圣彼得堡建筑颂诗的传统写下的颂歌，该传统由18世纪的诗人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扎温开创。普希金在祝贺这座城市刚过百年华诞之时，以反复宣称“我爱你”来强调他直白的颂词。这种反复念颂后来令小说家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烦躁，他简短地谈及普希金的圣彼得堡激情——“对不起，但我不爱它”，然后留下大量文字证明他的这一观点。[12]还是一个年轻小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圣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时，停靠的第一站就是普希金受到致命一枪的林地。他的第二个朝圣地是位于莫伊卡河的那幢房子里普希金死去的那个房间。[13]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说是这位诗人热切的仰慕者，但普希金对这个后来被他称为一座“腐烂着的黏糊糊的城市”的地方所宣示的爱显然令他不安。不过普希金开门见山的盛赞只不过是他叙事的出发点。自然被驯化成一座有着“坚定而优雅之面目”的城市，[14]对这一点的颂扬与小文书叶夫根尼那被践踏的悲惨命运形成强烈反差，这个人物才是普希金诗歌的主体。事实上，叶夫根尼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的小说《双重人格》（The Double）中一个人物的灵感，那就是戈利亚德金（Golydakin），一个被官员等级体系和社会等级体系中高于他的人们“轻慢和嘲笑的”“小人物”。[15]整体而言，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把圣彼得堡表现为“一份可怕的遗产”。[16]

安娜·帕夫洛夫娜女大公对这座城市最严重洪水的肆虐之况有着生动描绘，此次洪水中有500多人死亡，几百所房屋被毁。她形容1824年洪水中的冬宫有如“一座被波涛连续猛击的孤岛”。[17]这番景象在次年年底引起了政治回响，彼时十二月党人发起针对这座宫殿的叛乱，而叛乱最终将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功德圆满。普希金让圣彼得堡那个被压迫的书记员叶夫根尼登场的背景正是这场灾难性的1824年洪水。洪水上涨之时，这个“无名小卒”白费气力去寻找他深爱的帕拉莎（Parasha），她住在这座城市中一座更乏抵抗力的偏远小岛上。

在普希金所描写的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秘密警察政府的世界里，沙皇的力量被刻画得坚不可摧。在叶夫根尼眼里，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镇定自若：

……高耸在被入侵的土地之上，

凌驾洪水的盛怒

背对着他，伸出手

下着不可一世的命令……[18]

叶夫根尼在大水吐出的残骸之间游走，他是现代那些非正统派主角中的第一个，这样的人在大都市的混沌当中奋力挤出他们不走运的路途，试图给他们漫无目的的人生找点意义。帕拉莎被淹死，叶夫根尼发了疯，被那个应为这场悲剧负最终责任的人物、独裁的沙皇搞得五迷三道。叶夫根尼在发狂状态中幻想彼得大帝从“雷岩”上跳了下来并猛地追赶他。普希金知道，在尼古拉一世的俄国，沙皇有着最终决定权。然而仅仅通过把一个卑微的书记员置于舞台中心，诗人便让这个“小人物”在将要长期与“独裁制那警觉的精神”的斗争中有了一席之地。[19]

对这座首都的另一份截然不同但同样令人不快的印象来自敏感暴躁且经常才气逼人的法国同性恋者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Astolphe de Custine）(2)，他在普希金死后两年即1839年造访该城。屈斯蒂纳承认圣彼得堡是“世界奇迹”之一，同时掉入反复出现的陷阱——把它与威尼斯相比，“不够漂亮但更令人惊讶”。这种比较充其量而言也只是表面文章。威尼斯亲切并有历史底蕴，而彼得堡庞大且——直到进入19世纪——坚持它那要当全新城市的渴望。但是，当屈斯蒂纳思索彼得堡的灵魂时——或灵魂的缺失——他立刻变得比较有洞察力。首都是个怪胎，“为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民族”而建。彼得借着否弃俄国“东方精神的自然优雅”而建了一座没有“历史内涵”的虚夸城市。屈斯蒂纳评论称，“在圣彼得堡能看到的俄国几乎不可能比在法国多”。他谴责毫无艺术性的模仿，并咒骂俄国人不是“为了成为他们所应是”，而是为了“假装成我们”。构想这座城市的那些统治者们不仅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们还——可能是出于野心，可能是出于自负——进行超前建设。“圣彼得堡的辉煌与广大，”按屈斯蒂纳的说法，“是俄国人建来荣耀其未来实力的象征。”他揶揄该城实为军队司令部，而非一国之都。“这座兵营城虽然可以称为辉煌，但在西方人眼中它显得空洞。”[20]这是一座为贵族所建的城，由官僚体系和军队来维系。首都半数人都穿着制服露面，而且在1840年代早期接近45万的总人口中，近四分之一都是家仆。[21]

图24　叶夫根尼想象彼得大帝从雷岩上跳下来并猛地追赶他。亚历山大·贝诺瓦为某版普希金《青铜骑士》绘制的封面插画

屈斯蒂纳的观点得到很多俄国人认可。外表时髦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彼得·恰达耶夫（Peter Chaadaev）以一系列书信对他的国家所采行的方向提出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信以法文写成。俄国文化搁浅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某片无人区域，没有真正从西方的例子中学习，也因为不曾为文明贡献有益的思想而罪疚。国民性格问题成为1830和1840年代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最纠心的问题。[22]“真正的俄国人”在彼得堡的异域城市风貌中感到不适，甚至是奇怪。1839年从莫斯科搬到首都的社会主义者兼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暗示说，如果“一个人受得了圣彼得堡，这才是条汉子”。[23]

流行于彼得堡的国际建筑风格——新古典主义——创造出巨大且阴沉的广场，屈斯蒂纳在这些广场上数到的“人比柱子少”。亚历山大·赫尔岑从刚步入青少年阶段就“反对一切强加的权威”，并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24]因此他漫步在首都布局严谨的花岗岩人行道时“近乎绝望”。[25]与此同时，新的圣以撒大教堂及皇宫广场的亚历山大柱，正在将帝国浮夸的收尾工作添加到“有增无已的规则性”中。卡洛·罗西曾设计一座纪念碑来颂扬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胜利。到头来由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奥古斯特·德蒙弗朗，在1830到1834年间最终设计并建造起这根重600吨的柱子。安置在一个巨大底座上的纪念柱整体超过47米高。它那红色花岗岩的单式柱体顶端是一尊好战却天使般的亚历山大雕像，他正在碾碎一条毒蛇，这构图喻示着俄国的胜利。[26]

图25　雪中皇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顶部，好战却天使般的亚历山大雕像，奥古斯特·德蒙弗朗建

蒙弗朗也负责圣以撒大教堂重建的中标设计。事实上，这位精力旺盛的法国人提交了24个分属各种已知风格的不同议案，所以他获得委托毫不意外。此教堂最终在1857年亦即尼古拉一世死后两年完工，花费超过2300万卢布。这个沉郁的暗灰色的教堂模样的堡垒，它的四道坚实门廊由巨大花岗岩柱子支撑，看上去是对尼古拉那毫不宽恕的僵化度的建筑见证。它那巨大的100米高的大圆顶耸立着，俯视着一座城市的天际，在这座城市里，平民建筑不许高过冬宫的屋檐。在大教堂内部采用创新全金属工程的宽26米的大圆顶下方，200幅油画加上镀金、马赛克、孔雀石、斑岩、大理石和天青石的大量使用，制造出富丽堂皇的效果。[27]

这根柱子和这座大教堂属于这座都城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帝国气派的增建物，这都城让一位到访的英国女子“极度失望”。在读过关于彼得堡宏伟气象的描述后，她发现半个小时的车程就足以“走完这座城市所有光鲜亮丽的部分”。[28]事实上，首都是在独立于宫廷的状况下成长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评论的，宫廷形成“一个城中城，一个国中国”。[29]城市扩张多数是在较贫穷的区域，那些地方仅仅是棚户区或村庄的集合体。1844年，乌克兰诗人兼散文作家尤金·格列比翁卡（Evgeny Grebenka）把彼得格勒区（Petersburg Side）界定为首都最穷的区域。它是退休文员及潦倒的艺术家和演员的居处，他们住在又长又窄的街道上门庭惨淡的木屋里。该区域没有酒馆或娱乐场所，只有便宜的小卖部，居民们可以在回到阴暗的房间之前在此买上一份微薄的餐食。[30]

1840年代早期，一个政府委员会参观了彼得堡的工人们居住的1000处住所，发现近四分之三都过度拥挤，最多有19个工人挤在一个房间。[3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编辑兼早期拥护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Nikolai Nekrasov）写下《彼得堡的角落》（“The Peterburg Corners”），这篇有文献意义的文本洞穿了该城宏伟正立面背后那些溃烂着的世界。涅克拉索夫进入一个院子，迎面而来的是“无法忍受的气味”和“各种哭喊声与撞击声”。在找间屋子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这院子不仅仅是供居住的，因为里面有二手衣服的、接生婆的、棺材匠的和一所身份可疑的寄宿学校的广告。涅克拉索夫挤过猪只、水坑和狗群，发现一个充满堆积起来的废弃物的内院。他躲开从上方倾泻而下的垃圾，试图挺住臭水和腐烂卷心菜的气味。他在这个贫民窟要了个房间，在房间里发现一群热情的昆虫急切地侦察他的脸。他这栋房子里面和周围有数量惊人的孕妇、落魄潦倒人士以及暴躁的醉汉。[32]这座地产外面则有乞丐、卖花女和一个卖柠檬水的小贩，他只用一只杯子卖，杯子从一个顾客手里传到另一个顾客手里，从来不洗。冬天，卖茶小贩四处流动，他们的茶壶用带子紧紧包住以保暖，一排玻璃杯挂在他们脖子上套着的皮革套上。下沉式的茶室里能看到一贫如洗的农民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同时还要被迫给过去的庄园缴税——挤作一团，温热的液体流经卡在蛀牙间的黄色糖块倾泻而下。[33]与此同时，彼得的城市鼓励这些底层居民拒绝简朴的俄国娱乐而追求进口的新奇物品。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评论说，对咖啡的爱好向下渗入生活在边缘的农民，而出身低微的姑娘们在热衷于法国的四对舞时忘记了俄国舞蹈。[34]

尽管有贫民区和要求火速完工的、不恰当的建筑工序——这必然导致修理工作没完没了，但对首都19世纪“不完善”或“不发达”的一面很容易过甚其词。在许多方面，圣彼得堡与欧洲那些更古老的城市并无太大差别。在卡米耶·柯洛（Camille Corot）1833年描绘巴黎的油画《西堤岛》（Île de la Cité）中，[35]法国首都心脏地带有些没有花岗岩包衬的沙质堤岸。1850年代早期，查尔斯·狄更斯激使人们记起伦敦是一块泥浆和粪堆的沼地，它的中心区由于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而难得一见。在他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行人在街角绊倒，“那里自打天一亮（假如这天会亮的话）就有成千上万过路人滑跤和跌倒”。[36]确实，尼古拉一世美滋滋地对照着他这秩序井然的首都和那些老旧城市的惨象。[37]

彼得堡市中心的主干道上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被不同阶级的人所使用。一个典型的冬日早晨将最先看到劳动者们在街道上。他们披着难以全然抵御早晨刺骨寒意的破旧羊皮袄，被面包店里热面包和热面饼的香气所激励，这些面包店围满了希望得到昨天那些过期未售面包的穷人。接下来街道上是碰运气的人，是些在艰难时世中落魄了而正在恳求高级官员或贵族帮助的人。然后来到街上的是书记员和抄写员，这支“小人物”大军正开始在这座城市的文学中承担如此重要的地位。数千人穿过正在消退的黑暗赶路，急着到达他们那位于数不清的政府部门里无以计数的混乱抄写间中不舒服的高凳子上。

上午的后半段是繁忙的业务时间，每个人都狂乱地想在午饭前做完所有事情。极度渴望“杀时间”[38]的人因为狂热的（feverish）活动而“病了”。[39]他们总是迟一步，总是在他们杜撰出来的目标上功亏一篑。他们已成为“现代”人。人行道因大家目的相左而堵塞，马车四处嘎嘎响，像大仲马说的那样在鹅卵石上“起舞”，每块卵石都有婴儿的头那么大。[40]在温和天气里，狂热的节奏让位于闲适得多的韵律，那时可以看到贵族及高官家庭的成员们在晨间骑马之后出来沿着涅夫斯基大街铺以木板的林荫道闲庭信步。人们在这条最时髦的、满是由髭须、制服、罩袍、礼帽和毛皮呈现的奢侈虚荣的大街上购物。为了让运载顾客到精品店门前的马车跑得更顺畅，这条路上也已铺设了木跑道。

经过早晨的狂乱和午前的时尚炫耀之后，人们用餐——不是在林立于涅夫斯基的数量日增的饭馆，比如奥涅金用餐的塔隆（Talon’s），就是在家，吃饭时间因主人的职业和国籍而各异。这种各异的时间习惯使得游方客人能在一下午吃几顿饭。用餐完毕，有些人留下来，玩纸牌到夜餐时间降临。宴饮过后，他们在凌晨时分乘着咔嗒咔嗒的马车滚回家，“胃里因为最肥厚的食物而灼热难受”。回到家他们倒头便睡在“有人工取暖的房间，就像一间暖房”发酵“他们的消化能力，导致他们醒来时苍白、疲倦、没精打采”。[41]

那些午饭后不留在主家的人就外出走动。下午的1到3点是涅夫斯基最忙碌的时段。商人们早早吃午饭以恭候购物者的新一轮血拼。下午过半时，身着绿色制服的政府公仆们蜂拥到各处，每个人都急于看到和被看到。[42]别林斯基评论说，这座首都的居民如此自负虚荣，如此关注涉及时尚的琐碎话题，以致他们会注意是否有颗纽扣要“从某人的马甲上掉下来”。[43]至于涅夫斯基本身，它被精心打造。特奥菲·高迪耶称它是条“展示街”，并把它比作巴黎的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和伦敦的摄政街（Regent Street）。[44]他评论说，除了伯尔尼（Berne），再没别处的广告牌像这里这么奢侈。任何地方——绝无例外——都没有用这么多语言喷绘的广告牌。斯拉夫字符与罗马字母挤在一起，标志着置身于过量欧洲语言中的商业世界的富足。有珠宝商、香水商、糖果商、德国书商、巧克力师、理发师、法国书店、石印工、帽匠和裁缝。店门口上方的遮阳篷上，布满了各种魅惑人心的字样。但如果陌生的语言终究让人不知所措，那么玻璃窗上的图案则能传达出里面卖什么。有卖摇摇马、木偶、鼓和哥萨克骑兵帽的玩具店。有美发师推销流血疗法或称放血法（phlebotomy），同时也推销他们的美发项目。[45]

涅夫斯基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恩格尔哈特之家（Engelhardt House）是举办音乐会和假面舞会的热门场所。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35年的剧作《假面舞会》（Masquerade）就以那里为背景。这出剧1852年之前都不得上演，审查官以其玷污了有名的贵族家庭恩格尔哈特家运营的一个机构为由——这只是理由之一——禁止它上演。在位处莫伊卡河拐角处的沃尔夫与贝兰格咖啡店（Wolff & Béranger café），一个非正式的文人圈子聚集起来，参加聚会的包括莱蒙托夫、普希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在致命的决斗之前就是在此间遇到了他的助手。

沿着涅夫斯基，人们被非常快速地推挤着经过那些印象短暂的没完没了的攻势，以致他们很难弄清真相。尼古拉·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Petersburg Tales）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积极又重要的主角。[46]这些故事集中发生在涅夫斯基，信息在此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时发生扭曲和变化。它提供了关于可能性的一线微光，一个替代性选择。然而尽管它提供了希望，却也经常传递出绝望。

在果戈里的《涅夫斯基大街》这则故事中，皮罗戈夫（Pirogov）中尉颇为失策地追求一个德国工匠的妻子，而艺术家主角皮施卡雷夫（Pishkareve）倾心于一个让他的世界天旋地转的女子。皮施卡雷夫对这条生气勃勃的街道的感受充当着他兴奋情感的载体。“人行道在他脚下一闪而过……桥梁伸到拱门前就裂为两段，房屋都上下颠倒。”[47]但当他这番充满幻觉的强烈体验消逝后，理想中的美人——像这条大街上的诸多东西——变成了“待售”。皮施卡雷夫无法将他的幻象同她是个妓女的事实相调和，便吸鸦片，且最终嘶声大喊：“涅夫斯基大街总是撒谎。”

1835年，亦即果戈里写下这篇令人吃惊的小故事这一年，家政农奴之子、自学成才的雕刻家瓦西里·萨多尼科夫（Vasily Sadovnikov）为这条大街创作了一帧长15米的全景雕像，记录下这条大街最靠近皇宫广场那一段美丽街面上所林立之建筑的规整雅致。与他同时代的果戈里不同，萨多尼科夫展现出一种文雅的老于世故，与摄政期的伦敦（Regency London）或说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巴斯小城（Bath）如出一辙。然而，普希金、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彼得堡作家们，着眼于界定和创造我们称为“现代”的东西。沿着他们笔下那表面看来决定过多（over-determined）然而实际上彼此脱节的城市移动，他们体验到不相容事物的碰撞、令人绝望的迷惑以及城市生活的撞击声。他们是撰写20世纪城市编年史的现代主义者的先驱，他们那些栩栩如生又断裂的图景对我们看待自己世界的方式有如此重要的贡献。安德烈·别雷（Andrei Biely）1916年的小说《彼得堡》（Peterburg）、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对都柏林（Dublin）的叙事漫游、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925年在《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中与纽约的约会，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中对夹在两次战争间的魏玛共和国首都的探索，全都是对涅夫斯基大街的承继。[48]

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远离皇宫和海军部的方向往上走，就是奔向底层的深渊。屈斯蒂纳评论过，一旦你敢冒险“离开市中心，你就迷失在一块以茅舍……棚屋或大仓库为边界的废弃土地中”，“堂皇的大街……消失在可怕地混成一团的货摊和作坊”以及“无边无际无形状的开放空间”中。[49]一位英国女子19世纪中叶造访过这里，她马上意识到，就连涅夫斯基大街的优雅路段都是可疑的。像“俄国的每样东西，浮华的正立面只是藏匿了背后的东西”。[50]这条充满欺骗性的大街展示了“波将金化”的最新种类，而自1830年代以降，作家们正在拒绝被愚弄。始于用陈词滥调吹捧其建筑奇迹的彼得堡文学，正在满是商业废料的进口梦当中复原它的音轨（rescored）。作家们开始在这座外侨的城市中主张他们的俄国性，而他们的文学色调沉郁。

尼古拉·果戈里1809年生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家庭，定居在彼得堡并当过一小段时间教师，接着成为一名政府文员，这个职位让他得以深刻洞察彼得堡的痼疾。他的小说《外套》（“The Overcoat”）有关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Akaky Akakievich），他是无数被人视而不见的抄写员中的一员，他们不停地工作，奋力与日渐加重的现代城市生活压力共处。身为一个旨在抗拒变化的制度的牺牲品，这类“小人物”工资微薄，每年只有区区几百卢布。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行政体系非常不透明，作为对照，狄更斯《荒凉山庄》中无用的枢密院就显得透明。文件催生文件，到1850年时，内政部每年处理多达165 000份标着“紧急”的文件。单只卖一块地就会产生1351份不同的证明。任何细微错误都要求重新誊录。据称，就算是沙皇，提出一项常规询问后获得回复也要过几个月，而截至1840年代早期，积压的请求已超过300万份。[51]毫不奇怪，果戈里1820年代末抵达首都后评论说，对这样一座“每个人都淹没在耗尽他无用人生的琐碎无益的工作中”的城市，“人们都在传播错误的流言”。[52]果戈里笔下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为购买一件亮丽的新外套而努力，他议论说，一个人“凭他的外套而得到尊重”。他一年的薪水只有250至400卢布，因此他的选择只能可怜巴巴，于是这外套成了被轻蔑的对象，而被轻蔑正是亚卡基所渴望之物的反面。这件外套被人恶意地偷走了，于是当他死后，流言四起，说亚卡基变成幽灵，出于报复而在恐吓折磨过他的人时扯掉各种质地的外套的各式各样的背面。这个关于压抑、疯狂与报复的故事具有煽动性，约瑟夫·布洛茨基后来评论说：“所有俄国作家都‘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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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作家们开始关注街道时，探索日常生活的画家开始出现。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Aleksei Venetsianov）专注俄国乡村，并为继之而起的几代画家开辟了道路。帕维尔·费多托夫（Pavel Fedotov）是个社会讽刺者，有一副如此犀利的眼光，以致他被认为危险到足以被禁止举办正式画展。不过，有三位画家的作品格外能证明，学院派仍旧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首都的艺术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卡尔·布留洛夫（Karl Bryullov）、费奥多·布鲁尼（Fedor Bruni）(3)和亚历山大·伊万诺夫（Alexander Ivanov）在艺术学院学习，服务于当权派，并创作了大规模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学院派作品。作为年轻画家的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保守世界中——布留洛夫的父亲教授木刻画，而他本人被伊万诺夫的父亲所教导。但三个人都试图通过旅行游历而挣脱彼得堡的学院。布留洛夫在意大利认识了因格莱斯（Ingres）(4)，伊万诺夫与布鲁尼则与仿中世纪（pseudo-medieval）风格、以“拿撒勒画派”（Nazarenes）知名的德国画家圈子发生联系。

三人中最有前瞻性的是亚历山大·伊万诺夫，他咒骂艺术学院是18世纪的一块残骸。他的小型意大利风景画看上去是早期印象主义，而他的大型作品《基督临世》（The Appearance of Christ to the People 1833——1857）的构思是对全世界挣脱各种奴役形式之时的欢庆——这在一个非常关注废除农奴制之必要性的国度里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主题。然而这幅画如此之久的酝酿期意味着伊万诺夫成了19世纪中叶正在攀升的宗教怀疑论的牺牲者。伊万诺夫1858年在圣彼得堡去世——可能死于霍乱，可能是自尽——死时心忧俄国时局，孤独无依，身为同性恋者，并在寻找一种可以打动来自各条生活道路上的人民的艺术。[54]

布鲁尼的《卡米拉之死》（Death of Camilla）及卡尔·布留洛夫那幅绘于1828—1833年间并成为1834年巴黎沙龙大奖赛得主的灾难场景画《庞贝末日》（Last Day of Pompeii），不及伊万诺夫的《基督临世》有创新性。[55]亚历山大·赫尔岑在这幅画的视觉冲击背后看到了对俄国时局的有力映照：“一群群可怕的人物困惑地拥挤过来……他们徒劳地寻求安全感……他们将被野蛮、无情、粗暴的力量所淹没……这是一些被彼得堡的气氛所激发出的形象。”[56]

冬宫在1837年12月遭到一场灾难性打击，当时尼古拉和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eodorovna）正在观看芭蕾舞剧《神殿舞姬》（Dieu et la Bayadère）的演出。沙皇溜回家评估损失情况。幸运的是，从议政殿和元帅厅之间的烟囱着起来的火扩展缓慢。沙皇疏散了他的儿子们，然后回去监督正奋力控制一团火焰的卫兵和仆人们，这团火焰将肆虐数日并毁掉宫殿的一层和二层。[57]涅瓦河和莫伊卡河的水被抽出，仆人们把他们能抢救出的不管什么东西都倒进皇宫广场深深的积雪中。尽管报纸吹嘘没发生偷窃，但事实表明，叶卡捷琳娜二世送给其爱宠波将金的160件色佛尔浮雕餐具不见了，而1865年人们知道，伦敦经销商约翰·韦伯（John Webb）在发售这套餐具中的一百多件。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设法买回其中大多数，但有六件被发现进了伦敦的华莱士藏品（Wallace Collection）。[58]至于艾尔米塔什，其中的皇家绘画藏品被卫兵保住，他们不顾一切地破坏了连接通道，并在皇宫建筑之间造了一道屏障。

图26　1837年12月大火焚毁冬宫

一项庞大的重建和修复计划启动，并促成今天可见的内部格局。奥古斯特·德蒙弗朗——他的粗心大意部分地导致了这次火灾——重建了元帅厅。建筑师亚历山大·布留洛夫（Alexander Bryullov）亦即《庞贝末日》绘制者的哥哥设计了孔雀石厅和亚历山大厅，并改建了正对皇宫广场的那些房间。这项浩大工程的总指挥是瓦西里·斯塔索夫，他修复了主要的政务房间。斯塔索夫追求忠实重现拉斯特雷利设计的内部格局，但同时在加固约旦楼梯时用白色大理石替换了原来的镀金铜扶手，也把旧的粉色柱子换成磨光的灰色花岗岩。拉斯特雷利耗费了八年建造这座宫殿。[59]然而在一支8000人组成的劳动大军的轮班作业下，重建工作18个月就完成了。屈斯蒂纳报告称，就算外面温度跌到零下30摄氏度，这些建筑工和装饰工仍顶着极端气温工作，为了让墙上的灰泥快速干燥。他们头上扣着“一种冰帽，使他们能在灼热的高温下保持感官运转”。[60]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死去。

图27　涅瓦河畔自右向左依次是：冬宫、小艾尔米塔什、老艾尔米塔什（新艾尔米塔什藏在它后面）和彼得一世的冬宫

这场大火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后果，即决定兴建足以容纳皇家藏品的新艾尔米塔什。宫殿重建展开时，尼古拉去慕尼黑访问了巴达维亚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国王，对这座城市的建筑转型印象至深。尼古拉委任路德维希的建筑师利奥·冯·克兰策（Leo von Klenze）设计新艾尔米塔什。大楼于1839年动工，博物馆最终于1852年启用。这座博物馆的公共入口是一道由10根5米高的花岗岩阿特拉斯柱（atlantes）支撑的门廊，呈现出古典主义、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融冶一炉的效果。该座艾尔米塔什的第一层受冯·克兰策建的慕尼黑雕塑展览馆影响而展出古董。第二层展出皇家绘画藏品。尼古拉任命三位艺术家评论和品鉴皇室所拥有的画作。作品将被分为四类：值得在艾尔米塔什展出的，适合挂在别处各皇家宫殿的，入库储藏的，以及价值菲薄的。尼古拉喜欢指手画脚，而且按照1849—1864年间担任艾尔米塔什馆长的费奥多·布鲁尼所言，他非常顽固。这位皇帝罔顾忠告而卖掉上千幅画，包括这批藏品中一些最上乘之作。[61]至于布鲁尼，他从未实现早年当个画家的誓言。他的大型油画缺少同时代的伊万诺夫和布留洛夫所具有的那种意识形态基调或政治基调，在他为圣以撒大教堂所作的诸多壁画中，只有《洪水》（The Flood）展露出极大的独创性。

图28　利奥·冯·克兰策1839—1852年间为新艾尔米塔什入口处建造的希腊风门廊

文化在首都传布着，有舶来的，也有本土的。1832年，莫里哀的剧作在法国剧院上演，尼古拉一世有到场，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民族主义剧作《自由卫士》（Die Freischütz）则在德国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剧作也上演了，但所有涉及攻击当局的剧目比如《尤里乌斯·恺撒》都被禁演。普希金的代表作于1830年代早期发表，接着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于1835年出版。他的剧作《钦察大臣》（The Revizor/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于1836年春天在卡洛·罗西建造的宏伟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上演，该剧院以沙皇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命名，是“涅夫斯基大街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在一个沉迷于规训他那不受约束的帝国的沙皇面前上演《钦察大臣》，这似乎是胆大妄为之举。一位英国游客1850年代观看重新上演的这出剧时，惊异于它能被允许演出，觉得“对确乎是国家性的……敲诈和勒索”“的揭露，仅凭自尊心就该阻止了”。[62]然而1830年代，果戈里的作品是被当作闹剧（broad comedy）上演的。恶毒的洞见披着插科打诨的外衣，[63]尼古拉如此倾心于首演，大笑不止。全凭这一点保证了该晚的光彩夺目，因为有礼数要求，在听到皇帝的笑声之前谁也不许笑。

同是在1836年，俄国歌剧的奠基人米哈伊尔·格林卡接过20年前创作过同一主题的卡特林诺·卡佛斯的指挥棒，首次上演《伊万·苏萨宁》。这出歌剧讲述一个农民在1613年令波兰军队改道，并救了罗曼诺夫王朝创始人亦即彼得一世祖父米哈伊尔沙皇的性命。这是第一出没有念白的俄国歌剧，也是第一出悲剧。在卡佛斯的版本中，伊万·苏萨宁活了下来，但格林卡让这位农民为救沙皇而献身。皇帝出席了排演并框定了这出歌剧的一些元素，以强调其中有政治价值的思想，即沙皇是这个国家的卫士，个人幸福与独裁体制的存续息息相关。这部剧被尼古拉更名为《献给沙皇的生命》（A Life for the Tsar），然后成为每年歌剧季的开幕大戏。[64]

在音乐方面，圣彼得堡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音乐舞台。1842年4月，李斯特（Franz Liszt）令听众惊羡连连。这位钢琴家表现力如此高超，他在搭建于上议院大厅中央的舞台上来了一个新奇的出场式，不仅演奏了为他的钢琴所谱写的乐章，还大胆地用钢琴诠释了管弦乐和声乐作品。他也在贵族的招待会上演奏，并被引荐给沙皇，沙皇对在场其他人全都置之不理，只为专心同这位艺术鉴赏家单独会谈。李斯特开了六场公众音乐会，包括一场为儿童医院举办的慈善音乐会。但他一年后再访彼得堡时，他的影响力因为人们对意大利音乐的重新痴迷而荡然无存，于是他被安排在比较小的恩格尔哈特厅。[65]舒曼（Robert Schumann）1844年携妻子克拉拉（Clara）访问这座都城时，评论了意大利作品和演奏者占主导的情况。克拉拉作为钢琴家的名气高过她丈夫作为作曲家的知名度，她受邀在皇后面前演奏。她也在冬宫以一场两小时的独奏会取悦了皇室，并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举办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公开音乐会。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47年在欧洲北方的积雪中巡游14天，举办了四场音乐会，其中两次完整演出他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批评家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Vladimir Stasov）把那一季向首都呈现的这几场音乐会拥立为“最辉煌、最多听众、最灿烂也最振聋发聩的音乐会”，[66]而无数次被满怀激赏的听众叫回来谢幕的柏辽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得不来俄国听我最喜爱的作品被恰当地演奏，在其他任何地方它都总是或多或少被破坏。”[67]

柏辽兹三年前在巴黎遇到过格林卡，对后者的音乐非常热心，以致把它加入自己在法国的音乐会中，并写评论加以赞扬。李斯特对这首位俄国音乐巨人也有着类似的深刻印象。[68]在一个由外国人主导的场景中，格林卡的横空出世“使圣彼得堡全城开始注意俄国人的演出”。年轻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记录道，《献给沙皇的生命》把他丢入“货真价实的出神入迷”之中——“我对这个天才人物的热爱与崇拜没有止境”。[69]果戈里也是这些被打动的人之一：“这是用我们国家的调子创造出的一出多么棒的歌剧！告诉我还有哪个民族拥有更多的歌曲！……格林卡的歌剧还只是个美好的开端。”[70]格林卡的曲子中除了民间谚语和民间歌谣，也有多尼采蒂（Donizetti）和莫扎特的明显影响，但他本人坚称，作曲家不创作音乐，是人民创造音乐。他的第一部歌剧是关于新兴民族主义的第一份宣言，这种民族主义将通过“亲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争论，而主导圣彼得堡的欧洲现代主义同莫斯科的传统俄国精神间的知识辩论。[71]

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Ruslan and Lyudmila）——对普希金诙谐的仿英雄风格体诗歌的松散改编——于1842年首演。尽管包含李斯特钢琴演奏在内的乐曲预演引起很高呼声，但剧本拙劣且注定了这出歌剧的厄运。皇室在第五幕结束时骤然离席，而《鲁斯兰》逐渐从保留剧目中消失了，可想而知这令作曲家不安。格林卡在离开他“可耻的”故土去柏林定居时，对地面啐了一口。他死后，作曲家米勒·巴拉基廖夫（Mily Balakirev）于1867年上演了这出歌剧的首个未删节本，而下一代俄国作曲家开始借鉴格林卡。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称《鲁斯兰》是“歌剧之皇”（the tsar of operas），斯特拉文斯基则频频提及格林卡。然而在1840年代，民族主义开始成长的气候下，尼古拉却令人吃惊地摈弃俄国音乐而花费大把银子支持时兴的意大利歌剧。被意大利风物深深吸引的全社会，对格林卡身上被视为粗鲁的东西置之不理。1843年，俄国歌剧的剧院被意大利歌剧抢占，并被迫在一个旧马戏场栖身，该地1859年毁于火灾。

芭蕾舞受到现身圣彼得堡的国际出色舞蹈家的刺激而发展迅速。在特奥菲·高迪耶来访的1850年代后期，他观察到“一位舞蹈家想在圣彼得堡赢得掌声绝非易事；俄国人在这种事上是专家，他们通过小型观演望远镜进行的仔细审查很吓人”。身为此前几十年法国芭蕾舞界的领军人物，高迪耶发现彼得堡剧院很好地装配着可以有效更换场景的吊景区和隐藏出入口。他评论说，皇家芭蕾舞学校正在培养“杰出的学生”，他们的芭蕾舞团“在整体精确度上无可匹敌”。俄国舞蹈家们既娴熟又专业，决不会像巴黎的舞者们常做的那样“对观众咯咯傻笑或眉目传情”。[72]

法国编舞家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书信集的出版，对俄国芭蕾舞那戏剧化特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诺维尔断言技巧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并建议应修改僵化的刻板装束。确实，19世纪初叶彼得堡的芭蕾舞正测试着视觉体面度的边界。沉重的斗篷式服装让位于法国芭蕾舞团采用的透明网衣，并被进一步裁短。19世纪后期，柴可夫斯基对于去芭蕾舞现场窥视姑娘美腿的粗俗年轻浪子感到绝望。[73]年轻的男性剧院常客爱上女演员和女舞蹈家，对着他们的意中人尖叫，挤在后台入口处给偶像们献上鲜花和放纵的诗歌。[74]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如诗人本人——对俄国首席女芭蕾舞家阿夫多季娅·伊斯托米娜（Avdotya Istomina）着迷，发现不可能将这位舞者同舞蹈拆开。[75]

芭蕾舞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是师生关系的体现，而彼得堡得天独厚有一系列著名的芭蕾舞教师。1801—1811年任芭蕾舞教师的“暴躁又阴晴不定的”查理–路易·狄德罗（Charles-Louis Didelot）训练出伊斯托米娜。师出鼎鼎大名的韦斯特里（Vestris）的儒勒·佩罗（Jules Perrot）1851年来到彼得堡担任芭蕾舞教师，并与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卡皮托莉妮·萨莫夫斯卡娅（Capitoline Samovskaya）结婚。俄国芭蕾舞界的巨子、舞蹈家兼编舞家马里乌斯·佩提帕（Marius Petipa）(5) 1847年来到俄国首都，并居住到20世纪，他为俄国芭蕾舞贡献了一些最伟大也最经久不衰的作品。滋养这一发展中的传统的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外国舞者们的影响力。如空气般轻灵的玛丽·塔里奥尼（Marie Taglioni）“跳起舞来像夜莺在歌唱”，1837年她首度现身彼得堡，演出《仙女》（La Sylphide）。卡洛塔·格里斯（Carlotta Grisi），儒勒·佩罗事实上的妻子，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浪漫派舞者——1850—1853年担任俄国皇家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高迪耶与人联合撰写了阿道夫·亚当（Adolfe Adam）为格里斯所作的《吉赛尔》（Giselle）的剧本，但彼得堡起初对她的表演反应冷淡。观众们最初看上的是伟大的奥地利舞蹈家法尼·艾尔斯勒（Fanny Elssler）的戏份。《吉赛尔》的故事暗示，那些打破社会位阶的人会面临致命后果，而编舞——强迫舞者借他们轻盈的弹跳力探索半空并挑战重力——则必须在尼古拉一世的首都提供一种关于自由的宜人景象。

经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那种无声的庆典之后，宫廷重现堂皇景象，这反映出沙皇对演出和剧院的爱好。尼古拉热爱骑士制度，所以就有夸张的中世纪阅兵式。1829年，尼古拉庆祝白玫瑰魔法节（Festival of the Magic of the White Rose）。(6) 1842年一场锦标赛在兵工厂所在地举办。他对化妆打扮的喜爱之情记录在他1835年和1836年写给姐姐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信中：“我们的冬天才刚开始：昨天举办了一场小型假面舞会庆祝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每个人都以我父亲时代所精确要求的装束出场；很有趣也很与众不同，简直难以置信。”次年，舞会宾客的数目在26 000到27 000之间，这一次，每个人露面时“都穿着彼得大帝时代的装束，穿戴奇装异服和古怪装饰的军人们看上去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76]主题庆典包括“奥林匹斯众神”、一场中国式假面舞会和一场哥特式舞会，后者使用了1833年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尼古拉的哥特式宴会餐具。此类节庆活动受到泛欧洲的“历史主义”潮流刺激，这股潮流是对过去时代的艺术、文化及时尚的执迷。[77]大火毁了冬宫还不到一年半，华丽的舞会就复苏了，总是以格林卡《献给沙皇的生命》中的波兰舞曲开篇，由尼古拉携外交使团领导的妻子开舞，接着是沙皇皇后在外交使团首领的陪伴下上场。这个仪式之后是各种舞蹈——四对舞、华尔兹和马祖卡，从高迪耶的专家眼光看去，这些舞蹈“在圣彼得堡跳时有一种别处不曾见过的完美度和优雅度”。[78]

尼古拉评论说，夏宫继续变得更美丽，7月1日年度舞会举办时，一共有10万宾客。屈斯蒂纳称，沙皇皇后的命名日，在夏宫“周围有6000辆马车、3万名行人和数不清的船只从圣彼得堡过来安营扎寨”。屈斯蒂纳造访期间，宾客们宴飨之时，突然一阵暴风雨打沉了航行在海湾上的许多船只。官方承认有200人淹死。其他人则声称死了2000人。屈斯蒂纳暗示，真相将永不得知，因为报纸不会提到一场“令沙皇皇后败兴并归咎于沙皇的”事故。一周以后，屈斯蒂纳报告称，这场灾祸“超出了我之前被引导得出的推测”，又评论说“我们所能肯定的事有多么少”——事实“在彼得堡被视为无关紧要，在这里，过去与未来如同现在，都供主人差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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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梅内劳斯在夏宫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设计了一座仿哥特风的英式“农庄”，室内装饰中的中世纪画像颂扬她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尼古拉珍视19世纪中叶的家庭理想，但这份感性并不能制止这位“高大健美的”沙皇借着对朝中官员的妻女们施加独裁者权力而享受其他女人。[80]不管是这种令人舒服的基督徒家庭观念，还是此种设计中富有骑士精神的幻想，都没有反映出与圣彼得堡大街上能感觉得到的那种进步合拍的精神。在欧洲步入工业化的这个时代，尼古拉对挑战不理不睬，只担心一个不系于土地的劳工阶级将颠覆俄国的社会结构。

1831年霍乱来袭时，本应成为沙皇的康斯坦丁成了一个牺牲品。另一个牺牲品则是年事已高的亚当·梅内劳斯，他已在俄国工作了47年。这种疾病最初于1817年在英属印度的恒河三角洲被发现，同年传播到俄国南部。1823年流行病大爆发，1830—1831年达到顶峰。圣彼得堡被隔离，但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力度不够，于是1831年6月15日出现第一例发病报告。次日一个霍乱委员会便成立了。人们被禁止饮用运河里的水，但却未被提供替代水源。流言比疾病传得快，传染病为一桩警察的阴谋或俄国敌人的作品的谣言广泛传播。为控制疫情而辛勤工作的医生中混入了波兰间谍。强硬撞上了无知，任何抗拒官方介入的人都被“逮捕”，扔进两轮推车中，带到传染病医院隔离起来。群众开始封锁这些货车经过的通道，对它们连摇带撞，直到那些被从大街上抓起来的人从里面掉出来。瓦西列夫斯基岛和海军部行政区爆发暴力事件。6月21日，庞大的人群冲击罗日杰斯特温斯科街（Rozhdestvenskaya Street）的传染病院，但被警察遏止。次日，几千人聚集在干草市场，人群失去控制。一位德国医生被砸死，且随着卫兵和警察逃跑，暴徒们涌进医院释放患者。士兵在火炮的支援下被派来平息暴乱，并抓捕了180名犯事者。当暴力冲突消息传到尼古拉耳中时，他正被隔离在夏宫中哀悼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尼古拉展现出与1825年12月元老院广场事件中类似的思想态度和不屈精神——那场行动是他作为沙皇的首次行动的标志，抵达首都并巡视全城，敦促人们冷静与克制。他对危险的干草市场暴民们讲话，安抚暴徒并平息暴乱。这事被传成民间传说，称这位上帝所拣选之人的半神性的干预止住了疾病的传播。然而从1847年到1851年，又有第二波全俄流行疾病，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81]

1848年——这一年收成糟糕，抗议与革命在全欧洲的建制大门前咯吱作响——之前的十年，对圣彼得堡的商人而言是一段繁荣时光。连接圣彼得堡与皇村的俄国首条铁路于1838年启用，四年之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也开始修建。当这条铁路于1851年启用时，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双轨铁路，并且运载乘客在新旧俄国之间度过魔法般的通宵旅程。1843年通货得以稳定，尽管尼古拉仍有疑惧之情，工业也在扩张。但在1848这个多事之年的春季，数月前爆发于喀山和奥伦堡（Orenburg）的霍乱再度抵达首都，并且在每36位居民中就导致1人死亡。[82]贸易中心的许多店家都停止了营业，一位在斯莫尔尼学校就读的年轻女士7月4日在日记里写着：“过去两周里，大约10万人已经逃离……几乎不再有出租马车车夫了。城里空空荡荡。”[83]一座有着50万居民的繁华城市在几周之内便成荒漠。另一位目击证人记下霍乱夺走“许多穷人的生命。对食物稍不留心和最轻微的风寒就足以将它招来，而仅过四五个小时，一条生命便不复存在。恐怖在整个夏季笼罩着每一处”。大流行平息后十年，1861—1864年的健康改革起到一些成效，但当西欧在19世纪末期根除霍乱之时，流露出令国力疲惫的迟滞性的俄国仍于1893—1894年、1908年和1925年遭受全国性流行病，直到苏联当局最终消灭了霍乱。[84]

尼古拉政权的僵化性不仅反映在它对改革的迟钝，也反映在它对教育那令人窒息的控制上。通过对课程的限制，学生们与颠覆性的西方影响相隔绝。大学里不再教授哲学，在辩论测验中，宗教真理取代理性思想成为标准。[85]被赫尔岑评论为“被专制主义所狂热爱好的”制服成为规定性着装，象征着首都那乏味的一致性。赫尔岑暗示说，如果某人指给一个英国人看“涅夫斯基大街上身着款式雷同、布满纽扣的罩衣的纨绔子弟团”，他会把他们当作一个“警察小队”。[86]

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政府在首都持续收紧控制，知识界要求变化的主动性和推动力都暂时移向莫斯科。1830年代里，革命派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vsky）和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加入了莫斯科的大学。他们围绕年轻哲学家尼古拉·斯坦克维奇（Nikolai Stankevich）形成一个圈子，斯坦克维奇被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提出的认为人类只有在灵魂的私密舞台中才能达致解放的思想所吸引。这些年轻人属于一个时日无多的阶层，他们心思敏感、教育良好。他们开始以“多余的人”而知名，这样的人在俄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哪怕他们努力通过印刷文字推进激进想法与激进行动。被西方思想和自由观所吸引的他们大多搬去了圣彼得堡，就算沙皇严苛，那里也总比莫斯科开放。其他人则流亡国外，以寻求宣扬激进思想的自由。[87]

别林斯基在1840年代早期投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门下，并在他短暂一生的余下时光里，着手通过他以文学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身份所写下的文字揭露本国的社会恶行。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拥护者，后者的处女作《穷人》（Poor Folk）“前所未有地揭示出俄国小官员阴郁而屈辱的生活”。[88]别林斯基的著名举动是批判果戈里，因为这位作家后来皈依了神秘主义保守派。别林斯基在他抗议独裁制与农奴制的煽情书信中宣称，俄国需要让“在尘垢与渣滓中遗失了这么多世纪的人类尊严”觉醒。[89]他于1848年死于痨病，躲过了因鼓吹这么不爱国的思想而会招致的牢狱之灾或流放之苦。

这一代思想家在寻找解决俄国僵局的过程中分裂为亲斯拉夫派（Slavophils）和西化派（Westerners），两个群体在方法和见解上泾渭分明，但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亲斯拉夫派憎恨国家的官僚体制，试图从东正教会寻求解决之道并拒斥欧洲思想。他们中的一员伊万·阿科萨克夫（Ivan Aksakov）建议，复兴民族的唯一方法是往圣彼得堡“脸上吐口水”。[90]亲斯拉夫派是敬神的，西化派则倾向于是无神论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以至于说东正教是“专制主义的使女”，[91]而且他因为东正教以迷信封锁科学进步的欲望而狂怒。但有那么一种传统组织既吸引西化派也吸引亲斯拉夫派，那就是乡村公社（obshchina / village commune），在这里，人们通过在主街和平会议上碰面来解决事务。[92]

赫尔岑是一位俄国贵族与一名卑微的德国女子的私生子。他频繁地被当局找麻烦，最终逃去英格兰，在那里成立了自由俄国通讯社（Free Russian Press），以攻击尼古拉一世的俄国。赫尔岑反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也藐视马克思等历史主义者，而宣称自然与历史不臣服于设计与计划。人民的义务只限于当前，只限于“劳动者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获得的工资或快乐”所能许以的自由。历史是个前后不一致的老师，是则充满“年代疯狂”的无意义故事。进步意味着尊重和改善当前。个人潜力的实现应能战胜独裁者，政治自由应保护人类尊严。为了奋力追求一个未来的幽灵而牺牲这种尊严，这是虚幻的。赫尔岑日益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乡村公社的集体主义而实现。[93]赫尔岑相信，俄国的落后所具有的好处是，能避免资本主义并继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思想被证明对接下来的一代人，即1860和1870年代的“平民主义者”（narodniki / populists）(7)产生了影响。[94]

赫尔岑的朋友亦是巴枯宁的出版者，尼古拉·奥加廖夫（Nicholas Ogarev）超出了言论层面，于1838年解放了自己庄园的农奴，比1861年那道七拼八凑的解放敕令要早二十多年。不幸的是，奥加廖夫的乡村公社能成功管理庄园的目标以失败告终，而与深重的酒瘾做斗争的他在1850年代中期离开俄国去与赫尔岑会合。[95]所有这些“多余的人”中最极端的一个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他也在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之后逃往欧洲。巴枯宁倡导砸烂旧社会，以让新思想能够生根。他与赫尔岑一致，都坚信个体自由的至高重要性。

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官员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被一系列揭示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及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之思想的政治经济演讲所震惊。其结果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于1845年发起他的非正式周五聚会，聚会上“每个人无所保留地大声谈论所有事情”。三年之后，这些聚会变得形式化，会上有演说发表。这些活动中有一些到头来成为吵架大会。到了关于改革、起义和叛乱的消息从欧洲各地飞来的1848年，这类聚会被视为危险事物。枕戈待旦以不让革命逼近的尼古拉一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圈子里安插了便衣特务。

最危险的发言者之一是鲁莽大胆、固执己见又有钱的地主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i Speshnev）。斯佩什涅夫从欧洲群体中知晓了革命的方法，便要求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的成员制作并散发传单，这些传单煽动农民起而反抗他们的地主，并且屠杀被派去镇压他们的部队。[96]当局日渐对这个圈子外围的激进性感到焦虑，便抓捕并审讯了250多位嫌疑人，流放了其中51人，判包括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21人死刑。这位作家被指控阴谋颠覆政权。他的罪行呢？就是在这个圈子的一场聚会上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一封信。

1848年4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一个警察和一个第三处的特务站在他的卧室。他们是来逮捕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个圈子里那些抱怨被捕期间受刑讯的其他成员一道被关在彼得与保罗要塞。1849年12月22日拂晓，被判刑的人顶着徐徐降落的雪花被领到位于塞姆扬诺维斯基广场（Semyonovsky Square）的刑场。一直被单独幽禁的囚犯们疯狂地聊天，在珠玉般的白雪的映衬下，他们灰黄的面庞和凌乱的黑胡子如同鬼魅一般。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兄弟的信中所写：“我们宣读了死刑宣判，我们都被要求亲吻十字架，一把利剑在我们头顶破空而响，我们被告知要穿上白色的行刑衫。然后我们中的三个被绑到柱子上等待枪毙……对我，仅只留下一分钟的生命了。”[97]然而奇怪的是，鼓点敲击的是撤退令。11月中旬发出的死刑宣判已经减刑，但为了使这些罪大恶极之徒牢记他们罪行的严重性，尼古拉坚持让这消息扣留不发，直到他们遭受过行刑仪式的煎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运往西伯利亚服刑事苦役，直到1854年2月获释成为一名士兵。尼古拉以其宅心仁厚的虐待之举为艺术奉上他最伟大的礼赠。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保全了。[98]

1876年编纂的一部关于第三处的官方史著承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只不过包括“梦想着把社会主义传到俄国的堕落年轻人”。[99]不管怎样，当局对阅读内容加以进一步限制，传出了大学要关门的流言，而监管日益严格，这些措施的唯一功效就是令下一代激进分子心潮澎湃。一如屈斯蒂纳在总结俄国时提出恐惧令思想麻痹，作家兼批评家亚历山大·尼基坚科（Alexander Nikitenko）也抗议“审查员多过书籍”。新闻界的政府特务多如牛毛，根本没有哪段报道能够直书无隐。就连设备都要接受审查。受雇于第三处的一位记者法杰伊·布尔加林（Faddei Bulgarin）由于抱怨了彼得堡的天气而受到斥责，因其竟敢对沙皇都城的气候持消极态度。大多数时候布尔加林都在谴责作家，作为《记录》的固定供稿人而在报刊上捏造事端，还帮忙把科学院的出版物转变成政府的宣传册。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抨击布尔加林那“可用金钱收买的杂志”，布尔加林编辑了《北方蜜蜂》（The Northern Bee），这是一份由第三处资助的刊物，旨在将尼古拉治下的生活图景写得光明美好。它很畅销，从1830年代到1850年代初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发行量自7000份上升到10 000份。[100]由于审查制度会对多数出版物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将成为下一个十年的革命运动的喉舌——评论说，在1850年代初期首都的作家当中，麻木不仁大获全胜。深入俄国中下层撰写报告文学的先驱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灰心丧气，开始沉湎于打牌。其他人为了赚钱则撰写色情文学。[101]赫尔岑在1851年写给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著名书信中，入骨三分地刻画了以镇压为能事的沙皇：“尼古拉试图忘记他的孤立，但随着时间流逝，他变得更阴沉，更孤僻，更不安。他看到自己不被爱戴；紧紧攫住他的沉默看上去更像死寂，因为那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在远处低鸣。”[102]

赫尔岑在逃往欧洲之前曾被第三处拎去责问。他被控“年少轻狂……的污点尚未涤尽”，逮捕他的借口是涉及传播谣言，谣言称蓝桥的一名哨兵被指于半夜杀死并抢劫一位过路人。但对他的这条指控是捏造的，起因则是沙皇看了他的档案，注意到他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并觉得应该把他遣送回来。赫尔岑是被一股“法律之外并凌驾于法律的”秘密势力所指控，这股势力拥有“干涉一切事务的权力”。第三处已经成为俄国生活中如此要紧的一部分，以致就算它改名换姓，它的手段也因着保障俄国政府的长期动力而一成不变。1850年代来访的一位英国女士评论道，“要说一个俄国臣民几乎不敢说出他的真情实感，哪怕是对自己的兄弟，这一点都不夸张”。她经常目睹“发生于可能是四五个人之间的谈话，而每个人都知道”——真荒谬——“他旁边这个人正在说谎”。这位游客确定，“除了秘密警察”，还有“80万个领报酬的特务在这个国家里”，包括“一些住在圣彼得堡的法国女帽制售商”。屈斯蒂纳讽刺说，沙皇是“他的帝国里唯一一个人们与之谈话不用担心有告发者的人”。[103]而杰尔扎温1808年的诗句透露出这座首都的真实性质：

没受强迫又何必来彼得之城冒险，

把空间换成封闭，把自由换成锁和闩。[104]

伦敦《泰晤士报》登出尼古拉一世1855年3月驾崩的消息时，亚历山大·赫尔岑砸开了香槟。[105]这位沙皇在政治动荡和革命遍地的三十年间充当了“欧洲宪兵”[106]，粉碎波兰的起义，平息匈牙利的叛乱，强迫普鲁士接受哈布斯堡的统治。然而他的对外政策在错误地估算俄国能在克里米亚打赢英法联军时便到头了。当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8)陷落时，有些俄国人欢欣雀跃，希望这场失败能致使罗曼诺夫家族垮台。[107]沙皇们统治下的俄国是停滞的。没有竞争性。屈斯蒂纳评论说，那是一个人们有两口棺材的地方——“摇篮与坟墓”。那是一座只有沙皇握有钥匙的监狱。俄国历史学家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在尼古拉离世前几年写道，“俄国只不过是一座用罪行、谎言和虐待搭成的活生生的金字塔，里面全都是探子、警察、卑鄙的统治者、醉醺醺的法官以及怯懦的贵族”。[108]

首都的警察有诈骗行为，比如在城市的油灯中安两根而不是三根灯芯，以便细水长流地敛财。“警察有着令四邻不安又不必要的残暴”，一位游客认定警察“是社区里的狼，而不是看门狗”。[109]诚然，随着人口增长，犯罪在增加，这些年里彼得堡的警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挑战。1840年代初期，每年大约有2万名犯蝇头小罪的人和流浪汉被抓，并被塞到长长的矮箱子里运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几天内获释。为了遏制犯罪与非法卖淫，有针对可疑场所的突袭。1843年，对妓女的规约开始实行。医学警察委员会给妓女们颁发俗称“黄票”的执照，并扣押她们的通行证。[110]为控制传染病，妓女们被指示用冷水清洗生殖器并在换顾客时更换床单。经期禁止揽客，因为血液被认为会传播疾病。随着从道德性愤怒转变为承认卖淫无法杜绝因此加以容忍，妓院须遵守严格的行动方针。它们要保持卫生，酒水要适度供应，周日要关门，宗教节日当天只有午餐时间过后才能开门。从业人员必须年满16岁以上，不能接待未成年人或学生，要负责检查顾客的生殖器。尼古拉当然乐于容忍妓院。太太们都被安插其中当探子和眼线。[111]

尽管尼古拉一世当政期的主旋律是“程序和规范”，但首都的基础设施还是能不定期地发展。涅夫斯基大桥于1850年代晚期启用，这是铺展在涅瓦河上的第一座永久性建筑。331米的长度使之成为欧洲最长的桥梁。但只有几条中心街道由煤气照明，其他街道全在两芯油灯明灭的光线下黯淡憔悴。冬季下午结成冰的雾气使得从3点开始就需要照明，因此离开涅夫斯基大街，这座城市就是黑沉沉的。城市的贫民窟仍然肮脏且有害健康，但在涅夫斯基大街上，行人会因为当街吸烟被罚款，裙衬一步一摇，法语是主导语言。富有家庭的桌面上和每个壁橱里都摆着鲜花，所以，哪怕外面冰天雪地，里面也给人温暖乐园的错觉。对富人而言，食物绰绰有余，还有全年各个时期从城外无数温室里收获的生鲜农产品。高迪耶描述了一场午宴，小食（Zakuski）被“站着吞下，就着味美思酒、马德拉白葡萄酒、但泽白兰地”以及干邑。然而这是一个不很适应他们力图效法的欧洲习俗的社会，这一点有迹可寻。高迪耶评论道，事实上一顿午饭吃到一半，人们就会把波尔多葡萄酒和香槟换成黑啤酒、麦芽酒和克瓦斯，这表明，屈斯蒂纳关于彼得堡人“混淆了……奢侈与精致”的评论是正确的。[112]当涉及风格问题时，仍有一种民族性的不安全感。俄国人鲍里斯·叶夫列莫夫（Boris Efremov）用法文给自己登广告，以切实表明他是个巴黎裁缝。[113]贸易中心吹嘘自己“豪华的商店橱窗”像伦敦或巴黎所能看到的橱窗，然而实际购物体验截然不同。一名英国女子要买法国缎带。商人给了她俄国产的。她耐心地证明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最终，法国缎带被拿出来了。但这才是曲折过程的开端。讨价还价随之而来，结果是她猛然冲出商店，但又被店主叫回来，许以一个比她提出的价格高那么几戈比的售价。在威胁着要去下一家店后，她以她预期的金额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但这还没完。商店店主从没有找对零钱。这是他找回讨价还价所造成之损失的方法。但最后的最后，这位顾客获胜。用几分钟或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情况，拖拖拉拉写了一大段。[114]

截止尼古拉一世去世的1855年，书商成为警察定期光顾的对象。他们在首都的一家书店发现了2500多本禁书，表明革命思想的市场有多大，以及就算遭到压制，图书仍可以获得。[115]正如屈斯蒂纳所观察到的，在每个地方“我都听到哲学的语言，每个地方我都看到压迫已是日常”。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屈斯蒂纳把俄国视为“架在增高的火势上的一只封得紧紧的锅炉”。他补充说：“我担心会爆炸。”[116]

(1)　卢比扬卡大楼是克格勃总部办公地。

(2)　前文的屈斯蒂纳侯爵。

(3)　该画家名字通常的拼法是Fyodor，所以译为“费奥多”。

(4)　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5)　原是法国人。

(6)　这个节日是为皇后设的，白玫瑰是她最喜欢的花。节日的前身是她还身为德国公主时，她的兄弟们在柏林常常举办的假面舞会。尼古拉一世设立的这个节日实质上是一种中世纪风格的骑士锦标赛。

(7)　民粹主义者也是这个词，但考虑到时代语境，此处应译为“平民主义者”。

(8)　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城市，也是黑海主要港口。

第九章　不满　1855—1894

1850年，施蒂格里兹（Stieglitz）棉纺厂雇工们涨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于是700人罢工。警察隔离了66位领头者，其中6人被当众鞭笞并被遣返乡下。圣彼得堡正在体验工业革命最初的成果。棉纺工业在蓬勃发展，重工业则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促进。1850年代中期，彼得堡的年收入凭借这座城市的367家工厂而增长了50%，铸铁厂的收入翻了一番。但因为工人中日益加剧的骚动和1857年的战后经济危机，经济扩张受了连累。一份由厂商填写的调查问卷透露出，他们在剥削受雇于首都各工厂的1282名童工，有些才8岁大。看起来，工头责骂那些居住在肮脏环境中并被迫夜间工作的儿童的行为是可以忍受的。[1]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工人的工作环境骇人听闻，警察却通常与工厂主们沆瀣一气。1861年，一家较大规模棉纺厂的蒸汽机器导致一名17岁女孩死亡，工厂主们便在机器周围安上栏杆，一切便仅止于此。1858到1861年间，面包短缺，物价上涨，新人们没完没了地从乡下进城，统统加剧了圣彼得堡劳苦大众的惨况，于是工人们提出近3000份诉状，但改革依旧从底部开始扩散。

虽说首都因为商业而繁荣——有超过1700名水果商、2000名屠夫和250间书店，但它的交通系统落后于伦敦或巴黎。瓦西列夫斯基岛上有马拉轨道车，吱扭作响地将货物从各码头运到海关仓库。轨道车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运行，在船只和铁路之间运送货物，但没有公共客车。[2]自己没有马车的乘客搭乘无数出租马车中的一辆上路，经过市中心的那段车程给人以“泥浆泼溅、穷愁惨淡”的印象。

兴修铁路激发了1830年代兴起的住乡间别墅（dacha）之风。这些乡村住宅原来是贵族阶级的禁脔，然而作家兼记者法杰伊·布尔加林现在指点他的读者们，在短暂夏季的那几周就别费心去找“在他铺子里的商人、在他药店里的药剂师、在他作坊里的俄国贸易商，或者在他办公室里的职员！他们统统都在乡间别墅！”[3]财力不支的人会打包床褥、家具和炊具，享受乡间黑森森的杉林、银白色的桦林以及干草地的芬芳。[4]随着城市扩大，人们不得不去比日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彼得堡及维堡地区更远的涅瓦河北岸冒险。

铁路很繁忙，彼得堡车站里里外外的活动也很热络。里兹代尔爵士乘火车来到首都，当时正值1863年波兰起义的高峰期——到处都是士兵，同行乘客都配着左轮手枪——他这样记载他到达时的情景：“车站挤成什么样子了！铁路官员、海关官员、警察、招徕住宿的、敞篷四轮马车车夫，还有说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骂骂咧咧的，戏谑打趣的，厉声斥责的，哭哭啼啼的。”一个警察“挥舞一根粗短的棒子，有几棒不长眼地胡乱抡到乌合之众的头上，令他们作鸟兽散”。在这忙乱的第一印象后，里兹代尔发现，彼得堡“对所有悲惨事物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世上再没比这里更欢乐的城市了，肯定也再没别处对外国外交官如此盛情款待。我们的生活是在兴高采烈寻欢作乐的大本营里的一轮宴会”。[5]

圣彼得堡作为一座国际化的文化之都而繁荣昌盛。小说家大仲马1859年访问此地，而他没有像无数来访者一样再留下一篇老生常谈的印象记，却乐意为罗曼诺夫家族写一篇多姿多彩又活力十足的长篇史传。同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为他做好了探索这座城市软肋的准备，并以散文对那些“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冻馁交加的”潮湿角落进行严厉抨击。马林斯基剧院于1860年启用。该剧院以亚历山大二世妻子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Maria Alexandrovna）命名，由阿尔贝托·卡佛斯（Alberto Cavos）设计，建于被烧毁的马戏场原址。[6]就是在马林斯基剧院，亚历山大和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于1862年11月出席了朱塞佩·威尔蒂（Giuseppe Verdi）《命运之力》 （La forza del destino）的首演。这出歌剧得到慷慨赞助，威尔第——他将在七年后的米兰首演之前对这出戏作实质性修改——当时也在场。[7]

俄国音乐学会出于提升品位和从事教育的目的而成立了。它由德国出身的目光远大的大公夫人埃莱娜·帕夫洛夫娜（Elena Pavlovna）(1)发起。著名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他曾作为神童在肖邦（Chopin）和李斯特面前演奏——被任命为会长。他对首都的音乐和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施加了巨大影响，后者1859年从圣彼得堡法学院毕业，现在被吸引着走上音乐道路。埃莱娜·帕夫洛夫娜也热衷于创建一所圣彼得堡音乐学校。她在1844年舒曼夫妇来访时与他们讨论该计划。差不多20年后的1862年，音乐学校开张了。校长还是安东·鲁宾斯坦。[8]

尽管圣彼得堡建造宫殿的伟大时代已成历史，但19世纪后半叶还是有所增建。最后几笔于1860年代初期施加于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距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将它转变为一座俄罗斯艺术博物馆仅几十年。埃莱娜·帕夫洛夫娜就在这座宫殿里举办她那熠熠生辉的沙龙，该沙龙欢迎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家。她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表示同情，于1856年解放了自己位于卡尔洛夫卡（Karlovka）的庄园的农奴，并将在1861年对亚历山大的解放计划提出忠告。

新艾尔米塔什1852年开张，但一直没有负责人，直到1863年斯特凡·格杰奥诺夫（Stephan Gedeonov）被任命为馆长，他是在智胜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获得詹彼得罗·坎帕纳（Giampietro Campana）的古董收藏之后获任此职的。这位卡瓦利侯爵（Marchese di Cavelli）(2)靠挪用意大利质押银行（Monte de Pietà Bank）(3)的钱款为自己聚敛了几千件收藏。坎帕纳锒铛入狱后，格杰奥诺夫从梵蒂冈得到了这批藏品。他担任艾尔米塔什馆长的首个举措就是把皇家藏书转移到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公共图书馆，以腾出地方容纳他这份庞大的收获。在格杰奥诺夫领导下，博物馆从米兰收藏家利塔伯爵（Count Litta）处获得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哺乳圣母》（Madonna Litta）以及其他三幅绘画。格杰奥诺夫为皇后买到拉斐尔（Raphael）的《康那斯圣母》（Conestabile Madonna），她去世后该画入藏艾尔米塔什。馆中增加了数不清的考古出土品，它们来自俄罗斯帝国辽阔的疆土，随着大范围铁路与公路的兴建而被挖掘出来。[9]

1863年，格杰奥诺夫掌管艾尔米塔什之际，巴黎沙龙的作品选择被证明过于保守，以致艺术家们请愿另办展览，于是拿破仑三世被迫批准著名的“被拒绝者的美术展”（Salon des Refusés）以展出进步作品，比如马奈（Manet）那幅惊世骇俗的《草地上的午餐》（Déjeuner sur l’ herbe）。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历史画专业的学生们也与此类似，他们拒绝陈腐的学院主义，拒绝接受给他们设置的考题“沃坦进入瓦尔哈拉的入口”（The Entry of Wotan into Valhalla）。[10]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抗议，因为对历史和神话的兴趣正把持欧洲北部，截至1863年，瓦格纳（Richard Wagner）已经谱写了他那气势磅礴的《尼伯龙根指环》系列的一半，激发它的情节的就是对这该死的沃坦(4)的纵容。尽管学生们可能误判了这个题目中似是而非的时政性，但他们要求一个更具有当代性的俄国主题，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风俗画（genre painting）流派的同辈已经被安排了契合的主题“解放农奴”。

历史画学生的反叛和他们要创建一种合作社（也称artel）的决定，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学院骚乱的征候。甫一进入1860年代，圣彼得堡大学就有数量可观的学生伙食恶劣，并沦为斑疹伤寒和肺结核这类疾病的受害者。学生们开始1861年秋季学期时，迎接他们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的自由通讯社印制的一份小册子，联合作者有《当代》（The Contemporary）的一位学院派供稿人尼古拉·舍尔古诺夫（Nikolai Shelgunov）和女性权益活动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Mikhail Mikhailov）。这份小册子《致青年一代》（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呼唤终结沙皇制，要求选举，并批评1861年的《解放农奴敕令》（Emancipation of Serfs Edict）太微不足道也来得太迟。

政府1860年代初期那声称走向进步的改革事实上构思不良、执行不力且不够充分。尽管改善了犹太人的处境并且允许犹太商人和工匠居住在俄国最大的两座城市，尽管引入了陪审团审判制和辩护律师，尽管停止了对出版机构的审查，尽管创建了村社（Zemstvo）——一个选举出来的包含多个阶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集会——但亚历山大二世当政时期的主旨依旧是镇压。

尼古拉一世已经把农奴制定义为“俄国人生活中明明白白的恶”。为了印证这一点，他统治时期爆发了550多起农民起义，尽管无一达到普加乔夫叛乱的规模。亚历山大二世的著名声明称，“最好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好过等到开始自下而上自行废除的时候”，这带来1861年的《解放敕令》。因为担心这道敕令的发布会激发叛乱，装填好炮弹的大炮和高度警戒的军队环卫着冬宫，并在首都街道上巡逻。这是针对诸如《致青年一代》的作者那些人的预防措施，他们将这场起草得很低劣的改革看作“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牛群而扔给一条恶狗的骨头。这场解放是一个垂死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最后行动。罗曼诺夫家族已经令人民失望，他们必须滚蛋。”

这道敕令在林肯（Abraham Lincoln）发布《解放宣言》的两年前颁布，从10万名地主手中“解放了”2300万农奴，却没有授予他们自由土地。荒唐的是，留给农民们的是更少的耕种土地和更高的赎身款，这使他们被束缚在地主那里。

一群学生被《致青年一代》中武装起来的号召所激愤，占领了一座演说剧院，并举行了一场抗议大会。次日，在9月底的阳光中，群情激昂且欢腾鼓舞的学生们聚集起来横穿全城，从位于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大学出发，一路扫荡到涅夫斯基。尽管法国理发师怀着喜乐的心情从他们的店铺中现身，高喊“革命！革命！”[11]，但一大群长头发的男人在女人们——她们剪短头发，并剪成地道的革命式样——的陪伴下反复吟诵的架势在很多路人看来就像一伙堕落分子，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后反越战示威在西方的街道上呈现的模样。

图29　尼古拉·亚罗申科（Nikolai Yaroshenko）所绘《一个学生》（A Student），1881年

这伙人喊着口号冲向大学校长的家。他拒绝接见他们。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干。因此，为了增加对改革的压力，在校学生打断课堂并抵制演讲。持续性的骚动导致学生被停课，元凶被拘留，大学被关闭了两年。所有被学生的目标激发起同情心的人，都是那些对亚历山大时期俄国的生存条件有些兴趣的人。在为帮助激进分子而举行的义卖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他的小说《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的片段，鲁宾斯坦则现场演奏。当领头的煽动者被捕入狱后，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平民主义者的进步刊物《时代》（Time）的联合编辑——给他们送去烤肉、葡萄酒和干邑。[12]政府收紧了书刊审查。《当代》于1862年停刊，《时代》则在一年后停刊。

自十二月党人叛乱以来，圣彼得堡街头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异议分子，且小册子发得到处都是。其中最激进的可能是1862年5月的《青年俄国》（Young Russia），它呼唤“流血不留情的革命”。这份册子由一位莫斯科的大学生主笔，通过信箱推送到首都各处，甚至散发到冬宫的小圣堂里。《青年俄国》敦促人们抢过自己的斧头，“并且比他们对我们更加毫不怜悯地袭击帝制派”。这份小册子有一种明显的丘吉尔式修辞，宣称“我们将在广场杀死他们，我们将在屋里杀死他们，将在城镇的小巷杀死他们，在首都的通衢杀死他们”，“让未来的大旗、红色的旗帜迎风招展”。[13]这篇文本的猛烈度让人怀疑，那些写下它的人也就是应对1862年年中纵火毁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部分区域负责的人。5月，首都的各个区域快速相继爆发火情。风助火势，火苗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吞噬木制建筑。喷泉河左岸的房屋都被焚毁，托尔库基市场（Tolkuchy Market）与阿普拉克辛拱廊也被毁。纵火犯一直不能确认身份，但他们的行动在一个历年困于火焰魔力的国度里很戏剧性也极富新闻价值。[1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柯尔尼科夫（Rashkolnikov）在报纸中急速搜寻有关他自己罪行的报道，却只找到关于“佩斯基（Peski）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又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再一场大火”的叙述。[15]没人对一个典当商被斧头砍死感兴趣。

成为1860年代这一代人喉舌的就是俄国文学上确乎最糟糕的重要小说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外省神甫的儿子，对社会底层怀有同情，而且就像赫尔岑，相信那种指导着农民公社的责任互惠习性能够在社会中推而广之。乡村公社与工匠合作社——它们自发运行，做决议时不依赖任何中央权威——将指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16]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他的绝大多数追随者都激进，相信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应对其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享有权利。《当代》停刊前，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编辑该刊，打着文学的旗号夹带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鼓吹。这份刊物获准复刊时，涅克拉索夫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冗长乏味但影响力巨大的虚构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它挑明了1840年代那批饱食终日的改革者与1860年代这批革命者之间鲜明的差异。此种分野在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细腻的小说《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得到生动表达。虚无主义的主人公巴扎罗夫（Bazarov）出身杂色阶层（raznochintsy），亦即落魄的小农场主、商人、文员或低级文官家庭的儿子，他们足够幸运能接受教育。杂色阶层是俄国一个新的社会类别——知识分子——的成员，他们对一切都不会觉得理所当然。屠格涅夫——很大程度上是1840年代一个“多余的人”——的一项贡献恐怕就在于书中专注描写1860年代彼得堡激进大学生时那种眼力的精准，他们显得无聊或者轻蔑。[17]

当针对学生革命党采取镇压措施之时，女子教育有了一点进步。有为中等收入家庭的女孩设立的中学，给学生提供广泛的课程，包括俄文、宗教、历史、算术、几何、物理、地理、自然史、绘画、缝纫、现代语言、音乐和舞蹈。俄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院于1863年开张。次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妻子进入该校学习，为她以后的第一份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做准备。[18]随着女性开始从事办公室工作并向往专业领域，女性主义的呼声开始被倾听，已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想要涤除成为女子苦难根源的“阴柔气质”的渴望对此形成激励。米哈伊洛夫所希望的个性特征“既不是男子气的，也不是女子气的，而是纯人类的”。一些进步女性或曰“短发”（‘crop-headed’）女性——借《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来形容[19]——开始在圣彼得堡医学与外科学院接受医药训练。当大学拒绝女学生时，比较有进取心的人就奔赴苏黎世学习。其中包括娜杰日达·苏斯洛娃（Nadezhda Suslova），她是谢里梅德夫伯爵的一个农奴的女儿，成了俄国首位女医生。另一位大学生是玛丽亚·博科娃（Mariya Bokova），她成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薇拉·帕夫洛夫娜（Vera Pavlovna）的原型。[20]

这部激励了俄国几十年革命瓦解历程的小说，差一点就没能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正是被拘押在彼得与保罗要塞候审的两年里，他写成了这部小说。手稿被狱方没收，然后被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每个成员盖上了各种公章。到达审查官的办公室后，它被认为已经经过了超额的审查，因此同意出版。这份手稿被移交给《当代》的编辑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他可能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把它落在了出租车上。他设法找回这份有颠覆作用的文本的唯一举措，就是在各个地方的《警方公报》（The Police Gazette）上通告他的遗失情况。[21]

作为文学作品，《怎么办？》该当丢失。作为一份激进的辩护词，它则鼓噪着人们读一读。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女性主义视野是吸引人的，而它的文笔和情节笨拙又啰唆。女主人公薇拉·帕夫洛夫娜在一个条件合宜的场址创立了缝纫合作社。她的企业不是为了自己获利，而且她——与她雇用的人一样——都以工作换薪水。她为她的女裁缝师们支付病假工资，为她们朗读，让她们吃饱穿暖。她带她们去彼得堡的小岛上郊游，在那里野餐，做游戏，跳四对舞。在爱情情节里看到的是薇拉对男人不停地移情别恋，勾勒出一幅有进取心的、进步的且为女性主义赋权的图景。在1860年代的俄国，这是开路先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相信人类有能力创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顽固乐观分子。[22]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可这种无条件之善的信念，他起而反对《怎么办？》中的乌托邦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的小说《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中的非正统派主人公——“一个有病的男人……一个怒冲冲的男人”——是一个蔑视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女主角所怀抱之科学信念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正统派主角作为普希金和果戈里笔下“小人物”的后嗣，是彼得堡公共空间里礼法成规的牺牲品。这位地下室男人觉得辉煌的涅夫斯基大街让他灰头土脸，他是巨龙般的俄国文官体制所吞噬的数不清的书记员之一。他体验着他是谁和他想成为谁之间的鸿沟。涅夫斯基说谎，涅夫斯基也给人分等并降低人的地位。这条大街——对待有钱或有名的人如此慷慨——使地位低下的人感到羞愧。当这位地下室男人于下午前往涅夫斯基享受一次日光散步时，他坦承：“我其实压根就不享受我的散步：我体验到没完没了、一波又一波的折磨，把人挤碎的屈辱之情……我在路人当中像条小鲤鱼以最唐突的方式胡乱游走，不断给卫骑兵队和轻骑兵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让路。”[23]

约瑟夫·布洛茨基坚决主张，在19世纪中叶，“俄国文学对现实的捕捉到了这般程度，以致今天当你想到圣彼得堡时，你无法区分虚构和真实”。[24]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栖居在论战者的抽象世界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所挑战的这座城市破败且有害健康的区域里游走于落魄潦倒的人中间。他笔下的旁白者遇到了“捡破烂的人……拥挤在干草市场肮脏恶臭的庭院里那些酒馆周围”，并忍受着“通风不畅、喧闹、泥灰、脚手架、砖块和尘土……以及彼得堡独有的臭气，那是所有没有能力在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人都熟悉的气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们挤在屋子里或住在“差不多是一条过道的地方”，在塞满“各类劳动人民——裁缝、锁匠、厨子……尽自己所能挣一条生路的姑娘们”的房子里。[25]

当局的确试图进一步规范卖淫并让从业者更为安全。可是从业者数量在增加。官方数字在1860年代早期是1800人，1870年上升到近4500人，由于很多女人没有登记，所以这数字无疑是被低估的。这个十年期中间，有大约150家妓院在运转。所有者对收入的占有量应不超过四分之三，而且——作为对丰厚抽成的回报——要为他们的从业者提供合乎需求的住所和良好的食物。教堂或学校320米范围内不得设妓院，皇室成员的肖像不得用作室内装饰。妓女数量的巨幅增长意味着从1833年起为关心她们而设立的一个小型慈善庇护所让位于慈善修女会（Sisters of Mercy）运营的一个更大型机构，而它转而又被建于卡林金医院（Kalinkin Hospital）地基上的另一个庇护机构取代。1857年起，首都北面林地间的一所乡村别墅负责照管雏妓。[26]所有这些机构都人满为患，且充其量只能说效率低下。对绝大多数被迫出卖肉体的女孩和女人而言，生活是丑陋的。在《罪与罚》中见到的妓女们“满身伤痕”，上唇“肿胀”，她们未来的前景大同小异，不是疯人院就是自杀。[27]与此同时，确诊的梅毒病例——经医疗主管部门大费周章地确认——从1861年的6000多例惊人地攀升到1868年的15 000例。[28]

1860年代中期，醉酒又一次提上议程。首都自诩有1840间酒馆、562间客栈、399间酒铺和229个葡萄酒酒窖。在新一天开始之前豪饮的工人们经常目无法纪，所以逮捕事件数不胜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罪与罚》之前曾构思一部叫《醉汉》（Drunkards）的小说来揭露这一恶习的风行。亚历山大二世就“纵情酒色、腐化堕落尤其是酩酊大醉”的上升态势加以评论，带来1867年对公共假期里卖酒的限制令。在沙皇介入之前，与今天的户外狂欢不无相似的“人民游园会”上，能看到几千工人们聚集成一大群，环绕着这座正在逐渐烂醉的城市移动。施行限制令之后，8月里10万民众安安静静地聚集在战神广场（Mars Field），没有一起因醉酒引发的逮捕。[29]

沙皇对人民吵闹的焦虑，反映出他自身的不安全感。1866年4月，六起谋取他性命而未遂的事件中的第一起发生了。(5)这位想成为刺客的人是一个压抑而错乱的角色，就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走出来。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mitri Karakozov）因为煽动学生而被逐出喀山大学，又因交不出学费而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他怀着刺杀沙皇的明确目的去往首都。这位前大学生如此呆狂，竟将自己的计划印制出来派发给所有人。警察得到一份，但身处一座被粗暴的工人和激进的学生所烦扰的城市，他们选择无视卡拉科佐夫的宣告，猜测——很正确，但差点致命——它出自一个怪胎之手。卡拉科佐夫事实上加入了一个有着耸动性名号“地狱”（“Hell”）的激进团体。它由一个名叫尼古拉·伊舒津（Nikolai Ishutin）的石匠模样的狂热分子领导，此人吸引着性情不稳定的人和精神错乱的人。该团体中心一个成员盘算着毒死自己的父亲，以便把自己继承的遗产贡献给“地狱”的金库。[30]

1866年4月4日，沙皇与情妇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佳（Ekaterina Dolgoruka）在夏园闲逛过后，正在登上马车的当口，卡拉科佐夫瞄准了他。不知是出于警觉还是出于偶然，一位看热闹的人撞了他的胳膊一下，于是子弹没有击中目标。这次鲁莽的企图固然失败，但挑衅之举进入一个新高度，美国国会动情地致以遗憾之情，称一个“解放运动的敌人”才会企图要沙皇的命。[31]1863年波兰起义的祸根穆拉维耶夫伯爵（Count Muraviev）受命调查。在被送上法庭的35人中，伊舒津和卡拉科佐夫被判死刑，但只有弑君未遂者被处死。“地狱”领导者被判缓刑，以终身苦役涤清罪过。[32]

就在1860年代大学生、作家和革命者力图找到改善他们境遇和改良政体的方法之时，社会与工业每况愈下。彼得堡的人口增长了，工业间歇性地扩张了。当局开始担忧首都特殊氛围的有害后果。大量以彼得堡为背景的故事都密布沮丧和忧郁的阴云，并充满它那令人窒息的浓雾的形象。但对于气候带来疾病和动荡的谴责，被那些为这座城市的法医及社会保健档案馆工作的医生们驱散了。该责备的是地主们。该责备的是政府当局。1870年的一次视察披露出地下室住宅拥挤、寒冷又潮湿，有些甚至污水横流。室外则是庭院里堆满垃圾和粪便。局势自1840年代涅克拉索夫为彼得堡贫民窟提供第一份目击证词以来就已恶化。承包商出于谋利而建造的五层出租屋使拥挤及由此而来的污染与不洁雪上加霜。斑疹伤寒于1865年袭击首都，继之而来的是1870年的霍乱与天花。[33]13栋两层建筑都建在维亚泽姆斯基家族所有的位于喷泉河与干草市场之间的土地上。这些房屋是大约万名租客的家，它们为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Vsevolod Krestovsky）1864年写下的畅销却感伤的小说《圣彼得堡的贫民窟》（The Slums of St Peterburg）提供了腐化颓废的背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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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工业生产在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威胁与俄国铁路快速扩张的刺激下有显著增长。首都周边建了很多工厂，在彼得堡区和维堡区，以及瓦西列夫斯基岛北面的区域，但最集中的区域在纳夫斯卡雅（Narvskaya），沿着奥普伏特诺格运河（Obvodnogo Canal）南段。普提洛夫铁厂（Putilov Iron Works）成为彼得堡最大的工业雇主，有数家工厂、60位工程师和超过12 000名工人。兵工厂于1870年现代化了，且路德维希·诺贝尔（Ludwig Nobel），即发明炸药并设立和平奖的那个诺贝尔的堂兄弟，成为效力俄国军队的一位主要武器制造者，在位于维堡侧翼的一家小工厂生产。诺贝尔并非外国老板中少有的抱怨俄国工人缺乏技能而节假日数量又太多的人。不管怎样，信心的增长带来1870年展示这个国家制造技术的“全俄工业博览会”，以及第一次全俄制造业主大会，会上大肆吹捧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尼古拉·普提洛夫（Nikolai Putilov）的闭幕致辞把他工厂的形象推到一个幸福大家庭的高度，哪怕就在大会开幕时，涅夫斯基棉纺厂的800名纺织工人已经走上街头并上演了俄国历史上第一场持久罢工。罢工的领导者被审判和处罚，但当局的强硬触发了长达十年的不断加剧的工业动荡。[35]

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1869年在日内瓦写下的《革命启蒙问答》（The 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ary）激起了抗议与叛乱。身为一个名叫“人民的复仇”（The People’s Vengeance）的团体领导人的涅恰耶夫是个年轻的极端分子，他相信，只要是服务于革命的东西，无论多粗暴多没道义都是可以接受的。当团体中的一名成员决定退出时，他把这个成员除掉了。《革命启蒙问答》提出，革命只有在准备好毁灭“整个国家机器并在全俄罗斯铲除一切国家惯例、法令和社会等级”时才能成功。[36]涅恰耶夫被逮捕并被遣返彼得堡受审，被判单独囚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1882年在那里死于坏血病。尽管他那建立一个由强大中央控制的革命细胞之网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他鼓舞革命者们唾弃平等主义的公社模式。他们能学到如何用敌人的方法赢得控制权。

瑞士是印刷宣传品的源泉和革命思想的温床。被迫到苏黎世接受教育的俄国女性都暴露在流亡俄国人的激进思想之下。这块孕育不满之情的潜在的危险土壤促使当局在1872年创建了圣彼得堡女子医学院。推动此事的背后力量之一，是伟大的俄国业余作曲家亚历山大·柏罗丁。《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暗示，“一位正直的化学家比任何诗人都有用二十倍”，柏罗丁显然对此情绪有共识，他决不让音乐取代他作为医学院化学教授的职位。[37]

尽管女革命者们将证明她们从头到尾都跟她们的男性同道一样无情，但她们出现在受教育较高的人当中仍有助于1870年代早期出现的手段温和但目标明确的运动——平民主义运动。平民主义者拒绝伊舒津和涅恰耶夫这类野蛮之徒，并从巴枯宁在苏黎世的对手彼得·拉夫洛夫（Peter Lavrov）所表达的奉献与谦逊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他们希望到权力中心之外——正像赫尔岑想的那样——从乡村公社米尔（mir/village commune）那里寻找未来。就连政治蓝图依赖于城市无产者热血沸腾闹反抗的卡尔·马克思都意识到，在农业化的俄国情境中，乡村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发展共产主义的有益起点。[38]平民主义者走出家门进入乡村去培养乡村共同体的政治意识，并学习它们的方法以使农民公社的规程能在社会上推而广之。1874年春天，包含五分之一女性在内的大约4000名大学生离开城市，穿上了粗硬的农民服装。[39]他们结成小队，或者有时装成夫妇旅行。还有人单独行动，自称是手艺人或流动的野外工人。尽管他们在广大的理念上有共识，但他们教育和指导的各种尝试中却没有一致的方法。尤为甚者，他们遭遇了大量怀疑和冷漠。平民主义者们是来做好事的，但乡村神甫们却告发他们，结果在1875—1878年间，有大约1600人被捕并被送上法庭。[40]

图30　乡村公社会议——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模式

走到人民当中的愿望，反映在俄国绘画的一场新运动中。这些画家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硕士论文所提出之思想的鼓舞，坚持认为艺术应当通过选择相关的题材而服务于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在苏联现实主义崛起的20世纪里将重新浮现。[41]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那些在1863年拒斥学院考试并自行成立学会进行巡回展览的学生们有着明显的感染力。巡回展览画派（peredvizhniki / the Wanderers）的创新主要在于题材而非技法，他们表现乡村生活的场景，既不理想也不感伤。当《父与子》中两位年轻的主人公驱车经过一片被形容为“一点也不入画”的景观时，他们就置身在巡回展览画派的国度。这些画作中的政治内涵一目了然，比如伊里亚·列宾（Ilya Repin）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Haulers on the Volga），和他的两个版本的《意外归来》（They Did Not Expect Him）——这两个版本被分别阐释为一位政治流亡者返回故乡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42]

1876年12月6日，一面书有“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口号的亮红色旗帜背朝喀山大教堂宏伟的曲线形柱廊，在一大群愤怒的革命者面前勇敢地临风招展。这个国家首批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暨后来社会民主运动的奠基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促使高喊着反沙皇口号的激进分子们游行到涅夫斯基大街时，直接变成一群情绪激愤的粗野暴民，吓坏了商店店主和工人们。警察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些示威者用棍棒打砸，然后逮捕他们。拘留期莫名其妙地漫长。1874年被逮捕的50位平民主义者得以被听审之际已经是1877年3月。这一年晚些时候，又有193名煽动者被送上法庭，其中38位是女性。截至此时，另有97人已经死去、发疯或在狱中自杀。其中一位被告伊波利特·梅什金（Ippolit Myshkin）——后因袭击狱警而被处死——面对审理案件的评议员慷慨陈词，令在法庭上的群众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许多被告被宣布无罪，但因为沙皇的命令又重新被捕。在他们受审期间，赴乡村大学生的善良给彼得堡公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当局反应过激的态度点燃了对这个政权的质疑。[43]

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特列波夫（Fyodor Trepov）将军——那个对笞打拘押于监狱的激进分子进行监督的人——下令公开鞭笞一位政治犯，因为他被带到总督面前时拒绝脱帽。薇拉·扎苏里奇（Vera Zasulich）对这一不必要的暴行义愤填膺，决定以牙还牙。扎苏里奇是个不快乐的性格内向的孤儿，她对基督的热忱带来对涅恰耶夫的狂热，她获取了去特列波夫办公室的许可，然后枪击了他。她是个没经验的刺客，只是伤了总督，然后被带上法庭。扎苏里奇经陪审团宣告无罪后，被得胜狂喜到鸣枪示意的群众簇拥着带出了法庭。有人被杀了，警察被派去再次逮捕扎苏里奇，她迅速偷渡出俄国，去瑞士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44]

有了扎苏里奇案件这个令人恼怒的审判结果，政府便搁置了陪审团审判，而革命者以更上层楼的暴力加以回应。第三处的头头尼古拉·梅津采夫（Nikolai Mezentsov）将军于正午时分被刺死在彼得堡的一条街道上，刺杀者是谢尔盖·斯蒂普涅阿克–克拉夫钦斯基（Sergei Stepniak-Kravchinsky），一名越狱出来的平民主义者。梅津采夫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德伦特尔恩（Alexander Drenteln）将军勉强捡回一条命，当时一位年轻英俊的贵族兼“土地与自由”运动的成员列昂·米尔斯基（Leon Mirsky）飞奔过他的马车并对他开了几枪。[45]省级官员和都督们在敖德萨（Odessa）、哈尔科夫（Kharkov）和基辅遭到暗杀，而1879年4月在皇宫广场又有一次针对沙皇的独狼式刺杀企图。这位未遂刺客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Alexander Solovyev）带着左轮手枪跟踪亚历山大二世，并五次对他开火，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都未命中目标。这个显然未受过射击训练的前大学生被逮捕并于次月被绞死。[46]

与此同时，“土地与自由”的成员们正在为成功实现颠覆而培养技能及获取必要装备。薇拉·费格纳（Vera Figner）是1870年代近600位女革命者中能确定身份的一位，她是前往苏黎世学医的人员之一。[47]1876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她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助产士，而就在要去继续深造之际，她放弃了一切，一头扎入革命运动中。令她感到愤怒的是，“用和平宣传的手段求助于人民的”平民主义者遭遇了政府的“大规模逮捕、流放”和“刑事苦役”。一开始，费格纳只执行简单任务，比如给狱中的同志写密码信，给这个团体的出版社当打字员。她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全部生活在每一点上都臣服于行政系统的专戾恣睢和无限的任意性”。面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冷漠，她提出，恐怖手段只好被当作“一种保护性的或自我防御性的武器”。[48]

1876年后半年，“土地与自由”分为两派。一派由普列汉诺夫领导，扎苏里奇也在其中，在瑞士工作。另一派是会杀人的民意党（Narodnaya Volya/ People’s Will），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它给亚历山大二世发出了死亡传票。它在圣彼得堡全境设立安全屋。计划已制定，另一位强大的女性——她是圣彼得堡一位总督的女儿，克里米亚总督的孙女，伊丽莎白时代那位少年得志的科学院院长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曾外孙女——在主要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Sofia Perovskaya）带领一个小组，受派于1879年11月在沙皇的列车驶过莫斯科郊外时炸掉它们。一枚炸弹是哑炮，于是第一列火车通过了。革命者们立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炸毁第二列火车。对佩罗福斯卡娅及其同道们来说不幸的是，沙皇在第一列火车里。[49]这次尝试震惊了全世界，于是民意党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声明挽回颜面：作为对所有“他所洒出的鲜血”和“他所引起的痛苦”的惩罚，亚历山大死有余辜。这位似乎受到赐福的沙皇离开冬宫时被警察和哥萨克簇拥。他在自己的首都驱车时乘坐一辆遮帘紧拉的封闭马车。气氛日益紧张，他置身一场与看不见又无处不在的敌人进行的战争中。正如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Konstantin）所记录的，我们“不仅看不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数量都丝毫没有概念”。[50]

这时，一个名叫斯特凡·哈尔图林（Stephan Khalturin）的品貌兼优的年轻木匠获得了一份维修冬宫的差事，于是开始通过守卫松懈的仆役入口偷运数量足以致祸的硝化甘油。此后不久，薇拉的姐妹尤金尼娅（Evgenia）因另一起革命行动而被捕。在搜查他们的活动场所时，宪兵们不仅找到炸药和起爆剂，还找到一张卷起来的纸，上面画着一幅楼层平面图，并用“X”做了个标记。这张平面图被认定是冬宫平面图，“X”指示着黄色宴会厅（Yellow Dining Room）所在的区域。宴会厅下面是皇宫卫兵的驻扎地，再下面则是维修队寄住之处。对这些楼层的安全检查一无所获，于是哈尔图林继续积累爆炸品。

民意党已经准备好针对沙皇进行下一次行动。1880年2月5日，亚历山大为皇后的姐夫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 of Battenberg）举办了一场招待宴。哈尔图林在下午6点得到放行信号。他将一根拉姆福特（Rumford）引线连上雷酸盐炸药，点燃之后离开了宫殿。6点22分，正当皇室一行就要进入宴会厅时，一声爆炸使硝化甘油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宫殿里盘旋弥漫。宴会厅所在楼层倾斜了。墙壁上出现闪电状的之字形裂缝。地板撑住了，但窗户都被震碎，一阵疾风刮起室内摆设品碎裂后形成的厚厚尘土。皇室成员无一受伤，但下面的楼层也就是芬兰军团的卫兵所驻扎之处被炸上了天。10名卫兵死去，50多人受伤。两天之后，民意党声称对此行动负责，并对士兵们的死亡表达了深切的遗憾之情。[51]

这次袭击比列车刺杀行动还要震撼。在帝国权力的心脏地带打击皇帝，这表明该团体将决不罢手且无处不在。正如一位政府部长所评论的，“地基在摇晃，房屋有崩毁之虞”。1880年的亚历山大登基25周年庆典哑然无声，宴会大多集中在宫殿举行。[52]受到惊吓的人离开了首都，在照例必有的格林卡粉饰太平的赞美诗《献给沙皇的生命》的演出中，许多包厢空空如也。柏罗丁赞颂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东向扩张的《在中亚的阶梯上》（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则根本没有上演。罗里斯–梅里科夫（Loris-Melikov）有过在南方与恐怖分子斗争的经验，因此被任命为最高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迎接他走马上任的是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子弹，此人没能命中目标，并于几天后当着一大群人在塞姆扬诺维斯基广场被绞死。围观者中就有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注视着行刑过程，也对人们给予这位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犯罪分子那奇怪的同情进行了评论。[53]至于罗里斯·梅里科夫，他建议重振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以国家警察局替换第三处。虽然他的改革不能痛戳恐怖分子，但他的一些方法将被那些最终掌权的人所用。

虽然有恐怖主义没完没了的威胁，圣彼得堡还是变成了内战后兴起的旅游潮中美国人访问欧洲的一个目的地。[54]欧洲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来了。柏辽兹在1867—1868年的演出季重返彼得堡，举办了六场音乐会。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回忆，尽管身体不佳又有衰老迹象，柏辽兹在排练中还是很灵敏，不过这一次他似乎对更广阔的首都的音乐生活漠不关心。瓦格纳1863年来访，他的歌剧《尼伯龙根》（Lohengrin）在1868年演出季开幕时上演。[55]柴可夫斯基同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交响曲。化学家柏罗丁一年前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交响曲，现在正为第二部焦灼着，这工作因为他对学生的慷慨和对贫病亲友的善意而耽搁了。一大群猫也在他的公寓里乱窜，所以柏罗丁经常难以接近钢琴。一只有着“渔夫”名号的斑猫擅长在结冰期把爪子浸到冰上的小洞里诱捕小鱼。[56]学院的委托与他的仁慈使这首交响曲的胜利完成拖后了10年，且柏罗丁从那部他曾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时间完成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汲取了旋律素材。[57]随着俄国音乐走向成熟，它回过头来重新利用俄国那传说般的历史。《伊戈尔王子》的作曲者是“一位莫斯科公国之前的武士王子”。嗓音甜美但酗酒的莫德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写下《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背景设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一位中世纪俄国史诗中的“魔法师”。柴可夫斯基自成“一位来自精神与灵性世界的俄国绅士”，这世界里住着屠格涅夫。[58]

音乐赞助人埃莱娜·帕夫洛夫娜(6)大公夫人于1873年去世后，音乐学校与俄国音乐学会转由国家财政资助，并被置于更加专业化的步调中。[59]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始在首都的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教学，提建议，编管弦乐曲，作曲，还从已故作曲家的寓所里抢救未完成的乐谱。他甚至在总是处于荒废状态的喀琅施塔特指挥，海军联合乐队在那里为听众举行了多场音乐会——很令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惊恐的是——这群听众从没意识到音乐中“还有像作曲家这样的东西！……‘他演奏得那么好’——那就是他们在喀琅施塔特所能得到的赞誉”。[60]

曾经盘算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攒成一出歌剧的米勒·巴拉基廖夫变成了一个坚定支持沙皇制的亲斯拉夫派，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宗教遁世者。他影响了柴可夫斯基创作于1872年并在1870年代结束时修订的第二部交响曲《小俄国人》（“The Little Russian”），也影响了柴可夫斯基1879年根据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的歌剧代表作中的农夫歌。这位诗人的故事也激励了格林卡，在穆索尔斯基1874年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的影响力也在延续。这出歌剧沉醉在俄国旧式装束和礼仪中，令亲斯拉夫派们欣喜若狂，也给观众当中较进步的成员提了个醒：鲍里斯是个篡位者，他的结局是失败与死亡。

对于一个面对着不确定未来的社会，往回看提供了一种宽慰人的审美。这反映在19世纪后半叶彼得堡风尚的历史性折中之中。设计师们扎入过去时代，采用历史上的结构、切割面、模式、纹理和装饰。于此时期装饰的首都各座宫殿的内部，也服从于一种类似的历史混合，仿佛贵族制力求在一个幻想出来的往日的安全性中寻求庇护。1860年代起，复活的文艺复兴风格开始主宰外观，可以从诸如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Maximilian Messmacher）为米哈伊尔大公建造的海军部堤坝的结构，或者他建造的正对新艾尔米塔什的国家议会档案馆中看到。但还是有讲求实用的现代派建筑。涅瓦河上的第二座永久性桥梁建于1875—1879年间，将日渐工业化的维堡侧翼同里特尼大街连接起来。然而宫殿建筑和内部装饰上压倒性的怀旧情绪，透露出贵族阶层已经丧失了与日渐加快的时代脉搏的联系。

误判时代精神不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唯一错误。1867年，亚历山大轻率地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61]就算有着家庭纽带的连接，罗曼诺夫家族也已经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枪炮虎视眈眈。法国人1870年的色当（Sedan）大败令德国统一。在法国，附带的政治后果是巴黎公社对君主制的国民议会的反抗。俄国的统治者们蔑视时代的信号，展示出一种孤芳自赏的颓废，而这正在侵蚀敬意。他们继续奴役人民，并把钱浪费在挥霍无度的宫廷奢侈品上。亚历山大的侄子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Nicholas Konstantinovich）大公，在从他母亲画像的相框中偷窃珠宝以便偿还赌债时被抓了现行。而他与厚颜无耻的美国女投机者亨莉埃塔·布莱克福德（Henrietta Blackford）的风流韵事的细节开始流传时，便引发了众怒。布莱克福德在她1875年于比利时出版的回忆录中太乐于撇清自己。大公在推卸自己的罪责时声称这种行为是他的遗传因子，而贵族们的态度似乎沦落到了悲观怀疑的低点。至于沙皇本人，他那狐狸般的目光让他总是深陷麻烦。他那种毫不放过易动情的女人的多情，他在夏园散步时与年轻女士闲逛的习惯，还有他太显而易见的不忠，都在损害他作为俄国人民的“父亲”、一个受上帝膏傅之君王的形象。[62]

1870年，一则对女性发话的革命宣言提出，只有在工作中她们才能自由，并提名“纨绔子弟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作为让女性保持低下的阴谋中的头号罪犯。[63]1880年事态到达顶峰，那时沙皇——为他的已故皇后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只服了不合礼数的短短40天丧——跟他长久以来的情妇、不得人心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佳结婚了。1886年的一个下午，当情绪不稳定的卡拉科佐夫对着独裁君主乱射一气时，她正与亚历山大在夏园里。又一起针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企图失败，彼时他们身在巴黎，而在圣彼得堡，沙皇在英国人码头为叶卡捷琳娜租下一所便利的市内住宅。这一系列公然自我放纵之举的最糟之处是，他们的婚姻触犯了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所设立的禁忌——关于沙皇娶俄国妻子及与在位欧洲王室之最高级别圈子通婚。它也重新激起一则有200年历史的乡下人的迷信，预言任何罗曼诺夫家的人胆敢与多尔戈鲁基家的人通婚都会死掉：因为彼得二世就在与一个多尔戈鲁基家的人结婚当天死去，这一事实给了该则迷信真凭实据。[64]但亚历山大与叶卡捷琳娜出于一种耗不尽的肉欲而结婚了。她生动地记录了他们激情四射的欢娱，提及就在沙皇被打开花之前几个小时，他们才经历过高潮。[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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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一桩精心策划的杀死亚历山大二世的密谋要在1881年1月修成正果之际，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了。这位年轻时激进的小说家已经变得厌恶社会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他在最后的小说《少年》（A Raw Youth）中，揭示了1840年这代人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紧张。他也重温了他对圣彼得堡最早的印象之一。他想象薄暮时分的首都，从“穷人的避难所”到“为了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之人的舒适而建的镀金宫殿”，都有一番“仙境般的梦幻景致，像个梦境，转身之间就会消失和离去”。[66]穿过沙皇都城新近因工业化而产生的水蒸气，那幻境破碎在地平线上。几十年来不思悔改的傲慢煽动起反沙皇恐怖主义的最终行动。刺杀一个国家的元首曾经有失败过这么多次吗？五次暗杀都失败了。第六次努力要想成功需要做好两手准备。

薇拉·费格纳回顾1880年末到1881年初时认为这是“灿烂的时期”，那时民意党的军事组织处于巅峰期。不安在日渐增长的城市化的无产者中扩散，军队的一些成员开始关注他们国家的状态及其统治者的放肆与野蛮。海军军官与海军军校学生开始在喀琅施塔特各个阶层里宣传扩散革命。驻扎在首都的炮兵部队的士兵们正回应着革命者的怨言。在民间阵线上、资金则是通过抢劫和捐赠来积攒的——叛乱是昂贵的事业。据估计，三次谋取沙皇性命之努力的花费在3万至4万卢布。[67]经过这么多次失败，刺客们意识到有必要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有备份策略的计划筹集资金。

1881年1月，一对夫妇在萨多法亚街上一所经营性房屋的前厅开了一家奶酪店。[68]而后屋则开始在这条大街底下挖地道，这条街是皇帝周日外出检阅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基马术学校（Mikhailovsky Manège）的军队时会驱车经过的。在这些危险时期里，圣彼得堡警察的预算跟当今巴黎的相比是九牛一毛，[69]当这支经费不足的警力接到密告而对这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待售奶酪的香气盖住了被挖隧道的人不小心钻漏的一根木制污水管散发出的臭气。警察突然间问起店里奶酪桶周围的湿泥是怎么回事——这些桶里装着挖出来的泥土——被告知是酸奶油溢出来弄湿了泥地，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然后就这样走了。

计划是当亚历山大经过从商店伸展出去的隧道上方时炸死他。假如此计划不奏效，那么四位扔炸弹的人就要行动，他们是尼古拉·雷萨科夫（Nikolai Rysakov）、伊格纳季·格里涅维茨基（Ignaty Grinevitsky）、季莫菲·米哈伊洛夫（Timofei Mikhailov）和伊万·叶梅利亚诺夫（Ivan Emelyanov）。如果他们失败了，怀揣匕首的安德烈·热利亚博夫（Andrei Zhelyabov）就去刺杀沙皇。扔炸弹的人要携带塞在空石蜡罐里的由六磅硝化甘油和盐酸氟非那嗪混合成的装置。他们不顾被发觉之险而在首都外面的一块林地测试了两枚这种炸弹，但只有一枚能引爆。扮作薇拉·费格纳丈夫的那位密谋者在进行测试时有三根手指被炸飞。[70]

2月28日，炸弹制作持续了整夜。费格纳在帮忙，行动的领导人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则在睡觉。米哈伊洛夫惊慌失措于是回了家，剩下三个扔炸弹的人。格里涅维茨基准备了一则声明：“英年早逝是我的命运……但我相信我的死亡意味着我尽了我所有的职责。”

沙皇在两条可能的路线中选了一条去检阅军队。1881年3月1日，他乘着一辆拿破仑三世赠送的防弹马车，走了一条不经过萨多法亚街的路线。他检阅完毕返程时仍走来路，于是索菲亚·佩罗斯福卡娅使劲给扔炸弹者打信号，他们匆忙赶赴叶卡捷琳娜运河。下午2点15分刚过，沙皇的马车从因彻纳尔纳亚街（Inzhenernaya Street）右转出来直奔码头。就在沙皇靠近考涅乌施尼桥（Konyushenny Bridge）时，雷萨科夫猛掷一颗炸弹，它滚到马腿下面并在马车底下爆炸了。在沙皇的卫队中骑行的一位哥萨克被炸死，一位路人也被炸死。雷萨科夫被拿获时，沙皇从倾斜的马车中探出身来。安全人员催促他赶紧离开，但亚历山大希望跟这位未遂的刺客照个面。他的随员中有人问他是否无恙，沙皇回答：“感谢上帝。”这当口，格里涅维茨基喊到“感谢上帝还太早”，便扔出第二枚炸弹，这枚炸弹令恐怖分子重伤而亡，并炸碎了皇帝的双腿。亚历山大被用雪橇运到他在宫里的书房，御医立刻发现恐怖分子们最终达成了他们的目标。3点半刚过一点，皇宫的旗帜降落。武装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兵在各条走廊巡逻。哥萨克骑兵们围住了皇宫外面。[71]

瓦西里·苏里科夫（Vasily Surikov）的《射手卫队被处决的早晨》（Morn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Streltsy）于3月1日星期天在圣彼得堡展览，赶上在一个国难日举行颁奖仪式的坏时机。[72]一幅描绘俄国臣民在一个罗曼诺夫家的人手中被残酷对待的画作，于沙皇的血肉污染了帝国首都天鹅绒般的白雪这一刻展出——端看你的政治立场——这也许是个适时的主题，也许是个不幸的主题。彼得大帝在死去农民（muzhiks）的枯骨上建起他的这座城市。现在，被压迫者正在一位沙皇四散的骨骸上修建通往革命之路。

薇拉·费格纳喜极而泣地冲出屋子，穿行在流言沸沸扬扬的街道中。这枚炸弹令“整个俄国震颤”，费格纳与她的同志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为这次努力的成功而发挥的突出作用，为后来几十年里无数加入革命的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73]但刺杀行动几天后，佩罗福斯卡娅就在街上被捕。费格纳称之为“白色恐怖”的“肃反”开始了。雷萨科夫被送去拘留后遭到劝降，于是他告密了。这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一个月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他成为被运往塞姆扬诺夫斯基广场绞死的六名恐怖分子之一。就在神甫为他们去往另一个世界做准备之时，佩罗福斯卡娅斥责变节者，但片刻之后，他们就被一起丢进一个公用坟墓中。[74]

费格纳想把奶酪店和底下的隧道用于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然而执行委员会中的七位其他成员分歧严重。尽管首都明显能感受到对民意党的支持，但易地而处被认为是审慎之举。两年之后，费格纳在哈尔科夫被捕，并在坟墓般死寂的施吕瑟堡的堡垒中被囚禁了20年。她后来评论说，一个反动时期已经肇始，民意党超前于时代，超前于人民的政治发展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这个组织留下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且心怀激荡的谢幕。它无畏地向亚历山大三世发出陈情书，解释刺杀他的父亲是厉行镇压的结果。它保证，革命“运动将继续成长……一阵恐怖的爆发、一场血腥的骚动、一次席卷俄国的革命性的地震，将完成对一切事物的旧秩序的破坏”。[75]美国总统加菲尔德（Garfield）于1881年底遇刺时，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机的纯洁性，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宣布它“反对这种暴力行径”。暴力“只有当直接针对暴力时才是正当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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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他“对极权制之力量和真理的信念”，并谋求东正教主教会议（Holy Synod）的俄国代表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的帮助，以正教扶持独裁制。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亚历山大的儿子、未来的沙皇，也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教师，他痛恨进步和任何形式的议会制政府。[77]他的反动视野对这个四面楚歌的王朝无所助益。

亚历山大三世乖戾而胆怯，享受钓鱼、喝酒及大型狩猎活动。狩猎之后，所有动物尸体都被排列在宫外火炬的光线下，那些被皇帝猎获的放在第一排。当皇家成员前来享用这顿野味大餐时，音乐奏响，用不同的旋律提示被猎杀动物的不同品种。[78]

皇后——苏菲·弗里德里克·达格玛（Sophie Frederikke Dagmar）公主，丹麦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之女，结婚时改俄国名字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喜爱节庆，能在舞会上跳几个小时舞。1886年的新年，宫中出现了第一个有电力照明的礼仪性舞会。各房间塞满从克里米亚移植来的异域植物，还装饰着几千枝从皇村的温室中剪下来的鲜花。1891年的新年舞会上，3700枝风信子、1700枝欧铃兰、1600枝红色与白色的郁金香、180枝黄色郁金香、150枝仙客来和16枝兰花装点着公共房间。但除了这种气派场合，[79]亚历山大偏爱住在相对简朴的阿尼奇科夫宫，远离那些被“X”标记的宴会厅室。他对法贝热（Fabergé）彩蛋(7)爱不释手。如果说复活节彩蛋是基督复活的象征，那么根据沙皇的详细指示而制作的复杂且装饰华美的法贝热彩蛋便暗示着皇室的复兴。但这不会发生。[80]如果说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正当一个国际和平时期，那么国内却是一个麻烦不断增加的时期。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亚历山大这个破坏力巨大的反犹主义者（anti-semite）归罪于犹太人。

反犹主义是俄国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是一种范围更大的排外情绪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从事创造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永远长着一副傲娇的阴沉模样的” [81]犹太人要对他国家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负责。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把巴拉基廖夫归类为“强硬到底的犹太人憎恨者”，[82]这个指控也可以对准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尼古拉一世并不反犹，但受到他对一致性的热望的驱使，想强制犹太人融合到俄国人的生活中。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敖德萨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圣彼得堡记录》事后把暴行归咎于“犹太人的剥削”。随着1870年代的推进，反犹主义的新闻运动积累起火力，还为针对平和内敛社群的暴行添油加料。[83]更形危险的是，犹太人革命者的数量自1860年代到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间增加了。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现在又杀死了受上帝膏傅的沙皇。1871年大屠杀十周年之际，敖德萨与华沙又突发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一则流言声称亚历山大本人煽动了这些攻击事件。[84]内政部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Nicholai Ignataev）抱怨波兰犹太人控制了首都的银行、司法系统和新闻界。《记录》报道说，圣彼得堡挤满了极度渴望俄国分崩离析的外国人——言下之意就是在攻击犹太人。当亚历山大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担任莫斯科总督时，这位大公关闭了犹太大会堂，还洗劫犹太人的家，奸淫掳掠烧杀。他清扫了城里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女子可以留下，但要充当登记在案的妓女。自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近200万犹太人移民他国。[85]

米哈伊尔·普雷亚耶夫（Mikhail Pyliaev）在他的圣彼得堡印象记中描绘1889年在叶拉金岛风景如画的景点周围漫游的人群时，不觉羞耻且反反复复地表露他的反犹主义，他的评论穿插在对高级妓女和低级妓女的讽刺语中：“有护花使者，也有很多犹太人；有外交官，也有很多犹太人；有贵妇人，也有中等妇人，甚至还有低等妇人。”[86]这句话出现在某个段落中，其中普雷亚耶夫对比了他本人所见到的人与早期来访者的那种浪漫眼光。到了1890年，城市公园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败坏行为。从前的平静场所现在被工人们喧闹的举止所搅扰。至于在这座城市里外出走动的工厂女工，她们总被有钱人误会为妓女。雏妓是个持续存在的麻烦。1889年，圣彼得堡警方逮捕了22位招揽生意的年轻女孩，年龄在11到15岁之间。成年妓女中光顾诊所的很少，而受感染的从业者经常用化妆品或硝酸银掩盖阴道溃烂，试图以此愚弄医检人员。尽管试图让学生远离妓院，但1890年代在首都上学的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正是在17岁之前便染上了性病。[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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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对旧式俄国价值观的倔强主张应为圣彼得堡最异乎寻常的大教堂负责。滴血救世主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the Spilt Blood）是有意挑衅的。它的莫斯科风格挑战了彼得之城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是欧洲式的，现在扩展成与反俄思想相联系。亚历山大二世委派建造此教堂，暗示着从现在开始，沙皇是俄国的，沙皇是正教的——如果不是生活方式上的，也至少是信仰上的。1881到1914年之间，首都有20多座民族主义风格的教堂被祝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30年代被拆除或改为他用。讽刺的是，滴血救世主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是阿尔弗雷德·帕兰（Alfred Parland），生在圣彼得堡的圣公会教徒，父母是英国人。他的工作是协助伊格纳季（Ignaty）大修道院院长，后者是郊区一座修道院的院长，也是老派俄国建筑的研究者。这座直到1907年都没完工的盛大而奢华的大教堂，自豪于外墙和内墙有超过7000平方米的马赛克，这依循了维克多·瓦斯涅佐夫（Viktor Vasnetsov）、米哈伊尔·弗鲁贝尔（Mikhail Vrubel）及当时其他重要艺术家的设计。墙壁和屋顶上也满是瓷砖片，两个穹顶则用镀金的铜建造。[88]

为了落成这座教堂，圣彼得堡必需要安置第一个混凝土地基，并且要包括诸如蒸汽热力和电力照明这样的革新。[89]沙皇在风格上向后看，然而这个国家为了力图确保独裁制正在经历技术变革。1882年，莫斯科有了电报系统，五年之后全国有7000个订户，到了1911年仅彼得堡的订户就超过56 000。[90]铁路官员之子谢尔盖·惠特（Sergei Witte）在1892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并以他的宏伟事业——跨西伯利亚铁路——刺激了工业生产。在惠特的领导下“国家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它资助的计划放在西方都是由中产阶级投资者资助的。惠特也获取了亟需的外国资本。1893年军事——政治性质的法俄同盟形成后，法郎刺激了俄国的工业力量。[91]惠特与他的同事们固然是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声望而打造铁路及扩充重工业，但他们也令受到残酷对待的无产阶级快速壮大，他们工资微薄，工作超量，并日益渴望变化。

远在滴血救世主大教堂完工以前，就有一次谋害亚历山大三世性命的尝试。民意党在1887年初打算在涅夫斯基大街用包含士的宁小弹丸的炸弹袭击沙皇的马车。密谋者当中有一位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动物学学生，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Ilyich Ulyanov）。包括乌里扬诺夫在内的六名破坏分子还没得手就被抓捕，然后被审判，并于1887年5月在施吕瑟堡被绞死。行刑令乌里扬诺夫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受到精神打击。[92]他把哥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一读再读，后来，弗拉基米尔于1902年发表一份宣言，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强行革命，他借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名《怎么办？》，并以V. I.列宁之名出版。受哥哥的革命行动和由此带来的死亡的刺激，他在宣言中提出，反对沙皇的斗争应当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在1893年抵达圣彼得堡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的一名领袖。1897年他以妨碍治安罪被捕，经过三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后得以生还，由此开始了20年的漫游生涯，在此期间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做准备。

沙皇之反动的残酷性依然故我。亚历山大三世不顾其大臣的反对，坚持对一名虚弱的女囚犯施加鞭笞一百下的致死惩罚，这位女囚只不过是侮辱了一位宪兵。沙皇对持续不断的动荡进行回应时，得到政治秘密警察部门奥克兰那（Okhrannye Otdeleniia/ Okhrana）的监视协助。利用一种广泛采用的策略，该部门的头头令民意党的一位重要成员谢尔盖·德加耶夫（Sergei Degaev）变节。继之而来的叛变者如此之多，以致当怀疑落到他头上时，他的组织要求德加耶夫自证忠诚。他提供的证明是，会见奥克兰那的头头格里戈里·苏杰伊津（Grigory Sudeikin）并杀死他。[93]涉及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秘密行动日益错综，革命之路也因之更形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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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殚精竭虑要维护俄国价值观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渴望建立一家陈列本国艺术的博物馆并不奇怪。卡洛·罗西设计的典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被选作博物馆的场所。即将在圣彼得堡艺术场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轻的亚历山大·贝诺瓦，被选中给特尼希娃（Tenisheva）公主收集的俄国艺术品制作目录，公主的丈夫是一位独享俄国广阔河流网络的客运交通垄断权的企业家。这家博物馆于沙皇死后由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启用，截至革命前叫作“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革命后改成现名“俄罗斯博物馆”。该项计划得到深思的事实证明了俄国画家在19世纪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不过在支持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的同时，亚历山大也没忽视艾尔米塔什。他从居住在巴黎的一位俄国人手中买下巴西莱夫斯基（Basilewski）的中世纪及文艺复兴艺术藏品。他获得了西玛·达科内利亚诺（Cima da Conegliano）和莫斯科的戈利岑博物馆——上世纪收藏此画——那栩栩如生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

沙皇促进俄国艺术的政策意味着圣彼得堡那曾经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到了头，尽管仍有具国际水准的歌唱家们的吟诵。[94]意裔法籍女高音兼机敏的女商人阿德莱娜·帕蒂（Adelina Patti）前来演出。曾令屠格涅夫赞叹不已的歌唱家宝琳·维雅多（Pauline Viardot）再次到来。澳大利亚女高音奈莉·梅尔巴（Nellie Melba）女士于1891年2月在马林斯基剧院当着亚历山大三世的面上演古诺（Gounod）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她横跨欧洲的巡演中一路相伴的，是她的恋人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pe），他是奥尔良系的法国王位继承人。1888—1889年演出季，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的整个系列上演了数回，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注意到，瓦格纳式技巧如何成为他音乐词汇的一部分，年轻的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Alexander Glazunov）也如此。俄国音乐在此时期蓬勃发展，尽管有些重要人物去世。穆索尔斯基自《鲍里斯·戈都诺夫》成功之后自负之情飙升，终致慢性酒精中毒。在他1881年3月去世的前几天，伊里亚·列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使他那惯常的烂醉之态成为不朽。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霍宛斯基党人之乱》（Khovanshchina）——穆索尔斯基死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续成——于1886年萨瓦·马蒙托夫（Savva Mamontov）的私人歌剧团在圣彼得堡演出时问世，广受好评。几个月后即1887年2月15日，柏罗丁在与受邀前来的客人们享受轻快的夜晚时倒地身亡。这位化学家所有未完成的乐谱都被立刻交给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将未完稿的歌剧《伊格尔亲王》部分编成管弦乐，然后将此剧移交给格拉祖诺夫，由他谱完缺失的乐章。《伊格尔亲王》于1890年11月4日俄国歌剧盛大的双周演出季期间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正好在柴可夫斯基10年间的第一部歌剧《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首演两周之前。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抱怨马林斯基的监理会在糟蹋《伊格尔亲王》的乐谱且排练不足，但令他高兴的是，他为这部歌剧编的管弦乐激发他创作了一支受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故事启发的管弦乐曲的念头。[95]俄国音乐中的东方主义——把“非理性”和肉欲的东方展现为对“西化的”俄罗斯的强大诱惑——似乎反对重新主张前彼得时代的价值观。然而与此同时，它也颂扬着多样化的俄罗斯帝国的团结统一。[96]

不仅柴可夫斯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之间有着10年的间隔，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与《睡美人》之间也间隔了很长时间，《天鹅湖》1877年在粗鄙的莫斯科进行了不太出色也不成功的首演，《睡美人》则在1889—1890年的圣彼得堡演出季首演。这出因颂扬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廷而可被视为美化极权君主制的芭蕾舞剧，至少对两个年轻人有相当大的意义。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舞台设计师之一的列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获得了一张彩排票。这位年轻人又很好运地遇到了彬彬有礼且慷慨大度的柴可夫斯基，并宣称那一晚他的“使命已经确定”。[97]不久之后，一位瘦弱苍白的8岁女孩被她贫寒的母亲带去观看一场演出，这位母亲省吃俭用才买下演出票。后来，安娜·帕夫洛娃记得她像被咒语镇住一般。当妈妈问她是否喜欢与舞台上的演员们一起跳舞时，年幼的安娜——透露出单纯的决心对成功而言的必要性——回答说：“我更愿独舞，就像可爱的睡美人。有一天我会的，并且就在这家剧院。”两年之后，10岁的帕夫洛娃通过医学检查并被皇家芭蕾舞学校录取。1895年她在学校演出中与米哈伊尔·福基涅（Mikhail Fokine）共舞，他后来——在他充满革新性的精彩舞蹈生涯之中——将为帕夫洛娃国际巡演中那出盈利丰富的《天鹅之死》（Dying Swan）编舞。[98]

皇家芭蕾舞团依然是年轻贵族的猎艳基地。亚历山大二世第二任妻子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科夫（Vladimir Dolgorukov）给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洛娃（Alexandrova）留了个儿子。怀孕打断了舞者的短暂职业生涯。有些人很幸运地嫁给她们的仰慕者，比如薇拉·勒加特（Vera Legat），但其他人只不过是这些空虚的有钱人的随兴玩物。1880年代，意大利舞蹈家弗吉尼亚·祖基（Virginia Zucchi）将芭蕾舞短裙引入圣彼得堡，使得演出对年轻花花公子们更有诱惑性。[99]据尼金斯基的妻子罗默拉（Romola）所说，有个老将军“对每个芭蕾女演员腿形的认识远胜于他的战略或弹道学”。[100]

1890年3月皇家芭蕾舞学校毕业演出期间，亚历山大三世注意到一位可爱又有才华的年轻波兰姑娘，名叫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Matilda Kschessinskaya）。当她在沙皇面前行屈膝礼时，他指示她要成为“我们芭蕾舞的光荣与桂冠”，还在晚餐时邀她坐在儿子尼古拉旁边。《睡美人》中欧若拉公主的第一位扮演者卡洛塔·布里安匝（Carlotta Brianza）退休后，卡切辛斯卡雅接过这个角色，并成为俄国的芭蕾皇后。她也成为皇储的情妇，皇储1892年效仿祖父(8)的榜样，在英国人码头给情人租了所房子。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歌剧《约兰塔》（Iolanta）于同年12月在宫中首演，一位男中音开始演唱咏叹调《谁比得上我的玛蒂尔达》时，观众席中的谢尔盖·迪亚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记录，人们乐不可支地对尼古拉和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的风流韵事低声暗笑。[101]

当晚的节目单上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尽管这出舞剧的故事来自普鲁士的博学者霍夫曼（E. T. A. Hoffmann），但开场的芭蕾舞呈现出的是圣彼得堡的圣诞节庆典。随着年轻的女主人公克拉拉（Clara）从孩童进入青春期，芭蕾舞展现出一些人的梦想，从寒冷的北方被传送到异国情调的南方，来到糖梅仙子的宫殿，在这里表演的是阿拉伯舞和西班牙舞。《胡桃夹子》通过第一幕开始时的哑剧和交际舞转移到第二幕里几乎无间断的芭蕾舞和特色民族舞，从而突出了两段旅程的魔力。

拥有温室和双层镶嵌玻璃的圣彼得堡贵族非常渴望智胜寒冷。圣诞节庆典就是一则成功宣言。圣诞树的传统在19世纪初期从普鲁士引进。玛丽亚·弗里德里克斯（Maria Fredericks）男爵夫人描绘了尼古拉一世时期冬宫的平安夜仪式，彼时“君主和皇室的孩子们各有一张独立的桌子和一棵以各种礼物装饰的树”。[102]1890年代早期还是个孩子的芭蕾舞女演员塔玛拉·卡尔萨维娜记得她在彼得堡圣诞节市场的快乐，这个市场围绕各座教堂形成并沿着各条“枞树成林的”大街铺展。她的父亲——皇家芭蕾舞团的一位演员——喜欢跟两个孩子一起挑选一棵圣诞树，并把它带回他们租住的位于公寓五楼、可以俯瞰喷泉河上一道水湾的家里，然后用涂成金色的胡桃以及克里米亚苹果和杏子来装饰它。[103]

《胡桃夹子》因为有圣诞节庆典，有尚武精神，有老鼠，有对魔法的热爱，也有宏伟的波兰舞，所以它是一出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剧。观众们乘着马车穿越一座白雪镶边的城市来到马林斯基。他们从街道的灯笼和跳动着温暖光亮的窗户前一扫而过。他们沿着涅夫斯基、莫伊卡、喷泉河与涅瓦河的堤岸加速行驶，这些街道招待着光彩夺目的贵族精英及文官武将中的精英。在这样的冬季里，从任何宽阔的大街上一眼看过去，雪花正给和谐建筑物的屋檐、柱上楣钩和三角山墙裱上冰霜，仿佛它们是巨大的蛋糕，展现出的情景令人想起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中魔法般的童话世界。

《胡桃夹子》的编舞者是直到19世纪结束时都在首都工作的三位伟大芭蕾舞教师中的两位——马里乌斯·佩提帕和列夫·伊万诺夫（Lev Ivanov）。第三位则是意大利人恩里克·切凯蒂（Enrico Cecchetti），他给皇家芭蕾舞团带来力量和勇气，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更形精致的法国——丹麦传统。当俄国人尼古拉·勒加特（Nikolai Legat）1903年取代佩提帕担任芭蕾舞教师后，他把两种传统糅合一体，让专业技术与力量交织，由此确立了20世纪俄国芭蕾舞的特色。这些伟大的编舞家和教师的工作并不很受那些为芭蕾舞谱写音乐的人赏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抱怨说，伊万诺夫和切凯蒂这样的人领会不了任何音乐，除非这音乐是“常规芭蕾舞乐曲类型的”。他抱怨芭蕾舞大师的编舞与乐谱之间“始终如一地不般配”。[104]

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10月16日指挥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之后仅仅九天就去世了，《记录》报道首都流言满天飞。作曲家的外甥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Vladimir Davidov）——流言的一个来源——回忆起去雷纳（Leiner）饭馆的事，如果他偷偷收一点东西，那里的老板就会放未成年的学生从后门进来。柴可夫斯基喜爱圣彼得堡的饭馆，经常与同道作曲家们在饭馆里围坐一圈，直到凌晨3点，大饮特饮而丝毫不显任何醉态。首演后的庆功宴上，达维多夫也在场，柴可夫斯基点了白水。被告知没有瓶装水之后，他要求从水龙头接一杯。因为城里有霍乱，没人敢喝水龙头里的水，但柴可夫斯基坚持要。几天之后，这位作曲家就去世了。格拉祖诺夫断定他是自杀。皇家芭蕾舞团的作曲家兼指挥里卡尔多·德里格（Riccardo Drigo）说是同性恋加自杀。挪威作曲家艾德瓦德·格列哥（Edvard Grieg）几年前遇到柴可夫斯基时，发现这位俄国人“忧郁到几乎要疯了”。如果这真是自杀，死因是否起于他被年轻的达维多夫所吸引，或者是更一般性的绝望？按照一位苏联音乐理论家所说，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马上就要被公开曝光了，这将玷污他母校的名声。法学院禁不起丑闻打击，于是所有能找得到的柴可夫斯基上学期间的校友据推测都让他自我了断以保全学校的荣誉。这是个夸张的故事，丝毫没留意到那时对普遍存在的同性恋的相对宽松的态度，也没留意跟进作曲家病况进展的报纸报道和医生通报。如果真有什么丑闻，这丑闻该是，霍乱被认为只是穷人的疾病。[105]柴可夫斯基去世两年后，有着由作曲家的弟弟莫杰斯特（Modest）所写的新故事主线的《天鹅湖》，首次完整且成功地在圣彼得堡上演。故事的精髓是爱与水造成的死亡。

亚历山大三世1894年去世。从1881年到他去世之间，圣彼得堡成为一个充满巨大创造力的地方。在工业上，这座首都正带着一种配得上彼得大帝的能量奋力前进。但圣彼得堡也在向悲剧飞奔，它那富有艺术性的胜利的顶峰将稍纵即逝。与此同时，一些热忱的革命者正在忽视乡村公社米尔，并在追随他们那些独裁对手的专制榜样。他们开始设立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抽象概念——越过民众的需要或情感。

(1)　保罗一世幼子的妻子。需要注意的是，保罗一世有个女儿也叫埃莱娜·帕夫洛夫娜，嫁去德国就放弃了俄国头衔。

(2)　指詹彼得罗·坎帕纳。

(3)　这是15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在欧洲各地开办的具有一定慈善性质的银行，以适度的利息给急需的人提供现金，开在哪里，名称就用本地语言表示。

(4)　沃坦是古代萨克森的主神，亦即北欧所说的奥丁神。

(5)　暗杀一共六次，五次失败，所以这里说六起未遂事件是表述不确。

(6)　原文此处的名字写为Vera Pavlovna，显系有误，应为Elena Pavlovna。

(7)　俄国珠宝商彼得·卡尔·法贝热（Peter Carl Fabergé）1885—1917年间负责制作的镶嵌珠宝的彩蛋。

(8)　原文写作“father”，但这里仿效的应是亚历山大二世，他的祖父。

第十章　在边缘起舞　1894—1905

1905年的革命触动了每个人。1月初的“血腥星期天”，有前途的年轻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被一个横冲直撞驱散人群的哥萨克骑兵用棍子打了。几个月之后，名叫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法学学生在步行穿过喀山大教堂地界时被误作一群抗议者中的一员而被捕。[1]皇家芭蕾舞团的成员们10月上街示威，领头者当中有三位当时最伟大的舞蹈家：塔玛拉·卡尔萨维娜、米哈伊尔·福基涅、安娜·帕夫洛娃。与此同时，一个“身着半透明希腊长袍的半裸年轻姑娘招摇过市”[2]，令圣彼得堡大惊失色。谢尔盖·达基列夫——来自彼尔姆（Perm）的大块头，顶着一头吓人的时髦白发且爱好年轻男子——立刻明白了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到来会改变俄国舞蹈的方向。象征派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别雷观看了邓肯的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陪他一起的是那个把他逼到自杀边缘的女人——他的已故朋友、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的妻子。别雷从邓肯自由奔放的姿态中看到“崭新而年轻的革命俄国的象征”。[3]

把俄国带向边缘起舞之境地的十年，统治者是尼古拉二世，他是个不妥协的沙皇，也是最后一个沙皇。斯特拉文斯基回忆他是个“了无生趣”[4]的家伙，身旁守着卫兵，他们的工作就是不让人民靠近。尼古拉拒绝考虑一个皇帝能与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咨商的想法。独裁制与进步思想之间的裂隙——自尼古拉一世登基以来就在不断加深——已成深渊。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反犹主义者，认为革命队伍中能发现很高比例的犹太人，因此大开杀戒是正当的，于是右翼暴徒们组成的“兄弟会”对“犹太佬”（Kikes）和“左翼”的袭击都不受阻拦。

尼古拉二世受他的妻子、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亚历珊卓公主（Princess Alexandra）支配。她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外孙女，因此童年有大量时光处于伦敦肯辛顿宫的荫蔽之下。皈依东正教后她改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为人内省、严厉且不受欢迎。她的智力跟她丈夫的一样有限，而且这对夫妇尽可能避开他们那恐怖滋生的首都。[5]英国使馆的外交代办塞西尔阁下斯普林·赖斯（Sir Cecil Spring Rice）在写给他的朋友、美国总统之妻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夫人的一封信中流露出恼怒的语气：“皇后有一只耳朵不好，皇帝不肯出面谈事情，没人能做任何事。你耳朵疼的时候，是什么成就了美国？”[6]

尼古拉和他的家人在皇村度过春季，在夏宫度过初夏。下一项日程是乘着皇家游艇巡游，然后旅居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Livadia）的那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里。这一一年一度的进程的终点在波兰的狩猎所，然后公务活动时节把他们带往首都作最短暂的停留。[7]他们是不好客的主人。冬宫举办最后一场化妆舞会是在1903年2月，这属于该城市奠基二百周年庆典的一部分，而这座城市很快就要抖落它的帝制外壳了。300位宾客都穿着彼得大帝的父亲阿列克谢的装束。一场《鲍里斯·戈都诺夫》上演了，这出戏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出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在各皇家剧院上演。[8]演出结束后，宾客们坐下来就餐。宴会拖沓冗长，多达12道油腻腻的汤温吞吞地搁在桌子上，仿佛在暗示举国狂欢已经进行得太久了。这座城市的二百周年受到它的第二百场洪水的祝贺。虽然规模比不上1824年那场最大的洪水，水位只上升到那年的一半，但要塞发出了警示炮。大风咆哮。涅瓦河升到码头上方。街道被水浪冲打。过去两个世纪里，洪水警钟都以一成不变的规则敲响，每年严冰会使圣彼得堡为陆地所包围。最近，一个新威胁扎下根来。在罗曼诺夫家族的首都，数量庞大的人民已经对这个政权感到恶心和厌倦。一年一度在冬宫的尼古拉大厅举行的舞会有种令人疲劳的熟悉感。当马车和为“那些不怕冷的官员们准备的”敞篷雪橇到达冬宫广场时，围绕广场的各个火盆点燃了。这天晚上8点半刚过，当他们的陛下“以全套官方仪仗从孔雀石厅”出来时，“管弦乐骤然变成波兰舞曲”，[9]这是格林卡为音痴沙皇们准备的定期上演的主旋律。不过俄罗斯帝国举办的最后一场舞会是在1904年1月。此类庆典在患血友病的皇太子诞生、远东发生军事危机以及1905年革命的公开侮慢之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10]

一如既往地，向后看是守住一种正快速消失的生活的办法之一，而一份在令人称奇的背景下诞生的革新性的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tkusstva / The World of Art）提供了这条路。这项事业由一个相当精致的年轻人团体创立，他们古雅地自称“涅夫斯基的匹克威克人”（Nevsky Pickwickians）。他们的领导者是画家、剧场设计师、艺术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贝诺瓦。他对彼得堡典雅历史的关注是一桩家庭事务，因此也恰如其分地是一桩欧洲事务。从母系算，贝诺瓦是卡特林诺·卡佛斯的后裔，卡特林诺是威尼斯出身的皇家剧院音乐总监，也是建造马林斯基剧院和莫斯科博利绍伊剧院的阿尔贝托·卡佛斯的父亲。阿尔贝托的女儿嫁给半是法国人半是德国人的尼古拉·贝诺瓦（Nicholas Benois），他是圣彼得堡艺术学院的建筑金奖得主。圣彼得堡的历史在亚历山大·贝诺瓦的血统中表现得一清二楚。“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成立于1880年代，那时贝诺瓦和两个朋友德米特里·费罗索科夫（Dmitiri Filosofov）、沃尔特·努费尔（Walter Nuvel）正在首都的五月私立学校（May School）上学。就在1890年毕业前夕，他们结交了一名犹太艺术生列昂·罗森贝格（Léon Rosenberg），他将冠着安全的非犹太化姓氏巴克斯特（Bakst）作为革命派的舞台设计师而知名。他在1900年因一场艾尔米塔什剧院芭蕾舞的布景而崭露头角，这场芭蕾舞演出非常成功，便移师马林斯基剧院。到这年年底，费罗索科夫活力十足的表兄弟谢尔盖·达基列夫抵达首都并负责“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Nevsky Picwickians），将之转变成“艺术世界”，这一美学家团体推动展览并发行了一份有影响的杂志。“艺术世界”以19世纪末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心态取代了巡回展览画派的社会焦点位置——“一个艺术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世界。“艺术世界”的成员对尼古拉二世统治下赤裸裸的市侩气都了然于胸，所以乐于沉浸在首都丰富的建筑史中。[11]贝诺瓦在为其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画家的彼得堡》（“Paintly Petersburg”）中，以对首都热爱的宣告挑战了它那耳熟能详的诨名“化脓的沼泽”（putrefying swamp）、“荒诞的发明”（absurd invention）以及“军团办公室”（regimental office）。[12]

《艺术世界》是一份大开本杂志，既专注于圣彼得堡的建筑，也专注于俄国建造与装饰艺术的更古老形式。“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有优渥的社会地位，因此能遇到有吸引力的人物，比如颓废的科学家阿尔弗雷德·努罗克（Alfred Nurok），他是萨德（de Sade）和色情诗的饕餮者。他向他们引荐了新艺术派的英国插画家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的作品，他的作品后来对他们的杂志和当时的俄国绘画有着显著影响。一位法国外交官让这个团体熟悉了最新的法国绘画，他们便热切地为俄国艺术爱好者们呈现高更（Gauguin）、凡·高（Van Gogh）与塞尚（Cézanne），而此时这些艺术家在法国或被嘲笑或几乎不为公众所知。就这样，达基列夫给彼得堡引入了后印象主义并发动了俄国昙花一现的现代主义革命的引擎。他开始组织重要展览。“英国与德国的水彩画”在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建造的华丽且有电力的新文艺复兴式施蒂格里兹博物馆（Stieglitz Museum）的双层会堂展出。达基列夫推动了1897年的“斯堪的纳维亚画家”展和1898年的“俄国与芬兰画家”展，在后一场展览中，当代俄国艺术家如伊萨克·列维坦（Isaak Levitan）、瓦伦汀·谢洛夫（Valentin Serov）、米哈伊尔·弗鲁贝尔及维克多·鲍里索夫–穆萨托夫（Viktor Borisov-Musatov）的作品得到了展示。

达基列夫以1905年塔夫利宫的3000幅俄国人肖像画大展来为施蒂格里兹这些重要展览作结。展厅的墙面被特意漆成深色，巴克斯特创造出一种花园效果，安置雕像来隔断一望无际排列的画作。[13]展览在社会上的特权群体中引起轰动。然而令贝诺瓦惊讶的是，皇帝对他祖先们的画像无动于衷。罗曼诺夫家族不折不扣的粗鲁在尼古拉大公于布展期间踩过一幅肖像一事上暴露无遗。大公试图掩饰他的不得体，便傲慢地提出，这幅作品需要修复。当公众涌入展厅，人们经过挂满不可靠的保罗一世肖像的房间，达基列夫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警觉和不祥的”战栗。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对罗曼诺夫家族这场大规模的颂扬恰在这个政权位于崩溃之际被奉上。达基列夫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他在为他举行的塔夫利宫庆功宴上的讲话中，形容这场展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总结时刻，以一种崭新且未知之文化的名义，这种文化将由我们创造，也将扫荡我们”[14]。

图31　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所建施蒂格里兹博物馆

虽然事实上俄国庞大人口中的一大部分都依然目不识丁且一贫如洗，但这个国家仍有些部分正在现代化。进入20世纪，俄国的商业隔绝局面被一心进取的财政部部长谢尔盖·惠特不断施展的主动性所蚕食，他通过迈向金本位而保卫卢布，又在1893至1904年间把俄国带入国际资本主义的轨道。在1890年代工业高速发展的繁荣年景里，[15]圣彼得堡迅速扩张，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制造业集合体，它的建筑宝藏受污染侵害，它的天际线被工厂烟囱喷吐的煤烟所破坏。如别雷所写，每天早晨，一支“几千人的大军”步履沉重地走向工厂。150万人口中有近30万从事工业。盖房子的速度跟不上工人从各省流入的速度和房租上涨的速度。1900年繁荣转为萧条时，劳动者感到被挤压。就算1904—1905年有误入歧途且极不得人心的日俄战争刺激经济回暖，人民也没什么可庆祝的。俄国入侵远东的时机糟糕至极。1898年，旅顺港被夺了过来，以获得一个海军兼贸易基地。两年之后，中国爆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沙皇派遣17万大军进入满洲，以维持俄国在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东向扩张。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以来沦为西方傲慢自大之牺牲品的日本有了自己的殖民梦。日本采取一条将在1942年对美国海军重复施行的策略，1904年4月突袭了驻扎旅顺的俄国太平洋分遣舰队，并包围旅顺。随着日本军队压境满洲并击败更优越的俄国部队，沙皇的远东野心枯萎凋谢。[16]

圣彼得堡中产阶级的生活表面上似乎不为这一切所动。高帽子和“鸵鸟羽毛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仍旧在涅夫斯基大街漫游。新艺术（Art nouveau）——在俄国被称为现代风（stil moderne）——来到首都。彼得堡在建筑上从没像莫斯科那样繁荣多彩，在这场运动中仍然贴近凿石一族的芬兰人所采用的风格。新艺术派的埃利谢夫（Eliseev）兄弟建造的贸易厅于1902至1903年间在涅夫斯基冒出来，卖“各种水果及本地与外国的美味食物”。[17]算是帕拉弟奥式且内部细节相当讲究的不对称的维捷布斯克车站（Vitebsk Station）建于1902—1904年。美国胜家公司（Singer Company）(1)在首都建了第一座金属框架的建筑，这种技术使得大窗户的采用变得可行。[18]不过，最成功也最具前瞻性的新艺术派建筑是亚历山大·高津（Alexander Gogen）于1904—1906年在喀琅维尔克斯基大街（Kronverksky Prospekt）为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建的府邸，这位芭蕾舞女演员既笼络贵族，又聚敛大笔财富。当拉奇维尔（Radziwill）亲王评论说卡切辛斯卡雅一定为脚下拜倒“两位大公而感到骄傲”时，她回敬道，那有什么奇怪，“我有两只脚”。[19]卡切辛斯卡雅这不容小觑的天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她太有钱了，能雇一支特别保镖队随行，还能把持宫廷，并在她的乡村庄园或俯瞰特罗伊兹卡雅广场（Troitskaya Square）的时髦府邸尽情娱乐。

图32　涅夫斯基大街上胜家大楼的顶部——这座城市首座金属结构建筑

在家具设计和装饰方面，圣彼得堡的现代风是兼收并蓄的。首都两大装修公司之一弗里德里希·梅尔策（Friedrich Meltzer）将亚历山德拉皇后位于冬宫的浴室装饰成“英国风格”，墙面较高的部分贴着有淡粉色鸢尾花纹的白色印花棉布。梅尔策的竞争对手斯维尔斯基（Svirsky）设计皇家列车上的儿童包间时采用了明亮的花卉图案。冬宫及皇村的皇后寓所也是以现代风装饰的。皇家彩蛋制作商卡尔·法贝热在1889—1902年间经历了一个新艺术阶段，亚历山德拉则买来加利（Gallé）制作的玻璃器皿，并指示皇家瓷器厂制造仅供皇室使用的独特的仿加利器具。谢尔盖·谢尔巴托夫（Sergei Shcherbatov）亲王和弗拉基米尔·冯·梅克（Vladimir von Meck）男爵受到巴黎新艺术风的宾大楼（Maison Bing）的激发，而于1903年初在博尔沙亚·莫斯卡雅（Bolshaya Morskaya）开了一家当代艺术馆以推广现代风。尽管亲王和男爵干劲十足地组织展览，他们却只卖出一把椅子，18个月后就关门了。不管怎样，现代风契合暴发户们的诉求。它采用涡流状的花卉图案[20]——暗示水在清澈池塘里的轻柔戏耍——可作为对圣彼得堡关于水的惨痛经历的缓和物。

图33　圣彼得堡的现代风，作为对芬兰新艺术运动的回响

19世纪的传统和娱乐在变化急剧的首都继续兴旺。小说家玛尔塔·阿尔梅丁根（Marta Almedingen）记得瓦西列夫斯基岛举办的集市，市场上出售带着石蜡香的糖果、蜜汁煮的苹果、热华夫饼和皇室成员的石膏胸像。塔玛拉·卡尔萨维娜回忆了火情瞭望塔、马力消防机车以及消防员的铜盔与号角。斯特拉文斯基想起随着城市的电力化而慢慢消失的敞篷四轮矮马车那马匹与皮革的气息、煤气的烟以及煤油灯，还想起马霍卡烟草（Mahorka tobacco）弥漫的气味，这种烟草自首都建城以来便一直经荷兰从西班牙进口。卡尔萨维娜记得她随父母在玻璃屋顶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市场拜访过的热情、熟练又收费不高的犹太裁缝们，[21]而被宠坏的年轻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日益亲英化（Anglophilia）——他家里从涅夫斯基大街的英国店（English Shop）买梨牌香皂（Pears Soap）(2)、金糖浆（Golden Syrup）、水果蛋糕、条纹运动衫和嗅盐。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坚持认为，圣彼得堡的街道需要景观，而且它们的建筑“以一种孩子气的帝国主义”激励了他。他回忆了战神广场的五月阅兵，有亮闪闪的剑和刺刀、银质的小喇叭和号角。在他看来，“某种非常壮丽且庄严的事情在圣彼得堡铁定要发生了”。[22]

但不管怎样，尼古拉二世的官方招待会大多都在安全壮观的宫殿轮番举行。暹罗国王在夏宫被招待，他的舞蹈团启发了福基涅和巴克斯特，法国的菲利克斯·福雷（Félix Faure）总统和德国的威廉皇帝也在这里被宴请。卡尔萨维娜回忆了给另一位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Emile Loubet）奉上的一台庆典——由卡切辛斯卡雅出演白天鹅奥杰塔（Odette）/黑天鹅奥吉丽娅（Odile）的《天鹅湖》，这次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位于皇村的中国剧院，那里所有的漆板、红金相间的罗可可椅子和瓷花都非同寻常地依旧光彩照人。[23]诸如此类的场合尽管华丽，首都却有些空洞，耗尽了帝国意志。圣彼得堡已经成为一个为罗曼诺夫家族的浮夸盛会而搭建的舞台，但随着沙皇及其大臣们开始日益受到革命的威胁，曼德尔施塔姆意识到“正在死去的生命……那静默的悲惨”。他嗅到“发霉的公园散发出的潮气”，并领教了“彼得堡煮开的水中橡胶般的回味”，这水取自被别雷形容为绿兮兮的“细菌感染的涅瓦河的浑汤”。它是座一到秋季街道就被冰冷的毛毛雨折磨的城市，细雨浸透了行人，直到流感在文员和学生们“竖起的衣领下爬行”，并在屋里追捕他们，彼得堡的街道“像发烧一样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24]

它是一座可以分割的城市。确实，跨越涅瓦河的各座桥梁可以升起，以保护政府免受市郊那些不满的群氓骚扰。截至1900年初，新闻界开始报道有不良少年组成的小帮派兴起，他们辱骂、猥亵并索要钱财，令过路的体面人士们苦恼。帮派之间激烈地争抢地盘。虽然出于抑制恐怖主义的意图而禁止携带武器上街，但多达上百个年轻人组成的无法控制的暴徒团伙蜂拥至彼得堡侧翼的博利绍伊大街沿线，砸碎商店窗户，用刀子和指节铜套斗殴。城市西南工业区的纳尔瓦门（Narva Gate）和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港口旷地，成为资产阶级不宜进入的区域。而随着这些帮派意识到了自己的打击力，他们开始游荡过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公园（Alexandrovsky Park）并越过涅瓦河，让那些在元老院广场闲逛的有钱人惊慌失措。[25]

1890年代后期，彼得堡工厂里的骚乱在攀升。雇主做出一些微不足道或效果不佳的让步——1897年许诺将工时限定在一天11.5小时，1903年许诺对工伤加以护理治疗——然而彼得堡工人的命运依旧不幸。在普提洛夫铁厂，大多数雇工一天都赚不了1卢布，而纺织行业的薪水还更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列宁认识到，工厂里的紧张关系“反映出萌芽态的阶级斗争，但还只是在萌芽态”。通过以有些夸大的手法将纺织工人的一场大规模罢工颂扬为“1896年圣彼得堡著名的工业战争”，他试图提出更多要求。但他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混乱……且踌躇”的时期，并力主由专业的、集中化的领导阶层来执掌一个同心协力的党派。[26]这将被证明是一个新终结的开端。20多年里，有着不同目标的不同团体将随着活跃分子的打击和当局的回击而跌跌撞撞走向革命。哥萨克们频繁地令学生示威中断，他们的干涉——比如1901年3月喀山大教堂前的那次——经常导致重大伤亡。暗杀活动继续，内政部长德米特里·西皮亚金（Dmitri Sipyagin）1902年4月被一位革命党杀死。取代他的是“一切改革的敌人”、不妥协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夫（Vyacheslav von Plehve）。只过了两年他就被炸飞了，按照塞西尔阁下斯普林·赖斯所言，“每个人都欢欣鼓舞”。[27]

冯·普雷夫在任期间将维护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部门奥克兰那转变为一个复杂的秘密警察网络，配有大批渗透到恐怖组织中的卧底密探。奥克兰那窃听电话并搞监视，这一套至少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就被采用了。[28]1830年代在圣彼得堡任美国公使团团长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曾遭遇通信被公开。1860年代中期，里兹代尔爵士被英国大使夫人提醒要使用外交邮袋，因为她的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曾收到来自英国不同地方的两封信，两个信封寄到时，一个里面是两张照片，而另一个里面是两封信！[29]中央邮局有个“黑阁子”，负责拦截邮件，哪怕事实上在没有明确的法院命令下进行监视是法定的违规行为。[30]

从1901年到1907年，圣彼得堡安全处的指挥部设在莫伊卡堤12号，正是普希金去世的那所房子。就像早前的第三处和后来的契卡，它一直不是独立部门，而是陷在首都迷宫般林立的各部门中。位于喷泉河的特勤处有一份多达5万张且持续增加的以代号标示的嫌疑人卡片索引。奥克兰那经常让女人从事监视，因为她们比较不显眼，还从担任这座城市驻军的500名骑宪兵行列中吸收了许多校官，也大力倚重首都6000名优良警力的支持。但是奥克兰那的侦探和眼线的报酬很低，效率打了折扣，还主动受贿。他们能轻易策反未遂的革命党，[31]但当他们招募死忠的恐怖分子当双重间谍时，情况就复杂了。伊维诺·阿杰夫（Evno Azeff）会组织“谋杀大公们和大臣们的凶手，但与此同时……向秘密警察泄露犯这些罪行的人和帮凶”。[32]双重间谍阿杰夫策划了28起针对官员的恐怖袭击，并亲自参与刺杀冯·普列夫的计划。[33]

正是冯·普列夫促成前革命党谢尔盖·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在圣彼得堡负责政治调查。祖巴托夫敏锐地领会到，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斗争就不会成功，因此建议向工人组织渗透并劝说他们，解决难题之道在于改善现有制度。他试图建立警察监督下的自助组织，因此从一位宗教导师处寻求帮助，后者能以一种劳工大众听得懂的语言简单讲话。加邦神父是个自负之士，其危险的不正统思想令东正教神职人员不安。他来自乌克兰一个底层家庭，抵达圣彼得堡之前，他的人生以一场不成功的婚姻、阵发性抑郁和古怪的行为为标志。但他怀有“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并拥有控制他们的领袖魅力。祖巴托夫监控劳工组织的方案从未作废，不过加邦很快有了自己的算盘。他明白革命者无法轻易影响大众，因为他们只能在暗处工作，而一个神甫的目标是让自己被听到。加邦能发展出直接且公开的关系，于是他在1903年夏季于维堡开设了一家劳工俱乐部，并于次年春季建立了一个协会，他称之为圣彼得堡城俄国工厂与制造工人大会。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工人们能休息或上课，参加演说，甚至能加入唱诗班唱歌。加邦很快邀请他们之中最聪慧的人去他家，进行以尼古丁充电、啤酒助燃的讨论，话题涵盖许许多多俄国人的苦情：言论的自由、普遍教育的需求、法律面前的平等、土地赎买税的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以及法律对劳工的保护。

加邦的动议如此成功，以至于其他邻近地区的工人们也大声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俱乐部，而且很快就有一家在纳尔瓦靠近普提洛夫铁厂的旧客栈开张了。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另有一家继之而来。加邦以他朴素的论据、干脆的演说和令人同情的口吃锻造出与工人们的简朴而紧密的联系。1904年的圣诞节来临时，更多俱乐部开张，也在计划为孩子们举办聚会。当一小群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被不公正地解雇时，加邦在罢工的呼声背后施加了他那个大会的影响力。俄国在打仗，因此普提洛夫对军事装备的重要贡献使得罢工有着极其不良的影响。经过1905年1月2日星期天在瓦西列夫斯基俱乐部的一场会谈，被解雇的工人决定对抗董事会。3号星期一，董事长许诺，如果每个人都回去工作，他会调查问题。这个回应既微茫又太迟。4号星期二，罢工扩大，次日加邦便号召进行一次总罢工。他警告这座城市的总督并强烈要求他不要部署哥萨克。[34]

一年一度祝圣诸水的主显节是在1月5日，而1905年，这项庆典被骑马炮兵在鸣炮致意时的实弹射击糟蹋了。弹片蹿过高官要人的头顶，击中亭子的屋顶，伤了一位警察，震碎了几扇窗户，射穿冬宫的尼古拉大厅，而朝廷和外交团队正在那里聚集一堂。这次“事故”被归结为粗心——一枚装了弹的弹药桶在射击练习之后被留在大炮的缝隙里。那是官方解释，但流言暗示，这是一次谋取沙皇性命的行动。[35]

加邦谋求与冯·普列夫的继任者彼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Peter Sviatopolk-Mirsky）进行一次面谈，强调局势已经有多严重。6号星期四被拒绝见面后，加邦决定在即将到来的星期天组织一群能游行到沙皇那里的工人，向沙皇请愿，要求对他的大会中讨论过的不满提供解决之法。[36]加邦身着哥萨克服装出现在工人面前，他目露凶光，很有煽动性。根据《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通讯员所言，这位神甫宣称“工厂巡视员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他朗读请愿书：“我们被压干榨尽，超量负载过多的苦工，被轻蔑地对待。我们甚至不被当作是人……啊，陛下……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可怕的时刻，死亡也好过延长我们那无法承受的苦难。”他的听众陷入了狂热。加邦敦促他们起誓，星期天要武装好前来，尽管他声明这次游行是和平性质的。听众们大声喊道：“我们发誓。”加邦发出一条威胁：“如果沙皇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就不要沙皇。”工人们雷鸣般的呼应之声“不要沙皇”令俱乐部的墙壁咯咯作响。[37]

7号星期五，这座城市因罢工而停摆，出于担心激起进一步的骚乱，当局决定让加邦神父逍遥法外。这位神甫把请愿书交给打字员，预定多份副本。其一要由他带上并递交沙皇。另一份设法在略早于午夜时分送达路透社的新闻通讯社。加邦那时则动身在大会各分会间巡行，激发工人们进入一种自杀式支持的狂乱。据《卫报》通讯员记录，加邦提及“自己死去或者他的追随者被屠戮的可能性”。[38]同时期，卫兵司令瓦西里柴可夫（Vasilchikov）将军召集军官，指示他们在时机成熟时把工人从城市中心击退。8号星期六傍晚，街道上不祥地空无一人。夜间，从普斯科夫和日瓦尔(3)来的军队抵达了。工人们游行前来向沙皇请愿，迎接他们的将是21个步兵营、23个骑兵分队和几百名哥萨克。[39]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1月的星期天——一种新的黎明降临的一天——工人们带着他们尊敬的“父亲”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像甚至肖像画，开始聚集在属于城市穷人区的偏远地区的各个地点。工人们、主妇们和儿童们开始从奥赫塔（Okhta）(4)出发沿着涅瓦河右岸行进。其他人聚集在维堡侧翼，通过短桥进入彼得堡岛，在此被特罗伊兹卡雅广场的路障所阻。按别雷在小说《彼得堡》中所写，官方的托词是“啊，俄国的人民！别让大团的阴影从各岛进入！”[40]帕夫洛夫斯基卫兵团和掷弹兵团的各分队在各处就位以确保他们不会进入。一位军官命令请愿者——他们的数量因从卡门诺斯特罗夫斯基大街（Kamennoostrovsky Prospekt）过来的第二支游行队伍汇入而壮大——停下。游行者扯开外套以证明他们没带武器，但走在前面的人被挤在后面的急切的抗议者们推搡着前进。一声号角响起。枪弹齐发，打破了僵局。骑兵队冲锋。军刀如银鱼一般在人群中闪烁和游走。又开了两轮火，50人倒地身亡，伤者的呻吟声嘲弄着加邦神父乐观的计划。

财政部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柯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大约上午10点听到从莫伊卡河警局桥方向传来的来复枪响，当时他正在书房里整理文件。一群从涅夫斯基大街压过来对着士兵们丢石头和瓶子的游行者遭到沿博尔沙亚·莫斯卡雅推进的军队的伏击。士兵们前进。群众撤退，然后重新编组并向前挺进。科柯夫佐夫急着去调查情况，但门房告诉他，他的大楼的前门接警察命令已经锁闭。[41]

帝国国旗在冬宫上空飘扬，表明沙皇——实际上在皇村——在此。第四队抗议者聚集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北部并沿着路线游行，但在通过涅瓦河的桥梁前被士兵阻拦。更多请愿者穿过冰面前进，抗议者们迎着所有路障、持续的枪炮射击和小规模冲突而开出道路，进入军队大批出没的皇宫广场范围，去支持加邦神父对沙皇发出那道不吉利的宣言：“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自由与幸福，另一条通往坟墓。”[42]

2点钟，瓦西里柴可夫亲王决定，入侵已经持续得够久，下令清场——必要时用火力。号角吹响了。枪鸣炮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爬上树的孩子们被流弹击中。[43]骑兵队被派去驱散连通元老院广场的亚历山德洛夫斯基花园的人群，哥萨克们被派去清理涅夫斯基大街。就是在那里，从皇家芭蕾舞学校走来的尼金斯基被卷入人群，推着走向一名哥萨克的警棍。一根棍子重重落在这位舞蹈家的脑壳上，这对这位“纤弱人士”（najinka）保持精神镇定可没什么帮助。尼金斯基摸到顺着脸流淌下来的血，便挣扎着挤过抗议者的推搡而离去。[44]

图34　“血腥星期天”皇宫广场的大屠杀，1905年

科柯夫佐夫在下午过半时设法出了门，并记录说示威游行已经被有效瓦解。有散兵游勇在闹事和洗劫，但依旧打算强行推进革命的加邦还在暗处。官方数字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然而“血腥星期天”造成的死亡和重伤人数接近1000人——外国新闻界用的是“几千”。就像建造这座城市时消亡的那些人的数量一样，准确数字难以获得。[45]无论如何统计数字只能说出这么多情况。血腥星期天的张力、希望与绝望——游行，屠杀——在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The Year 1905”）中回荡不息。

星期天傍晚，马林斯基剧院有一场芭蕾舞女演员奥尔嘉·普列奥布拉延斯卡娅（Olga Preobrajenskaya）的义演。虽然演出顺利无阻地进行，但暴乱的流言在观众席里荡起涟漪，剧院逐渐空了。卡尔萨维娜记得事后与她的兄弟往家走时，发现街道异样地“安静与空旷”。不过在国际上，头条新闻令读者震惊，为了贷款而正与巴黎和柏林进行谈判的科柯夫佐夫面临在尼古拉二世的俄国重振市场信心的艰巨任务。尽管首都很快恢复到表面的常态，但抗议和镇压的新高度已经流露出来。[46]斯普林·赖斯写信给罗斯福夫人说，朝臣和外交官当中有种共识，认为血腥星期天是一个不可避免也非常有益的教训，却是对着聋人的耳朵发出的教训。皇帝与还是婴儿的皇太子玩耍，“除了婴儿的牙牙学语什么都不听。如果你带来不合他意的真相，他会听着但一言不发。他的思想——如果他有点思想的话——就是维持独裁制的不衰，并继续打仗直到他赢得‘太平洋的主控权’”。[47]

圣彼得堡的戏剧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大屠杀干扰，却被一位进步舞蹈家搅乱了。对古典芭蕾的不适——在某些圈子里——出现了。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淫荡的演出”。契诃夫（Anton Chekhov）对媒体一无所知，但可以确定地说在后台的“芭蕾舞女演员像马匹一样臭气冲天”。[48]年轻的亚历山大·贝诺瓦在《艺术世界》中宣称“仙女们是芭蕾的堕落”。[49]认为芭蕾“虚假、荒谬且在艺术王国之外”[50]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于1904年12月12日抵达圣彼得堡，次日便为防范虐待儿童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奉上一场义演。达基列夫和福基涅在观众席中，这位经理人(5)宣称邓肯是福基涅后来所有创作的“基石”。[51]邓肯的演出被证明大受欢迎，所以她16号又演了一场，然后就启程前往德国。来年重返彼得堡和莫斯科时她表示说，在罢工行动和潜在的革命晃动着这座城市的时候，给富人跳舞令人不适。邓肯1月尾归来，这个日期表明，她声称火车到达时迎接她的是为血腥星期天死去的人举行集体出殡的丧礼队伍，这个说法是杜撰的。因为，如果当局悄悄埋葬死者，有些是在黎明前无人的几个小时里，那么这位舞蹈家不可能目睹“人们一个又一个地背起又放下他们负荷的重物——棺材”，目睹一座走向坟墓的城市。[52]

与此同时，工人们不知所措。看起来差不多就是加邦把他们带入陷阱。没人想得通，为什么当局会屠戮想要向沙皇请愿的和平抗议者。答案就在于一位皇帝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冷漠之心，他最终同意于2月底在皇村接见一支仔细甄选出的工人代表团，茶叙，表示同情，还做些空洞的姿态，而苦难的首都正在加强获取正义的努力。[53]1905年大多数时光，圣彼得堡都处在剧变状态，因为革命者、学生、工人和职业联盟联合起来攻击独裁制。为血腥星期天的牺牲者治疗的医生在这过程中有了政治属性。音乐学校出现骚乱，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拒绝在一栋被警察包围的建筑里授课。当了35年教授之后，他被解雇了。[54]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爆发了支援行动，导致这个学年剩下的时间都关门停课。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和作家纷纷组成联盟，这是个有用的策略，因为专业会议是政府唯一容忍的公共集会。计划于3月1日在彼得与保罗大教堂为亚历山大二世举行纪念弥撒时进行炸弹袭击的图谋受阻，因为炸弹制作者在旅馆的房间把自己炸飞了，于是奥克兰那的新头头格拉西莫夫（Gerasimov）将军仓促逮捕了20名嫌犯。[55]罗斯福夫人从斯普林·赖斯那里获知，“无政府状态在加剧，到处都是突发事件。对于正在发生的崩溃局面很难加以述说。就像一头庞然大物死了并在腐烂，而豺狗们在苦苦拖拉它坚硬的兽皮……独裁制因恐惧而生存，且似乎已经摧毁所有其他感情——可现在，正是恐惧使独裁制正遭受攻击。”[56]血腥星期天之后，行凶抢劫、持刀袭击和争吵斗殴等街头暴力增加。小混混们在温和的春日傍晚侵入涅夫斯基大街，用铁块当武器，不屑地啐向上流人士的脸。年轻的纳博科夫在口袋里留了一个指节铜套。[57]

1905年5月，第二太平洋分遣舰队在对马海峡（Strait of Tsuhima）差一点全军覆没，当时死了4000多俄国人，6000多人被俘，这迫使沙皇放弃他对远东的主张而请求和平。本土左近，农民们比列宁敢指望的更有政治觉悟，他们持续焚烧地主的田庄。7月5日，一位贵族军官射杀了一名普通水手，因为他竟敢抱怨这艘泊靠敖德萨的船上的食物生蛆。谢尔盖·爱森斯坦关于这个事件及随后发生之叛乱的电影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展现了帝国的错误管理如何点燃了叛乱——“波将金”号就是俄国的缩影。受压迫者抓紧时机的同时，帝国予以回击。稳步进军的沙皇军事机器走下敖德萨台阶，端稳了刺刀弭平兵变并屠杀无辜的旁观者，纯然是血腥星期天的翻版。

夏季过后，局势恶化。霍乱的爆发在意料之中。多场暴动像传染病般扩散。彼得堡各演说大厅举行了大规模政治集会，2000名工人和学生10月1日聚集在技术学院，接着是5日在大学的12 000人集会。火车的班次都乱了。10月4日莫斯科——彼得堡线的通宵列车发生了一起致命事故，全速行驶的火车头猛地冲入一条岔道，导致车厢被压扁。这是人为过失，还是铁路“怠工”造成的系统崩溃的结果？三天之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段开始罢工，这场罢工迅速扩展到整个铁路网。[58]10月13日，40位革命党在技术学院碰头，要把彼此孤立的叛乱凝聚成一场总罢工，而四天后它在新成立的圣彼得堡“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了。10月19日，圣彼得堡苏维埃宣布新闻自由，拒绝关闭工厂的工业家则遭到威胁。苏维埃对邮局和铁路发出命令，为饥饿的罢工者募集资金，与市议会谈判并组建自己的民兵。11月中旬，配备刀子、左轮手枪和铁铲的民兵队伍已有6000名壮汉。罢工者设立了自卫队，晚间8点到10点在街上漫游巡逻。前来就一项贷款协议做收尾工作的法国银行家们认不出这座城市，便永远地回国了，不再完成交易。[59]

安德烈·别雷那部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彼得堡》，正是以1905年9月30日至10月9日之间酝酿的危机为背景展开的，那时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力。故事的主线是炸死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布雷乌克霍夫（Apollon Apollonovich Ableukhov）的图谋，这是个虚构人物，与主要的反动的（arch-reactionary）东正教主教会议代表且曾担任过尼古拉二世家庭教师的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有很多共性。阿布雷乌克霍夫自认是“普列夫派系的人”。当他那“干瘪皱缩又完全不讨人喜欢的矮小身躯”与“他所负责的广大莫测的机制”并置而观时，说这个国家正在脱离政府控制，似乎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罢工进行的整个阶段里”，阿布雷乌克霍夫“出没于枢密院、办公室和大臣宅邸——筋疲力尽，憔悴瘦削”。他到头来失去了联系。他的马车将他与“街上的渣滓”以及十字路口“待售的潮湿抹布的红罩子”隔断。与此同时，阿布雷乌克霍夫的儿子尼古拉——一个对革命运动持逢场作戏态度的大学生——被选中去炸掉一位政府人员。在一个满是涅恰耶夫和伊舒津这种恐怖分子以及伊维诺·阿杰夫这类双重间谍的世界里，再加上置身一座被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眼光所裂解和爆破的城市的背景下，尼古拉的管理者们选择的牺牲品是他的父亲，这毋庸讶异。

《彼得堡》从未贴近罢工者。事实上，别雷的观察是，站在“投球手的行列，你决不会说那些重大事件正在隆隆作响”。然而这部小说基于圣彼得堡自身的传统，而极其令人不快地关注辞旧迎新。不仅儿子被派去杀死父亲，连那位伟大的革新者“青铜骑士”也看似要再度动起来，全速飞奔去改变俄国。不过，别雷对读者们暗示，俄国依然会陷于泥淖。彼得大帝的铜马的前后之间有一种尚得解决的张力。“两只前蹄高高地跃入黑暗，踏入虚空”，而雕像的“两只后蹄牢牢地扎根在花岗岩土壤中”。人们看到彼得“跑过一天又一天，跑过一年又一年，跑过潮湿的彼得堡的大街”，别雷预言了又一次“跨越历史的跳跃。将有巨大的混乱”。他一再表现彼得堡的街道和天色陷入“泥泞”，并暗示这座城市最终的蒸发将受革命影响，受递给尼古拉的沙丁鱼罐头中滴答作响的恐怖分子的炸弹，一枚“足以将附近所有东西都化为……烂泥”的炸弹影响。[60]

1903年12月，斯普林·赖斯评论说，俄国人碰面时就“讨论革命还有多久会来。正如在日本我们总谈论地震”。[61]到1905年10月局势已经明朗，沙皇制像冰冻的涅瓦河在初春时那样碎裂的日子快到了。将有一场动摇世界的裂解。塔玛拉·卡尔萨维娜忆起1905年的秋季犹如“一场噩梦”。停电频发，彼得堡的电话机那令人心悸的叮当声沉寂了。她记载，皇家芭蕾舞团的180位舞者“内心如此保守，通常如此忠于朝廷……也屈从了流行病似的集会和决议”而走了出去。包括卡尔萨维娜和帕夫洛娃在内的罢工委员会在福基涅的阁楼碰头。代表们因为电车停驶和吊桥升起而来迟了。两位舞蹈家兴冲冲地掠入房间，讲起了下面埋伏的便衣警察的冷笑话——他们的伪装因他们的绿外套和标准型胶鞋而打了水漂。卡尔萨维娜与福基涅私下协商过。他很坚决，她却犹豫不决，因为她的妈妈曾告诫她不要反对一位给了她“教育、地位、财产和生计”的皇帝。马林斯基的舞蹈家们被要求签署一份忠于尼古拉二世的声明。罢工委员会拒绝签名，除一人例外，就是最早在《胡桃夹子》中饰演王子的谢尔盖·勒加特（Sergei Legat）。有天夜里委员会正开会，福基涅去应门，回来时脸色惨白。谢尔盖·勒加特割了自己的喉咙。勒加特早就因为与佩提帕的女儿的凌乱关系而紧张过度，他觉得自己对沙皇是个叛徒，对朋友则是“犹大”。[62]

在出动军队一事上，尼古拉二世得到将军们的忠告，他们提醒他不能指望军队的忠诚度。因此，为了平息令人担忧的局势，尼古拉准备了一份满纸空头支票的诏书。这份诏书因为电力行业的罢工而卡在印刷工那里时，一颗炸弹扔向了警局。警察开枪反击。暴力如井喷，当局强使这份声明面世。第二天早晨就有多处喜气洋洋的队列，红旗在《马赛曲》的旋律中飘扬，因为社会主义者们天真地以为这份文件标志着一次重大胜利。[63]

1905年的冬季以一场血腥屠杀揭幕，继之而来的是持续数月并在一场秋季总罢工中达到顶点的分裂和流血事件。(6)沙皇对政治演变和公平思想的漠不关心，导致他丧失了统治资格。人们涌向涅夫斯基大街，要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尼古拉二世的麻木不仁将罗曼诺夫家族推向了历史。他的《十月诏书》（October Manifesto）是一种绝望的姿态，虚情假意地承诺“未经国家杜马批准，任何法律不得生效，且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将保证有真正参政的机会”。[64]这对于消除叛乱无济于事。这年年底，俄国的55座城市有了苏维埃；同时圣彼得堡奥克兰那的头头格拉西莫夫受命让首都的革命活动无处藏身。他一个傍晚就调度了350场搜查，揭露了三间制作爆炸物的实验室、500枚炸弹、一些非法印刷机和军械库。次日又开展了400场深入搜查。[65]发生了对警局的袭击和暗杀，继之而来的是名单列出、目标房屋被锁定，一次义务警员针对犹太人和学生的过激反应。犹太人在比较不易暴露身份的大旅馆避难或逃往芬兰。极右翼的俄国人民联合会（Union of Russian People）组建了“黑百”（Black Hundred）帮，与诏书公布之后攀升的暴力行为斗争。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暴徒，因此受到政权欢迎，因其提供了沙皇在较低阶层享有大众支持的证据。[66]圣彼得堡总督给这个联合会和类似的各“兄弟会”分发火力，跟有武装的革命党民兵战斗。

到了12月初，圣彼得堡的街道再度顾客盈门，没多少征兆显示这个国家曾处于革命的阵痛中。[67]夏园的雕像一如既往地被封箱覆盖以度过严寒的冬月。然而在小说中全心关注革命的别雷把这种场景当作处于危险中的帝制彼得堡的有力喻像：“这些雕像个个藏在板子下面立着。这些板子看着就像竖着站的棺材。这些棺材勾勒出道路。水泽仙女和萨梯都在里面避难，于是时间的獠牙不会以冰霜将它们侵蚀殆尽。”[68]尽管最糟糕的危机似乎过去了，但马林斯基的舞蹈家们为真正的革命发挥了列宁后来所说的“带妆彩排”的作用。

(1)　现在叫Singer Corporation，是一家缝纫机制造厂。

(2)　安德鲁·佩尔斯（Andrew Pears）1807年设厂生产的香皂品牌。

(3)　原文是Revel，这是前文出现过的Reval的俄文形式。

(4)　奥赫塔河是涅瓦河支流。

(5)　指达基列夫。

(6)　原文如此。从后文（原书第428页）关于列宁格勒围城的叙述可知，书中讲某年的冬季时，从这年1月算起，而不是从秋季之后的冬季算起，所以此处说的大屠杀就是1月的“血腥星期天”。

第十一章　迷惑与绝望　1906—1917

沙皇1905年的《十月诏书》承诺实行君主立宪制，并设立享有立法权的国家众议院“杜马”（Duma）。对杜马的这项委任因为三个月后颁布的《帝国基本法》重新声张尼古拉不容置疑的独裁权力而立刻化为泡影。不过，1906年3月的《临时法规》（Temporary Regulations）令工会合法化，放松了审查制[1]并在第一届杜马中接纳工人，该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在冬宫的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厅（Georgievsky Hall）宣布成立。在这间王座大殿——沙皇帝国的心脏——皇室发现形成一种仪式令人不快地遭到对抗。有些熟悉的代表身着全套宫廷装束，但聚集一堂的杜马成员带来的压倒性观感是，这是一群穿着工装的粗俗暴民。保守的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三个月后被任命为首相——注视着一位穿着浸透油的靴子的工人无礼地审视宝座并用责备的目光看着皇室。斯托雷平悄悄对科柯夫佐夫伯爵说，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扔炸弹”。[2]皇太后因为那些交换着“对我们所有人的不可理喻的憎恨之情”的粗鲁脸孔而窘迫至极。这一整体尝试似乎无法维持下去。大会开始入驻塔夫利宫后没多久，英国作家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就向一位彼得堡的出租司机暗示说，它可能被解散。司机回答说：“他们不敢。”“但如果他们敢呢？”“那我们就杀了他们。”“杀谁？”“所有有钱人怎么样。”巴林暗示，士兵可能介入，他们以前就对抗议者开过枪。“那是在他们不明白所有那些是怎么回事之前。现在他们懂了……人民在尖叫。”[3]

图35　1906年4月27日，尼古拉二世对国务院和杜马发表讲话

列宁于1905年11月匿名潜入彼得堡——来得太晚了，所以没能在总罢工中发挥积极作用。他明白血腥星期天揭示出“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巨大储备”与此同时又极其缺乏组织性。列宁在他1902年的作品《怎么办？》中肯定了对纪律和集中式管理的需要——“职业革命家”是以牺牲党的利益为代价而生存的，他们“应当把自己训练成真正的政治领导者”，并借助一份俄国人的党报赢得支持。[4]1903年8月，他在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重申此点，结果导致党内发生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代表同少数派的分裂，前者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后者成为“孟什维克党”（Mensheviks）。[5]

加邦神父在那次向沙皇请愿的天真尝试之后逃离俄国，与瑞士的流亡革命者接触。但因为厌烦他们对马克思的热忱的投身，他转战巴黎和伦敦并出了名。他用血腥星期天换饭局，演讲邀约纷至沓来，他的自传也获得大笔预付金。神甫有了这笔钱便购买武器走私给革命党，但运载武器的船只在俄国近海岸处搁浅。加邦回国后选择与奥克兰那合作，但被出卖给为党派斗争的人，并在圣彼得堡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遭绞杀。凶手被怀疑是社会主义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 SRs）。社会主义革命党于1901年开始活动，是“平民主义者”的继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公社的价值——他们拒绝对这件事负责，杀害神甫的凶手从未得到正面确认。[6]

列宁1906年间在彼得堡与孟什维克党人合作，后者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成功发动社会主义暴动的先决条件。列宁自己的方案被证明更唐突也更蛮横。1906年5月，顶着极昼的明亮天色，这位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令一大群人斗志昂扬。但因为列宁身边间谍如影随形，且在首都已经命悬一线，他便逃亡芬兰的考科拉（Kaukola），从那里指挥在格拉西莫夫厉行镇压之后所残存的革命网络。[7]新年过后的一个月里，1700人被捕。截至1906年5月的六个月里，超过7万人被关押。7月喀琅施塔特的一场叛乱导致36人被处死。[8]

士兵们乱扣扳机，黑百帮们嗜血寻衅，革命者们则显示出自己的决心。巴林讲述了一位警察的故事，他从一群用私刑的暴徒手中救下一名学生。他们一起走出险境之后，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转过身来猝不及防地向救命恩人开枪。巴林以语带嘲讽的克制言辞评论说，“人民把勃朗宁手枪当玩具耍的鲁莽行为有些危险。”[9]袭击事件逐渐遍及首都，尽管有些是出于政治意图，但造成的破坏也为街头犯罪提供了机会。彼得堡的报纸上全是暴力新闻，仿佛首都因暴力而瘫痪。虽然警察一往无前地努力从市中心驱逐流浪者，但巴林还是对乞丐的数量感到惊讶——1905年到1910年间，每年被整治的乞丐有近16 000人。他们聚集成群，在门廊挤作一团或者疲惫地靠墙而眠，当雨水从特大号排水管弯曲外伸的端口飞溅而出时，便被浸湿在彼得堡悲惨的天气里。能看到垃圾桶里睡着被父母抛弃或因虐待而逃跑的小孩子。1909年，一个女孩帮派因在贸易中心偷窃而被捕，她们的年龄是9岁到12岁。[10]

经过力不能任又喧闹扰攘的几次会期，杜马在7月8日真的解散了。首相斯托雷平想选出一个较保守的团体，这样建制派而非革命党才会成为变革的工具。刚过了一个月，斯托雷平正在他位于阿普泰卡尔斯基岛（Aptekarsky Island）上的乡村别墅接待客人，就有三名激进分子高喊着“革命万岁”向前厅扔了一枚炸弹。他们炸死了自己，也导致近30位宾客死亡，还伤及更多人，包括首相的孩子们。在巴黎商谈借款的科柯夫佐夫被断然拒绝。只有当法国人判定俄国政府比革命强大时，他们才肯贷款。[11]

俄国的自尊因谢尔盖·达基列夫在法国首都的适时胜利而有所挽回。他不仅组织了1906年巴黎“秋季美术展览会”的俄国单元，将俄国艺术的代表作呈现给西方，还随之奉上俄国音乐的盛宴。他在1908年使这项事业达到顶点，那时费奥多·夏里亚宾（Fyodor Chaliapin）作为皇家剧院出品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角在巴黎歌剧院献唱。达基列夫开始变身为国际经理人：“我首先是个江湖郎中，不过是个非常棒的；其次我是伟大的术士；第三我不怕任何人；第四我是个逻辑性很强而极少踌躇的人；第五我似乎没有真正的天分。”[12]他选择了理想的职业。不同凡响的是，达基列夫浓缩了俄国首都那种目中无人又浮华艳丽的本性。他那成功的巴黎事业显示，圣彼得堡的艺术胜利是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而且因为国内的动乱，大批最富创造性的彼得堡人乐得在国外工作。

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是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位男中音，而柏罗丁与凯撒·居伊（César Cui）是他们家那所俯瞰克留科夫（Kryukov）运河的公寓的常客，他家在卡尔萨维娜家楼下，在一位秘密警察橡胶套鞋制造商楼上。斯特拉文斯基在作曲方面得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亲授，且他的音乐学徒生涯因首都大量出色的音乐会而增益。捷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扬·库贝里克（Jan Kubelik）1904年冬季来此演出。1905年动乱高峰期当中电力被切断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正在进行大提琴独奏。音乐厅华丽的枝形吊灯上几乎立刻就亮起了烛火。[13]20世纪音乐的先驱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那个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评论说“终于很响了”的人——1907年秋季来到彼得堡指挥演奏他的第五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就在那里，在舞台侧面等着。仅三年之后，这名年轻的俄国人就凭借给达基列夫的芭蕾舞剧《火鸟》（The Firebird）配乐而享有一次突破性的成功。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成名，余生大多数时间都继续在俄国之外工作。谢尔盖·普罗可菲夫比斯特拉文斯基小九岁，17岁时在1908年12月的彼得堡当代音乐晚会上轰动性地初次登台。此后30年的大多时光他将在国外度过，并且会发现回到一个迥异的俄国路途艰难。这两位作曲家都获得了在欧洲为达基列夫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工作的机会。

亚历山大·贝诺瓦初次遇到尼金斯基时，惊异于自己见到的是一个“敦实的小个子……更像个商店售货员，而不是童话故事里的英雄”。[14]皇家芭蕾学校的其他学生发现这个年轻舞蹈家头脑迟钝，并嘲笑他那鞑靼人的骨架子。虽然尼金斯基的初次专业登台很惊艳，但他在马林斯基的微薄薪资促使他必须要给富人家的孩子开设交际舞课。这种不稳定的局面随着同性恋社交名流巴威尔·列沃夫（Pavel Lvov）亲王把他带上床而有所改观。尼金斯基突然变成一伙时髦人士的一分子，频繁出入诸如“水瓶”（Aquarium）或“城堡”（Alcazar）这些夜店，以及在卡缅内岛的丘巴特（Cubat）饭馆举行的演出庆功宴，然后在1908年秋季被列沃夫引荐给了达基列夫。这位舞蹈家关于此次碰面之后果的叙述见于他1918年的日记，那时他结了婚并处在精神失常的边缘。[15]尼金斯基记得当自己被达基列夫叫去涅夫斯基大街的欧洲旅馆时，“我同意他跟我做爱。我抖得像片叶子。我恨他，但假装迎合，因为我知道不这样我妈和我会饿死的”。他声称达基列夫是个喜欢男孩的“坏男人”，暗示说一个人“应当用一切方式阻止像他这样的男人”。尼金斯基的厌恶之情爆发成错乱的言语：“果戈里：手淫让他垮掉”，“我不再是俄国芭蕾界的尼金斯基，我是上帝的尼金斯基”，“我想让思想死去”[16]——这个渴望反映在急速成长的俄国前卫派含蓄的荒谬性和自发性中。不过，在尼金斯基因为精神分裂症而住院之前，他与达基列夫的艺术合作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舞蹈家之一，也是现代主义的身体彰显——一道紧收的疤痕这么强有力地爆裂开，这被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定格在为一尊铜像制作的石膏模型中。

达基列夫在筹备巴黎夏特雷（Châtelet）剧院1919年的俄国芭蕾演出季期间陷入麻烦。尼金斯基在马林斯基登台时，紧身裤的裆部塞着手绢，皇室感到震惊，于是达基列夫被追究责任。直到此时，他的剧团都获准在艾尔米塔什剧院排演，卡尔萨维娜还记得在那里身着制服的仆人们用茶和巧克力款待他们。马林斯基这桩丑闻的衍生结果，加上势力强大的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对达基列夫的角色分配感到不悦，使当局砍掉了他们的经费，并收回使用皇宫的许可。不过，在投资闹革命的俄国时，小心谨慎的法国人却愿意支持俄国的革命派艺术。尼金斯基与帕夫洛娃当年5月在巴黎演出了《众仙女》（Les Sylphides）。“俄式芭蕾”将在随后几年重返法国首都，要震惊天下并大获全胜。如卡尔萨维娜所评论，那是“俄国艺术对欧洲的一场入侵”。[17]与此同时，达基列夫与其精英小队的离开、针对政权的紧迫斗争以及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带来的张力，都让这座日渐阴沉的首都显而易见地失去更多光泽和精致。

在第二届杜马——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1907年2月在塔夫利宫召开会议之后不久，讨论室的屋顶就塌陷了。[18]代表们这个时刻不在会议中，然而激烈的社会主义者分遣队怀着打击政府的热情很快就控制了大会。经过几周要求改革的煽动之后，警察于6月初前来逮捕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代表。新式枪炮架在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城墙上，奥克兰那发起一场攻势。猛烈的压制行动迫使激进人士如列宁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逃亡瑞士，然而瑞士的激进流亡人士依然在奥克兰那以巴黎为基地的外国分处的窥猎之下。解散造反的第二届杜马之后，当局确保第三届杜马塞满了商人和贵族。[19]有了前车之鉴，发言者的椅子被放在正对一幅盛气凌人的沙皇肖像画的位置。第三届杜马维持了五年，科柯夫佐夫伯爵声称，它是唯一一届对政府做出建设性贡献的杜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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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被“粉碎”，圣彼得堡的工业家就开始反攻倒算。不景气意味着老板能收回涨工资的承诺并忘记八小时工作制。[21]时间记录表被采用，计时工资取代了按日计酬，还开展了旨在提高操作效率的工时与动作（time-and-motion）研究，力图提高生产能力。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灰心丧气，人数从1907年初的近7000人缩减到1911年的仅500人，此时，为满足现代化炮兵的饥渴需求，工业产量提高，并再度把圣彼得堡转变为一座繁荣城市。外国投资涌入，在罢工行动发生内讧之后——联合罢工从1907年的约1000起下降到1910年仅1起。[22]城市里较富裕居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在这座现为欧洲第五大“不健康且最昂贵的首都”的中心，小汽车的数量在增加。有钱的纳博科夫家在城里有一辆奔驰和一辆沃尔斯利，还有一辆带活动篷的奥佩尔（Opel）(1)，可以90多公里的时速在乡间小路飞奔。[23]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环线摩托车大赛，同其他运动和体育活动一道流行起来。英国人社区享用着条件优越的网球场，并在克列斯托夫斯基岛有一家游艇俱乐部，以及一家1913年开张的美式轮滑溜冰场。[24]双翼飞机从维堡的克罗米阿吉机场（Kolomiagi Aerodrome）起飞，水上飞机则在动荡的涅瓦河上扑打。这些最早的飞机都是进口的，不过到了1913年，伊格尔·西科尔斯基（Igor Sikorsky）便在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设计并组装飞机。电子门铃、花边笼式升降梯以及最有趣的“电子宫”（electric palaces）亦即电影院也出现了。1896年5月，第一家电影院开张，15年后该城电影院超过130家，其中23家都在涅夫斯基大街。1907年9月出现轨道电车，在较富裕的区域运行并造成许多事故，因为闲逛的行人低估了司机的热情。[25]但生活在郊区的乘客还得靠旧式的轨道马车网络，从他们泥泞的街道和卫生设施付诸阙如的住所缓慢地通勤。圣彼得堡早就被有文化和无知的、巨富和赤贫的两极所割裂，现在又被20世纪正在浮现的技术所分隔。污染在加剧。据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回忆，彼得格勒区的居民看上去仿佛“他们一生中从未见过日出”。[26]

图36　结冰的涅瓦河上的轨道电车，远处是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尖塔和工厂的烟囱

自1880年代以来，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就受到建筑学会和市政工程研究所的拥护。到1910年，从新古典主义的现代诠释的浮现，可以清楚看到功能主义原则对怀旧式新俄国建筑和一切现代风怪念头的大获全胜。新世纪的头20年里，彼得格勒区的卡门诺斯特罗夫斯基大街发展出资产阶级的时髦多层公寓街区，这种街区就算没改造整个地区的市容，也改造了街道风貌。涅夫斯基的梅尔顿贸易行（The Mertens Trade House）和亚速海——顿河银行（Azov-Don Bank）为坚定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与其相称的强大现代化建筑结构。[27]

圣彼得堡仍有大约14 000名街头商贩，但越来越多的零售贸易在市场或新式百货公司开展。贸易中心出售优质货物，长廊商场（Passazh）也是，它自夸有60家不同的批发商店售卖雅致的家具和高级时装。这座商场模仿巴黎的拱廊街，长廊中包括一间“巴黎咖啡店”和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 Bank）的一家分行。彼得堡的新式百货公司为一个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出售所有相关物品——有许多设计方案证实，现代风已经走出精品店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在涅夫斯基大街沿路的其他地方，半个世纪之前曾流行的食品和消费品已让位于奢侈品。美成为重要的生意。数不清的商店都为年轻人的追求竭诚服务，杂志上有冗长的化妆品和药剂广告。[28]不过这些都是从装扮方面来看待一个麻烦缠身的首都。

新型的哗众取宠和自以为是出现了。大幅广告牌和广告像粉刺一样传遍涅夫斯基典雅的建筑。人们炫耀三明治膳食，为搬家打广告。报纸压缩了宣传性内容。群众开始渴求关于性和暴力的故事，于是彼得堡新闻界热忱地报道公然打劫事件——如果受害人挨了狠揍的话。20世纪头几十年，武装抢劫和侵犯女子的事件盘旋上升，而1908—— 1913年间，对谋杀的控告急剧增加。低俗小说以色情为乐。1908年出版的有挑逗性的性虐小说《性的市场》（The Sex Market）描绘了一座供各种年龄的人聚在一起集体淫乱的爱神庙。[29]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Alexei Balabanov）1998年拍摄的令人不安的棕黑色调电影《彼得堡异人写真》（Of Freaks and Men），将场景设定在帝国首都的末日，拍摄了性受虐狂、性剥削和以流苏灯盏及椅罩为标准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狂热。这部影片对身体畸变的迷恋也是在遥想这座城市初期统治者们的癖好——安娜女皇的弄臣和彼得大帝之奇巧馆收藏的奇葩。

图37　圣彼得堡的施食处，1910年

学生骚乱继续扩散。蓄意革命的煽动者用“有毒气体和其他激进主义手段”扰乱那些希望学习的人。女性学生——被反动分子嘲笑为“站街女”，并因为从事诸如学习这种“不女子气”的事而遭蔑视——被阻止与她们的男性同伴混处，以免她们变得激进。但她们确实与男生来往，也确实变激进了。只有医药学被认为适合女人学习，因此到了1910年，俄国有1500名女医生。[30]圣彼得堡亟需这些人。尽管“以醒目的红字书写的海报”张贴“在房屋前面、轨道电车车厢里面”和大多数公共场所，警告人们不要“喝生水”，但工人们继续用油腻的帽子从几条肮脏的运河里舀水来解渴。[31]1907年，伤寒袭击了穷人区。次年，一场传染性霍乱波及8000人，据载1908年伤寒爆发时的2500位牺牲者不是露宿者就是该城34家廉价客栈的长期住客。这座首都仍然缺乏一个像样的地下污水系统。院子里和街面上仍有污水坑和垃圾。圣彼得堡负债9000万卢布，[32]被恶行和腐败的大潮所冲刷——外加它的领导者们不断彼此蒙骗欺诈——因此几乎做不成什么事。

俄国妇女保护协会（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成为这座城市反对卖淫的主要施压团体之一，但它打了一场必败之仗，城里500家妓院中的多数对妓女和主顾而言仍然同等危险，同时对它们的四邻也一贯是个麻烦。喀琅施塔特的常住居民向当局请愿搬走一家妓院，该妓院的客人们嗓门大、粗鲁又醉醺醺，习惯性地勾搭周围街道上的女子。因为痛饮而彻底两眼昏花的船夫们经常强行错闯宅院，然而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这家妓院照常营业。在城市的上流区域，旅馆、商店、酒吧和饭馆的老板或经理给女职员拉皮条——他们经常连薪水都不付给她们，却指望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赚钱。如果中间人没有提取过高的佣金，那么报酬还算高。两个被感化院解救的女孩，一个9岁，一个11岁，赚的钱是工厂女工的五倍。然而她们付出了巨大代价。非法堕胎成倍增加。性奴贩子在行动。[33]给国会的一份为贩卖女性而斗争的报告指出，首都妓女中有13%都自杀了，而1909年首批注册的妓女中有近40%早就罹患性病。诊所的过负意味着全面诊查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检查只不过就是扒衣服掀一掀。这座城市三所潮湿肮脏的诊所中有两所没有热水龙头，工作的压力意味着医生们经常忽视在两次诊查之间清洗窥器。据估计有5万名妓女与警察的腐败、滥权、酗酒和奴役做着斗争，她们遭受梅毒之苦并传播梅毒。[34]一位来自乌拉尔山区的修道士来到这个世界，他——根本没有谴责和拯救这所蛾摩拉城（Gomorrah）——要就着它的无道德性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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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在1904年生下患血友病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这种使血液无法凝结的状况是从他的曾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那里传下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为找到解决皇太子这个弱点的方法既苦恼又绝望，因此求助于强奸犯、盗马贼兼圣徒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魔法力量，[35]此人认定，拯救这个王朝并借此拯救这个国家是他的使命。拉斯普京身材健硕、孔武有力又日渐穿着得体，还有擅长操控的突出才能，由此把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变成他手里可以任意捏扯的泥子。尽管事实上他举止像个农夫，用缎子上衣擦嘴，让剩菜绊在他凌乱的胡须上，但他是最尊贵的餐桌上的宾客，他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本事操弄最老于世故的听者。他把持朝堂，借不断转移注意力或改变话题来控制讨论，而他的谈话主题不是淫秽的就是明显不妥当的。[36]人们怀疑他属于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夫奥佛瑞派（Kristovovery）或鞭身派（Khlysty）的狂喜教派，[37]该派信徒相信他们与圣灵有热线连接。这样的祈祷力量似乎帮助拉斯普京止住了皇太子的流血，但也给了他放荡堕落的许可。当他的一位亲密伙伴齐奥娜雅·贝拉茨卡雅（Chionya Berlatskaya）指控他在一列火车上强奸她时，他声称自己只不过驱除了一个恶魔。他坚持认为，道德性不过是一道保护人们免遭诱惑的懦弱的屏风。一个人只有通过怀着激情犯错才能悔改，并就此获得拯救。拉斯普京把自己当作罪恶（sin）的触媒来奉献。[38]

首相斯托雷平让奥克兰那跟踪拉斯普京，但是1911年夏季斯托雷平就无法挡道了，在基辅的歌剧院被一位双重间谍莫尔德科·伯格罗夫（Mordko Bogrov）所杀，此人是被派来保护他的。[39]这年年底，圣彼得堡新闻界及城里的闲话都无法摆脱这位充满超凡魅力的灵性领袖，谣传他与皇帝的孩子们一起洗澡、睡觉并引诱他们的保姆。第三届杜马的会议主席传阅了皇后和她的女儿们写给拉斯普京的信的胶印副本，从中不难理解亚历山德拉的感情为什么遭到质疑：“我亲吻你的双手……在你肩膀上、你臂弯中永远沉睡……快来……我因你而自我折磨。”[40]与此同时，她的年龄较小的女儿们承认她们经常梦到这位治疗师。在涅夫斯基大街来来回回兜售色情书刊的少年们，有几年的库存中增加了涉及拉斯普京和罗曼诺夫家族的虚构场景。布尔什维克出售详细描绘这些猥亵式会面的小册子，并把捏造的图像投影在电影院和街角的半圆形天幕上。[4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齐柏林飞艇在俄国战壕上方展示关于皇后和这位圣僧的画像，还有尼古拉窝在拉斯普京生殖器上的画。在竞争“首都最讨厌的人”这一名号方面，拉斯普京与各位反动大臣以及各式各样的罗曼诺夫有得一拼。

科柯夫佐夫伯爵——担心新闻界的关注让拉斯普京曝光率太高且“变成对所有革命组织有利的事”——召来了这位“西伯利亚浪人”。会面时，他被拉斯普京眯起来的深陷双眼中“可憎的表情所震惊”，这双眼睛黏在这位部长身上，仿佛在努力催眠他。当科柯夫佐夫提出，为了不伤及君主，要让这位治疗师消失，拉斯普京尖叫：“全都是谎言、中伤！我没有坚持去宫里，是他们叫我去的。”[42]

新闻界和杜马加强了反对拉斯普京的运动，而皇后要求科柯夫佐夫让他们安静。然而当杜马议长米哈伊尔·罗江科（Mikhail Rodzianko）于1912年2月26日向尼古拉二世报告说，“任何革命宣传能达成的效果都不及拉斯普京现身宫廷”，[43]并举证人们被他的行为所腐蚀并导致大量心神错乱的事例，可想而知沙皇深觉不安。内政部策划了一起暗杀，但部长丧失了勇气。拉斯普京逃离首都并返回西伯利亚，在那里纵情声色，并对皇位继承人实行远距离治疗。[44]

圣彼得堡在丑闻和与日俱增的动荡中兴奋着，许多人开始表达对一个正快速消失之世界的怀旧情绪。后来成为俄国艺术与古物遗迹保护与保存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Russian Monuments of Art and Antiquity）副会长的亚历山大·贝诺瓦忆起自己是个孩子时，不管何时“听到巡回杂耍艺人带着鼻音的大嗓门喊着‘有彼得鲁什卡（Petrushka）(2)！快来，好人们，来看表演！’”都会癫狂。成年后，贝诺瓦决定发扬19世纪中叶黄油周集市上的魔术，它曾令居民痴狂，也令游客着迷。里兹代尔爵士1860年代曾记载说，黄油周期间，海军部周围区域“完全被摊棚、马戏团、巨人和矮人、廉价的舞剧和芭蕾、柔弱无骨的杂技师以及必定会带着他的哑铃和大棒的集市大力士所占满”。[45]由于所有这些在20世纪初年都消失不见，贝诺瓦决定使之重现。讽刺的是，他以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为老圣彼得堡招魂之举，成为这座城市显著的文化离散的一个证据。他可能是在首都构思和设计了这份作品，但斯特拉文斯基在法国的蓝色海岸为之谱曲，福基涅和达基列夫在罗马排练这出舞剧，并于1911年6月13日在巴黎的夏特雷剧院首演。随着西欧对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日渐焦虑，一种对诗情画意的老派圣彼得堡的爱好出现了，而这出芭蕾舞剧就是个落点。[46]斯特拉文斯基记得扮演魔术师的传奇芭蕾舞大师恩里克·切凯蒂已经很老了，以至于都不需要戴长长的假胡子。尼金斯基扮演的彼得鲁什卡是这位作曲家在舞台上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人”。[47]

《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在首演两年之后与圣彼得堡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关系。这出芭蕾舞剧中的民间仪式，唤醒了彼得向西方开放之前的俄国。不过，这出凭借奇怪的舞蹈和粗粝的音效而被重新构造的戏却有助于锻造20世纪的音乐和编舞革命。斯特拉文斯基1911年的夏季是在特尼希娃公主位于塔拉希基罗（Talashikino）的工艺美术馆度过的，与尼古拉·罗里奇（Nicholas Roerich）一起为这出芭蕾舞剧的布景而工作。身为新俄国派艺术家的罗里奇是知名的神话权威，斯特拉文斯基从斯拉夫民谣中为他的配乐汲取了灵感。不过也有更直接和更个人化的影响。斯特拉文斯基记得他听过的第一首乐曲是附近兵营里军号吹奏出的响亮而刺耳的喇叭声。但在还是男孩的他身上留下更深印象的声音，是涅瓦河破冰时那敲鼓似的噪音。[48]这声音在作曲家头脑中转变成由忧伤但高声调的巴松管独奏所爆发出的慷慨激昂的篇章，它开启了《春之祭》。尼金斯基的编舞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如此富有革命性，以至于这出芭蕾舞剧1913年5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有喝倒彩的声音（cat-calling）和嘘声。震惊的观众席当中爱开玩笑的人假装要叫牙医来治疗明显受了打击的舞蹈家。喧嚣之中，有人受激要决斗，而这场骚动导致演出季的票全部预售完毕。达基列夫受到震动，想回国让俄国首都受受惊吓，然而唯一一家足够大的非国有剧院“人民宫”（narodni dom / People’s Palace）前一年就已化为灰烬。最终由谢尔盖·库谢维茨基（Sergei Koussevitzky）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单独演奏该剧乐曲时，只激起些微的热情或者怒气。[49]这样的反响，加上革命造成的没收与剥夺，卓有成效地切断了斯特拉文斯基与祖国的联系。他在一座芭蕾舞构成自身生命结构之一部分的城市成长起来。然而无论多么爱它，当他成熟后，不会觉得舞蹈可以成为任何有抱负的和严肃的作曲家的可靠媒介。[50]他错得有多离谱。从达基列夫的眼光看去，舞蹈不仅已经振兴，连20世纪的音乐都已诞生。

在达基列夫把这么多彼得堡人才带去西方之后，留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家和企业家接过了他借《艺术世界》发起的挑战。1909年1月，《阿波罗》（Apollon）的出版商谢尔盖·马科夫斯基（Sergei Makovsky）在缅希科夫宫举办了一场现代俄国艺术大展。各画廊的特色就是各不相同的画家的作品，比如贝诺瓦、巴克斯特、阿列克谢·冯·亚夫伦斯基（Alexei von Jawlensky）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震慑人心的是，其中一些艺术家将要在现代艺术史上发挥关键作用。康定斯基去慕尼黑创立了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它的六位奠基成员中有三位都是俄国人：曾任驻防圣彼得堡的年轻军官的冯·亚夫伦斯基师从伊利亚·列宾；玛丽安娜·冯·威若夫肯（Marianne von Werefkin）生在图拉；出生于莫斯科的康定斯基在俄国与欧洲度过青年时期，并为发展对现代艺术至关重要的非客观（Non-objective）特质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特质的影响力与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给音乐带来的相应效果完全等同。

女演员薇拉·卡米萨捷夫斯卡雅（Vera Komissarzhevskaya）开始提携年轻剧作家和导演，圣彼得堡的戏剧展现了令人振奋的转型，被提携的人包括弗谢沃洛德·梅耶侯德（Vsevelod Meyerhold）。她的作品把口味和道德的屏障置之身后，而她1908年的《莎乐美》（Salomé）被东正教主教大会封为“色情作品”而遭禁演。不过，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战前丑事于《春之祭》震惊巴黎的那一年在月神公园剧院（Luna Park Theatre）上演。《战胜太阳》（Victory over the Sun）是青年联盟（Union of Youth）的艺术家和作家呈现的一次先锋派大展示。青年联盟是彼得堡一个短命的未来派画家团体，从191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举办过六场展览，有效地树立了俄国革命后的艺术风格。《战胜太阳》是超前于时代的达达派，因为直到1916年，苏黎世的伏尔泰咖啡馆才有一场达达派卡巴莱歌舞表演对走向战争的文明宣战。巧合的是，这家咖啡馆位于施皮戈尔伽瑟（Spiegelgasse），正是列宁藏身的那条窄小但重要的街道。青年联盟作为一个被地震式的断层分裂之社会的产物，抢占了达达主义的先机。《战胜太阳》的帷幕没有升起，而是被扯破了。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emir Malevich）为出发去征服太阳的勇士们设计了五颜六色的纸板戏装。他认为这次经验是他至上主义（Suprematist）作品的开端，他的至上主义作品以1918年的画作《白底上的白方块》（White on White）达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幅画表现了一个正方形——自然界找不到的一种形状——和白色。马列维奇以其对于无限性的革命性眼光挥洒着材料与物质：延伸到西方宗教艺术中马利亚蓝(3)的天空以外的新天空。就像《春之祭》在巴黎，《战胜太阳》的观众的嘘声和叫声太响了，以致难以听清最疯狂的声音是来自舞台还是来自观众。[51]

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具有挑衅意味的《未来主义宣言》（Futurist Manifesto）于1909年被译成俄文，马里内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之行就是要让人震惊和劝人改宗。尽管彼得堡的一些美术鉴赏家不信任马里内蒂的狂暴型人格，但他那包含对机器之颂扬在内的未来主义，在一座正开始因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而窒息的电力化首都引起共鸣。彼得堡街头有3000多辆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居民们目睹了西科尔斯基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架四引擎飞机，载着16位乘客和1只狗飞掠首都。[52]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国艺术家不仅仅与欧洲的先锋派互动，也在激发欧洲的先锋派。他们创造出辐射主义（Rayonism）和至上主义，后来还有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诸如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和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这样的艺术家，在一种危险又令人兴奋和乐观的气氛下工作，相信一个革命的明天给予的许诺。

1911—1912年的新年跨年过后，第二届全俄艺术家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200场展示会中包括对教育和美学的讨论，以及新俄国主义对阵先锋派的辩论。大会的亮点是宣读并讨论康定斯基的原创论文《艺术中的精神》（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这篇论文表达了一种构成理解现代艺术之根基的思想，即为了力图表达内在的真实，艺术家必须弃绝“对外部形式的一切考虑”。康定斯基宣称，形式是“最具有表现力却最不具有连贯性的”，这种思想在毕加索和其他20世纪艺术巨匠的作品中弹跳而过。到了1911年，康定斯基开始采用一种速记草字（squiggle）来暗示人物和物体，并以色序（color sequences）制造“间歇”与“和谐”。对音乐这种“最不具物质性的艺术”满怀羡慕的康定斯基深受对“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即多种艺术综合体的瓦格纳式欲求的影响。[53]

生于莫斯科的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在走向他短暂生命的尽头时，力图将灯光、舞蹈、音乐、色彩及香气（incense）综合在作品中，乐曲诞生于一只连着转盘彩灯的彩色键盘。曾经强大的东正教教会在它遍布圣彼得堡的500所教堂里，采用类似的感官混合方式传递福音和感动灵魂。这些年里，象征主义（Symbolism）和对超越性的探求触动了画家、诗人，甚至——通过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超过正常范围的涉猎——触动了俄国顽固的统治者们。事实上，灵性风潮或异域迷狂是当时混乱失序的结果。密教哲学家、瑜伽、体态律动学和东方的宗教吸引了一群轻浮而又易变的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变化。意想不到的宏伟建筑问世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一间佛寺于1909—1915年间建于面对叶拉金岛的普利莫斯基大街（Primorsky Prospekt），由加夫里尔·巴拉诺夫斯基（Gavriil Baranovsky）建造，他还建造了位于涅夫斯基大街奥斯特洛夫斯基广场（Ostrovsky Square）对面的现代风的埃利谢夫百货商场。[54]

逃离物质世界并驱逐理性主义的奇思异想以及接近内心生活之丰富秘密的努力为数众多。象征主义者别雷写下一首散文交响曲，人们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Le spectre de la rose）中的一跃离台所震惊。人们看到这位舞蹈家跳起来了，却没见到他落下来，显然像西科尔斯基的飞机一样违抗着重力。如果说象征主义力求逃离地球的平凡，那么机器就在开辟充满速度和光亮的新世界。彼得堡夜晚街道上的黑暗变成了光明。汽车以早几年还闻所未闻的速度载着人飞冲下涅夫斯基，而录音使得歌声变成永恒。

然而，当首都从衰退骤然升向繁荣时，工人的命运并未改善。不过，正是对1912年4月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区（Lena Goldfield）一场和平罢工游行的不相宜的血腥反应引发了首都进一步的动荡，并开启了新一系列的罢工。在勒拿河，172名工人被杀，372名受伤，于是1912年彼得堡阵势强大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中就相应有大量警察在场。一年后，这一天的游行人数按警方数据激增到10万，或按《真理报》（Pravda）的数据激增到25万。对这个政权日益加深的厌恶之情导致工人们进行由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周年示威的借口不断增加——1864年笨拙的解放农奴措施、血腥星期天、勒拿河大屠杀——再加上与首都以外地区的罢工保持团结一致，还有与波罗的海舰队52名水兵的共鸣，1913年夏天他们被指控有革命姿态和行动。[55]很快，这些表明深刻不满之情的举动，将被针对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之而来的食物短缺的抗议游行所扩大。右翼的杜马看起来没为工人们做什么，而且罢工的频次加快、规模加大，增长速率见证了不满与绝望的上涨。1909年有9次罢工，1912年则有737次，1914年上半年就有1632次。有些只不过是针对小事故而停工一天，但有相当多罢工持续时间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罢工多是因为工作条件、不公平待遇、工资和工时方面的争执，不过，受发生更大范围政治改变之渴望所激励的罢工也触动了重工业[56]——一个随着欧洲扎入战争而使政府必须要依靠的部门。

麻烦正在重创彼得堡富裕又成功的表象，不过景况优渥的人当中有种对这威胁保持漠不关心的危险态度。在诸如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瓦斯基纳村”（Vaskina Village）这样的地方，贫民窟的房东们让他们的房客生活在一如75年前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所初次描述的那种恶劣条件下。对穷人的态度变得冷酷。某些街区有限的同情现在让位于惧怕，乞丐越来越被认定是扒手与窃贼。无赖行为凸显了社会分化，愤怒的工人们所展开的具破坏性的“无赖策略”，因为不幸缺少指导而受到沙皇及其政府的谴责。[57]

兴奋、恐慌和畏惧杂在一起，狼狈不堪。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y）注意到，闲散又消沉的暴发户堕入颓废的大脑空白状态：“人们用音乐……用半裸的女人……用香槟麻醉自己。”[58]哪怕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秘密特工兼外交官罗伯特阁下布鲁斯·洛克哈特（Sir Robert Bruce Lockhart）也对在阿斯托利亚旅馆（Astoria Hotel）和欧洲旅馆的豪华酒吧里踉踉跄跄穿行的脑满肠肥的军官们灌下的香槟数量感到惊骇，彼时他们本应在前线。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于革命前夕见识了赌博俱乐部，那里酒泡滋滋作响，赌注高得离谱，裹着皮毛的高级妓女招摇过市。[59]而从旅馆鸡尾酒吧的有利位置看过去——透过朦胧的醉眼，差不多就能看到穿得很可怜的人们围着这个街区排成蜿蜒的长队，等着“从未到来的面包”。[60]

随着娱乐活动在宫里被封存，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阁下（Sir George Buchanan）回忆，除了新年觐见之外，他只有一次被邀请去冬宫，并且是去观看艾尔米塔什上演的瓦格纳的《帕西法尔》（Parsifal）。他评论说，幕间餐“几乎达不到期望值，在一个人听说过所有关于以前这种招待活动有多盛大的说辞之后。不管从场面还是从美食角度讲，它都没法跟白金汉宫的国宴相提并论”。[61]但若说沙皇正在回避他的社交职责，那么圣彼得堡的精英们则已插手干预这道裂痕。罗森男爵（Baron Rosen）记得1913—1914年的冬季是首都曾经见过的“最灿烂的之一”[62]。穿特定服装的主题舞会正时兴，比如由巴克斯特设计的舒瓦洛娃伯爵夫人（Countess Shuvalova）的彩色假发舞会。阔步舞、一步舞和狐步舞是流行舞蹈，探戈热则为羽翼初成的电影工业孕育出一个电影流派。[63]罗森男爵对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Vladimir）的宫殿于狂欢周期间的一场舞会格外有感。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带着他们的四个女儿应邀而来，她们“兴高采烈地”享受着“她们的第一次舞会——唉，也是她们的最后一场舞会”。[64]

一次罕见的宫廷庆典是庆祝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三百年，尽管新俄国主义作为一种风格已然终结，但它恰如其分地被发掘出来，以庆祝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维克多·瓦斯涅佐夫（Victor Vasnetsov）等艺术家设计的菜单上，装饰着取材于民间故事的形象和古体手写字母。但是与这类庆典过去会有的模样相比，这次的场面有自知之明且不加声张。周年庆典日（Jubilee Day）是1913年2月21日，庆典前夕，一场无情大风呼啸而来，毁坏了从冬宫到举行弥撒的喀山大教堂这条路线上的许多皇家装饰。米哈伊尔·罗江科命令最近返回该城的拉斯普京在庆典进行时滚出大教堂。对这位治疗师的冲突性态度只不过凸显了首都的管理混乱。拉斯普京的电话被政府监听，同时沙皇又安排奥克兰那保护他。警察的报告把他醉酒和放荡的新强度编成目录，还将他醉酒的程度按级别记录：“非常”“绝对”“彻底”及“不省人事”。人们想知道每个归类背后代表多少瓶伏特加。

拉斯普京参加聚会直到黎明甚至更迟，司空见惯的是他午后告别马萨尔斯基（Massalsky）吉卜赛合唱团那有性意味的娱乐表演。在接到报告说拉斯普京只穿着一件衬衫在饭馆里胡乱冲撞以后，受欢迎的夜店罗德别墅（Villa Rode）关门了。[65]根据传闻，没几件衬衫能大或长到足够让这位圣徒有些许体面。按照美国大使乔治·梅瑞（George Marye）的说法，拉斯普京的各个寓所就是“最狂野的放荡现场”。对生活感到厌倦的上流社会女人们冲过去体验拉斯普京速战速决的高超性爱技术。那些生活在他住所大楼里的贫穷的年轻女仆成为牺牲品，而其他人在拉斯普京桌前排队要奉献自己换取性爱。梅瑞发现街谈巷议的故事恐怕太离谱了，不是真的，不过他同意“它们数量太多了”，并且“被太多可靠的人告知，不要相信”。[66]这位治疗师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就自我曝光，并吹嘘他同皇后及其女儿奥尔嘉（Olga）的亲密关系。拉斯普京借其宫廷关系和社交关系的东风而与心术不正的同性恋骗子米哈伊尔·安德洛尼科夫（Mikhail Andronnikov）发展出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安德洛尼科夫将他的性爱好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融冶一炉，瞄准年轻信差，邀请他们去他位于喷泉河的寓所。他提供食物，反复给他们灌酒，多半要与他们在顶部饰有铸铁棘刺的帐篷下面发生性关系，这是安放在他床上的逸乐龛。这些男孩睡觉时，安德洛尼科夫就快速搜索他们的邮袋，暴露那些能让他勒索、收买并影响首都呼风唤雨之士的信息。直到拉斯普京对安德洛尼科夫感到不信任之前，他们都是一个危险团队。[67]

图38　描绘拉斯普京和一个罗曼诺夫去洗蒸汽浴的漫画

对亚历山德拉的精神导师日益敌视，对顽固沙皇置身事外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愈加憎恨，对德国的军事野心和威胁越发不信任，这些情绪正在失控般地盘旋上升。政府中的进步人士、愤怒的工人，甚至一位以保守主义著称的作曲家都发声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最后一部歌剧《金色公鸡》（Le Coq d’Or）没在任何一间皇家剧院上演过。剧中关于白痴沙皇多顿（Dodon）和他那些虚张声势的被误导的儿子们的幻想故事写于1906—1907年，是对这个政权的不妥协，和它在东方开战之愚行的恼恨回应。多顿——一个不与外界接触、想“遗忘危险”“在床上统治”并且从没听过“合法”一词的沙皇——是满怀讽刺之情而刻画的尼古拉二世的丑角形象（buffo）。这是不可能送审通过的素材，所以最终到作曲家死后才在莫斯科上演，然后是在圣彼得堡一家私人剧院，该剧院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说，成了“学生的集结地”。[68]

1914年夏天，不满之情在首都街上沸腾翻滚。英国大使的女儿梅瑞尔·布坎南（Meriel Buchanan）7月抵达时的第一印象是，“一群肮脏的、面目狰狞的人聚集在各个角落”。人群中站着“一个穿着破烂红短衫的小男孩”，他“喊着一些不宜出口的脏话，并对着汽车老练地扔出一根棍子”。[69]上个月有118起罢工，它们又衔接联合成一场总罢工，正赶上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到访之日进行。这场访问和西伯利亚危机构成报纸的热点，把工人们最新的暴力发作赶下头条。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中有半数现在都停工不干了。交通陷于停顿。200辆电车被翻倒或破坏，电话线杆被拔起，阻断了通话线路。首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0—1914年间翻了十番，到1914年7月已经控制了彼得堡的五金工人工会。7月9日，中央电厂举行罢工。[70]同一时间，法国国旗飘扬，庞加莱在夏宫就餐，并向沙皇送上肤浅的海报艺术家儒勒·谢雷（Jules Chéret）设计的哥白林挂毯。

美国传教士兼神学家贾雷德·斯卡德（Jarred Scudder）在总罢工期间抵达。他对涅瓦河三角洲上军舰的数量感到震惊，还发现首都“像个用巨型加农炮指向大海的巨人堡垒”。圣彼得堡从草创之日起就是一座被制服填满的城市——现在它是一座被动员起来的城市。“任何时段都听得到士兵们坚实的脚步声”，反德热正在兴头上，因为俄国受到没耐心又好吓唬人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扩张主义野心的威胁。亢奋的暴民们席卷过街道，破坏德国人的店面并抢夺店内存货，而当局视若无睹。斯卡德预订了德国人开的阿斯托利亚旅馆，进门时有人用喉音浓重的法语迎接他，这腔调愚弄不了任何人。一伙暴徒洗劫了德国使馆，这是彼得·贝恩斯（Peter Behrens）最近在圣以撒广场较远那一侧设计的。他们在里面横冲直撞两个小时后，消防队才来用水管驱散了人群。斯卡德担心阿斯托利亚会是下一个目标，所以逃去美国使馆，在那里发现一大群来寻求庇护的歇斯底里的德国人。这些居民曾对彼得堡这座城市做出重要贡献，但现在正失去他们耗费几十年所获得的东西。[71]至于操意第绪语（Yiddish）的犹太人，他们肯定是不忠的，因此被逮捕和枪击。

6月28日，塞尔维亚特工(4)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在萨拉热窝（Sarajevo）刺杀了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奥地利想报复，但知道俄国会干涉，因此想让德国支持。法国会帮助俄国。英国会帮助法国。欧洲开战了。沙皇在冬宫诵唱感恩赞美诗，他在一个露台上亮相，25 000名爱国者躬身倒地。被国内纷争撕裂的俄国现在会因反对德国的战斗而统一起来？产量提高了。大笔的订单摞在工业家如普提洛夫、莱斯纳尔（Lessner）和雷贝德夫（Lebedev）的办公桌上。700尊野战炮、电话与电报设备、飞机引擎及几百万枚炮弹的订单令各工厂不胜重荷。[72]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在他精湛的胶片电影论战《圣彼得堡的终结》（The End of St Petersburg）中，以强有力且训导式的连续镜头披露出首都与屠杀间互相依赖的关系，随着炸弹在俄国前线爆炸，普提洛夫、莱斯纳尔和雷贝德夫的库存一路飙升。他让观影者明确无疑地看到俄国士兵是为什么而死：“沙皇，祖国，首都”。在圣彼得堡烟腾雾绕的空气中，工作日——一周的每一天——在机械制造厂被延长到12小时，在纺织厂被延长到13小时。无法忍受的高温下，事故倍增，通货膨胀吞噬了原本微薄的工资。取自德语的彼得霍夫（夏宫——译者）成了彼得德沃列茨（Petrodvorets），彼得堡成了彼得格勒（Petrograd）。同时，就如纳博科夫评论的，“贝多芬到头来成了荷兰人”。[7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五个月，俄国损失近200万人。在严酷的1914—1915年冬季，国内的食物和燃料短缺开始带来显著影响。梅瑞尔·布坎南记得，当英国大使馆——坐落于叶卡捷琳娜大帝为其爱宠塞奇·萨提科夫建造的一所宫殿——的热水管爆裂时，宾客们被迫把皮毛大衣裹得紧紧地坐着。他们是幸运儿。大街上，人群和旗帜都消失了，领面包和牛奶的队伍变长了，妻子们和父母们聚集在涅夫斯基大街的商店橱窗周围，这里是发布阵亡电报的地方。[74]德国人1915年夏季挺进，一车皮一车皮的士兵——每天都有几千人——被运往前线，同时伤兵和无以计数的难民涌入首都。[75]棚户区涌现。彼得格勒恢复到圣彼得堡初期的不确定性中。

英国使馆的女士们开设了一家汤厨房。她们举办缝纫聚会并创建了救济基金。[76]大使夫人负责监督管理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一家英国人康复之家，和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间英俄医院。美国人开设了一家孤儿院，皇后则在冬宫设立了一所医院，100多张床铺塞满了尼古拉厅。亚历山大·贝诺瓦访问光线暗淡的病房时看到，宫中其他地方由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增添的装饰透露出“明显的品位缺乏”。[77]

福基涅在大战期间仍然在马林斯基当芭蕾教师。有新的作品令人们不分季节地排几小时长队，观看在剧院广场（Teatralnaya Square）训练的新兵对着塞满干草的假人练刺刀。芭蕾舞的观众看上去越发冷峻阴沉——鲜亮的制服和进口的罩袍不见了。[78]据卡尔萨维娜回忆，一次演出之后，艺术家们聚集在“流浪狗”（Stray Dog），这是家胡乱装饰的、有人员限制及俱乐部性质的歌舞表演夜总会。里面有舞蹈。有讽刺小品在无法无天的欣喜中走马灯似的登台。有谈话、讨论和辩论。每个周一傍晚，“流浪狗”都秉承努罗克和努维尔（Nouvel）的当代音乐学会的传统举办严肃音乐会。[79]达基列夫写信请卡尔萨维娜加入“俄式芭蕾”的一场美国巡演。她明确拒绝说，她既不能也不想：“我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想错过这些极度悲伤的年份里的任何一天。”至于达基列夫，他把涅夫斯基大街教给他的一切，统统用于全面理解百老汇。他斥责美国人对欧洲式优雅的不恰当怀旧，当他——帮助塑造了现代主义——知道了白色大道（the Great White Way）(5)的熠熠生辉和唐突喧闹有多重要，“美国人民是时候认识自己了。百老汇是货真价实的”。它提供了大量荒诞的印象，这类印象曾令果戈里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吃惊：一种发式、一顶帽子、一只鼻子、一位妖娆女子、一件外套、一块招牌、一次颠摇、一阵推搡——速度、韵律与狂欢。达基列夫爱它：百老汇就是走向奔放的涅夫斯基。尽管俄国落后又不着边际，但它正在新世界的一个新时代荡起涟漪。达基列夫对《纽约时报》讲述了1905年他在塔夫利宫举办的肖像画展：“贵族肖像画走出宫殿的同一年就是杜马亦即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年，这总让我觉得很美妙。”[80]所以，卡尔萨维娜留在彼得格勒，跳舞并享受着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复兴的艺术家们的陪伴。她也足够幸运到能品味一种正迅速消失之秩序所带来的愉悦。她经常与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一起吃饭——有一次提前了一小时，好让宾客们欣赏涅瓦河上的日落。她回忆那是“一次迷人的聚会；只有落日扫了兴。”[81]几年后，一个不同的世界到来，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梦想着——

我们将再度聚首，在彼得堡，

仿佛我们曾在那里埋葬太阳。[82]

在剧院、宫殿和使馆之外，1916年温暖的秋日因为“五颜六色的流言蜚语”而变得“兴奋不安”，因食物发生的骚乱变得“频繁且上规模”，公开集会被禁止了。[83]梅瑞尔·布坎南评论说，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刻板与冷淡……令俄国的所有圈子与宫廷疏远”。她写道，谣传“皇后与德国人做交易”，“到处都有中伤之辞传播，并添油加醋说……德国人在宫里施加影响！……拉斯普京的势力！”[84]传闻大公夫人们正在用声称装着尸体的棺材向德国走私黄金。[85]1916年11月，沙皇被迫撤换了鲍里斯·施图尔默（Boris Sturmer），因为这位首相有个德国名字。在这个国家向革命翻滚之际，首相轮番登场。施图尔默被亚历山大·特列波夫（Alexander Trepov）取代，他的父亲曾遭薇拉·扎苏里奇枪击，而他的哥哥在1905年的麻烦中因为指示军队别节省子弹而臭名昭著。德国间谍渗透领面包的长队，鼓动饥饿又不满的人反对战争。德国出身的皇后与堕落的拉斯普京这对邪恶组合的危险，推动有势力且有责任感的人发起密谋。一个三人帮试图杀死拉斯普京。[86]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雪橇并撞翻了它。他活了下来。有个故事流传开来，说这个恶棍正在吹嘘他与皇室家庭的一次性约会，一位震惊的尤苏波夫亲王拔出手枪让拉斯普京做事体面点儿。拉斯普京回敬了尤苏波夫一枪，但没打中。事实上，杀死这位治疗师的过程并非这般一时兴起。[87]

尤苏波夫大厦位于莫伊卡河，有典雅的圆形大厅、摩尔式沙龙、珠光宝气的剧场、曾经属于玛丽–安托瓦内（Marie-Antoinette）的家具，以及挂满华脱、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和伦勃朗画作的画廊，是富得难以置信的易装癖菲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的家。娶了沙皇侄女伊瑞娜（Irina）的这位身形纤细的菲利克斯亲王，是个成功的男扮女装人士。他曾经在巴黎因接收到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抛来的媚眼而心头战栗，也曾经因为挑逗涅夫斯基的妓女而被踹。1909年结束牛津大学的学习回国时，他曾向拉斯普京讨教他的性欲之事。这位圣徒给了尤苏波夫忠告，并试图引诱他放荡。七年之后，这位亲王正在杜马的参观者旁听席上，他听到俄国人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里什科维奇（Vladimir Purishkevich）责骂拉斯普京。于是他们一起策划了一出密谋。

1916年12月16日，尤苏波夫诱使这位治疗师去他的公馆，可能是用给他妻子拉皮条当诱饵。六个含氰化钾的蛋糕以及下了毒的葡萄酒都备好了。起初，已经受邀夜不归宿、热享通宵的拉斯普京拒绝享用这份羞涩的款待，加上漂亮的伊瑞娜不在场，他建议去一个夜店。尤苏波夫拖住了他，这位客人开始咬一点蛋糕啜一口酒，但它们看上去没起作用，不耐烦的尤苏波夫就去取他的勃朗宁手枪。没有什么活动，拉斯普京感到厌烦，又一次坚持出去通宵。尤苏波夫建议说，他应当祈祷，然后朝他开枪。拉斯普京猛然跌倒，然后醒过神来突围出大厦，普里什科维奇在后面苦苦追着对他开枪。这时是凌晨4点。路过的士兵们上来调查，并对这起凶杀表示出宽慰之情。拉斯普京受了重伤，加上体重原因，栽入彼得罗夫斯基桥（Petrovsky Bridge）附近的一个冰洞里。消息传遍首都，人们欢欣雀跃。陌生人互相拥抱。出租车免收小费。密谋者之一在剧院里获得起立喝彩的待遇。[88]然后，尸体在19号被找到。尽管皇后悲痛不已，但沙皇被忠告不要惩罚杀手。将要领导俄国后帝制时代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错误地——暗示，这起凶杀将巩固君主制。英国大使认为这次暗杀“尽管由爱国主义动机所激励，却是一个致命错误。它使皇后比以往更坚决强硬，而且它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因为它鼓动人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89]

行动由来已久。它始于拉季谢夫、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阁楼和公共空间里积聚力量。当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对尼古拉二世开了六枪，行动升级了。当薇拉·费格纳和她的朋友们把皇帝炸上天国时，她们把抗议的音调从抗议拔高到弑君。行动在工厂的地板上慢慢地沸腾，并在1905年用抗议和革命撼动了首都。随着俄国进入战争且帝国被丢弃给亚历山德拉与拉斯普京，它汇聚起力量。所以，到1917年2月时，科柯夫佐夫感到每个人“都意识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但没人明确知道会是什么事”，[90]这不足为奇。对战争的厌倦正在损害福祉。基本食物短缺的状况在过去几个月里变得更加尖锐。马上就要在1917年两场革命的第一场里扮演关键角色的律师兼政治家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评论说，对于那些只管排队而不管能得到什么食物的女人，饥饿“正在变成唯一的沙皇”。价格暴涨，维堡行政区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怀着绝望之情在2月23日早晨停工了。国际妇女节这天，气温上升，人们走上大街，吵嚷着要面包。当天傍晚，较穷区域的面包店都遭抢劫，哥萨克以雷霆之势前往涅夫斯基保护著名的法式烘焙店菲利波夫（Filipov），该店因巧克力蛋糕和果馅饼而被围攻。[91]梅瑞尔·布坎南觉得，布尔什维克党关于“面包——和平——与自由”的许诺能吸引一群无知的、未受教育的又被三年无法言喻之困难所磨砺的人，这毫不奇怪。大卫·弗朗西斯（David Francis）近一年以前抵达首都，“作为来自新世界最伟大共和国的大使而来到旧世界最强大君主国之宫廷”，他听说德国煽动者在排成长队的人当中挑动骚乱，那些人“等着被分配糖和肉的商店供应少量的糖或肉”。

2月25日，抗议演变成总罢工的规模——2000家企业的27万工人停工，学生出来声援。电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因为易受愤怒暴徒的袭击，便停止了工作。次日，来自各行业的人——从家仆到公仆——都加入起义。整个冰冷的下午，泽纳门斯卡娅广场（Znamenskaya Square）的张力都稳步增大，直到又一个星期天变得血腥，50名示威者被枪击。安稳地与家人坐在皇村的尼古拉开始警醒。但他能做什么？皇家近卫兵的帕夫洛夫斯基兵团兵变，叛乱在扩散，第二天就到了塞姆扬诺维斯基团。[92]

各处都大肆张贴禁止示威的海报——不回去工作的人第二天就被派去前线。距离美国使馆几条街开外，商务参赞的厨子因为目睹一名骑兵砍下一个警察的头而受到精神打击。锋利的冰块被丢向街上的警察。有些军官从窗户里和屋顶上开枪，激使学生与士兵破门进入他们藏身的建筑，并把这些狙击手拖到街上公开处死。[93]机关枪向着周日在涅夫斯基大街闲逛的人扫去，驱使他们四散逃入位于射程以外的米哈伊洛夫斯卡娅街。大溃逃之中，汽车加速行驶，马拉雪橇在飞奔，有人被撞且有儿童被踩踏致死——“将近100名没有武装的人中枪倒下”。[94]

27号星期一，子弹于甫进下午时分再度呼啸，科柯夫佐夫正沿着默克哈瓦娅街（Mokhovaya Street）遛狗。这一天被证明是决定性的日子。里特尼大街的法院和城里各个警局派出所都被放了火。哥萨克拒绝压制人群。梅瑞尔·布坎南刚从芬兰度假回来，受到全副武装的英国军官迎接。他们使馆的车被一个路障拦住了，但最终获准通过。一旦安全抵达位于涅瓦河堤岸的家里，大使的女儿就被禁止外出，于是坐着听机关枪的嗒嗒声。她的父亲正在外交部，接到阿尔弗雷德·科诺克斯（Alfred Knox）将军从使馆打来的电话，告知彼得堡驻军的很大一部分都已兵变并控制了里特尼大街。[95]傍晚时分，塔夫利宫的杜马被一群学生、工人和叛变士兵组成的暴民占领，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面对外面广大的人群，一则通告发出。苏维埃工人的代表团成立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杜马预算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在《记者消息报》（Izvestia Zhurnalistov）上发表了一则宣言，该报是2月27日唯一发行的报纸，宣言呼吁工人、士兵和彼得格勒人民的代表参加当天傍晚在杜马所在大厦举行的一场会议。大约午夜时分，一个身穿脏皮袄的邋遢家伙游荡进来并宣称：“我是前任内政部长普罗托波波夫（Protopopov）。我渴望我们的国家幸福安宁，因此我自愿投降。”尽管事实上普罗托波波夫是“拉斯普京的跟班，且肯定神智不是很健全”，[96]但他的投降标志着旧秩序的终结。

2月28日星期二，战斗在继续，监狱被劫，关押者都被解放。海军部投降了，因为驻防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同情革命的士兵们威胁要轰炸。沙皇的密友弗里德里克斯伯爵（Count Fredericks）的房子被洗劫后付之一炬。仆人们努力要把伯爵的马匹从着火的马厩中牵出来，但他们被命令把马领回去并把它们关在里面。[97]3月2日，尼古拉逊位，并让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继位，他会“与列席立法院的国民代表们完全结成一体进行统治……上帝保佑俄国”。[98]3月3日，上任一天的皇帝逊位了，请求人民“服从临时政府……直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由基于普遍、平等和投票保密的原则选出的立宪大会在涉及将要采纳之政府形式的问题上表达这个国家的意愿”。罗曼诺夫上校，也可以叫尼古拉二世，在皇村被看守起来，并被劝告逃离这个国家。他拒绝了。[99]亚历山大·索库洛夫的电影《俄罗斯方舟》（Russian Ark）长长的最后一幕表现了一曲令人动容的挽歌。最热情洋溢也最生气勃勃的冬宫舞会结束后，音乐停奏，身着艳丽礼服的宾客们开始走下约旦楼梯，咕哝着暧昧不明的坊间谣传，正如人们离开一场聚会时会做的那样。其中一些人明显不知所措，仿佛意识到他们就要面对一场绝望的、有时是无知的且经常被误导的人民之间的斗争，这些人将摸索着穿越独裁制造成的黑暗后果。随着镜头从宫殿的一扇窗户摇向雾蒙蒙的涅瓦河，一句旁白“四面都是海”将帝制彼得堡消融进它的创建者面前那片滨海的沼泽地。

英国大使评论说，政府“因为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而把普遍存在的不满之情煽成火焰，这火焰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及全城”。[100]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在旨在将俄国从战争中赶出局的德国间谍的襄助下——对兵营里的士兵和工厂里的工人卓有成效。暴力持续。3月初，士兵们强行进入停放拉斯普京灵柩的小教堂，然后丈量他的阴茎。他们奉克伦斯基之命来移走这具尸体，并埋在一个无标志的坟墓里。他们的卡车抛锚时，一群人拥上来，然后决定把这具尸体割除阴茎后烧成灰——如果后来的传言可信的话。至于尤苏波夫亲王，他带着两幅伦勃朗的画和一批鼻烟盒收藏逃离革命，然后凭借一桩针对米高梅公司及其影片《拉斯普京与皇后》（Rasputin and the Empress）的诽谤诉讼案而赚得盆满钵满——这次胜诉促使好莱坞对使用免责条款上了瘾。至于拉斯普京的女儿玛丽亚，她在美国做了驯狮员。[101]

在彼得格勒，旧俄国帝制下的官员们被监视也被威胁。科柯夫佐夫在去银行的路上被一伙人绑架了，这伙人强占了一辆轿车沿涅夫斯基大街将其游行示众，喊着这里是“前沙皇的部长，窃贼，科柯夫佐夫伯爵在从银行偷走100万卢布用于营救沙皇时被抓了现行”。这次事件之后，科柯夫佐夫家被指定驻扎卫兵，日夜监视他们。[102]

3月底，美国大使成为第一个承认3月11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政权代表。在7月骚乱之后担任该政府领导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位个头矮小且“极度神经质”的人。纯属巧合的是，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上了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Simbirsk）的同一所学校。[103]克伦斯基的短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苏维埃运动会突然崩溃，结果被他儿时的熟人所颠覆，此人1917年10月以“列宁”之名当上人民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在临时政府领导下，4月初首都表面上恢复了秩序。工厂复归运转，但产量降低。舞蹈家与歌唱家在马林斯基演出，观众席的皇家鹰标被去除，引座员穿着油腻的夹克，观众中有工人。

克伦斯基取得政权时，达基列夫的剧团正在罗马的康斯坦斯剧院（Teatro Constanzi）演出，这位经理人被召回国担任美术部长——他拒绝了这个邀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剧团不能再使用沙皇时代的国家赞美诗作为揭幕曲，于是斯特拉文斯基枯坐通宵将农奴的挽歌《伏尔加船夫曲》编为管弦乐，这首歌被米勒·巴拉基廖夫收录在他1860年代的民歌集中。后来在巴黎，当演出《火鸟》前此曲被唱响且红旗在舞台上展开时，《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表了反感意见。达基列夫辛辣地反击说：“在今日之俄国，红旗是那些承认世界的福祉依赖于世界人民之自由的人的徽章。”[104]

随着美国参战，德国允许列宁和他的30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乘坐一辆封闭列车快速穿过他们的国土以进入俄国。4月3日抵达彼得格勒时，列宁是被一辆装甲车偷运到卡切辛斯卡雅公馆的，他在同情他的军队的帮助下占领了这栋建筑。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花园中一个小亭阁里鼓动人们反对战争及资产阶级政府。他想要和平，也想让权力移交给苏维埃。他不再接受孟什维克认为共产主义将通过当前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达成的幻想。列宁在《四月提纲》（“April Theses”）中宣称，他蔑视一个由“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临时政府，还鼓励布尔什维克们通过斗争使权力移交给苏维埃。这座公馆对面是现代圆形剧场，能容纳一万名观众——虽然采光差又阴森森——对召开革命会议很理想。[105]此类聚会以及在工厂和街头的紧急游说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数量在1917年春天到十月革命之间扩大到40倍。五一庆祝活动导致彼得格勒市中心堵塞，几千名社会主义者要求面包与和平，挥舞红旗，并高唱《马赛曲》进行和平示威。但是列宁的街头示威策略未能成功传达这些要求，于是7月初又一次血染街道。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和平游行过后，政府决定禁止示威并吁请哥萨克驱散人群。一辆满载革命的喀琅施塔特水兵且后方备有一架机关枪的卡车作为回敬，开枪射杀一队正靠近里特尼桥的哥萨克骑兵，尸体散落四个街区。“在飞泻的雨水中……这条街……血流成河”。[106]7月3日，第一机关枪军团的士兵们——拒绝被派赴前线——上街来支援苏维埃的事业。几千名工人，还有两万名喀琅施塔特水兵加入。克伦斯基下令要严厉惩处布尔什维克的事变，列宁去了芬兰。

图39　1917年7月4日，临时政府的军队对和平示威者开火

一个投奔布尔什维克的前孟什维克被临时拘捕。按照美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雷蒙·罗宾斯（Raymond Robbins）之言，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身为下流女人之子的可怜种，但却是基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107]托洛茨基被关了四天之后得到释放，巧妙地筹备了一场打着首届全俄苏维埃大会旗号的政变，该组织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为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列宁回到彼得格勒郊外某处时，面包的配给量又减少了，糖则是“也许会有”。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前，叶卡捷琳娜大帝雕像的权杖上，一面小小的红旗迎风招展。[108]

尽管克伦斯基称呼自己是“拯救俄国”的人，但乔治·布坎南阁下暗示说，临时政府在7月“丧失了在动乱之后将布尔什维克党一网打尽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布坎南与其他大使同僚受邀去歌剧院时，作为衡量事情已改变到何种程度的尺度，他们被引荐给坐在皇家包厢里的令人意外的客人：薇拉·费格纳与薇拉·扎苏里奇——反对独裁制的长期斗争中的女英雄。[109]

8月间，罗曼诺夫家族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以防布尔什维克党获胜或德国军队通过。红色宣传在战壕里起了作用，逃兵们涌入彼得格勒。为阻止所有一切分崩离析，前沙皇的总参谋长、被克伦斯基任命为总司令的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向首都进军要发动政变。他的目标是建立军事独裁制，甚或复辟帝制。铁路工人拒绝运载他的军队，工人与赤卫队（Red Guard）转而保卫这座城市。这次企图被瓦解，科尔尼洛夫被逮捕。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从海上轰炸的可能性。夏末德军迫近里加，继而里加陷落，彼得格勒因此被抛入恐慌之中。英国侨民区的妇孺都撤离了。政府档案要转移到莫斯科，更改政府办公地之事被提上议程。驳船上装载着政府文件和密码本——一艘船装货时太过急切，它负荷着声名狼藉的沙皇时代文书工作的重量以致沉船。800多只板条箱准备就绪，以便将艾尔米塔什的宝藏船运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全设施中。随后几周有两列火车离开，但第三列因为10月下旬的动荡而受阻。[110]

克伦斯基呼吁人民支持他的政府，走投无路中，在10月24日查封了几份布尔什维克党报纸的印刷所。但这都为时已晚。倡议早已传到革命者手中。士兵们攻击了警局。哥萨克杀死了警察。一群人在街上把一位偷窃的士兵打死了。[111]

10月25日这个阴冷早晨，曾在对马海峡战役中生还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大约8点从喀琅施塔特驶抵，驾船的是同情革命的水兵。彼得格勒各街道上有零星炮火，但军队正日益靠向布尔什维克党。政府成员乘坐的汽车被破坏或挪用，不过克伦斯基从美国使馆的一位秘书那里借用了美国国旗，打着外交用车的伪装召集军队并控制局势。次日即10月26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以装甲车为后盾，前去冬宫要求无条件投降。没有答复，于是阿芙乐尔号大约9点在涅瓦河上放了一枚空炮。[112]

卡尔萨维娜当晚有演出。观众稀稀落落，只有五分之一的剧团成员在跳舞。演出结束后她在去米连纳亚大街吃饭的路上，机关枪开始哒哒作响，于是她担心她的腿会挨子弹。饭后走回家时，她看到有人被击中然后跌入缓缓降落的雪花中。[113]1917年10月27日人们醒来时，城市雪白；政府则红了。

(1)　美国通用的汽车品牌。

(2)　俄国民间木偶戏中的一个常见角色。

(3)　常用于表现圣母马利亚的蓝色调。

(4)　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成员，不是政府人员。作者这里说他是“塞尔维亚特工”，是不符合实情的。

(5)　百老汇别称。

第三部分　同志与公民　1917—2017

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衰退。

与此同时，人们已经为“圣彼得堡”投了票，现在必须要着手重新打造一座配得上那个护身符般名字的城市。

第十二章　红色彼得格勒　1917—1921

如果说这座城市安静得叫人吃惊，那斯莫尔尼可谓聒噪不休。夸伦吉设计的帕拉弟奥式贵族女校，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征用，发挥革命中枢的职能。攥着紧急派送件的信差和扛着大捆宣传品步履蹒跚的搬运工，沿着香烟缭绕、偶尔闪出点亮光的走廊颠来颠去。吊在从前教室门上的字体粗陋的铭牌——“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标志着事态的新格局。按照在现场的记者约翰·里德所说，自从燃料短缺以来就冷冰冰的巨大会议厅，如今被激烈辩论中“不洗澡人士身上散发的那股令人窒息的热气”烘干。里德是受过哈佛大学教育的激进分子，满怀激昂的自负青年那股热切劲儿，他确信彼得格勒就要点燃世界革命。他的著名报告《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与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同样有偏向性——为革命的最初时光提供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图景。

既是里德的妻子也是他同行的露易丝·布兰特（Louise Bryant）也在斯莫尔尼。她对100个房间里嗒嗒作响的打字机的声音感到欣喜，并将来自俄罗斯全境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目为奇观。此前从未当众讲过话的代表们裹着泥浆、浴着血渍从战壕中前来，对大会提出充满激情的恳求。[1]

彼得格勒的美国使馆“认为里德先生是个可疑分子并对他实行监视”。他们发现他是个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能自己管理工厂”[2]，这是个令坚定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们感到厌恶的家伙。里德眼看着1917年10月的这出戏码运行加快而不由欢腾雀跃。克伦斯基10月11日对全国人民发出最后一次请求支持的绝望呼吁，这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指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前一天。在通往革命的这些时日里，彼得格勒城内和周围村庄都有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小分队在散布，10月22日有了一个筹措资金的主要推动——彼得格勒苏维埃日。[3]10月23日，里德报道称“有2000名赤卫队员跟在一支演奏《马赛曲》的军乐队后面步行走下扎戈洛狄恩尼大街（Zagorodny Prospekt）”，“血红的旗帜”高高擎起。所有“商人、投机分子、投资者、地主、军官、政治家、教师、学生、专业人士、零售商”和职员都反对他们。在“苏维埃这一边的是工人中的普通成员”。[4]

10月24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彻夜指示赤卫队夺取要害机构：军队要塞、铁路站点及列沃夫建于波契塔姆特斯卡亚街的中央邮局。赤卫队员是从工厂和军队抽调的志愿者，他们受命使用武力保护苏维埃政权。他们后来将成为托洛茨基领导下建立的红军的组成部分。为给那些不情愿攻击敌人的男性组成的军队树立勇敢的榜样，曾成立过一个女兵团（Women’s Battalion）。她们在皇宫广场集合，准备好开赴前线时，赤卫队遣散了她们，并且——就像1880年带着炸药和起爆剂的投弹手斯特凡·哈尔图林那样——通过仆役入口逛入宫殿。他们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未使用暴力就占领了冬宫。有些人开始小偷小摸，布兰特和里德都报道了乐观的革命主义者们站在正派且公平的立场上发出的指责：“同志们，这是人民的宫殿。这是我们的宫殿。”[5]“同志们！别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 [6]普多夫金1927年的电影《圣彼得堡的终结》中，一位同志的妻子本应带着丈夫的一餐热饭来到宫殿，但她带来的是一只空罐子，因为她把罐子里的东西分发给其他饥饿的赤卫队员了。革命比家庭纽带更加重要。

另一些人在这些事件中有别样的收获。乔治·布坎南阁下记录了士兵们和工人们“把他们的手能够到的一切东西都洗劫和粉碎”。至于女兵团，布坎南派科诺克斯将军去请求将她们从兵营里释放，“她们在那里受到士兵最野蛮的对待”。[7]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听说了灯柱上“装饰着警察”的“可怕故事”。[8]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将自己武装起来，占领了一些上好的住宅，并以暴民统治的方式过活。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在被从宫殿护送到彼得与保罗要塞途中勉强躲过一场私刑。[9]据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回忆，后来担任彼得格勒契卡首脑的莫伊塞·乌里茨基（Moisei Uritsky）“被匪徒从雪橇中拖出来，剥光所有衣服，赤裸着继续行程”。梅瑞尔·布坎南的汽车被来自赤卫队的一记枪声拦住了，他们想操控方向盘。使馆一位官员在被手枪顶着太阳穴的状况下抗议说，这车是英国的。他赢了，于是他们得以开车回家。布鲁斯·洛克哈特从不单独外出，决不到远处冒险，手指始终扣在口袋里的手枪扳机上。[10]人们生活在一种没开灯的汽车间歇性地在城里巡游，而机关枪随机扫射的恐惧中。英国大使被他的医生告知，随着朋友们来“使馆避难”，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自己的地下室都“被对无差别开火乐此不疲的士兵们占用”。窃贼和凶手正在“变成每天日程中的普遍存在”。[11]

12月间，城里的葡萄酒酒窖和仓库站点被彻底搜查。布尔什维克民兵被派去逮捕在冬宫抢劫的工人。其中一些民兵爱上了无价的陈年佳酿，醉得无法履行职责。涅瓦河冰面上有几千只摔破或粉碎的酒瓶，以阻止暴徒们醉死在酒精中。武装起来的居住者们开始一天24小时守卫厅室与庭院。钱币兑换商和零售商因为钱柜里现金寥寥而被杀，越来越多商店的门窗覆以木板保护。一群群阿飞在人去楼空的资产阶级寓所里发现了丰富的战利品。水兵、士兵和警察突袭奥布福德诺沃运河（Obvodnovo Canal）旁的贼窝时，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赃物宝库。[12]

与此同时，公告从斯莫尔尼源源流出——与保罗一世时期谕旨泛滥的程度相当。“告俄国全体公民！……国家权力已传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手里。”它们提议“民主的和平，废除地主的财产权……劳动者掌控生产”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孟什维克挑战了布尔什维克的声言：“立即和平的许诺——是个谎言！面包的许诺——是个骗局！土地的许诺——是个童话。”列宁尖锐地反驳说：“土地的一切私有权都已不加补偿地立即废除了……对现在开始已属于全体人民的已充公财产的不管什么损害都被视为严重犯罪，可受革命法庭处罚。”[13]直到成立了立宪大会——这是革命所誓言达成的目标——才有一个临时工农政府在人民委员会的指导下行使职能。这个政府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和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是个积极的布尔什维克，曾因为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来到彼得格勒之后又接任《真理报》主编。

政府迫切需要钱来支付给工人，但银行职员都罢工了。12月中旬，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家与职员工会也都上街了。穷人继续饥饿，富人依旧置身无视政府配额制并享用着饭馆与人满为患的卡巴莱歌舞表演的欢乐状态。[14]全城的食品店都空荡荡的，与此同时，布兰特回忆起“满是鲜花、胸衣、狗链和假发的橱窗一个接一个！”头发来自“被解放的”女性。紧身内衣都是“过时的蜂腰款”。[15]此类令人精疲力竭的服装的顾客们——拒绝被解放——都已逃走。街灯明灭不定。电车被破坏并弃置一旁。梅瑞尔·布坎南目睹了到处都是“无序、肮脏与疏忽”。[16]教堂里“没人祈祷”。作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记载，到了1918年1月中旬，彼得格勒变安静了，“没有任何种类的常规生活，只有残骸”。咖啡“是黑麦做的”，人们吃“马铃薯皮糊糊”。[17]画家尤里·安年科夫（Yuri Annenkov）记得“腐烂冰冻的内脏”[18]被出售。营养不足的女人们闭经了。两年后，沃尔孔斯基（Wolkonsky）公主记载了营养不良对出生率的灾难性影响。[19]她出身俄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义无反顾地从英国返回革命后的彼得格勒，来营救革命前曾是本城外科医生而今身陷囹圄的丈夫。

缓和穷困的努力经常被革命逻辑的热忱过度所粉碎。当维堡苏维埃想为没工作的人设立一个免费餐厅时，它因为“资产阶级式博爱”而遭到申斥。[20]不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慢慢开始对局势有所领会。他们的优先考虑包括与德国停战并成立立宪大会。在俄国70多年间所举行的最后几场自由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输给了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确保他们的革命而采取了激烈手段。到1918年1月初召开首轮大会时，他们在街上部署自己的军队来压制反对派，死大约十人，伤及数十人。[21]接着——以一个清楚指明未来形势的举动——布尔什维克党结束了大会，因为他们在选举中没有赢得控制权。

1918年2月1日，眨眼的时间到了。这一眨眼，就是2月14日了。彼得大帝采用的过时儒略历与沙皇制一道被废弃，俄国在它开始背朝西方向内看之际采用了格里高利历，该历法几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在使用。圣彼得堡就是彼得大帝创造出来令历史偏离正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这座城市爆发，不仅因为它是工业与权力的宝座所在，也因为它是变化的摇篮。但是，当1918年初德国人再度向彼得格勒挺进，甚至试图——但没成功——从空中轰炸这座城市时，彼得格勒显而易见脆弱到不再堪当首都，于是布尔什维克将政府迁到莫斯科。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称圣彼得堡是“旧土地上的新城市”。[22]讽刺的是，这块旧土地被一个新幻想所动摇时，它的权力中心撤退到它的旧首都，而且绝对主义大获全胜。

德国人对彼得格勒的威胁消除是在1918年3月，政府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这一举动促使英国人派遣一支远征军去往阿尔汉格尔斯克与摩尔曼斯克（Murmansk）。此时，行政中心的易地早已消除了彼得格勒的多数功能。没有吸引力的尖嗓子发言人兼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负责这座城市的人民委员会。但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两头跑，在莫斯科也领导世界革命的强大引擎、1919年3月成立的第三国际。他频繁的缺席让他很难与这座声望降低的城市有亲密感，这座城市的接线员徒然坐等全球爆发革命的新闻。[23]

契卡设在格罗科哈瓦亚街2号，这栋建筑就是薇拉·扎苏里奇试图刺杀费奥多·特列波夫之处。负责对付反革命与破坏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由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领导，他曾担任列宁的保镖。布鲁斯·洛克哈特评论说，在“瘫软的”眼睑之下，捷尔任斯基的双目“燃烧着平稳的狂热之火”。[24]他的契卡处理各种犯罪，比如间谍、投机、伪造，不过彼得格勒契卡所执行的死刑中大多数惩处的都是反革命和匪帮——从它1917年12月成立以来的18个月里，正式记录的死刑刚好超过1000宗。[25]

契卡总部也移师莫斯科后，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负责的政府教育与艺术部留在了彼得格勒，直到1919年春。[26]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温和但有说服力的世界主义者，自号为“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中的布尔什维克”。[27]他相信政府不应过于积极地干预艺术，他想保留旧秩序中最好的部分，但要促进革命性的表达。卢那察尔斯基是“无产者文化”（Proletkult）的领导者，这个机构致力于发展面向大众的文化。它组织工厂小组（cells）和能让工人实践艺术的工作室，以及能让工人开始接触文学的演说室。[28]它也推广以革命赞歌作为一种新圣典的合唱音乐。[29]卢那察尔斯基也是臃肿笨拙的人民教育委员会（Narkompros）的委员，该机构控制教学、知识和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线电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人民教育委员会借助电影院作为普及苏维埃理念的媒介。冬宫尼古拉厅有工人专场。放映列车和放映船——以革命红盛装打扮——巡回全国传播真理。车船上载的是图书室、印刷机和放电影的暗房。[30]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关门了，人民教育委员会设立了彼得格勒自由画室（Petrograd Free Studios），开放给所有年满16岁的人。除了各种各样的一大堆活动，年轻的苏维埃女性也通过模仿藏品中希腊雕像的姿势而为参加体育竞技做准备。

卢那察尔斯基坐镇冬宫以前的皇室儿童寓所，他坚持只有不含艺术趣味的房间才能用于社会功能或行政功能。宫殿的其他部分应成为国家博物馆，作为艾尔米塔什的一部分，革命博物馆的馆员已经在艾尔米塔什就职，他们在如此冰冷的条件下工作，以致“留下青紫斑的瘢痕，手被冻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数月之后，他们当中爆发了“严重的风湿病例和传染性结核病”。在筹备更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方面，彼得格勒本身就有那么多的没收品，所以博物馆承诺要比以往更加丰富。[31]因为皇家藏品中的精华都出于安全考虑而转移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以保管员们全力以赴为丰富的私家藏品编目。几个世纪聚敛起来的不动产与动产就要归人民所有。一张照片表现了农民们第一次瞥见一所堂皇建筑的内部时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已经抵达天堂。或者——如果他们被布尔什维克思想好好教育过的话，就是在地狱。

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俄国知识界的诺亚”，[32]他决心在革命后的苏俄保护文化。他警告列宁，整个北欧出售从苏俄走私的古董的商店源源不断地涌现，于是这位领袖1918年发出一条指示，禁止出口艺术珍宝。契卡以包藏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并参与一场莫须有的君主制阴谋为由，逮捕了诗人亦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首任丈夫的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于是高尔基向列宁陈情。高尔基在莫斯科从列宁处获得缓刑令，但当他返回彼得格勒时，古米廖夫已经与其他60人一起被处死了。1919年12月，高尔基把埃利谢夫公馆转变为艺术之家，一个聚会场所兼知识分子和创造性人士的避难所。[33]沃尔孔斯基公主获得的房间是从前埃利谢夫的书房，家庭照片仍挂在墙上。她回忆了在公共餐厅见到几乎认不出的人物时的震惊，比如安德烈·别雷以及“俄国知识界的精华……肮脏并被虱虫所苦”，在公社食堂“默默地吞着他们寒酸的晚餐”。尽管条件这么差，艺术之家仍在困难时期提供了一座避风港。[34]

面临着卢那察尔斯基所称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变小的极度痛苦的过程”，彼得格勒着手修改街道名称。任何与罗曼诺夫有联系的东西都要更改成有着社会主义光辉的名字。[35]还兴建了给拉季谢夫与赫尔岑的纪念碑。马克思被授予斯莫尔尼正面的显赫位置。在这些新献礼当中，献给弑君者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的是一座带棱角并扭曲的未来主义风格纪念碑，她“变形的脸”挑战着适合于社会主义艺术风格的观念。[36]现代主义因其“个人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早已受到威胁。然而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遗骸——未来主义画家们——被有效地利用，为彼得格勒的五一节奉上一场吸引眼球的游行大典。10月，为了庆祝革命一周年，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man）用16 000米画着立体派和未来主义设计图案的帆布将皇宫广场围了一圈。[37]此举的铺张程度差不多是沙皇级别的，而且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中显得不合时宜。两年后的庆典甚至更壮观，但从审美角度讲，革命意味还更少。本着自信地示范布尔什维克式夸张法的精神，8000名红军士兵“重新上演”了他们的同志在1917年10月未遭反抗攻进宫殿的一幕。[38]

除了此类奢华的庆典之外，彼得格勒已经沦为一座鬼城。补救公共卫生的努力一旦陷于停滞，霍乱便于1918年春天卷土重来。濒危的经济局势因与德国停战而进一步恶化，导致20万工人在春季与夏季赋闲。局势糟糕到没有工作的人被供以铁路免费通行证，好让他们逃到郊区去寻找食物。

到了6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已经在南方合并为一支“白军”（White Army），它包含着俄国人对君主制的缅怀并由沙皇的将军们统领。从前的盟友也介入国内战争：法国海军在黑海，美国人抵达远东，英国人在摩尔曼斯克，全都渴望着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并捍卫自己的利益。随着赤卫队开出彼得格勒投身国内战争，契卡维持着该城的治安。他们突袭社会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采取行动反对资产阶级。正如《红色公报》（Krasnaya gazeta）所表达的：“契卡之于资产阶级就如沸水之于虱虫！”[39]8月，内政部彼得格勒委员莫伊塞·乌里茨基在一场报复性暗杀中于办公桌前被刺杀。几天之后，列宁被一位几近失明的年轻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Fanya Kaplan）(1)射中肺部和颈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实行的这种暴力威胁引发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一场激烈的镇压运动，以拷问和处决的形式针对反革命分子。六周之内，500到1300人被契卡杀死，6000人被契卡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把制度化的暴力当作政治工具。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基本策略。[40]“红色恐怖”期间，遭契卡处死的囚犯的官方数据是12 773，但一些非官方的估测认为，1918年9月到1920年间被杀死的人数达到3万。

一桩还没了结的事务是罗曼诺夫上校及其一家，他们在4月搬到叶卡捷琳堡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群高呼“绞死他们”的群众。这听起来纯粹像一群暴民亢奋的叫嚣声，但它却是宣告罗曼诺夫王朝终结的嘹亮的号角声。1918年7月17日，先是沙皇被枪决，接着是皇后，然后是皇储和他的姐姐们。杀手们吹嘘说他们绕着地下室追逐几位女大公，向她们开火。[41]他们的戏耍是一场不费吹灰之力又身心愉悦的屠杀，就像安娜女皇狩猎车上的猎手们所享受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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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杜克斯（Paul Dukes）于战前在圣彼得堡学习音乐。因为他会讲俄语并且了解这个国家，所以不列颠政府请他观察这场革命。他被引入羽翼初成的军情六处（MI6/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即后来的秘密情报局（SI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任职，于1918年11月重返彼得格勒，收集高质量、无偏见的信息并评估变更政体的可能性。考虑到很多赤卫队员都目不识丁，他伪造的身份文件相当好用。杜克斯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把自己英国裁缝的账单当通行证，从彼得格勒旅行至莫斯科。杜克斯利用他可以使用的20个假身份（其中一个是名叫约瑟夫·伊里奇·阿夫伦科［Joseph Ilyich Afirenko］的契卡雇员，而另一个是红军士兵）监视事态，并试图将沙皇的同情者们从狱中劫出。夜色最深沉的时段，他会乘一艘捕鱼小舟漂至涅瓦河口，等待一艘皇家海军的鱼雷艇躲过喀琅施塔特的哨兵，并收去他所能提供的不管什么材料。他的报告确认了这座自命为“世界革命之都”的城市的崩溃。第一次周年庆典未回收的残留物品——“洗得褪色的红旗的碎片”——挨家挨户地挂在大街上。瘦骨嶙峋的马跌倒了便当场毙命。有书出售，许多是从私人藏书室抢来的，但要购买除去无所不在的苏维埃宣传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获得一个许可证。市场里的腐烂蔬菜，“小到显微镜才能看清的小块黑面包上有一点点鲱鱼”，还有芬兰火车站吧台里的一种“作为茶叶替代品的饮料”，在在证明“正常生活的停滞”。[42]杜克斯有充足理由把叙述自己俄国时光的书命名为《红色黄昏》而非《红色黎明》。

据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回忆，她居住的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形容枯槁的人们被关门已久的面包店里那些褪色的彩绘嵌板所祟。[43]滚圆面包卷与褐色面包条的幽灵嘲笑一群没有黄油的民众，责备他们凑合着每周才吃一个鸡蛋，还经常是变质的。[44]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请求尝试一下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们被供应的配给面包时，他们告诉她要“狠狠地咬”。[45]意志坚定的人们假装食物对他们没用[46]——以精神克服物质匮乏。情急无奈的人卖各种东西，从衣服和小摆设到腐烂的面包馅饼，而顾客们购买之前都先深吸几口气。直到1919年年中，为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食物的全市公共食堂才开始运转。它们真的开张后，人们发现烹饪出来的东西说好听点就是引不起食欲。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表述的，在“苏维埃世外桃源里有幡然醒悟”。[47]

革命者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于1919年冬天来到“这座寒冷之都、饥饿之都、仇恨之都与忍耐力之都”，发现皇家住宅的正立面都“用公牛血般的红色刷过了”。彼得格勒苏维埃领袖的妻子莉莉娜·季诺维也夫（Lilina Zinoviev）对他说：“我们是一座围城中被围困的人。饥民的暴动可能会开始，芬兰人可能突袭我们，英国人可能发起进攻。”[48]工人们看着党内特权人物吃香喝辣，而许诺他们的增加配额却没有落实，一股罢工潮爆发了。假日被取消。契卡对罢工者开火。[49]革命显然受到了威胁。

英国特工西尼·赖利（Sidney Reilly）试图协调1919年的一次反革命行动。雇佣兵将逮捕列宁与托洛茨基，6万名白军将开进莫斯科，尤登尼奇（Yudenich）将军同时进攻彼得格勒。8月，一艘英国鱼雷艇在对喀琅施塔特的一次突袭中击沉了巡洋舰“亚速记忆”号（Memory of Azov）。10月初，尤登尼奇将军占领了加特契纳，几天之后就到了彼得格勒郊区。工人们被动员起来守卫这座荒芜的城市，逐条运河逐座桥梁地守卫。一群充其量以卷心菜果腹的疲倦的人民建起了街道工事。尤登尼奇试图包围城市，却没能占领莫斯科——彼得格勒铁路线。炮弹在涅瓦河上方炸响，契卡抓捕了约300名嫌疑人，红军则通过铁路抵达，在城南16公里处的普尔科沃高地之战（Battle of Pulkovo Heights）中击败了尤登尼奇。[50]如托洛茨基在10月30日的《真理报》上所写：“我们在彼得格勒决斗中的胜利将意味着给英法帝国主义的粉碎性一击，他们在尤登尼奇这张牌上押注太高了。为彼得格勒战斗时，我们不仅在保卫无产阶级起义的摇篮，也是为了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将这场暴动推遍世界而战斗。”尤登尼奇的兵力撤向了爱沙尼亚边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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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破坏与匮乏的情况，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惊讶于彼得格勒的剧院活动——包括通俗的与高雅的——一个晚上有多达40场演出。由人民教育委员会投资的大剧院，正如它们也曾受到沙皇资助时一样欣欣向荣。[52]露易丝·布兰特记载了卡尔萨维娜在挤得满满的马林斯基剧院，面对一群破布蔽体的观众跳舞。[53]夏里亚宾想收取天价演唱费，但当事情进展吃紧时，他为了面粉与鸡蛋而进行了表演。[54]1920年——在一次外出汇演（outreach）的早期范例中，他在普提洛夫铁厂演唱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不受欢迎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喧闹现在时剧院（Theatre of Noisy Present）向卢那察尔斯基证明，先锋派作品对工人而言是无法企及的。更合适的是简单的说教性作品《巴黎公社社员传奇》（Legend of the Communard）。此剧1919年由一位红军步兵所写，其社会主义式的训导契合了一群正孤注一掷地希望事情能奏效的人民。[55]

1920年初秋，随着红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国内战争趋于平息。11月，因为彼得格勒已经稳固，许多艾尔米塔什的绘画从莫斯科返回。月底，伦勃朗厅开幕，继之而来的是12月荷兰厅与意大利厅开幕——正赶上水管冻裂的时间。[56]一个专家委员会驻扎在前英国使馆，为从宫殿和公馆没收来的艺术品编目。威尔斯觉得它酷肖“布朗普顿路（Brompton Road）上某间人头攒动的二手艺术品商店”。威尔斯1914年曾来过圣彼得堡，六年后在彼得格勒，明显对他所见到的大多东西感到失望。招待他的主人是老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虽然地位尊荣，但只有身上穿的这一套服装。全城的木板人行道都被掀起来，而木屋都被压碎，为了当柴烧。彼得格勒的马路两旁排列的是“死气沉沉的商店”。如果说布兰特仅找到胸衣和假发，那么威尔斯只看到“茶叶、香烟和火柴”，像陶罐这类必需品根本无处可觅。他对这场革命的悲叹听着就像弥漫着失望之情的注脚——“覆水难收”。威尔斯坚决主张，一座城市不是其他，就是“商店、餐馆以及诸如此类。把它们都关了，那么一条街的意义就消失了”。他与列宁分享这份洞见时，被告知，城镇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已经终结。它们是过时的东西了。[57]

对革命的方向有着类似失望感的还有在俄国出生的美国人艾玛·戈德曼。她频频出入监狱，随即被美国驱逐，她受到高尔基欢迎，高尔基称赞她的革命资历。戈德曼在尤登尼奇的威胁肇始之际抵达，发现彼得格勒局势紧张。她对苏维埃式不平等的第一印象来自她所落脚的宏伟的阿斯托利亚旅馆，它被征用来供有级别的党内官员居住，并且号称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宅。对官员腐败的批评早已广为人知。配给品是分等级的，令戈德曼诧异的是，为什么——当有些商店向特权人士售卖黄油、肉和鸡蛋——工人们与女人们要站“好几个小时排无尽长队领他们的配给品——冻过的马铃薯、生虫的谷物和腐烂的鱼”。季诺维也夫回嘴说，在打着内战又面临协约国封锁的情况下，他们无能为力。戈德曼游历了为重要的共产党人指定的舒适医院，也参观了其他诊所，那里与前者构成鲜明对照，器械阙如，医药短缺。[58]对大多数同志而言，他们能指望的最好的饮食就是荞麦粥和一种让人倒胃口的名叫“伏布拉”（vobla）(2)的盐水腌鱼，它的鱼骨很容易碎裂，如果吃下去会弄伤肠胃。[59]当局分配的燕麦经常不洗也不煮就被吃下，令消化道彻底梗阻。泻药和灌肠剂被证明无济于事，沃尔孔斯基公主被迫看着她的病人们痛苦万分地死去。[60]

卫生保健是个主要问题。1916年有88个蒸汽浴场，到1921年只留下大约20个。[61]许多洗浴者来到浴场时体表覆着一层“肮脏又长虱子的厚厚灰壳”，一旦洗干净，则露出巨大的疖子和疥疮造成的红疤。人们吸毒以消除痛苦。从理发师和美发师那里买来的可卡因被各行各业的人随意使用。想逃避征兵的人可以从涅夫斯基大街的乞丐那里买“斑疹伤寒虱”来感染自己。[62]维克多·谢尔盖被派去为党的工作人员寻找合适的住所时，发现“整间整间的屋子都被冰冻的排泄物涂满了”。[63]当冬季融解为春季，地板上液体漫漶——出于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清扫小组被组织了起来。革命前担任《曼彻斯特卫报》通讯员的阿瑟·兰瑟姆（Arthur Ransome）与属于列宁自己人圈子的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一起住，还与托洛茨基的秘书私奔，然而他不得不承认“骇人听闻的瘫痪”和内在的“文明崩溃”。[64]

1921年2月，彼得格勒不满的工人们发出一则宣言，声称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次月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就以兵变反抗生活水准的跌落。然而，如今羽翼丰满的红军是由许多曾经在帝国军事学校里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所率领的。他们派去粉碎喀琅施塔特叛乱的图切哈夫斯基（Tukhachevsky）将军就是其中一员。[65]他于3月中旬对这座岛发起进攻，由一群以白色伪装、越过结冰的海湾的人发动。水兵们对前进中的军队开火，就在冰面开始碎裂的地方。在图切哈夫斯基镇压这场叛乱之前，几百人被杀死，此后契卡式肃反运动加剧，新的恐怖统治了彼得格勒。艾玛·戈德曼遇到来自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和来自锻造厂与制造厂的工人，这些“革命斗争真正的马前卒……怀着痛苦与怨恨大声哭喊着”，反对曾在他们的帮助下获得权力的布尔什维克。说到契卡，戈德曼对约翰·里德表示，她永远无法理解革命会允许“对人类生命和困难的漠视”。里德于十月革命三年后回到苏俄，他曾以那么高的热情欢迎这场革命。现在他不再这么肯定了。不管怎么样，他是作为英雄逝去的，并且被葬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没过多久，艾玛·戈德曼带着所有“粉碎的梦想”离开了苏俄。[66]

许多艺术家与作家都相信，他们各自领域里的革命路径都能服务于新秩序，但他们被认为脱离了工人。戏剧与艺术的试验遭到党的领袖们的质疑，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家开始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思想。[67]“无产阶级文化”力主发展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无视对工人而言无意义的传统与运动。但如果现代主义者被视为令革命失望，那么革命也令它的预见者失望。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919年受托建造一座“第三国际纪念碑”，纪念碑打算横跨涅瓦河两岸，并且是那时还未建成的帝国政府大楼的两倍高。设计中的这座塔要悬吊一个包含圆柱体、立方体和锥体的巨大玻璃结构。圆柱体将在一年里旋转一圈，里面包含一个会议中心。锥体一个月转一次，内有行政办公室。立方体每天旋转，内设广播设备，比如银幕和无线电喇叭。塔特林的视野超出了苏维埃技术的极限，因此它从未开建。

图40　无产者文化圆形剧院（The Proletkult Arena Theatre）开幕之夜上演由《我们从铁中成长》（We Grow From Iron）改编的戏剧，帕诺夫（V. Panov）扮演“这个工人”（The Worker）

到1920年，共产党的成员超过60万，并有一个1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但阿瑟·兰瑟姆估计其中只有五人举足轻重。委员会里有犹太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诺维也夫，有波兰人捷尔任斯基，以及格鲁吉亚人斯大林。[68]由病痛折磨的列宁掌控全局。布尔什维克党赢了国内战争，但需要坐稳江山。

图41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与一位助手站在彼得格勒一间工作室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前

(1)　由于卡普兰视力很差，近乎失明，一直有历史学家怀疑她能否进行刺杀，近年据说确认实际行刺者是浦洛托波波夫（Protopopov），他与卡普兰同时被捕。

(2)　这种鱼是里海斜齿鳊。

第十三章　消失的城市　1921—1941

彼得格勒1917年的250万人口到1920年代初期锐减为约74万。[1]大约有17万人有如沙皇俄国时期的文员们，在早已臃肿膨胀的苏联政府行政体系工作。其他人——1919年预计有15.6万——则是文盲。这座城市的面积比柏林或巴黎更大，但那些首都的人口在增长，并且经过最近这场战争后，正迈向爵士时代（jazz age）(1)的繁荣。彼得格勒则是座废弃的、半毁的博物馆，没什么人有时间、金钱或意愿过问它。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一种壮丽辉煌之物”的期望再也不会发生了。那种染满帝国各宫殿的红色用别雷笔下阿布雷乌克霍夫的话说，就是一种“标记把俄国领向灭亡之混乱”的颜色。[2]电车总数从1918年的724节车厢骤减至1921年的227节。乘客们要么紧紧踩住亲爱的生活的踏脚板，要么被推开，有时便失去了它。工业停顿。城里四分之一的寓所空置。这就是七年战争、革命与国内倾轧的后果。

关于1920年代中期的城市，宗教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暗示说：“城市的思想中有种精神错乱，有种预先决定了它的死亡的东西……一个巨人顶天立地地升起来了，现在悬在空中，在一块花岗岩上保持平衡。”[3]就在彼得之城的年轻一代见证着不容忽视的教育上的努力和改善生活水平之驱力的同时，国内战争结束至希特勒垮台期间充满了骚乱与创伤。如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言：“短短三代人的时间里，共产主义运动就从使徒（Apostles）时代行进到波吉亚家族（Borgias）(2)时代”。[4]这个时期能看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联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的社会主义愿景——政府应当慢慢地脱离工作——硬化成最糟糕的集权制官僚主义类型。彼得之城在两个世纪里都强制推行变革。现在它成为变革的牺牲品——或者更应说是停滞的牺牲品。

内战后马上出现了希望的微光。1922年，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注意到春天早早来临了。专家们从南方返回，私人贸易商再度被接纳，因为列宁1921年的经济妥协政策容许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是战争和饥馑造成的可怕状况迫使他施行的，并且在第十次党代会上投了票，当时图切哈夫斯基将军正在镇压喀琅施塔特叛乱。[5]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将某些属于圣彼得堡的东西还给了彼得格勒。有餐馆，有商店，电影院放映着好莱坞的电影，画廊展出先锋派艺术。新闻自由，有公开讨论的机会。演艺人员和骗子都喜气洋洋，因为涅夫斯基大街再度向生活绽放，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宰此地的愉快以及恶癖。[6]然而在新经济政策为资产阶级提供一些喘息机会的同时，它被走强硬路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视为毒虫猛兽，他们把“新经济政策人士”（NEPman）视同匪徒资本家。不管怎样，当列宁策略性的经济隐忍于1928年被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人士”心态转入地下。黑市在整个苏联时代广泛存在，并且在苏联解体后改头换面成为俄罗斯快速致富的敲诈勒索之路。[7]

图42　亚历山大·杰伊涅卡（Alexander Deineka）所绘《新经济政策人士》，1927年

1922年4月22日，列宁钦点的约瑟夫·斯大林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他是个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者，一个活力十足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曾在西伯利亚的沙皇集中营里服刑。十个月之后，列宁想法改变并想让斯大林出局。一如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她剥夺保罗继承权的打算，列宁本应更早地说出来——赶在第三次中风让他辞不达意之前。当他1924年1月21日死于第四次中风，斯大林声情并茂地发誓要完成列宁的工作，并由此将自己确立为自然而然的继承人。[8]彼得格勒这座列宁从不怎么喜欢的城市被更名为列宁格勒（Leningrad）。本地领导人力争，革命的温床应当再次成为首都。其他人——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仍然能看到他们遛狗的前贵族——则暗示，这座城市应保留一种反对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单调乏味立场。[9]旧日帝国的光彩能够成为一座反衬苏维埃生活之鄙陋破旧的灯塔。然而彼得的城市反而被弃置至遗忘，并在9月末被一场第二大规模的洪水吞没。水位峰值高达380厘米——比100年前那场最糟糕的洪水的水位线低40厘米。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它为了满足斯大林针对同胞们的残忍无情的运动而不断扩大。通过拷问获取假口供成为清洗可疑敌人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受害人中有抵抗意志的人千里挑一。斯大林评论说，完全的一致性只有在墓地里才能实现。赶尽杀绝是他的解决之道：“没人就没有问题。”[10]1923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变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1934年，该机构演化为望之胆寒的内政人民委员会（NKVD），经国家保安部（MGB）和内政部（MVD）而发展为克格勃，时间是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的那年。斯大林政权中那些有害事物的多数都是列宁在国内战争残酷的乱局中所创造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1922年开始运转。斯大林只不过强化了针对反革命敌人的运动——这些敌人有真实的，有假想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随后的内政人民委员会成了重要的恐吓工具。在“慈父”斯大林的微笑面容之后，站着吞噬自己孩子的萨图恩（Saturn）。他的方法可谓犁庭扫穴，于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成为原始领导班子中唯一留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政治局的成员。[11]

到斯大林1929年10月接受促进经济的计划时，他已经独握党、军队及秘密警察大权。他那实现现代化的驱力狂热暴躁。工人们被迫“献出”他们的节假日，只为计划加速实行。[12]《真理报》得意扬扬地宣告四年便实现了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场配得上彼得大帝风格的危险加速。1929年，谋取暴利的“富农”（kulaks）——被指控在城市挨饿时囤积谷物的富裕农民们——成了“阶级敌人”。有些人被城镇派出的小团伙镇压，其他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农场则在没收充公后合并成巨大的集体农庄。到1930年，俄国农民超过半数都已被集体化，但在生产线上滚动的拖拉机只有许诺数量的一半。其余半数到位时，许多都被闲置，因为农场的工人们不懂如何操作。[13]为逃脱存在于乡下的威胁，蓄意抗争的农民屠宰自己的家畜并烧毁他们的谷仓和房屋以示抗议，然后以每周5万人的速率流入城市。列宁格勒发现自己面临着住房短缺。

在混乱无序中，艺术领域有着兴奋、迷惑与危机。“无产者文化”被彼此冲突的目标推来搡去，几乎挨不过内战。[14]它想为工人提供他们所能理解的艺术的愿望，变异成斯大林的文化管制。人民教育委员会接管了印刷所，一切手稿都需“格拉维特”（Glavit）即文字与出版事务总指挥部批准。对知识和艺术的净化加快了速度。一些经典作家比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依旧流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导致他的作品无法出版。热衷酒精的诗人、歌手亦是伊莎多拉·邓肯前夫的谢尔盖·叶赛宁（Sergei Yesenin）的诗句，充斥着粗糙的生活和粗暴的天气。1925年，叶赛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志趣迥异的氛围下，于是自杀了。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跟不“指望微笑”的镜子一起生活。[15]她的作品遭到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贬斥。鼓吹社会主义艺术价值观的他宣称阿赫玛托娃“闭门造车的私语”（indoor intimacy）对一个“粗粝而强硬的时代”毫无意义。[16]马雅可夫斯基讽刺“新经济政策人士”的喜剧《臭虫》（The Bedbug）于1929年面世。形式和内容都受到抨击，作者随后被迫自尽。《臭虫》的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侯德后来遭受刑讯，并在1940年被栽上给外国势力充当间谍的罪名而被枪决。普罗科菲耶夫为迪亚吉列夫创作的芭蕾剧《钢之跃》（Le Pas d’acier）——旨在给社会主义的艺术可能性献礼——在苏联上演时因为“不和谐音”而遭删改。肖斯塔科维奇的首部歌剧《鼻子》（The Nose）涉及日渐普遍的对权力的畏惧之情。1930年在列宁格勒首演之后，它被抨击为含有“反苏维埃的逃避主义”。

“红色侦探故事”成为20世纪的流行题材。这类作品中最成功的包括玛丽埃塔·夏金娘（Marietta Shaginyan）的《门德小姐——美国佬在彼得格勒》（Mess-Mend: or a Yankee in Petrograd），它是系列小说，还配有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设计的构成主义风格的蒙太奇照片封面。一部通俗小说有这样一个先锋派封面，透露出1920年代初期的某些艺术潜力。这本书讲述了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溃败，刻画了美国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拥护苏维埃的生活方式与科学的胜利，这是当时时髦的科幻小说所反映的一个主题。尤金·扎米亚金（Eugene Zamyatin）的未来主义小说《我们》（We）是那类题材中最有力的，因为它通过对大规模监视和盲从态度——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生活的每个微末细节都是被计划和监控的——的猛烈攻击而削弱了错位的科学乐观主义。此书作为共产党审查员所禁止的首批书籍中的一员，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17]

在决定哪种艺术适合工人阶级革命方面的优柔寡断，反映在艺术文化研究所（Inkhuk）的规划中，它最初接纳各种东西，从康定斯基的纯绘画到塔特林的“实验室”或曰工厂艺术。滥觞于莫斯科，艺术文化研究所1921年在塔特林领导下于彼得格勒，同时在马列维奇领导下于维捷布斯克成立。然而当康定斯基去往德国——众多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作家离开苏维埃俄国或被苏维埃俄国驱逐后的一个归处[18]——架上绘画随他一道离去了。留下来的艺术家都是探索能够批量生产并能服务社会的功利主义设计的技术员。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幻象兴旺不起来。油画复归，描绘充满宣传意味的深情的场景。

新经济政策见证着私人裁缝店重新出现，涅夫斯基大街上上下下都有腿脚在店里被丈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艺术家们如亚历山德拉·艾克斯特（Aleksandra Exter）、马勒维奇、罗琴科、柳博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和瓦拉拉·斯捷潘诺娃（Varara Stepanova）正忙着探索流行风尚的可能性——既要国际性的，又要匿名的——要易于生产的，增进健康的，还要适合工人活动的。令人咋舌的设计被制作出来，但计划不是因经济限制而受阻，就是出于反对革新的领导班子强硬而被缩减。[19]

印刷术与合成图像获得巨大成功。在艾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马勒维奇和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的带领下，维捷布斯克的现代印刷设计从它的未来主义起源发展而来。构成主义者为贸易联合会构思了吸引人的宣传海报与徽章。令人难忘的俱乐部内部设计给工人们提供了明亮又欢快的休憩和学习的场所。不过不幸的是，罗琴科丰富多彩的有革命性的图书馆只是个在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银奖的装置。这么多雄心勃勃的方案都从未实现。虽然波波娃和斯捷潘诺娃在纺织厂确实做了些时尚工作，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才是唯一在一间工厂消磨了许多时间的“艺术家——工程师”（artist-engineer）。不过他逗留在彼得格勒的莱斯纳尔冶金厂期间没学到什么。塔特林想建造一座能用最少的燃料提供最大热能的炉子，这种雄心很重要，但他无法让这设计运转起来。这座炉子和巨人般的“第三国际纪念碑”——就像羽翼未丰的苏维埃政权本身——都是了不起但无法实现的梦想。[20]

艺术家、建筑师兼工程师艾尔·利西茨基1921年推出了他的建筑物，或称“普热恩”（prouns）(3)。他把普热恩定义为“一个供人在绘画和建筑之间换乘列车的车站”，着手试着建造能服务于一群被饥饿与战争蹂躏的人民的建筑。他宣称，私人主顾已经换成“社会委托”。[21]纵览早期苏联的建筑理念——利西茨基的计划、拉德沃斯基工作室（Ladvoski Atelier）1923年设计的一栋莫斯科摩天大楼、巴尔欣（Barkhin）给《消息报》（Izvestia）大楼的第一个提案、瓦连佐夫（Varentsov）的乌托邦城——一目了然的是，这个国家正被许以一个它尚未准备好接受的未来。纯粹是彼得大帝的翻版。

图43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像，映衬着他帮助创建的真实的苏维埃世界

列宁很清楚电影是用来传播革命信息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22]然而那些被公认为苏联电影之杰作的影片不被大众所欣赏，他们习惯了潦草的电影工业快速泵出的廉价、感伤、有性挑逗意味的电影。拉斯普京的冒险经历就是具有这般特色的典型产品。两天里可以用同一个场景制作六部短片，道具只需重新摆放一下。可想而知被贫困损耗殆尽的大众对兴奋与魔力如饥似渴。在1924年底到1925年中列宁格勒放映的183部新片中，只有25部是苏联出品，其他103部来自美国。[23]谢尔盖·爱森斯坦的革命性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国外引起轰动，并于1926年在柏林被禁演，可是在俄罗斯本土，美国电影被证明更受欢迎。《战舰波将金号》在莫斯科的一家影院提前下线，被换成道格拉斯·费尔班克（Douglas Fairbank）的《罗宾汉》（Robin Hood）。而在列宁格勒，它只在两家主要影院上映。[24]

爱森斯坦坚持，他反对用拉斯普金制作人那种粗制滥造的方式构造不可信的场景。他拍摄庆祝革命十周年的影片《十月》时，就在最激动人心的地点——彼得的都城。他的临时演员多数扮演赤卫队员。对于彼得格勒街上的大屠杀，爱森斯坦评论说“不必进行排练；工人们太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25]《十月》是宣传鼓吹与圣徒传记（hagiography）的胜利，它受到报纸图片和宣传海报的启发，将不同图像融合，以蒙太奇手法创造出革命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动场面。技术使得某些时刻成为可能，比如对列宁在芬兰车站外面激情四射的半宗教性质的表现。它也控斥了熟悉的恐怖场景，比如在一组镜头中，一个穿罩袍的资产阶级用褶边伞的伞尖凶恶地杀死一位赤卫队员，这时他的一份《真理报》慢慢沉入涅瓦河。普多夫金的老师亦即对蒙太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1924年在列宁格勒开始制作他第一部标准长度的故事片《维斯特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国度的奇异冒险》（The Unusual Adventure of Mr West in the Land of the Bolsheviks）时，面临胶片短缺。[26]他通过严格的剪辑以求不浪费地讲故事从而解决了问题，蒙太奇由此诞生。

随着1920年代推进，斯大林的审查员不停地盯着严肃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Alexander Dovshenko）的《忍尼戈拉》（Zvenigora）因为探索人性与土地的关系而被批评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与此对照，多夫任科《战争三部曲》（War）的最后一部《地球》（Earth）将早期苏联电影中的动感刺激同五年计划的积极展望相结合。多夫任科的要旨是，如果你把正确的工具交给工人阶级，他们就能把有钱又醉醺醺的富农赶走，这群人太过懒散，没法同技术进步和意识形态进步相竞争。在这部电影中，工人们本能地知道如何使用拖拉机。

列宁热衷于通过电影劝服改宗，斯大林则留意到音乐充满情感的吸引力。1926年，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首次公演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最初作为他交给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毕业创作，这部交响曲——让人们第一次瞥见这位作曲家的忧虑之情——被认为不同凡响，并被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采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苏联闭门自守之前，还有可能让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听到阵容强大的访问指挥家们——包括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和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指挥的外国作曲家如贝尔格（Berg）或欣德米特（Hindemith）的作品。1926年，作曲家鲍里斯·阿萨菲耶夫（Boris Asafiev）组建了探索新音乐的列宁格勒音乐圈，两年后，肖斯塔科维奇基于果戈里的短篇小说创作的首部歌剧《鼻子》，被“马勒格特”（MALEGOT）即列宁格勒马雷国家歌剧与芭蕾舞剧院（Leningrad Maly State Theatre of Opera and Ballet）所采用。但排练期间，出现了对于被描述成“个人主义的”或“现代的”一个片段的不容忍征兆。那不是能服务于斯大林的音乐，斯大林正走在以无知者和无经验的人替换有知识的人和专家来危害苏联的技术进步能力与艺术卓越性的进程中。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没受过音乐训练的党员们被送上主事岗位。这所学校的目标被重新定位成创作鼓舞农场与工厂工人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在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联合会（RAPM）的指导下，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的音乐被遏制了。简单就是目标。民间歌曲——“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国家的”——成为主流。[27]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RAPM对西方通俗音乐的“麻醉”性质发起了一场攻击，西方通俗音乐鼓励“人们与其靠大脑不如靠性器官生活”。虽说RAPM于1932年在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来的文化大转变中被改组，但它对音乐的简单化态度留了下来。

文学方面的对等实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RAPP）针对那些不准备借由与苏维埃的陈词滥调作交易而放弃个人主义的作家们发起了运动。在绘画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对人民的成就浮夸虚表。不过在早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现实主义者（social realist）库兹玛·彼得罗–沃特金（Kuzma Petrov-Vodkin）和亚历山大·杰伊涅卡的早期作品中，有着具政治指向与温和现代派特征的令人震撼的形象。后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如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Alexander Gerasimov）等画家的作品中沦为理想化的绘画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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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受令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的大萧条时，仍有弗雷德与金杰（Fred and Ginger）(4)以及公开讨论。在苏维埃俄国，单调、匮乏与危险正在麻痹人们。在斯大林强势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水准倒退，家庭收入大约44%要用于食物，而1929年又一次实行了配给制。[28]不过列宁格勒在某些方面是个例外。它与其他俄罗斯城市相比，享有显著高企的识字率，也容纳了60多家高等教育机构。上大学的女性人数显著增长——不仅在诸如医药与法律这类学科，也在建筑、交通和工业学科。然而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都让女人失望了。革命后的党务会议曾激励她们想象一个更光明的未来。1918年的《家庭法》通过了面向生产前后的女性的八周带薪产假。然而国家又太早地削减了如儿童托管这类支持性制度，迫使妇女局（Zhenotdel）为了女性权益而艰难斗争。几千名女性把她们的工作让给从战场返回的士兵。只有在传统的女性行业也是薪水最低的领域，比如纺织和食品加工，她们才保持着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虽然女医生人数不少，但1930年代列宁格勒的医院只有四位女性主治大夫。号称致力于机会平等的劳动委员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属意男人，大量女性失业。700名列宁格勒的女子万般无奈，谎报自己是生病的妓女而被登记在册，只为获得“劳动培训班”那100个为“失足妇女”设立的工作岗位。[29]至于卖淫，布尔什维克党没能根除它，只是简单地把它赶到了地下。

20世纪中叶的《新家庭法》力求保护女性，但离婚的不费力气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男人成了系列丈夫（serial husbands），他们步入下一场欢娱时，留下一串带着需赡养的儿童的妻子。[30]提高每次接连的离婚事件的成本，是控制诸如堕胎这类难题的一种努力。自1920年合法化以来，为数众多的堕胎诊所（abotaria）都有一份长长的候诊女性名单，她们经常都处在怀孕早期。一个女人经历八九次堕胎并不罕见，有些多达16次。[31]斯大林力图巩固家庭而于1937年把堕胎变成罪行，之后，“大把大把金属、赛璐珞与合成橡胶制成的便宜避孕用具”上市销售。[32]在斯大林强势政策的布景下，殷实安逸的——几乎可算资产阶级的——家庭在俄罗斯兴起，并且被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的共产国际宣传杂志在国外大肆炫耀。他们用假照片表现衣冠楚楚的“菲利波夫一家”（family Filipov）在一张放着闪闪发光的茶壶的餐桌旁享用着丰盛的一餐。菲利波夫一家成为取笑严阵以待的苏联主妇的典故，如果这位主妇设法弄到一条不会让牙床流血的熏鱼或像样的鲱鱼，又或者一根只要不是用马肉做的香肠，她就会被拥戴成货真价实的“菲利波夫夫人”——一个明显有些关系的人物。[33]

成功的社会主义许诺为每个人供应充足的基本食物、鞋子与合适的衣服。如果这些东西出现了，那么为购买它们所做的等待则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女人的命运，不管有工作与否。当配额供应结束，价格就会上涨，超过工资增长，还会生产质量缩水的“令人憎恶的”商品，以配合下降的购买力。[34]穷人和党内精英间的鸿沟加宽了。1930年建立的格拉沃索布托尔格（Glavosobtorg）用烘焙店、食品店和百货商店服务特权顾客。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旗舰美食店出售养在鱼缸里的活鲤鱼和温室栽培的草莓。它们的41种罐头鱼或冰冻鱼、分为67类的不同品种烟熏鱼以及鱼子酱，价格高得超出普通人家的水准，被卖给那些在体制内地位优渥的人。1930年开始，托格欣（Torgsin）商店——囊中羞涩的人在此卸下传家宝——向游客和苏维埃精英售货。对内政人民委员会独家供货的那些合作社提供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报纸开始刊载大多数人都买不起的产品的广告。1930年代初期涅夫斯基大街上的长廊商场开了一家百货公司，当时人们用讲话、挥旗和管弦乐队来庆祝。不过，在华丽装饰背后，服装部既没试衣间也没镜子。[35]

为了在一个组织糟糕且不公日增的国度里加固自豪之情，学童被填鸭式教导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时观念，所教导的有——在那些国家里，不到10岁的男孩生活在贫穷悲惨之中，在资本家的矿井里做工，比起昂贵的机器，资本家们更偏爱便宜又不怕消耗的劳动力。他们学习的课文选段截取自查尔斯·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些作家的作品。[36]安德烈·纪德19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发现人民“处在对其他国家非比寻常的无知状态中”——工人们竟问他法国是否有学校。[37]与此同时，始于1929年50岁生日庆典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正在发展，试图给一颗苦药丸裹上糖衣。带着一张自鸣得意面庞的斯大林半身像被大量生产供大众膜拜，其形象变得越来越和颜悦色。

斯大林的激烈性从他一开始获得领导权就已经昭然若揭，然而暗杀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备受拥戴的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才是噩梦开始的标志。1934年12月1日下午，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的不安的年轻漂泊者未经解释就获准进入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列宁格勒州委。尼古拉耶夫进来杀掉了基洛夫。几个小时后，斯大林搭上一班开赴列宁格勒的火车，来开展调查。第二天，基洛夫那明显玩忽职守的保镖也死了。有些人宣称这是内政人民委员会干的，其他人认为这个吓坏了的人为逃避斯大林的审问而自己从卡车上跳了下去。一周之内，尼古拉耶夫和所谓的“共犯们”就被处死，列宁格勒内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被开除。[38]

基洛夫的生活作风在他位于时髦的卡门诺斯特洛夫斯基大街的寓所中宛然可见，从中能领教社会主义精英分子所期望的最小牺牲。基洛夫的共产主义先烈和英雄们的肖像、有两万卷藏书的镶玻璃图书室、排着一列被共产党要员如此钟爱的电话机的硕大书桌、他与莫斯科的“红星”热线，看上去全都是一位党的重要地方领袖的合理陈设。除此之外，这间寓所全然一派资产阶级风貌，有着伸展开的大厨房，有冰箱和内容充足的食品室。基洛夫对打猎的激情——从他的战利品、他的兽皮地毯和制作精良的工具可知——让人想起19世纪末期沙皇们所钟爱的狩猎远征。不过基洛夫是个成功的演说家，作为人民的儿子、工人的拥护者出场，还为提高列宁格勒的福利水平做了很多。[39]他鲁莽地坚持主见，与任何他认为最适合一项工作的人共事，可以是党内经验丰富的人，甚至可以是斯大林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1934年冬季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基洛夫被党内显要成员们请求充当总书记的可能预备人选。这位猎手被看成威胁，变成了那些不信任他成功的亲民风格之人的猎物。

列宁格勒超过一半的市民列队经过基洛夫那庄重地躺在乌里茨基宫（Uritsky Palace）的遗体。他们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给他建纪念像。马林斯基更名为“加托布”（GATOB），即国家歌剧与芭蕾舞学术剧院（State Academic Theatre of Opera and Ballet）。同志们急于为这座城市除掉至少一个难听的首字母缩写名，便希望以基洛夫之名为这座剧院重新命名，这在1935年实现了。

斯大林干劲冲天地对列宁格勒州委和本城残存的贵族及资产阶级下手了。列宁格勒内政人民委员会的12位头头脑脑遭到审判，因玩忽职守被押往集中营。列宁格勒党支部前领导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近850名同事在1935年初被捕，11 000名列宁格勒人被送去劳改营，他们在那里顶着极度恶劣的条件工作，为了帮助实现斯大林雄心勃勃的工业目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判监禁，又在1936年被改判并处死。到了1938年底，包括卡尔·拉狄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及阿列克谢·李可夫（Alexei Rykov）在内的“老共产党人”都被清洗了。在国外，内政人民委员会一边剔除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的托派人士（Trotskyites），一边跟踪托洛茨基本人。在苏联，刑讯成为提问的标准模式。列宁格勒州委的新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肢解了基洛夫的权力结构，参加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54位列宁格勒代表中只有两人被再次选中参加1939年的新一届大会。

谢尔盖·基洛夫被杀后的几年里，斯大林把这位列宁格勒州委负责人的被刺当作实行无底线激烈手段的借口。内政人民委员会在这位苏维埃领袖紧密又毫不留情的控制之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对党和人民的战争。牺牲者们被集中到标着“牛奶”或“蔬菜”的货车里，也被聚拢到运牲口的卡车里，送去劳改营，他们在那里因为寒冷、营养匮乏、疾病或绝望而死去，而斯大林说“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变得更快乐了”。肖斯塔科维奇有一句秘密祝酒词——“为生活不会变得更好而干杯”。第十七次党代会的近2000名代表中，有1100人在接下来几年间被枪决。1934到1938年，150万党员遭到清洗。那些帮助过也教唆过斯大林的人，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门领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顺次倒下，同时还有几千名内政人民委员会的探子们遭殃，他们知道得太多了。恐怖时代的高峰期，平均每天都有1500人被枪决。官方记录承认1937—1938年间有681 692人被处死，同时有多达300万人瘐毙监狱或劳改营。[40]数不清的苏联公民因为被指控参与，不管多外围地参与所谓的围绕谋杀基洛夫之凶手的阴谋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凶手对斯大林来说太有政治价值。阿瑟·科斯特勒回忆了党怎么教会他走路要小心，说话和思想要留神，因为深知他说过的任何东西某天就可能被用来针对他。他学会“避免任何原创形式的表达、任何措辞的个人化转折……意思的细微差别会被怀疑。语言以及相关的思想经历一场脱水处理”。[41]

擅使巧计、勇气十足又对一切都板着脸的肖斯塔科维奇顶风“作案”。他的第二部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基于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1865年的中篇小说而创作，该小说描写了一位很喜欢感官享受的女人被一些凶徒强行拉入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它本应是一出旨在庆祝俄罗斯妇女解放的四联剧的第一出。第二出原意欲聚焦于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图谋中起领导作用的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但肖斯塔科维奇放弃了该计划。《麦克白夫人》中一个设在警局派出所的场景是对斯大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的讽刺，他出席一次演出时对此感到恼火。1936年1月，这部歌剧被《真理报》抨击为“创造原创性的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企图”。该作曲家的第四交响曲在这样一种不宜人的氛围下竟被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采用，着实令人吃惊。事实上，在一位饱受惊吓的指挥带领下，历经十次恼人的排练之后，肖斯塔科维奇以它是“失败之作”为托词撤回了该作品，直到1961年都没有上演。这位作曲家1937年11月在爱乐乐团演奏厅勇敢地首演了叶夫根尼·姆拉温斯基（Yevgeny Mravinsky）指挥的《第五交响曲》，听众在演出中落泪，在演出结束后喝彩，为他们猜想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隐秘批评的东西给予了30分钟的大声欢呼。肖斯塔科维奇被约谈时以消除敌意的方式宣称，《第五交响曲》表现的是“充满全部感情的人”。[42]这年早些时候，作曲家曾被“大房子”（Big House）——位于里特尼大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总部——传唤。肖斯塔科维奇从1920年代中期以来就与图切哈夫斯基将军友善，因此他被讯问将军所谓的谋杀斯大林的图谋。在经过他与政府的坎坷关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被牵连进捏造的指控中，这意味着他的好运已经到头了。他被指示几天后再来“大房子”。他适时地与家人告别并准备好流亡。但他来到内政人民委员会总部时，却被开释了。中间这段时间，负责他的案子的调查官自己被逮捕了。[43]

尽管肖斯塔科维奇的幸运度显然与他的狡诈度和勇敢度不相上下，但他能逃掉这么多，后果还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没能逃掉。或许他被救是源于《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国际性成功——这位作曲家已经是一位国际名人。他给苏联电影配的斗志昂扬的音乐可能也起了作用。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个年轻人时，在列宁格勒各电影院为默片担任钢琴伴奏，这段经历加上他对爵士乐的热爱给他带来很多好处。他为1932年一部讲述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工人们对付一撮“破坏分子”的影片创作了反响热烈的《对策之歌》（“Song of the Counterplan”），斯大林——就像拿破仑对《马赛曲》的看法——知道他有了一件顶得上1000尊大炮的文化武器。肖斯塔科维奇尽管犯有路线模糊且严肃作品流于“形式主义”的错误，但在创作出一种好得一塌糊涂的能够鼓舞这个民族的旋律方面是靠得住的。[44]

图44　“大房子”：里特尼大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总部

爵士乐经历过20世纪初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流行，于1930年代再度时兴。衬着肃反和日益蔓延的激烈手段这张布景，人民被鼓励要快乐。[45]商店里出现了留声机。但也无法掩盖恐惧正在损害精神稳定这一事实，因为人民变得多疑和困惑，生活在无尽的惊吓之中。当人们恐惧于内政人民委员会的夜半敲门声时，任何日常生活表征都是幻象。令他们更加苦恼的是，列宁格勒的穷人们被满塞进筒子楼（kommunalki (5)），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家共用厨房和洗澡间，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忙什么。被迫过公共生活的人们被压缩到一种令人麻痹的孤立又孤独的状态。维克多·谢尔盖回忆道，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切有社会关联的人心里的谎言”变得“更加阴暗”。[46]人们向当局出卖心灵以求苟且偷生。如果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人有国家安全部门背景的可能性非常高。在这种充满不信任和出卖的氛围下，12岁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因为谴责自己的父亲在变成国家英雄。这个事件很可能是伪造的，但借由它所催生的诗歌、歌曲和剧作在为斯大林效劳。指控某人时，证据不是必需——只要削足适履就可以了。短语“他像个目击证人般撒谎”[47]变成了一个通用的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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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这件事苦苦压着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2月贵金属和宝石储备库（GOKHRAN）成立，负责收集贵金属和珠宝。彼得格勒有33家此类物品的存放所，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受命管理80位评估这些物品的专家。他的团队为1920—1924年的首轮变卖大潮汇集了12万件金银宝贝。1928—1931年的第二轮变卖大潮中出售了画作，包括来自艾尔米塔什的精品。这家博物馆在1923年私人收藏国有化之后拥有数量巨大的新宝藏，而彼得格勒的施蒂格里兹博物馆被关闭。[48]

考虑到当时西方金融的不稳定，这并非最恰当的变卖时机，然而该方案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外贸委员会和驻扎在一些外国首都的有点爱耍花招的苏联贸易代表团，接触了一些有兴趣的买家。一场轰动一时，拍卖价格惨淡的拍卖会1931年5月在柏林举行——256幅画作只拍出60万美元多一点的价格，其中包括凡·戴克的重要肖像画、克拉纳赫的《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伦勃朗的《井边的基督与撒玛利亚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at the Well）。在美国，维克多·哈默（Victor Hammer）与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担任法贝热珠宝的纽约销售代理。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伦（Andrew Mellon）买下了来自艾尔米塔什的21幅油画，包括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和伦勃朗的两幅重要作品。梅伦在华盛顿建立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时，上述画作是他捐赠给美术馆的画作的一部分。其他有兴趣的各方也主动响应。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从苏联的纽约贸易代表团处获得了普桑的《维纳斯诞生》（Birth of Venus）。伊拉克石油公司亚美尼亚血统的英籍总裁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仅花3万美元就获得了一幅伦勃朗的肖像画。

为了提高苏维埃新首都的声望，400幅画作从冬宫转移到莫斯科的普希金美术博物馆（Pushkin Museum of Fine Arts）。作为补偿，艾尔米塔什接收了100件非凡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及20世纪初期的作品，它们是莫斯科商人谢尔盖·休金（Sergei Shchukin）和伊万·莫罗佐夫（Ivan Morozov）的藏品。其中有凡·高、高更和塞尚的重要油画，还有马蒂斯（Matisse）那幅高大而崇高的杰作无疑的《舞蹈》（The Dance）。1932年，这些新获之作被纳入新语境。后印象主义作品作为来自“腐朽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例证而展出。毕加索和马蒂斯——被恰当地安上了借自通俗文化的视觉词汇——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绘画例证。它们是博物馆进行马克思主义重构的重要部分，经过重构，18世纪初期的法国艺术被看作来自“封建社会解体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绘画。[49]

斯大林时代，列宁格勒人那生机勃勃的文学图景被剥夺了生命力。1934年参加第一届苏维埃作家大会的700人中，只有50人活到参加20年后的第二届大会。造成这种局面的有疾病、老迈和战争……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尖刻的与某人有关的诗，对这个人来说，“每次杀戮都是款待”，他的法则就是“乱踢，如同马蹄铁打在头上、眼上或腹股沟上”，他那一众逢迎之徒宛如“长须蟑螂抛媚眼”，而话语“从他唇间滑落，终要成为指导性砝码”。这首诗抄在碎纸片上流传，或者以更安全的方式，口耳相传。[50]但是内政人民委员会到处都有耳目，所以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了。他免于被立即处死，于1938年被流放到一座劳改营，在那里试图自杀并终于去世。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作品被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秘密写作。安娜·阿赫玛托娃像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一边大胆地反对“无声的暴政”，一边设法生存。与此同时，同志们乐于阅读关于五年计划的廉价书刊，比如《斯大林拖拉机厂的人们》（People of the Stalin Tractor Works），或者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Peter the First），它用斯大林的形象改造了圣彼得堡的奠基人。不管怎样，到了1939年，成年男性的识字率令人印象深刻地达到94%，像《真理报》和《消息报》这种刊载被许可内容的印刷品，从1927年略低于1000万份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份。[51]

赛马会是革命前圣彼得堡唯一的大众体育赛事。1930年代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给炫耀苏联力量的盛大游行增添了力与美。足球以及击剑和划艇都变得流行。[52]运动俱乐部开张，娱乐活动勃兴，为了使一群处境艰难的人民有得消遣。革命初期曾被抨击为庸俗、残忍又有损身份的马戏表演在1919年国有化，变得十分流行。指挥们依旧身着白色燕尾服登场[53]，在基洛夫剧院，由白领工人和党内精英组成的观众能够看到俄罗斯最伟大的芭蕾舞女演员中的一位。她的父母都是舞蹈家，她还记得自己4岁那年在马林斯基剧院观看《睡美人》的演出。丁香仙女登场时，她尖叫“是妈妈，我妈妈”。她也记得大约7岁时，也是革命全力进行中时，她的父母为了努力将他们的艺术介绍给人民而在电影开场前为观众免费独舞。加林娜·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1928年进入芭蕾舞团，首次登台的角色是弗林达公主（Princess Florinda），继之又是一场出演《天鹅湖》奥杰塔/奥吉丽娅的轰动性演出。她的妈妈在观众席。她没尖叫，但当演出进行到第三幕那段出名困难(6)的32次挥鞭转（fouettés）时，她起身去了包厢的后部，默默为女儿祈祷。乌兰诺娃继续她伟大的职业生涯，先在基洛夫剧院，后在莫斯科的博利绍伊剧院。[54]

哪怕努力用苏维埃节庆取代宗教，教会依旧对人民那被困扰的灵魂有着强有力的所有权（claim）。圣以撒大教堂已经变成一座“敌上帝”博物馆，夏宫的大教堂被用作电影院，不过各种基督教宗派仍在对列宁格勒的人民施加咒语。1937年五一节与复活节重叠时，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庆祝活动奋力对抗着复活节弥撒的丰富性。[55]超过8万人涌入列宁格勒残留的教堂，然而还有10万失望的信众聚集在外面。政府开始无法容忍这样的公然对抗，斯大林不仅毁坏教堂，还将神甫们流放或关押。

苏联城市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在列宁格勒，正如他们曾被最后的几位沙皇谴责为革命者，斯大林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视他们为希特勒的间谍而加以瞄准。犹太人知识分子构成党内精英的重要部分，他们被憎恶，并被表现成公审大会上备受瞩目的牺牲品，这种公审大会持续到斯大林死去。[56]反犹主义能解释斯大林为何出台一个奇怪的计划，把远东西伯利亚的一块地方转变为“犹太人自治区”，以此清除苏联西部的犹太人。划定的这个地区比罗比詹（Birobidzhan）约有英格兰一半大，位于荒凉地带，易于遭受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可能进攻。

1930年代将尽时，室外高音喇叭不加稍歇的嘶嘶声无间断地喷吐着党的宣传，公共场合的背景音乐污染着列宁格勒的街道。未成年人犯罪增加，流氓行为持续。澳大利亚访客贝蒂·罗兰德（Betty Roland）提及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会把寓所洗劫一空。另一方面，她对于能持续把冰冻的涅瓦河当作一条大路和一个娱乐场所感到入迷。她注视着红军士兵在滑雪板上演习，而在陆地上，泛光灯照明的网球场变成了溜冰场。她也注意到在隆冬时节，机灵的列宁格勒人等电车时为了取暖会站在城市供热系统的通气阀处。她还目睹了一桩泛着旧日圣彼得堡余韵的事件。冬宫为外国买主举办了一场皮毛拍卖会，在访客们检查摆设在舞厅的白貂皮、黑貂皮、貂皮衣和狐皮之前，有大把的人“喝酒，敬酒，豪饮并狼吞虎咽”。[57]

图45　1936—1941年建造的布尔什维克之家的中楣中段，面朝列宁格勒南部的莫斯科夫斯卡娅广场（Moskovskaya Square）

随着恐怖的三十年代走向一个一引就爆的未来，列宁格勒被列为特别防御区，因此包括外交官在内的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居住此地。乌娜·伯奇（Una Birch）即波普–亨尼西夫人（Dame Pope-Hennessy）是封港令之前到达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员。她来拜访1915—1918年间主管彼得格勒英俄医院的缪丽尔·佩吉特（Muriel Paget）女士。波普–亨尼西夫人与佩吉特女士享用了有“红棕色小龙虾、灰面包片、一罐酸奶油、一些黄油和一碗短胖小黄瓜”的一顿美餐。她对彼得格勒那边色彩明亮的清真寺以及加夫里尔·巴拉诺夫斯基建造的俯瞰涅瓦河北部支流的佛寺表示惊叹。但她沮丧地发现，著名的涅夫斯基大街已经更名，所剩无几的那些时尚物品被迫在“10月25日街”上辗转。德拉莫特建造的华丽的尤苏波夫宫中，一排排铁床塞满房间和走廊，成为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客座工程师的宿舍。施吕瑟堡要塞已经任由它荒废。工人们不想修复它以作为沙皇暴政的证据，他们抗议说自己已经受了太多苦禁不起再折腾。到处都有“赶不走的横冲直撞的”飞虫，要用平纹细布盖食物。不过——尽管有新的以及常年以来的不便之处——乌娜夫人还是总结说：“人们高兴地看到，列宁格勒还是彼得堡，更穷，更破落，但轮廓未变。”[58]

(1)　指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一段时期，这时期爵士乐和爵士舞在全美盛行。

(2)　波吉亚家族是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Valentia）的意大利——西班牙联姻贵族家族，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他们在15和16世纪的教会事务及政治事务中表现突出，出了两位教皇。

(3)　普热恩是俄文“project for the affirmation of the new”（肯定新事物计划）的首字母缩写。

(4)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与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是1933—1949年出演了很多歌舞片的偶像舞蹈组合。

(5)　这个俄文词的字面意思是“共同公寓”，它的格局和居住方式跟中国的筒子楼一样，所以下文都译为筒子楼，听起来更熟悉。

(6)　原文是“infamous”亦即声名狼藉的，在这里意思应该是，因为难度大而恶名远扬。

第十四章　最黑暗也最美好的时光　1941—1944

“我们有23年都被关在死囚牢房……但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期的伟大终局。”这则日记是傀儡戏艺人柳博芙·沙波利娜（Liubov Shaporina）在纳粹于1941年9月开始轰炸列宁格勒之后几天所写。[1] 60来岁的沙波利娜熬过了饥荒、战争、革命、内战和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那场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中最自毁长城的方面之一，是斯大林处决了苏联最高司令部的512名成员，其中包括平定喀琅施塔特叛乱的内战英雄图切哈夫斯基元帅，他因为所谓的策划武装政变而先遭拷问再被处死。[2]在一份从德国购买的伪造的文件中，图切哈夫斯基以伪造的痕迹被指控，明显是遭到构陷。希特勒的目标是，借所谓政变曝光后必然继之而来的肃反来削弱苏联军队。这样希特勒就能不愁苏联的介入而在东欧为所欲为。

1937年亦即图切哈夫斯基被处死的那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史诗性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发行，该片讲述了13世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入侵的故事，并以此不懈地就德国人入侵的危险提出明确警告，片中点缀着对苏联功绩的颂扬，并激励人们振奋起来抵抗侵略。斯大林——未获更了解局面的将军们的警示——于1939年8月23日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这对共产党人和全球的同路人来讲不啻晴天霹雳。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人道》（Humanité）宣称，它表明了斯大林为阻止战争的最后努力。对阿瑟·科斯特勒来说，它是“他幻觉的葬礼”。奥威尔（Orwell）《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那头年轻的猪“嘎吱”（Squealer）会称它为“策略，同志们，策略”。斯大林自负的偏执症仅此一次抛弃了他。

1939年11月到1941年3月之间，斯大林与芬兰为了领土打响冬季战争。列宁格勒被证明是个靠不住的军械库，它的工厂因断电而频遭削弱。食物依旧短缺。人民嚷嚷着要求配给，却换来价格上涨。工作条件变得恐怖，因为上级们奋力要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的不可能达到的定额。稍微迟几分钟到达的雇员们就被送上法庭。在纳粹入侵前一年，八个月时间里，超过14万列宁格勒人在为扼制旷工而误入歧途的努力中被判劳动改造。[3]

冬季战争令12.5万至20万苏联士兵丧命，芬兰人则丢失了拉多加湖和芬兰湾之间的领土。[4]就在斯大林如此这般无暇他顾时，希特勒图谋进攻。1941年春，纳粹在斯大林的西部边界聚集了庞大兵力。丘吉尔提醒克里姆林宫警惕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特工送去侵略即将发生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叛逃的德国士兵们也在警告苏联人。叛逃的德国士兵被当作间谍枪毙。

1941年6月22日凌晨3：15，德国人跨过布格河（River Bug）。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开始了。苏联边境守军感到吃惊。斯大林——罔顾警告，罔顾苏联领空有德国空军出击——感到吃惊。这位惯于反应过速的苏维埃领袖现在却躲在克里姆林宫，直到7月3日才发表官方声明。他被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入侵搞到目瞪口呆：5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加上550万大军，沿着3000公里长的国境线扫荡苏联领土，[5]在战役的头六个月里攻城略地并俘虏300万战俘。希特勒打算奴役斯拉夫人，并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荒原之中。他想要南俄罗斯富饶的农田、巴库的油井、一个黑海港口和生存空间（lebensraum）——第三帝国的扩张空间。列宁格勒的船坞、工业和军工厂会成为奖品，但带着狂热特质的希特勒想把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从地球上抹去。

6月22日的头几个小时里——瓦格纳的《罗恩格林》（Lohengrin）在基洛夫剧院上映的那夜——苏联船只在波罗的海被鱼雷炸沉，外国飞机出现在列宁格勒上空。这是一个明朗的极昼之夜，该城的高中学生正在庆祝毕业。凌晨4点，一支苏联分遣舰队从维堡地区匆忙赶来追踪德国空军。5点，德国领事宣布，德国与苏联在交战中。莫洛托夫（Molotov）通过广播宣称没有任何预警。爱国歌曲整天播放，而且24小时之内就有10万列宁格勒人志愿捍卫祖国。[6]

导览书、地图和相机都被当局没收。街道名牌和方向指示牌都被拆除或涂抹。民防组织被迅速动员起来。驱逐“人民公敌”——德国人及芬兰人、少数族裔和老资产阶级——加上征兵以及儿童占三分之二的近65万名居民撤离，列宁格勒的人口在进入9月时缩减到约250万，此时城市被紧紧包围。撤离行动充满混乱和危险。有些选好的目的地位于德军推进的直线上，火车被斯图卡（Stuka）式俯冲轰炸机不断骚扰。[7]

整个夏天，几千名男人、女人和青少年都在挖战壕和坦克陷阱，以保护进入列宁格勒的西南通路。同时在建的还有第二防线，从夏宫向东南延伸到加特契纳，再向东北延伸到科尔皮诺（Kolpino）。第三道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预备在城市边界线上。就算夏季的风暴阻碍了德军的推进，涅夫哥罗德还是陷落了。然后是位于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线上的丘多沃（Chudovo）。在城市西侧芬兰湾海岸一线，只有宽60公里的“奥拉宁鲍姆区域”（Oranienbaum Pocket）凸出来对抗着入侵者。北面，芬兰人已到达拉多加湖。经过几周的败仗和沉重损失，斯大林命令惨败的海军在8月最后一周从塔林撤退。许多船只沉没，大批人员丧生，而列宁格勒处于几乎没有防御的状态。9月8日，纳粹抵达拉多加湖南岸，施吕瑟堡被攻占。[8]随着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不断收紧，纳粹的意图已一览无余：“任何投降的请求……都要直截了当地拒绝，因为供养和喂饱这些人口的问题不应当也无法由我们解决……我们对保留这座大城市平民人口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兴趣。”[9]

工业机器的撤离在入侵头几周就开始了，到铁路和公路被切断时，近100家军工厂和超过15万名工人已经向东转移。一旦纳粹突破，毁坏近6万个战略目标的计划便会付诸实施。枪炮被从喀琅施塔特的船只上取来以守卫城市，紧急撤离舰队的应变计划也准备妥当。窗户被用带子绑起来，然后盖上木板。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这座城市骄傲的力量象征，被用沙袋围堵再用木板封住。[10]亚历山大柱被用木头支架封装起来，但柱子顶部的戎装天使亚历山大雕像露了出来，直指天际。阿尼奇科夫桥四个桥头的骑手像，被用圆木做的滚轴滑过喷泉河，并滑入附近的亚历山德林斯基花园（Alexandrinsky Gardens）埋了起来。一部古滕堡《圣经》、一部早期的希腊文《旧约》以及普希金的书信，被从涅夫斯基的图书馆移走。科学院中最珍贵的手稿也被转移了。艾尔米塔什的主管人一俟莫洛托夫6月22日对全国讲话，便开始把画作移到加固的珠宝间。六天六夜无间歇的打包奋战开始了。小画被放在用布做间隔的大箱子里，大的帆布油画被卷了起来。7月1日，近50万件珍宝装进22节货运车厢运出城市，而一辆装甲车藏着最珍贵的物品。7月20日第二列火车驶出，含23节货车车厢和100万件物品。但是在第三列火车能够装上350只封口的大箱子之前，德国人就控制了铁路，因此这些箱子被留在了冬宫。[11]

由于德国人推进神速，周边各宫殿的清撤工作不那么成功。在加特契纳，他们把雕像埋在园子里，把珍宝用砖砌在广袤的地下室里。但许多陈设品不得不留在原位。一位机敏的主管人在离开的那一刻抢救了一册包含夸伦吉、罗西和沃罗尼欣设计草图的卷宗。后来遭受围困时，《列宁格勒真理报》（Leningradskaya Pravda）刊发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入侵者正怎样洗劫夏宫的镀金塑像、拆除拉斯特雷利建于皇村宫殿的琥珀厅镶板，且破坏各座宫殿。[12]挂毯被刻上纳粹的万字符并挂在德国人的碉堡上。

列宁格勒的街道被严重损害。但最初不是德国人干的。居民们用尖利的混凝土凿子和一簇簇水箱的短隔梁给大街和空旷地带留下疤痕。他们挖两米深的堑壕、深沟和防空洞来安置枪炮。战神广场架起六组防空用的排炮。拦截气球（barrage balloons）在空旷地带升起，并像巨型热狗一样在街上溜达，这些街道已经为军用卡车、旧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而清空。入侵的头几周，超过320个拦截气球被部署在城市上空2—4千米的高度。被护送穿过城市的也有德军战俘，他们引起了好奇和不解。时常有人凑上前去啐他们一脸。[13]

图46　架在彼得与保罗要塞一个防御工事的空防声音接收器

最奇异的一道景观是“监听器”排炮——四根一组的巨大的立体主义风格的管子在听到轰炸机靠近的声响时便扫掠天空。空袭警报进行了测试，让人们赶紧跑向不完善的掩体并在半夜中断睡眠。9月4日即轰炸的首日，德国炮手借着打击火车站和工厂证明了他们的知识与可怕的准确度。两天之后，第一批炸弹落在涅夫斯基大街，毁坏许多建筑并炸裂一根水管。主要的食品仓储站巴达耶夫（Badaev）仓库在8日与10日被击中。[14]天空中云层迅速增厚，变成壮丽的琥珀色，又在早秋薄暮的阳光中被镀为青铜色。接着一架邪恶的直升机刺穿了这幅壮景并模糊了景致。油站被付之一炬。[15]9日，德军飞机的袭击变得更持久，炮弹重重地打击着这座城市，地动山摇。令人窒息的烟尘从烧毁的建筑上盘旋升起。黄色的火焰卷过黑色墙壁。9月19日，贸易中心被击中，100位购物者丧生。医院和市场都是目标，还有城市南部密集的工厂，它们靠近德方前线。头一个月里，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大学和艺术研究院都被击中。一枚炮弹重创了基洛夫剧院，而生死攸关的发电厂被反复打击。[16]

一开始你听到“敌军炮弹的飕飕声，然后是呼啸声，爆裂声，一栋建筑倒塌时响雷般的声音”，接着是隆隆的回响。9月14日，少女莱娜·穆欣娜（Lena Mukhina）在她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早已司空见惯的次序。[17]随着公寓倒塌，人们的浴缸露天搁置，而门不知所踪。大家组成人链来抢救尚且完好的东西。某次轰炸过后，随着有化学气体的厚云散去，钢琴、灯具和缝纫机组成的奇怪拼盘堆在街上，挨着他们不知所措又无家可归的主人。一对夫妇看似在拥抱。然后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放到了地面上。建筑物燃烧数日。一座座火山嘲笑着日渐加重的寒意。

人们磕磕绊绊地越过散落的砖块摞成的不稳当的小丘，穿过烧焦的横梁组成的林子，以及碎木头和带锯齿的碎玻璃组成的未来主义风格的爆炸现场。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的地面，以避开不熟悉的危险，比如碎砖、弹壳、尸体。随后几个月里，幸存者能够不多看第二眼就避开这些障碍。缺乏油脂和食糖的人们变得易于晕眩[18]——就像被闪电战袭击的建筑——看起来摇摇欲坠。莉迪亚·金茨伯格（Lydia Ginzburg）在日记中记下了多么容易失去平衡，哪怕是系个鞋带这么简单的动作。身体“失控地打滑”，想要“像只空口袋一样摔进某个不可测的深渊”。[19]人们发现自己呼吸短促，慢慢地想知道，为什么最简单的事都要费牛鼻子力气。他们逐渐对一向令他们着迷的东西失去了兴趣。有些人抱怨耳边有持续的嗡嗡声：广播的聒噪、飞机的轰鸣、空袭警报的呼啸，或者某种不间断的紧张感敲打出的一种无法言传的耳鸣。牙床开始肿胀。在领食物的队列里，熊猫眼又面部浮肿的幸存者们耐心等着一份自7月实行配给制以来已经五次减量的面包配给。当一种相当合理的思想啃噬着精神——德国人可能比斯大林更可取——决心的破裂是可以理解的。画着他们领袖面容的图像从墙上幸灾乐祸地——带着那抹皮笑肉不笑的笑意——盯着他自己搞出来的困境。纳粹万字符穿过房屋的断壁残垣飞溅开来。不过，列宁格勒人对牺牲与贫乏的熟悉感帮助他们加强了决心。诗人奥尔嘉·贝戈尔茨（Olga Berggolts）1930年代曾经被捕并被打到流产，现在她在地方电台朗读着宽慰人心也鼓舞人心的诗歌。[20]

10月中旬下雪了，大约就是电站燃料开始不足的时候。舞蹈家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Vera Kostrovitskaya）观察到，人们变得“只能通过写着数字125的一张小方纸票来知晓是哪天和星期几”，这张纸票标志着下一份配给品，“一小块长绿霉的褐面包，其中一半是木屑”。[21]面包师被迫找到各种替代品。面粉不足就加入从磨坊的墙壁和地板上刮下来的粉尘作为补充。做一条面包所需要的面粉中，近半数由麸子、油料作物榨过的种子以及松木片中提取的木纤维替代。[22]荞麦粥让许多人得以生存。一种人造“肉冻”是用木匠的胶水制作的。它尝起来像是真的，因为木胶是通过熬煮动物的蹄子和角而生产的。工业胶水糊精就不那么可口，还容易把人的牙齿粘在一起。在家里，人们从剥落的墙纸上刮擦干胶。他们从餐桌的缝隙中挖出布满灰尘的面包屑，从帽子上刨出皮屑，从旧皮带的里侧剥出软皮。药就是酒，护肤品被消耗一空。人们啃家具，嚼衣服。莱娜·穆欣娜，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列宁格勒第三十学校的一名学生，“饿得如此厉害。我胃里是一种恐怖的空虚感。我非常非常想念面包。我想死它了。眼下我觉得自己好像会用任何东西填饱我的胃”。[23]一架贝希斯坦（Bechstein）钢琴的报价是“几条面包”。到10月末，死尸横陈街头。[24]

石蜡用完了，人们烧溶剂和杀虫剂。自制的金属炉子用被炸毁的建筑物上取下的木头、旧书或坏掉的家具当燃料。11月中旬那些被许可用电的机构里使用的是低度灯泡。到了11月底，白天禁止家庭用电。[25]供水系统和下水道设施都被炸过。废弃的房间被用作厕所。不可或缺的是一只圆筒状长柄勺，可以从厚厚冰面上凿出的洞里舀水。雪被压紧后，儿童雪橇也有用。街上的每个人身后看上去都拖着一大捆东西：水、燃料、一些从炸得无家可归的生活中收集起来的财物、一具尸体。每个人看着都在移动，但却无处可去。

有些人饥寒交迫到只好在一段短途之中坐下来，不能或者不想再起身，就这样冻死。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路过一个人，他“在去芬兰车站的路上累了，就坐下来。在我来来回回往返这家医院的两周时间里，他都‘坐着’，没有背包，没有破旧衣服，穿着内裤，赤身裸体，一具内脏被拉扯出来的骸骨”。[26]

1941—1942年的冬天是严酷的，12月的一周之内就有差不多850人死在街上。5万多人在这个月里因为饥饿而死，这座城市的死亡数目在1月达到峰值，超过10万人，2月也是峰值，进入3月和4月才逐渐回落。医务护工昼夜工作。瓦伦蒂娜·格罗克霍娃（Valentina Gorokhova）记得她的医院完全没有准备。“病房里的温度在零下。药品都冻住了……伤员两人挤一张床。”“职员与医生穿着冬季外套工作”而不是穿制服，用被单当手术室的束腰外衣，确保“背部、双臂和手腕处有手术器具”。[27]

1942年1月中旬，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莱娜·穆欣娜绝望了。“商店是空的，灯光不亮，没水，厕所冲不了。”一些散落街道的尸体被裹了起来等待埋葬，其他人用呆滞的目光盯着，枯黄的面庞衬着降落的雪花宛如幽灵。[28]作为对彼得大帝出殡队伍的阴郁无望的模仿，分散各处的个体纷纷用雪橇载着一口棺材或一具尸体穿过冰封的涅瓦河来到一个公共墓地，公墓有工人用鱼钩把尸体吊成平行线，以确保最大利用率。新的停尸所建起来了，2月有25 000具身体堆在皮斯卡列夫斯基（Piskarevskoye）公墓，堆叠成200米长、2米高的几列。[29]

由于270家工厂关闭而其他工厂几乎无法开工，所以往常的污染没了，这个冬季美得令人震撼，带着那份曾令宫廷画家罗伯特·科尔·波特的双眼愉悦又眩晕的清新。雪花像戈蒂耶那“压碎的大理石”般铺着。[30]废弃了的蜘蛛丝结成的网，因为霜冻而有一层轻柔的毛茸感。然而在一切美丽之外，金茨伯格评论说，这寒冷中，“手指倾向于弯曲，并且在某种可能的姿势下被冻住，然后手就没办法抓握。于是它只能当手掌用，像个残肢或棍棒似的器具”。[31]

每件事都很耗时。艾尔萨·格莱纳特（Elza Greinert）描述了为她故去的丈夫等一口棺材。1942年1月14日，她“去诊所登记鉴定书，从8：30排队到2：00”。17日，她无法“得到棺材，因为他们有人拳脚互殴而你还是得站在队里”。最后她在她的楼里找到一个人，用她自己的材料做了一口棺材，“收取了400克面包和50卢布现金”。[32]金茨伯格面对挫折与耽搁仍坚称行动的战略重要性，而不是仅仅被动反应。[33]伴随着无尽的苦难与死亡，在大多数事情发生时完全的日常状态看上去近乎残忍。空袭开始时，人们不让自己烫过的头发被弄乱。生活尽可能以最佳状态进行。

马匹在街上倒地身亡，一群人围上去把肉砍下来，用勺子把碎屑挖下来。如果你爱自己的猫或狗，那让它们乖乖待在屋里。可是这样或许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当军队成员去寓所里收集死人时，他们有时发现死者肢体缺失。一位少年用斧头砍死祖母，吃她的内脏。另一个人把一具未埋葬的尸体清扫一番后剁碎。人肉黑市开张了。

俄语对吃已死之人的肉和消费故意杀死之人有明确区分，前者叫“trupoedstvo”，后者叫“lyudoedstvo”。当幸存者处在危急关头时——遭遇围困、饥馑和船难——前者可以是正当的。但是有人滥用这一条，于是被逮捕，从1941年晚秋到1942年12月有2000多例。[34]这些罪犯中的多数都是没受过教育的或目不识丁的。奥尔嘉·贝戈尔茨听说有对夫妇吃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诱骗并杀死了三个人。在别处，一个周岁的孩子被宰割，喂给她2岁的姐姐。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诉诸这种极端手段。斯莫尔尼宫的州委的自助餐厅在围城的第一个冬季里全程供应炸肉片和小馅饼。[35]党的领导们的诊疗所提供可选择的食物和得体的医疗待遇。城市领导们在城市北面的树林里有一处休养所，那里能吃到羊肉、鸡肉和鱼。[36]内政人民委员会吃得挺好，1943年城市仍被围困时，委员会安排上级官员每年享受5000—6000卢布的食物补贴。[37]整个围城期间，腐败的上级人物安排不公平的食物分配，还用一种完全出自果戈里《死魂灵》的骗术——人们获得的配给卡上写的名字属于那些奔赴前线的人或撤离到东部的人。大家甚至希望，家里如果有个人就要死了，最好能在1月1日以后再死，这天是发放新配给卡的日子。[38]面包店的员工被大肆贿赂。食品行业的工人偷盗大量供给品。一家店的三个负责人因为偷窃700公斤食品而被捕。青少年——通常是孤儿——在人们离开面包店后抢夺他们买到的东西。有些人又以告发为要挟，侵夺小偷偷来的东西。[39]人们为了食品杂货或配给卡而杀人，1942年上半年，有1200人因此被捕。内政人民委员会向莫斯科要增援。食物犯罪需要他们投入大量时间，而他们还有其他要关心的事。[40]从围城之始到1943年夏，近4000位市民被判犯有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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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第一个冬季，“生命之路”救助了那些等待救援的人。11月初，随着湖水开始上冻，穿越拉多加湖南端的驳船运输停止了。通往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条铁路线因季赫温（Tikhvin）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被切断。11月17日，拉多加湖的冰有10厘米厚，对任何交通工具来讲都还太薄。不过随着气温下降，很快雪橇甚至卡车都能试着通行了。零下5摄氏度时，厚达15厘米的冰层——能支持一匹马拉一架载重一吨的雪橇——耗时六天可以形成。而一辆载重一吨左右的卡车需要20厘米厚的冰面。

11月20日，零下12度，冰层18厘米厚，疲惫的马匹拖拉着雪橇从卡博纳（Kabona）出来，开始20—30公里的行程，穿过北极圈的白茫茫天色前往奥辛诺维茨（Osinovets）。交通管理员和囚犯分散在这条路沿线，测试冰面，维护道路，并收到用来支撑他们的必要的伏特加。虚弱到不足以完成这段旅程的马匹被枪杀，用马肉喂养这座城市。两天后，冰面厚到可以让60辆卡车启程穿过拉多加湖一路向前——经由陆路穿过芬兰人前线和德国人前线之间由苏联控制的封锁区——进入这座挨饿的城市。卡车与卡车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同时也拖曳雪橇，好增加载重。在水雾结冰且暴风雪咆哮的时候，能见度经常低至几米。德国人的炸弹雨点般降落，直直地穿过冰层在湖底爆炸。冰面破裂时，管理员就调整路线。但裂缝经常被纷飞的雪片盖住，于是卡车沉入碎裂的冰面时就失去了踪迹。一支德国攻击队踩着滑雪板从施吕瑟堡出发来破坏这条“生命之路”，但被击退了。努力了这么多也坚持了这么久，可是在11月的倒数第三天，只有够这座城市吃两天的面粉能送到。莫斯科命令妇孺老人搭载穿过湖面返程的空卡车撤离。虽然城里局面残酷，但很多人不愿离开。这段旅程艰难苦险。到奥辛诺维茨的50公里铁路行程要花上好几天。许多撤离者极度虚弱，在乘着卡车蜿蜒通过湖面时直接摔了出来。每天早晨，交通巡逻兵都能收集到婴儿的尸体。许多确实通过湖面的人又在接下来的艰苦旅程中死去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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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摧毁或改造教堂的运动下，艳丽的救世主大教堂的获救却正有赖纳粹的入侵。这座城市的其他许多教堂仍保持完好，而神甫们许以希望并力主抗战。入侵一开始，神职人员强大的吸引力便迫使斯大林认识到，教会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是个有用的盟友。围城期间的每一天，大主教阿列克谢都绕着列宁格勒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行走一圈，高擎一幅圣像保护他的子民，并藐视德国轰炸机。[42]但是在用甜菜汁代替圣酒做弥撒的情况下，似乎除了奇迹再无他物能让彼得之城的命运发生转变。

人民在饥饿中死去，纳粹在猛攻这座城市，天气却有所改善。随着春天来到，冰消雪融，极度虚弱的人成群结队地联合起来努力清理碎砖、尸体、粪便和被毁坏的生活所留下的一切破碎痕迹。伤寒和痢疾爆发了，许多人死于他们平生仅见的最严酷的冬季所造成的后果。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随着列宁格勒的绿色空地变成小块菜地，新的决心萌发了。幼苗被分配，锄头和独轮车也有供应。叶卡捷琳娜大帝位于小艾尔米塔什一楼的空中花园，种植了甜菜、菠菜、卷心菜和胡萝卜。[43]春去夏来，卷心菜像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般占领了圣以撒广场。到1942年秋，这座城市已经在它布防的草地上种植出足够自己维持四个月生计的食物。人们开始正常进食，有些人吃得太激动了，竟使自己得了重病。市场开张，吸引了投机者和高价格。再度听到客运电车高低起伏的嘎吱声，但对绷紧了神经的人民来说，货运电车是令人不安的。莉迪亚·金茨伯格评论说，它们在轨道拐弯处的急刹车声听着就像“防空警报”。[44]拉多加湖面上用驳船进行撤退的工作重启，更多供给品被运来。当电缆和一根输油管铺设在湖底后，在这座步入第二个被围困之年的城市生活看似比较有可能了。

图47　自豪的收获者。围城期间圣以撒广场生长的卷心菜

收音机节拍器带来的听觉轰炸，通过城里1500个街道喇叭而持续滴答作响，当轰炸机在路上时加快节奏，当它们离开时节奏放缓。[45]全城各个寓所安装了40万只喇叭，通过一天两次新闻公告，让居民差不多能跟进时事或接收局部通知。[46]除此之外，广播中播放的爱国歌曲和古典音乐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精神。两位音乐巨匠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响应。一位完成了一部歌剧，1957年才在莫斯科首演，对战争来讲已经事过境迁。另一位谱写了一首交响曲，向世界大声疾呼列宁格勒的困境。

谢尔盖·普罗可菲夫顶着在国外度过那么久所引起的怀疑，靠一曲作为爱森斯坦爱国主义史诗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配乐的振奋人心的大合唱，而将功折罪成为苏维埃作曲家。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冬季战争的黑暗日子里于基洛夫剧院首演，加林娜·乌兰诺娃有些不情愿地担纲主演。虽然她有个出了名的断言，称“再也没有比普罗可菲夫为罗密欧写的音乐更悲伤的故事了”，但是朱丽叶是她塑造的最具表现力的人物之一。普罗可菲夫正是在为随即上演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工作期间，首次想到要写一部立足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歌剧。作曲家觉得“将拿破仑军队从俄国土地上驱逐”的故事“格外切题”。的确，这部小说随一部战时出版物重版，仅在列宁格勒发行量就达50万册。[47]普罗可菲夫这部强有力的歌剧，与其中充满蔑视性的合唱选段，和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斗之前的宣言“没有比我们更伟大的人民”一道，是为战时观众而写的。[48]1943年在彼尔姆完成的这部歌剧本应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旋律，然而演出这样一部作品所需要的资源被证明过于可观。[49]就连一首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也是勉强登上它所题献的这座城市的演奏台的。

肖斯塔科维奇1941年秋季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其时他正在民防旅担任消防员。10月，他与家人被迫撤往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在那里完成了这部作品。它于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由博利绍伊剧院管弦乐团首演，并通过广播传遍苏联。三周之后，它在莫斯科上演，乐谱被拍成胶片，经波斯与开罗空运至伦敦和纽约。亨利·伍德（Henry Wood）6月在伦敦首演该交响曲，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的表演令作曲家不快——7月在纽约的无线电城（Radio City）举行美国首演。这一年结束前，美国全国还有62场演出。在作曲家的故乡，这座缺乏食物与动力的城市，《第七交响曲》的演出道路充满挑战。

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已经撤离，因此当乐谱流入时，全城张贴海报招募演出者。双簧管吹奏家克赛尼娅·马图斯（Ksenia Matus）想参加，却发现她的乐器生锈了。她带着它去修理，费用是一只猫。修理员声称他已经吃了五只。痛心的演奏家回答说再也没有猫、狗或者鸟活着了，所以这位工匠收取现金来修理双簧管。从城外乡村前来的音乐家们带着通行证，上面写着“为演奏《第七交响曲》获准进入列宁格勒”。[50]演奏者们到来时，脸庞肮脏或爬满虱子，指挥卡尔·埃利阿斯贝格（Karl Eliasberg）对这样的响应感到失望。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人数少于这首乐曲所指定的，而且每次他们来排练时都会被诸如“我们还剩下几把小提琴？”或“我们刚损失了一位巴松管演奏者”这类话语问候。然而，这首交响曲1942年8月9日在列宁格勒演出，这一天正是希特勒原计划在阿斯托利亚旅馆庆祝该城陷落的日子。音乐会当天，德国炮兵阵地被轰炸了一番，以努力确保用全城的高音喇叭转播演出时所需的安静。喇叭的响声甚至传到列宁格勒防线以外，直到靠近城市的纳粹营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几年，埃利阿斯贝格接到一些德国士兵的致谢，他们曾在1942年坐在那些围城堑壕之中。他们聆听了这首交响曲并泪如雨下，意识到他们绝对无法获得列宁格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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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进入第二个冬季时，炮弹造成的破坏已经令城市风貌变形。老施蒂格里兹博物馆的玻璃圆顶已经被炸。爱乐乐团小演奏厅的正立面被一枚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冬宫被击中。一枚一吨重的炸弹落在皇宫广场，玻璃爆裂，柱厅（Hall of Columns）和约旦楼梯有多个张开大口的洞。围城期间一场最超现实主义的奇观是为来自前线的士兵提供的一次穿行艾尔米塔什各个冰冷的画廊的导览。他们停在裸露的墙上那些褪色的矩形架和空荡荡的画框前，导览员深情地描述这些被带走以便妥善保管的画作的构成与品质。[52]

基洛夫芭蕾舞团已经撤往彼尔姆。乌兰诺娃在巡演中经常为红军观众跳舞。许多被留在学校里的年轻芭蕾舞学生病重又营养不良，以致无法跳舞。[53]但是大量电影院和剧院依然开门。莱娜·穆欣娜记得在考罗斯（Koloss）电影院看过1937年的美国影片《香槟圆舞曲》（Champagne Waltz），还迷恋电影中的那个世界，“光闪闪的商店、铮亮的汽车、广告、广告、没完没了的广告。这里是广告，那里是广告，到处都是广告。光彩夺目的、旋转的、躁动的广告”。她的许多同龄人都热爱他们所了解的美国大众文化，所以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将难以适应苏联和平年代加强的审查制度。[54]位于彼得格勒侧翼的列宁格勒动物园在德国人包围城市之前就将许多动物撤离了。留下来的动物被骗吃进少量素食替代品，方法是在它们的配给里偷偷掺入血滴和肉骨汤。但是动物园在一场早期空袭中被击中了，一头来自汉堡的很受喜爱的大象在伤亡者之列。[55]涅夫斯基大街的国立公共图书馆在围城期间获得了数量不菲的收藏品，因为死者的寓所被清空，私人藏书都进入市场。总而言之，他们的藏品中增加了“58 892册书籍，112 640份印刷品”和价值超过48 000卢布的手稿。图书馆从不关门，人们来这里查询与迫切的主题如维生素缺乏和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相关的论述。[56]

艾尔米塔什的一部分在开放，作为康复中心——及资料室（morgue）——服务于列宁格勒博物馆系统的工作人员。[57]医院里的条件随着药品和新材料的到达而缓慢改善。医院工作人员为1943年新年安排了一个小聚会，给病人包装有玩具或甜品的小礼品袋，也给他们50克伏特加，以符合人们对一个更好的新年的希望。[58]

虽然德国人的炮袭已经精准到迫使电车车站要经常搬家，但是1943年冬季的状况确实好转了。[59]这个冬天不像上一个那么冷，食物和燃料供应有增加，当红军收复了足够的领土从而能够造出一条通往该城的铁路线时——第一趟列车于2月7日抵达。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铁轨维修了1200次——被炮弹重创的列车仍持续通行。夏天，城里蔬菜的收获量是上一年的两倍，1943年晚秋时分，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60]9月，德国人开始撤退。夏宫、普希金镇和普尔科沃被解放。

1944年1月23日，最后一枚德国炮弹落在列宁格勒，一道新的光线划亮夜晚的天空——是焰火那安全而快乐的火花。战争还没打赢，但列宁格勒获救了。幸存者能够盯着爆炸物雪片般落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分散开去找掩护。船上放出的空弹和要塞响起的礼炮是那摧毁了他们900个昼夜生活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的喜悦到令人不安的回音。在列宁格勒周边的战斗中，200万苏联人被杀。这座城市的平民死亡数量是100万。获释的战俘慢慢回流后遭到审问。他们是否被西方情报部门转化？150万人被运送到各集中营。[61]

图48　“气势汹汹的”青铜骑士，战后解除了掩护

今天，有竞争关系的俱乐部奚落彼得堡泽尼特（Zenit）足球队时，称他们是“封锁耗子”（Blockade Rats），称他们的祖辈是“吃人肉的”。[62]这些祖辈勇敢地面对了纳粹的恐吓。

第十五章　来自地下的低语　1945—1991

圣彼得堡现在有两间博物馆纪念列宁格勒在卫国战争期间的苦难与抵抗。不是一直如此。斯大林在冲突之前和冲突早期阶段的傍偟，导致在敌对结束后厉行审查制度。围城变成了禁忌。三座凯旋门曾出现，然后又消失。第一座即列宁格勒英勇防御博物馆，力图展示生活曾经是什么样的，它被关闭，主事者们则被逮捕。[1]与此同时，幸存者们优先考虑的事是种树、修复公园并开放空地，这些是列宁格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城市遭受的深重毁坏所需要的营建规模之大，为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所仅见，而且建筑师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后重建中看到一个突出他们认为的该城的规定性风格的机会：叶卡捷琳娜和亚历山大一世钟爱的简朴秩序——新古典主义风格。自19世纪第二个25年以来，建筑服务于不断变化的生活需要，并带来一种日趋功能主义和不拘一格的城市风貌。铁路车站、商店、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制造出一个新文艺复兴、新巴洛克、现代风、现代主义和苏维埃风格的百宝囊。为了让新古典主义占主导地位，战后一些其他风格的被毁建筑的正立面被修改，于是改变了市中心的建筑均势。喷泉河上阿尼奇科夫桥旁边的涅夫斯基大街68号就是这样一栋建筑。随着被疏散的年轻人返回，本地建筑师组织了涂灰泥、浇铸和切割大理石培训。一批重要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革命前的名字，这是对复兴城市的艰巨任务的支持。[2]

1945年10月，艾尔米塔什迎回之前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妥善保管的画作。不到一周，从德国开来的火车开始运送来自德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200万件艺术品，作为对纳粹侵略的报复。其中150万件于1950年代归还给苏联的卫星国家，但有几十万件仍被秘藏并留在苏联，作为对被纳粹毁掉的11亿书籍和文件以及被纳粹蹂躏的427间博物馆及4000间图书馆[3]的“道义的而非……财务的赔偿”。[4]由于艾尔米塔什的藏品要被重新挂起来，修缮被损坏的冬宫内部成为当务之急，到1945年11月，69个房间与画廊对外开放。对该城各所宫殿的改造也在进行。尤苏波夫宫被用作教育工会的基地，阿尼奇科夫宫被用作列宁格勒少先队的总部，塔夫利宫被用作列宁格勒高级党校。[5]到了1950年，相当数量的建筑已被修复，尽管列宁格勒郊外的宫殿仍要荒圯多年。

人们很快意识到，战争，虽然令人恐惧却提供了一个缓刑期，暂时缓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那种绵延不尽的恐惧。有了新建立的战友情谊，许多人不愿再回到怀疑和背叛之中。然而1946年的选举中，每个职位只安排了一位共产党候选人，似乎机会渺茫。同一年，农业歉收引发的饥馑又致使100万苏联公民死亡，因此斯大林着手确保党内精英的良好生活。由特殊商店构成的美食网重新开张，以完全超出普通工人收入的价格出售奢侈品。中学最后三年和大学实行收费制，导致社会升迁的机会被置于超出中等家庭能力的地方。[6]专门的医院和度假村忠心耿耿报效于党组织，而斯大林还在等着他的报酬——肖斯塔科维奇的胜利交响曲。如果说这位作曲家用他的《第七交响曲》维系了这个国家，而他的《第八交响曲》是悲情的——那么斯大林所期待的是一份给他的领导权的供品，一首激情澎湃、高奏凯歌的胜利的《第九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一如从前般大胆，创作了一部活力满满、时常令人愉快的作品——但这欢乐是战后喜气洋洋的街上那种喧闹粗俗的欢乐。《第九交响曲》中没有对那个粉碎了纳粹之人的光荣赞美。肖斯塔科维奇似乎又一次成为唯一既能贬低斯大林又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作曲家只不过在电影诸如1949年的《攻克柏林》（Fall of Berlin）中，为对总书记的令人作呕的谄媚谱写配乐来抵消他的侮辱。肖斯塔科维奇写道：“这就是我能活着的原因。”[7]

图49　经德国人占领后的夏宫废墟

《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充满顽皮和反复无常的气息。而此时的斯大林正日渐被惧怕所攫取——怕竞争对手，怕密谋，怕犹太人，怕外国人和外国的成就。一部百科全书问世了。把马可尼（Marconi）、爱迪生和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统统忘记。亚历山大·波波夫（Alexander Popov）发明了无线电。亚历山大·洛德金（Alexander Lodygin）开启了第一道电光。亚历山大·莫扎伊斯基（Alexander Mozhaisky）是第一个飞翔的人。[8]这些词条除了表明“亚历山大”是野心勃勃的父母给孩子起名时的优选，还暗示斯大林的偏执症到了要旋脱轨道的地步。他对来自理智的列宁格勒之反对的惧怕之情至晚到1925年已在蔓延，那时该城领导者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胆敢跟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对着干。[9]战后，安德烈·日丹诺夫——他接替基洛夫担任党的地方领导——的同伙们，在谈论列宁格勒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独立地位。该城热烈欢迎铁托元帅（Marshal Tito）治下的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代表团时，看上去就像故意对斯大林表示轻蔑。1944年调任莫斯科的日丹诺夫被派回去处理他这座旧城的文化偏差。杂志《星星》（Zvezda）和《列宁格勒》因为刊出阿赫玛托娃与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的作品而被批评。[10]斯大林亲笔写下一篇文章抨击“我们现实中的无赖式的表现”及“反苏维埃的攻击”。[11]最不吉利的是，这篇文章宣称，“若非党的地方机关令人叹惋地缺乏警觉性，违法行为不可能发生”。

一轮新的肃反开始了，即1949—1950年的“列宁格勒事件”，靶子是日丹诺夫的同事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cholai Voznesensky）、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xei Kuznetsov）和彼得·波普科夫（Peter Popkov）——讽刺的是，他们全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经过一段迅速成功的职业生涯后成了政治局的成员，他的著作《苏联的战时经济》（The War Economy of the USSR）获得了斯大林奖。然而斯大林在细读之后，认定这书批评了他对战争的应对，于是沃兹涅先斯基锒铛入狱，然后被枪毙。库兹涅佐夫在战争期间对列宁格勒的管理比日丹诺夫更为有效，他的上级被调往莫斯科后，他被擢升为第一书记。他在1950年的一场秘密审判中拒绝对捏造的指控加以供认，于是被处死。一把镰刀被猛地推入他的后颈。2000位列宁格勒人因为被控把该城转变成正图谋反对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反布尔什维克”敌人的巢穴而丢了工作。到1952年，69人被处死、监禁或流放。[12]

日丹诺夫早就死于饮酒，镇压行动由斯大林的新宠拉夫伦蒂·贝利亚（Lavrenti Beria）和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指挥。[13]这轮肃反再度证明，追随斯大林是唯一的选择。这位在日渐威严的阅兵式与自作多情的电影中得到美化的领袖已经变得如此偏执，以致他周围的安保措施是劳改营级别的。他几乎被彻底隔离了。喜欢评论说一个人的死亡是出悲剧但100万人的死亡就是个统计数字的他，泪眼婆娑地听着他钟爱的歌曲《苏丽轲》（“Suliko”），被一个寻找爱人坟墓的故事所感动。斯大林的受害人大多数没有坟墓。到了他本人成为一出“悲剧”——1953年3月在他最高安保级别的乡村别墅缓慢中风而死时——斯大林已经令大量统计数字成为现实。

1956年的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谴责了他的前任，漫长的斯大林凛冬开始消融。就在斯大林去世到这个十年结束之间，200万人从劳改营返回，另外200万人从特别安置地返回。然而苏联之外的世界显得日益危险。核战争的威胁与西方帝国主义导致国内文化禁闭，此时正值年轻的苏联人对西方电影和时尚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瓦解外国影响力的一个方法是给西方文化产品赋予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偏见。约翰·福特（John Ford）的经典西方影片《驿站马车》（Stagecoach）——讲述一辆遭遇攻击威胁的交通工具上的个人紧张感——被表现为本地居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激动人心的抗争。[14]然而新思想和新影响确乎开始加速渗透。身着各种款式服装的外国游客到来了。返回列宁格勒的水兵们带来了西方唱片，尽管与利物浦商船水手带回英国的美国单曲唱片相比，它们的影响力既缓慢又微弱，但流行音乐的走向由此发生变化。当列宁格勒人聆听着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声音时，西方随和又亲切的生活的暗示只增加了他们对党的清醒认识和不耐之情。工人们继续被安顿在过度拥挤的工厂招待所，并且操作着老旧过时的工业设施。其他人被塞入公社寓所，那里厨房、浴室和厕所是公用的。许多列宁格勒筒子楼是为前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兴建的大规模寓所，且1917年后已经朽坏。更多的在围城时期被毁。在安顿一户人家的一个单间里，人们用屏风和衣柜为每一代人隔出一点点隐私空间。

种种不便和缺乏与1961年《列宁格勒真理报》所提供的党的幻景可不一致，报纸吹嘘说，“互帮互助和友情得到加强……寓所争吵已经消失”。[15]不过这座城市的条件确实在改善中。列宁格勒的地铁——由于软泥的缘故而飞跑在很深的地下——1955年10月开始运营。1950年代末，企业性质的住房合作社受到欢迎。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工人们有现金盈余。这些盈余可以用来支付占比40%的定金，以帮助建设新楼，过段时间楼房盖好后，投资者获得一套不超过60平方米的公寓。[16]大楼爆破计划始于1957年，正是准备庆祝迟到的该城建成250周年的那一年。巧克力工厂超负荷地运转。从涅瓦河中疏浚出类似巧克力的软泥，因为甜过头的馅料从工厂巨型搅拌装置中渗漏出去。奖章巧克力印上了“青铜骑士”的形象。印着粗制滥造的芭蕾舞女形象，或身着民族服装的全民大团结图像的特别包装纸被生产出来。周年庆将要满足列宁格勒对甜食的爱好。[17]

虽然这座城市在苏联体制下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但许多人觉得列宁格勒才是真正的首都。俄罗斯文学与音乐在这座城市发展起来，它那杰出建筑和艺术收藏云集的局面宏大辉煌。修复和维护历史建筑的决心一以贯之。瓦林·德拉莫特建于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贸易中心需要修理，于是负责复原的建筑师奥列格·利亚林（Oleg Lialin）为了忠实修复外部而遍翻城市档案，同时把内部改造得适合当前需求。到头来，贸易中心被分割成没有吸引力的一个个小货摊，酷肖大型露天运动场边上那些可怜的小卖部。把涅夫斯基大街转变成禁止商业活动的某种建筑博物馆的愿望是出于这样的渴望，除掉涅夫斯基大街下游地段的破落相并隐藏以下事实，小商店——许多似乎都因为羞耻而沉到地下——已经空了。对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就没有这么强烈的保存动力：现代大楼在18和19世纪的大厦之间拔地而起。触目惊心的建筑，比如新芬兰车站和马尔特瑟夫斯基市场（Maltsevsky Market），在它们的年长邻居当中显得不是粗暴无礼就是欠考虑。[18]

这些年里的多数艺术活动都不那么显眼。当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把他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投给一份文学杂志时，克格勃从他的寓所中抢走了杂志副本和笔记，还扯下他打字机上的色带。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像格罗斯曼所做的那样，是不可接受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通过地下出版（samizdat）——或曰秘密流传的——的副本而被阅读。这部小说最引人入胜的一个被禁版本，恐怕要算在荷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印制的那一版，中情局从英国情报部门获得了翻拍在胶片上的俄文文本。他们制作了一个版本，能秘密塞给参观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梵蒂冈馆的苏联访客。至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各种劳改营的恐怖勾勒之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tch）能登上文学杂志《新世界》（Novy Mir），就是因为赫鲁晓夫点了头。五年后，该作者被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敌人而遭抨击，又于1974年被驱逐出境。[19]真相——或者说各个事件那没有踏上党的路线的版本——注定只能是来自地下的低语。

在“正波将金化”的社会现实主义绘画最吃香的绘画领域，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于1958—1963年间担任苏联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他对现代主义不友善，为了取悦官员们而将马蒂斯的《舞蹈》除名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至于抽象艺术，那是“个人主义的”并且令人不悦。艾尔米塔什于1964年庆祝200周年时，1951年起担任馆长的米哈伊尔·阿尔塔莫诺夫（Mikhail Artamonov）因为在一场展览中容忍抽象派而遭解职。尽管有赫鲁晓夫对抽象派艺术的著名评语——“狗屎”，艺术领域仍有坚冰破融的迹象。1960年代在英国领事馆举办的画展“1700—1960年的大不列颠绘画”（Painting in Great Britain 1700—1960）中拉开，此展紧接着又在艾尔米塔什和普希金博物馆展出。1963年，美国的平面艺术在俄罗斯博物馆展出，两年后又在艺术学院展览了美国建筑的样本。这个十年也见证了对于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艺术家的重要回顾。与此同时，倾向于比他们那些持证上岗的莫斯科同行更神秘也更阴郁的列宁格勒的画家们，正在经历一段沮丧时光。与西方艺术——从18世纪到革命时都是俄国绘画的方向盘——割裂，他们被丢回旧的观念中，或被抛到获取官方许可的妥协性努力中。[20]

类似的，当代戏剧也在濒死之中。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的观众被以1954年创作的关于集体农庄生活的抒情戏剧《乡村傍晚》（Rural Evenings）或德米特里·戈尔杜诺夫（Dmitri Gordunov）的《又是这样》（It Was Once So）这类剧作款待。剧本的中心剧情是，主人公们一直等着卸煤，然后产生了听着像是不列颠六十年代末期那种乏味的“部门间权限之争”。但当一位睿智的同志登场，“听听列宁在喝杯茶的功夫里对我讲的”，全体演员便佩服得五体投地。剧目结束时宣称“一开始可能艰难……但除非我们自己帮自己，否则没人会帮我们”。在来自观众席的雷鸣般的掌声中，各个角色冲过去卸煤了。[21]

音乐和舞蹈经常聚焦于列宁格勒的过去。在瓦诺·穆拉杰利（Vano Muradelli）的《十月》（October）——它介于史诗音乐和《阿依达》（Aïda）(1)之间——中，眼含热泪的喀琅施塔特水兵们歌颂着革命。1949年基洛夫剧院的芭蕾舞剧《青铜骑士》是根据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Reinhold Glière）的乐曲而编舞，这部获斯大林奖的乐谱于2016年被重新挖掘，用于马林斯基剧院的一出新芭蕾舞剧的创作。1961年，伊格尔·贝尔斯基（Igor Belsky）——后来担任基洛夫剧院的艺术总监——根据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编成芭蕾舞剧《第七交响曲》（Sedmaya Sinfoniya），礼赞列宁格勒人在战争中的坚毅不屈。

到1958年，时移世易，肖斯塔科维奇去了百老汇。自1927年创作《塔西提狐步舞》（Tahiti Trot）以来，他担任通俗作曲家的能力便露出端倪，这首曲子是文森特·尤曼斯（Vincent Youmans）为音乐剧《别，别，纳内特》（No, No, Nanette）写下的热曲《鸳鸯茶》（“Tea for Two”）的热情洋溢的改编曲。自《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1957年在纽约首演起，肖斯塔科维奇开始用《可爱的稠李》（Cheryomushki）弥合苏联轻歌剧与美国音乐剧间的鸿沟。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荒诞爱情故事，挖苦性的，满是自我引用，场景设在一个野心勃勃的苏联住宅项目中，近似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2)的梦想街区。这项事业不可避免被腐败所祸害，但它承诺要改变惯于失望的人们的生活。一个角色终于能兴奋地唱到“有了自己的窗户”，直到被误会成一幢新迷你筒子楼的共同居住者的邻居来庆贺乔迁之喜。这出音乐剧不停打趣，又一个新住户在这个命定的时刻模仿柴可夫斯基的歌剧自我介绍说“你的邻居奥涅金”。可想而知为什么《可爱的稠李》经常被排除在外，但是与今天莫斯科及圣彼得堡边上那许多荒圯中的“稠李镇”（cherry town）旧址相比，它是一个更能唤起回忆的提示，让人想起集体大楼时代那种受到监视的乐天精神。[22]

作为谨慎向西方开放的一部分，独具个性的24岁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来莫斯科演出了，然后于1957年5月13日在列宁格勒演出。古尔德弹奏在苏联闻所未闻的出自维也纳学派作曲家的作品，被听众里比较保守的人视为火星来客。但他演奏中的兴奋之情是有感染力的，消息也传得飞快。一场音乐会的前半场座席半空，后半场就人满为患。古尔德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演奏厅表演，然后在马雷剧院，这一额定容纳1400人的剧院，额外容纳了1100位挤在过道里的热情听众。[23]听众里有一位1955年9月来列宁格勒国立瓦嘉诺娃舞蹈学术研究院（Leningrad State Academic Vaganova Choreographic Institute）学习的年轻鞑靼人(3)。接受舞蹈家训练中的他，吸收着这座都市的每滴文化。当他的钢琴弹奏有进步，他在紧邻涅夫斯基大街书店大楼（Dom Knigi）的活页乐谱店的钢琴上测试乐谱。夜晚他经常是以观看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剧的第一幕开始，然后冲到爱乐乐团赶着观看一场音乐会的第二部分。鲁道夫·努列耶夫和他同期的学生们在极昼夜期间从宿舍逃出去，为了他们生气勃勃的艺术宣言而占有这座城市广阔的剧场空间。有一次，他与同伴们在皇宫广场用转身大跳的舞姿环亚历山大柱一圈。努列耶夫后来回忆说，他发现古尔德的演出“古怪”，“令人不安”，但充满活力。两年后他自己在列宁格勒首次登台跳《吉赛尔》时也差不多可以这般形容。努列耶夫扮演的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不是个玩弄讨人喜欢的农村姑娘感情的游手好闲的贵族。芭蕾舞女演员伊琳娜·科尔帕科娃（Irina Kolpakova）评论道，努列耶夫在《吉赛尔》中出场时，像个头发凌乱的“阿飞”。尽管他没表示对当时的摇滚做派有兴趣，但他抓住了时代的情绪。莫斯科那家比较傲慢自负的博利绍伊舞蹈团给他提供了个位置，然而当基洛夫舞蹈团的明星人物娜塔莉亚·杜丁斯卡娅（Natalia Dudinskaya）1958年11月邀请他在《劳伦蒂娅》（Laurentia）中搭档后，他选择留在基洛夫。这次成功的合作为他与年长得多的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那令人震惊的合作创造了先机。

图50　苏联时代后期的罗西“剧院街”。瓦嘉诺娃学院（Vaganova）位于右边尽头处

美国演员劳拉·费舍（Lola Fisher）带着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在苏联巡演，对努列耶夫在《吉赛尔》中的演出大吃一惊。她邀请这位舞蹈家共进早餐，努列耶夫到达欧洲大旅馆餐厅时，音乐剧的整个演员班子都起身并长时间鼓掌欢迎努列耶夫。很快他就会在西方享受这种喝彩了，他在那里成为本质性的“苏联人”——狂野又无法捉摸。

他作为基洛夫的一名年轻演员，与早已因极高的身形而知名的尤里·索洛维耶夫（Yuri Soloviev）形成竞争。“宇宙的尤里”（Cosmic Yuri）是基洛夫芭蕾舞团1961年巴黎巡演期间努列耶夫的室友。法国首都的典雅和富足对努列耶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意识到苏维埃当局已经开始约束他的风格。当担任基洛夫代理主管的克格勃特务问努列耶夫为什么不加入苏维埃青年团时，他严词回拒：“我生命里有重要得多的事要做，没法浪费在那类破事上。”[24]他决定叛逃。在列宁格勒，这为索洛维耶夫扫清了战场——至少是在他遭受一次严重伤害之前；这位舞蹈家奋力抗争，然而1977年1月他被枪杀后的冰冷身体在他的乡村别墅被发现，状态看上去是自杀。

尽管国家赞助的大众歌曲、传统舞蹈与俄式三弦琴管弦乐一直都有，但像《我的小草甸，你去哪儿了？》这样的民歌怎么也没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他们听的是从西方走私来的唱片，还用含录音乳剂的X光片——X光地下出版物（roentgenizdat）或“骨碟”（discs on the bones）——给朋友们制作副本。不管怎样，苏联领导层依旧对西方音乐充耳不闻。穿着小丑似的宽松裤子摇摇摆摆地走路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声称，爵士乐让他觉得仿佛“肚子里有气”。至于伴随摇滚乐舶来的舞蹈，这位第一书记带着厌恶之情评论说，它们包含“解剖学上特定部分”的不雅扭动。[25]

尽管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仍梦想着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并列队高歌振奋人心的苏维埃赞歌，但在1957年的青年节，当外国摇滚乐奏响时，青少年都变得狂热了。当局视之为浪费能量而不予理睬，用一个内政部特务的话说，它可以“安置在水力发电站大楼”。[26]然而苏联精英层的孩子们吵吵着要骆驼牌香烟、可口可乐和《第九号爱情迷幻剂》（“Love Potion No. 9”）(4)。可能这是结束的开端——或者一个新起点的开端。吉他弹唱曲开始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通过私人录制的唱片曲目（magnitizdat）而流传。诸如亚历山大·加利奇（Alexander Galich）和布拉塔·奥库扎瓦（Bulat Okudzhava）这类歌手，他们的作品与歌手乔治·布拉森（George Brassens）及芭芭拉（Barbara）的法国香颂歌词不无相似，作为为敦促变革而发展起来的反主流文化开始流传。

竞技体育正变得有魅力。英式足球在工厂的工人中间极度流行，球员们在体育文化日（Physical Culture Day）游行中被安排在最醒目的位置。技术高超的运动员开始享受与艺术家精英同样的特权。体育也在宣传战中发展成一项武器。俄罗斯人在冰球项目上因为表现出极致的优雅而享有霸主地位。他们在北美用闲适而端庄的姿态持续地往复运球时，音乐的或芭蕾舞的意象便被运用其中——俄罗斯人在演奏一曲“苏维埃交响曲”。被打到颓败又灰心的北美冰球迷都糊涂了，一位解说员评论说，他们不是来参加“观看莫斯科大剧院（the Bolshoi）”的比赛的。不过红军冰球队的教练们在练习中研究了舞蹈家，并把一项包含潜在残酷性的运动转变成一种讲求敏捷灵巧的运动。滑冰运动员在他们漫长且经常被惩罚的训练中同样要用到舞蹈，而且孩子们4岁开始就要在列宁格勒体育宫的小溜冰场上课。与此同时，六十年代初期还是列宁格勒281高中一名学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花费了大量时间完善柔道技艺。[27]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开始繁荣。西伯利亚发现了天然气，工业技术得到发展，越来越大的集体农庄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暂时出现大飞跃。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然后1961年4月，另一个“宇宙的尤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毋庸讶异，当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绕地球飞行后，美国凯迪拉克新设计中的火箭翼装置突然消失，而列宁格勒开了一家名叫“东方”（Vostok）的演唱俱乐部，名字来自加加林的飞船“东方一号”（Vostok I）。1960年代中期，电视上展示着机器人帮忙做家务：把一位同志从睡梦中唤醒，并给他倒上早餐牛奶。[28]聪明又早起的机器人——商店开张后牛奶和其他基本日用品马上就会卖光。

苏联的科技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但人们抱怨着，列宁格勒外围新的住建地产嘲弄了这座以“剧院、博物馆、花园和公园”知名的城市的理念，[29]因为它们并没有这类设施。居民们无事可做，只好蹲坐家中，观看没完没了地倾泻而出的政党修辟。荧屏上，一位排演过度的舒尔平（Shulpin）同志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团队将在截止选举日时交付额外的80吨钢材，而基尔萨诺夫（Kirsanov）同志保证在他调岗的前一天交付一吨钢材。类似的，当一辆格外沉重的货运列车比时刻表提前20分钟到达时，地方报纸就会把这事件报道成苏维埃意志的胜利。[30]博物馆建造起来，以记载和美化交通运输、公用事业与生产，尽管行业纪律还很弱，且制作工艺经常以次充好。

不过对普通市民来说，1955—1975年间可以认为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最宜人的阶段。这是个和平年代。国家举办了“社会行为”教育项目，其间推广淡香的开胃酒，替代破坏婚姻、伤害肝脏的伏特加。随着汽车在街上日益多见——1963年列宁格勒有超过27 000辆——喇叭被安装在车辆交通控制亭上，敦促行人留意。办公室依旧简朴，没有个性化装饰或家庭快照，但生活水准提升了。退休金少、工资低，这没关系，有关系的是门路和影响力，或称互惠交易（blat）——获得稀缺商品或稀有服务的必要的人际关系。要得到“台面下”的东西，有用的是礼物而非金钱。“一点什么东西”可能就可以说动一位官员给一点额外照顾。[31]

到了1964年，赫鲁晓夫开始失势。他不讲规则的插科打诨开始逐渐消失。访问美国期间应邀留在戴维营（Camp David）(5)时，第一书记和他的团队对总统住所这个主题一无所知，以致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怠慢之举。赫鲁晓夫在美国时面向观众的表演进行得不错，但他在联合国敲鞋子的著名插曲——被赫鲁晓夫开发利用，尽管也可能是子虚乌有——对于他在国内那些阴沉同事中的名誉就没有帮助了。此事也巩固了野蛮的俄罗斯性（Russianness）这一在西方养成的幻象。沃恩·米德（Vaughn Meader）1962年发表了讽刺肯尼迪时代之白宫的畅销唱片《第一家庭》（The First Family）(6)，以喜剧素描手法洞察了赫鲁晓夫所制造的印象和共产主义在美国被构想的方式。当肯尼迪提议给聚集一堂的国家首脑们每天一份官方规格的外带午餐并问赫鲁晓夫想吃什么时，第一书记回答说：“哦，你不用给我特别准备一份，我已经把其他所有人的都尝了一口。”当联邦德国总理点了一份“西方三明治”时，赫鲁晓夫突然插嘴说：“既然阿登纳（Adenauer）有一份西方三明治，那我要一份东方三明治。”肯尼迪告诉他没这种东西，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那我要吃你的西方三明治的东方部分。”[32]

经过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一系列坏收成之后，政治局失去领导威信，赫鲁晓夫1964年突然就被夺了权。了无生气的斯大林党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成为苏联领导人，并在日趋停滞的18年间主持工作。用俄罗斯人的讽刺话说，这个时期里，“关于增长的困难转变成困难的增长”。[33]年长到还记得围城的人坚持用润湿的手指把餐桌上的面包碎屑沾尽。1970年，仍有20万人住在散布于列宁格勒周边的近1000家小旅馆里。虽然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是20来岁，且租期不会超过几年，但他们还是要忍受既拥挤又不健康的环境，以及由于暴饮和打架造成的紧张关系。至于筒子楼，1970年列宁格勒还有40%的人口因为住在一间墙薄如纸的房间里，并与其他许多人共用有限的生活设施而饱受恼怒与侮辱之苦。百分比持续下降，但到20年后这个政权垮台时，该城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仍住在筒子楼里。对那些幸运到能搬进自己寓所的人而言，生活也远非田园牧歌。有如1960年代的不列颠，这个时期苏联供给的住房也经常建造得很廉价或质量差。5层到12层之间的公寓楼及预制装配房都是天花板低矮的建筑，单调到令人麻木，周围是原生态的灌木丛。美化景观的努力——像伦敦罗窑汉花园出现的那样——就没听说过。为了回应公众对这种不友善环境的必然的漠视，党设立了父母委员会和邻里步行巡逻队。筒子楼里的紧张关系，休闲设施缺席造成的新邻里关系的空虚，逼迫青少年上街活动，街上男孩举止粗暴，女孩则挑衅性十足。[34]

新大楼的底层很吵闹，上面的楼层则有渗漏，还有未加装饰的粗野主义的楼梯井招致乱丢垃圾和乱撒尿。如果有间公寓有电话——当然是装了窃听器的——自然很好。如果你想弄一部电话，那就忘了这茬吧。不过，一套私人寓所是逃离共同生活的幸福的解脱。厨房成为招待朋友的地方。人们就着伏特加和冷盘（zakuski）——多种成分调成的拼盘小吃，通常为一个特别场合预备着——聊天。聊天。再聊天。如果你用一只枕头盖住电话或把拨号盘拨到最后一个洞使它卡住，然后插一支铅笔固定，并且小心翼翼地站在距离受话器至少两米开外，那你就能畅所欲言了。1960年代末期，克格勃雇用了166 000人搭线，用窃听器窃听以及巡视，以便收集关于他们同志们的经常无用的海量信息。[35]

1968年的《新家庭法》使得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期间未经她同意而离婚成为非法。也把在家中强迫性行为定义为强奸，然而社会依旧充满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一位令人反感的杰出人士坚持认为，“老婆不是罐子，不会因为你打她几下就碎了”。[36]堕胎率居高不下，因为屏障式避孕用具和宫内避孕器具都缺乏，而苏联的避孕套就跟铁幕（Iron Curtain）(7)一样厚。1960年起，终止妊娠的数目多过出生的数目，同一个诊室同一时间会进行多达六台堕胎手术。既脏乱也令人屈辱——但是便宜。[37]

列宁格勒第一家超市1954年开张，但能买到的大多数食品都是最基本的和不可口的。1960和1970年代，许多列宁格勒人能够在巨型花园居住区的小块配给土地上种植蔬菜。夏季和初秋，膳食因为蘑菇采摘、莓果采集和钓鱼而得到改善——所有这些活动都与乡村别墅里文雅又简单的娱乐活动相联系。除此之外，令人生厌的排队体系依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店，顾客为了不同的物品加入不同的队列。然后要排队付款，再排个队取回自己买的东西。[38]渐行渐远的队尾逐渐模糊，队列成为日益倒退的进步的映象。在彼得格勒，面包队列曾激发革命。然而这场革命释放出更多队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人们可以为了买一只菠萝等90分钟，也能通宵排队领一张18个月内不会再发放的汽车购物券——车可能是日古利（Zhiguli）1型或2型，这是苏联对菲亚特124和125的仿制品。[39]各种颜色的通行证帮助那些来自党内较高梯队的人或那些有着重要工作的人排在队前，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此种程序是难逃的宿命。七十年代，苏联报刊估计，全国每年花费3000万小时在排队上。顾客避开每个月最后十天生产的物品——它们比通常的产品要劣质，因为工厂赶着完成定额。来自卫星国的产品比苏联的产品更受欢迎：波兰的胸衣、民主德国的电子装置、保加利亚的牙膏或匈牙利的洗发水。[40]为什么一个面积大如苏联又有这么多资源的国家不能做得更好？而且现在也不能。正如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所评论的，俄罗斯“不生产任何有人想买的东西，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他们没有革新”。[41]

在列宁格勒外出就餐经常被排长队等位和漫天要价的服务员搞到败兴。餐馆数量从勃列日涅夫当政之初的大约40家缓慢增加到1980年代末期“改革”（perestroika）时代的80多家，[42]那时格鲁吉亚人的餐馆开始为食客提供新口味——菠菜石榴夹心烤肉饼取代了一向少不了的鲱鱼；芫荽味的豆子酱“罗比奥”（lobio）取代了标准的肉汁冻；炭烤羊肉取代了无处不在的煎碎肉饼“考特莱塔”（kotletta）。甜食爱好者处境艰难，列宁格勒的咖啡店到七十年代末期提供的蛋糕和油酥糕点的选项少之又少。牛奶吧、俱乐部和咖啡店有吉他弹唱歌手表演，这几处是年轻人时常出没之地。在更早些的六十年代，青年俱乐部和学生俱乐部是放映电影、朗读诗歌和摄影展览的场所。那时，学生们在屋外只敢谈谈政治，并被拒绝给予他们的革命先烈在沙皇统治下——在一定程度上——所享有的东西。他们被禁止示威。[43]

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有几千年轻人变成当局所定义的“内部移民”。他们听卢森堡电台，努力购买或复制西方唱片。“内部移民”生活在苏联，但精神上和情感上居住在充满他们所知晓的西方大众文化的陌生世界。他们听甲壳虫乐队，通过乐队的歌曲学英语。流行组合的照片不易取得，年轻的列宁格勒人分辨不出列侬（Lennon）的照片和麦卡特尼（McCartney）的照片。1970年代后期，迪斯科舞曲随着《周六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这类电影入侵俄国，而包括ABBA(8)和Boney M(9)在内的这些组合继之而来。进口唱片价值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所以它们很罕见，于是本土歌手填补了空缺。以商业为目标，在综艺节目的前沿阵地，有像瓦列里·列昂托夫（Valery Leontov）和急于打造知名度的红发名人艾拉·普加切娃（Alla Pugacheva）这样的人物。然而当时的列宁格勒并非一座不夜城。达基列夫时代剧院演出后的狂欢已经一去不返。这座城市到了晚上11点就相当安静了。1970年全国范围内拥有电视机的人超过四千万，所以大家待在家里从电视上看普加切娃。风格从民谣转向重金属的俄罗斯乐队“时光机器”（Mshina Vremeni/ Time Machine）也拥有众多追随者。[44]这个组合始于六十年末，像俄罗斯许多顶尖组合及歌手一样，长盛不衰。该乐队的铁杆粉丝、俄国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2010年华盛顿特区音乐会上看到了时光机器乐队。“俄罗斯的鲍勃·迪伦（Bob Dylan）”鲍里斯·格列本希科夫（Boris Grebenshchikov）为1982年的大学电影短片《伊万诺夫》（Ivanov）献唱。该片称颂彼得格勒侧翼的一处筒子楼，在那里，友人们喝着葡萄酒，创作音乐并梦想着进口香烟。《伊万诺夫》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一代的灯塔，格列本希科夫正是这群人中的明星。他最近的一首歌曲——他的声音被进口香烟搞到沙哑——受到2014年乌克兰暴力事件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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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外国的展览不断削弱文化隔绝。1974年，来自伦敦和纽约的大获成功的“图坦卡蒙（Tutankhamen）展”出现在艾尔米塔什，接着是1975年的“大都会博物馆百幅绘画”展，还有后续几年里的卢浮宫藏品展和普拉多博物馆（Prado）藏品展。[45]数量增加的外国游客被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的导游们悉心呵护，被旅馆的女茶点专员检查，并被克格勃安插的人询问，他们对于文化破冰有所贡献。列宁格勒人可能没什么机会与游客说话，但他们能看到游客穿戴着什么和如何举止。导游们有一份满负荷的文化行程，也对西方人迷恋法贝热彩蛋和沙皇的财富有相当程度的蔑视。在艾尔米塔什，旅行团在一个个世纪和一种种文明中快速行军。导游们匆忙经过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又在西方式颓废的早期例作前面稍加逗留。指示很直率，“请快点，我们还有另一层要通过”，又轻声补上一句，“我有更多东西——嗯——神话故事要给你们讲”。[46]在基洛夫，游客们被跻身19世纪奢华装饰之间、雅致地高居舞台前部上方的金、蓝、白三色锤头和镰刀逗乐了。游客们被克格勃安插进旅行团成员中的一个人温和地盘问，被要求就基洛夫的演出与他们在国内所见相比是否更粗糙提供意见。它们就是粗糙。那么他们对俄罗斯旋律（Melodiya）唱片公司、对食物、对旅馆舒适度的感受呢？几乎每个回答都确认，苏联无法满足一位西方人的平均期望值。

六十年代，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1950年代“新风貌”（New Look）时装的一个神采奕奕的版本由苏联设计师们创作了出来，但日常服装依旧单调。不过列宁格勒的人倾向于赶时髦，牛仔服很快变成终极时尚宣言。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住在库布奇诺（Kupchino）那广大郊区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垂涎一套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唱片和牛仔服。[47]与此同时，俄语也慢慢把本来没有对应词汇的西方的便利词汇、概念和流行术语打包使用，如kredit（来自credit，信用——译者，本句下同）、press relis（press release，通讯稿）、kheppening（happening，发生/碰巧）、mass mediya（mass media，大众传媒）。[48]俄罗斯与徒劳无益地以“赚钱——消费”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处在一场碰撞过程中。

到1970年代后期，半数苏维埃家庭都有一台冰箱，超过60%的家庭有一台洗衣机，但东方与西方的技术鸿沟没有缩小。苏联眼镜店的镜框和镜片都比西方的同类物品厚重。电器的耗电量是西方样品的七倍。人们赚取的五分之二硬通货用于进口食物。[49]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如此关心城市的工业优势和军事优势以及它的遗产，以致健康卫生和基础设施都在遭殃。腐败盛行。酗酒造成的暴力事件则是全国通病。约瑟夫·布洛茨基1979年在写作中评论道，上午9点，“一个醉汉比一辆出租车更常见”。不过正如他接着指出的，伏特加是国家岁入的重要来源，“它的价值就5个戈比，但以5卢布卖给人民。这意味着利润是9900%”。[50]与酗酒相伴而来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在男性人口中普遍蔓延的道德败坏。女人落得既要养家又要维系家庭。[51]她们要全天候赚钱，抽空排队买食物或鞋子，照看孩子并给丈夫做饭，如果她们还有个丈夫的话。跟西方不无相似——但更糟糕。

然而一些列宁格勒的教育机构成功运转，一如它们多年来的情况。在列宁格勒舞蹈学院，学生人数从170人增加到500人。这所学校认为7岁——皇家芭蕾舞学校的招生年龄下限——这一年纪还太小，考虑到骨骼的发展，招生年龄从9岁起。[52]他们富足地吃着由水果、蔬菜、蛋和肉组成的富含维生素与蛋白质的膳食。训练漫长而艰苦，所以这所学校努力把父母们拉进来，让他们能理解自己的孩子在经受什么。学校除了芭蕾之外还有学术主题，训练包括第一年起的历史舞蹈、第三年起的性格舞蹈（character dance）和第六年起的双人舞，钢琴则贯穿他们的倒数第二年。能进入基洛夫的学生非常少，大多数都要去别处找工作。这个体制行之有效，虽然到了1990年，基洛夫的舞蹈家们将抱怨工资低和营养不良。

图51　瓦嘉诺娃学院里由传说般的娜塔莉亚·杜丁斯卡娅教授的一堂课

也许1970年代最令人难忘的附加物是竖在城市南部莫斯科夫斯基（Moskovsky）的围城900天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两旁都由遭受围困之人的雕像护航。就这个时代的人物雕塑标准来说，它们不同凡响。城市的领导人们——有些对围城期间处理不当——显而易见地缺席，整套雕像颂扬的是凭自己的刚毅顽强而帮助这座城市存活的女工们、路障建造者们、狙击手们、卫兵们、战士们和水兵们。一根48米高的巨大中央方尖碑，以相当于皇宫广场亚历山大柱的高度矗立着，由“胜利者们”——仍是，无名的市民——站在它的基座附近。参观者通过一个代表封锁的有缺口的环下去，进入一间以哑光花岗岩构建的地下室，里面有900盏灯，代表围城的日日夜夜。在一场精心安排为沉默状态的展览中，参观者会偶然发现一片代表面包配给的碎片、一把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演奏会上用过的小提琴、一些筑造堑壕的工具、救火和接水的几只桶：所有这些合计为一份献给遭受围困的城市的强有力的、庄重的且激动人心的致敬。[53]

临近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时，社会平等看起来依旧遥遥无期。信息继续实行配给——电话名录，举例来说只有在信息亭才能看到。立场强硬的共产主义献身者们逐渐对空荡荡的商店感到羞耻：没有牛奶也没有肉。[54]他们对身上数不清的军功章撞得乒乓响的陈腐领导阶层厌烦透了。勃列日涅夫本人——胸前闪耀着装饰品——体重超标且患病。他烟酒无度，还沉迷镇静剂。他去世是在1982年11月，苏联的资源正因为政府支持阿富汗的共产党政权对抗圣战游击队的斗争而处在勉力苦撑的状态。经过上了年纪的前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短暂领导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更短暂的领导，苏联交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手中。

戈尔巴乔夫担任领袖后很快就在1985年5月视察列宁格勒。他在视察期间做了点不一般的事情。他突然离开为向一件战争纪念物表示尊敬而举行的官方聚会，开始与群众谈天。通过在一座充满不确定性和没完没了的变动性的城市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戈尔巴乔夫展露了他想走一条新奇道路的渴望。1980年代早期的隐忧是为数不多的新思想带来的。1986年2月的第二十五次党代会上——正是赫鲁晓夫发表谴责斯大林的秘密讲话30年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坚定了“改革”的决心。[55]这场改革通过公开性（glasnost）——更大范围的公开讨论——而得以实现，新思想会从中浮现。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灾难过后，出现了一种迄今为止苏联所未见过的公开度。戈尔巴乔夫针对腐败和酗酒开展运动，但许多习惯了苛刻与艰苦的人对此充满疑心而不甚欢迎。从属于国家，已是几十年里的生活必需，而现在却出来暗示说企业家的自我发展没有错。

图52　望着莫斯科夫斯基大街的围城纪念碑及苏联时代的建筑群

1970年代列宁格勒生气勃勃的地下艺术世界成长并且公开奔涌而出。人们家中举行的私人展览和私人音乐会走向公众。年轻人不像父辈那样害怕克格勃。[56]1986年的地下爵士影片《对话》（Dialogues）中有对党的公然批评。歌曲以美国口音演唱，法兹·多米诺（Fats Domino）(10)风格的歌词发音含糊，以便不能完全听清。这是一种有用的批评方式。被听到又不被听清。出现了重重的打击乐、狂野的着装和一种新的自由意识。大卫·戈洛什切金（David Goloshchekin）经营广受欢迎的列宁格勒爵士俱乐部，一周有五夜都人满为患。[57]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公开朗读，然而新的自由并非没有异议。1987年，当学生们抗议破坏列宁格勒历史性的英格兰旅馆（Angleterre hotel）的计划时，有些人被逮捕了。[58]那时尤里·舍夫丘克（Yuri Shevchuk）白天在一家餐馆当清洁工，晚上则化身一位抗议派摇滚歌手。与着迷于印度冥想那个时期的约翰·列侬看起来有些类似，舍夫丘克与他的组合DDT利用电音和传统乐器的混合而迸射出“反苏维埃”歌曲。他被传唤去签一份不再唱歌或写作的保证书。当局称他是“人民的敌人”，美国的喉舌，而且首先是“梵蒂冈”的喉舌。[59]示威是不被容忍的，但他的歌迷们走上街头为支持这个乐队而请愿。舍夫丘克是彼得堡音乐世界的另一个幸存者，哪怕他被弗拉基米尔·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严厉批评——他的一首歌词暗示，石油枯竭时总统就该死。

1988年2月14日，科学院图书馆的主书库遭到一场严重大火的破坏。被毁的书籍中有一些属于彼得大帝，许多卷帙和手稿则被狠狠丢到院子里，再被推土机堆成垃圾堆。官方回应仅仅提到藏书中损失的是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但党的这种掩饰之辞在未来将被证明更成问题。这个街区来了个新家伙。1987年，由替身演员转型为调查记者并且爱找麻烦的亚历山大·涅夫索洛夫（Alexander Nevzorov）用他的煽动性节目《600秒》（600 Seconds）引爆了苏联的电视荧屏。他绕着列宁格勒挖掘或制造麻烦。与警察的关系使涅夫索洛夫能在第一时间进入犯罪现场，用电视摄像机以前所未见的坦率揭露这座城市的薄弱部分。拥有6000万电视观众的他，改变了苏联人民对于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涅夫索洛夫有一套独断而又大胆的路数。有一次，他提着一只被射线辐射过的小鸡给观众看，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声音宣布，好消息是“穿过它身体的辐射程度不一样”。不管涅夫索洛夫是否在掩盖浮现中的帮派之间、监狱同室者之间或情敌之间的暴力，他都在那里，闯入人们生活中的丑恶面。他起初是鼓吹公开性的新面孔，却变成老克格勃的热切拥护者。他以令人毛骨悚然的亲近度拍摄枪击，以令人烦恼的频繁度罗列警察的不得力，兴高采烈地炫耀每个政府部门的机能不畅，这么做时的热切度和兴奋度就仿佛他的节目只不过是为争取公职进行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推销。1990年5月，三一大教堂的地基被水淹且有画作丢失，这时涅夫索洛夫在现场向6000万人通报，与两年前科学院的掩饰之举截然不同。[60]

一个不那么极端的矫正不公平的驱动力是苏维埃妇女委员会（Soviet Women’s Committee）的例子。1987年，它得以自1930年以来首次公开声称，苏联当局歧视性地反对或忽视女性。在工业领域，女性们负着超出医学安全度的轮班作业，而且经常被强迫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1990年，列宁格勒的“女性读物”运动起步，并且有些进步人士开始质疑陈腔滥调。[61]然而生活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更加艰难。1980年代末期，苏联国营零售店的基本日用品比如茶叶、咖啡和肥皂都断货了。阿司匹林与厕纸很难搞到，[62]于是进入1990年，列宁格勒市政当局发放了1947年以来的第一批配给卡。第一类配给品中有肉。到了夏季，酒和糖也被加入配给行列，12月又多了黄油、鸡蛋和面粉。暴力犯罪在增加。酒鬼和亡命之徒住在潮湿地下室的窝棚里。吸胶毒(11)是天赐的便宜又简单的方法，年轻人大量采用。[63]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有两位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她当门卫，他是锅炉工，他们闲暇时都爱读书。他沉思着，随着“改革，所有东西都开始崩解”。他一个月90卢布的工资变成了10美元，这对夫妇被迫变成街头小贩，售卖从一家工厂弄来的正在融化的冰激凌，因为他们的市场货摊上没有冰箱。“发现了钱，”他评论，“就像原子弹击中我们。”[64]在一份那个时代的文献片《三等车厢》（Third Class Carriage）中，有人在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通宵列车上听到别人讲：“真难相信这个国家能把火箭送进太空。”[65]

图53　剧变期间老人们在聊天。墙上刷的标语是“禁止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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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1988年庆祝千禧年，戈尔巴乔夫利用这个机会主张，东正教信徒有权利崇拜。东正教在共产主义治下没有被取缔，但它几乎不被容忍，许多教堂不是被毁就是被转化成体育俱乐部或游泳馆。1988年以后，修道院是开放的，圣事甚至可以上电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大规模集会上的狂喜之情赫然可见。当大主教从圣障后面现身并走入会众当中，有一大波崇拜者浑身洋溢着见到奇迹的精神和惊异之情：上帝在他们当中。

1988年的“五一”游行值得注意，因为随着人们——感受着自由的第一轮冲刷——举着写有“记住斯大林手下的列宁格勒牺牲者”这类口号的标语牌经过皇宫广场时，广场上下雪了。戈尔巴乔夫在宣扬为民主制未来铺路的思想，而下一年的选举中，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但人们还在奇怪，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觉得它会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昙花一现。戈尔巴乔夫已经瓦解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一党制的政府、无神论、国家经济垄断和集权化管理。苏联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像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些地区已经宣布独立。由于戈尔巴乔夫拒绝用武力镇压叛乱的苏维埃联盟，苏维埃帝国解体了。[66]1991年春季，列宁格勒人——这群注定倒霉的人——面临两场选举：一场要为他们这个国家新设立的总统职位选出人选，另一场是一位市长的选举。选举的同一天亦即6月12日，还安排了一场公民投票，表决他们的城市是否应继续叫“列宁格勒”，还是再次变成“圣彼得堡”。

(1)　朱塞佩·威尔蒂创作的著名悲剧歌剧。

(2)　20世纪的瑞士裔法国建筑师。

(3)　努列耶夫是乌拉尔山地区的人，俄罗斯的非欧洲区域的居民都被统称鞑靼人，这是西方的习惯措辞。

(4)　1959年的一首美国歌曲，三叶草乐队（The Clovers）首唱。

(5)　美国总统的疗养地。

(6)　这是一部政治戏仿喜剧专辑。

(7)　铁幕指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

(8)　瑞典演唱组合。

(9)　联邦德国的迪斯科演唱组合。

(10)　安东尼·多米诺（Antoine Domino），美国钢琴家及唱作人，摇滚乐先驱之一。

(11)　胶水含的甲苯有麻醉剂效果，类似吸汽油。

第十六章　朝西的窗户打破了　1991—2016

公民投票表决书问道：“你想让我们的城市恢复它最初的名字‘圣彼得堡’吗？”这是在暗示过去的荣光吗？抑或“列宁格勒”这个名字足以证明一种伟大的远见吗？多灾多难的20世纪里那场阴郁的跋涉对此提出了异议。或许，这是一个能让居民们刻下自己对社会主义梦想带来之梦魇的不满之情的时机。可是让他们自己的城市还可以留在地球上的列宁格勒人的精神又如何呢？紧闭的门背后，人们热切地聚拢在散落着拼凑起来的冷盘的桌子周围，争论持续到深夜：

——这个地方污秽丑陋。我们怎能叫它“彼得堡”？

——如果你知道有多少精美的服装都已经……

——我们需要共产主义。

——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不需要叶利钦。

——谁想再要一份腌菜？

——应该还叫“列宁格勒”。世界认得列宁格勒。

——这里有任何东西什么时候曾改变过吗？

1991年6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被选为总统。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被选为列宁格勒市长……或者说圣彼得堡的市长？以54.9%赞成、35.5%反对的票数，索布恰克发现自己成为新近更名的圣彼得堡的市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有如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放出空炮之时。而且——跟1917年一样——事情从不妙变成了糟糕。[1]

很多人觉得走回头路走得太快。另一些人提出经由“彼得格勒”再返回“圣彼得堡”。索布恰克市长引用了俄罗斯宗主教的话，宗主教暗示列宁格勒一直是个“强加在圣彼得名号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物，该城为纪念圣彼得而得名”。市长乐观地坚持他的城市已重获重要性。在波罗的海国家都脱离出去以后，圣彼得堡成了俄罗斯“对欧洲的门户”。

1991年11月7日是官方选定的更名日，瓦西列夫斯基岛上那组古战船船头纪念柱火光熊熊，索布恰克市长则在皇宫广场发表讲话，请求为围城中遇难的列宁格勒人默哀一分钟。罗曼诺夫王座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Vladimir） (1)从欧洲飞来参加庆典。从此，5月1日这个老旧的共产主义节日变成了“城市日”，纪念圣彼得堡于1703年5月奠基。[2]

然而新的幻象又一次很快让位于失望。计划经济处在崩溃中，工业产量跌落，[3]政府大量印钞，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衰退。与此同时，人们已经为“圣彼得堡”投了票，现在必须要着手重新打造一座配得上那个护身符般名字的城市。彼得大帝把他的城市规划为一个橱窗，陈列欧洲启蒙时代最有价值也最进步的各方面。新近更名的圣彼得堡引入了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和强取豪夺。就像又来到了1918年，孤注一掷的人们来街上卖他们手中不管多微小的东西。绝望如同一场瘟疫，用小广告贴满干草市场四周的墙面。地铁里有500万张惊恐而苍白的面孔，站街女和瘾君子露宿街头或在旅馆开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对面的莫斯科（Moskva）旅馆是妓寮兼赌窝。赌徒们在大堂的沙发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妓女们则潜行在无遮蔽物的长长走廊上，渔猎有价值的外国交易者。卖淫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部门。由于工作不稳定、工资在下降，卖淫在某些区域被认为是一项“有声望的职业”，能借以获得外币及额外的买衣服与旅行的机会。1989年的一部苏联影片《国际女郎》（Intergirl）讲述一位列宁格勒的护士没法靠工资活，就转行卖淫，因与一位顾客结婚而获得了逃往瑞典的机会。彼得·托多洛夫斯基（Pyotr Todorovsky）这部影片——在发行当年高居俄罗斯排行榜榜首——除了揭露晚期苏联生活中直白的事实之外，也近距离刻画了列宁格勒的死气沉沉。[4]

图54　“幸运的罢工”（海报）VS.锤头和镰刀图案——1990年代初的圣彼得堡

黑社会控制着市场。斯莫尔尼出来的那段涅瓦河的对岸有大规模毒品交易。普尔科沃机场是帮派的地盘，手提箱被随意打开或偷走。市中心附近的公寓楼街区的楼梯散发着麻醉剂的气味，于是没工作的青少年就懒散地躺在那里吸烟。生活条件仍然是基本水平，裸露的电灯泡摇摇晃晃，或者顶多罩着五十年代风格的灯罩。浴室淋浴器和水槽——在这些地方必须敲打水管好让含铁的水快点流出来——经常位于厨房里用帘子隔开的一角。哪里都看不到进步的迹象，并且可想而知，现在许多同志——由于他们一辈子都作为共产主义者活着——感到一种极度痛苦的挫败感。正如勒卡雷（Le Carré）的小说《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中的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对俄罗斯人的评论：“这头熊厌恶他的过去，对他的现在感到恶心，又对他的未来彻底感到恐慌。”[5]也正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走向艾尔米塔什》（To the Hermitage）中的人物加林娜（Galina）所言：“你能看到俄罗斯现在是怎么回事。如今，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更糟糕的时代来了。” [6]

1992年在一场大祸中来临——市场的价格管制被撤销，导致许多人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大多数人所遭受的剥夺与短缺，比他们在共产主义时代所遭遇的严重得多。距离残酷的纳粹围城的第一个冬季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而生活又一次变得冷酷残忍。3月，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是125：1。一名教师一个月工资500卢布，即2.3英镑，是一顿包含肉、斯美塔那酸奶油（smetana）、马铃薯、橙子和鲜花在内的节日餐食材的价格。[7]月退休金342卢布的人只好不庆祝节日了。可以搞到假货：“外国”香水，希腊制造且刚好过了销售许可日期的“丹麦”啤酒。到了9月，俄罗斯的赤字达到7160亿卢布，通胀率高企。下一个月月底，1英镑等于627卢布：够八天里每天买一条面包、几磅马铃薯、一公斤黄油和一升牛奶，就这些。数字也显示，前所未有的失业开始笼罩俄罗斯，10月1日有90万人登记为没有工作，还有200万人在打零工或停薪留职。

价格波动剧烈。一卷厕纸——任何时候都给自己留一卷是明智之举——值15卢布。这个价格等于在规模相当大的爱乐乐团演奏厅八盏华丽枝形吊灯下举行一场管弦音乐会的舒适位置的票价。但这两个是便宜货，对比一只橙子的价格——350卢布，这对于领退休金和工资的人来说是笔巨款。我曾被告知，三球哈根达斯冰激凌的价格相当于从彼得堡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的一张机票钱，但我仍对此感到匪夷所思。在长廊商场，一对做工粗糙的纯棉内裤值185卢布——差不多是一位科学家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内置卫生棉条货量充足，但价格令人望而却步。电子商品比如西方的立体声音响和录像机的价格高得离谱。只有那些有本事弄到外币的人——在旅游行业工作的人以及进出口辛迪加的投机商——才能买得起这种东西，或给他们的亲属提供像样的支援。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把办公室搬到了斯莫尔尼，他自1991年到1996年都担任市长，并以威权主义的方式管辖这座城市。他任命前克格勃官员担任重要职务，比如瓦格诺娃芭蕾学校的管理者岗位，他宣称，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行政管理方面富于经验”。在一个暴力与腐败不断增长的时期里，对这座城市的日常管理落到两个代理市长手里：索布恰克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Vladimir Yakovlev），和前克格勃官员暨未来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990年代初期，一位友人写信给我描述了“一种泛滥的犬儒主义。我们都被剥削并以谎言相告。我们不需要任何政治家”。年轻人需要“美元和……西方的生活水准”，并且开始为挣点钱而寻找小诡计。有些人会早早起身以求在商店的队列中占一个靠前的位置。几个小时后，他们会把这个位置卖掉，然后拿钱买些伏特加并忘却这一天。[8]在更糟的命运介入之前，伏特加通过死亡提供营救。千禧年后的统计数字披露，俄罗斯男性平均消费量是一天一瓶。另一些人有更宏大也更血腥的致富方案。欺诈是编织俄罗斯人生活的经纬线的一部分。窃国之举在缅希科夫亲王把它搞成那样一门艺术之前就存在了。不诚实与欺诈在共产主义时代已经加剧，而收取贿赂、资产剥离、盗用公款行将成为后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建制中的主要元素。在原始粗糙的后共产主义世界，发达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对税务人员撒谎、购买黑社会的“保护”、贿赂地方官僚，以及拖欠工人工资。获得授权的“合作社”自1988年5月起就已经以压到最低的价格从国家买下几乎任何和所有东西，然后以市场价格出售。他们与那些帮忙促成这种诈骗的官员各退一步、折中分赃。一位28岁的银行家被问及如何在俄罗斯搞到钱时，他回答说：“你杀人啊，你偷啊，你行贿啊。”[9]

工业领域的私有化1992年开始，几百万工人发现条件变得更糟。1992到1994年间，国有资产中多到惊人的70%，包括自然资源都被卖掉了。[10]许多党内精英加上地方行政官员和主管通过挪用商品和资源而继续把持权力。有些人甚至在私有化广泛施行之前就开始把苏维埃的财产转变为自家财产。由于在利益方面一拍即合，新公司得到赞同它们的地方当局的帮助。1992年，圣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的首席代表是旅游公司诺德（Nord）董事会的头。因此他所处的职位能给自己的公司提供位于涅夫斯基大街的两栋楼，每栋只收费174 000卢布，而这时期同一区域的一套公寓售价就要超过100万。[11]城市财政有异常，因为官员们靠假账中饱私囊。事实上，这套系统依旧通过“互惠交易”起作用，因为身处高位的官员们——为削减开支——帮助企业设立。2000年代初期，启动一项大规模建筑计划的贿金（baksheesh）大约是100万美元。初期软弱的政府只能顺从。[12]

随着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莫斯科的各街道上开始炫耀财富，莫斯科街上那位迪斯尼化的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正为该城添光增彩。世故的圣彼得堡倾向于把财富藏在无止境朽坏的优雅破败背后，或藏在各个小岛的林间，新精英在岛上建有不拘一格的后现代豪华乡村别墅，这里有点新哥特主义，那里带些现代风。令人震惊的是，听说就在这些有着最先进工艺的西方现代化生活设备的奢华住所以外50公里处——通往诺夫哥罗德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庄里——仍能看到系着挤奶女工裙腰的农妇们运输着一桶桶水。暴发户、城市贫民和偏远村民彼此对照，俄罗斯正在经历十分不同的时代。

图55　1990年代早期的绝望之情。贴满小广告的墙面

冷血无情的首创精神与肆无忌惮，以有说服力的火力作为支持，发展了1990年代的商业。有竞争关系的帮派竞逐控制权，并阻挠一个公平而有竞争力的自由市场的演化。寡头们出身于对残酷无情型资本家的苏联式拙劣模仿。他们有着更似一支私人军队的保镖做后盾，极少有人对他们的国家能有点责任意识，他们掠夺国家资产，不缴税，任由俄罗斯的经济被严重破坏。[13]到处都是沿街贩卖的人，于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变成看似吸引人的替代选择。随着1990年代负重前行，圣彼得堡的帮派火并进一步增加，还附带毒品交易，而这条路上更高级的一端是军火交易。这座城市的气氛有如芝加哥禁酒时代(2)。那些为了成为有志向的企业家而工作的列宁格勒人即“商务”（in business）人士都带着枪。

对于这时期的商业如何开展的出色洞察，见于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Alexei Balabanov）1997年有影响力的电影《兄弟》（Brat），[14]片中一位车臣（Chechen）恶棍出狱并在圣彼得堡各市场强索保护费。被雇来除掉这个车臣人的职业杀手接待了来看望他的弟弟达尼拉（Danila），达尼拉是个让人没脾气的年轻人，他时常对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使用强力。达尼拉作为他所处时代的孩子，不喜欢犹太人或彼得堡电车上粗野的亚美尼亚逃票者。他的热情在俄罗斯流行音乐上，喜欢在乐器使用上善于创新的新浪潮音乐乐队“珍珠鹦鹉螺”（Nautilus Pompilius）的演奏，还有格列本希科夫、舍夫丘克以及康斯坦丁·金切夫（Konstantin Kinchev）的乐队“阿莉萨”（Alisa），该乐队的重金属抗议在1990年代末期日渐民族主义。达尼拉沉迷于听他的随身听，他用皮带把它绑在肚子上。随身听被一位杀手的子弹炸成碎片，它——至关重要地——缓冲了子弹的力道。《兄弟》把圣彼得堡展现为一座血迹和泥浆飞溅的悲惨城市。报废汽车的外壳堆在街上。公共建筑的内墙上满是皮肤病一般的漆膜泡。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停车场是故障电车的墓园，这些电车来自世界上曾经最大的电车网。达尼拉从故乡来这里不久，一位艰辛地露宿公墓的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就告诉他：“这座城市是股可怕的力量……它把你吸进去。”它也吐出不想要的。影片结束时，事情变得非常棘手，达尼拉赚了一大笔钱，便徒步前往莫斯科——带着他的枪。

图56　圣彼得堡的“隐蔽空间”，1990年代

快进六年到了《狂爱圣彼得堡》（Progulka），2003年发行——正是圣彼得堡为300周年庆而推出最美周日的年份。这部影片中，主人公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光明世界里漫步，能够享受这座城市而无须惧怕威胁恐吓。然而核心人物的无责任感——或是幼稚？——在她显见的随和的勃勃生气中掺入了急躁和欺骗性。

这群年轻人漫步走下涅夫斯基大街并环城游逛，能看到为300周年庆而进行初步修复的许多证据。这座城市为了它非常特别的生日而“波将金化”了，无视其“内部空间”，即那些自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就散发恶臭的彼得堡的院子。在这些被不断装点的正立面背后，古老的污垢依然故我。在公共建筑里，那些不允许西方游客进入的公用设施仍然“在展示中”。奇巧馆里秩序井然的展览空间和陈设之间的一条走廊上，金属线、管子和漆坏了的墙面在在暗示着一种脆弱性，一个靠碰运气的现实。苏联解体后，公寓街区受苦受难。负责清洁工作和维持治安的“楼道长”再也没有了，居民们开始把对清洁和卫生的抱怨之辞贴在租住户的墙上。

图57　彼得与保罗要塞2003年修复前与修复后

2002年8月，这座城市大规模地搭起脚手架。特列兹奇尼为彼得与保罗要塞建造的大教堂的尖塔以及圣以撒大教堂的尖塔都被遮蔽了。皇宫广场正在重铺路面。近2500处“历史与文化纪念物”、300尊“纪念性雕塑”及600尊“装饰性雕塑”都需要修葺。[15]位于斯特列利纳的宫殿1920年代曾是间孤儿院，后来被纳粹占领，被弗拉基米尔·普京变成华丽的国会宫（National Congress Palace）。这位总统对于改善该城市的外观和提升它的地位一贯表现慷慨，他在这座城市的一栋筒子楼里长大，那里离里特尼大街的克格勃“大房子”不远。普京的朋党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Valentina Matvienko）任市长期间，来自联邦预算的钱被拨付给圣彼得堡，她在2003—2011年间活力十足地主持了大批备受瞩目的项目。[16]

为了300周年庆，圣彼得堡的汽车站被彻底翻修。街面都被铺砌。坑坑洼洼的涅夫斯基大街被掩饰平整，1990年代一直如此艰苦的城市生活上了中产台阶。人们策划了一些大型活动，有夏园的游园音乐会，有涅瓦河上的激光秀，其间还有彩色喷泉表演和喷水表演。有一场赛舟会，一场冰激凌宴会。火焰再次从古战船船头纪念柱上熊熊燃起。艾尔米塔什有一场“彼得大帝展”，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经过深入整修后重新开放，还有皇村琥珀厅经过24年整修后的开幕式，普京总统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出席。有一场入场券1500美元一张的舞会。顶尖俄罗斯乐队奉上摇滚盛宴“打开窗户”。多尼采蒂鲜为人知的歌剧《彼得大帝》上演。有极昼夜摇摆爵士节和第六届国际早期音乐节。(3)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带着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管弦乐团来访，而马林斯基剧院的一场节庆音乐会被BBC转播至全世界。[17]

精力充沛的工作狂瓦列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自1996年起执掌马林斯基剧院，把这个机构转变成一个创造力发电站。它雇了大约1000人——管弦乐团180人，舞蹈家200人，歌唱家80人，技术人员300人，还有行政人员和医生。捷杰耶夫每年在马林斯基献上100场演出，总是一离开指挥台就匆忙扎进一辆去普尔科沃机场的轿车，飞往欧洲去指挥。他的指挥任务当中还夹着演出结束后的庆祝宴会。一跨出格林卡或柴可夫斯基的王国便扎入百万富翁进餐者——他们可能会成为有价值的赞助人——的世界，这并非易事，但对现在的捷杰耶夫而言，这是把马林斯基剧院转化为人们愿意为之掏钱的世界知名品牌之进程的一部分。就像艾尔米塔什，单只这名字就是卖点，因为游客们来这里既是因为它提供的艺术瑰宝，也是因为这个机构在文化顶级景点排名表上所代表的东西。[18]

确实，周年庆典被看成营销这座城市的机会。一直向西看的居民们在俄罗斯品牌中找到了一份重新燃起的骄傲。彼得大帝在促销产品与服务方面派上了用场。涅夫斯基的彼得罗夫斯基银行在入口处展示了这位伟大西化者的一尊胸像。这位沙皇的宫廷里出售的彼得一世香烟宣称内含优质烟草。有着“青铜骑士”徽标的彼得罗夫斯克啤酒和本地酿造并蒸馏的彼得大帝伏特加，既迎合居民也迎合游客。但是，这场庆典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或困难的。建立了求生网站，给居民提供如何应对旅游者云集之况的建议：如何摆脱运河游艇上的手提式扩音器播放的震耳欲聋的招揽说辞；如何对付要求和巨人彼得大帝合照的一群群戴着褶边软帽的少女。[19]除了这类麻烦事之外，更有腐败那熟悉的阴影，投下它幽暗又眼熟的光线。资金丢失不见。被疑处置不当的资金是笔巨款。[20]

不过这座城市从2003年吸收了经验并继续呈现吸引人的事物，它们能补充到早就丰富的景点行列中并让游客不断前来。一件硕大但可疑的物品被加到填满这座城市的历史珍品当中，它是圣彼得堡的沉渣中的又一块碎片。福尔士塔茨卡娅街（Furshtatskaya Street）的情色博物馆（Museum of Erotica）保存着一根13厘米长的阴茎，据说曾属于纵欲的格里戈里·拉斯普京，2004年被拿出来陈列——它的真实性可想而知是有问题的。这东西类似奇巧馆展出的那些怪诞的泡制的古怪物品中的一件，对它有各种不同界定，有说是海参，有说是一只大型四足兽的阴茎。该物品是这家博物馆馆长伊格尔·克尼亚济金（Igor Knyazkin）花8000美元从一位法国古董商那里买来的，古董商又是从一个加利福尼亚人那里得到，加利福尼亚人则从拉斯普京的女儿那里获得了它，她从巴黎的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圈子里费力弄来，那些流亡者把它当圣物宝贝着。

保罗·麦卡特尼1964年作为甲壳虫乐队的一员被苏维埃政权封杀，40年后的2004年6月，他在圣彼得堡为6万名粉丝演出。这虽然是麦卡特尼在这座城市的首场音乐会，但是他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千场音乐会，转手倒卖的门票价格高达500美元。[21]舞台搭在面朝亚历山大柱而背临莫伊卡河的位置。麦卡特尼为几代人献唱，对他们来说，他早年的歌曲就像通往西方的一条“生活之路”。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于2007年7月演出。曲目中有《同情恶魔》（“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首歌指涉了1917年发生在离他们的舞台仅数米远的冬宫的政变。

上一个冬天，皇宫广场出现了又一个临时吸引游客的东西。冰作坊（Ice Studio）公司制作了一座安娜女皇冰宫的冰雕复制品。此类吸引人的物品对于一座丧失了很多制造业根基的工业城市来说颇为有用。居民越来越多地成为白领，在私人经销公司、进出口公司或公关公司辛勤工作。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公务员已经增长到俨然沙皇时代的比例了。住房越来越贵，而且尽管自住房业主的增加对环境有正面影响，但许多人还得为了工作通勤往返，因为市中心——40%居民的工作区——的公寓价格格外高。然而在这派新的繁荣背后仍然是一个老旧的圣彼得堡，荒废且狂乱。警察为了赚点外快，假称司机严重违规从而加以讹诈。最后，这座城市用一个热线号码来回应对腐败、受贿和骗钱的告发。妓女们——其中很多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而工作——被一位地方警官逮捕后用车带到城市郊区，然后被逼迫“把他的车舔干净”。对于在这座城市上学的非洲学生遭到的公然种族袭击几乎不闻不问——2000—2006年间有五人被枪击或刀扎。言论自由遭到攻击，因为民主制被普京的机构挤到边缘。他当总统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让独立电视台闭嘴。2015年4月，彼得堡西北萨福施基纳街（Savushkina Street）上的一栋建筑被准确锁定为俄罗斯“水军工厂”（Internet trolls）的总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在互联网论坛或社交网站上给普京点赞并诋毁西方民主制。力量加强的国家成功地限制住十年之前的帮派文化后，它自己的官员开始专注于保护费与勒索。[22]

2007年，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三座城市举行了民意调查，令人不敢相信的统计数字显示，71%的人认为斯大林有着积极影响，甚至更多的人相信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维护了秩序。[23]这项民调为领导层提供了一份全权委托书。普京的克格勃训练教会他，还没被控制住的东西就仍然是个威胁。针对车臣与格鲁吉亚的行动，还有吞并克里米亚的举动——如俄罗斯电视台所呈现的——对于推行一个复兴的、再次强大的俄罗斯的理念助益良多。许多公民被说服，这位总统就是捍卫他们的最佳人选。普京是柔道黑带，能抓大鱼，能猎猛兽，还能派他的士兵粉碎对于俄罗斯民族的任何挑战。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报道战争进展——现场直播被禁止——就跟用化学方法增强运动员和投入巨额预算宣传俄罗斯人的英勇无畏一样有用。对于俄罗斯1990年代遭受来自西方的羞辱感到痛苦的普京想让他的国家再度伟大，根本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再世。多事的记者都被噤声。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指控改头换脸的克格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安放了在莫斯科公寓楼街区猛烈爆炸的致命的“车臣”炸弹，以此使一场针对所谓行凶者的战争正当化。身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特工的利特维年科专事打击有组织犯罪。2010年，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暗示，民主的理念在俄罗斯彻底消失。

过了2010年，圣彼得堡市政当局列出了66万仍居住在本城剩余的105 000间筒子楼住所中的人，尽管其中许多人是暂时居住，甚至是非法移民。[24]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政府重启对日常食物的补贴，老人和穷人无助地吃着常年务农之人的餐食——谷物加豆类，而富人看起来甚至还有余裕。有些人则富足非常。克列斯托夫斯基岛变成富人时常光顾之地。塔夫利宫左近地区的房屋开发如雨后春笋。从当局那里得到点帮助的地产开发商，为了建造豪华寓所而将打着不宜居住的旗号把人们从合意的大楼里驱赶出去。价格与欧洲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同类住宅相当。不过，有些争议性的开发项目因为当地的抗拒而受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计划在奥赫塔建一座400米高的塔，地点是瑞典人的聂斯坎斯要塞矗立之处。这里除了是个考古场所，还临近涅瓦河另一侧的斯莫尔尼大教堂和斯莫尔尼学校，因此被视为对历史古城的侵扰。由圣彼得堡知识界鼓动起来的地方压力设法影响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他在普京采用空位策略期间任总统——敦促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将计划中的塔移至不那么有历史底蕴的拉赫塔（Lakhta），[25]并且成为滨海地区由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开发区中银针般的装饰性中央地标——圣彼得堡遇上了新加坡。

图58　2016年圣彼得堡守卫新贵阶层的电子摄像狗

沿着A181公路驱车经过拉赫塔后，很快就汇入142公里长的圣彼得堡环城公路，此路将喀琅施塔特与海滨连起来。它沿着拦洪坝伸展，拦洪坝始建于1970年代晚期，被1990年代的政治乱局打断，最终在普京的动议下于2005—2011年间完工。喀琅施塔特受累于其作为海军基地的功能寿终正寝，成为乘公交车能到达的圣彼得堡的郊区。拦洪坝理应保护这座城市免遭自奠基之年起就一直在威胁它的洪灾。要做到这点，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该当同意削减化石燃料。然而天然气与石油是俄罗斯最大宗的出口品。2009年，随着600万俄罗斯人陷入贫穷，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图59　喀琅施塔特空荡荡的运河与仓库

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计划是重新开发彼得大帝位于新荷兰岛（New Holland Island）的海军木材场。负责马林斯基剧院的精力旺盛的瓦列里·捷杰耶夫，曾计划建造一座悬置在这座岛屿上方的巨型玻璃立方体剧场。这个方案由洛杉矶建筑师埃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提交，但被城市设计师奥列格·哈尔琴科（Oleg Kharchenko）否决，他对“无定形的玻璃结构”没有热情——这种情绪有克里姆林宫做后盾。悬浮玻璃立方体的概念让人回想起这座城市一个最激动人心却未能实现的建筑梦想——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这个决议太没有历史眼光，也在损坏这座城市吸引游客的能力。此计划被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一个更保守的方案替代，而它又因为背后的国际财团遭遇财政困难而告吹。切尔西足球俱乐部（Chelsea Football Club）的老板、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介入，提供一笔大受欢迎的四亿欧元的捐款。由此产生的建筑群——第一阶段于2016年完工——包括影音工作室、书店、画廊和一座公园，但缺乏能与圣彼得堡大胆的建筑传统相结合的宏阔视野。[26]

捷杰耶夫在马林斯基附近将就着建了一所大小适中的新音乐厅和一座新的观众会堂。音乐厅布置精良，音响效果喜人，但马林斯基第二剧院在建筑和音响上都没有革新。至于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有一些灿烂辉煌，但另一些看上去是圣彼得堡时间错位的牺牲品。最近的一场《天鹅湖》有点缺乏灵魂，哪怕芭蕾舞团合乎圣彼得堡的传统而技艺娴熟。这出剧目的出品可上溯到1950年，不过除了尺寸大得奇怪的天鹅滑着掠过背景墙——这些天鹅也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萨德科》（Sadko）的2017年版中客串出场——演出效果是当代的。但并非所有旧日的马林斯基剧院作品都是这样。出品时间上溯至1998年的《费加罗的婚礼》（Nozze di Figaro）——粗笨、沉闷、不够风趣又了无生气——很久以前就该封存。

今天，马林斯基剧院出于明显的向观光观众推销的目的，而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特定的芭蕾舞剧与歌剧。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剧院提供了全套娱乐。2016年末，马雷话剧院里的这些娱乐活动，范围从法国闹剧《波音——波音》（Boeing-Boeing）到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生存与命运》那强劲而磅礴的改编本。至于城市本身，圣彼得堡总是会为它自己的戏剧提供一个华丽的背景。不管它是一位突然闯入某节地铁车厢并在列车启动之际开始旋舞的霹雳舞舞者，还是一位漫步在夜晚的涅夫斯基的鬼魅般的街头艺术家，或是为300周年庆典而被改造的建筑，圣彼得堡都依然有着真正的戏剧感。有时，因为头上蜘蛛网般的无轨电车电线网而难以欣赏到建筑，但这些建造物是一段尽管短暂却宏伟之过去的显著证据。特列兹奇尼的雕像矗立在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桥（Blagoveshchensky Bridge）旁，骄傲地注视着外面所有这一切力量与混乱——看看这座彼得大帝雇他建造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1)　尼古拉二世堂兄弟的儿子，1917年出生。

(2)　1920年1月17日——1933年12月4日。

(3)　早期音乐（Early Music）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　2017

本书以沐着后共产主义的十年里的诡异晨光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次散步开篇。对圣彼得堡来说，情况将变得更艰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这个社群的某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而言，情况总是艰苦的。农民、沙皇、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同志、一个不起眼的做着他或她的生意的人——他们都曾为了这座城市的愿景和一份体面的生活而挣扎。

2015年10月31日，恐怖分子的一枚炸弹落在一架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飞往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途中的俄罗斯喷气式客机上，导致224人死亡。17个月之后的2017年4月3日，又一枚恐怖分子的炸弹在彼得堡地铁上导致游客死伤。两出悲剧都伤害了这座城市，并震惊了世界。

彼得的梦想都城宏伟但脆弱，一如它被建造之时。工人们整个夏季都在复原冬季里造成的毁坏。[1]这座城市是差异性的爆发物，它变成了经久不息的噩梦。它在300年的历史中所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总和，在天平上重重地压过它的种种欢愉与胜利。不过，通过圣彼得堡这出剧目，一块强大的土地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座城市的活力始于它的无根基。如同纽约，圣彼得堡是陌生人的构造物，他们带来各种传统的混合及创造一个崭新且独特之文化身份的能力。的确更像纽约而非巴西利亚（Brasilia）——另一座自觉建造的位于偏僻之处的、没人愿意居住的首都——圣彼得堡在最短的时间里锻造出世界上最具艺术丰富性与政治不稳定性的城市之一的复杂性格。但是，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里，怎可能有任何城市繁荣呢？

图60　圣彼得堡彼得与保罗要塞一角：一座堡垒，一个港口，一个启蒙知识的中心

圣彼得堡生产了大量怪物和怪异的想法。这座城市看起来令人头晕眼花，“另类”到足以促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让《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故事在这个北方都城开篇。沃尔顿船长（Captain Walton）航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更远处，在“未开发区域”进行“1000项天体观测”，这场航行的起点就是圣彼得堡。沃尔顿在探险中遇到正追踪那个可怕怪物的弗兰肯斯坦。[2]圣彼得堡的许诺是神秘的、不安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它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城市里有着最奇异历史的最奇异的城市”。[3]

圣彼得堡是莫斯科的解药——“真正的俄国人”，卡萨诺瓦评论道，“对圣彼得堡来说是个陌生人”。[4]一位19世纪初期的法国人认为，它“不是俄国人的城市”，而是“领俄国薪水的外国艺术家的城市”。[5]共产主义时代来访的一位美国人再次提出对该都城的那种印象。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来到列宁格勒，对于在一种“令人阴郁的潮湿北方气候”下安置“淡雅纤细的南方式黄色建筑物”的想象力感到愉悦。她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是由“与莫斯科或基辅没有关联的人”建造的。[6]然而彼得的城市里曾创造出这么多俄国的荣耀——它的文学、它的音乐、它的舞蹈——甚至，还有它在1820年代到1918年间的政治幻想。生与死之间的斗争上演了三个世纪，而悲惨的天气总少不了它的角色。

图61　一排拉斯特雷利格调的应对天气变化的落水管

看下涅瓦河三角洲的地图，便觉有些像喉部。河口是暴露在冷风中的大张的下颚。脆弱的居民——一如围城的牺牲者们——是天气的人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颤抖着忍受“一个可怕的夜晚，一个11月的夜晚，潮湿多雾，雨雪交加，满是疟疾、黏膜炎、感冒、扁桃体炎以及各种类型各式各样的发烧，总之……一个圣彼得堡的11月”。[7]他写道，有一个地带如此潮湿，以致掘墓人没法埋下一具干的尸体。[8]不过，当你跳下一辆来自寒冷的、让人有压迫感的、衣着考究的莫斯科的火车，尽管一阵苦涩的雨夹雪让你倍觉受伤，但还是能感受到一阵暖意。你在更放松的充满学生气的氛围中移动。大城市忙碌的人们仍旧身不由己地动着，且脸色阴沉——他们不得不为自身的困境而奋斗——但那里有一种在世故又急躁的莫斯科所无法领会的相对悠闲。

圣彼得堡过去是个没人要的新贵。莫斯科变成一个无礼的篡位者。在今天的彼得堡餐馆，人们看上去有着不拘礼节的松弛感。在莫斯科，我绕着一家餐馆的拐角走，径直撞上一支小型私人部队全副武装的战斗组。他们像某个香蕉共和国(1)的雇佣军，懒洋洋地靠在吉普车和黑色玻璃的大型防弹轿车上，而其他人揣着既有个头也有火力的武器在巡逻。我很高兴没有预约这家餐馆，万一有个敌对团伙来赴约呢。对一些需要保护的人来讲，这套做派是个古怪的选择。不过假如被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助手和大秀事业线的女人所拱卫的老板选择坐靠窗的位置，那么这次出行肯定是为了虚张声势。老板狼吞虎咽地啃咬着，仿佛还没完全从一文不名的乡下出身中脱胎换骨。我瞥了一眼他面前堆叠如山的海鲜，确信其中包括我从没见过的种类。我想要逗留片刻探查一番，但因为一个两米高的护卫向我靠近，我决定朝着克里姆林宫方向加快脚步。巨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Gum）——像伦敦哈罗德商场（Harrods）般灯火通明——对着红场那一头的列宁墓大呼小叫。最近改换新颜的圣巴西尔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看上去焕然一新，会令拉斯维加斯所有亮得过头的仿制品黯然失色。“我们想要过什么？”一位1991年在红场上这个位置接受采访的建筑工人若有所思。“温和的社会主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我们得到了什么？……嗜血的资本主义。猎场。决战。”[9]25年过去了，我知道圣彼得堡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暴力之后至少有所安顿，开始尝试寻找一种若称不上“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但至少更平稳、更适宜的生活模式——只要在现实中这种生活模式是可能的。

图62　陆地与海——城西快速高架路系统与远处拉赫塔在建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塔的核心部分

圣彼得堡并非一座拉斯特雷利的华饰和罗西的曲线都完好无缺的无暇博物馆。每年有10到15座历史建筑——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区的15 000座1914年前的建筑物——败给开发商或崩塌。与威尼斯相仿，荒废交织在这座城市存在体的每根纤维中。它的生命被切断也被毁坏。此城就像一个有明星相的年轻女演员——野心、名望和丑闻的牺牲品——一次又一次开始复原并一次次重获新生地露脸。伊丽莎白微光闪烁的一众宫殿，保罗色彩斑斓的堡垒，被洪水卷走撞上巴洛克教堂侧面的那些大篷车，果戈里笔下伪善的涅夫斯基大街，还有圣以撒广场的卷心菜地：全都在这个现代城市欢快的商业午时成为品类各异的荒诞事物。圣彼得堡当局想把他们的中心地带弄成不只是往昔的宏伟表达，这一点情有可原。城市规划者们坚持，人们必须想要住在圣彼得堡。它必须要与其他现代化中心相匹敌。因此才有了诸如拉赫塔中心和泽尼特赛场这样的动议，它们将在2018年的世界杯中起重要作用。作为典型特色的是，它的建筑工人们正活在十分低劣的条件下，而且有些人被拖欠工资。[10]

彼得堡对游客自吹自擂。但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去，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显得微不足道。屈斯蒂纳看轻他同胞的这座雕像，“它碰巧在俄国，因此被过誉”。[11]说起来，这位骑士全然没有安德烈亚·德尔·委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那尊骑马的科莱奥尼（Colleoni）纪念像的力量，这尊纪念像主宰着威尼斯的圣乔凡尼与保罗大教堂广场（Campo SS Giovanni e Paolo）。法尔科内的彼得年轻而有活力，但因元老院广场的广大和涅瓦河的宽阔而显得渺小，似乎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如果他跳下马来，他会像个努力沿直线走路的醉汉般摇摇晃晃地离开他这份300年间都充满致命欲望的可疑遗产。

现代的圣彼得堡为了繁荣而抗争，决计——在经过所有的不善管理之后——为恐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地质学上的风险，找到可行的解决之道。中心区域大部被列为高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地铁挖得深。最低的车站是海军部站，在接近地下90米处。这个地铁系统运行出色。列车班次很密，以高速覆盖的距离也很可观。这些车站没有莫斯科地铁站那种帝国般的张扬，但它们令人难忘且非常干净。难题在于车站站点稀稀落落，由此导致城市的无轨电车网以及私人经营的嘎吱作响又蹦蹦跳跳的小巴士（marshrutki）过载。地铁的另一个难题在于搭乘自动扶梯要花2分15秒到2分50秒。一位每天上下班要上下乘两轮扶梯的劳动者，每周耗在自动扶梯上的时间接近1小时，这还不算令人愉快的旅途时间。有些常客坐在运动着的阶梯上，胆子大的人在上面奔跑，而大多数人站着，还经常是在阅读。圣彼得堡人仍是如饥似渴的阅读者。老一辈记得那个谨言慎行的年代；禁书的油印地下版本被当作额外配给品或一件可能改变世界的武器而被珍视。[12]

这座城市的各处空地被一个吝啬鬼的丑陋之物或老旧的基础设施所窒息。在瓦西列夫斯基岛或维堡侧翼，临时性的巨大电镀管子架在地面上供热。在城郊，头顶上翻花线般的电线令天空黯然失色。大块大块坑洼不平的地昭示着未竣工或废弃的建造计划。各个傲慢的商业中心之间苍凉地站着稀疏零落的灌木丛。城市的新边界被一个由欧尚（Auchan）、H&M、喀斯特拉玛（Castorama）、迪卡侬（Decathlon）、宜家（Ikea）——品牌还在增加——构成的商业之环围困起来。对于蓦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地球上哪都有的各家商场，唯一闪闪发光的解药是加拉莉亚（Galeria）(2)，它于2010年在利佛尔斯基大街（Livorsky Prospekt）靠近莫斯科夫斯基火车站处开业。但因为城市里填满西方风格或西方所有的企业，它的差异感和身份意识受到侵蚀。然而圣彼得堡一贯被俄罗斯国境线以外所输入的新奇事物所搅扰，那些事物许诺了某种让人干着急的、够不着的东西。2016年的平均工资是每月4万至5万卢布——相当于650英镑——这点钱让普通人在诸如Zara这类中档店里买围巾或羊毛帽子都囊中羞涩，遑论交得出在地铁里静静打着广告的一套大小适中的新公寓的首付款。

图63　当前的过去——2017年的圣彼得堡

25岁以下的居民对真正苦难的时光没有记忆。劳改营是个遥远的时期。这一点表现在他们爱微笑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大学生们着装随意。他们亲吻，牵手，期望在咖啡店里遇到友好的工作人员，并像欧洲的大学生那样好奇他们获得学位后面前敞开的是哪种前景。出于对匿名的全球化之无礼入侵的抗拒，一些极具魅力的小角落产生了，那里有惬意的咖啡店，类似在欧洲或美国能找到的令人备感舒适的小巢。19世纪后期的建筑折中派——随着它从被忽视的年代里带了回来——与古老庄严的美国城市中某些亲切的部分彼此唱和。卢宾斯苔娜街（Rubinsteyna Street）有一个美国风格的开放式停车场。玛拉娅·孔于申娜娅（Malaya Konyushennaya）让人想起北欧各城市能见到的漂亮整洁的街道。马林斯基和爱乐乐团的票价依然不贵，而且公众对表演艺术的激情在高涨。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正立面背后所潜藏的仍旧是黑黢黢的门廊、浅褐色的楼梯和嘎吱响的升降梯。苏联时代的官僚主义顽固地栖息在神志中——填表格、盖戳、登记——还经常连一桩简单的商业交易都受到阻碍。[13]涅夫斯基大街会有可能重新主张自己是西方最时尚的大街之一吗？——这一次，有优质俄罗斯产品出售——还是它保持着破碎和粗糙的局面？比任何途径都黑暗的是这个令俄罗斯停止意识到它广阔潜能的政权。这些有如缅希科夫再世的窃盗者把财富据为己有。任何正派的农村公社米尔都知道能用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利润做什么。

◆

我注视着动荡的涅瓦河撞击河岸，站在离彼得大帝的圆木小屋不远处，也离阿芙乐尔号停泊地不远，我在思考致命的欲望——一个边疆堡垒的欲望，一座帝国都城的欲望，革命成功的欲望，共产主义的欲望，强盗行径的欲望，资本主义的欲望，不是首都身份而要维系一座文化之都的欲望——对于应得的首都之辉煌的欲望，是对自由、开放与生命的欲望。距离阿芙乐尔号那声空炮已经100年。距离搞集团屠杀的斯大林站起来反对搞大灭绝的希特勒已经75年。距离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已经25年。寡头们附和着罗曼诺夫家族。革命是个走上了可怕歧途的好主意。大混乱和屠杀过后回头看，看到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凝望着乌托邦的海岸。

我最早在维尔纽斯（Vilnius）的一堵墙上看到的一幅画已经在互联网上飞传：画着新任美国总统与我们熟悉的连任的俄罗斯联邦老总统在亲吻。危险的有着色情意味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想想纳粹——苏联的协定和因为该协定而蒙受的所有欺骗，那么确实，陌生的床伴在俄罗斯的策略中发挥着作用。有人问，谁在扮演谁？当会错意的轻率尖叫声遇到刻意假笑的克格勃，这如何下定论呢？俄罗斯历史的重负——对于虐待与不幸的可怕的咆哮——重重地压迫着人类的权益与幸福。未来是否承诺证明恰达耶夫的著名声明，称俄罗斯的存在只是为了警告世界，它做事的方法应当被避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在影片《俄罗斯方舟》中，访客问：“现在那里是什么体制？”传过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穿过涅瓦河上一座长长的桥。夜幕降临。悬挂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和阿尼奇科夫桥之间的歌剧风格的月亮——那种总是低垂在彼得堡的天空贪婪盯视的类型——突然被一片乍现的乌云遮蔽。这座城市的许多装束都不可思议：秋季的夏园，冬日里雪花镶边的建筑物，暮春时分的各个岛屿。有不期然的建筑细节，在严肃的空间里制造出梦幻般的效果。宫殿与公共建筑的照明给黑暗施了魔法。这座城市令人称奇。你可以在午夜到清晨的时段沿着莫伊卡河步行，并透过一扇意外亮着的窗户瞥见马蒂斯《舞蹈》的一隅，这是一幅有史以来最简约、最强有力也最积极的绘画。最重要的是——在对未来的希望中——等待修复的雅致的建筑物的数量中蕴藏着潜能。这座城市有令人震惊的能力。这一刻，穿过它变换着的各种面庞往回看，我感到它是一场海市蜃楼，一片宏伟的亚特兰提斯大陆（Atlantis），一座从迷雾中升起的不可能的都市，而泥浆与沼泽正不断尝试回收此地。

图64　“我们将在这里，这个港口，造一座城”——普希金《青铜骑士》

(1)　指经济仅依靠单一农作物（如香蕉）或单一工业产品（如锡）的一类小国家，经常被一个独裁者或军事武装首领所控制。

(2)　圣彼得堡本地企业。

致谢

我最深的歉疚一如既往地给予卡蒂乌，她充满爱意的贡献是不可思议的品质。我的女儿玛约特（Marjotte）心思敏锐——她的热情和聪颖都是宝藏。

我应感谢以前的经纪人约翰·塞德勒（John Saddler），出于他对《圣彼得堡》最初阶段的帮助；也应感谢纽约墨水井出版社（InkWell）的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做出的类似贡献。非常感谢我的经纪人朱利安·亚历山大（Julian Alexander），他慎重地将此书交给哈钦森出版社（Hutchinson），我由衷地感谢该社工作人员为此项目给予的非常热忱的回应。尤其该提到劲头十足、超级敏感且与人诚挚合作的编辑莎拉·里格比（Sarah Rigby）。我还应感谢目光敏锐的审校曼蒂·格林菲尔德（Mandy Greenfield），她审读此书并提出一些机智的建议；感谢梅丽萨·福尔（Melissa Four）制作了令人赞叹的封面图；感谢林赛·纳什（Lindsay Nash）雅致的书装设计；感谢纳吉玛·芬雷（Najma Finlay）充满活力的公众推广。

这本书背后有很多人的影响。我欠已故的马绍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一份大恩情，他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Air）为关于这座城市及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既动人又刺激的洞察。但还有那么多人——近些年关于彼得堡的学术成就已经汗牛充栋且富有穿透力，凭借精彩的“在地视角”（eyes on the ground）的多元而扩充着一份丰富详实的记录。那些痛斥这座城市往昔常常晦涩难懂的面向的学者不胜枚举，但可以在参考书目中找到他们。

我要感谢凯伦·休伊特（Karen Hewitt）与牛津俄国基金会（Oxford Russia Fund），顶尖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Paris）出色的工作人员，牛津博德莱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助益良多的工作人员，还有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座诺夫哥罗德城(1)以及俄国其他城市的各家博物馆、宫殿和剧院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彼尔姆，那里的初中生们带领我参观了谢尔盖·达基列夫出生的房子，这房子现在是他们的学校。也要重重感谢我在俄国和俄国以外遇到的给予大力支持的俄国人，其中有当时还叫基洛夫的剧院的舞蹈家们、俄国各地的学者们，还有纳迪亚·布德里斯（Nadia Boudris）和她的家人、奥尔嘉·考拉蒂娜（Olga Kolatina）、柳德米拉·卡贾亚（Lyudmila Kadzhaya）、玛丽娜·科若那娃（Marina Korenenva）和阿纳托利·费迪索夫（Anatoli Fetisov）。也感谢巴黎舞蹈电影资料馆的弗拉基米尔·马拉科夫和维尔日妮·奥布里（Virginie Aubry），他们帮我找到帕夫洛娃、乌兰诺娃和努列耶夫的珍贵镜头，还要感谢劳伦斯（Laurence）和沙迪·沙伯特（Chadi Chabert）的帮助与体贴，以及神奇的布雷（Bret）。对一大批理解我的朋友们也要奉上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提供大量支持的阿梅莉·卢沃（Amélie Louveau），感谢我耐心慈祥又永远可爱的妈妈克莱尔（Claire）。

(1)　Nizhny Novgorod和Veliky Novgorod。

插图目录

正文插图来源

0．圣彼得堡在约19世纪中期的印象派全景。（SOTK 2011/ Alamy）

1．待开发的涅瓦河三角洲。制图者未知。（公版/乔纳森·迈尔斯）

2．海军部风光。来自Alexei Rostovtsev，‘Panorama of St Petersburg’，1717年。（公版）

3．勒布隆1700年代初期设计的圣彼得堡平面图。（Leemage/ UIG via Getty Images）

4．夏宫。（乔纳森·迈尔斯）

5．特列兹奇尼设计的12所学院，1753年的面貌。（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TopFoto）

6．奇巧馆。（乔纳森·迈尔斯）

7．浮桥。取自Mikhail Makhaev，‘Views of St Petersburg’，1753年。（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TopFoto）

8．安娜一世宫廷的假面舞会。取自J. C. Trömer，‘Des Deutsch Françis Shriften’，约1736年。（公版）

9．叶罗普金的三条分叉大街（局部）。匿名，‘City Map of St Petersburg’，1817。（公版）

10．皇村的正立面。（乔纳森·迈尔斯）

11．“活风琴”。取自约翰·奥古斯图斯·阿特金森与詹姆斯·沃克：《俄国人的风格、习俗、娱乐百幅图解》，卷1，1803年。（公版）

12．眺望涅夫斯基大街。取自Mikhail Makhaev，‘Views of St Petersburg’，1753年。（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TopFoto）

13．冰丘和夏季集市。Friedrich Johann Bertuch, Bertuch’s Bilderbuch fur Kinder，约1807年。（Florilegius/ SSPL/ Getty Images）

14．运输“雷岩”。来自Marinos Charbourès (Marin Carburi)，Monument élevé à la gloire de Pierre-le-Grand，1777年。（公版）

15．“青铜骑士”局部。（乔纳森·迈尔斯）

16．艺术学院。（乔纳森·迈尔斯）

17．卡梅伦凉廊。（乔纳森·迈尔斯）

18．卡尔·舒尔茨所绘《加特契纳宫一览》，19世纪中叶。（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19．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入口。（乔纳森·迈尔斯）

20．伊万·柴斯科伊所绘《瓦西列夫斯基岛岬角、股票交易所及古战船船头纪念柱一览》，约1810年。（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Getty Images）

21．从冬宫的大门看去。（乔纳森·迈尔斯）

22．费奥多·阿列克谢耶夫所绘《1824年11月7日的剧院广场》，1824年。（公版）

23．卡尔·考尔曼所绘《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830年。（Granger NYC/Topfoto）

24．亚历山大·贝诺瓦为某版普希金《青铜骑士》绘制的封面插画，1905—1918年。（Society for Cooperation in 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Topfoto）

25．亚历山大柱顶部。（乔纳森·迈尔斯）

26．冬宫。（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 Topfoto）

27．涅瓦河畔的宫殿建筑群。（乔纳森·迈尔斯）

28．新艾尔米塔什入口的门廊。（乔纳森·迈尔斯）

29．尼古拉·亚罗申科所绘《一个学生》，1881年。（Sputnik/ Topfoto）

30．乡村公社。（公版）

31．施蒂格里兹博物馆。（乔纳森·迈尔斯）

32．胜家大楼顶部。（乔纳森·迈尔斯）

33．圣彼得堡的现代风。（乔纳森·迈尔斯）

34．“血腥星期天”，1905年。（World History Archive/Alamy）

35．1906年4月27日的尼古拉二世。（ITAR-TASS Photo Agency/Alamy）

36．结冰的涅瓦河上的轨道电车。（Karl Bulla/ 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37．圣彼得堡的施食处。（IMAGNO/ Austrian Archives/ Topfoto）

38．拉斯普京和一个罗曼诺夫。（公版）

39．1917年7月4日军队对示威者开火。（Sovfoto/ UIG via Getty Images）

40．《我们从铁中成长》。（公版）

41．第三国际纪念碑。（Heritage Images/ Hulton Archive/ Getty Images）

42．亚历山大·杰伊涅卡所绘《新经济政策人士》，1927年。（© DACS 2017/ 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Russia）

43．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像。（乔纳森·迈尔斯）

44．“大房子”。（乔纳森·迈尔斯）

45．布尔什维克之家。（乔纳森·迈尔斯）

46．空防声音接收器。（TASS/ Getty Images）

47．自豪的收获者。（Sovfoto/ Getty Images）

48．解除掩护的青铜骑士。（TASS/ Getty images）

49．夏宫废墟。（Bettman/ Getty Images）

50．罗西“剧院街”。（乔纳森·迈尔斯）

51．瓦嘉诺娃学院的课上。（Sputnik/ Topfoto）

52．围城纪念碑。（乔纳森·迈尔斯）

53．剧变期间老人们在聊天。（乔纳森·迈尔斯）

54．“幸运的罢工”（海报）与锤头镰刀图案辉映。（乔纳森·迈尔斯）

55．贴满小广告的墙面。（乔纳森·迈尔斯）

56．圣彼得堡的“隐蔽空间”。（乔纳森·迈尔斯）

57．彼得与保罗要塞2003年修复前与修复后。（乔纳森·迈尔斯）

58．电子摄像狗。（乔纳森·迈尔斯）

59．喀琅施塔特空荡荡的运河与仓库。（乔纳森·迈尔斯）

60．圣彼得堡：彼得与保罗要塞一角。（乔纳森·迈尔斯）

61．落水管。（乔纳森·迈尔斯）

62．陆地与海。（乔纳森·迈尔斯）

63．当前的过去。（乔纳森·迈尔斯）

64．“我们将在这里，这个港口，造一座城”。（乔纳森·迈尔斯）

彩图来源

1．缅希科夫宫殿。取自Alexei Rostovtsev，‘Panorama of St Petersburg’，1717年。（公版）

2．施洗圣约翰教堂。（乔纳森·迈尔斯）

3．新荷兰拱门。（乔纳森·迈尔斯）

4．海军部中央拱门。（乔纳森·迈尔斯）

5．帕夫洛夫思科宫。（乔纳森·迈尔斯）

6．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的中央楼梯。（乔纳森·迈尔斯）

7．K.路德维希据本杰明·佩特森画作印制的《元老院广场的“青铜骑士”》（The Bronze Horseman in Senate Square），1799年。（公版）

8．圣彼得堡集市。取自约翰·奥古斯图斯·阿特金森与詹姆斯·沃克，《俄国人的风格、习俗、娱乐百幅图解》，卷1，1803年。（公版）

9．莫伊卡河上的警局桥（局部）。I .伊万诺夫（I. Ivanov）与P .伊万诺夫（P. Ivanov）手工上色的石板印刷图，底本是Vasily Sadovnikov，Panorama of the Nevsky Prospekt，1830年代。（公版）

10．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乔纳森·迈尔斯）

11．A. P.博戈留波夫绘《在涅瓦河上滑雪橇》，1854年。（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Russia）

12．马林斯基剧院。（Hutchinson/公版）

13．彼得·韦列夏金绘《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1870年代。（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Getty Images）

14．维捷布斯克车站。（乔纳森·迈尔斯）

15．涅夫斯基大街。（Hutchinson/公版）

16．罗曼诺夫的菜单。（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Getty Images）

17．女工示威。（Sovfoto/ UIG via Getty Images）

18．列宁。（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Getty Images）

19．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夫–列别杰娃绘《初雪》，1917年。（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Getty Images）

20．尼古拉·特尔皮思克霍罗夫绘《第一幅标语》，1924年。（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Russia）

21．亚历山大·罗琴科的革命图书馆。在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再现。（乔纳森·迈尔斯）

22．亚历山大·杰伊涅卡绘《彼得格勒自卫队》，1928年。（Sovfoto/ UIG via Getty Images）

23．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Sovfoto/ UIG via Getty Images）

24．瓦伦汀·谢洛夫：“我们捍卫了列宁格勒！我们还将修复它！”，1942年。（Laski Diffusion/ Getty Images）

25．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汽车。（乔纳森·迈尔斯）

26．阿列克谢·孙杜科夫绘《排队》，1986年。（Godong/ UIG via Getty Images）

27．私人企业。（乔纳森·迈尔斯）

28．走投无路的出售。（乔纳森·迈尔斯）

29．2016年的涅夫斯基大街。（乔纳森·迈尔斯）

30．瓦西列夫斯基岛的供热管。（乔纳森·迈尔斯）

31．涅夫斯基大街与喀山大教堂。（乔纳森·迈尔斯）

32．一大堆交通工具、游客与电缆。（乔纳森·迈尔斯）

33．特列兹奇尼雕像。（乔纳森·迈尔斯）

34．“青铜骑士”。（乔纳森·迈尔斯）

注释

第一章　涅夫斯基的微光，1993

1．Dumas, Alexandre, En Russie-Impressions de voyage (1859), Paris: Editions François Bourin, 1989, p. 163.

2．Arnold, Sue, “Human Warmth Amidst the Ice and the Ashes”, The Observer, 3 January 1993, p. 15.

3．De Custine, Astolphe, 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 Robin Buss (1991), London: Penguin, 2014, p. 105.

4．Gide, André, Back From the USSR,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7, p. 32.

5．Brodsky, Joseph, “A Guide to a Renamed City”, in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 London: Viking, 1986; Penguin Classics, 2011, p. 88.

第二章　蹂躏伦敦

1．Schuyler, Eugene, Peter the Great——Emperor of Russia, Vol.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4, pp. 287–8.

2．Gilbert Burnett, Bishop of Salisbury，引自Cross, Anthony, Peter the Great Through British Eyes——Percep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sar since 16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

3．Alexei Tolstoy, Peter the First，引自Shrad, Mark Lawrence, Vodka Politics——Alcohol, Autocrac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04.

4．Warner, Elizabeth, Russian Myths,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2, pp. 18–19.

5．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I, pp. 9–10.

6．Shrad, Vodka Politics, pp. 37–8.

7．Massie, Robert K., Peter the Great——His Life and World, New York: Knopf, 1980; UK: Head of Zeus pbk, 2013, pp. 39–50.

8．彼得沙皇的妹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库拉特金（Boris Ivanovich Kuratkin）亲王记录了他设想的沙皇的生活，见Vernadsky, George, senior ed.,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 Vol. II,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11; Massie, Peter the Great, pp. 66–70。

9．Hughes, Lindsey, Russia and the West, The Life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Westernizer, Prince Vasily Vasilevich Golitsyn (1643–1714). Newtonville, MA: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984, pp. 96, 98;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and the Russians——A Hist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9–80.

10．Shrad, Vodka Politics, p. 46.

11．Kuratkin, Prince, in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12.

12．Schlafly Jr., Daniel L. ‘Filippo Balatri in Peter the Great’s Russia’, in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eue Folge, Bd. 45, H. 2, 1997, pp. 181, 188–9.

13．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 p. 286.

14．Deschisaux, Pierre, Description d’un voyage fait a Saint Petersbourg, Paris: Thiboust, 1728, pp. 4–5; Prak, Maarten,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Web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1.

15．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 pp. 287–8, 291; Massie, Peter the Great, p. 200.

16．Bruijn, Jaap R., The Dutch Nav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3, p. 101; Schama, Simon,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87, pp. 301–2.

17．Prak, The Dutch Republic, pp. 222–4.

18．Ibid, pp. 223–4; Albedil, M. F., Peter the Great’s Kunstkammer, St Petersburg: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lfa-Colour Publishers, 2002, pp. 6, 14, 17.

19．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pp. 151, 180, 265.

20．Shrad, Vodka Politics, p. 39.

21．Post Boy, No. 371, Saturday 18 September–Tuesday 21 September 1697，引自Cross, Peter the Great Through British Eyes, p. 12.

22．Boulton, Jeremy, Neighbourhood and Society——A London Suburb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 293; McKellar, Elizabeth, The Birth of Modern London——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he City 1660–172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 12–13.

23．McKellar, The Birth of Modern London, p. 219; Cracraft, James,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6.

24．Hawksmoor，引自McKellar, The Birth of Modern London, p. 30.

25．Ibid, pp. 30, 204.

26．Cross, Peter the Great, p. 29.

27．Ryan, W. F., ‘Peter the Great and English Maritime Technology’, in Hughes, Lindsey, ed.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illan, 2001, p. 145.

28．Perry, Captain John, The State of Russia under the Present Czar, London: Benjamin Tooke, 1716, p. 166.

29．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21–2.

30．Perry, The State of Russia, p. 166.

31．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20–3.

32．Shrad, Vodka Politics, p. 40.

33．Perry, The State of Russia, p. 229.

34．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18–20.

35．Hughes, Lindsey, ‘Images of Greatness: Portraits of Peter the Great’,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p. 253–4.

36．Anderson, M. S., Peter the Grea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p. 42; Ryan, ‘Peter the Great and English Maritime Technology’,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138.

37．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20, 28; Shrad, Vodka Politics, p. 41.

38．Evelyn, John,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Esq. F.R.S. from 1641 to 1705–6, London: Gibbings, 1890, p. 571.

39．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30–1.

40．Perry, The State of Russia, p. 165.

41．Cross, Peter the Great, pp. 26–7.

42．Hughes, ‘Images of Greatnes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54.

43．Hoffman，引自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 pp. 307–8.

44．Kollmann, Nancy S., ‘27 October 1698: Peter Punishes the Streltsy’,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Days from the Reigns of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Rulers, Part 1，2007年9月12—13日为纪念林德塞·休斯（Lindsey Hughes）教授而在拉韦纳（Ravenna）奥利阿尼高等科技学院当代史图书馆举行之工作坊论文集，Cambridge: Fitzwilliam College, 2007, pp. 23–6, 29–31。

45．Johann Georg Korb, Diary of an Austrian Secretary of the Legation at the Court of the Czar Peter the Great, trans. Count MacDonnell, London, 1863，引自Dmytryshyn, Basil, ed., Imperial Russia——A Source Book 1700–1917, 2nd edn, Hinsdale, IL: Dryden Press, 1974, pp. 1–11.

第三章　危险的加速

1．Chaadaev, Peter, ‘Philosophic Letters’, 1829, published 1836，引自Hare, Richard, Pioneers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9.

2．Peter the Great, Decree on a New Calendar, December 1699, in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13.

3．von Strahlenberg, Philip John, An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 and Eastern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738, p. 27.

4．Ryan, ‘Peter the Great and English Maritime Technology’,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p. 146–7.

5．Schlafly, ‘Flippo Balatin in Peter the Great’s Russia’, p. 187; Cross, Anthony,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Chapters from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the British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6.

6．Deane, John, ‘A letter from Moscow to the Marquess of Carmarthen Relating to the Czar of Muscovy’s Forwardness in his Great Navy’, London, March 1699, p. 1.

7．Vigor, Mrs, Letters from a Lady who Resided Some Years in Russia to her friend in England, London: Dodsley, 1775, pp. 14–16.

8．Voltaire,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1731), in Œuvres historiques, ed. R. Pomeau, Paris: Gallimard, 1957, p. 193.

9．Anisimov, Evgenii V, Five Empresses——Court Life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trans. Kathleen Carroll, Westport, CN, and London: Praeger, 2004, pp. 9–11.

10．Whitworth, Lord Charles, An Account of Russia as it was in the Year 1710,Strawberry Hill, 1758, pp. 82–3; Jones, Robert E., ‘Why St Petersburg?’,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p. 190–1.

11．Marsden, Christopher, Palmyra of the North——The First Days of St Petersbur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2, pp. 46–7.

12．La Mottraye, Aubry de, Voyages en Anglois et en François D’A. de La Motraye en diverses provinces et places, London, 1732, p. 71; Milner- Gulland, Robin, ‘16 May 1703: The Petersburg Foundation-Myth’,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p. 37–9, 40–1.

13．Shvidkovsky, Dmitr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trans. Wood,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4.

14．Anon. (Friedrich Weber),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in Two Volumes, The Whole Being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Minister who Resided in Russia at the Time，译自标准德语本，London, 1723, pp. 333–4.

15．Bell, John,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 Vol. 1, Edinburgh, 1788, pp. 2–3.

16．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176.

17．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299–300.

18．Peter the Great, letter to Menshikov of 4 September 1704，引自Jones, Robert E., Bread Upon the Waters——the St Petersburg Grain Trade and the Russian Economy, 1703–1811,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3, p. 21.

19．引自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I, pp. 5–6。

20．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00–1.

21．Hosking,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p. 228; Dukes, Paul.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1613–1801, Harlow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2, p. 83.

22．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182, 184.

23．Schönle, Andreas, The Ruler in the Garden——Politics and Landscape Design in Imperial Russia, Bern and Oxford: Peter Lang, 2007, p. 41.

24．Keenan, Paul,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1703–1761,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4, 21–2.

25．Giroud, Vincent, St Petersburg——A Portrait of a Great C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The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2003, p. 20.

26．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02; Deschisaux, Descriptiond’un voyage, p. 21.

27．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p. 39–41.

28．Shrad, Vodka Politics, pp. 39, 45.

29．Hughes, Lindsey, ‘ “For the Health of the Sons of Ivan Mikhailovich”: I. M. Golovin and Peter the Great’s Mock Court’, in Reflections on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Klein, Dixon and Fraanje, Cologne: Böhlau Verlag, 2001, p. 44.

30．Anderson, Peter the Great, pp. 60–1；引自Jone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194.

31．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12–13.

32．Whitworth, An Account of Russia, p. 136.

33．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88, 175.

34．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02–3, 306.

35．Ibid, p. 323.

36．Vigor, Mrs, Letters from a Lady, p. 38.

37．Shrad, Vodka Politics, pp. 43, 45–6.

38．Alexander, John, ‘Catherine I, Her Court and Courtier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33.

39．Ibid, pp. 234–5.

40．Kratter, Franz, from the German of The Maid of Marienburg——A Drama in Five Acts. From the German of Kratter, London, 1798, p. 7.

41．Rousset de Missy, Jean, Memoires du Regne de Catherine, Imperatrice et Souveraine de toute la Russie &c. &c. &c., Amsterdam, 1728, pp. 15ff.; 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20.

42．Engel, Barbara Alpern,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12.

43．Kratter, p. 207.

44．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263, 329.

45．Charles Whitworth, Britain’s fi rst regular ambassador to Russia，引自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195.

46．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191.

47．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17–18;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177.

48．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4.

49．Ibid，pp. 26–7.

50．Algarotti, Francesco, Lettres du comte Algarotti sur la Russie, London, 1769, p. 65.

51．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9.

52．La Mottraye, Voyages, p. 241.

53．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20, 120.

54．Peter Henry Bruce, in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23;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89–90, 109.

55．Peter the Great, declaration to Tsarevich Alexei of October 1715 in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p. 21–4.

56．Whitworth, An Account of Russia, p. 128;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102, 320.

57．Dixon, Simon, ‘30 July 1752: The Opening of the Peter the Great Canal’,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 94.

58．Hughes, Lindsey, ‘Architectural Books in Petrine Russia’, 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and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17–22 July 1981, p. 103.

59．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156–7, 180; Brumfield, William Craft, A History of Russian Archite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5.

60．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15–16.

61．Ibid，pp. 179–80, 318.

62．La Mottraye, Voyages, p. 240.

63．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18–19.

64．Ibid，pp. 317, 319.

65．J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 pp. 24, 27, 29–31, 33.

66．La Mottraye, Voyages, pp. 185, 253, 254.

67．Wortman, Richard S., 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I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9.

68．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190; Hughes, ‘Images of Greatness’, in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p. 259–60.

69．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16.

70．Bird, Alan,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Oxford: Phaidon, 1987, pp. 41–2.

71．Hughes, ‘Architectural Books in Petrine Russia’, 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03.

72．Albedil, Peter the Great’s Kunstkammer, pp. 26–7.

73．La Mottraye, Voyages, p. 248.

74．引自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24。

75．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04.

76．Buckler, Julie A., Mapping St Petersburg——Imperial Text and Citysha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0.

77．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93–4.

78．Richardson, William,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Written a Few Years ago from St Petersburg, London, 1784, pp. 222–3.

79．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125, 131, 136;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pp. 228–32.

80．Bagdasarova, Irina, ‘Official Banquests at the Russian Imperial Court’,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14, p. 18.

81．引自Engel, Women in Russia, p. 14。

82．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59.

83．Bernstein, Laurie, Sonia’s Daughters——Prostitutes and Their Regulation in Imperial Rus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3–14.

84．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120–1.

85．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31–2.

86．Pososhkov, Ivan, ‘A Book on Poverty and Wealth’, in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p. 30–6.

87．Lewitter, L. R., ‘Ivan Tikhonovich Pososhkov (1652–1726)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LI, No. 125, October 1973,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p. 537, 539, 552–3.

88．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35, 40.

89．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175, 180–1.

90．Mottley, Joh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ress Catherine, Vol. I, London, 1744, pp. 366–7.

91．Hughes, ‘“For the Health of the Sons of Ivan Mikhailovich”’, in Reflections on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8.

92．阿列克谢1718年6月的《忏悔书》，载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p. 26–7。

93．1718年6月对阿列克谢的正式判罪书，同上，p. 28。

94．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305.

95．Bruce, Peter Henry, in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41.

96．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19–21.

97．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307.

98．Ibid，p. 27.

99．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202–3.

100．莱布尼茨1712年1月16日致彼得大帝信，载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66。

101．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75.

102．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197–8;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p. 158, 161, 163.

103．Hosking,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p. 202.

104．Dashwood, Sir Francis, ‘Sir Francis Dashwood’s Diary of his Visit to St Petersburg in 1733’, ed. Betty Kemp,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XXXVIII, No. 9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December 1959, p. 204.

105．引自Giroud, St Petersburg, p. 10。

106．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 41.

107．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p. 56.

108．Hughes, ‘For the Health of the Sons of Ivan Mikhailovich’, in Reflections on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448, 50; 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p. 242–3.

109．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p. 33–4.

110．Baehr, Stephen L., ‘In the Re-Beginning: Rebirth, Renewal and Renovatio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rwich 17–22 July 1981, p. 153.

111．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48.

112．Hosking,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pp. 205, 213.

113．Duc de Saint-Simon，引自Hughes, ‘Images of Greatnes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55.

114．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p. 25, 34.

115．Marker, Gary. ‘Godly and Pagan Women in the Coronation Sermon of 1724’, in Bartlett & Lehmann-Carli, eds.,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Society, Culture, Economy——Papers from the V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Wittenberg, 2004, Berlin: Lit Verlag, 2008, pp. 211–19; Alexander, ‘Catherine I, Her Court and Courtier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29.

116．Alexander, ‘Catherine I, Her Court and Courtier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29; Galitzin, Le Prince August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63, pp. 252–3.

117．La Mottraye, Voyages, p. 203.

118．Dixon, Simon, ‘30 July 1752: The Opening of the Peter the Great Canal’,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 93; Cross, Anthony,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 174.

119．引自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p. 40–1。

120．Rousseau, Jean-Jacques, A Treatise on the Social Compact, London, 1764，引自Cross, Peter the Great, p. 82.

121．Sokurov, Alexandr, dir. Russian Ark,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Ministry of Cultur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t al., 2002.

122．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177.

123．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p. 300.

124．Dashwood, ‘Diary’, p. 203.

125．Brodsky, Less Than One, p. 74.

第四章　遗忘与重生

1．Alexander, ‘Catherine I, Her Court and Courtier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29.

2．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355 n.1.

3．引自Proskurina, Vera, Creating the Empress——Politics and Poetry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II, Brighton, MA: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1, p. 14。

4．Mottley,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ress Catherine, Vol. II, p. 48.

5．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67.

6．Galitz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p. 179–80.

7．Shrad, Vodka Politics, p. 54.

8．Mottley,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ress Catherine, Vol. II, p. 49.

9．引自Massie, Peter the Great, p. 769。

10．Gogol, Nikolai, Dead Souls, trans. Christopher English, Oxford: Oxford World’s Classics, 1998, p. 245.

11．Smith, Hedrick, The Russian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revised edn, 1984, p. 134.

12．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77.

13．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13.

14．Alexander, ‘Catherine I, Her Court and Courtiers’, in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West, p. 230.

15．Deschisaux, Description d’un voyage, p. 21.

16．Galitz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 330.

17．La Mottraye, qtd in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 p. 218.

18．Deschisaux, Description d’un voyage, pp. 16–17, 21.

19．Galitz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p. 180, 201.

20．Bolkhovitinov, Nikolai Nikolaevich,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An Analytical Survey of Archival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rans. J. D. Hartgrove, Soviet Studies in History, Vol. XXV, No. 2, pp. 38, 40.

21．Dashwood, ‘Diary’, p. 205.

22．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 30.

23．Albedil, Peter the Great’s Kunstkammer, p. 24.

24．La Mottraye, Voyages, pp. 248–9.

25．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30–1.

26．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49.

27．Shrad, Vodka Politics, p. 54.

28．Galitz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 194.

29．Mottley,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ress Catherine, Vol. II, p. 2.

30．Smith, Alexandra, ‘Pushkin’s Imperial Image of Saint Petersburg Revisited’, in Reid, & Andrew, eds, Two Hundred Years of Pushkin, Studies in Slavic Literature and Poetics, Vol. XXXIX, Amsterdam and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2003, p. 125.

31．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03.

32．Manstein, General, Memoirs of Russia,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ondon, 1770, pp. 8–9, 21.

33．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26.

34．Gerasimova, Julia, The Iconostasis of Peter the Great in the Peter and Paul Cathedral in St Petersburg (1722–9), Leiden: Alexandros Press, 2004, pp. 4, 33, 49, 53, 146, 191–2, 194.

35．Galitzin, La Russie au XVIIIe Siècle, pp. 312–13.

36．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22.

37．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 30.

38．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26.

39．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p. 104–5.

40．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p. 63–4.

41．Keenan, Paul, ‘23 December 1742: Elizaveta Petrovna’s Ceremonial Entry into St Petersburg’,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p. 80–1.

42．“H”在俄文里相当于“N”，这个字形拼的是ANNA（安娜）。

43．Marker, Gary,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18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8.

44．von Strahlenberg, An Historico-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p. 183, n.22.

45．Algarotti, Lettres, p. 107; Dashwood, ‘Diary’, p. 204.

46．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144–5.

47．Gregory, John and Ukladnikov, Alexander, Leningrad’s Ballet, Croesor, Gwynned: Zena Publications, 1990, p. 9.

48．Rosslyn, Wendy, ‘The Prehistory of Russian Actresses: Women on the Stage in Russia (1704–1757)’, in Bartlett & Lehmann-Carli, eds,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pp. 69–81, 75.

49．Longworth, Philip, The Three Empresses——Catherine I, Anne and Elizabeth of Russi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pp. 80–1.

50．引自Soloviev, Sergei M., A History of Russia, Vol. 34: Empress Anna, Favorites, Policies, Campaigns, trans. Walter J. Gleason,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84, p. 27。

51．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 71.

52．Münnich, Comte Ernest de, Mémoires sur la Russie de Pierre le Grand à ElisabethIre (1720–42), trans. Francis Ley, Paris: Harmattan, 1997, p. 129.

53．Dashwood, ‘Diary’, p. 200; Algarotti, Lettres, p. 72.

54．Dashwood, ‘Diary’, pp. 203, 206.

55．Ibid，p. 202.

56．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 4.

57．Justice, Elizabeth, A Voyage to Russia: Describing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at Great Empire as governed at this present by that Excellent Princess, the Czarina, York, 1739, p. 35.

58．Ibid，pp. 16, 35.

59．Ibid，pp. 15–17.

60．Ibid，pp. 15, 22–5, 35.

61．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96.

62．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p. 43–6.

63．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p. 122.

64．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95.

65．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251.

66．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 19.

67．引自Soloviev, Empress Anna, p. 26。

68．Ibid；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p. 122.

69．Richard, John, A Tour from London to Petersburgh, London, 1780, p. 18.

70．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p. 89, 91; 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p. 121.这个事件既被算到叶卡捷琳娜一世头上，也被算到安娜头上，分别是在1726年和1735年。两者都有可能这么做。

71．Münnich, Mémoires, p. 129.

72．引自Soloviev, Empress Anna, p. 72。

73．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p. 102–3.

74．Ibid, pp. 93–4.

75．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249.

76．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115.

77．Justice, A Voyage to Russia, p. 14.

78．Rosslyn,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p. 74–5.

79．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51.

80．Anisimov, Evgeny V., Empress Elizabeth——Her Reign and Her Russia 1741–61, trans. John J. Alexander,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5, p. 184.

81．Ibid, pp. 19, 20, 200, 203.

82．引自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p. 127。

83．John Cook, Voyages and Travels Through the Russian Empire, Tartary and the Empire of Persia, Vol. I, Edinburgh, 1770, pp. 96–7.

84．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pp. 133–4.

85．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07; 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112.

86．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209–10.

87．Giroud, St Petersburg, p. 16.

88．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258.

89．Algarotti, Lettres, p. 106.

90．Vigor, Letters from a Lady, pp. 119–20；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101.

91．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p. 107–8.

92．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p. 105–6.

93．Charles Cottrell，引自Cross, Banks of the Neva, p. 337.

94．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p. 145–6, 148–50, 153; 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p. 4, 7.

95．Soloviev, Empress Anna, p. 42.

96．Vockerodt, Prussian Secretary，引自Schuyler, Peter the Great, Vol. II, p. 11.

第五章　跳舞，做爱，喝酒

1．Leichtenhan, Francine-Dominique, Élisabeth Ire de Russie, Paris: Fayard, 2007, p. 20.

2．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p. 11, 166.

3．Soloviev, Sergei M., History of Russia, Vol. 37: Empress Elizabeth’s Reign 1741–44, trans. Patrick J. O’Meara, 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6, p. 19.

4．Soloviev, Empress Elizabeth’s Reign, p. 44.

5．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09.

6．Soloviev, Empress Elizabeth’s Reign, p. 30.

7．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p. 319–20.

8．Hanway, Jonas,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Trade Over the Caspian Sea with a Journal of Travels, Vol. I, London: Dodesley, 1753, p. 82.

9．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210–13, 219–26.

10．Benois, Alexander and de le Messelier，引自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p. 184, 186.

11．Gautier, Théophile, The Complete Works——Vol. VII: Travels in Russia, trans. and ed. S. C. De Sumichrast, Athenaeum Press, reprinted by Forgotten Books, n.d., p. 293.

12．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10; Dixon, Simon,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9, p. 72.

13．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 19; 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83.

14．Nisbet Bain, R.,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London: Constable, 1899, p. 139.

15．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72.

16．Catherine the Great, 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trans. Mark Cruse and Hilde Hoogenboo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5; pbk 2006, p. 143.

17．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41.

18．Richard, A Tour from London to Petersburgh, p. 44.

19．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218.

20．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68, quoting Pauzié, p. 173.

21．Shrad, Vodka Politics, p. 52.

22．引自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34; Richard, A Tour from London to Petersburgh, p. 17。

23．引自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76。

24．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09; 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81.

25．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80.

26．De Madariaga, Isabel, Catherine the Great——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02, p. 12.

27．Cross, Banks of the Neva, p. 338.

28．引自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36.

29．Ibid，p. 138.

30．Soloviev, Empress Elizabeth’s Reign, p. 29.

31．Manstein, Memoirs of Russia, p. 319.

32．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p. 57–60, 73, 204–5, 209.

33．伊丽莎白一世1756年8月30日的谕旨，见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 390。

34．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 100.

35．Toomre, Joyce S. ‘Sumarokov’s Adaptation of Hamlet and the “To Be or Not to Be”Soliloquy’,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ewsletter, No. 9, Leeds, September 1981, pp. 3–20, 17.

36．Ospovat, Kirill, ‘Alexandr Sumarokov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750s–60s’,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 Russia–Newsletter, No. 33, Cambridge, November 2005, pp. 24–30, 24.

37．Atkinson, John Augustus & Walker, James,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Amusements of the Russians in One Hundred Coloured Plates, London, Vol. I, 1803; Vols II and III, 1804，插图《管乐》（‘Horn Music’）解说文字。

38．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p. 124–5.

39．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51.

40．Rosslyn,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 76.

41．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 80.

42．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40.

43．Bilbassov, Vasily A., ‘The Intellectual Formation of Catherine II’ (St Petersburg, 1901), reprinted in Raeff, Marc, ed., Catherine the Great——A Profile,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25.

44．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48, 52, 91, 138.

45．Ibid，pp. xiv–xvi, 110, 179.

46．Ibid，p. 182; McGrew, Roderick E., Paul I of Russia 1754–180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24–7.

47．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57.

48．Bagdasarova,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p. 22–4.

49．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16.

50．引自Nisbet Bain, The Daughter of Peter the Great, p. 153。

51．Jonas Hanway on Elizabeth，引自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p.386.

52．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 93.

53．D’Eon de Beaumont, Charles, The Maiden of Tonnerre——The Vicissitudes of the Chevalier and the Chevalière d’Eon（含The Great Historical Epistle by the Chevalière d’Eon, Written in 1785 to Madame the Duchesse of Montmorenci-Bouteville）, trans. and ed. Champagne, Ekstein & Kate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ix, 20–1.

54．Taylor, D. J., ‘The Chevalier d’éon de Beaumont in Petersburg 1756–60: An Observer of Elisaveta Petrovna’s Russia’,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ewsletter, No. 6, Norwich, September 1978, pp. 40–54, 43, 50.

55．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191.

56．Blakesley, Rosalind P., ‘23 October 1757: The Foundatio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Arts’,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p. 109–20.

57．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131–4.

58．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 110.

59．De Custine, Letters, p. 54.

60．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10.

61．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p. 55–6.

62．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插图《送牛奶的女人》（‘Milkwomen’）解说文字；Vol. II，插图《自必腾小贩》（‘Zbitenshik’）解说文字。

63．Storch, Henry, from the German of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London, 1801, p. 182.

64．J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 pp. 35–7.

65．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I，插图《捕鱼船》（‘Fish Barks’）解说文字。

66．Munro, George E.,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St Petersburg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the Great,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10, p. 39.

67．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4–6, 148–9, 183.

68．Neville, Peter,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The USSR, the CIS and the Independent States in One Volume, London: Phoenix, 2003, p. 87.

69．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37, 82, 152.

70．Ibid, pp. 104, 120.

71．Shrad, Vodka Politics, p. 52.

第六章　城市转型

1．Catherine，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18.

2．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p. 51, 78, 153.

3．Swinton, A., Travels into Norway, Denmark, and Russia in the Years 1788, 1789, 1790, and 1791, London, 1792, pp. 212–13, 335.

4．Ibid，pp. 219–22.

5．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256.

6．Casanova de Seingalt, Jacques, The Memoirs, London, 1894, trans. Arthur Machen，补充了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所发现的章节，‘Russia and Poland’, Vol. XXV, Minneapolis, MN: Filiquarian Publishing, n.d., pp. 14–15。

7．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London, p. 444; 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插图《冰山》（Ice Hills）解说文字；Vol. III，插图《比赛过程》（Race Course）解说文字。

8．Swinton, Travels into Norway, Denmark and Russia, pp. 224–5.

9．Casanova, The Memoirs, p. 9.

10．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I，插图《看门人》（Dvornick）解说文字。

11．Ibid, Vol. II，插图《守夜人》（Boutoushniki）解说文字。

12．Hartley, Janet M., ‘Governing the City: St Petersburg and Catherine II’s Reforms’, in Cross, ed., St Petersburg 1703–1825,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00, 102, 105.

13．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93–4, 96, 107, 122.

14．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I，插图《桶匠》（Cooper）及插图《兜售点心的小贩》（Kalachniks）解说文字。

15．De Madariaga, Isabel,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55.

16．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I，插图《园丁》（Gardeners）解说文字。

17．Anon., A Picture of St Petersburgh: Represented in a Collection of Twenty Interesting Views of The City, the Sledges, and the People, London, 1815, pp. 20–1; Swinton,Travels into Norway, Denmark and Russia, p. 241.

18．Porter, Robert K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and Sweden during the Years 1805, 1806, 1807, 1808, Vols I and II, London: Richard Phillips, 1809, pp. 22, 121.

19．Van Wonzel, Pieter, État Présent de la Russie, St Petersburg and Leipzig, 1783, pp. 128–9; 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159.

20．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154–5, 218–19.

21．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p. 18, 20.

22．Cross, Anthony, ‘Mr Fisher’s Company of English Actors in Eighteenth- Century St Petersburg’,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ewsletter, No. 4, Norwich, September 1976, pp. 49–56, 49–50.

23．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p. 34–5.

24．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年7月致波尼亚托夫斯基信，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p. 59–60。

25．Catherine the Great et. al., Authentic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Catherine II, Empress of all the Russias. Collected from the authentic ms’s. translations &c. of the King of Sweden, Right Hon. Lord Mountmorres, Lord Malmesbury M. de Volney and other indisputable authorities, London, 1797, pp. 23–4.

26．Ibid，p. 34.

27．Anisimov, Five Empresses, p. 164.

28．Authentic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Catherine II, pp. 40–1.

29．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117.

30．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 71;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8.

31．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xix–xx.

32．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p. 111–13.

33．Bagdasarova,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p. 27, 31; 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p. 41, 118–22.

34．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206.

35．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318.

36．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206.

37．Casanova, The Memoirs, pp. 9, 22; 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29.

38．Atkinson &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插图《公众节庆》（Public Festivals）解说文字。

39．引自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的导言，p. xxv。

40．Casanova, The Memoirs, p. 32.

41．引自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 377。

42．Anon. (Masson, Charles François Phillibert),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and the Court of St Petersburg During her Reign and that of Paul I by one of her Courtiers, London: Grolier Society, limited edn, n.d., pp. 289–90.

43．Richard, A Tour from London to Petersburgh, p. 46.

44．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and the Court of St Petersburg, p. 101;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93.

45．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 147; 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3.

46．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09–11.

47．引自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7–8。

48．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57–8.

49．Alexander, John T.,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9.

50．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235, 237, 247–8; Munro, George E., ‘Compiling and Maintaining St Petersburg’s “Book of City Inhabitants”: The “Real”City Inhabitants’, in Cross, ed., St Petersburg 1703–1825, p. 87.

51．Swinton, Travels into Norway, Denmark and Russia, p. 391.

52．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89, 202–3, 211–12, 215.

53．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105–7, 110–12.

54．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pp. 105–6.

55．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92–7.

56．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xxix, 100.

57．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 83.

58．Bilbassov, Vasily A., in Raeff, Catherine the Great, pp. 36–7; 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97.

59．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 182, Verso pbk, 1983, p. 18，讨论卢梭1761年《新爱洛依丝》第二部分第14和17封书信。

60．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541. See also Lermontov, Mikhail, A Hero of OurTime (1840), trans. and introd. by Paul Foo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p. 54, ‘My imagination knows no peace, my heart no satisfaction’.

61．Wilson, Arthur M., Dider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91, 623, 628, 637, 641, 645.

62．Ibid，p. 512.

63．Anisimov, Empress Elizabeth, p. 51.

64．引自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134。

65．McBurney, Erin, ‘The Portrait Iconography of Catherine the Great: An Introduction’,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 Newsletter, No. 34, Cambridge, July 2006, pp. 22–7.

66．Schenker, Alexander M., The Bronze Horseman——Falconet’s Monument to Peter-the-Grea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85–6.

67．Ibid，p. 278.

68．Giroud, St Petersburg, pp. 36, 38.

69．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p. 89.

70．Wilmot, Martha and Catherine, The Russian Journals of Martha and Catherine Wilmot——1803–08, ed. Marchioness of Londonderry and H. M. Hyde, London: Macmillan, 1934, p. 30.

71．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35–6.

72．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178.

73．引自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135。

74．艾莉诺·卡瓦纳1805年8月20日在维尔墨特（Wilmot）、玛尔塔（Martha）和叶卡捷琳娜堡（Catherine）写的信，见The Russian Journals, p. 181。

75．Jukes, Peter, A Shout in the Street——The Modern City Lond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 p. 162.

76．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236.

77．Hoare, Prince, Extracts from a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cademies of Vienna and St Petersburg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rts of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Austrian and Russian Dominions, London: White, Payne and Hatchard, 1802, pp. 38–9, 41–6.

78．Rice, Tamara Talbot, ‘Charles Cameron’, in Charles Cameron c. 1740– 1812, London: Arts Council, 1967–8, p. 7.

79．Wraxall, N., Jun., 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Northern Parts of Europe Particularly Copenhagen, Stockholm and Petersburg in a Series of Letters, 3rd edn, London: Cadell, 1776, p. 258.

80．引自Cross, Banks of the Neva, p. 389。

81．Loukomski, George, Charles Cameron (1740–1812), London: Nicholson and Watson, Commodore Press, 1943, pp. 55–61, 78.

82．Shvidkovsky, Dimitri, ‘Catherine the Great’s Field of Dreams: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in the Russian Enlightenment’, in Cracraft, James & Rowland, Daniel, eds, Architectures of Russian Identities 150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1–65.

83．Ibid，p. 78.

84．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p. 246–7, 289.

85．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43.

86．叶卡捷琳娜大帝1772年6月25日致伏尔泰信，引自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48。

87．Shvidkovsky, in Cracraft & Rowland, Architectures of Russian Identities, p. 61.

88．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51.

89．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Vol. VII: Travels in Russia, p. 200.

90．约西亚·韦奇伍德1773年3月写给他合伙人的信，引自Jones, W. Gareth, ‘Catherine the Great’s Understanding of the “Gothic”’, in Reflections on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Klein, Dixon and Fraanje, p.239。

91．Liackhova, Lydia, ‘Items from the Green Frog Service’,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p. 74–5.

92．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59.

93．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60.

94．Maes, Franci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trans. Arnold J. Pomerans & Erica Pomera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bk 2006, p. 15.

95．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62.

96．引自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101。

97．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194.

98．Piotrovsky, B. B. & Suslov, V. A., ‘Introduction’, in Eisler, Col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90, p. 25.

99．引自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193。

100．Piotrovsky &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p. 24–5.

101．Ahlström, Christian, ‘The Empress of Russia and the Dutch scow the Vrouw Maria’, in The Annual Report, Nautica Fennica, Helsinki: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2000; Leino, Minna & Klemelä, Ulla, ‘Field Research of the Maritime Museum of Finland at the Wreck Site of Vrouw Maria in 2001–2002’, in Moss Newsletter, Helsinki, 2003, pp. 5–8; Piotrovsky &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 26.

102．Wilson, Diderot, p. 601.

103．Piotrovsky &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p. 9–10, 26; Gray, Rosalind P., Russian Genre Painting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pp. 15–18.

104．Norman, Geraldine, The Hermitage——The Biography of a Great Museu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7, p. 33.

105．Piotrovsky &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 12.

106．Shapiro, Yuri, The Hermitag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6, p. 7.

107．Van Wonzel, État Présent de la Russie, p. 63.

108．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 323.

109．Piotrovsky &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 26.

110．Norman, The Hermitage, pp. 36–7.

111．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44; 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 272.

112．Seaman, Gerald,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Musical Enlightenment’,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ewsletter, No. 19, Cambridge, September 1991, pp. 13–14.

113．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p. 534.

114．J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 p. 23.

115．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224, 229.

116．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78–9.

117．Wraxall, N., Jun.，1774年7月20日书信，收入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Northern Parts of Europe, p. 245; 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133; 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 113.

118．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46, 255.

119．引自Schönle, The Ruler in the Garden, p. 64。

120．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159.

121．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57–8.

122．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 127.

123．Hittle, Michael J., The Service City——State and Townsmen in Russia 16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6.

124．Dixon, Simon, ‘30 July 1752: The Opening of the Peter the Great Canal’, in Cross,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Part 1, p. 93.

125．Glendenning, P. H., ‘Admiral Sir Charles Knowles in Russia 1771–1774’，发表于1973年12月15—16日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第十二轮研讨组会议上的论文，正式发表见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 Newsletter, No. 2, Norwich, 1974, p. 10。

126．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pp. 574–5.

127．Richard, A Tour from London to Petersburgh, p. 25; 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 191.

128．引自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146–7。

129．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27, 74, 121–2.

130．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33.

131．引自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96。

132．引自Bartlett, R. P.,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Bartlett, Cross and Rasmussen, Russia and the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93–5, 204;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p. 146。

133．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p. 191.

134．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128–9;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pp. 158–9.

135．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201.

136．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78.

137．Munro, George E., ‘Politics, Sexuality and Servility: The Debate Between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the Abbé Chappe d’Auteroche’, 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24–34, 128, 130.

138．Munro, The Most Intentional City, pp. 76–7.

139．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205;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p. 148.

140．引自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 15。

141．Keenan, St Petersburg and the Russian Court, p. 57; Engel, Women in Russia, p. 64.

142．Tooke, William, View of the Russian Empire during the Reign of Catherine the Second and to the Clo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I, London: Longman and Rees, 1800, pp. 7–11.

143．Wraxall, 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Northern Parts of Europe, pp. 248–9.

144．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p. 293.

145．Casanova, The Memoirs, pp. 16–17, 18, 20, 39–40.

146．1797年报纸广告，见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127。

147．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66.

148．引自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54。

149．普加乔夫1774年7月的《解放令》（Emancipation Decree），见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96。

150．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p. 97–9; 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63.

151．Pushkin, Alexander, The Queen of Spades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Rosemary Edmonds, London: Penguin, 2004, pp. 250, 285, 292, 300–4.

152．引自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54。

153．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p. 139–40.

154．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p. 261.

155．Radishchev, Alexandr Nikolaevich, 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trans. Leo Wiener, ed. Roderick Page Thal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43.

156．叶卡捷琳娜对拉季谢夫《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纪》第247页的评注。

157．Radishchev, 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导言，pp. 34–5;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95.

158．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p. 200–1.

159．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p. 185–7; McBurney, ‘The Portrait Iconography of Catherine the Great’, in Study Group o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ewsletter, No. 34, pp. 22–3, 25.

160．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pp. 117–18; 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31.

161．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pp. 95–6.

162．Coleridge, Samuel Taylor, Collected Poetical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62.

163．Swinton, Travels into Norway, Denmark and Russia, pp. 229–30; Richardson, Anecdot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p. 412; van Wonzel, État Présent de la Russie, p. 132.

164．Casanova, The Memoirs, p. 23.

第七章　疯狂、谋杀与叛乱

1．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445.

2．Atkinson and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插图《花艇》（‘Pleasure Barges’）解说文字；van Wonzel, État Présent de la Russie, p. 118.

3．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p. 438–9.

4．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66–7.

5．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75.

6．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 24.

7．Catherine the Great, Memoirs, pp. xxiii–xxiv.

8．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p. 24–7; Rappoport, Angelo S., The Curse of the Romanov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07, pp. 26–7.

9．Masson, Memoirs of Catherine II, p. 120.

10．引自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p. 145。

11．Rappoport, The Curse of the Romanovs, p. 141.

12．Norman, The Hermitage, pp. 50–51,54, 308.

13．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76.

14．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p. 152–7, 182.

15．Ibid，p. 206.

16．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79.

17．Rappoport, The Curse of the Romanovs, p. 194.

18．引自Cross, Anthony, ‘“Crazy Paul”: The British and Paul I’, in Reflections on Rus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Klein, Dixon and Fraanje, pp. 7, 11。

19．Walker, James, Paramythia or Mental Pastimes, London, 1821, pp. 27–152，引自Engraved in the Memory, ed. Anthony Cross, Providence, RI, and Oxford: Berg, 1993, pp. 40–41.

20．Casanova, The Memoirs, p. 12.

21．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139.

22．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p. 210, 213.

23．Kotzbuë, Auguste de, L’année la plus remarquable de ma vie, Paris, 1802, pp. 79–81.

24．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 39.

25．Walker, Paramythia, p. 77.

26．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p. 231.

27．Norman, The Hermitage, p. 55.

28．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 15; Rosslyn, ‘Petersburg Actresses On and Off Stage’, in Cross, St Petersburg 1703–1825, p. 140.

29．Mikhail I. Pylyaev, Old St Petersburg. Tales from the Capital’s Former Life, St Petersburg, 2004, pp. 370–73，引自Bagdasarova,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 32.

30．Breton, M., La Russie, ou moeurs, usages, et costumes des habitans de toutes les provinces de cet empire, Vol. I, Paris, 1813, pp. 136–7.

31．Kotzbuë, L’anée la plus remarkable, p. 151; Giroud, St Petersburg, p. 59.

32．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p. 178.

33．Porter, Robert K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 40; Anon., A Picture of St Petersburgh, p. 5.

34．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95; Proskurina, Creating the Empress, p. 137.

35．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 345.

36．引自Hartley, Janet M., Alexander I,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4, p. 24。

37．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p. 323, 327, 330, 333, 349.

38．De Raymond, Damaze, Tableau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militaire et moral de l’empire de Russie, Vol. II, Paris, 1812, p. 132.

39．McGrew, Paul I of Russia, pp. 335, 354;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09.

40．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16, 18; Faber, Gotthilf Theodor von, Bagatelles. Promenades d’un désoeuvré dans la ville de S.-Pétersbourg, Vols I and II, Paris: Klosterman and Delaunay, 1812, p. 33.

41．Faber, Bagatelles, Vol. I, pp. 241–2.

42．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p. 500, 506–507.

43．Casanova, The Memoirs, p. 21.

44．Faber, Bagatelles, Vol. II, pp. 174–80.

45．Redesdale, Lord, Memories, Vol. I, London: Hutchinson, 1915, p. 270.

46．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505.

47．Atkinson and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I，插图《商人的妻子》（‘A Merchant’s Wife’）解说文字。

48．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113–14, 163–5.

49．Wilmot, Martha and Catherine, The Russian Journals, pp. 169, 176.

50．Anon., A Picture of St Petersburgh, p. 23.

51．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107–109, 154–6.

52．Faber, Bagatelles, Vol. I, p. 157.

53．Breton, La Russie, Vol. I, p. 53.

54．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p. 115–16, 149–54.

55．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163.

56．Adams, John Quincy, Memoirs–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1848, Vol. II, ed. C. F. Adams,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p. 256.

57．Ibid, pp. 121–2.

58．Atkinson and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插图《旋转椅》（‘Katcheli’）解说文字。

59．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Vol. II, p. 1.

60．Adams, Memoirs, p. 279.

61．Wilmot, Martha and Catherine, The Russian Journals, pp. 27–8.

62．Ibid, pp. 30–31.

63．Bagdasarova,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p. 32–3.

64．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p. 113, 118.

65．Ibid, pp. 556–7.

66．Adams, Memoirs, p. 280.

67．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29; Jones, Bread Upon the Waters, pp. 23, 25.

68．Faber, Bagatelles, Vol. I, pp. 40, 43.

69．De Raymond, Damaze Tableau historique, p. 152; Cross, By the Banks of the Neva, pp. 305–306.

70．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p. 122–3; Faber, Bagatelles, Vol. II, pp. 153–8.

71．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129.

72．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Vol. II, pp. 20–24.

73．Shvidkovsky, in Cracraft and Rowland, Architectures of Russian Identities, p. 33.

74．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299–301.

75．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p. 211–14.

76．Adams, Memoirs, pp. 171, 397–8.

77．Wilmot, Martha and Catherine, The Russian Journals, p. 33; Adams, Memoirs, p. 172.

78．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460; Adams, Memoirs, p. 268; 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 148.

79．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108.

80．Hartley, Alexander I, p. 15.

81．Faibisovich, Viktor, ‘If I Were Not Napoleon, Perhaps I Would Be Alexander...’,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15, p. 31.

82．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pp. 231–2.

83．Hartley, Alexander I, p. 48; Faibisovich,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p. 32–5.

84．Hartley, Alexander I, pp. 83–4，引文见pp. 86–7.

85．Ibid, pp. 73–6, 78–9.

86．de Staël, Madame, Mémoires——Dix années d’exil（1818年首版）, Paris: 1861, pp. 431–3, 455, 456.

87．Ibid, pp. 442, 447; 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 518.

88．De Staël, Mémoires, pp. 462, 463.

89．Adams, Memoirs, pp. 268, 352, 356.

90．Ermolaev, Ilya, ‘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15, p. 68.

91．Tolstoy, Leo, War and Peace (1869), trans. Rosemary Edmon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 977.

92．Ermolaev,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p. 74, 76.

93．Hartley, Alexander I, pp. 112, 114–15; Ermolaev,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 85.

94．Aart Kool，引自Spruit, Ruud, ‘In the Service of Napoleon——Experiences of DutchSoldiers’,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15, p. 147.

95．Tolstoy, War and Peace, p. 1,107.

96．Hartley, Alexander I, p. 115; Norman, The Hermitage, p. 59.

97．Adams, Memoirs, p. 420.

98．Spruit,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p. 147, 149; Ermolaev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p. 90, 100.

99．Adams, Memoirs, p. 435.

100．引自Hartley, Alexander I, p. 124。

101．Hartley, Alexander I, pp. 7, 119, 139; Faibisovich,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 40; Rappoport, The Curse of the Romanovs, pp. 357, 359, 365–7.

102．Seton-Watson, Hugh,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pp. 184–5; Hartley, Alexander I, p. 194.

103．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30。

104．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297.

105．Solovyov, Alexander, ‘St Petersburg——Imperial City’, in At the Russian Court——Palace and Protocol in the 19th Century,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09, p. 176; 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p. 310–11.

106．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76.

107．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16, 22.

108．Norman, The Hermitage, pp. 58–9, 62.

109．Rappe, Tamara, ‘Alexander at Malmaison. Malmaison in Russia’, in 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Amsterdam: Museumshop Hermitage Amsterdam, 2015, pp. 104–115，第112页有埃莱娜·阿森特耶娃（Elena Arsentyeva）提供的贡萨迦遗物；Norman, The Hermitage, pp. 61–2.

110．Yarmolinsky, Avrahm, Road to Revolution——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21.

111．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p. 185.

112．Faibisovich引用，见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 53.

113．Alexander Mikhaylovsky-Danilevsky语，Faibisovich引用，见Alexander, Napoleon and Joséphine, p. 50.

114．安娜·帕夫洛夫娜1824年11月10日致德赛博小姐（Mlle de Sybourg）信，收入S.W. Jackman, Romanov Relations——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Tsars Alexander I, Nicholas I and the Grand Dukes Constantine and Michael with their Sister Queen Anna Pavlovna, London: Macmillan, 1969, p. 103; 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78。

115．Hare, Pioneers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 p. 2; O’Meara, Patrick, ‘Vreden sever: The Decembrists’ Memories of the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in Cross, St Petersburg 1703–1825, p. 165.

116．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26, 32.

117．Lincoln, W. Bruce, Nicholas 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Russias,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p. 20–21, 28–31.

118．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66.

119．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37–8, 40–43; Lincoln, Nicholas I, pp. 41–6, 75.

第八章　新的寒意

1．Norman, The Hermitage, p. 68.

2．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49–50.

3．O’Meara, in St Petersberg 1703–1825, pp. 173, 176, 183.

4．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276.

5．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52–3;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277;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23.

6．Monas, Sidney, The Third Section——Police and Society in Russia under Nicholas 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62–3, 72–4, 91–2, 146–7.

7．Pushkin, Alexander, Eugene Onegin——A Novel in Verse, trans. Stanley Mitchell, London: Penguin, 2008, pp. xiv, 235 n.1.

8．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204.

9．Ibid，pp. 215, 219.

10．引自Kelly, Laurence, Lermontov——Tragedy in the Caucasus, London: Constable, 1977, p. 51。

11．Schenker, The Bronze Horseman, pp. 296–7, 319 n.9; 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219.

12．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58 n.58.

13．Frank, Joseph, Dostoevsky——A Writer in His Time, ed. Mary Petrusewicz, Princeton,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 38.

14．Pushkin, Alexander, ‘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sburg Tale’, in The Penguin Book of Russian Poetry, Part One, trans. Stanley Mitchell, ed. Chandler, Dralyuk and Mashinski,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5, p. 89.

15．Dostoyevsky, Fyodor, Notes From Underground/The Double, trans. Jessie Coul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 137, Coulson introd., p. 8.

16．Pushkin, Alexander, ‘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sburg Tale’, p. 90.

17．安娜·帕夫洛夫娜1824年11月10日致德赛博小姐信，收入Jackman, Romanov Relations, pp. 103–104。

18．Pushkin, Alexander, ‘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sburg Tale’, p. 95.

19．Jukes, A Shout in the Street, p. 162;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pp. 181–9.

20．De Custine, Letters, pp. 55, 56, 64, 93, 103, 108–109, 170, 253.

21．Gooding, John, Rulers and Subjects——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Russia 1801–1991, London: Arnold, 1996, p. 55.

22．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pp. 257–8; 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133.

23．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18。

24．亚历山大·赫尔岑1850年9月致马奇尼（Mazzini）信，引自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 (1978, revised 2008), London: Penguin, 2013, p. 93。

25．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0。

26．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319.

27．Shvidkovsky, Dmitry, St Petersburg——Architecture of the Tsars, 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Abbeville Press, 1996, p. 134; 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p. 179, 182; Shvidkovsky, Russian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 p. 317.

28．Anon.,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by a Lady Ten Years Resident in that Country, London: John Murray, 1855, p. 51.

29．Belinsky, Vissarion, ‘Petersburg and Moscow’, in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ed. Nikolai Nekrasov, trans. Thomas Gaiton Marullo,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7.

30．Grebenka, Evgeny, ‘The Petersburg Quarter’, 1844,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p. 103–105, 110–16.

31．Zelnik, Reginald E.,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The Factory Workers of StPetersburg 1855–187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2.

32．Nekrasov, Nikolai, ‘The Petersburg Corners’,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p. 131–4.

33．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57–9, 62.

34．Belinsky,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p. 47–8.

35．Corot, Camille, Le quai des Orfèvres et le pont Saint-Michel, Paris, Musée Carnavalet.

36．Dickens, Charles, Bleak House (1853),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p. 49.

37．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2.

38．来自尼古拉·奥加廖夫的诗Iumor，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p. 76–7。

39．Belinsky,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 49.

40．Dumas, En Russie, p. 154.

41．Storch, The Picture of Petersburg, pp. 510–12; Anon., A Picture of St Petersburgh, p. 18.

42．Gogol, Nikolai, ‘Nevsky Prospekt’, in Petersburg Tales., trans. Dora O’Brien, Richmond, Surrey: Alma Classics, 2014, pp. 4–7, 9.

43．Belinsky,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 50.

44．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 pp. 112–13, 116.

45．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 70.

46．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p. 195.

47．Gogol, Nikolai, ‘Nevsky Prospekt’, in Diary of a Madman,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 and Selected Stories, trans. Ronald Wilks, London: Penguin, 2005, p. 87，及Petersburg Tales, trans. Dora O’Brien, p. 16，我对两个译本都作了改编，又见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p. 203所引用的段落。

48．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p. 198.

49．De Custine, Letters, pp. 103, 105.

50．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51–2.

51．Lincoln, Bruce W., ‘The Daily Life of St Petersburg Officials 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in Oxford Slavonic Papers, ed. Fennell and Foote, New Series, Vol. V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82–100, 92, 95, 98.

52．果戈里1828年日记，引自Jukes, A Shout in the Street, p. 120。

53．Brodsky, Less Than One, p. 78.

54．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p. 86–91.

55．Ibid, pp. 77–9.

56．赫尔岑1851年9月22日致儒勒·米什莱信，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248。

57．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82.

58．Vilensky, Jan, ‘Cameo Service——1778–9’, in Dining with the Tsars, pp. 100–101.

59．Norman, The Hermitage, pp. 66–71.

60．De Custine, Letters, pp. 43–4.

61．Norman, The Hermitage, pp. 67, 72–6, 78–9.

62．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89–90.

63．Belinsky, Vissarion, ‘The Alexander Theatre’,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 198.

64．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p. 391–3.

65．Stasov, Vladimir Vasilevich, Selected Essays on Music, trans. Florence Jonas,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8, pp. 118, 120, 122, 130.

66．Ibid, pp. 23, 132, 142–3.

67．引自Macdonald, Hugh, The Master Musicians——Berlio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bk 2000, pp. 47, 67。

68．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27–8.

69．Rimsky-Korsakov, Nikolai Andreyevich, My Musical Life，由Judah A. Joffe译自俄文本第五次修订版，London: Eulenburg Books, 1974, pp. 12, 175。

70．Gogol, in The Contemporary, 1836，引自The Wordsworth Dictionary of Musical Quotations, ed. Derek Watson, W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4, p. 145.

71．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20–22.

72．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 p. 226.

73．Herman Laroche, in Brown, David, Tchaikovsky Remember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3, p. 236.

74．Rosslyn, in St Petersburg 1703–1825, p. 123.

75．Pushkin, Eugene Onegin, p. 15.

76．尼古拉一世1835年1月7日和1836年1月7日致安娜·帕夫洛夫娜信，见Jackman, Romanov Relations, pp. 252, 273。

77．Meshikova, Maria, ‘Chinese Masquerade’,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269; Korshunova, ‘Whims of Fashion’,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241.

78．Tarasova, Lina, ‘Festivities at the Russian Court’,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11; 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 pp. 209–10, 214.

79．De Custine, Letters, pp. 120–24, 264.

80．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p. 334–5, 338.

81．McGrew, Roderick E., Russia and the Cholera 1823–1832, Madison and Milwaukee,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4, 18, 108–13.

82．Lincoln, Nicholas I, pp. 270, 273.

83．Qtd Ibid, pp. 273–4.

84．McGrew, Russia and the Cholera, p. 10.

85．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58, 79.

86．Herzen, Alexander, My Past and Thoughts——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revised Humphrey Higgens, New York: Knopf, 1973, p. 255.

87．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303.

88．Belinsky，引自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196.

89．别林斯基1847年7月致果戈里信，见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222。

90．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 149;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44.

91．引自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p. 262;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04。

92．Atkinson and Walker, A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 Vol. I，插图《村议会》（‘The Village Council’）解说文字。

93．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p. 98–9, 102, 104–105, 114, 241–2.

94．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p. 259;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62–7, 79, 82.

95．Hare, Pioneers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 pp. 29–31.

96．Lincoln, Nicholas I, pp. 308–309; Frank, Dostoevsky, pp. 148–9.

97．引自Lincoln, Nicholas I, p. 310。

98．Frank, Dostoevsky, pp. 174–8, 180.

99．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259.

100．Ibid, pp. 108, 118, 120, 134, 146, 259–60;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303.

101．Lincoln, Nicholas I, p. 323.

102．赫尔岑1851年9月致儒勒·米什莱信，引自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p. 244, 253。

103．Herzen, Alexander, My Past and Thoughts——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rev. Humphrey Higgins, NYC: Knopf, 1973, pp.257–65;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79–80; de Custine, Letters, p. 101.

104．Gavrila Derzhavin, ‘To Eugene: Life at Zvanka’, trans. Alexander Levitsky in Chandler, Dralyuk and Mashinski, eds, The Penguin Book of Russian Poetry,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5, p. 14.

105．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85.

106．Lincoln, Nicholas I, p. 47.

107．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84.

108．De Custine, Letters, pp. 118, 251；引自Neville, p. 131.

109．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53, 61.

110．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2, 25.

111．Engel, Women in Russia, p. 64; 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21–3, 26–8, 302.

112．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 pp. 192, 195–6, 202–203; de Custine, Letters, p. 70. Zakuski是餐前小食，最初是供刚刚到达的客人接风洗尘之用。

113．Korshunova, Tamara, ‘Whims of Fashion’,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244.

114．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53–6.

115．Monas, The Third Section, p. 195.

116．De Custine, Letters, pp. 115–16.

第九章　不满

1．Zelnik,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pp. 47, 74–5, 109, 126–80, 163.

2．Bater, James H., St Petersburg——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6, pp. 119, 123–4, 127.

3．Bulgarin, Faddei, ‘Dachas’，1837年的一篇文章，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p. 169–70.

4．Pavlova, Anna, ‘Pages of My Life’, in Franks, A. H. ed., Pavlova——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 reprint of Pavlova: A Biography, London, 1956; New York: DaCapo, n.d., p. 114; Nabokov, Vladimir, Speak Memory (1947), London: Penguin, 2000, p. 173.

5．Redesdale, Memories, Vol. I, pp. 204–205, 232–3.

6．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86.

7．Giroud, St Petersburg, p. 118.

8．Stasov, Selected Essays on Music, p. 144; Brown, Tchaikovsky Remembered, p. 22;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35–7.

9．Piotrovsky and Suslov, in Paintings in the Hermitage, p. 13; Norman, The Hermitage, pp. 86, 89, 91–2.

10．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 130.

11．Frank, Dostoevsky, p. 332;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103–104, 109–110;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46.

12．Frank, Dostoevsky, p. 334.

13．引自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111–12; Frank, Dostoevsky, pp. 336–8。

14．Frierson, Cathy A., All Russia Is Burning! A Cultural History of Fire and Arson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p. 41–2; 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35.

15．Dostoevsky, Fyodor, Crime and Punishment,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W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2000, p. 138.

16．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56; Service, Robert,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From Tsarism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4th edn, 2015, p. 5.

17．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p. 234, 337.

18．Frank, Dostoevsky, pp. 510–11.

19．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p. 445.

20．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55, 61.

21．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p. 216.

22．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61.

23．Dostoyevsky, Fyodor, Notes From Underground/The Double, pp. 15, 55, 137; Frank, Dostoevsky, p. 103.

24．Brodsky, Less Than One, p. 80.

25．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pp. 4–5, 22, 55.

26．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191–2.

27．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pp. 137, 275.

28．Zelnik,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p. 251.

29．Ibid, pp. 247, 249, 255–6.

30．Frank, Dostoevsky, p. 467.

31．Babey, Anna Mary, Americans in Russia 1776–1917, New York: Comet Press, 1938, p. 11.

32．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138–41; Frank, Dostoevsky, p. 465.

33．Zelnik,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pp. 241–3, 245, 268–72.

34．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p. 172–3.

35．Zelnik,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pp. 212–14, 233, 292, 300– 302, 337–9, 341, 372.

36．Mikhail Bakunin and Sergei Nechaev, ‘The 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ary’, in 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308;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 122; Figner, Ver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Press, 1991.

37．Turgenev, Ivan, Fathers and Sons, trans. Rosemary Edmon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 39; 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194;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 85.

38．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337.

39．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128, 139.

40．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 57;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47;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189, 205.

41．Gray, Camilla, 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 1863–1922 (1962)，Marian Burleigh-Motley修订并扩充，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 10;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262;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93.

42．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p. 129–32, 142–3; Turgenev, Fathers and Sons, p. 25.

43．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207–209, 215–16;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43; Frank, Dostoevsky, p. 732.

44．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143–4; Frank, Dostoevsky, p. 779.

45．Radzinsky, Edvard, Alexander II——The Last Great Tsar, trans. Antonina W. Boui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pp. 283–5.

46．Frank, Doestoevsky, p. 779.

47．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 148.

48．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p. xiv–xv, 44–5, 72–3, 75.

49．Ibid, p. 80.

50．Grand Duke Konstantin, diary，引自Frank, Dostoevsky, pp. 804–805.

51．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p. 78, 81–2;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257–60.

52．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I, pp. 149–50.

53．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351.

54．Babey, Americans in Russia, p. 15.

55．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p. 81-2, 101;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41.

56．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195.

57．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69.

58．Alexander Glazunov，引自Brown, Tchaikovsky Remembered, p. 100; 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127.

59．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48.

60．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181.

61．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33.

62．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I, pp. 115–17, 119.

63．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124–5.

64．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 p. 58; Vol. II, p. 154.

65．Montefiore, Simon Sebag, The Romanovs 1613–1918,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16, p. 447.

66．Dostoevsky，引自Frank, Dostoevsky, p. 298;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p. 17.

67．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244.

68．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p. 84, 92.

69．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I, p. 155.

70．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273–6.

71．Ibid, pp. 278–80.

72．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 149.

73．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 153.

74．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p. 97, 99–101, 104;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283–9.

75．民意党1881年3月致亚历山大三世信，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314。

76．Figne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 7.

77．Read, Christopher, Culture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0, pp. 2–3.

78．Printseva, Galina, ‘The Imperial Hunt’,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p. 314, 316.

79．Tarasova, Lina,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p. 121, 130.

80．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Vol. II, pp. 280–81.

81．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p. 430; Frank, Dostoevsky, p. 745.

82．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266.

83．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p. 273; Klier, John Doyle, Imperial Russia’s Jewish Question 1855–18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1–2, 371, 373; Aronson, I. Michael, Troubled Waters: The Origins of the 1881 Anti-Jewish Pogroms in Rus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0, p. 228.

84．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 247;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p. 147–8;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463.

85．Aronson, Troubled Waters, pp. 228–9, 234.

86．引自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168。

87．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44, 52, 59, 62, 86.

88．Shvidkovsky, St Petersburg——Architecture of the Tsars, p. 188.

89．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p. 186–7.

90．McKean, Robert B.,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91．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48.

92．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pp. 331–3.

93．Zuckerman, Frederic S.,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in Russian Society, 1880–1917,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pp. 24–5;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464.

94．Fedorov, Vyacheslav, ‘Theatre and Music in Court Life’,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210.

95．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p. 144, 147, 282–3, 291, 309.

96．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80–81, 183.

97．引自Brown, Tchaikovsky Remembered, pp. 82–3。

98．Franks, Pavlova——A Collection of Memoirs, pp. 12–13.

99．Gregory and Ukladnikov, Leningrad’s Ballet, p. 14.

100．Nijinsky, Romola, Nijinsk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0, pp. 68–9.

101．Buckle, Richard, Diaghilev, New York: Atheneum, 1984, pp. 13, 23.

102．Tarasova, Lina,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35.

103．Karsavina, Tamara, Theatre Street (1948), London: Columbus Books, 1988, pp. 7, 30, 32.

104．Rimsky-Korsakov, My Musical Life, p. 321.

105．Ibid，p. 308; Grieg，引自Brown, Tchaikovsky Remembered, p. 77;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134; Brown, Tchaikovsky Remembered, pp. 207, 211, 223–4.

第十章　在边缘起舞

1．Buckle, Richard, Nijinsk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p. 29; Stravinsky, Igor, and Craft, Robert, 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p. 27.

2．Teatr i Iskusstvo，1904年12月，引自Blair, Fredrika, Isadora——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Woman, Wellingborough, Northampton: Equation, 1987。

3．引自Blair, Isadora, p. 113。

4．Stravinsky, Igor, and Craft, Rober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24.

5．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p. 151–2, 155–6; Fitzlyon, Kyril, and Browning, Tatiana, Before the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p. 16–17.

6．1903年11月25日信，收入Spring Rice, Sir Cecil,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of Sir Cecil Spring Rice, Vol. I, ed. Stephen Gwyn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9, p. 368。

7．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494.

8．Tarasova,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56;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184.

9．Benois，引自Buckle, Diaghilev, pp. 31–2.

10．Tarasova,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56.

11．Gray, 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 pp. 37–40; Buckle, Diaghilev, pp. 10–11; Bird,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p. 180–81.

12．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35.

13．Gray, 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 pp. 44–5, 48, 50, 54; Buckle, Diaghilev, pp. 29, 31.

14．Buckle, Diaghilev, pp. 85–7.

15．Wcislo, Francis W., Tales of Imperial Russia——The Life and Times of Sergei Witte 1849–19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39; Gooding, Rulers and Subjects, pp. 82–3.

16．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p.159–62.

17．Dobson, George, St Petersburg,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0, p. 121.

18．Solovyov,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190.

19．引自Buckle, Diaghilev, pp. 46–7。

20．Bowlt, John E.,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8, pp. 133–6, 151; Guseva, Natalya, ‘The “New Style” in Russian Interiors’, in Art Nouveau–During the Reign of the Last Tsars, Aldershot: Lund Humphries, 2007, pp. 72–4, 76–9; Rappe, Tamara, ‘Art and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I and Nicholas II’, in Art Nouveau–During the Reign of the Last Tsars, pp. 38, 44; Anisimova, Elena, ‘European Artistic Glass of the Age of Art Nouveau’, in Art Nouveau–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Last Tsars, p. 64.

21．Almedingen, E. M., Tomorrow Will Come, Woodbridge, Suffolk: Boydell Press, 1983, p. 14; Stravinsky and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pp. 30–31; 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p. 8, 115.

22．Nabokov, Speak Memory, p. 53; Mandelstam, Osip, The Noise of Time, trans. Clarence Brown, London and New York: Quartet Books, 1988, pp. 73–4; ‘The Egyptian Stamp’, in Mandelstam, The Noise of Time, p. 133.

23．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 113.

24．Mandelstam, The Noise of Time, p. 69, ‘The Egyptian Stamp’, in Mandelstam, The Noise of Time, p. 134; Biely, Andrei, Petersburg (1916), trans. Robert A. Maguire and John E. Malmsta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pp. 9, 17, 29.

25．Neuberger, Joan, Hooliganism——Crime, Culture and Power in St Petersburg, 1900–1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5, 26, 29, 31.

26．Lenin, V. I.,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9, pp. 32, 157–8.

27．1904年9月13日致约翰·海夫人（Mrs John Hay）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 p. 428。

28．Paul Jones, John, Memoirs of Rear Admiral Paul Jones, Vol. I, Edinburgh and London, 1830, p. 101; Lauchlan, Iain, Russian Hide-and-Seek——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in St Petersburg 1906–14, Helsinki: SKS-FLS, 2002, p. 63.

29．Redesdale, Memories, Vol. I, p. 206; Bater, St Petersburg——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p. 83.

30．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pp. 115–16.

31．Ibid, pp. 78, 105; 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pp. 25–6, 35–40, 149.

32．Rosen, Baro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2, p. 284.

33．Lauchlan, Iain, Russian Hide-and-Seek, p. 49.

34．Sablinsky, Walter,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Father Gapon and the St Petersburg Massacre of 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 45, 52, 55–7, 68–9, 74–6, 81–5, 100–103, 111, 126, 142, 146, 148, 158–9, 162–3.

35．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 pp. 253–4.

36．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170–71.

37．Manchester Guardian, Friday, 27 January 1905; 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188–9.

38．Manchester Guardian, Friday, 27 January 1905.

39．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171, 191, 192, 229–30.

40．Biely, Petersburg, p. 13.

41．Kokovtsov, Count, Out of my Past——The Memoirs of Count Kokovtsov, trans. Laura Matveev,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37–8.

42．加邦神父致沙皇的请愿书，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383。

43．Nabokov, Speak Memory, p. 139; 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p. 250.

44．Buckle, Nijinsky, pp. 29–32; Nijinsky, Nijinsky, p. 49.

45．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 p. 255;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521.

46．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93.

47．1905年3月13日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 p. 458。

48．托尔斯泰与契诃夫语，引自Watson, Dictionary of Musical Quotations, p. 258。

49．引自Buckle, Diaghilev, pp. 82–3。

50．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 170；出自邓肯1928年的自传《我的人生》（My Life），引自Watson, Dictionary of Musical Quotations, p. 258。

51．引自Blair, Isadora, p. 116。

52．Blair, Isadora, pp. 105, 111; Buckle, Nijinsky, pp. 31–3，引自Duncan, p. 31; Buckle, Diaghilev, pp. 82–3。

53．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p. 39–40.

54．Ascher, Abraham, The Revolution of 1905——Russia in Disarr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4–5.

55．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p. 151.

56．1905年3月29日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 pp. 465–6。

57．Neuberger, Hooliganism, pp. 33, 77; Nabokov, Speak Memory, p. 177.

58．马圭尔（Maguire）与马尔姆施塔特（Malmstad）语，见别雷《彼得堡》第343—344页的注解。

59．Gooding, Rulers and Subjects, p. 103; 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p. 159;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70.

60．Biely, Petersburg, pp. 5, 10, 64, 213, 217, 240–41, 289.

61．1903年12月9日致弗兰西斯·维利埃（Francis Villier）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 pp. 371–2。

62．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p. 158–62; Franks, Pavlova, pp. 17–18; Buckle, Nijinsky, p. 37.

63．1905年11月致罗斯福夫人的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I, pp. 7, 12。

64．尼古拉二世的《十月诏书》，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385。

65．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pp. 169–70.

66．Gooding, Rulers and Subjects, pp. 96–7.

67．Baring, Maurice, A Year in Russia, London: Methuen, 1907, p. 45.

68．Biely, Petersburg, p. 97.

第十一章　迷惑与绝望

1．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46; 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 165.

2．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p. 129–30.

3．Baring, A Year in Russia, p. 236.

4．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p. 149.

5．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19, 71; Figes, Orlando, Revolutionary Russia——1891–1991, London: Penguin, 2014, p. 25.“Bolshevik”（布尔什维克）一词源自“bolshinstvo”，意为“多数派的一员”，“Menshevik”（孟什维克）一词源自“menshinstvo”，意为“少数派的一员”。

6．Sablinsky, The Road to Bloody Sunday, pp. 293–4, 299–300, 318–19; Krupskaya, Nadezhda K., Memories of Lenin, trans. E. Verne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0, pp. 127–8.

7．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pp. 166–7, 171.

8．Zuckerman, The Tsarist Secret Police, p. 173;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560 n. 15.

9．Baring, A Year in Russia, pp. 50, 67.

10．Neuberger, Hooliganism, pp. 170–74.

11．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I, pp. 27–8;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93.

12．谢尔盖·达基列夫1895年写给母亲的信，引自Gadan, Francis, and Maillard, Robert, A Dictionary of Modern Ballet, London: Methuen, 1959, p. 120。

13．Stravinsky and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p. 14; Swann, Herbert, Home on the Neva: A Life of a British Family in Tsarist St Petersburg——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p. 30.

14．引自Buckle, Diaghilev, p. 123。

15．Buckle, Diaghilev, pp. 123, 125; Stravinsky and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p. 24.

16．Nijinsky, Vaslav, 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 ed. Romola Nijinsk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16, 30, 49, 77, 90.

17．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p. 189, 192; Nijinsky, Nijinsky, pp. 80–81.

18．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170.

19．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p. 541–2; Lauchlan, p. 103; Service, The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16.

20．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I, p. 40;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459.

21．1906年1月4日致罗斯福夫人信，收入Spring Rice,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Vol. II, p. 23; 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478。

22．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464; 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p. 11, 53, 76; Bater, St Petersburg——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p. 218.

23．Nabokov, Speak Memory, pp. 137–8.

24．Swann, Home on the Neva, p. 30; Clark, Katerina, Petersburg, Crucibl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6.

25．Stites, Richard, Russian Popular Culture–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 Bater, St Petersburg, pp. 270–71, 277, 332; 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p. 46, 51, 109, 113, 120–22.

26．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55.

27．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 110.

28．Bater, St Petersburg–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pp. 264–5; 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p. 278–9.

29．Dobson, St Petersburg, p. 122; Neuberger, Hooliganism, pp. 221–2, 226;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 187.

30．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169, 171, 175.

31．Dobson, St Petersburg, pp. 110–11.

32．Bater, St Petersburg–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p. 351; 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p. 38–9.

33．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44, 47, 178, 182;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pp. 181, 184.

34．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41; 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p. 44, 58–9, 78, 178, 182.

35．Marye, George Thomas, Nearing the End in Imperial Russia, London: Selwyn and Blount, 1928, pp. 447–8.

36．Fuhrmann, Joseph T., Rasputin–A Life, New York: Praeger, 1990, pp. 34–6.

37．杜马议长米哈伊尔·罗江科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R ussia, p. 448。

38．Fuhrmann, Rasputin, pp. 26–9, 42–3, 61.

39．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 Vol I, London: Cassell, 1923, p. 156.

40．Moynahan, Brian, Rasputin: The Saint Who Sinn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p. 157;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290.

41．Fuhrmann, Rasputin, p. 192.

42．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p. 291, 296–7.

43．杜马议长米哈伊尔·罗江科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440。

44．Fuhrmann, Rasputin, p. 95.

45．Redesdale, Memories, Vol. I, p. 270.

46．Buckle, Diaghilev, pp. 179–80, 195;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221–2.

47．Stravinsky and Craft, 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pp. 33, 38.

48．Stravinsky and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p. 21; Stravinsky and Craft, 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p. 30.

49．Buckle, Diaghilev, pp. 214, 252–4;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228.

50．Stravinsky and Craft, 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 p. 32.

51．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p. 266–7, 321–4.

52．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p. 203, 210–11; Moynahan, Brian, Rasputin, p. 181.

53．Kandinsky, Vasily,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trans. M. T. H. Sad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7, pp. 1, 29 n.7; Bird, A History of Russian Painting, pp. 191–2.

54．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p. 67, 73, 78, 307.

55．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p. 88, 102–103.

56．Ibid., pp. 193, 241, 266–7.

57．Neuberger, Hooliganism, pp. 239–40, 242, 277.

58．引自Moynahan, Rasputin, p. 181。

59．Reed, John,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1919), London: Penguin, 1977, p. 61.

60．Lockhart, R. H. Bruce,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London: Putnam, 1934, p. 160.

61．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 pp. 173–4.

62．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I, p. 153.

63．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14, 21.

64．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II, p. 153.

65．Fuhrmann, Rasputin, pp. 118–19.

66．Marye, Nearing the End in Imperial Russia, pp. 445–6.

67．Fuhrmann, Rasputin, pp. 121, 140–44, 164, 192.

68．Stravinsky and Craft, 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 p. 63; 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178.

69．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The City of Trouble 1914–18, London: Collins, 1919, p. 12.

70．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p. 268, 297, 307–308; Neuberger, Hooliganism, pp. 258–9, 263.

71．Scudder, Jared W., Russia in the Summer of 1914, Boston: Richard Badger, 1920, pp. 18, 21, 161–6.

72．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324;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577.

73．Nabokov, Speak Memory, p. 27.

74．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46–7.

75．Francis, David R.,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April 1916– November 1918,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1, p. 11.

76．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46, 48.

77．引自Norman, The Hermitage, p. 136。

78．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p. 222, 252;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113–14.

79．Bowl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 pp. 84, 278.

80．引自Buckle, Diaghilev, p. 300。

81．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 258.

82．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920年11月25日的《118》，收入Osip Mandelstam Selected Poems (1973),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trans. Clarence Brown, p. 55。

83．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89.

84．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62, 70, 74.

85．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92.

86．Fuhrmann, Rasputin, p. 192.

87．Francis,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pp. 35, 43.

88．Fuhrmann, Rasputin, pp. 118, 198–208;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86.

89．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p. 38–9.

90．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480.

91．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460; Moynahan, Rasputin, p. 349.

92.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91–2, 35–6.

93．Francis,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p. 63.

94．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 92; Norman, The Hermitage, p. 135.

95．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481;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94–5,97;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 63; McKean,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p. 476.

96．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 87.

97．Ibid., p. 105.

98．尼古拉二世的逊位诏书，收入Dmytryshyn, Imperial Russia, p. 478。

99．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 481;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p. 72–3;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p. 627.

100．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 62.

101．Moynahan, Rasputin, pp. 355, 357–8; Fuhrmann, Rasputin, pp. 214, 224–5.

102．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pp. 482, 484.

103．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 91; Francis,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pp. 102, 104.

104．Buckle, Diaghilev, pp. 326, 328–9.

105．Shklovsky, Viktor, A Sentimental Journey——Memoirs 1917–22, trans. Richard Sheld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0; 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 116;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47–8; Reed, Ten Days, p. 45.

106．Francis, David R.,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p. 137.

107．Lockhart,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p. 225对雷蒙·罗宾斯之语的引用。

108．Pipes, Richa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p. 385; Bryant, Louise,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An Observer’s Account of Russia Before and During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8, p. 45.

109．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p. 113, 165.

110．Ibid., p. 176;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 181; Norman, The Hermitage, pp. 141–2.

111．Reed, Ten Days, p. 61.

112．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p. 205–207.

113．Karsavina, Theatre Street, pp. 264–5.

第十二章　红色彼得格勒

1．Bryant,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p. 48; Reed, Ten Days, pp. 54–5.

2．Francis,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pp. 168–9.

3．Ibid., p. 171; Reed, Ten Days, p. 65.

4．Reed, Ten Days, p. 219.

5．Bryant,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p. 88.

6．Reed, Ten Days, p. 108.

7．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 208.

8．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108.

9．Pipes, Richa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96.

10．Lockhart,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p. 242; 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225, 229–330, 235.

11．Buchanan, Sir George, My Mission to Russia, Vol. II, pp. 239–40.

12．McAuley, Mary, Bread and Justice——State and Society in Petrograd 1917–2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51–2.

13．引自Reed, Ten Days, pp. 105, 134。

14．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90; Reed, Ten Days, p. 197;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p. 7–31, 50, 285.

15．Bryant,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p. 37.

16．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 227.

17．Shklovsky, A Sentimental Journey, pp. 133–4, 145.

18．引自Norman, The Hermitage, p. 159。

19．Shklovsky, A Sentimental Journey, p. 175; Wolkonsky, Princess Peter, The Way of Bitterness: Soviet Russia, 1920, London: Methuen, 1931, p. 163.

20．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124.

21．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134.

22．Belinsky, ‘Petersburg and Moscow’, in Nekrasov, Petersburg: The Physiology of a City, p. 31.

23．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p. 31–2, 40; McAuley, Mary, Soviet Politics—— 1917–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7

24．Lockhart,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p. 257.

25．Dukes, Sir Paul, Red Dusk and the Morrow–Adventures and Investigations in Red Russia,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23, p. 102; Mc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90.

26．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142.

27．引自Fitzpatrick, Sheila, The Commissariat of Enlightenment——Soviet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Arts under Lunacharsky, October 1917–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

28．Ibid., pp. 98–9.

29．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 238.

30．Norman, The Hermitage, p. 164; Taylor, Richard, ‘The Birth of the Soviet Cinema’, in Gleason, Kenez and Stites, eds, Bolshevik Culture: Experiment and Ord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90, 195.

31．Goldman, Emma, Living My Life, Vol. II, London: Pluto Press, 1988, p. 783; Norman, The Hermitage, p. 149.

32．Shklovsky, A Sentimental Journey, p. 188.

33．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p. 331, 335.

34．Wolkonsky, The Way of Bitterness: Soviet Russia, 1920, pp. 148, 156.

35．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40.

36．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64.

37．Norman, The Hermitage, p. 163.

38．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56.

39．引自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78，也见pp. 66–8, 88–9, 110。

40．Holquist, Peter, ‘Violent Russia, Deadly Marxism? Russia in the Epoch of Violence 1905–21’, in Kocho-Williams, Alastair, 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Reader,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p. 115;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107–108.

41．Plotnikova, Yulia, ‘Children of the Emperor’, in At the Russian Court, p. 307; Montefiore, The Romanovs 1613–1918, p. 636.

42．Dukes, Red Dusk and the Morrow, pp. 7–10, 21–2, 33–4, 114; Knightley, Phillip, 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Spies and Spy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imlico, 2003, pp. 69–73.

43．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123.

44．Buchanan, Meriel, Petrograd, pp. 225–6.

45．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 790.

46．Almedingen, Tomorrow Will Come, p. 109.

47．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 779.

48．Serge, Victor,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Sedgwi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70–71.

49．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873–6;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252.

50．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89.

51．‘The Fight for Petrograd’, Pravda, No. 250, 30 October 1919, transcribed for the Trotsky International Archive by David Walters, Marxists.org;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p. 90, 94.

52．Wells, H. G., Russia in the Shadow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n.d., pp. 9, 14–35;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352.

53．Bryant,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p. 44.

54．Wells, Russia in the Shadows, p. 37.

55．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p. 354–5.

56．Norman, The Hermitage, p. 167.

57．Wells, Russia in the Shadows, pp. 9, 14–16, 21, 51, 134.

58．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727, 732, 735, 742.

59．Poretsky, Elisabeth K., Our Own People: A Memoir of ‘Ignace Reiss’ and His Frien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02;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293.

60．Wolkonsky, The Way of Bitterness, p. 163.

61．Cattell, David T., ‘Soviet Cities and Consumer Welfare Planning’, in Hamm, Michael F., The City in Russian History,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6, p. 272.

62．Wolkonsky, The Way of Bitterness, pp. 166–7, 184.

63．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 117.

64．Ransome, The Crisis in Russia 192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1, p. 11; Harding, Luke, The Mafia State, London: Guardian Books, 2012, p. 103.

65．Holquist, Pe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Reader, pp. 114, 117.

66．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p. 130, 149;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108;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733, 740, 849, 927.

67．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39–40.

68．Ransome, The Crisis in Russia, p. 40.

第十三章　消失的城市

1．Davies, Sarah,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

2．Biely, Petersburg, p. 112.

3．费多托夫的话，引自Schenker, The Bronze Horseman, p. 294。

4．Koestler, Arthur, The Invisible Writing——The Second Volume of an Autobiography 1932–40 (1954), London: Random House, 2005, p. 33.

5．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886–7.

6．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61.

7．Hessler, Julie,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Trade Policy, Retail Practices and Consumption——1917–195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144–5, 196.

8．Neville, Russia: A Complete History, pp. 191–2.

9．Clark, Petersburg, Crucibl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p. 3;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p. 400.

10．斯大林的话，引自Brendon, Piers, 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0, p. 419。

11．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 London: Pimlico, 2008, p. 114; Andrew, Christopher, and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 38–9.

12．Poretsky, Our Own People, p. 91.

13．Engel, Women in Russia, pp. 166–7;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p. 208, 210, 213;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6, 179–81.

14．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40.

15．Akhmatova, Anna, from ‘White Flock’, trans. D. M. Thomas, You Will Hear Thunder, p. 45，引自MacDonald, Ian, The New Shostakovitch，雷蒙·克拉克（Raymond Clarke）修订的新版，London: Pimlico, 2006, p. 96。

16．引自MacDonald, The New Shostakovitch, p. 38。

17．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43–4.

18．Gray, 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 pp. 234–5.

19．Bowlt, John E., ‘Constructivism and Early Soviet Fashion Design’, in Bolshevik Culture, pp. 203–4.

20．Gray, 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 pp. 248, 253.

21．Lissitzky, El, Russia: An Architecture for Worl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p. 27.

22．Taylor, in Bolshevik Culture, p. 190.

23．Clark, Petersburg, Crucibl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p. 345 n.60;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214 n.30.

24．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56; Miles, Jonathan, 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 London: Bantam Press, 2010, p. 80.

25．Eisenstein, Sergei, Film Essays and a Lecture, ed. Jay Leyd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1.

26．Taylor, in Bolshevik Culture, p. 194.

27．Maes, A History of Russian Music, pp. 245, 251

28．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p. 24–5.

29．Engel, Women in Russia, pp. 142–3, 152–4, 156, 175;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60.

30．Engel, Women in Russia, p. 154.

31．Pope-Hennessy, Dame Una Birch, The Closed City: Impressions of a Visit to Leningrad, London: Hutchinson, 1938, p. 37.

32．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68.

33．Miles, 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 p. 94.

34．Gide, Back From the USSR, pp. 36, 48.

35．Hessler,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pp. 201–202, 207;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30.

36．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p. 177–8.

37．Gide, Back From the USSR, pp. 50–51.

38．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214–15;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117.

39．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p. 12, 35, 215, 218;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p. 127, 178.

40．Brendon, The Dark Valley, p. 399;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222;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266;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p. 310–11；拉里·魏因施泰因（Larry Weinstein）执导的纪录片《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战争交响曲》（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The War Symphonies, Rhombus Films, 1997）中卡伦·哈恰图良（Karen Khachaturian）引用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话。

41．Koestler, The Invisible Writing, pp. 32–3.

42．MacDonald, The New Shostakovitch, pp. 111, 124, 148–9；肖斯塔科维奇的话，引自《真理报》上一篇被归于斯大林名下的文章，见Weinstein, 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

43．魏因施泰因的纪录片《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中韦尼阿明·巴斯纳尔（Veniamin Basner）讲的故事，也见对玛丽安娜·萨比尼娜（Mariana Sabinina）的访谈。

44．MacDonald, The New Shostakovitch, pp. 35, 74, 86;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77.

45．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73–4.

46．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p. 279–80.

47．俄国格言，引自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109。

48．Norman, The Hermitage, pp. 155, 168, 182.

49．Ibid，pp. 176, 179, 190–97.

50．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933年11月写下的有关斯大林的诗歌，据口传。

51．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68, 71;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190–91.

52．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140, 247;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51.

53．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p. 102–103.

54．Kahn, Albert E., Days with Ulanova,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62, pp. 115, 132, 202.

55．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 159;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76.

56．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p. 83–7.

57．Roland, Betty, Caviar for Breakfast, Melbourne: Quartet Books, 1979, pp. 98–9, 114, 128–9.

58．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p. 7, 16, 43, 78, 136–7, 140, 214, 248.

第十四章　最黑暗也最美好的时光

1．柳博芙·沙波利娜1941年9月10日的日记，引自Simmons, Cynthia, and Perlina, Nina, Writing the Siege of Leningrad——Women’s Diaries, Memoirs and Documentary Prose,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2, p. 23。

2．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220;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182.

3．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p. 41, 43–5.

4．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257.

5．Ibid，pp. 260–61.

6．Mukhina, Lena, The Diary of Lena Mukhina——A Girl’s Life in the Siege of Leningrad, London: Pan Macmillan, 2016, pp. 51–2.

7．Mukhina, Diary, p. 2; Reid, Anna, Leningrad——Tragedy of a City Under Siege, London: Bloomsbury, 2011; pbk 2012, pp. 3, 52, 95–7, 99.

8．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iii.

9．德国海军司令的话，引自Mukhina, Diary, p. 3。

10．Reid, Leningrad, pp. 96, 115; Mukhina, Diary, p. 3; Schenker, The Bronze Horseman, p. 296.

11．Norman, The Hermitage, pp. 243, 246–7; Reid, Leningrad, pp. 62–3.

12．Mukhina, Diary, p. 171; Reid, Leningrad, pp. 118–19.

13．本章后面大多数视觉描述都受到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运用苏联档案馆找到的脚本镜头而制作的汇编式纪录片《封锁》（Blockade；St Petersburg Documentary Film Studios, 2005）的启发。

14．Mukhina, Diary, pp. 57, 105, 114.

15．柳博芙·沙波利娜1941年9月8日的日记，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16．Reid, Leningrad, pp. 144–5.

17．Mukhina, Diary, p. 125.

18．安娜·丽嘉芝娃（Anna Likhacheva）1942年5月16日的日记，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59。

19．Ginzburg, Lydia, Blockade Diary, trans. Alan Myers,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5, p. 10.

20．Yevtushenko, Yevgeny, ‘The City With Three Faces’, in Insight Guides——St Petersburg, ed. Wilhelm Klein, Hong Kong: Apa Publications, 1992, p. 38.

21．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的日记，日期不详，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22．Reid, Leningrad, pp. 164–5.

23．Mukhina, Diary, pp. 5, 10, 159, 220；万恩斯坦《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中对德米特里·托尔斯泰（Dmitri Tolstoy）的访谈。

24．Yevtushenko, ‘The City With Three Faces’, in Insight Guides——St Petersburg, p. 40; Reid, Leningrad, p. 236.

25．Reid, Leningrad, pp. 180–81; Mukhina, Diary, p. 8.

26．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1942年4月的日记，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p. 50–51。

27．瓦伦蒂娜·格罗克霍娃的回忆录，日期不详，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28．Mukhina, Diary, pp. 6, 223.

29．Reid, Leningrad, p. 230.

30．Ibid，pp. 219–20; Gautier, The Complete Works, p. 163; Porter, Travelling Sketches in Russia, p. 108.

31．Ginzburg, Blockade Diary, p. 14.

32．艾尔萨·格莱纳特1942年1月25日写给孩子们的信，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p. 34–5。

33．Ginzburg, Blockade Diary, p. 76.

34．Mukhina, Diary, p. 5.

35．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vi.

36．Mukhina, Diary, p. 7: Reid, Leningrad, p. 264.

37．Hessler,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p. 302.

38．Mukhina, Diary, pp. 200–201.

39．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p. xviii.

40．Reid, Leningrad, pp. 280–85.

41．Pavlov, Dmitri V., Leningrad 1941——The Blockade, trans. John Clinton Adams,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36–8, 151, 153, 161–2, 164, 166.

42．Reid, Leningrad, pp. 248–9; 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x.

43．Norman, The Hermitage p. 258.

44．Ginzburg, Blockade Diary, pp. 12, 58.

45．Mukhina, Diary, p. 8.

46．Reid, Leningrad, p. 246.

47．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102.

48．引自1991年基洛夫歌剧芭蕾舞剧院上演的谢尔盖·普罗可菲夫《战争与和平》，瓦列里·捷杰耶夫指挥。

49．Robinson, Harlow, ‘Composing for Victory——Classical Music’ in Stites, Richard, e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63, 66.

50．对克赛尼娅·马图斯的访谈，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p. 147–9。

51．Mac Donald, The New Shostakovitch, pp. 179–80；对克赛尼娅·马图斯的访谈，引自Simmons &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151，也见万恩斯坦《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中的访谈，同时见该纪录片中对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访谈。

52．Yevtushenko, ‘The City With Three Faces’, in Insight Guides——St Petersburg, p. 41.

53．Gregory and Ukladnikov, Leningrad’s Ballet, p. 25；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的日记，日期不详，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51; Kahn, Days with Ulanova, p. 118。

54．Mukhina, Diary, pp. 163, 311.

55．Reid, Leningrad, pp. 140, 226.

56．莉拉·所罗门诺夫娜·法兰克福（Lila Solomonovna Frankfurt）的回忆录，日期不详，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p. 164–7。

57．Norman, The Hermitage, pp. 253–4.

58．瓦伦蒂娜·格罗克霍娃1946年的回忆录，引自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94。

59．Reid, Leningrad, p. 377.

60．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xiii.

61．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300.

62．Kelly, Catriona, St Petersburg——Shadows of the Pas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

第十五章　来自地下的低语

1．Reid, Leningrad, p. 399; 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xvi.

2．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40; Kirshchenbaum, Lisa A., The Legacy of the Siege of Leningrad 1941–1995: Myth, Memories and Monument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06, pp. 124–6.

3．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馆长Irina Antonova, ‘Politicians Come and Go, But Art Is Eternal’, in Der Spiegel, 13 July 2012。

4．Norman, The Hermitage, pp. 261–2.

5．De Madariaga, Catherine the Great, p. 155.

6．Hessler,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pp. 5, 302;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237, 298, 314.

7．肖斯塔科维奇语，引自Weinstein, 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

8．Smith, The Russians, p. 416.

9．Kirshchenbaum, The Legacy of the Siege, p. 141;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p. 18.

10．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xv.

11．引自Ulam, Adam B., Stalin——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 Allen Lane, 1974, p. 644。

12．Ibid，pp. 706–707; Simmons and Perlina, Writing the Siege, p. xxv–vi; Reid, Leningrad, pp. 401–404.

13．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303.

14．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125;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xxxii, 331, 338–9.

15．《列宁格勒真理报》的话，引自Steven E. Harris, ‘Soviet Mass Housing and the Communist Way of Life’, in Chatterjee, Ransel, Cavender and Petrone, eds,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7; Kelly, St Petersburg, p. 70。

16．Kelly, St Petersburg, p. 71.

17．Harrison, Mark, prod.,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BBC Bristol, 1991，摘录见为250周年庆制作巧克力的新闻影片，以及1987年的《夏日来临》（‘Summer Comes Soon’）。

18．Kirshchenbaum, The Legacy of the Siege, pp. 125, 127; Kelly, St Petersburg, p. 170.

19．Ostrovsky, Arkad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The Journey from Gorbachev’s Freedom to Putin’s Wa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6, pp. 32–3, 47; Harding, Luke, ‘How MI6 Helped CIA to Bring Doctor Zhivago in from Cold for Russians’, Guardian, 10 June 2014.

20．Norman, The Hermitage, pp. 285, 300–301, 311; Kelly, St Petersburg, p. 232.

21．剧情出自《乡村傍晚》这出1954年关于集体农庄生活的抒情剧以及德米特里·戈尔杜诺夫的《又是这样》，摘录见Sergei Loznitsa, Revue, Federal Agency for Culture and Cinematography and St Petersburg Documentary Film Studios, 2008。

22．Shostakovich, Dmitri, Cheryomushki, dir., Paul Rappaport, Lenfilm, 1963, DVD–Decca 2007.

23．Feyginburg, Yosif, dir., Glenn Gould——The Russian Journey, documentary, Atlantic Productions, 2002.

24．Kavanagh, Julie, Rudolf Nureyev——The Life, London: Penguin, 2008, pp. 37, 40, 46, 51, 52, 56–7, 83, 90, 112.

25．Krushchev，引自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132。

26．引自Ibid，p. 133。

27．Polsky, Gabe, Red Army, documentary, Weintraub and Herzog, 2014; ‘Patience and Labour’（1985，但直到1991年才发行，因为有训练年轻滑冰运动员的令人不安的图像），摘要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28．1966年一部关于家用机器人的新闻影片，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Kelly, St Petersburg, p. 258;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363。

29．Harris, ‘Soviet Mass Housing and the Communist Way of Life’, in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pp. 194–5.

30．Loznitsa, Revue.

31．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78; Kelly, St Petersburg, pp. 5, 142; Smith, The Russians, p. 8; ‘To Drink or Not to Drink’ (1977)，摘要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32．‘The Working Lunch’, in Meader, Vaughn et al., The First Family, LP, New York: Cadence Records, November 1962; 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72.

33．引自Ostrovsk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p. 50。

34．Harris, ‘Soviet Mass Housing and the Communist Way of Life’, in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p. 190; Smith, The Russians, pp. 97–8;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124; Kelly, St Petersburg, pp. 65, 70.

35．Alexievich, Svetlana, Second-Hand Time——The Last of the Soviets, trans. Bela Shayevich, London: Fitzcarraldo Editions, 2016, p. 84;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380; Smith, The Russians, p. 97.

36．引自Smith, The Russians, p. 171; Engel, Women in Russia, pp. 242, 245。

37．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p. 37–8; Engel, Women in Russia, pp. 245–6.

38．Kelly, St Petersburg, p. 384 n.4; Hessler, Julie,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p. xiii.

39．Smith, The Russians, pp. 8, 83, 92.

40．Kelly, St Petersburg, p. 189; Smith, The Russians, pp. 80–81.

41．奥巴马2016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引自Jacobs, Ben, ‘Obama Says he Warned Russia to “Cut it Out” Over Election Hacking’,《卫报》2016年12月16日。

42．Kelly, St Petersburg, pp. 251, 257.

43．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p. 67–8.

44．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p. 152, 156–7, 160.

45．Norman, The Hermitage, p. 311.

46．苏联国际旅行社导游的话，1979年无意中听到。

47．Harding, The Mafia State, p. 215.

48．Smith, The Russians, pp. 571–2.

49．Engel, Women in Russia, p. 243; 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5; 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467.

50．Brodsky, Less Than One, pp. 92–3.

51．Engel, Women in Russia, p. 246.

52．Pope-Hennessy, The Closed City, p. 210.

53．Kirshchenbaum, The Legacy of the Siege, pp. 48, 217, 221–3, 225.

54．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420, 472.

55．Ostrovsk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pp. 58–9, 62.

56．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60.

57．《对话》，来自列宁格勒纪录片工作室的1986年爵士影片，摘要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p. 196。

58．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95.

59．‘Rock’ (1988)，摘要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60．亚历山大·涅夫索洛夫1990年5月22日与1991年1月4的电视节目《600秒》，列宁格勒频道（Leningrad Chanel） /圣彼得堡电视台（St Petersburg Television），各种发行版本的情况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61．Engel, Women in Russia, pp. 251, 256.

62．Hessler, A Social History of Soviet Trade, p. xiii.

63．Kelly, St Petersburg, p. 274.

64．Alexievich, Second-Hand Time, pp. 42–3.

65．‘Third Class Carriage’ (1988)，摘要见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

66．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p. xxiv, 485; Alexievich, Second-Hand Time, p. 85.

第十六章　朝西的窗户打破了

1．这些评价依据的是哈里森《列宁格勒最后的日子》（Harrison, The Last Days of Leningrad）中列宁格勒人发表的评论。

2．Kelly, St Petersburg, p. 2; McAuley, Soviet Politics, p. 7.

3．Service,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p. 495.

4．Clark, Katerina, ‘Not for Sale: The Russian/Soviet Intelligentsia, Prostitution and the Paradox of Internal Colonization’, in Slavic Studies, Vol. 7, 1993, pp. 188–9; Bernstein, Sonia’s Daughters, p. 22.

5．Le Carré, John, The Secret Pilgrim, London: Sceptre, 1991; pbk 2009, p. 392.

6．Bradbury, Malcolm, To the Hermitage, London: Picador, 2002, p. 395.

7．Womack, Helen, ‘The Cost of Living in Cloud Cuckoo Land’, Independent on Sunday, 26 March 1992.

8．弗拉基米尔·马拉科夫（Vladimir Malakoff）1992年1月写给乔纳森·迈尔斯的信。

9．Ledeneva, Alena V.,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1, 196.

10．Ostrovsk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p. 147.

11．Izvestia, 25, 1992，引自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pp. 188–9。

12．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p. 189; Kelly, St Petersburg, pp. 162–3.

13．Ledenev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pp. 191–2; Ostrovsk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pp. 188, 229, 240; Robert Cottrell, ‘Russia: The New Oligarch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March 1997.

14．英文标题是Brother。

15．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 249; Kelly, St Petersburg, p. 101.

16．Walsh, Nick Paton, ‘The Other St Petersburg’, Guardian, 12 July 2006; Parfitt, Tom, ‘Fewer Tramps, More Plumbers: St Petersburg Goes European’, Guardian, 31 August 2006.

17．russialist.org, 2003-5-11; Kelly, St Petersburg, p. 29.

18．Van den Berg, Rob, dir., ‘Catching Up with Music’ with Valery Gergiev, bonus feature on Glinka, Ruslan and Lyudmila, conducted by Valery Gergiev, Kirov Opera and Chorus, Decca 1996.

19．Buckler, Mapping St Petersburg, pp. 248–51; Kelly, St Petersburg p. 205.

20．Walsh, Nick Paton, ‘City Scandal: St Petersburg Renovation Money Dissapears’, Guardian, 25 February 2003.

21．2004年6月20日BBC新闻。

22．Kelly, St Petersburg, pp. 87, 116, 125, 163–4; Walsh, Nick Paton, ‘The Other St Petersburg’, Guardian, 12 July 2006; Shaun Walker, ‘“Salutin” Putin: Inside a Russian Troll House’, Guardian, 2 April 2015; Harding, The Mafia State, p. 11.

23．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p. 420.

24．Utekhin, Ilya, ‘The Post-Soviet Kommunalka: Continuity and Difference’, in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p. 240.

25．Ransel, David L., ‘“They Are Taking that Air from Us”: Sale of Commonly Enjoyed Properties to Private Developers’, in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p. 154.

26．Wrathall, Claire, ‘New Holland: St Petersburg’s New Cultural District’, Telegraph, 7 September 2016; Glancy, Jonathan, ‘Foster to lead ￡184m Project to Transformthe Ancient Heart of St Petersburg’, Guardian, 15 February 2006.

第十七章　海市蜃楼，2017

1．De Custine, Letters, p. 78.

2．Shelley, Mary, Frankenstein (1818),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3.

3．Dostoevsky, 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 p. 23.

4．Casanova, The Memoirs, p. 25.

5．De Raymond, Damaze, Tableau historique，引自Giroud, St Petersburg, p. 62。

6．Hellman, Lillian, An Unfinished Woman, London: Macmillan, 1969, pp. 208–9.

7．Dostoyevsky, ‘The Double’, in Notes From Underground/The Double, p. 165.

8．Dostoyevsky, Notes From Underground, p. 88.

9．引自Alexievich, Second-Hand Time, pp. 210–11。

10．Luhn, Alec, ‘Construction Workers at Russian World Cup Stadium Complain of Not Being Paid’, Guardian, 31 August 2015.

11．De Custine, Letters, p. 43.

12．Alexievich, Second-Hand Time, p. 240.

13．即米里亚姆·埃尔德（Miriam Elder）刊于2012年4月23日《卫报》的有关干洗店的报道《俄罗斯的官僚主义地狱》（‘The Hell of Russian Bureaucracy’）。

参考文献

书籍、文章

Adams, John Quincy, Memoirs–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1848, Vol. II, ed. C. F. Adams,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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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音乐剧与舞剧

Borodin, Alexander, Prince Igor, conducted by Gianandrea Noseda, DVD Deutsche Grammoph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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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Dances Diaghilev, Paris Opera Ballet; VHS NVC ART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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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sky-Korsakov, Le Coq d’Or, conducted by Kent Nagano, DVD Arthaus Mus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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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aikovsky, Peter Ilyich, Eugene Onegin, conducted by Sir Georg Solti, dir. Petr Weigl, DVD Decca, 1990.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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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Ablenovsky, Count阿布兰诺夫斯基伯爵

Abramovich, Roman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Academy of Arts艺术学院

Academy of Fine Arts美术学院

Academy of Sciences科学院

Acosta, Jan d’让·达科斯塔

Adam, Adolfe阿道夫·亚当

Adams, John Quincy约翰·昆西·亚当斯

Admiralty海军部

Admiralty Embankment structure海军部堤岸结构

Akakievich, Ivan伊万·亚卡耶基维奇

Akhmatova, Anna安娜·阿赫玛托娃

Aksakov, Ivan伊万·阿科萨克夫

Aleksandrinsky Theatre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

Alekseev, Fedor费多尔·阿列克谢耶夫

Alembert, Jean de Rond d’让·勒朗·达朗贝尔

Alexander I, Emperor of Russia亚历山大一世，俄国皇帝

Alexander II, Emperor of Russia亚历山大二世，俄国皇帝

Alexander III, Emperor of Russia亚历山大三世，俄国皇帝

Alexander, Prince, of Battenberg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

Alexander Column亚历山大柱

Alexander Nevsky, St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Alexandra Feodorovna, Empress of Russia （Nicholas I’s wife）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俄国皇后（尼古拉一世之妻）

Alexandra Feodorovna, Empress of Russia （Nicholas II’s wife）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俄国皇后（尼古拉二世之妻）

Alexandra Theatre亚历山德拉剧院

Alexandrova（ballerina）亚利山德洛娃（芭蕾舞女演员）

Alexei I, Tsar of Russia阿列克谢一世，俄国沙皇

Alexei, Prince（Peter I’s son）阿列克谢亲王（彼得一世之子）

Alexei, Tsarevich（Nicholas II’s son）阿列克谢太子（尼古拉二世之子）

Alexei, Metropolitan阿列克谢大主教

Algarott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阿尔戈洛蒂

Alisa阿莉萨乐队

‘All-Mad, All-Jesting, All-Drunken Assembly’“全发疯、全搞笑、全喝醉聚会”

Almedingen, Marta玛尔塔·阿尔梅丁根

Altman, Nathan内森·奥尔特曼

Andronnikov, Mikhail米哈伊尔·安德洛尼科夫

Andropov, Yuri尤里·安德罗波夫

Angleterre hotel英格兰旅馆

Anichkov Palace阿尼奇科夫宫

Anna（Catherine II’s daughter）安娜（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女）

Anna Ivanovna, Empress of Russia安娜·伊凡诺夫娜，俄国女皇

Anna Leopoldovna, Regent of Russia安娜·利奥波多夫娜，俄国摄政

Anna Pavlovna, Grand Duchess（Paul’s daughter）安娜·帕夫洛夫娜女大公（保罗一世之女）

Anna Petrovna（Peter I’s daughter）安娜·彼得罗夫娜（彼得一世之女）

Anne, Princess（future Queen Anne）安妮公主（未来的安妮女王）

Annenkov, Yuri尤里·安年科夫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

Apraksin, Count Fedor费多尔·阿普拉克辛伯爵

Apraksin, Admiral Fyodor费奥多·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

Apraksin, Field Marshal阿普拉克辛元帅

Araja,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阿拉贾

Arkhangelsk阿尔汉格尔斯克

art nouveau新艺术

Artamonov, Mikhail米哈伊尔·阿尔塔莫诺夫

Artillery and Engineers’ schools炮兵学校与工程师学校

Artillery Laboratory炮兵实验室

Asafiev, Boris鲍里斯·阿萨菲耶夫

assemblées集会

Astrakhan阿斯特拉罕

Aurora（ship）阿芙乐尔号（船）

Austerlitz, Battle of（1805）奥斯德立兹之战（1805）

Aved, Jacques雅克·阿维

Azeff, Evno伊维诺·阿杰夫

Azov-Don Bank亚速海–顿河银行

Bakst, Léon列昂·巴克斯特

Bakunin, Mikhail米哈伊尔·巴枯宁

Balabanov, Alexei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

Balakirev, Mily米勒·巴拉基廖夫

Balatri, Filippo菲利波·巴拉特里

Ballets Russes俄罗斯芭蕾舞团

banya蒸汽浴

Baranovsky, Gavriil加夫里尔·巴拉诺夫斯基

Baring, Maurice莫里斯·巴陵

Barkhin, Grigory格里戈里·巴尔欣

Basilewski Collection巴西莱夫斯基藏品

The Battleship Potemkin（film）《战舰波将金号》（电影）

Beardsley, Aubrey奥伯利·比亚兹莱

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

Behrens, Peter彼得·贝恩斯

Belinskaya, Stanislava斯坦尼斯拉娃·贝林斯卡雅

Belinsky, Vissarion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Bell, John约翰·贝尔

Belsky, Igor伊格尔·贝尔斯基

Benckendorff, General Alexander von亚历山大·冯·班肯道夫将军

Bennigsen, General von冯·本尼希森将军

Benois, Alexandre亚历山大·贝诺瓦

Benois, Nicholas尼古拉·贝诺瓦

Berggolts, Olga奥尔嘉·贝戈尔茨

Bergholtz, Friedrich Wilhelm von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冯·贝格豪茨

Beria, Lavrenti拉夫伦蒂·贝利亚

Bering, Captain Vitus维图斯·白令船长

Berlatskaya, Chionya齐奥娜雅·贝拉茨卡雅

Berlioz, Hector埃克托·柏辽兹

Bestuzhev-Ryumin, Lieutenant别斯图热夫–鲁明中尉

Betskoy, Ivan伊万·贝特思科

Biely, Andrei安德烈·别雷

Biron, Count Ernst Johann von恩斯特·约翰·冯·比隆伯爵

Black Hundred gangs黑百帮

Blackford, Henrietta亨莉埃塔·布莱克福德

Blanc, Louis路易·勃朗

Der Blaue Reiter group “蓝骑士”团体

Blok, Alexander亚历山大·布洛克

Bloody Sunday（1905）血腥星期天（1905）

Boeing-Boeing（farce）《波音——波音》（闹剧）

Bogdanov, Andrei安德烈·波格丹诺夫

Bogrov, Mordko莫尔德科·伯格罗夫

Bokova, Mariya玛丽亚·博科娃

Bolsheviks布尔什维克党

Borisov-Musatov, Viktor维克多·鲍里索夫–穆萨托夫

Borodin, Alexander亚历山大·柏罗丁

Borodino, Battle of（1812）博罗季诺之战（1812）

Borovikovsky,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博罗维科夫斯基

Bourgeois, Nicolas尼古拉·布尔热瓦

Braamcamp, Gerrit吉里特·布莱姆卡姆普

Bradbury, Malcolm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Brat（film）《兄弟》（电影）

Brenna, Vincenzo温琴佐·布伦纳

Brest-Litovsk, Treaty of（1918）《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

Brezhnev, Leonid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Brianza, Carlotta卡洛塔·布里安匝

Brobinsky, Count布罗宾斯基伯爵

Brodsky, Joseph约瑟夫·布洛茨基

The Bronze Horseman statue“青铜骑士”雕像

Brown, Lancelot Capability兰斯洛特·能者·布朗

Bruce, Peter Henry彼得·亨利·布鲁斯

Bruce Lockhart, Sir Robert罗伯特阁下布鲁斯·洛克哈特

Brühl, Count 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布吕尔伯爵

Bruni, Fedor费奥多·布鲁尼

Bryant, Louise露易丝·布兰特

Bryullov, Alexander亚历山大·布留洛夫

Bryullov, Karl卡尔·布留洛夫

Buchanan, Sir George乔治·布坎南阁下

Buchanan, James詹姆斯·布坎南

Buchanan, Meriel梅瑞尔·布坎南

budochniki守夜人

Bukharin, Nikolai尼古拉·布哈林

Bulatov, Colonel布拉托夫上校

Bulgakov, Mikhail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Bulgarin, Faddei法杰伊·布尔加林

Burturlin, Peter彼得·布尔图尔林

Bush, John约翰·布施

Butter Week carnival（Maslenitsa）黄油周狂欢

Buturlin, Count Dmitry德米特里·布图尔林

Buzheninova, Avdotya阿芙多季娅·布彻尼诺娃

Cadet Corps士官生学校

Cadet Corps gardens士官生学校花园

Cadet School［第二所］士官生学校

Calais加莱

calendar, Russian俄国历法/俄历

Cameo Service浮雕餐具

Cameron, Charles查尔斯·卡梅伦

Campana, Giampietro詹彼得罗·坎帕纳

Caravaque, Louis路易·卡拉瓦克

Carburi de Ceffalonie, Captain Marin马林·卡尔伯里·德·塞法洛尼上尉

Carmarthen, Admiral卡马森海军上将

Carte, John约翰·卡特

Casals, Pablo帕布罗·卡萨尔斯

Casanova, Giacomo贾科莫·卡萨诺瓦

The 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ary（pamphlet）《革命启蒙问答》（小册子）

Cathcart, Lord卡斯卡特爵士

Catherine I（Martha），Empress of Russia叶卡捷琳娜一世（玛尔塔），俄国女皇

Catherine II,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俄国女皇

Catherine Canal叶卡捷琳娜运河

Cavanagh, Eleanor艾莉诺·卡瓦纳

Cavos, Alberto阿尔贝托·卡佛斯

Cavos, Catterino卡特林诺·卡佛斯

Cecchetti, Enrico恩里克·切凯蒂

Chaadaev, Peter彼得·恰达耶夫

Chagall, Marc马克·夏卡尔

Chain Bridge house锁链桥之家

Chaliapin, Fyodor费奥多·夏里亚宾

Champeaux, Gérard de吉拉德·德香浦

Chappe d’Auteroche, Abbé夏佩·道特罗歇修道院长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查理十二，瑞典国王

Charlotte of Brunswick-Lüneburg不伦瑞克–吕尼堡的夏洛特

Chechnya车臣

Cheka契卡

Chekhov, Anton契诃夫

Chéret, Jules儒勒·谢雷

Cherkassy, Prince彻卡西亲王

Chernenko, Konstantin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Chernobyl切尔诺贝利

Chernyshev, Ivan伊万·车尔尼雪夫

Chernyshevsky, Nikolai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

Chesme, Battle of（1770）切斯梅之战（1770）

Chesme Palace（formerly Kekerekeksinen；Frog Marsh Palace）切斯梅宫（旧名凯克雷克西宁，青蛙沼泽宫）

Chétardie, Marquis de la德拉·夏塔迪侯爵

Chevakinsky, Savva萨瓦·切瓦金斯基

Chiaveri, Gaetano加塔诺·恰瓦里

Choglokov, Count乔格洛科夫伯爵

Church of Christ the Saviour on the Spilt Blood滴血救世主大教堂

Churchill, 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

Clarke, Revd Edward Daniel可敬的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

Cobenzl, Count Karl卡尔·科本兹尔伯爵

Coesvelt, William威廉·考斯威尔特

Coleridge, Samuel Taylor柯勒律治

Collot, Marie-Anne玛丽–安妮·科洛

Conegliano, Cima da西玛·达·科内利亚诺

Consecration of the Waters ceremony祝圣诸水仪式

Constantine（Alexander I’s brother）康斯坦丁（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

The Contemporary（periodical）《当代》（期刊）

Corberon, Chevalier de舍瓦利耶·德·柯尔伯龙

Corot, Camille卡米耶·柯洛

Corps of Pages侍童军

Cottrell, Charles查尔斯·科特雷尔

Courland, Frederick William, Duke of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克·威廉

Cozens, Alexander亚历山大·柯曾

Cozens, John Robert约翰·罗伯特·柯曾

Cozens, Richard理查德·柯曾

Crimea克里米亚

Crimean War（1853–6）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Cross, Letitia勒蒂迪娅·克洛斯

Crozat, Pierre皮埃尔·克罗扎

Cruickshank, Isaac伊萨克·克鲁克香克

Cui, César凯撒·居伊

Custine, Astolphe de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

dachas豪华乡村别墅

Dadaism达达主义

Daguerre, Dominique多米尼克·达居埃

Dahl, Vladimir弗拉基米尔·达尔

Dashwood, Sir Francis弗兰西斯·达施伍德阁下

David, Jacques-Louis雅克–路易·大卫

Davidov, Vladimir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

Deane, John约翰·迪恩

Decembrist uprising（1825）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

Decrezet, Antoine安托万·德克雷泽特

Degaev, Sergei谢尔盖·德加耶夫

Deineka, Alexander亚历山大·杰伊涅卡

Demidov, State Councillor杰米多夫，国家顾问

Denon, Dominique Vivant多米尼克·维旺·戴侬

Derzhavin, Gavrila加夫里拉·杰尔扎温

Deschisaux, Pierre皮埃尔·德西索

Diaghilev, Sergei谢尔盖·达基列夫

Dialogues（film）《对话》（电影）

Dickens, Charles查尔斯·狄更斯

Didelot, Charles-Louis查理–路易·狄德罗

Diderot, Denis德尼·狄德罗

Dimsdale, Dr Thomas托马斯·蒂姆斯德勒医生

Döblin, Alfred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Dolgorukov,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科夫

Dolgoruky, Prince Alexei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亲王

Dolgoruky, Catherine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

Dolgoruky, Ivan伊万·多尔戈鲁基

Dolgoruky, Prince Michael米格尔·多尔戈鲁基亲王

Dolgoruky family多尔戈鲁基家族

Dolgov（building contractor）多尔戈夫（建筑承包商）

Donizetti, Gaetano加埃塔诺·多尼采蒂

Dos Passos, John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toevsky, Fyodor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Mikhail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vshenko, Alexander亚历山大·多夫任科

Drenteln, 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德伦特尔恩将军

Dresdensha（Anna-Cunegonda Felker）德累斯顿莎（安娜–屈内格纳达·费尔克）

Drigo, Riccardo里卡尔多·德里格

Dudinskaya, Natalia娜塔莉亚·杜丁斯卡娅

Dukes, Paul保罗·杜克斯

Duma杜马

Dumas, Alexandre大仲马

Duncan, Isadora伊莎多拉·邓肯

dvorniki看门人

Dzerzhinsky, Felix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Earth（film）《地球》（电影）

Edward VII, King of Great Britain爱德华七世，大不列颠国王

Egyptian Bridge埃及桥

Eisenstein, Sergei谢尔盖·爱森斯坦

Ekaterina Dolgoruka, Empress of Russia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佳（俄国皇后）

Ekaterinburg叶卡捷琳堡

Elena Pavlovna, Grand Duchess埃莱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

Eliasberg, Karl卡尔·埃利阿斯贝格

Eliseev Brothers’ Trading House埃利谢夫兄弟的贸易厅

Eliseev emporium埃利谢夫百货商场

Elizabeth, Empress of Russia伊丽莎白，俄国女皇

Elizabeth Alekseevna（Alexander I’s wife），

Empress of Russia伊丽莎白·阿列克谢夫娜（亚历山大一世之妻），俄国皇后

Elizabeth Ivanova伊丽莎白·伊凡诺娃

Elssler, Fanny法尼·艾尔斯勒

Emelyanov, Ivan伊万·叶梅利亚诺夫

The End of St Petersburg（film）《圣彼得堡的终结》（电影）

Engelhardt House恩格尔哈特之家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ngineers’ Castle工程师城堡

Engineers School工程师学校

English Reformed Church英国归正会教堂

Eon, Chevalier d’舍瓦利耶·迪昂

Eropkin, Peter彼得·叶罗普金

Erotica Museum情色博物馆

Evdokia, Tsarina of Russia柳多西亚，俄国沙皇王后

Evelyn, John约翰·伊夫林

Exter, Aleksandra亚历山德拉·艾克斯特

Faber, Theodor von泰奥多·冯·法贝尔

Fabergé jewels法贝热珠宝

Falconet, Étienne艾蒂安·法尔科内

Fall of Berlin（film）《攻克柏林》（电影）

Farquharson, Henry亨利·法夸尔森

Farsetti, Filippo菲利波·法尔瑟迪

Farussi, Zanetta扎内塔·法露斯

Faure, Félix菲利克斯·福雷

Favier, Jean-Louis让–路易·法维耶

Fedotov, Georgy格奥尔基·费多托夫

Fedotov, Pavel帕维尔·费多托夫

Felker, Anna-Cunegonda安娜–屈内格纳达·费尔克

Felten, Yuri尤里·费尔腾

Festival of the Magic of the White Rose白玫瑰魔法节

Figner, Evgenia尤金尼娅·费格纳

Figner, Vera薇拉·费格纳

Filosofov, Dmitri德米特里·费罗索科夫

Finch, Edward爱德华·芬奇

Finland Station芬兰车站

Fisher, Lola劳拉·费舍

Flamsteed, John约翰·弗莱姆斯蒂德

Fokine, Mikhail米哈伊尔·福基涅

Fontana, Giovanni乔瓦尼·冯塔纳

Fontanka Canal喷泉河

Forbes, George, Baron福布斯男爵乔治

Ford, John约翰·福特

Foster, Norman诺曼·福斯特

Fourier, Charles夏尔·傅立叶

Fox, Charles James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Francis, David大卫·弗朗西斯

Franco-Prussian War（1870–1）普法战争（1870—1871）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弗兰茨·斐迪南大公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s, Count弗里德里克斯伯爵

Freemasonry共济会

Friedland, Battle of（1807）弗里德兰之战（1807）

FSB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yodor III, Tsar of Russia费奥多三世，俄国沙皇

Gagarin, Yuri尤里·加加林

Gaignat, Louis-Jean路易–让·盖尼亚

Galeria加拉莉亚

Galich, Alexander亚历山大·加利奇

Gallé glassware加利玻璃制品

Gapon, Father加邦神父

Gargarin, Sergei谢尔盖·加加宁

Gargarin Palace加加宁宫

Gastronom shops美食店

Gatchina加特契纳

Gates, Robert罗伯特·盖茨

Gautier, Théophile特奥菲·高迪耶

Gazprom Tower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塔

Gedeonov, Stephan斯特凡·格杰奥诺夫

Gellart,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盖勒特

General Staff of the Army offices陆军总参谋部

George III,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乔治三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

Georgi, Johann Gottlieb约翰·格特里布·格奥尔基

Gerasimov, Alexander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

Gerasimov, General格拉西莫夫将军

Gergiev, Valery瓦列里·捷杰耶夫

Gide, André安德烈·纪德

Ginzburg, Lydia莉迪亚·金茨伯格

Giselle（ballet）《吉赛尔》（芭蕾舞剧）

glasnost公开性

Glavit格拉维特［文字与出版事务总指挥部］

Glavosobtorg格拉沃索布托尔格

Glazunov, Alexander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

Glière, Reinhold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

Glinka, Mikhail米哈伊尔·格林卡

Gogen, Alexander亚历山大·高津

Gogol, Nikolai尼古拉·果戈里

GOKHRAN贵金属和宝石储备库

Goldman, Emma艾玛·戈德曼

Golitsyn, 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

Golitsyn, Prince Boris鲍里斯·戈利岑亲王

Golitsyn, Prince Dmitry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

Golitsyn, 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戈利岑亲王

Golitsyn, Prince Vasily瓦西里·戈利岑亲王

Golitsyna, Daria达丽娅·戈里岑娜

Golitsyna, Princess Natasha娜塔莎·戈利岑娜

Goloshchekin, David大卫·戈洛什切金

Golovin, Ivan Mikhailovich伊凡·米哈伊洛维奇·戈罗温

Goncharova, Natalia娜塔莉亚·冈察洛娃

Gonzaga Cameo贡萨迦浮雕

Gorbachev, 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dunov, Dmitri德米特里·戈尔杜诺夫

Gorky, Maxim马克西姆·高尔基

Gorokhova, Valentina瓦伦蒂娜·格罗克霍娃

Gorokhovaya Street格罗科哈瓦亚街

gostiny dvor（merchant’s yard）圈楼（商人场）

Gothic Banquet Service哥特式宴会餐具

Gotzkowsky, Johann Ernst约翰·恩斯特·高茨考斯基

Gould, Glenn格伦·古尔德

Gould, William威廉·古尔德

GPU国家政治保卫局

Grabit, Jean让·格拉比特

Granovsky, Timofey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

Great Market大市场

Great Northern War（1700–21）北方大战（1700—1721）

Grebenka, Evgeny尤金·格列比翁卡

Grebenshchikov, Boris鲍里斯·格列本希科夫

Green Frog Service绿蛙餐具

Greinert, Elza艾尔萨·格莱纳特

Greuze, Jean-Baptiste让–巴蒂斯特·格勒兹

Grice, Richard理查德·格里斯

Grieg, Edvard艾德瓦德·格列哥

Grimm, Baron Melchior von梅尔基奥·冯·格里姆男爵

Grinevitsky, Ignaty伊格纳季·格里涅维茨基

Grisi, Carlotta卡洛塔·格里斯

Grossman, Vasily瓦西里·格罗斯曼

Gulbenkian, Calouste卡洛斯特·古本江

Gumilev, Nikolai尼古拉·古米廖夫

Guryev Service古里耶夫餐具

Gustav III, King of Sweden古斯塔夫三世，瑞典国王

Gwynn, Stephan斯蒂芬·格温

Hammer, Victor and Armand维克多·哈默与阿曼德·哈默

Hangö, Battle of（1714）汉科之战（1714）

Hanway, Jonas乔纳斯·汉威

Harris, Sir James詹姆斯·哈里森阁下

Hastie, William威廉·哈斯蒂

Hawksmoor, Nicholas尼古拉·霍克斯莫尔

Haymarket干草市场

Hell（radical group）地狱（激进团体）

Hellman, Lillian莉莉安·海尔曼

Herbel, Nicholas尼古拉斯·赫尔贝尔

Hermitage艾尔米塔什

Hermitage Theatre艾尔米塔什剧院

Herzen, Alexander亚历山大·赫尔岑

Heyden, Jan van der扬·范德·海登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olstein-Gottorp, Charles-Frederick, Duke of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公爵查理·弗里德里克

Hotel Moskva莫斯科瓦旅馆

House of Arts艺术之家

House of Soviets布尔什维克之家

Howard, John约翰·霍华德

Hyndford, Lord汉德福德爵士

Ice Palace冰宫

Ignatiev, Nicholai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

Ignaty, Archimandrite伊格纳季修道院长

Imperial Academy of the Liberal Arts of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皇家自由绘画、雕刻与建筑艺术学院

Imperial Ballet School（formerly St Petersburg Classical Dance and Ballet School）皇家芭蕾舞学校（旧名圣彼得堡古典舞蹈与芭蕾舞学校）

Imperial Porcelain Factory皇家瓷器工厂

Imperial Russian Public Library俄国皇家公共图书馆

Inkhuk艺术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t Catherine圣凯瑟琳学院

Intergirl（film）《国际女郎》（电影）

Ishutin, Nikolai尼古拉·伊舒津

Istomina, Avdotya阿夫多季娅·伊斯托米娜

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of Russia伊凡雷帝，俄国沙皇

Ivan V, Tsar of Russia伊凡五世，俄国沙皇

Ivan VI, Emperor of Russia伊凡六世，俄国皇帝

Ivanov（film）《伊万诺夫》（电影）

Ivanov, Alexander亚历山大·伊万诺夫

Ivanov, Lev列夫·伊万诺夫

Izvestia（newspaper）《记者消息报》（报纸）

Jawlensky, Alexei von阿列克谢·冯·亚夫伦斯基

Johnson, Samuel萨缪尔·约翰逊

Joséphine, Empress of France约瑟芬，法国皇后

Joyce, James詹姆斯·乔伊斯

Juel, Just尤斯特·尤埃尔

Justice, Elizabeth伊丽莎白·贾斯蒂斯

Kakhovsky, Pyotr彼得·卡克霍夫斯基

Kamenev, Lev列夫·加米涅夫

Kamennoostrovsky Prospekt卡门诺斯特罗夫斯基大街

Kamenny Island卡缅内岛

Kandinsky, Vasily瓦西里·康定斯基

Kaplan, Fanya范妮·卡普兰

Karakozov, Dmitri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

Karsavina, Tamara塔玛拉·卡尔萨维娜

Kazan Cathedral喀山大教堂

Kennedy, John F.约翰·F·肯尼迪

Kerensky, Alexander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KGB克格勃

Khalturin, Stephan斯特凡·哈尔图林

Kharchenko, Oleg奥列格·哈尔琴科

Khrushchev, 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

Kijé, Lieutenant吉杰中尉

Kinchev, Konstantin康斯坦丁·金切夫

Kirov, Sergei谢尔盖·基洛夫

Kist, Gerrit盖里特·吉斯特

Klemperer, Otto奥托·克伦佩勒

Klenze, Leo von利奥·冯·克兰策

Kliastitzi, Battle of（1812）克里阿思迪兹之战（1812）

Kneller, Sir Godfrey戈弗雷·内勒爵士

Knowles, Admiral Sir Charles海军上将查尔斯·诺尔斯阁下

Knox, General Alfred阿尔弗雷德·科诺克斯将军

Kochubey, Prince Viktor维克多·科丘别伊亲王

Koestler, Arthur阿瑟·科斯特勒

Kokovtsov, 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科柯夫佐夫伯爵

Kolpakova, Irina伊琳娜·科尔帕科娃

Komissarzhevskaya, Vera薇拉·卡米萨捷夫斯卡雅

Königseck, Herr科尼希塞克先生

Konstantin, Grand Duke康斯坦丁大公

Korb, Johan约翰·科尔布

Kornilov, General Lavr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

Korobov, Ivan伊万·科罗博夫

Kostrovitskaya, Vera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

Kotlin科特林

Kotzbuë, Auguste von奥古斯特·冯·考茨比

Koussevitzky, Sergei谢尔盖·库谢维茨基

Krestovsky, Vsevolod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

Krestovsky Island克列斯托夫斯基岛

Kristovovery（Khlysty）克里斯托夫奥佛瑞派（鞭身派）

Kronstadt喀琅施塔特

Kronstadt mutiny（1921）喀琅施塔特兵变（1921）

Kschessinskaya, Matilda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

Kubelik, Jan扬·库贝里克

Küchelbecker, Wilhelm威廉·库舍尔贝克尔

kulaks富农

Kuleshov, Lev列夫·库列绍夫

Kunstkammer奇巧馆

Kuratkin, Prince库拉特金亲王

Kutuzov, General库图佐夫将军

Kuznetsov, Alexei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

La Vie（French envoy）拉维（法国特使）

Labensky, Franz弗兰茨·拉本斯基

Ladoga, Lake拉多加湖

Ladvoski Atelier拉德沃斯基工作室

Lakhta Centre拉赫塔中心

Land and Freedom movement土地与自由运动

Landé, Jean-Baptiste让–巴蒂斯特·兰德

Ladoga Canal拉多加运河

Lane, Edward爱德华·雷恩

Larionov, Mikhail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

Lavrov, Peter彼得·拉夫洛夫

Le Blond, Jean-Baptiste Alexandre让–巴蒂斯特·亚历山大·勒布隆

Le Carré, John约翰·勒卡雷

Le Nôtre, André安德烈·勒诺特

Leeuwenhoek, Anthonie van安东尼·列文虎克

Lefort, François弗朗索瓦·勒福尔

Legat, Nikolai尼古拉·勒加特

Legat, Sergei谢尔盖·勒加特

Legat, Vera薇拉·勒加特

Legend of the Communard（show）《巴黎公社社员传奇》（演剧）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莱布尼茨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1912）勒拿河金矿区大屠杀（1912）

L’Enfant, Pierre-Charles皮埃尔–查尔斯·郎方

Lenin, Vladimir Ilyich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Leningrad（journal）《列宁格勒》（杂志）

Leningrad Choreographic Academy列宁格勒舞蹈学院

Leningrad Circle for New Music列宁格勒的新音乐圈子

Leningrad Philharmonic Orchestra列宁格勒爱乐乐团

Leontov, Valery瓦列里·列昂托夫

Lermontov, Mikhail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Leskov, Nikolai尼古拉·列斯科夫

Lessing, Gotthold哥特豪尔德·莱辛

Levine, James詹姆斯·莱文

Levitan, Isaak伊萨克·列维坦

Levitsky, Dmitry德米特里·列维茨基

L’Hôpital, Marquis de德洛必达侯爵

Lialin, Oleg奥列格·利亚林

Lissitzky, El艾尔·利西茨基

Liszt, Franz弗兰茨·李斯特

Litta, Count利塔伯爵

Little Society小协会

Litvinenko, Alexander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

Locatelli, Giovanni-Batista乔瓦尼–巴蒂斯塔·罗卡特里

Lomonosov, Mikhail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Loris-Melikov, Mikhail米哈伊尔·罗里斯–梅里科夫

Loubet, Emile埃米利·吕贝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Löwenwolde, Karl Gustav von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

Ludwig I, King of Bavaria路德维希一世，巴伐利亚国王

Lunacharsky, Anatoli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Luzhkov, Yuri尤里·卢日科夫

Lvov, Nikolai尼古拉·列沃夫

Lvov, Prince Pavel巴威尔·列沃夫亲王

Macartney, George乔治·马戛尔尼

McCartney, Paul保罗·麦卡特尼

Maddison, John约翰·麦迪逊

Madonis, Luigi路易吉·马多尼斯

Mahler, Gustav古斯塔夫·马勒

The Maid of Marienburg（play）《马林堡女仆》（剧作）

Makhaev, Mikhail米哈伊尔·马克哈伊夫

Makovsky, Sergei谢尔盖·马科夫斯基

Malenkov, Georgy格奥尔基·马林科夫

Malevich, Kasemir卡西米尔·马列维奇

Maltsevsky Market马尔特瑟夫斯基市场

Maly Konyushennaya玛拉娅·孔于申娜娅街

Maly Theatre马雷剧院

Mamontov, Savva萨瓦·马蒙托夫

Manchuria满洲

Mandelstam, Osip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Manège（Horse Guards Riding School）［法语］马术学校（卫骑兵马术学校）

Manet, Edouard爱德华·马奈

Manstein, General曼施坦

Marble Palace大理石宫

Maria Alexandrovna, Empress of Russia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俄国皇后

Maria Feodorovna, Empress of Russia（Paul’s wife）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俄国皇后（保罗之妻）

Maria Fyodorovna, Empress of Russia（Alexander III’s wife）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俄国皇后（亚历山大三世之妻）

Mariinsky Theatre（Kirov in Soviet era）马林斯基剧院（苏联时代叫基洛夫剧院）

Marinetti, Filippo菲利波·马里内蒂

Maritime Cathedral of St Nicholas圣尼古拉海事大教堂

Mars Field战神广场

Martin y Soler, Vincente文森特·马丁–索勒尔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

Marye, George乔治·梅瑞

Mashina Vremeni（Time Machine）时光机器乐队

Masson, Charles François Philibert查理·弗朗索瓦·菲利普·马松

Matisse, Henri亨利·马蒂斯

Mattarnovy, Georg约格·马塔尔诺威

Matus, Ksenia克赛尼娅·马图斯

Matveyev, Artamon阿特曼·马特维耶夫

Matvienko, Valentina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

May Day celebrations五一庆祝活动

Mayakovsky, Vladimir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Meader, Vaughn沃恩·米德

Meck, Baron Vladimir von弗拉基米尔·冯·梅克

Medvedev, Dmitri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Melba, Dame Nellie奈莉·梅尔巴女士

Mellon, Andrew安德鲁·梅伦

Meltzer,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梅尔策

Menelaws, Adam亚当·梅内劳斯

Mengden, Julia朱莉娅·孟登

Mengs, Anton Raphael安东·拉斐尔·蒙斯

Mensheviks孟什维克党

Menshikov, Alexander亚历山大·缅希科夫

Menshikov Palace缅希科夫宫

Mertens Trade House梅尔顿贸易行

Messelier, de le（French diplomat）德勒·麦瑟烈埃（法国外交官）

Messmacher, Maximilian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

Meyerhold, Vsevelod弗谢沃洛德·梅耶侯德

Mezentsov, General Nikolai尼古拉·梅津采夫将军

Michelet, Jules儒勒·米什莱

Michetti, Niccolò尼科洛·米基蒂

Mickiewicz, Adam亚当·米茨凯维奇

Mikhail, Grand Duke（nineteenth century）米哈伊尔大公（19世纪）

Mikhail, Grand Duke（Nicholas II’s brother）米哈伊尔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Mikhailov, Mikhail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

Mikhailov, Timofei季莫菲·米哈伊洛夫

Mikhailovsky Palace米哈伊洛夫斯基宫

Miladorovich, Count米拉多罗维奇伯爵

Miloslavsky family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

Ministry of Finance building财政部大楼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uilding外交部大楼

Mir Istkusstva（The World of Art; magazine）《艺术世界》（杂志）

Mira, Pietro（Pedrillo）彼得罗（佩德里约）·米拉

Mirsky, Leon列昂·米尔斯基

Mitchell, Admiral米切尔海军上将

Molière莫里哀

Molotov, Vyacheslav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Mons, Anna安娜·蒙斯

Mons, William威廉·蒙斯

Montferrand, Auguste Ricard de奥古斯特·理查·德蒙弗朗

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第三国际纪念碑

Morozov, Ivan伊万·莫罗佐夫

Morozov, Pavlik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Moscow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Navigation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

Moss, Eric Owen埃里克·欧文·莫斯

Mothe, Jean-Baptiste Vallin de la让–巴蒂斯特·瓦林·德拉·莫特

Mottley, John约翰·莫特利

Mottraye, Aubry de la奥布里·德拉·莫特雷

Mozart, Wolfgang Amadeus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Mravinsky, Yevgeny叶夫根尼·姆拉温斯基

Mukhina, Lena莱娜·穆欣娜

Münnich, General Burkhard Christoph von布尔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慕尼黑将军

Münzenberg, Willi威利·明岑贝格

Muradelli, Vano瓦诺·穆拉杰利

Muraviev, Count穆拉维耶夫伯爵

Muravyov, Nikita尼基塔·穆拉维约夫

Murmansk摩尔曼斯克

Mussorgsky, Modest莫德斯特·穆索尔斯基

Myshkin, Ippolit伊波利特·梅什金

Nabokov, Vladimir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Nadir, Shah纳迪尔沙

Napoleon Bonaparte, Emperor of France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

Napoleon III, Emperor of France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

Napoleonic Wars拿破仑战争

Narkompros人民教育委员会

Narodnaya Volya（People’s Will）民意党

Nartov, Andrei安德烈·纳托夫

Narva, Battle of（1700）纳尔瓦之战（1700）

Narvskaya纳夫斯卡雅

Naryshkin, Alexei阿列克谢·纳雷什金

Naryshkin, Natalya娜塔莉·纳雷什金

Naryshkin, Sergei谢尔盖·纳雷什金

Naryshkin family纳雷什金家族

Naryshkina, Maria玛丽亚·纳雷什金娜

Natalya Alekseevna（Peter I’s sister）娜塔莉·阿列克谢耶夫娜（彼得一世的妹妹）

Natalya Petrovna（Peter I’s daughter）娜塔莉·彼得罗夫娜（彼得一世之女）

National Congress Palace国会宫

National Public Library（formerly Imperial Russian Public Library）国立公共图书馆（旧名俄国皇家公共图书馆）

Nautilus Pompilius珍珠鹦鹉螺乐队

Nechaev, Sergei谢尔盖·涅恰耶夫

Nekrasov, Nikolai尼古拉·涅克拉索夫

Nemtsov, Boris鲍里斯·涅姆佐夫

Netherlands尼德兰

Neva River涅瓦河

Nevsky Bridge涅夫斯基桥

Nevsky Pickwickians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

Nevsky Prospekt涅夫斯基大街

Nevsky Prospekt massacre（1917）涅夫斯基大街大屠杀（1917）

Nevzorov, Alexander亚历山大·涅夫索洛夫

New Economic Policy（NEP；1921）新经济政策（1921）

New Holland Arch新荷兰拱门

New Holland Island新荷兰岛

Nicholas I, Emperor of Russia尼古拉一世，俄国皇帝

Nicholas II, Emperor of Russia尼古拉二世，俄国皇帝

Nicholas, Grand Duke尼古拉大公

Nicholas Konstantinovich, Grand Duke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Nijinsky, Romola罗莫拉·尼金斯基

Nijinsky, Vaslav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Nikitenko, Alexander亚历山大·尼基坚科

Nikitin, Ivan伊万·尼基廷

Nikolaev, Leonid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

Niodini（dancer）尼奥迪尼（舞蹈家）

NKVD内政人民委员会

Nobel, Ludwig路德维希·诺贝尔

The Northern Bee（periodical）《北方蜜蜂》（期刊）

Noverre, Jean-Georges让–乔治·诺维尔

Novikov, Nikolai尼古拉·诺维科夫

Novokshchenova, Tatiana塔迪亚娜·诺沃施诺娃

Nureyev, Rudolf鲁道夫·努列耶夫

Nurok, Alfred阿尔弗雷德·努罗克

Nuvel, Walter沃尔特·努费尔

Nyenskans聂斯坎斯

Obama, Barack贝拉克·奥巴马

Obolensky, Prince Yevgeny叶夫根尼·奥伯伦斯基亲王

obshchina（village communes）乡村公社

October（film）《十月》（电影）

October Manifesto（1905）《十月诏书》（1905）

Odessa敖德萨

Of Freaks and Men（film）《彼得堡异人写真》（电影）

Ogarev, Nicholas尼古拉·奥加廖夫

OGPU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Okhrana奥克兰那

Okhta奥赫塔

Okudzhava, Bulat布拉塔·奥库扎瓦

Olga, Grand Duchess奥尔嘉女大公

Oranienbaum奥拉宁鲍姆

Orléans, Philippe, Duc d’奥尔良公爵菲利普

Orlov, Alexei阿列克谢·奥洛夫

Orlov, Grigory格里戈里·奥洛夫

Ostermann, Johann Friedrich约翰·弗里德里希·奥斯特曼

Paget, Lady Muriel缪丽尔·佩吉特女士

Pahlen, Count Peter von der彼得·冯德尔·帕伦伯爵

‘Painting in Great Britain 1700–1960’（exhibition）“1700—1960年的大不列颠绘画”（展览）

Palace Square皇宫广场

Paléologue, Maurice莫里斯·帕莱奥洛格

Palladio, Andrea安德烈亚·帕拉弟奥

Panin, Nikita（Catherine II’s Foreign Minister）尼基塔·帕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部长）

Panin, Count Nikita（Paul’s assassin）尼基塔·帕宁伯爵（暗杀保罗的人）

Parkinson, John约翰·帕金森

Parland, Alfred阿尔弗雷德·帕兰

Pashkevich, Vasily瓦西里·帕什克维奇

Pasternak, Boris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Patti, Adelina阿德莱娜·帕蒂

Paul, Emperor of Russia保罗，俄国皇帝

Pauzié（court jeweller）波杰（御用珠宝师）

Pavlova, Anna安娜·帕夫洛娃

Pavlovsk Palace帕夫洛夫思科宫

People’s Vengeance人民的复仇

perestroika改革

Perovskaya, Sofia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

Perrot, Jules儒勒·佩罗

Perry, John约翰·佩里

Pestel（Decembrist）佩斯特（十二月党人）

Peter I, the Great, Tsar and Emperor of Russia彼得一世，大帝，俄国沙皇及皇帝

Peter II, Emperor of Russia彼得二世，俄国皇帝

Peter III, Emperor of Russia彼得三世，俄国皇帝

Peter Petrovich（Peter I’s son）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一世之子）

Peter and Paul Cathedral彼得与保罗大教堂

Peter and Paul Fortress彼得与保罗要塞

Peterhof（Petrodvorets）夏宫（彼得霍夫）

Petersburg Side彼得堡侧翼

Petipa, Marius马里乌斯·佩提帕

Petrashevsky, Mikhail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

Petrograd Free Studios彼得格勒自由画室

Petrov, Colonel Andrei安德烈·彼得罗上校

Petrov, Vasily瓦西里·彼得罗

Petrov-Vodkin, Kuzma库兹玛·彼得罗–沃特金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费城艺术博物馆

Philharmonic Hall爱乐乐团演奏厅

Picasso, Pablo巴勃罗·毕加索

Picq, Charles le查理·勒皮丘

Plehve, Vyacheslav von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夫

Plekhanov, Georgy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Pobedonostsev, Konstantin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

Poincaré, Raymond雷蒙·庞加莱

Police Bridge警局桥

Polish Rebellion（1863）波兰起义（1863）

Politkovskaya, Anna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

Poltava, Battle of（1709）波尔塔瓦之战（1709）

Pompeii庞贝

Poniatowsky, Count Stanislas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

Pope-Hennessy, Una Birch, Dame波普–亨尼西，乌娜·伯持夫人

Popkov, Peter彼得·波普科夫

Popova, Lyubov柳博芙·波波娃

Porter, Robert Ker罗伯特·科尔·波特

Pososhkov, Ivan伊凡·波佐什科夫

Potemkin, Prince Grigory格里戈里·波将金亲王

Potemkin incident（1905）“波将金”号事件（1905）

Praskovia Saltykova（Ivan V’s wife）普拉什科维娅·萨尔特科娃（伊凡五世之妻）

Pravda（newspaper）《真理报》（报纸）

Preobrajenskaya, Olga奥尔嘉·普列奥布拉延斯卡娅

Preobrazhenskoe普里奥布拉岑斯科

Primorsky Prospekt普利莫斯基大街

Princip, Gavrilo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Printz（Prussian ambassador）普林策（普鲁士大使）

Private Opera Company私人歌剧团

Progulka（film）《狂爱圣彼得堡》（电影）

Prokopovich, Feofan, Archbishop of Novgorod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诺夫哥罗德大主教

Prokoviev, Sergei谢尔盖·普罗可菲夫

Proletkult无产者文化

Proletkult Arena Theatre无产者文化圆形剧院

Protopopov（Minister of the Interior）普罗托波波夫（内政部长）

Prussia普鲁士

Przhetslavsky, O. A.普拉茨拉夫斯基

Pudovkin, Vsevolod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

Pugachev, Emilian埃米利安·普加乔夫

Pugacheva, Alla艾拉·普加切娃

Pulkovo Airport普尔科沃机场

Pulkovo Heights, Battle of（1919）普尔科沃高地之战（1919）

Purishkevich, Vladimir弗拉基米尔·普里什科维奇

Pushkin, Alexander亚历山大·普希金

Pushkin Museum普希金博物馆

Putilov, Nikolai尼古拉·普提洛夫

Putilov Iron Works普提洛夫铁厂

Putin, Vladimir弗拉基米尔·普金

Pyliaev, Mikhail米哈伊尔·普雷亚耶夫

Quarenghi, Giacomo贾科莫·夸伦吉

Radek, Karl卡尔·拉狄克

Radishchev, Alexander亚历山大·拉季谢夫

Radziwill, Prince拉奇维尔亲王

Rag Fair破布市集

Ransome, Arthur阿瑟·兰瑟姆

RAPM（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Musicians）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联合会

RAPP（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Rasputin, Grigory格里戈里·拉斯普京

Rasputin and the Empress（film）《拉斯普京与皇后》（电影）

Rastrelli, Carlo Bartolomeo卡洛·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

Rastrelli, Francesco Bartolomeo弗朗切斯科·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

Rayonism辐射主义

Razumovsky（Rozum），Alexei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拉祖姆）

Red Army红军

Red Bridge红桥

Red Terror红色恐怖

Redesdale, Lord里兹代尔爵士

Reed, John约翰·里德

Reilly, Sidney西尼·赖利

Rembrandt伦勃朗

Repin, Ilya伊里亚·列宾

Richard, John约翰·理查德

Richardson, William威廉·理查森

Rigaud, Hyacinthe亚森特·里戈

Rimsky-Korsakov, Nikolai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Rinaldi, Antonio（Fusano）安托尼奥（富萨诺）·里纳尔迪

Robbins, Raymond雷蒙·罗宾斯

Rodchenko, Alexander亚历山大·罗琴科

Rodin, Auguste奥古斯特·罗丹

Rodzianko, Mikhail米哈伊尔·罗江科

Roerich, Nicholas尼古拉·罗里奇

Roland, Betty贝蒂·罗兰德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

Romney, Henry Sidney, First Earl of罗姆尼公爵一世亨利·西尼

Romodanovsky, Prince Fyodor费奥多·罗默达诺夫斯基亲王

Rondeau, Claudius克劳狄乌斯·隆多

Rondeau, Mrs隆多夫人

Roosen, Jan扬罗森

Rosen, Baron罗森男爵

Rossi, Carlo卡洛·罗西

Rossi Street罗西街

Rostopchin, Count罗斯托普钦伯爵

Rostral Columns古战船船头纪念柱

Rotari, Pietro彼得罗·罗塔里

Rousseau, Jean-Jacques让–雅克·卢梭

Royal Transport（ship）“皇家交通”号（船）

Rozhdestvenskaya Street罗日杰斯特温斯科街

Rozum, Alexei（Razumovsky Alexei）阿列克谢·罗祖姆

Rozum, Kyril基里尔·罗祖姆

Rubinstein, Anton安东·鲁宾斯坦

Rubinsteyna Street卢宾斯苔娜街

Rumyantsev, Count鲁缅采夫伯爵

Rural Evenings（play）《乡村傍晚》（剧作）

Russian Ark（film）《俄国方舟》（电影）

Russian-Baltic Aeroplane Factory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

Russian Civil War（1918–22）俄国内战/俄国国内战争（1918—1922）

Russian Museum俄罗斯博物馆

Russian Musical Society俄国音乐学会

Russian Navy俄国海军

Russian Revolution（1905）俄国革命（1905）

Russian Revolution（1917）俄国革命（1917）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俄国妇女保护协会

Russo-Japanese War（1904–5）日俄战争（1904—1905）

Ruysch, Frederik弗里德里克·卢施

Rykov, Alexei阿列克谢·李可夫

Ryleyev, Kondraty孔德拉季·雷列耶夫

Rysakov, Nikolai尼古拉·雷萨科夫

Sadovaya Street萨多法亚街

Sadovnikov, Vasily瓦西里·萨多尼科夫

St Catherine’s Lutheran Church圣凯瑟琳路德会教堂

St Isaac’s Cathedral圣以撒大教堂

St Isaac’s Square圣以撒广场

St Nicholas’s Cathedral圣尼古拉大教堂

St Petersburg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Conservatoire圣彼得堡音乐学校

St Petersburg Medical Institute for Women圣彼得堡女子医学院

St Petersburg Medical-Surgical Academy圣彼得堡医学与外科学院

St Petersburg Vedomosti（newspaper）《圣彼得堡记录》（报纸）

St Petersburg Zoo圣彼得堡动物园

Salomé（theatre show）《莎乐美》（剧场演出）

Saltykov, General萨尔特科夫将军

Saltykov, Nicholas尼古拉·萨尔特科夫

Saltykov, Count Nikolai尼古拉·萨尔特科夫伯爵

Saltykov, Sergei谢尔盖·萨尔特科夫

Samovskaya, Capitoline卡皮托莉妮·萨莫夫斯卡娅

Schädel, Gottfried戈特弗里德·夏德

Schiller, Friedrich von席勒

Schlüsselburg Fortress施吕瑟堡

Schlütter, Andreas安德烈亚斯·史吕特

Schröder, Gerhard格哈德·施罗德

Schumacher, Johann约翰·舒马赫

Schumann, Clara克拉拉·舒曼

Schumann, Robert罗伯特·舒曼

Scriabin, Alexander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

Scudder, Jarred贾雷德·斯卡德

Seba, Albertus阿尔伯图斯·塞巴

Second All-Russian Congress of Artists（1911–12）第二届全俄艺术家大会（1911—1912）

Ségur, Comte de孔德·德塞居尔

Senate Square元老院广场

Serge, Victor维克多·谢尔盖

Sergeeva, Aksinia阿克西妮亚·谢尔各娃

Sergei, Grand Duke谢尔盖大公

Serov, Valentin瓦伦汀·谢洛夫

Seven Years War（1756–63）七年战争（1756—1763）

The Sex Market（novel）《性的市场》（小说）

Shaginyan, Marietta玛丽埃塔·夏金娘

Shakespeare, 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hakhavskoy, Yuri尤里·沙克哈夫斯科

Shaporina, Liubov柳博芙·沙波利娜

Shcherbatov, Prince Sergei谢尔盖·谢尔巴托夫亲王

Shchukin, Sergei谢尔盖·休金

Shelgunov, Nikolai尼古拉·舍尔古诺夫

Shelley, Mary玛丽·雪莱

Shepeleva, Mavra马芙拉·谢佩莱娃

Sheremetev, Count Peter彼得·谢里梅德夫伯爵

Sheremeteva, Natalia娜塔莉亚·谢里梅德娃

Shevchuk, Yuri尤里·舍夫丘克

Shklovsky, Viktor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Shostakovich, Dmitri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Shuvalov, Alexander亚历山大·舒瓦洛夫

Shuvalov, Ivan伊万·舒瓦洛夫

Shuvalov, Peter彼得·舒瓦洛夫

Shuvalova, Countess舒瓦洛娃伯爵夫人

Siam暹罗

Siege Monument围城纪念碑

Sikorsky, Igor伊格尔·西科尔斯基

Singer Company building胜家公司大楼

Sipyagin, Dmitri德米特里·西皮亚金

Smolensk斯摩棱斯克

Smolenskoe Cemetery斯摩棱斯克公墓

Smolny Convent and Institute斯莫尔尼大教堂暨学校

Snow, Sarah莎拉·斯诺

Sobchak, Anatoly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social class：Peter I’s Table of Ranks社会等级：彼得一世的位阶表

Social Democrat Movement社会民主运动

Socialist Realism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社会主义革命党

Society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外文书籍翻译学会

Sokurov, Alexander亚历山大·索库洛夫

Soloviev, Yuri尤里·索洛维耶夫

Solovyev, Alexander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

Solzhenitsyn, Alexander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Sophia, Regent of Russia索菲亚，俄国摄政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1939）苏德互不侵犯协定（1939）

Speransky, Mikhail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

Speshnev, Nikolai尼古拉·斯佩什涅夫

Spring Rice, Sir Cecil塞西尔阁下斯普林·赖斯

Staël, Madame de德斯塔尔夫人

Stagecoach（film）《驿站马车》（电影）

Stalin, Joseph约瑟夫·斯大林

Stankevich, Nikolai尼古拉·斯坦克维奇

Starov, Ivan伊万·斯塔洛夫

Stasov, Vasily瓦西里·斯塔索夫

Stasov, Vladimir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

State Council Archive国家议会档案馆

Stepanova, Vavara瓦拉拉·斯捷潘诺娃

Stepniak-Kravchinsky, Sergei谢尔盖·斯蒂普涅阿克–克拉夫钦斯基

Stieglitz Museum施蒂格里兹博物馆

stil moderne现代风

Stock Exchange股票交易所

Stolypin, Peter彼得·斯托雷平

Storch, 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施托赫

Stravinsky, Igor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

Stray Dog club “流浪狗”俱乐部

Strelna斯特列利纳

streltsy射手卫队

Stroganov, Count Sergei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伯爵

Sturmer, Boris鲍里斯·施图尔默

Sudeikin, Grigory格里戈里·苏杰伊津

Sumarokov, Alexander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

Summer Garden夏园

Summer Palace夏宫

Suprematism至上主义

Surikov, Vasily瓦西里·苏里科夫

Suslova, Nadezhda娜杰日达·苏斯洛娃

Sviatopolk-Mirsky, Peter彼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Svirsky（interior designer）斯维尔斯基（室内设计师）

Swinton, Andrew安德鲁·斯文顿

La Sylphide（ballet）《仙女》（芭蕾剧）

Les Sylphides（ballet）《众仙女》（芭蕾剧）

Taglioni, Marie玛丽·塔里奥尼

Tatlin,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塔特林

Tauride Palace塔夫利宫

Tchaikovsky, Modest莫德斯特·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Pyotr彼得·柴可夫斯基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film）《摇撼世界的十天》（电影）

Tenisheva, Princess特尼希娃公主

Teplova, Mme特普洛娃女士

Theatre of the Noisy Present喧闹现在时剧院

‘Theatre Street’“剧院街”

Their, Major瑟尔少校

Thiers, Baron de德·梯耶尔男爵

Third Class Carriage（documentary）《三等车厢》（文献片）

Third Section第三处

Thomon, Jean-François Thomas de让–弗朗索瓦·托马·德·托蒙

Tilsit, Treaties of（1807）太尔西特条约（1807）

Time（periodical）《时代》（期刊）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pamphlet）《致青年一代》（小册子）

Tobolsk托博尔斯克

Todorovsky, Pyotr彼得·托多洛夫斯基

Tolstoy, Alexei阿列克谢·托尔斯泰

Tolstoy, Leo列夫·托尔斯泰

Tooke, Revd William可敬的威廉·托克

Torgsin shops托格欣商店

Toscanini, Arturo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

Trans-Siberian Railway跨西伯利亚铁路

Trediakovsky, Vasily瓦西里·特列季阿科夫斯基

Trepov, Alexander亚历山大·特列波夫

Trepov, General Fyodor费奥多·特列波夫

Trezzini, Domenico多米尼克·特列兹奇尼

Trezzini, Pietro Antonio彼得罗·安托尼奥·特列兹奇尼

Trinity Cathedral三一大教堂

Tronchin, François弗朗索瓦·特龙金

Troshchinsky, Dmitry德米特里·特罗辛斯基

Trotsky, Leon列昂·托洛茨基

Trubetskoy, Prince特鲁别茨科依亲王

Trubetskoy, Prince Sergei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依亲王

Trump, Donald唐纳德·特朗普

Tsarskoe Selo皇村

Tukhachevsky, Marshal图切哈夫斯基元帅

Turgenev, Ivan屠格涅夫

Turks土耳其人

Tuvulkov, Vasily瓦西里·杜沃尔科夫

Twelve Colleges 12所学院

Ulanova, Galina加林娜·乌兰诺娃

Ulyanov, Alexander Ilyich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Union of Russian People俄国人民联合会

Union of Youth青年联盟

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Mr West in the Land of the Bolsheviks（film）《维斯特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国度的奇异冒险》（电影）

Ural Bashkirs乌拉尔山的巴什基尔人

Uritsky, Moisei莫伊塞·乌里茨基

Ushakov, Andrei安德烈·乌沙科夫

Vaganova Ballet School瓦嘉诺娃芭蕾舞学校

Valberg, Ivan伊万·瓦尔贝里

Varentsov（architect）瓦连佐夫（建筑师）

Vasilchikov, General瓦西里柴可夫将军

Vasilevsky Island瓦西列夫斯基岛

Vasnetsov, Viktor维克多·瓦斯涅佐夫

Vauban, Marquis de德·沃邦侯爵

Vedomosti（newspaper）《记录》（报纸）

Veira, Anton de安东·德·维埃拉

Venetsianov, Aleksei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

Verdi, Giuseppe朱塞佩·威尔蒂

Versailles凡尔赛

Viardot, Pauline宝琳·维雅多

Viazemsky, Princess维亚泽姆斯基公主

Victory Over the Sun（theatre show）《战胜太阳》（剧场演出）

Vigée-Lebrun, Elisabeth伊丽莎白·维基–勒布伦

Vigel, Filipp菲利普·维格尔

Villebois, François弗朗索瓦·维勒布瓦

Vitebsk维捷布斯克

Vitebsk Station维捷布斯克车站

Vitruvius维特鲁维斯

Vladimir, Grand Duchess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

Vladimir, Grand Duke弗拉基米尔大公

Volkonskaya, Princess沃尔孔斯卡娅公主

Volkonsky, Prince沃尔孔斯基亲王

Volkov, Yakim亚金·沃尔科夫

Voltaire伏尔泰

Volynsky, Artemy阿尔特米·沃伦斯基

Voronezh沃罗涅日

Voronikhin, Andrei安德烈·沃罗尼欣

Vorontsov, Roman罗曼·沃龙佐夫

Vorontsov Palace沃龙佐夫宫

Vorontsova, Countess Elizabeth伊丽莎白·沃龙佐娃伯爵夫人

Vosnezensky Street福斯涅钦斯基街

Voznesensky, Nicholai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

Vrouw Maria（ship）“沃鲁沃·玛丽亚”号（船）

Vrubel, Mikhail米哈伊尔·弗鲁贝尔

Vyazemsky, Prince维亚泽姆斯基亲王

Vyborg Side维堡侧翼

Wagner, Richard理查德·瓦格纳

Walker, James詹姆斯·沃克

Walpole, Robert罗伯特·沃尔波尔

Walter, Bruno布鲁诺·瓦尔特

Wanderers（peredvizhniki）art movement巡回展览画派运动

Warsaw华沙

We Grow from Iron（play）《我们从铁中成长》（演剧）

Webb, John约翰·韦伯

Weber, Carl Maria von卡尔·马利亚·冯·韦伯

Weber,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韦伯

Wedgwood, Josiah约西亚·韦奇伍德

Wells, H. G.威尔斯

Werefkin, Marianne von玛丽安娜·冯·威若夫肯

Western Rapid Diameter bridge system城西快速高架路系统

Weyde, Marshal韦德元帅

White Nights极昼夜

Whitworth, Charles查尔斯·惠特沃斯

Wilhelm II, Kaiser of Germany威廉二世，德国皇帝

Wilhelmina of Bayreuth, Markgravine拜罗伊特的马克格拉维娜·威尔海明娜

Wilkes, John约翰·威尔克斯

William III,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威廉三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

Wilmot, Catherine凯瑟琳·威尔莫特

Wilmot, Martha玛莎·威尔莫特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约安·雅钦·温克尔曼

Winter Palace冬宫

Winter War（1939–41）冬季战争（1939—1941）

Witte, Sergei谢尔盖·惠特

Wittgenstein, Count Peter彼得·维特根施坦伯爵

Wolff & Béranger café沃尔夫与贝兰格咖啡店

Wolkonsky, Princess沃尔孔斯基公主

Wonzel, Pieter van彼得·范·翁策尔

Wood, Henry亨利·伍德

workhouses劳动救济所

Wraxall, Nathaniel纳撒尼尔·拉克索尔

Xenia, St, of St Petersburg圣彼得堡的圣齐妮亚

Yaguzhinsky, Pavel帕维尔·雅古靖斯基

Yaguzhinsky, Sergei谢尔盖·雅古靖斯基

Yakovlev, Savva萨瓦·雅科夫列夫

Yakovlev, Vladimir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

Yakushkin, Ivan伊万·亚库什金

Yelagin Island叶拉金岛

Yeltsin, Boris鲍里斯·叶利钦

Yesenin, Sergei谢尔盖·叶赛宁

Young Russia（pamphlet）《青年俄国》（小册子）

Yudenich, General尤登尼奇将军

Yusupov, Prince尤苏波夫亲王

Yusupov, Prince Felix菲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

Yusupov, Prince Nikolay尼古拉·尤苏波夫亲王

Yusupov Mansion尤苏波夫大厦

Yusupov Palace尤苏波夫宫

Zaandam赞丹

Zagriazky, General Artemy阿尔特米·匝格里阿茨基将军

Zakharov, Andreyan安德烈扬·扎哈罗夫

Zamyatin, Eugene尤金·扎米亚金

Zasulich, Vera薇拉·扎苏里奇

zemstvo村社

Zemtsov, Mikhail米哈伊尔·泽姆佐夫

Zenit Arena泽尼特赛场

Zenit football team泽尼特足球队

Zhdanov, Andrei安德烈·日丹诺夫

Zhelyabov, Andrei安德烈·热利亚博夫

Zhenotdel（Women’s Bureau）妇女局

Zinoviev, Grigory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Lilina莉莉娜·季诺维也夫

Znamenskaya Square massacre（1917）泽纳门斯卡娅广场大屠杀（1917）

Zoshchenko, Mikhail米哈伊尔·左先科

Zotov, Nikita尼基塔·佐托夫

Zubatov, Sergei谢尔盖·祖巴托夫

Zubov, Nicholas尼古拉·祖博夫

Zubov, Platon普拉同·祖博夫

Zucchi, Virginia弗吉尼亚·祖基

Zurich苏黎世

Zvenigora（film）《忍尼戈拉》（电影）

Zvezda（journal）《星星》（杂志）

ST PETERSBURG: Three Centuries of Murderous Desire by Jonathan Miles

Copyright © Jonathan Miles 201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 Ltd ac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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