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理查德·J.埃文斯　著

哲理庐　译

当权的第三帝国

RICHARO J.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权的第三帝国 / 【英】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哲理庐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5108-8629-4

Ⅰ. ①当… Ⅱ. ①理… ②哲… Ⅲ.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9345号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5，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7158

地图审图号：GS（2019）4144号

当权的第三帝国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哲理庐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开

印　　张　62

插　　图　41幅

字　　数　823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629-4

定　　价　17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M译从序

图片列表与版权信息

地图目录

序言

序幕

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 “长刀之夜”

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第三节 “人民公敌”

第四节 恐怖手腕

第二章 精神动员

第一节 启蒙人民

第二节 为德国而写作

第三节 视角问题

第四节 从不协到协和

第三章 灵魂改造

第一节 信仰问题

第二节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第三节 青年就是未来

第四节 “反智斗争”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第一节 “战胜失业”

第二节 商业、政治和战争

第三节 经济的雅利安化

第四节 分赃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第三节 驯服无产阶级

第四节 承诺与现实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第二节 纽伦堡法案

第三节 “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

第四节 碎玻璃之夜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第一节 从弱小到强大

第二节 建立大德意志

第三节 强取捷克斯洛伐克

第四节 进军东方

注释

参考文献

M译从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M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献给马修和尼古拉斯

图片列表与版权信息

1.希特勒于五一劳动节在滕佩尔霍夫广场讲话（柏林，1935年）

2.褐衫军领袖恩斯特·罗姆坐在书桌旁边（1933年）

3.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万塞的警察射击场（1934年）

4.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向治安警察方阵敬礼（1937年9月）

5.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6.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

7.莱妮·里芬施塔尔在拍摄电影《意志的胜利》（纽伦堡纳粹党集会，1934年）

8.人民收音机的广告

9.演员埃米尔·雅宁斯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萨尔茨堡音乐和戏剧节，1938年）

10.恩斯特·巴拉赫的马格德堡战争纪念雕塑（1929年）

11.阿尔诺·布雷克尔的雕塑《就绪》（德意志艺术大展，1938年）

12.阿尔伯特·施佩尔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德国展览馆

13.“堕落音乐展”中的小册子封面

14.教宗府总管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蒙席准备带赫尔曼·戈林去和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谈（1933年4月12日）

15.呼吁父母让子女脱离教会教育的海报

16.小学课堂上的孩子（1939年）

17.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1935年8月3日）

18.海报让德国所有年轻人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

19.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纽伦堡，1934年8月8日）

20.30年代的高速公路桥

21.纳粹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墙防御工事处犒劳工人

22.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广告（1936年）

23.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开着大众甲壳虫，“力量来自快乐汽车”

24.《傻大个》杂志的漫画，宣传德国脆弱的防御能力（1934年3月11日）

25.一家人在吃义务性的周日炖菜（学校读物，1939年）

26.赫尔曼·戈林乡村狩猎山庄卡琳宫的大厅

27.农民家庭生活的理想：“丰收”。卡尔·亚历山大·弗吕格尔创作，（德意志艺术展览，1938年）。

28.巴伐利亚彭茨贝格的煤矿工人故意按照错误的方式行纳粹礼

29.1935年的一张海报展示，如果要把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每个健康的人要分摊的开销

30.1933年的宣传画，意在督促德国人要更多的孩子

31.犯有“种族玷污罪”的一对伴侣游街

32.吉卜赛营地里面的种族研究（1933年）

33.“犹太人进入后果自负！”通往巴伐利亚泰根湖附近的罗塔—埃格尔恩道路上的标语（1935年）

34.“碎玻璃之夜”大迫害之后的清晨（柏林，1938年11月10日）

35.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和马丁·博尔曼（柏林，1935年）

36.萨尔兰公投之后，在密密麻麻的纳粹卐字标记下面行纳粹礼的儿童（1935年）

37.莱茵兰人迎接1936年3月7日进入非军事区的德国军队

38.希洪港的秃鹰军团成员离开西班牙返回德国（1939年6月3日）

39.一名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欢迎（1938年3月21日）

40.图39的另一面：维也纳犹太人被强迫清理路面上支持奥地利的涂鸦（1938年3月）

41.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握手（1939年8月24日）

书中图片版权所有信息如下：

2、5、7、17、19、21、36、38、39：版权©科比斯图片社Corbis；

3、4、9、14、35、37：版权©AKG，伦敦；

8、15、18、23、32：版权©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

13、26、34、40、41：版权©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0：版权©佩达艺术出版社Kunstverlag Peda；

11：阿尔诺·布雷克尔作品，由Marco-VG拍摄（阿尔诺·布雷克尔博物馆，波恩）；

16：版权©韦纳图书馆The Weiner Library，伦敦；

28：版权©巴伐利亚联邦州档案馆，慕尼黑。

出版方已尽最大努力搜寻了所有图片的版权持有者信息，但仍力有未逮。若得其余图片的版权持有者联系告知，我们会尽快更正信息。

地图目录

1.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2.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3.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4.收音机在德国家庭的普及率（1938年7月）

5.德国全国各地的堕落艺术展

6.宗教信仰分布（1936年）

7.纳粹精英培育学校的分布

8.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9.德国高速公路网

10.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1.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12.限制继承的德国农场

13.德国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14.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8—1938年）

15.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16.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17.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18.萨尔兰公投和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5—1936年）

19.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20.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21.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2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吞并行动

序言

本书讲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同党一起在德国建立的第三帝国的故事，始于1933年夏天纳粹党夺权成功，一直到1939年9月初德国把欧洲拖入二战。本书也是我的前一部作品即《第三帝国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的续作。《第三帝国的到来》讲了纳粹主义的起源，分析了纳粹思想的流变，重述了它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逐渐得势的过程。未来适当的时候我还会完成第三本书《战时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at War），其覆盖时间是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同时还会探讨二战结束后至今纳粹主义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的遗毒。三部作品的基本写作思路我已经在《第三帝国的到来》序言中说明了，这里没有必要再次详述。已经读过《到来》一书的读者朋友可以直接跳过本书序言，前往第一章开始阅读；但是也许有的读者朋友需要我再次重申前一本书的中心论点，没有读过前一本书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序幕，序幕简述了1933年6月底之前发生的主要事件，而1933年6月也是本书论述的起点。

本书写作依然而且必须围绕着主题展开，但是就跟前一本书一样，我在每一章中都尽量将叙事、描写以及分析结合在一起，力图把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局势呈现出来。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静态或单一的独裁体系；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饱含非理性的仇恨和野心。对战争的渴望压倒一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们把战争视为德国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恢复德国在欧洲大陆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本书的各章将依序涉及如下主题：治安和镇压，文化和宣传，宗教和教育，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种族政策和反犹主义，外交政策。而贯穿各章的核心主题则是纳粹分子要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但是，纳粹分子的这一要求本身就不理性，同时也没能得到清晰的贯彻执行。纳粹政权的内部矛盾以及各种非理性因素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冒了出来；纳粹分子未经细致准备即开启战端，埋下了第三帝国最终毁灭的种子。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构成了本书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也是贯穿全书并把各个部分串联起来的一条线索。其他主要问题还包括：第三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第三帝国的运作模式；在第三帝国的整体架构下，希特勒（而非一些体系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政策前进；在一个宣称获得了全体公民支持的独裁政权下，人们在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表示反对、抵制、异议和不服从的可能性；第三帝国和现代性关系的本质；在各个不同领域，第三帝国采取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欧洲其他地方采取政策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叙述的主线按照章节安排展开，内容逐渐推进，直至战争降临。

不过，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各个方面独立出来构成不同主题有助于清晰连贯地呈现它们，但这样做难免有所失，实际上这些方面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外交政策对种族政策有影响，种族政策对教育政策有影响，宣传和镇压往往同时进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样一来，单一章节肯定无法对相关的主题面面俱到，所以不能将这些章节看成是针对相关主题的全面论述。例如，在经济领域清洗犹太人这一事件放在了经济这一章，没有放在和种族政策相关的部分；希特勒对战争目标的阐述——所谓的1937年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放在了重整军备一节，而不是外交政策那一章；德国占领奥地利对第三帝国反犹主义的影响放在了最后一章，而不是1938年的反犹主义那一节。我希望读者朋友明白我这样安排本书结构的原因，但背后的逻辑只会在从头到尾依序读完全书后才能明了。如果有读者只是想将本书当成参考书，我建议他/她翻到索引部分，我把本书主题、人物和事件的相关页码都在索引中列了出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受益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威纳图书馆和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大量无与伦比的优秀资料。汉堡档案馆和汉堡当代史研究中心非常友好，允许我参考路易丝·索尔米茨（Luise Solmitz）未发表的日记。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非常慷慨，为我提供了德国报纸关键期数的复印版。我的代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及其员工——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奥拉姆（Christopher Oram）和迈克尔·沙维特（Michal Shavit）——在很多方面为写作计划付出了时间。斯蒂芬妮·尚（Stephanie Chan）、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伯恩哈德·富尔达，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瓦勒斯卡·休伯（Valeska Huber）、伊恩·克肖爵士（Sir Ian Kershaw）、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亚当·图兹（Adam Tooze）、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和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读了一些早期手稿，为我纠正了很多错误，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建议，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克里斯蒂安·格舍尔非常热心地检查了笔记和参考文献部分的校样。西蒙·温德尔和斯科特·莫耶斯在编辑工作方面堪称模范，他们的建议和热情对成书十分关键。来自诺伯特· 弗赖（Norbert Frei）、加文· 斯坦普（Gavin Stamp）、里卡达·托马宁（Riccarda Tomani）、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和其他很多人的建议或者当面交流都使我受用无穷。戴维·沃森（David Watson）是审稿编辑中的典范，艾利森·亨尼西（AlisonHennessy）在搜集图片方面费心颇多，安德拉斯·拜赖兹瑙伊（AndrásBereznáy）在地图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克里斯蒂娜· 哥尔顿（Christine L. Corton）读了整部手稿，除了给出专业建议之外，她在这几年还为我提供了大量现实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整个计划肯定不可行。和上一本书一样，我把本书献给我们的孩子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本书的主题严肃沉重，是他们为我带来了安慰。在此，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理查德·J. 埃文斯

剑桥大学，2005年5月

序幕

Ⅰ

1933年上半年，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宣告灭亡，德国的首次民主实践以失败告终，而纳粹集团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中登上了权力舞台。到了7月份，纳粹政权所有的基本特征都已经成形。这些特征一直伴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直至它在十二年后的1945年最终灭亡。纳粹集团消灭了所有层面的公开反对势力，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除了军队和教会之外，纳粹政权整合了德国所有主流社会机构。许多学者都试图解释为什么纳粹党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统治。一种传统解释认为，长久以来，德意志民族特征之中就有一个弱点：敌视民主，崇尚铁腕领袖，易受军国主义者和阴谋家煽动。然而，如果考察19世纪的德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有关德意志民族特征的说法缺乏根据。在19世纪，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热潮并不比其他国家弱多少。也许，和纳粹集团能够快速建立全面统治更加相关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相对较迟。希特勒想要效仿的伟大千年帝国——查理曼大帝在约一千年前创建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灭亡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俾斯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血宰相在1864—1871年间多次对外用兵，最后建立了第二帝国，即由德皇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从很多角度看，德意志帝国都是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它有一个帝国议会。和英国议会不同，德国议会经全体国民选举产生，选举能够吸引全国超过80% 的选民参加。其次，议会政党组织有序，是整个政治体系内广受认可的一部分。到了1914年，政党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 Party），党员人数超过100万。社民党坚持民主、平等、妇女解放，主张停止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一切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此外，当时的德国经济活力十足。在世纪之交，它的经济水平已经后来居上，反超英国。在最先进的工业领域——比如电力和化学——德国甚至可以和美国媲美。还有，中产阶级的价值、文化和风尚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艺术和文化开始生根发芽，其中包括表现主义者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的绘画、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戏剧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

当然，俾斯麦帝国也有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在一些领域，贵族特权仍然得以保留；帝国议会权力有限；和在美国一样，德国大工业家极度仇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迫害天主教徒，之后又在80年代镇压羽翼未丰的社会民主党。这些镇压行动使德国人习惯了一种观念：政府能够将一类人群整个儿拎出来打成“国家公敌”，严厉限制其公民自由。面对迫害，天主教徒做出的回应是向社会和政治体制靠拢，而社民党则严守法律底线，拒绝暴力抵抗和革命。1933年面对纳粹政权的迫害时，天主教和社民党又各自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这一次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小型极端主义政党和极端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认为俾斯麦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因为很多德意志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境外（主要指奥地利，但也包括东欧的部分地区）。一些政治家开始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需要大量海外殖民地。当时，大公司在德国经济中的权力很大，中下阶层在此经济环境下饱受挫败，一些人想煽动这种情绪。这其中不仅有小店主害怕百货公司，职场中女秘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引起男性职员的憎恶，还有资产阶级在面对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时的困惑迷失感。在德国大步迈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出现了难以驱散的不安定感。人们需要出气筒，而某些人则迅速找到了泄愤的对象，那就是只占德国人口1%的犹太少数族群。19世纪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之后他们一直活跃于德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反犹分子看来，犹太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们主张应该限制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活动。没过多久，选票开始从中央党（Centre Party）和德国保守党（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等政党手中流向持反犹立场的边缘政党。这些政党承诺要减弱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所谓颠覆性影响，并将此写进了党纲。同时，在一个与此非常不同的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论者开始主张德意志人要自强，为此，德国应该放弃基督教尊重生命的传统，让弱者、残疾人、罪犯和精神病人绝育，甚至杀掉他们。

1914年之前，这些仍然都只是小众思想；也没有人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组成什么有影响力的思潮。那时候尽管反犹主义在德国泛滥，但是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鲜有发生。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德国人兴高采烈地聚集到德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广场上，庆祝战争爆发。德皇宣布，从这一刻起，他眼中再无党派，只有德意志人。就像能够在人群中激起一种神秘怀旧情绪（怀念一个强大而坚定的领袖）的俾斯麦肖像一样，1914年精神成为象征民族团结的神秘符号。1916年战争陷入僵局，德军的指挥权落入曾经取得东线大捷的两个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的手上。尽管两人竭尽所能，严密组织，然而德国终究敌不过强大的美国。1917年，美国参战。1918年11月，德国战败。

一战战败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被几乎所有德国人一致痛恨（虽然假使德国获胜，它也不会对失败者心存慈悲）。和平协议要求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赔偿德军在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造成的损害。同时，德国不能再拥有海军和空军，陆军规模将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且禁止使用坦克等现代武器。

此外，法国和波兰还从德国割走了一些领土。一战使国际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30年也未能完全恢复。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亏损，还因为战后奥匈帝国的垮台使东欧产生了大量独立国家，它们在经济上奉行利己主义，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德国，它已经因为大量印钞而为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它本以为能够靠占领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业区来以战养战。如果不加税，德国根本没办法支付战争赔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敢加税，因为反对派立马会指责政府收德国人的税去赔偿法国人。于是，通货膨胀爆发了。1913年1美元可兑换4马克；1919年末可兑换47马克；1922年7月是493马克；到12月已经飙到7,000马克。战争赔款要以黄金或实物形式支付，但是在这么高的通胀之下德国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支付赔款。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开始收缴德国的工业设施和工业产品，德国政府宣布采取不合作态度。马克的汇率进一步大幅下跌。1923年7月1美元能兑换35.3万马克，8月是450万，到了10月是252.6，12月是4万亿。德国的经济已行将崩溃。

最后，通胀还是被抑制住了。政府引入了新货币，结束了针对比法占领军进行的消极抵抗。外国军队尽数撤离，赔款事务重启。但是，通胀撕裂了中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没有政党能将他们团结起来。通胀之后稳健而理性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工业工人和政府文职人员的大规模失业。从1924年开始，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商界鉴于当前政府无力带领经济走出通胀，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对一般中产阶级来说，通胀意味着道德和文化迷失。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化的夸张表达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迷失感：柏林的爵士乐和歌舞表演、抽象艺术和无调音乐、实验文学（比如达达主义者的具象诗歌），不一而足。这种迷失感在政治中也有所体现。战败致使德意志帝国垮台，德皇流亡国外。1918年11月的革命之后，短命的魏玛民主共和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有一部现代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并采取比例代表制。不过这些都不是致使其短命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真正的问题是经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能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紧急状态，因此可以获得巨大权力并直接发号施令。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内就曾多次利用这一条款。1925年埃伯特逝世，兴登堡元帅经选举成为新总统。兴登堡是保皇派，对宪法并不怎么忠诚。最后正是在兴登堡手里，第48条对魏玛共和国构成了致命打击。

一战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暴力崇拜。这种崇拜不只出现在以激进右翼组织“钢盔”（Steel Helmets）为代表的士兵群体中，还特别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战场，但却喜欢在家里模仿长辈的英雄作风。一战使德国的政治格局出现分化，左翼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右翼是各种激进组织。在这些激进组织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自由军团。1918—1919年间的冬天，柏林和慕尼黑爆发了共产党人和极左组织的革命起义，起义被政府利用自由军团镇压。1920年早春，自由军团自己也在柏林发动了一次暴力政变，这次政变随即激起了鲁尔区左翼组织的武装起义。1923年，左翼和右翼的武装起义仍然时有发生。1924—1929年的形势相对稳定，但仍有至少170名各种政治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死于街头暴力；到了30年代初期，死伤者数量大幅上升。仅仅在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大约有300人在街头和会议室的争斗中被杀死。

政治宽容最终为极端暴力主义取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开始消减，中产阶级把票投给了右翼阵营，自由派的中间势力政党以及温和左翼政党在20年代中期损失了大量选票。那些积极支持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在1920年之后再未在议会占据多数。最后，共和国的合法性被其司法偏见进一步削弱。支持右翼势力暗杀和造反行动得到宽恕，他们宣称自己是出于爱国动机；虽然军队保持中立，但也对魏玛共和国非常不满，因为政府没有成功说服国际社会放宽《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军装备和规模的限制。虽然军事失败后仓促施行的德国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20年代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致使其不太可能站稳脚跟。

Ⅱ

1919年的德国（特别是在慕尼黑）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右翼极端反犹团体。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脱颖而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鉴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后来获得了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后人对此着墨甚多，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希特勒的党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换句话说，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才，能够只手为自己和党赢得大众支持。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起初他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艺术为志业，但最终失败。希特勒有一项天赋，那就是用言辞煽动群众。他的政党创建于1919年，和其他极右翼边缘政党相比，纳粹党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崇尚暴力。1923年，纳粹党认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进军罗马的行为，在慕尼黑发动一场政变，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柏林。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被军队和保守主义势力打散。枪声一响，人们就作鸟兽散，政变随即宣告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传形式的政治小册子《我的奋斗》（Mein Kampf），给希特勒打下手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负责记录。当然，那并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概要。如果有人有兴趣一读，就会发现书里主要讲的是反犹主义。

希特勒出狱之时，他创造的纳粹意识形态已经成形。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视。当时这些思想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将其融合起来。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然而即便有他们，再加上街头褐衫军即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在政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纳粹党只赢得了2.6%的选票，社民党领导的中间和偏左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主柏林。不过到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下跌，德国经济形势随之急转直下。而且，美国银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撤去扶助德国经济复苏的贷款。于是，德国银行只能向德国公司索债，而德国公司别无选择，要么裁人，要么破产。许多公司处境艰难。不到两年时间，超过1/3的工人失业，数百万人工资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国失业救济保险体系彻底崩溃，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同时，德国农业由于国际需求下降也开始土崩瓦解。

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四分五裂；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各党意见很难统一，致使议会不能形成多数，无法产生决议。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了一个以公开的保皇派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核心、吸收了众多专家的内阁。新内阁强制实施通货紧缩，却让德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促成这个决定的正是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对加入褐衫军的数千名年轻人来说，暴力很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几乎如同染上毒瘾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父辈一样向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倾泻着怒火。

许多褐衫军成员在30年代初都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并不是失业让人们支持纳粹分子。其实有更多的失业者投入了德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怀抱。共产党的选票一直稳定增长，达到了17%。1932年11月，共产党在国会的席位扩大至100席。共产党发动猛烈的革命动员，承诺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德国。这样的承诺吓坏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们太清楚1918年后俄国中产阶级的惨状了。眼见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危机，同时又对共产主义崛起惊恐不已，他们不再支持那时候还在争吵不休的传统右派，开始向纳粹集团靠拢。其他一些团体随后跟进，其中包括许多新教小农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出自社民党文化传统薄弱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已完全溃散，只有社民党和中央党成功地控制了损失。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是仅存的温和中间派。在国会他们相当无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共产党人，右翼是196位纳粹褐衫军代表。政治的两极对立已经达到极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选举显示，纳粹党是一个能将各种反对力量揽入怀中的政党，它既受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后者尽管较弱，但仍不容忽视。这样，纳粹党在自己的传统选民即中下层新教农业团体之外也获得了支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选票流失感到惊讶，并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纲。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选区。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这时候军方有实力，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使极度脆弱的德国恢复秩序的力量。1932年，兴登堡总统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成功连任，社民党人支持他，是因为他比希特勒稍好一点。总理布吕宁的末日将近。他一事无成，既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使德国恢复秩序。他还得罪了兴登堡，不仅没有帮助兴登堡清除再次当选的障碍，甚至还提出要在德国东部搞土地改革，帮助已经陷入绝望的农民。要知道兴登堡可在那里有土地。军方也想让布吕宁走人，因为他的紧缩政策使重整军备计划无法实施。军方和许多保守派团体都希望和已经是德国最大党的纳粹党合作来推翻魏玛民主。1932年5月，布吕宁被迫辞职，总理位置被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取代。巴本是一个天主教贵族地主，是兴登堡的朋友。

巴本的上台敲响了魏玛民主的丧钟。他动用军队赶走了普鲁士的社民党政府，并准备通过修宪来限制选举权和削弱国会力量。巴本还开始禁止报纸发表批评性言论，限制公民自由。纳粹党的选票数量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再次上升，已达37.4%。巴本原本想要拉拢希特勒，与纳粹党合作，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因为希特勒坚持由自己而非巴本出任政府首脑。巴本在国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当军队对他失去耐心时，巴本最后也只能辞职。之后，军方换上了自己人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却仍未能很好地维护秩序。他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威权国家，但他同样未能赢得纳粹党的合作，没能制造德国人民同意建立威权国家的假象。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约200万张选票。党的财政状况明显恶化，缺乏资金，这使党内产生了分歧。纳粹党内排在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Strasser）对希特勒拒绝和兴登堡以及巴本协商表示失望，这位党的组织专家随后选择辞职。纳粹党的虚弱给军方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3年1月30日，在军方同意之下，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政府总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头儿是副总理巴本。

Ⅲ

从事实角度来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夺权的开始，而不是一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的开始。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上台之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自己从魏玛共和国某任内阁总理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的独裁者。首先，他考虑让街头暴力加剧。他说服巴本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这样戈林便可以招纳褐衫军当辅警。褐衫军暴徒到处挑事，打砸工会办公室、殴打共产党人、闯入社民党会议现场打断正常会议进程。2月28日纳粹党的机会来了。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抗议失业的不公正，独自一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说服了早已心痒难耐的内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共产党。包括党的领导层在内，4,000名共产党人旋即被捕，遭到殴打和虐待之后被送进了新建的集中营。接下来几周，暴力和流血事件丝毫没有减少。3月末，普鲁士警察局报告称，已经有2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到了该年夏天，被捕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已经超过10万，甚至连官方都估计已经有600人死于拘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兴登堡的总统令。在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兴登堡下达紧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准许内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

然而政府并没有在法律层面正式禁绝共产主义，因为它担心这会让本来属于共产党的选票在3月5日的选举中全都流向社会民主党。为了这次选举，纳粹宣传机器在工业界一笔资金的支持下开足了马力；纳粹集团还动用暴力恐吓，使敌对政党的政治会议要么被打断，要么干脆被取消。可是即便如此，纳粹党仍然没有获得有效多数选票，它自己只赢得了44%的选票，在保守的国家人民党（Nationalist Party）Ⅰ的支持下才勉强过了50%。共产党仍然占有12%，社会民主党有18%。这意味着希特勒和他的内阁还没有权力修改宪法，因为纳粹党的票数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的2/3多数。然而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还是设法达到了目标。一方面它威胁称，如果达不成目标就要打内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央党代表允诺，称政府将和罗马签订协议保障天主教权利。当天，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直接依靠命令行使权力。此法和《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 Fire Decree）一起为建立独裁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只有社民党的94位代表投票表示反对该法。

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和共产党一共获得了221个席位，纳粹党有196席，纳粹党的同盟国家人民党有51席。

不过，社民党和共产党完全无法阻止纳粹党夺权，两党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共产党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命令下给社民党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还说社民党比纳粹党更糟糕。社民党认为共产党不够光明正大，缺乏对基本道德准则的信仰，不愿与他们合作。

两党的准军事组织在街头和纳粹分子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当军方于1933年支持希特勒政府后，他们便不是对手了。他们的人也远没有纳粹冲锋队的人多，褐衫军的规模在1933年2月已经超过75万。

社民党避免流血，坚持遵守法律。而共产党则认为，希特勒政府是垂死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就在前方，没有必要发动起义。后来，德国国内的失业率攀升至35% 时，再想发动大罢工已经不可能了。罢工的工人迅速被拼命想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的失业者取代。

在取得工会主要领导人同意之后，戈培尔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节日。工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从此以后，5月1日成了全国劳动者的节日。在那一天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德国各个公共广场，在纳粹卐字标志之下聆听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的广播演讲。但就在戈培尔做出决定之后的第二天，全国的纳粹冲锋队员展开行动，突击了工会和社民党的办公室和基地，洗劫财物，掳走资金，然后将其统统关闭。几周之内，大量工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许多人在临时搭建的集中营内受尽殴打和酷刑。抓捕行动挫败了工人运动的精神。其他党派也轮番成为纳粹政权清洗的目标。在选举纠纷中分裂为几个小团体的一些自由主义小党游走在政治边缘，后来被强制自行解散。一些流言蜚语开始瞄准希特勒的同盟即国家人民党，同时伴随着对国家人民党官员和代表的骚扰和逮捕。希特勒主要的国家人民党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被迫从内阁辞职。该党在国会的领导人被发现死在办公室，死因可疑。胡根贝格提出抗议，却遭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爆发。希特勒威胁道，如果国家人民党再敢反抗，就让它血流成河。到了6月末，国家人民党宣布解散。剩下的唯一独立大党中央党的命运与之相仿。纳粹当局威胁要解雇天主教文职人员，并关闭其世俗机构。这时教宗正苦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于是罗马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只要中央党同意自行解散，纳粹政权保证会兑现《授权法》通过时已经达成的协议。按照设想，这应该能够保证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完整性，包括其财产和组织机构。时间最终证明，这项协议就是废纸一张，但同时中央党却和其他党一样消失于无形。1933年7月中旬，德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因为纳粹政府的一纸法律查禁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

遭受厄运的不只是政党和工会。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国会纵火案法令》和《授权法》被用来镇压所谓的国家公敌，当然其实就是纳粹仇敌。所有全国性的志愿组织和地方俱乐部都被置于纳粹集团的控制之下，包括工农业利益集团、体育协会、足球俱乐部、男声唱诗班和妇女组织，不一而足。简单来说，所有的组织生活都被纳粹化了。带有政治倾向的竞争性组织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纳粹组织。志愿组织的时任领导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驱逐，要么被警告要向党靠拢。许多组织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世俗组织。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对文官系统展开清洗。德国的文官系统十分庞大，其中包括学校老师、大学职员、法官等在别的国家不归政府控制的职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驱逐。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保住工作，160万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间加入了纳粹党，直至党的领导层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军人数在1933年夏天已经增长到超过200万。

文职人员、法官等群体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实很少。

很多人被解雇是因为种族问题。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文官系统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文职官员，不过兴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个条款保住了犹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前任命的犹太裔文员的工作。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爱搞破坏，是必须被消灭的寄生虫。但实际上多数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有政治倾向，那也都是常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却相信这些人曾经在一战中预谋颠覆德国，并制造了魏玛革命。的确有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但多数其实不是。不过这对纳粹集团来说没有区别。3月选举过后，纳粹冲锋队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这条商业街上的犹太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犹太人集会也遇到袭击。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国。如果一个被抓的犹太人同时是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那他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过40名犹太人被冲锋队杀害。

国外通讯社对类似事件做了大量报道。以此为借口，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实行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次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全国性抵制运动。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站在犹太人商店前，警告人们不得入内。许多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照办了，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犹太大公司由于对税收贡献巨大，政府暂时没有动它们。戈培尔意识到大众对抵制运动热情不高，几天之后便取消了行动。但是，暴力、殴打和抵制对德国犹太人群体造成了很大影响，截至年末已经有3.7万人选择移民。纳粹当局定义“犹太人”并非根据宗教信仰，而是根据种族标准。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对德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造成了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犹太裔指挥家和音乐家，比如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奥托·克伦佩雷尔（Otto Klemperer），很快就被解雇或者被禁止演出。电影业和广播业中的犹太人和在政治上反纳粹的人很快便遭到清洗。一些和纳粹当局持不同立场的报纸要么被关闭，要么被置于纳粹组织的控制之下。记者联盟和报业协会都接受了纳粹统治。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托马斯·曼等众多左翼和自由主义作家被禁止发表作品；许多人选择离开德国。此外，希特勒对包括保罗·克利（Paul Klee），马克斯·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家敌意浓厚。1914年之前，希特勒曾经计划在维也纳艺术学院求学但最终被拒，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具象派建筑绘画被认为毫无新意。在魏玛时期，许多抽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但是希特勒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画，丑陋无比。他在演讲中大骂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负责人纷纷遭到解雇，代之以积极把现代主义作品移出展览的人。许多在国有教育机构任职的现代艺术家和音乐家，比如克利和勋伯格（ArnoldS chönberg），都被解职。

在1933年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大约有2,000名活跃于艺术领域的人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些人几乎都享有国际声誉。另外，纳粹政权的反智倾向在大学表现尤甚。所有领域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雇。许多人，包括爱因斯坦、赫兹、薛定谔，马克斯·波恩（MaxBorn）和其他20名曾经或将要获得诺奖的人，都离开了德国。到1934年，5,000名大学老师中大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其中1/3是由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其他人则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16% 的物理学教授及其助手选择移民。在大学里面，学生和小部分纳粹教授——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实施迫害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暴力示威游行强迫犹太裔教授和左翼教授离职。1933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19座大学城的主广场上举行集会，将大量犹太人和左翼作者的书堆起来烧掉。纳粹集团试图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一举清除异质文化的影响，让德国精神重生。异质文化以犹太人文化为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化。德国人不能只是默认第三帝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必须用心和灵魂来支持它。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宣传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艺术领域，它是纳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但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现象，它利用最新技术、最新武器和最科学的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国社会。在纳粹分子看来，种族是一个科学概念。纳粹分子把种族作为所有政策的基础，按照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改造人类社会。无论是宗教信仰、伦理考量还是长期称颂的传统，都必须为这次革命让路。不过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觉得必须要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是时候停止革命了，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本书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

注释

Ⅰ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德文名为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通用英语译名为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Nationalist Party是作者采用的英语译法。——编注。

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长刀之夜”

Ⅰ

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主要领导人对局势进行盘点。希特勒告诉他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且只属于他们。他说，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有关二次革命的讨论应该停止了。所谓二次革命指的是身着褐衫的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某些老资格成员经常挂在嘴上的“夺权”之后的“二次革命”：

没有永恒不断的革命，革命也绝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潮流虽然不可阻挡，但必须置于安全的发展轨道之上……当然，只要国内的某些政治立场仍旧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的聚集点，那么二次革命就完全必要。但是我们确信，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已经被彻底扑灭。毫无疑问，如果反革命势力再次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但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二次革命只会和第一次革命形成矛盾。[1]

在接下来几周时间之内，纳粹其他领导人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类似声明，但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德国司法部和内政部一齐施压，要求处理肆无忌惮的暴行。经济部担心，如果混乱持续下去，会让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德国局势不稳，拒绝投资，妨碍德国的经济复苏。内政部抱怨文职人员被捕，司法部则抱怨律师被捕。褐衫军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国蔓延。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科佩尼克喋血周事件（Köpenick blood-week）。事件起于一群正在到处搞破坏的冲锋队员，他们在柏林郊区遇到了一位年轻社民党人的抵抗。这位社民党人射杀了三名冲锋队员。随后褐衫军全面出动，抓捕了500名当地人，将其中91人残忍地殴打致死，死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社民党政治家，比如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州政府前总理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2]很明显，这种赤裸裸的暴行必须制止：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殴打反对派来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了。不过希特勒的担心不止于此。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1933年5月30日，罗姆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结束”。罗姆说，“像养蜂人或保龄球俱乐部这种‘整合’组织每天是否宣示自己忠于革命并不重要，给城市街道重新取名字也不重要。”他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来将革命继续下去。[3]

1933年8月2日，出于对类似声明的担心，时任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下令废除2月份的一道命令，停止招募褐衫军作为辅警加入普鲁士警察局。其他各州随后跟进。现存的警察系统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过火的冲锋队。普鲁士司法部设立了一个中央公诉人办公室，负责处理集中营内发生的谋杀案等严重犯罪案件。不过，它同时也下令终止对党卫队（Schutzstaffel）和冲锋队暴徒进行起诉，已经判刑的也得到了赦免。办公室颁布了严格的管制条例，详细规定了哪些人能够实施保护性拘留和拘留必须遵守的程序。1934年4月颁布的管制条例中的某些禁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司法实践：不得以任何个人原因（造谣、解雇员工、曾经担任日后入狱者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上表示异议）对人进行保护性拘留。冲锋队再也不能在纳粹运动的街头斗殴、酒馆打架中施展拳脚，同时再不能控制许多小型临时监狱和酷刑中心，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势。[4]

由于选举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冲锋队再也没有机会像30年代初那样在选举季招摇过市，去打断反对派的会议了。冲锋队内部开始出现幻灭情绪。1933年春，冲锋队规模大幅扩张，支持冲锋队理念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如潮水般争相加入冲锋队。1933年3月，罗姆宣布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都可以加入。这是因为5月份纳粹党的领导层做出决定，暂时停止招收新党员，因为他们担心有太多机会主义者加入进来，使纳粹运动中充满并不会真正为运动献身的人。于是，很多人只能选择加入褐衫军，致使党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被削弱。在1933年下半年，成员数量惊人的老兵组织“钢盔”加入了褐衫军，使冲锋队人数进一步暴涨。1934年初，褐衫军人数已经是一年前的4倍，高达300万；如果把钢盔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算上，一共有450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德国陆军相形见绌：那时候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军规模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当然，尽管有《和约》限制，陆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要比褐衫军强太多。1933年初爆发内战的不祥之兆似乎又出现了。[5]

许多冲锋队员之所以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嫉妒陆军，或者对1933年6月之后日渐稳定的政局缺乏耐心。许多老资格成员讨厌1933年初搭上纳粹运动便车的新人，他们和前钢盔成员关系尤其紧张。这一矛盾愈演愈烈，1934年最初几个月斗殴和混战事件大量增加。因为一位冲锋队领导人被一个前钢盔组织成员杀害，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警方查禁了一些以前属于钢盔的组织（那时叫国家社会主义前线战士联盟）。[6]褐衫军老成员的不满不止于此。消灭反对派之后，许多人曾经希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倒是和纳粹党合作的一些地方政治家和保守派得到了最好的差事。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在1934年写道：

夺权之后，一切都大变样了。那些一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对我另眼相看。以前我经常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争吵，但现在我成了老大。我的冲锋支队规模不断扩大，1933年1月还只有250人，到了10月我已经有2200人。我因此在圣诞节时被提拔为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不过这些庸俗鼠辈越是称赞我，我越怀疑这些混蛋是不是在心里认为已经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钢盔”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完了。我跟这些残余保守势力对着干，这些人总是暗地里使手段，让我在我的上级面前出丑，在冲锋队办公室和警方那里说我的坏话……终于，我成功当上了某市市长……现在该对付那些高高在上的庸俗鼠辈和旧时代的反动残余了，我要拧断这些混蛋的脖子。[7]

这种感觉在很多冲锋队老兵身上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未能像上面这个人那样手握权力。

一些褐衫军年轻成员无法在政治上为暴力冲动找到发泄口，便不断卷入国内的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之中，其中很多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喝得烂醉，在深夜里喧哗闹事，殴打无辜路人，如果警察前来制止，还公然袭警。令局势变得更糟的是，1933年12月，罗姆剥夺了警察局和法院对冲锋队的司法权。队员们被告知，从此以后，冲锋队的纪律问题要内部处理。尽管检察机关还在继续起诉冲锋队员，但这却给了司法机关不作为的借口。但是不久之后，罗姆发现要给冲锋队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新系统首先必须追溯处理截至1934年5月将被起诉至法庭的党卫队和冲锋队。这些各类起诉多数都是从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的，有超过4000例。此外还有很多起诉遭到驳回，更多的犯罪行为则从未被起诉。即便如此，要处理的案子也很多。而且，由于军方有自己的军事法庭，如果罗姆在冲锋队内部建立了类似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冲锋队能够与军方平起平坐。1933年7月，罗姆曾在私下里说，如果一个冲锋队员被杀，负责审判的冲锋队领导人将有权对最多12名“制造谋杀案的敌对组织”成员判处死刑。这足以显示出罗姆想要建立的冲锋队法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8]显然，冲锋队的能量严重过剩，纳粹领导层必须将其用到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冲锋队领导层却使形势不断恶化，想把激进暴力行动发展成一场新的革命。一个名叫埃德蒙·海内斯（EdmundHeines）的德国东部冲锋队地区领导人甚至公开鼓吹“德国革命的继续”。[9]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4年头几个月也多次在各种集会和游行中发表演说，强调纳粹主义的革命本质。他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层，尤其将矛头对准军方，指责军方高级官员在1932年奉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命令暂时查禁了褐衫军。罗姆还宣布要让冲锋队成为一支新型国民军的基石，绕开甚至最后完全取代军方，这番话引起了军方的高度警觉。1933年12月，希特勒想在内阁为罗姆安排一个虚职，以此来搪塞他。不过那时候内阁已经非常臃肿，入阁已无多少实际意义，满足不了罗姆的野心。罗姆真正想要的是国防部长一职，当时担任此职的是陆军代表维尔纳·冯·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将军。[10]

在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之后，罗姆开始在冲锋队内部营造针对自己的领袖崇拜，并继续宣讲不断革命的必要性。[11]1934年1月，一群冲锋队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激进立场。他们冲进柏林恺撒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打断了一些军官为已经退位的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12]第二天，罗姆给布隆贝格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据布隆贝格所言（当然不排除他有意夸张），罗姆在备忘录中要求冲锋队取代军方成为德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传统军队只应该用来训练冲锋队员。[13]这时对军方领导层来说，冲锋队已日益成为主要威胁。从1933年夏天开始，布隆贝格麾下的军队不再保持过去的政治中立态度，而是不断公开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布隆贝格一伙人被希特勒的许诺吸引：希特勒保证说，德国将恢复义务兵役制，军事实力会大幅提升。希特勒还承诺，德国将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力图收复失地，并发动战争占领东欧。这一承诺令布隆贝格等人十分动心，为作表示，他经常夸张地表达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还在军中实施了“雅利安人条款”（Aryan Paragraph），禁止犹太人为陆军效力。此外，军方还将纳粹卐字标志加到军事勋章之中。尽管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其实在兴登堡总统坚持下，犹太人老兵并没有被清洗，而且也仅仅只有七十来个士兵被辞退——但这仍然象征着军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妥协，表明军方正在适应德国新的政治秩序。[14]

实际上陆军离纳粹化还很遥远。军方幸运地保持了相对独立，其原因在于时任德国总统、名义上还担任德军总司令的保罗·冯·兴登堡的支持。在反纳粹的保守派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退休之后，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和布隆贝格选择的、符合纳粹集团利益的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担任军队首脑。兴登堡力排众议，任命了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弗里奇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参谋军官，保守主义思想浓厚，严格遵守清教徒式的生活观念，热爱骑术。他未婚，是个工作狂，爱从军事角度看待一切问题。所以，弗里奇有着普鲁士军官常见的对纳粹粗俗行为的蔑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了部队处主任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的支持。贝克1933年末走马上任，为人谨慎内向，喜欢独处，是一个热爱骑术的鳏夫。像弗里奇和贝克这样的人在陆军领导层中占据高位，这决定了军方不可能向冲锋队妥协。1934年2月28日布隆贝格和希特勒、冲锋队与党卫队领导人会面。会上罗姆被迫签署了协定，承诺他不会试图用褐衫军取代军队。希特勒强调，德国未来的主要军事力量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褐衫军只能起辅助作用。当军方将领离开之后，罗姆说自己绝不会服从这些“可笑的无名小卒”，还放话要让希特勒去“休假”。这些反叛言论不是没被察觉。事实上，希特勒察觉到了罗姆的态度，早已派警察对其进行监视。[15]

为和冲锋队竞争，布隆贝格和军方领导层从多个方面讨取希特勒的欢心。军方曾经把冲锋队当作潜在的兵源，但是他们也担心冲锋队对陆军进行政治渗透，而且他们非常瞧不起冲锋队，因为冲锋队领导层中有一些人曾在陆军效力，但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赶了出去。因此，陆军更倾向于恢复征兵。1933年12月，贝克将征兵列入自己的一个计划之中。当年2月，希特勒和军方领袖就已进行了一次谈判，许诺支持陆军征兵。他还曾告诉英国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称允许“第二支军队”存在是个错误。他将牢牢掌控冲锋队，并将其非军事化以打消国外疑虑。[16]尽管如此，褐衫军领导人仍然预言一个“冲锋队国家”和“长刀之夜”即将来临。马克斯·海德布雷克（Max Heydebreck）是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冲锋队领导人，据人报告他曾经说：“有些陆军军官就是蠢猪，里面好多老家伙应该给年轻人腾位置。等他们的兴登堡爸爸死了之后，我们就起来收拾他们。10万士兵和我们冲锋队比起来算得了什么？”[17]同时，冲锋队开始拦截陆军补给，没收军方武器。但总的来说，类似事件仅仅在某些地方零星地发生过，没有统一组织。罗姆从未有过任何完整的计划。他并非如希特勒指责的那样想要直接发动一场政变。而且，1933年6月初，罗姆宣布自己将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去慕尼黑附近的巴特维塞（Bad Wiessee）疗养。而这意味着褐衫军整个7月都会放假。[18]

Ⅱ

局势持续动荡，激进言辞横飞，军方领导人深感不安。不只如此，内阁中的部分保守派成员也忧心忡忡。在《授权法》通过之前，内阁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要送到总统那里的法令草案。然而从3月末开始，德国总理希特勒和某些部长选择绕开内阁办事。希特勒不喜欢内阁讨论，因为讨论一般十分冗长，有时还带有浓重的批判色彩。他更喜欢在部长全体会议之前尽可能完整地把法令制定出来。这样一来，内阁开始慢慢变成橡皮图章，只负责同意已经提前做好的决定。直到1933年的夏季休会期，内阁还坚持每个月开会4到5次，9月和10月也仍在相对频繁地开会。不过1933年11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阁在11月只开了1次会，12月3次，1934年1月1次，2月和3月各2次。4月内阁没有开会，5月开了1次，6月完全没有开会。其实那时候内阁（即使是在人数上）已经不被保守派主导，因为纳粹宣传部长官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以德国宣传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随后鲁道夫·赫斯与恩斯特·罗姆在12月1日也加入进来，1934年5月1日又来了一个纳粹党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国家人民党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于1933年6月29日辞职，他的农业部长位置被纳粹党人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取代。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内阁中只有三个纳粹党人，希特勒自己、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以及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可是到了1934年5月，内阁中的17个部长已经有9个是纳粹党老党员。纳粹分子在内阁中占了多数。现在，连政治嗅觉一向迟钝，善于自我欺骗的德国副总理、保守主义者弗朗茨·冯·巴本也已经明白保守主义者们入阁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不是他们在操控纳粹分子，而是纳粹分子在操控、恐吓和欺压他们。[19]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巴本并没有放弃他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28理时公开表达的愿望，他希望依靠获得大众支持的纳粹党实施一次保守主义复辟。巴本演讲的撰稿人埃德加·容（Edgar Jung）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认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可以使“大众去政治化，阻止他们治理国家”。在巴本看来，冲锋队猖狂的民粹主义是实现他所期望的反民主和精英政权的严重阻碍。在巴本副总理周围聚集起一群持相同观点的青年保守主义者。同时，巴本开始收到大量针对纳粹分子暴力行为的投诉，这使巴本和他的幕僚们对他们一直在支持的“民族革命”渐渐心怀不满，他和他的团队成了各种反对声音的汇集地。[20]1934年5月，戈培尔在日记里称有谣言讲兴登堡死后巴本有意角逐总统一职。其他保守主义者也没有逃过戈培尔的指责（“事情很快就见分晓”，戈培尔写道）。[21]巴本的团队已经受到警察监视，但收拾巴本可能要冒风险，那就是巴本可能会和军方合作。实际上，巴本的媒体秘书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Bose）已经在和对纳粹政权持批判态度、担心冲锋队活动的将领和高级军官联系。1934年4月，在军方、保守派和纳粹执政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兴登堡总统生了重病，医生很快确认，总统的病已经无药可医。6月份，兴登堡回到自己的庄园，等待死神降临。兴登堡的死肯定会造成一次危机，当局必须拿出应对之策。[22]

但当局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如此。很多人已经意识到，1933年热火朝天的“民族革命”在一年后已经退潮。冲锋队并不是唯一对现状不满的组织。社民党留在德国的特工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称国内民心渐冷，怨声四起，无休无止地讲关于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笑话。纳粹会议已无多少人参加。尽管希特勒仍然广受崇拜，但已有人开始直接批评他。纳粹政权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兑现，人们仍然担心通胀或者战争会再次爆发。于是，在某些地方有人开始抢购、储存食物。受教育阶层害怕冲锋队引起的社会混乱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布尔什维主义革命。[23]纳粹领导层知道，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这些暗地里的窃窃私语仍可能为人察觉。在回答美国记者路易斯·P. 洛克纳（Louis P. Lochner）的提问时，希特勒重点强调他需要部下无条件的忠诚。[24]

局势已是箭在弦上。1933年4月20日，曾是冲锋队领导人之一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同意把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交给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这位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年轻领导人当时已掌控了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警察系统，因此得以将警察机构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党卫队名义上还是冲锋队的一部分，但显然冲锋队现在已经成了实现希姆莱野心的障碍了。[25]4月中旬希特勒、布隆贝克和一些高级军官乘坐海军战船“德意志号”前往挪威巡航，在行程中他们达成一致，决定要清洗冲锋队。[26]但整个5月和6月上半月希特勒都没有展开行动。这已经不是戈培尔第一次对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感到灰心丧气了。到了6月下旬，他在日记中写道：“形势严峻，元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对方的反击我们将难以承受。”[27]

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了！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发表公开演讲，他警告“二次革命”的危险，并攻击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个人崇拜。他称纳粹革命造成的动荡应该有个了断了。巴本的顾问埃德加·容撰写了演讲稿，他严厉抨击了这一次“德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私、随大流、虚伪、缺乏骑士精神、傲慢”。演讲收获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不久之后，巴本出现在汉堡举行的马术比赛聚会上，又得到了人群“马堡万岁”的喝彩和尖叫。[28]那时候希特勒刚从威尼斯回来，他和墨索里尼举行了一场并不愉快的谈判。结果他甚至还没有听到演讲内容，就对巴本的做法大发脾气。在格拉（Gera）对纳粹忠诚党徒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希特勒攻击了那些想要阻断纳粹思想胜利步伐的“侏儒们”。“太荒谬了，一只小蠕虫居然想阻遏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个小侏儒居然认为靠空洞的言辞就能够打断这次伟大的复兴，真是可笑。”

希特勒威胁道，人民紧握的拳头将“粉碎任何企图搞破坏的人，哪怕是最微小的企图”。[29]副总理巴本对希特勒表达了不满，并以辞职相威胁，希特勒答应他会终结冲锋队“二次革命”。同时，他还建议应该挑个时候在病恹恹的兴登堡总统面前讨论当前局势。[30]这早就不是巴本第一次被愚弄了。他相信了希特勒的虚假承诺，并错误地认为兴登堡仍可发挥影响。希特勒马上动身去和兴登堡商量。6月21日，希特勒来到诺伊德克（Neudeck），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布隆贝格。布隆贝格刚和兴登堡总统讨论完巴本的演讲，明确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立即阻止褐衫军的行动，兴登堡将宣布军管，把政府置于军队的掌控之下。[31]这时希特勒已经别无选择。他开始谋划如何除掉罗姆。政治警察系统与希姆莱和他的副手同时也是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展开合作，开始“寻找”证据，指控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在策划一场全国性叛乱。6月24日，“证据”被呈递给党卫队高级成员，这些人也得到了如何处理这场“政变”的指示。希姆莱等人还炮制了一份“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召集党卫队地方领导人，要他们在6月30日开展行动时杀掉名单上的人，特别是胆敢反抗的。由于可能发生严重冲突，陆军决定将自己的资源借给党卫队使用。[32]鲁道夫·赫斯在6月25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警告，有些人要背叛元首，自下往上发动叛乱，这些人要倒霉了。[33]

6月27日，希特勒会见了布隆贝格和赖歇瑙，以确保陆军支持。两人在第二天将罗姆驱逐出德国军官联盟，并让陆军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布隆贝格6月29日在纳粹集团的主要刊物《种族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军方对新政权的绝对支持。同时，希特勒似乎知道兴登堡将在6月30日会见巴本，正好在那一天纳粹政权也要对冲锋队展开行动。这让纳粹领导层更为确信，这次既要对付冲锋队，也要教训保守派。[34]希特勒当时非常紧张，为消除外界怀疑，他决定去埃森（Essen）参加一场婚礼。他致电罗姆的副手要求冲锋队领导层在6月30日早上去巴特维塞的度假旅馆见他。之后希特勒和戈培尔以及希特勒在党卫队的个人保镖泽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于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急匆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准备在第二天对付罗姆。这使戈培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以为只是要处理“反动分子”，在此之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35]戈林被派去柏林，负责当地的行动。此时谣言四起，冲锋队也提高了警惕。6月29日晚，3000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街头横冲直撞，叫嚣着他们要粉碎任何背叛冲锋队的企图，并公开谴责“元首”和军方。最终是慕尼黑的地方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使事态平静了下来。除了慕尼黑之外，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游行。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早上4点30分飞抵慕尼黑机场时，他获知了这些游行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冲锋队领导层来开会的时候再清洗他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生死之间，一分一秒的迟疑都会造成致命后果。[36]

Ⅲ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首先开车到巴伐利亚内政部，在那里遇到了前一天晚上组织游行的带头人。希特勒大怒，大叫着要枪毙他们。随后他亲手扯掉了他们的肩章。这些冲锋队员被关进了施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慕尼黑州监狱。随后，希特勒聚集了一帮党卫队保镖和警察，在一支车队的护卫下前往巴特维塞。他们径直闯入了汉塞尔鲍尔酒店（Hanselbauer Hotel）。在首席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一队武装警探的陪同下，希特勒冲上了酒店二楼。褐衫军们昨天痛饮了一夜，当时还在呼呼大睡。开车载希特勒到巴特维塞的埃里克·肯普卡（Erich Kempka）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希特勒没有理我，他进了冲锋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内斯的房间。我听到他大叫：“海内斯，如果你5分钟内不穿好衣服，我就毙了你！”我后退了几步，一个警官偷偷告诉我，昨晚海内斯和一个18岁的冲锋队高级部队领导睡在一起。终于，海内斯走出了房间，一个18岁浅色头发的男孩快步走在他前面。“跟他们一起滚到洗衣房去！”施雷克命令。之后，罗姆也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嘴角叼着一支雪茄。希特勒用可怕的眼神盯着他，但不置一词。两个警探带罗姆去了酒店前厅，罗姆瘫在了扶手椅里，向酒保点了咖啡。我站在走廊墙边，是一个警探告诉了我罗姆被捕的细节。希特勒带着一根鞭子进了罗姆的卧室。在他身后跟着两个警探，带着已经上膛的手枪。希特勒嘴里吐出了几个字：“罗姆，你被捕了。”罗姆睡眼惺忪，抬起头来：“元首好。”“你被捕了”，希特勒再次大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当时，楼上的走廊非常热闹。冲锋队领导人走出他们的房间，然后统统被捕。希特勒挨个儿向他们大叫：“你参与了罗姆的阴谋吗？”当然没有一个人说参与了，但是这没用。希特勒自己也知道答案；他还不时转向戈培尔和卢策（Viktor Lutze）问话。最后他下令：“都抓了！”[37]

褐衫军们最初被锁在酒店存放被单毛巾的橱柜间里，不久之后就被带到施塔德海姆。希特勒等人也跟着他们回到慕尼黑。前来参加会议的褐衫军领导人还在途中，但他们一到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就被党卫队逮捕。[38]

回到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直接杀到纳粹党总部。此前他已经让常规部队封锁总部。抵达之后，希特勒大骂罗姆和褐衫军领导层，宣布要把他们全部撤职，然后枪决。希特勒说，“不守纪律的叛徒，反社会的病态元素”都将被消灭。新的冲锋队领导人由卢策担任。他是褐衫军高级成员，长期负责监视罗姆，并跟着希特勒前往巴特维塞酒店参与了抓捕行动。希特勒大吼道，罗姆拿了法国人的钱；他是个叛徒，阴谋颠覆国家。那些听着他破口大骂的纳粹忠诚党徒都大叫着表示同意。鲁道夫·赫斯大献殷勤，主动请缨亲自去击毙叛徒。其实就希特勒个人而言，他并不想将长期为自己效力的罗姆置于死地；最后在7月1日，希特勒给罗姆送去口信，说他可以用左轮手枪自我了结。但罗姆拒绝自杀，于是希特勒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负责人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和一个集中营党卫队军官前往施塔德海姆。到了罗姆的囚室后，这两个党卫队军官给了他一把上膛的布朗宁，让他马上自杀，如果他不照办，他们将在10分钟后返回，亲手结果他。10分钟之后他们返回了囚室，发现罗姆站在那里，袒露胸膛，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显示自己的荣耀和忠诚。两个军官二话不说，直接近距离将其射杀。此外，希特勒还下令枪毙西里西亚褐衫军成员埃德蒙·海内斯。1932年，海内斯曾经在柏林组织过一次反纳粹起义。和他一同被枪毙的还有慕尼黑游行的组织者。另外还有三个人也没有逃过纳粹当局的魔爪。其他冲锋队员则被送进达豪的集中营，遭到党卫队警卫的疯狂殴打。傍晚6点，希特勒飞赴柏林，接管首都事务。希特勒不在柏林的期间，由赫尔曼·戈林坐镇指挥。他一改广为人知的温和面孔，露出了深藏已久的残酷一面。[39]

戈林要对付的不仅是褐衫军领导人。据一位亲历其事的警察后来讲，他的办公室气氛嗜血而邪恶。他、海德里希、希姆莱三人关在办公室里，大叫着发出命令，要杀掉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上的某些人（“枪毙他们……枪毙……立即枪毙”），并在得知谋杀令已经执行后和同僚们一起狂笑。他穿着白色上衣、灰蓝裤子和白色靴子，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下令扫荡副总理办公室。盖世太保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前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现场直接击毙了巴本的秘书赫伯特·冯·博泽。副总理巴本的文胆埃德加·容于6月25日被捕，随后也被枪毙。这些刽子手没有为他举行任何葬礼，还把他的尸体扔在了一个阴沟里。巴本自己逃过一劫，毕竟他名望太高，当局还不敢直接将他射杀在血泊之中。不过送他的两个最亲密助手上路已经是足够的警告。在这之后，巴本暂时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由希特勒考虑如何处理他。[40]

其他几个保守派就没这么好运了。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总理冯·施莱歇将军曾说希特勒不适合执政，结果他和妻子一起被党卫队射杀于家中。他并不是唯一被杀的军官。库尔特·冯·布雷多（Kurt von Bredow）少将也在家里被杀害，他被认为曾经在境外媒体发表批评纳粹政权的文章。德国报道称，警方以他是罗姆的秘密同伙为由要逮捕他，他因为拒捕被杀。这些谋杀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明确警告：如果不服从纳粹领导，他们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警察总局前任局长、天主教行动（Catholic Action）的前任领导人、交通部的现任高官埃里克·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被海德里希下令杀害。此举意在警告德国前任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不过布吕宁提前得知了纳粹政权的清洗计划，已经离开了德国。克劳泽纳的死也是对天主教的警告，纳粹不会容忍它独立自主地参加政治运动。纳粹领导人后来说这些人都参与了罗姆的“叛乱”，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曾被埃德加·容列为未来政府的可能成员，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同意，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多数人之所以送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上。[41]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被盯上了。如果保守派势力重新执掌政权，他可能会成为代表纳粹党的傀儡。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之前，施特拉塞尔一直是纳粹党的行政主管和各个主要机构的设计者。因为希特勒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施特拉塞尔深感失望，遂从党内辞职。施特拉塞尔曾和施莱歇磋商，有谣言称他在1932年晚些时候曾受邀加入施莱歇的内阁。虽然施特拉塞尔辞职之后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但在纳粹现任领导层看来，他仍然可能与保守主义者合作，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此外，施特拉塞尔和希姆莱与戈林积怨已久，且在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后也没有减少对二人的批评。戈林后来把施特拉塞尔抓了起来，送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枪毙了他。施特拉塞尔的朋友和合作人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z）曾经是冲锋队的高层官员。戈林的密使也抓了他，并把他带到森林里准备枪决。舒尔茨拔腿逃跑，被子弹击中，但只受了轻伤。他佯装已死，趁那些人回车里去拿裹尸体的毛毯时成功逃走。后来舒尔茨和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磋商，获准流亡国外。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也成为攻击目标。他是1920年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Kapp putsch）时的领导人，并曾在1923年帮过希特勒。当警察闯进他家时，埃尔哈特已经逃走，最后成功穿越国界线进入了奥地利。[42]

柏林的行动和慕尼黑有所不同。在慕尼黑，全国各地的冲锋队领导人接到希特勒命令前来开会。在那里褐衫军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而在柏林则是保守派。纳粹党提前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布雷斯劳（Breslau）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恩斯特·米勒（Ernst Müller）于6月29日在柏林得到一封密信，接着戈林动用私人飞机将他送回家中。6月30日早晨，海德里希来电命令他打开密信；里面有必须铲除的褐衫军领导人名单，并指示他占领警察总部，然后召集冲锋队领导层前去开会。其他命令还包括拿下冲锋队的武器库、保障机场和通信设备安全、占领褐衫军基地。他执行了所有命令。到了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不仅布雷斯劳的警察监狱已经满员，还有很多其他房间也塞满了迷惑不解的褐衫军囚犯。海德里希不断致电米勒，要求杀掉名单上没在慕尼黑被处理掉的人。最后这些人被带到党卫队总部。首先有人扯掉了他们的肩章，然后他们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森林，最终于后半夜遭到杀害。[43]

第二天即7月1日早上又有一批人被捕，其中一些被直接枪决。在这种暴力的气氛下，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借机算起旧账，铲除36私敌。当然，有的人因为地位太高而不能碰，比如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鲁登道夫极右的政治立场和反对共济会的运动让盖世太保有些头疼。最后，这位德国的一战英雄保住了性命，在1937年12月20日平静死去。纳粹政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巴伐利亚前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就没这么走运了，被党卫队乱刀分尸。他的主要“罪责”是在镇压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音乐评论家威廉·爱德华·施密德（Wilhelm Eduard Schmid）也被杀害，因为他被误认为是路德维希·施米特（Ludwig Schmitt），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持激进立场的兄弟奥托以前的支持者。由于坚持自己的革命观点，奥托被迫从党内辞职出国。后来因为流亡国外相对安全，奥托对希特勒进行了密集攻击。巴伐利亚的保守派政治家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在一次政治会议上讲话时被希特勒打断，他因此起诉希特勒，让这位日后的纳粹领袖在施塔德海姆蹲了一个月监狱。他也被纳粹政权逮捕，于7月1日被杀害于达豪集中营。还有很多人借纳粹清洗活动打击私敌。一个叫埃里克·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的党卫队高级官员趁此机会除掉了一个自己非常痛恨的人——党卫队骑兵领导人安东·巴伦·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尔德（Anton Baron von Hohberg und Buchwald），将他枪杀于家中。在西里西亚，该地的党卫队地方领导人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杀害了自己之前的对手埃米尔·森巴赫（Emil Sembach），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答应希姆莱要把森巴赫送到柏林处理。纳粹政权的暴力行动也波及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领域。在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四个犹太人被捕，他们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在格洛高（Glogau）地区，当地犹太人老兵联盟的领导人也被带到树林中杀害。[44]

尽管这些暴行很多明显是出于个人动机，但纳粹分子并没有放弃宣传，为这些杀人行动辩护。第二天戈培尔就在广播里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平叛行动。他声称罗姆和施莱歇正在互相勾结，密谋二次革命。戈培尔说，二次革命会让德国陷入混乱。“每一个举起来反对元首和政权的拳头，”戈培尔将举起拳头这一动作等同于和纳粹主义对抗，警告道，“最后都会被压下去，如有必要还要使用暴力。”[45]虽然有宣传遮丑，希特勒仍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对军方他必须有所交代，毕竟一下子杀了两名高级将领。7月3日，37希特勒在内阁发言，声称罗姆正在和施莱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法国政府计划推翻政府，密谋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他是被迫采取行动，因为密谋者计划在6月30日发动政变。有人援引法律对希特勒的行动提出异议，希特勒回答说，在那种状况下走法律程序不太现实。“如果在船上发生了一次暴动，那么船长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立马镇压暴动。”因为平叛行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追究，只需要事后颁布一项追溯性的法律，将之合法化即可。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Franz Gürtner）对希特勒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举的例子值得未来借鉴。他巩固了德国政府的权威地位。”[46]在媒体上，戈培尔强调这次行动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他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平叛行动恢复而非颠覆了社会秩序。布隆贝格和兴登堡的正式感谢信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其他版面也充斥着各式各样“来自全德国的效忠誓言”以及“对元首的尊敬和崇拜”。平叛行动总体上被描绘成是为了扫除纳粹运动中的危险和堕落元素。有报道称，一些褐衫军领导人有“恋童癖”，其中一人“被惊醒时的状况让人极度恶心”。[47]

7月13日国会开会时，希特勒在演讲中把那些所谓的阴谋又讲了一遍，演讲通过广播转播，整个德国的客栈、酒吧以及广场都能听见。在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层层保护之下，希特勒对听众详细讲述了精心编织的天方夜谭：罗姆党徒是如何准备颠覆第三帝国的。他说，一共有四股对政权心怀不满的势力参与政变：渗透进冲锋队的共产主义街头流氓；不愿将1933年1月30日当做革命终点的政治头目；相信永久革命、不愿安定下来的人；最后还有上层社会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他们想用绯闻、谎言和阴谋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希特勒说，因为整个冲锋队都在搞颠覆，政府已经无法单单只剪除其表现出格的部分。希特勒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没有诉诸法律的情况下直接动手：

如果有人指责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我只能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负责，因此我也是德意志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令消灭叛乱集团……任何势力都不能威胁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我们民族的存在由内在的法律和秩序保证——所有叛乱都要受到惩罚！任何人每时每刻都应该铭记在心，如果他举起手来反对国家，那么他的最后下场就一定是死亡。[48]

希特勒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非法，但司法机关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相反，国会还热烈欢迎希特勒的自我辩护，并通过了一个感谢希特勒的决议。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以病危总统兴登堡的名义发送了一份电报，表达了总统对行动的支持。一部法律迅速得到通过，赋予之前的行动以合法性。[49]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这些事件一开始让大众非常困惑。任何公开批评行动的人都立即被捕。按照媒体报道，警方发布了“言辞激烈的告示，警告叛乱分子和邪恶的煽动家”。“散布谣言、恶意诽谤纳粹运动和元首的人”都遭到威胁，“要送他们进集中营”。当局的高压政策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人们对未来惴惴不安，害怕自己被捕。很多人还怀疑，除了6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无从知晓的内幕。地方警察当局报告称，民间到处是谣言、想象、“牢骚”和“抱怨”。宣传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四处流传。”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未能消除这些谣言。纳粹集团的这次内斗令社民党和国家人民党的前成员对前途变得乐观起来，“看来希特勒很快就会倒台。”[50]不过，因为希特勒对“褐衫军大佬”采取了行动，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冲锋队员成天在街头醉酒闹事，多数民众其实都松了一口气。[51]

汉堡的一位保守派的中学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的反应较为典型。1933年的波茨坦日和联合内阁的组建原本让她颇感振奋（“伟39大的、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德国节日！”），当政府开始没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知名犹太移民的财产时，她担心起政权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不能那样做。别搞不清楚什么是财产权；有其实无其名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很多人一样，她把1934年6月30日当作“我们所有人从心底里被打垮的一天”。她对被处决的人有“道德问题”

的说法半信半疑（“让整个德国蒙羞”）。她花时间和朋友交换各种谣言，在朋友家里屏息收听广播中的最新消息。随着许多细节被逐渐披露，她慢慢对希特勒的行为产生了崇拜。“他在慕尼黑表现出来的勇气、决断以及果敢简直独一无二。”她把希特勒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她在日记里讲，“没有审讯、没有军事法庭参与”这一事实只是加深了她的崇拜。她深信罗姆和施莱歇确实准备一起发动政变。

索尔米茨说，这是饱受质疑的前总理（指施莱歇）最后一次政治冒险。索尔米茨的轻信和自我安慰是德国中产阶级在初期困惑之后的典型反应。他们以前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1933年中期让街头恢复了秩序，使国内政局稳定下来，这次他又做到了。平叛之后的第二天，总理府和宣传部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表达对元首的忠诚。不过，到底是热情、紧张还是自我安慰在驱使他们这么做还值得商榷。希特勒动作迅速、行动果敢，这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和纳粹党之前在人们心中混乱激进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52]有一些人，比如前社民党人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对施莱歇的妻子遇害深感震惊，因为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所谓叛乱，就连怀疑她都是不可思议的。[53]只有对纳粹统治不满的人尖酸地评论道，这次清洗最大的遗憾在于被消灭的纳粹分子太少了。[54]

纳粹党这一次清洗规模很大。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向国会宣称一共有74人被杀，而戈林单方面就逮捕了上千人。至少有85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被当场杀害。[55]死者中有12人是国会代表。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和冲锋队成员至死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在死前仍认为是军方逮捕并最终枪毙了他们，还宣誓要永远忠于领袖。随后的几周内，抓捕和撤职仍在进行，特别是针对褐衫军中最无赖和最腐败的那部分人。严重酗酒、同性恋、盗窃公款、聚众闹事，这些在前几个月使褐衫军恶名远播的行为通通被无情清算。清洗过后，有些冲锋队员仍会酗酒闹事，但其规模和危险程度远不及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那几个月。幻想破灭、失势无助的冲锋队员开始大批退出组织。1934年8月到9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大约有10万名冲锋队员离开了组织。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这里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准入条件变严，组织人数受到限制。同时从1935年开始，失业率下降，军队开始重新募兵，这些因素都分走了大量可能加入的年轻人。[56]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留了下来。某冲锋队领导人的一份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某个夜晚发生在褐衫军营地的事情。根据他的记录，所有人都喝醉了，两个区的人在凌晨1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好几人受了刀伤。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冲锋队员袭击汽车，向车玻璃扔瓶子和石头，还殴打驾驶员。整个纽伦堡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阻止冲锋队继续伤人。一个队员由于醉得不省人事掉进了厕所沟里，虽然被人拖了出来，但不久之后便死于氯气中毒。直到凌晨4点，营地才安静下来，当时已经有6人被杀，30人受伤。另外还有20人因为别的原因负伤，有的是跳上或跳下汽车（或卡车）时受伤，有的是挂在边上掉下来，有的是车子启动时从后面掉下来。这些意外此后仍层出不穷。褐衫军吃了教训，人数降低，自主权被剥夺——纳粹领导层宣称——内部最极端、暴力以及腐化的元素被清除了，但是在政府需要之际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暴力本色，甚至即使政府不需要它，它的暴力本性有时也会迸发出来。[57]

军方松了一口气。布隆贝格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保证军队会绝对忠诚。他对希特勒处理“叛徒和杀人犯时战士般的决心”表示祝贺。冯·赖歇瑙将军迅速找了个借口把针对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血腥谋杀行动糊弄了过去。施莱歇这位军内资格最老和最具公共知名度的将军在官方公报中被描述为叛徒。公报说他和罗姆以及境外势力合作，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被抓时武装拒捕，被当场击毙。冯·赖歇瑙对一起被击毙的施莱歇妻子是否同谋语焉不详。在庆祝活动中，军官们开了很多香槟酒，现场一片狼藉。年纪轻轻但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中尉称赞这次行动是“拔出脓疮”，而高级军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枪毙。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点，连布隆贝格都觉得有失体面。只有一个人认为军队高兴得不是时候。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告诉冯·弗里奇将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58]

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Ⅰ

当这些事发生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身体状态正每况愈下。8月1日，希特勒前往诺伊德克拜访了国家领袖和德军一战时的军事统帅。兴登堡居然称希特勒“陛下”！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在跟德皇说话。[59]兴登堡的迷糊生动展现了过去八个月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兴登堡的医生告诉希特勒，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这位老人只有24小时可活了。飞回柏林之后，希特勒在当天晚上下令召开内阁会议。还没等老人死去，内阁便决定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合并，将总统的所有权力移交给总理。命令将在兴登堡死去的那一刻生效。希特勒没有等多久。1934年8月2日早晨9点，兴登堡总统离世。许多德国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个时代终结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里面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从无怨言的人。他将他的、我们的时代一起带进了坟墓。”随兴登堡进坟墓的还有他的职位。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这一头衔不适合继续使用。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这一头衔由一部法律确保生效，并经由8月19日的全民公投获得合法性。[60]

于是，希特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元首。这一职位最重要的特征是军队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宣誓，冯·赖歇瑙将军在没有和希特勒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新誓词。老誓词中宣誓效忠的对象是魏玛宪法和一个不具名的总统。然而新誓词却完全不同：“我向上帝起誓，我将无条件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三军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随时准备好以生命捍卫誓言。”[61]这一誓词绝非徒具形式。对德国军人而言，宣誓的意义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军人重大。誓词贯穿于德国的训练和教育之中，强调责任、荣誉，以及不守誓言的种种后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誓词中加入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这意味着不管希特勒的命令合法与否，都必须效忠于他。之前誓词要求的只是向宪法效忠，军队将忠于能够代表德国的“合法权威”。[62]

一些军官完全清楚新誓词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此抱有疑虑。就在宣誓第二天傍晚，出身中产阶级、工作勤奋努力、刚刚在1934年晋升为部队处（1935年改名为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的保守主义炮兵军官路德维希·贝克少将把8月2日称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过多数人要么表示支持——因为希特勒达成了军队八个月以来的希望——要么并没有意识到新誓词的严重性。但是希特勒肯定意识到了。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之后他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写了一封肉麻的感谢信，向军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承诺军队的忠诚一定会得到回报。布隆贝格投桃报李，命令军队现在要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而非之前的非军事称谓“希特勒先生”。[63]军方的誓词给之后文职官员的誓词提供了样板。8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文官系统和军队一样，要效忠的对象是“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这是一个在任何宪法章程中都不存在的职位，它的权威不属于德国政府，而是希特勒的私人之物。[64]

这些事件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袖权威。一位名叫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年轻宪法律师在1939年给出解释，元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集体意志”：

元首权威浑然一体，无所不包：国家能利用的所有资源都汇集其中。它包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向元首效忠的德意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元首的权威不受任何监督或控制；在它面前，没有任何所谓不可保留的、多由相互猜疑引起的个人私权；元首的权威独立自由、凌驾一切、毫无限制。

胡贝尔的书《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后来成了纳粹红宝书。他在其中写道，希特勒的意见代表了人民的客观意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元首可以纠正“被误导的公共意见”，并且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曾在1931年博克斯海姆事件（Boxheim affair）扮演中心角色的纳粹知识分子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写道，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凌驾于现存的其他一切法律之上。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是来自历史。后来果如贝斯特所言，那个宪法授予、无关紧要的称谓“德国总理”被希特勒悄然抛弃了。[65]

其实不只是希特勒个人，整个纳粹运动都普遍认为法律条文和国家宪法一文不值。纳粹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法律行事。即使是在放弃直接靠政变夺权的想法之后，他们也依然如此。对纳粹分子来说，子弹和投票箱都是权力的辅助工具，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投票和选举被他们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不是通过公共意见的自由发表，而是通过希特勒个人和象征着德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纳粹运动来表达。即使德国人民自己都不同意，但纳粹运动依然坚称自己代表了他们。一些普遍的法律原则——比如不能杀人、避免暴力、不要搞破坏和偷窃等——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分子抛在一边，因为他们相信历史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的利益使得德国在一战战败后采取的各种极端措施都变得合理。[66]

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初期，不能随意废弃或者无视国家的官僚机器，如司法、警察、刑罚和社会福利体系等。这套统治机器继承于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源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按照流亡国外的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说法，当时的德国是所谓“二元国家”。1941年弗伦克尔在美国出版了《二元国家论》（The Dual State）。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存在一个“常规国家”（normative state），其中有规则、程序、法律和习俗，也有总理府、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德国还有一个“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一个本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系统，其合法性完全来自超越法律的元首权威。[67]胡贝尔一类的政治理论家十分仔细地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的权威”和“元首的权威”，他明确指出，在德国后者先于前者。这样一来，那些从纸面上看并不合法的行动——比如“长刀之夜”的那些谋杀——就因获得了元首的许可在事实上变得合法。相关的逮捕、监禁以及谋杀行动都由党卫队完成，并不通过警察和常规执法机构，事后再由“常规国家”的有关机构赋予合法性。这些事实形象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常规国家”和“特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减少。前者越来越服从于后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被后者腐蚀；“常规国家”的规则日益松弛，律法不彰，后来连仅剩的犹豫和怀疑都抛弃了。早在1933年7月初，身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已经开始在信中签上“希特勒万岁”（Hail, Hitler）。[68]7月末所有的文职人员——其中包括大学老师、律师及其他政府职员——都被要求在处理公务时使用所谓“德式问候”。从这一刻开始，在必需的场合不说“希特勒万岁”或不行纳粹礼将被视作公开表达异议。[69]这些都还只是顺从纳粹统治的外在表现，纳粹统治稳固之后，这种顺从日益严重。

弗朗茨·居特纳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届内阁的司法部长，在第三帝国治下他仍然保持了以前的权力。以居特纳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部长做出了“艰苦”努力，试图在法律上为元首的独断权力背书。于是，为了让希特勒的命令在事后看起来符合现存法律规范，他们开始不断发明新的词汇和概念。而在如“长刀之夜”一类的事件中，背书还意味着以追溯立法的方式为政府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擦屁股。1933年12月1日，“特权国家”优先于“常规国家”这一点在法律上获得正式确认。新法《保证党国一体化法》（Law for Guarantees of the Unity of Party and State）在形式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一体，但是里面的一些用语意思含糊，在现实层面没有可操作性。实际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小摩擦不断。从地方当局往上，各级纳粹领导人都在干涉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希特勒在1934年还特别要求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党的官员减少对行政事务的干涉，因为胡乱干涉在某些地区已经破坏了地方经济政策。希特勒发出声明称，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在纳粹党手上，党应该成为一个宣传工具，不要干涉国家事务。但是这个声明收效甚微。[70]

希特勒也曾推出大量措施，提升党的工作效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末辞职后，党的权力开始分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一些手腕灵活的政府文官借此设法削弱纳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加强党内集权，同时不想把权力交给潜在的对手。于是，他首先让一直忠心耿耿的鲁道夫·赫斯当上了党的副元首，但并不给他控制党组织的实际权力。1933年12月1日，希特勒让赫斯入阁。1934年7月27日，希特勒下令政府各部提议的法令都必须由赫斯的部门经手。1935年，赫斯又获得了审批文官任命和升迁的权力。这些举措增强了党对政府的影响力。赫斯本人并没有能力用好这些权力。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过，赫斯的巨大权力却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人利用，他就是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野心十足，从1933年7月1日开始担任赫斯的办公室主任。博尔曼精心打造了一支“副元首幕僚团”，将他们安插到不同部门，任职者均为纳粹忠实信徒。这些人和博尔曼一样，对党的重新集权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想借此机会系统制定政策，并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实施。1935年，博尔曼开始负责打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乡村的总部。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权力已经大到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接近希特勒。这是第三帝国运作的典型模式：博尔曼的机构现在和高级文职官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负责的总理办公室平起平坐。当希特勒在柏林时，拉默斯可以和希特勒有更多接触，从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希特勒待在上萨尔茨堡的时间越来越长，博尔曼可以直接拒绝拉默斯面见希特勒的要求。[71]

这种二元性遍布第三帝国的各个层级。1933年上半年，权力斗争引发的混乱逐渐消失，第三帝国内部留下了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机构。帝国总督、各部长以及地方党领导人竞相争夺中央政府的主导权，还和地方政府领导争夺占了德国一半领土的普鲁士。1933年4月，帝国将各联邦州的纳粹地方领导任命为该州总督，使上述纠纷得到了部分解决。1934年1月30日又有新措施出台，在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主政的内政部的压力之下，一项新法废除了自普鲁士以下所有州的政府和议会，将其辖下各部门并入帝国的相应部门之下。这样，已经主导了德国政治长达一千年的联邦制在第三帝国被废止（1945年后才恢复）。但是，部分联邦元素得到了保留，制年度并未完全解体。另外，由于党的地方领导人同时兼任州总督，再加上他们在党的官僚层级中占据高位，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巨大。

地图1 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1935年的《帝国地方政府法》（Reich Local Government Law）废除了地方选举，任命市长的权利落到了内政部手中。这激起了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敌意，他们经常凭借法律赋予的地方参政权任命官员，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并不合适的岗位，从而干涉地方事务。[72]

这些内斗自然并非是在反对纳粹统治和它的各种政策。在1933年的清洗行动之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要么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党员，要么对纳粹运动持支持立场。柏林几个要害部门的部长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因运动领袖戈林强力阻止了本应发生在普鲁士的大量行政变革而得到巩固。实际上，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抵制使改革从来没有达到内政部预期的效果。在其名义上的自主性——特别是代议机构——被废除之后，德国各个联邦州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行政架构。[73]所以，第三帝国的行政从来都不曾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纳粹彻底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畅通无阻的说法早已被历史学家抛弃。相反，大量互相竞争的机构和各种冲突使“常规国家”难以有效抵制“特权国家”的恣意干预，其权力和自主性注定会逐渐消亡。

在1934年夏天和早秋的乱象之后，希特勒为防自己发生意外无法继续担任元首或者被迫下台，迅速做了一系列安排。被委以重任的不是在“长刀之夜”扮演关键角色的赫斯，也不是希姆莱，而是冷酷无情、行事果断的赫尔曼·戈林。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当希特勒无法行使职权时，戈林就是“他的副手，可总揽一切政务”。几天后，戈林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12月13日新法通过，希特勒提名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并指示文官系统、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向戈林效忠。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戈林将利用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势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希特勒指定他作为副手和接班人表明，在兴登堡去世之后，第三帝国内部的实际权力和形式权力分配开始取决于个人意志，而非宪政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独裁政体，元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包括在没有征求其他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指定接班人。[74]

Ⅱ

希特勒的个人权威在党卫队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党卫队原本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和亲卫队，只对希特勒效忠，不遵守除自身规定之外的任何法律。海因里希·希姆莱从1929年起担任党卫队领导人，在他治下党卫队迅猛发展，到了1933年春已成为一支超过5万人的武装力量。1933年9月，希特勒在这5万人基础上又挑选了一批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卫队，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党卫队的其他精英组织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特别行动队，随时供希特勒差遣去执行特殊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秩序、制造恐怖以及参加“长刀之夜”一类的行动。[75]早在1934年，希姆莱就对党卫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不仅希望党卫队是随时可供希特勒差遣的一支可靠队伍，还想将它打造成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希姆莱有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日耳曼种族的最优秀品质。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76]

希姆莱的党卫队内部等级细密森严，每一级都有装腔作势的头衔，如上级集团领袖（Obergruppenführer）、旗队领袖（Standartenführer）等。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这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制服不仅保留了先前的银色骷髅头，还添加了两个模仿古代北欧文字的字母“SS”，像两道闪电一样在制服上锃锃发亮。不久，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后来还有更多的等级划分和各种标记。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募集资金。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则积极向党卫队捐款。党卫队有一个资助组织叫“德国党卫队之友”，成员包括银行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负责人海因里希·布特费希（Heinrich Bütefisch），以及其他各类企业代表。相关的企业包括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ücker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莱茵冶金—柏西格（Rheinmetall-Borsig）和汉堡—美国航运。很多人被授予党卫队荣誉头衔作为回报。他们当然知道，党卫队给的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他们和党卫队的关系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免遭狂热分子破坏。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希姆莱为该组织创办的杂志在1939年9月的发行量高达36.5万，而“朋友”每年给党卫队贡献的资金达到50万到100万马克。[77]

不过这些东西有可能削弱党卫队的凝聚力和精英色彩，所以希姆莱在1933—1935年间从已经有些臃肿的组织中裁掉了6万余人。他特别开除了同性恋、酗酒者以及出于机会主义而非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加入组织的人。尤其是从1935年开始，希姆莱要求党卫队成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普通成员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追溯到1800年，而军官是1750年。野心勃勃的现役党卫队成员开始积极查阅带有相关信息的教区记录，还有人花钱请专业谱系学家帮忙。党卫队成员加入组织之前还必须接受体检，证明他们有雅利安人的特征。希姆莱认为，经过进化上的适当引导，时间将筛选出金发碧眼的男性。早在1931年，希姆莱就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结婚都必须经他本人或他的办公室特别批准，而只有配偶符合种族要求才能获得许可。[78]不过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79]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明对比。[80]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兰多夫（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兰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1907年，奥兰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兰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ö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兰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兰多夫批评纳粹经济体制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让他陷入麻烦，不过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脑子好使”和“有决心”的赞誉。也许是因为乐于消化和阐明不易理解的真理，奥兰多夫在1939年9月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在整个德语区的负责人。[81]

成立党卫队保安处的动因是1931年早期的一些报告，报告称纳粹党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希姆莱成立了保安处来调查这些说法，并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海德里希后来成了也许是纳粹政权中最让人恐惧和厌恶的领导人，很多人发自内心地仇视他。1904年，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按照同代人的说法，这位小提琴手演奏时充满感情，经常泪流满面。海德里希一头金发，身材高瘦，脸很窄，眼睛小得几乎快要合上，这副长相让人觉得美中不足。海德里希还是个击剑高手。他在16岁时参加了自由军团，之后作为海军院校学生当上了海军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升中尉，在信号部门服役。他的一生似乎将在军队度过。[82]但海德里希的问题在于他四处树敌。海军士兵讨厌他鲁莽又专横的作风，嘲笑他高得近乎假声的嗓音。他和女人理不清的纠葛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其中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是法本公司的主管、海军上将雷德的朋友。他的女儿怀上了海德里希的孩子，这让他心怀不满。在为海军荣誉法庭召开的听证会上，海德里希想把怀孕的责任推给女方，这让海军军官们也非常讨厌他，致使他于1931年4月被海军开除。后来海德里希娶了他的新女朋友莉娜·冯·奥斯滕（Lina von Osten）。莉娜信仰纳粹主义，和慕尼黑党卫队领导人卡尔·巴朗·冯·埃贝斯泰因（Karl Baron vonEberstein）有亲戚关系。于是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东山再起，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海德里希的僭越行为惹恼了大量纳粹老党员，其中包括哈勒—梅泽堡的地方领导人。该领导人对海德里希进行了恶毒攻击，说他有犹太人血统。当时的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海德里希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指控纠缠了他一生，在他死后还冒出来过。[83]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在党卫队内部火箭般的蹿升。他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在这幅蓝图之中，党卫队和保安处最终将包揽警务和监视控制任务。早在1933年3月9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便接管了巴伐利亚警察系统，将警察系统内部的政治部门独立出来，并派党卫队保安处人士占据了关键岗位。接下来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警察系统，这些行动获得了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支持。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治警察体系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同样位高权重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1月30日为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警察系统。普鲁士的警察系统出自柏林警察常务委员会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个组织曾在魏玛时期负责搜集共产党情报，由职业警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领导的职业警察组成。戈林新建的独立警察力量叫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84]

1934年头几个月党内的明争暗斗最后因戈林打压威胁不断增大的罗姆褐衫军的行动而告一段落。虽然迪尔斯在1933年期间对执行纳粹政策充满热情，但他的职业习惯却使他不适合参加针对褐衫军的斗争，因为他不会不择手段。1934年4月20日，戈林用希姆莱取代迪尔斯成为盖世太保的新任领导人。[85]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挑拨戈林和弗里克互斗，且因为“长刀之夜”后党卫队与冲锋队正式分家而获得了大量的操作空间。戈林和弗里克不得不承认，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指挥权，但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盖世太保。戈林在1934年就放弃了，但弗里克和他的内政部并不愿意在权力斗争中迅速认输。局势最终倒向了希姆莱。2月10日新法通过，盖世太保正式脱离了司法体系，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其他组织节制。6月17日希特勒下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让海德里希负责盖世太保、刑事犯罪以及党卫队的安保工作，让另一位党卫队成员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负责传统警察力量。于是，党卫队和警察系统开始合流，大量传统职业警察加入了党卫队，党卫队成员也在警察系统内部占据了大量职位。这样，帝国的一个重要法律执行机关从“常规”向“特权”转变。1939年，党卫队保安处和安全警察被划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领导下的帝国安全总部，标志着这一转变正式完成。[86]

Ⅲ

第三帝国庞大复杂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首先的任务是抓捕和清洗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内部敌人。纳粹独裁统治建立之初，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曾进行有组织反抗。1932年11月，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完全自由的政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1170万张选票，左翼政党获得了1310万张。虽然左翼政党代表了相当数量的德国选民，但它们却无法有效应对纳粹集团的暴力行动。1933年头几个月，左翼政党的各类组织机构遭到无情镇压，镇压的对象还包括它们的一些附属军事组织，比如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和帝国旗帜（Reichbanner），以及与它们合作的一些组织，比如工会。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国外；它们的数百万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回忆起忠于信念和理想的一生，感到孤立和迷茫。一些以前属于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分别遭遇了永久监禁、跟踪、通信，对外联络受到监视。这些人内部四分五裂，互相敌视，震惊于纳粹党夺权行动之迅速与无情，一开始感到非常无助，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似乎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做出有效反抗。[87]

但从某些方面看，相较于纳粹德国的其他组织，社民党和共产党更具备反抗的能力。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曾反复遭到禁止和镇压。19世纪初，梅特涅（Clemens Wenzel Lothar Metternich）曾经动用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后革命时期（指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政府也曾镇压过工人运动；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1878—1890年间俾斯麦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Anti-Socialist Law）打压工人运动。对社民党人来说从事地下活动并不新鲜。而且，《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老社民党曾经建立过一套相当完善的秘密联系网络。到了纳粹时期，虽然老了40岁，但其中一些老党员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雄事迹鼓舞了许多青年社民党人，同时，魏玛共和国晚期社民党某些寻求妥协的做法也让年轻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重新振兴社民党曾经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既然世界级政治家俾斯麦都不能置他们于死地，那么啤酒馆的那个小煽动家希特勒就更没有可能了。社民党活跃分子迅速展开行动，印制大字报、报纸和宣传单，秘密散发给社民党的支持者，试图加强他们抵制纳粹宣传的决心。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仍然深入人心，它让很多人坚信纳粹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纳粹政权只是资本主义为自保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绝望抵抗。现在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等待第三帝国自我毁灭。社民党人坚信，能够让群众准确把握这一点，就有可能摧毁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让大众做好消灭纳粹主义的准备。[88]

德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工业中心——在工人运动方面有着长达数十年的深厚传统。在这些地区，一些秘密小组迅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甚至在一些工人运动文化并不繁荣的危险地区，社民党也成功进行了重组，并在地下继续活动。比如在汉诺威（Hanover），当时还很年轻、后来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主义前线”（Socialist Front）的组织，拥有成员约250名。该组织有一份油印的新闻简报叫《社会主义简报》（Sozialistische Blötter），在该地区的联络点一共发行了1500期。[89]规模更小的一些类似组织也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Augsburg）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甚至纳粹运动的老巢慕尼黑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趁夜在街上贴海报，号召人们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他们还在工作场所留下57传单，上面或是各种口号，或是一些简评指责纳粹宣传扭曲某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整个德国有数千名社民党活跃分子在从事着此类活动。他们尤其注重和流亡布拉格的党的领导层保持联系。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唤醒大众，还想把忠诚于党和工会的人组织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许多人过着双面人生，表面上事事服从纳粹政权，暗地里利用空闲时间从事抵抗运动。一些人趁出国旅行时搜集流亡党组织印制的传单和报纸，如《新展望》（Neue Vorwörts），然后把它们偷运回国，分发给国内的党员；同时每月向流亡在外的领导层汇报德国国内的详细情况。这些报告冷静地评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客观现实。[90]

不过，这些行动连社民党最基本的目标——维持先前党员之间的团结——都没能实现，遑论将反抗者的消息带给大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首先，反抗者缺乏领导。多数知名社民党人已经流亡国外，即使想留在国内，也很难长时间不引起警察注意。比如，西里西亚的前国会代表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曾辗转德国各地，分发社民党非法刊物，多次死里逃生。不过，1933年8月他不得不屈服于形势，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偷渡到丹麦。[91]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社民党领导人不是在蹲监狱就是在集中营，不是已经被杀就是已经被噤声。其次，事实表明一个流亡在外的领导层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流亡领导层拒绝妥协，这已经疏远了很多1933年投票选择留在国内的同志。1934年1月，流亡领导层发表《布拉格宣言》（Prague Manifesto），主张直接没收财产、希望在希特勒下台之后立马摧毁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的激进政策，使得形势雪上加霜。[92]《宣言》非但招致许多地方反抗组织的反对，也没有让其他人相信党的领导层已经摆脱了让党在1932—1933年间缺乏反抗意志的宿命论和被动性。[93]由于不满党的无力和弱小，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开始独立行动，有的叫“国际社会主义者战斗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League），有的叫“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Germany），还有的叫“红色别动队”（the Red Shock-Troop），一个局限于柏林地区的组织。结果导致这些组织在政策制定和策略选择上和其他忠于布拉格流亡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争吵不断。[94]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唤醒大众对抗政府的想法——这是欧洲历史上地下运动的传统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建立群众基础几乎绝无可能。在第三帝国治下，残存的工人运动传统十分薄弱且无足轻重。纳粹政权对地方上各式各样的组织和协会进行了彻底的“整合”。兔子繁殖协会、体操俱乐部等名称各异的组织本想挂羊头卖狗肉，去掉名字中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词，保持领导层和所有成员不变，但类似伎俩很快就被警察和当局识破，相关组织都被强行取缔。因此，社民党抵抗运动的规模始终无法扩大，只能由一群活跃分子组成的地方精英小组勉强维持。此外，纳粹政权不是梅特涅和俾斯麦的政权：梅特涅和俾斯麦代表了小部分威权精英，而纳粹政权一开始就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动员人民支持一个会克服内部分歧的新国家，为全体日耳曼种族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灰暗的现实，社民党活跃分子很快就会领教到。[95]

在1934年和1935年，依法进行的工厂车间代表年度选举中出现了大量弃权票，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依然怀念并忠诚于以前那个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当时空白票和废票特别多，导致当局无法公布1934和1935年的选举结果。从此选举就再没举行过。[96]盖世太保抓捕了大量分发传单（传单呼吁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否”）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1200人。德国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汉堡）也拘捕了大量社民党人。1935年5月1日，社民党抵抗运动一期特殊的传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到了1935年末，社民党正式的地下反抗组织已被有效消灭。不过，社民党人数众多，它代表的文化传统长盛不衰，数十万老党员会继续在内心忠于党的基本价值。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间里，一些和总部失去联系的非正式社民党松散组织保存下了这些价值和力量，尽管它们没有任何能力使其派上用场。[97]

有一小部分激进的社民党人在1929年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自称为“新开始”（Neu-Beginnen）。他们认为，争取抵抗运动的胜利，其首要条件在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再联合。他们相信，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敞开了大门。新组织有约100名成员，支持者众多，他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使两党重新联合。为此，他们向共产主义小组渗透，还想从社民党内部改变党的路线。领导人瓦尔特·勒文海姆（Walter Loewenheim）的一份宣言于1933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发行了1.2万册。宣言在德国秘密流传时，在抵抗运动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勒文海姆在1935年认为，联合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已经没有继续开展的必要。虽然其中一些成员——比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斯滕（Francis Carsten）——想要继续，但是盖世太保掀起的抓捕浪潮迅速了消灭了残余势力。卡斯滕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开始读一个研究普鲁士早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其他一些或流亡或留在国内的小规模抵抗组织下场也差不多，包括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Party of Germany）。工人党的其中一个领导人是年轻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曾经流亡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后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后来官至西德总理。不过，这些组织都认为两个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会引发分歧，是过时之物，尽管它们也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98]

共产党态度强硬，使联合战线很难组成。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德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执行莫斯科的极左路线，将社民党人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总路线发生改变。1933年5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申了被第三国际誉为“党的绝对正确的政治路线”，继续坚持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说，“尽管这些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被踢出了政府机关，尽管他们的组织和出版机构和我们一样受到了残酷镇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的事实：他们仍然是支持资本主义独裁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批评极左路线、主张和社民党人合作的共产党人，如赫尔曼·雷梅尔（Hermann Remmele）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在1932年就已经被逐出党的领导层，留下一直以来信仰坚定的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ölmann）作为共产党名义上的负责人，不过国会纵火案后他旋即被捕并被关进监狱，丧失了行动能力。共产党对社民党的指控根本缺乏证据支持，但是1933年末当时主要的共产党人弗里茨·黑克特（Fritz Heckert）依然在大声疾呼，“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资产阶级法西斯和在背后支持它的主要社会力量：社会民主主义。”[99]

德国共产党之所以持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并不仅是因为它无条件忠于莫斯科。它们也反映出1918年革命以来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长期敌视。1918年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受命于社民党的自由军团杀害。反过来，社民党人也知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杀害了大量反对者，其中俄国的“社民党人”孟什维克首当其冲。后来出现的失业大潮对共产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不和。1931—1934年间，社民党和共产党内部都不曾奢望两党能够联合行动。

社民党人多势众。1933年初，社民党拥有超过100万党员，而共产党只有18万左右。相比共产党，社民党人对党的忠诚更为持久。不过，多年的外部迫害和持续不断的内部整肃使共产党纪律严明，坚定团结。此外，共产党还有进行秘密工作和组建机密组织的传统。与社民党比较，共产党这一传统成形时间更近，也更高效。在1933年头几个月之后，各种非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德国迅速建立起来。讽刺的是，共产党人对时局缺乏现实考量这一点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狂热地相信，不只是纳粹政权，整个资本主义灭亡的日子都已不远，只消数月而已。因此，共产党人觉得有必要抛头颅、洒热血，冒着牺牲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100]但是斗争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尽管1933年的纳粹宣传不断警告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即将来临，但实际上刚刚重组的德国共产党比社民党强不到哪去。共产党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少数共产党人还试图为苏联窃取军事情报。然而数万名活跃于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只能勉力把地下运动维持下去，等着纳粹主义和支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垮台。他们组织秘密会议，散布境外的非法政治宣传，收党费，生产和散发一些制作粗糙的油印传单和新闻简报。这些传单和简报有时数量巨大，以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激励人们起来反抗纳粹政权。他们建立了一些秘密网络分发杂志和传单，杂志和传单由境外的共产党组织提供，由情报员偷运回国。德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还和国外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展开了广泛合作，比如由境外流亡者编辑、在国内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印刷的报纸《红旗》（Die Rote Fahne）。这些中心数量可观，索林根—欧利克斯（Solingen-Ohligs）就有一个非法出版社，每期杂志印1万本，每月印1到2次。五一劳动节时，一些地方的共产党还会举行秘密游行，他们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红旗或者镰刀锤子旗，还在火车站涂口号。和社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在1934年8月19日全民公投时散发传单，鼓励德国人投否决票。[101]

在第三帝国初期，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无疑表现得更活跃，也更有持久力。共产党人有更强的使命感，有些人会说这是狂热。他们得到流亡领导层的指导，尽可能维持共产党在德国境内的存在感。党的情报人员和特工往返于巴黎、布鲁塞尔、布拉格等境外活动中心，他们往往假冒身份，尽其所能维持抵抗运动或者恢复被破坏的运动。政府每组织一次突击，他们就散发一批传单，用欢快而肯定的语气揭露警察的残忍，表示纳粹政权未能摧毁抵抗运动。但是，这样的斗争方式却成了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因为传单让党既能被工人注意到，也能被盖世太保注意到。[102]党的科层结构和行为习惯也为警方辨识和追踪党支部的会计和秘书等成员提供了帮助，比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汉斯·普法伊费尔（Hans Pfeiffer），在非常时期依然一丝不苟地保存信件、会议纪要、订阅记录和党员名单。后来这些“无价之宝”全部落入了警方手中。[103]困扰着社民党的问题同样让共产党犯难：和流亡领导层联系困难，工人运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被摧毁，最有经验和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或是在外流亡，或是身陷囹圄，或是惨遭毒手。[104]

尽管共产党以纪律严明著称，但是党的流亡领导层内部也很快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歧的一方是占多数的极左派，主张继续攻击社民党；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他们意识到德共已经遭受重创，开始敦促党和社民党开展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年1月，共产国际公开谴责德共此前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并开始收敛自己的革命言辞。德共内部由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领导的一小部分人察觉到了变化，选择和莫斯科的新政策站在一边。乌布利希以前是柏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皮克是国会代表，并曾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斯巴达起义”中被自由军团杀害前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这次意识形态转向使德共改变了有利于盖世太保镇压运动的集中式架构，代之以松散的组织，赋予各部门较高的独立性。这似乎才是适合团结高效的工人阶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组织方式。[105]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地方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与社民党争斗太久，积怨已深。1934年中，7000名埃森工人在一位死于监狱的共产党人墓前举行示威活动。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宣布，不欢迎社民党人参加示威，因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一直在和社民党做斗争。此外，流亡巴黎的乌布利希受命组织由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组成的人民阵线，但他极易激怒他人。有的人认为他并不真心支持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所以有意挑衅，好把新政策失败的责任推给社民党。同时，由于盖世太保对德共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很多德国境内的活跃共产党人不知道党已经有了新路线。社民党对人民阵线的提法满腹狐疑（它确实在法国和西班牙成功了），这样的“联合阵线”在魏玛时期就有过，是共产党用来对付社民党的策略。两党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凝聚的仇恨实在太深，不可能在德国内部形成真正的联合。[106]

当人民阵线政策全面启动时，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组织都已经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沉重打击。1933年6—7月间的大规模抓捕行动迫使抵抗运动重组，但盖世太保迅速查到了重组组织的动向，再一次开始了抓捕。杜塞尔多夫共产党支部的非法抵抗历程也许是个典型。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大的工业中心，有着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共产党的主要地盘。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在杜塞尔多夫获得了7.8万张选票，比纳粹党多了8000张，超过社民党2倍还多。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发布之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严重打击了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在27岁的胡戈·保罗（Hugo Paul）的领导下，共产党迅速卷土重来，定期印发新闻传单，开展宣传攻势。然而在1933年6月，盖世太保查获了党的记录，在传单印刷者家中将保罗逮捕。一番严刑拷打后，其他活跃分子随即暴露，到7月末有超过90人被捕。柏林的共产党地下总部派出了好几批人接替保罗，频繁变动人员，以防被人发现。1934年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约700名党员，开办了一份新闻简报，每期印发4000—5000份。他们在夜里把传单塞进人们的信箱，或者在火车站、银行、电影院以及旅馆等高层建筑顶上用一种叫“爆蛙”（knallfrosch）的装置分发传单。“长刀之夜”那天，党组织撰写了尖刻嘲讽的批评文章四处散发，视其为一次特别的胜利。

然而，盖世太保成功策反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威廉·加特（Wilhelm Gather），于1934年将他作为双重间谍安插至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紧接着便发起了逮捕行动。城市中心防卫区抓到了60个，腓特烈施塔特（Friedrichstadt）的工人阶级地区抓到了50个。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也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出卖同志。尽管遭受了这次重创，但是他们因为罗姆被杀的消息又重新乐观起来，认为纳粹统治即将从内部崩溃，党员人数也有实际增加，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党员达到了4000人。上升趋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盖世太保加强了集权，提高了效率，更多共产党人随即被捕。最致命的是，共产党在柏林的地下总部在1935年3月27日被一锅端，地方党组织从此失去了领导和前进方向。党员对自20年代以来一直执行的极左路线越来越失望，党内士气每况愈下。党员退党和后续的逮捕行动让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地下党组织支离破碎。等到1935年6月新的地区领导人瓦尔德马·施密特（Waldemar Schmidt）上任时，共产党组织已经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组。施密特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向党的流亡领导层汇报情况就很快被捕了。[107]这样的事情在德国遍地都是。比如在哈雷—梅泽堡（Halle-Merseburg），一个警方卧底在1935年初领着盖世太保摸到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会议的会场。被捕的人熬刑不过，泄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字；党的文件被查获，更多人遭到抓捕和拷打，最后一共有超过700人被捕，当地共产党组织毁于一旦。少数幸存的党员士气全无。此时，党的干部之间互相怀疑（这种猜疑并非全无道理），在政治上已经难有作为。[108]盖世太保通过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室内搜查，对嫌疑人施以酷刑审讯，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运动，包括它的福利组织“红色救援”（RoteHilfe）。“红色救援”负责帮助身陷囹圄或者陷入其他困难的党员的家属。自此以后，只有小部分非正式组织的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许多地方甚至连这种人都没有。[109]这时候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之前的要唤起群众的雄心壮志，转而专心等待纳粹统治最终垮台。在第三帝国初期所有抵抗纳粹主义的组织中，共产党最坚定也最无畏。相应地，他们为此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110]

和留在德国的同志相比，那些在苏联寻求庇护、躲避镇压的共产党人同样命运悲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不断升级，俄国和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遭遇失败，强行工业化历经艰辛苦难，这些因素令苏联领导层日益偏执。1934年，当时苏联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遭到谋杀，这起谋杀很明显是一些布尔什维克高官共同策划的。案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展开清洗行动，大量逮捕党内官员，局势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遭到逮捕和枪决的苏共领导层官员就已达数千人之多，被捕者被押到作秀式的公审大会上，被逼承认“颠覆政权”和“阴谋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清洗迅速蔓延到普通党员之间，官员和普通党员争相检举党内疑似叛徒或颠覆破坏分子的人。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西伯利亚地区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已经塞了数百万名囚犯。据估计，从斯大林在20年代末夺取最高权力一直到他在1953年死去，苏联一共有75万人被执行死刑，另有至少275万人死在了集中营。[111]

在这种恐怖、惧怕和互相揭发的氛围下，任何非常之举都可能成为逮捕、监禁、酷刑和被杀的借口。和外国政府有联系，甚至曾经在国外居住都开始引起怀疑。不久，大清洗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也卷进了毁灭的漩涡。数千名在苏联寻求庇护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捕，或是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超过1100人被控以各种罪行，遭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被长时间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劳改营中。不少人遭到杀害。死者包括数名德共政治局前任或现任委员，有海因茨·诺伊曼，他是前任宣传部长，曾在1932—1933年间主张暴力行动，但被强烈拒绝；有胡戈·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由于好友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埃伯莱因在苏联不受欢迎；还有赫尔曼·雷梅尔，他在1933年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纳粹夺权成功就等于工人阶级的失败之类的话。德共政治局在1920—1933年间总计有44名成员，其中死于斯大林迫害的比死在盖世太保和纳粹政权手上的还多。[112]

第三节 “人民公敌”

Ⅰ

1933年2月27—28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年轻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遭到关押，那时候他应当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了。希特勒也是这么说的，他宣布囚犯会被绞死。但是，他的说法实际上于法理不通。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在那里绞刑确实是常见的死刑手段。但在德国，斩首作为执行死刑的唯一方法已经沿用了近一个世纪。此外，《帝国刑法》并未规定纵火罪罪犯可以被判处死刑，除非造成他人死亡。在范德吕伯的案子中，那把火没有烧死任何人。因此，帝国司法部的官员和法律顾问对判处范德吕伯死刑抱有疑虑。但是，内阁根本不理会这些人，说服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下令，把2月28日通过的《国会纵火案法令》中的死刑条款向前追溯到自1月31日（希特勒上任第一天）以来的纵火和叛乱等犯罪行为上。当时某些仍然敢言的新闻评论指出，总统令违背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不溯及既往原则”，因为犯罪行为发生时罪犯并不知道这些后加的惩戒措施。

就范德吕伯的例子而言，如果他放火时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死刑判决，他一开始可能就不会选择犯罪了。现在，没人能在犯罪前确定自己会面临何种惩罚了。[113]

希特勒和戈林不仅坚持要处死范德吕伯，还想把脏水溅到德国共产党身上，指责共产党是纵火案的幕后主使，宣布德共非法。于是在1933年9月21日，站在莱比锡帝国法庭上的不仅有范德吕伯，还有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以及德共在国会的领导人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他们面临的指控是纵火罪和叛国罪。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是持保守立场的威廉·宾格尔（Wilhelm Bünger），以前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的政治家。

尽管宾格尔本人有着各种政治偏见，但却是个遵守规则的老派律师。季米特洛夫为自己做了非常巧妙的辩护，使得证人席上的戈林像个十足的白痴。依靠饱含激情的共产主义话术和高超的法庭辩护技巧，季米特洛夫最终洗脱了所有指控，罪行被范德吕伯一人承担。范德吕伯不久之后便被推上了断头台。但是三个保加利亚人也很快再次被盖世太保拘捕，最后被驱逐至苏联。托尔格勒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社民党人。[114]

法庭做出了一项谨慎的判决，裁定共产党确实曾为发动革命计划纵火焚烧国会大厦，所以《国会纵火案法令》完全合法。但是法庭认为，指控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有罪。[115]纳粹领导层被扇了一记耳光。纳粹喉舌《种族观察家》谴责这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现行的法律还走在已经过时的、和人民完全不合拍的自由主义路线上”。[116]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从德国普通法院手上收回了判处叛乱罪的权力，转交给1934年4月24日设立的特别法庭，即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将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快速处理政治犯罪，由两名职业法官在三名业余法官的协助下负责审判。这三名业余法官由纳粹党、党卫队、冲锋队等组织委派。人民法庭的主席几经周转，从1936年开始一直为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担任。提拉克出生于1889年，是个老纳粹，1933年被任命为萨克森（Saxony）司法部长，两年之后担任德国最高法院副院长。[117]后来在战争期间，提拉克成为破坏德国司法体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为当时已经高度政治化的德国法庭引入了一套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新注解。

同时，对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的审判也在筹备之中。纳粹指控共产党试图在1933年发动起义，若指控成立，则意味着共产党的叛乱意图已是板上钉钉。纳粹政权为台尔曼罗织了一系列罪名，包括恐怖袭击、引爆炸弹、大规模投毒、劫持人质。但是这些指控都缺乏有力的证据，于是审判不得不推迟进行。作为德国主要政党的前领导人，台尔曼的审判吸引了超过1000名外国记者申请旁听。这一情况让当局十分担心台尔曼很有可能使审判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纳粹集团已经提前决定判台尔曼死刑，但上次国会纵火案审判的经历让纳粹领导层（特别是戈培尔）忌惮不已，他们问自己，一次表演性质的公开审判是否必要？领导层最后决定采取一种更安全的做法：给台尔曼带上镣铐，将他保护性拘留在柏林莫阿比特（Moabit）监狱的一个阴暗房间里，后来又被转移到汉诺威，再后来是包岑（Bautzen），始终不对他进行正式审判。共产党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台尔曼被囚这一事件，为其无限期保留了主席职位。1934年一群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次营救活动，打扮成党卫队潜入监狱，但是救援小组中混入了盖世太保的奸细，救援行动功败垂成。台尔曼一直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他和家人的通信受到审查，没有一丝一毫的逃跑机会。他始终未能站在法庭上，也从来没有接受正式指控。他被囚期间，全球各地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人士反复不断地组织国际抗议活动，要求释放台尔曼。[118]

人民法庭虽然无法对台尔曼进行公开审判，但它首先至少可以选择不那么惹眼的囚犯。设立人民法庭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规则快速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被告的权利很少能得到保障。1934年人民法庭判了4起死刑，1935年上升到了9起，1936年是10起。这23起死刑中只有1起最后没有执行。1936年提拉克上任之后，人民法70庭变本加厉，1937年判处37名被告死刑，执行了28人，1938年17人，只有1人没有执行死刑。[119]从1934年到1939年，一共大约有3400人曾在人民法庭受审，这些人大多来自共产党或社民党。那些没被处决的平均每人收获了六年刑期。[120]

人民法庭是新设立的“特别法庭”体系的最高法院，这一体系专门用于处理政治犯，罪行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比如讲了一个和元首有关的笑话等。纳粹当局在这一领域和在很多其他领域一样，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创造力，不过是借鉴前人经验而已，人民法庭的想法即主要来自1919年巴伐利亚共产主义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下的人民法庭。[121]但纳粹党的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并未垄断政治案件的审判工作。从1933年3月18日到1934年1月2日，有近2000人被常规法庭判处叛国罪，另有4000人处于拘押候审状态。其中既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所以新法庭虽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与常规司法体系是并立关系，两种体系都会处理各种政治犯罪案件。而且常规法庭自纳粹独裁以来并非一成不变。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头一年，各类法庭宣判的政治死刑案共有67起。1928年废除的死刑在1930年又重新引入，虽只在小范围内使用，死刑不再限于杀人犯，而是更多地用于各种政治犯。1933年，德国执行了64起死刑，1934年是79起，1935年94起，1936年68起，1937年106起，1938年117起。这些案件大多按照戈培尔的命令，被写在醒目的红色海报上，贴在死刑执行地公开展示。执行死刑前在监狱内举行的演奏仪式被废除。在普鲁士传统中，执行死刑一般是刽子手手执大斧砍掉囚犯的脑袋，这一点饱受包括许多纳粹法学家在内的德国司法界人士诟病，1936年希特勒以个人名义下令，各地应该用断头台取代大斧。[122]

设立死刑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其受害者是30年代初街头暴力中和纳粹分子结仇的红色前线战斗联盟战士和在第三帝国治下继续反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干部，虽然他们最多只是印发一些批评性质的传单，或召开所谓的秘密会议意图颠覆政权。第一批被推上断头台的共产党人是四个年轻人，当局认为他们参与了1932年6月的阿尔托纳“血色星期天”。当天，一群褐衫军成员在普鲁士一个共产党势力较大的地区举行游行，多名成员遭到枪杀。政府声称是共产党所为，但真正的凶手其实是惊慌失措的普鲁士警察。阿尔托纳的特别法庭给四个年轻人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阴谋武装起义。他们后来向赫尔曼·戈林上诉。阿尔托纳的检察官建议戈林驳回上诉：“执行死刑可以让那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这个警告的效果会持续很久，足以杀一儆百。”[123]最后这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相关新闻传遍大街小巷。[124]1934年，40名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在汉堡一座监狱的后院被迫观看四个红色水兵同志被大斧斩首的过程。一些褐衫军和党卫队成员，以及在1932年街头斗殴中死亡的纳粹活跃分子的男性家属也观看了这场表演，这种行为纯粹是为了报复。40名共产党人不为所惧，公开反抗，高喊政治口号，大胆地袭击刽子手。后来，类似的表演再也没有出现过。[125]

Ⅱ

绝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并未质疑这种行为，但帝国司法部的一个保守派官员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他在死刑判决数据统计草稿旁边特别注明，在1933年9月28日被斩首的死刑犯中，有一个人只有19岁。国际上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抗议活动，要求赦免被指控的共产党人——比如以前是国会代表的阿尔贝特·凯泽（Albert Kayser）。但凯泽还是在1935年12月17日被执行死刑。女性也开始被置于屠刀之下，这是魏玛时期没有干过的事情。第一个被处决的女性是共产党人埃玛·蒂梅（Emma Thieme），时间是1933年8月26日。这些人死于纳粹政权新规定的一系列死刑罪名。1933年3月2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称任何以毁坏财产的手段制造恐慌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1933年4月4日的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有蓄意破坏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1933年10月13日通过的法令规定刺杀州或党的官员的人将被处以极刑。最夸张的恐怕是1934年4月24日的一项法令：图谋修改宪法，或意图以武力威胁或密谋分裂第三帝国将被判处死刑。于是，任何散发传单（这和“图谋”有关）批评独裁政体（这和“宪法”有关）的人现在都可能被抓起来杀了。后来，按照1934年12月20日通过的某个法令，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仇视性”言论（包括讲笑话）也能判处死刑。[126]

重启死刑并扩大死刑执行范围的是帝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居特纳不是纳粹党员，而是一个保守派，20年代曾经担任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在巴本和施莱歇执政时期，居特纳就已经入阁担任帝国司法部长了。他和多数保守派一样，支持1933和1934年为恢复秩序开展的镇压行动。“长刀之夜”后，他为谋杀行动追加了合法性，并扼杀了一些地方检察官要把凶手送上法庭的想法。居特纳相信法律条文和法律程序（不管是何种严刑峻法）。他很快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修订1871年通过的《帝国刑法》（Reich CriminalCode），以使《刑法》符合第三帝国的新精神。委员会成员、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尔（Edmund Mezger）指出，修订《刑法》的目的在于把所谓的两大原则结合起来，“一要强调个人对民族的责任，二要强调种族在整体意义上的改善”。[127]委员会开了许久的会，给出了冗长的草案，但却跟不上纳粹发明新罪名的速度。而且委员会给出的立法建议太琐碎，根本不受纳粹待见，从未被付诸实践。[128]

同时，司法系统愈发受到来自鲁道夫·赫斯等纳粹领导的压力，他们批评有些司法决定“毫无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其中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批评最重，他说，常规法院一直以来给“国家公敌”的量刑“按照一般的大众感觉而言太轻了”。在纳粹当局眼里，法律不是为了维护人类长期以来持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为了消灭国家公敌和表达种族感情。1936年，以德国司法理事、纳粹律师联盟负责人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名义发表的一份宣言这样解释纳粹法律观：

法官不是位于公民之上的国家权力代表，法官是德意志人民生活共同体的一员。他的任务不是强制推行凌驾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法律，也不是推行一系列普世价值。他的任务是保卫种族共同体的具体秩序，消灭威胁性元素，起诉危害共同体的一切行为，裁决共同体成员内部纷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党的纲领和元首讲话中传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阐释法律的基础。[129]

无论常规法院、法官以及检察官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的判决有多重，他们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纳粹主义设定的标准，因为这等于废除所有公平正义原则，将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的街头暴力当做整个国家的行为准则。

警察和党卫队经常把囚犯带出常规司法体系后再行处理，盖世太保则在某些囚犯出狱后将其再次逮捕送进集中营；对此，司法和刑罚系统的行政长官非但绝少埋怨，反而积极配合这种违反法治精神的行为。当州检察官因缺乏证据或其他原因（比如年龄）无法提起诉讼时，他们就把囚犯交给集中营关押。司法部的官员还给出指示，命令监狱长推荐危险囚犯（特别是共产党人），在他们出狱后对其实施“保护性拘留”。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千次。比如，一位历史学家曾研究了卢考（Luckau）的364名囚犯，其中有134人在服刑完毕之后被转交给盖世太保，这个134人的名单来自监狱行政机关的推荐。[130]这一过程可见于翁特尔马斯费尔德监狱（Untermassfeld prison）的监狱长于1936年5月5日写给图林根（Thuringia）盖世太保的一封信件，信中讨论的是马克斯·克某的转交问题。克某在1934年6月因参加共产党地下运动被判服刑两年零三个月，在监狱里表现良好，但是在调查了他的家人和关系网之后，监狱长和监狱官员都不相信克某已经改邪归正。监狱长这样告诉盖世太保：

克某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从他过去的生活来看，我不相信他已经改变了想法。我认为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一样，只是小心盘算着避免麻烦。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这位活跃的共产党领导人服刑之后对其实行保护性拘留。 [131]

可实际上克某只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名小卒，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人。然而这封在克某被释放前十二周寄出的信产生了效果。1936年7月24日，克某出狱之时，盖世太保已经在监狱门口等候。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集中营。有些监狱官员会强调疑犯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已经改过自新，但如果警察仍然认定他是个威胁，监狱官员的话就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不久之后，监狱指责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共产党人。1939年帝国司法部发出声明，禁止拘押刚刚获释的囚犯，因为这似乎破坏了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但声明毫无作用。监狱官员仍然会把疑犯的获释时间告诉警察，还在监狱腾出牢房，有时甚至是整片的州监狱，协助警察对数千名囚犯实施“保护性拘留”，这类拘留没有任何正式起诉或审判程序，且不仅发生在1933年3到6月大规模抓人的混乱时期。[132]

司法系统为维持自身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做出的努力对囚犯来说意义不大。居特纳不让警察和党卫队在囚犯还未服完刑的情况下就将其带到集中营，但他并不反对服完之后带去。他只是要求司法部门不要参与其中。虽然党卫队经常批评司法部心慈手软，但并没有法官因此被解雇或退休。司法部反对警方刑讯逼供，但警方根本不予理会，这说明居特纳的态度已不能左右司法现状，司法系统无力抵制党卫队的干涉。自第三帝国成立，警方和盖世太保的刑讯逼供经常使囚犯在被送回监狱时已经被打成重伤，这很难不引起辩护律师和亲朋好友的注意。司法部对类似做法表示反对，因为这会损害德国法律执行机关的声誉。经过大量协商，警察和司法部官员在1937年6月4日的一次会议上达成一致，应该制止这种肆意殴打囚犯的行为。会议规定，从今往后，警方审讯时最多只能抽囚犯25鞭子，必须有医生在场，并且必须使用“标准鞭子”。[133]

Ⅲ

在第三帝国治下，常规的司法和刑罚系统还在继续处理普通的非政治犯罪——盗窃、人身侵犯以及谋杀等——并实行了警察国家的镇压新措施。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因为3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还不明朗，许多死刑犯并没有被执行死刑；统治稳定之后，纳粹新政权对他们执行了死刑，于是短时间之内死刑数量大幅攀升。当局承诺，该执行的死刑不会耽搁，并表示他们正在斟酌赦免死刑的请愿。1933年5月，一份极右派报纸满意地评论道：“妇人之仁、有罪不罚的日子结束了。”到了1936年，90%的法院做出的死刑裁决都已经执行。政府鼓励检察官和法院指控杀人者犯了谋杀罪，以便达到76处以极刑的标准，而不是一般不会判死刑的杀人罪。结果，每1000名德国成年人中犯谋杀罪的人数从1928—1932年间的36人增长到1933—1937年间的76人。[134]纳粹分子根据犯罪学家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但是却无视了这些研究的诸多条件限制和具体细节）认为，这些囚犯在本质上属于遗传退化人群，应该从一个优秀的种族中清除出去。[135]

对触犯刑律的普通囚犯来说，纳粹种族学说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犯罪学家、刑罚专家以及警察基本一致同意应该无限期监禁“惯犯”以保障社会安全。1933年11月24日，《惯犯法》（Law against Dangerous Habitual Criminals）获得通过，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该法授权法庭对作案超过3次的罪犯实施所谓“安全监禁”，在罪犯服完常规刑期之后将其再次关进监狱。 [136]到了1942年10月，已经有超过1.4万人被安全监禁。其中包括被监狱长推荐追溯量刑的在押囚犯。比如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等监狱，超过1/3的在押囚犯都遭到了此类待遇。这些囚犯一般都没有从事什么严重暴力犯罪，而是干了些小偷小摸，比如偷自行车、顺了办公室的东西以及在商店行窃等。他们多数都是没有稳定工作的穷人，在通胀时期开始偷东西，在大萧条时期又重操旧业。有一个马车夫的例子比较典型。他出生在1899年，20年代和30年代初曾经多次因为小偷小摸入狱，有一次因偷自行车被关了十一个月，另一次因偷外套被关了七个月。每次获释之后他都带着在监狱工作拿到的少量薪水重返社会。然而他的犯罪记录让他既无法在大萧条时期找到工作，也无法从社会福利机构获得救济。1933年6月，他又犯事了，这次他偷了一个报警器和一些胶水，还在一场酒宴上顺走了一些装饰品。他服完刑后，被追溯量刑，关进了勃兰登堡监狱实行安全监禁，从此再没被放出去。当时，许多人都有着和他相似的命运。[137]

第三帝国时期监狱条件开始大幅恶化。以前纳粹集团经常攻击魏玛时期的监狱管理太松散，对囚犯太好，囚犯享受的食物和娱乐甚至比他们在外面得到的还要好很多。他们会这么说很正常，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希特勒、赫斯、博尔曼到罗森博格（AlfredRosenberg），都曾在魏玛时期蹲过监狱，并因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中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了特别优待。事实上，魏玛时期的监狱管理相当严格，很多地方的监狱生活有着浓重的军事化色彩。[138]不过，有一些地方的确尝试引进更宽松的管理方法，强调教育、改造和对囚犯的良好表现实施奖励。但是纳粹党上台之后，这些措施被统统叫停。狱警和监狱管理机关随即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讨厌对囚犯宽大处理。主张改革的监狱长和监狱高级职员被草草撤职，代之以更严酷的新管理手腕。不久，在押囚犯数量的急剧增长引发了卫生、营养和总体福利方面的难题。监狱的食物供应不断恶化，致使囚犯们体重下降，饥饿难耐。寄生虫和皮肤病远比魏玛时期普遍。一开始，高强度劳动并不为监狱重视，因为大萧条期间监狱外还在忙着创造工作机会。然而，1938年政策反转，大量囚犯（最高达95%）都被强制劳动。其中许多人被派去专门修建由州监狱管理机关负责的劳役营，这些臭名昭著的劳役营多数位于德国北部埃姆斯兰（Emsland）地区。在那里的近1万名囚犯从事的都是极为辛苦的工作：掘土、排去土壤水分。那里的条件比常规的州监狱条件还要差，囚犯经常被殴打，被鞭子抽，被看守的狗咬伤，甚至被谋杀和枪杀。许多看守都是褐衫军出身，直至1934年司法部接管劳役营。这些看守对待囚犯的态度影响了随后几年逐渐接手的常规监狱看守。这里不像其他地方的劳役营，1933年早期集中营随意打人和施加酷刑的风气一直持续到1933年中后期，上面很少干预。[139]

1934年5月14日，新的规定出台，系统化了常规州监狱和教养所的地方和区域性差异，废除了某些特权，为屡教不改者规定新的惩罚措施。监禁的目的从此变成了赎罪、威慑、惩罚。再教育计划被大幅缩减和彻底纳粹化。体育和游戏活动换成了军事训练。口出怨言的囚犯会遭受更严酷的惩罚。共产党政治犯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Friedrich Schlotterbeck）的室友是一位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的囚犯，他很清楚监狱条件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这位老囚犯告诉他的新室友：

首先他们锯掉了食堂座椅的靠背，他们觉得那太舒服了，会把我们惯坏。后来他们干脆连食堂也不要了。以前有时候在周日会有演唱会或者幻灯讲座，现在没有了。图书馆中的很多书也被拿走了……吃的变差了。他们还用了新招数整我们。比如，禁闭一周，只给面包和水。一周过后，你就会受不了，他们再把你的手脚都铐上单独关起来。最糟的是，你的手是被绑在后背上的，所以只能面朝下趴着。监狱的规则其实没变，他们只是在更严格地执行罢了。[140]

施洛特贝克在监狱那几年看到，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酷，尽管多数监狱看守都是老狱卒，而非刚刚上任的纳粹党徒。[141]许多监狱官员不满足于废除魏玛时期的改革措施，还想回到帝国时期，那时候体罚在监狱里是家常便饭。然而，因为不少监狱已人满为患，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将监狱秩序恢复到他们希望的状态。1938年，1000多名老练的纳粹街头暴力分子被派到监狱当助理看守，但情况仍无好转。这些纳粹分子虽对获得工作感恩戴德，但实在太难管了。他们完全不把州政府权威放在眼里，经常用警棍等当时在监狱并不常见的武器随意痛打囚犯。[142]

遭到安全监禁的囚犯更惨。他们被判每天从事9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且因为这些人将被终身监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境况会越来越难以忍受。到了1939年，他们之中超过1/4的人已经年过五旬。自残和自杀案件急速增长。“再来三年我可受不了，”一个囚犯1937年给他姐姐写信，“……我是偷过东西，但我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在这里被活生生地折磨死。”[143]因为新法出台和警力增加，1933年监狱里的各种囚犯以每天50%的速度快速增长。1937年2月，德国的囚犯数量达到12.2万的峰值，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6.9万。[144]战后经常可以听到老一辈德国人说，希特勒虽然做了很多错事，但至少为德国的守法公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生活环境。可是，纳粹的罪犯政策并不是为了合理减少盗窃和暴力等普通犯罪行为。实际上，纳粹当局曾于1934年8月和1936年4月两次宣布赦免非政治性的小型犯罪行为，至少72万件原本会被判处短期徒刑或罚款的诉讼案因此撤销。当局对这些犯案者可没有兴趣。但是，特赦并不包括所谓“惯犯”，这进一步表明纳粹的刑罚实践有多么随意。[145]

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新法律和新法令发明了大量新的罪名，有些法律和命令还具有追溯性。这些法律法令主要是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服务。比如1938年希特勒下令通过新法，宣布高速公路抢劫可判死刑，且该法具有追溯性。在此之前，有两个人因犯此罪而被判处监禁，法律颁布后他们便被送上了断头台。[146]所有犯罪行为都染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连小偷小摸都被当作遗传堕落的证据；一些定义模糊的行为，比如“抱怨”或者“无所事事”成了不定期拘禁的依据。刑罚越来越不适应于犯罪行为，而是为了强调所谓种族共同体的利益，惩治异于纳粹种族标准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人被警方、检察官和法官日益视为天生的罪犯，数以千计的人被随随便便地抓起来，未经审判便遭到监禁。

卖淫这样的职业虽不合常规且处于社会边缘，截至当时多少是为社会所容忍的，但在纳粹治下也开始被定义为“不合群”，遭受同样的处罚。模糊不清且范围广阔的法律和法令赋予警察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意实施逮捕和拘禁，被纳粹批评对罪犯过于宽容的法院在利用镇压和控制政策方面也不落下风。大量犯罪学家、刑罚专家、律师、法官以及各类专家都对这些做法表示欢迎，只在少数技术手段上持保留意见，其中包括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尔教授，他是新《刑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33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梅茨格尔教授声称刑罚政策的目的是“消灭种族共同体中损害民族和种族的元素”。[147]梅茨格尔表示，犯罪、异常，以及政治对抗对纳粹主义来说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用纳粹的话说就是，都是“共同体异类”（community aliens）；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人都不是“种族同志”，应该被强行驱逐出社会。当时的一位知名政策专家保罗·维尔纳（Paul Werner）于1939年总结说，只有那些能够完全融入种族共同体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而那些对共同体“漠不关心”的人是“不合群的”和“有犯罪意图的”，因此是“国家的刑事敌人”，必须使用警力“与其战斗并将其镇压”。 [148]

第四节 恐怖手腕

Ⅰ

纳粹当局的镇压和监控机制在希姆莱党卫队支持下逐渐系统化，对集中营产生了显著影响。[149]1933年夺权之后的头几个月，纳粹党迅速建立了不下于70座集中营；另外还有位于冲锋队各支部的审讯室和小型监狱，这些机构不为人知，但可能数量更多。当时，这些机构关押了约4.5万人，被看守殴打、拷问和习惯性侮辱，数百人被虐待致死。被关押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不过在1933年后半年和1934年前两三个月，这些早期的集中营和临时拷问中心多数都被关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设立在斯德丁（Stettin）伏尔铿造船厂（Vulkan shipyard）的非法集中营，在州检察官的命令下于1934年2月关闭。许多带头折磨囚犯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被送上审判席并处以长期徒刑。但在这之前，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赦令便已经释放了大量饱受折磨和惊吓的囚犯。1933年7月31日一天释放了集中营1/3的人。到了1934年5月，和一年前相比集中营囚犯数量只剩下了大约1/4，此时纳粹政权开始对剩下的囚犯实行标准化和系统化监禁。[150]

在此之前，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曾于1933年6月指控达豪集中营的长官瓦卡勒（Wöckerle）涉嫌和营内医生与管理人员一起谋杀囚犯。[151]瓦卡勒曾协助希姆莱制定集中营的规章制度（虽然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希姆莱被迫于1933年6月26日将瓦卡勒撤职，代之以新长官特奥多尔·艾克。艾克以前是个警察，职业生涯大起大落。他出生于1892年，当过军需官和保安，后来在党卫队内部一路晋升，于1931年末当上了营长，手下有1000人。但是，他在第二年被指控企图用炸弹制造恐怖袭击，被迫逃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曾经代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管理过一个难民营。1933年2月艾克返回德国参与纳粹夺权。但不久之后他就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纳粹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大吵了一架。比克尔把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希姆莱为艾克做了精神检查，发现他一切正常。[152]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曾经是艾克在达豪时的下属，形容他是“意志坚定的老纳粹信徒”，视早期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为“国家的死敌”，“必须好好修理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就立马消灭”。[153]

1933年6月，希姆莱想起艾克在意大利管理难民营时有些成功经验，于是就派他去管理达豪。不久之后，刚刚走马上任的艾克报告称他发现警卫有腐败行为，集中营装备老旧，管理人员士气低下。这里“没有弹药筒和步枪，更别说机枪了。全体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个人知道如何使用机枪。我的人住在灌冷风的工厂里，整个集中营到处都那么寒碜可怜”。当然，艾克说的“整个集中营”是指警卫，对囚犯的可怜处境他只字未提。艾克换掉了12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半。1933年10月，他发布了一整套集中营管理规范。这套规范和之前的不同，也对警卫行为做出了规定。规范以表面上的秩序化和统一化取代了过去的恣意暴行，严苛至极。以“煽动”为目的讨论政治和“宣传残暴”的囚犯会被吊死；蓄意搞破坏、袭击警卫以及有任何不服从行为的囚犯都将被直接交送行刑队处理。其他一些小罪也有较轻的惩罚：单独关禁闭，期间只供应面包和水，禁闭时间根据罪行大小而定；体罚（25次杖击）；处罚性训练；连续好几个小时被绑在柱子上或树上；重体力劳动；扣押邮件。在接受额外惩罚的同时，囚犯的刑期也会延长。[154]

艾克的新规范意在防止警卫随意使用私刑，通过设立一种官僚机制，为实施惩罚措施提供依据，以此保护集中营的军官和警卫不被当地法律官员起诉。这样，正式规范就取代了恣意暴行。例如，新规范要求，殴打囚犯须由数名党卫队成员进行，且须有其他囚犯在场，所有惩罚必须记录在案。党卫队警卫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警卫必须按军事化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囚犯私下谈话，无论是每日的例行点名、监督囚犯做工、发布命令，还是施行惩罚，都必须遵守细致烦琐的规矩步骤。囚犯被发给统一的制服，并有义务保持房间干净整洁。新规范为集中营规定了基础的卫生和医疗条件，这在1933年初的一些集中营里是没有的。集中营外的工作（主要是不间断的重体力劳动）细节得到了规定。艾克还为集中营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层级式分工制度，并给警卫配发了特殊的领章：骷髅。1934年之后，党卫队集中营管理部门便因此得名。艾克对待囚犯毫不留情，极度残忍，骷髅正好代表了他的做法。后来鲁道夫·霍斯回忆道：

艾克认为，必须对党卫队加以持续的思想灌输和适当命令，让他们知道囚犯的危险和罪恶，使他们面对囚犯时能够完全冷酷无情地对待囚犯。他们要粗暴地对囚犯，消除内心对囚犯的任何同情。通过这样的方法，艾克成功地在一群本性单一的人心中培育出外人难以想象的对囚犯的憎恨和仇视。[155]

霍斯本人于1933年9月加入党卫队，曾通过“血与土”阿塔门联盟（“blood-and-soil” Artaman League）和希姆莱建立了联系。希姆莱后来请他加入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部队，即骷髅队（Death's Head Formation）。霍斯因严守纪律、勤劳肯干而迅速得到晋升。1936年，他拿到了自己的军官委任书，负责管理仓库和囚犯的财物。

霍斯自己以前进过州监狱。后来他写道，对于多数集中营囚犯而言，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释放是最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个被判以确定刑期的普通囚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而集中营放人取决于一季度一次的管委会评估，任何一名党卫队警卫都可以使坏让囚犯出不去。在艾克的集中营世界里，警卫们可以为所欲为。详尽的管理规定给警卫创造了多种可能性，无论囚犯是否真的违反了规定，无论是违反了哪个层面的规定，警卫们都可以对他们施加残酷的暴行。这些规定就是为了给针对囚犯的恐怖行为提供说得过去的合法借口。霍斯本人曾因无法忍受囚犯们遭受惩罚、殴打、鞭刑的血腥场面而提出抗议。他不屑地写到那些“邪恶、满脑子坏水、坏到根了、残忍、卑下、粗鄙的”警卫，他们为了弥补自己的自卑感将气儿一股脑儿撒到了囚犯身上。集中营内的仇恨并非单方面的。霍斯和其他党卫队警卫都认为，集中营有两大敌对势力在激烈对抗，一边是共产党和社民党，另一边是党卫队。艾克的集中营新规范无疑将使党卫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56]艾克重整达豪集中营的做法自然获得了希姆莱的赞赏。1934年7月4日，希姆莱任命艾克为德国所有集中营的总监。7月11日，艾克被提拔为党卫队高级领导，和保安处局长海德里希平起平坐。[157]他的系统化管理在整个德国成为效法的对象。鉴于州检察官以集中营警卫杀害囚犯为由不断寻求介入，他秘密下令，禁止施行对严重违纪的囚犯处以死刑的规定，而主要将这类规定用于威慑囚犯。随意杀人的情况开始迅速减少，尽管主要原因是集中营囚犯总数下降了。1933年，达豪有24人死亡，1934年降到了14人（不包括清洗罗姆时杀的那些人），1935年是13人，1936年是10人。[158]

1934年和1935年间，希姆莱一方面接管了整个德国的警察系统并加强集权，一方面借着在清洗罗姆之后党卫队权势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将集中营划入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时候所有集中营加在一起只有3000名囚犯，标志着纳粹独裁制度已经趋于稳定。集中营管理日渐规范，集权也不断加强。奥拉宁堡（Oranienburg）和富尔斯比特尔（Fuhlsbüttel）两个集中营在1935年关闭，埃斯特韦根（Esterwegen）集中营也在1936年关闭，萨克森堡（Sachsenburg）集中营则在1937年关闭。到了1937年8月，德国全境只剩下4座集中营：达豪、霍斯于1938年开始任职的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专门关押女性的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纳粹政权感到局势日益安全，以及它成功粉碎了左翼力量的反抗。1933—1936年期间，政府认为部分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已经吸取了教训，就把他们放了。仍然在押的要么是因为名气太响不能放，比如德共前领袖恩斯特·台尔曼；要么被认为是顽固分子，放了之后肯定还会继续组织抵抗。集中营数量的减少还显示出纳粹当局已经驯服了德国的司法和刑罚系统，现在二者都乖乖地为党效力，1933年冲锋队建立的一些小集中营和审讯中心关门之后，监禁第三帝国政治敌人（真的敌人和被认为是敌人的人）的任务开始主要由州监狱承担。比如1937年夏天，州监狱收押了1.4万名受政府指控的政治犯，与之相比，集中营的政治犯数量简直微不足道。在1933年初的暴力清洗时期之后，负责处理异议者就不再是冲锋队和党卫队，而是政府机关。[159]随着政治犯被释放，这类待处理的案件也减少了。30年代中期对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有效镇压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反映：被判严重叛国罪的案件从1937年的5255起降到了1939年的1126起，州监狱的政治犯从1935年6月的23000人降到1938年12月的11265人。[160]但这个数字比集中营的高，从这个时候开始至少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一直在第三帝国的政治压迫方面扮演着比党卫队和集中营更重要的角色。

地图2 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到了1936年2月，希特勒同意就整个系统的针对目标做出调整。从那时起，希姆莱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既负责防范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抵抗运动再次兴起，也负责——既然工人抵抗运动已经被镇压——清洗日耳曼种族中的不良成分。这些不良成分包括惯犯、不合群的人，以及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违背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健康标准的人。这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独立归类：按照希特勒和希姆莱的理解，清洗工作的目标是净化日耳曼种族，消灭其中的不良和堕落成分。这样一来，集中营囚犯的构成开始发生改变，囚犯数量开始上升。比如到了1937年7月，达豪集中营1146名囚犯中有330人是职业罪犯，230人是触犯了福利管理规定被判服劳役，93人是在巴伐利亚警局反流浪汉和反乞丐的行动中被抓进去的。也就是说，57%的囚犯已经不是政治犯了，这与1933—1934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161]集中营的本质和功能发生了剧变。原本集中营是和人民法庭以及各种特别法庭共同致力于（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政治镇压的机构，而现在它成了种族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大批所谓种族堕落的人被关进了集中营。[162]功能上的变化，加之现在不管集中营的警卫和官员在里面做了什么，希姆莱都可以让他们免于被起诉，致使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30年代中期的相对的平静期之后开始急剧增加。[163]1937年达豪死了69人，比前一年的7倍还多，而集中营的人数仍保持在2200左右没变。1938年死亡人数再次激增，达到了379人，这一年集中营人数也增长到了8000多。布痕瓦尔德的情况更糟。1937年2200名囚犯中有48人死亡，1938年7420人中有771人死亡，1939年的8390人中至少死了1235人。后两年的数据主要源于1938—1939年冬天集中营里斑疹肆虐所造成的影响。[164]

其实，消灭“共同体异类”的行动早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警察多次展开针对柏林黑帮犯罪组织的联合行动，第一次行动就抓捕了好几百名“职业罪犯”。[165]1933年9月，多达10万名乞丐和流浪汉在“帝国乞丐周”被抓，当时正好是冬季救助计划首次实施的时候，人们正在给穷人和失业者捐款捐物。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的福利和压迫有着某种联系。[166]这类人并未全部被关进集中营。但是在1933年11月13日这一天，刑事犯和性犯罪者被普鲁士纳入“保护性拘留”的对象，关进了集中营，到1935年已经约有500个这样的人被关了起来。在警察系统被党卫队接管并集权化之后，这项政策被更为广泛和系统化地执行。1937年3月，希姆莱下令逮捕了2000名所谓职业罪犯或者惯犯（指一个曾被多次指控的人，无论犯的事儿有多小）。被“保护性拘留”的人还可以由法院决定他们的命运，而这些人却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直接关进集中营。1937年12月14日发布的一项法令宣布可以把任何被政府和与警察开展密切合作的各类机构认定为“不合群”的人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不久后，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内政部扩大了“不合群”的定义，指任何与日耳曼种族共同体不符的人，包括吉卜赛人、妓女、皮条客、流浪汉、无赖、乞丐和流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也可能被算进去；还有长时期失业的人，警察可以从劳动市场获取他们的信息，抓他们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些人肯定是天生不想工作，因此必须矫正他们。[167]

1938年4月，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搜查行动。搜查范围包括一战前希特勒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无事可做时赖以栖身的那种廉价旅馆。到了1938年6月，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已经有2000名和维也纳时期的希特勒状况相似的囚犯。6月13日，刑事警察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又展开了一系列突击行动，这次的目标是乞丐、流浪汉和四处迁徙的人。警方还抓了一些有常居之所但没工作的人。许多地方的警察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海德里希的命令，把所有失业的人都抓了。海德里希要求每个地区警局抓200人，但是法兰克福警察局抓了400人，汉堡抓了700人。全国范围内逮捕的总人数超过1万。[168]一些文件解释了对这些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理由，其中经济考量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1938年6月在杜伊斯堡（Duisburg）有一位54岁的老人被抓，一份相关的文件称：

根据当地社会福利部门的信息，C被划为不想工作的人。他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只能由公共财政养着。即使给C分配工作，他也从来不干。他酗酒成性，花光了救济金。C已经被福利部门警告了好几次，是一个典型的不合群、不负责任、不愿工作的人。[169]

C后来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监狱的记录显示，他进入集中营刚过一年半就因身体虚弱而死亡。[170]

被划为“不合群”的人使数量遭到削减的集中营爆满。例如，1938年夏天有超过6000人被带到萨克森豪森，而年初该集中营的总人数还不到2500人。1938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8000名囚犯中有4600人属于“不想工作”人群。新囚犯的涌入使纳粹政权决定为刑事罪犯和不合群的人再新开两个集中营，分别是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新的集中营由党卫队负责管理，并和1938年4月29日新成立附属机构德国土地和石场公司有合作关系。按照该新公司的要求，囚犯们要去山里从事爆破工作和挖花岗岩，帮助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完成宏大的建筑计划。[171]这些“不合群”的人在集中营里也是底层人群，就跟他们在外面一样。警卫对他们非常粗暴，他们几乎像“不合群”所定义的一样，无法像政治犯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集中营生存下去。其他囚犯瞧不起他们，他们在集中营中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率和患病率特别高。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德国宣布大赦，但他们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获释出狱。剩下的被继续关押，释放日期不定。他们虽然人数下降了，但在战争前夕仍在集中营占主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布痕瓦尔德，根据1938年12月31日的统计，12921名被“保护性拘留”的囚犯中有8892名被划为“不合群”；一年后的12221人中这类人有8212名。以社会边缘人群为对象的搜捕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中营的人口组成。[172]

Ⅱ

战争前夕，集中营囚犯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从7500人增加到了21000人，但这时候囚犯的种类更加多样，不再像纳粹党上台初期那样以政治犯居多。[173]这些囚犯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1939年5月取代利赫滕堡成为新的女性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毛特豪森和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在找建筑材料时还顺便给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了一个分部，位于汉堡郊区的新加默（Neuengamme），那里出产石砖供希特勒改造易北河港口。还有很多小集中营的建设也次第跟进。提供劳动力日渐成为集中营的主要功能。[174]但是劳动力是会消耗的，且新集中营的条件甚至比30年代中期还要糟糕。1935—1936年冬，一些集中营开始为各类囚犯设计不同的服装，到1937—1938年冬，服装的差异化已成常态。从那时候起，所有囚犯都必须身穿条纹制服，并在左胸佩戴一个颜色各异的倒三角标记：黑色表示“不合群”，绿色代表“职业罪犯”，蓝色是“返迁犹太移民”（人数较少），红色代表“政治犯”，紫色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粉红代表“同性恋”。犹太人囚犯被划入其中一类（通常是政治犯），但他们还必须在表示分类的倒三角标记下方佩戴一个黄色的正三角标记。两个三角形合起来便组成一个代表犹太民族的大卫星。当然，这些类别通常划得十分随意和粗糙，但这对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没有影响。集中营的管理手段多种多样，比如给政治犯一些特权，故意激起其他囚犯的憎恨，或者让刑事罪犯管理其他囚犯，以加深不同类别的囚犯间的分歧。[175]

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揭示了30年代后期集中营内的残酷生活。其中一个幸存者名叫瓦尔特·波勒（Walter Poller），出生于1900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份社民党报纸的编辑。1933年被迫离职之后，波勒便活跃于社民党抵抗运动之中。自1933年初以来，他三次被捕，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11月初，盖世太保认定他为反对派写过传单，指控他叛国。四年之后波勒获释，随即再次被捕，被送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亲眼见证，当时集中营内极端的残暴行为已成常态。波勒和他的狱友刚一抵达，便无端遭到开车带他们来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一顿痛打，他们想逃跑躲避，却被党卫队继续用步枪枪托和橡胶警棍追打。在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后，他们被带到关押政治犯的主营房，一个党卫队军官向他们宣读了集中营的规矩：

你们来了，来的这地方可不是疗养院！你们应该已经明白了。那些不明白的人很快就会明白。放心好了……在这里，你们不是那种被法院判了多少年的囚犯。在这里你们就只是“囚犯”，完完全全的纯种囚犯，要是现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你们这群下贱的软骨头！你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你们生来只有当奴隶的命！阿门！[176]

波勒很快发现，政治犯的制服质量最好，而且和其他囚犯分开居住。不过，他吃不消在集中营外承担的苦役。幸好集中营里面的社民党和共产党囚犯组织有序，建立了一套精细的非正式互助体系，他们设法帮他弄到一个给集中营医生帮忙的工作。在这个新岗位上，波勒不仅活到了1940年5月最终获释，还仔细观察了集中营的日常运作。囚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各营房由一批高级囚犯负责，囚犯头子负责在列队点名等场合负责集合囚犯和报到，而且他们干这些时几乎和警卫一样粗暴。但是不管职责如何，所有囚犯的命运都捏在警卫手里。他们只要愿意，就从不犹豫使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来决定囚犯的生死。[177]

根据波勒的记录，每天早上4点或5点（取决于不同季节）囚犯就会被叫醒，随后依次洗漱、穿衣、像军队一样整理床铺、吃早餐，然后快步冲向操场列队点名。囚犯如果稍有违纪，比如床没收拾好或点名迟到，就会招来囚犯头子或警卫的一顿打骂，或者按照惩罚细则被配给特别繁重的工作。囚犯在列队点名过程中可能被警卫殴打和羞辱。在1937年某日的一次点名中，波勒看见两个政治犯从队伍里被拽了出来，被带到集中营外面枪毙了，没人知道原因。党卫队轻易就能根据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给他们不喜欢的囚犯定罪，说他违反了某某规定（包括一些模糊的罪名，比如工作懒惰），然后对他们处以鞭刑。按照规定，鞭刑必须要用两张黄色的表格进行记录。囚犯经常被强迫观看违反规定的人手脚被绑在长凳上，脸朝下，遭到党卫队警卫用藤条鞭打。波勒说，没有一次殴打是完全按照纸面上的规定来的。接受处罚的囚犯按规定会被打5次、10次或25次不等，并被迫大声喊出鞭打的次数，如果数忘了，警卫就会重新开始打。规定的藤条常被换成打狗的鞭子、皮带甚至铁杆。囚犯常常会被打到失去意识。囚犯被打得大声惨叫时，监狱常会让懂音乐的囚犯组成的集中营乐队演奏乐曲盖住叫声。[178]

若严重违反纪律，囚犯会被连续数日甚至数周关在一个阴冷漆黑的小屋里，只发给水和面包。在冬天这比被判死刑好不到哪里去。更常见的是两只手腕被绑在木杆上吊好几个小时，会造成长时间的肌肉疼痛与损伤，如果受罚时间再长一点，囚犯便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亡。越狱的企图尤其会激怒党卫队。他们明白，集中营警卫人数不够，如果囚犯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逃亡，他们多半挡不住。因此，那些越狱失败的囚犯都会被当众毒打，有时会被活活打死，或者在集中营操场上被公开吊死，同时集中营的长官会警告全营，说这就是试图越狱的下场。有一次在萨克森豪森，一个越狱未成的囚犯被带到操场，先是遭到一顿毒打，然后被塞进一个小木箱里，放了整整一周让全营囚犯参观，直到他最后死去。[179]在这些威胁之下，多数囚犯只能全力活着。如果他们有特殊手工技能，白天就会被派到营内的小作坊工作；但是大多数囚犯会列队去集中营外面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比如去挖石头为集中营修路，采掘石灰石、砂砾石，或者清理碎石。期间警卫同样会殴打那些被认为干活不努力或者不麻利的人。若是有人离大部队太远，警卫会不做任何警告，直接开枪将他打死。临近傍晚，囚犯会列队返回集中营。他们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全身脏兮兮的，却还要再进行一次漫长的点名，有时长达数小时，期间必须立正站好。若是在冬天，有人有时会在严寒中昏倒，被活活冻死。夜里营房熄灯后，警卫会警告囚犯不要外出四处走动，否则会被枪毙。[180]

警卫们的残暴行为不分青红皂白，有时如同虐待狂一般，这主要反映出他们接受的党卫队训练的残暴与虐待性。30年代晚期，达豪有6000名党卫队，布痕瓦尔德有3000名。负责集中营日常管理的警卫（人数要少很多）就出自党卫队。这些警卫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比如达豪农民的儿子，或者布痕瓦尔德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子弟。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了艰苦的生活。他们被教育做人要狠，在训练中军官会狂吼着用污言秽语辱骂他们，如果训练没有达标，他们还会遭到羞辱性的惩罚。一个应征党卫队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在武器训练中，如果有人把弹药筒掉在了地上，会被要求用牙齿将它叼起来。他们被灌输的这种意识形态大多强调对日耳曼种族的敌人（比如集中营的那些囚犯）必须要强硬。这些党卫队年轻人一来到集中营就住在自己的营地，基本和外界隔绝，没有什么娱乐手段，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也不能体验当地的日常生活，终日困在枯燥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党卫队当然会对囚犯十分粗暴，每天变着法地用脏话辱骂他们，为了找存在感而为一些毫不起眼的小过失严厉惩罚他们，为了给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而用各种残忍的游戏来折磨他们，让他们体验一遍自己在接受党卫队训练时受到的身体侮辱和艰难困苦；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训练方式。当然，那些最迟于1934年之后加入党卫队的都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所以来的人都是已经接受了很重的意识形态教育的。而且，不想每天在集中营施暴的人随时都可以辞职，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了，特别是在集中营生活变得极度严酷的1937年和1938年。比如，1937年约有8000人退出党卫队，其中包括退出骷髅队的146人。146人中有81人系主动申请退出。1937年4月1日艾克下令，骷髅队中“不能服从命令、总想讨价还价的人必须离开”。一名在1937年复活节前后上岗的集中营警卫目睹了囚犯被打，并听见了牢房里的惨叫声，便向长官申请调离岗位。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士兵，而不是一名狱卒。这个警卫被强迫做处罚性的训练，艾克还亲自找他谈话，想让他回心转意。不过他意志坚定，最后他的申请在1937年7月30日获得通过。这充分说明，那些留在集中营的人都忠于职守，丝毫未因囚犯所受的折磨而心怀顾忌和愧疚。[181]

也曾经有数千名囚犯获释，得以走出集中营，尤其是在1933—1934年。“我知道，”一个集中营高级官员向瓦尔特·波勒发放释放文书时告诫他，“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公众可能并不完全知情的事情。但你出去之后必须绝对保持沉默。明白吗？如果你出去乱说话，你很快就会回来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乱说话的下场了。”[182]在集中营里，囚犯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按纪律，集中营军官和警卫也不能和外人聊自己的工作。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本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早些时候还有警察和检察机关想要调查发生在集中营内的谋杀案，但都被冷冷拒绝。[183]到了1936年，集中营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法外机构。但是，纳粹当局毫不隐瞒存在集中营这一事实。达豪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当时的媒体曾对此广泛报道，后来还有一些报道讲共产党人、帝国旗帜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投入集中营的，集中营囚犯数量是如何迅速增至数百人，他们是如何被弄去工作的，集中营里那些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是多么荒唐。媒体公开警告人们，不要试图进入和窥探集中营，也不要试图翻越集中营的围墙，否则会被射杀，结果那些故事散播的恐惧和忧虑进一步加深。[184]对集中营的莫名恐惧逐渐发酵，因为人们只能根据获释囚犯严重受创的身心来猜测里面的真相。如果要问在某段时间内参加政治抵抗，表达政治异见，或者在1938—1939年前偏离第三帝国公民应该遵守的正常行为规范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没有比这更让人恐惧的答案了。[185]

Ⅲ

盖世太保不断攀升的权力和令人恐惧的名声最能显示纳粹当局的恐怖统治。在褐衫军制造的第一波大规模暴力活动退潮之后，警察在纳粹政权的镇压机器中开始扮演核心角色，他们四处追捕政治犯等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警察中尤以盖世太保名声最响，它几乎快要被神化为全知全能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力量。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怀疑每个酒吧和俱乐部都有密探，每个办公室或者工厂都有间谍，每辆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每个街道角落都有眼线。[186]但事实绝非如此。盖世太保的组织规模其实很小，它能够花钱养的特工和告密者数量非常有限。1934年，以造船闻名的城市斯德丁只有41名盖世太保军官，法兰克福也一样；1935年，不来梅的盖世太保军官只有44人，汉诺威只有42人。1937年3月，人口高达400万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即使把杜塞尔多夫总部和其他地区分支都算进来——一共加起来也就只有281名盖世太保特工。他们可不是什么纳粹传奇人物；他们一般都是职业警察出身，从魏玛时期或者更早时就已经开始工作。许多人首先把自己看作训练有素的专业警察。比如在维尔茨堡（Würzburg），1933年1月末只有当地的盖世太保头子及其继任者加入了纳粹党，其他人都对政坛敬而远之。虽然盖世太保从第三帝国早期就开始接受党卫队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但1939年整个德国所有2万名盖世太保军官中只有3000人是党卫队成员。[187]

参加盖世太保的职业警察包括他们的领袖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那年纳粹党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反对纳粹运动的丑陋人物”是如何成为盖世太保头子的，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米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这一立场产生于他19岁当警察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该案与一战后慕尼黑革命政府的“红军”Ⅰ杀害人质有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米勒曾经领导过慕尼黑警察局的反共部门，他把镇压共产主义置于一切工作之上，有时候甚至连政府强调的“准确执行法律”原则都弃之不顾。此外，米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他认为为国效力和无条件服从祖国的命令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更是他自己的责任。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米勒的效率和忠诚，便留下了他，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188]

盖世太保的上层领导人多数都是坐办公室的，并不在一线工作。他们的许多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更新信息以便提供翔实的卡片索引，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指令和规范，填写各类需要的文书和文件，以及和其他部门机构争权夺利。魏玛时期的政治警察系统已经为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建立了详细索引，在此基础上，盖世太保想专门整理一份“国家公敌”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遭受不同待遇的各类敌人，以颜色各异的标签加以区分：共产党人是深红，社民党人是浅红，“心怀不满”的人是紫罗兰，等等。官僚化的警察制度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信息搜集、后续处理以及保存信息所需的人力致使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预算从1933年的100万马克增长到了1937年的超过4000万马克。[189]

在盖世太保处理的案子中，只有不到10%的线索来自己方调查，有些线索出自拿钱的告密者和间谍，但多数是通过受雇的临时工获取的。有些能够查验身份的机构，比如人口登记处、地方刑事警察局、铁路局和邮政局等也各有贡献。有时盖世太保还请认识的纳粹积极分子帮忙追踪反对势力。不过，即使这些人拒绝帮忙，多数情况下盖世太保似乎也不会对他们不利。德国女生联盟的积极分子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曾被盖世太保联络，要求她去监视一个以前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的兄弟们都加入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抵抗小组。马施曼拒绝了这一要求。她后来写道，“他们每天都来骚扰我，最后还质疑我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但除此之外，她再没遇到任何麻烦。不知为何，最后她还是改主意了。女生联盟的一个高级成员说服了她，使她相信抵抗小组“正在威胁德国的未来”。于是她服从了命令，但却未能取得那位朋友家庭的信任。当她带着盖世太保去抵抗小组预定的集会地点时，房子却空无一人。“盖世太保的官员，”她回忆说，“在房外面等我，他骂了我一句，然后把我开除了。”后来她还是留在了女生联盟，她认为那仅仅是因为她作为宣传员还有一些价值。[190]

有关工人抵抗运动的情报大多来自熬刑不过而供出同志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盖世太保特工也许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但残酷的审讯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只不过其中的脏活都由为此专门雇佣的党卫队恶棍来干。共产主义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曾经生动描述了盖世太保的审讯过程。克雷布斯在国会纵火案之后仍然留在德国为共产国际当情报员，于1933年在汉堡被捕。在接下来几周内，他遭到了无情的殴打和鞭笞，期间与世隔绝，不许请律师，也不许和亲人朋友联系。审讯间歇时，他就被绑在一个小囚室的护栏上，不准擦洗。他的拇指在一次审讯中被打骨折，但没有得到处理，只用绷带缠住了事。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劈头盖脸向他提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明显是基于已知的信息和一堆从20年代就开始收集的警局资料。克雷布斯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富尔斯比特尔的地方监狱，有时候他也被带到汉堡的盖世太保总部，一边被党卫队殴打，一边接受警察讯问。几周过后，克雷布斯的后背已是血肉模糊，肾脏因为党卫队有目的的殴打而严重受损，一只耳朵失聪。尽管如此，克雷布斯仍然拒绝透露和他工作组织相关的任何细节。[191]

后来克雷布斯被转移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中心办公室，那里的审讯手段更为高级，且不那么残暴。囚犯不会遭到残酷殴打和人身羞辱，而是被迫以非常难受的姿势长时间站立或者跪着，直至筋疲力尽。但是审讯的气氛和在汉堡并无不同：

走廊污秽不堪，办公室是斯巴达式的极简风格。士兵们在威胁和踢打声中在大楼里的各个楼层到处驱赶着戴着镣铐的男囚犯。一排排女孩和成年女性面朝墙站着，鼻子和脚尖紧紧贴着墙。办公室的烟灰缸已经满出来，墙上挂着希特勒和他的副手们的肖像，满屋都是咖啡的味道。一些穿着整齐漂亮的女孩在打字机后面干练地工作。她们好像对囚犯的悲惨和痛苦毫不在意。办公室角落里还有成堆缴获的出版物、打印机、书以及照片，盖世太保特工在桌上打盹儿。[192]

不久之后，盖世太保又拾起那套残暴的方法对付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水手克雷布斯。克雷布斯后来声称，他们用橡胶警棍持续不断地殴打他达数小时之久，还让一些经不住警棍殴打而屈服的前党内同志来看他。不过，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妻子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盖世太保向他透露，他的妻子从流亡中回到德国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在她流亡前被带走，在国家福利机构中失去了消息。克雷布斯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盖世太保对他妻子不利，于是和共产党狱友接触，表示自己想假意为盖世太保工作，但实际上做共产党的双重间谍。他成功隐瞒了妻子在他被捕之后就退党了这件事，使得狱中的共产党人误以为他是在设计救助一个陷入纳粹魔爪的同志。他们同意了，他的计谋也成功了。1934年3月，他向盖世太保“投诚”，并至少在一开始成功骗取到盖世太保的信任。[193]形势出现了逆转。克雷布斯在一次大赦之时获得自由，并重新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给盖世太保提供的许多信息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他确信盖世太保已经从其他渠道得知的东西。盖世太保疑心渐起，拒绝释放克雷布斯的妻子。他的妻子最终于1938年11月死于监禁之中。克雷布斯说服盖世太保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会更有用处，于是获得了前往美国的许可。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94]他的故事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队、法院和集中营之间迅速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同时也说明，纳粹当局为从共产党特工口中套取有关抵抗运动的信息竭尽所能，为了让共产党特工叛变共产国际而为第三帝国效劳使尽了各种残酷手段。[195]

Ⅳ

扛不住盖世太保酷刑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提供的信息对于追查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非常有用。而在处理其他一些违反纳粹法律的事情时，比如偶尔发发牢骚、讲个政治笑话、表达个人不满等，各式纳粹间谍的报告和群众举报更为重要。比如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经盖世太保地区办公室处理过的“恶意中伤”政府的案子中至少有87.5%源于各种群众举报，这些群众包括酒吧的老板和顾客、被举报者的同事、在街上无意间听到可疑言论的人，或者被举报者的家人。[196]这些举报数量太多，甚至招致海德里希等狂热纳粹分子的怨言，萨尔布吕肯的盖世太保因此警告“一个骇人的检举系统正持续发酵”。尤其让盖世太保失望的是，许多举报并非为了捍卫纳粹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挟私报复。党内高层也许曾鼓励群众积极揭露别人的不忠、不满和异议，但他们希望群众这样做是为了效忠纳粹政权，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和满足私欲。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了213起举报案后指出，这些案件中的37%起于私人纠纷，另有39%动机不明，仅仅只有24%是出于对政府的忠诚。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一些居民会去告发另一些吵闹不守规矩的邻居，办公室职员会去控告挡了他们升官路的人，小商人会检举妨碍自己的竞争对手，朋友或同事之间吵架时也偶尔会把向盖世太保举报对方当成撒手锏。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有时会控告自己的老师。不管举报出于何种动机，盖世太保都会调查。如果举报没有根据，他们通常只是将其记录在案，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举报会使被举报人遭到逮捕、酷刑、监禁甚至死亡。[197]

在惩治“恶意传谣”时，警察、盖世太保和法院倾向于对中产阶级宽容以待。但如果违法者是个工人，那么惩罚就严重得多。但传谣者多属于中下层阶级，因为来自这个群体的举报是最多的。在法律支持下，特别法庭会严厉惩处并非认真的政治异议（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异议），1933年判了超过3700人，其中多数都被关进监狱，平均刑期达到六个月。在法兰克福特别法庭受审的被告中，有2/3是在酒吧聊天时被一起喝酒的人举报的。这些被举报的人多数出自工人阶级。也许是因为纳粹当局怀疑里面可能有共产党或社民党的地下党员，纳粹党员对待他们比对待中上层阶级的传谣者要残酷得多。[198]曾经有一项研究以慕尼黑特别法庭处理的数千件“恶意传谣”案为分析对象，其结果显示，1933年有约50%的举报是出于党派政治动机，而在1936年到1939年间这一数字降到了12%。法院在1933年和1934年摧毁了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意志后，便开始履行新的职能：消灭对政权的任何公开批评。在30年代后期，被指控者之中纳粹前党徒和保守派的人数有轻微增长，天主教徒的人数则大幅攀升。[199]

因违反《恶意传谣法》（Malicious Gossip Law）而被送进监狱的人传播的“谣言”多种多样：纳粹政权压制人民自由，文职官员薪水太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反犹色情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让德国文化蒙羞，达豪的囚犯遭到残酷殴打，希特勒是个奥地利逃兵，褐衫军有很多前共产党员（这是天主教保守派最喜欢讲的），赫尔曼·戈林等领导人腐败透顶。这些所谓的传谣者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从原则上对纳粹政权持激进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的违法言论通常不过是在含糊不清地表达不满，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200]有些官员内心深感不安，因为正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1937年时说，“特别法庭处理的人大部分是喜欢嚼舌头的人。”在他看来，根据《恶意传谣法》逮捕和审判的违法分子多是一些爱发牢骚的人，并非真正反对政府。“当然，严厉打击反叛言辞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但是对一些基本无害的闲聊也施以如此严厉的处罚，可能会使亲人和朋友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反目成仇。”但是他没说到点子上。诚然，讲纳粹领导的笑话和对他们不敬的言辞不会演变为原则性的抵抗运动，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而已。但是，纳粹党可不仅只是想镇压主动抵抗，还想消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不满，不能出现任何表明人民没有万众一心和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迹象。因此，恶意传谣和政治笑话与直接批评和抵抗对它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201]

很多所谓违法分子被推上法庭纯粹是因为倒霉。比如，1938年春季的一天，一个演员走进慕尼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餐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桌子旁还坐着一对陌生的夫妇。随后他们便闲聊了起来。当这个演员开始批评纳粹政权的外交政策时，他从那对夫妇的反应上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了。他急忙起身，说要去赶火车。这对夫妇跟在他的身后，但却跟丢了。于是他们向警察描述了这个演员的长相。两天之后，警察找到了他并将他逮捕。还有一些人上法庭是私人矛盾所致。一次，一个喝醉了的邮政员工当着两个他认识的纳粹基层官员的面开始辱骂希特勒。那两个官员让他别说了，谁知那个人竟嘲笑其中一位官员才不配位。那位官员感到自己在酒吧客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觉得只有向警察举报该邮政员工，才能夺回自己的威严。不管举报是如何发生的，在公共场合随便说话显然是比较危险的，人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说出口的话会被谁听了去。正是举报的不可预见性而非举报发生的频率让人觉得盖世太保的特工——不管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无处不在，不管发生了什么，警察都一清二楚。[202]

来自普通人的举报很重要。多数举报都来自男性，因为酒吧等最容易听到可疑言论的地方一般禁止女性入内，即使一名女性在公寓楼道等场所听到了什么话，她往往也会先告诉丈夫或父亲，再由他们报告给警察。各地的举报人性别比例各不相同，平均下来，4/5的举报人都是男性。而被举报人中男性也占4/5。即使是在举报这个如此基础的层面，第三帝国的政治也是男性主导。[203]不过，举报只是盖世太保各类镇压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且只有很小一部分普通人真正举报过别人。历史学家曾经对杜塞尔多夫地区的盖世太保做过研究，在盖世太保于1933—1944年间经手的案子中随机抽取了825个样本，发现26%的案件最初信息来自群众举报，17%来自执法机构（刑事警察等）和政治镇压组织（党卫队等），15%来自盖世太保自己的人或者雇佣的告密者，13%来自盖世太保监狱中经不住审讯的人，7%来自当地政府和其他机构，还有6%来自各级纳粹党组织。[204]这些举报中的一些可能也是由群众最先发起的，例如向党的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举报。但是，党的机构在将异议者推上特别法庭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镇，可以注意到，和纳粹党支持率较高的地方比起来，有着良好工人运动传统和曾经对纳粹暴政进行过有组织抵抗的地区发生举报的次数较少。42%的举报者来自纳粹党及其相关组织，30%的举报者在1933年之前就已入党。[205]

在举报批评和异议言论方面，纳粹党的活跃分子在1933年、1934年和1935年期间表现异常突出。奥格斯堡被举报的人之中54%以前是共产党人或者社民党人，这并不让人惊讶，而且被举报者中纳粹党员占去了22%，说明那个时候党的内部仍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在奥斯格堡，被举报的言论往往出现在小镇酒吧中，这在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体现出德国人在这类社交场合讨论政治的长期传统。最让人震惊的是，1933年送到法庭处理的批评性言论中有3/4来自奥格斯堡的酒吧，1934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3，1935年刚刚超过一半，几年过后就只有1/10了。很明显，人们意识到酒吧隔墙有耳，不敢再在酒吧畅所欲言了。就这样，纳粹魔爪又毁去了一种社交生活。[206]让人们明白在公共场合说话不检点就有被举报的危险，对于在人群中散播忧虑和恐怖气氛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心怀忐忑，”一个叫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犹太人教授在1933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通信、打电话、街边闲聊都不再安全。每个人都害怕被别人举报。”[207]重要的不是举报者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无处不在。当时已经幻灭的作家兼记者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在私人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和朋友对希特勒的憎恨。他在1937年9月9日的日记里质疑，德国境外的人“是否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法律地位，是否知道随时可能被偶遇的疯子举报是什么感受”。他反问道，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不支持纳粹政权的人感受到的“死一般的孤寂”？[208]

当然，人们可以在私下里开讽刺时局的玩笑来缓解恐惧。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在未来，医生不得不通过鼻孔拔牙，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不允许张嘴了。”有些人还发明了和德式问候相对应的“德式张望”。两个人在公共场合见面，先相互致以德式问候，然后再四处看看确保没人偷听，谓之“德式张望”。若两个人聊天时说了些有反叛色彩的话，聊天结束时其中一人可能不会对另一人说“希特勒万岁”，而是说“你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209]当然，就连幽默也都是些讽刺故事：

一个访问瑞士的纳粹德国高官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它是干什么用的。“那是我们的海军部。”瑞士人说。纳粹官员放声大笑，嘲讽道，“你们就两三条船，要海军部干吗？”那个瑞士人回敬道，“是啊，那你们德国要司法部干什么？”[210]

政治笑话给高压政治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抗拒的喘息机会，但每个人都清楚它可能招致危险。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一年冬天，有两个人在电车上把手捂在大衣里做着奇怪的动作，一个乘客问另一个乘客，“你看那两个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啊！我认识他们，他们是聋哑二人组，在讲政治笑话呢！”[211]根据盖世太保的记录，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在户外、酒吧、电车或者街头偶遇时讲政治笑话。当局意识到，幽默是人们借以忍受纳粹政权的手段，并不是说有人真的反对它。一位地方警察官员于1937年3月记录道：

一段时间以来，发明和讲政治笑话已经成了一件麻烦事。只要这些笑话没有恶意，本质上没有害处，那么就像政府高层反复强调的，没有理由反对它们。但是如果里面有诽谤性内容，那么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必须坚决阻止这类笑话流传。[212]

一个叫约亨·克莱珀的记者认为，“尽管人们会讲政治笑话和心怀失望情绪，但他们依然生活在所谓‘第三帝国’的幻想中。”1934年夏天他很不情愿地做出了这个结论。[213]在幽默中表现不敬而被抓的人只要没有前科，一般就会被无罪释放。只有在他们身上有反对纳粹的记录时，警察才会继续调查，结果通常是蹲几天监狱。真正关键的是讲笑话的人，而不是笑话本身，被依法（《恶意传谣法》）关押的人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前共产党人或者前社民党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214]但是，令人最为震惊的在于警察抓起人来不分青红皂白，且被捕者毫无自保的可能。还有一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讲的：

一天，大量野兔出现在了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声称自己是政治难民。

——盖世太保说长颈鹿是国家公敌，要把它们统统抓起来。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我们知道，但你去向盖世太保解释啊！[215]

举报、偷听和逮捕引发的恐惧甚至延伸到了私人谈话、信件和电话通话之中。早在1933年3月和4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就已经在日记里抱怨：“没人敢说话了，每个人都很害怕。”[216]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允许盖世太保拆看私人信件和监听电话通话，克伦佩雷尔注意到：“人们不敢写信了，也不敢打电话了，甚至在互访时也盘算着出现危险的可能性。”[217]在柏林，一个叫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的人听一个社民党的朋友向她讲述了1933年2月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戈培尔前去那个朋友的工作地点拜访，可他却发现自己的胳膊举不起来了，因而无法向戈培尔行纳粹礼。一小时后，他终于成功行了礼，戈培尔却只是冷冷回应道：“我不需要你行礼。”自我的异化、认同的丧失、孤立、惶恐、犹疑，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个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贝拉特因此决定搜集不同人做的梦。在1939年最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她一直坚持不动声色地向朋友和相识之人（特别是医生，因为医生询问患者的梦一般不会引起怀疑）询问他们都做过什么梦，搜集了大量资料。即使去掉其中政治色彩明显的内容，也足够让她以“梦”为主题写出一本书来。[218]

贝拉特搜集的很多梦可以证明人们对监视充满恐惧。1934年一个医生梦见他的咨询室、房子以及周围的公寓墙壁突然消失了，同时一个大喇叭嚷嚷着说，拆除墙壁的依据是“本月17日通过的《废除墙壁法令》”。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正在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魔笛》，当唱到“那一定是恶魔”时，一队警察冲进了她的包厢，因为他们察觉到她在脑海里将希特勒和恶魔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她四处求援，旁边包厢的一个老绅士却向她吐口水。一位女孩梦见自己看到床的上方挂着两张天使的照片，但她们的眼睛不是像通常那样仰望天堂，而是在向下看，监视着她。许多人梦见自己被关在一个周围都是带刺铁丝网的地方，或者梦到自己的电话通话被打断，其中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哥哥“我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梦见电话铃声又响了，电话那头说自己是电话通话监听局之后就不再出声，做梦的那个人立马意识到在第三帝国情绪低落也是罪，便请求宽恕，但电话那头仍然一声不吭。还有人梦见自己在徒劳地搞一些小破坏。比如一位女士梦见自己每晚都把卐字标志从纳粹旗帜上抹去，但是第二天早上总会发现它又重新出现了。[219]

夏洛特·贝拉特在记录和分析所有这些梦的内容时回忆起劳工前线（Labour Front）领导人罗伯特·莱（Robert Ley）的一句话：“在德国，只有梦中的人才享有私人生活。”她悲观地下结论说：从她搜集的108这些梦的内容来看，就连莱的这句话也是错的。[220]

Ⅴ

盖世太保、纳粹党和冲锋队不只把注意力放在反对者、异议者以及心怀不满者身上，那些没有对第三帝国及其政策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德国的每一片街区都由一个名叫“街区监护”的机构管理。该机构由一批纳粹官僚层级中级别最低的官员组成，负责督促每家每户在特殊的日子挂出彩旗和纳粹旗帜，动员他们参加纳粹集会和游行。德国纳粹党的每个地方支部平均要管理大约8个居民区，每个居民区包括约50个街区，每个街区有50户人家。

每位党的基层政治领导人——也就是那些街区监护官员——负责一个街区，并轮流指派助手帮助管理街区公寓和房屋。早在1935年，类似的基层官员就已经有20万之多；到了战争爆发前夕，街区监护及其助手共有近200万人。1935年党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3的街区监护出身中产阶级，这些人在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尤其遭恨。他们负责在一线接触举报人，也负责监视知名的异见分子、犹太人以及与这两类人保持联系的人，还有“政治嫌疑分子”，即曾反对过纳粹党的人。因为他们身穿带有红色领章的金褐色制服，人们便讽刺他们是“金野鸡”。金野鸡们必须向地区党组织报告有哪些传谣者以及拒绝服从的人，然后地区党组织会将这些人的名字和“不良”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谁要是得罪了金野鸡，可能会被克扣国家津贴和福利补偿。纳粹党的其他分支机构也有类似的基层官员，如福利服务部门、劳工前线以及妇女组织等。他们的任务也差不多，主要是监视和管控。[221]在工厂或者办公地点，劳工前线的官员、雇主、工头还有纳粹保安处扮演了监护的角色。不听话的工人会被单独挑出来区别对待，晋升受阻，或者被转到更辛苦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被直接解雇。[222]“你什么都不能说，”一个克虏伯工厂工人后来回忆道，“因为工头一直站在你后边，没人敢冒这个险。”[223]纳粹恐怖机器就这样将它的触角伸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角落。

纳粹当局的恐吓与威胁在全民公投和选举中尤其明显，希特勒时不时地就会举行这种活动，以显示自身行动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的合法性。纳粹从这些活动中赢得的投票越来越多，表明纳粹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1933年7月14日通过了一项新法，允许举行全民公投等具有宣传意义的活动；同一天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确立了德国的一党制。新法允许政府在一些特殊政策上主动“咨询人民”。在这一点上，纳粹德国和之前的魏玛共和国迥然不同。在魏玛时期，发起全民公投的权利在人民手里，而在第三帝国治下，公决和选举成了纳粹集团发动选民的宣传工具，为表明一些争议政策在表面上获得了大众支持，当局无所不用其极。[224]1933年11月12日的国会选举给了希特勒尝试这些手段的机会。他一道法令既解散了国会，同时也将所有地方议会永久废弃。原本由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负责国家立法的参议院（Reichsrat）也于1934年初被废弃。这时国会选举候选党派名单上已经只有一个党，选民只能在“是”和“否”之间做选择。为了安抚中产阶级选民，名单上加了一些不是纳粹分子的保守派，比如巴本、胡根贝格，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党和人民党的前代表。纳粹党庞大的宣传攻势，包括兴登堡总统的一段录音，得到了德国内政部的秘密指示，内政部还放纵选举官员把废票计作赞成票。一些批评者怀疑，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都会发生。比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没有人敢不去投票，也没有人敢投反对票。因为一来没有人相信投票的保密措施，二来不管怎样反对票都会被记作赞成票。”[225]很少有人敢公开指责纳粹党操纵选举，但还是有人揭露了丑陋的真相：官员违反保密原则给选票上标数字，选举官员自行填写空白票，反政府人士被从选举注册名单上抹去，像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明确宣布不会投票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投票站还有纳粹分子和褐衫军站岗，强迫人们公开投票而非去投票站秘密投票，以显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靠着这些手段，纳粹政权收获了88%的赞成票，尽管废票有近350万张。在同时进行的全民公投中，有近5%的人投了反对票。[226]

1934年8月19日，兴登堡死后，希特勒举行公投，想要自封为国家元首，这种获取选票支持的手段在此次全民公投中变得更为明目张胆。据社民党特工给流亡党中央的秘密报告记录，投票站被褐衫军包围，“气氛恐怖，甚至影响到没有施行恐怖手段的地方”。在很多地方，投票箱要么被搬走，要么被褐衫军挡着，要么被贴上了一句话：“只有叛徒才到这儿来。”俱乐部和协会成员被冲锋队成批带到投票站，被迫公开投票。一些投票站的选票被事先选了“赞成”，还有一些投票点的废票被算作赞成票。许多反对票被伪造的赞成票取代，以致某些选区的总票数超过了选民总数。各个地区采取的威胁措施恐怖程度不一。在巴列丁奈特，社民党特工报告说，当地的恐吓威胁措施和改票舞弊行为史无前例，赞成票远超平均水平，达到94.8%。而在没有大量部署警力的莱茵河选区，选票中半数都是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在汉堡只有73%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柏林是74%，而在以前的共产党地盘比如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和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赞成票都少于70%。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尽管纳粹当局采取了高压恐怖政策，但最后也只获得了85%的赞成票。一共有500万选民投了反对或弃权票，拒绝希特勒当国家元首。[227]即使纳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人们投赞成票，但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投票是自由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投票那天说，“这是一场无法预知结果的公决，至少我预测不了。”[228]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没那么乐观：“1/3的人因为恐惧投了赞成票，”他写道，“1/3的人是因为头脑狂热，还有1/3的人是因为既恐惧又狂热。”[229]

地图3 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四年之后，纳粹当局制造恐怖和操作选举的手段更加炉火纯青。1938年4月，德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和奥地利合并，最终获得了99%的赞成票。这次全民公投还附带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是否对希特勒和他的行动有信心？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等于是在表明：谁要是反对吞并奥地利就是在反对希特勒，而反对希特勒就是犯了叛国罪。那段时间，褐衫军会定期在各个街道游荡，强迫人们走出家门，用货车把他们运到投票站。病人和长期卧床的人则被迫在移动投票站经过他们家时投票。拒绝投票或者扬言要投反对票的人遭到毒打，被带去游街，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人民的叛徒”，并被带去酒吧，忍受里面的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和吐唾沫，或者被直接送进精神病人收容所。在很多地方，一些知名的反纳粹人士都被事先关了起来，直到投票结束才放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的人拿到的选票被做了特殊记号，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一个无色的编号，编号对应着登记表上的投票人姓名。1938年5月7日，党卫队保安处的科布伦茨（Koblenz）分部表示，用这种方法能够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些数字，”报告卖弄学问地说道，“可以用脱脂牛奶显示出来。”在很多城市里，绝大多数选民被迫在长桌子上公开投票，旁边就坐着褐衫军；还有一些地方的选民拿到的选票已经被负责发放选票的褐衫军选了赞成。虽然有些地方保留了秘密投票的形式，但投票前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选票会被做标记，计票的时候可以查出投票人的身份，而有些地方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一些地方，尽管事先做了各种警告，计票时仍然发现了大量废票和反对票，于是这一部分选票干脆就没有被统计进去。如果有人胆敢公开宣布自己拒绝投票，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天主教会的约安内斯·斯普尔（Joannes Sproll）主教不满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和罗伯特·莱出现在纳粹党名单之中，拒绝出来投票，随后引来褐衫军在他的教堂外高声威吓谩骂，最终被赶出了教区，所幸他名声太响，政府没有抓他。[230]尽管选举中丑态百出，但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看到公决结果后依然深感自豪。“99%的人都支持元首，”路易丝·索尔米茨欣喜地写道，“这一定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比震撼。”[231]

Ⅵ

那么，纳粹集团治下的德国社会到底遭受了多少恐怖与威胁？尽管选举时的公开胁迫和暗箱操作使选举结果失去公信力，完全无法代表民众的真实态度，但这些措施在打压批评与异见的同时，也无疑掩盖了纳粹政权受欢迎的程度，而且至少在一些事情上，比如莱茵河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假若选举完全自由，相信多数德国人也会投赞成票。此外，前文已经提到，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纳粹主义的恐怖很快就从真实的恐怖（1933年上半年纳粹分子几乎无处不在的暴力行为）演变为极少诉诸行动的威胁。1933年，纳粹党迅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监控网络，以追踪、逮捕和惩罚反对者，其中包括1/3在德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投票给左翼政党的人。到了1935年末，有组织抵抗已经被完全粉碎。“长刀之夜”更是教训了以数百万难以控制的褐衫军为主的纳粹内部的异见者。许多其他党派的政治家——从民主党人到国家人民党人——有的被捕，有的被威胁，还有的甚至被杀死，以儆效尤。但从1936年开始，直截了当的恐怖统治越来越针对相对小众的群体，比如顽强坚贞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不合群的人、不努力工作的人、小偷小摸的罪犯，以及后文即将讲到的犹太人和同性恋等。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前共产党或社民党员——来说，只要规规矩矩的，他们就不会感觉到逮捕、监禁和集中营的存在。[232]基于上述事实，最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政权根本不是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第三帝国的暴力和胁迫与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无关。至少在1933年之后，纳粹政权恐怖措施的实施具有高度选择性，主要针对一些边缘小群体，而对这些群体的迫害行为不仅得到多数德国人的赞成，更在实践中有赖于地方上大量普通德国市民的自愿参与和主动配合。这种观点认为，纳粹党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实行“自我监控”的社会。[233]这种监控并不像奥格斯堡的案例那样是出于个人动机打小报告，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旅馆和酒吧的客人、工作中的同事向盖世太保举报他人的统计数据并未指出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忠诚的纳粹分子或者是劳工前线等组织的官员；鉴于30年代中期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组织，举报人和纳粹意识形态有各种联系本是常事。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集中营囚犯组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一些普遍遭到广大德国人怀疑的小众群体。

但是，若认为德国社会是一个自我监控的社会，那就低估了第三帝国自上而下的恐怖和威胁。[234]不管是哪一年，来自民间举报的案子在盖世太保处理的全部案子中占的比例都不大。多数案子并不是源于某个人的举报。对绝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举报属于特殊情况，不是常态。比如，在人口达17.6万的利珀（Lippe）地区， 1933—1945年间党的各类机构收到的举报总共只有292起；各年举报案例最多的是51起，最少的是3起。[235]此外，1937年全德违反《恶意传谣法》的案例只有17168起。而实际违法案例数量可能要高出好几百倍。因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多数目击此类违法行为的人没有选择举报。尤其是在工薪阶层，害怕被排斥、被反咬一口甚至被报复的人是很多的。再者，实行监视的不是普通德国人而是盖世太保，只要盖世太保收不到举报，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正是因为盖世太保主动追踪异议和违法行为，举报才有意义。在粉碎工人抵抗运动之后，盖世太保的打击面变得更广了，包括一些不怎么涉及意识形态的异议，为此被怀疑和迫害的人下场同样凄惨，一开始是审讯过程中的殴打和酷刑，或是盖世太保军官自己亲自动手，或是他们在一旁看着打，然后上法庭，蹲监狱，进集中营。[236]在这个过程中，盖世太保会调动起一张地方官员网，这张网从街区监护开始向上延伸，以盖世太保为中心，不断鼓励举报。纳粹官员知道，如果没有抓到异见分子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知道讨取盖世太保欢心就会被认作第三帝国忠实且合格的仆从。说到底，监视德国人的，是盖世太保及其管辖或合作的雇佣机构，而不是德国人自己。[237]

但认为绝大部分德国人都支持纳粹政权的镇压政策并非全无道理。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纳粹当局非但没有掩盖镇压机构和措施的存在，还定期在报纸和各种宣传机器上宣布死刑判决、有期或无期徒刑判决、审判异见人士和传谣者等。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读到报纸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反对镇压。但是，实际上这些宣传还有其他目的。政府在镇压离经叛道者和异见人士之后再广而告之，主要是为了吓唬数百万德国人，防止他们也走上反抗的道路。纳粹党曾经公开威胁要把散布有关清洗罗姆谣言的人关进集中营，这反而暴露了所有相关报道不敢明说的东西。同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维尔纳·贝斯特等警察头子和高级党卫队官员说盖世太保要代表德国人民，在人民的参与之下对全社会进行种族和政治净化，他们的话是不能从表面上理解的。纳粹的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他们的政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但实际上盖世太保公开吹嘘的雄心大志不过是一种恐怖手段，借此让德国大众认为盖世太保特工无处不在，无所不晓。[238]

的确，那些受歧视的边缘群体是被送进了集中营；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因为还有数量远过于此的政治异见人士和其他被法院判为异常的人被送进监狱。纳粹德国的历史越久远，生活在已经习惯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政体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就越难想象在纳粹德国这类政权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当时，谁敢对政府和元首发出一丝不满的声音，监禁、酷刑甚至死亡就是他的归宿。那些赞成此类镇压的很有可能是某个少数派党的激进支持者和纳粹官员（比如街区监护）、为数不少的中上阶层保守派，他们的确认为最适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就是牢房。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很清楚对自己的言行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一旦反对势力在他们之中扩大就会十分危险。1934年7月初，库尔特·冯·施莱歇、赫伯特·冯·博泽、埃德加·容、古斯塔夫·冯·卡尔、埃里克·克劳泽纳和库尔特·冯·布雷多遭到枪杀就是对中上层保守派的警告：他们最好小心点，否则也会大祸临头。[239]

普通的保守派市民，比如路易丝·索尔米茨，他们并没有激进的政治思想。这些人对纳粹政权谋杀政治对手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德国在1934年6月末和7月初恢复国内秩序之后，他们明显松了一口气。对他们来说，罗姆的冲锋队、魏玛时期的帝国旗帜和红色前线战斗联盟都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威胁。可是关起家门以后，他们不可能忘掉以副总理巴本为首的保守派群体的悲惨命运。受到大规模恐吓的远不止1933年之前支持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那占总人口1/3的人，“长刀之夜”一类的暴力行动也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人数略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国天主教徒开始成为打击对象。一旦敢在公共场合批评纳粹政权，这些天主教徒会立即遭到起诉和监禁。当局最常用的手段仍是借助《恶意传谣法》这种法律，它能扑灭最为微不足道的异议行为，把讲希特勒和戈林笑话的人都送进监狱。这部分人多出自工人阶级，但他们占了德国总人口的一半，且中上阶层违反类似法律的人也会被送上特别法庭。一旦法院判了一些人，大众又会受到惊吓，恐怖气氛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日益不敢出声，而纳粹政权就可以犯下更大的罪行，不用担心会受到大众谴责和反对。[240]

因此，纳粹恐怖政策绝不只针对受歧视的边缘小群体，愈发野蛮和暴力的逮捕、起诉和监禁威胁着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每一个人，从前文提到的特殊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看出，甚至还包括纳粹党自己的人。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为胆敢反抗的人准备了一整套惩罚措施，有计划地迷惑人民，让他们不再敢去酒吧、俱乐部或者志愿组织等传统社交和文化场所，这些都被纳粹视为可能酝酿抵抗运动的地方。从一开始，畏惧和恐怖就是纳粹统治武器的一部分。[241]纳粹政权能够使用这些武器的原因在于，就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几个月之内，政府系统地剥夺了德国人在魏玛时期曾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法律不再保护某个被政府怀疑拒绝政府政策和目标的公民免遭政府侵犯。相反，大量新通过的严刑峻法赋予警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对付违反第三帝国行为准则的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普通人和纳粹党基层官员开始助长这种普遍恐怖担忧的氛围，主动向盖世太保举报“不正常”情况，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且，盖世太保只是整个德国社会庞大的监视、恐怖和迫害网络的一部分。纳粹政权从30年代就开始编织这张网，其中包括冲锋队、党卫队、刑事警察、监狱机构、社会服务和就业机构、医学界、卫生中心和医院、希特勒青年团、街区监护，甚至一些政治上相对中立的机构，比如税务局、铁路警察以及邮政警察。它们向盖世太保、法院和检察机关提供异见人士和反常人士的信息，形成了一个庞杂多样、各自为政但无孔不入的管控体系，盖世太保只是其中的一分子。[242]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它从未衰退，且随着时间流逝愈演愈烈。“你懂什么是恐怖吗？”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好几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问采访人，“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243]不过，恐怖只是第三帝国众多统治手腕中的一种。纳粹政权并不只是要把德国人逼到被动失语、死气沉沉的状态。他们还想鼓励人民在支持纳粹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的积极热情，改变人民的观念和精神，创造一套只反映纳粹价值的德国新文化。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为实现这个目标，纳粹政府花费了史无前例的心血。

注释

Ⅰ慕尼黑革命政府辖下的工人组织。1919年4—5月，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该政府组建过一个工人组织，名为“红军”。——编注。

第二章 精神动员

第一节 启蒙人民

Ⅰ

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11月15日宣布，“我们完成的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革命。它触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其在根本上焕然一新。革命完全改变并重塑了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和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戈培尔认为，“这是一场由人民推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德国人民在革命的洗礼下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现精神统一。戈培尔在3月份曾说，“在1月30日那一天，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个人将被人民共同体取代。”他接着又说，“革命不会局限于政治领域。它从政治开始，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和文化，科技和学术，还有艺术，都无法逃避革命的影响。”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中间派，没有能自称客观中立、置身事外的人，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戈培尔宣称，因为“艺术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艺术的生命来自人民的生活”。因此，“所有艺术都有政治倾向”。[1]

戈培尔口中的革命，不是沿袭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1917年俄国革命式的社会经济变革，也不是罗姆和冲锋队在1934年被镇压之前所设想的不断革命，而是一场文化革命。它企图令全体德国人民按照纳粹的方式思考，以加强统治权力。戈培尔在3月25日说，纳粹党在德国自由选举中曾经获得的最高支持率是37%，而他要让10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主义的坚强后盾。[2]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希特勒在1933年3月13日成立了新部门帝国大众启蒙和宣传部（Reich Ministry of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戈培尔担任部长并列席内阁。[3]3月25日，戈培尔规定了宣传部的使命：对德意志民族进行“精神动员”。纳粹宣布，精神动员将使人民永葆激情，始终像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样热情澎湃。纳粹当局坚信宣传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他们觉得英国人在一战中制造了大量不利于德国的“神话”。戈培尔的宣传部里面都是年轻且忠诚的青年党员，他们不仅想要将纳粹政权描绘得光鲜体面，还想让外界觉得所有德国人都全力支持纳粹主义。第三帝国之所以是一个现代独裁制度，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在于它不厌其烦地在公众之间寻求合法性。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不断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征求人民意见。它为了确保在向民众征求意见时获得德国人对其行动、政策以及元首的一致支持，不惜大费周章。当局肯定知道这些支持水分很大，但只要从表面上看去，民众对第三帝国的热情和对元首的狂热崇拜始终不减，就一定可以使许多原本中立迟疑的德国人随波逐流。同时，反对派也会因为觉得几乎没有希望赢得人民的支持而噤若寒蝉、惮于行动。[4]

戈培尔颇为大方地承认纳粹政权确实在操纵第三帝国从大众那里获得的合法性。为当权者及其政策涂脂抹粉、维护公开形象是宣传部的职责所在。戈培尔说，“宣传工作全都在幕后，好似舞台艺术一般。”[5]这包括组织各种庆典仪式，比如1933年1月30日为庆祝希特勒就任第三帝国总理举行的火炬游行，1933年3月21日于波茨坦的国会正式开幕仪式，每年秋天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年度集会，以及5月1日的国家劳动节等。除了传统节日，还有新的节假日，包括4月20日的希特勒生日，以及11月9日为纪念1923年政变举行的庆典。在德国全境，一些街道名因为突然不受欢迎、不方便、让人想起过去的魏玛民主时期，被换成歌颂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或者在纳粹运动中牺牲的革命英雄的新名字。比如柏林以前的工人阶级街区腓特烈斯海恩区（Friedrichshain）改名为霍斯特·韦塞尔区；汉堡的一条街道以一位17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奥托·布勒克尔（Otto Blöcker）命名， 1933年2月26日，布勒克尔在纳粹党某个地方分支的总部被共产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身亡。[6]类似的改名比比皆是。

但希特勒是首要的歌颂对象。30年代初，对希特勒的崇拜已经在纳粹党内蔚然成风，而此时它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不仅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传播，还借助无数细小的象征手段。[7]从1933年3月开始，很多城市争相授予希特勒荣誉市民称号。到了1933年末，几乎所有城市的主广场都被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在1933年4月20日元首44岁生日时，各地旗帜飘扬，举国上下每家每户的屋外都装饰着花环，商户的玻璃窗被特别装点，甚至公共交通工具都挂满了彩旗。游行和火炬仪式将庆典带向街头，教会也开展特别活动为元首祝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精心撰文将希特勒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巴伐利亚的教育部长汉斯·舍曼（Hans Schemm）更是夸张，将希特勒称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德国面貌焕然一新的艺术家和建筑大师”，他创造了一副“德国的新面孔”，在“两千年的跌宕起伏”后使人民“最终定型”：“在希特勒身上，德国人民的万千渴望终于成为现实。”[8]各种海报与杂志图片、新闻短片和电影都将希特勒描绘为一个出身行伍但平易近人的人，不仅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多面天才，而且是一个谦逊甚至单纯的人。他无欲无求，蔑视财富，从不故作姿态，爱护孩子和动物，关心困难时期的老同志。他是士兵、艺术家、工人、统治者、政治家，他的多面形象能够得到德国全社会的认同。很多普通德国人被范围如此之广、强度如此之大的宣传所征服。在自己家乡汉堡街头迎接希特勒到来的路易丝·索尔米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穿着棕色制服、以纳粹礼穿过人群的场景……人群的热情直冲云霄……”而当她回到家后，还花时间回味了“自己经历的伟大时刻”。[9]

希特勒崇拜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德式问候的引入，即“希特勒万岁”。这种问候方式从1933年7月13日起便已经在政府工作人员的文件往来中开始使用。和德式问候一起使用的是纳粹礼——右臂向斜前方伸直，有时还要高叫“希特勒万岁”。

在奏响国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时，每一个德国公民都必须行纳粹礼。法令规定，“不希望被怀疑故意表现消极的人都应该行纳粹礼。”[10]这些礼仪不仅在形式上将帝国的支持者凝聚起来，还孤立了和纳粹政权保持距离的人。它们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的影响力。[11]在兴登堡逝世、1934年8月19日确定国家元首的全民公投之后，伴随着“希特勒为德国，德国为希特勒”的口号，对元首的个人崇拜已如野火燎原。戈培尔为“长刀之夜”精心打造的快速宣传攻势鼓吹希特勒又一次把德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粉碎了党内野心家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纯洁和正义，为元首赢得了更多支持。[12]从这一刻开始，对政权的所有批评都指向希特勒手下的官僚，元首本人一般免于指责。[13]

希特勒崇拜在1934年纳粹纽伦堡集会——纳粹上台以后的第二次集会——中达到极致。500辆火车把约25万人拉到了一个专门为集会而建的火车站。供集会者居住的帐篷连绵如城，供给他们的食物和饮水不可胜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仪式为集会拉开序幕。纽伦堡集会持续了整整一周，庆祝夏天的紧张和失序后纳粹运动的团结一致。在城外巨大的齐柏林广场（Zeppelin Field）上，数十万穿着整齐制服的褐衫军、党卫队和纳粹活跃分子列队和元首互相致意。希特勒先高喊“同志们万岁”，然后数十万个声音同时回应，“元首万岁”。演讲、歌舞、分列式结束之后是黄昏时分的火炬游行和盛大的舞蹈表演。100盏探照灯射向天空，使参与者和围观者仿佛置身圣境，英国大使称其为“光明大教堂”。聚光灯一齐照向穿行于褐衫军方阵中的3万面红黑白三色纳粹卐字旗。仪式最肃穆的那一刻莫过于献祭“血染的旗帜”。1923年啤酒节政变中的旗帜再一次被庄严祭出，和纳粹新旗帜发生了仪式性的接触，象征着把开展暴力斗争的决心和不畏流血牺牲的勇气传递下去。[14]

美国通讯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第一次参加纳粹集会之后表示自己被深深震撼。“我觉得，我开始有点明白希特勒为何如此成功了。”在1934年9月5日的日记里，他吐露了真相：

希特勒借鉴了罗马教会的经验，他为20世纪德国人无趣的生活重新带来了色彩、壮丽以及神秘感。今早在纽伦堡近郊卢伊特波尔大会堂（Luitpold Hall）的公开集会绝不仅仅是一场华丽的演出。它还伴有一种在哥特式大教堂举行复活节或者基督教弥撒时才有的神秘感和宗教激情。

希特勒进入大厅，缓缓穿过中间的通道，身后跟着随从。“3万人向他举手行礼。”赫斯站在讲台上，头顶上方悬挂着“血染的旗帜”，念出1923年政变中遇难者的姓名，全场默哀。夏伊勒写道，“在这种气氛下，难怪希特勒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上帝的启示。”在元首于集会前夜从附近的一个机场乘坐一辆敞篷车来到纽伦堡时，夏伊勒亲眼见证了希特勒的出现在支持者中引发的狂热。这座古老城市的街旁挤满了高举双手大声尖叫的人群。夏伊勒继续写道：

我挤在1万名狂热分子中间，他们拥在希特勒下榻宾馆的壕沟里大喊：“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当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时，人群中的那一张张脸——特别是女人的脸——让我感到震惊。这些疯狂的表情使我想起在路易斯安那偏僻地区遇到的那些即将出发的福音派教徒。他们就像看着救世主一样注视着希特勒，他们的脸慢慢不复人形。我想，如果希特勒在这些人的视线中继续待上一段时间，很多女人一定会由于太过兴奋而昏倒。[15]

夏伊勒写道，盛典一个接一个，于军方在齐柏林广场举行的战斗演习中达到高潮。整个集会结束于一场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街头游行，那是一场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游行，它使纳粹政权下的德国人“严守纪律的力量”深深地印在夏伊勒的脑海中。为了精心展示新德国在精神上的统一面貌，纳粹发动了大量人力，或排成整齐的方阵列队前进，或纹丝不动地站在规则的巨型广场地砖上，场面宏伟盛大。这就是举行集会的首要目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不只想将这一面貌展现给全德国，更想展现给全世界。[16]

为此，希特勒把1934年的集会拍成了电影。他委托年轻的女演员兼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完成这一任务，并下令为她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源。30部摄像机，16名摄影师，每位各配备1名助手，4台携带音响设备的卡车，长焦镜头和广角摄影等120种新技术投入使用。里芬施塔尔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制作了一部史无前例的纪录片。1935年影片播出时，许多人为之倾倒。它有一个希特勒钦定的响亮名称：《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里芬施塔尔后来解释道，“意志”不仅指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更指希特勒本人的意志。在影片中，希特勒的形象几乎总是单独出现：他乘坐前往纽伦堡的飞机穿越云霄，站在敞篷车内穿过整个城市享受人民的欢呼，停下脚步接受小女孩敬献鲜花，在辽阔的天空下向追随者们发表演讲，庄严地用“血染的旗帜”触碰新的党旗，最后在卢伊特波尔大会堂的演讲中登上狂热的高峰，台下的人群一遍遍地山呼“胜利万岁”，宛若宗教复兴运动礼拜堂中的朝圣者。一脸虔诚的鲁道夫·赫斯高叫，“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胜利万岁！”[17]

《意志的胜利》让人震撼之处在于它那宏伟的艺术风格和呈现出的纪律严明、动作整齐划一的人群，这些人虽然成千上万，却好似连为一体。影片幕间间歇时，观众可以稍许放松，这时荧幕会放映年轻冲锋队员沉醉于富有雄性气息的骑术表演，然后脱掉衣服跳进旁边的湖水中的景象，这样的镜头意在歌颂男性的肉体，这既是导演的个人偏好，也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展现。这些镜头掩盖了隐藏在幕后的不太光彩的一面：酗酒、斗殴、暴力以及谋杀。[18]不过，里芬施塔尔在电影中扭曲现实的手段远不止于此。她不仅调整了集会期间各个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同时在希特勒许可之下，里芬施塔尔还能够随心所欲地干预集会进程，为了拍摄效果而排演部分活动。实际上，一些场景只有拍成电影才讲得通。纪录片最扣人心弦的一幕是希特勒向纳粹烈士敬献花圈：希特勒在希姆莱和褐衫军新任领导人卢策的陪伴下，缓慢穿过身着褐衫、鸦雀无声的十万人方阵，可在这一场景中，能实际看到希特勒的根本没有几个人。在影片的最后，镜头中满是一排排列队前进的冲锋队员和黑衣铁盔的党卫队成员，这使观众深信德国人民训练有素和军事化组织模式的至高无上。作为纪录片，它想让德国和整个世界相信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力量和决心。[19]这是第三帝国时期唯一一部关于希特勒的影片；它已经表达了需要表达的一切，没有必要再拍摄类似影片。1935年3月影片在德国国内外同步上映，赢得了广泛赞许。它首先获得了由约瑟夫·戈培尔颁发给里芬施塔尔的国家电影大奖，戈培尔称赞这部电影是“对元首形象的史诗级呈现”。它还斩获了1935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和1937年巴黎电影节上的最高荣誉。它后来一直在电影院上映，尽管二战后影片在德国被禁，但依旧是20世纪宣传纪录片中的上乘之作。[20]

讽刺的是，里芬施塔尔接受委托拍摄此片时曾遭帝国宣传部长激烈反对。一年前，里芬施塔尔的首次尝试《信仰的胜利》（Der Sieg des Glaubens）惨遭失败。她不是纳粹党员（她从未入党），且因绕过宣传工作的常规程序受到希特勒直接委任而被戈培尔嫉恨。[21]再者，《意志的胜利》一片违反了戈培尔为电影行业设定的几乎每一条准则。在1933年3月28日向电影界代表讲话时，戈培尔指责某些粗制滥造的宣传片“和时代精神脱节”。他说，“这场伟大运动绝不仅仅是游行或者吹喇叭那么简单。”他赞扬了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声称“好的电影不仅要有信念，还需要有良好的拍摄技巧”。电影不仅要迎合时代的新精神，还需要迎合大众口味。[22]对于戈培尔来说，最有效的宣传是旁敲侧击式的：

这就是宣传的秘密：要潜移默化地渗透宣传对象，让他甚至察觉不到自己被宣传影响了。宣传当然要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必须巧妙地隐藏起来，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23]

为贯彻这一政策，戈培尔指导手下人——甚至可能是亲笔——针对30年代初的早期纳粹电影《冲锋队员布兰德》（S.A. Mann Brand）写了一篇影评，以激烈的言辞批评这部影片粗制滥造、异想天开，宣传意图过于明显。影片讲述了一个16岁工人阶级子弟的故事，他违背社民党人父亲的意愿加入褐衫军，在工作时受到犹128太人控制的工会迫害，最后被共产主义者枪杀，成为纳粹事业的殉道者。戈培尔认为这部影片不可能为纳粹事业赢得任何追随者，只能给已经追随纳粹党的人观看。10月，他又激烈批评了一部歌颂褐衫军成员霍斯特·韦塞尔生平的影片。韦塞尔在1930年被共产党人枪杀。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和《冲锋队员布兰德》类似的故事，反犹色彩更浓重。影片中，枪杀主人公的共产党人受到了犹太罪犯和知识分子的蒙蔽。戈培尔认为影片内容和有关韦塞尔的真实记忆不符。他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舞台或荧幕上的褐衫军游行毫无意义；游行应该去街头。如此肤浅地展示纳粹意识形态，算不得真正的艺术。”[24]

在举办霍斯特·韦塞尔影片首映式的那个早晨，柏林社交圈中的众多显赫人物悉数到场，其中包括末代德皇的长子霍亨索伦太子（Hohenzollern Crown Prince），他是纳粹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戈培尔却下令禁止电影上映。戈培尔的傲慢举动激怒了影片背后的支持者，包括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汉夫施滕格尔是希特勒的老朋友，他为这部影片作曲并亲自募集了大量资金。

他亲自向希特勒和戈培尔表示抗议，最终设法在纳粹党内获得了足够支持，使禁令撤销，但作为条件，影片被更名为《无名英雄汉斯·韦斯特马尔》（Hans Westmar – Einer von vielen）。改头换面之后，影片在媒体上和公众间都受到了广泛赞誉。许多观影者在《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于剧末的一幕响起时纷纷起立致意。[25]但是戈培尔已经表达了他的观点。这次意见分歧使希特勒认识到宣传部长在今后对电影业应该掌握更有效的控制权。凭借这一权力，戈培尔确保此类简单粗暴、只有忠诚的“老同志”才会感兴趣的宣传影片不会再有机会拍摄上映；在纳粹统治已经巩固之际，此类影片已经不合时宜。[26]

Ⅱ

随着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进入了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德国的电影观众越来越多，从1932—1933年到1937—1938年，每年的人均观影次数从4次增长到8次，同一时期的售票数从2.4增长到4 。[27]30年代早中期，许多电影明星和知名导演离开了德国：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是因为无法抵抗好莱坞的吸引力，而其他人如弗里茨·朗（Fritz Lang）则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但是多数人都留了下来。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他曾在20年代末闯荡好莱坞，并凭借在《最后命令》（Sein letzer Befehl）中的出色表演赢得首届奥斯卡最佳演员奖。回到德国之后，雅宁斯开始出演《领袖》（Der Herrscher）等一系列露骨的政治电影。电影《领袖》歌颂强大的领袖力量，基于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导演的一出名戏改编，故事情节围绕着以克虏伯家族为原型的一个富裕中产阶级实业家庭展开。剧作家特亚·冯·哈伯（Thea von Harbou）曾经从事无声电影制作，创作了弗里茨·朗的《大都会》（Metropolis）和《玩家马布塞博士》（Dr. Mabuse, der Spieler）等作品，于30年代开始创作有声电影。当时的新锐电影明星如瑞典出生的札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在观众中知名度很高。另一位德国新人演员特奥多尔·洛斯（Theodor Loos）也是荧屏宠儿。新一代导演开始崭露头角，在电影中表达纳粹思想，其中以法伊特·哈兰（Veit Harlan）最为知名。[28]不过，并不是所有第三帝国的电影人都逃过了严格审查。1935—1936年间，纳粹当局鼓励观众就演员的种族和政治身份进行举报。比如，德国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汉斯·阿尔贝斯（Hans Albers）被谣传有一个犹太人妻子。这个传言所言非虚，他的妻子汉西·布尔格（Hansi Burg）的确是犹太人。但是，第三帝国期间阿尔贝斯将她送去了瑞士，躲避可能遇到的迫害。戈培尔对此一清二楚，但却感到无计可施，因为阿尔贝斯实在太受欢迎了，他只好让宣传部门坚决否认汉西·布尔格的存在。[29]

在30年代，德国电影极为流行，阿尔贝斯和雅宁斯等演员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成功却因德国电影业被日渐孤立而打了折扣。德国电影的国外销量直线下滑，部分是因为电影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影片质量不断下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国敌视国外发行商，特别是犹太发行商或反对德国政府管控国内电影从业者的发行商。对电影业打击更严重的是停止进口国外电影。外国影片在德国的境遇可以从米老鼠这一虚拟形象的经历窥见。30年代早期，米老鼠在德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掀起了从卡通玩具到图书的商业化热潮。一家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纳粹报纸在1931年批评道：“米老鼠是有史以来最磕碜、最可悲的卡通形象。”不过，这种反对声非常罕见。因为米老鼠在德国电影院里实在太受欢迎，纳粹的电影审查不得不允许所有的迪士尼“愚蠢交响曲”上映。迪士尼的动画片《三只小猪》倒是很合纳粹审查者的口味，因为影片里有这样一幕（后来被迪士尼剪掉）：大灰狼假扮成旅行商人出现在一只小猪的家门口。它的那只假鼻子使纳粹分子轻易地联想到犹太人。另一部电影《疯狂博士》（The Mad Doctor）讲述了一位科学狂人试图让一只叫普鲁托的狗和一只鸡杂交的故事。这部影片例外地被纳粹审查机关查禁，可能是因为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在讽刺纳粹的优生学观念，不过更有可能是因为审查机关认为它会吓到孩子。[30]

尽管迪士尼卡通在德国受到热烈欢迎，但很快也遇到了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财务。罗伊·迪士尼（Roy Disney）负责处理弟弟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商业帝国的财政事务。1933年12月20日，罗伊和乌发电影公司有关影片在德国的发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合同，但是在1934年11月12日，德国政府将电影的进口税率提高了三倍，迫使发行商每买一部外国电影就要多缴2万马克。政府还严格限制货币外流，导致美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在德国赚到钱。结果，环球影业和华纳兄弟公司都停止了在德国的业务，而迪士尼从未能在德国的巨大成功中获得任何利润。1935年2月19日，新的政策调整使形势雪上加霜：今后，从国外进口到德国的电影必须以从德国出口电影到国外来支付。于是德国电影被以强买强卖的形式出售给国外发行商。但是，国外发行商都不愿意放映德国人制作的电影；即便他们愿意，美国发行商和公众对纳粹反犹主义的敌视也使德国电影很难上映。1937年秋，迪士尼和乌发电影公司的合同到期。更糟糕的是，迪士尼在德国积累的资产遭到注销，部分资产用来清偿一位破产的主要发行商的债务。罗伊·迪士尼亲自访问柏林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到了1939年，迪士尼卡通在德国已经不见踪迹。戈培尔于1937年圣诞节送给希特勒的18部米老鼠电影成了幸存者。[31]

3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电影业的管控更严格了，因为政府于1933年6月建立了电影信用银行，为大萧条下艰难度日的电影业筹集资金。到了1936年，大约3/4的德国电影都在接受它的资助，而未得它赞同的电影拍摄项目则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而且，1933年7月14日，帝国电影协会成立，由一位直接对戈培尔负责的财政官员担任会长，从此以后，电影业所有机构聘用或解雇员工均在宣传部的管控之下，电影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协会。电影协会有十个部门，涵盖了德国电影业的方方面面。[32]这是纳粹全面控制电影业的关键一步。第二年，戈培尔的触手因一起事件而伸得更远了：德国最大的两家电影公司，乌发电影公司和托比斯电影制片公司（Tobis）因财政危机而被国有化。到了1939年，已经有2/3的德国电影都是由国资控股的公司创作的了。[33]1938年德意志电影学院成立，培育新一代导演、演员、设计师、作家、摄像师和技术人员，确保他们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要求工作。纳粹更通过法律手段对电影业施加财政管控，最主要的是1934年2月16日通过的《帝国电影法》（Reich Cinema Law）。这一法律强制规定电影剧本须接受事先审查。同时它还将1920年成立的各个电影审查办公室合并为宣传部下属的一个单独机构。1935年，《电影法》得到进一步修订，赋予了戈培尔可以越过这些机构直接封杀任何电影的权力。《电影法》还炮制了“高艺术价值影片”“高政治价值影片”等电影奖项来鼓励电影制作者和引导观众。[34]

在戈培尔授意下，纳粹德国推出了大量娱乐电影。按照宣传部的电影分类，1934年德国上映的电影中有55%是喜剧片，21%是剧情片，24%是政治片。比例逐年变化，且有的电影事实上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然而到了1938年，只有10%的影片被归类为政治片，剧情片和喜剧片分别占了41%以及49%。政治片比例下降，剧情片比例急剧上升。音乐剧、古装剧、爱情喜剧片等类别的电影帮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神经，但也能承载一种信息。[35]所有种类的电影都必须符合电影协会制定的规则，而许多电影都在鼓吹领袖，宣传“血与土”式的农民品质，抹黑纳粹主义憎恨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或者在看似不带政治色彩的电影中将他们设置为反面角色。宣扬和平主义的电影遭禁，宣传部要求所有类别的电影都要坚持正确立场。例如，1933年9月的《电影速递》（Film-Kurier）杂志指责魏玛时期的电影描绘的是“一个毁灭、反叛、罪恶的阶层，在大都市的幻想中自我膨胀，自寻死路”。这一批评明显指的是弗兰茨·朗的电影，比如《大都会》和《M就是凶手》（M – Eine Stadt suchteinen Mörder）。杂志向读者保证，以后的犯罪片不会关注罪犯，而是把镜头聚焦于身穿制服或便衣打击犯罪行为、保卫人民安全的主人公身上。[36]可见，即便是娱乐消遣也逃不开政治。[37]

更直接的政治宣传手段是新闻短片，尤以《德国每周回顾》（Die Deutsche Wochenschau）为最。《回顾》从1938年10月开始配合所有商业电影一同放映，片子的一半时间都用于报道政治事件，辅以体育新闻、社会杂闻等内容。影片形式死板，尽是些陈词滥调，强调战斗和斗争的纳粹式语言风格贯穿始终，由一个嗓门很大、语气蛮横嚣张的人播报，而且片中的事件常常是特意摆拍出来的，与现实相比充其量算得上半真半假。原本有多家公司制作这种新闻短片，其中还包括由一家美国公司制作的《福克斯每周评论》（Fox Talking Weekly Review），但从1939年开始，政府规定所有新闻短片必须口径一致，由宣传部下属的一个特别办公室统一管理，并于1936年通过了《新闻短片法》（Newsreel Law）。因此，历史学家在以新闻短片作为史料时，必须像对待纳粹政权留下的其他许多影像资料时一样慎重。[38]即便是在当时，再迟钝的人也都看得出其中的宣传意图。

Ⅲ

新闻短片并不是大多数德国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渠道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的收音机。在纳粹德国，该行业的所有人，从播音员到工程师再到销售人员，都必须加入1933年秋成立的帝国广播协会。这样一来，宣传部就完全掌握了雇佣和解雇从业人员的权力。当年的早些时候，德国的广播系统已经处于政府控制之下。1934年4月1日，所有地方广播站都被纳入帝国广播公司旗下，并直接附属于宣传部。纳粹当局还把手伸向了无线电设备的生产，每年为无线电设备生产厂家提供大量补贴，生产一种叫作“人民收音机”的廉价收音机。该收音机售价仅为76马克，小型机更是只要35马克（体力劳动者一周平均工资），还可以分期付款。1933年德国已经生产了约150万台这样的设备，1934年超过600万台收音机在德国投入使用，1939年德国已经有70%的家庭拥有无线信号接收设备。这个覆盖率冠绝全球，甚至超过美国。由于收音机的普及，许多农村人口第一次定期受到政府宣传机器的洗礼。收音机的普及使得纳粹政府可以将它的信息传往一直以来远离政治喧嚣的地区。德国一共生产了超过700百万台人民收音机。1943年，人民收音机占到所有家庭收音机的1/3。

人民收音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其频段受到限制，除了边境地区的听众之外，德国国内听众无法收听境外电台。在某些特殊的时候，电台负责人会安排在公共场合（工厂车间、办公室、学校以及餐厅）播放希特勒的演讲。每次警报器一响，人们就得停下手中的活计，聚在收音机边上，或者在广播的可及范围之内一起聆听元首的教诲。人们还必须收听《祖国之音》（Hour of the Nation），每晚7点到8点在每个电台播放。为提高公众收听率，政府甚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由6000个广播喇叭组成的广播系统，只是因为1939年战争爆发才搁浅。[39]

地图4 收音机在德国家庭的普及率（1938年7月）

早在1933年3月25日，戈培尔就已经告诉播音员和电台经理要清洗电台内的左派和不服从人员。戈培尔要求他们自我清洗，否则他就亲自出马。到1933年夏天，各电台完成了清洗活动，很多人因此失业，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其中一个受到影响的人是小说家、诗人兼记者约亨·克莱珀。克莱珀出生于1903年，他自己并不是犹太人，但有个犹太人妻子；他虽是一个相当虔诚的新教徒，但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1933年6月，一封匿名举报信让他丢掉了在国有电台的工作。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为自己未来如何谋生感到忧虑。发表小说和诗歌带来的收入代替不了在电台工作的工资，而且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被禁止发表任何东西。他绝望地写道：“我不相信德国的出版机构会站在我一边，现在的出版社怎么会照顾一个明显不能代表‘民族希望’的作者？”不过最后他幸运得救，在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Ullstein Publishing Company）电台杂志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40]克莱珀相当走运，而许多处境相似的人不得不远走他乡，或者提前退休，穷困潦倒。然而戈培尔并不满足于人事变动。在1933年3月25日对电台经理和制片人讲话时，戈培尔异常直白地说：

政治倾向无处不在。发现所谓的“绝对客观原则”是德国大学教授的事情，而我不相信教授能创造历史。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电台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我们会让它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服务，禁止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在此表达意见……[41]

不过，戈培尔非常清楚，广播和电影相似，人们不会忍受不厌其烦的宣传攻势。早在1933年5月，他就已经开始拒绝纳粹头目们在电台发言的要求，并将每个月的政治演讲数量限制在了2次。[42]宣传部长认为，宣传工作必须充满想象力，紧跟现代潮流，与时俱进。他在1933年3月25日告诉电台经理，“宣传工作的第一铁律便是‘不要变得无聊’！”节目中不能翻来覆去地播放军旅歌曲和爱国演讲。好节目必须充满想象力。收音机可以使整个民族团结在政府身后。[43]尽管有这个警告，电台一开始仍然密集播出政治宣传，仅在1933年一年间就播出了50次希特勒的各类演讲。1934年5月1日，电台花费了不少于17小时的时间欢庆五一劳动节，播出相关的演讲、歌曲和游行等。难怪有报告称，听众很快便对过度宣传感到厌倦，一有机会就去收听国外电台。慢慢地，戈培尔的反复告诫才收到一点效果。从1932年到1939年，电台广播中播出音乐的时间稳定增长。到1939年，“文学”和“谈话”的播出时间已经降到约7%。电台2/3的时间都用于播放音乐，不过7/8是流行音乐而非古典音乐。定期的音乐点播尤其受欢迎。这个栏目首次出现在1936年，主要播放一些和魏玛时期风格相似的流行娱乐歌曲。

不过仍然有人抱怨连音乐都很无趣，他们怀念魏玛时期十分流行的广播剧。[44]党卫队保安处1938年报告称，“电台听众的不满”已经开始通过以下事实表现出来，“几乎所有的德国听众……都开始像以前一样定期收听国外电台的德语频道。”[45]

Ⅳ

为弘扬德意志民族精神，鼓动德国人民支持第三帝国及其背后的理念，戈培尔展开了风格多样的宣传攻势，但他的宣传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远远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纳粹政权的这一特点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先在建立宣传部的讨论中，戈培尔原本还想兼管教育工作，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提议，为教育工作建立了一个独立部门，由伯恩哈德·鲁斯特担任部长。对戈培尔来说更严重的威胁是，在文化工作领域有一个自命为纳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戈培尔必须和他争夺领导权。罗森博格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在整个德国文化领域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特别是他精心阐释的那个版本。20世纪20年代末，罗森博格开始主管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它是当时党内创立的众多专家组织中的一个。1933年罗森博格的联盟迅速行动，“整合”了德国的戏剧文化机构。[46]罗森博格也非常积极地在德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强调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包括音乐、美术、宗教、大学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而这些领域都是戈培尔的宣传部觊觎的地盘。[47]罗森博格的联盟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活跃。1932年1月联盟还只有2100人，一年后便增长到6000人，1933年4月有1万人，到了10月已经有3.8万人。联盟的成员中有一大批极右翼音乐评论家和作家。在1933年春和早夏发生的针对犹太人和左翼音乐家的多轮攻击或是由战斗联盟直接组织，或是受其鼓动。此外，罗森博格还掌控着一件有力的宣传武器：《种族观察家》。这是一份他亲自担任主编的纳粹日报。

对戈培尔更为不利的是，罗森博格的艺术与音乐观和希特勒的更加接近。戈培尔对于文化创新的迷恋不止一次地提升了罗森博格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48]

戈培尔自己并没有时间理会罗森博格。他曾将罗森博格的《20世纪的迷思》（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一书贬斥为哲学垃圾。[49]罗森博格控制的机构只是一个党组织，戈培尔在这方面优势明显，他是帝国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德国政府中拥有实权的部长，手下聚集着一批忠诚的纳粹党徒，在政治上无可指摘。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罗森博格曾经短暂负责党务工作，但他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希特勒对他的政治能力并不看好，拒绝让他在政府部门任职。另外，尽管希特勒和罗森博格有许多共同的粗俗偏见，但他和戈培尔一样看不上罗森博格那装模作样的伪哲学理论研究，从来没有把罗森博格纳入自己核心的朋友圈子。1933年夏天，由德国文化战斗联盟引起的混乱开始在政治上变得棘手起来。[50]1933年9月22日，戈培尔成功通过了一项法令，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它包含了7个指定的下属协会——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广播协会、电影协会、美术协会以及出版协会，和宣传部辖下各局一一对应。一些协会早已存在，比如帝国电影协会，一些正在形成之中，不过现在它们都成了国家垄断机构。通过此法，戈培尔得以从罗森博格手中夺回管理德国戏剧文化的权力。该法令要求所有文化领域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这使戈培尔能够清洗任何不为纳粹政权认可的人，有效地将罗森博格在文化领域的角色边缘化。戈培尔还利用帝国文化协会改善退休金制度，淘汰不合格的人，不过1935年之后淘汰政策开始软化。同时，戈培尔精心营造文化协会及其下属协会自主运作的表象。宣传部仅仅给出大的方向，而实际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老资格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作家手中，由他们担任协会领导并负责日常事务。借此戈培尔获得了绝大多数以文化为饭碗的人的支持，他们人数众多：1937年美术协会有3.5万人，音乐协会9.56万人，戏剧协会4.11万人。[51]

1933年11月15日，帝国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由希特勒亲自主持。成立大会上，音乐厅高规格的常驻乐队先后奏响了由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öngler）和里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指挥的音乐。随后是戈培尔的演讲和瓦格纳《纽伦堡名歌手》片段合唱（“醒来吧！黎明即将来临！”）。之后在1934年1月24日，罗森博格在哄骗之下得到了一个唬人的空衔：“国家社会主义党哲学和知识训练及教育领导人总代表”。1934年他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的名字被改得更加平淡：国家社会主义者文化共同体。这个机构继续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它在文化领域的敌手褐衫军已经失势，最终于1937年解散。[52]之后罗森博格仍然不时给戈培尔制造麻烦。不过，自从戈培尔鉴于希特勒的坚决反对而不再对文化现代主义留情后，罗森博格便无法真正威胁戈培尔对文化领域的绝对控制权了。[53]

罗森博格并非是戈培尔需要对付的唯一党内高层成员，希特勒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经靠画明信片为生，对视觉艺术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他是瓦格纳音乐的忠实粉丝，痴迷于建筑艺术，花费大量时间在自己的私人影院看电影。然后还有赫尔曼·戈林。作为普鲁士州总理，格林控制着大量由普鲁士经营和资助的主要文化机构，尽管他没有把手伸向影响更广的文化政策。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在文化政策方面也涉足颇深，尤其是影响青少年教育的政策。他成立了一个音乐专家组，由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和钢琴家威廉·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等人构成，借此控制和审查柏林所有演唱会和音乐活动的演出节目。他还管着各类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他主要关心的似乎是防止宣传部蚕食他的权力，因为宣传部在成立之初曾想兼管教育工作，使他一直怀着危机感。最后是罗伯特·莱领导的劳工前线。1933年5月，劳工前线在接管工会时吸收了大量艺术家、音乐家和他们的组织，似乎决意维持自己在音乐界的影响力，以防他人觊觎。这些部门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之间的划界之争愈演愈烈，致使教育部一度于1933年7月15日甚至想要禁止公开讨论艺术问题，不过最后没能成功。[54]

但是，不管这些纳粹组织有多少不同，在细节上有多大差异，它们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把犹太人和纳粹政权的政治反对力量清除出文化领域，应该摧毁“文化布尔什维主义”（cultural Bolshevism），尽管他们关于何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还未达成共识。在1933年及之后几年，大约有2000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电影演员、导演、记者、建筑师等文化领域的活跃人物离开了德国，有的是因为反对纳粹主义，有的是因为身为犹太人被剥夺了谋生手段。文化协会清洗犹太人花了一些时间，部分是因为经济部出于发展经济的考量提出反对。到了1935年中期，清洗已经基本完成。[55]在排除了异见分子、不合作分子以及当局不认可的种族之后，德国文化和大众媒体日益体制化，被当权者牢牢控制。纳粹不同部门之间对文化领导权的争抢完全没有阻止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节 为德国而写作

Ⅰ

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德国《法兰克福新闻报》（Frankfurter Zeitung）以其深入客观的报道、公正中立的评论和较高的知识水准在国内外享有广泛赞誉。它是外国人借以了解德国时局的窗口。尽管该报的读者群体不大，但受教育程度较高，包含相当数量的意见领袖。这份报纸在政治上坚持自由立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家族或者莫斯（Mosse）和乌尔施泰因家族一手扶植的报业帝国。它的编辑和人事决策并不是由一位主管乾纲独断，而是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不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报纸陷入了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部分控制权转让给化工巨头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报纸的独立性很快就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到了1932年，报纸编委会已经在鼓吹是时候让希特勒和纳粹党加入临时政府了，还主张修改魏玛宪法，使其倾向威权主义，以此拯救德国。[56]

1933年最初几个月，报社员工顺应时势，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放弃了批评纳粹主义的立场，对镇压共产党表示支持。但由于报纸的自由立场早已声名在外， 1933年3月11日，一伙武装的冲锋队员闯进了报社，威胁如果报纸不全面服从命令就会被查禁。不久后，编辑成员开始辞职，报纸编委会迫于宣传部的压力辞退了犹太员工；到了1936年末，报社里的犹太人都已被清理，只剩下两个犹太混血职员和两个配偶是犹太人的职员。看到大事不妙，创立报纸的犹太家族成员利奥波德·松内曼（Leopold Sonnemann）于1934年6月1日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法本公司，使法本公司持有该报母公司98%的股份。当时，纳粹当局还不敢得罪这家化工巨头，因为它需要法本公司支持重整军备，促进就业。法本公司原想借报纸提升自身在国内外相关圈子里的声誉，但卡尔·伯施（Carl Bosch）等公司的领导层人员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派，不希望报纸丢掉自身的核心特点。希特勒和戈培尔出于另一种考虑——他们很看重这份报纸的国际声誉——也不想强迫报纸过快转变而惹得国际上议论纷纷。这意味着《法兰克福新闻报》在第三帝国时期比它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57]

因此，直到30年代中期，《新闻报》驻外记者仍然在坚持刊发国外对纳粹集团的批评。编辑经常拒绝刊发来自宣传部的文章，其中以文艺栏目的编辑为最，即使戈培尔亲自下令也无济于事。他们多次成功刊发文章，强调纳粹政权正在践踏的人道主义价值。1933—1939年间，该报任命的40名编委会成员多出自新闻界内受到纳粹政权压制的群体，比如社民党人、国家人民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比如瓦尔特·迪克斯（Walter Dirks）和保罗·泽特（Paul Sethe）——在战后都成了西德的著名记者。还有两位著名作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和奥托·祖尔（Otto Suhr），虽然他们的妻子是犹太人，却仍然能够留在报社工作。[58]该报还经常刊发一些谈论历史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成吉思汗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物，但只要是智力正常的读者，都能明显看出它们是在影射希特勒。编辑还使用一些套话来刊发一些会令当局不快的报道。比如，他们会用这样的句子开头，“以下消息纯属谣言”；他们在标题中先声明某事件是谎言编造，随后又尽其所能报道该事件的细节。很快，《法兰克福新闻报》作为唯一敢如此报道新闻的媒体声名鹊起，发行量再次提升。[59]

盖世太保很清楚《法兰克福新闻报》特别喜欢刊发“绝对是在恶意挑衅”的文章，认为它“像之前一样代表了犹太人的利益”。[60]甚至直到1938年，该报仍然将利奥波德·松内曼的名字挂在头版，后来迫于政府命令才撤掉。[61]还有一次盖世太保反映说，“他们有意歪曲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思想，篡改其原有意思，其手段之高让人惊叹。”[62]然而随着时间推进，特别是在1936年之后，当局的强势迫使报纸采取守势。《新闻报》不得不多次向宣传部的指示妥协。直接抗命几乎不再可能。在1933年8月的时候，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报纸已经成为新政权下“不自由的工具”。[63]国外报社很快便不再引用他们的文章，认为他们的报道已经和戈培尔的宣传部每天发布的虚假信息和宣传教条没什么两样了。[64]1938年，法本公司意识到它已经不需要影响公众意见——因为德国已经不存在公众意见——于是在没有征询编辑部和报社员工意见的情况下秘密地将该报卖给了纳粹埃海尔出版集团（Eher Publishing House）的一个子公司。1939年4月20日，纳粹出版界的头面人物马克斯·阿曼（Max Amann）将报纸呈给希特勒作为生日礼物。它再也不是一份自由评论了，尽管原来也是遮遮掩掩。该报的读者数量继续下滑，最终于1943年完全停刊。[65]

不过这份报纸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保持相对独立已经足够让人惊叹。和其他宣传和文化领域一样，1933年冬马克斯·阿曼的帝国出版协会成立，对报社的人事控制也正式开始。在出版协会成立之后，非协会成员已经不可能再到出版行业工作。阿曼利用大萧条期间出版行业的经济低迷，并通过将政府广告合约交给纳粹控制的报纸断了竞争对手的财路，接管了大量报纸。担心会因为订了自由派报刊而受到怀疑的读者改订了其他报纸。1934年初，自由派报纸《柏林每日新闻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发行量从13万下降到7.5万，一直以来声誉良好的《沃斯新闻报》（Vossische Zeitung）也从8万跌落到5万以下。而纳粹的报业帝国从1933年初的59份日报、总发行量782121份，扩张到同年年末的86份报纸、总发行量逾300万份。1934年，他们买下了犹太出版公司乌尔施泰因，该公司旗下有数家德国最受尊敬的报纸。1935年4月，帝国出版协会制定的新章程查禁了宗教团体或特殊利益团体的报纸，严格限制商业公司、基金会、各类协会和其他各类组织办报的权利，使阿曼有权关闭财政状况不佳或者非雅利安人所有的报纸。1935—1936年间，阿曼关闭和买下了500—600家报纸。到了1939年，埃海尔出版集团已经拥有或控制了2/3的德国报纸和杂志。[66]

正当阿曼积极收购各类报纸之时，戈培尔和他的老搭档即纳粹出版部门负责人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将管控延伸到了报纸的具体内容。1933年10月4日通过了一项新《编辑法》（Editors'Law），规定编辑本人须对报纸的内容负责，取消了经营者开除员工的权利，并订立了多项规章限制报纸的内容，不得刊发“蓄意削弱德意志帝国在国内外的力量，德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德国国防、文化或经济，或伤害他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加入帝国德意志出版联合会成了法定义务。如果一名记者违反了职业法庭规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取消从业资格。于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两年之内，共1300名犹太记者和持社会民主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记者被剥夺了工作。戈培尔通过编辑和记者掌控着报业，[67]阿曼则通过出版协会和出版公司实施控制，而地方和地区级别的纳粹中层官员则两手兼顾，特别是在有地方性报社的地方。纳粹以一个接一个的手段除去了报业的对手，消灭了纳粹地方报纸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并使这些艰难度日的小报蓬勃发展，赚得盆满钵满。[68]

在纳粹时期凌驾于其他一切报纸之上的是党的《种族观察家》。和其他德国日报不同，《种族观察家》是一份全国性报纸，每天在慕尼黑和柏林同时印刷。作为党的喉舌，它成了纳粹忠诚党徒和其他一些想要知道该想什么和该信什么的人的必读材料。学校老师对这份报纸尤其重视。他们既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也可以用来检查学生的文章。如果学生是直接从上面摘抄的，那么老师在批评时就要格外小心。《种族观察家》的日发行量从1932年的11.6万份暴涨到1941年的119.25万份。这是第一份日销售量过百万的德国报纸。编辑威廉·魏斯（Wilhelm Weiss）在1933年之后加强了对新闻事实的报道，但同时他也鼓励作者在文中进行恐吓和威胁，每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外宣讲纳粹主义的强大及其摧毁一切威胁的决心。然而，他却没能说服马克斯·阿曼成立一个驻外记者部门，不得不严重依赖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还有一些和《种族观察家》相似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带有情色色彩的《冲锋报》。这份报纸到1937年总发行量高达50万份，而三年之前只有区区6.5万份，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各类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这份报纸广泛出现在大街小巷，它的头版在广告栏中清晰可见。不过很多德国人拒绝把它摆在家里。因为报上那些所谓犹太人犯下各种暴行的故事明显都是编的，而那些所谓犹太人和非犹太德国女孩之间的性丑闻报道太过色情。党内高层有时甚至会被迫撤回某期《冲锋报》。不过，有很多读者向这份报纸写信举报自己的邻居或熟人，理由或是没有向希特勒致敬，或是和犹太人搅在一起，或是批评政府。这份报纸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组织公共请愿，要求关闭犹太人公司等反犹行动。纳粹组织的大额订单也给其他非色情杂志带来了高发行量，如《冲锋队》，30年代中期的周发行量高达75万份。而个人订阅者往往选择附插图的，图文都不那么极端政治化的周刊。[69]

戈培尔非常清楚，统治报业意味着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统一口径。为方便中央对其内容给出指导，宣传部接管了两家大通讯社：胡根贝格的电报联盟与其竞争对手沃尔夫电报社。政府在1933年将二者合并为德国新闻局，该机构不仅为各类报纸提供国内和国际新闻来源，还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来指示应该如何解读近期新闻事件。编辑们被禁止从自己的通讯记者之外获得新闻来源。戈培尔对编辑的指示会通过定期的出版业会议传达，并以电报发送给地方新闻局以管理地方报纸，其中包括针对印刷内容的命令和禁令。1935年4月6日的一份指示说，“任何情形下都不准刊发鲁登道夫和元首在一起的照片。”另一份1936年4月14日的指示说，“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大使昨天遇到了车祸。他的大女儿受重伤，大使本人安然无恙。这次事故绝不准在报纸上刊发。”1936年4月14日，德国报业系统得到指示，“以后只要苏联官员和政客是犹太人，提到他们时只能使用他们的犹太人名字，且名字前面要冠以‘犹太人’字样。”1936年4月25日，编辑们又得到命令，“褐衫军中央小组成员在柏林逗留期间访问共济会博物馆的消息不得见报。”1937年11月20日，一份指示似乎显示他们松了一口气，“对格蕾塔·嘉宝（Greta Garbo）的报道似乎效果很好。”[70]

这些指示对细节相当重视，给编辑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为零。[71]这些措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参考《法兰克福新闻报》相关情况，一个机智而坚定的编辑或通讯记者仍然能向公众传达纳147粹分子不希望他们了解的信息，或者含沙射影地批评政府，比如撰写有关古希腊或古罗马独裁制度的文章。1935年4月20日，一家名为《施魏尼茨地区新闻》（Schweinitzer Kreisblatt）的地方报纸在头版印制了一副希特勒画像。画像中希特勒的头部盖住了报纸名称中的itzer，留下了Schwein，而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猪”。盖世太保认为这是有意侮辱元首，报纸被封禁三天。显然，报纸的这个举动不太可能是一次无心之失。[72]不过，不管《法兰克福新闻报》能做什么，编辑和记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去违反宣传命令，为读者提供独立和原创的内容。从1932年到1944年，报纸数量从4700家降到977家。各类杂志期刊数量从1933年的1万家下降到1938年的5000家。它们的内容也越来越同质化。此外，能够及时传递信息的无线广播发展迅猛，使传统报纸面临着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印刷出来的新闻不再是“新”闻，报纸该如何吸引读者？[73]报纸的阅读群体对报纸的不满与日俱增，这从盖世太保的定期监控报告中可以看出。卡塞尔（Kassel）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在1935年3月的月报中说，“人们已经难以忍受报刊的同质化，尤其是以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这个报告还说，人们还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读不到每天的时事新闻，是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事情显然太过敏感而不能公开报道。盖世太保认为这是谣言满天飞的原因，也是促使人们从国外报纸——特别是在瑞士印刷的德语报纸——上了解新闻的原因。这些报纸在大城市之外的小社区都有可观的销量。[74]

但纳粹政权已经采取了针对措施。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禁止国外报纸进入。帝国出版协会控制着帝国火车站书店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保证“火车站书店的第一要务是传播德国思想。书店的租赁人必须要抵制外国报纸的传播”。对火车站书店采取的措施同样用于德国大街上的报刊亭。[75]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盖世太保1934—1935年的那份报告所示便不足为奇了：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报纸内容。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消息来源。1934年党报的发行量总共下降了约100万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不是靠纳粹组织自己订购，销量还会一降再降。在科隆（Cologne），纳粹地方报纸销量从1934年1月的20.3万下降到1935年1月的10.6万。同一时期，当地的天主教报纸销量却从8.1万增长到8.8万。同样的趋势也能在德国其他地区观察到。于是当局于1935年又实行了所谓的“阿曼条例”（Amann regulations）。条例强调，任何报纸如果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向读者传递有伤道德风化的信息，将被吊销许可证。之后党报的表现开始有了些起色，但只是因为它们没了竞争对手，人们在威胁下被迫订阅了党报。[76]

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消灭异议，对出版业的控制不断加强。记者、编辑等从业人员时刻面临着艰难决定：在不完全放弃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政府的命令？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除了几乎无条件服从命令之外已别无选择，拒绝服从的人则全部遭到解雇。于是，尽管戈培尔多次命令广播和报纸不可死板无聊，最后他还是给二者套上了政治枷锁，激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抱怨引导舆论的两大主要媒体一味服从，媒体工作者尽是些无趣的软骨头。1934年，戈培尔曾告诉媒体人，他欣慰地看到，从业者终于知道如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正确地应对时事新闻。[77]不过，一贯毒舌的戈培尔在数年后又称，“只要一个人还残存着一丝荣誉感，就绝不会去当记者。”[78]

Ⅱ

1932年6月，把自己的小说《小人物该怎么办？》（Kleiner Mann – was nunö）出版之后，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创造了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后一部畅销的严肃小说。最开始的十个月，这本书卖了4万册，在不下于10份报纸上连载，还被拍成了电影。这部作品甚至拯救了几乎已注定破产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小说的名字完美地概括了德国人在1932年最后几个月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局中的绝望情绪。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谦逊但不断受到羞辱的小职员约翰内斯·平讷贝格（Johannes Pinneberg），他的经历令许多读者感同身受。他不得不面对女友怀孕这个现实；尽管女友的父亲对他充满敌意，他还是得娶她；他不辞辛苦地为小两口寻找栖息之所；他也必须适应有孩子之后的家庭生活。在各种担惊受怕之后，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失业大军。不过，他没有像小说中的其他角色那样靠违法犯罪来度过危机，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了正直和风度。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妻子，这位温柔的女性在克服自己最初的稚嫩之后，坚强地为小两口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成为逃离外部世界残酷和苦难的避风港。小说结尾，妻子兰普金成了主要人物，小说对女主人公的成功刻画被认为是其畅销的关键原因。[79]

汉斯·法拉达是鲁道夫·迪岑（Rudolf Ditzen）的笔名。迪岑于1893年出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他在创作上难称大家，也不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在于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入微刻画以及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迪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他是很难靠小说谋生的。因此，移民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走不通的。同时，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更不是犹太人，因此他也没有什么要离开德国的理由。[80]迪岑无党无派，且因为作品太大众化，没能入选像普鲁士艺术学院这样尊贵的机构，因此纳粹当局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讨人厌的地方。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大学城发生了象征着失去文学自由的焚书运动，他的书并不在其中。但是，迪岑除写作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同时他还酗酒成性。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精神崩溃、毒瘾发作、酗酒和举止不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监狱和收容所度过。这些经历为他于1933年11月完成的新小说《囚徒生涯》（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 friöt）提供了素材。[81]

为了使小说出版，迪岑觉得必须写一篇序言，强调小说中描绘的恐怖的刑事司法系统是旧时代的东西，当然他完全清楚这是胡说八道。甚至他的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都认为这种胡诌有些过于谄媚。但是罗沃尔特自己也必须做出妥协。他之前出版的半数书籍都已遭禁，为了使自己的企业生存下去，罗沃尔特把这些书改头换面，换上了当局能够接受的书名，并和一些并非完全是纳粹党徒的著名右翼人士拉上关系，比如卷入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谋杀案的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Salomon）。拉特瑙有犹太血统，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魏玛早期任外交部长。罗沃尔特还暗中积极运作，帮助他的犹太作家们获得美国护照以便移民。不过作为私人企业老板，直到1936年之前，他都并不需要解雇所有的犹太员工，所以他一直让迪岑的犹太人编辑保罗·迈尔（Paul Mayer）等出版社核心人物留任。由于罗沃尔特手上的作家越来越少，他通过出售国际版权获得的收入也急剧下降。

罗沃尔特加入了纳粹党，试图改善自身处境。他暗地里以招募自由职业者的形式雇用了犹太人打字员和校对者，以及还有曾经是共产党人的插画画家。不过这些努力都没能挽救他的企业。他的出版社最终还是被当时已经隶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的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收购。1938年7月，罗沃尔特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并被禁止从事出版业。他的企业被移交给德意志出版局，最后被解散。罗沃尔特后来离开德国远赴巴西。1940年，他出人意料地回到德国，因为那时他认为希特勒政权已如强弩之末，崩溃在即。[82]

这些事情让迪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毕竟他很需要与出版商紧密个人关系的支持。迪岑后来回到了自己在梅克伦堡遥远的小村庄里，希望以创作童话故事和儿童读物为生。在他严肃的社会小说里，他希望在对纳粹主义做出足够妥协，不惹他们生气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作品精髓，避免和纳粹分子残暴的反犹主义同流合污。不过由于他的小说和当时德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1934年迪岑在新版的《小人物该怎么办？》中进行了尝试。他删去了所有和褐衫军有关的内容，将一个滥施暴力的冲锋队员改成了充满侵略性的守门员，但保留了书中对犹太人的正面描写。他拒绝调整书中女主人公兰普金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但是，他的新小说《囚徒生涯》遭到了纳粹媒体的猛烈攻击，批评他的小说对堕落的犯罪分子持同情态度。迪岑机敏地以一篇新小说应对批评。他将故事背景放在北德的乡村世界，并将小说命名为《我们曾有一个孩子》（Wir hatten mal ein Kind），迎合纳粹主义“血与土”的观念。但事实上，他的小说缺乏和血与土有关的大部分核心特征，比如大地母亲、种族优越性、反智主义，以及将与大地的关系视为民族复兴源泉等（事实上，在小说里，主人公一直到小说结尾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83]

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迪岑越来越难以在符合审查要求和保证作品质量间取得平衡。他接下来的一部小说《古老心灵的出发》（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称不上他最好的作品，由于将基督教而非纳粹主义称为团结人民的纽带而惹了麻烦。迪岑在帝国文学协会中被斥为“不需要的作家”。虽然这一标签很快就被撕掉，但迪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抑郁，严重到需要住院接受护理。他的另外一部小说——以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背景的《狼中之狼》（Wolf unter Wölfen）——受到了纳粹当局的好评。戈培尔在1938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将其称为“一本超棒的书”。纳粹分子称许小说对魏玛共和国的激烈批判，这本书在1937年发行时卖得很好。在这本书之后迪岑写了《铁人古斯塔夫》（Der eiserne Gustav），这是一个家庭冒险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保守传统、拒绝向机动车妥协的教练。小说一开始就以改编电影为目标，预定埃米尔·雅宁斯为主演。但这本书却引起了戈培尔的注意，他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不满，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一直持续到1933年，他要求作者加上主人公最后成为纳粹主义支持者以及坏人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情节。尽管迪岑相当屈辱地接受了这一妥协，小说最后还是没能拍成电影。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坚决反对将汉斯·法拉达的任何小说拍成电影，这一作品被批评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因此很快就下架了。《铁人古斯塔夫》实际上成了迪岑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一部严肃小说。他的下一部小说《酒鬼》（Der Trink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人如何堕落成酒鬼的故事。在当局看来这简直不能称为小说。不过，尽管小说手稿看起来错杂混乱，有的部分是上下颠倒的，有的字夹在两行之间，有的字则写在跨页的地方，使得整本手稿像密码簿一样难以理解，但实际上那是有意为之。手稿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作家自己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写照，充斥着对纳粹当局的指责和控诉，以及自己为对纳粹主义所做妥协的忏悔。这些文字在迪岑于1947年去世之后方才面世。在创作手稿期间，他被当做精神病犯人关在监狱中。在战后不久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绝不是坏人，从来都不是。”[84]

Ⅲ

鲁道夫·迪岑的惨痛经历证明了留在国内的作家机会实在不大。几乎所有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作家都处于流亡状态，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贝托尔特·布雷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在流亡之中他们很快就成立了出版公司，重新出版被查禁的杂志，组织演讲和读书活动，通过这些方式向全世界警告纳粹主义的威胁。

现存的许多描绘纳粹集团上台以及第三帝国早期境况的经典小说都出自身处30年代中后期流亡潮中的流亡作家之手，其中包括福伊希特万格的《奥珀曼一家人》（Die Geschwister Oppermann）和茨威格的《万茨贝克的斧子》（Das Beil von Wandsbek）。有一些作品比如布雷希特的《阿图罗·魏原本可抗的发迹》（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质问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希特勒上台，其他一些作品如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靡菲斯特》（Mephisto）则探讨了留德的纳粹政权工作者的个人和道德动机。当然，这些作品根本无法在德国流传。那些仍然待在德国，但参与了魏玛时期反法西斯运动的作家要么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要么便蹲在监狱里面。[85]

可能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拥护和平的记者和散文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还是著名左派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ühne）的编辑。1933年1月30日之前，他从来没有停止嘲弄希特勒。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奥西茨基被投入集中营，遭受酷刑折磨。在当时的众多事件中，奥西茨基因一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运动而受到国际关注，提名他获奖的原因是他曾经在20年代后期曝光过德国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这场运动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奥西茨基脆弱的健康状况，并使国际红十字会向纳粹政权施压，要求释放奥西茨基。外国报纸连连报道奥西茨基遭受毒打和侮辱。这些报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奥西茨基于1936年5月被转移到柏林的一家医院。宣传部长下令，“不能给外国媒体以口实，让它们指控是德国政府让奥西茨基死在了监狱。”尽管德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暗中阻挠， 1936年的和平奖还是颁给了奥西茨基。不过，他被禁止前往奥斯陆领奖。代他参加颁奖仪式的代表私吞了奖金，而奥西茨基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一分钱。不久之后，希特勒便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并且另起炉灶创立了德意志民族艺术和科学奖。奥西茨基没能从酷刑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住院两年后，他于1938年5月4日逝世。只有他的遗孀和医生获准参加了火葬仪式，纳粹政权特地将他的骨灰埋在了一座无名的坟墓里。[86]

奥西茨基成了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后无声反抗纳粹政权的象征。公开批评纳粹政权很快就变得不再可能；而用笔杆子进行反抗的人中最活跃的是德共流亡作家，如贝托尔特·布雷希特、扬·彼得森（JanPetersen）和维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他们的作品被登载在秘密宣传单和期刊中偷运回德国。但因为自1935年起盖世太保已经基本剿灭了共产党的地下抵抗运动，这些活动便停止了。[87]其他一些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作家面临着与鲁道夫·迪岑一样的抉择，深感困扰。许多人选择了“精神移民”，将创作重心从人类事务转移到自然世界，以沉思自省代替描绘真实世界，通过书写遥远的或者干脆背景不明的时代或主题来逃避现实。在这些掩护下他们有时候能够暗中批评纳粹政权，或者至少写一些会被如此解读的小说。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庭》（Der Groötyrann und das Gericht）发表于1935年，被纳粹评论家称为“复兴时代的头号小说作品”。作者还因此获得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一个特别许可，可以继续发表作品。要知道他的妻子可是被划成了3/4犹太人。不过，人们的阅读兴趣主要在于他对暴君、恐怖、滥用权力和暴君忏悔的刻画。当它被连载时，宣传部的审查机关将其题名换成“诱惑”，删掉了明显和希特勒对应的部分（比如两个独裁者都爱建筑），抹除了所有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作者也非常谨慎，否认自己意在进行批评或讽刺。实际上早在1933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他的目的是对政治权力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反思，而非直接批评纳粹独裁政权。不过，当该书以单册发行，补全了被删节的部分，换了最初的原名面世之后，便一举成为畅销之作。第三帝国的政治形势反倒给书带来了作者意想不到的宣传优势。[88]

贝根格林等人提出的批评主要从保守派角度出发，这些批评和左派批评不同，可能更容易蒙混过关。当时已经幻灭的新闻记者和戏剧评论家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成功出版了一部研究16世纪明斯特市（Münster）恐怖统治的专著《博克尔松：大众疯癫史》（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柏林，1937年）。这场恐怖统治由再洗礼派教徒及其领导人扬·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发起，与希特勒和他激起的群众狂热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雷克—马列策文名气并不大，喜欢装贵族做派，看不上一般大众，因此朋友很少。德国最著名的右翼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他有一本绘声绘色地描写一战士兵英雄事迹的畅销之作。他在20年代和纳粹分子走得很近，但在第三帝国时期过得并不如意。在短篇小说《大理石峭壁》（Auf den Marmorklippen）中，荣格尔创造了一个模糊但似有所指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有时处于过去，有时处于现在，它以一个暴君为核心，该暴君通过颠覆某个腐朽的民主制度上台，并依靠暴力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但是直到1945年之后，荣格尔仍一直否认这部小说背后有任何的政治意图，当然小说模糊的前工业化社会背景和纳粹德国的现实也没有多少可比性。这部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在一年内卖出了1.2万本，并多次再版。许多读者认为这本书是在有力地批评纳粹政权，是一种明显的反抗行为。这再次证明，第三帝国的政治环境可能显著提升一本书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或许远非作者本意。[89]

荣格尔的作品可能是免于审查的，因为他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眼里是英雄。但是，德国多数作家则根本不需要类似的保护。老练的作家遍地都是，他们很愿意写“血与土”式的小说礼赞那个属于德国农民的田园牧歌般的神话世界，也愿意称颂纳粹政权供奉的神祇，比如那个被谋杀的褐衫军成员霍斯特·韦塞尔，更愿意写一些马屁诗赞美伟大的德国元首。[90]戈培尔——他自己也写过一部小说——1933年11月15日在帝国文化协会发表谈话，建议作家们从积极的角度描绘德国的苏醒。他认为写作应该表现“钢铁意志和浪漫精神”。[91]于是，一些拙劣的诗作开始迎合纳粹价值观，庆祝德意志精神的复苏：“真正的德国不在议会大厦或政府宫殿”，库尔特·埃格斯（Kurt Eggers）于1934年写道。对他来说，真正的德国：

是棕色的土地结出丰硕果实的地方；

是王上的双手勒住战马缰绳的地方；

是军阵的勇士叫响战斗口号的地方；

是贫穷和自我牺牲建立神圣祭坛的地方；

也是高傲的目光直刺远方敌人的地方；

是我们憎恨敌人并举起拳头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伟大的德国得以萌芽重生！[92]

在魏玛时期，纳粹主义的歌曲和韵诗着重于提振党员士气，煽动他们对各类敌人的仇恨：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反动势力”以及议会民主。从1933年开始，这些情绪让位于对整个德意志民族对抗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动员。疯狂的仇恨仍然存在，但已经被一种病态的歌颂抢去了风头，歌颂的是新的德国、新的帝国，以及新的元首。弗里茨·斯托克（Fritz Sotke）幻想自己代表德国人民，在1934年向希特勒写了一首诗：

带领我们回到故乡吧！

即使前路充满荆棘，

越过艰难险阻，

穿越千山万水，

我们誓死相随。

为了你的需要，

我们毫无保留，倾其所有，

只因有信。

指天誓日，

绝无二心，

至死方休，

此乃我等存在的真义。[93]

这些诗一般都吵吵嚷嚷、要死要活，将牺牲和殉道的纳粹神话上升为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原则。 [94]

写下这些东西的人尽是些文学界的无名小卒。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风靡德国的文学和艺术运动之一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者多数是左派人物，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剧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从1933年开始就为纳粹政权效力，后来还成了帝国文学协会的主席，手中权力很大。[95]表现主义推崇的价值和纳粹价值在表面上确有几分相似，比如二者都推崇情绪化的自我表达和青年人的美德，反对工业社会的罪恶和资产阶级的腐朽，都想在一次反智运动中重塑人类的精神。不过表现主义也有和纳粹主义截然相反之处。它拒绝自然主义，主张心灵之间直接进行情感交流，通常避免以现实的风格描绘外在世界。极端的表现主义因其非传统的表达方式为纳粹文化机构所不容。以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为例，他是从表现主义转向纳粹主义的最著名人物。作为诗人他在20年代已经声名卓著，后来弃文从医，走上了种族卫生学的道路。

贝恩把纳粹党上台视为实践优生学纲领的好机会。他以前是不碰政治的，此时他却宣誓向新生的帝国效忠。他积极地迫害学院的异见作家。当他为此受到著名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质问之时，他回答说，只有留在德国的人才能理解第三帝国的到来使德国文学释放出的巨大创造力。[96]贝恩的诗作尽管纯粹、高雅、超拔世俗，却是在赞美纳粹政权唤醒了人们对德意志的本性和乡村生活的信念。在贝恩眼里，希特勒是让德国重获尊严和荣耀的伟人。然而在学院的第一轮清洗之后，贝恩很快就失去了纳粹政权的欢心。当纳粹分子开始向表现主义音乐、艺术以及文学开炮时，贝恩还想为后者辩护，进一步得罪了纳粹。为了拍纳粹的马屁，他赞美雅利安人，反对自由主义，推崇原始冲动，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认为他没有爱国精神、聪明过头、不通情理且道德败坏。他的一个批评者告诉他，“如果有人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堕落艺术的精髓，你就是头一个。”他的诗作《肉体》《妓女的远征》和《梅毒之舞》证明了这一点。[97]1938年3月，贝恩被帝国文学协会开除。在被禁止出版诗作之前，1937年7月贝恩在战争部找到了一个职位。1934年1月贝恩写道：“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以后蔑视新政权的书将很难出版。”当他自己的书由于审美精神不符合纳粹的文化要求而被归入此类时，贝恩没有做出任何回应。[98]

鲁道夫·迪岑和戈特弗里德·贝恩的遭遇显示，纳粹政权控制文学作品创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加入帝国文学协会不仅是所有作家、诗人、电影编剧、剧作家、文艺批评者和翻译家的义务，就连出版社（包括科学、学术或者技术著作出版）、新书或二手书商、出借图书的图书馆以及一切和书籍流通有关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加入协会。犹太人和政治上有前科的则被排除在外。协助审查工作的各式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不可胜数，其审查行为基于希特勒在1933年2月4日就职后立即签发的一个法令。该法令授予警察没收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书籍的权力。有了这件强大的武器，审查机构就不再需要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赋予的额外权力了。除此之外，《刑法》很早之前就包含了没收和查禁“危险”书籍的条例，而消灭所谓“肮脏和垃圾文学”的司法传统更是源远流长。[99]

不久，图书馆和书店遭到突击检查，警察、盖世太保、内政部、法院、地方权力机构和莱比锡的肮脏和垃圾文学最高审查局的人相继闯入。希特勒青年团、褐衫军以及纳粹学生组织时刻准备着消灭犹太人、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权利受限作者的书籍。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也参与其中，还有负责审查党内出版物的纳粹官方审查委员会。到了1933年12月，差不多已经有超过1000种出版物被这些机构查禁。在1933年5月10日大学城焚书运动之后，一本图书贸易杂志放出了一份文学领域的黑名单，其中包括139位作者和300本书，随后又放出一份政治领域的黑名单，包含68位作者和120本书，其他领域的名单接踵而至。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德语书籍，包括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司各特的《艾凡赫》（Ivanhoe）在内的一系列外国作品也被查禁。作者是犹太人的、论述犹太人问题的，甚至连只是包含某个犹太人角色的书都被统统查禁。未遭封杀的外国作家包括“血与土”式的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社会批评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创造了文学人物霍拉肖·霍恩布洛尔（Horatio Hornblower）船长的短篇冒险小说作家福里斯特（Cecil Scott Forester）。种类繁多的审查机构职能重叠，容易引发混乱，这可能使那些爱好精简的人感到厌烦；然而，它们的存在的确可以达到多次清除“有害”图书的效果。[100]仅仅在1934年这一年，多达40个审查机构一共查禁了4100本种类各异的书籍。[101]在第三帝国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期间，犹太作家的作品几乎从公共书架上消失，犹太诗人海涅被斥为德国真诗人的拙劣模仿者。纳粹政权要求对歌德和席勒等非犹太人的经典作品做出的解读必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易引起麻烦的犹太戏剧，比如莱辛的《弥敦道的智者》（Nathan der Weise），被禁止在剧场上演。[102]

控制剧院相对来说比控制书籍容易，因为所有的演出都是公共活动。1934年5月15日通过的《剧场法》（Theatre Law）赋予戈培尔审批剧院执照和演出许可的权力，包括各类业余戏剧协会也在他的管控之下，同时限制了警局等机构的相关权力。德国戏剧协会负责向演员、导演、舞台和剧院发放从业资格证，清除犹太人和政治嫌疑人士。协会主席、德国文学和艺术剧院主任赖纳·施洛瑟（Rainer Schlösser）下令，剧院节目名单中的德语节目比例不得低于4/5，新节目上映前必须接受审查。更具争议的是，德国戏剧协会还干扰甚至关闭了一些业余剧院，以保护因大萧条影响仍然人员不足的专业剧院的经济利益。地方戏剧协会的投诉像潮水一般涌向宣传部，迫使其于1935年5月撤销了德国戏剧协会的命令。[103]戈培尔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展文化革命，以免政治正确扼杀了大众的娱乐需求。德国的剧院仍在提供高质量的经典演出，不为政府所容的人得以在这里找到庇护之所，认为至少在这里德国文化仍然能够存活甚至蓬勃发展。1945年之后，知名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宣布自己的剧院像其他剧院一样是第三帝国野蛮世界中的文化孤岛。不过，他自己却住在一座先前属于犹太人的、后来被雅利安化了的别墅，和赫尔曼·格林夫妇保持着亲密关系。慕尼黑协会剧场等机构并没有纯粹沦为纳粹主义的宣传工具，它们工作人员中的纳粹党徒数量一直很低。[104]但也并不是所有剧场都能抵制同化的压力。如慕尼黑协会剧院所有节目中仅有5%—8%称得上公开宣传或暗含纳粹思想，但在杜塞尔多夫剧场这一比例则高达29%。一项对柏林、吕贝克（Lübeck）及波鸿（Bochum）的4家剧院进行的研究表明，4家剧院于1933—1945年间上映的309种节目中仅有8%含有纳粹思想。然而，即使是最不合作的剧场也不能上演新编的、激进的、批判性的或是被纳粹政权明令禁止的戏剧。他们必须至少在表面上服从纳粹当局的指示，例如在节目的语言和形式上或者与剧院和慕尼黑党首们的关系方面服从政府。这些剧院埋首于经典剧目之中以逃避现实。戈培尔从未反对这种逃避，他心里很清楚，要允许人们暂时逃离无穷无尽的政治动员和宣传会，这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105]

戈培尔允许主流剧院上映经典剧目，甚至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等主题是暴政和造反的剧目（不过《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很讨纳粹文化机构的欢心）。但戈培尔在另一领域没有放慢自己的步伐，那就是创制一种真正的纳粹形式的戏剧，称为“纳粹戏剧”（Thingspiel）或者“会演”（meeting-play）。这类戏剧曾经在第三帝国初期流行过一段时间，通常在专门修建的开放剧院中演出，基于专门创作的政治性的和伪北欧剧本，剧中的一些仪式化表演生动展现了纳粹主义的英雄崇拜和牺牲崇拜，还包括观众互动环节、演讲朗诵等魏玛时期的共产主义工人剧院运动中的元素。戏剧采用的一些技巧和表现主义戏剧的革命性创新联系紧密，连戈培尔都对这些技巧非常满意。不过，尽管建了超过40个所谓纳粹剧场，搞了数百场演出，但无论是在引领潮流还是带来丰厚收益上，这种新形式戏剧都很难说取得了成功。戈培尔在1935年10月禁止将剧场和党联系起来，在1936年又宣布禁止演讲朗诵。他的做法基本宣告了新形式戏剧的死亡。运动迅速沉寂了下去，之后再也没能恢复。[106]

戈培尔认为戏剧家、小说家等各类作家都应该以把握新时代的内在精神为目标，而不只是注重它的外在表现形式。[107]其实戈培尔的话至少还给艺术创作留下了一点辗转腾挪的空间。因为德国有一个热爱购书和渴望阅读的群体，他们仍然渴望看到新的作品，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小心应对，避免冒犯纳粹主义，他/她依旧可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不容否认的是，德国30年代的各类畅销书内容都围绕着纳粹主义关心的主题展开。库尼·特雷梅—埃格特（Kuni Tremel-Eggert）的小说《巴卜》（Barb）发表于1933年，十年之内卖出了75万册，但其内容仅仅是在以小说的形式教条性地重复纳粹妇女地位学说。这个时期最成功的作家当属保罗·塞莱斯廷·埃蒂希霍费尔（Paul Coelestin Ettighofer），他的《凡尔登，最高审判》（Verdun. Das groöe Gericht）在1936年到1940年期间卖出了33万册。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是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有关现实灰暗描述的回应。埃蒂希霍费尔的小说崇尚战斗，并且充满了对前线战士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描写，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卡尔·阿洛伊斯·申辛格（Karl Aloys Schenzinger）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Hitlerjunge Quex）更加纳粹化，到1940年小说已经售出24.4万册，改编的电影对该作的销量可能颇有助益。在所有“血与土”式的小说中，特奥多尔·科尔格（Theodor Kröger）的《遗忘的村庄》（Das vergesseneDorf）从1934到1939年共售出32.5万册，而戈特弗里德·罗特哈克（Gottfried Rothacker）的《边境的村庄》（Das Dorf an derGrenze）从1936到1940年共售出20万册。有些特别畅销的书比如汉斯·佐伯莱茵（Hans Zöberlein）的《来自良心的命令》（Der Befehl des Gewissens）在1936年出版，到1943年已经售出了48万册，其表达的恶毒反犹主义立场比起希特勒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经常出现“害虫”等生物专业词汇，这使读者不禁产生联想，对付犹太人似乎只能采取种族灭绝这一方法。在其他一些畅销小说被查禁之后，这样的作品便不必再面对以往那么激烈的竞争。[108]

此外，就报纸和杂志而言，一些政治意味十足的小说和历史类作品往往受惠于纳粹组织的大量订单。由于纳粹宣传工作极力鼓吹这样的作品，它们想卖得不好都难。纳粹党还通过举办带有宣传意味的书展来表达自己对书籍的要求，比如从1934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德国图书周。1935年图书周的一位组织者声称，“10月末，6000万人会在书展的号角声中行动起来。”这些“精神动员”可以在“精神方面武装群众，为群众注入内在的战斗精神”。[109]帝国文学协会副主席站在写着“书籍：精神之刃”的横幅下，宣称“书籍即是武器。武器应该掌握在战士手里。谁为德国而战，谁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110]

但是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戈培尔清楚地知道娱乐对人们的重要性。娱乐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权的满意度，并使他们把关注焦点从现实问题上移开。戈培尔成功抵制了罗森博格“意识形态小说优先”的主张。从1936年开始，图书畅销榜便长期被政治意味并不浓厚的流行小说占据。海因里希·施珀尔（Heinrich Spoerl）的喜剧小说十分流行，比如《火钳酒》（Die Feuerzangenbowle）在1933年到1944年之间售出了56.5万册。这些喜剧小说嘲笑魏玛时期的“小人物”，讽刺他们无力适应伟大的第三帝国新时代。

另外，受众更多的是申辛格介绍现代发明、科学发现和工业发展的科学小说。科学小说的存在平衡了所谓“血与土”小说引发的大量乡愁情绪。申辛格的《苯胺》（Anilin）是第三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小说，从1937年到1944年一共卖出了92万册。接下来他还写了一部《金属》（Metall），1939年至1943年间共卖出54万册。对于国外作品，只要其主题不明显和党的思想相左，纳粹当局一般也允许其继续出售。特吕格弗·居尔布兰森（Trygve Gulbranssen）的浪漫小说《森林永远在歌唱》（Und ewig singen die Wölder）和《比安戴尔的遗产》（Das Erbe von Björndal）分别在1934年和1936年出版。到第三帝国末期两部小说均已卖出超过50万册。而另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小说，即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在德国于1937年出版之后，最初四年就一共有30万人购买，这部小说只是30年代间德国引进的各类美国文化产品中最受欢迎的一例。[111]一些1914年之前发表且为纳粹所接受的作品仍能卖出数十万的销量。它们向那些渴望回到过去的人提供了一种想象：回到安定理智的年代。同样受欢迎的是知名作家卡尔·迈（Karl May）的作品，他在世纪之交描绘“狂野西部”的故事集在纳粹得势之前就已经在鼓吹纳粹价值。这些小说深受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忠诚纳粹党徒的喜爱。[112]普通德国人并不热衷于纳粹文学，相反，他们会选择自己爱读的作品。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德国小说都和纳粹主义无关。纳粹当局确实想用自身价值锻造新人类，但是其结果和它在其他文化领域的所作所为一样收效甚微。[113]

第三节 视角问题

Ⅰ

随着“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这一口号的盛行，魏玛时期的表现主义运动不只在德国文学中以多种方式占据上风，还在德国艺术中引领潮流。[114]德国艺术家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巴拉赫曾在一战前访问俄国，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俄国原始农民艺术的深厚影响。他擅长雕刻矮胖坚实、充满浓郁民间风情的人物雕像，雕刻的材料先是木头，后来也有灰泥和青铜等材料。他塑造的人物通常身着流行的长袍或斗篷，给人以静止不动的纪念碑之感。他的雕像相当流行。1918年德国要在国内很多地方竖立战争纪念碑，他因此得到了大量订单。他在1919年入选普鲁士艺术学院，20年代中期已经声名卓著。巴拉赫因敌视抽象艺术，批判表现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并坚拒参与党派斗争而闻名。他的艺术本可能赢得纳粹分子的激赏。戈培尔在20年代中期的一篇日记中曾表达了对出自巴拉赫之手的一件雕塑作品的喜爱，据说后来还在家中收藏了巴拉赫的两件小作品。[115]这位宣传部长邀请巴拉赫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Schmidt-Rottluff）等其他表现主义艺术家一起去参加帝国文化协会的开幕仪式。戈培尔支持表现主义的姿态得到了柏林纳粹学生组织的响应。他们组织了一场支持北欧现代主义的运动，但实质上那是一种排除犹太艺术和抽象绘画的表现主义。[116]

可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一方面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对表现主义心怀敌意，另一方面巴拉赫拒绝向当局妥协。罗森博格在《种族观察家》上公开否定巴拉赫和表现主义者，他还给柏林的学生扣上“没有紧跟时代的革命者”的帽子，认为他们是在追随已然声名扫地的纳粹左翼分子奥托·施特拉塞尔。巴勒赫则拒绝了戈培尔的邀请。他已经感受到了地方纳粹党的敌意，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不久，他的战争纪念碑委托、各种展览和出版计划便开始被取消。他为战争牺牲者修建的纪念碑在30年代初期已经饱受钢盔等右翼老兵组织的批评，指责他没有把一战中的德国士兵描绘成愿为崇高理想献出生命的英雄。德国的种族主义者则谴责巴拉赫将德国士兵雕成了斯拉夫人。巴拉赫住在纳粹气氛浓厚的梅克伦堡，他家的大门开始被贴上匿名的信件和侮辱的信息。在这种状况下，他被迫放弃了一个在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的新工作机会。[117]尽管有着这些困难，但巴拉赫仍然待在德国，因为他期望第三帝国能够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另外由于他的工作特殊，除德国之外他可能无处谋生。[118]不过，到1933年5月初，巴拉赫的理想已然幻灭。他在一封给自己弟弟的信中愤懑地抱怨道：“这个时代充满恶心的奉承和讨好，简直让人以德国为耻。”[119]

巴拉赫不为纳粹当局接受这一事实在1933—1934年间愈发明显。他最具争议的战争纪念作品是一个位于马格德堡大教堂的大型木雕。木雕首先表现了三个形象，一个戴着头盔并且骨瘦如柴的男人，一个痛苦并且紧握双拳的蒙面女人以及一个怀揣防毒面具的光头男人。光头男人两眼紧闭，双手绝望地抱着头。这三个人物背后是三个风格各异的士兵，他们穿着大衣站成一排。中间的士兵头缠绷带，手放在一个刻有战争日期的巨大十字架上，他是整个作品的中心人物。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在罗森博格的支持下，报纸开始登载要求移除这件木雕的请愿。在1933年7月的《种族观察家》上，罗森博格说木雕刻画的人物形象“像白痴一样，表情乖张，不成人形，还戴着苏联头盔”。[120]就在宣传部、教堂和纳粹党还在为移除木雕进行磋商时，报纸上针对巴拉赫的抗议开始升级。有人说巴拉赫是犹太人，迫使他发出声明，称他之所以不想公开否认这一谣传，是因为他不觉得犹太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他的朋友调查了他的族谱并公布了他并非犹太人的证据。巴拉赫写道，想到必须做这样的事，让他的内心充满悲伤。[121]最后木雕在1934年末移除，放到了一个仓库里面。[122]人们广泛批评他的艺术“不德国”，为此他做出回击，称他的创作扎根于曾与他一起生活的德国北部农民。已经60多岁的巴拉赫很难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为减少外界对他的批评，巴拉赫签署了一份支持希特勒在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后就任国家元首的声明。不过，梅克伦堡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给他多少好脸色，当地政府也已经开始把他的作品移出国家博物馆。

许多巴拉赫的崇拜者——包括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觉得这种做法难以接受。比如，纳粹女生组织的梅利塔·马施曼就很欣赏他的作品，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被纳粹当局扣上“堕落艺术家”的帽子。[123]最后巴拉赫和纳粹当局彻底闹僵，因为他的作品违背了纳粹主义颂扬战争的要求，而且他本人拒绝在艺术创作上做出妥协，还主动回击对他的批评，且从不掩饰对纳粹文化政策的不满。1936年巴伐利亚警察局从慕尼黑的出版商仓库中没收了巴拉赫画稿集的全部库存。命令是戈培尔下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查禁了巴拉赫的一本蠢书。那玩意简直不是艺术，还充满破坏性，是毫无疑问的垃圾。真恶心！这种毒物绝对不能污染我们的人民。”[124]盖世太保还添油加醋，称巴拉赫的画稿“不合时宜，充满破坏性，是一种布尔什维克艺术”。最后这本书被列为违禁作品。尽管巴拉赫不断抗议，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外界对他的孤立日益加深。1937年他被迫从普鲁士艺术学院辞职。他写道，“当一个人每天都处在充满威胁性的致命攻击之下时，工作自己就会停下。”“我就像一个被赶到角落里跪地求饶的人。”[125]巴拉赫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38年10月24日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医院里。[126]

纳粹分子青睐的雕塑家是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这种人。布雷克尔出生于1900年，比巴拉赫晚了一代。他学生生涯的一系列雕塑作品明确显示他受到了巴拉赫的影响。1927—1932年间布雷克尔住在巴黎，那时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正如日中天，其具象化风格影响了布雷克尔的作品。1933年初布雷克尔在罗马逗留，修复米开朗基罗被损坏的一件雕塑作品。他在罗马遇到了戈培尔，戈培尔十分欣赏布雷克尔的才华，并鼓励他回德国发展。布雷克尔这时候正准备结束自己在巴黎的工作，戈培尔的邀请恰逢其时。布雷克尔过去对政治并无兴趣，且由于在国外居住多年，他对德国政治根本不了解。不过他很快被纳粹主义的魔力折服。布雷克尔的艺术风格主要受非德国元素影响：希腊古典雕塑、米开朗基罗和马约尔。他的一些半身像作品——比如1934年完成的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半身像——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在细节方面极富表现力。但是在回到德国之后，布雷克尔的风格开始改变，变得更非人格化，更宏大，少了些亲切感，人物饱含粗犷感、强硬感和侵略性，20年代作品具有的更柔和的人类品质已经消失不见。在30年代中期，布雷克尔创作的都是一些大型的、肌肉夸张的、似乎来自超维世界的男性裸体雕塑，一些石头做的雅利安超人。[127]

布雷克尔的风格转变迅速给他带来了大量好处。1936年他获得了以体育成就为主题的艺术竞赛大奖，为他带来了更多官方的设计委托。1937年布雷克尔加入纳粹党，进一步扫除了获得官方赞助的障碍。在此期间布雷克尔还结识了希特勒，为他制作了一尊瓦格纳的半身像，放在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私人住所里。在1937年希特勒生日当天，布雷克尔受命成为“国家雕塑师”，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还有43名员工协助他完成工作。布雷克尔成了艺术名流，开始受到戈林等纳粹头子的追捧，因他们的保护而免于一切批评。在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布雷克尔的作品被置于德国展区较为尊贵的位置。1938年，他创作了两件巨大的男性裸体雕塑，《持炬者》（Die Partei）和《持剑者》（Die Wehrmacht），被置于新建的德国总理府门口。另一件作品《就绪》（Bereitschaft）创作于1939年：一个浑身肌肉的男性形象充满仇恨地注视着敌人，右手中的刀剑随时准备出鞘投入战斗。布雷克尔成了有钱人，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好处和荣誉，包括几套住房、巨额津贴和公开作品赚取的大量费用。布雷克尔的雕塑没有生命气息和人类色彩，造型饱含威胁意味，异常造作，空洞而激情地象征着一个臆想出的集体意志。它们代表了第三帝国时期的公共艺术品味，其机械风格毫无疑问属于20世纪的东西；它们向往纳粹文化政策意在创造的新人类形象：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充满侵略性、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128]

Ⅱ

当布雷克尔崭露头角时，第三帝国的文化官僚已经有效铲除了“堕落”的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不同于很多其他文化领域，在绘画艺术领域（以及建筑领域），希特勒的品味对纳粹政策有较大的影响。希特勒曾想当个画家，从一开始他就拒绝所有现代艺术及其各类变种。[129]掌权之后，希特勒便将自己的偏见变成了政策。1933年9月1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要创造一种新的德国艺术。他说，第三帝国的来临“将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变革”。艺术领域也必将经历类似的“精神革命”。艺术必须反映人民的种族灵魂，所谓“艺术无国界”的说法是堕落的，属于犹太人的观点。希特勒谴责“在立体主义—达达主义中达到顶峰的蒙昧主义”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并声称要引领“雅利安人艺术的全面复兴”。他还警告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他们过去的罪行不会得到宽恕：

在文化领域，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不会容忍招摇撞骗之徒和无才无能之辈。这些人以为只要若无其事地改换门庭就能够在新德国中获得一席之地，继续大谈艺术和文化政策……他们过去的那些糟糕作品，要么真实反映了内心所想，这样他们就是人民心灵健康的敌人，需要得到合适的医疗；要么就是纯粹为金钱而作，这样他们就是有意诈骗，另外一个机构会处理他们。我们绝不能容忍德国的文化表现力被这些元素所扭曲。这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他们的。[130]

于是，1933年，犹太艺术家、抽象派艺术家、半抽象派艺术家、左翼艺术家，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声誉的德国知名艺术家都遭到了大规模迫害。声明支持纳粹新政权，甚至很早就加入纳粹党，这些举动都保不住先前作品被希特勒否定的艺术家，例如蒙昧主义画家和雕塑家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少数知名艺术家，如恩斯特·巴拉赫，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期待好日子来临，不过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131]

在1933年，犹太人、社民党人、自由派以及极左派艺术博物馆馆长统统被清洗，换上了纳粹当局认为可靠的人。埃森的福克旺博物馆（The Folkwang Museum）甚至被交到了一个党卫队军官手中，这位名叫克劳斯·格雷夫·鲍迪辛（Klaus Graf Baudissin）的军官涂掉了和包豪斯（Bauhaus）联系密切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创作的著名壁画。不过，一些博物馆馆长仍然坚持展示为纳粹极端主义者所不容的作品。甚至鲍迪辛自己（他是艺术史专业出身）也在坚持展出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和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一直到1935年。巴伐利亚州美术馆馆长恩斯特·布赫纳（Ernst Buchner）——一位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的党员——还争取过展出德国犹太人艺术家、印象主义者马克斯·利伯曼的作品。

1935年教育和宗教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强迫他卖掉梵高以及一些法国印象主义者的作品，被他坚决拒绝了。纳粹党反对这些法国印象主义者，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希特勒在1933年把国家美术馆支持现代主义的老馆长路德维希·尤斯蒂（Ludwig Justi）赶走，继任者阿洛伊斯·沙尔特（Alois Schardt）组织了一次精彩的德国艺术新展，其中包括诺尔德和另外一些表现主义者的作品。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观看了预展，随后大发雷霆；他直接将新馆长撤职，取消了展览。此后，沙尔特在柏林的一个小美术馆担任了馆长，他在1936年5月又组织了一次弗朗兹·马尔克的作品展览，但展览在开幕当天便被盖世太保查禁。沙尔特最后移民美国。他在国家美术馆的继承者、以前是慕尼黑一家美术馆馆长的埃伯哈德·汉夫施滕格尔（Eberhard Hanfstaengl）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希特勒没打招呼便去美术馆参观，在墙上看到了一些表现主义作品，馆长因此便得罪了希特勒。1936年10月30日，国家美术馆的新派别馆因为展览了保罗·克利的作品而被关门。[132]类似的关门歇业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自1933年中期开始，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里面甚至包括纳粹当局自己任命的人——便和纳粹的地方头子们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他们抵制要求移除各种作品的命令。有一些馆长，比如汉夫施滕格尔，仍在购买现代艺术作品，但故意不将这些作品列入博物馆公开展出的总目。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类妥协和逃避也变得不再可能。[133]

虽然现代主义作品多数都被公开展览排除在外，但其实从一开始就连某些最狂热的纳粹美术馆和博物馆都在组织现代主义作品展览。在这些展览中，现代主义作品被命名为“恐怖艺术室”“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堕落艺术镜像”或者“11月的精神腐败：服务于衰败的艺术”。被展览的艺术家包括马克斯·贝克曼、奥托·迪克斯（Otto Dix）、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弗朗兹·马尔克、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和埃米尔·诺尔德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德国进行艺术创作的外国艺术家如阿列克谢·朱利斯基（Alexei Jawlensky）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国外的立体主义者和先锋艺术家也被列入其中。[134]将马克和马尔克算在里面尤其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都牺牲在了一战前线。老兵组织进行了抗议，他们认为展览给马克和马尔克贴的标签侮辱了他们的记忆。[135]1933年初，最早一批展览引发艺术爱好者抗议，部分抗议者因此被捕。然而没过多久，类似抗议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到了30年代中期，此类展览已经在16个不171同城市举办过。1935年8月在德累斯顿，希特勒亲自光临了其中一个展览。仔细审查展出的问题作品之后，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对作品进行谴责。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在类似场合就此话题教育他的追随者。显然，如果戈培尔想要阻止罗森博格、鲁斯特等党内反现代艺术分子接管文化政策，他就必须加入谴责现代艺术的行列。1936年6月，戈培尔正式展开行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开始注意到一些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糟糕范例……我要在柏林组织一次堕落艺术展（Degeneration Art Show），好让人们认识什么是堕落艺术。”就好像他以前没注意到堕落艺术似的。月末戈培尔得到了希特勒的许可，可以从各个公共收藏馆中征用“自1910年以来的德国堕落艺术作品”（1910年在德国进行创作的俄国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完成了第一幅抽象派绘画）。宣传部里的很多人并不情愿支持这个计划。即使按照戈培尔自己的标准，这也明显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作派。戈培尔知道希特勒对现代艺术的恨根深蒂固，他现在想要通过批判现代艺术来讨希特勒的欢心，但事实上他自己并不讨厌现代艺术。[136]

戈培尔展览的组织工作由德国视觉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负责。齐格勒是一位擅长绘制古代裸体人像的画家。他那迂腐的现实主义为他赢得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绰号：德国阴毛大师。[137]齐格勒带着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委任状，和他的随从们一起在德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来回搜罗那些适合在戈培尔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包括布赫纳和汉夫施滕格尔在内的博物馆馆长对此非常不满。他们拒绝合作，同时在获悉没收的作品被卖到国外之后还向希特勒申请补偿。馆长们的对抗最终没有获得宽大处理，汉夫施滕格尔丢掉了在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工作。慕尼黑一共有108件作品被没收，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来自其他地方的博物馆。[138]1937年7月19日，戈培尔的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长期以来，慕尼黑一直是德国的艺术之都。在戈培尔的展览中，一共有大约650件作品，展览故意做得很差，作品挂得歪歪扭扭，在昏暗的光线下挤在墙上。作品都被重新标上了笼统的名字，比如“犹太人眼里的农夫”“羞辱德国妇女”和“嘲弄上帝”。[139]讽刺的是，墙上歪七扭八、粗糙雕刻的口号有点像达达主义运动的风格，而达达主义正是展览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是，这场展览原本是为了表现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主要讨论的精神病人艺术作品和立体主义艺术家视角扭曲的作品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纳粹宣传中重点强调的一点：立体主义艺术是堕落者的堕落艺术。[140]

希特勒在展览向公众开放之前提前浏览了一下作品，他在开幕的那个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表达了对作品的强烈否定态度：

人类这个物种在外貌和性情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古代。体育以及竞技和战斗性游戏锤炼着年轻人的身体，他们开始展现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也从未梦想能有的强健作风……谈论艺术的先生们，这才是新时代的人类！你们搞的是些什么东西？发育不全的瘸子和白痴、只会让人厌恶的女人、更像动物而不像人的男人，还有那些宛若受到上帝诅咒一般的孩子！[141]

希特勒甚至觉得是人的视力衰退造成了这些扭曲作品，要求内政部做相关调查。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遗传性的，所以像立体主义者这种不能死板地描绘真实人物形象的艺术家都应该被绝育。[142]

实际上，戈培尔展览选择作品的主要标准并不出自美学考量，而是基于政治和种族主义。在几个展区中，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还算注重美学标准，其他展区都在指责作品选择的主题，而非作品的创作技巧。第一个展区的主题包括所谓的“野蛮的表现手法”“色彩浮华的油墨点子”以及“公开蔑视视觉艺术基本技巧”。第二个展区的作品被认为带有亵渎上帝的倾向。第三个展区是无政府主义和阶级斗争。第四个展区的作品普遍将士兵呈现为杀人犯或者战争中的残废。据总目上的介绍说，这些作品表现出“某些人丧失了对士兵美德、战斗勇气和行动决心应有的发自内心的尊敬”。第五个展区是一些不道德的色情艺术，大多因为令人作呕而不便展出。第六个展区是所谓的“残存种族意识的毁灭”，里面的作品将黑人和妓女等人当成是种族上的理想典范。第七个展区和第六个展区主题类似，里面的作品把“白痴、脑残和智障”当成正面人物。第八个展区是犹太艺术家作品。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展区是各种“‘主义’，那些由弗莱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和沃尔海姆（Gerd Wollheim）之流捣鼓出来，在这些年可以卖个白菜价的东西”，其中包括达达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总目上说，这些作品表明，所谓现代艺术绝不只是一时的狂热：“犹太人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在进行一场有计划的阴谋以‘挑战艺术的存续’。”宣传册子的说明页10页中有5页都包含类似的反犹言论。[143]当时的许多纳粹评论家指出，现代主义艺术是国际影响的产物，但艺术必须以德国的灵魂为基础。针对现代主义艺术，一位作者带着狂热总结称：“愿那些堕落者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而死，它的命运不会有任何人同情。”[144]

1937年11月末，展览受到了热烈欢迎，已经吸引了超过200万参观者。门票免费，大众传媒以作品表现的恐怖和恶心为宣传噱头。[145]报纸上说，这些作品“来源于一个悲观的时代”，是“过去的幽灵”，那个时代“被布尔什维主义和业余艺术所主导”。这些污名化的描绘和说明向读者暗示他们参观展览时可能的所见所闻。[146]在展览开始的前几周，主要的参观者都是慕尼黑中下阶层人士，他们好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展览；当然里面也包括忠诚的纳粹党徒，他们意图发展一种新形式的反犹情绪。由于里面的作品太过令人憎恶，小孩和年轻人都被禁止入内。不过，这反而激起了大众的兴趣。尽管年轻人被禁止入内，但展览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参观者，其中包括7月份前往的当时只有17岁的彼得·京特（Peter Guenther）。京特的父亲是一名艺术记者（但在1935年被开除出帝国文学协会），因此他对绘画所知甚详。在参观过程中他觉得展览中的气氛让人恐惧。京特后来说，展览的参观者大声叫嚷着作品如何糟糕，艺术评论家、商人和博物馆馆长如何合伙愚弄公众，因为许多作品下面都有标价，暗示这些作品都是用“德国劳动人民一分一毫缴纳的血汗钱”买来的。埃里克·黑克尔（ErichHeckel）的一幅作品标价100万马克；但是组织展览的人没有说这其实是1923年的支付价格，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下，100万马克其实根本不值几个钱。一些参观了展览的党团甚至给宣传部发去电报：“那些艺术家应该被绑在他们的画旁边，这样每个德国人都可以向他们吐口水。”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的朋友卡罗拉·罗特（Carola Roth）注意到年老的参观者不断摇头，表示失望；纳粹青年分子和褐衫军也在嘲笑这些作品。展览中充斥着仇恨和蔑视，容不下任何异议者，而这也是关键的一部分，纳粹政府将展览变成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宣传活动。不过，京特说，他第二次去参观时现场安静了很多，一些人在艺术作品前徘徊，很明显他们喜欢这些作品，觉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的机会了。总的来说戈培尔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就像其他的纳粹文化一样，它给普通的保守公民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大声表达自己以前老是藏着掖着的一些偏见。[147]

许多展览作品的作者是外国艺术家，比如毕加索、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奥斯卡·科科施卡，或者是已经移民的艺术家比如保罗·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不过仍然还有一批艺术家待在德国，希望这股风潮过去之后能够东山再起。1936年，马克斯·贝克曼在汉堡举行了最后一次个人展览；戈培尔的堕落艺术展开幕之后，他便离开德国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尽管处境艰难，贝克曼仍然坚持绘画。在接下来的几年艰苦时光中，他获得了他的画商和国外崇拜者的支持。[148]不过其他人可没这么走运。[149]表现主义艺术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贝克曼一样已经年逾五十，从20年代开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但他远比贝克曼依赖德国艺术市场。1937年之前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但在1937年他被普鲁士艺术研究院开除，许多作品被齐格勒委员会没收。在堕落艺术展中，基希纳的作品超过32件。那个时候基希纳已经染上疾病，而且已经好几年没有创作灵感了，之后他再也没有重回1910—1920年间在柏林时期的巅峰状态。被研究院开除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直希望希特勒是与所有德国人站在一起的，但是他现在却让这么多有德国血统的、优秀的严肃艺术家声名扫地。这些人命运着实悲惨，因为他们——那些严肃艺术家——都希望，也确实曾经为德国的荣耀和伟大做出贡献。”针对他的作品展开的新一轮没收行动加深了他的绝望情绪。1938年6月15日他毁掉了许多保存在瑞士乡下隐居之所的作品，走出门外朝心脏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50]

Ⅲ

同时，就和它在其他领域的做法一样，纳粹当局借展览的机会通过了新的政策和法律。在展览前一天，希特勒宣布宽容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向文化中剩余的颠覆性元素决然宣战……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那些互相吹捧、耍嘴皮子的业余艺术骗子和半吊子都会被抓起来消灭掉。在我们看来，这些上古史前石器时代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吹捧者应该回到祖先的岩洞里去捣鼓他们那些所谓国际知名的涂鸦。[151]

其实早在1936年11月27日，相互吹捧的“艺术骗子”们已经被戈培尔的一道命令禁言。戈培尔认为，当时的艺术批评是在用“外国和犹太人的艺术标准”来审判艺术。在他看来，艺术批评应该代之以艺术报告。艺术报告应该仅限于对作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时候在德国的艺术领域，每一次博物馆或美术馆展览都必须得到宣传部和帝国造型艺术协会的许可，艺术批评因此而被视为对政权的批评。[152]为了保证现代艺术再也不会被公开展出，齐格勒在其开幕致辞中宣布，德国的美术馆要彻底清除掉这些“垃圾”。[153]后来戈培尔告诉帝国文化协会：“慕尼黑堕落艺术展中出现的那些惊悚而可怕的艺术形式”“集中表现了什么是‘糟糕的作品’，什么是‘没收般的、属于过去的堕落作品’，什么是‘我们在智力上和政治上已经超越的衰弱时代’。”1938年5月31日通过了《没收堕落艺术作品法》，使没收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堕落艺术作品合法化，且除非有特殊情况要“避免某些困难”，没收不予任何补偿。[154]没收计划由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阿道夫·齐格勒挂帅，艺术商卡尔·哈伯施托克（Karl Haberstock）和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也加入其中。[155]

委员会没收的艺术作品包括大约5000件绘画和1.2万件图形作品、素描、木版画和水彩画，它们来自德国境内的101家美术馆和博物馆。[156]一些不属于德国的作品被还给外国机构和个人，其中大约40件是退还，另外一些是交换。赫尔曼·戈林为自己留了14件最珍贵的作品，其中包括4件文森特·梵高、4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3件弗朗兹·马尔克，还有3件分别由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和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创作的作品。戈林把这些作品全部卖了，筹了一大笔钱去买挂毯，装饰他那个富丽堂皇的、纪念首任妻子的狩猎小屋；戈林牟取暴利的行为预示了未来整个欧洲的艺术品在他掌控之下的命运。[157]但是，为对纳粹政权进行反击，流亡艺术家和他们的支持者也迅速在国外组织了各类展览，题名为“20世纪的德国艺术”。这些展览主要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举办。通过这些展览，德国被177禁的艺术家在国外声誉鹊起。为获得急需的硬通货币，纳粹政权显然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对德国现代艺术作品的需求。戈培尔开始和维尔登施泰因（Wildenstein）等德国境外的艺术商谈判，并重组齐格勒的委员会，方便自己掌控。1938年5月，一个由三家艺术商组成的委员会在宣传部内部宣告成立，主要负责处理没收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纳粹分子出售了近3000件被没收的艺术作品，获利超过100万马克。这些钱都被打进帝国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最公开的一次交易发生在1939年6月30日，卢塞恩（Lucerne）的菲舍尔美术馆，涉及125件艺术作品，相关艺术家包括恩斯特·巴拉赫、马尔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奥托·迪克斯、保罗·高更、文森特·梵高、乔治·格罗斯、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保罗·克利、马克斯·利伯曼、亨利·马蒂斯、阿马德奥·莫迪利亚尼（Amadeo Modigliani）、巴勃罗·毕加索、莫里斯·弗拉曼克（Maurice Vlaminck）等。一共有94件找到了买主，部分收益归于有关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不过大部分都被一个伦敦账户接收。这是希特勒用来购买自己喜欢的艺术品的账户。也多亏了纳粹政权选择出售这些现代艺术作品，它们在最后才得以保留了下来。[158]

但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这样的好运。卢塞恩拍卖会的成交金额其实才刚刚超过50万瑞士法郎，即便以当时的标准看，这都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由于纳粹当局没收并出售大量现代艺术作品，各类相关的小道消息疯传，导致幕后交易价格直线下降。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南部海岸》（Southern Coast）仅仅卖了20美元。出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其实并不丰厚，100万马克实在太少。尽管纳粹分子还计划了两场拍卖会，1939年8月苏黎世出现了一个小型卖场，私人交易也一直持续到1942年。但是，随着战争威胁迫近，大规模运送艺术品出国这种做法太不明智。[159]希特勒的一次审查让处理艺术作品变得更加棘手。在这次审查中，希特勒亲自检查了12167件放在柏林某个仓库中的作品，并特别强调禁止把它们还给所有者。最后，这些没有被卖掉的作品除了销毁别无他法。毕竟在齐格勒和他的委员会看来，这些东西毫无艺术价值。1939年3月20日，大约1004幅油画以及总计3825幅水彩画、素描和图像作品被堆在柏林一个中央消防站的空地上点火烧掉。这次大火并没有179引起公众注意，也没有任何正式仪式和公开声明。但是它让人想起早些时候即1933年5月10日的那次焚书活动。在那次活动中，大量犹太人作品、左翼和现代主义作品在德国大学城的公共广场上被付之一炬。[160]

终于，德国的现代艺术被从物质层面上毁灭了。现代艺术作品被纳粹当局从各种收藏中扔进了熊熊大火里，剩下的只能在巡回的堕落艺术展中看到，且展览的次数越来越少，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柏林、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大量参观者。[161]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被迫流亡，作品被禁止出售和公开展览。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根据党卫队保安处1938年的报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者和表现主义者的作品依然在私人美术馆和展览中展出，以柏林为甚。针对1938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艺术竞赛，党卫队抱怨称：“很多青年艺术家把一些毫无艺术性的堕落作品拿来参展，这简直是在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艺术观念。”[162]如此看来，纳粹的艺术观除了在从物质层面上压迫对手这件事之外一无所成。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党卫队在1938年还抱怨称：“德国艺术家群体普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艺术观念，他们甚至连一点向其靠拢的意思都没有。”根据党卫队的报告，德国视觉艺术协会特别不受欢迎，甚至引起了几乎所有德国艺术家的厌恶。[163]协会控制着超过4.2万名会员，里面包括建筑师、园艺设计师、室内装潢师、制模师、古董商、陶艺家，几乎所有和视觉艺术沾边的职业都被其囊括在内。申请者在申请入会时，必须填写一份详细的问卷调查，以搞清楚申请者之前所属党派及家庭成员的种族背景。[164]没有加入协会的无权从事艺术创作。有些艺术家意识到自己无法靠出售作品谋生之后，转而开始从事一些卑微的活计。比如，1939年奥斯卡·施莱默就在为军事建筑涂抹伪装。[165]

地图5 德国全国各地的堕落艺术展

与此同时，和阿尔诺·布雷克尔一样的“真正”的德国艺术家青云直上。他们获得了纳粹宣传部的支持。宣传部设计了一系列奖励和荣誉，表扬那些符合纳粹要求的作品。[166]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展都被命名为“血与土”或者“追求美好形式的德国主体力量”，多数都致力于展出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画像，其中希特勒的画像用得最多。[167]而且，堕落艺术展并非单独举行，而是作为一天前慕尼黑刚刚举行的德意志艺术大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的陪衬。[168]每一年，德意志艺术大展都会紧接着慕尼黑街上的德国文化庆典举行。展览的作品包括风景画、静物画、人物肖像画、寓言性的雕塑等，主题包括动物和自然、祖国、工业、体育、农民生活和民间贸易，但意外地没有士兵和战争。大型非人格化的裸体人物表现出耀眼卓越、不可触碰、永恒而超越时间的超人形象，以对比表现人性的堕落艺术。[169]希特勒提前审阅了展出的艺术作品，按照个人喜好将其中十分之一踢出展览。他认为齐格勒的委员会在筛选时不够严厉，于是任命自己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对作品进行最后筛选。[170]不过也许是因为收费的缘故，这场展览仅仅有刚刚超过40万人参观。相较之下，一共有300万人参观了在慕尼黑或巡回进行的堕落艺术展。[171]但是，德意志艺术大展仍然获得了成功。据彼得·京特称，参观者称赞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雕塑油画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风格（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寓言性作品），展出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在年轻的京特看来，这次的参观者仍以从未看过展览的人为主。[172]而纳粹艺术政策正是为这些人量身打造的。[173]

Ⅳ

德意志艺术大展是在一座专门修建的博物馆中举行的。博物馆风格仿古，由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罗斯特（Paul Ludwig Troost）设计。不过，一个笨重的矩形建筑前插上几根同样笨重的方形柱子，这可不是特罗斯特想要模仿的新古典主义精致风格。和其他所有纳粹建筑一样，这个博物馆本身的意义在于宣示力量。[174]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之后开展了大量建筑计划，这个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已经在进行谋划。希特勒曾经想当画家，但他更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建筑师，他对建筑艺术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艺术。1938年希特勒宣布，“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从自己的建筑中反映自身价值。人们不仅会在内心中体验伟大的时代，还会外在地表现它们。这些表现比语言更为有力：它们是凝聚为巨石的词语！”[175]

第三帝国的新公共建筑群无不是这种伪古典主义、纪念碑式的宏大风格。和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环形大道观察和描摹过的公共建筑一样，德国的新建筑意图表现千秋万代、经久不衰。它们全都受到了希特勒自己的建筑和设计计划的影响。他花了大量时间和建筑师一起琢磨实践，讨论风格和装饰问题。早在1931—1932年间，他就已经和特罗斯特讨论过重新设计慕尼黑国王广场（Königsplatz）的事情。在他上台之后，这些计划都开始实施。位于褐宫（Brown House）的纳粹旧党部被巨大的“元首大厦”和“行政大厦”取代，内部有大型礼堂，外面涂有纳粹卐字标记和鹰状标识。每一幢楼都有一个阳台，以便希特勒向集会群众讲话。除了外观引人注目，新建筑在修建和装修过程中也使用了先进科技，包括空调。新建筑附近还有两个纪念堂，纪念于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牺牲的纳粹党徒的荣誉殿堂，特别体现了纳粹亡灵崇拜。每个建筑身上都散发出一种虔敬气氛，那些殉道者的尸体被重新掘出放在石棺之中，石棺置于台上，完全敞开，周围围绕着20根石灰石立柱，带有燃烧的火盆。国王广场曾经的草地铺上了2.4万平方英尺的巨大花岗岩平板砖。一位评论者评论道，“在这里诞生了一些新事物，其中最深刻的是政治方面的意义。”在这里受到规训的大众将有组织地聚在一起，宣誓效忠于新秩序。评论者最后下结论说，这一整套建筑如同“意识形态变成了石头”。[176]

和他们在其他领域一样，纳粹的文化管理者花了些时间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德国建筑界。帝国建筑师协会迅速清洗了犹太建筑师，他们一下子全部失业了。尽管纳粹当局十分仇视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建筑艺术，但反对现代建筑艺术的运动却进行得较为缓慢。有些现代建筑艺术家如密斯·范德罗厄（Mies van der Rohe）虽然发现开展工作越来越难，但还是坚持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1935年，现代主义更具实验色彩的风格已经被彻底打垮；不久后密斯·范德罗厄便移民美国。[177]到了30年代中期，魏玛时期的建筑——比如现代街区公寓——已经不再流行。相反，在纳粹分子心中，理想的德国建筑应该采取一种地方的、伪农民式风格。这一风格为现代艺术中种族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保罗·舒尔策—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所采用。这些都只是郊区的展示作品；在城里必须修建街区公寓，只是以更能代表德国风格的斜面屋顶取代了平面屋顶。[178]但希特勒真正的热情是在公共建筑方面。在慕尼黑，一个巨大的新中央火车站已经打下地基。纳粹当局准备把它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钢架结构建筑，其圆顶甚至比慕尼黑地标建筑圣母大教堂（Frauenkirche）的双子塔还高。不只慕尼黑，德国其他城市也开始大兴土木，以建筑为语言，表现第三帝国的永恒和权力。汉堡将迎来一个新摩天大楼，这个纳粹党部建筑甚至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楼顶有一个氖光灯做的巨大标志，为到港的船只导航。在易北河下游，奥斯玛勋（Othmarschen）的郊区建筑会被摧毁，为一座巨型悬浮桥腾出空间。这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桥梁，它模仿旧金山金门大桥而建，但比金门大桥还要雄伟。[179]

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新机场，有2000个机位。新的航空部拔地而起，建筑内部的大厅装饰奢华，大厅地面由大理石铺设。航空部还有纳粹卐字标志和著名德国飞行员的纪念厅。柏林还建了一个奥林匹克体育场，花费7700万马克，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这里不仅举办体育赛事，也是主要的纳粹集会场所。在两座高塔之间矗立着纪念一战德国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到了1938年，希特勒嫌弃现有的办公地点太寒酸，组织修建新总理府。新总理府甚至比慕尼黑的那些建筑还要宏伟。主走廊有500英尺长，是凡尔赛镜厅走廊的两倍，是希特勒特别要求的。[180]总理府于1939年竣工。有人说，德国的新总理府象征着“德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和富有”。 [181]事实上，所有这些要在50年代初完工——这个时间真是太短了——的浩大工程都意在象征，到了那个时候，德国将不再只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全世界最具支配力量的强权。[182]

新总理府并不是由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设计，特罗斯特已于1934年1月去世。设计师是一位新人，也是特罗斯特年轻的助手，名叫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第三帝国剩下的岁月里，施佩尔会在建筑业中发挥核心作用。施佩尔1905年出生于曼海姆（Mannheim），经历了一战、十一月革命和通货膨胀，动荡年代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雄心壮志。施佩尔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因此施佩尔出身德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上层阶级，他在柏林师从海因里希·特森诺（Heinrich Tessenow），并和特森诺的其他学生保持着亲密友谊。他们的老师追求一种开放风格，既不投入现代主义的怀抱，也不表示反对。老师强调，建筑形式应该追求极简，风格应该扎根于德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特森诺的学生像20年代中后期德国所有大学的学生一样极端右倾。尽管施佩尔的出身带有自由主义背景，但他也顺应了潮流。1931年希特勒在一个啤酒馆集会上向柏林的学生们致辞，施佩尔就在听众之中。后来他承认，他“被一种极度的狂热感染。这种狂热几乎能用身体感受到，它使人深信演讲者的每一句话，把所有怀疑和保留一扫而空”。[183]

在被希特勒的魅力征服之后，施佩尔加入了纳粹党。他志愿为国家社会主义司机军团服务，也开始考虑加入党卫队的可能性，虽然最终没有加入。1932年施佩尔开始独立创作，同时通过自己的党内关系接活儿。戈培尔邀请他帮助改建和更新宣传部大楼。这是一幢由19世纪伟大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冯·申克尔（Friedrich vonSchinkel）设计的大楼，在宣传部搬进大楼时曾经遭到戈培尔和一帮褐衫军的摧残。在改建过程中，施佩尔想要保留申克尔设计的内部构造。但戈培尔看不上，在大楼建成的数月之后又请人以更加富丽堂皇的风格重新设计了一遍。施佩尔的下一份工作更为成功。他认为宣传部在计划1933年柏林滕佩尔霍夫广场的五一劳动节庆典缺乏想象力，便受命对之加以改进。他为庆典加入了许多创新元素，比如大量的旗帜、卐字标记、探照灯等。戈培尔对此十分满意，便委托他继续为纽伦堡纳粹集会出谋划策。1934年，正是施佩尔利用向上照明的探照灯打造出了光明大教堂，让外国参观者赞叹不已。不久之后，施佩尔翻新了党部办公室，为戈培尔在柏林外围万湖地区（Wannsee）的新房重新做了内部设计。施佩尔因为纳粹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目的性而感到干劲十足。他工作努力，效率很高，不到而立之年便迅速在纳粹领导层中声名卓著。[184]

受到希特勒尊重的特罗斯特去世后，年轻的施佩尔被推到了元首身边，担任他的建筑咨询师。希特勒不用再保持和特罗斯特谈话时的敬畏心情，他能和这个年轻人在自己最喜欢的话题上开怀畅聊。施佩尔被希特勒的关注征服，他和家人一起搬家到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巴伐利亚度假山庄附近，成了那里的常客，按照希特勒的愿望去修建效仿古典时代风格的大型建筑。不久，他受托开展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许多是基于希特勒在20年代中后期亲自绘制的草稿。从30年代后期开始，施佩尔接受委托重建并扩展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广场。这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建筑包括一个能容纳40.5万人的体育场、一座能容纳6万人的国会大厦和两个巨大的游行广场。两个广场两侧各竖立着一排石柱，其中齐柏林广场能够容纳25万人，而战神广场则是50万人。[185]他还负责设计和修建了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德国展览馆，一座冠绝博览会的巨型建筑。它是一座由十根竖纹巨柱构成的仿古风格巨塔，巨柱以塔顶的壁带相接。塔高超过了周围所有建筑，包括苏联展览馆，仅仅逊色于耸立在街道尽头的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十根柱子之间的卐字标志会发出红色的光芒。连接着高塔的是一座没有窗户的长方形主展厅，向外界展现力量和统一感。流亡的德国艺术评论家保罗·韦斯特海姆（Paul Westheim）预见性地把主楼比作恐怖的火葬场，而高塔则是火葬场的烟囱。[186]

施佩尔作为各种宣传建筑的设计师，职业生涯相当成功。1938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施佩尔为首都的建筑总监，以实现元首将柏林在1950年建成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宏伟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几条为军事游行准备的林荫大道横贯柏林。城市正中央竖立着一座巨大的凯旋门，足有400英尺高，是巴黎凯旋门的两倍。

主道直通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其顶部圆盖直径达825英尺，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在每一条林荫大道尽头都有一座机场。希特勒在多年以前就准备了这个计划，和施佩尔首次见面后二人展开过多次讨论。现在元首决定将计划付诸实践。[187]新的建筑将会永存，在希特勒死后，这些建筑将成为第三帝国的丰碑。为实现这个计划，柏林地面的房屋和公寓将被大量拆除，为新的林荫大道留出空间，其中一部分将可以通车。同时，新的建筑（如总理府）将拔地而起。不久后，施佩尔为未来的世界首都日耳曼城打造了一个小型模型，而希特勒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会带着这个模型，仔细端详，小修小补，同时哀叹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188]

到了30年代中期，施佩尔负责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积累了管理经验，这使他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许多让人称奇的设计往往由一个团队打造，绝非施佩尔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团队成员包括汉斯·彼特·克林克（Hans Peter Klinke），也是特森诺的学生。他和施佩尔一样极具创造力。此外，公司的很多设计一般也并非原创，其中多数甚至都不是纳粹风格。这一时期的城市建筑从其他国家的古典模型中吸收灵感，比如以几何线条用林荫大道和巨型公共广场重构城市的理念已经在世界上其他城市得到运用。施佩尔计划中的柏林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分相似，市中心有一座大厅，周围是新古典主义的白色石制柱廊，熠熠生辉。不过，纳粹城市建筑和城市设计独特的地方并不在于其古典韵味，而在于对大型恢弘风格的狂热追求。这些建筑从形式上看和其他地方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主要区别就是大，就连施佩尔给希特勒的那个未来柏林的模型也是如此。他曾私下里把模型拿给父亲看，75岁的退休老建筑师说，“你们全疯了。”[189]

第四节 从不协到协和

Ⅰ

1933年11月，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创立了帝国音乐协会，并说服里夏德·施特劳斯担任主席。在就任之前，施特劳斯就已经颇讨纳粹当局的欢心：有一次施特劳斯接到通知，要他接替犹太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担任一场音乐会的指挥，施特劳斯欣然前往。施特劳斯不喜欢瓦尔特，同时有人劝他，如果他不去，柏林爱乐乐团会因为观众流失而失去大量收入。纳粹当局自然想让音乐会为己所用。[190]不久之后，施特劳斯又同意取代被禁止演出的指挥家弗里茨·布施（Fritz Busch）和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参与指挥，托斯卡尼尼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在拜罗伊特节（Bayreuth Festival）上演出。[191]施特劳斯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他对新政权的忠诚无可置疑。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施特劳斯是国际知名的德国作曲家，其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无人能敌。对这一点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也知道自己的历史地位。施特劳斯的曲子奉行一种优美的后期浪漫主义风格，他对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并不感兴趣。有一次施特劳斯被问起对无调音乐作曲家勋伯格有何看法，他回答说，勋伯格更适合去铲雪。[192]

虽然施特劳斯的名头很响，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超越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等先辈大师。据说他曾经有保留地自我贬低：“我可能并不是一流作曲家，但我是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作曲家。”施特劳斯的父亲是巴伐利亚某法院职员的非婚生子，也有一定的音乐才华，曾经是著名的号手。不过由于身世问题，施特劳斯始终有一种难以摆脱的不安全感。施特劳斯出生于1864年，在威廉皇帝时期他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收入迅速提高，因此在魏玛时期他毫不奇怪地成了政治保守派。美学家哈里·凯斯勒（HarryKessler）伯爵曾经和他共进午餐，据他回忆，施特劳斯曾经大骂魏玛政府，希望德国建立独裁制度。不过凯斯勒还是好心地认为，施特劳斯可能是在说反话。[193]施特劳斯抓住了成为德国音乐家领袖的机会，接受了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多年以来，施特劳斯都在努力把音乐家们组织起来，一起在版权等问题上进行斗争。这一问题在广播和留声机时代更为突出。施特劳斯为魏玛共和国无力守卫德国音乐传统而苦恼。一方面，现代流行音乐、小歌剧、音乐片以及爵士乐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开始兴起。施特劳斯认为第三帝国能够扫除立法过程中的种种迟疑和犹豫，直接满足他和传统音乐人的愿望。[194]

因此，施特劳斯是个有经验的文化界政治家，他希望戈培尔对他的忠诚给予回报。宣传部长也的确给了一些。1934年戈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保护音乐的知识产权；他还批准了《伯尔尼版权公约》（Berne Copyright Convention），将产权保护年限延续到作曲家去世后三十到五十年。不过戈培尔不支持施特劳斯利用帝国音乐协会打压他仇视的廉价音乐剧、爵士乐和娱乐轻音乐。他任命的协会工作人员也不符合戈培尔的要求，戈培尔要求这些人必须精于官场斗争和政治阴谋。不久之后，宣传部的代表指责协会没有正常运作。施特劳斯忙于创作，无法为自己解释。他和协会副主席，同样身为知名作曲家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关系不佳。不久之后，二人在雇佣犹太音乐家的问题上和纳粹当局起了关键冲突。施特劳斯在年轻时对犹太人多有贬损，富特文格勒也接受一般右翼分子所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根的犹太人”等说法。不过，和那些疯狂的反犹主义者不同，两人一般没把这些说法放在心上，在需要和犹太人进行合作时他们并不排斥。[195]

施特劳斯主要和1929年去世的作词人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畅销书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有联系。他和茨威格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1933—1934年间一起创作了歌剧《沉默的妇人》（Die schweigsame Frau）。不过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借批评《沉默的妇人》之机，指责戈培尔控制音乐界。他指出，《沉默的妇人》不仅词作者是犹太人茨威格，其首演剧场的老板还有一个犹太人妻子。当施特劳斯坚持把茨威格的名字列入节目名单后，剧场老板被要求对此负责，最后被强制退休。居住在奥地利的茨威格早就已经和对纳粹政权持尖锐批评态度的小说家托马斯·曼一起，签署了一个反对纳粹政策的声明。现在茨威格进一步表示，他不再愿意和施特劳斯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不同意在残酷折磨犹太人同胞的德国上演自己的作品。为了劝茨威格回心转意，施特劳斯于1935年6月17日亲自去信，声称自己担任音乐协会主席并不是因为支持纳粹政权，而是纯粹出于“责任感”和“为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盖世太保已经盯上了茨威格，并对他的信件进行监视。盖世太保拦截了这封信，复印之后将其转寄到了总理办公室。当时施特劳斯也已经受到纳粹政权多方面的攻击，他不只是和茨威格合作，还在一个属于犹太人的音乐室刻录自己的作品，委托一位犹太人音乐家来制作歌剧的钢琴改编版。戈培尔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他也不满于施特劳斯对音乐协会的低效管理，于是做出决定，施特劳斯必须走人。1935年7月6日施特劳斯被说服，以“健康状况恶化”为由辞职。同时，《沉默的妇人》在第二次演出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此后到第三帝国灭亡前都一直遭禁。[196]

为了挽救《沉默的女人》，施特劳斯于1935年7月13日以个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请他观看这部歌剧。他在信中抗议说，那封导致他辞职的信“被误读了，以为我不知道反犹主义和人民共同体的重要性”。希特勒没有回复。和戈培尔会面的要求也被直接回绝。施特劳斯私下悲愤地说道：“这个时代真让人悲哀，一个像我这种级别的艺术家居然要向一位年轻的部长请教该写什么和该演什么。看来我也只是国家的‘公仆’而已，我真嫉妒我那受到残酷折磨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197]后来他试图东山再起，为1936年举行的柏林奥运会创作了主题曲，但是这个委托是来自国际奥委会而非德国政府。这一委托确实让戈培尔意识到施特劳斯的国际声誉可以为纳粹政权利用，于是他允许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的文化大使出国，去赢得热爱音乐的国际友人的掌声。戈培尔还安排他在1938年杜塞尔多夫举办的帝国音乐节上表演。在戈培尔的支持下，施特劳斯加入了评审委员会，收获大奖，甚至收到纳粹官方送出的生日祝福。施特劳斯仍在继续创作新歌剧，比如《和平之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获得纳粹政权认可，于是他选择与身份安全的作词人雅利安人约瑟夫·格雷戈尔（Joseph Gregor）合作，尽管他认为格雷戈尔完全比不上之前的合作者。可是，这些都只是对他从权力中心跌落的微薄补偿，而其他一些更与时俱进的音乐家正开始获得纳粹政权的垂青。[198]

Ⅱ

然而在1933年时，没人清楚哪些作曲家会受到纳粹当局重视。在政治上紧跟纳粹分子并不是头等大事。对纳粹主义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作曲家的种族归属，不管作曲家在世还是已故。纳粹固执地认为，犹太人是肤浅的，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只能靠模仿别人混日子；而且他们是堕落的，并且极具颠覆性，破坏了真正属于德国传统的音乐品质。比如，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被说成只是相对成功地模仿了真正的德国音乐，搞不出来真东西；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成了堕落腐朽的作曲家；勋伯格的无调音乐是在用噪声破坏和谐的日耳曼种族共同体。戈培尔还鼓励出版物败坏这些作曲家在音乐会听众中的名声，相关图书包括里夏德·艾歇瑙尔（Richard Eichenauer）的好几册大部头伪学术著作《音乐和种族》（Musik und Rasse），以及一本词典式的图书《犹太音乐入门》（Musical Jews A-B-C）。还有出自专业音乐出版社和报纸文化板块的一些文章定期对作曲家进行讨伐，令相关印象进一步深化。[199]同时，纳粹音乐学家也没有满足于只进行口诛笔伐。

1938年5月，慕尼黑的国家大剧院经理汉斯·塞维鲁·齐格勒（Hans Severus Ziegler）受慕尼黑堕落艺术展的启发，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一场“堕落音乐展”，作为首届帝国音乐节的一部分。在罗森博格办公室的协助下，齐格勒匆匆集结了一批漫画家、技术员、设计师等，打造了一场宏大的音乐展。音乐展分成犹太人作曲家和指挥家、音乐评论家和音乐教师、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等几个展区。“在堕落音乐展中展出的东西，”齐格勒在开幕式上咆哮道，“把我们带入了巫师的安息节，那里有最无聊的布尔什维文化艺术，还有犹太人傲慢无礼、精神痴呆的亚人类艺术。”展览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观众展示何为“堕落”音乐。展览一共设立了六个音乐厅，供听众欣赏经过特别剪辑过的唱片，包括勋伯格、恩斯特·克雷内克（Ernst Krenek）等人的作品。来自科特·魏尔（Kurt Weill）《三分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中的一个片段大受欢迎，人们已经五年没有机会欣赏这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曲子了，为此排起了长队。不过，其他一些展区倒是证明，一个习惯了保守音乐的公众群体不可能喜欢现代主义音乐。[200]展览以及其背后的用意并非完全为戈培尔所喜欢，他更愿意用帝国音乐协会控制演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齐格勒博士的堕落音乐展受到了众多批评。我撤掉了那些会被批评的部分。”[201]三周之后展览便收场了。[202]

帝国音乐协会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审查办公室，负责整理被禁作品和作曲家的黑名单，包括带有犹太血统的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的作品。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仅不能演出，连录音和广播都被禁止。不过门德尔松给他们出了个难题，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流行。个别指挥家偶尔仍然会上演门德尔松的作品。比如，为了庆祝这位伟大作曲家的125周年诞辰，1934年2月富特文格勒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场演出，其中有三个乐章出自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作的曲子。但是，新闻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以音乐会的影响力仅仅限于听众内部。1936年11月，当英国作曲家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爵士带领伦敦爱乐乐团管弦乐队前往莱比锡布商大厦（Leipzig Gewandhaus）做客演出时，他获得了当地保守派市长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的许可，向门德尔松纪念碑敬献花圈，以感谢后者为英德音乐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过到了演出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纪念碑已经不在了；当地纳粹头子趁着格德勒外出度假，在前一天夜里将纪念碑移走并砸了个粉碎。格德勒对此非常愤怒，度假归来之后立刻辞职，对纳粹当局的敌意日益加深。这是门德尔松作品在德国的命运转折点。在此之后，即使有演出依然会奏响他的音乐，他的名字也不再被提及。到了1938年，门德尔松的名字已经从音乐出版社和录音带公司的总目上消失，而且再也没有演出公开演奏他的音乐。从1933年到1944年，为了替换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做的曲子，大量作曲家进行了至少44次尝试，而如评论家们不得不一再承认的，没有一次尝试比得上门德尔松的水准。[203]

即便曲子不是由犹太人所作，但只要词是犹太人写的，同样会被封杀。比如，海因里希·海涅的诗歌《莱茵河女妖》（Die Lorelei）因为名头太响，所以纳粹当局不得不试图让公众相信这是一首民歌而非犹太人的诗作。莫扎特的歌剧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他深受喜爱的三部曲——《女人心》《费加罗的婚礼》和《唐璜》——不仅用了犹太人合作者洛伦索·达·蓬特（Lorenzo da Ponte）的剧本，还经常按照犹太指挥家赫尔曼·李维（Hermann Levi）的德语翻译版本进行演出。罗森博格办公室从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西格弗里德·安海赛尔（Siegfried Anheisser）那里得到了新的翻译，这个版本立即开始在整个德国使用。这样，公众也不会再注意到初始剧本出自犹太人之手。此外，罗森博格还鼓励把汉德尔（Georg Handel）的宗教剧雅利安化，因为剧中包含大量《旧约》的内容。这一做法引起了帝国音乐协会的不满。1934年9月19日，音乐协会表示拒绝对剧本进行任何改动。但这并没有阻止汉德尔的《犹大·马喀比》（Judas Maccabeus）被换上新名字“司令官”重新上映，里面还去除了剧中所有的犹太人名和对《圣经》的引用。[204]

非犹太作曲家可能因为过分现代主义、搞无调音乐或者引起了某种争议而惹怒罗森博格办公室。如果作曲家不是德国人，查禁他们的作品对音乐协会来说并非头等大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堕落音乐展上是被抨击的主要对象，但由于他不是德国人，30年代演奏他的作品并没有遇到多大阻碍。斯特拉文斯基鼓励作品在德国演出，甚至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获得了特别许可。许可被送到了巴黎，斯特拉文斯基从一战前就开始定居的地方。对待外国作曲家，宣传部也会考虑外交因素。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贝拉（Béla Bartók）的现代主义作品并未遭禁，因为匈牙利是德国盟友。不过，巴尔托克自己却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当和他合作的德国出版社被雅利安化后，他立即选择改换门庭。他还宣布自己坚定地与被禁作曲家站在一起。在发现自己的作品不在堕落音乐展中之后，巴尔托克向纳粹宣传部表示抗议。但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巴尔托克的作品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一样，继续在德国上演。[205]

不过当作曲家是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这对纳粹当局来说并无区别——时，事情就大不一样。勋伯格的学生被单独拎出来批评，因为他们坚持创作十二音无调音乐。安东·冯·韦伯恩（Antonvon Webern）的音乐一开始就被查禁。不过1934年11月在柏林，从阿尔班·贝格（Alban Berg）尚未完成的歌剧《璐璐》（Lulu）中抽出来的管弦乐表演在埃里克·克莱伯（Erich Kleiber）的指挥下引起了人群的骚动，愤怒的观众叫出了“莫扎特万岁”。首席评论员汉斯—海因茨·施图肯施密特（Hans-Heinz Stuckenschmidt）在柏林一家报纸上赞扬了这次表演，于是被逐出附属于帝国文学协会的德国音乐评论家协会，在这之后他也没有找到工作。这位评论家此前由于坚持赞扬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四面树敌，在德国找不到工作，只能前往布拉格谋生。埃里克·克莱伯也对作品引起的敌意深感失望，两个月后他选择了移民阿根廷。贝尔格的音乐在第三帝国时期再也没有得到上演机会。[206]《璐璐》具有情欲挑逗成分，还包含对妓女和开膛手杰克的描绘，这些无疑都与这起丑闻有一定关联。勋伯格另一位非犹太人学生温弗里德·齐利希（Winfried Zillig）也继续坚持使用十二音技巧。齐利希的音乐并非完全无调，他逃过了指责，继续以指挥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工作。他的作品描绘农民的生活场景、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以及类似的纳粹主题。对齐利希以及其他一两个作曲家来说，音乐传达的内容远比媒介更为重要。[207]

有一桩文化事件曾经臭名昭著，在这起事件中，遭殃的音乐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似乎都符合纳粹美学要求，但最后却很难见容于当局。受难的音乐人是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欣德米特也许是魏玛时期德国最好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在20年代被称为“淘气小孩”。之后他选择了转变风格，在30年代成为更为易懂的新古典主义音乐代表人物。这一变化为戈培尔等纳粹文化界大佬察觉。戈培尔想让欣德米特留在德国，因为人们当时普遍认为他是施特劳斯之后德国第二重要的作曲家。第三帝国初期，欣德米特在自己的剧本基础上创作歌剧。《画家马蒂亚斯》（Mathis der Maler）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它讲的是中世纪的日耳曼艺术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的故事，而这是深受纳粹艺术史家喜爱的一个人物。歌剧中的画家马蒂亚斯个性叛逆，想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日耳曼艺术家。最后他的才华终于为一个王国承认，受到了该王国的赞助，歌剧也在此达到高潮。配乐中带有新浪漫主义元素，这表明作曲家在竭力使自己的学院派风格为大众接受。尽管他在纳粹夺权之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但决定留在德国寻找机会。1933年11月，欣德米特获得任命，加入帝国音乐协会作曲家分会的管理委员会。1934年3月12日，富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乐团首演上演了《画家马蒂亚斯》中的三个乐章，大量预定演出和刻录唱片的邀请随即涌来。这一切似乎表示欣德米特已经被承认为第三帝国的头号现代作曲家。[208]

不过戈培尔并未考虑到他在文化政治领域的对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持续不断的阴谋诡计。1934年，音乐出版界出现了大量针对欣德米特的攻击，直指他过去的音乐风格和政治立场，这些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得到罗森博格的支持的。广播电台和音乐会机构都受到要求封杀欣德米特的压力。为应对这一攻击，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为欣德米特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辩护，发在11月25日的某日报上。但是，在反击纳粹音乐出版社对欣德米特的否定时，这位指挥家进行了过度发挥。他质问道，“如果最宽泛的政治指责都用到了艺术上，我们这些人将何处容身？”事件逐渐升温。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富特文格勒出现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瓦格纳作品《王者之心》（Tristan und Isolde）现场。这时，观众集体对他表示支持，因为他们觉得这位艺术家正在维护艺术自由，阻止当局干涉。可是，戈培尔和戈林当时都在剧院，他们目睹了观众的行动。这使得整个事件的性质被升级。在面对对纳粹政权文化政策的公开反抗时，戈培尔选择和罗森博格站在一边。12月4日，戈培尔强迫富特文格勒从柏林国家剧院、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帝国音乐协会辞掉所有职务。

从此以后，他不得不作为自由创作者自食其力。12月6日在体育宫对创意艺术代表的一次讲话中，宣传部长表示富特文格勒事件宣告欣德米特这个音乐界的“煽动者”已经完蛋了。他强调：“意识形态错误不能以少不更事为借口。”欣德米特有“纯正的德国血统”，正说明“犹太知识传统腐蚀我们种族机体程度之深”。[209]

富特文格勒对自己的突然失势感到震惊，1935年2月28日他和戈培尔见面并告诉部长，他对自己的失言非常后悔。他为文章中传达的政治倾向表示抱歉。富特文格勒向戈培尔保证，自己绝无批评政府文化政策的意思。[210]到了1936年7月27日，戈培尔的日记中已经有这样的话：“和富特文格勒在万福里德（Wahnfried）的花园谈话，他告诉了我自己所有的担忧，感情真挚，充满智慧。他吸取了很多教训，已经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211]早在1935年4月，富特文格勒就已经作为客座指挥，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在他落难期间，管弦乐队的最后一位犹太演奏者被解雇——他任主指挥时曾坚决留用这位犹太人。富特文格勒在新岗位上干得很不错。1939年，算上这份工作的薪酬以及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他的年收入已超过20万马克，约100倍于体力劳动者的年薪。富特文格勒仍然在考虑离开德国，1936年纽约爱乐乐团邀请他去做主指挥。然而戈林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他接受邀请，只能有去无回。富特文格勒此前向戈培尔的屈服在美国引发了猛烈的批评。1935年他还在纳粹纽伦堡集会上指挥了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正是在这次集会上，纳粹当局针对德国犹太人制定了严酷的歧视性法律。不止纽约爱乐乐团的犹太赞助人，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表示，如果富特文格勒获得任命，他们将抵制演出。这样一来，即便富特文格勒想要离开德国去美国找到一份顶尖工作，也已经太迟了。所以他选择继续待在德国，此举赢得了当局的赞赏。[212]

欣德米特从自己在柏林的教职上无限期离职，但仍然在德国待了一阵子，和无调音乐划清了界限，并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想借此挽回局面。他在音乐教育工作方面的努力也可能使他重新得到政府肯定。一些游走在国民音乐生活边缘的小型音乐会依然会演奏他的作品，他还受戈林空军委托写了一首新曲子。但是媒体对他的批评依旧。特别是在《画家马蒂亚斯》的灾祸之后，歌剧导演和音乐会组织者通常不敢把他的作品加入节目单。最终，欣德米特在20年代的歌剧《日常新闻》（Neues vom Tage）为他引来的恶名终于让希特勒本人也耿耿于怀。1936年，希特勒在纳粹纽伦堡年度集会时要求党加强对艺术的净化工作。于是，宣传部直接禁止欣德米特的音乐上演。他关于和声的文章还被选入1938年的堕落音乐展。欣德米特随后移民瑞士，5月份，他的歌剧《画家马蒂亚斯》首次在瑞士上演。后来他离开瑞士去了美国。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欣德米特在艺术创作上得罪了当局，而是他20年代的激进作品引起的争议让元首在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他妻子的半犹太人身份无助于他的事业。此外，他和贝托尔特·布雷希特等众多犹太艺术家的合作也让他处境被动。所有这些问题在罗森博格及其支持者看来都是机会，他们抓住时机向掌控音乐和艺术领域的戈培尔发难。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文化政治其他领域内却硕果寥寥。到了1939年，罗森博格放弃了在文化领域上的兴趣，转向了外交政策领域。[213]

Ⅲ

明确自己不喜欢的音乐，认定不想要的作曲家和指挥家，这一点对纳粹分子来说其实并不特别容易，出台相应的文化政策则更加困难。第三帝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所谓“纳粹音乐”，有的只是纳粹音乐学者的各种理论尝试。[214]当时活跃于德国音乐界的作曲家一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的作品更符合受众的口味，他们也创作出了更符合纳粹主题的作品：农民生活和民族英雄。不过，音乐创作不可能指名道姓地歌颂所谓农民和英雄。另一方面，尽管纳粹意识形态对现代主义深恶痛绝，作曲家的作品却很难不受现代主义影响。比如，维尔纳·埃克（Werner Egk）的创作是斯特拉文斯基风格，他经常将巴伐利亚民歌旋律置于尖锐的不协和背景音乐之中。他的歌剧《魔幻小提琴》（Die Zaubergeige）于1935年首演。该歌剧赢得了纳粹当局的赞许，因为他描绘了平静而美好的农村生活。歌剧情节以某个恶棍的邪恶阴谋为线索。恶棍被取名为“钱袋子”，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这显然是在影射犹太人。罗森博格阵营曾经提出过一些批评，但这些批评很快就被淹没。埃克随后巩固了自己的胜利成果，他声称，没有哪一个德国音乐复杂到不能在纳粹集会上演奏。埃克的下一部歌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依旧塑造了一个，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群类似犹太人的恶棍形象。这些恶棍外形丑陋，无比堕落（这种对易卜生原剧的阐释其实并不准确）。在希特勒出席的一次演出中，有埃克的斯特拉文斯基式不协和音、探戈和一些爵士乐。但希特勒对演出评价颇高，他称赞埃克是里夏德·瓦格纳合格的继承人。[215]

斯特拉文斯基也对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尔夫讨厌不协和音，在魏玛时期曾经猛烈批评过欣德米特等现代主义作曲家。奥尔夫曾经为学校音乐教育制订了一个大型计划，并由此第一次获得纳粹当局支持。罗森博格阵营对计划提出了批评，他们不喜欢计划中使用的非传统乐器，但奥尔夫成功地作了辩解。尽管该计划采选了大量民歌，但它太过复杂，太过野心勃勃，未能对希特勒青年团一类的对象机构产生太多影响。1937年6月，奥尔夫靠大合唱《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的首演收获了真正的名声。奥尔夫在中世纪民间诗歌基础之上，为这部作品加入了简明强烈的旋律和打击乐伴奏的独唱。《布兰诗歌》风格原始，表演中经常使用粗话，人物对话使用的是拉丁语而非德语。这些都再一次引起了罗森博格保守派的批评；但是奥尔夫已经通过他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大量支持者，而罗森博格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布兰诗歌》原始有力，简单易懂，迅速获得了成功，并开始在全国巡演。奥尔夫接下来的作品也许很难再有这样的影响力，但他的收入和名气已经有了保证。如果说有什么第三帝国的知名音乐作品符合纳粹的文化品位，那么《布兰诗歌》当仁不让。粗糙的调性、野蛮而重复的节奏、中世纪式的文本、民歌式的调子、令人麻木且没完没了的节拍、缺乏任何深入心灵的思考，这一些似乎都扫除了纳粹主义无比憎恨的、多余的现代性和理性主义，使文化回归遥远过去的、农夫时代的原始和简单。[216]

尽管像《布兰诗歌》一类的作品十分流行，但它们只能在音乐先贤祠中占据次要位置。先贤祠里供奉着希特勒崇拜的、属于过去的伟大音乐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里夏德·瓦格纳。希特勒一战前曾经混迹于林茨和维也纳，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歌剧迷了。歌剧刺激了他对德国辉煌过去的想象。瓦格纳还写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人》（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但是，这位伟大作曲家对希特勒的影响经常被夸大。希特勒从来没有援引瓦格纳作为自己的反犹主义思想来源，也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读过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欣赏这位作曲家在逆境中的勇气，但却不承认曾经吸收了他的思想。就算瓦格纳对纳粹分子有影响，那也是间接影响：去世后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Cosima Wagner）有一个小圈子，里面广泛流传着反犹主义思想。瓦格纳歌剧中的神话世界也隐隐传达着反犹情绪。就歌剧而言，瓦格纳作品和纳粹主义的确有相同的文化起源，也就是那充满神话色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不过，希特勒对瓦格纳和他的音乐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在20年代希特勒就已经和瓦格纳的英国儿媳妇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Wagner）和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成为朋友。他们夫妇守护着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修建的音乐神殿，那是一座巨大的歌剧厅。自然，他们也都是极右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变得如同皇室贵族一般。[217]

自1933年起，希特勒年年都会参加以瓦格纳歌剧为主题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音乐节持续十天。他向瓦格纳的歌剧厅倾注资金，歌剧厅直接由他进行领导，而非宣传部门。他为瓦格纳盖纪念碑，还让下属集体预订门票，保证瓦格纳音乐的演出场场爆满。希特勒甚至还想重建歌剧厅，建得更宏伟一些。不过，威妮弗蕾德·瓦格纳最终劝阻了希特勒，她说歌剧厅目前特有的声学效果是专门为了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而设计的，建筑扩大之后这种效果将不复存在。不过，希特勒仍然不时干涉作品，行为反复无常。希特勒亲自出马赞助瓦格纳音乐，这意味着无论是戈培尔、罗森博格还是纳粹其他的一些文化政客都没有插手的机会。这样，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和音乐节的组织者便获得了很大的文化自主权。他们甚至都不是德国戏剧协会会员。但是，明明可以自由行事的他们却和第三帝国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完全一致的步调。每年一度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成了希特勒音乐节。希特勒在阳台向观众致意，他的肖像被放在了节目单的卷首位置。纳粹宣传遍布所有旅馆的房间，剧院附近的街道和人行道满是纳粹卐字标志。[218]

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对希特勒如此重视瓦格纳牢骚满腹，认为这简直不可理喻。而且，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每年纽伦堡纳粹集会之前都会奏响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1933年希特勒向党的官员派发了3000张赠票，可是当他进入自己的包厢时，发现剧场空空如也：党员们在那天晚上都选择跑出去喝啤酒，他们对听五个小时的古典音乐没有兴趣。希特勒勃然大怒，让巡逻兵把这帮酒鬼从酒吧里拽回来，可是即使这样剧场仍然不能满座。第二年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由于收到必须参加的命令，许多没有文化的纳粹党员在整个演出中呼呼大睡。他们一般在演出结束时醒来，三心二意地为歌剧鼓掌。对他们来说，歌剧很难欣赏，也很难理解。这一次之后希特勒就放弃了，让演出向公众售票。[219]党内高层除了希特勒之外都对瓦格纳音乐没有兴趣，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瓦格纳音乐风靡整个文化领域。一些技艺平平的作曲家搞出了大量质量低下的瓦格纳音乐仿制品，可以按场合进行选择。电影、广播、新闻短片中充斥着此类音乐。不过，过度曝光也许反而成了第三帝国瓦格纳音乐在歌剧院和公众之中流行程度下降的原因之一。瓦格纳作品的演出从1932—1933表演季的1837场下降到1938—1939表演季的1327场。而威尔第的作品到1937—1938表演季已经有1405场（之前是1265场），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到1938—1939季已经增长到1013场（之前是762场）。1932—1933季15个最流行歌剧中瓦格纳的音乐占了4席。比才的《卡门》占据榜首，瓦格纳占据了第三、四、五、六席。在1938—1939季，同一榜单中瓦格纳音乐只占了1席，而且排在第十二位，莱翁卡瓦洛（Leoncavallo）的《帕利亚奇》（Pagliacci）占据榜首。[220]1933年之后的管弦乐剧目中，脾气很坏的极端反犹主义保守派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取代了当时已经遭禁的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这是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后20世纪上演频率第二高的音乐。同一时期，外国作曲家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德彪西和雷斯皮吉（OttorinoRespighi）的演出数量逐年增长，当时深受纳粹当局器重的作曲家如保罗·格雷纳（Paul Graener）和马克斯·特拉普（Max Trapp）演出次数也逐渐增长。在这些变化背后，纳粹主义的政治和种族要求，公众的保守口味以及音乐会和歌剧院吸引观众的商业压力互相牵制，达成了一系列微妙平衡。[221]

对古典音乐会和歌剧的控制相对容易。但是人们在屋里听什么就很难监管了。德国的音乐文化深入人心，家人和朋友之间演奏唱和的传统源远流长。在隔墙无耳和没有街区监护的地方，人们无疑可以一边在家里演奏门德尔松深受喜爱的《无词歌》，一边在纳粹媒体上指责它“没完没了，吵闹聒噪”。[222]音乐俱乐部、唱诗班、业余音乐协会，和其他小规模的、地方性的、代表德国丰富音乐传统的机构都在1933年被纳粹化。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能够在小型的私人聚会上听自己想听的音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参加聚会者必须可靠。此外，帝国音乐协会对乐谱的审查都只限于新作品。在家里演奏门德尔松音乐不能算作对抗当局，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构不成违法行为。[223]即使在公共场合，音乐演奏也有回旋余地。音乐协会审查办公室的被禁作品黑名单中主要是爵士乐，而1939年9月1日的第二版黑名单中也仅仅只有54个条目。[224]

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因此也是独裁制度之下最难监管和控制的艺术。第三帝国的文化决策者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歌剧和歌曲符合意识形态要求，音乐的调子简单，曲调中没有不协和音，歌词不能暴露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按照纳粹文化意识形态，音调简单是雅利安种族的特征。无调音乐和复杂音乐是犹太种族的特征。可是，解雇犹太人音乐家并禁止他们创作，只是让音乐生活失去了其中最优秀的一批人物。还有，什么是有调音乐？什么是不协和音？专业定义根本就不可行，因为自巴赫和贝多芬开始所有的作曲家都在技巧上相对自由地使用不协和音。当然，无调音乐的极端，尤其是勋伯格和他学生发展的十二音手法，确实引人反感；而另一极端，即汉斯·普菲茨纳和里夏德·施特劳斯采用的有调性浪漫主义音乐不太可能激起反对的声音。不过，大多数作曲家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他们必须在被接受和被拒绝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也必须依靠地方或中央的党内大佬支持，以抵挡别人的批评。因此，保罗·欣德米特和维尔纳·埃克这类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其他长官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而如果一个作曲家或音乐家越界踩了政治红线，即使戈培尔对现代音乐充满同情，他也无能为力。[225]

与戈培尔对其他文化领域的认识一样，这一次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音乐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人们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混乱。就像他鼓励在电台播放娱乐电影和轻音乐一样，他意识到广受欢迎的古典音乐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接受生存在第三帝国这一现实。很多人认为，富特文格勒音乐会上的听众是在寻找纳粹宣传之外的价值，但如果真是如此，这些价值也只能影响到他们相对私密的个人心灵。由于音乐相对于真实世界的抽象性，它对人的影响似乎也仅限于此。在戈培尔眼里，音乐就和其他艺术一样，艺术家的创造力能够使其保持相对独立。虽然音乐必须接受审查甚至净化，但同时也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最主要的一点在于，音乐家必须自己开展工作；在这一点上国家不能代替音乐家。宣传部非常善于利用竞争、津贴以及提高版税等方法培养音乐家。1938年3月，薪金和津贴体系发生了一次大的调整，以帮助新晋音乐家找到工作，帮助他们应付苦不堪言的经济危机。由于许多音乐家出国、遭到迫害甚至直接去职，加之当时一些大型组织，比如军队、党卫队和劳工前线等组织的扩张，使它们迫切需要军乐队和管弦乐队，音乐行业因而面临人员短缺问题。这都确保了音乐生活在德国的重要地位。尽管相较1933年之前优秀指挥家变少，音乐选材范围变窄，在德国仍然有著名的管弦乐队在知名指挥家的指挥棒下继续表演。不过，还是有许多人认为新锐优秀作曲家将不会出现。施特劳斯对此表示赞同。这甚至使他加深了原本已经不可撼动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音乐传统。“我是巍峨的山峰群中的最后一座，”他说，“在我之后都是平原。”[226]

Ⅳ

30年代中期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日益衰微，但是这仍然不能拯救爵士乐的命运。爵士乐在第三帝国治下饱受指责，名声很差。纳粹分子上台之后，爵士乐、摇摆舞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流行音乐旋即被禁。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些东西极端堕落，不合德国音乐传统，和各种颓废生活关系密切，而且是出自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等劣等种族之手。外籍爵士乐音乐家或是主动离开德国，或是被强制驱逐。从1935年开始，德国的流行音乐家被禁止使用外国绰号，这一做法曾在魏玛时期十分流行。经历过纳粹政权头一年的宽松环境之后，爵士乐俱乐部开始频繁被查。很多盖世太保和音乐协会特务以查验音乐家会员证为名对其进行恐吓。如果有人演奏上了黑名单的犹太作曲家（比如欧文·伯林）作品，他的乐谱会被收缴。纳粹当局坚持对电台广播实施严密控制，以确保轻音乐旋律不会有过强的摇摆风格。报纸上不断造势，称“黑鬼音乐”已经在电台彻底被禁。褐衫军会在夏日的沙滩上巡逻，那里常常有年轻人带着他们上紧发条的留声机载歌载舞。褐衫军只要一发现爵士乐唱片便将其踩个粉碎。那些在古典音乐中使用爵士乐节奏的音乐家，如年轻的卡尔·阿马多伊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发现自己的音乐全部被禁了。他无法在德国谋生，但也不想离开，于是他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国外音乐会和唱片的收入。同时由于他认同国外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在国内生活的风险日益增加。他有一批富有且很有势力的亲友。这些人大多远离纳粹政府，帮助他渡过难关。哈特曼的音乐没有向要求简单和直接的纳粹音乐风格妥协。他的越界行为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和勋伯格现代主义最激进的学生安东·冯·韦伯恩学习作曲。不过他十分低调，会借表面上的顺从消除纳粹分子的疑虑，例如行纳粹礼。当哈特曼将一首交响乐诗献给关在达豪集中营不知死活的朋友时，他确保献词只在最原始的乐谱上可见，只有他的一位朋友——1935年布拉格首演时的那位指挥家——看到过献词。纳粹当局对此毫不知情。[227]

古典音乐中的爵士乐节奏很容易被发现，从而被斥为离经叛道。但是当时最流行的音乐既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爵士乐，而是处在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包括希特勒喜爱的小歌剧，以及咖啡馆行吟歌手、小型管弦乐队和伴舞乐队的音乐。这些流行音乐一般出现在各种人群密集的场合，比如舞会、夜店、旅馆酒吧。这部分音乐相对来说更难管理，其中尤为困难的是给出爵士乐和摇摆舞的清晰定义。经常光顾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出自富有的上层阶级，盖世太保和音乐协会特务审查不到他们头上。只要小心一些，就可以在小巷子里买到进口的爵士乐唱片。就连戈培尔都意识到了爵士乐和摇摆舞的流行程度，他甚至允许午夜电台播放相关音乐。然后，即使这部分音乐在德国电台听不到，卢森堡的电台也能提供资源。卢森堡电台的存在还一度使戈培尔担心听众可能收听到政治上不适宜的内容。戈培尔自己是柏林斯卡拉剧院（Scala）的长期支持者。在那里3000名听众不只观看著名的康康舞表演，还一起听被禁作曲家比如犹太裔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作品。当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冲锋报》（1937年5月）上有理有据地对节目提出批评时，戈培尔相当震惊，因为演出经理会根据戈培尔是否到场来调整节目，以防其不合纳粹口味。获悉这一情况，戈培尔和从前一样直截了当地将经理撤职，清洗了管理层，并强行重新制定了一份节目单。后来他的副手赞扬这份节目单“顺从听话”。[228]

爵士乐和摇摆舞可能会鼓励年轻人性放荡，但这不是其见疑于纳粹当局的唯一原因。职业舞会的舞蹈教练也想打压摇摆舞，因为1937年夏天开始流行的这一新舞蹈形式对传统舞蹈形式造成了巨大威胁。希特勒青年团不喜欢摇摆舞，他们更倾心于德国民间舞蹈。很快，地方当局开始打压摇摆舞。不过，汉堡的商业人士和职场精英里面年轻的镀金一代故意和禁令对着干，不久之后他们便开始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蔑视禁令，穿着最新潮、最高档的英国时装和运动夹克装，胳膊夹着《时代》杂志，用英语“Hallo，Old Swing Boy”相互打招呼。他们在俱乐部、酒吧以及私人聚会上跳摇摆舞，听爵士乐。他们并不是在有意发起一场政治抗议，但在第三帝国，一切都和政治有关。1937年的这些年轻的舞者严重越界。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Schirach）要求德国所有青年都加入组织，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更严重的是，在摇摆舞的社交场合，犹太人、带有犹太血统的人和非犹太人搅在一起，这违反了纳粹种族政策。年轻人表达文化意愿的行为迅速成为赤裸裸的政治抗议，在战争期间更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229]

纳粹音乐政策既混乱又不合理，对不合法音乐的定义通常非常随便，接受或拒绝往往都是拍脑门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口琴的历史看出。20年代德国的口琴生产领先世界。到了20年代中后期，德国口琴出口占了世界出口总量的88%。位于施瓦本（Swabia）特罗辛根（Trossingen）小镇上的霍纳公司（Hohner company）在这个时期每年能生产2000万至2200万个口琴，比世界总量的一半还多。几乎所有口琴都销往美国。这时许多市场都已经基本饱和了，对口琴的市场需求也随着经济危机逐渐缩减。这样，公司就必须依靠在国内提振内需来渡过难关。但是，保守的古典主义音乐非常瞧不起口琴这种乐器，认为它业余且粗陋。1931年，保守人士在1931年从普鲁士的学校课堂上成功驱逐了口琴。霍纳家族迅速以美式广告展开反击。他们拍了一组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姆林（Max Schmeling）吹口琴的照片，借以让音乐界相信口琴不带有任何破坏性。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尽管霍纳并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但还是选择入党，想借此提高影响力，宣传口琴是德国民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风俗淳朴的老百姓喜爱，而且很适合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在营火堆旁互相交流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时吹奏。[230]霍纳的策略没有收到效果。民俗音乐在电台的广播时间只占2.5%。帝国音乐协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守派把持，他们认为口琴是现代乐器，并非德国传统所有，还指出口琴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充分证明这种乐器不合适。希特勒青年团禁掉了口琴社团，只允许个人吹奏口琴。从长远看，未来政府很可能会全面禁止口琴。但最终似乎没人知道该把口琴归为哪种乐器，甚至可能根本没人关心。霍纳和他的公司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甚至还在家乡特罗辛根开设了一所口琴学校。不过霍纳希望口琴能和传统乐器平起平坐的愿望却落空了。审查、控制和内部斗争使音乐世界陷入僵局。到头来，就连口琴这种小乐器都无法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得到明确归类。[231]

Ⅴ

在所有现代政权中，第三帝国是最明确地以其艺术和大众文化定义自己的政权。在各种演讲中，希特勒对艺术和文化的关注完全超过了20世纪的其他独裁者。[232]当然，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学到了不少仪式和符号；通过规训把许多作为个体的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也是斯大林统治苏联和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的特征。这些政权都把艺术当成宣传工具，试图消灭所有创新性异见。它们摧毁了现代艺术中复杂和精英化的方面，强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采用风格简单、易于为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三帝国的种族或民族现实主义颇为相似。从30年代各个政治团体发动的宣传攻势可以看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借助视觉和声音煽动大众的情绪诉求就已经成为有力的政治手段。所有的政治团体——甚至包括相对稳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试图挑动群众情绪，他们相信，在这个人民至上的时代，过去的理性、言语、知识诉求已经不够用了。文化宣传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都成了国家的统治工具。艺术家和作家天生都是个人主义的，而苏联和纳粹德国都不遗余力地打压个人主义，宣称只接受用于表达人民心声的艺术。两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音乐最难控制。像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Shostakovich）一类的作曲家仍在用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尽管政府时不时地想要规训他们，在政治压力下，他们也会偶尔向政治主人的文化指示妥协。在建筑艺术上，特罗斯特、施佩尔等建筑艺术家崇尚的风格和当时风靡欧洲和美国的流行风格没有多少不同，除了规模更宏大。希特勒非常厌恶文化现代主义，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是未来主义者的艺术政治，态度比纳粹德国宽松得多。1934年，柏林举办了一场意大利未来主义作品展，激起了纳粹艺术评论家的敌意。虽然意大利艺术家的法西斯主义取向很明显，纳粹评论家仍然声称不愿再看到此类代表“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作品出现。不过，回过头来看施佩尔的建筑、布雷克尔的雕塑、埃克的音乐以及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可以明显看出纳粹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它无疑属于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开历史倒车。[233]这些都说明，第三帝国对文化和艺术的取向绝非独一无二。[234]

但是它确有特殊之处。当然，考虑到希特勒早年生活和野心，他对视觉艺术有独特兴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同于相对宽容的戈培尔，希特勒一直对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由于希特勒的态度，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形式从1937年开始就被强力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主导了其他领域的文化政策。[235]在音乐方面，希特勒也就对瓦格纳有热情，对音乐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兴趣和理解，音乐的抽象使它很难按纳粹意识形态被归类为合适或不合适。即便是希特勒在30年代末对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产生的热情也不过是叶公好龙。虽然希特勒喜欢在深夜看老电影，还委任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但他对电影业的干涉并不多。电影基本交给了戈培尔，广播和文学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戈培尔必须和很多人竞争，竞争对手以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为首。尽管内斗频仍，但戈培尔的宣传部在第三帝国初期——最迟也就是在1935年头几个月——已经取得了对文化事业的有效控制。那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中各种复杂矛盾显而易见，总会出现一些纳粹当局处理起来感到犯难的案例，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决定则似乎完全是随意的，事后看来，这些决定的后续发展会有很多可能。针对纳粹当局的文化独裁政策，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等众多文化工作者采取了各种对策，有的人在必要时选择全面妥协，有的人为了自己艺术的利益选择和当局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有的精神移民甚至完全沉默，这沉默并非都是受纳粹当局强迫。尽管许多人心怀恐惧，但第三帝国的正常文化生活并未完全消失。人们依然能够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在接受国家拨款的艺术馆内欣赏大师的画作，阅读古典文学，在某些地方还能够参加爵士乐俱乐部和舞会，看最新的摇摆舞表演。戈培尔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人们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各种麻烦里面逃出来，他也慷慨地允许他们这么做。[236]

虽然如此，第三帝国治下的艺术创作依然自上而下受到严格控制。正如堕落艺术展所显示的那样，美学考量和艺术标准只占纳粹文化政策的一小部分，政治和意识形态才是关键。纳粹分子管不了过去的艺术如何，但他们想要确保当下的艺术作品不违背纳粹基本价值，可能的话还要积极向党靠拢。纳粹文化政策的几大要义在于，推崇反犹主义并从文化生活中排除犹太人，突出军国主义，打压和平主义和社会批评，以及促使雅利安种族进步，压迫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和弱者，重建“血与土”式农民生活的理想世界，摧毁个人独立创新，提倡非个人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国家和种族的集体所需。最主要的是，纳粹文化崇尚权力，这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种族和政治歧视迫使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优秀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移民国外。留下来的或者被噤声，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迫妥协，或者是服务于纳粹的最高目标：让民族和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237]为达到这个目标，纳粹分子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把他们眼中的文化灌输给大众，向人民分发廉价收音机，在工厂举行音乐会，利用可移动的放映设施把电影传播到边远乡村，送市民去感受堕落艺术展中的恐怖作品等。在第三帝国治下，文化不再是精英特权；纳粹当局想让它渗透到德国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238]

结果，纳粹的文化政策和纳粹德国在其他领域施行的政策一样构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像它们一样充满矛盾。从本质上讲，希特勒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是政治化的，他视艺术为权力象征和宣传工具。戈培尔当然知道希特勒的这些想法，他在1935年6月17日说：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政治是最伟大和最高贵的艺术。就像雕刻家从冷冰冰的石头中凿出生命，画家用颜料制造生命，作曲家将僵死的旋律变成美妙的乐曲来表达天堂的美好一样，政治家给一盘散沙的大众带来生命。艺术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239]

纳粹当局将政治美学化，但也将艺术政治化。[240]“有人经常指责我们，”戈培尔说，“说我们使德国艺术沦为一种宣传行为，这话从何说起？难道宣传是一种别的东西可以‘沦为’的东西吗？难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宣传不是一种艺术吗？”他还说，艺术和宣传是一回事，都是对民族的精神动员：

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学说，它还为所有公共事务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之上。我们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可不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它必须用手实践，用心体会。人们必须在内心当中习惯这种行为方式，他们必须将它变成他们自己的处事态度。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意识到，一种源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意志已经崛起，这种文化意志系统地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迟早有一天，这种文化意志将使我们的时代精神复苏。[241]

在这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纳粹的徽章、符号、言语和概念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广播、报纸、杂志、雕塑、绘画、文学、诗歌、建筑、音乐和高级的文化形式日益受纳粹理念影响，或为纳粹所限制。日常文化也在劫难逃。在希特勒生日和就任总理纪念日等意识形态动员活动中，纳粹旗帜四处飘扬，卐字标记挂满街巷；而在这期间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充斥着纳粹主义的原则和规训。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记载，从1935年开始纳粹当局就鼓励人们以伪日尔曼式的德语名命名月份。路易丝·索尔米茨对此兴奋不已，她立即在日记里开始使用Julmond，Brechmond等德语月份名，抛弃了传统的拉丁文月份名。[242]

广告和设计也开始引入纳粹符号，采用政府推行的纳粹风格。[243]国外广告机构被禁，当局采取措施保证海报和广告在灵感和风格上都遵循德国模式。对消费产品的推广要和艺术作品一样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244]日用品很快充满了政治色彩。早在1933年3月，眼尖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便已经注意到在药房买的牙膏管上印有纳粹卐字标记。[245]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买到带有卐字标记的蛋杯、发夹和茶具，给孩子赠送冲锋队队员玩具模型、能播放《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音乐盒和一种字谜游戏“如何将下列字母正确排列，拼出伟大元首的名字：L，I，T，R，E，H”。[246]为满足军备需求，珍贵的钢铁资源被政府耗尽，20年代在包豪斯深受欢迎的管状钢铁家具出现供应短缺。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厂商开始用油漆木头制作家具，借助人工手段使其呈现出一种看似自然的风格，但其实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247]一些似乎与政治无涉的领域——比如风景画和园艺设计——也未能幸免：规则式园林和外国植物被统统清理，代之以基于德国本地物种的自然景观。[248]喜欢搜集香烟卡片的人现在可以把它们插在一本写着“为第三帝国而战”的册子里。能收集到的香烟卡片上画着各种希特勒肖像：希特勒和金发小孩（“元首的眼睛—父亲的眼睛”）、希特勒和技术、希特勒和兴登堡、希特勒和工人。[249]1937年，一份纳粹标志性杂志评论说：“是日常用品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作品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250]

政治的美学化制造了一种幻象，让人以为社会、经济以及民族问题能够用意志行为立马解决。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残酷的生活现实中移开。其实30年代初德国仍然在忍受严酷的经济危机。但是通过这种美学化，人们的目光转向想象和理想中的世界，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一种生活在新世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切在本质上皆属幻象。在德国这样一个30年代已拥有发达工业文化的国家，这些幻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某种伪古典复兴：“血与土”、古典艺术作品、传统有调音乐、大量坚实的公共建筑；但是创造这一切却有赖于最现代的技术，比如广播、电影、小说印刷、最新的建筑技术。这些技术对于乡村和小镇上的德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最重要的是，宣传部推动纳粹文化是为了压制个人思想和感情，将德国人统一塑造成一个驯服听话的整体，就像里芬施塔尔电影《意志的胜利》所表现的那样。[251]不过，纳粹当局只能逐步实现这个目标，一部分原因在于最开始它的文化政策导向并不明确，一部分原因在于党内斗争；但是随着1937—1938年间的明显激进化，纳粹文化政策的方向终于清晰起来。这时候德国社会的所有意见形成机制都被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所掌控，经过一番整合，剔除了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异议，被雅利安化，最终被置于意识形态、财政和行政控制之下。公共意见已经被有效铲除，不复存在；荧幕上的、电台里的、报纸杂志书籍上出现的“意见”和纳粹的主张别无二致。来自盖世太保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的定期报告能让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领导人掌握人民意见，也让宣传部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针对特定目标发动宣传攻势纠正人民的意见。纳粹的宣传和纳粹恐怖政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一起镇压公开异见，并推动大众支持政府。从这个角度讲，打造宣传部是纳粹当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之一。[252]

纳粹宣传渗透得很深，几乎遍布德国大众媒体，影响了德国人写作和交谈使用的语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家乡德累斯顿整理了纳粹语言的档案：《第三帝国的语言》。他注意到，正常文明社会的贬义词在纳粹统治之下的感情色彩完全相反，比如，“狂热”“冷酷”“无情”“固执”“强硬”等词都是褒义的。德语成了一门“最”语言，纳粹当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最好的”和“最伟大的”，它的成就史无前例、独一无二、开创历史、无可比拟。政府的统计数据严重注水，根本不合理。决定总是“最终的”，改变总是“永久的”。克伦佩雷尔注意到，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词充满了宗教色彩；人民“信仰他”，他是“救赎者耶稣基督”“救世主”“神谕的化身”。他的精神存在于整个德国大地，第三帝国是德意志人的“永恒王国”，为它战死的人都是“圣徒”。各类纳粹机构以缩写和简称驯化自己的语言，使这些新词能够在平时脱口而出。也许最为关键的是，纳粹政权使德语充斥着战斗比喻：就业之战、生存斗争、文化战役。纳粹宣传机器令德语变得尖锐刺耳、咄咄逼人，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战争中的词汇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中：语言也被纳粹动员起来为战争做准备了。[253]

如果语言塑造了情感，一个社会能够使用的词汇决定了它的思想范围，那么第三帝国就不仅是在消灭现实中的异议和反抗，更是在消灭思考中可能存在的异议和反抗。但是，多数德国人的思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成形，数百万天主教徒、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即使是1932—1933年间投票给希特勒的数百万德国人，恐怕也不会全盘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许多中产阶级投票给纳粹党主要是因为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竞选时对自己的执政纲领有意语焉不详。这些票多数是出于对其他党上台的忧虑，而非对纳粹党抱有什么积极期望。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虽然强大有力、手段高明、铺天盖地，但无法让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美丽新世界里放弃长期坚持的价值和信念。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纳粹当局不厌其烦地要求他们支持党的政策和元首。“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发力过猛”，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在1934年8月报告，“对部分人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他们要么抵制活动，要么搞破坏”。在纳粹当局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大规模群众组织的出现扼杀了地方文化的创造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实行领导原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什么都系统化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因为成就总是出于个人创造。”[254]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4年10月，波茨坦地区的盖世太保又汇报称，在希特勒诞辰、全民公投、大选、劳动节等节日上，群众应政府要求对纳粹党表示支持，既是出于热情，也是出于恐惧，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会议和游行。[255]戈培尔试图让广播、电影、文化和艺术中的宣传变得有趣，但人们却觉得它无聊透顶，因为个人创新被压制，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在审查机制下严重下降，纳粹提供的单调文化产品很快便使人们厌烦。甚至纽伦堡的纳粹集会都不再能够激励希特勒最狂热的支持者。1937年，社会民主党的特工以稍显夸张的乐观情绪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报告：

头两三年纳粹分子的士气很高，群众在参加集会时依然会听元首讲话，因为元首讲话经常带来惊喜。当党的志愿军在火车站游行时，街上不无频繁地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尤其是年轻男女，向士兵们欢呼。现在这些都没了。时间久了，即使是最盛大的权力展示也变得无聊透顶。演讲尽是些多余的陈词滥调。以前支持希特勒的选民，现在已经不把纳粹党看成拯救者，而是视为无情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的全能组织。奉命前往纽伦堡的党组织在行进途中遭遇的是一片寂静。倒是不时有铁杆支持者喊出一句“万岁”，但是由于没人应和，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对于民众来说，这种宣传活动和其他事情一样，为的是让他们掏钱，此外别无目的。每次的情景都一样：举着旗子行进的军事方阵，人有时多有时少。人们也就看他们一眼，然后就各走各的路了。[256]

因此，戈培尔的宣传工作基本上是失败了，并没能在真正意义上长期维持对德国人民的精神动员。除了一小批纳粹狂热党徒之外，大部分德国人都只是被动服从。这就是戈培尔的所谓“成就”，一种他在1933年就极不满意的“成就”。[257]

当纳粹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内容重叠时，宣传工作最为有效。在部分受众和地区中，纳粹宣传要更为有效。保守派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德国上层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和纳粹分子多有重叠，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司法部长弗兰茨·居特纳和财政部长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Schwerin von Krosigk）都在1933年自愿和纳粹党合作，且尽管对纳粹政策持保留意见，他们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仍一直在位。有一部分人，比如巴本，逐渐认识到纳粹分子在理念上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可能超过之前的预想。另一部分人，比如居特纳，在纳粹宣传和现实压力下越来越采取合作姿态。在德国中产阶级间，纳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大受欢迎，共产党激烈的革命口号“苏维埃德国”遭中产阶级厌恶，社会民主党长久以来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招中产阶级待见。比这更为普遍的是民族主义者对1919年和平协议的仇恨情绪，对经历魏玛时期的四分五裂之后急需以1914年的精神统一德国的信念，以及对如俾斯麦般的强力领袖的渴望。同样，反犹主义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在德国文化中泛滥，尽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此并不买账；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观念几乎是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所有德国人的共识；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非洲黑人属于低等种族。

在这些领域，纳粹宣传借助已有的信念和价值，制造出了可能涵盖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新共识，尽管它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并未获得普遍的支持。而且，纳粹党操纵特定事件的高超技巧经常能够借助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偏见使他们信服。比如，表面上看纳粹当局对1933年国会纵火案的解释并无说服力，并且被后来的审判公开证伪了，然而已对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人们轻易就相信了范德吕伯烧掉国会大厦是因为他想发动革命的说法。同样的道理，“长刀之夜”中希特勒和戈林的命令导致的杀人案公然违反法律，然而德国的传统是把法律视作国家的造物，同时人们害怕褐衫军在谋划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这些因素使多数人认为希特勒的行动具有合法性。而且，纳粹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所有的批评和不满都指向他的属下，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各种不现实的希望和憧憬。希特勒成了高于党派、高于政治的领袖。对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本会持强硬的反对态度——来说，希特勒是永远不会犯错的领袖。[258]

当纳粹宣传和根植已久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它想要产生影响就远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这种宣传更适用于还没有对各种问题形成稳定见解的人群，也就是以年轻人为主。此外，不管宣传部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他们可以轻易看穿宣传部各种夸张的谎言。比如，宣传部声称要消灭阶级分化，重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体，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但如果人们自身的生活水平相比于一穷二白的30年代早期没有丝毫好转，这些宣传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宣传效果要好，必须要说得和事实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在经济和外交这种具体事务上。如果经济开始复苏，国家地位得到提升，那么人民就会更加支持他们的政府，也会更加相信政府的目标。否则人们就会对它的宣传和政策发出质疑。[259]然而，正如纳粹党徒所言，时间站在他们那边。把纳粹意识形态注入所有德国人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并不仅仅依赖当下的宣传力度和宣传手段。从长远看，改造教育系统会塑造出年轻的新一代德国人，他们除了纳粹价值之外将一无所知。不过，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都被全部剿灭之后，有一个领域仍然可以容纳非纳粹价值，那就是宗教。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和出于谨慎的考虑，1933年，纳粹暂时停止了对教会及其相关世俗机构的攻击。不过，一旦它变得更加自信，就开始将魔爪伸向基督教，设法将基督教改造得更适合新生的德国；若改造不了，就将其连根铲除。

第三章 灵魂改造

第一节 信仰问题

Ⅰ

纳粹党人痛恨德国内部的宗教分裂。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世俗领域完成了整合，类似地，在信仰问题上他们也想创造一个由单一的国家教会主导的全国性宗教。纳粹分子认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加剧了德国的宗教分裂问题。各个教派在教育、福利、种间婚姻以及忏悔仪式等问题上的意见严重分歧，统一的国家意志不复存在。[1]而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福音教会（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是在宗教上统一德国人民的最理想工具。福音教会在19世纪早期统一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它和天主教会不同，不服从教宗等德国之外的任何世界性权威。在政治上福音教会极度保守。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它是政府的左膀右臂；普鲁士国王既是德皇，又是普鲁士福音教会的领袖，他公开表示希望福音教会向体制效忠。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新教国家，这一信念在数十年间以各种形式得到了体现，比如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镇压天主教徒，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十分仇视天主教神父，德国的新教教士甚至认为一战是针对比、法天主教和俄国东正教进行的一次圣战。很明显，民族主义和新教在意识形态上密不可分，互为表里。[2]

在德国主流的新教传统影响下，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是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尼莫拉出生于1892年，父亲是路德宗牧师，但他却受洗成为加尔文宗。尼莫拉后来成了海军军官，一战中在一艘潜艇上服役，自1918年6月开始担任某潜艇艇长。他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不是大师级的文学作品，但散发着类似于恩斯特·荣格尔在《战地》（In Stahlgewittern）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情绪，疯狂地庆祝敌人商船的沉没。1918年11月底，当尼莫拉的潜艇在基尔靠岸时，他从广播中得知了战争结束和王朝垮台的消息。他后来说，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对于一个反对‘革命’阴谋的爱国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屈辱的时刻”。[3]尼莫拉战后在一个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确信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精神危机，他必须站出来发挥作用，拯救国家。于是他开始在威斯特法伦接受牧师训练。此后尼莫拉积极参与德国国家人民党学生联盟，支持1920年3月阴谋颠覆魏玛共和未遂的卡普政变，并帮助组建了一支750人、成员都是学生的自由军团，与该地区的左翼势力组织的红军战斗。之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极右派准军事组织埃舍里希军团（Organization Escherich）。法军占领鲁尔区时，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在杜塞尔多夫被射杀。1923年，尼莫拉和他的兄弟担任了施拉格特的抬棺人。[4]尼莫拉无疑反对魏玛共和国和1919年的和平协议。然而他给民族复兴开的药方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接受了一个政府资助的紧急就业计划，去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领班。之后，他加入了新教教会的社会福利分支使命部。在此期间他了解了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与整个德国的新教群体建立了联系。1931年，他成为柏林达勒姆（Dahlem）别墅区的三号牧师。尼莫拉不仅和该地区住在豪华大别墅的富人精英阶层关系良好，而且关心处于社会下层的雇工和工人群体。他既是个坚定的右翼分子，又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人特别容易被纳粹集团吸引。1933年3月，尼莫拉投了希特勒的票。早在1931年他就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呼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出来承担大任。1933年他认为这个领袖已经出现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尼莫拉在这段时间的布道响应了纳粹党的号召，呼吁建立一个团结积极的基督教来克服困扰德国多年的宗教分裂问题。他还附和纳粹分子，声称犹太人在魏玛时期影响力太大。1935年，尼莫拉在布道中痛斥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他认为这都是因为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加诸犹太人头上的诅咒。[5]

尼莫拉这样的民族主义新教徒视马克思主义为敌，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尼莫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从19世纪末开始便在使工人阶级去基督教化。[6]路德宗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等许多知名新教徒都把第三帝国的崛起看作最终扭转去基督教化趋势的机会。纳粹党纲第24条称纳粹运动是“积极的基督教”运动，宣布要对抗“犹太唯物主义”。在第三帝国建立的头几个月，许多狂热的新教牧师为魏玛时期没有受洗的孩子组织了大规模的受洗弥撒，还为当时只举行了世俗婚礼的褐衫军成员和他们的新娘组织了婚礼弥撒。[7]当时德国新教徒总人数约4000万，几乎占了德国全部人口的2/3，为纳粹党30年代早期几次胜选提供了最广泛和最坚定的支持。大部分投纳粹党票的人以前都支持当时著名的新教政党国家人民党。纳粹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1933年，他们为马丁·路德450周年诞辰举办了大型庆祝仪式。纳粹分子篡改了路德的事迹，把他变成了纳粹主义的先驱。[8]一些纳粹炮制的所谓宗教复兴节日，比如1933年3月为强调新教传统和普鲁士传统和谐共生、在加里森教堂（Garrison church）精心策划的波茨坦日，对许多新教徒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9]

鉴于上述诸原因，尤其考虑到长期的国家管控，1933年政府出重拳使福音教会纳粹化就不足为奇了。希特勒似乎志在将福音教会改造成一种新国教，以执行纳粹当局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新政策，最终把天主教徒也吸引过来为纳粹理念奋斗。[10]在纳粹党人的计划之中，改造任务将主要由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完成，这是一个由牧师阶层里的纳粹支持者于1932年5月成立的压力集团。它可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众团体，到了30年代中期，它在福音教会中有约60万名支持者。早在1932年11月，他们在普鲁士教会的选举中就已经赢得了1/3的席位。这次选举胜利使他们有可能接管整个教会；1933年4月初，他们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目标。他们想像纳粹通过整合各联邦州来使联邦制的德国实现集权一样，废除福音教会下的联邦结构，用听命于纳粹政府的帝国教会取代28个独立自主的地方教会。在希特勒的公开支持下，帝国教会成立了。最开始多数人支持弗里茨·冯·博德尔施文格（Fritz von Bodelschwingh）担任帝国主教。他上任没几周便被赶下台，纳粹提名的路德维希·米勒（Ludwig Müller）被任命为新的主教。国教得到了戈培尔宣传部和一些报纸的大力支持，在1933年7月23日的教会选举中，德意志基督徒大获全胜。[11]

这一系列行动使与纳粹主义走得很近的新教徒如日中天。在纳粹夺权之前，他们已经公开宣布，抵制“德国的犹太使团”、拒斥“普世基督教精神”、反对“种族混合”是他们建立“适合日耳曼种族的基督信仰”使命的一部分。[12]这些观点在新教牧师和神学家阶层中获得了广泛支持。1933年4月希特勒生日当天，巴伐利亚新教教会在教堂大楼插上旗帜以示祝贺。到了那年夏天，会众已经对德意志基督徒派牧师为冲锋队甚至党卫队而不是信徒布道见怪不怪，并为冲锋队的旗帜等标志献礼。冲锋队参加布道时身穿制服，明显为福音教会的谨慎增添了威吓的元素。然而，德意志基督徒绝对不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相反，他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象征着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认同达到了顶峰。他们热情地在教堂上悬挂纳粹卐字旗帜，把纳粹标志刻在教堂的钟上，举行各种仪式庆祝新教信仰和第三帝国的合作关系。[13]

推动纳粹当局整合新教教会的一个因素是律师奥古斯特·雅格（August Jöger）担任普鲁士福音教会的行政长官。雅格声称希特勒正在完成路德开创的事业，他们都是在“为拯救德意志种族而共同奋斗”。他认为耶稣代表了“饱受退化威胁但仍然十分优秀的日耳曼种族”。[14]为遵守“领袖原则”，雅格解散了普鲁士教会之下所有的选举机构，将现有官员都换成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同时，在一队冲锋队的协助之下，帝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接管了福音教会的总会。到了1933年9月，帝国教会内部日益要求解雇所有在教会任职的犹太人。[15]这些压力多来自普通牧师，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多出自德国中下阶层，或来自非学者家庭。参加战争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还有一些是种族意识强烈的牧师，他们来自德国东部边境，将新教视为德国文化，反对波兰人的天主教和俄国人的东正教。他们渴望一个勇于战斗的教会，以激进的方式传播福音，希望教会能为传教而长期奋斗，教会成员能为耶稣和祖国而战，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决不妥协。这种好战的基督教尤其吸引年轻人，他们看不上从事慈善福利活动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宗教团体，也憎恶传统牧师强调的基于基督受难和转世的原罪和忏悔。他们要求基督应该成为此时此地的德国人的英雄模范。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拯救者，他会使社会重新基督教化，令整个德意志民族再度觉醒。[16]

Ⅱ

1933年11月13日，为庆祝他们在新教内部获得的胜利，2万名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在柏林体育宫集会，要求开除没有支持新政权的牧师。在这次集会中，地方教会官员赖因霍尔德·克劳泽（Reinhold Krause）呼吁把犹太人的《旧约》从《圣经》中删去，清理掉《新约》中的“拉比保罗的劣等神学”。他说基督的精神和日耳曼人的精神最为接近，十字架是犹太人的标志，第三帝国不会接受。[17]但克劳泽的演讲并非无人反对。尽管新教牧师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但其中很大一批人相信是宗教而不是种族决定了人的信仰归属。他们渐渐开始担心教会的快速纳粹化最后会使他们失掉自主权。1933年4月，27岁的柏林神学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发声，为犹太皈依者的平等地位辩护。在教会选举中，他参与了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活动，尽管以失败告终。此后牧师中的反对派迅速抱团，召开地方会议。这些人之中就有马丁·尼莫拉。尽管尼莫拉非常欣赏纳粹政权，但他现在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威胁到他对新教传统的理解。1933年9月11日，他和一群同仁创建了牧师紧急救助联盟，由邦赫费尔和自己担任负责人。紧急救助联盟在1933年末获得了近6000名牧师的支持。拥有自主权的一些教区组织在这场抗议中得以重建，坚拒被整合在集权的国教名下。[18]

反抗运动由具有学术背景的中产阶级牧师发起，并逐渐壮大起来。柏林的教区牧师加入了反抗行列，其中1/4的核心团体都出自神学家家庭或牧师家庭；对他们来说，虽然战争经历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宗教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他们之中只有5%是纳粹党员，这和柏林德意志基督徒中的40%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参与抗议的牧师来自普鲁士中部省份，那里离种族冲突激烈的边境地区相对遥远。他们拒绝德意志基督徒缺乏文本基础的神学创新。反抗运动首先从圣经学习小组开始。与男性人数居多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相比，圣经学习小组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反抗者的基本信念来自一种虔诚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这一立场挡住了少数自由派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牧师，使他们与这场运动划清界限。[19]

帝国主教米勒想要搞垮反抗运动。他禁止其他人在布道中谈及争议，出于整肃异见分子，并将成员数量超过100万的新教青年组织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同时为示公正，他公开宣布脱离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牧师中的反抗群体抗拒他的指令，在讲道坛上公开反对“基督教纳粹化”。他们干脆抛弃了所谓帝国教会，成立了一个与之对抗的组织：认信教会（ConfessingChurch）。在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认信教会公开了自己的教会准则。准则基于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反对“雅利安人条款”，表达了对《圣经》的信仰。巴尔特是个瑞士人，居住在波恩，但不久便被迫离开德国回到祖国。他在瑞士继续写作，鼓励新教徒抵制政府干涉，回归基于《圣经》的、更纯粹的宗教。他的教诲对信徒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

由于这些事件，德国大主教米勒不得不在体育宫集会之后将克劳泽解职，并放弃了一些镇压反抗的强制措施。这使德国的基督教运动陷入无序状态，内部纷争持续了一年多。1934年11月22日，认信教会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管理会”，米勒的主教地位很快变得无足轻重。[21]一个加入了认信教会的牧师声称：“掌权的人成天谈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自我；再也没有人讨论对上帝的恐惧，这样看来第三帝国时日无多了。”一个弗兰肯牧师在星期日布道时说：“基督徒不可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基督徒。”马丁·尼莫拉也进行了一系列布道，直白地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在达勒姆教区人头攒动的集会上（至少有一次人数高达1500人），尼莫拉公开点名戈培尔、罗森博格和居特纳，要他们为监禁拒绝服从的牧师负责，并念出了被关押和被禁言牧师的名字；在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四周年的纪念日上，尼莫拉在布道中讲了使徒保罗遭到监禁的故事，并带头为失业的非雅利安人祈祷。盖世太保忧心忡忡地记录道，1935年11月9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当天，波茨坦地区有242个教堂没有挂出纳粹卐字标志。[22]有一个布道者声称，政治统治者来了又去了，只有上帝永恒。盖世太保还说，这类布道集会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敌人：“无法适应时代的老军官”、大地主、共济会成员，“甚至还有一些突然发现自己内心想去教堂的前共产党员”。[23]还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提到一首在马堡地区广泛流传的歌：

我们曾经是共产党人、

钢盔老兵和社民党人，

现在我们是认信教会的教徒，

我们联合起来反抗纳粹党。[24]

认信教会正在聚集起所有的反对势力，纳粹政权似乎确实面临着威胁。[25]

但是，认信教会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那样成为反对力量的中心。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仍然认为宗教事务太过敏感，没有强力支持米勒的政策。比如，雅格曾经试图将路德宗牧师武尔姆和迈泽尔解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少党内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还惹恼了符腾堡和弗兰肯支持纳粹政权的农民群体。两名牧师最后官复原职。[26]这样一来，纳粹领导人不得不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因而失败。而且，许多认信教会的领导人坚决表示他们忠于第三帝国，称他们的行动不带有政治目的。即使是在斗争激烈的1934年，认信教会的激进思想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还出人意料地批评了尼莫拉：“尼莫拉这样天真的空想家仍然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邦赫费尔认为，教会里没有多少人敢真的和纳粹主义对着干。[27]无论如何，到了1937年，新教教会或者和德意志基督徒与认信教会分歧严重（例如在柏林、威斯特法伦和莱茵兰［Rhineland］等地），或者仍被德意志基督徒把持（例如在北德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普通的新教徒厌倦了激烈的内斗，不愿卷入教会事务。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圣经原教旨主义和纳粹化的基督教都一样让人厌恶。[28]

而且，引发内斗的首要原因是德意志基督徒要求把种族意义上不属于雅利安族裔的人逐出教会。认信教会的牧师并非在原则上拒绝一切反犹主义，他们的反犹主义是另一种形式。这些牧师认为，受洗的犹太人按定义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他们并不关心没有受洗的犹太人。1935年，尼莫拉本人公开宣布，犹太人将永世受到诅咒，因为是他们使得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不过他又用这一观点呼吁第三帝国停止迫害犹太人：既然上帝已经审判了犹太人，那么人类就不能再横加干预以泄私愤，耶稣不是告诉基督徒要爱自己的敌人吗？尼莫拉试图以这种方式用纳粹的观点反驳纳粹。他声称，犹太人太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自豪了，自诩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致忽视了基督的福音；现在德国人也滋生了同样的种族自豪心理，这有可能让我们和犹太人一样受到永世诅咒。回过头来想，尼莫拉的观点可能是反犹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29]为犹太孩子施洗或者依照《旧约》进行布道的牧师被德意志基督徒污蔑为“犹太牧师”，饱受侮辱和谩骂。在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基督徒和认信教会泾渭分明、势同水火。[30]

作为国家机构，德国福音教会必须执行1933年的雅利安人条款，因此裁撤了8位牧师，另外11名因为曾参加一战而得到豁免。数十年来，福音教会致力于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现在这些做法在教会内部激起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并引起一些地方牧师的强烈仇视，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认信教会的成立。许多新教的非神职人员也为德意志基督徒张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感到担忧。1933年3月，妻子是犹太人的小说家、诗人和广播员约亨·克莱珀就对纳粹的反犹主义颇有微词。他在日记中写道，“民族革命”除了制造出了近似“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之外一事无成。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克莱珀认为反犹主义绝对不是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相反它是对基督教圣经传统的否定。“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写道，“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我也不是犹太主义者，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但是我相信上帝神秘不可知，我相信他通过犹太人得到显现。因此，教会对目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这让我感到痛苦。”[31]

但是，有组织地抵制德意志基督徒的人却优柔寡断。甚至连尼莫拉也主张在非雅利安人牧师的问题上保持“克制”。[32]人们普遍怀着“怪谁也不能怪希特勒”的想法，一位认信教会牧师批评教会的领袖原则，称上帝已经赐给了他们一位元首，应当为这些麻烦负责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帝国主教。[33]另外，一些乡间会众成群结队地投向了认信教会，根据波茨坦地区一份盖世太保报告记录，这是因为“农民们似乎喜欢用传统方式庆祝宗教节日，他们认为这是乡230土习俗不可抛弃的一部分”。城镇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宗教传统早已为工人阶级所抛弃，但在保守的工匠、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依然流行。盖世太保报告说，政府仍需大力铲除固守传统的势力。[34]不过纳粹政权也没什么其他措施了。德意志基督徒的融合德国新教和纳粹种族主义的尝试终归是失败了。[35]

Ⅲ

同时，尼莫拉等认信教会的高层受到监视，官方对认信教会牧师的骚扰不断增多。直到1945年之前，仍有许多新教信众效忠的德意志基督徒还不时制造一些暴力事件，试图从认信教会手中夺回个别教堂的控制权。[36]未能收编教会的纳粹政府不愿善罢甘休。希特勒心有不甘地放弃了建立帝国教会的想法，转而下令成立宗教事务部。宗教事务部成立于1935年7月，由48岁的汉斯·科尔（HannsKerrl）执掌大权。科尔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从1933年起担任普鲁士司法部长，直至该部门在1934年被撤销。宗教事务部权力很大，覆盖面广，科尔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采取措施逼迫异见牧师就范。[37]为对付认信教会，特别是最不听话的柏林—勃兰登堡区分支，他制定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一些牧师被禁止布道，停发薪水，不许去学校教学。他还命令所有的神学学生都加入纳粹组织。一家曾经颇有影响的新教出版社被查抄，慕尼黑的一座新教教堂被毁。尼莫拉被抓了起来。1937年末，德国已经有超过700名牧师遭到监禁，罪名是违反政府禁止布道、禁止为认信教会筹款等命令。1935年，波茨坦地区有102名牧师因朗读认信教会宗教大会宣言被捕，尽管后来都获得释放。在有的地方，一些钢盔成员不顾褐衫军的纪律约束，组织了胜利游行欢迎获释的牧师回家。“对付认信教会的所有方法，”盖世太保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它们反倒使牧师坚持对抗的信念更加坚定了。”[38]

审判尼莫拉就是个严重的错误，他洗脱了一切罪名。一系列证人出庭为他的爱国立场作证，尼莫拉本人表示，他绝对没有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他被判当庭释放，但当他于1938年3月2日获释时，却发现盖世太保在监狱门口等他。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再次逮捕，单独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39年9月二战爆发，尼莫拉要求再次加入海军，但遭到拒绝。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反抗活动纯粹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抓捕和监禁尼莫拉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的名字每天都会在认信教会的祷告中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新教集会上被人念诵，他被视为捍卫基督教原则的圣徒。尼莫拉已经被依法宣判无罪，却仍然身陷囹圄，这让纳粹政权在国际上陷入难堪的境地。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批评声，希特勒给他放了一次假，让他回去看望快要去世的父亲。鉴于尼莫拉是希特勒的钦犯，政府在某些场合也给予他有限的特权，借此平息国际舆论。他的妻子可以时不时地去探望他，某次探望之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为外界获知，引发了抗议活动，他的饮食供应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是，1939年，尼莫拉的妻子请求希特勒释放自己的丈夫，希特勒回答说，如果他重获自由，在他周围又会集结一批反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39]

尼莫拉没有逃过集中营党卫队警卫每日对囚犯的羞辱和毒打。他默默承受着这些非人待遇，始终坚持对上帝的信仰，在囚犯间获得了相当高的道德权威。尼莫拉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把他们当做邪恶政权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个时候，尼莫拉见证了集中营内犹太人囚犯的苦难，开始推翻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个狱友，犹太人和所有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平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尽管尼莫拉在集中营干的是砍木头这种相对轻松的工作，警卫仍会频繁地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殴打他。30年代后期，有一次警卫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回答说他是尼莫拉牧师。随后他便遭到一顿毒打，以至于他不得不说“我是蠢猪尼莫拉”。据一位狱友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回忆：

警卫让尼莫拉牧师在警卫之间用单脚跳来跳去，有时候让他一蹲一跳，一边看他跳，一边打他，让他动作再灵敏些。有一次他显然是叫出了“上帝”两个字（但是我没听到），因为一个警卫吼道，“这只蠢猪在叫他那肮脏上帝的名字，我倒想看看上帝能不能帮他出去。”有时候集中营狱长或者其他军官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来看他表演。一旦听到赞许的笑声，警卫们的虐待行为就会变本加厉。[40]

1941年，有段时间尼莫拉似乎可能改宗天主教，希特勒把他和三个天主教神父一起送去了达豪集中营。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时，他一直待在那里，且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然而，希特勒从来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尤其是在尼莫拉最终决定不改宗天主教后。[41]同时，在柏林达勒姆他管辖的教区之内，德意志基督徒派再次占了上风。他的对手、高级牧师埃伯哈德·罗尔科特（Eberhard Röhricht）过去难敌尼莫拉的领袖魅力，现在却掌握了主动权，驱逐了教区中支持认信教会的核心力量。[42]

尼莫拉在暮年回忆起被捕和牢狱生涯时，为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正是在这段回忆中，他说出了那段全世界熟知的话：

一开始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随后他们杀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

接着他们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233成员。

然后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要杀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43]

这段话虽然有力地表达了尼莫拉晚年的深切忏悔，但他的自白仍然显露出了他的狭隘之处和德国长久以来的宗教分歧，因为有一个群体他完全没有提到：天主教徒。[44]

第二节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Ⅰ

希特勒对天主教既敬且惧。在他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人口的1/3即约2000万人信奉天主教，主要分布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和在他之前的俾斯麦一样，希特勒认为天主教徒不会完全效忠祖国，因为他们的教会在组织上隶属罗马，而非德国。纳粹党内一些具天主教背景的领导人，比如约瑟夫·戈培尔，也敬畏天主教会精细强力的组织机构和它训导教徒遵守教义的能力。希特勒敬仰天主教神父禁欲的献身精神与天主教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45]希姆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出身天主教家庭，从小受到严训，不过后来他却反对天主教会，那种反对只能用疯狂来形容。1936年，海德里希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视为纳粹的两大主要敌人，认为他们控制着中央党等政治组织。他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必然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46]而且，天主教徒不同于新教徒，曾主要由中央党这个独立政党代表，这一党派也与其他党派不同，它的多数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为纳粹党的宣传所动。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神父，他们在布道中强烈反对纳粹党，多次禁止天主教徒入党，并全力号召信众始终为中央党或巴伐利亚地区的“中央党”即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People's Party）投票。[47]所以，很多纳粹领导人认为，必须尽快压制德国的天主教势力，使其完全服从政府指挥。

早在1933年天主教会就已经同意放弃中央党，这一行为不仅伤及自身，而且也波及了其他明显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例如天主教工会。但是天主教这么做是希望其他广大世俗组织能够获许继续保持独立。它之所以有这种期望，是因为纳粹当局和教宗在1933年7月签了一份正式协定。协定称，德国政府将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而天主教会则承诺绝不涉足政治。[48]不过，协定在这一点上的措辞非常模糊，1933年夏，纳粹当局开始没收天主教世俗组织的财产，勒令它们主动关门，否则便强迫它们关门。从7月20日开始，所有的报纸都不准再自称天主教报纸（因为所有报纸都将是德意志报纸）。1933年9月1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封禁了“天主教机构的一切活动”，只保留青年团体、教堂唱诗班彩排以及慈善募捐活动。布雷斯劳的枢机贝尔特拉姆忧心不已，于10月4日向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报告，称纳粹当局企图全面控制德国社会，查禁天主教杂志，干涉教会慈善事务，取缔以及整合天主教志愿组织。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枢机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公开表示反对迫害非雅利安人天主教徒，但没有批评针对非天主教徒的犹太人的暴行。在梵蒂冈，曾经作为驻德国教廷大使，现在是庇护十一世手下国务枢机卿的枢机帕切利（Eugenio Pacelli）向德国的外交部控诉，并威胁要发一封公开信进行抗议。但事实上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德国的天主教组织认为，如果要遏止反对天主教会的浪潮，公开宣布对政府的总体支持会更有效果。因此，弗赖堡的大主教格罗贝尔于1933年10月10日公开宣布，“我坚定地站在新政府和新德国一边。”公开表忠心之后，他劝说巴登的纳粹当局停止攻击天主教会。但是，德国天主教会无法过于强烈地抗议自己反对的措施，否则便有涉足政治之嫌，而在之前的协定中它已经承诺不参与政治。[49]

地图6 宗教信仰分布（1936）

事实上，纳粹领导人深知攻击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传统的潜在风险，所以他们推进得很慢，就连希姆莱也在1933年11月2日下令，任何反天主教措施未经他的首肯不得实施。盖世太保开始监视包括礼拜在内的天主教活动，尤其关注曾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任职的知名人物，并制作了一份很长的黑名单，将他们认为的天主教反政府分子列入其中。[50]纳粹领导人尤其担心天主教青年组织一直拒绝解散，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无法在天主教会的地盘上顺利扩张。控制青年一代是塑造未来的关键。1934年3月15日，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指责天主教青年组织分裂年轻一代，呼吁父母们送孩子加入自己的运动。他还唆使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向天主教青年组织挑衅打架，这招在1933年上半年的街头暴力中曾广泛使用，效果很好。[51]1934年，在柏林的“长刀之夜”中，天主教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天主教行动秘书长埃里克·克劳泽纳在办公室被党卫队枪杀，天主教青年体育协会的全国总监阿达尔贝特·普罗布斯特（Adalbert Probst）也不幸遇害。在慕尼黑被杀的还有因批评政府而著称、天主教周刊《海峡路》（Der gerade Weg）的编辑弗里茨·格利希（Fritz Gerlich）。当时谣言四起，传说前中央党领袖、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上了死亡名单，不过他那时候正好在伦敦访问，因此逃过一劫。这些事件就发生在希特勒和天主教会就如何处理教会世俗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其中的警告意味实在再清楚不过了。但天主教会非但没有针对这些谋杀行动表示任何抗议，反而和福音教会一起庆幸罗姆等褐衫军激进恶徒的覆灭。政府就天主教人士的遇害解释称，这些人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天主教竟对此表现得十分满意。[52]

Ⅱ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兴登堡总统离世。兴登堡被视为保守派、新教、基督信仰的代表。同时，纳粹党围绕德意志基督徒理念建立统一国教的计划也宣告破产。这两件事使反天主教政策迅猛抬头。正是在这个时候，纳粹意识形态鼓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的反基督教作品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公开否认基督教中的一些核心教条，比如灵魂不死、基督将人类从原罪中拯救出来等。在《20世纪的迷思》一书中，罗森博格痛斥天主教是犹太教权主义的产物，并在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53]连德意志基督徒都觉得他的观点过头了，请求希特勒予以驳斥，但遭到拒绝。罗森博格的书很快就上了教廷的《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黑名单，并引来德国天主教神父的愤怒回应。各种传单、书籍、会议和布道都在谴责罗森博格的学说，诅咒他在党内的支持者。不过，政府认为罗森博格只是在表达私人观点，没有必要否定他。但同时政府也认识到这次争议让天主教群体更加抗拒纳粹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对他们的渗透。1935年5月的一份盖世太保报告称：“讲道坛上的许多牧师都对罗森博格的《迷思》和最近的《致时代的反启蒙者》（An die Dunkelmönner unserer Zeit）持严厉批判态度。他们谴责新时代精神、不信上帝的人和异教徒，但他们说的其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54]

罗森博格的观点激起的争议开始迅速升温，纳粹领导层认为，这比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公开谴责纳粹意识形态、呼吁信仰上帝的人都拒绝他的观点还要危险。[55]在1935年3月19日写下的复活节文告中，明斯特的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Clemens von Galen）猛烈攻击了罗森博格的书。“异教徒在德国又出现了。”他发出警告。同时，他还批评了罗森博格“种族灵魂”的说法。“那个所谓的永恒的种族灵魂，”加伦说，“完全就是胡说八道。”1935年7月初，罗森博格在明斯特集会上借机批评加伦。作为回应，7月，明斯特的天主教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街头，纪念当地天主教会在半个世纪前逃过俾斯麦迫害和400年前宗教改革时期推行恐怖政策的再洗礼派的覆灭。1.9万名（是通常人数的2倍）天主教徒上街为主教欢呼，主教发出了一份强有力的宣言，说他永远不会向教会的敌人妥协。党组织做出回应，声称自己无意效仿俾斯麦压制天主教会的独立，当地官员向柏林报告，称加伦正在激起对政府的不满，指控他涉足政治。[56]加伦亲自给希特勒写信，指责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领导人无端攻击天主教神父。[57]妥协已经不可能了。为进一步打压天主教会，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天主教世俗组织和机构，限制他们举行公开会议、审查天主教报纸和杂志，禁掉其中几期，在天主教出版社编辑岗位安插可靠的纳粹党员。赫尔曼·戈林和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反对“天主教政治化”，声称天主教世俗组织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将和时代精神不合。[58]到了1935年末，戈培尔和宣传部也掺和进来，向天主教组织发出潮水般的谴责，指控它们财政腐败，和他们在1933年对付工会的做法如出一辙。[59]

纳粹当局的这些新招数并未让天主教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盖世太保的报告称，天主教神父群体在信徒去教堂告解和家访的时候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辩解，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都认为报纸上说的是假的，或者至少是极度夸张的”。[60]纳粹党本希望把年轻人招进希特勒青年团（男）和德国女生联盟（女），却碰上了天主教神父的强力抵制，报告称他们拒绝为加入了女生联盟而不是天主教女生组织的德国女孩主持忏悔仪式。[61]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地方上的纳粹头目想要将停尸间等公共建筑中的宗教雕像移除，天主教徒在集会上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此举的愤怒。天主教的要人来访时，他们会挂出教会旗帜，而不是纳粹党要求的卐字标志旗帜。褐衫军在城里的公开游行，比如在罗森海姆（Rosenheim），游行队伍高喊着“送他去达豪”的口号，要求解雇一名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处罚了不去教堂的孩子。[62]同时，1937年7月上巴伐利亚区政府反映说，天主教正在变成“国中之国”，“他们利用布道的机会公然传播反抗思想”，让地方纳粹党非常生气。[63]纳粹政策甚至在政府核心都遭到了抵制：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为内阁中的非纳粹成员授以金质纳粹党勋章。邮政和交通部长、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彼得·巴龙·冯·埃尔茨—吕本纳赫（Peter Baron von Eltz-Rübenach）拒绝接受，并当面告诉希特勒，希望他停止迫害天主教徒。希特勒火冒三丈，一句话没说就冲出了房间。机灵的戈培尔立刻让这位桀骜不驯的部长走人。[64]

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南部，冲突演变成了公开抗议。当地某乡村地区天主教化程度极深，村民们本来就已经对学校宗教教育的减少和地方教育局长为罗森博格反天主教言论辩护非常不满。11月4日，情况变得更糟：教育局长宣布禁止为学校新建筑举行宗教祝圣仪式，并下令清除州、市政、教区建筑（其中包括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和路德肖像等各类宗教标志。地方上的天主教神父在布道时对此表示抗议。11月10日，3000名老兵聚在一起悼念一战的阵亡将士，集会上的一名神父发誓绝不容忍将十字架从学校里面移除的行为。他告诉人群，他将抵制政府命令，如有必要将为此殉难，就像一战中的老兵们一样。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教区的钟声都会响起，以表抗议。请愿书被隆重地送到地方教育局。居民住宅和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被加以装饰，教堂塔顶装上了大十字架，夜间被电灯泡点亮。教区的人开始退出纳粹党，一个褐衫军支部自行解散以示抗议。在一次7000名普通市民参加的大会上，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迫宣布撤销命令。整个地区的教堂钟声大作，整个教区的感恩节服务和出版业恢复工作。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本身。主教冯·加伦在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庆祝了抗争的胜利，并声明绝不和基督的敌人打交道。这次事件持续性地打击了奥尔登堡南部的纳粹党组织。在1938年的国会选举中，尽管使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它也只获得了92%的选票，远不能和1936年3月的99%相比。[65]

早在罗马教廷和纳粹德国的协定得到批准之前，梵蒂冈的国务卿、枢机帕切利就已经在接连不断地对德国政府违反协定的行为提出冗长的抗议，详细列举了褐衫军关闭天主教世俗组织、没收财物、组织反基督教宣传、查禁天主教出版物等数百件案例。德国对梵蒂冈的回应从来都是一个样儿：德国人民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团结一致，结束宗教纷争。天主教神父的所作所为阻碍了这场战斗，公开称纳粹卐字标志是“恶魔的十字架”，拒绝行纳粹礼，禁止褐衫军参加礼拜，在布道时不断违反协定攻击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不继续在多个方面和天主教群体对抗。天主教青年组织首当其冲，其中包括天主教的童子军组织以及各类体育俱乐部。1934年5月这些组织的成员加起来总计已有150万人，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目标。这些青年组织经常和希特勒青年团发生冲突，虽然多数时候只是互相叫骂而已。在政府眼里，这些天主教青年组织“反民族主义、反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予以镇压。要求天主教青年组织成员退出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压力越来越大。[66]从1935年开始，德国戏剧协会禁止教会赞助的音乐和戏剧表演上映，说它们在财政上和意识形态上与纳粹党资助的艺术活动构成了竞争。1937年，戏剧协会禁止演出基督降生，说那是天主教的政治宣传，有悖于教廷与德国达成的协定。[67]

在类似的众多领域中，帕切利坚持不懈地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漫长、详细、措辞严厉的抗议。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开始谴责天主教会财政腐败之后，柏林和罗马之间的火药味浓了很多，眼看着就要公开决裂，互相为敌了。[68]梵蒂冈谴责说，纳粹政府一直在监视教堂的服务和布道活动：“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次教会活动都会引来恼人的告密者。”[69]在德国许多地区，鉴于当地党的领导人和官员想要整合教派学校和天主教青年组织，天主教神父经常不经意地在言语上就和他们发生冲突。地方官员的报告称，这些冲突是30年代中期之前在德国引发公开政治异议的唯一原因。[70]随着冲突加剧，形势日益紧张，一个由贝尔特拉姆、福尔哈贝尔和加伦等高级主教和枢机组成的德国代表团于1937年1月前往罗马教廷控诉纳粹当局违反协定。在教宗的支持下，福尔哈贝尔起草了一份教宗通谕。帕切利根据自己和德国政府的大量通信，为通谕增添了大量内容，历数了梵蒂冈这几年以来对德国提出的所有抗议。在获得教宗同意之后，这份通谕被偷运进德国，在12个不同地点秘密印刷，由小男孩们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送到各个教区的牧师手中。1937年3月21日，德国境内的牧师在所有天主教讲道坛上高声念出了教宗通谕。

这份通谕用德语写成，题名为“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它怀着火烧火燎的心情，指责纳粹分子对天主教的“憎恨”和“中伤”。[71]尽管这份文件使用了大量神学术语，普通人不易读懂，但至少其中一部分的意思是足够清晰的。论及纳粹当局的教会政策，庇护十一世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枢机帕切利的话，以雷霆之怒说道：

任何人，不管他是统一了种族，还是统一了人民，是统一了国家，还是掌握了国家公器或其他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尘世秩序中，这意味着他享有无与伦比的荣耀地位——如果他试图将尘世的价值秩序作为最高准则，以致高于宗教价值，通过偶像崇拜将之奉若神明，那么他就是在颠覆和篡改上帝创造和掌握的神圣秩序。[72]

在虔信上帝的人看来，宗教的永恒价值至高无上。通谕接着说，德国政府为颠覆宗教价值，是在向天主教发起一场“自取灭亡的斗争”：

德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强制措施，有明枪也有暗箭，用威胁恐吓的伎俩，以剥夺经济、职业、公民等权益的手段要挟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某些天主教文职人员，使他们备受压迫，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人道。[73]

通谕的谴责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也使他觉察到天主教会能够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轻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他下令没收所有的通谕，逮捕所有保存通谕文本的人，禁止再次印刷通谕，关闭所有曾印刷通谕的公司。[74]

自1936年担任德国警察总长后，希姆莱和自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开始对付天主教。希姆莱在天主教组织中安插特务，命令警察变本加厉地骚扰神父。主教区媒体遭到打击，朝圣和游行受限，就连天主教的婚姻指导和育儿课程也被禁止，因为它们传授的东西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理念。到了1938年，大多数天主教青年团体已被解散，理由是它们帮忙散布“仇视国家的文字”。天主教行动在德国的领导人被指控和中央党前领导人、高级教士卡斯（Ludwig Kaas）保持联系，该组织在1938年1月被禁。[75]

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停止向教会发放国家资助，取缔修道院，没收了它们的财产。搜查居所和逮捕“政治牧师”的事件急剧增长，精心炮制的“非法布道案”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法院受审。一个名叫鲁佩尔·迈尔（Rupert Mayer）的耶稣会牧师的被捕和审判在庭上激起了支持者公开抗议。慕尼黑的圣米夏埃尔教堂（St Michael）还有人为他祷告，并说了一些犯禁的话。一些牧师始终拒绝屈服，还有一些报告指控某些牧师拒绝行纳粹礼，并教孩子说“耶稣基督万岁”，而不是“希特勒万岁”。[76]在天主教会和纳粹当局的斗争过程中，德国超过1/3的天主教神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过来自警察或国家权力机关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监禁。[77]显然，教宗的通谕不仅没能立刻改变局面，反而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除了警察和司法机关之外，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参与其中。通谕发布后，戈培尔加强了宣传天主教神父性丑闻的力度。这种宣传早在1935年中期就已经开始。1935年11月，15名天主教修士被控在西部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同性恋行为。当时的报纸说这件事简直“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恶心”。[78]这些修士遭到重判，引起媒体专栏的持续关注。还有一些神父被控性侵天主教会儿童中心等机构的未成年人而获刑。1936年5月，媒体报道了科布伦茨的一件案子：超过200多名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因为相似的罪名被推上法庭。[79]这些事情体现了纳粹分子的反同性恋倾向。它们通常占据着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而天主教神父和修士性侵女孩的事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报纸主要关注娈童事件，声称这些修道士在“制造恶心的传染病”，必须将其尽数消灭。到了1937年4月，据说已经有超过1000名牧师、僧侣和修士——不知道有多少是真的——由于类似原因在等候审判。[80]一些小报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大胆地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上帝之所变成了妓院和禽兽之所”，还要求天主教“摘下面具”，完全是在暗示同性恋和恋童癖在教会已经泛滥成灾，而非个别现象。[81]这些审判的始作俑者都是宣传部，是它向司法部门提供详细报告，并施压要求把所谓的罪犯带上法庭接受审判，争取宣传效果最大化。

报纸上还说，尤其可恶的是教会为这些罪犯撑腰，把他们视为圣徒。[82]随着受审案件不断增多，宣传部愈发丑化天主教，说它在性方面腐烂不堪，不配教育年轻人。大量其他性犯罪类的报道被压了下去，以便让公众觉得这种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天主教，是天主教神父禁欲的附加产物。某纳粹报纸发文称，天主教就是“我们种族健康躯体上的一颗脓疮”，必须除掉。[83]反对天主教的宣传攻势在戈培尔的一次演讲中达到高潮。1937年5月28日，宣传部长戈培尔向2万名纳粹忠诚党徒发表了一次演讲，并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他指责天主教是“腐化人民心灵的毒物”，承诺“性犯罪的毒瘤定会被连根铲除”。[84]他特别告诉听众，对这些罪犯进行的审判绝不像教会所说的是对莫须有罪名的作秀审判；正如媒体上所说的，审判是绝对必要的，它清算了“习惯修道院和兄弟会生活的僧侣携带的遗传疾病”，他们道貌岸然地宣称自己具有一个真正德国人才有的美德和正直。国家正面临着德意志民族的道德体系被敌人系统颠覆的危险。如果主教们固执己见，他们同样会被送上法庭。“统治德国的，”他警告天主教会，“不是梵蒂冈的法，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法。”[85]

宣传部对于发起此类宣传攻势早已驾轻就熟。它的指控中确有几分真相，但却经过了极度夸大，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这些目的和实际案子没有什么联系。戈培尔意在让普通天主教徒相信天主教会腐败透顶、道德堕落。审判是宣传的陪衬，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恐吓的支持，共同组成一场持续性的运动，目的是关闭宗教学校，代之以去宗教化的社区学校，并以纳粹党熟悉的投票模式制造家长支持的假象。投票的家长被迫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宣称他们“不愿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被宗教狂热误导”，支持“一个领袖、一个民族、一个学校”的原则。早在1936年，枢机贝尔特拉姆已经直接在向希特勒抱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其他一些地方”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恐怖”，“投票支持宗教学校的人被视为国家敌人”。他的抗议被当成了耳边风，各地依然充斥着反天主教宣传。[86]“我们不想再让这些牧师来教我们！” 1937年5月25日，纳粹的官媒报道了孩子的意见，报道的标题是“整个学校都反对那些穿着神父袍子的性侵者”。 [87]

没过多久这场宣传攻势就见效了。1934年，慕尼黑有84%的小孩在宗教学校登记入学；到了1937年末，这个比例降到了只有5%。慕尼黑主教管理机关指责说，这个结果是“通过完全不公正且非法的方式取得”的，涉及“难以形容的恐怖行为，违反了所有法律和正义准则”。比如，那些不愿投票废除宗教学校的人被威胁取消对他们的福利支持。到了1939年夏天，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已经变成了社区学校。天主教管理的所有私立学校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国有化，负责学校日常的僧侣和神父都遭到解职。越来越多的小学禁止牧师任教。同时，宗教指导课程数量减少。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纳粹教师组织要求教师成员不要接替被禁止授课的神父讲授宗教教育课程，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了禁令。到了1939年，职业学校的宗教教育已经被减少到每周半小时，很多地区被迫遵从命令，说耶稣不是犹太人。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的家长都对这些变化表示抗议。当地政府强迫他们撤回抗议，把他们叫到学校开会施压，要他们的孩子报名参加意识形态课程而非宗教课程。如果他们不从，就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教育部也如法炮制，计划合并或者关闭大学里面的一些神学教席，并下令从1939年开始不再对神学教师培训学院的空缺职位补员。在某些地区，比如强烈反对基督教的克里斯蒂安·默根特勒（Christian Mergenthaler）担任教育部长的符腾堡，政府企图废除宗教教育，代之以灌输纳粹世界观的课程。尽管到1939年时，政府还没有完全废除宗教教育，但它的长远目标早已昭然若揭了。[88]

到了1939年，和新教一样，天主教在德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教会持续不断地受到骚扰和恐吓，不得不收敛批评政府的强度，担心如若不然局势会更加恶化。1937年末一个地方官员报告称，大范围的监禁威胁“让教士们如履薄冰”。[89]在一些地区，盖世太保接过了反天主教的大旗，迅速把教会驱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90]还有一些地区到1938年年中已经有报告称，“天主教的问题已经缓和。”[91]罗马方面，枢机帕切利不断写信给德国政府，抗议其违反协定。[92]1937年9月，希特勒曾考虑过公开否认协定，但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3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不值得冒险激起梵蒂冈等天主教国家（特别是奥地利）的敌意。不过在私底下，帝国外交部毫不讳言德国已经把协定当成废纸一张，因为协定的许多条款，特别是和教育有关的条款“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相悖”。[93]循序渐进、偷偷摸摸地行事，避免提到协定的事情会更容易一些。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依然要求天主教忠于国家，并指出其仍然接受着大量政府补助。但是从长远来看，希特勒私下里有着很清楚的打算：完全的政教分离。教会不再从国家税收中取得资助，和新教一样变成一个纯粹的志愿组织。多数天主教徒没有察觉希特勒的意图。尽管天主教和政府的冲突十分激烈，但它并没有在第三帝国内部受到孤立。许多天主教徒对纳粹党，尤其是对像罗森博格这样的狂热分子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却没有怎么影响希特勒的地位。从俾斯麦的时代开始，天主教徒便极度渴望被完整地接纳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冲淡了纳粹的反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敌意，许多人想象这些政策都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完全是幻想。1938年9月，罗森博格宣布，从长远来看，由于年轻人都处于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教育系统的控制之下，教会将慢慢地失去控制宗教团体的能力，天主教会和认信教会目前的这种存在形式将从人民生活中消失。对此，希特勒本人未曾表示过异议。[94]

Ⅲ

尽管天主教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对抗很激烈，但它在德国并非头一次，也并不局限于德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老一辈社民党人曾在19世纪受过迫害一样，老一辈天主教神父也不例外。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下定决心要对付天主教会，致使数百名神父被逮捕和监禁，并对牧师们加以大面积的管控和审查。大约在同一时间，意大利和法国也针对天主教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为的是使政府世俗化。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教士手中夺走了教育控制权，交给了公立学校教师，并借助大量世俗主义宣传指控天主教神父在性方面道德沦丧，尤其是借忏悔的机会窥探年轻女信徒的私密，从而为它们的政策提供借口。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对挑起这些冲突负有部分责任，且曾火上浇油。他在1864年的《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中反对世俗化和现代性，接着在1871年的《教宗至高无上宣言》（Declaration of Papal Infallibility）中要求天主教徒保持忠诚。20世纪，世俗主义对基督教会的迫害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革命浪潮中达到新高。教会向来在思想中贬低国家的地位，打压教会这类国际组织可以构成建立新兴民族国家或新政治体制过程的一部分。在地方层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乡村教师和乡村神父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就教育年轻人的权力展开了激烈争夺。因此，20世纪30年代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不新鲜。新鲜的也许是纳粹党对理性世俗主义的拒斥。在其他西欧国家，对天主教的迫害与对其他宗教的扶持并无关系。即使新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是世俗的意识形态。但在第三帝国，事情就没有这么清楚了。[95]

如果德国的各种教会消失了，拿什么来取代它们？对此，纳粹领导人意见不一。希特勒和戈培尔保留了一点基督教信仰，尽管是很古怪的信仰，且在1934—1935年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之后变得愈发微弱。在德意志基督徒控制福音教会的努力失败之前，连反基督教的罗森博格都支持过他们。起初，罗森博格推崇路德，吸收了一些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Master Eckhart）的理论，认为一个经过种族改造之后的基督教能够融入一个全新的德意志宗教之中，这个新宗教没有基督教神父，服务于雅利安人的利益。由于罗森博格在30年代中期公开宣扬新宗教，他成了纳粹党内反基督教势力的最知名代表。[96]他的《20世纪的迷思》卖了100多万册，[97]虽然希特勒后来拒绝承认这本书写的是纳粹官方学说。“和很多党的地方领导人一样，”他说，“那本书我只读了一点点。”他说，“书写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希特勒认为，书之所以热卖，是因为被枢机福尔哈贝尔公开谴责，并被梵蒂冈列入了《禁书目录》。[98]但是，尽管纳粹领导人并没有细读过《迷思》一书，却不反对使用书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政策。比如当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1934年督促年轻人脱离天主教青年组织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时，他说：“罗森博格的道路就是德国年轻人的道路。”[99]1936年7月，罗森博格和天主教之间的论战正酣，在贝尔瑙（Bernau）纳粹学生联盟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演讲者说：“一个人要么是忠实的纳粹信徒，要么是忠实的基督徒。”在他眼里，基督教“摧毁了种族纽带和国家种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否定旧约和新约。纳粹理念至高无上。对我们来说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别无他人。”[100]

一些类似的反基督教理念在希特勒青年团广泛流传，它们在纳粹党洗脑年轻人的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比如，科隆的纳粹福利机构会为孩子提供午餐，孩子在午餐前后都必须背诵祷告词，祷告词中希特勒取代了上帝。[101]又如在福伊贝格（Freusberg）的一座学校学生训练营中，营员被告知教宗是“半个犹太人”，他们必须痛恨“东方犹太人的异端种族基督教邪说”，因为这和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不合。一个1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母亲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以下文字（青年团还把它编成歌在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唱了出来）：

我们是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

不需要基督教的诳语谎言

因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希特勒

才是衡量一切真理的准则

任凭罗马神父千般阻碍

我们至死心怀对元首的敬爱

我们供奉霍斯特·韦塞尔而非耶稣基督

让香火熄灭，让圣水干枯

先人已逝，荣耀不改

旗帜高扬，歌声慷慨

不信基督，不信天主

身着褐衫，勇赴险阻

在他们的歌声里，不是十字架，而是“纳粹的卐字标志为世间带来了救赎”。[102]

这样一些宣传的出现，至少部分是出于废除天主教青年组织，并将其成员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的需要。同时，这些宣传也传达了强烈反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其毒性和破坏力不可低估。1936年8月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着一个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走进教室：

他的眼睛一下子瞄到了挂在老师桌子背后的十字架。突然之间，那张年轻而柔和的笑脸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他瞬间扯掉了十字架，那可是德国大教堂和《马太受难曲》奉若圣物的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扔出窗外，大叫道：“滚吧，肮脏的犹太人”。[103]

除了席拉赫之外，纳粹领导层中还有一些直言不讳的反基督者。埃里克·鲁登道夫曾经于20年代中期在党内公开主张异教理论，他在1925年创立了坦嫩贝格联盟（Tannenberg League）。虽然他在两年后被开除出党，但他的异教理论并未完全在党内消失。劳工前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在仇视基督教方面甚至比罗森博格走得更远，他认为基督没有神性。但莱没有跟随罗森博格走上创造替代宗教的道路。[104]纳粹精英团体中还有一个坚决主张异教理论的人，即党内的农业专家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的“血与土”意识形态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世纪的条顿人本来英勇好战，是南欧衰弱的拉丁人用基督教荼毒他们，才使他们走向腐化。[105]希姆莱在达雷的影响下放弃了早年的基督教信仰。按照1933年之后希姆莱为党卫队制定的计划，在党卫队黑衫种族精英内部将形成一个类宗教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和耶稣会相似。维系这一秩序的理念来自黑暗时代所谓的日耳曼异教仪式和信仰。1937年的一项党卫队计划里说：“我们生活在和基督教进行最终斗争的时代。党卫队的部分使命是，在未来五十年内为日耳曼种族寻找一种符合他们自身品性的生活方式的非基督教意识形态基础。”新的意识形态混合了维京或条顿的异教传统、瓦格纳式的象征和纯粹的创造发明。党卫队发明了自己的结婚典礼，其流程包括神秘记号、火盆、作为背景的瓦格纳音乐，以及整个古怪仪式场地上方的太阳标志。希姆莱命令党卫队成员的家人不得庆祝圣诞节，而要庆祝仲夏节。希姆莱在1942年6月9日宣布，基督教是“最大的瘟疫”；真正的道德不是高扬个人主义精神，而是在为整个种族的服务中放弃自我。道德价值只能来源于个体在“有价值”的种族遗传链上的位置，以及个人对维护遗传链应负的责任。[106]

当纳粹党明白，早年按照德意志基督徒派的路线为第三帝国创立一个统一国家宗教的宏愿已不可能实现的时候，领导层便开始鼓励党员公开宣布脱离基督教。罗森博格早在1933年就已经脱离了教会，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1936年，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开始跟进。内政部下令，脱离教会的人可以宣称自己是“自然神论者”。纳粹党也下令，任何在党内任职的人不能同时在天主教或新教教会任职。1936年，冲锋队队员在教堂做礼拜时被禁止身穿冲锋队制服，1939年初这个禁令被扩大到全党。到了1939年，柏林超过10%、汉堡超过7.5%、其他各大城市约5%—6%的人将自己登记为“自然神论者”。这个称呼可能包含异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信仰。大多数“自然神论者”可能是党员，比如到了1938年，党卫队中的自然神论者比例已经超过25%。同时，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丁·博尔曼极度反感基督教，精力极其旺盛的他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快去基督教化的进程，比如禁止神父和牧师参与党内事务，1939年5月之后甚至禁止其入党。不过要使所有德国人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绝不会变成异教徒，”盖世太保曾偷听到一个在黑森（Hessen）的女性如此表露心意。[107]纳粹的德意志信仰运动（German Faith Movement）提出了一个新的种族宗教，这是个日耳曼人和印第安人仪式、符号和文本的大杂烩，支持者从未超过4万人。其他的一些新异教组织，比如鲁登道夫秘传的坦嫩贝格联盟人数更少。[108]不过，尽管这些新宗教运动不受欢迎，30年代末纳粹党还是坚持试图剪断自己和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纽带。[109]

新宗教运动到底是要走向德意志基督徒式的强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选择彻头彻尾的异教路线，这是罗森博格和戈培尔持续斗争的主题。罗森博格办公室再三试图打压主张综合纳粹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以创立帝国教会的出版物。相对来说，戈培尔的态度更加开放。他和总理府的主管菲利普·保勒（Philipp Bouhler）结成同盟，保勒管理着“保护国家社会主义文学党内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纳粹党的出版物，保证其意识形态正确。罗森博格的意识形态信息办公室觉得保勒的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放得太宽，曾经多次试图取代他们，但没能成功，尽管有时候罗森博格可以把希特勒请来，干涉某些特定出版物。[110]另一位不善于玩弄权术的纳粹领导人，宗教事务部长汉斯·科尔试图糅合新教和纳粹主义，可是这种东西在他于1935年上台时就已经过时了。福音教会坚拒了他的计划，这使他在推行计划时信心不足，并不断受到党内更激进人物希姆莱和罗森博格等人的指责。他的部门曾经试图废除和天主教会达成的协定，但希特勒觉得这在外交上得不偿失，没有必要。到了1939年，科尔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设立宗教事务部，表面上是为了制定与教会相关的政策，而科尔已然证明自己无法在该部独断专行。[111]

Ⅳ

因此，直到战争前夕，纳粹党的教会政策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意识形态方向明显偏离了基督教，尽管即便是在党内，也远远未到接受异教的地步。不过，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争论不休，有一个目标却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纳粹政权决意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就根除教会这个真实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竞争者。[112]有一件事充分体现出纳粹党有多么重视这个目标：德国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内部十分团结的宗教团体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称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的成员已经起过誓，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坚决拒绝再起誓忠于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被征召入伍。他们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以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有联系，但盖世太保说他们是工人抵抗运动的先锋组织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上，见证人运动反而和一战后催生纳粹运动的那些反自由派政治小团体有些许相似之处。有一点对警方十分重要：见证人运动来自德国境外，总部在美国布鲁克林，是最早批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团体之一，在西班牙内战时还支持共和政府。纳粹党的各类组织和盖世太保官员粗暴地恐吓和胁迫他们，强迫他们屈服。然而这样做反而使他们更加顽强。1936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卢塞恩召开国际会议，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受此鼓舞，德国的见证人开始散发在政府看来带有煽动性质的传单，遭到警察的逮捕和起诉。到了1937年，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案子占了萨克森州的弗赖贝格（Freiberg）特别法庭处理案件的一半以上，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件也为数不少。[113]

在监狱里，见证人们坚持信仰，拒绝和世俗政权妥协。一些监狱的狱长和军官只把他们当作无害的蠢货，另外一些人，比如图林根州爱森纳赫（Eisenach）监狱的狱长，则花费了大量精力对他们进行洗脑，定期训导他们。但是，他努力了一年，却毫无成效，于是便放弃了。这些见证人相信惩罚和审判是上帝在考验他们的信仰。许多人即便遭到反复惩罚，也拒绝在监狱工作。一名叫奥托·格拉斯霍夫（Otto Grashof）的见证人被判在沃尔芬比特尔监狱（Wolfenbüttel gaol）服刑四年，因为他拒绝在军队服役，并劝说一位年轻人也不要参军。政府将他一家赶出房子，带走了他的孩子，他开始绝食，监狱虽用尽残忍手段迫他进食，却毫无用处，他于1940年初去世，死时只有不到40公斤。[114]

所以说，法律压迫对耶和华见证人不起作用。家庭和群体之间的纽带令他们意志坚强、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在被释放之后，警察和党卫队直接把他们送进了集中营。甚至连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都批评司法系统没有认真对待来自耶和华见证人的威胁。他说，见证人在德国大概有200万人——这是一个极度夸大的数字，实际上连3万都不到。他还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先锋组织，不用说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展开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到第三帝国末期，共有1万名见证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115]不过和之前一样，他们承受的苦难反而让他们更加虔诚地牺牲和殉难。从某些方面看，见证人是监狱模范，他们干净、整洁、工作勤劳。然而30年代后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高级官员和党卫队军官鲁道夫·霍斯后来报告说，见证人拒绝列队立正，拒绝参加广场操练，拒绝摘下帽子，拒绝向集中营警卫表示哪怕一点点尊重，因为他们说，尊重只能献给耶和华。警卫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反倒还要求警卫多抽几下，因为受难更能表现他们的虔诚。有些见证人因为拒绝从事军事相关工作或者拒绝在军队服役而被处死，一些同伴被迫前去现场观摩，但在观摩之后他们也要求殉难。霍斯说，希姆莱对见证人的狂热印象深刻，多次让党卫队以他们为榜样。[116]

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唯一拒绝向纳粹政权妥协的。尽管主流教会的很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都不乏勇气，但是他们或者不反抗纳粹政权，或者将反抗局限于自身的宗教阵线。虽然盖世太保指控天主教神父和认信神父靠借虔诚的言辞来掩盖彻底的反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两大教会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沉默。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且从纳粹党上台前就已经是了。他们害怕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西班牙内战初期革命派大量屠杀神父和牧师的报告亮出的獠牙令他们胆寒不已。他们确信，如果纳粹政权垮了，他们的境况会更糟糕。德国内部隔阂很深、饱含仇恨的宗教分歧意味着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不可能团结起来反抗纳粹政权。天主教会对德国的忠诚在19世纪70年代遭到俾斯麦的怀疑，从那之后它就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新教教会在俾斯麦帝国下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被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二者大体上都支持镇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政党，打击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非道德元素”，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国家政策。二者都强烈反犹，不会抗议政府的反犹主义政策。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内部保护一下已经改宗的犹太人，即使在这些方面它们的态度有时候也模棱两可。

但是纳粹党人把教会当成最强且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敌人。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可能成为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大本营。如果纳粹党能够赢下这场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它重塑德意志民族、打造统一纳粹共同体的努力就胜利在望。尽管纳粹分子在和教会的冲突中遇到过不少挫折，不过总的来说，到1939年末纳粹党已经接近取得胜利。政府中的许多低级官员认为，打败教会的唯一方法就在于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取代基督教仪式。“有必要搞出来一种新的神秘主义，”早在1935年就已经有一份盖世太保报告主张，“这种神秘主义会比基督教宣传更有效。基督教传统晦暗不明。不要被其历史悠久给欺骗了，里面其实充满了异端邪术。”[117]尽管这一观点在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纳粹党人中非常流行，特别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但希特勒和戈林一直对他们要复兴所谓“奥丁和托尔”与“日耳曼婚礼”的做法十分怀疑，戈林还直斥“奥丁和托尔”荒谬。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猛烈抨击“以亡灵神殿取代基督教的天堂”的行为。[118]1938年9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谴责了要把纳粹主义变成宗教的做法：

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是冷静清醒的。它有最好的科学知识支持，由最好的头脑设计出来。由于我们已经使人民敞开心扉，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并且我们现在仍在这么做，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向人民灌输一种与我们学说目标不合的神秘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可不是一场个人崇拜运动；它是一种种族和政治哲学，完全植根于种族思想。它的意义不在于神秘主义崇拜，而在于教育和统御经过血统筛选出的人民。所以，我们没有个人崇拜的神殿，我们只有属于人民的神殿；我们也没有敬神的地方，我们只有集会和游行的广场。神祇在我们这里没有栖息之所，我们只有体育场和游乐场……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通过追寻所谓超验之物来鼓动叛乱绝对不会得到容忍。

希特勒最后声称，纳粹主义尊重自然规律，虽然自然规律最终来源于上帝；人类在上帝造物中处于中心位置，可以主宰地球。纳粹主义通过为人类利益服务来进一步效忠上帝。“就我们所知，我们只崇拜自然养育与上帝所愿之物。”[119]

多年以来，很多观察家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120]它使用宗教语言、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有一些不容置疑和不能变更的教条，把希特勒当救世主一样崇拜，认为希特勒能将德意志民族从弱小、堕落和腐朽中拯救出来，将犹太人妖魔化，把他们当作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在德国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彷徨和绝望之后，纳粹主义向所有人许诺，他们会在一个崭新的信仰共同体中再度重生。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宗教。虽然纳粹主义没有超自然成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对人们真正生活的世界产生了影响。纳粹分子积极地把摩西十诫等可以刺激宗教狂热的东西用于民族主义宣传，推出了和德国及其领袖相关的民族主义奥义书，模仿《圣经》中耶稣召集早期信徒的段落来描绘希特勒是如何召集他的早期信徒戈林和戈培尔等人的。[121]“一旦你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希特勒在1936年9月11日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告诉他的追随者，“这个声音将敲打你的心，唤醒你，之后你将誓死追随。”[122]显然，许多这样的宣传是在精心吸引当时身处混乱时代、正在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彷徨人群。当第三帝国放弃重整教会，转而想要摧毁它们的时候，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自身类似宗教的特质。[123]但是，我们不能把纳粹主义是一种宗教这个说法太当回事。就像纳粹主义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军事意象：它承诺要把德国目前失败的局面翻转成全面胜利，为国家描绘全民皆兵的未来，发誓要消灭敌人，让原本犹豫不决的个体融入狂热的军事团体中，渴望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统御一支等级森严的队伍，等等。尽管宗教和军国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本质上通常是两种不同且互相仇视的力量。[124]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的纳粹主义之所以不是宗教，并不只是因为希特勒说它不是，不是因为所有真正的宗教对来世、永生和灵魂不死都有一套说法，而它却对此只字不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它是宗教理论，那么它的理论体系便太过含糊不清。纳粹领导人从来不花时间去争论其意识形态的精微之处，这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或者纳粹同时代的对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完全不同。当时的纳粹并没有可以让人们奉为圭臬的经典，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则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经典。尽管所有德国人的书架上都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但这本书写得实在太啰唆，满篇都是不知所云的闲聊和过分细节化的个人经历描写，作为一本自传，它显然不适合被当作纳粹主义经典。纳粹主义也没有承诺任何所谓最终的胜利，以及胜利之后时间停滞的天堂盛景。相反，它预示的是永恒斗争，或者没有结局的永恒冲突。它不同于其他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不追求任何普世之物。它面向的只是整个人类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即德意志人，认为其他人都不配享受纳粹主义带来的好处。20世纪中期的保守派思想家普遍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在数百万德国人因为现代性的世俗主义而感到无所适从时，是纳粹主义填补了他们的宗教需求。但是，纳粹对德国人的吸引并不能被这样简单地理解。数百万天主教徒反对纳粹主义，或者至少对其无动于衷；数百万新教徒——尤其是其中最狂热的德意志基督徒——却未能抵挡住纳粹的狂潮；数百万人尽管生长在德国工人运动无神论和反教会的政治传统之中，却毫不犹豫地抵制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诱惑。[125]

宗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要拒斥民主、理性和宽容；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旗帜、仪式、教条和末世论思想，可这些都没有妨碍社民党员拥抱民主、理性和宽容。另外，教条主义、领袖崇拜、拒绝宽容以及相信未来救赎可以消灭当下社会问题，这些特点也并不局限于宗教式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纳粹主义的确使用了一些近似宗教的符号和仪式，但大多虚有其表。“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如何篡夺宗教的地位，”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可能是出于对基督教传统的变相仇恨，一种叛教者才有的仇恨。”[126]纳粹主义的核心其实已经被希特勒在1938年9月的演讲讲明了：以科学——纳粹眼中的科学——作为行动指南。科学增进的不是上帝的利益，而是人类的利益。纳粹科学追求的是日耳曼种族及其未来的利益，它相信日耳曼种族生存在一个由达尔文式竞争法则主宰的世界，种族与种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无可避免。这一法则是道德的唯一标准，超过爱和同情等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准则。[127]总之，把纳粹主义看成一种政治宗教概念，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性说法，而且太过笼统，没有多少价值；它不能告诉我们纳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也不能解释纳粹主义对德国社会各个不同群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帝国没有找到基督教的替代品，它在这方面的无力在其针对青年的政策上表现得格外明显，而青年是德国的未来。

第三节 青年就是未来

Ⅰ

几乎每一个教室的墙上都挂着阿道夫·希特勒像。在楼梯间的纪念牌匾旁边有一幅特别贵重的元首画像，由诺尔廷基金会（Nölting Foundation）出资捐赠。每次上下课前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行纳粹礼。学生在学校礼堂通过广播收听重要的政治演讲。

以上来自维斯马（Wismar）地区某公立中学校长1933—1934学年的报告。他表示，这是学校“大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全新思想世界”的一年。[128]学校员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使这一转变容易了不少。柏林和其他州的权力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新规章制度，也推动了这一转变。1933年7月30日，中央法令制定了《历史教科书指南》（Guidelines for History Textbooks），规定从此以后历史课必须围绕“日耳曼式的英雄主义展开，要联系领导观念”。不久，学生就被布置了这样的作文：“完成德国统一的希特勒”“新时代的国家主义革命”“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以及“我是德国人：骄傲和责任”。1934年，有一名学生写了一篇《男孩希特勒》，想象力直如野马脱缰：

还是男孩的阿道夫·希特勒从不着家。他喜欢和其他小孩在旷野里吵闹捣蛋。为什么他老待在外面？他的母亲一直在厨房和餐桌间辛勤劳动，摇了摇头，看了一下表，想着不知道阿道夫今天又惹了什么乱子。几个小时之后，她看见窗外希特勒带着十几个男孩，几乎所有人都比小阿道夫高了一头多，如果打起架来希特勒肯定会被痛扁。

门被猛地撞开，她的阿道夫冲了进来。他满头是包，满脸抓痕，但双眼发光，高喊着：“妈妈，今天他们让我当司令了。”[129]

还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德国人的祖先是野蛮人吗？”他立刻就懂得该怎么借古讽今，写道：“说我们的德意志祖先是蛮人，就跟说一战要德国单独负责一样荒谬。现在已经证实，石器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130]纳粹主义的亡灵崇拜也进入了课堂，学生被布置写有关霍斯特·韦塞尔等为纳粹事业牺牲的圣徒的作文。“我们绝不能忘记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从容赴死的革命先烈们，”一个14岁的学生在1938年这样写道，“在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自己的死。”[131]

还有大量的论述题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消化纳粹政权灌输给他们的反犹仇恨。一个叫埃尔娜的小学生是施特赖歇尔《冲锋报》的忠实读者，她向他们寄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文中写道：“不幸的是，许多人现在还在说，‘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你们必须同样尊重他们。’然而我们认为，‘害虫也是动物，但是我们仍然要消灭它们’。”不过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工人阶级街区，学生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在1935年：

老师在一堂课上讲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他说许多犹太人也牺牲了。这时候一个小纳粹分子跳出来叫道：“他们是被吓死的！犹太人不配拿德国当祖国！”不过同时，另一个学生反击道：“如果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还是为它而死，这比英雄主义更加可贵。”[132]

1938年的一篇学生习作反映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个学生写道，“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亚细亚人、东方人与黑人的混种。”文章继续说，魏玛时期，60%的高级公务员是犹太人（真实数据比这小很多倍），“剧院也完全被犹太化了”（这也是言过其实），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干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想骗走非犹太人同胞的血汗钱”。文章最后说，“犹太人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深渊。而现在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133]

这些学生习作反映了教育政策的急剧转向。1933年5月9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历史教育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zeitung）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134]这类主题也出现在其他学科中。1933年后期，生物学加入了“遗传学定律、种族教育、种族卫生、家庭教育和人口政策”等。[135]基础阅读材料的封面或卷首页（或者两者都是）配有希特勒的图片，在图片里希特勒通常会被小孩们簇拥着。学生们还要学习这样一些诗歌：

伟大的元首！

我知你爱你，像对待父亲母亲一样。

我永远听你的话，像听父亲母亲的话一样。

当我长大了，我会当你的帮手，像帮父亲母亲一样。

我将让你满意。[136]

像《德语读物》（Deutsches Lesebuch，1936）这样的读物中尽是诸如孩子帮助元首、农民生活的健康美德、多子多福的雅利安家族等故事。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是希特勒的出版业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写的，讲1932年4月总统选举过程中希特勒乘坐飞机遇到暴风雨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元首的冷静感染了飞机上的迪特里希等纳粹党人，减轻了他们因飞机在暴风雨中颠簸而感到的恐惧。[137]到了3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基础阅读材料都会正面描写某个纳粹组织。[138]在青少年画册里，犹太人被刻画成游走在黑暗中的恶棍，随时准备袭击无辜的金发日耳曼小孩。[139]

一些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一度仍在广泛使用，但愈发频繁地遭到地方和学校的审查。1933年，负责审查学校教科书的国家委员会遭到清洗，换上了忠诚的纳粹党徒。各地的地方教育机关不断做出指示，全国各地的纳粹教师组织收到了额外的教学材料。因此，纳粹夺权后仅仅几个月，德国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了基本的教学框架。1934年1月的一项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学生。[140]为达到目的，纳粹教师联盟布雷斯劳地方分会在1936年初发出了超过100份小册子，其主题包括“五千年的卐字标记”和“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以每份11芬尼的价格卖给学生。在某些学校老师还给学生增负，从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冲锋报》中找出一些文章念给学生听。[141]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强制学生去学校礼堂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还有从1934年起要求学生观看由戈培尔宣传部学校电影宣传办公室提供的影片，其中有他们觉得年轻人会感兴趣的电影比如《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和《汉斯·韦斯特马尔》。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都遭到搜查，非纳粹图书被清理一空，换上了纳粹图书。学校停课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老师和学生要庆祝各种纳粹节日，从希特勒的生日到（纳粹运动中牺牲的）圣徒纪念日，不一而足。学校的通知栏贴着纳粹宣传海报，加强了自第三帝国初期就弥漫于整个德国的宣传气氛。[142]

从1935年开始，中央针对不同学年的不同学科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到了1938年，中央指令已经在所有学年和绝大多数学科中得到贯彻，包括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的学科。[143]德语教学必须将语言形式视为种族背景的产物，将德语词汇视为德国民族意识的工具，将语言形态视为德国民族性格的表现。[144]就连物理教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和军事相关的主题，比如弹道学、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通信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基本内容似乎和政治无涉。[145]生物教学转向了种族研究。[146]1935年，学生开始使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算数基础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核心特征包含社会算术，企图在关键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比如，孩子们要计算把一个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里要花去国家多少钱。[147]再比如，“北欧—法利安血统（nordic-falian blood）的人占了德国人口的4/5，其中1/3的人是金发，那么6600万德国人中有多少是金发？”[148]地理教学被纳粹化。一本教师手册的开头就是“家乡、种族、英雄主义和有机论”，都是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东西。气候和种族扯上了关系，还有人建议老师说研究东方是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好路子。[149]很多地理教科书都在宣传“生存空间”“血与土”等概念，传播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神话。[150]新的世界地图和新的教科书强调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暗中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德国”的概念，或者追溯日耳曼部落中世纪在中东欧扩张的历史。[151]

Ⅱ

尽管如此，老师在某些情况下仍有一些操作空间。很多村里的学校很小，多数小学在1939年仍然只有一两个班。那里的老师在阐释政府提供的教学材料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此外，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使老师能够将教育而非意识形态灌输摆在首位，有一定的选择权。[152]1938年纳粹教师联盟派发了一份小学教师手册，强调必须将读、写、算术作为教学的核心。手册的作者认为，如果学生在接受中学教育之前掌握读写和算术，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153]后来的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当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就读于德国西部天主教地区的某所学校。他回忆说，学生有办法识别老师对政府是否只是“表面迎合，实际反对”；有时老师会用不标准的姿势和态度行纳粹礼。 [154]又如在科隆的某个学校，一位老师每天早上用“万岁，日耳曼古老部落的人们”问候学生。许多老师明显是在应付纳粹意识形态。[155]但这种含糊的态度也可能对教学产生不良影响。一个1939年离开德国的16岁女孩说，孩子们都明白：

［许多老师］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假装是纳粹分子，大多数男老师都要养家糊口。如果一个老师想晋升，他就必须装成一名优秀的纳粹分子，不管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我很难接受老师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相信它。[156]

在二战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内部已经不可能公开表达异议了。[157]

作为政府雇员，教师需要遵守1933年4月7日通过的《帝国文官系统重建法》。曾先后当过老师和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普鲁士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成立了很多调查委员会。在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努力下，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迅速现形。调查委员会由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地方官员掌控，里面都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委员会在普鲁士的1065名男性中学校长中裁撤了157人，515位男性高级教师中有37人丢掉了工作，11348位终身任职的男性老师中有280人去职，68名女性中学校长中有23人（32%）被解雇。[158]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更高。比如在柏林社民党和共产党传统深厚的地区，622位校长中83人被解职。一些进步主义机构比如新克尔伦（Neukölln）工人阶级地区的卡尔·马克思中学被纳粹当局重组，74位教师中有43人去职。[159]1933年4月没被解雇的犹太教师在1935年都被强制退休。两年后，犹太人和“半犹太人”被正式禁止在非犹太人学校教学。[160]非犹太教师的去职率如此之低，充分说明大部分学校教师并非不支持纳粹政权。非但如此，在1933年之前，教师是纳粹党普通成员及上层之中更具代表性的职业，这反映出该群体因魏玛共和国在大萧条时期为降低政府支出而削减教师薪水、致使教师失业而对当时的政府普遍心怀不满。 [161]

纳粹教师联盟1927年4月正式成立，创始人是纳粹地方领导人汉斯·舍曼，以前也是学校教师。从1933年1月末到1933年终，教师联盟中的教师数量由1.2万上升到22万，教师们为了进联盟挤破了头，以此向新政权表忠心，保住自己的饭碗。到了1936年，97%的学校老师——大约有30万人——已经加入了教师联盟。1937年，联盟兼并了其余尚存的职业教师组织。有一些教师组织被强行解散，如天主教教师联盟于1937年解散。另外一些组织，比如以某个具体学科为名建立的教师小组，还能够独立存在，或者变成教师联盟的下属机构。联盟最初不得不与另一个教师组织竞争：德国教师共同体。它的背后是舍曼在纳粹高层的对手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最后教师联盟胜出。从1936年5月6日开始，联盟开始正式负责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他们安排了各种政治课程，课程一般持续1—2周，由联盟提供场地。1939年，一共有21.5万名来自德国各学校的教师上过类似课程。和其他一些纳粹课程类似，这些课程包括大量军事体育训练、游行、唱歌等。课程期间老师们必须身着统一的军事制服。[162]

要求教师紧跟纳粹路线的压力不只来自上面，他们还可能因为在课堂上不小心说错话而被捕。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尽管她恳求孩子们不要告诉其他人，但还是有一个恨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决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和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五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说，他们更喜欢之前的老师，而且这不是她第一次讲政治笑话。1938年1月20日，这位老师被带到杜塞尔多夫的特别法庭，法院判她有罪，须缴一笔罚款（她有3周时间处于庭前拘押状态，也被算作处罚）。几周前事发之时她就已经被解雇。在日常的教学场景里充斥着各种政治义务，对举报的恐惧四处蔓延。受嫌疑的老师可能经常被警察拜访。若老师想要降低日益纳粹化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就得在说话前再三思量，因为老‘党员同志’的子女们一直在密切监视，随时可能举报”。 [163]

服从的压力不只针对老师，也针对学生。例如，不用“希特勒万岁”打招呼的孩子会被记作违纪。某地的一群天主教女学生喜欢用“H.u.S.n.w.K”互相问候。后来，一个支持纳粹的女生在发誓保密之后知道了口号的意思，原来“H.u.S.n.w.K”是“Heil und Sieg，nie wieder Krieg”（胜利万岁，不要战争）。警察便展开了全面调查。纳粹当局强调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一点深得教员中强调纪律的老派人士和新式纳粹分子欢迎。体罚和殴打在学校司空见惯，军事作风渗透了整个教育体系。“在他的课上，”某位校长赞扬他手下的一位老师，“普鲁士之风劲吹，专治懒散的学生。”不积极向上、不仔细听讲、有“软弱和懒散”迹象的学生都会被支持纳粹和专横跋扈的老师找麻烦。[164]

此外，教师还要承受成年纳粹活跃分子的批评火力。批评来自各个层级，从希特勒开始，发展为青年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一场演讲中表现出的“对教师职业的蔑视”（一群老师语）。他们认为，公开蔑视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再愿意当老师了，这份职业被某些高级官员如此对待，再也不会受人尊敬了”。[165]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政府一直有意压低教师薪酬，将省出来的钱用于加强军备等其他政府开销，这更让想当教师的人裹足不前。在一些乡村小学校，老师发现自己日益入不敷出，因为他们无法继续担任村里的书记员，丧失了一种传统的收入渠道，也由于教会和党的冲突日益激烈，他们不能再为教堂演奏手风琴或担任唱诗班指挥。[166]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师选择提前退休或者辞职另谋生计。1936年，德国所有小学总计有空缺教职1335个；到了193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近3000，而师范学校的年均毕业生只有2500人，这和预估的需求（8000人）相去甚远。[167]结果，到了1938年，所有学校加起来一并计算，每个老师要带43个学生，而1927年每个老师只用带37个学生。同时，中学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只占不到1/14。[168]

仍在做老师的人很快丧失了第三帝国成立时的那份热情。在教育生活军事化之后，这种幻灭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我们像隶属于军事部门一样。”一些老师在1934年曾经这样说过。[169]他们特别讨厌那些意识形态训练营。[170]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被花在军官培训课程和军事训练之中。[171]学校领导和行政人员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各种机构都喜欢对学校发号施令，而这些无穷无尽的规章和命令经常自相矛盾。1934年末，一个社民党观察家用激烈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状况：

教师行业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建起的一切已荡然无存。教育事业只剩下一个空壳，校舍、老师和学生都还在，然而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构造都已经消失了。上面的人随心所欲地摧毁一切。他们根本不关心适当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自由。他们只负责向学校塞任务，欺负学校，指定教学方法，绞尽脑汁地限制教学材料。没有自由探索，有的只是对老师学生的密切监视。老师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同理心。一切都被军事精神和训练取代了。[172]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一些更“体贴周到”的甚至还公开警告自己的同事，如果他们说了出格的话，他们有义务进行举报。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他的话反映出了笼罩在德国教师公共休息室的阴云。但像他这样的教师极为罕见。[173]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174]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175]在很多学校，老师们还必须忍受一些管理学校的老褐衫军成员，有的人的职位比他们还高。[176]每所学校都有两三个协助老师的“学校助理”，总是待在教室中。老师对他们恨透了，认为他们是政治间谍（他们当然是政治间谍！）。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干预臭名远扬。老师互相开玩笑说，“学校助理就像阑尾一样：毫无用处，却经常发炎（火）！”[177]

Ⅲ

德国原有的教育系统惰性很强，一时很难改变，所以纳粹党后来干脆绕过教育系统，寻找培养年轻人的新方法，其中的主要手段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一些纳粹运动组织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比起来，青年团在1933年之前并不怎么成功。那时候的希特勒青年团还竞争不过围绕在新教或天主教青年组织周围的大量青年群体，也不能和其他政党的青年团相提并论，更不用说继承了候鸟运动（Wandervogel）传统的自由青年运动或者一战前组织松散的类似青年团体。在这些非纳粹青年组织面前，希特勒青年团简直和过家家一样，他们在1930年只有1.8万人，两年后也只有不到2万人。不过到了1933年夏天，纳粹党使出它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施展过的看家本领，解散了几乎所有青年组织（天主教的除外，因为花了更长时间）。纳粹向德国的男孩女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老师也迫于压力，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作文题目：“为什么我没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那些没加入的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不断嘲弄，在操场上被同学欺负；如果他们到毕业还没加入，学校还有最后一招，就是不给他们发毕业证。雇主也开始只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当实习生，这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物质上带来了巨大压力。[178]

从1936年7月开始，希特勒青年团以官方的名义垄断了14岁以下孩子体育活动所需设备的供应权和体育活动的举办权。不久之后，14—18岁这个年龄段也被垄断。于是，只要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就都不能使用体育设备了。如果希特勒青年团举办活动，其成员还可以获得学校特批的假期。这些手段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33年末有230万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男孩女孩加入了青年团。到了193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1939年已经到了870万。当时德国10—18岁年龄段的人总共就只有887万，考虑到犹太孩子不能加入这个组织，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覆盖了德国的整个年轻一代。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团从德国内政部脱离，正式成为官方教育机构，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组织，通过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直接对元首本人负责。1939年3月25日之后，官方要求孩子在10岁时必须加入青年团，否则家长将被罚款；如果家长主动阻止孩子加入，甚至将面临牢狱之灾。[179]纳粹党人想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机构为德国建设一个崭新的未来。早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就花了大量笔墨阐述在种族国家——这是他当时为德国设想的未来——里教育的本质和目的。[180]“单一种族国家，”希特勒宣称，“其主要的教育工作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心智训练是次要的。”排在这之后的是性格的培养，之后是提升意志力，再之后是让人们学会在责任中寻找快乐。“一个只有身体退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爱好和平的学者的民族无法掀起大风大浪。”学术教育毫无意义。“年轻人的头脑不能95%都被无用之物占据。”各个学科的教育材料要经过删减之后才能教授给学生，且必须符合种族的利益：历史教育要删去那些没用的细节，鼓励爱国主义。体育教育和性格培养应以军事服役为最终目的。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将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深深地烙在年轻人的本能和理性、心灵和脑海之中”。[181]

如前文所述，纳粹党上台之后，希特勒的秘方被普及到德国的所有学校。纳粹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的学说为此提供了支持，并成为教师培训机构的标准。[182]不过，即便集权化的德国教育系统已完全被国家控制，传统中小学教育对实现纳粹教育目标的贡献却依然有限。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

在我们看来，未来德国的男孩必须身体修长柔软，迅捷如猎犬、坚韧如皮革、强硬如钢铁。我们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人类，男孩女孩从里到外都健康守纪。我们已经为德意志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施行，并将持续终身。它以孩童作始，以“老兵”为终。再也不会有人说自己曾孤独无助。[183]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要求将这份演讲背熟，在升纳粹卐字旗时朗诵。[184]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所有年龄段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有一个贯穿全年的课程表，内容包括“日耳曼人的神祇和英雄”“德国二十年来的斗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人民及其血统”。他们唱的是纳粹的歌，读的是纳粹的书。一沓沓经过特别准备的资料指导着青年团的领导们应该对集会上的孩子和年轻人说什么，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灌输材料。[185]后来，军事训练日渐成为首要事务。即使申请人再年轻，也必须接受医疗和体质测试才能成为正式成员。1938年2月20日，几个关键的青年团分部宣称：

青年团海军部有4.5万人，摩托部有6万人，还有5.5万名少年部成员在进行航空训练，学习滑翔。青年团飞行部有7.4万人。仅1937年一年就有1.5万个男孩通过了滑翔测试。现在，120万人在7000名教员的指导下学习小口径枪射击。[186]

这时，青年团训练中男孩主要学习队列行进、摩斯密码，而女孩着重于学习战地护理和防空技能。[187]

社民党特工曾经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虽然年龄稍大的孩子从身为社民党、共产党和天主教成员的父母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更年轻一代却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国家社会主义洗脑”。[188]青年团提供的旅游度假和体育运动等活动机会吸引了工人阶级的穷苦小孩，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机会参加这类活动。还有一些人在青年团中找到了乐趣，并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189]再者，年轻人不顾父母劝阻为青年团效力，理想主义情怀无疑也是重要原因。1933年3月1日，梅利塔·马施曼秘密加入了德国女生联盟，因为她知道保守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读了一些纳粹意识形态作品，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Stewart Chamberlain）的《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Nineteenth Century），但一无所获。[190]她后来说，她和很多出身中上阶层的朋友一样，看不起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径和反犹思想，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的过火现象。女生联盟给了她目标感和归属感，她日日夜夜地扑在上面，不顾学业的荒废与父母的担忧。但是她后来写道，她“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即使那时候也只是在强迫自己感兴趣”。[191]对男孩子来讲，青年团在体育等活动中不断强调竞争、斗争、英雄主义以及领袖精神对他们颇有影响。社民党特工在1934年秋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类似事件肯定还有很多）：

和我同住的一位同志有个13岁大的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最近有一次他结束训练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我鄙视你，你简直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你们社民党算什么东西，就该被揍个稀巴烂，因为你们全是孬种。”他父亲告诉他：“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个孩子笑了，显然他更相信青年团上级的话。[192]

老一辈的社民党人绝望了。一位老党员抱怨道，整整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概念，成天都在听什么‘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说什么”。[193]

但是，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意识形态灌输常常流于表面，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多数领导人都来自以粗鲁和反智著称的褐衫军，不像上一代青年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良好教育。[194]因此他们并未牢牢掌握何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一位稍有头脑的青年领导人认为，如果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战败），多数青年团领导人“在适应新政权时不会遇到太多思想上的困难”。[195]体育活动对许多青年团成员的吸引力也妨碍了全面的思想灌输，因为很多男孩女孩参加青年团的目的不过是利用体育设施参加比赛。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喜欢体育锻炼。最为孩子们讨厌的是抱着捐款箱四处募集捐款，尤其是在这件事逐渐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有时在周日上午7点30分启程，持续一整天的登山活动（不排除有故意让教徒错过礼拜的目的），或者周三晚上8点的强制体操训练，令一些年轻人开始渴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流行于1933年以前青年运动中的无组织远足和自发活动却都被明令禁止。[196]

1934年9月，汉堡一个工人阶级地区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层向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父母发了一份内容极长的备忘录，里面抱怨道：

你们有义务参加活动，但却从来不来，甚至连不参加的借口都懒得找，反而自己去找乐子。你们中好多人又成了“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的小我”，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大我”。你们侵犯了国家利益。你们不来参加青年团活动，说要去参加朋友的婚宴，说功课太忙，说要骑车去兜风。结果你在学校的时候又说你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任务，以此为借口不完成家庭作业。[197]

军事训练是最遭恨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抱怨声越来越大。[198]尽管席拉赫声明说，过去青年运动的“自我领导的原则”也适用于青年团活动，[199]但在现实中青年团基本被成年人主导。青年团成员由成年的褐衫军训练，他们跳到冰水里磨炼身体，被迫在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从事长时间训练锻炼忍耐力。他们因违反命令受到的惩罚越来越重。有报告反映，一些孩子因为很小的过失受到严厉处277罚，甚至被人拿着弹簧钩打。医生们反映说，长时间训练、全副武装的夜行军、缺乏营养补充的军事训练正在摧毁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200]

社民党的特工报告称，年轻人为了被开除而缺席夜间训练或者不交团费，只有在因为找工作或者上大学而需要团员证的时候才会重新加入青年团。1938年萨克森的一个特工报告：“男孩们简直是纳粹笑话专家，什么有关纳粹机构的最新笑话都知道。参加活动时，只要有机会他们就磨洋工。在空闲时间里，他们聚在朋友家，不屑地聊起‘活动计划’。”[201]孩子们很快就厌倦了整晚围坐在篝火旁唱爱国主义歌曲。社民党的特工报告，“他们多数人在唱完第一首歌之后就想回家。”[202]他们经常缺席每周一次、晚上7点30分到9点30分的游行。组织者找不出什么惩罚他们的办法，因为成员一旦交了团费就不能被开除。一位女生联盟成员说，很多年轻人“不过是付费成员”，因为15岁的少年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已经有工作的年轻人尤其觉得训练令人筋疲力尽。[203]露营曾是成员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后来日益军事化，便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个露营归来的成员抱怨：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时间。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起床、第一次游行、升旗、晨练、沐浴、早餐、“侦察游戏”、午餐等等，一直持续到傍晚。几个成员中途退出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辛苦实在太蠢了。成员之间没有什么交情。同志关系非常疏远，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营地长官是个老团员，专门负责军训的。他从头到尾就会大声发号施令、组织侦察训练、没头没脑地行军……整个露营就是不停活动，疯狂锻炼身体，缺乏精神体验，甚至连积极向上、合作式的休闲活动也没有。[204]

另一个青年团成员在几年之后回忆，他10岁加入青年团时很“兴奋”——“当同志情义、忠诚和荣誉等生活理想摆在一个男孩面前时，哪个男孩不会感到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强制和无条件服从……太夸张了”。[205]还有一个成员回忆，“无休无止的方阵演练”实在太无聊了，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然而没人抱怨，因为证明你的坚韧是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也有它的效果：“坚韧和盲从在我们能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灌注到了身体里面。”[206]

甚至连年轻的纳粹分子都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希特勒青年团一统天下的表象之下，青年运动的老传统仍然星火不息。许多叛逆的男孩开始学习那些远足时唱的、现在已经被禁掉的老歌，而且会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里轻哼这些歌的旋律作为接头暗号；在营地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一有机会就自己组织活动。[207]不过，大量的社民党观察家并未将此看作长夜尽头的曙光，他们悲观地报告说，年轻一代已经和老一代坚守的价值脱节，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训导的影响下，年轻人完全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猎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特勒青年团运动以及日益纳粹化的学校教育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很多父母们仍然坚持着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信念，而子女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训导。一个社民党特工非常担忧：

反纳粹的父母很难对孩子施加影响。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孩子不要在学校谈家里面说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哈，原来家长还得掩藏他们所思所想。相反，老师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看来，老师肯定是正确的。二是告诉孩子自己的观点，不提醒他不要出去跟别人说，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孩子就会被抓走，或者至少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老师会朝他们大声嚷嚷，威胁要举报他们——“去，叫你爸到学校来一趟！”这是孩子们问了可疑问题之后一般会得到的回答。如果父亲在去学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他就会让孩子觉得父亲被老师说服了，这个结果比什么都没跟孩子说更糟糕。[208]

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报告：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她忧心地加了一句，“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209]

因此，政府和纳粹党正在破坏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但他信口雌黄地辩解称许多穷苦的工人阶级子弟根本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一些中产阶级家长抱怨得最凶的是他们的子女被强制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生联盟组织的活动，以致整天不着家。对此，席拉赫说：“这些家长应该记住一点，希特勒青年团把中产阶级子弟招入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家庭中，是为了让我们民族中最穷苦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210]但是这些辩解日益引起工人阶级家长的憎恨。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养小孩不再是一种乐趣。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孩需要制服和装备，这笔开销可不小，并且没有任何回报。“现在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恭喜没有孩子的父母。父母能做的也就是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而教育他的任务则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211]一位老兵抱怨自己的小孩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激进分子，言辞十分激烈：“这小子和我们已经完全不对路了。我是个上过前线的老兵，我反对一切战争，可这小子却对战争着了魔，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简直糟透了，我有时候感觉他在我们家就是个间谍。”[212]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213]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位于乡下的青年团训练营不断引发当地农民的抱怨，因为果园里的果子被他们偷走了。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一个社民党特工记录，在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军队和帝国劳役团这样的组织中，一种使人残忍化的进程已然出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将人贬低成动物，以及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变成淫言秽语。许多成员还染上了性病。”“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部门每月都会搞一次‘性游行’，和一战时一样。”[214]希特勒青年团不提供性教育，说那是父母的责任。部分领导人还搞同性恋，但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了。要想像纳粹大举指控护理机构的天主教神父时那样，让媒体注意到这些事，那是绝无可能的。1935年，就在戈培尔正准备曝光天主教会的性丑闻时，青年团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性侵案：一个男孩先是遭到同一营的青年团其他几个成员性侵，之后被捅死灭口。而当孩子的母亲知道事情真相，并报告给帝国专员马丁·穆奇曼（Martin Mutschmann）时，穆奇曼立即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以防丑闻扩大。对孩子在营地里状况不满的家长，以及为了孩子好把他们从训练营带走的家长可能会被控颠覆青年团，甚至有时还会受到威胁让他们闭嘴，如果再不停手孩子就会被“看护”起来。[215]1934年7月，纳粹大佬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席拉赫合作，在青年团建立了一支维护内部秩序的警察力量，这批人也是党卫队的后备军。[216]

希特勒青年团的桀骜不驯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团里的这些青年活跃分子——他们仗着政府说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举足轻重，而且习惯了指挥一群群的小孩，这些孩子要比老师班里的孩子多很多——对学校的长辈愈发傲慢。“当领导让许多男生信心暴涨，”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承认，“变得目空一切，拒绝承认其他权威。”[217]希特勒青年团在和校方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218]团员在学校里面穿着青年团的制服，这种穿着渐渐让老师觉得，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服从的是一个学校之外的权威。1934年1月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和学校平级的教育机构，使其成员自信心更为膨胀。[219]青少年叛逆期的能量被引导着去反对学校等社会机构以及父母、家庭和教会。一些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称，凭借青年团成员的身份，他们在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权力。[220]1939年，鉴于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连党卫队的保安处都开始表示担忧。[221]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222]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竖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223]

Ⅳ

第三帝国的学校系统归伯恩哈德·鲁斯特掌管，1933年鲁斯特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长。鲁斯特原本是个学校老师，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成为汉诺威南部和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的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当上总理时，纳粹领导人大多是30多岁或40岁出头，而鲁斯特已经50岁了，年纪比他们都大。1934年5月1日，鲁斯特稳稳坐上了帝国科学和教育部长的位子，不仅包揽了普鲁士教育和宗教部中管教育的职责，而且自1935年初还负责其他地区的教育事务，而把管理宗教的担子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帝国宗教事务部，部长是汉斯·科尔。1937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垄断了国家编制内教师的任命权。1939年，帝国考试中心成立，负责所有教育考试。此外，1937年3月20日，教育部实行中学教育合理化改革，这件事教师们已经呼吁了很久，从魏玛时期就开始筹划了。学校被分为三类：一类注重现代语言和人文学科，一类是科学与技术，还有一类是古典学教育。[224]1938年7月6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将1927年建立的普鲁士学校教育体系扩展到整个德国，要求学生在八年之内完成最低课程要求。这个标准相对巴伐利亚来说更进了一步，因为那里一向只要求七年；相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是个退步，那里的传统是九年。该法还为学生设置了中央政府要求的课程，其中包括适用于全体学生的所谓“种族教育”。[225]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鲁斯特建立了3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Napolas）。政治教育学院是寄宿学校，以被《凡尔赛条约》宣布为非法的普鲁士军事干部学校为模板，目标是为未来的第三帝国培养新型统治精英。[226]当时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取悦兴登堡总统，因为他也曾经在普鲁士军事干部学校学习过。到了1939年，德国已经有16所政治教育学院。[227]政治教育学院提供军事训练，还设有赛马、摩托车以及游艇等课程。学生接受的体育训练带有明显的贵族印迹，加强了他们的精英自觉。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一般会去军队、党卫队或警察系统任职。[228]政治教育学院的入学学生首先须通过种族标准的选拔，然后须由具备资质的医生进行体检，最后还要经过一项筛选性格特征的测试，测试主要由竞技性运动组成，要求应试者在测试中展现出勇气和侵略性。[229]

地图7 纳粹精英培育学校的分布

在鲁斯特教育部官员的坚持下，政治教育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公立学校教育，课程和其他学校没有多少不同。在1934年和1935年的纳粹党大会上，希特勒坚持政治教育是党的事情，而不是公立育机构和在编教师的事情。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观点，政治教育学院开始由没有教育经验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官员掌管。他们任命了一批和自己有相似背景的“教育”职员，和正常授课的教师一起向学生讲授一般的学校课程。所有职员须定期接受特别训练，所有学生每年都要花几周时间去农场和工厂工作，以便维系和人民的纽带。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教育学院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能够胜任的人多数有在普鲁士干部学校工作的经历，其中部分带头人还有意恢复了干部学校的一些传统。1934年，纳粹领导层中的一些人觉得政治教育学院代表了普鲁士的旧式反动传统，不是能够为第三帝国培养新式精英的现代学校。学院似乎对为军队补充军官而不是为国家培养未来领导人更感兴趣。[230]负责政治教育学院日常事务管理的是职业教育家约阿希姆·豪普特（Joachim Haupt）。豪普特曾在魏玛时期发表了大量著作，鼓吹建立一个新式教育体系，进行种族和政治训练。然而在“长刀之夜”后，豪普特受到党卫队的猛烈攻击。党卫队不仅暗示他是同性恋，还说鲁斯特因为豪普特太过285反动要赶走他，致使他于1935年被解职，而政治教育学院的全盘管理和审查工作被转交到了一个名叫奥古斯特·海斯迈尔（AugustHeissmeyer）的党卫队高级军官手上。于是，政治教育学院彻底被党卫队接管。作为新式教育机构，政治教育学院难说成功，其教学水准并不足以为政府提供未来领导干部精英。[231]

这些事件显示，鲁斯特难以应对纳粹权力场上真正的权力人物。他有时忧郁低迷，有时又过度乐观和嚣张，这使他施行的政策不能保持稳定一致。他的部下不信任他，经常违背命令，他在党内高层中的敌人都是好勇斗狠之徒，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鲁斯特经常败得体无完肤。他还患有进行性面瘫，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痛不断加剧，令他更难抵挡政敌的攻击。[232]他的政治教育学院在另外两个意识形态色彩更重的机构面前迅速失色。这两个新的机构不像政治教育学院那样由国家掌控，它们从一开始就归党的机关控制。1937年1月15日，德国青年组织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德国劳工前线领导人罗伯特·莱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称，在他们建议之下，希特勒下令成立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ool）。这批中学将由希特勒青年团负责管理并制定学习课程，同时接受纳粹党的地区领导人监管。[233]1937年4月20日，席拉赫和莱不顾鲁斯特的激烈反对，建立了第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按照莱的想法，以后没有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2/3的学生都是寄宿学生。希特勒青年团为其制定的课程甚至比政治教育学院的还要更注重体育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学院一样，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不提供任何宗教教育。学校没有考试，但定期会有一个“成就周”，期间学生将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234]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从12岁开始就接受免费教育。因此，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底层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其中20%的学生从广义上说来自工人阶级。[235]起初，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选拔学生时只考虑身体标准，但到了1938年，学生过低的智力越来越成问题，因为很多学生不能领会老师教的一些基本政治理念。于是从当年开始，录取学生时新增了学力标准。在教师方面，头几年任命的教师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些领导，他们也不怎么称职。从1939年开始，老师在上任之前要先在大学进修一些相关的教师培训。莱希望每个纳粹党区都有一个这样的学校，由区领导负责管理。但是纳粹党务部门驳回了这一想法，因为成本过高，远超党的承受能力，计划中的其余学校便始终未能建成。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只录取了600名学生，远低于计划预期。为这些学校建的大楼始终未能完工，1941年以前，学校运营严重依赖于从松特霍芬（Sonthofen）的骑士团城堡（Order Castles）租用的房屋。[236]

在席拉赫和莱设想的党化教育体系中，下一个教育阶段是骑士团城堡。骑士团城堡专为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毕业生设计，不过学生在入学之前必须接受职业培训或大学教育，同时智力正常，在意识形态上可靠。学生不仅不用缴纳任何费用，还能从学校领取零花钱。德国一共有三座骑士团城堡，都位于偏远的乡村地区，在当地显得十分扎眼。学校大楼由知名设计师打造，非常奢华。1934年3月学校建筑开始动工，两年后投入使用。三个骑士团城堡将组成一个互有联系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第一年学生将在位于波美拉尼亚克罗辛湖（Crössin Lake）畔的法尔肯堡（Falkenburg）接受种族生物学教育，并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第二年他们会搬到福格尔桑，在莱茵河流域的艾费尔山（Eifel hills）上，这一年他们将专注于体育运动；第三年他们会去松特霍芬，在巴伐利亚阿尔高（Allgöu）的山区进一步接受意识形态灌输，还将从事登山一类的危险体育活动。政府还打算在马林堡（Marienburg）再建一个骑士团城堡，主攻东欧学。此外还有一所“高级学校”，位于巴伐利亚基姆湖，以研究为主，并为骑士团城堡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教师。不过，骑士团城堡的精英学生每年必须花三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以积累政治实践经验；骑士团城堡也为大量纳粹官员提供短期培训，还给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教师。[237]校如其名，骑士团城堡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现代版的中世纪僧侣骑士：守纪、团结、忠于信念。为强调学校办学目标，学校里的学生都被称为“容克”。它们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将为纳粹党提供未来的德国领导阶层。[238]

从通常的学术标准看，骑士团城堡的教育水准并不高。学校过分强调身体训练，授课内容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样的骑士团城堡很难替代传统高等教育，选拔学生时也不怎么在乎智力水准。1939年7月，福格尔桑城堡成了党内批评的对象（尽管批评在逐渐消失），一份内部报告说那里出来的毕业生智力不行，并对他们是否能完整阐述纳粹意识形态表示怀疑，最后还补充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四肢发达不代表头脑简单。”早在1937年，戈培尔的报纸《攻击》（Der Angriff）旗下的一个通讯记者在听了由福格尔桑城堡最早一批毕业生中的其中一个所做的演讲之后，就直接在报纸上对其毕业生质量表示严重怀疑：“他做了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演讲，但是他几乎完全没说到点子上。学校真的选对了人吗？”他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两年后，福格尔桑城堡陷入混乱。有人发现学校长官里夏德·曼德巴赫（Richard Manderbach）让自己最小的孩子在一个天主教堂秘密受洗了。曼德巴赫的主要功绩是在1924年创建了冲锋队在西格兰（Siegerland）地区的第一个分队。尽管曼德巴赫宣称自己毫不知情，但容克们可不买账，他们在食堂和教室用侮辱性的歌曲“问候”他，然后大叫着要他交代为什么要去向“教宗和神父”献媚。1939年6月10日，曼德巴赫去职，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239]位于松特霍芬骑士团城堡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当时的学生、未来的好莱坞演员哈迪·克吕格尔（Hardy Krüger）后来回忆，在学校里学生不断被灌输他们要成为纳粹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所以完全可以预料，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毫不退让。他还说，在那样一个鼓励狠毒和残酷的环境中，以大欺小、虐待霸凌等情况肯定广泛存在，学校的精神在整体上十分残忍和野蛮。[240]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包括政治教育学院）代表的理念也能在另一所所谓精英学校上找到，那就是由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建立的、位于施塔恩贝格湖（Starnberger Lake）畔的国家社会主义高中。这是一所褐衫军所有的私立学校，1934年1月正式开学。在罗姆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学校才诞生没几个月。罗姆死后，校长感到学校末日将至，他先向党的财政专员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Franz XaverSchwarz）寻求庇护，后来又找到鲁道夫·赫斯办公室，马丁·博尔曼是那里的关键人物。1939年8月8日赫斯将高中重新命名为帝国纳粹党费尔达芬学校（Reich School of the NSDAP Feldafing），那时候它已经是最成功的纳粹精英学校了。学校一共拥有40座别墅，其中一些是从犹太人业主手中没收的；学校教学由纳粹教师联盟掌管，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自动加入冲锋队。由于某些党内高层在财政上鼎力资助，学校没费多大力气就拿到了大量资金和质量一流的装备。由于和教师行业联系密切，虽然学校十分强调体育、身体训练和性格塑造，其教学质量要比其他精英学校高出很多。不过，还是有批评说那里的学生——多是党内高层的后代——只学会了怎么当纨绔子弟。[241]总的来说，这些精英学校没有一所达到了德国传统文法学校的水准。它们的教育计划杂乱无章，经常自相矛盾，缺少一个清晰的教育理念作为基础用以培养一批有能力的新精英团体来统治德国这样一个现代技术国家。二战前夕，16所政治教育学院、10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费尔达芬学校加起来只有6000名男生和173名女生，这只占德国寄宿学校体系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与此同时（1939年9月），其他学校男生和女生加在一起共有36746名，是前者的6倍。[242]

不过在二战前夕，纳粹精英学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的低质量教育也已经传染给了公立学校。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学校，正常的课程学习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相反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身体训练和体育运动上。1936年公立学校的体育课时间增加到了每周3小时，1938年是每周5小时。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开始减少，用于意识形态灌输和战争准备的时间开始增多。[243]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读写和算术——文法学校和中学的学生还会学其他东西——不过教育质量无疑呈直线下降趋势。1939年，用人单位抱怨毕业生语言和算数水平太差，“应聘者的知识水平在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44]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1935年之前一直担任纳粹教师联盟领导人的汉斯·舍曼声称：“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育民族性格。”他还反过来抱怨说孩子们被塞了太多知识，妨碍了民族性格的培育。“让我们，”他说，“……减少10磅的知识，在性格上加10卡路里！”[245]教育得不到重视，导致教育行业的士气越来越低，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课堂人数因而暴涨，而这又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述，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对常规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1934年的一份社民党报告说，“经常被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打断。”老师每周都必须给学生放假。[246]据估计，在1936年之前，为准备庆祝国家青年日，学生每年在课外要花120小时。1936年这个节日废除了，但是效果不大。[247]虽然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却有大量报告反映学290生不守纪律、不尊重老师、互相施暴。[248]“学校老师现在已经没有权威了，”一个社民党特工在1937年说：“希特勒青年团那些流鼻涕的小混蛋决定着学校的一切，他们才是主导者。”[249]

1937年，弗兰肯某地区的老师在纳粹教师联盟半年一次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让老师觉得“有理由对德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很多学生对学习没有热情，也不觉得学习是他们的义务。他们觉得只要上满八年时间参加毕业考试就行了，即便他们的知识水平离标准还差很远。希特勒青年团及其少年部门都不支持学校教育；相反，正是那些在领导岗位上的学生不守纪律，而且非常懒惰。现在必须要指出，学校纪律松弛，让人担忧。[250]

到了1939年，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但真正可怕的是，正如1937年6月一位社民党观察家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观察他们的玩乐和学习，读他们的文章，去他们家家访，看他们学校的学习日程，甚至看看营地训练时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经过精密设计、运作日益高效的机器背后只有一个意志：战争的意志。”[251]

第四节 “反智斗争”

Ⅰ

1933年之后纳粹分子耗尽了心血，想使德国的学校教育体系符合他们的目标。但德国的大学并没有受到太多压力。只有到了1934年帝国教育部成立时，纳粹当局才真正开始从中央层面控制高等教育。不过1934年的控制仍然不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软弱缺乏决断力，对管理大学没有任何兴趣。鲁斯特做事犹豫不决，这个根深蒂固的毛病成了大学教授调侃的对象。他们开玩笑说，政府引入了一个新的度量单位，叫“鲁斯特”，特指教育部长的命令从发出到取消所需的时间。其他纳粹领导人也不是特别关心高等教育。1936年1月纳粹学生联盟成立十周年之际，希特勒对一群学生发表演讲；可是他几乎没有提到学生事务，此后也再未向学生听众发表第二次演讲。第三帝国处理大学事务最通行的做法就是将其变成纳粹党内权斗的战场。名义上由鲁道夫·赫斯挂帅，实则是野心勃勃的幕僚主管马丁·博尔曼领衔的副元首办公室对任命学术职位兴趣浓厚；德国内政部则控制了研究经费；地方领导人也经常干涉大学事务；冲锋队想招大学生加入；纳粹学生联盟想要主导大学生活纳粹化的过程。但是教育部强调，学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强政治灌输。负责大学日常管理的仍然是校长，根据教育部1935年4月1日发布的方针，校长仍然掌握着大学的最高权力；其他员工和学生的义务是紧跟校长，并服从他的命令。[252]

不过在实践中，软弱的教育部无法有效贯彻自己发布的各种规则。学术职位的任命变成了各个集团间的角力，教育部、校长、纳粹学生联盟、教授、当地的纳粹头目都认为自己在大学内部享有政治管制的权利。纳粹学生联盟及其成员和学校里的希特勒青年团一样，只要老师触犯了纳粹底线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他们的名进行羞辱。1937年汉堡某大学教授抱怨道，之前几年的学生会议上，“没有一次学生不用‘头脑僵化’等侮辱性的词语来形容教授群体，说他们已经不适合教诲或领导大学里面的年轻人。”[253]1936年，学生联盟来了一个新领导人，古斯塔夫·阿道夫·谢尔（Gustav AdolfScheel）。在1933年前，当谢尔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骚扰和恐吓过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教授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他把很多学生组织吸收进了学生联盟，并使联盟有权自主任命领导人和处理内部事务，巩固了联盟的地位。谢尔和赫斯办公室保持了良好关系，即便教育部多次想削弱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谢尔都能够从容应对。学生联盟在每一所大学的评议会上都保有一席，这样它就能够接触到和职务任命有关的机密信息。它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反对意见时也毫不犹豫。若学生不喜欢新上任的校长，他们可以（并且确实会）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从1937年开始，教育部在任命校长之前就不得不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谢尔和他的学生联盟也因此在大学管理上开始享有更大的发言权。[254]

但最终纳粹学生联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尽管1933年之前联盟就已经在整个德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所向披靡，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前夕，它仍然只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只有不293到9000人。这些人中许多属于联盟的女性附属机构，或是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人在德国境外的德语大学学习，因此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男性成员还不足5000人，占不到德国大学生总数的5%。[255]不过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之后，受1933年社会整合和机构调整中出现的恐怖行动和与之相伴的投机心理推动，学生联盟成员数量快速增长。除此之外，那时的德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结很强，而新政权在掌权初期使得1914年爱国主义精神暴涨，学生们陷入狂热之中。但是学生联盟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1933年春，许多学生加入了冲锋队，1933年9月希特勒下令，学生组织的政治化应由冲锋队负责。褐衫军在大学里面建立了活动中心，施压让学生加入。1933年末，海德堡大学超过半数的学生都加入了冲锋队。1934年初，内政部下令，所有男性学生均须参加由褐衫军组织的军训。很快，学生们便与褐衫军一起参加长时间的训练，他们的学习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学校注意到，学生连续数日或数周都不学习，或是在上课时因经过整夜训练而已筋疲力尽，学习成绩因此直线下滑。但这还不是全部，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校长在1934年6月15日向教育部反映：

现在情况不妙，因为出现了“反智斗争”，褐衫军大学办公室针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还有更糟的，在所谓“像士兵一样质朴地说话”这一口号下，头三个学期学生的说话风格已经不能用质朴来形容，更合适的词是粗野。

有些褐衫军领导人甚至告诉内部的学生成员，他们首先对冲锋队负有义务，学习是业余爱好，可以在空闲时间进行。多数学生很快就开始抵制这种说法。1934年6月，当全国学生领袖沃尔夫冈·多纳特（Wolfgang Donat）在慕尼黑大学的一场会议上致辞时，听众应之以“咆哮、轻蔑、口哨声”。一些敢于在课上批评政府的老师讲课时经常被如潮的掌声打断。在一些大学里，纳粹活跃分子和其他学生之间爆发了公开斗殴。[256]

这些事件正好碰上1934年6月纳粹政权的第一次大危机，这并非巧合。在6月末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冲锋队领导层授首，为纳粹党彻底变革对学生的领导方式扫清了道路。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副元首办公室接管了纳粹学生联盟，并对其领导层进行了清洗。10月末，冲锋队被尽数赶出大学，褐衫军的军事训练也换成了要求更低的体育教育。纳粹学生联盟的成员数量开始快速增长，1939年，51%的大学男生和71%的大学女生都已经加入联盟。[257]这个时候，联盟已经成功突破了传统大学兄弟会对他们的顽强抵制，而1933年时兄弟会仍然囊括了半数大学男生。兄弟会和其他很多保守组织一样，激烈反对魏玛共和，支持纳粹夺权。其中多数成员也许在1933年夏天都已经加入了纳粹党。不过同时，他们必须用领袖原则取代兄弟会之前的集体领导制，让纳粹党人占据高位，还要驱逐所有与犹太人沾边的成员和犹太“老先生”（兄弟会的前成员，他们依托雄厚的财力，在兄弟会的管理中有很大发言权）。兄弟会的贵族风格和独立自主的传统也不为纳粹领导人所喜。一次，海德堡某个十分排外且崇尚决斗的兄弟会有一些成员在醉酒时扰乱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几天之后在旅馆喝酒聚餐时他们又大声议论：希特勒在吃竹笋时是用刀叉还是用他那笨拙的双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媒体上掀起宣传攻势攻击他们，还命令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不能加入如此丢脸的反动组织。不过帝国总理府的首席文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自己就是一个知名且小有影响力的“老先生”。最后事情落到了希特勒头上。1935年6月15日，希特勒对召集起来的党内高层发表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冗长讲话，他明确表示：兄弟会是贵族时代的遗迹，应该走向消亡。1936年5月，希特勒和赫斯公开指责兄弟会，并禁止党员加入。拉默斯在看到墙上的通知之后，逐渐放弃了为兄弟会辩护；到了1936年末，兄弟会要么已经解散，要么已经被吸收进学生联盟。[258]

Ⅱ

于是，纳粹学生联盟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横扫其他学生组织。但它的崛起同时伴随着德国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减少。大学生对于魏玛共和国心怀不满的一个因素在于， 1914年之前的一波婴儿潮挤爆了30年代的大学。不过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学生人数开始减少，1931年大学生共有约10.4万人，1939年下降到接近4.1万人。技术大学的学生人数同样减少了，只是没有前者那么明显，1931年是2.2万人，八年之后是1.2万人。[259]总体学生人数下降，各个学科受到的影响不一。其中法学最严重，1932年19%的学生在学法律，1939年之后是1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932年入学学生的19%，七年后只有11%。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数量也下降了，只是没有前两者幅度那么大，12%到8%。也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神学学生比例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8%—10%。经济学还有些许提升，从6%提高到了8%。医学是真正的赢家，1932年有1/3的学生学医，到了1939年竟然有49%。这些变化都必须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理解，那就是大学生人数在这些年下降了一半多。人文学科和法学在二战前夕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有许多原因。政府一直在批评人文学科和法学，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降低。类似地，法学研究生传统的就业方向是去政府，而政府文职岗位从1933年开始大量裁员，政府文官的影响力和名望也大不如前，更吃香的是纳粹党员。人文学科毕业生传统的去处是教书，但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3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相比之下，医疗行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如火箭般蹿升，因为种族卫生学在国内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此外，大量犹太人医生被裁撤，留下了许多空缺职位，可以让雅利安毕业生去填补。[260]

人文学科的衰落也和政府那些年限制女生入学有关，因为那时候人文学科是最受女生欢迎的选择。希特勒认为，教育女孩的主要目的是让她们学会做母亲。1934年1月12日，威廉·弗里克治下的内政部依《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Law against theOvercrowding of Germ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1933年4月25日颁布）下令，从文法学校毕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不能超过男生的10%。这一年在复活节，大约有1万名女生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最后在内政部法令的限制下，只有1500人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在这个法令的限制下，到了1936年大学女生总人数已经减半。那些所谓纳粹精英教育机构，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不招女生，德国各州的精英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也只招少量女生。1937年的德国中学系统重组，彻底禁止女生接受文法学校教育。女生被禁止学习拉丁语，而掌握拉丁语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教育部尽其所能让女生只接受家政教育，为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女子学校，唯一向女生开放的中学教育是一所以语言教育为基础的女子学校，但在那里家政也成了必修课。从1938年4月开始，即使女生通过了重重阻碍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也必须接受一年的家政训练，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离校证明，由此获准进入大学学习（如果还有名额的话）。[261]高等教育中女生的数量从1932—1933年的1.7万下降到1939年的不到6000，比男生人数下降得更快：同时期的女生比例从不到16%下降到刚刚超过11%。后来由于重整军备政策开始主导经济，一些行业需要大量合格的技术女工，政府屡次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却没什么成效，因为这和自1933年以来旨在把女生赶出大学的其他政策背道而驰。[262]

地图8　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1933年4月25日通过的《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一开始只影响了犹太人学生。但德国内政部在1933年12月宣布，尽管预计将有4万名中学生通过1934年的文法学校结业考试，但其中只有1.5万人能够去大学深造。那时候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如果学生不能保证最后能找到工作，上大学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一措施只实施了两个学期，教育部在1934年5月成立之后，新部长迅速取消了限制，甚至还让1934年无法入学的学生重新申请，只要他们没有找到工作并且政治上可靠。[263]然而，相对这些具体措施，对高等教育影响更大的是纳粹领导层经常表露出的对大学和大学老师与学生的不屑。1938年11月，希特勒猛烈攻击知识分子，其中无疑包括大学老师和教授。他说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是不可靠的废物，有时候还很危险。在他眼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他们总是吹毛求疵，满腹怨言，和大众与生俱来且死心塌地的团结一致形成鲜明对比。“我扫了一眼我们的知识阶层——很不幸，我猜他们的存在确实是必要的；不然的话某天某人就可以把他们完全剪除了——但很不幸，他们必须存在。”[264]不过他没有说知识分子还必须存在多长时间。每一个读过《我的奋斗》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希特勒认为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1918年的灾难负责。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学术圈子带来了幻灭情绪，有潜力的学生对于是否加入学术界显得十分犹豫。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学历是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的标志。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那已经成为往事。在第三帝国治下，德国大学无疑在走下坡路。不只大学生数量下降，许多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也被解职，很多时候换上的都还是一些二流人物。当时大学里的教席和教职经常是空的。[265]

其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大学的衰落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失业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不敢进大学学习，因为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小之又小。而且，一战期间出生的人很少，那时候生育率相比战前水平降了一半，而这批孩子在1934年正好到了上大学的年纪。面对大学生数量的下降，德国政府做的不是扭转下降趋势，而是尽一切可能加大这种趋势。最后，1935年实行征兵制之后，职业军队极速扩张，开放了大量地位体面、待遇优厚的军官岗位。所以，1933年只有不到2%的男性高中毕业生入伍，到了1935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20%，1937年更是达到28%。这个时候，有希望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等上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入学，因为这之间的许多时间都要用来服兵役。等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胆子再闲散度日不找工作了。据统计，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学把学生人数又降低了3%—4%。同时如前文所述，纳粹党限制女生入学的措施也使学生总数下降了。[266]

后来纳粹学生联盟决定，所有高中毕业生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都要为第三帝国服一段时间劳役，这使上大学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从1934年复活节开始，所有申请大学入学成功的毕业生都被强制服六个月的劳役，同时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每年都要花十周300时间在劳役营工作。服劳役的目的在于对大学生进行品格塑造，这一点在学校也变得非常重要。伯恩哈德·鲁斯特于1933年6月告诉柏林的学生：“不进劳役营的人没资格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领导德国。”在第三帝国的学生成为这些措施的第一批牺牲品。据说参加劳动不只是用实际行动来兑现建设新德国的承诺，还意在帮助高学历人群克服阶级伪善和知识傲慢。为达到目的，劳役团的管理者保证每个劳役营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劳役营总人数的20%。[267]

可是这个政策最后没能达成建立无阶级新种族共同体的目标。据1933年11月的一个学生组织备忘录记载，在农场工作的大部分学生都非常厌恶农场里面某些看守身上旧式军队“士兵式的装腔作势”，这些看守只是把他们对社会的仇恨发泄到这些年轻“囚犯”身上。严厉的军事规训、语言辱骂、欺辱霸凌，这些都是没受过教育的农场领导人羞辱学生的惯用伎俩。对于这些人，后来一个学生回忆道：

他们每晚都无所事事，把自己灌个烂醉，然后就开始整我们……最后一岗才过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从床上被叫起来，穿着夜装列队，然后绕着营地跑。回到营地之后又被命令在床下爬来爬去，然后攀上橱柜唱一些和我们的行为一个格调的小曲。[268]

长时间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或是修路或是挖沼泽，而且口粮配给少而粗劣——让多出自中产阶级的学生筋疲力尽。他们也是劳役营其他成员不断嘲弄、恶作剧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多来自乡下或工人阶级，比学生更加适应重体力劳动。对学生来说，那是个乾坤颠倒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所谓阶级融合，只有憎恶、痛苦和怨恨。[269]

大学前的劳动改造可不是学生厄运的最后一站。一旦进入大学，他们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每年不得不在假期花几周时间去田地或工厂无偿劳动。大学生当然不喜欢这个，参与率一直很低，1936年只有5%。1939年希姆莱下令要2.5万名学生为秋收帮忙，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往干这些活的波兰季节性劳工难以到位。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不满，几个学校还出现了公开抗议。后来盖世太保出动，一批学生被捕。尽管如此，最后也只有1.2万名学生去参加秋收，其他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想要把农场生活的精神带到大学，也没有成功。一些纳粹化的学生组织曾想建立同志之家，在那里学生会住在一起，而直到1933年，学生都是独自住在私人住所里的。建立同志之家的目的更在于直接取代各种兄弟会，将它们的活动场所供同志之家使用。不过兄弟会利用自己在各大部门的影响力——里面的高级文职官员很多以前都是兄弟会成员——反对建立同志之家。此外，纳粹学生联盟也对此表示反对。最后，连希特勒本人都掺和了进来，他在1934年11月宣布，同志之家会鼓励同性恋。[270]1936年兄弟会垮掉之后，同志之家卷土重来，这次这个想法获得了纳粹学生联盟的支持。到了1939年，同志之家的数量已经不少于232所。后来同志之家废除了每天早上6点15分起床进行体操训练的制度，这一举措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至少加入的学生不用每天很早就叫同伴起床了。然而与此同时，同样深受学生厌恶的每周三晚的政治灌输却没有取消。许多学生都曾被以各种方式劝说加入同志之家，他们将之视为社会机构。上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历了多年简单重复、智力低下的政治灌输之后，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政治教育。比如，1937年汉堡同志之家的负责人抱怨，“大家已经厌倦了一切形式的政治教育。”马堡一个热心于纳粹主义的学生在1939年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纳粹学生联盟的同志之家只是以前学生兄弟会生活方式的延续。”“现在，”1938年维尔茨堡的一个纳粹学生领导人下结论说，“大学里政治狂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要么变得更强硬了，不愿接受灌输，要么已经厌倦了。”[271]

Ⅲ

纳粹学生联盟不满于只用农场义务劳动、劳役和同志之家来改变学生。它还想对大学所教所学施加影响。1936年学生联盟明确说：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被当作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或是教授在科学和学术训练中没有主动地把学生引导到这些意识形态出发点之上，我们……随时准备干涉。[272]

纳粹党的大佬们多次强调这一点，几乎从不厌烦，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满口脏话的汉斯·弗兰克在演讲中说得直白而粗暴，优柔寡断的伯恩哈德·鲁斯特在演讲中则更温和委婉。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即纳粹党改造大学与其改造学校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要把纳粹意识形态放在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位置。不少大学都建立了一些新教席和新机构，主攻种族研究、种族卫生、军事史和史前史。同时，1933—1945年间德国半数大学都增加了德国民俗学的教席。这些新职位多出自大学校长之手，和教育部关系不大。1939年，德国23所大学——按1937年的德国疆界——中的12所都有“种族研究中心”。这些新机构占用了大量资源（经费和优先权），但它们研究的课题在1933年之前的德国大学中都无足轻重。[273]

许多大学都有与这些课题相关的特殊课程来支持这些新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教学和研究也开始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后者在一些大学还成了考前必修课程。海德堡大学的知名纳粹教授恩斯特·克里克于1937年当上校长，亲自教授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课程。不过在第一波意识形态热潮之后，纳粹意识形态的课程都从大学中取消了，到了3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里只有不到5%的课程在主题和内容上有明显的纳粹倾向。1933年没有受到迫害的教授和讲师——当然这是绝大多数——继续教学工作，只对纳粹意识形态做了十分有限的妥协。这些现象引发了纳粹学生的不断抱怨。纳粹官员很多时候对此也了然于心：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瓦尔特·格罗斯（Walter Gross）在1936年指责说，“一些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敷衍国家社会主义，这让人非常尴尬。”敷衍其实是常态。1945年之后，当时的一些学生回忆说他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老派教授，只是在非常表面地迎合纳粹意识形态。[274]纳粹学生联盟曾经想另起炉灶，取代现行教学大纲，以学生主导、按课程划分学习小组的形式，在常规课程之外提供一个完全纳粹化的教育体系。不过，这种做法在学生之间并不受欢迎，因为学生可不敢翘掉常规课程，如果他们既参加常规课程又参加纳粹课程，那就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新课程体系引起了教师的敌意，而且因为学生们缺乏授课需要的知识，他们不得不拉教职工入伙，使得课程的自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被大幅度中和。[275]在很多常规课程中也仍可进行相对开放的讨论，教师们在处理高深的专业问题时一般能很轻松地避开纳粹意识形态。即使是在哲学这样的科目中，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或就道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论时，也可以避免任何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词汇。[276]

所以，尽管纳粹分子想要改造大学，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最终取得的成果却惊人地有限。在多数领域，教学只发生了相对表面的改变。[277]一项对纳粹统治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不到15%用的是纳粹的语言和研究路径。[278]那些传统、自负、以精英自诩的教授公开鄙视政府带进大学里的投机钻营之徒，而这些人的时间也被大学的行政事务占满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向学生宣传他们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纳粹运动的反智主义导致自希特勒以降的许多党内高层对这些理念非常蔑视，认为它们太深奥，和真正的政治毫无关系。纳粹党在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个主管，伯恩哈德·鲁斯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在政治上都缺乏足够的手段和决心，根本斗不过那些狡猾的大学教授，后者经过大学委员会数十年内斗的历练已经成精了。大学会建立一些新的研究中心来研究纳粹党感兴趣的东西，但这却成了学院保守派教授将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兑到偏僻的学术小径上的手段。比如，脾气很坏的极右派历史学家马丁·施潘（Martin Spahn）1934年在科隆大学有了自己的空间政治研究中心。这招一石二鸟一方面把施潘弄出了历史系，在历史系他非常不受欢迎，但在新的地方他却不需要和同事接触，另一方面显得大学很看重新政府的地缘政治理念。 [279]

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实在太过粗糙匮乏，太过自相矛盾，太过不合逻辑，很难对高等教育层次上的教学和科研产生实质性影响。1934年12月，纳粹党又搞了一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讲师协会来框住大学教书的人。和其他一些行业比起来，讲师行业协会建立的时间已经很迟了；不过这一尝试最后还是失败了，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讲师协会领导人瓦尔特·“毛头小子”·舒尔策（Walter‘Bubi’ Schultze）愚蠢无能。舒尔策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治好了希特勒的肩关节脱臼，由此赢得了元首的青睐。他在工作中爱搞小阴谋，往往还遮掩得不好，因此四处树敌。他惹恼了教育部，他的讲师协会让教授们觉得自己的职权受到了非法干预。协会的上级单位，即纳粹党内部于1934年6月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的问题在于委员会领导成员在学术界毫无地位。此外，德国大学的教授可不会像学校老师那样乖乖听命，几乎没有可能让他们去劳役营接受意识形态灌输。德国教授在自己的地盘上十分安全，他们对纳粹党的反智主义持悲观态度。最开始的确有些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一类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学者对纳粹文化解放运动很有热情，不过这份热情很快褪去，因为不久之后纳粹党就表现出对革新德国科学和学术没有兴趣，这些东西对纳粹党来说绝对不是目的本身。到了1939年，甚至连信念坚定的纳粹学人恩斯特·克里克都发问了：“教授们变了吗？完全没有！ 1933年的精神已经再一次离他们远去，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表示部分支持，但至少在他们的学术作品中看不出来了。” [280]

当然，这样泛泛而论有失精确；纳粹主义在某些大学的教授群体中渗透更深。比如，相对来说，耶拿、基尔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是受影响更深的纳粹教学和研究中心，而天主教地区的大学受的影响不大。波恩大学甚至成了大学里的“垃圾堆”，专门接收那些其他高等教育中心不要、被迫换地方的教授，这里的学生也依然以天主教和保守团体为主，直到这些团体于30年代中期被纳粹党解散。在这里只有小部分教职——大约是5%——被纳粹狂热分子占据，10%是党的忠实支持者，其他的要么仅仅在表面上支持纳粹意识形态，要么对其漠不关心，要么反对纳粹政权。尽管波恩大学的380名教授中有1/4反对纳粹主义这一点比较少见，但是大学在任命教授时坚持学术和科学标准的做法无论是在波恩还是在其他多数德国大学中都依然普遍。[281]党卫队保安处在1938年对学术领域进行调查之后下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它抱怨说，“有人指责老师消极应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研究可以打破学科专业化造成的领域限制，但是他们却没人认真对待。”[282]

Ⅳ

纳粹党想让各个传统学科表达纳粹政治意识形态，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物理学。不过的确有人想将物理学彻底纳粹化，那就是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莱纳德是德国科学的权势人物，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1年退休。莱纳德1862年出身于一个酒商家庭，曾经跟随电磁波的发现者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学习，并在1905年依靠开创性的阴极射线实验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如此，莱纳德内心还是充满怨恨，因为他的学生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先他一步发现了x射线；他还指责揭示了阴极射线本质的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孙（J. J.Thomson）剽窃并打压了自己后来在射线领域的工作。莱纳德讲课时颇具魅力，深受欢迎，凭借出色的工作在整个德国享有很高声誉。他注重细致而精确的实验，几乎不花时间在理论上面。他恨汤姆孙，进而发展到讨厌英国。他出生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自出生起就沾染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1914年发展成沙文主义，一战结束时又发展成反犹主义。1919年5月，广义相对论得到了实验验证，爱因斯坦因而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对此莱纳德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283]

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犹太人、理论物理学家和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可以说莱纳德恨什么，爱因斯坦就是什么；就连验证爱因斯坦理论的科学家也是英国人。在后来有关相对论的辩论中，莱纳德领头批判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犹太人的骗局”，鼓动物理学界反对相对论。在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遇刺后，莱纳德拒绝出席官方为其举行的葬礼，且在暗杀之前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暗杀。莱纳德激怒了工会，后者在1922年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不满。后来警察不得不介入，为了保证莱纳德安全，警方将其置于监护状态之下。之后莱纳德原来的大学禁止他返校工作。不过在右翼学生的压力下，莱纳德最终复职。这一风波之后，他在政治上愈发右倾。1924年，莱纳德公开赞扬希特勒一年前的啤酒馆政变。尽管直到3071937年莱纳德才正式加入纳粹党，但此时他已经是纳粹政治运动全身心的拥护者，积极加入了罗森博格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等一类组织。第三帝国成立时，他的热情简直不可抑制，他还兴高采烈地庆祝犹太人教授被赶出大学。此外，他在1936—193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教材《德国物理》（Deutsche Physik）。莱纳德希望这份教材能为基于种族理论的全新“雅利安物理学”奠定基础，将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相对论彻底赶出德国科学。[284]

然而莱纳德那时候已经上了岁数，无法为雅利安物理学的战斗打头阵。肩负这个任务的是他的朋友兼亲密同事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也是个天赋极高但脾气很坏的物理学家。施塔克的成果包括发现原子和分子光谱谱线在电场中会发生分裂，后来被称为施塔克效应。施塔克和莱纳德一样也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尤其因为后者在1914—1918年持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施塔克愈发仇视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革新，以致影响到了他在20年代的职业生涯。

他没找到工作，便将自己的不幸都怪到魏玛共和国头上，并和主要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即汉斯·舍曼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于1933年5月1日任命施塔克为帝国物理与技术学院主席。第二年施塔克又受命担任德国科学紧急事务协会主席，负责分配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后来该协会发展成了德国研究协会。有了这些权力之后，施塔克掀起了一场运动，把雅利安物理学的支持者安插在学术岗位上，还调整了科研的资助和管理办法，从而切断对现代物理学理论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支持。[285]

不过施塔克也有毛病，他太容易给自己树敌。没过多久他便招惹了一堆人：教育部里的高级文职官员、党卫队的人，还有巴伐利亚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此外，“德意志物理学家”内部也分裂了，莱纳德主张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施塔克鼓励将物理学成果用在技术上。然而，如果除去所谓雅利安物理学中的政治争论和反犹指责，基本也就剩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了。里面的概念混乱不清、自相矛盾，让人难以理解。另外，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实在是太有用了，很难被完全忽略，所以其他一些物理学家避开莱纳德的批评，认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包含关键的北欧概念，构成了对犹太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多数物理学家都不赞同莱纳德和施塔克的想法，雅利安物理学进展缓慢。到了1939年，雅利安物理学家在全德国81个物理学教席中只占了6席，而且主要是他们的学生。不过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在一次较量中取得了胜利。那一次他们的对手是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海森堡于1932年凭借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1年，海森堡出生，他跟随现代物理学巨匠尼尔斯·玻尔（NielsBohr）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学习，并于1927年在莱比锡大学当上了理论物理学教授。海森堡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不过他和其他同事一样，强烈感受到解雇犹太研究者对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失。海森堡认为，除非让像他这样的人留在德国，否则这种损失不可弥补。[286]

但是雅利安物理学家可不这么想。1937年海森堡有望被地位崇高的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系聘为教授。作为回应，雅利安物理学家掀起了反对任命海森堡的活动。施塔克在纳粹媒体上公开攻击海森堡，说后者追随让人痛恨的爱因斯坦。这么说纯属意气之争，实际上爱因斯坦否定了所有的量子力学。不过，施塔克的攻击威胁到了整个主流物理学界。面对施塔克的挑战，海森堡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到了75位知名物理学家的签名。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这种公开回应几乎前所未有。物理学家强调，如果不对自然定律进行理论阐明，实验工作不可能取得进步。他们还声称，雅利安物理学家的行动是在损害物理学的声誉，阻碍学生来学物理学，而德国年轻一代物理学家已经非常少了。此后公开攻击便停止了。然而在幕后雅利安物理学家却获得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保安处以及纳粹大学教师联盟慕尼黑支部的支持，他们联手否决了对海森堡的任命。海森堡也不甘示弱。他的家族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家族有些交往。希姆莱的父亲曾在慕尼黑的中学教过书，那时候海森堡的父亲也在。海森堡让母亲去找希姆莱的母亲说情。1938年7月海森堡拿到了满意的结果：党卫队证明了他的清白。不过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施塔克和他的支持者一边。1939年12月1日，获得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系教授一职的是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不是海森堡。米勒甚至连物理学家都不是，而是一个空气动力学家，之所以受推荐是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犹太人和科学》（Judentum und Wissenschaft）的小书，里面攻击相对论是犹太人联合欺骗世界的产物。之后慕尼黑大学的理论物理教学完全停止，雅利安物理学家对此非常高兴，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287]

在物理学之外，其他学科似乎并没有遭此厄运。其他学科的知名科学家并没有想要把该领域纳粹化，只有生物学可能是个例外。数学界曾经有过徒劳的尝试想搞一个“德意志数学”。“德意志数学”更偏重几何，而非代数，因为几何看似和雅利安人的理想人类形态关系更近。不过多数数学家对“德意志数学”不屑一顾，认为其晦涩难懂，和数学关系不大。最终，“德意志数学”宣告失败。[288]同样在化学领域也有所谓德意志化学运动。类似地，德意志化学并不是由政府或纳粹权力机构提出，其创意也来自行业内的化学家。不过，德意志化学概念模糊且没有重点，最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相比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化学的反犹主义色彩较少，它的攻击的目标是西方理性主义，它的理论意在恢复有机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曾经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者欢迎；不过德意志化学运动不如雅利安物理学那样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化学家中没人有莱纳德和施塔克那样的地位。[289]这些想要把科学纳粹化的运动都有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它们自诩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对抽象和形式主义的怀疑，这和官方对堕落艺术的谴责遥相呼应。不过堕落科学更难定义，同时也更难将其和文化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倾向联系起来。[290]所以它最终得以存活，尽管不是没有损失。1933—1939年间，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质量严重下降，这不只是因为许多顶尖的犹太科学家被迫移民，还因为德国科学界逐渐和国际学术会议、访学、研究交流隔绝，而这些对于刺激科学新发展都至关重要。同时，来自科研水平一流国家的科学家到德国大学访学的人数在1933年之后急剧减少。1936年，海森堡便曾向自己的丹麦同行尼尔斯·玻尔抱怨自己日益孤立的处境。为抗议德国驱逐犹太人科学家，外国学术界和学术机构减少了和德国同行的联系。德国科学家的国际旅行越来越只局限或变得局限于政治目的。同时，一旦国际期刊的内容潜在包含了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便会取消订购。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就是如此。[291]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萎缩，更谈不上完全崩溃。也许大学质量确实是下降了，但德国从来不是只有大学在搞科研。从19世纪开始，电力、工程和化工领域的现代大型公司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科研部门，里面都是受过良好训练、拿着丰厚报酬的科学家。依靠这些科学家，德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仍保持优势。不只如此，更重要的也许是政府向科研机构大量注资，注资对象不仅是大学，还有大学之外的机构，如德国研究协会和威廉皇帝协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不难想到，第三帝国在军事和战争相关的技术方面投入很大，比如新武器和合成燃料。医学和生物学也得到纳粹党的支持，农业物产量、化学肥料和合成纤维领域迅猛发展。后来随着重整军备和备战需求日益迫切，科学界的相关领域能够拿到更多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海森堡与其同事的“理论物理为高精尖军事技术必需”的观点才会被接受。他们还在1936年把约翰内斯·施塔克从德国科研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因为施塔克顽固不化地反对理论物理，阻碍了与战争有关的研究拿到经费。[292]政府大幅提升了德国科研协会和威廉皇帝协会的研究经费，但申请者必须显示自己的研究能够支持德国备战，然后政府才能据此下拨经费。当然公正地讲，有时候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倾向于只资助对国家有用的研究，这种倾向对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在第三帝国，这种倾向的广度、强度和死板程度简直前所未有。德国的科研团体实力非常强，如果从科研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1933年的德国很可能冠绝全球。尤其是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其科学和技术创新在第三帝国治下依旧领先全球。这些研究成果包括1938年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的核裂变、重要药物美沙酮和德美罗、神经毒气沙林，此外还包括喷气推进引擎、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还有冷钢挤型技术、航空红外线摄像、电源断路器、录音机、X射线管、彩色电影制作、柴油发动机、洲际导弹等。甚至还有人说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球的电视广播信号就是希特勒在1936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因此，虽然第三帝国在学校和大学都倾向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即使损害了其他学科发展也在所不惜，但是只要最现代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德国即将在欧洲发动的战争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纳粹当局都会毫不吝啬地对其进行全方位支持。[293]

Ⅴ

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保存，主要原因是其太过精密复杂，纳粹意识形态无法将其吸收。[294]比如，纳粹政权建立的头几年，部分人想在历史学界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强调种族和“血与土”理念。但是这种思路立即遭到历史学界地位很高的教授的强力抵制。在大学和中学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类的意识形态鼓手要求历史研究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灌输的工具，放弃传统意义上注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德国历史学家便已经习惯从历史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把国家看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比如，现在有人告诉他们查理曼大帝是个德意志人，但是在历史学家眼里，查理曼大帝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德意志人这一说。同时，历史学家还被要求证明种族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一些人一厢情愿地跟着附和说查理曼大帝有日耳曼血统。东欧专家阿尔贝特·布拉克曼（Albert Brackmann）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因此对查理曼大帝的基督教信仰避而不谈。但是传统史家，比如赫尔曼·翁肯（Hermann Oncken），则强调历史研究首先是追求真理，而不是附和某种意识形态取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尽管他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曾经公开支持纳粹党，1934年11月他却宣称“对过去抱持神秘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切腹自杀”。他说，“只要神话有说话的份儿，历史就无话可说。”因此很多大学历史学家都抵制政府对历史研究的“革新”。纳粹党建立了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机构，比如瓦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领导的帝国新德意志历史研究所。不过该研究所最后没有取得成功，除了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分会有些贡献之外，基本没有任何产出。该分会的领导人是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他和希特勒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时的慕尼黑。[295]

米勒后来在1935年取代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梅涅克（FriedrichMeinecke），成了历史学界风向标期刊《历史杂志》（HistorischeZeitschrift）的编辑。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关于犹太人问题、德国人海外史、一两个政治议题的文章和报告，《历史杂志》基本和以前一样，主要发表以细致档案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文章。[296]领袖原则也被引入历史学界的一些组织和研究机构，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德国学术界教授之间本就已经等级森严，老教授权力很大。1933年，全国历史学家协会为执委会招入了一些知名纳粹分子，1936年学会又被教育部接管。这使得历史学国际会议上的德国代表政治倾向越来越强，并导致德国国内的学术年会被瓦尔特·弗兰克帝国研究中心的纳粹历史学家主导。但是，这反倒让在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再也不想去年会了，大家对年会的冷淡态度令1937年的年会成了绝响。[297]1938年党卫队保安处注意到，历史学家多数时候都“安于编写旧式的百科全书，为理解过去某个时代做出新贡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在其中则没有多少发展迹象。[298]所以，历史学领域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纳粹政权多少荼毒，在新政权的反智主义高压下，历史学家仍然保有和继承了德国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但是，当历史学家，特别是上一代历史学家发出抗议，要求历史学应无涉于政治时，他们的意思和魏玛时期的保守派一样，是说历史不应牵涉党派政治，而不是说历史中不包含政治内容。在他们的头脑里，爱国主义无关政治，相信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进程正确且不可避免无关政治，断言德国对1914年一战爆发没有责任也无关政治。德国历史学家追求客观性的学术研究竟然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资产阶级的成见不谋而合，这实在是神奇。比如，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日耳曼民族在中世纪的东迁为斯拉夫人带去了文明。按这个说法，德国人有权利占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类的斯拉夫国家，因为为欧洲的这片土地带去文明是德国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想过他们可能是在以今度古，而非以古推今。[299]所以，虽然1933年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教授是纳粹党员，但在纳粹党接管大学之后，也没有人因为政治信念和良心辞职，因为他们都觉得那没有必要。[300]

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辈——对历史并不抱持兰克式的客观态度。其中有一位叫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他公开拒斥所谓“没有立场的、对客观性充满偏见的误解”，支持有意识地“将学术和当下生活结合起来”。[301]尽管如此，那些拒绝客观性概念的年轻学者依然要求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反对将历史扭曲成赤裸裸的宣传。因此，当纳粹党内的意识形态强硬派如罗森博格和希姆莱等打算对历史进行种族主义、“血与土”、反基督的异教诠释时，历史学界进行了大量抵制。希特勒自己更愿意称颂德国强大的军力和过去的民族英雄，这些东西更讨教授欢喜。尽管一些更年轻的老师愿意从平民主义的角度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在纳粹及类纳粹的意识形态下，外交史和战争史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一点上，这个时期的德国和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为过去的伟大人物立传被普遍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302]

当时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的典型人物是学院派历史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30年代里特尔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大家。1888年里特尔出生在一个教育程度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担任军官。由于战争经历，里特尔的爱国主义中带有冷静的现实主义考量。尽管他不断呼吁重订《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反对1914年德国犯有战争罪的观点，但他也不断警告不负责任的好战论调和空洞的爱国主义说辞。也许不同寻常的一点是，里特尔没有和反犹主义发生任何联系，他也不信任纳粹党的民粹论调。相反，他支持精英主义，认为不应该让那些不负责任和未受教育的乌合之众参与政治。希特勒上台之后，里特尔对新政权的态度游移不定，时而是有条件的支持，时而是有限制的反对。他好斗且无所畏惧，在帮助被驱逐解聘或者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学生和同事时毫不犹豫。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支持希特勒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政策，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够改革，变得温和一些。在1936年为腓特烈大帝作的传中，他强调德国人已经学会了“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私下里他对纳粹政权有许多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著作和文章都在贯彻一个教育目的，强调德国民族性，描绘德国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也是当时历史学家的共同关切），尽管里面有些观点和纳粹领导层的观点并不相符。[303]

类似地，其他很多学科也轻松地一边应付政府的要求，一边保持一定学术和科学上的独立性。比如，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主要研究人口和农业经济学。同时，里面的学者还在做一个含义模糊的所谓“空间研究”。实际上，“空间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第三帝国以后扩展“生存空间”积累相关知识。社会学家相信细致的经验研究，非常讨厌急功近利的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后者只是想靠意识形态狂热上位罢了。其他大学情况相似。[304]在大学德语文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纳粹时期的教授和讲师集中于文学和语言史，在这些领域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人的种族身份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他们将德国传统和来自域外的文学潮流如爱情文学和美国流行文化带来的威胁置于对立地位。这看起来非常“纳粹”，但实际上该领域的大量学者在一战前就持有这类观点了。[305]

神学教员按研究机构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他们的处境相对困难。新教的神学教员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德意志基督徒，另一派支持认信教会，两派争吵激烈。比如在波恩大学，认信教会的首席神学家卡尔·巴尔特是精神领袖，不过，德意志基督徒的埃米尔·普芬尼希斯多夫（Emil Pfennigsdorf）在1933年4月被选为新任院长。结果在三年之内，他解雇和调走了神学系14名教师中的10名，并让自己的人补了缺。不久之后系里面就完全没学生了。纳粹党敌视天主教，所以在波恩大学天主教教员退休之后，当局拒绝了找人补缺的要求。1939年12个教席中有8个空缺；人数这么少，但波恩的教学还勉强能撑下去，那是因为纳粹党把慕尼黑的神学系关掉之后，那里有两个教授被迫转投波恩。[306]类似的混乱也在其他大学出现过。

和其他学科的相对弱势截然不同，医学系迅速蹿升为纳粹统治下所有大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到了1935年，医学教员已经占了所有大学教员的1/3。医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强势地位也反映在校长任命上，从1933年到1945年，59%的大学校长都是从事医学的人。纳粹政权对医学教学兴趣浓厚，其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为首位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种族卫生学终身教授。其他大学也快速跟进，任命了自己在种族卫生专业的教授；如果没有设立该专业，则在开有该学科常规课程的学院任命相应的教授。但不幸的是，种族卫生学不仅缺乏知识术语，那些教这门学科的人也多是因为意识形态狂热，而不是在学术上有影响力。能干一些的学生会在背后嘲笑这些老师，但是就算是他们也仍然经常通不过该学科下最简单的考试，比如他们会把长得像北欧人的犹太人当成是雅利安人。尽管这种考试手段非常荒谬，但这并没有劝退纳粹教授，他们仍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搞种族研究。比如，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的遗传健康和种族保护中心1933年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纳粹党，1938年成立了一个317完整的科系，创办人是“老兵”海因里希·威廉·克兰兹（HeinrichWilhelm Kranz）。克兰兹曾经是医学院学生，1920年卡普政变之中图林根的自由军团残忍地射杀了15名工人，克兰兹当时参与了这一行动。克兰兹的本职工作是眼科医生，其实他在体质人类学上毫无专业素养。尽管如此，克兰兹在党内的关系还是足以让他创建自己的种族研究帝国。[307]

种族卫生学的老师一般水平较差，他们所教的内容从科学角度来看非常可疑，但不管怎么说，在30年代多数医学系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学科。这可不仅仅是纳粹党强加给大学的。1933年之前纳粹医师联盟、1936年起帝国医师协会的负责人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和鲁道夫·赫斯关系密切，并对替代医学兴趣浓厚。[308]瓦格纳支持纳粹激进分子搞一种建立在药草和其他自然疗法之上的有机医学，命名为“德意志新型疗法”。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传统大学医学机械论科学的蔑视。他特别排斥主流医学对合成药学的依赖。他于1934年6月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个教学医院，意在推广新型的德意志自然疗法理念。为此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课程训练。在瓦格纳1933年于慕尼黑建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协会里，种族卫生学也被加入到了教学之中。很快，“人民的健康”也成了大学医学院的教学特色。瓦格纳为推广种族卫生学不遗余力，他经常成功干涉教育部任命大学医学系教授（1933—1934年驱逐教授职位上的犹太人，很多职位出现了空缺）。比如，从1933年开始，波恩大学的医学17个教授席位出现了12个空缺，到1945年新任命的14名教授中有10个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在教员里面形成了强势集团。通常新来的人可能专攻理论，也可能专攻实践，具体方向和该职位的前任无关。不过即使这样，到了1938年符合条件的医学教授人选仍然太少，教育部已经开始返聘退休人员。比如，67岁高龄的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er Stoeckel）是柏林知名的妇科医生，由于没人能够接替他，施特克尔不得不继续留任两年。人员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能干的内外科医生能够在工业界和军队拿到更多的报酬，且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另外，需要接受种族卫生学教育的学生数量非常庞大，最后其他领域的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被吸收进来从事教学工作。[309]

第三帝国为教育系统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灾难性的。“学术不再是必需。”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33年10月的日记里写道，当时他的大学取消了一周两次（下午）的课程，以便为军事训练腾出时间，这件事被他写进了日记里。[310]一个天生蔑视知识的政府治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纳粹党徒把教育当作工具，首先是向青少年灌输世界观的工具，然后是组织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工具。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像一些传统教育价值比如自由探索、批判性思考和纯粹研究的理念，都被一脚踢开。后来随着备战全面展开，军队对医生的需求日益迫切。1939年大学医学生的学制缩短了。当时医学的教学质量早已下滑严重，因为主流医学训练时间遭到削减，为种族卫生等新学科让路，更不用说学生们还要去参加各种党的活动（集中营劳动、冲锋队活动等）。1935年，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抱怨新进医学生质量太差。他说，里面很多人进来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是党员。甚至有证据显示，为了让他们进来，资格考试的难度被刻意调低。当一个种族卫生的论文都可以通过最后的医师从业资格认定时，像绍尔布鲁赫这样坚守传统的医生会为德国医学的未来担心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311]

虽然如此，医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体制内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仍像他们之前那样从事着教学和科研活动。虽然瓦格纳经常攻击主流医学，但他清楚地知道，医生对于实施纳粹优生学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德意志新式疗法的支持者希望完全废除传统医学系，瓦格纳对此进行了劝阻。此外，德国医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些民族主义者出于民族自豪感也要求延续这一光荣传统。许多领域的严肃医学研究能够保护德国军队免受传染病侵袭，还能够提高德国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所以第三帝国治下医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病理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Domagk）甚至因为发明了抑制细菌感染的磺胺制剂在1939年荣获诺贝尔奖，只是纳粹政权不允许他去领奖。为提高德国人口中种族可接受人群的健康状况和繁殖能力，纳粹党强力支持预防药物研究和对重要致死物的研究。一位纳粹流行病学家首先发现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并于1939年6月建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打击烟草消费。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积极主张禁用致癌物质（如石棉）、危险的杀虫剂和食物染色材料。1938年，空军禁止在其军事基地吸烟。1939年4月，纳粹党的办公机构和邮政机构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各种图书、宣传单和海报都会警告吸烟的危害，不停指出希特勒的嘴里从来没有叼过烟斗、雪茄或香烟。希特勒也不喝酒，而纳粹党在打击过度饮酒（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方面同样积极。其实，烟草公司、酿酒公司、蒸酒公司和酒商可能包含很多党员，为政府提供了重要财政支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党的行动，因为改善雅利安种族的健康状况高于一切。[312]

这些政策令医学研究者忽视了纳粹医疗政策的负面影响。所谓提升种族质量不只包括这些研究和各类预防措施，我们会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措施要消除不利于种族未来的各类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强制绝育，甚至是打着预防医学这一看似意义中性的旗号行谋杀之实。[313]种族卫生和优生学进入了第三帝国的医学教育，这对医学伦理也产生了影响。其他领域的一些医学研究者开始认为劣等种族的亚人类族群可以作为医学实验的对象。[314]第三帝国的医学及相关学科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这让研究人员觉得任何事物只要以促进科学进步为名就都是有理的，无论是可以帮助民族赢得权力斗争，还是可以提高纯理论研究质量。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政府蔑视传统道德的行为反倒鼓励了他们。医学伦理背后深植的基督教信仰仍然为数百万德国人所坚守，最后被纳粹党视为动员雅利安种族精神的一大障碍。没有任何明显证据表明纳粹党人扫除了德国人民坚守的其他一些道德和文化认同，成功以他们自己那半吊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但是，对一种政治体制的忠诚，即便是像第三帝国这样极端的政治体制，也绝不是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上。至少在传统政治之中物质因素可能更为重要。纳粹党上台的背景——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它上台的原因——是那场在现代历史上中最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民众对纳粹党在宗教、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雄心壮志漠不关心，但如果它能够将德国带出经济危机，解决20年代末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减轻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绝望，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能保证民众对第三帝国的支持。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第一节 “战胜失业”

Ⅰ

1933年6月27日，希特勒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兴建一种新型道路，即高速公路。这种双向的机动车道将把德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乘客和货物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达目的地。这个想法最初源于意大利于1924年修建的高速公路雏形。而在德国，从1926年开始，一些私营企业已经在谋划将汉堡、法兰克福和巴塞尔（Basel）连接起来，有的计划已经深入到各种细节问题。不过，后来的经济大萧条使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几乎就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希特勒便决定重启高速公路计划。1933年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国际机动车展上讲话。他声称，一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状况在未来将成为衡量其繁荣程度的主要准绳。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在之前几年的竞选季，他曾经乘汽车环游德国。在希特勒看来，驾驶汽车或者至少是乘坐汽车是一种比驾驶或乘坐飞机和火车更好的美学体验。因此，新的机动车道要沿着观光路线修建，以便乘客在休息区下车放松双腿的同时还能欣赏德国的田园风光。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在1933年6月30日被希特勒任命为高速公路建设负责人。在托特眼里，修建公路甚至代表着种族性的成就，即通过机动车把伟大的德意志精神带到祖国真实的树林、高山和田地里去，表现北欧人在现代技术支持下对冒险、速度、兴奋的热爱。[1]主要是托特说服希特勒接受了上述想法。托特是土木工程师出身。他曾经帮慕尼黑的扎格尔和韦尔纳公司（Sager and Woerner）修过柏油路和沥青路，且1923年就已经加入纳粹党。托特1891年出生于施瓦本地区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镇，接受了专业教育之后，他一战时在空军服役。他对党的忠诚主要源于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慕尼黑政变失败之后，托特开始避免过分活跃地投入政治运动，转而专注于自己的主业，但又在1932年加入了冲锋队预备队，同时领导着创立于1931年的纳粹党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战斗联盟的工程师分会。和党内的其他技术专家一样，托特把纳粹运动看作一场决定性的、充满活力的现代运动，它能在魏玛共和国逐渐凋敝之际为德国赢得一个全新的未来。在他眼里，这场运动要将科学和技术集中应用于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于日耳曼种族的利益。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等党内的一些经济学智囊敌视机械化和合理化机制，认为它们会导致失业。为了堵他们的嘴，托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建设计划，高速公路计划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10月托特就此向党的领导层递交了一份报告。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首席技术顾问，为自己的想法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希特勒宣布开始兴建的高速公路计划，基本上只是把托特的想法从理论变成了实践。[2]

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参加了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汉堡—巴塞尔高速公路建设开工仪式，并铲了第一铲土；1935年5月，法兰克福到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高速公路的第一段正式开放；1938年夏天德国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3500千米。高速公路可能是第三帝国宣传品中最长寿的一个，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

希特勒个人对高速公路的路线规划兴趣浓厚，时不时会认为某条线路上的风景不是最美，然后要求改道。他还坚持亲自审批桥梁和服务站点的设计，其中许多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希特勒更多地将设计任务交给建筑师而非工程师，包豪斯的前校长密斯·范德罗厄甚至提交了两个服务站点的建设计划。高速公路的现代性，风格简约的宏伟大桥跨越大河和峡谷，优美的双向公路穿过高山和平原：这是第三帝国最让人震撼的作品之一。托特指示设计者，要将堤坝和隧道融入沿途风光之中，在道路两旁种上各种本地植被，让德国的自然风光清晰地呈现在司机和乘客眼前。[3]但实际上，高速公路彰显的不是融入了德国精神的自然风光，而是被技术征服的自然风光。宣传机器拼命鼓吹，说这些高速公路堪比古埃及金字塔，是现代奇迹，其宏伟程度超过了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中国的长城，更是凸显了它的技术性。“开辟森林”，卡尔·特奥多尔·普罗岑（CarlTheodor Protzen）为一个高速公路桥写的标语大胆地宣布，“炸毁山岩，凿通峡谷，征服远方，在德国的土地上开出金光大道”。[4]

托特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未按他的预期实现。从1938年到1945年，德国高速公路的里程只在3500千米的基础上增加了500千米，因为建筑资源不久便转向了和战争更直接相关的项目，帝国国防部甚至否决了一些战略意义不大的路线，坚持必须优先修建战略敏感区（如东普鲁士）的军事公路。由于这些干预和战后的拖延，汉堡到巴塞尔的高速公路直到1962年才真正完成。[5]而且，1939年之前很少有人能享受这些公路，因为德国是当时机动车化程度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1935年，德国只有1.6%的人拥有机动车，法国是4.9%，英国是4.5%，丹麦是4.2%，连爱尔兰都比德国高一点儿，1.8%。但这些国家连美国的脚指头都够不着：当时美国的汽车拥有率达到20.5%，相当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汽车。[6]

地图9　德国高速公路网

在柏林车展上，希特勒不只宣布了新的高速公路修建计划，他还推广赛车运动，并降低有车一族的税务负担。[7]结果，仅从1933年5月到6月，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便上升了40%；从1932到1933年，机动车的产量翻了一番，到了1935年又翻了一番，德国汽车的年产量达到25万辆，汽车价格也比20年代末便宜了很多。国外汽车品牌的销量从1928年占总销量的40%下降到了六年之后的10%。[8]客车数量从1932年的刚过50万增长到1936年的接近100万。[9]甚至连当时经济拮据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都在1936年初为自己购置了一辆车。不过很快他就后悔了。他在1936年4月12日写道，“这车绑住了我的心灵、神经、时间和金钱。开起来不舒服，不时让人心烦，这些根本不是事儿，”他接着说，“甚至连开进开出的麻烦事儿都可以忍受，真正的问题是这辆车一直在出毛病，从来没消停过。”[10]

不过，连克伦佩雷尔也不得不承认高速公路的“宏伟壮丽”。1936年10月4日，他开着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驰骋，热情洋溢地记录下了自己和妻子享受“美好风景”的过程，他甚至“好几次飙到了80千米/时”。[11]可是，尽管汽车拥有率上升了，在1939年以前，德国社会的机动车化进展依然缓慢，说它是德国这些年经济复苏的动力显然是夸大其词了。[12]确实，在 1938年以前，德国汽车产量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很多，但汽车拥有率仍然只有1/44，远低于英法的1/19。[13]在德国，铁路系统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客运和货运功能。铁路运输业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用人产业，在纳粹德国时期采取集中化管理，并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使得1932—1938年间电力火车头的数量提高了50%（不过基数很小），小型转轨引擎的数量提高了4倍。[14]不过，当时铁路行业总体上遇到了周期性的投资不足。因为嫉妒商业车辆在货物运输上的优势地位，铁路管理部门成功把商业车辆免税政策推迟到了1935年1月，但不久之后，商业车辆的增产速度就大大超过了客运车，1934—1935年达到了263%，而客运车则是74%。[15]

即便如此，汽车仍然是希特勒心目中德国高科技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未来的德国人手一辆汽车。20年代，他在兰茨贝格监狱打发时间时读到过一篇有关“德国的机动车化”的文章。30年代早期，他设想了一款售价不到1000马克以便绝大多数人都消费得起的小型家用汽车，并画了一些粗略的设计草稿。尽管主流汽车工业界对希特勒的想法表示怀疑，他还是争取到了跑车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的合作，1937年末，波尔舍设计出了汽车雏形。在希特勒坚持下，纳粹党的工会组织德国劳工前线投资建了一个大工厂来生产这款汽车。希特勒希望新公司最终能够摧毁美国欧宝（Opel）和福特公司在德国小型车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希特勒给这款汽车取名为“人民之车”和“力量来自快乐汽车”，他设想每年至少有100万辆车走下生产线，并展开广告宣传攻势，鼓励工人存钱买一辆，口号是“人手一辆车”。 [16]

宣传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9年4月一个在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社民党特工报告道：

很多德国人为“人民之车”的出现感到万分惊喜。德国真的掀起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狂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汽车成了德国千家万户的主要话题，国内和国际政策等其他问题都被暂时抛到了一边。美好的未来遮盖住了德国日常生活中的阴暗面。只要“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测试模型一出来，人们就会蜂拥而上。承诺“人手一辆车”的政治家，只要人民相信他的承诺，他就会成为人民政治家。就从“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来看，德国人确实相信希特勒的承诺。[17]

1939年2月17日，在柏林的国际机动车展上，希特勒无比自豪地亲自展示了一台参展车，并送了自己的伴侣伊娃·布劳恩（EvaBraun）一辆作为生日礼物。尽管在第三帝国期间从来没有成品从生产线上下来，这款汽车依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就是后来的大众汽车，战后被人们称为“甲壳虫”——这个名字便源自希特勒最初的圆形设计。在20世纪下半叶，大众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汽车品牌之一。[18]

Ⅱ

建设一个机动车化的社会并不只是为未来描绘一副宏大的技术图景，它还将在经济上带来更多实惠。弗里茨·托特估计，兴建高速公路将带来6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修公路本身，还包括为建设提供各种基建材料的工业生产。1935年6月，仅修建高速公路就吸纳了12.5万人，所以这个计划确实带来了就业机会，只是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多。[19]纳粹党在30年代初期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主要原因便是它允诺要把德国带出经济危机的泥潭。1933年1月，共有600万人登记失业，超过300万人未纳入统计范围，其中很多是女性。1929年中期，德国的就业人数为2000万；到了1933年1月，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150万，其中许多人从事的是短期工作，或者被迫接受了工时缩短和工资下降。大规模失业使工人运动失去了罢工这一主要的谈判手段，并为纳粹当局在1933年头几个月摧毁工人运动省去了不少麻烦。不过，1933年1月30日成立的以希特勒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宣布，让德国人不再失业是头等大事。[20]早在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他第一次广播演讲中就说，“向失业全面宣战，拯救工人于水火”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四年之内，”他宣布，“失业问题必须最终解决。”[21]

希特勒可以继承魏玛政府已经实施的促进就业机会计划。1931年夏天，德国放弃使用金本位，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复苏。1932年末，在工会的压力下，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短命政府基于前任弗朗茨·冯·巴本和海因里希·布吕宁的计划开始行动。巴本以税务凭证的形式准备了3马克来修路、修房和提高农产品产量，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施莱歇直接投了5个亿，纳粹党在1933年夏将投资提高到6个亿。投资计划在1933年1月28日才开始产生效果，这让纳粹政权可以将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其实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是金特·格雷克（Günter Gereke）的主意。格雷克是经济学家，1932年12月15日成为帝国促进就业委员会负责人，并一直任职到1933年。1933年4月27日，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宣布，失业人口已经减少了超过50万。减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季节因素造成的：冬季过后就业率会提升。1932年最后几个月已有迹象的经济回暖也是一个原因。希特勒的政府在时间上交了好运。[22]

不过，纳粹党在经济复苏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1920年党的纲领拿出了一份非常左的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私人企业的大规模国有化等，以致十年之后当纳粹党真正有机会上台时，希特勒和党的领导层不得不极力安抚德国工业家和财团，让他们确信党已经长大了，不会再那么幼稚地要去搞国有化了。1930年，党的主要高层行政官员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设立了一个经济政策部门，该部门和商业界保持密切联系，致力于制定未来的增进就业计划。1932年7月，纳粹分子在竞选活动中玩了一个把戏，它提出失业者能以参加公共劳动的形式获得政府信用。劳动包括排空沼泽、开凿水渠、开垦荒地等。他们宣称，德国应该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萧条的状况下走出来，不能等待国际贸易复苏。[23]

泽尔特还有更加雄心勃勃的想法，他想就劳动力密集型建设项目发行债券，这个想法被内阁接受了。1933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第一部《降低失业法》（Law on the Reductionof Unemployment），这让政府给“赖因哈特第一计划”（FirstReinhardt Programme）公共工程筹集的资金又多了10马克。弗里茨·赖因哈特（Fritz Reinhardt）是当时德国财政部的国务秘书。1933年9月21日又通过了第二部《降低失业法》，也叫“赖因哈特第二计划”（Second Reinhardt Programme）。这个计划通过信贷为私营公司筹了5马克，主要用于启动新的建设工程和雇佣新的劳力。[24]据估算，所有这些计划加在一起，加上一些小的调整，政府为创造工作机会在1933年末投入了超过50马克（但到了1936年初已经花了35马克），极大扩展了1933年初从施莱歇政府接手的促进就业计划。[25]此外，政府完善了对房屋买卖、改造和维修进行补贴的体系，这是巴本政府在1932年9月为刺激建筑业采取的措施。最后，纳粹党还向一些贫瘠地区大量注资，这些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它心里还有一个盘算是，如果战争爆发，搬出大城市的产业越多，敌机轰炸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就越小。[26]

纳粹政权还在快速开展行动，减少劳务市场中的人数。这样，有就业需求的人减少，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举措是婚姻贷款的出台，这是1933年6月1日《降低失业法》的一部分，后续还有一系列调整。按照规定，只要女方在法律出台前的两年内工作了超过六个月时间，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就可以提前申请最多1000马克的无息贷款。这项措施的关键在于，在结婚时女方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能进入劳务市场——除非丈夫失业——一直到完全偿还贷款为止。这不是一个短期措施，因为政策规定每月只能归还贷款额度的1%，这意味着贷款最多要还八年零六个月。而且，贷款几乎没有全额发放的，平均额度是600马克，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年收入的1/3。不过，后来增加的一个后续措施使这笔贷款变得很有吸引力。1933年6月20日的一项补充法令宣布，贷款夫妇每有一个小孩，贷款就减免1/4。这样，如果有了4个小孩，贷款就不用还了。当然，符合要求的夫妇必须是雅利安种族的。这项措施和第三帝国很多其他措施一样，除了发挥其基本功能之外，同时还是种族政策的工具。根据1933年7月26日的一个补充法令，所有的申请者都要进行体检，以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如果申请者有任何遗传病、不合群、没有固定住所、酗酒，或是和共产党一类的抵抗组织有联系，申请都很有可能被拒。而且，为刺激生产并保证钱用在了正道上，贷款是以票证而非现金的形式发放，只能用以购买家具和家用物品。[27]

让女性离开劳务市场来减少男性失业率，这种方法并不是1933年才有。实际上政府在1924年为维护经济稳定，以及在1930—1932年为消除危机而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就部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双薪家庭中出去工作并赚得薪水来提高家庭收入的已婚妇女被统统解职。她们在私人企业中也受到不小的压力。[28]尽管当时德国女性已经拥有选举权，魏玛时期的所有政党都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29]纳粹分子只是人云亦云，但他们声音更大、更坚定、更无情。与很多其他领域相似，在妇女问题上希特勒也起了带头作用。1934年9月8日的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希特勒说妇女解放的想法是“犹太知识分子”编出来的，从本质上讲是非德意志的。他声称，在德国，男人的世界就是国家，而女人的世界是“丈夫、家庭、孩子、房子”。他接着说：

女人出来干涉男人世界的事情，干涉他们的主要领域，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对的。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最自然的。感情和心灵的力量属于女人的世界，而眼界、强硬、决断力、行动能力属于男人的世界。[30]

其实这话戈培尔在1929年早就用更朴素的方式说过了：“女性的任务就是打扮自己，然后生孩子……雌鸟总是为雄鸟打扮，然后为它孵蛋。相应地，雄性负责觅食、站岗、击退敌人。”[31]戈培尔这番话显示了他对鸟类学的极度无知（他对许多其他事情也都很无知）：有很多鸟类，比如孔雀和天堂鸟，是雄性爱打扮，还有一些鸟类，例如帝企鹅，是雄性孵蛋。也就是戈培尔会强调女性必须打扮得漂亮，希特勒对此从不关心。不过，纳粹的观点很明确，戈培尔借自然界打的比方也很直白：1933年的一本纳粹意识形态入门读物说，“德意志的复兴是男人的事情。”女人该待的地方是家里。[32]

因此，婚姻贷款计划和贬低女性在外工作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点，有利于降低失业数据。计划实施之后，纳粹的宣传人员便称赞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计划完整实施的第一年，即1934年，政府发放了近25万的贷款，1935年这个数字掉到了15万，不过1936年又增加到17万，至此已约有1/3的新婚夫妇接受了国家贷款的帮助。[33]这些数据确实非常光鲜。不过，相关措施对降低失业起到的效果并没有像纳粹党自己说的那么好。因为女性总体上并未和男性竞争同样的工作，所以劳务市场少一个女性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工作空出来给男性。虽然两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于20—30年代逐渐被打破，但是工作中的性别差异仍和19世纪后期一样。工人中只有不到1/4是女性，她们多从事纺织、裁缝、餐饮工作。家庭用人也都是女性，“家庭助手”是女性比例较高的职业。与此相比，在主要工业部门工作的女性人数很少。因此，婚姻贷款带来的主要改变只在整体就业数据中体现出来，实际上并没有为失业的男性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因为无论处境多么让人绝望，那些钢铁行业和建筑行业中的失业者都绝对不会去搞家政清洁和织毛衣。此外，婚姻贷款必须被放在1932年下半年和之后的经济提速这段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大萧条过程中，以前没有登记的女性在父兄丢掉工作后也去登记了，而当男人们重新找到工作以后（主要选择在对重整军备至关重要的重工业领域），这些女性就辞去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可不想同时挑两副担子，既要照顾家里和小孩，还得在外工作挣钱。由于经济危机，许多人都推迟了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贷款政策出台的第一年有很多人申请，这说明推迟结婚和生孩子的夫妻为数不少。所以，他们申请贷款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决定，和政府的刺激政策无关。[34]

然而，不久之后纳粹分子就开始大肆宣称，在他们采取措施之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困扰德国经济和德国社会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已被瞬间解决。1934年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比两年前降低了一半还多；1935年失业人口近220万，而1937年已经跌进100万以内。希特勒说要四年之内解决失业问题，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胜利完成了任务。许多人听信了纳粹宣传机器吹嘘国家已经“战胜失业”的谎话。从1933年5月开始，纳粹党借此赢得了许多心存怀疑的人的支持，还让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们陷入新一轮狂喜之中。人们相信希特勒真的在重振德国经济，这是纳粹政权在建立之初便获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35]那么，这个一些人所谓战胜了失业的“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是否符合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复苏模式（大胆的赤字支出政策，巨额的投资增长，以及从大萧条的深渊中恢复过来，总体摆脱贫困和提升生活水平）？它是否为毁于二战的德国打下了50年代西德经济奇迹的基础？[36]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范围的经济复苏那时已经开始，尽管速度很慢。在德国，经济复苏是基于快速增长的商业投资信心，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第三帝国的政治局势比之前的魏玛共和国相比更稳定，而且它镇压了工人运动，给了用人公司更大的运作空间。而且，1929—1931年的失业问题被一战前的婴儿潮加重了，在大萧条期间，这批长大的婴儿正好离开校园涌入了劳动力市场。不过，情况在1932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一战时期出生人口很少，而1932年正是战时婴儿成年的时间。据现有统计数字的趋势显示，1914—1918年出生人口大约少了200万，而战争年代孩子的死亡率受到食物短缺因素的严重影响，比平时高了约40%。所以，1932年后劳动力市场形势因为总体工作需求下降而得到了改善。[37]

之所以说纳粹党上台时极度走运，不仅是因为当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更是因为纳粹百般吹嘘的经济复苏政策只不过让德国的经济状况恢复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比如在住房方面，1936年德国新建和改装住房310490所，数量看起来十分可观，但这和1929年遭人嫌弃的魏玛共和国的317682所比起来还是略显不足。德国政府在1928年提供了10马克的补贴进行住房建设，而1934年这笔钱完全被砍掉了，转而被集中到了住房维修上。还有，建筑行业增加的从业人员大多从事大型掘土项目，但许多都是被强迫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大型土方作业，和住房没有半点关系。[38]纳粹政权一直热衷于统计数据造假。不只是参加劳役的人，以前没有登记过的家庭和基本没有酬劳的农场工作者（多为女性）也被算作就业人员。但是，这些人都不能算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从业者，他们根本没有稳定的工资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自己的家庭了。这些隐性失业人口加起来约有250万左右，这样一看，尽管纳粹统计说当时德国失业人口刚超过200万，但真实数据应该是接近400万。[39]1935年1月，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就认为德国仍然有超过400万的失业人口。[40]纳粹德国还对统计数据动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手脚，比如临时工被算作了永久雇工。1933年1月到1934年12月之间，人数超过50万的城市里依靠福利救济的长期失业人数下降了60%，从纸面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仅仅是因为“福利救济失业人员”这项统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统计在福利部门登记拿补贴的人，现在是统计在劳务介绍所找工作的人。举个例子，1934年3月末，汉堡的劳务介绍所记录共有5.4万拿福利的失业者，而福利部门则记录有近6万人失业。[41]

除此之外，一些贸易和行业分支缩减了工时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但是有工作的人工资便因此下降了。劳务介绍所只能提供短期工作，稳定工作仍然很少。很多年轻男女被迫加入志愿劳役或者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农民们一般很讨厌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到来只是意味着又多了几张要吃饭的嘴。任何拒绝参加的人会被取消福利、强制劳动甚至关进监狱。有些地区所有18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都被集中起来，有人告诉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去田里劳动，要么立马失去所有福利。但这种工作的工资实在太低了，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福利收入还低。干这种活的工人仍然需要福利收入来维持工资抵不了的额外开销。[42]即使是在地位很高的高速公路计划中，工作条件也非常糟糕，食物配给跟不上，工作时间还很长。工人们经常抗议，有一次甚至还烧了工人营房。许多人其实是被征召进去的，有理发师、白领工人、旅行推销员，这些人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施工现场事故频发，相同的事故不断发生。一个建筑工地爆发了700名工人的抗议活动，其中2/3的工人在几个月内被逮捕；那些最起劲的抱怨者都被送进达豪进行“再教育”，以此杀一儆百。[43]这些举措和严格控制劳工以及废除工会等措施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44]

所谓志愿劳役，其实不是纳粹党的发明，在纳粹夺权之前便已经存在了，1932年已有28.5万人参加。193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2.2万，但其中许多人都是城市居民，却被派去做一些短期农业劳动，比如帮忙秋收，但这是农民反正都会干的一类活儿。所以，尽管这类计划的确是降低了官方统计数据中的失业人数，但却没能提升德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指出，所谓经济复苏并没有影响到消费商品，1935年5月的消费品产量依然比七年前低了15%。1933年到1934年零售贸易量降低了，因为工资一直没涨，食物和衣服的价格却都涨了。凯恩斯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意在创造工作机会来刺激经济复苏，而巴本政府至少在理论上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这一理论以国家贷款和就业计划提高工人收入，刺激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直至整个经济复苏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但是希特勒上台两年半后，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些事。[45]

Ⅲ

实际上，纳粹政权的增加就业计划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复苏计划有很多不同。希特勒1933年2月8日向政府部长们解释了计划的真正目的：

德国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必须致力于重整军备。每一个公共财政支持的就业计划，其必要性都必须按其是否支持了德国重整军备来判断。在任何决策中这个原则都必须优先考虑……德国的国际地位将由德国的军事地位决定，而经济地位也将由军事地位决定。[46]

希特勒还说，修建高速公路也是战略决策。[47]1933年5月29日，希特勒在向德国工业家们展示高速公路修建计划时，甚至提议公路上方应该用钢筋混凝土封闭起来，这样当坦克和运兵车开上前线时就可以避免敌人对高速公路展开的攻击。可是最后他们修建的高速公路线路和所有可能的战争前线都离得很远，同时路面太薄，承载不了坦克和一些重型军事装备。闪闪发光的路面很容易被敌机定位，不得不在战争期间涂上颜色进行伪装。虽然高速公路在意识形态、美学、宣传方面作用巨大，但希特勒以及公路的建筑师弗里茨·托特的建设计划主要考虑的还是战略需求。[48]希特勒要求人们注意引擎工业对德国未来军事地位的重要意义。他相信引擎将带来关键影响（即使不是直接影响）。“汽车和飞机都以引擎工业为基础，”他说，“比如，如果没有柴油机在汽车工业中的发展，就不可能为其在航空上的应用打下必需的基础。”[49]一家有汽车生产设备的工厂可以迅速转向军事生产，且生产汽车引擎获得的利润能够用来支持发展飞机引擎。[50]

但是，德国的机动车化不过是纳粹党的又一个幻想。从30年代中期开始，各类资源都转向了军事生产，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汽车生产速度放缓，到1938年已经跟不上需求。工人们在大量的广告宣传效应下每周存钱买一辆“力量来自快乐汽车”，最终不过是加班加点为重整军备作了财政贡献而已。1939年末，27万人以这样的方式一共借给国家1.1马克。最后，至少有34万人向这个计划投了钱，可是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汽车。1939年9月汽车厂都已经转向军备生产了。[51]军方认为汽车制造业规模扩大是以后军队能够快速移动的关键性前提条件。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钢铁和工程等基础产业将优先于消费品产业，因为钢铁和工程是重整军备的基础。让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男性重新工作，能够让他们强健起来，从好吃懒做的失业人员变成潜在的战士，所以更重要的是规训他们，而不是给他们高工资。在希特勒看来，年轻人能够“自愿”（真实情况当然是不自愿）服劳役，挣低于福利标准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如何在以后的战争中忍饥挨饿。[52]

更直接的是，希特勒想要重启被1919年和平协议限制德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条款禁止的德国武器生产。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向军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领导人物讲话时说，必须在八年时间里为德国东部的“居民创造生存空间”，因为那时候经济复苏的势头将会消失。不过由于“西方列强不会让我们这么干……因此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先后闪击西方和东方”。所以，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完成。[5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3年的德国基本没有空军，没有军舰，没有坦克，甚至多数最基本的军事装备都没有。陆军这时候只有不到10万人。1933年2月，希特勒以促进就业为幌子重启了一个重整军备计划。该计划是施莱歇计划的修订版。希特勒在2月9日说，“所谓就业计划只是为了掩饰他们是在为国防事业工作。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对此严格保密。”[54]根据军方1932年的计划，为支持第一阶段的扩张，陆军自己从施莱歇计划中索取了5000万马克，而空军委员会只要了略超过4300万。这些钱对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少了，他认为重整军备需要10级别的投资，越快完成越好，如果列强在德国有能力抵抗外敌（如波兰）入侵之前发现了它的重整军备计划，只有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才能让德国渡过难关。最后陆军说服了希特勒，说重整军备的第一阶段做不到更多了。于是希特勒下令把用于经济复苏的资源让给陆军，1933年4月他更是让陆军自己控制重整军备的预算。[55]

陆军一共控制了2800个企业，它们受到军令节制；1934年，它们生产了德国一半的钢铁、工程以及汽车。经济大萧条，这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所以一开始陆军只是在消耗过剩产能，没有要求追加投资。1932年，德国工业的投资水平比1928年要低17%。但之后增长就开始了，1933年比1928年高21%，1934年是40%，而1935年是63%。同时，建设德国空军的准备也开始了。1934年3月的一个生产计划显示，空军到1939年要造出1.7万架飞机，许多计划被伪装为生产客机，而一旦时机成熟，客机就可以改作轰炸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58%被列为“训练机”。到了1935年，已经有7.2万人就职于飞机制造业，和1933年初的4000人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地，1933年7月克虏伯公司开始大规模制造所谓“拖拉机”，这个遮遮掩掩的名字其实指的是坦克。1934年，联合汽车公司（Auto Union Company）建立了一个军用汽车生产部341门，它用了一个模糊的名字作掩饰：中央办公室。1933年11月，海军订购了价值4100万的军事装备，以及价值7000万的战舰。柏林的柏西格公司（Borsig）和汉诺威的波舒默尔公司（BochumerAssociation ）等大公司也开始制造步枪和大炮。这些生产活动立刻带动了就业。1933年1月，毛瑟步枪厂的工人数量从800涨到了1300；1933年的头四个月，制造榴弹炮和机枪的莱茵冶金公司（Rheinmetall）添了500名新丁。全德国的数百家公司都在一边军事化一边招人。这些狂热举动不可避免地对工业造成了广泛影响，为了满足军方对武器或和武器相关的快速增长的需求，钢铁、工程、煤矿公司加快生产，招了更多的劳动力。到了1934年末，政府注意到失业人数比起其上台时已经下降了一半还多，便叫停了一些创造岗位的政策。从那时开始，它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政策来吸收德国剩余的失业人口了。[56]

地图10　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935年5月，纳粹使出了减少失业人口的最后一招：强制服役。1933年10月，希特勒曾问过英国大使，英国是否会同意德国将陆军规模扩大2倍，即30万人。不久，陆军开始基于1932年12月11日达成的一个国际协定进行征兵（该协定意在取代《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并在一个新的国际安全体系中赋予德国平等权利）。大规模征兵发生在1934年，以新成立的德国空军招募了数千人开始，最终于10月1日将陆军人数扩大到24万。但这还不够。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允诺陆军重启征兵制度。3月15日，希特勒以法军延长服役年限为借口，正式通知帝国国防委员会——这个决定使很多军官都非常吃惊——从现在起，所有德国人只要身体健康、不是犹太人、已满18岁且已经服完了六个月的劳役，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一年。1936年8月，服役期延长到两年。1936年6月12日，342据总参谋部估计，如果将预备役和非战斗人员算进来，陆军总人数已经略超79.3万。二战前夕，德国活跃的陆军军事力量已经达到近75万人，还有超过100万的预备役。1935年春，德国政府正式宣布空军的存在，那时候总计有2.8万名军官和人员在空军服役。到了1939年8月，这个数字增长到38.3万。[57]海军的重整最开始以1932年11月的计划为蓝本，进度相对缓慢，之后同样疾速展开。1933年只有1.7万海军军官和水兵服役，而1939年战争开始时这个数字增长到近7.9万人。[58]总体上，军队的人数增长吸收掉了剩余的年轻失业人口。1936年后，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就再也不提什么“战胜失业”了，绝大部分德国人民都认为他们已经胜利了。[59]

Ⅳ

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政府正处于一场财政危机之中。当时，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多，迫使希特勒的前任大幅削减了政府开支。银行破产、商店倒闭、大规模失业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猛降，政府税收急剧下滑。这种状况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比如，1938年政府开支占了全国收入的35%。政府税收为177马克，但当年政府实际开销达300马克，是税收的近两倍。那么德国是从哪里弄到钱进行重整军备并创造工作机会的呢？其秘密在于“创新型借贷生产”。对传统经济决策者来说，这项政策是个禁忌，因为它很容易导致通胀风险。当时，没人愿意再看到1923年发生过的不可控的高通胀。帝国银行行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并不看好政府在财政赤字中重整军备。路德是传统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有从政经验，曾经担任过德国总理。他希望维持受国际支持的帝国银行的政治中立地位，因此当1933年1月30日褐衫军银行大楼前升起卐字旗时，路德曾当面向希特勒抗议。这让纳粹分子觉得路德和他们不是一路人。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用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换掉了路德，而沙赫特就是那个曾在1923年末遏制通胀的金融魔术师。[60]

沙赫特是第三帝国领导层中的异类。在正式场合下，其他部长都身穿军装，脚踏长筒靴，而沙赫特则是一身西服：高白衣领、衬衣领带、黑色大衣、圆顶礼帽。他身材瘦削，不显山不露水，戴着无框眼镜，令他显得内敛而学究，和政府其他领导人野性十足的做派很不协调。他的出身和那一批人也完全不同。1877年，沙赫特出生在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他的施洗名是霍勒斯·格里利·亚尔马·沙赫特。他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七年，非常崇拜《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创始人，也就是“到西部去，年轻人”这句口号的发明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因而也给沙赫特取名“霍勒斯”，而他在德国广为人知的名字，即沙赫特，是来自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母亲家族的名字。他曾在汉堡的一所知名中学学习，后来去慕尼黑大学跟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随后成为一名见习记者，获得了实际工作经验，接着又去巴黎学习了法语，并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经济的博士论文。因此，沙赫特的背景丰富多样，对其他国家了解很深。威廉二世时期，他和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如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等做了同事。慢慢地，他的政治立场偏向了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他曾经为贸易协定组织撰文，这让他和德意志银行的创始人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建立了联系。通过这层关系，沙赫特进入了真实的财政世界，他在银行界爬得很快。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沙赫特曾参与战时经济管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如果他的话可信，1938年他还因为第一任妻子是纳粹主义的激进支持者而和她离婚。在魏玛时期，沙赫特的选择是社会民主党。[61]

1923年末，沙赫特被财政部长汉斯·路德任命为国家货币委员会委员，开始崭露头角。这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因为路德看中了沙赫特在金融圈中的丰富人脉，因为前几年沙赫特连续当了好几个大银行的主管。他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升任帝国银行行长，接替1923年11月20日突然去世的前任行长。期间，他巩固了自己金融魔术师的地位：他成功维持了地租的稳定，在德国极右翼的一致反对下重启了“扬计划”（Young Plan）的谈判，解决德国赔款问题。不过，由于政府在1930年初重新就计划的部分进行了谈判，而沙赫特对此持有异议，于是他选择辞职，暂时退出了财政界。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极右民族主义。此时，他已经退出了社民党，还没有加入任何党派。1931年初，在赫尔曼·戈林的介绍下，他在一场晚宴上结识了希特勒。纳粹领袖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而沙赫特和当时许多知名人物一样，认为只要希特勒愿意接受更保守也更有经验的人——比如沙赫特自己——的意见，他的激进主义可以慢慢得到驯化。[62]

在希特勒看来，沙赫特是管理财政的最佳人选。他需要沙赫特为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筹集资金，确保政府开支的快速增长不会引来任何麻烦。沙赫特甚至都用不着入党。他后来声称自己在纳粹政权中任职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他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希特勒很像。他也许不是一个煽动暴力的急先锋，但绝对全心全意支持纳粹政权的首要目标，即以最快速度重新武装德国。1933年5月末，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赤字计划。当时，四家大公司以100万马克的资本一起创建了冶金研究中心（Metallurgical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研究中心获得授权发行“冶金券”（Mefo bill），该券由德国政府担保，由帝国银行负责折价购买。而银行购买的方法就是印钞。1934—1936年间，德军购买的一半军火都是用冶金券支付。由于国有银行通过印钞来消化这些冶金券，到1938年3月末，钞票流通量已经增长了60 ，政府共花去了120马克的冶金券。沙赫特当时非常担心这些措施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1937年他停止发行冶金券，之后改用税务凭据和无利率的财政券。同时，帝国负债总量暴涨，几近失控。不过希特勒和他的经济管家们都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们看来赤字财政只是个短期手段，这些债务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德国领土扩张的形式得到填补。除了加紧重整军备之外，希特勒还忙于采取其他措施，既保证重整军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又保证能够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63]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国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德国必须停止依赖国外进口物品。一战期间，希特勒目睹了协约国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造成的后果：人民营养不良，怨气冲天；武器生产由于原料缺乏陷入停滞。他不想这些再发生了。“Autarky”，纳粹主义所谓“自给自足”的代名词，从20年代早期开始就作为纳粹主义设想的经济前景成了许多经济讨论的重点，在希特勒的政治自传《我的奋斗》中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这个词还和纳粹政策之中的另一基本理念紧密相连，那就是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希特勒相信东欧将成为德国城市人口的粮仓。所以从一开始，纳粹经济政策就倾向于退出国际贸易市场，把目光转向一些特定国家，比如东南欧诸国，那些国家有朝一日会成为纳粹帝国的一部分。1933年2月初，希特勒告诉军队高层，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疲软，想增加出口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要保障德国经济安全且使其长期保持复苏态势就必须去东欧开拓“生存空间”，而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此做好准备工作。[64]

在德国国内，第三帝国通过1933年9月13日成立的帝国粮食总会（Reich Food Estate）保证食物供应，以求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总会的负责人是“血与土”意识形态的鼓吹者里夏德·瓦尔特·达雷，达雷那时还有德国农民领导人的头衔。粮食总会是一个典型的纳粹组织，等级分明，每一等级都按领袖原则进行管理，每一个地区都有相应的农民领导人当头儿。不过就其农业政策而言，纳粹分子只是实现了农业政治说客一直在鼓吹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把农业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整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消除相互之间的剥削，然后使每个参与者都能够公平分享所得。比如在渔业，渔夫、鱼肉加工者、批发商、经销商、零售商被组织进一个协会，由柏林统一进行管理。其他农业从业者（比如果农和谷农）也经历了相似的整合。这些组织还有农业进口管理机关撑腰，后者可以保护某些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如果有人违反这些组织的规定，轻则被巨额罚款，重则被送进监狱。这样一来，国内的食物生产和食物供应就都被完全控制起来，食物价格被固定，数量和配额也都取决于生产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原本作为一家独立团体的帝国粮食总会在达雷眼里不仅是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还能让新德国的农民各安其位。粮食总会同时还是对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国家机构的模仿，意在让社会中一个领域的所有人和它的经济攥成拳头，至少在理论上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敌对，创造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冲突。[65]

但帝国粮食总会出现了很多问题。[66]在达雷信奉的意识形态里，德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健康祥和的农民共同体。但是很快达雷的愿望就被更为迫切的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挤到一边。为了与总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帝国粮食总会必须压低物价，限制进口（包括动物饲料）和消费配给。价格控制挤压了农民的利润，使他们很难和故意压低工人工资的大公司竞争。农业劳动力的缺口日益扩大，这一缺口原本要由农业机械补上（前提是农民买得起），但钢铁短缺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政策却阻碍了农机的制造。1934年9月，沙赫特发起了一场“生产战役”，以求德国在食品供应上自给自足，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粮食总会只能选择配合。最后很难说这场战役取得了成功，靠补贴建成的大型谷物仓库和筒仓等设施倒确实有些效果，不过这些成果都被征用农地造成的损失抵消了，大量农地被征用去修高速、盖机场、建营地、搞军事训练。同时，大量农业人口被征召入城从事军事工业生产。从1933年到1938年，军队强行征地，致使140个村子被拆散，225个农业聚居地消失或迁走。在和平年月的最后两年，建设西墙（West Wall，又名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计划使5600个农场抛荒，总面积达13万公顷。谷物产量总体上甚至还没达到1913年的水平。相较需求来说，猪肉和水果的国内产量有10%—30%的缺口，家禽和蛋类是30%，脂肪、奶油、人造黄油达50%，豆制品是60%，植物油更是超过90%。[67]很多领域的生产从消费品转向军工，非军事物品进口也受到限制，致使1936年秋天爆发消费品短缺，产品供求差异悬殊。物价因此开始上涨。1934年末，德国成立价格委员会，由保守派政治家、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领导。他建议放缓重整军备减速，却被直接回绝，他的委员会成了一场宣传作秀。为防20年代早期那可怕的通胀再次降临，政府于1936年10月26日开始强制冻结价格。1937年1月1日，政府开始对奶油、人造黄油和动植物油进行限量供应。于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受到了政府的约束。[68]

由于达雷同时也是农业部长，他必须适应这些措施。每当政府和粮食总会发生利益冲突时，让步的总是粮食总会。而到了1936年，德国离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明显还非常遥远。粮食总会夹在党和政府之间，既不隶属于党，也不属于政府，当二者以自身利益为先时，粮食总会毫无办法。于是达雷的光环开始迅速褪去。他的副手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劝说戈林和希姆莱，称达雷只是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喜欢做梦，如果要实现食物生产自给自足的目标只有他（巴克）这样的专家才能办到。达雷又因为在农业劳动力的利益和罗伯特·莱发生了冲突，进一步威胁了粮食总会在乡村社会的地位。莱是党的组织部长，能够收回粮食总会的一些组织职能，比如教育和训练，最终将达雷的组织并入劳工前线。为防止自己的权势日益衰微，达雷实际上已屈服于自给自足的要求。例如，他在1936年6月26日通过一项新法，准许政府强制兼并农场，建立更大、更有效率的生产单位。达雷还被迫停止照顾组织成员的社会和文化福利，将其交给纳粹党及其各类组织负责。他的计划在农民之中不受欢迎，决定了他的命运。[69]

戈林和巴克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增强德国国内食品的供应能力，他们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购买农机，给化肥打折，提高谷物和蛋类价格以刺激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要求农民种植为纺织业提供亚麻或植物油等原材料的经济作物，等等。戈林和巴克还试图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纳粹当权伊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去田里参加劳动，缓解农业劳动力的长期不足。但是很多人或者太年轻，或者体力不济，或者对农村一无所知，派不上什么用场。甚至连集中营囚犯都被捆去垦荒。这可不是达雷创立帝国限制继承农场和粮食总会时设想的情景。到战争爆发前夕，他的最初设想已经全部灰飞烟灭了。[70]

到了1939年，德国的确在某些食物的供应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比如面包、土豆、糖以及肉类。但是仍有很多产品，特别是食用油、豆制品（除了小扁豆）和蛋类，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从1933年到1939年，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了140万，一方面是因为外国劳力被赶走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发现城里有更挣钱的活儿。[71]垦荒并未起到什么作用。30%的马饲料——1938年战马仍是军事运输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仍然需要进口。1939年的小麦产量没比1913年高多少。直到战争前夕，德国大约15%的食品仍然来自国外。[72]这些现实令纳粹领导人再次把目光瞄准东欧：必须在东欧拓展“生存空间”才能补上食品供应的缺口。另一方面，沙赫特促成的贸易协定使德国能够从东南欧得到便宜的农产品，这使希特勒和戈林不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逼迫手下的农民完全服从自给自足的命令，避免了激化农民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矛盾。农民因此免于为了满足国家需求而被军事化，或者被当作一种新的农奴受到压迫。达雷早年实施的一些措施因此得以保留。1939年德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比过去六年都好，和1933年相比，农业总收入提高了71%。虽然和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差得很远，但到了战争前夕，已经比20年代末要好了。[73]

德国的消费者就没这么走运了。越来越多的食品被纳入官方配给之下，因为政府需要囤积补给来准备战争，并为军火业征用大量农业劳力和手工业者。奶油和动植物油的供应长期受限，1939年初水果和咖啡也开始实行配给制。果园里的苹果没人摘，因为劳力都被征召到城里去了。政府鼓励人们自己种水果，为冬季做准备。30年代中期的恶劣气候令农业多次出现歉收。1938年春，一股寒潮冻住了果树上的花，当年爆发的一场口蹄疫葬送了德国的大量牲畜。德国缺乏硬通货币，进口公司支付能力下降，致使咖啡进口量开始下跌。小麦和黑麦匮乏让政府开始给面包师上枷锁，命令他们只许制作劣质面粉混合而成的“均质面包”。购买白面包必须出示医疗证明。1939年1月1日，为防止人们直接从奶农那里购买牛奶，政府强迫奶农把所有产品都送到中央奶库。同一年晚些时候，有报道说复活节整一周慕尼黑都没有蛋类可买，而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市民则因为食用油匮乏而无法制作复活节蛋糕。萨克森开设了课程，教家庭主妇们学习如何烹制“匈牙利菜炖鱼”，因为那时候真的肉实在太难买了。1939年3月28日，柏林杜恩霍夫广场上的赫蒂百货公司（Hertie department store）的肉制品摊位开放后只向登记过的顾客出售每周定额配给的食用油，新鲜或冷冻的肉根本买不到。食品短缺不可避免地让黑市的生意红火起来。柏林市场上的水果在早上7点以前都会被一扫而空，这时价格委员会的官员还没来得及来检查摊主们是否在按官方规定定价。香蕉和橘子等进口水果特别难买。只有那些家境优渥、勤奋起早的人才能避开限制以远高于官方定价的价格买到水果。在鲁尔区，很多工人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1939年5月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人们由于食物短缺正在受苦，但是，”他加了一句，“这依然没有导致任何动荡，除了商店前排起的长队，而这已经成了一种日常现象。”[74]

第二节 商业、政治和战争

Ⅰ

尽管当时有帝国粮食总会这样的干预机构，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是通过严控市场来控制经济大局，而非通过国有化或政府直接接管。[75]例如，纳粹政权曾经要求化工合成业巨头法本公司借助煤加氢技术为汽车和飞机生产合成燃料，以减轻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1933年12月14日，政府和法本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每年须生产30万吨燃料，由政府连续购买十年。[76]如果有公司拒绝满足此类要求，那么纳粹当局就会强迫它屈服。比如，飞机生产商胡戈·容克斯（Hugo Junkers）最开始拒绝政府有关“将民用飞机转军用”的要求，1933年末，他被迫将自己两家公司中的主要股份卖给政府。在他于1935年4月去世时，两家公司已在事实上被国有化，尽管持续时间很短。[77]此外，经济部非常喜欢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制造卡特尔垄断，以便更轻松地引导和监控与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78]尽管政府对经济的类似干涉日益增多，但纳粹经济发言人不断强调，德国会继续维持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是起领导作用，为经济设定基本目标。所以至少在第三帝国早期，当希特勒将“战胜失业”和为重整军备服务调整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时，他仍然需要商界的主动合作。

因此，脾气很坏的德国国家人民党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被迫去职后，希特勒便从商界选了一位知名人士担任帝国经济部长。[79]这个人是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Insurance Company）负责人库尔特·施米特（Kurt Schmitt）。1886年，施米特出生在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医生家庭，他在大学时期是决斗组织的狂热成员。他学的是商业法，曾短暂地在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后来冯·卡尔成了巴伐利亚地区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麾下担任过文职人员。一战爆发前，施米特加入了安联的慕尼黑分部。他工作非常努力，但绝不只是机械麻木地写写文件而已。施米特在保险业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工作模式，派人调解索赔者和投保人纠纷，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公司必须处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在公司经理层爬得很快，连战争都没能打断他的晋升步伐（他在战争初期负过一次轻伤，因为伤口反复感染，无法返回前线，因此退出了战场），才34岁时就已经当上公司的总监。不久之后，在下属的鼓励下，施米特开始穿着昂贵的手织上衣，去巴结柏林绅士俱乐部里的大人物。在施米特的领导下，安联在20年代快速扩张，跟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大搞兼并和接收。施米特对魏玛时期的商业环境怀着和其他商人相似的不满，当时私人企业很不容易。他决定游说帝国私人保险协会改革一项影响保险业的法律，这让他和德国主要的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许多人对他的竞争力、决断力和敏锐的财政嗅觉印象深刻。到了30年代早期，施米特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他在布吕宁建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中表现良好。布吕宁和巴本都请他做财政部长，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他无法获得任何成功。[80]

那时候施米特已经和纳粹党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和沙赫特后来一样，他在一场晚宴上认识了戈林，被戈林的政治观点深深打动。很快施米特便利用戈林对美食和美酒的嗜好，请他在一家柏林餐馆吃午餐，借此与他定期会面。不久之后，他也见到了希特勒。纳粹承诺要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结束魏玛时期的党派之争，这让施米特十分动心。而作为一个靠自己能力打拼起来的人，施米特不像旧式商业系统和文官系统的同僚那样倾向保守政治。当纳粹党在德国夺权之后，施米特放弃了之前的审慎，于1933年春登记成为党员，并在4月20日发动了很多公司为希特勒庆生。施米特和当时的精英阶层一样，认为犹太人在公共事务、知识生活、银行、金融和法律领域太过扎眼；谈到犹太人时，他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让人厌烦”。戈林曾经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给他看过一项提案，提案要求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禁止他们获得高于德国人的身份地位，施米特对此深表赞同。到了夏天，他和戈林的关系结出了硕果。当时希特勒考虑换掉经济部长胡根贝格，戈林趁机劝说希特勒，最好让一个商界领袖来担任部长。于是，希特勒便邀请施米特任职。1933年6月30日，施米特宣誓就职，他认为现在政治局势已相对稳定，自己可以施展一番了。[81]

尽管施米特试图通过加入党卫队等方式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在纳粹权力斗争中，他显然不是戈培尔、莱甚至达雷等大佬的对手。仅仅几个月内，这些人就侵占了施米特经济部掌控的许多关键领域。他的手下如纳粹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曾把废除“利息奴隶制”写入1920年的党纲）一直给他制造麻烦。施米特曾多次向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宣布和指示，不要支持攻击犹太人商业的行动，以免影响经济复苏。但他的话都被媒体略去了，“老兵”们也基本没听进去。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在重整军备上的无益开销，以及高速公路一类在他眼里华而不实的计划，但依然被无视了。他也不同意纳粹党在经济复苏、消灭失业等领域的夸张宣传。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来自各方的压力日益增加，1934年6月28日施米特心脏病发作，病得很重。第二年1月30日，他正式辞职。不久之后，他回到了保险业。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做政客，拒绝了后来所有请他出山的邀约，留在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82]

1934年8月3日，亚尔马·沙赫特代替施密特成为代理经济部长，1935年1月30日起正式成为部长。他此前已私下向希特勒保证，他和前任观点不同。他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重整军备都是第一要务。沙赫特在经济领域获得了近乎独断的权力。一上任他就罢免了弗德尔和其他一些党内人士（军队抱怨这些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经济管理中）。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沙赫特成立了一个隶属经济部的新权力机构，所有企业必须在该机构登记，并被归为7类（工业、贸易、银行等），这7个类别又按地区和专长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这一举措让经济部得以基于现存的私营企业而非弗德尔倡导的那种反资本主义观念，更为强有力地引导实施重整军备的政策。[83]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起步的爆炸式军备生产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为提高工业产量，政府和军队迫使工业放弃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加上当时德国的世界贸易总量已经在持续下滑，以及英国和美国由于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对德国实施贸易制裁，德国的出口总额从1933年最后一季的12.6马克下降到1934年第二季的9.9马克。与此同时，德国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德国需求的如橡胶、油、棉花等商品的进口量全部出现增长，原材料进口总量从1932年中到1934年初增长了32%，而德国出口收入却下降了15%。更糟糕的是，英国和美国都允许自己的货币贬值，而纳粹政权和之前的德国政府一样，因为害怕引发通胀而不敢让马克贬值。因此，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提升，导致其他经济体开始另寻卖家；而德国国内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使许多德国企业的进口商品购买量上升。1934年，德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开始转向赤字。[84]德国的外债开始上升，而在1月和9月之间，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了超过一半。[85]一些零星的外汇限制政策也没能避免局势迅速恶化。[86]1934年6月14日，帝国银行宣布在未来六个月之内暂不支付所有中长期外债。[87]

1934年9月19日，为解燃眉之急，刚刚上任的经济独裁者亚尔马·沙赫特宣布了一个“新计划”，要求国际贸易必须是双向的，规定只有在其他国家大量购买德国出口商品之时，德国才会从对方手中进口，这实际上等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设置了贸易壁垒。沙赫特1935年5月3日宣布，“实行重整军备计划”是“德国的政治任务”。为了给这项计划省钱，进口被极力限制，只允许进口军事相关的原材料和非德国原产的食品。[88]东南欧似乎是实行双向贸易的理想地区。德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预示中东欧未来可能出现大德意志贸易区，这是德国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中欧工程。在战争期间，这一贸易路线会比西边和北边的贸易路线更安全。除此之外，减少海外贸易还能够降低德国对英国商船的依赖，若未来两国交兵，可以避免贸易终止引起的严重损失。

地图11　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德国需要的很多原材料来自遥远的全球各地，新计划想要减少德国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为实行新计划，沙赫特一共设置了25个监察官。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德国从欧洲其他地方进口的商品总额从1928年的72.4马克下降到十年后的29.7马克；1928年只有7.5%的进口商品出自东南欧，十年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2%。[89]但不久后军方反映，沙赫特虽然省下了初期支付重整军备的钱，但却没有使德国经济为战争做好准备。尤其是沙赫特实行的进口限制将危及德国原材料、矿石、金属的国内储备，而寻找替代品（如土生土长的纺织作物、合成橡胶和燃料、土产油等）的方案还没什么成果。希特勒认为，现在是加大经济干涉力度的时候了。而沙赫特国毫不掩饰地表示，他认为德国经济到1936年已经达到支持重整军备和战争动员的极限。但他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90]

Ⅱ

1936年9月4日，赫尔曼·戈林向内阁念了一份由希特勒亲自撰写的冗长备忘录。希特勒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沙赫特的新计划已经破产。备忘录内容按照希特勒的一贯风格，先是在历史和政治上兜圈子，最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经济备战。希特勒称，政治就是“民族为生存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联已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人类迄今为止的领导阶层，并代之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德国必须要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胜利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灭亡”。希特勒宣布，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接着说，“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反复念叨那些陈词滥调：德国人口太多，不能靠自己的资源养活自己，解决办法就是扩展生存空间，获取原材料和食物。战争所需的原材料数量实在太大，不可能依赖囤积。燃料、合成橡胶、人造脂肪、铁、金属替代品等物的生产必须足以维持一场战争。必须节省食品供应，比如土豆以后不能用来酿杜松子酒。人民必须做出牺牲，政府必须制定新的经济计划。个人的商业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敢把资金放在国外的商人必须被处以极刑。[91]

在向内阁宣读这份备忘录时，戈林激烈攻击沙赫特和他的盟友即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沙赫特和格德勒认为，要解决1936年的经济停滞问题，关键在于放缓重整军备。但戈林的看法恰好相反。由于“和苏联一决雌雄不可避免”，计划必须加快脚步。对经济和货币外流必须实行更严厉的控制。戈林表示，元首已委任他来负责执行四年计划，并将在9月9日的纳粹党集会上宣布这一计划。沙赫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1936年10月18日，戈林受命成为经济工作最高负责人。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负责经济备战，该组织由6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生产和分配原材料，协调劳动力资源，控制物价、外汇和农业。戈林任命劳工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中对应的劳工和农业部门，以便绕过瓦尔特·达雷和弗朗茨·泽尔特两个部长，直接将四年计划贯彻至劳工和农业两个部门中。戈林的举动削弱了沙赫特的影响力。向内阁宣读新计划的当天，沙赫特被强制休假。很快沙赫特发现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没和经济部讨论就开始实施政策。他提出抗议，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越发因为丧失权力感到灰心丧气，同时也越来越担心军工和原材料生产的快速扩张缺乏稳固的财政基础。1937年10月8日他给希特勒写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只能有一个最高经济负责人，并明确表示这个人应该是他自己。显然，他是在以辞职相要挟。[9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不再信任沙赫特，他厌恶沙赫特的现实主义。因为陆海空三军为争夺供应吃紧的铁、钢、燃料和其他原料物资发生纠纷，1937年10月25日，海军领导人埃里克·雷德（Erich Raeder）将军正式向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将军提出，让希特勒亲自介入解决三军之间的利益冲突。希特勒命令布隆贝格于1937年11月5日在总理府召开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向一小部分核心人物概括了自己的总体计划，其中包括雷德、布隆贝格、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空军首脑赫尔曼·戈林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希特勒的军事助手、高级军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对会议做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被用于证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在策划不久之后的战争。事实上，希特勒当时虽有发动战争的想法，但还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听众强调重整军备的急迫性，因为武装冲突，特别是中东欧的武装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他说的很多东西和之前说的没什么两样，众人已经耳熟能详。霍斯巴赫会议备忘录纪要显示，希特勒说，“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种族争取安全环境，保证其繁衍和增殖，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种族的生存空间。”他的想法和以前一样，那就是要占领中东欧，以满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到三代之内”日耳曼种族扩张的需要。此后，继续扩张就变得必须且可能，或许是海外扩张，大英帝国将会覆灭。在详细考察原材料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之后，希特勒下了结论，“食物和整体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解决食品供给问题的方法是在欧洲“拓展农业用地”——通过征服的手段，言外之意是赶走或者削减住在那里的人民。他宣布，“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93]

希特勒继续警告道，其他国家已经在军备竞赛中赶上来了，而国内的粮食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在演讲中似乎还表达了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如果元首还活着，他至迟要在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此决心不可动摇。”实际上，如果法国因为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或与其他国家的冲突而遭到削弱，他会提前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不管法国怎样，如果爆发战争，德国的选择是首先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减轻东南侧的威胁。然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赶走200万人，从奥地利赶走100万人，以腾出粮食供应给德国人。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大可能干涉，而只要德国取胜，波兰就会保持中立。[94]所以针对供应瓶颈，希特勒给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减缓重整军备的步伐，而是加速实施拓展“生存空间”的计划。尽管会上有人提出异议，他仍然要求继续以更加疯狂的速度武装德军。沙赫特与他的同盟者——一些人甚至是参会者——的建议被希特勒置之不理。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希望落在了在东欧建立新的“生存空间”上。希特勒已经陷入疯狂，沙赫特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1937年11月26日，希特勒接受了沙赫特的辞呈，赫尔曼·戈林从此完全掌握了经济大权。11月初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戈林的任务是，不管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重整军备。[95]

这些变动造成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重整军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正如沙赫特所预料的那样，到了1938年备战开支已经涨到失控：91.37马克花在了陆军身上，而1933年只有4.78 ；16.32给了海军，五年前只有1.92 ；60.62花在了空军身上，1933年只有0.76 。加上行政开销和偿还冶金券，重整军备的开支从1933年占国民收入的1.5%增长到了1934年的7.8%，1936年已达15.7%，1938年是21.0%，而这段时间国民收入只涨了1倍。德国的财政赤字情况非常严重，除1932年记录有少量结余之外，1933年的赤字是7.96 ，1938年已经涨到了95 。1939年1月7日，仍在担任帝国银行行长的沙赫特以个人名义向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帝国银行整个管理层的签名。沙赫特警告称，“公共支出扩大”，很快会导致“通胀危机来临”。他们警告希特勒，“政府支出的无限扩张正在摧毁控制预算的一切努力。就算税务这一关把得再紧，巨额支出也已使国家财政到了崩溃边缘，这种开支还会摧毁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几天之后希特勒做出了回应：1939年1月20日，沙赫特和整个银行管理层都被撤职。希特勒告诉沙赫特，他不再适合服务于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了。[96]

去职之后，沙赫特先去印度度了一个长假，回到德国之后就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了。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沙赫特娶了慕尼黑德国艺术馆的一个职员，那位女性比他年轻30岁。1941年，他们去瑞士度了蜜月，之后就平静地住在乡下。在此期间，沙赫特保留了一系列多少已经没有意义的头衔，比如不管部长等。他的继任者是宣传部的前国务秘书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1938年2月15日，戈林把丰克硬塞到帝国经济部长的位置上。后来他还接管了帝国银行，他手下的两个机构都全力为四年计划服务。不出意料，被沙赫特和他的银行同僚们——一些人后来又再次上任——称为“无限透支公共财政的习惯”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甚至比以前更加疯狂。1939年6月15日，一项新法取消了所有和货币发行有关的限制，沙赫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毫不在意，他们期待入侵和占领东欧能够抵掉这笔开销。1934年2月，希特勒曾宣布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前完成。而在四年计划期间，这个日子提前到1940年。德国的经济问题，就像希特勒所说的，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彻底解决。[97]

Ⅲ

1936年，德国由新计划转向四年计划，这表明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尽快完成重整军备。但是这两个所谓计划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至少沙赫特在第三帝国初期还能保持清醒，对经济和国家财政还可以从观念上进行整体把握。戈林虽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精通权术，却没有这种全局观。他对经济和财政一窍不通。他不清楚应该侧重发展经济的哪一面（当然他也不能，因为希特勒的想法在不断变化），到底哪个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应该享有资源配置的优先权。他不断炮制出所谓新蓝图，又不断以更宏伟的新蓝图取代。在这段时期里，经济管理领域之中权力重叠，斗争不断。后来一个高级官员将其称为“一团四年计划的乱麻”。纳粹当局一方面追求自给自足，这似乎是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它又鲁莽地重整军备，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决策者还缺乏合理规划所需的可靠统计数据。四年计划虽然有着结构复杂的机构，有一个委员会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然而实际上只是一系列零零散散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从1936年到1938年，煤的产量增长了18%，褐煤增长了23%，焦煤增长了22%。1938年，德国的铝产量比两年前增长了7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铝产量最大的国家。1932年德国纺织业只能满足5.2%的国内需求，而纺织业对军队服装至关重要。人造丝等人造纤维的产量不断增长，1936年纺织业已能满足国内需求的31%，1939年达到43%。德国停止依赖进口燃料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于完全实现。从1937年到1939年，石油产量增长了63%，合成燃料产量增长了69%。1937年，希特勒宣布建立“两个大型的合成橡胶厂，其产量很快就能满足德国的需求”。[98]

然而，这些漂亮的数字掩盖了四年计划的一个失败之处，那就是它最后没有实现在1940年之前使德国自给自足的目标。首先，这个计划没有解决德国的收支平衡问题。尽管1937年出口有所增加，但是1938年这个数字又下降了，德国制造商相信安全又合算的国内订单，不愿去国际市场冒险。在这两年进口都超过了出口，进一步减少了德国本就严重匮乏的外汇储备。也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让沙赫特与纳粹政权渐行渐远（尽管一开始他非常忠心地为它效劳）。[99]在他退居幕后之后，很多领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比如，德国制铝厂尽管产量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其原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高规格钢材也同样依赖德国没有的金属原材料。1938年，合成橡胶产量占不到德国国内橡胶消费量的5%，一共也就生产了5000吨，和计划中的2.9万吨相去甚远。1939年，德国的矿物油依然有一半依赖进口。向东扩张也许能找到新的原油资源，但对缓解橡胶短缺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总的来说，国内产量的各种增长，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国内需求的大幅增长（多来自军方）。最开始军方只是把重整军备当作增强国防力量的一种方法，不过它的长期目标一直都是对东欧发动军事进攻。1935年12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根据自己前一年夏天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要求建立一支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增加坦克旅和摩托化步兵单位的数量。1936年中期，陆军计划在和平时期36个师的基础之上增加3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这一切都需要大量钢材和大量燃料。[100]

建设海军力量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急迫，因为希特勒的中短期目标是占领欧洲，特别是东欧。但是在他没有发表的第二本书里，他认为从长远看德国和美国将会发生一次跨大陆大战，而那时候德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937年春他决定把战舰数量从4艘增加到6艘，1944年完成。除此之外，德国还要有4艘小型战舰。1939年计划改为3艘巡洋舰。来自英国的战争威胁日益临近之时，建造战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花在海军上的钱也从1932年的1.87马克增长到两年后的4.97马克，1936年达到11.61 ，1939年是23.9 。1936年建造战舰花的钱几乎占了海军开销364的1/2；战争前夕，由于很多人被征集去新舰当差，而新的枪械需要弹药，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4。甚至到了1938年，预计舰队需要600万吨石油和200万吨柴油燃料，而当时德国矿物油消费总量只有600万，其中由国内生产的还不到一半。空军的扩张计划更是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不顾陆军和海军的反对（他们只把空军看作辅助力量）建立了帝国航空部（Reich Aviation Ministry），由以前是战斗机驾驶员的赫尔曼·戈林领衔。戈林有两个主要助手，其中一个是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前主管、才华卓著且精力充沛的国务秘书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另一个也是汉莎的主管，罗伯特·克瑙斯（Robert Knauss）。克瑙斯制定了一份空军发展计划，并立即被戈林接受。这一计划为空军独立发展规划了蓝图，按计划空军将两线作战，分别打击法国和波兰。克瑙斯认为，远程轰炸机是胜利的关键。1935年飞机制造业重组，许多企业加入进来生产飞机的各个部件，这样就节省了大制造商如容克斯、亨克尔和多尼尔（Dornier）的时间。防御型战斗机很快也成了空军部的目标。1934年7月戈林又提出一个长期计划：1938年5月之前德国将生产超过2000架战斗机、2000架轰炸机、700架俯冲轰炸机、超过1500架侦察机、数千架训练机。不过到了1937年，钢铁短缺严重阻碍了戈林的雄心壮志。同时轰炸机的设计不断改变，进一步减慢了生产步伐。1937年到1938年飞机产量确实出现了下滑，从5600架降到了5200架。[101]

同时，1933年的铁矿石进口量才刚刚超过450万吨，而1938年已经增长到了2100万吨。重整军备的需求正在侵蚀自给自足政策。但是由于德国的外币限制政策，国内的物资匮乏很难仅靠进口填补。1939年军方提出了一项政策，后来美国的一项调查将其描述为“为节省橡胶和燃料，对机动车使用进行严格限制”。早在1937年，军方获得的钢材就只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了。这时候的军火供应也出现了严重不足，而且建造新军营的缓慢速度跟不上部队规模365的快速扩张。海军拿不到建造战舰所需的钢材。[102]1937年，空军只获得了完成生产目标所需钢材的1/3。但在1938年10月，戈林提出要把空军规模扩大5倍。扩军后为维持空军运行，德国需要进口的飞机燃料总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按照计划，到了即将开战的1941年晚期和1942年早期，应该有接近2万架前线和预备役飞机准备投入战斗。可结果战争爆发时空军其实只有4000架飞机准备就绪。这和六年前比起来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和戈林放的卫星则相差甚远。[103]

到了1939年，原材料匮乏已经对德国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荒唐的影响。从1937年开始，政府鼓励人民去搜集废弃金属，填补钢铁业这个无底洞。从那时起，把旧的、暂时没用的金属上缴给国家成了人们的爱国义务。一个叫威廉·齐格勒（Wilhelm Ziegler）的帝国专员受命组织搜集废旧金属，后来日渐演变成强制征用。身穿制服的褐衫军强行拆除工厂、教堂、墓地、公园附近的铁栏杆。铁制街灯柱换成了木制的。家族墓地附近的铁栏杆被成群的冲锋队员拆掉，这些人还会去工厂和一些工作场所搜集电线、金属管等废弃金属物品。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在地窖和阁楼里到处找锡制盘子、废弃的金属散热器、旧钥匙等一类东西。在每个地方都有所谓地方委员会负责搜集这些废弃物。同时，政府对金属的非军事性使用实行严格配给。如果有人敢用金属管道的暖气系统而不是老式的瓦制火炉就会被处以巨额罚金。如果家里要装马桶，马桶的出水口管道要用黏土，不能用金属。房屋主人和镇上的委员会打算把没收的铁制街灯柱和铁栏杆换成木制的，但是这时候木材也开始短缺，进一步又导致纸的短缺。很多建筑计划得到指示，要把木材使用量减少20%，村里面的人被要求烧泥煤，不能用木材。煤在国内的使用也开始配给供应。制表匠使用的黄金也被政府限制。很快，黑市兴旺了起来，人们可以在那里为洗衣机等生活必需品买到金属配件。也有人偷铜等金属卖给军工制造业，这时候他们已不顾一切，不管是哪儿来的金属都照单全收。[104]

Ⅳ

除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重整军备还遇到了人力瓶颈，劳动力的供应日益紧张。由于煤、钢铁生产、机械、制造业、军备和军火厂吸收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工，政府这时候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女性可能不适合在重工业工作，但可以去当文员，也可以在一些现代经济分支——如化工业、电子业以及更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业——的生产线上就业。早在1936—1937年间的一系列命令中，政府已经取消了婚姻贷款的限制，女性申请到贷款之后不再被迫辞掉工作并禁止再找工作。这直接导致贷款申请人数增长，且可以预料到的是，此后与女性工作有关的政策发生了整体转向。只有一个领域的限制加强了，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巧合：在1936年帝国司法部的一次会议上，参会者问了司法系统中的女性从业问题，会后马丁·博尔曼问希特勒女性是否可以当律师。希特勒的回答否定了这一可能性：他告诉博尔曼，女人不能当法官或律师；如果她们符合法律标准，那她们应该到文官系统中去找工作。[105]但除了这一领域，大量女性确实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女性医师的人数从1934年的2814人（占整个行业的6%）增长到1939年初期的3650人（占整个行业的7%），其中有42%已婚。工业界的女性数量从1933年的120.5万人增长到1938年的184.6万人。乡村劳367动力短缺促使农场让更多的女性家属下地干活。劳工前线作为纳粹体制下工会的继承者，意识到需要给有孩子的已婚女工提供各种福利和其他支持，于是它不断向雇主施压，为女工的孩子提供日托照顾，并合理调整她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以免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106]

1938年2月，四年计划的执行机构宣布了新的政策：所有2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想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必须在农场义务劳动一年，如果已婚就必须在家里工作。这项新政策在十个月后又得到了扩展，截至1938年7月末已经动员了6.64万年轻女性，1939年7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1.7万人。就最终实现目标而言，这项政策可比各种纳粹妇女组织推出的劳役管用多了——1939年，只有刚刚超过3.6万年轻女性参加劳役，主要在农场劳动。[107]德国女生联盟的激进分子梅利塔·马施曼曾在普鲁士东部的乡村参加劳役，在那里体验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贫穷和落后，对于过惯了柏林中上阶层生活的她而言，这样的环境完全是陌生的。期间，她必须完成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只有运动、政治教育和唱歌活动的时候才能短暂休息一下。不过尽管有这些艰难困苦，作为德国女生联盟的一员，马施曼依然觉得这次劳役经历让她深受鼓舞甚至启发。后来她承认：

我们的农场就是我想象中的缩小版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样板。我从前一直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共同体。从各个方面看，一些成员背景更加相似的组织都不曾如此之好。在我们中间有农家姑娘、学生、工厂来的女生、美容师、女学生、办公室职员等。这个小型民族共同体带给我很大的快乐，这使我在1945年之前都一直顽固地保持乐观。即使有各种各样的负面证据，我都坚信我们农场的模式有朝一日可以无限放大。即使不是在下一代，也必将在未来几代实现。[108]

不过对农民来说，缺乏训练的城市女孩没有任何用处。此外，就整体经济而言，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仍有2/3的已婚女性没有登记就业。即使她们确实有工作，也是一些不必入册、兼职的清洁工作，或是家庭助理，这些工作主要都是在乡下。[109]

相比之下，1939年超过90%的成年未婚女性都有了工作。不过从1933年开始，工业界女性工人的数量增长赶不上男性：1933年到1939年工业界的女性工人比例实际上下降了，从刚过29%降到刚过25%。劳工前线曾劝说企业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但没有企业照办。对潜在的女性劳动力量的动员也和纳粹政权及其领导人的一贯观念不符，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第三帝国生儿育女。婚姻贷款、每生一个孩子拿到的奖励、重整军备过程中男性就业情况整体好转让德国的母亲们似乎没有必要一边忍受工厂工作的艰辛一边支撑家庭。到了1937年末，政府还想让不上学的女孩们在进入就业市场前先在家政和育儿方面接受训练。实际上，有工作的男女和政府都不认为女性适合在重工业行业工作，认为钢铁工业和军工业是男性的天下。一位劳工部高级官员于1939年认为，350多万女性是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军方曾施压要求动员这批女性无偿参加工作，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使得1939年之前没有任何计划征召女性参与军事生产。[110]

而在幕后，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还在考虑另一个潜在问题。他们相信德国输掉一战，真正的问题不在战壕里，而在大后方。他们极力想要避免1914—1918年间发生的事情：服役士兵的家人在后方忍受贫穷、物质匮乏和困难。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认为这些问题使部队士气低落，也让人民更容易受叛徒和革命者诱惑。在30年代末纳粹政权准备战争时，1918年的幽灵就不时浮现出来，征召女性去工厂劳动即是具体表现。随着战争爆发，如果打仗的男人们得知自己的妻子不需要在后方的武器生产线上像奴隶一样长时间工作，相反她们和孩子们一起得到了第三帝国的照顾，他们会打得更加卖力。[111]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越发需要一些特别工种，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其他地方觅得劳动力，而劳动力只能来自国外。外籍劳工的雇佣和控制已经由劳工部在1933年集中展开，同时之前的一些法规已经给了德国劳工特权，把外籍劳工贬为二等公民。1938年夏天，在德国工作的外籍劳工多数不是熟练工，招募他们是为了减轻农场让人绝望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外籍劳工也在建筑工地工作。季节性的波兰工人和一些意大利人成了外籍劳工的主力。从1936年7月到1938年9月，外籍劳工的数量从27.4万人增长到43.5万人。但外籍劳工也给经济带来了损失，因为他们会把硬通货币寄回家里。所以，除非找到办法制止这些外籍劳工损害德国的收支平衡，其数量就必须受限。1938—1939年，解决办法出现了，和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发动战争征服外国。如果德国完全控制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就可以从关押的犯人和其他组织中征召外籍劳工，强迫他们出力劳动。到时候会有一个极其残酷的警察政权管束他们，确保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这方面的措施早在1938年8月就已经实施，1939年6月相关规定变得更加严酷，战争期间则达到了极致。[112]

不过上述所有措施对于解决近在眼前的问题都收效甚微。1938—1939年间德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于四年计划内部的本质矛盾。四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使德国在食物和原材料供给方面自给自足，为一场相当费时的战争做好准备。1914—1918年的教训一直在希特勒的头脑里盘桓。德国要发动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集中精力占领东欧，同时还要对付宿敌法国，甚至可能要面对英国，大战预计会在40年代初展开。然而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四年计划在国内制造了一些紧张，供应瓶颈开始显现。最后要解决问题只能把军事行动提前，以便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占领国获取新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源。但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时就掀起一场大战。从1938—1939年的经济状况看，德国不可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因此战争必须速战速决。[113]希特勒在1937年就明白这一点：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的会议记录显示，希特勒告诉将军们即将到来的战争（“入侵捷克”）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114]因为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准备无法维持一场消耗战。于是，一个名为“闪电战”的新概念诞生了。但无论是经济计划、军事技术还是武器生产，都没有在实施“闪电战”时起到什么作用。

Ⅴ

四年计划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加强。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由政府而不是工业界决定。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保证商业界能够不计后果地满足政府要求。执行四年计划的高级官员都是毫不妥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戈林是最高领导，地方上由瓦尔特·克勒（Walter Köhle）、阿道夫·瓦格纳以及“老兵”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等领衔。这一批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沙赫特体系下的传统经济官僚。同时，由于四年计划重点关注的项目包括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生产、农业化肥以及制作布料和各类制服所用的合成纤维，执行生产任务的巨头法本公司的高级经理，便毫不意外地被委托生产这些产品，在四年计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他负责四年计划中的研发工作。还有约翰内斯·埃克尔（Johannes Eckell），负责化学分部。显然，这些人是因为各自的专业技能加入到计划中来的，但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的公司牟利。这让某些历史学家把四年计划描述为“法本计划”，认为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背后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大公司的盈利贪欲。战后，该公司的23位领导人在纽伦堡受审，罪名为预谋和发动战争。尽管他们最后都洗脱了罪名，但很多研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都特意将法本和德国商业界拎出来，认为它们要为使欧洲和世界在1933—1939年陷入战争负很大责任。[115]笼统地讲，当时以及后来（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著作都试图说明是资本主义利益推动了第三帝国的经济乃至外交和军事政策。[116]

然而早在6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认为，至少在纳粹德国，经济实际上是“屈从于政治的”，该国的一些关键因素是由意识形态而非资本主义的自利性决定。[117]实际上，第三帝国的经济体系无法简单概括。从某种程度上讲，帝国纯粹的非理性色彩使其根本无法被归纳为一种体系。从表面上看，德国的四年计划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联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但是，和苏联的计划相比，纳粹经济计划的目的很明显不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至少苏联官方宣称自己的计划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利益）。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计划多多少少消灭了自由市场和企业，纳粹的经济计划则保留了商业体系的完整性，从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到小零售商和小巷子里的手工作坊都没受到太多损害。另一方面，纳粹宣传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色彩，特别是在20年代，所以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商业界才开始转向支持纳粹党。纳粹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摧毁了工人运动，这让很多商人相信他们支持新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商人们愈加发现政府的目标和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政府疯狂地想要重整军备和为战争做准备。最开始商业界很高兴为达成这个目标服务，因为他们可以借势再起，获得大量订单，甚至连消费品生产商都受益于重整军备刺激下的经济复苏。但是几年之后，纳粹政权的要求开始远远超过工业界的承受能力，工业家的担忧开始加深。[118]

对这一过程的一系列反应，很少有人能比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更剧烈。他在1933年之前曾经是纳粹党的忠实拥趸，但六年后他却已经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失望。1939年，蒂森愤怒地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并预言纳粹党很快就会像苏联一样开始枪毙完不成计划任务的工业家。战争爆发之后他流亡国外，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财产，后来他在法国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119]不过，对政府加紧干预经济心怀忧虑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他们担忧的焦点便在四年计划。为增加国内原材料供应，戈林先是指责工业家自私，因为他们出口商品的目标在于谋取利润，而不是帮助德国重整军备。后来他干脆亲自动手，将私有的铁矿石储备国有化，接管了所有私营钢铁厂，建立了一个新公司，叫赫尔曼·戈林工厂（Hermann Göring Works）。

这家国有企业于1937年7月创立，位于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最初的目标是生产和加工一些低质量的德国铁矿石，因为从经济上讲并不划算，所以私营工业不愿意做这种事。赫尔曼·戈林工厂用国家的钱去购买焦煤等原材料和劳动力，逼迫私营企业参与竞争。结果，德国钢铁价格攀升，出口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个时候出口是最大的利润来源。更糟的是，赫尔曼·戈林工厂开始接管同领域的一些小企业。1938年4月，它将莱茵冶金—柏西格武器公司吞并。实际上，戈林有一个更大的规划：他要工业服务于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的利益，大公司蒂森的国有化就是这一规划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例如沙赫特在位时曾在幕后支持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愤怒地反对国有化、政府控制和政府补贴导致不公平竞争。这些企业开始想办法对付四年计划，商量如何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戈林监听了他们的秘密会议和电话通话，甚至召见了里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去他的办公室听自己的谈话录音，赤裸裸地以逮捕和送他们进集中营要挟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德国工业家群体绝望了，害怕了，瓦解了，最终投降了。[120]

从许多方面来看，钢铁业巨头兼武器制造商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翁德·霍尔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从1906年和克虏伯家族攀上婚姻关系后就开始执掌鲁尔区埃森企业城里的克虏伯公司。克虏伯家族长期以来都和普鲁士王国保持亲密关系，并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德皇威廉二世在娶克虏伯家族的女继承人贝尔塔（Bertha Krupp）时同意把克虏伯加在自己名字后面。从那一刻起，以前仅仅是个手段高强的职业经理人、出身工业家庭的克虏伯就把经营企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个人死板、冷漠、一本正经、绝不屈服，为了扩大企业利益，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的努力换来了巨额武器订单，截至1917年，85%的克虏伯产品都与战争相关。尽管克虏伯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和多数工业家一样，他是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从1909年开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担任克虏伯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克虏伯行事是大家长作风，他为自己的工人提供了住房、福利和其他各种好处，作为交换条件，工人不得加入工会和参与政治活动。他还认为政府应该做类似的事情，只要人民保持忠诚就要照顾人民。但是，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克虏伯的企业很难继续给工人提供福利。1923年法军占领期间情况变得更糟，这个时期克虏伯被控鼓动德国反抗运动而入狱七个月。不过公司活了下来，并开始转型生产和平时期所需的产品。可是好久不长，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到了1933年，公司钢铁和煤的产量和1927年比起来已经减半，其在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已经从4.9万人下降到刚过2.8万人。[121]

这些事情都没有把古斯塔夫·克虏伯变成纳粹支持者。相反，他十分讨厌纳粹党的蛊惑宣传，而更倾向于支持弗朗茨·冯·巴本的极端保守派政府。作为帝国日耳曼工业协会主席，克虏伯的地位可是举足轻重，他游说协会中的企业家群体反对自给自足政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压制工会，降低福利开支，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和很多人一样，他一开始认为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担任总理只是成立了另一个短命的魏玛政府。在随后的选战中，他为巴本和德国人民党提供资金，幻想保守派会取得胜利。在蒂森等新政权支持者的压力之下，克虏伯被迫同意对工业家协会进行“整合”。当古龙香水工业家和协会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保罗·西尔伯贝格（Paul Silverberg）在1933年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剥夺一切身份地位被迫流亡之时，克虏伯亲自拜访了他的瑞士新家，以此表明自己立场。尽管克虏伯在纳粹统治前几年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却担任了德国经济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主席，该基金从1933年6月开始为纳粹党提供大量捐款。这个基金建立的一个特别目的是将自身和其他纳粹组织索要捐助的行为区分开。要知道，地方领导、褐衫军还有地方党部对工业家和企业家群体提出了大量要求，巧取豪夺层出不穷。有人在1934年末的柏林见到了克虏伯，发现他已经对党的恣意妄为绝望。“相信我，”他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比延巴克图（Timbuctoo）的土著还糟。”[122]

不过总的来说，克虏伯对第三帝国早期的统治还比较满意。政府有巴本和沙赫特这类人物，军队由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主导，这些都让克虏伯安心。经济部采取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克虏伯公司收到的订单也不断增多，到了1935年公司利润已经翻倍。埃森地区的工人数量从1932年10月初的26360人增长到两年后的51801人。然而不久之后，克虏伯发现新政权不给他的企业决策自由。企业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出口，其中主要包括来自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的武器合同。克虏伯非常担心纳粹政权的自给自足政策，1935年他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他的企业坚持产品组合多样化，军备生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从1937年开始，他愈发警惕四年计划对基础重工业生产的贬低，对国际贸易的敌意以及对国有化的推进。这一切的集中表现就是戈林的工厂。当时企业利润已经大幅下降，而克虏伯为自身争取的独立性也已经严重受限。纳粹政权正在全力准备一场欧洲战争，克虏伯的企业必须在里面起重要作用。政府给企业提供了无息贷款以增加产能，但其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将有权力决定所增产能的用途。事情并没有按克虏伯期望的方向发展。早在1937年他就已经将生意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打理，他希望他们能够比他更有力地维护企业利益。1941年他突发中风，之后又接连犯过几次，这让他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之后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尽管活到了1950年，但他基本不知道那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123]

从表面上看，就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而言，由于它的产品是政府自给自足政策的核心所在，它似乎可以借此从第三帝国获利不少。从1933年开始，法本公司对政府在相关领域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早在1935年9月5日，它就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建立了军队联络办公室，用于协调经济备战。但是，企业的角色不应该被夸大，因为四年计划的支出最多只有1/4流向了法本公司，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份额也并没有在第三帝国期间显著增长。就重整军备而言，金属加工、钢铁生产和采矿业更加重要。同时，法本公司被迫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向以满足政府的军事需求。在法本公司准备生产政府急需的丁钠橡胶时，两者就财政情况进行了无休无止的复杂协商。这些协商清楚地表明，企业利润至上的目标和政府目标之间有矛盾，政府的四年计划只对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感兴趣。法本公司犹豫不决，因为它想要将成本最小化。1939年秋天，丁钠橡胶的产量刚刚超过了预期目标（3万吨）的2/3，1939年9月丁钠橡胶的生产和储备只够打两个月的仗。[124]法本公司的小心谨慎让这个化工巨头在四年计划之下几乎毫发无损，尽管它的利润增长比经济回暖初期要低。从1933年到1936年，法本公司的纯利润增长了91%，而从1936年到1939年利润又增长了71%。四年计划之下公司的五大最重要产品——燃油、金属、橡胶、塑料和爆炸物所需的氮——占法本公司总产量的比例从1936年的28%上升到1939年的33%；在此期间，这些产品的销售额占了公司销售总额的40%。与此同时，四年计划支持的副产品生产线对公司总产量的贡献只由1936年的28.4%上升到1939年的32.4%，这些产品组合的生产必须由公司自己掏钱来维持。所以，四年计划从来不是法本公司一家公司的事，法本公司也不是只靠四年计划过活。[125]

无疑，商业界的大公司的确受益于重整军备，更笼统地说，它们受益于同时发生的经济复苏，尽管经济复苏在纳粹党上台之前已经开始，又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刺激下加快脚步。沙赫特采取的金融政策大胆而机巧，但说到底在财政上相对中规中矩。这些政策于1938年被废弃后，政府鉴于利润驱使（这通常是企业自主经营的核心特征）下的重整军备已经缺乏动力，开始亲自掌管经济大权。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推行再军事化政策，四年计划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增加。到了1938年，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如劳工前线）在希特勒的指令下建立了巨型公司，意图绕过传统的资本主义运作体系来达成政府的权力政治目标。汽车工业将被大众公司占领，钢铁生产被赫尔曼·戈林工厂垄断。政府不断出台新法规限定商品价格，使商业合理化，让投资转向战争相关的产业，给企业生产强加限额，控制国际贸易，等等。

纳粹曾在党纲中承诺要把德国银行和股票交易系统国有化，但很快就遗忘了，因为希特勒和他的下属不得不面对德国的财政现实。他们需要钱，而银行提供钱，所以他们需要银行。[126]不过即使是在金融领域，纳粹政权的口袋也在逐渐收紧，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控制，保证资本全部流向重整军备。到了1939年，已经有一系列有关信用、抵押、贷款和银行的法律出台，凡与军备无关的投资都受到严重限制。[127]企业家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在应付政府出台的各种规定和要求上。举个例子，1939年3月2日，汽车业的全权代表冯·舍尔（Adolf von Schell）上校发出了一系列命令限制可生产的汽车种类，以合理化备用零件的生产，使价格变得更便宜，军用汽车可以得到更快更有效的维修服务。之前汽车业各企业生产的卡车和火车有113种之多，而从此以后只有19种获准由特别指定的公司生产。“工业界的确还存在私有财产”，一个持批判态度的观察家总结说，但是“留给企业的主动性”已经非常少，“政府通过命令已经将其挤压得所剩无几了”。[128]难怪有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一面又开始抬头了。

第三节 经济的雅利安化

Ⅰ

在20年代初，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包含了一股对大公司的敌意，这股敌意往往混杂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极力淡化这种敌意，但仍然憎恨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且为达到自身目的，有意将其夸大。第三帝国的经济发展史甚至和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剥削脱不开干系，这是现代史上少见的大规模抢劫运动。为了顺应自身的意识形态要求，1933年之前，纳粹宣传把主要的攻击目标设定为百货公司。从19世纪晚期开始，百货公司已成为人们能够买到各类大规模生产的便宜物品的地方，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多是犹太人。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多从事布料生产和零售业中的相关分支行业。

这些百货公司中最著名的要属韦特海姆家族成员于1875年后创建的一家公司。1875年，伊达·韦特海姆（Ida Wertheim）和亚伯拉罕·韦特海姆（Abraham Wertheim）在施特拉尔松德开了一家小商店，出售衣服和一些加工产品。不久，他们的五个儿子也加入进来，还引进了薄利多销、明码标价、品类齐全、允许退换、现金付款的新零售体系。公司发展迅速，于1893—1894年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橙色大街（Oranienstrasse）新修了一幢大楼，后来又在首都开了三家新店。韦特海姆提出了新的销售理念：售货员在光亮雅致、精心打造的店面里向顾客推荐廉价货和379奢侈品，刺激顾客的消费冲动。在劳资关系和员工福利方面，韦特海姆的观点也很先进，比如，韦特海姆是德国第一家把星期天设定为强制休息日的公司，公司员工在这一天必须休假。犹太人中不只韦特海姆家族开了连锁百货。1882年，赫尔曼·蒂茨（Oscar Tietz）和他的侄儿奥斯卡在格拉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店。蒂茨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到1930年蒂茨家族已经拥有58家百货商店，其中包括柏林的卡迪威百货公司（KaDeWe），也就是著名的西部百货。1928年蒂茨百货的年销售额达4.9马克，员工数量高达31450人，而韦特海姆那时只有7家店和10位员工，销售额只有1.28 ，相对来说不算一个大公司。[129]

尽管这些百货公司很受欢迎，但在20年代末它们在德国整个零售业中所占份额还不到5%。[130]1914年之前，针对它们的反犹主义攻击几乎不存在。即使是一些小零售商协会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攻击。[131]不过随着魏玛共和国初期经济形势恶化，犹太人的处境发生了改变。1920年，纳粹党纲的第16条直接投小店主所好，要求“大型百货公司店面立刻国有化，以低价租给小店主”。[132]1932年，下萨克森的一份竞选小册子鼓动零售商和小买卖人加入纳粹党，反对伍尔沃斯一类的吸血鬼公司开新的分店。按照纳粹宣传的说法，这些吸血鬼会以金融资本的名义毁掉做小买卖的人。[133]1933年3月，冲锋队员闯进伍尔沃斯品牌在哥达（Gotha）地区的一家分店，毁掉了整个店铺。许多百货公司都遭到了暴力攻击，无论是哪家开的。在布伦瑞克，一家百货商店的餐厅被褐衫军用手枪打得不成样子。政府则稍显文明一些，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政府多次下令关闭百货公司，或者用征税逼它们关门。然而经济部和纳粹领导层很快意识到成千上万人会因此失业，对“战胜失业”运动造成影响。赫斯介入此事，出手保护百货公司，1933年4月1日，全国爆发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但除了在那一天之外影响寥寥。[134]

然而，百货公司很快就遇到了更隐蔽的歧视。比如1933年夏，财政部开始发放婚姻贷款，但贷款兑换的购物券不能在百货公司（包括非犹太人的）和犹太人商店中使用。据1934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估算，该政策致使受影响的商店在销售额上损失了至少1.35马克。从1933年中期开始，百货公司和各个类型的犹太人商店被禁止在媒体上做广告。1933年，经济大萧条来袭，百货公司的销售额疾速下降，经营陷入严重困难。赫尔曼·蒂茨公司的销售额在1933年下跌高达41%，公司被迫从银行贷款1400万马克。财政部长施米特为防止公司破产，亲自担当贷款中间人，因为一旦公司破产，将会流失1.4万个工作机会，使供应商遭受严重的财政损失，并为银行带来一系列金融问题，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但是，这笔贷款却是以公司运营的雅利安化为条件。雅利安化意味着剔除公司所有者、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之中的所有犹太人。1934年，在一次耗时很久的审查之后，还留在公司的蒂茨兄弟也被强制离开。他们只拿到了120万马克的赔偿。为防后院起火，施米特特意请示希特勒并获得同意之后才如此行事。此后，百货公司的名字变成了赫蒂。这个新名字取得很机智，既保留了和创始人名字之间的联系，又可以广而告之说公司经营翻开了新的一页。莱昂纳德·蒂茨（LeonardTietz）的公司也有了一个更加中性的名字Kaufhof，也就是购物中心的意思。[135]

蒂茨家族的遭遇让当时的韦特海姆家族开始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家族的朋友、银行家埃米尔·格奥尔格·冯·施陶斯（EmilGeorg von Stauss）被请进董事会。施陶斯认识希特勒和戈林，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纳粹党。在他的保护下，冲锋队想要关闭布雷斯劳地区韦特海姆百货的图谋没有得逞。但是，纳粹活跃分子——特别是和纳粹工会分支工厂细胞组织有联系的一群人——禁止格奥尔格·韦特海姆（Georg Wertheim）进入自己的商店。1934年之后，他再未冒险进入任何一家自己的店，也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会议。为避免像蒂茨家族一样遇到类似问题，他把自己和已故哥哥的股份转给了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乌尔苏拉（Ursula Tietz）。从此，乌尔苏拉成了主要的持股者。然而这些改变都没能使公司的情况好起来。赫蒂等百货公司声明自己并非犹太人所有，避免了纳粹党徒的攻击。地方纳粹分子、中央政府和纳粹党部的敌意越来越集中在仍为犹太人所有的百货公司（比如韦特海姆）身上。1936年初，宣传部下令关闭韦特海姆的图书部，据说是因为布雷斯劳一位前员工的举报。而在此之前，公司已经下架了2500种禁书。施陶斯设法让政府收回了这条命令，但是以向德国席勒基金捐款2.4万马克为代价。格奥尔格·韦特海姆和他的儿子有一次见到了沙赫特，向他反映了这些压力，沙赫特告诉他们：“在狼窝就得学狼嚎。”[136]

1936年，狼嚎声明显大了许多。当年，韦特海姆公司的销售额实际上增加了，而它的竞争对手都在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百货公司解雇了犹太人经理和员工，使得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上位。同时韦特海姆的名气仍然很大，信誉依旧很高，形象、品牌和风格都没受到损害。但是，代管乌尔苏拉·韦特海姆（Ursula Wertheim）股份的施陶斯—乌尔苏拉只管奢侈度假——首先迫使韦特海姆家族中的一些小股持有者以偏低的价格把股份转让给了非犹太人持有者，之后又明确告诉格奥尔格和乌尔苏拉，根据赫斯办公室的要求，如果乌尔苏拉想要保有自己的股份，两人必须离婚。他们在1938年决定离婚。后来施陶斯负责为希特勒在柏林购置土地建设新总理府，他选择的地址位于韦特海姆所有的数片地产中。为了省钱，施陶斯让银行低估了这些地产的价值，然后向韦特海姆施压，要他将其卖掉，赔付银行要求偿还的债务。到了1938年，公司已经没有犹太持股者了，所有的犹太经理和最后的34名犹太员工都已经被解雇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拿到了违约赔偿，而其他连锁百货的人都拿到了。在和经济部沟通之后，施陶斯同意将公司名称从韦特海姆改成AWAG。这次改名和蒂茨的情况类似，但妥协的成分更少一些。很多人都认为新名称是阿尔布雷希特·韦特海姆公司（Albrecht Wertheim Aktien-Gesellschaft）。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普通百货公司（Allgemeine Warenhaus Aktien-Gesellschaft），这样就切断了公司和韦特海姆家族的所有联系。格奥尔格·韦特海姆那时已经80岁了，且双目失明。他在1939年12月31日去世。一年之后，他的遗孀嫁给了阿图尔·林德根斯（Arthur Lindgens），公司新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个非犹太人成员。[137]

Ⅱ

百货公司的命运从微观层面揭示了1920年以来纳粹经济政策中优先项的变化。一开始纳粹党曾经公开声称反对资本主义，但后来因为经济需要，党先软化了社会主义主张，然后代之以坚决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经济领域。百货公司本身没有消失，而且反对犹太人商家的运动还给了非犹太人公司扩张的机会。如果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经济问题真像纳粹宣称的那样是由犹太人引起，那么为解决问题，在许多选项中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消除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影响，而非攻击资本主义商业本身吗？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商家的活动已经显示了党在这方面的意思。尽管这次抵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公共支持，但纳粹地方党部仍然继续骚扰和攻击犹太人商店（比如布雷斯劳的韦特海姆百货）。冲锋队员在犹太人商店的陈列窗上涂口号，阻止人们光顾这些商店，或者向地方当局施压改在别处订货。鉴于这些破坏行动会给经济带来影响，党和政府站在官方立场发出了一系列警告。1933年10月初希特勒本人发布了一个声明，允许政府文员在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购物。但是在1933年圣诞节购物季上，多地的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店铺外，举着牌子称谁进店谁就是日耳曼种族的叛徒。越来越多的地方市场禁止犹太商人进入，所有的犹太企业都被禁止做广告，地方政府切断了和犹太人拥有的公司的所有商业联系。1934年春，德国再次出现大规模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伴随着暴力行为，暴徒们打碎犹太人商店的窗户，威斯特法伦的阿豪斯（Ahaus）犹太人教堂还遭到炸弹攻击。活动在弗兰肯的贡岑豪森（Gunzenhausen）达到高潮，1500名居民上街游行，而镇上的人口才不到5600人。当地一个纳粹领导人情绪激烈地发表了一场反犹演讲，点燃了居民的怒火。最后游行者闯进了小镇上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把35个人拽进了监狱，后来有人发现其中一个人被绞死了。[138]

德国的消费者群体几乎完全没有支持抵制行动。根据维克托·克伦佩雷尔1934年6月的日记记载，由于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有威胁称要教训敢去犹太人商店的人，当地居民便到附近的奥尔巴赫（Auerbach）的犹太人商店购物，在那里没人认识他们。[139]甚至连赫尔曼·戈林都被人看见在1936年末曾去逛慕尼黑的伯恩海默地毯店（Bernheimer's carpet store），买了两块地毯，花了3.6万马克。根据地方警察的报告，同一年慕尼黑萨莉·艾兴格林（Sally Eichengrün）的纺织品店2月销售额很高，顾客甚至要排队购买。伯恩海默和萨莉·艾兴格林都是犹太人开的。1937年，党卫队保安处反映，人们——特别是天主教地区的人——不听党的劝告，非要去犹太人商店中买东西。[140]不过，纳粹的活跃分子没有泄气。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们很多人希望在经济低潮中除掉竞争对手。[141]暴力抵制活动在1934年持续了整整一年，并且在圣诞购物狂潮中达到了新高。比如，11月巴登—巴登（Baden-Baden）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对一个犹太人经营的玩具店发出威胁，告诫老板：

你一个非雅利安人开的玩具店，还敢销售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人偶，就凭这一点我们就绝不会放过你。人民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已经在抱怨。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求你们把冲锋队和党卫队人偶下架，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142]

1934年12月23—24日，法兰克福一些平民打扮的纳粹党徒挡住了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入口。他们大声辱骂顾客。谁坚持要闯进去，他们就揍谁。他们打碎了商铺玻璃，警方赶过来抓人时，他们仍然气焰嚣张，令警察不得不掏出武器。[143]这次事件之后，更广泛的一波经济恐怖浪潮开始了。地方党组织发出威胁，如果有任何人胆敢进入犹太人商店，就彻底取消他的福利津贴。许多地方的政府文职人员和市政雇员都得到命令，要他们远离犹太人商店。这些行动在一些小镇上尤其普遍，如波美拉尼亚、黑森和弗兰肯中部。在马堡，一大群学生闯进了一个犹太人鞋店，在把顾客赶出去之后又洗劫了商店。而在比丁根（Büdingen），许多犹太零售商店的玻璃在1935年4月18日那天夜里全被砸碎。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而当这一波恐怖渐趋平静之后，1935年夏天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商店的浪潮。5月25日，慕尼黑中部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抵制运动，由平民装束的党卫队成员领头，其中一些人还闯进店里殴打售货员。警方逮捕了一批人，抵制者便开始冲击警察局，要求释放同伙。冲击警局的闹剧发生之后，抵制行动才宣告结束。[144]

政府各部部长对抵制行动反应不一。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告诉自己的同事，称这些反犹活动不会影响德国的外交关系，制止反犹也不会提高德国的国际地位。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声称他非常担心这些活动会影响德国经济，包括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在勃兰登堡的小镇阿恩斯瓦尔德（Arnswalde），党组织曾经在陈列柜里面放出当地帝国银行地区经理妻子的照片，说她是叛徒，因为她被人看见去犹太人商店买东西。沙赫特直接关掉了当地的帝国银行以示抗议。1935年8月18日，在柯尼斯堡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沙赫特说，“主啊，保佑我远离同胞侵害，他们在夜色掩护下英勇地去商店玻璃上涂鸦，把每一个在犹太人商店买东西的德国人都称为人民的叛徒。”但是，当时的沙赫特——尽管他后来否认——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根据他两天之后对一群部长和高级官员做出的解释，他似乎只是认为，“如果让这种无序状态持续并蔓延到其他领域，将对重整军备不利。”此外，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他的观点归根到底可以概括如下：纳粹党的计划必须执行，但必须在合法命令的基础之上。”沙赫特赞同盖世太保和党代表的意见，认为之后的行动重心主要应该放在从法律上限制犹太人进入商业领域，公开标识犹太人商店，以及禁止犹太商人承包公共项目。[145]实际上和许多德国资产阶级完全一样，沙赫特也有反犹主义偏见。即使到了1953年，他仍然说犹太人给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带去了一种“异质精神”，批评他们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太过张扬。[146]而在所谓《文官系统重建法》支持下，沙赫特积极合作，把犹太官员排除出帝国银行。他还曾公开为1933年和1935年政府通过的反犹主义法律辩护。所以，沙赫特真正反对的只是公开化的暴力而已。[147]

不过，犹太人企业受到的其他压力并不是特别暴力，而这些压力往往更加有效。纳粹组织如冲锋队、劳工前线甚至党本身规模都十分庞大，在建筑、陈设、旗帜、制服以及各类供应品方面订货量很大，因此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从一开始，它们就利用这种影响力歧视犹太人企业。制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三帝国治下，市场对长筒靴的需求剧增，制鞋业获得了丰厚利润。但因为犹太人企业在此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很快就有一股力量要求把这些企业雅利安化。比如，几乎就在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一场反对萨拉曼鞋业公司（Salamander）的战斗便打响了。这是一家为犹太人部分所有的公司，它和约2000个私人分支有合作合同，其中又有约500家属于犹太人。1933年3月末，有冲锋队员闯进店里要强行关店，同时纳粹报纸还发起了一次抵制活动，在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该企业欺诈消费者，让萨拉曼拿不到党组织的大型订单。企业的销售额直线下降。鉴于危机临近，持有公司半数股份的犹太家族以100万马克的价格将股份卖给了持有另一半股份的家族。接着公司解雇了所有的犹太员工，赶走了董事会中的犹太人，取消了和犹太商人订的合同。到了1934年末，其中20%的合作已经被非犹太商人接手。报纸上的声讨运动、抵制活动和关停企业的威胁登时消失，公司的效益又开始回升了。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意识形态上持反犹主义态度，但在地方党组织和冲锋队横行的地方，他们只能向德国的经济现实低头。[148]

在不同的经济考量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能够施加限制。比如，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其经济运作模式和纳粹政权的重整军备以及自给自足政策不搭，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步伐也比其他地方要慢很多。因为经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结果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20%的人投票反对希特勒自封国家元首。经济问题令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对任何会干扰城市经济的现象都非常敏感。在汉堡约有超过1500家犹太人企业，和第三帝国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企业比起来，这些企业的存活时间要长很多。汉堡的商业精英对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并不感兴趣，商业协会一类的主要经济机构拒绝提供有关企业是否为犹太人所有的信息。直到1934年11月，协会仍在使用一个犹太企业制造的打印机印发信息公告。老一辈商人对国家干预商业有一种传387统的过敏反应，他们认为雅利安化政策是政府接管商业的前兆。[149]不过他们的态度在1938年发生了改变。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最顽固的汉萨同盟商人也清楚认识到纳粹政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地方经济已经充分恢复，即便赶走犹太人也不会对经济稳定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1936—1937年间外币交易限制越来越多，迫使城市内部一大批犹太人进出口公司关门停业。这个时期成立了许多调查机构，比如1936年8月1日在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治下成立了外币搜查办公室，如果当局怀疑某些公司帮助资本外逃，可以直接接管该公司。办公室官员会伪造认罪书和审讯记录，把帮犹太人公司说情的人交给盖世太保。结果，1936年12月到1939年10月期间，汉堡一共发出了1314份反犹太商人的命令。[150]

在各种备忘录和内部文件中，这些政策使用强烈的反犹主义语言自我辩护，其中充斥着类似“犹太人无耻”“犹太黑市商人”等语汇。1936年汉堡地方财政办公室骂一个犹太嫌疑人是“人民头上的蛀虫”。当政府忙于将犹太人驱逐出经济领域之际，纳粹党地方经济顾问充当着将犹太企业雅利安化的得力干将。汉堡的顾问办公室和德国其他地方不同，在这件事上处于领头地位，尽管事实上它并没有任何法律权利这么做。顾问办公室向犹太企业派驻看护人，要求公司把剩下的犹太人全部解雇。它有意将这些企业的收购价格定得很低，还特别强调定价时不用太“好心”，因为它认为犹太企业都没安“好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学术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坚定信奉纳粹意识形态，但缺乏基本的商业经验。其中包括古斯塔夫·施罗塔尔博士（Dr. Gustav Schlotterer，26岁）、卡洛·奥特（24岁）以及奥托·沃尔夫博士（Dr. Otto Wolff，25岁）。汉堡地区掌管雅利安化部门的经济学者卡尔·弗里（Karl Frie）在加入顾问办公室时才只有19岁。他们冷酷无情，不能容忍任何反抗，这是一战前出生，成长于通胀、革命、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很快汉堡的商业协会就放弃了之前面对雅利安化计划时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它下令要求重新审查1938年之前的犹太企业收购情况，包括任何出于好心停止收购退还资金的情况。[151]

这个过程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党的经济官僚推进雅利安化的方法，而是政府机构牵涉其中的程度；整个过程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无耻。在这里，跟在讨论司法系统时一样，所谓“二元国家”的说法有些可疑。如果我们不放弃这种说法，就必须严格审视纳粹德国是否符合“二元国家”的定义。“二元国家”理论认为，法律规范得到传统体制下“常规国家”的支持与维护，而希特勒的“特权国家”新创建的“伪司法系统”则破坏了法律规范。[152]但实际上大量政府机构参与了经济生活中的排犹行动。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政府里面的很多文职人员在1933—1934年就参与了自己部门内部的排犹行动。比如，1936年10月16日的一次税务改革要求所有的税法都要反映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依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考察税务个案，致使犹太公司愈发频繁地遭遇所谓“补税”。“补税”就是要他们补上该交却没有交的税，因为现在税法可以以对犹太人不利的方式随便解释。雅利安化进程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而不是因为1936年沙赫特经济沙皇的位置不保才开始。沙赫特自己在1935年11月26日签署了一项命令，禁止犹太股票经纪人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在1935年的最后两个月，他接连施压要求立法来限制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外币限制这个在汉堡排犹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的杰作。帝国银行还在1936年10月14日下令，若其他银行未调查外币交易，支行须进行相应调查。[153]因此，雅利安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快有时慢，但一直在进行之中。[154]

Ⅲ

毫无疑问，始于1936年的四年计划加速了雅利安化进程。希特勒在一些关于四年计划的会议记录中按他一贯的风格把“国际犹太人势力”称为布什尔维克威胁的支持者，还要求制定法律让德国所有犹太人为任何犹太人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比如，如果有人敢继续囤积外币，希特勒就会把他处以极刑。[155]外币调查机构在汉堡地区臭名昭著，它本身是四年计划的先驱，由戈林手下主管原材料和货币的官员在1936年春创建。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反犹措施，部长级的讨论会贯穿了整个1936年，年底德国立法宣布，向国外转移犹太人所有的资金属非法行为。随后大量相关起诉出现。虽然最后没人被判死刑，但很多人因此入狱。按规定，即使是怀疑一个人要转移资产都可以将其财产没收。这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即将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没收财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借口。四年计划中分配关键原材料的权力被有意用于打压犹太人企业。政府还修正了一项布吕宁政府制定的紧急法案防止大宗资本外逃，将执行金额从20万马克降到了5万马克，且该数字是对财产税的估计，而不是其在市场上的实际价格。选择移民的犹太人因此比布吕宁执政时期要多交超过25%的税。1932—1933年这份税收带来的政府收入还不到100万马克；而到了1935—1936年，这项收入已经涨到逼近4500万，1937—1938年超过8000万，1938—1939年是3.42 。此外，向国外转移资产还要向该业务的办理机构即德国黄金折扣银行交20%的手续费。1935年手续费涨到了68%，1936年10月是81%，到了1938年6月成了90%。所以，犹太公司和犹太人个体其实是遇到了有组织的明抢。不只是其他商业团体和纳粹党，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156]

与此同时，地方上针对犹太人商家的零星抵制和攻击仍在继续，以圣诞来临之际为最，而柏林新出台的一些法律和规范使犹太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政府强迫犹太企业以越来越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商品，同时企业主经常受到逮捕和监禁的威胁（多是欲加之罪），这些和做生意本身没什么关系。比如，苏尔镇（Suhl）党的地方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逮捕了武器制造公司西姆森（Simson）的犹太人老板，并在1935年把他送进了监狱，因为那个老板拒绝廉价出售自己的公司；在希特勒直接授权之下，绍克尔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企业所有权交给了一个专门建立的机构。老板没有拿到任何赔偿，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公司负债。[157]1936年1月1日，许多犹太银行家被赶出了商业界，或者他们已经受够了，准备关门停业，然后移民走人。德国1300个私人银行家中有1/4放弃了业务。关掉的300家私人银行中的绝大多数都为犹太人所有。[158]只有少数大型银行，比如汉堡的M. M.瓦尔堡银行，一直坚持到了1938年，这主要是出于对犹太人共同体的责任和自身的企业传统。[159]这样的情况绝非仅限于银行业。在全部犹太企业中，这时大约已有1/4被停业或者被雅利安化。[160]到了1938年7月，德国已经只有大约9000家犹太商店，而1933年据估算还有5万家。第三帝国初期，整个德国总计有10万家犹太企业，到了1938年7月其中大约70%已经关门或者被雅利安化了。[161]多种多样的管理规范让最不起眼的犹太私人企业都难以立足。比如，1936年夏天对废品公司开展官方登记，结果有2000—3000名犹太业主被禁止继续从业。[162]

从1933年开始，雅利安化一直在各个地方持续进行。比如在马堡，1933年城里的64家犹太企业已经有11个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1934年又多加了7家，1935年是8家，1936年是9家，1937年6家，而1938年前三个季度是5家。在哥廷根，1933年有98家犹太企业仍在运营，到了1938年其中的45家都已经被雅利安化或者清算关门了。[163]此时，所有人都明白犹太企业的末日就要到了。为便宜行事，戈林和内政部在1938年4月26日下令，强迫所有犹太人和配偶是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上报国内外价值超过5000马克的财产，之后他们进行了内部讨论，打算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出经济领域。新的命令出台，禁止犹太人做拍卖人，禁止拥有或出售武器，禁止接受公共部门和机构的委托合同。至此，对犹太企业的施压已然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从1937年秋天开始，地方当局下令在犹太公司外面竖立标识，强迫其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显然是在引诱大家的骚扰、抵制和攻击。1938年1月到10月大约有800个雅利安化的案例，其中包括340家工厂和22家私人银行。这一年，雅利安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38年2月慕尼黑还有1680名犹太独立商人；而到了10月4日，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66名，其中2/3还持有外国护照。显然，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中完全清除的日子已然不远，很多德国企业和德国人在等着分赃。[164]

第四节 分赃

Ⅰ

1938年4月16日，一个曾经作为专家顾问参加过雅利安化进程的慕尼黑商人给当地工商协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他在信里说，他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冲锋队员，以及希特勒的崇拜者”。但他接着讲：

针对犹太人的野蛮勒索行为让我感到作呕。从现在开始，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与雅利安化进程发生联系，即使这样会让我丢掉一大笔咨询费……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资深商人，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继续忍受许多雅利安商人和企业的恶行。他们毫无廉耻地想要霸占犹太工厂和商店，价格定得十分荒唐，要多低有多低。这些人就像秃鹫一样聚在一起，看起来睡眼惺忪，但却贪婪地对着犹太企业的尸体流口水。[165]

雅利安化的确给非犹太商家和商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可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很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首先，由于犹太人企业遇到了大清洗，至少同一领域的非犹太人企业少了一些竞争对手，这本身就值得他们庆祝。这一点在各个层面都是事实。比如1939年1月，由于开展了雅利安化行动，汉堡的2000家商店空无一人，这个现象后来还被该市的纳粹贸易协会挑出来加以表扬。由于多数犹太企业规模较小，所以因它们倒闭而受益的非犹太企业体量都不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纳粹当局所尽力确保的。汉堡的犹太连锁百货，如伯蒂娜鞋店（Bottina shoe shop）和费德勒长袜店（Feidler stocking shop），是被拆散后一个一个卖掉的。[166]

不过，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的用心。由于政府往往不遵守拆掉百货公司、打破连锁的承诺，一些小店主对此怨气冲天。“百货公司，”1938年一个小店主抱怨道，“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都在和我们进行不公平竞争。”[167]一个柏林的商人曾在1939年出国旅行时给流亡在外的社民党领导层写信，声称雅利安化实际上是一些巨型公司在抢劫犹太企业。“该进程导致各个经济领域的工业和财政权力高度集中，那些人心思缜密，搞权力运作时丝毫没有感觉良心受到谴责。”[168]但实际上大公司在做出侵略性极强的举动之前曾经有过犹豫。至少在第三帝国初期，相比较小的独立商店，大型犹太人公司和企业受到的攻击和抵制更少。纳粹当局小心翼翼，避免对大企业施压过度，因为它们在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方面还有利用价值，且多数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169]

因此，193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法本等企业的董事会之中仍然有犹太人存在。即使到了1938年6月，德意志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中依然有一个犹太人成员。但是，这些都是例外情况。在要求解雇犹太人主管、董事会成员以及员工的压力下，多数企业很早就屈服了。1931年，德雷斯德纳银行（Dresdner Bank）接收倒闭的达纳银行（Danat Bank）后开始裁员，此后内部的雅利安化延续了裁员行为，只不过针对的是犹太员工。德雷斯德纳银行不得不裁掉犹太人员工，因为在1933年5月9日，当年4月7日通过的法令适用范围被扩展到“法律承认的公共团体以及处于同等地位的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覆盖面非常广。银行员工因而必须要填写一些表格，详细讲清楚自己的宗教种族背景、战争服役情况等相关信息。不过，某些法规允许机构以“紧急需要”为名保394留某些员工，以便银行避免因大规模裁员陷入混乱，但是1934年6月30日之后经济部就不再发放类似许可了。年末，银行监事会的所有犹太人都已离职，80%不受保护的犹太人在1935年10月之前离开了银行业，一年后剩下的犹太人员工也都走了。这些举措无疑得到了年轻的非犹太人银行员工的欢迎，因为他们晋升道路上的障碍都被清空了（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晋升）。1933—1934年，因犹太人身份被迫离职的7个高级经理被几个30岁或40岁出头的人取代，如果不是雅利安化进程，这些人可能还爬不上去。那些顶替犹太人职位的人没有对离职者表示半点同情。不过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在法本公司，犹太人员工被调到了国外子公司，而不是一下子失去了生活保障。[170]不管犹太人经理的命运如何，他们被逐出德国商业界促进了年轻一代新管理精英的崛起，这批新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已经开始从老一辈人那里接班。[171]

安联保险公司也没有积极执行针对犹太人的裁员政策。安联的主管是库尔特·施米特，沙赫特之前的经济部长。当两位犹太人主管被迫离职时，他们都受到了公司的优待。但另一方面，当纳粹媒体和帝国保险业管理办公室要求解雇犹太人员工、切断与犹太人推销员和代理商的联系时，公司也没有进行有力抵制。比如在1933年，公司和代理商汉斯·格吕内鲍姆（Hans Grünebaum）续签了五年合同，格吕内鲍姆从1929年就开始在斯图加特支部工作，1936年公司又把合同延长到1941年。但是，续签合同却招来了地方报纸带有敌意的评论，同时纳粹地方领导人办公室也发出了一封信以示威胁。最后公司的回应是，保留犹太人代理商是出于招揽犹太人顾客的需要。但是纳粹分子并不买账。格吕内鲍姆的合同终止于1938年6月初；公司同意每年向他支付3.5万马克佣金，一直到1939年末，不过他移民去美国时能带走多少钱还是未知之数。当时政府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旅行推销、地产经纪以及类似职业，这一禁令等于给这样的生意往来判了死刑。[172]

在第三帝国初期的一些案例中，大型公司为犹太企业提供的收购价似乎还算公平，汉高公司（Henkel Company）收购犹太人所有的北德霍普工业公司（North German Hop Industry Company）就是一例。[173]鉴于此，党的地方经济咨询办公室经常把合同驳回，即便他们已经确认买主有足够的钱，是该领域的专业公司，在种族和政治上也可以接受。实际上在威斯特法伦南部，多数合同都被打回去要求重新谈判，因为政府认为成交的价格过高。[174]然而随着雅利安化进程提速，大公司——特别是成立较晚的——开始抛弃原有的迟疑和踌躇，加入牟取暴利的行列之中。[175]以韦特海姆百货公司为例，雅利安化进程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在内部完成，让犹太人经理为非犹太人经理让位。在1936年之前，从犹太人业主手里转移到非犹太人业主手里的260个大型企业中，通过另一个企业直接接收完成的案例相对较少。[176]然而从1936年开始，鉴于推向市场上的犹太人企业数量猛增，一些大型公司开始寻找机会。到了1937年，许多公司都在毫不犹豫地大搞兼并和接收。比如，1936—1937年期间工程企业曼内斯曼以刚过4000万马克的价格接管了金属工业领域的沃尔夫、内特和雅各比公司（Wolf, Netter and Jacobi）。它还加入了一个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在埃森的施特恩废金属公司（Stern scrap metal company）取消了所有合同后将其强行收购。[177]在一些情况下，雅利安化还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使企业摆脱政府政策引发的经济困难。这一点在消费品工业特别明显。比如，1933年选择自主雅利安化的萨拉曼鞋厂在四年计划中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迫出口皮鞋以换取外汇，而在国内鞋类市场则出售皮革替代品。但皮革早在1934年就已经是严格的配给商品。所以，萨拉曼相当明智地收购了一些犹太人所有的皮革公司和犹太制革厂，比如1936年它收购了奥芬巴赫（Offenbach）的迈尔和索恩公司（Mayer andSon）；而皮革制造商卡尔·弗罗伊登贝格（Carl Freudenberg）则反向运作，收购了犹太人拥有的鞋厂塔克（Tack），后者从1933年开始就受到当地纳粹分子的抵制和攻击。[178]

到了1937年，事实上德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在参与分赃行动。像安联这样的大公司放弃了之前的犹豫，变得越来越势利，开始借犹太人保险公司被迫放弃业务的困境谋利。只要有机会，安联还给收购犹太人财产和资产的人提供抵押贷款。[179]银行在这些收购中能够获得大量佣金；比如，1935年无线电行业的主要制造商柏林阿龙电业公司（Aron Works Electricity Company）的犹太人老板在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屈服，同意把自己的公司卖给西门子—舒克特，而德意志银行在这次交易中赚了18.8万马克的佣金。很快，德国一些主要银行就这一诱人的业务展开竞争。德意志银行在这类收购中收取了2%的佣金，在1937—1940年间一共挣了好几百万马克。[180]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也以类似方式代理犹太人企业收购事务，出于商业逻辑它拒绝为犹太人企业提供贷款。它不给犹太人卖家提供任何帮助和咨询；相反，因为德国商业银行必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和很多银行展开竞争，当它投资工业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时，它便开始积极寻找可以通过代理交易拿到佣金的公司。到了1938年，雅利安化业务已经成了大公司日常商务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1]

直接参与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会带来更大回报。比如，赫尔穆特·霍尔滕（Helmut Horten）的连锁商业帝国基本是在雅利安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182]当然，有一些收购——大约是所有交易数量的1/5——是犹太人业主劝说自己的朋友或同情者进行的。这类收购的价格要么虚高（为了掩盖被政府禁止的“好心”），或者有一些暗中的红利；如果无法购买的话，就暂时将企业委托给他们直397到有一天第三帝国垮台。在30年代晚期的第三帝国，收购时给一个公平的价钱以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事实上等同于犯罪。实际上为绕开雅利安化进程中的规章制度，一些有同情心的商人甚至每月给犹太人卖主支付一笔非法的秘密报酬，而公司的转售文件不会提及这些报酬，或者像在一起案例中那样，有人把瑞士名牌手表和金项链走私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犹太卖主就可以在移民后取到。而德居萨化学公司（Degussa chemical company）等公司则是按照商业逻辑而非道德原则行事，他们选择让犹太人老板在雅利安化之后的公司留任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看重后者在生意上的专业经验和业务关系。[183]

而更多的买主——大约40%——根本就没考虑过绕开规则行事。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付最少的钱，并以库存和股票贬值为借口极力讨价还价，争取拿到一个优惠价格。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认为交易完全合理；而且当战后有人要求他们就之前的收购对犹太人业主做出赔偿时，他们反应激烈，非常生气。第三类买主大约也占40%，其中包括许多活跃的纳粹党员。他们支持雅利安化进程，并尽可能地降低收购价格。比如在汉堡，许多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对付拜尔斯多夫公司（Beiersdorf company），公司主要产品是妮维雅护手霜（Nivea hand cream）。他们花钱在当地报纸做广告，还给顾客一些小票，广告和小票都在提醒“买妮维雅的东西就是在支持犹太公司”。[184]一些公司毫不犹豫地进行威胁和勒索，或者让盖世太保出面。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1935年夏天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一个犹太人店主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把商店出售给一个非犹太人买家，期间买家多次尝试压低价格。最后一次会面在店主的律师办公室里，当会面结束，店主从买家手里拿到钱后，大门打开，两个盖世太保军官闯了进来，他们宣布，根据某条处理“国家敌人”财产的法令，这些钱要悉数没收。没收之后，军官又逮捕了犹太人店主，理由是他对抗国家公权力。同时，买主也不让店主和他的家人回到商店，甚至不准他们回家（家就在商店上面），尽管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他们有权如此。[185]外国公司也积极把自己的劳动力雅利安化。它们对自己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中的地位忧心忡忡，1933年纳粹党上台之初，一些公司很快就解雇了自己的犹太人员工。奥利克斯公司（Olex）是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在德国的分公司，早在1933年春季末它就解雇了公司里的犹太人，或对他们的合同做出了限制。同一年晚些时候，瑞士化学公司嘉基（Geigy）被官方认证为雅利安人企业，以便继续卖染料给纳粹党，制作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186]一些主要的外国公司，如汽车制造商欧宝，即通用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还有福特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都执行了雅利安化政策，驱逐了公司里的犹太人。两家公司都允许手下工厂转向军备生产，但因为外币限制政策禁止它们将利润转移到美国总部，所以外国公司加入接管犹太人公司的掠夺大潮中其实意义不大。[187]

在参与掠夺的人手里，这种接管很容易就沦落为各种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腐败劫掠。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戈林和副元首办公室的赫斯曾下令，强调雅利安化进程必须合法，并且党的官员不能借此捞钱。其他纳粹高级官员如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巴登的地方领导人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也曾下过类似命令。但党的高层频频就此问题发声，正表明党的官员无不想利用没收犹太企业的机会谋取个人利益。在所谓反对犹太人的斗争中，中下层党内激进分子可没打算让那些讨厌的国家机构和法律来坏他们的好事。他们通常把掠夺当成是对他们在魏玛艰苦年代所做牺牲的回报。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管怎么样，犹太人的财产和资金都是从日耳曼种族那里偷的。纳粹党是在缺乏组织、遍布全国的群众性暴力行动支持下于1933年上半年上台的，这种暴力行动为褐衫军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导致了他们在大迫害中肆意妄为的局面。他们从犹太人的房屋和公寓里盗取黄金和珠宝，有时候还殴打屋主直到他们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为止。犹太人一般要交一大笔保释金才能获释，而这笔钱立马就进了关押他们的褐衫军或党卫队成员的腰包。布雷斯劳的党官僚曾因犹太人没有付钱而对其进行暴力威胁。这些官僚先是因恐吓敲诈的罪名被捕，不过后来又得到赦免，因为州检察官给他们的行为找了个借口，说他们犯罪是因为“对国家社会主义过于热情”。[188]

1934年6月末“长刀之夜”结束之后，这样的行径多少有所收敛，虽然第二年夏天又发生了类似的暴力行为。不过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进程——特别是受党的地方经济顾问办公室的推动时——为谋取更大暴利提供了方便。比如在图林根，党的地方经济顾问按雅利安化收购价的10%抽取佣金。按照顾问的说法，这是为了抵付办公开支；最后该顾问在银行以党的名义开了一个特别账户，存了100万马克。后来这些钱被分给一些特权党员，供他们在新的犹太企业进入买卖市场时再次出手。于是，“党的同志乌尔里希·克卢格（Ulrich Klug）”拿到了一笔价值7.5万马克的贷款供他买下一个水泥厂，而“党的同志伊格纳茨·伊丁格尔（Ignaz Idinger）”有5000马克可以用来把奥伯霍夫（Oberhof）的勃鲁姆酒店（Hotel Blum）雅利安化。类似的行为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这些钱从来不需要还。在很大程度上，一些党的高级官员正是借此发家致富。汉堡党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要求供应商和采购商向雅利安化基金捐款，用这些捐款买下了西格弗里德·克罗赫化学公司（SiegfriedKroch Company）的全部股份。党在符腾堡—霍亨索伦地区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在梅青根（Metzingen）买下了一个采石场，他的年收入因此增长了10倍。[189]

往小了说，许多底层的纳粹分子也能通过雅利安化获利，比如买下彩票经营权和烟草摊位等。由于官方禁止他们直接参与谋利，所以干这些事的都是地方领导人的亲属。比如格哈德·费勒（GerhardFiehler）靠他的慕尼黑市长哥哥买下了一个犹太人鞋类和皮革制品店。在很多类似案例中，参与掠夺的纳粹官员的家人很明显是配合行动的，他们从不公开违反法律，而是聪明地绕过了法律。后来，纳粹官员的行为渐渐演变为明显的犯罪，如给犹太人开空头支票（允诺提供帮助或保护），或者收受贿赂后帮助他们避开金融管制（金融管制让移民变得非常困难），借此从犹太人手中捞钱。“在纳粹分子的地盘上做生意，”亚琛（Aachen）的一个从雅利安化进程中获利颇丰的地产经济人告诉自己的美国同行，“你得在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人，公开行贿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你得迂回作战。”他最擅长的办法是邀请党的核心官僚去吃好的喝好的，或者在党内地方精英经常光顾的酒吧请上几轮酒。“确实花了不少钱，”他承认，“但最后我还是跟他混了个脸熟。”[190]

Ⅱ

在第三帝国治下，一个巨大的掠夺、没收、侵占系统快速成型，雅利安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该系统从最上面即希特勒那里就开始了。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首先把手伸向了总统基金。这部分开销在之前已经经过财政部内部审计，并最后获得了国会同意。总理的个人预算也经过了类似处理。而在国会被有效阉割、报纸和大众媒体被完全禁止批评政府行为之后（更不用说围绕在希特勒周围的狂热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使得从任何角度批评领袖都变得不可能），希特勒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基金。尽管一些高级文官对此表达了担忧和疑虑，希特勒还是开始愈发随意地到处花钱。许多纳粹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向总理提出建议，看哪些地方值得他慷慨解囊。早在1933年秋，在内政部长及其手下一名官员的建议下，希特勒每月从总理基金中拿出300马克犒劳纳粹运动的17位“种族和反犹先锋”人物。来自斯图加特的作家里夏德·翁格维特（Richard Ungewitter）名列其中，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包括《从服侍犹太人到自由》（Aus Judenknechtschaft zur Freiheit empor）和《犹太人毁灭种族》（Rassenverschlechterung durch Juda）。其他人和他的情况类似。到了1936年，希特勒式的慷慨扩展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囚徒身上，这些人犯的是各种的叛国罪。此外，还有超过一百人（其中有男有女）因他们对党的特别贡献每月能拿到50—500马克不等的津贴。希特勒此举表明，他在报答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宣传家以及纳粹活跃分子在夺权之前为党做出的牺牲。这么做符合褐衫军和“老兵”的思想自画像——为伟大目标而战的无私圣徒——而且在精神和物质上将这些人和新政权牢牢绑定在一起。[191]

希特勒也没有忘记陆军。陆军总部经常收到元首赠送的礼物，即军事主题的油画。此外，从1937年7月开始，希特勒的官方基金开始每年拿出10万马克，供“军队官员疗养”。让军队高兴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冯·施莱歇将军在“长刀之夜”被暗杀之后。希特勒还拨出一大笔钱给退休军官涨养老金，其中包括海军中将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1919年6月21日他下令在斯卡珀湾（Scapa Flow）击沉投降敌军的德国战舰。到了30年代中期，陆军的重要象征、最后一位德皇军队的在世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获得了一份贵重的免税礼物：普伦茨劳（Prenzlau）地区的一片土地和35万马克的翻新费。作为保皇派，马肯森认为自己必须给流亡在外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请求原谅他接受礼物，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赐予此类赏赐。可以预见，德皇并不高兴，并因此认为元帅是保皇派的叛徒。希特勒还慷慨地为其他一大批贵族地主提供津贴，既为了帮他们还债，同时也意在防止他们和德皇一起搞阴谋。[192]

为了让希特勒的慷慨持续下去，供希特勒个人支配的政府开支稳定增长，到了1942年其数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400万马克。[193]除了这笔钱，希特勒还有《我的奋斗》赚得的版税，这本书的销量靠两个方面支撑：纳粹党组织成批购买，并强制普通德国市民书架上必须有这本书。这项收入在1933年一年就达到了120万马克。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的版税多了一种来源：印有自身头像的邮票——这是兴登堡都不曾干过的事情。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施佩尔事后的说法，邮政部划给希特勒的一张支票面值高达5000万马克。德国商业界每年给阿道夫·希特勒基金的捐款又是一笔钱。希特勒每发表一次演讲可以拿到一笔费用，每次演讲在报纸上登载可以给他带来一笔版税。此外，许多感激他的纳粹分子在去世之后会为他留下遗产，合起来又是一大笔钱。跟这些相比，希特勒德国总理的那可怜的4.5万马克的工资明显算不了什么，即使再加上年度开销补贴的1.8万马克也还是不多。所以在就任总理初期，他公开宣布放弃薪水和津贴，摆出一副宣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姿态，将之奉为他的治国理念。但是，1934年，慕尼黑税务办公室提醒希特勒他从来没有上交过个人所得税，那时候他已经欠了40万马克了。立马有人向这帮胆大妄为的税务官员施压，后者很快同意将这40万马克一笔勾销，并销毁和希特勒税务相关的所有档案。希特勒对此表示感激，他向税务办公室的负责人路德维希·米尔（Ludwig Mirre）赏赐了一笔一年2000马克的服务补贴，免税。[194]

作为魅力超凡的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超越一切法律，这样的地位不仅使他，也使其他很多人可以不遵守廉洁奉公的正常规则。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下属，他们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希特勒任命；他们只对希特勒而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类似的个人关系网络从上到下延伸，直到纳粹统治机器的最底层，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发展的腐败网络，培植亲信、裙带关系、行贿索贿和卖官鬻爵将整个网络捆绑在一起。1933年之后，纳粹党员对党的持续忠诚便只能通过一个巨大的个人恩惠体系收买得来。对于成千上万失业的纳粹活跃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一份工作。于是，1933年7月鲁道夫·赫斯承诺，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入党的人都有就业机会。当年10月，位于柏林的帝国失业保险和工作办公室集中力量为三种党员提供工作：党员证件号码在300000以前的人、在党内任职超过一年的人、1933年1月30日之前曾隶属于冲锋队/党卫队/钢盔组织中的人。这一做法引发了一些不满，因为早在1930年末纳粹党员人数就已经超过30万了，所以不少在那时就入了党的人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况且在具体落实时，这些规定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任何一个说自己是老纳粹分子的人都能被囊括其中，而且有些野心勃勃的纳粹分子明明已经有工作了，却还想借该计划换一份更好的。到1937年，德国邮政部门给3万名“合格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安排了工作，而在1935年末，2023名纳粹分子在战争部拿到了薪水可观的永久职位，但其中只有369人之前处于失业状态。

其实，这一“为孩子们找工作”的体系是在仿效普鲁士等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军队即将退役的士官自动在州政府上岗，主要担任警察，但也会去其他一些岗位。但这套办法用在冲锋队员和纳粹党员身上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以党派成员而非国家前雇员的身份获得的职位。此番就业的规模和紧迫性也是以前无法相比的。柏林的纳粹党部在1933年10月之前为1万名党员解决了工作，其中公共领域90%的白领职位都给了所谓“老兵”。通常一个人如果得到当地冲锋队的举荐，即使他再不合格，雇主也没胆子拒绝。很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发现自己以前在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工作经历还会作为资历算到新工作头上，这使他们在往上爬的时候比其他同事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实他们的有些工作显然只是挂名的闲差。举个例子，1933年7月，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的长官、褐衫军成员保罗·埃勒胡森（Paul Ellerhusen）以前是一个不称职的文员，1929年以后就失业了，却被任命为汉堡帝国专员的个人秘书，还有个州议员的头衔。不久之后，他又被调往一个薪酬更高的岗位：城市青年办公室。据报告说，他几乎不上班，因为他总是喝得烂醉。[195]

整个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煤气厂、水厂等和市政设施相关的企业为冲锋队员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这些企业经常因此超员。对汉堡疾病基金办公室的一次审计发现，办公室比实际需要多雇了228名职员。数千位老党员在交通系统找到了待遇很好的工作。1933—1934年间汉堡地方铁路局招了上千人，至于需不需要招这么多人则是另一回事。再比如，汉堡地区的农民领导人赫伯特·东克尔（Herbert Duncker）担任了汉堡电业公司的农业顾问，为此每年能拿到1万马克的酬劳，但实际上他从未在公司露过面，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共企业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扶助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各种私人企业也有同样的压力。同时，1934年和1938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免去了1933年纳粹党员破坏工会等组织的罪名，还允许1934年1月1日之前陷入财政困难的党员清偿债务时可以不缴纳罚金。[196]而前共产党员和社民党员在求职时却一再被拒，直至后来由于军工业太缺劳动力才被招进去，这时候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们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了。维利·埃尔巴赫（Willi Erbach）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曾经参加过社民党准军事组织帝国旗帜，他的经历比较典型：1933年因政治活动被解雇，直到三年后即1936年劳务介绍所突然把他派到了埃森的克虏伯厂，他才有了工作。同时，即便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只要是纳粹党员，就更容易找到工作。[197]

谋取私利的风气从上到下蔓延开来，就连普通的褐衫军成员也会想方设法捞油水。他们趁1933年5月2日突击工会基地时、进入别人家中抓人时抢走了钱柜、家具、亚麻床布等物品。慕尼黑学生联盟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奥斯卡·施塔贝尔（Friedrich Oskar Stöbel）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施塔贝尔通过内斗在1933年9月成为德国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为了庆祝自己爬上权力之巅，施塔贝尔用学生联盟的经费支付个人开销，例如买衣服和汽车等，还组了一支游行乐队供自己娱乐。柏林当地的学生联盟用成员贡献的钱买了7辆车供联盟的学生干部使用。[198]从1933年初开始，流进党的金钱和经费数额实在太过惊人，使人很难抑制住捞一把的想法。但是党的金库对盗取经费查得很严，从1934年1月1日到1941年12月31日，法庭审判了至少10887件滥用经费的案子。出现问题的既有党的附属组织，也有党组织本身。1933年，纳粹党和党的金字塔下层附属机构呈指数式增长，这样的局势势必会导致账目审计和财政管理一片混乱。1933年的头几个月有160万人加入了纳粹党，其中自然会有很多人抱着捞一把的想法入党。[199]

Ⅲ

由于流向纳粹官员账户的经费数量如此之大，没人会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感到惊讶。各个层级的纳粹官员当时都享受着1933年之前想都没想过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包括最上面的人。比如，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32年向税务机关上报的年收入只有619马克，仅仅几年之内，他的年收入就因为每周给纳粹杂志《帝国》（Das Reich）写社论飙升到30万马克。一般的杂志稿酬标准是没有这么多钱的，这实际上是杂志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每年献上的一笔巨额贿赂。戈培尔说自己收入中的20%来源于商业利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做生意。他还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的柏林岛上买了一幢别墅。别墅原本属于犹太人医生夏洛特·赫兹（Charlotte Herz），后来被强制卖出。1936年，柏林市把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边上的一处房产给了戈培尔，供其终生支配。戈培尔花了220万马克进行扩建和整修。1938年他把位于天鹅岛的房产卖给了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Alfred Ludwig）的工业家，路德维希请他继续住下去，还不收租金。即便如此，戈培尔还不是纳粹领导人中最腐败的人。阿尔贝特·施佩尔比戈培尔更过分。他的建筑咨询费加上劳工前线领导人罗伯特·莱赠送的圣诞礼物，以及很多纳粹领导人都享有的税务特权，让他在战前就成了百万富翁。[200]

纳粹党在腐败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数赫尔曼·戈林，他为了扩建和装修狩猎山庄卡琳宫（Carinhall）花了纳税人1500多万马克。这一宫殿级建筑的维护和管理成本接近50万马克，这笔钱也是纳税人买单。除此之外，戈林在东普鲁士有一座狩猎山庄，在柏林有一幢别墅，在上萨尔茨贝格山上有一座度假山庄，还有一座叫费尔登斯泰因的城堡（Burg Veldenstein），以及另外五座狩猎山庄，更别提他还有一列私人列车，车上载着10辆汽车，设有一个面包房，戈林的私人区域占了两节车厢。这列列车仅1937年一年就花了国家132万马克，后来还被奢侈华丽地装修了一番。还是1937年，帝国汽车制造协会送给戈林一辆游艇供其个人享用。所有这些地方都收藏着戈林不断搜集来的大量艺术品，而他搜罗私人藏品的真正机会还要等到战争爆发后。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样，戈林向税务机关隐瞒了巨额收入，而没有隐瞒的部分也享受到了大量税务优惠。1939年下达的一道命令使逃税变得更容易了。命令规定，党的领导人和部级公务人员的税务应由中柏林和北慕尼黑的两个财政办公室处理，而这两个地方的税务官当然会手下留情。[201]

腐败和独裁制度息息相关。但如此铺张浪费不只是体现了个人腐败，还反映出高级别纳粹官员希望借此显示自己是德国的新主人。狩猎成了很多地区领导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连那些以前对这一过去的贵族活动没有多少兴趣的人也购置了相关场地。汉堡的地区领导人卡尔·考夫曼当时就很想在这个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跟上自己同僚的脚步，但一开始却遇到了麻烦：他的地盘上没有猎场。1937年大汉堡区的成立给了他机会，因为城市北边有一片森林被划进了大区，于是他立马宣布这片森林是自然保护区，在其中豢养了野味，用11千米长的围墙将其与公众隔开。之后考夫曼向市里租下了这片场地供自己独享。大多数纳粹领导人效仿希特勒，从德意志艺术展览中心买下一些大师的精品旧作和最新作品，挂在奢华的别墅和狩猎山庄的墙上。他们并不热爱艺术，而是认为艺术品能够彰显自己在纳粹官僚层级中的地位。[202]

自然而然地，纳粹领导人及其下属接触底层的无权无势者时，除了腐败，还有偷盗和敲诈。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等各种“德国敌人”的仇恨令他们肆无忌惮地任意劫掠。在1933年暴力夺权的过程中，一群又一群褐衫军以辅警的名义“搜查住宅”，而这只是抢劫的另外一种说法。在集中营里，军官和长官们把囚犯当差的工作坊当作私人财产，把里面的家具搬回自己家里，把里面的油画和图片挂在自己家墙上。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的长官让囚犯为自己和家人钉书钉鞋钉靴子，帮家里装信箱、烫衣板等许多东西。低级军官强迫囚犯去营地的蔬菜园偷芦笋和草莓，自己则从集中营的厨房里“收集”食物，侵吞食堂的公款。当倒霉的囚犯进来时，集中营官员从他们手上偷走个人财产是惯例而非例外。1938年，布痕瓦尔德的长官卡尔·科赫（Karl Koch）从集中营的犹太人手上没收了价值超过20万马克的现金和物品，他把其中很少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下属，多数都打进了个人账户。[203]

如果有相对居于高位的人因此被查，那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不小心，而不是上面的人多么正直。曾经有一个叫罗伯特·舍佩温克尔（Robert Schöpwinkel）的官员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三人都是德国旅馆和酒店协会的高级官员——因为侵吞10万马克的公款而遭到调查和起诉，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腐败行为在业界太过臭名昭彰，导致巴特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经常去的地方）的德雷森莱茵酒店（Rheinhotel Dreesen）老板向元首报告，说如果再不给舍佩温克尔点颜色看看，莱茵兰整个旅馆业都会对纳粹政权不满。[204]纳粹高层借助类似案件把自己描绘成不同于魏玛政府的坚决反腐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更多的腐败都没让媒体知道。同时，报纸对党和政府没有影响力，公众对党和政府缺乏监督，政府的权力大多都被攥在个人手里，纳粹分子对形式化的行政结构和行政制度普遍没有好感，这些因素都助长了腐败行为。在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经济危机中，权力成为致富的捷径，党内权力大的人很少能够抵御这一诱惑。和腐败有关的谣言和故事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1934年9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了自己和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朋友的儿子）的对话。那个年轻人向他描述了他的团队领导是如何侵吞成员的捐款去旅游和购置摩托车等昂贵奢侈品的。他说，这些事人尽皆知。[205]

1933年之后，德国经济迅速陷入了腐败泥潭，为民间提供了许多讽刺笑话的素材。有人说，“反动分子”的定义应该是“一个有一份令纳粹分子觊觎的好工作的人”。戈林对制服和头衔的热爱也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有人说“1戈”是“一个人胸前能佩戴的奖章数量”。还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戈林去罗马和梵蒂冈谈判，他给希特勒发回了一份电报，“任务完成。教宗被我撸了。皇冠和僧袍很合身。”还有一个笑话讲，一天晚上戈林的妻子晚上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全身赤裸地站在床边挥舞指挥棒，她问他在干什么。“我在把自己的内裤晋升为外裤。”戈林答道。与腐败有关的笑话甚至还登上了舞台：1934年舞台表演艺术家威廉·芬克（Wilhelm Finck）在柏林夜场“地下宫殿”表演喜剧小品。他举起右臂做出纳粹敬礼姿势，这时一个裁缝正帮他量身做新衣服。“你要什么样的夹克？”裁缝问道，“浪纹加带子吗？”芬克说，“你的意思是约束衣？”“你想要什么样的口袋？”“宽大的，紧跟现在的潮流。”芬克答道。不久之后，戈培尔下令夜场关门，芬克被送去了集中营。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希特勒通常都不会受到类似笑话的嘲弄。有关腐败的指控都是关于他的下属，毕竟那些小希特勒们才是直接治理各地的人。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戈培尔的孩子被请去戈林、莱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家里做客。回来之后，他们高兴地说到奶油蛋糕有多好吃，他们吃了多少糖果之类。而在希特勒家里做客时，他们只吃了麦芽咖啡和小蛋糕，并问道，“爸爸，元首已经退党了吗？”[206]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尖刻笑话，但很多德国人同时觉得，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毕竟相较其他国家，德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得更快。德国外债也已经稳定下来，利率已经降到1932年水平的一半，股票价格也从大萧条中缓过劲来，而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了81%，工业投资及产出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魏玛时期的两大经济难题——通胀和失业问题都已得到解决。[207]这都是因为国家在不断加强经济管控的力度，到1939年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管“战胜失业”的宣传口号是怎样吹嘘的，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受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的战争意志驱动，并为军方支持的。在1936年下半年之前，以战争为目的的经济复苏计划并没有遭遇太多来自商业界的抵制；但当四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后，重整军备的力度开始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商业界也对快速收紧的限制和管控相当不满。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利润优先原则失去了耐心，政府创办和资助的国有企业开始压倒私营企业。但这一切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怀疑的那样，纳粹分子是在贯彻早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三帝国从未学习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走上全盘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达尔文主义的驱动之下，纳粹政权依旧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竞争。竞争仍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就跟党和各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竞争是政治和行政的指导原则一样。[208]

希特勒希望的是，企业是为了完成他设计的政策总目标而相互竞争。可是，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想让德国可以打一场持久战；另一方面，重整军备却要求向前猛冲，对自给自足政策不管不顾。用这一目标来衡量，政府在1939年夏天最多只能说取得了部分胜利。它为大规模战争做的准备并不充足，重整军备也没有完成。原材料的缺乏致使坦克、船只、飞机和战争武器的生产目标远未达成。在重整军备计划中，希特勒无法确定哪一军种应该优先武装，更是令情势雪上加霜。最后掠夺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腐败、敲诈、没收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成为纳粹政权的标志，在雅利安化中的主子和奴才眼中，非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资料和财产就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掠夺是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核心态度。1933—1939年期间，德国经济内部的张力和压力都很大，希特勒在一些场合明确宣布，经济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去东欧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解决。党内的“老兵”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斗争年代”做出的牺牲而在纳粹夺权后获得了金钱、工作、财产、收入等形式的回报。现在，这一原则将变本加厉地推广到整个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之上：德国人需要为备战做出牺牲，而战争来临之后，他们就会在东欧得到新的大片土地作为回报，这片土地将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在可见的未来向德国提供食物，并且一次性解决德国的所有经济问题。[209]

同时，德国人民必须做出牺牲。纳粹政权尽全力促进生产，对消费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食用油、黄油等消费品的匮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更不用说进口水果一类的奢侈品。政府经常敦促人民为各种节省开支计划做贡献，省下来的钱成了政府债券、贷款证明和抵税额度，全都贡献给了武器开发。政府不遗余力地敦促人民要省省省，而不是买买买。政府还为个体户设计了强制养老金计划，迫使他们在保险公司交上一笔钱，然后把这笔钱用于支持重整军备计划。同时，政府和军方常常会欠款超过一年，而这又是一笔隐性贷款。对于许多参与武器生产和武备计划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这会造成严重的现金流问题，以致无法给工人按时结款。[210]对此，政府常见的说辞就是为日耳曼种族共同体的更高利益做出牺牲。但是人民接受所谓的共同体吗？第三帝国是否像纳粹分子所承诺的那样，扫清了曾经动摇魏玛民主的一切阶级纷争和阶级仇恨，使所有德国人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得到重生，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呢？如果纳粹当局想要维系民心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履行这一承诺。

1 希特勒于五一劳动节在滕佩尔霍夫广场讲话，与工人保持安全距离，由党卫队亲卫队负责安全警戒（柏林，1935年）

2 褐衫军领袖恩斯特·罗姆以一副官员形象坐在家里的书桌旁边。他身后墙上的艺术品充分展现了他的品位（1933年）

3 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万塞的警察射击场练习手枪射击技能（1934年）

4 希特勒 在纽伦堡集会上向治安警察方阵敬礼（1937年9月）。

5 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6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主要是“反社会的人”和“罪犯”，他们正在采石场劳动，为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公共建筑提供石料

7 莱妮·里芬施塔尔正在为自己的电影《意志的胜利》调试镜头角度（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集会）

8 “整个德国都用人民收音机听到了元首讲话”：只能收听国内电台的廉价收音机广告

9 演员埃米尔·雅宁斯（右）在萨尔茨堡音乐和戏剧节上俯视宣传部长“小博士”约瑟夫·戈培尔（左）（1938年）

10 恩斯特·巴拉赫的马格德堡战争纪念雕塑（1929年），后来纳粹分子因雕塑欠缺爱国主义精神将其从大教堂移出

11 纳粹青睐的艺术风格：阿尔诺·布雷克尔的《就绪》（德意志艺术大展，1938年）

12 阿尔伯特·施佩尔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德国展览馆，有批评者觉得它像带烟囱的火葬场

13 “堕落音乐：国务委员H. S.齐格勒博士的思考”。这是一本配合展览派发的小册子，封面意在将爵士乐描绘成黑人和犹太人的音乐，是堕落种族的音乐。该展览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14 教宗府总管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旁边是德国和梵蒂冈的官员。蒙席准备带赫尔曼·戈林去和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谈，商谈罗马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协定（1933年4月12日）

15 “阿道夫·希特勒的年轻人在非教会学校入学”：呼吁父母让子女脱离教会教育的海报

16 “如果德国所有的年轻人都像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未来担忧。”小学课堂上的孩子（1939年）

17 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想要假装出一副意志坚定的样子（摄于1935年8月3日）

18 “年轻人为元首效劳：所有10岁的孩子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党加紧使德国所有年轻人都加入该组织（1936年）

19 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大规模、军事化的营地无法满足年轻人追求自由、冒险、与自然接触等青年运动传统目标的愿望（1934年8月8日）

20 高速公路的现代主义：30年代的公路桥

21 纳粹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墙防御工事处犒劳工人。许多工人是被强迫征召的

22 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吹嘘自己在第三帝国治下的成就（1936年）

23 “你的力量来自快乐汽车”：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由丈夫开着大众甲壳虫去兜风。这款汽车由费迪南德·波尔舍打造，其原型由阿道夫·希特勒设计，可是实际上直到战后才有成品走下生产线

24 “如果轰炸来了，没有必要担心德国的自卫措施。”一份曾经独立的讽刺杂志《傻大个》（Simplicissimus）上的漫画，意在展现德国脆弱的防御能力，但也印证了人们对空袭轰炸的恐惧（1934年3月11日）

25 “自立的人民：格特鲁德一家人”：一份学校的初级读物中展示的情景，一家人在吃义务性的周日炖菜，又称“一锅菜”（1939年）

26 赫尔曼·戈林“最朴实”的乡村狩猎山庄卡琳宫的大厅。

27 农民家庭生活的理想：“丰收”。卡尔·亚历山大·弗吕格尔创作（德意志艺术展，1938年）

28 拒绝服从的工人。巴伐利亚彭茨贝格的煤矿工人穿着传统制服，故意按照错误的方式行纳粹礼，以此表达对纳粹礼仪的厌恶。后面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演示敬礼应该怎么做，但是工人们没有理睬

29 “负担也在你肩上。一个遗传上有病的人到60岁之前平均花费为5万马克”：1935年的一张海报展示，如果要把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背景中的建筑），每个健康的人要分摊多少花销。此类宣传意在说服人们，需要对精神病人进行绝育，并最后杀掉他们

30 “已婚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在15——45岁之间的已婚妇女中，1900年1/3拥有一个顺利生产孩子，1925年是1/7，1930年是1/8。”1933年的宣传画，意在督促德国人生更多的孩子

31 犯有“种族玷污罪”的一对伴侣游街：女方脖子上的标语是“我是镇上最大的骗子，从来只配和犹太人待在一起”，男方是“我是个犹太男孩，我只让德意志女孩进我家的门”。这类由背景中的褐衫军组织的游街活动在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十分常见

32 吉卜赛营地里面的种族研究（1933年）：埃娃·尤斯廷（罗伯特·里特尔的助手）正在测量一个女人的头部，这是所谓吉卜赛人种族特征检测的一部分。

33 “犹太人进入后果自负！”通往巴伐利亚泰根湖附近的罗塔——埃格尔恩道路上的标语（1935年）。那个时候很多小镇和村庄都挂出了类似的告示。1936年告示曾经被短暂移除，避免在冬季和夏季奥运会期间造成不良的公共影响

34 “碎玻璃之夜”大迫害之后清晨的场景：业主正在清理商店，一个路过的人在查看店里的损失（柏林，1938年11月10日）

35 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右）和他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下属马丁·博尔曼（柏林，1935年）

36 萨尔兰公投之后，在密密麻麻的纳粹字标记下行纳粹礼的儿童（1935年）

37 莱茵兰人迎接1936年3月7日进入非军事区的德国军队。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人行纳粹礼

38 希洪港的秃鹰军团成员离开西班牙返回德国，他们的干涉帮助西班牙大元帅弗朗哥成功赢得了内战胜利（1939年6月3日）

39 一名德国装甲车士兵抵达维也纳，他被奥地利女孩狂喜的欢迎声淹没了（1938年3月21日）

40 图39的另一面：维也纳犹太人被强迫清理路面上支持奥地利的涂鸦，当着欢呼人群的面，其中还有很多小孩（1938年3月）

41 决定波兰命运的握手：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决定瓜分波兰（1939年8月24日）。十天之后，二战爆发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Ⅰ

在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看来，第三帝国代表着暴民当权推翻社会权威。雷克在巴伐利亚上城区拥有一座旧式乡村别墅和11公顷土地，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是北德人。1929年雷克曾在一份慕尼黑报纸上讲过，他认祖归宗以及效忠的对象不是巴伐利亚，而是普鲁士古代贵族传统。雷克非常保守，为人势利，深深怀念容克贵族还没有被俾斯麦强行拽上现代化轨道的日子，因此对纳粹德国恨之入骨。隐居在相对安全的乡间时，他把对新政权的厌恶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日记里。“我就是一群邪恶人猿的囚犯。”他写道。他表示，希特勒是个“人渣”，自己当初就应该一枪崩了他——1932年，雷克在慕尼黑的意大利餐厅见过希特勒，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防止暴民骚扰，他随身带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并强烈感觉元首“蠢到家了”。他就“像个电车司机”一样；他的脸上“抖动着一堆肥肉”；那些肥肉挂在脸上，松松垮垮，不成形状，像火山渣，像凝胶，充满病态。可是人们竟然崇拜这个“肮脏的……怪物”，这个“沉醉于权力的精神病人”。雷克不能忍受“人们像白痴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吼着‘万岁’……女人歇斯底里，青少年陷入疯狂，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一起像疯子一样咆哮”。“唉，真的，”1937年他写道，“人不能再继续堕落下去了。这群暴民居然跟我同属一个民族，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堕落，甚至还总是要求同胞像他们那样咆哮，跟他们一样堕落。”[1]

在雷克看来，纳粹领导人只是一群“肮脏的小资产阶级，在他们国王被逐之后坐上了王座。”[2]1938年9月他针对整个德国愤怒地评论道：

普通的男人从吃饭到和染过头发的金发女人睡觉都跟机器人一样，然后生出小孩让整个民族像白蚁堆一样以机器人式的生活延续下去。他口中念念有词，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伟大神灵的咒语，不是检举别人，就是被别人检举，不是等死，就是等着被弄死，一生都在无聊中度过……不过即使这样，即使世界由这帮尼安德特人统治，也并非不可忍受。不可忍受的是，这群尼安德特人还要求剩下的少数健全人也变成穴居的畜生，而且威胁道，如果他们拒不服从，就将他们肉体灭绝。[3]

聪明的雷克把每晚记下的日记都藏在自己领地的丛林和田地深处，还不断改变埋藏日记的地点，以免被盖世太保发现。[4]

年轻一代贵族的状况让雷克特别担忧。他在1939年初去过柏林的一家十分火爆的夜店，他看见酒吧里到处都是“带有乡村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穿着党卫队制服”：

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把冰镇香槟用的冰块丢进女伴的低胸装里，然后在欢呼声中把手深深伸进衣服里取出冰块。他们……相互之间高声交谈，那声音肯定在火星上都听得到。他们说起话来和一战以及自由军团（Free Corps）时期的皮条客差不多——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这副德行……看着这些人就像看着一道深渊，一道把我们和往日生活隔开的深渊……首先是他们空洞得可怕的脸，然后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眼睛闪烁不定，会突然放出亮光。这和年轻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典型表情，一种从外到内的、歇斯底里的野蛮。[5]

这些人——他预言道——“如果元首将达·芬奇的绘画斥为堕落艺术，他们也会将其付之一炬。”他们“还会干些更混蛋的事情。而最混蛋的是，他们甚至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处于深度堕落状态”。他怒斥道，带有古代光荣血统的贵族，现在却从一个令他们走向堕落的政权那里接受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头衔和荣誉，这简直辱没了他们的英名。“这个民族疯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疯狂付出惨重代价的。”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完全颠倒了，雷克认为希特勒应该对此负首要责任。“我每时每刻都在恨你，”他在1939年8月的私人日记里面对纳粹领袖写道，“我恨你，为杀死你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和你一起走向末日，一起下地狱。”[6]

雷克因为目睹大众纳粹化而产生的强烈鄙夷在当时并不常见。他那些敏锐的观察也许是因为他自身的极度边缘化。在1929年慕尼黑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中他声称自己有贵族血统，还提供过一个详细的家谱，里面有自己的家族起源于波罗的海贵族的各种细节，但这些都是假的。实际上，他只是个叫弗里茨·雷克（Fritz Reck）的普通人。他的祖父是个旅馆老板，而虽然他的父亲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1900年想办法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但该席位是在为平民所设的下院，并非为贵族所设的上院。雷克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医师，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创作小说、戏剧、新闻、电影剧本等。他为自己编织了一段美好的过去，他说自己参加过好几场战争，甚至在英国的殖民军队服役过。不过这些都是编的。雷克说自己是贵族，这在他的圈子里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的怀疑和敌意，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出了名的傲慢，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雷克都保持着普鲁士容克的做派。他对自己的贵族品格与有爵位、有文化的社会精英应有的美德心怀信仰，这似乎是绝对发自真心的。[7]不管他日记里有多少细节是编的，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恨是毫无疑问的。[8]

雷克的保守立场比多数真正的普鲁士旧式贵族极端很多。他自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一代的贵族对这种保守立场并不买账。德国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很深的代沟。老一代贵族失去了俾斯麦帝国治下的各种财政和社会特权，因此特别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他们对纳粹分子虚假的平等主义说辞满腹狐疑心怀警惕。年轻一代则非常瞧不起上一代王朝，因为1918年它未经一战就轻易投降。30年代初期，年轻一代在纳粹党那里看到了创造新式领导精英的希望。他们不把贵族看成建立在共同荣誉感之上的身份群体，而是一个种族，是几个世纪生殖繁育的结果。在20年代初，拥有1.7万名成员的德国贵族联盟（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便持有这种看法。该联盟把大约占总人数1.5%的犹太贵族驱逐了出去。但并不是所有贵族都接受他们的观点。比如，主要遍布于德国南部的天主教贵族对所谓种族化过程漠不关心。当教会受到第三帝国压迫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站在教会一边。相对来说，巴伐利亚地区的年轻贵族很少像北部的新教贵族一样加入党卫队，尽管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他们觉得待在其他右翼组织（比如钢盔）更舒服。德国各个地区老一辈的贵族多是保皇派，所以公开表示要致力于复辟德国皇室自然是加入贵族联盟的前提条件，后来这一要求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废除。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元素都对贵族有吸引力，比如敌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领袖原则，以及攻击资产阶级文化。对年轻一代的贵族来说，德国军力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可以像以前的贵族那样去当军官。纳粹党提出会优先考虑占领东欧作为德国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吸引了很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贵族，他们认为那是重温祖先光荣岁月的机会，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东欧殖民。纳粹集团头脑清楚，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保守派的选票。在30年代初期的选战中，他们经常拉贵族子弟站台。霍亨索伦家族的年轻一辈率先支持纳粹集团：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皇子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是冲锋队的军官，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呼吁民众投票给希特勒而不是兴登堡。[9]

尽管褐衫军和相当一部分“老兵”还在继续攻击德国贵族的衰微和堕落，希特勒自己却已经认识到，贵族中的年轻一代不仅要组成急速扩增的德国军官群体，还要为外事部门充当门面，使其维持传统的尊贵地位，因此他们是不可取代的。希特勒甚至允许德国贵族联盟继续存在下去，并在纳粹的领导下予以适当整合。然而，当希特勒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使用怀柔手段对付贵族时，便立刻明确表示不会考虑让德皇复辟。1934年初，一帮褐衫军闯入了贵族群体在柏林为前任德皇举行的生日庆典，大量保皇党组织被封禁。兴登堡一去世，希特勒担任国家元首，老一辈德国贵族间存留的那点复辟希望就彻底落空了。不过，虽然希特勒对贵族日益冷淡，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和他们打得火热起来。曾经属于自由军团、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恶行累累的党卫队老一辈人慢慢开始拿养老金退休，他们逐渐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取代。尽管纳粹民粹主义分子曾经指责德国贵族已经衰微堕落，但希姆莱坚信他对这些贵族更为了解。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有序繁衍一定可以使贵族的种族质量稳定提升。不久，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德国贵族中的有心人。爵位世袭的梅克伦堡大公和黑森的威廉亲王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很多年轻贵族也开始步其后尘，竞相加入党卫队，其中很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子弟，包括范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男爵、冯·波德别尔斯基（von Podbielski）男爵等人。[10]

到了1938年，党卫队高级官员中已经有近1/5拥有贵族头衔，在级别低一些的人中也有差不多1/10。为和贵族群体保持良好关系，希姆莱成功劝服了德国所有地位尊崇的骑术协会成员，请这批保留了上流社会体育精神和势利社交手腕的人加入了党卫队，不计较他们的政治观点，这让某些上一代党卫队老兵非常不满。自此，党卫队的骑士经常性地获得德国马术比赛冠军，一些私人运营的马术俱乐部因而得以保存。但是，一些曾经在魏玛时期出来打拼过的贵族对纳粹事业更有热情，也更加忠心。埃里克·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15岁时曾经为战争做过志愿服务，后来加入了自由军团。1924年，巴赫—策莱维斯基因为在军队里劝说别人信仰纳粹主义而丢掉了职务。之后他开过出租车公司，经营过农场。1930年，巴赫—策莱维斯基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到1933年末，他已经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贵族还有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他曾经在自由军团服务，一战结束后丢掉了自己的波兰领地，大通胀时期又失去了因为丢掉领地而获得的补偿金。他开过一家汽车公司，最终失败破产。还有卡尔·冯·埃贝斯泰因（Karl von Eberstein）男爵，他曾经在20年代初找了个旅游中介的工作养家糊口。雷克—马列策文在柏林夜店的观察十分精准：很多年轻的容克贵族都加入了希姆莱的帝国党卫队新精英群体。而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当军官的和加入外事部门的人——尽管最开始欢欣鼓舞，但随着时间流逝也逐渐痛苦地放弃了对纳粹政权的幻想。[11]

Ⅱ

德国贵族一直以来都是靠土地谋生。尽管多年以来一些贵族在军官群体、文官系统以及工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的领域更是举足轻重，在20—30年代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特别容易受普鲁士土地贵族的影响。他在东普鲁士诺伊德克有领地，和土地贵族关系密切。后来政府向地主——其中包括兴登堡自己——做了特别让步，为东部乡村的农场主提供了援助，这件事情在当时激起了许多议论声。不过在纳粹分子看来，德国乡村社会的基石不是大地主，而是小农户。1920年纳粹党纲第17条表示要进行一次“符合国家需求的土地改革”，并使“如果有利于公众，土地可无偿没收”入法。第16条表示要废除连锁百货公司。表面上看这只是在针对大地主，但纳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认为纳粹党也在威胁要没收小型农场。所以在1929年4月13日，希特勒特地就此做出一番“澄清”。尽管第17条中提出的要求不可变更且不可讨论，但希特勒说，这一条仅仅是针对控制土地的犹太投机商人，他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自己谋利。普通农民不用担心，纳粹党将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12]

希特勒的声明使德国北部的农民安下心来。当时的农业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深陷经济危机，农民对此深感绝望，所以从1930年开始他们之中很多人一直都投纳粹党的票。但土地贵族对纳粹党态度冷淡，他们的票一般流向国家人民党人。从表面上看，纳粹党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不过，1933年1月30上台的联合政府可以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既是经济部长又是农业部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能力快速采取措施，援助自己的支持者，更宽泛地说则是全部德国农民，帮助他们脱离已经历时很久的经济困难。胡根贝格的措施包括禁止债权人在1933年10月31日前没收欠债农场，提高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关税，6月1日他又采取措施减免了农民的部分债务。为保护奶农，胡根贝格下令人造黄油减产40%，且黄油中必须掺奶油，导致食用油价格（包括黄油和人造黄油）短时间内上升了50%，激起了广泛批评。这是胡根贝格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败笔。他干预农业的措施到了6月下旬已经让主要的农业利益集团不堪忍受，甚至连国家人民党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6月底胡根贝格辞掉了一切职务，彻底从政坛消失。[13]

取代他的是里夏德·瓦尔特·达雷，他是纳粹党的农业专家，是纳粹口号“血与土”的发明者。在达雷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不是从经济上提振农业，而是打造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他在1928年出版了专著《农民作为北欧种族的生命之源》（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1929年又出版了《来自鲜血与土地的新贵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在这两本书中，达雷论证日耳曼种族的核心特征早已灌注在中世纪早期农民群体中，这些特征并没有被土地贵族抑制，相反它们部分构成了一个种族共同体。贵族领地的存在只是纯粹功能性的，并不显示其主人在智力或特征上有任何优越性。[14]这些观念对海因里希·希姆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他请达雷来担任自己的种族和殖民办公室主任。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希姆莱要创建一个全新种族共同体的想法和达雷的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非常欣赏达雷的观念，1930年他邀请达雷入党，并让其掌管一个新部门，致力于发展农业和解决农民问题。到了1933年，达雷已经建立了一台巨型宣传机器，向农民宣布他们会在第三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还成功将许多纳粹党员安插进农业利益集团如帝国土地联盟，这样在新政权成立之初他便可以相对容易地把它们组织起来。[15]

在胡根贝格辞职的时候，达雷已经有效控制了已经纳粹化的国家农民组织。就任农业部长巩固了他作为900万农民和农业劳动力领导人的地位，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占德国总人口的30%。[16]上任刚几个月达雷就开始实施新举措，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帝国粮食总会不同，达雷的新举措意在建立一套新继承法，借此维护农民阶层，并将其打造成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西北部，传统风俗和法律都认定遗产可以分割继承，意思就是，当一个农民去世后，他的财产将在儿子中平均分配，这导致农场土地的分散化，被继承的农场太小很难存活，底层农民则会因此失去地产。达雷的理想是在德国盖满农场，每一个农场都大到能够自给自足。他认为，农场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继承人之间平均继承，或者像德国多数地区那样分给最年长的。农场只能由最有能力的继承人继承。将农场以这种方式保留于家庭之中的同时，还可以使它远离市场。按照达雷的设想，假以时日新继承法会产生效果，自然选择会使农民阶层变得更强，最后能够为整个国家提供新的领导层。1933年9月28日，为完成这一宏伟目标，达雷的《帝国农场继承法》（Reich Entailed Farm Law）得以通过。新法声称要恢复限定继承的德国传统，强调继承权不可分割。从此以后，面积为7.5—125公顷的农场都要遵守新法。这些农场不能买卖，不能拆开之后卖掉或租掉，也不能用以抵债，更不能拿去做贷款担保。新法对自由土地市场进行了严苛限制。可是，新法的要求并不现实。这些要求多数出自达雷的幻想：顽强的农民在土地上自给自足。可是在德国，好几个世纪以来遗产都是分开继承，已经有好几千个面积不足7.5公顷的小农场。同时，很多地主经过多年财富积累，拥有的土地已经远超125公顷。只有70万个农场受到新法影响，仅占农场总数的22%，德国森林和农业用地的37%。在受影响的农场中，大约85%的面积都不大，在20—50公顷之间。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梅克伦堡、地主土地集中的易北河东部平原，以及土地高度分散的西南地区——新法适用的土地寥寥，基本没有效力。只有在德国中部地区，新法的潜在影响力较大。[17]

达雷也为那些失去继承权的人想好了出路，那就是去东欧开辟新农场。达雷唤醒了广为德国保守派尊崇的传统，那就是“殖民”东欧。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不同：应该用于殖民和新建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构成的社会的那片区域，如今已经被大中型容克地主占据了。1934年5月11日，达雷直接发声，斥责这些领地的主人，说他们破坏了易北河以东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传统，把小型农场主逼得破产，使其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达雷声称，是时候把容克地主窃取的土地还给农民了。当然，达雷无法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纳粹党早就放弃了声称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党纲第17条。他能做的，也就是敦促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去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地主。希特勒基本赞成这一想法。他在1933年4月27日宣布，破产的大型庄园应该被无地的农民“殖民”。[18]

达雷的雄心壮志只实现了一部分。他采取的措施让他在不少团体中非常不受欢迎，包括很多农民。此外，尽管希特勒愿意把破产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仍然把占领东欧和开辟生存空间当作解决德国农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在他看来，农民要在德国占领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才能去“殖民”。尽管希特勒把平等主义挂在嘴上，但他不愿意摧毁普鲁士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很多经济专家意识到，自19世纪后期以来，容克庄园的农业生产和管理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和合理化，生产粮食的效率远比小型农场高。不能为了未来的种族乌托邦而牺牲当下稳定的粮食供应。所以实际上，纳粹时期易北河东部新建的小型农场数量并不比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多。很多没有继承权的农家子弟都没有找到新土地。另外，德国南部山区的天主教农民并不情愿迁徙到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海岸，那里远离他们的家乡，周围都是些操奇怪方言的陌生新教徒，就连风景也平淡无奇、毫无特点。 [19]

根据达雷前任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债务清偿计划，政府支付了6.5马克，帮助农民和庄园主渡过难关。这笔钱比魏玛共和国在1926—1933年间支付的4.54马克要多。受《第二犹太人法》（Second Jewish Law）保护的负债农民突然没了债务压力。但是，这些小农场主想要拿土地去做信用抵押，却被频频拒绝。一些人仗着法律赋予自己的新地位，拒绝偿还债务，这使供应商更加坚定地要求一切交易须用现金支付。新法也使农民投资昂贵农机、购买自己农场附近的小块土地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连钱都筹不了，没人愿意给我们，”一个农民说，“就算继承了一片30年都不用还贷的农场，又有什么用？”[20]一些儿女突然间就因为新法失去了继承权，心怀苦楚与怨恨，他们中的很多人终生作为助手在家庭农场劳动，希望最后能够继承父亲的一些土地，但新法让他们的愿望落了空。在奉行长子继承的地区，农民会将农场拿去抵押，为子女筹集嫁妆或现金，通过遗嘱把它分给没有继承权的后代，而现在这些农民即便对子女所处的困境心怀同情也不能恪守以前的传统风俗了。根据某个公证人的说法，1934年春，经他公证的20项婚约被取消，因为新法使新人的父亲无法再筹钱办嫁妆了。[21]此外，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即便有钱也买不到自己的农场，因为新法直接将70万个农场挡在了市场外，使得不被限定继承的农场价格飙升。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新法使没有继承权的农民儿女别无选择，他们只能离开土地，迁到城市里。这可不是达雷想看到的。限制如此纷繁复杂，令很多继承了土地的农民觉得家里的地产根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更像是土地的受托人和管理者。[22]

地图12　限制继承的德国农场

废除自然继承的风俗，让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农民认为新法是“兄弟姐妹仇恨和争斗的源头”，导致了农村开始出现“一孩家庭”——又一个完全背离达雷期望的结果。1934年末，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农民被判入狱三个月。这位农民是当地党龄最大的纳粹党员，入狱原因是在公开场合指责希特勒，说希特勒不是农民，自己也没有孩子，否则不会通过像新《继承法》那样的法律。在法庭上他再次表露了类似情绪，但去掉了最初版本里的污言秽语。有的农民甚至还想通过打官司推翻把自己划作新法适用对象的决定。[23]到了1934年夏天，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在反对纳粹农业政策。据说巴伐利亚的赶集日充斥着仇视纳粹的浓郁气氛，连当地宪兵队都不敢干涉。一些知名的纳粹分子在路上会有意避开农民，害怕被农民用尖锐问题质问。甚至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一个在1930—1933年间绝大多数乡村人口都投票给纳粹党的地区——的农民在1934年7月也非常郁闷，因为他们的猪卖不出好价钱。另外，一个社民党特工这时也从德国西北部发来报告：

此前，奥尔登堡和东弗里西亚（East Friesia）的大中型地主对纳粹分子很有好感。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排斥纳粹分子，选择回归旧的保守派传统。这一变化尤其来自东弗里西亚养牛的农民和拓荒的富农，是新《继承法》致使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型农民和用地者对奶制品和蛋制品的管制也深表不满。[24]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把奶制品和蛋制品出售给消费者，在新体制下买卖必须通过帝国粮食总会进行。以前每升16芬尼的牛奶现在只能卖10芬尼，因为现在最高收购价被定为20芬尼，而批发商还要抽10芬尼。可以想见，奶和蛋的黑市交易开始兴起。政府大怒，动用警力查缴违禁鸡蛋，抓捕涉案人员。[25]

老一辈农民依然记得达雷在1933年做出的宏伟承诺，不断肆无忌惮地公开抱怨（这一点和其他社会阶层不同）。而纳粹当局认为农民群体不可缺少，不能采取强硬手段。纳粹意识形态宣讲人在农民会议上不断遭到激烈质问。1937年有一次在西里西亚（Silesia），宣讲人被惹毛了，告诉听众盖世太保很快就会来教他们怎么做国家社会主义者，但多数听众完全置之不理，站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农民抱怨的不只有农产品价格太低，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农机、化肥等价格过高，还有帝国粮食总会官员收入太高，认为那些人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什么都没干。许多农民和其他德国人一样，越来越憎恨党及其附属组织无休止地索取捐款。[26]限定继承的农民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掌握了农场，因此反对声音特别大，有时候发言显得十分大胆。一个年轻的纳粹分子曾经问，巴伐利亚某个村子的村民一直在诅咒纳粹党，他们能够成为纳粹政权的真正支持者吗？当地的一个农民回答，“当然不，我们不是希特勒主义者，那种人只有柏林才有。”而当这位年轻人说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恢复理性时，该农民的回答赢得了一片掌声：“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启蒙，你个小屁孩！你这种年纪的人就应该待在学校。”农民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开放市场中自由买卖商品的权利，而在新法之下，他们也不能把地产拿到开放市场上去卖。不过许多观察者都记得“任何年代的农民都在诅咒自己的政府”，对纳粹的抱怨并没什么不同。此外，年轻一辈的农民和农民子弟也确实在纳粹政权身上看到了机会，多数时候能够在粮食总会找到一份管理工作。纳粹“血与土”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也更有吸引力，不像他们那自私自利的父辈，认为这些意识形态都是老调重弹，还是物质利益更为重要。但就算是这些老一辈的农民也认识到，截至1939年，他们的处境已经比六七年前好很多了。[27]

Ⅲ

尽管在第三帝国治下乡村人群承受着许多经常自相矛盾的压力，但在1933—1939年之间，他们在根本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北部乡村地区，纳粹党能够统一当地的舆论。纳粹党一般会倚赖乡村团体的权威人士，包括牧师、学校教师、德高望重的老农甚至当地的庄园主。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承诺城镇的阶级斗争不会蔓延到乡村，破坏这里相对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纳粹承诺要建立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口号为它在1933年以前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28]村子里的主要大家族在第三帝国治下都毫不费力地占据着领导角色。在巴伐利亚乡村，如果纳粹“老兵”的家族声望或者其在乡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不足以取得村民尊重，纳粹党便会因为顾忌当地舆论而不敢将他们空降到村民委员会或者镇长办公室任职。尤其是在天主教传统很强、1933年之前村民一直给中央党或其在巴伐利亚的对手巴伐利亚人民党投票的地区，纳粹党的渗透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些地方，党的首要任务是凝聚共识和化解潜在反抗。对村民来说，如果纳粹政权能够保留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他们多数都对它表示欢迎。[29]

比如，在巴伐利亚的村子米特拉兴（Mietraching），欣特施托克尔（Hinterstocker）从1919年就开始在村里担任会计，1933年他接受巴伐利亚人民党其他几个党员的建议加入了纳粹党，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务，防止一个头脑狂热的“老兵”插手村里的财政事务。1935年，又有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纳粹分子威胁要接管村民委员会，村子里的老人再一次劝说深得民心且一直以来兢兢业业的欣特施托克尔以大局为重，亲自担任村委会主任。在这个位置上，据说欣特429施托克尔为了阻止纳粹政权最不受欢迎的措施影响到村子，在接下来几年里做了他几乎能做的一切。此外，他每年都参加村里的宗教游行，在村中十分得民心。1945年12月12日，当地官员告诉美国占领军， 90%的村民都支持欣特施托克尔继续干下去。[30]而在巴伐利亚的另一个村子，当地方党组织想把一个“老兵”安插到某个关键岗位时，当地行政办公室发出警告说：

地区办公室无法同意任命裁缝大师S. 为朗根普赖辛（Langenpreising）公社的主任。我们与公社委员讨论了一番，他们一致希望现任主任尼特能够继续留任，因为他作为一个农民显然比裁缝大王S. 更适合这份工作……地区办公室还认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农民能够更好地保证社区事务顺畅运行。[31]

当乡村委员会会议纪要被送到更高一级权力机关时，上面还必须不断提醒委员，在第三帝国治下，主任不是经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产生。[32]在利珀的部分乡村地区有一些更令纳粹觉得刺耳的声音。多诺普村（Donop）的村长沃勒麦尔（Wöhrmeier）拒绝参加纳粹组织，信件落款时从来不用“希特勒万岁”，连纳粹旗帜都没有。他还成功组织了一场经济抵制活动，回击村里某些支持地方党部罢免自己的手艺人和匠人。所以，尽管沃勒麦尔被政府多次谴责，他的村长之位却稳稳坐到了1945年。[33]

德国很多地方的乡村团体稳固且团结，它们由混杂而密集的风俗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经数个世纪发展形成。这些风俗和机构管理着乡村的公共生活，例如包括拾穗和伐木等。各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家族群体和亲戚关系，还有免费的家庭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它们尤其仰赖各种表亲、叔叔婶婶，有住在附近农场的，也有自己家里的。家庭内部互助是农村长久遵循的传统。农民的日常生活基于土地，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催生了建立在一套互助体系之上的经济模式。这套体系很难打破，所以达雷的新《继承法》在很多乡村地区碰了壁，即使表面上曾经受益的地区也不例外。同时，乡村团体内部存在着大量不同阶层和等级间的不平等现象。不只农场主和磨坊主、养牲畜的人、铁匠之间地位不平等，农场主内部相互之间也有等级差异。比如，黑森的克尔勒村（Körle）在1930年左右大约有1000人，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处在顶端的是“马农”，共有14名，每人拥有土地10—30公顷，这种规模的土地不仅能养活他们自己，多余的产品卖到市场上产生的盈余还能供他们养马和长期雇佣额外劳动力与仆人，秋收时间还可以雇更多。处在中间阶层的是“牛农”，1928年村里共有66名，这些人多少可以凭借自己那2—10公顷的土地自给自足，但劳力方面需要依靠自己的亲戚，若有必要还得不时雇佣额外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一般是物而不是钱。最后，在社会阶层的最底部是“羊农”。这一类村里一共有80户，每户有不到2公顷的地。他们从马农那里借来耕畜和犁，然后再抽时间为后者工作回报他们。[34]

到了20年代，乡村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再加上当时农村和城镇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铁路交通联系，大批人不得不每周到附近的乡镇打工挣钱。他们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主义很快就成了克尔勒村穷苦人家的政治倾向。不过，相互依靠的互助和义务体系令整个共同体团结起来，巩固了马农被广泛接受的天然领导地位。乡村团体内部出现的政治分歧让乡村精英感到担忧，但是这些异议仍旧在乡村传统结构之外得到了表达。就政治态度而言，马农和牛农多支持国家人民党，所以当1933年现任村主任被免职，为当地一个纳粹分子让路时，他们不可能感到满意。然而纳粹主义的花言巧语对乡村团体的所有阶层都有很强的社会吸引力。在宣传部及其大量分支机构的信息攻势下，只需要对村民加以适当引导，他们就会把希特勒当成全国大家庭的大家长，这个大家庭建立在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之上，内部有一张义务互助网络。虽然乡村地区的宣传工作受到局限，因为1939年村里每25人才有一台收音机（城镇里是8人一台），村民们也没机会去看电影，但宣传部竭尽全力地传播信息，它鼓励人们购买人民收音机，在村子之间组织移动电影院。宣传部传达的信息说，农民会在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占据中心地位。这种说辞在农民内部受到了一定的欢迎，让老农们相信不会有太多东西发生改变；因为穷苦人家的年轻人向城镇迁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羊农中传播，乡村共同体原有的等级结构遭到了破坏，没准新政权甚至会恢复这一结构。[35]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乡村团体在纳粹夺权过程之中和夺权成功之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没有人抵制纳粹夺权。当地共产党员的家被搜查，本人则遭到被逮捕的威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克尔勒地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清楚表明，马农和牛农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他们依然压迫着羊农这一乡村底层阶级。不过，借助共同体的花言巧语来打压反对势力，表明纳粹分子对乡村的整合并不彻底。对乡村精英来说，羊农及其子弟仍然非常有用，不能全部镇压。1933年，一个地方纳粹分子带着警察和褐衫军抄了当地共产党人的家，但他的保皇派父亲威胁道，如果他敢把人带出村子就取消他的继承权，抓捕行动因此大打折扣。当地自行车俱乐部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冲锋队遂到村子没收俱乐部的自行车，一位旅店老板——他也是一个资格很老的纳粹党人——向冲锋队出示了一份假契约，上面讲俱乐部欠他很多钱，因此他有权没收这些自行车。于是冲锋队便离开了，旅店老板把这些自行车放在阁楼里，一直保存到战后由原主人领回。乡村凝聚力往往比政治更重要，特别是当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时。[36]

但是，第三帝国对乡村并非全无干涉。例如，政府会在克尔勒等乡村地区制造代际矛盾：各个社会阶层的父辈几乎都反对纳粹主义，而子辈则把党员身份和参加党的活动看作树立自身权威的手段，以此反抗专横的父辈。子辈发现，通过加入各种纳粹组织，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角色，不需要再依赖父辈。在战后的一些采访中，村民们表示，第三帝国初期，家家都爆发过“战争”。[37]随着工业人口增加，许多来自羊农家庭的年轻男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花了更多时间在城里挣钱，渐渐让家里殷实起来，同时也接触到更多的新观念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希特勒青年团、劳役团、军队，还有一系列女性组织让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出乡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纳粹主义对教会的攻击瓦解了教会在乡村的核心地位，以前它既是社交场所，也是凝聚乡村的中心。但这些变化都比较有限。老一辈人相信乡村应当团结，农民需要青年劳动力出力干活和履行其他义务，因此年轻一辈的傲慢得到了宽容，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幽默被有效化解，家庭和团体也得以保存。入党并没有给年轻一辈带来多少个人独立，反倒意味着年轻人不仅要忠于乡村团体，也要忠于一系列新机构。[38]

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纳粹政权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抱怨不迭，却始终没有和政府完全撕破脸皮。几个主要的矛盾——劳动力短缺、新《继承法》引起的恼人副作用、粮食总会过低的收购价——带来的麻烦可以尽力通过老办法得到克服，比如给面粉掺假来卖更多的钱，直接把产品卖给黑市等。他们433还可以诉诸法律，事实上很多人也这样做了。例如，新《继承法》的效果被一些附加条款削弱：限制继承的农民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妥善经营农场，将被剥夺限制继承的权利。一些代表当地乡村团体利益的地方特别法庭并不忌惮将这样的无赖逐出法庭，因为这么做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39]总的来说，法庭的判决多基于实际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新《继承法》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乡村社会引起的愤怒情绪。[40]

在德国北部海岸施塔德的新教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其在30年代早期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要高很多。那里的农民一般都很支持定价定额的农产品市场，这样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不确定因素，且当地的社会风气和德国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社会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拍。他们不喜欢的只是定价定得太低，价格越低他们抱怨越多。他们期望摆脱像他们父辈那样看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因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局限于一些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措施。此外，农民之所以逃避粮食总会或四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指标，是由于农业管理中一些自相矛盾和非理性的措施，而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定额。比如，一些小农经常拒绝完成他们的谷物生产配额指标，多数是因为他们要用多余的谷物喂自己的家畜，以完成牛奶和牲畜的定额指标。乡村团体较强的凝聚力也意味着农民敢于逃避定额指标，甚至表达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和城镇上的情形不同，乡村很少有人因为批评政府而被举报到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那里，除非传统乡村精英和政治上受挫的年轻一辈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粮食总会和实施四年计划的行政机关多次劝说，农民仍然不相信农业现代化和新技术，不熟悉农业机械，更不用说这些东西实际很难得到，因此第三帝国在推动小型农场现代化方面成果甚微。一些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庆典倒是很受农民欢迎，比如一年一度的丰收感恩节吸引的参与者数量比第三帝国其他任何庆典或仪式都多，这表明农民仍在顽强坚守传统。因此，到了1939年，达雷承诺的乡村新乌托邦和目标与其完全相悖的粮食供应自给自足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不管纳粹集团的宣传多么动听，很少有农民对这些事情真正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过个好日子，比大萧条时期过得要好，而且可以持续下去。[41]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Ⅰ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话语中，农民阶级指的是一群地位独特、没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德语中，这个群体有一个不可译的名称：Mittelstand。这一术语最初由右翼宣传家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应该在社会中有一个清楚的位置。这个词大致相当于法语中的“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或英语中的“中下阶层”（lower middle class）。到了30年代初期，它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一个社会群体。在德国政治中，它代表了一系列价值。它介乎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这群人脚踏实地、独立、勤劳，是德意志民族的健康核心。却被周围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公正地遗忘了。从一开始纳粹意识形态吸引的正是这一批人：小店主、自己开店的手工业者、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1920年的纳粹党纲虽然杂乱，但却是德国Mittelstand极右翼政治思想的典型产物，他们的支持是纳粹党得以起飞的原因之一。[42]

这一群体满腹怨恨，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敌人。小店主憎恨大百货公司，手工业者仇视批量生产的大工厂，农民抱怨大庄园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人都很容易受政治上的花言巧语蛊惑，将他们所处的困境怪到一些替罪羊（比如犹太人）头上。他们的代表都把第三帝国的到来看作实现他们长期愿望的机会。实际上最初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地方上对百货公司的攻击、许多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自己发起的抵制和排挤，都是依靠纳粹党和褐衫军来实行，这些活动迅速得到了1933年5月12日通过的《个人贸易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Trade）的支持。从那时起，连锁店被禁止扩张，不准开设新的分店或者开辟新的商品线。百货大楼内部不准开设自营的店面，比如理发店或者制鞋和修鞋专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百货大楼内部的餐厅价格太低，对独立旅店和外面餐厅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于是被勒令关门。1933年8月一项新法令进一步将禁令扩展到百货大楼内部的面包店、香肠店、修表店、照片冲洗店、汽车服务店。三个月后，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被禁止提供超过价格3%的折扣，这项措施后来也扩展到消费合作社。邮购公司也受到限制。党组织尽其所能把制服和装备的合同都交给小公司。1933年9月政府的房屋修缮和重建津贴令很多木匠、水管工人、泥瓦匠等手工业者兴旺一时。[43]在魏玛时期不得意的手工业者的政治压力集团急于为他们的社团身份赢得更高的资历和认同，便强制手工业者在贸易行会登记，并成功得手：从1934年6月开始，所有手工业者都必须加入一种行会，每一行业都会有相应行会掌管；1935年1月起这些行会划归经济部统一监管。1935年之后，手工业者都必须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考过之后才能正式登记，并获得开店许可。长久以来许多手工业者怀揣雄心壮志，想要恢复自身在工业革命和工厂大规模生产兴起过程中失去的地位。当时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他觉得小作坊和作坊主为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值得他为之站台，抵制劳工前线，因为劳工前线想要将这些手工业者吸收进来，把他们的身份降到和工人一个层级。 [44]

然而，尽管地方党部和主要是小店主、小买卖人和手工业者出身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巧舌如簧，督促政策落地，但纳粹德国的经济日益开始围绕着重整军备运转，再也无暇顾及那些小生意，相关行动和立法干预迅速退潮。快速重整军备必须要以大公司为核心。纳粹党最初承诺要拯救下层中产阶级和小商人，1931—1936年间手工业者公司数量的确增加了18%，但1936—1939年间公司数量又下降了14%。[45]从1933年到1939年，皮匠作坊数量下降了12%，木匠作坊下降了14%。手工业贸易总量直到1939年也没能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许多手工业者甚至比工人还穷。原材料短缺、大公司的竞争、加工机械（比如加工人造皮革的机械）的昂贵价格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许多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比如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提琴制造以及黑森林地区的钟表制作，在工厂生产的竞争下不断败退，开始急速衰落。此外，这些小生产者和大型竞争对手一样，受到政府管控的压力越来越大。强制加入行会和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老匠人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相关的文书工作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都太难了，尤其是从1937年起，从业者须纪录个人的收入和开销。手工业者们发现，他们加入的行会不是一个自治组织，而是完全依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接受来自上面的指示。在社团国家中提高自身地位完全是痴人说梦。还有，四年计划要求速成培训，而不是以前考试奉行的充分准备和高标准。这损害了手工业协会作为资格认证机构的权威地位。[46]

小生意还承受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劳动力流失。流失的原因是征兵和战争相关的产业领域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33—1939年贸易、通信和交通行业的业主与经理数量下降了7%，充分显示出商业的集中化趋势。当然，减少的一部分原因是归犹太人所有的作坊被关了：1933—1938年犹太人拥有的作坊数量从1万家下降到5000家，1938年末剩下的作坊也都消失了。这些犹太人作坊体量都很小，根本不值得收购，被雅利安化（而非被关闭）的实际上不超过345个。但下降的不只是这方面。同一时期，各类商业组织中无薪的家庭员工的数量增长了11%，因为这些行业给不出足够吸引人的工资。随着年轻人从手工业转移到其他更有吸引力的行业或者应征入伍，传统商业活动日益成为老人和女性的天下。举例来说，1939年初某个针对肥皂店和刷子店的调查显示，44%的店铺都是由女性经营，超过50%的男性业主已经年过半百；40%的男性业主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补贴家用。[47]

从1938年12月开始，手工业者肩上又多了一项财政负担：他们必须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为自己购买保险。到了1939年，要求商品定额又定价的四年计划严重干扰了小生意人的独立性，包括屠夫、菜贩、甜品店主、面包师、玉米店主、鞋匠、烟草摊主、市场上的摊主等在内都受到影响。制定规章和审计工作花去了很多时间，而新税和强制募捐又影响到利润。重整军备以及相关军事工业劳动力短缺严重，于是政府开始向小生意人和小作坊施压，要他们加入国家工业大军。到了1939年，甚至连独立的手工业者都必须随身携带记录个人培训日期、从业资格和相关经验的工作本。这样登记之后，他们随时都可能被征召去参加义务劳动，比如，鞋匠师傅会去大众公司的工厂接受培训，然后去搞装潢。为了使劳动力加速从手工业向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大众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转移，政府在1939年下令对手工业协会进行大审查，找出消费品工业中的困难企业。最后大概有3%的手工业生意被解散。被解散的几乎都是单人作坊，主人太穷，其部分收入还来自社会福利开支。[48]第三帝国治下的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开始绝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是药剂师，他们依靠独立药店进行零售服务。曾几何时，许多药剂师认为第三帝国可以帮助他们行业实现多年以来的雄心壮志，他们想要获得和医学平起平坐的资格，要对抗不断壮大的大型医药公司，还要恢复药剂师作为专业娴熟训练有素的专家信誉，让人们知道，多数疗法都是药剂师发明的。此外，他们还要法律认同行业垄断地位，消除来自草药师和其他不具资格的对手的竞争。但时间很快就证明这是幻想。尽管药剂师培训机制在1934年进行了改革，在1935年顺利地完成了雅利安化，但是药剂师行业内部难以就怎样才能最好地确立他们的垄断地位达成一致，他们的组织更在1934年被劳工前线吸收。不久，纳粹当局开始强调要优先考虑政府需求。于是，药剂师们着手寻找本土药，以帮助德国摆脱对进口药物的依赖，同时帮忙准备药剂，以供战时所需。在这场游戏中，大型医药公司是主要玩家，军需为先的政策让中世纪式的自制药方、自创疗法的小镇独立药剂师行医模式丧失了生存空间。[49]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独立领域的其他子行业中。比如，兽医行业完成了类似整合，现存机构自行解散。到1934年1月，德国全部7500名兽医中已经有4000名加入了新成立的帝国兽医协会。兽医行业的整合过程和其他行业一样，曾经是志愿组织的职业协会一般自己先完成整合，然后它们得到的奖赏是于1936年被帝国兽医协会正式吸收。一开始，一部分人试图让协会采取以前的社团模式，但这些努力很快就让位于第三帝国标准的体制架构：集中管理、等级分明、440受中央政府控制——和其他小生意领域的遭遇如出一辙。[50]

留在德国的社民党观察家报告了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对他们在第三帝国处境的不满。早在1934年5月，一些小生意人和小零售商曾反映，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到能够允许人们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这些主要由他们提供），而党不断地要他们响应各种各样的募捐（他们一般毫无选择，不得不交钱）。他们还反映，政府并没有按承诺去限制消费合作社。而之前合作社经常和社民党工人运动有联系。在第三帝国，合作社被整合进了劳工前线，同时纳粹政权将许多“老兵”放到管理岗位，算是直截了当地给予他们革命回报。但合作社除开失去了魏玛时期的津贴和纳税特权之外，实际损失不大。1935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关掉了一批财政困难的合作社，但1934年要求禁止政府文职人员加盟合作社的呼声则被赫斯回绝。尽管到1936年德国1.25万个合作社中已经有大约1/3关门（多是迫于地方党组织的压力），但仍然有200万加盟商存在。一些小店主仍然觉得受骗了，因为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消失。[51]根据社民党特工的报告，在西里西亚小店主的圈子里“怨言颇多”：

连续征税使人们连乞丐的东西都不放过。消费总量快速下降。由于工资太低，工人们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东西，这当然令他们涌向了百货公司和一口价商店。人们像泼妇一样谩骂着，他们的失望情绪已经在一些会议中公开表现出来……最近在格尔利茨（Görlitz）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小店主在讨论中说：“他们以前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百货公司会关门，合作社会取缔，一口价商店全都会消失。这些事情都没发生！我们被骗了，他们背叛了我们！”不过第二天这伙计便被抓了。这件事情令人们怨声载道。[52]

不只是消费需求恢复得很慢，就是在保护小生意人利益上，纳粹当局也不够“国家社会主义”。[53]

1935年，就连以前热情支持纳粹党的一批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也开始吐露他们的失望情绪，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有人听到一个从亚琛来的手艺师傅说，他的同行都反对希特勒，但50个人中只有3个人敢张嘴说，其他人都沉默着。[54]后来有一份社民党报告讲，不能说纳粹政当局什么都没为这些人做，但问题是他们采取的几乎每一项措施都是双刃剑。贷款很难拿到，需求又迟迟不能恢复，价格控制严重影响了利润，各种募捐负担沉重，行会经营不善，税负越来越重，征税倒是越来越积极。[55]但是，社民党人在1939年被迫承认：“依照当前的形势，即便手工业者对自己受到日益严重的压迫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也不会有丝毫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发牢骚说原材料短缺，抱怨自己的劳动力都被军队和军火工业抢走了，咒骂要他们详细记录生意状况的政府，但是这些不满都不会转变成更普遍化的、针对纳粹政权的批评。社民党人总结说，“对这些社会阶层来说，政治思考完全是陌生的。”这个结论不一定成立。失望确实会引发幻灭情绪甚至异议，但是这里也和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公开反对纳粹政权。绝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尽管有各种困难和阵痛，但他们的经济状况至少比大萧条时期要好多了。而小生意行业内部一直存在着各种尖锐矛盾，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服务商和制造商之间并不是一片和谐。最后，自19世纪末起，在整个德国社会中，这部分人一直是右翼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民主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如果要他们完全抛弃纳粹政权，只有经济上的不满是不够的。[56]

Ⅱ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是唯一想借着第三帝国提高社会地位的群体。白领工人和私人企业的薪金员工一直非常嫉妒政府文职人员的高薪、高地位以及各种特权。这一批人一般被称为“新中产”（newMittelstand）。但是，他们内部政治观点分裂，既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也有与之竞争的极右人士，并且这个“新中产”在魏玛时期投给纳粹党的票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以前白领工人和体力工人之间曾有身份壁垒，但前些年已被拆除了，这时候不少人希望第三帝国能够重新竖起这道壁垒。白领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最主要的担心是被“无产阶级化”。可是，希特勒一上台他们就深感失望。各种白领联盟中持左中右三种政治立场的领导人全部被抓，并被投入集中营。这些联盟自己也和其他白领组织一起被吸收进德国劳工前线。[57]且不说期待中的壁垒没有重新出现，因为各类工人组织都被劳工前线吸收，连原本残存的壁垒也被打破了。白领工人团体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工人拥有的坚实传统和独特文化，更不要提和共产主义运动相比。白领工人组织更容易被原子化，被恐吓吓倒，难以进行哪怕是被动的反抗。[58]所以，1936年德国中部某保险公司的社民党特工报告，多数白领工人对政治缺乏兴趣，除了少数曾支持钢盔和国家人民党的人外，这些人虽然不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但对希特勒1933年镇压马克思主义的举动表示满意。“大部分男性员工都木然接受了政治强制和各种规定。”他承认。他们大多出自社会中下层。他们把社会问题怪到纳粹政权中的“小希特勒”们头上，对元首则始终顶礼膜拜，基本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任何批判性思考。[59]

情况更复杂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前文已经提到，第三帝国给这些团体带来的影响多种多样，它贬低律师、文官、学校老师和大学教授，却特别提高了医生的地位。总的来说，纳粹政权当局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对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损害，这一点在大学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大学学生数量疾速下降，在读大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劳役营服役，社团一类的学生自治机构都被废除。军队的权力和声望开始快速上升，为中上层阶级那些富有朝气和野心的年轻人开放了新的职业选择：军官。相较之下，职业精英便显得枯燥乏味、没有前途。纳粹分子再三公开表露他们对法律行业的蔑视，这使当律师不再有吸引力。所以1939年司法和律师行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便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时，即使是工程师等在第三帝国期间还不错的职业，其处境也没好多少。重整军备需要设计坦克、战舰、飞机和武器的专业技术人员；西墙等防御工事和高速公路等公共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柏林、慕尼黑等地声名卓著的建设计划：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甚至使劳工部专门针对工程师取消了1937年颁布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令。这尤其对想换工作，追求更好的培训和更高发展的工程师意义重大。但是，工程师的薪水并没有涨多少，比如像西门子这样的公司，1936年一个合格工程师的起薪仍比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低，而弗里茨·托特创建的工程师组织到了1939年仍在抱怨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社会声望比工程师高。1938年纳粹纽伦堡集会把第二届德国艺术和科学奖（被禁的诺贝尔奖的德国替代品）颁给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飞机工程师威廉·梅塞施密特（Wilhelm Messerschmidt）和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虽然此举公开承认了德国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在多数工程师看来这算不上多大的补偿。[60]

但是，所有职业团体都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的整合中丧失最基本的自主权利，各式各样的职业协会被关闭，被合并，然后统一置于纳粹党领导之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这和他们之前的表现一样：当纳粹集团迫害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把犹太人先踢出行业协会后踢出整个行业时，他们同样一言未发。大学教育和职业训练质量下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和军事训练备战，忽视了传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加上各种行业活动的组织化管理，致使许多职业明显死气沉沉。甚至连医生这个在第三帝国最受宠的职业，也非但没得到任何新的特权，反而还丧失了过去的一些优待。比如，1935年政府颁布了《帝国医师条例》（Reich Physicians'Ordinance），1937年11月又加了一个《职业条例》（Professional Statute）作为补充。此后，医生必须遵守条例规定，否则就会遭到制裁。职业法庭很快就活跃起来，开始积极发出警告和罚单，甚至吊销违规医生的执照。医生须随时向1936年成立的帝国医师协会上报与己相关的任何变动，签订新合约须获得协会同意；他们还不得不以侵犯病人隐私为代价向当局报告情况严重的酗酒、各类遗传和先天性疾病以及性传染病。实际上，虽然1935年的《条例》在理论上确认了隐私原则，但又明确表示，在实践中如果符合“人民的常识”——当然此“常识”由纳粹政权及其官员定义——隐私原则可以被打破。不管医生岁数多大，都要参加种族卫生学和遗传生物学课程。仅1936年一年就有5000名医师参加培训。许多人非常讨厌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在上课时喋喋不休，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如自己，对其鼓吹的理念抱着合理的怀疑态度。 [61]

纳粹当局的另一做法对医生的集体荣誉感伤害更大，那就是它没能满足医生们封杀未经大学训练的“江湖郎中”的长期诉求。1935年德国至少还有1.4万名这样的医生，占了具有行医资格医生的30%。虽然1/3的医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医师联盟，可实际上它缺乏影响力和权威。外界普遍认为它作用不大。另一个组织，即帝国医师协会，要求所有医生必须加入，权力要大一些。但是，前文已经提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协会的负责人，即格哈德·瓦格纳，支持所谓“德意志新型疗法”，并强行在大学医学系设置相关课程。[62]医生组织和医生组织的头儿诉求并不一致，政府对此犹豫不决，直到1939年2月才最终宣布，所有业余医生必须在德国自然疗法医生联盟处登记，同时从今往后不再招聘新的业余医生。这一举措不仅使业余医生有了职业地位，而且从那以后，水平达到要求的业余医生只要能力符合“自然疗法医师”的要求，就能获得头衔，然后就可以算作医生了。更过分的是，如果注册的自然疗法医师请求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医师帮忙，后者有提供帮助的义务。特别有天赋的业余医生还可以不经过通常的职业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医学系任教。最后，反对业余医生的各种诉求都没有获得规章制度支持，只要业余医生不收费，他们可以一直行医。所以德国医疗行业中的医生必须忍受职业地位的丧失、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以及传统医学伦理的腐坏。[63]

可是在第三帝国治下，医生所有的损失都可以被他们对个人拥有的巨大权力抹平，这一权力由各类国家政策支持，比如从军事领域到婚姻领域目的各异的绝育措施和体检。对一个要求人民符合种族标准的政权，健康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绝大多数医生都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新规定。实际上，1933年之前种族卫生的概念就已经在医疗行业非常流行。1937年之后，医生的薪酬大幅增长，平均毛收入从1933年刚刚超过9000马克增长到四年之后的近1.4万446马克，到1939年据说已经在2万上下了。医生这一行也清除了很多犹太人，剩下的人有了更多行医机会，经济复苏让德国人更愿意花钱购买医疗保险，且当时的保险体系发生了变革，病人看医生更便宜了，而医生拿到钱也更容易了。于是，医生的收入超过了律师，是牙医收入的两倍，因为牙医和种族卫生以及健康政策关系很小。即便是走出诊室，德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也给了医生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去医疗部队服役。纳粹党的很多分支以及附属组织（如褐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招募医生提供医疗服务。雄心勃勃的人可以加入党卫队，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荣誉和提拔。希姆莱在柏林创立了党卫队医学院，为医生提供意识形态训练。党卫队内的医生都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即“帝国党卫队医生”，和希姆莱的头衔“帝国党卫队领袖”很像。据估计，德国共有超过2/3的医生和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有联系。在纳粹的设想里，未来将成立能让各类医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例如德国医师干部学校，一个位于梅克伦堡乡下、周围风景如画的训练营。纳粹医师联盟成员将在这所学校接受为期两周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训，好为之后的政治生涯做好准备。这给了年轻的医生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种族卫生领域实现野心的施展空间，而行业内已经确立地位的老人也可以继续干老本行，而且获得的收入比以前还要高一些，尽管代价是国家干预行业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加强。对于这个暗地里的买卖，多数医生都愿意接受。[64]

Ⅲ

可是其他行业可就没这么满意了，特别是德国那庞大无比且分工细密的文职官僚系统。尽管1934年希特勒曾经想在传统国家机构和党之间进行分工，但所谓“二元国家”中的正常一元和特权一元经常发生冲突。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冲突进一步加剧。虽然内政部等国家机构觉得有义务警告政府文职人员不要在缺乏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接受党的机构和个人的命令，但希特勒却在1935年9月11日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如果国家机构执行党的政策不力，那么就用运动去落实党的政策。“向国内敌人宣战！我们不能在官僚机构和它的不作为面前气馁。”[65]结果，文官位置对雄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的年轻毕业生失去了吸引力。党卫队保安处在1939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

总的来说，文官系统的发展再一次出现了退步。考察期间，以往臭名昭著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大量出现。由于文官薪水太低，还经常被公众恶意中伤，人员不足、负向选择、新招的年轻人不来等现象屡有发生。此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人事政策也难说成功。当然，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些。[66]

其实早在1937年文职人员的新人招募工作就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以前文职人员一般出自大学法律系，但自1933年起法律系就读人数开始锐减，学生都愿意选择更流行的医学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国的官僚化——这是帝国统计局1936年使用的一个术语——使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在1933—1939年之间增雇了20%的人。但是待遇更好的行政岗位依然在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控制之下。到了1938年，德国各州各个层级的办公室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人员短缺现象。而一直到1939年夏天，大萧条期间布吕宁节俭计划下推行的工资下调政策才被部分扭转过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描绘了文职人员长期负债的严重程度，估计文官系统很快就无法在执行任务了。文职人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直线下降，对此党和党的领导层只能怨自己，因为正是他们一直在蔑视国家文职系统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67]

鉴于上述情况的出现，有人感到不满也就不甚奇怪了。一个从1932年就是纳粹党员、有自己想法的文职官员弗里茨—迪特洛弗·范德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在1937年9月对当时的状况表达了自己的绝望情绪，他让政府的部长们注意新的《文官系统法》，这部法律把文职人员称为德国的基石。他指出，没有文官系统，四年计划不可能顺利实施。可是由于不间断的政治和种族迫害，文官系统的能力严重下降，不能有效运作。同时，党和政府机构各种组织的不断增殖造成权责不明，管理混乱。这样不可能达到妥善的治理。他继续说：

尽管自夺权之后，文官系统取得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成就，但在公共场合，元首或者党的团体却嘲讽其为“官僚机构”，讥讽其脱离群众以及不忠诚。但文官系统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在官方立场上否认对自身所处阶层（国家就建立在此阶层之上）的污蔑。文职官员，特别是那些主要的文职官员，经常在工作中受到攻击，这种攻击实际上直指国家……如此对待文官系统的后果就是文官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人，没有荣誉感，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绝望情绪。文官招聘工作趋于停滞……文官系统的工资基本已经降到了无产阶级的水平……对比来看，商界提供的薪水要高出很多倍……[68]

范德舒伦堡这样的高级文官在1933年曾经对未来抱有很高期望，但是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失望情绪溢于言表。他说，现在简直比魏玛时期还要糟糕。历史悠久且充满光荣的文官系统就要被摧毁了。[69]

幻灭之后，范德舒伦堡迅速转向了强硬的反政府立场。但多数文职官员仍然尊奉传统和习惯。德国文官系统成形于18世纪的普鲁士，一直在德国社会和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一些传统理念，比如对国家的责任、对政治的蔑视、对高效管理的信奉等都在20世纪得到了保留，它可以解释文职官员对纳粹分子的态度。严格的官僚程序、正式的制度、不可胜数的等级和头衔等大量的元素使文官系统成为一个拥有特别意识的特殊组织。要换掉它可不容易。有的文职官员认为文官系统代表国家，他们决心为国家利益坚持下去。另有一批人被第三帝国的威权风格吸引，它强调国家统一，消除公开的政治纷争，取消对官僚行动的一整套限制措施。效率取代了责任，这对许多文职人员很有吸引力。在柏林中央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和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职人员都要严守希特勒、戈林和其他部长颁布的法律和命令，因为他们觉得那是责任所在。当然，异议分子早在1933年就被清洗了，但绝大多数官员（主要是保守主义者）本就信奉威权主义，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是叛徒，并支持重整军备和对外扩张。[70]

弗里德里希·卡尔·格本斯利本（Friedrich Karl Gebensleben）是布伦瑞克的城市规划官员，他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典型的德国官员。他碰巧留下了大量的家庭通信，让我们得以细致地了解中产阶级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卡尔·格本斯利本出生于1871年（德国统一那年），他是工程师出身，在1915年当上城市规划官员之前一直在德国铁路系统服务。他是个正派人，同事们都信任他。30年代初，除了负责城市规划，卡尔·格本斯利本还同时兼任副市长的职位。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出生于1883年，和她的丈夫一样来自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夫妻俩是布伦瑞克社交场上的红人，他们经常光顾音乐会，资助剧院，出席一切重要的公开庆典、欢迎会和类似活动。他们的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 Gebensleben）于1906年出生，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人。她在荷兰的时候是家庭通信最勤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埃伯哈德（Eberhard Gebensleben）于1910年出生，在多所大学里学习过法律（这在当时比较常见），其中包括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他打算在文官系统中谋份差使。所以总的来说，卡尔·格本斯利本家庭是一个坚守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在30年代初，这个家庭明显陷入了担忧的状态，他们害怕会发生一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Elisabeth Gebensleben）在1932年6月20日给女儿的信中讲到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在共产党及其帮凶社民党的威胁下，德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她认为当时的德国到处都是苏联间谍，而街头暴力是有计划颠覆国家的开始。因此，任何消灭威胁的措施都是正当的。[71]

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就已经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燃烧着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1932年在目睹某场纳粹游行时她又感叹：“与此同时，他们秩序井然，队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72]可以想见，她自然也是全力支持希特勒领衔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联合政府，而正是这个时候，她恰好目睹了一场反对任命的共产党游行（“希特勒掌权是不是太迟了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枝繁叶茂，比预想更为深入地植入人们内心了”）[73]。所以，尽管接下来几个月纳粹当局广施野蛮暴力打击敌人，她也并没有因此睡不着觉。“国民政府冷酷无情但充满决心的行动，”她在1933年3月10日写道，“可能让某些人退却，但首先必须要开展一场彻底清洗，否则重建根本无从着手。”[74]“清洗”的对象包括布伦瑞克市长、社民党人恩斯特·博迈（Ernst Böhme）。1929年，时年37岁的博迈当选市长。1933年3月13日，纳粹冲锋队冲进会议现场，把博迈粗暴地拽到了大街上。随后几天他一直被强制监禁，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辞去在该市担任的所有公职。一伙党卫队把他带到当地社民党报纸的办公室，剥掉衣服，摁在桌子上一直打到了失去意识，然后在他头上浇了一桶水，给他穿上了之前的衣服，又押着他去大街上游行。最后博迈被关进城里的监狱。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获释，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了。卡尔·格本斯利本作为市长代表暂时接管了工作，后来又当上了新市长，无人对此表示异议。尽管他对会议现场出现的惊人意外感到不安，但他却强烈反对报上说他曾经为市长的悲惨命运流泪。在过去几年里他确实和博迈亲密合作，但他身为政府文官的正直却不允许他过度表达感情。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不赞成冲锋队的行动（“我宁愿博迈有一个更体面一点儿的欢送会”），但她安慰自己说，在1918年共产主义革命中，当时的保守派市长也曾经被“赤色暴徒”羞辱过。[75]

和很多保守派一样，在看到3月21日波茨坦的国会开幕仪式上传统得到尊重之后，格本斯利本夫妇打消了自己的疑虑。他们为自己的黑—白—红帝国旗帜上拂去灰尘，意气洋洋地将旗挂了出去。同时，卡尔还在布伦瑞克街头参加了一次庆祝游行。[76]那时候街上仍有一些格本斯利本夫妇很不喜欢的现象，特别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种种暴行，他们认为那都是纳粹党中的共产党奸细干的。[77]他们盲目相信纳粹分子伪造的有关工会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侵吞公款的指控。[78]伊丽莎白向女儿转述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时，字里行间都是再度觉醒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德国现在有了一个世界瞩目的总理。[79]作为坚定的新教徒，她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运动（“这样的教会改革，我很满意”），异常兴奋地听她的牧师把希特勒比作马丁·路德。[80]卡尔家庭对新政权有多少热情，就有多少幻想。卡尔·格本斯利本支持对公共生活和德国经济进行“严格规训”，强调“领袖原则有其自身的优势”，“整合应该向下深入到最基层”。但他同时认为，一段时间之后，英式的温和反对派应该获许继续存在。到了5月末，他和他的妻子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这可不是为了自保，而是正面确认自己认同新德国。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充满骄傲且自觉地写道：

现在你“老”爸也让自己成了一个褐衫军，我现在能以最快的速度戴上大檐帽和党的勋章，系上皮带和领带。你母亲觉得这套制服非常合身，让我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十岁！！！噢！哎，哎，亲爱的，真希望有人早点告诉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严格遵守那句格言——公共利益优先——争取为祖国奉献最好的一面，这感觉真棒。[81]

作为行政官员，卡尔支持以后不让城市议会参与政府决策，改为在一个小的委员会中决定。“这样，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拿去做更有用的工作。”[82]卡尔认为这是一个提高行政效率和决策统一的机会。当然，事情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发展。

格本斯利本夫妇可不只是在这一点上自己骗自己。他们还对纳粹政权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故作姿态心存幻想。这个家庭对纳粹主义的支持一开始和反犹主义关系不大。当伊丽莎白·格本斯利本在1933年3月中旬看到城里犹太人商店被打碎的陈列窗时，她又把责任推给“煽动者……经确认，他们已经打入了纳粹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抹黑……就是那些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们”。她认为，如果有任何纳粹党人卷入暴力行动，很显然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83]她觉得戈培尔和戈林的反犹主义演讲“糟透了”；她还为纳粹分子破坏莱比锡音乐指挥家弗里茨·布施的作品感到忧心（她认为那是因为布施是犹太人，可实际上布施不是）。对犹太艺术家的攻击是“灾难性的”，她写道，后来又加了一句：“犹太人里面当然有些恶棍，但我们不能忘了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伟人，他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84]

但她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33年4月1日出现了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之后又有大规模的反犹宣传。“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她在1933年4月6日无意中以预言家的口气给自己的女儿写信，“只有在后世才能获得公正评价。”她继续说：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性的历史。但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会碾过个体的命运，由此诞生它的新纪元。我们时代的目标纯洁高尚，但注定充满波折。我们在经历欢乐的同时，也会对个体的命运心怀同情。一个人能够同情某个犹太人个体的命运，但他不会改变对犹太人问题的整体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就跟共产主义一样。如果希特勒打算像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那样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还达成了目标，那时候德国可能就成了被嫉妒的对象了。[85]

她认为抵制犹太人商店完全合理，因为根据纳粹当局的说法，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正在掀起一场“抹黑德国”的运动。而所有关于德国反犹如何凶残的说法都“纯属编造”。她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在荷兰的女儿的，同时这也是在遵守戈培尔给在国外有关系的人下的命令。她要么是忘记了三周之前刚刚发生、令自己惊恐不已的事情，要么是有意隐瞒。《凡尔赛和约》夺走了德国的“生存机会”，她提醒自己的女儿：“德国正在用手中的武器保护自己。犹太人被清理出了司法和医疗系统，这样做有利于经济，但对无辜的个人可能非常残酷。”她相信（当然是错误地相信），让这些行业的犹太人数量减少，只是为了调整犹太人比例，让其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致。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所谓比例原则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比如占据高位的新教徒比例远比天主教徒高。她的观点显示出她在短短几周之内已经在纳粹的宣传下被洗脑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她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偏见，她说犹太人“很狡猾”：“犹太人只想统治，不想服务。”她的丈夫卡尔给她讲了很多犹太人如何有野心，如何腐败的事，似乎可以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86]到了1933年10月，她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在信件中使用纳粹语言了，共产党描述纳粹分子如何残暴的棕皮书被她说成是“犹太人的政治谎言”。[87]

在卡尔看来，第三帝国成功地让德国恢复了秩序。“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接管权力的时候，”他在欢迎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就职的纳粹新任布伦瑞克市长时讲，“到处都是混乱。”结束魏玛时期无休无止的政党争吵迈出了改善市政管理秩序的第一步。除此之外，第三帝国还使德国恢复了荣耀。[88]当1934年6月末混乱——罗姆和他的褐衫军——似乎死灰复燃时，希特勒的行动让伊丽莎白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和她女儿不同，她毫不怀疑希特勒谋杀令的正确性。“在这样一个伟大开明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面前，其他人肯定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她写道。[89]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这个家庭几乎再也没有谈论过政治。他们开始关心家庭内部的事情，关心孙子孙女出生，关心卡尔和伊丽莎白的儿子埃伯哈德。埃伯哈德准备跟支持纳粹主义的海德堡保守派法学家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念个博士；话题围绕耶利内克转了很久，但后来这个名字在他们的通信中突然消失了，因为耶利内克是犹太人，并因此丢掉了工作。[90]

埃伯哈德登记参加了褐衫军的准军事训练，服完了兵役，接着进入帝国经济部担任初级教员，于1937年11月29日加入了纳粹党。但是，这个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再没恢复。对格本斯利本夫妇来说，纳粹德国提供了他们长久渴望的稳定，在经历过魏玛时期的动荡不安之后，人心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除了在行动过程中有一些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之外，打败共产主义、克服政治危机、恢复国家荣誉都是格本斯利本夫妇想要的。对于暴力行为等所有其他问题，他们或者有意忽略，或者尽其所能为之辩护，或者渐渐被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成功洗脑，认同了纳粹当局的说法。格本斯利本夫妇这类中产阶级的顺从是基于对纳粹政权的幻想之上的；1939年之后，这种幻想便被撕得粉碎。卡尔和伊丽莎白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卡尔在退休那天（1936年2月1日）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的遗孀伊丽莎白于1937年12月23日辞世。埃伯哈德在文官系统没待多久，于1939年被军队征召入伍。[91]

第三节 驯服无产阶级

Ⅰ

截至1933年，德国最大的社会阶级是无产阶级，涵盖了经济活跃人群的约46%。这是1933年6月16日一次人口普查给出的结果（这次普查政府已经策划了很久，并且纳粹当局对其干预不多）。普查结果还显示，17%可以归为政府文职人员、白领工人以及士兵，16.4%属于私营业主，同样16.4%属于不拿报酬的家庭助手（多数在小型农场中），还有3.8%是家政工人。就经济领域的成年人口而言，普查结果显示1933年有1310万工业和手工业劳动者，930万人就业于农林业，590万在贸易和交通业，270万在各种公私服务业，130万在家政服务业。换句话讲，德国工人阶级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虽然农业仍然十分重要，但已经处于衰退之中；主导21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那个时候规模还相对较小，但已经呈快速扩张之势。指向未来的现代工业（如各种化工产品、印刷品、各种电子产品）里面大约有1/5—1/4的工人是女工。女性在服务业的某些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当时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的传统工业（矿业、金属锻造、建筑）仍然是男性的天下。工业活跃人口大约有1/4从事广义上的冶金和工程工作。1933年这些456领域的工人数量超过300万，建筑业超过200万。这些工人是传统工业工人阶级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86.7万人是木工，超过70万人在矿业、盐业和草场工作，60.5万人在采石业以及相关加工行业工作。这些行业的女工数量很少（其中矿业和建筑业女工数量少于2%）。于是这些行业成了男性就业的主要方向（但在30年代初就变成了男性失业的主要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业奠定了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基调。[92]

30年代初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使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降低，士气受到打击。德国的工人运动原本规模很大、组织良好，但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出现了崩溃瓦解的迹象。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要么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能力（社会民主党），要么用空洞无用、容易引发自我毁灭的革命狂想欺骗自己（共产党）。1933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3月到7月之间，纳粹当局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德国工人运动，关闭了工会，禁掉了上述两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老工人运动的残余势力曾经进行过有组织抵抗，但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镇压。[93]同时，纳粹当局打算建立一个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新工人组织，借此把工人再次联合起来。当时的纳粹工会便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厂车间组织。不过，雇主都对该组织表示怀疑，因为其成员特别好斗，对工厂秩序构成了威胁。商界可不想在看到旧工会垮台之后又起来一个更强大的新工会。工业家和银行家对工厂中的混乱表示失望，那时候褐衫军和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正在攻击和驱逐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工委会代表，希望把自己推上台。但是企业主很快就开始抱怨，说激进分子干扰商业运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需求，还到处撒野搞破坏。比如在萨克森州，纳粹地方领导人马丁·穆奇曼居然抓了州银行的行长卡尔·德根哈特（Carl Degenhardt），把他关了一个月。这些行动可不会受到商业团体的欢迎。[94]

这些破坏是工厂车间组织野心膨胀造成的。虽然该组织当时只有30万人，但它的影响力却远不止于此。在冲锋队的权力和新政457权重整社会意志的支持下，工厂车间激进分子早在1933年5月2日旧工会彻底被禁之前就已经搬进工会办公室办公。当时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赖因哈德·穆霍（Reinhard Muchow），他在纳粹夺权时还不到30岁。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穆霍在一系列激烈的劳工冲突中积累了经验（特别是1932年纳粹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柏林交通工人罢工）。他还是戈培尔行使柏林地方领导人职权时的宣传助手，负责把指令传达给自己所属的首都工人阶级。在他的规划中，工厂车间将成为一个巨型的工会组织，代表第三帝国境内的每一个雇佣劳动力。组织在新德国将扮演关键角色，它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为政府提供保护劳工的新措施，取代传统工会行使社会职能。[95]

可是，纳粹领导层不愿意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阶级冲突延续到第三帝国。早在1933年4月7日，赫斯就命令工厂车间组织不要干涉商业运营，也不要破坏工会工作。工会给失业工人发放补助，这在大萧条时期非常重要。从某些角度看，5月2日接管工会是纳粹领导层的经典惯用伎俩：当无组织的激进主义为祸时，就将其组织起来。[96]工会迅速被一个叫德国劳工前线的组织取代。1933年5月10日就此举行了庆祝仪式，希特勒和内阁都出席了。新上任的劳工前线领导人叫罗伯特·莱，他在第三帝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莱于1890年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家里排行第七，幼时曾患上精神疾病，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为了给他治病，欠下巨额债务，不得不烧掉自己的农场骗保还债，结果因纵火罪被捕。根据莱晚年撰写的个人传记可知，父亲被捕使他的整个家庭陷入了贫穷和耻辱之中，在莱的心中永远烙上了不安全感，种下了仇视上层社会的种子。莱天资聪颖，志向远大，他决定靠努力学习重整家业。他突破了出身的限制，进入了大学。从1910年开始，莱一边打零工养活自己，一边学习化学。不过，1914年的战争暂时中止了这一切。莱立刻志愿加入西线的一个炮兵团，一直服役到1916年。1916年，他厌倦了阵地战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和血流成河的僵持态势，便接受训练成为一名侦察机飞行员。1917年7月29日，他的飞机被击中，但副驾驶居然奇迹般地成功迫降，然而降落的地方是敌军后方，于是莱被法军逮捕，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被法国人关押。莱在坠机时严重受伤，接受了6次手术才保住了大腿，脑前叶也受到损伤，病情逐年恶化。他说话变得结巴起来，酗酒和其他无节制行为的倾向日益严重。[97]

战争结束后，莱重返大学完成了学业，凭借一篇与食品化学有关的毕业论文于192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被部分发表在了一家科学期刊上。鉴于他在大学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很快在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拜尔化学公司（Bayer chemical company）找到了一份好差事。这使他得以结婚组建家庭。但读惯了浪漫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的他无处安放自己的激情，仍不能心满意足，缺乏安全感，厌倦于单调的日常生活。他住在莱茵兰，彼时该地正被法军占领，这激起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1924年，他读到纳粹领袖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审判上的演讲，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怀被点燃，演变为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他加入了纳粹党，并于1925年6月升任莱茵兰南部地区领导人，迅速成为当地纳粹运动的领头人物。和很多早期的纳粹分子一样，莱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就为他的雄辩折服，精神病史专家认为，也许对希特勒无限疯狂的崇拜替代了莱因为儿时父亲被捕而感到的耻辱。20年代中期，纳粹领导层和莱茵兰支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但莱选择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被禁止参加活动，这时候也是莱帮助希特勒在党内重新夺回了权力。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莱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和煽动家——尽管他有些结巴——所以即便莱的同事曾向希特勒反映他不懂财政管理，对下属傲慢无礼，管理无能，希特勒也一概充耳不闻。不久，莱创办了一份反犹色彩浓厚的地方报纸，其恶毒程度简直和《冲锋报》差不多（《冲锋报》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负责，他是党在纽伦堡地区的地方领导人）。这份名叫《德国西部观察者》（Westdeutscher Beobachter）的报纸经常谴责犹太人搞宗教谋杀，还捏造犹太业主勾引雅利安女孩的色情故事。莱曾数次因为这些污蔑行为而遭到起诉和罚款，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悔改。[98]

1931年，希特勒将莱调到了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从1932年12月开始，莱接替了刚刚辞职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任组织部长，虽然他并没有施特拉塞尔那样出色的管理能力。他在莱茵兰这个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地区争取选票支持的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和仇视社会心理，为他的纳粹主义染上了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这使他成为希特勒于1933年4月整合德国劳工组织的最好人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莱的任务就是实现希特勒的目标，令工人阶级与新德国融为一体，赢得最顽固、最反纳粹主义的德国人对新秩序的热情支持。但是莱本人没有相关工作的专业经验。他迅速将劳工前线安置在以前工会的办公场所，吸收了工厂车间组织，但在搭建劳工前线内部的组织结构时，却不得不沿用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一开始，这等于只是为现存的工会组织取了新名字，引进了新的管理方法，将组织分成了五个大组。曾经的工会和以前的各分部（比如媒体部和相关的报纸）为一组，以前的白领工人工会为一组，零售商为一组，职业人员为一组，商业人员为一组。劳工前线意在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模型，成为一个社团主义国家的核心，协调经济领域内各分支的利益，令它们为新的政治秩序服务，这一想法似乎颇有前景。[99]

这些想法最初由穆霍和工厂车间领导层推动，但并没有延续很久。职业界和商业界对此反应冷淡，而零售商从来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穆霍和他的朋友成了新权力架构中最活跃的力量。不久之后，劳工前线替工厂车间组织实现了愿望，成了代表全体工人利益的超级工会。劳工前线以保护工人利益为名发布命令，规范带薪假期和薪水协定，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和工人的安全健康。地方层面，骚动仍在继续，一些官员威胁企业主，如果不听话，就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穆霍声称社民党甚至部分共产党前党员要对骚动负责，并对劳工前线官员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查，预计一共要清洗10万人。但是其他政府部门针对劳工前线的控诉仍在增加，有来自劳工部的，有来自内政部的，甚至还有来自交通部的，这些部门担心它们的权力会被劳工前线低级官员的单方面行动蚕食。事情似乎已经失控，是时候控制控制局面了。[100]

Ⅱ

1933年5月19日，在企业主和柏林各个中央部门的压力之下，内阁发布了《劳工托管人法》（Law on Trustees of Labour）。此法设立了12名政府官员，负责规范各自所辖地区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劳动合同，促进工人和企业主和睦相处。这些劳工托管人属于帝国劳工部。12个人里面只有2人来自工厂车间组织， 5人是公司律师，4人是政府文职人员。由于最初的《托管人法》用词十分模糊，1934年1月20日国会又通过了《国家劳动力组织法》（Law for Ordering of National Labour），该法由一个以前受雇于工业压力集团的文职人员起草，增加了大量细节。[101]新法废除了企业主和工会讨价还价、共同制定规范的框架（这是魏玛劳工政策的最大成就之一），代之以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原则主导的新权力架构。新法强调，在国家社会主义新德国，内部劳工和企业主之间再无相互对立的必要，双方将在统一的德意志新种族共同体下合作共存。为强调这一点，相关法律用新封建主义的语言将自己包装了一番，名为互惠互利，实则和中世纪真正的封建主义一样，掩盖了真正的权力只属于企业主的事实。劳工托管人的权力包括任命各厂的托管委员会（Councils of Trust），仲裁劳资纠纷，确认人员冗余，规范工作时间和计件工资标准，向荣誉法庭上报冒犯权威、挑衅、分裂、破坏互信等不正当行为。荣誉法庭有类似司法审判的功能，由司法部任命的法官负责。企业主被称为厂长，工人是他的随从。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取代了魏玛时期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受到法律保护的雇佣合同，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与劳工托管人合作的老板。事实上，荣誉法庭基本是个摆设，从1934年到1936年，法庭只审理了516件案子，多数案子都是手艺师傅体罚徒弟这种事。从纸面上看，荣誉法庭好像公平公正，但在实践中作用微乎其微。[102]

工业界的新体系代表了企业主的重大胜利。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都支持企业主，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工业界的合作来完成重整军备计划。在新上任的劳工托管人公开讽刺所谓社团主义国家的同时，1933年9月12日赖因哈德·穆霍在一次旅馆斗殴中被枪杀，致使工厂车间组织扩大自身理念影响力的努力受到致命打击。劳工前线内部的激进派顿时失去了力量，为莱扫清了道路，此时的他相较去年春天对劳工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1933年11月1日，莱告诉柏林西门子厂的工人：

我们都是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在这里有人下达命令，有人462服从命令。我们必须牢记服从和责任……我们不能都在船长的舰桥上，因为那样就没人去扬帆拉绳了。我们不能所有人都去当船长，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103]

莱着手对劳工前线进行重整，清理了残余的工会文化和姿态，废除了工厂车间组织的剩余的独立职能，接受劳工部的主张和新劳动法的规定，不再使劳工前线参与谈判工人薪水。劳工前线依照党的架构得到重组，从一个代表工人、白领雇员等团体的组织变成了自上而下层层发号施令的组织，拥有一批中央部门——宣传部、法律部、教育部、社会事务部等——这些部门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地方层级相应的部门。老工厂车间组织的官员拼命给权力新架构使绊子，但在“长刀之夜”后，这批人被大量撤职。这些政治动作反映出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为保证重整军备这一优先经济目标尽快顺利完成，必须对工人施加控制，包括清除劳工前线中的革命元素。这和镇压褐衫军及其领导人的“二次革命”没什么不同。到了1934年秋，在掌控劳工关系的斗争中，企业主们明显占了上风。但是斗争的最终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纳粹理念下的工厂组织结构确实和许多20—30年代企业主期望的工业管理体系有许多共同点，但它掺入了国家、劳工前线和纳粹党对劳工关系的大量干涉，这些领域在过去是由管理方独立控制的。工会是没了，但企业主也不再是自己家的主人了。[104]

此外，劳工前线的巨型官僚机器迅速获得了第三帝国最腐败的主要机构这一恶名。对此，莱本人要负很大责任。作为劳工前线的领导人，他过得十分滋润，拿着4000马克的薪水，当上组织部长之后又可以多拿2000马克，国会代表有700马克，普鲁士州议员还有400马克。但这些远非全部。劳工前线官员被要求成批购买莱写的书和一些宣传册子，发给组织成员，为莱贡献了大量版税。他办的报纸每年盈利约5万马克，全部被他据为己有。他肆无忌惮地把劳工前线从老工会没收的基金用于个人开销。1940年，希特勒一次性赠予他100万马克。有了这些钱，莱在德国各个城镇的上流社会社区买下了很多别墅。这些别墅的运转成本很高。以他在柏林格林瓦尔德的别墅为例，这座别墅需要一个厨师、两个保姆、一个女仆、一个园丁、一个管家，产生的成本在1938年之前都是劳工前线买单。

甚至在1938年之后，劳工前线仍在支付莱的所有娱乐花销。莱喜欢价格昂贵的汽车，并给他第二任妻子送了两辆作为礼物。他还改造了一节火车车厢以作私用，为自己的房子搜集名画和家具。他于1935年在科隆附近买下了一处庄园，准备将其改造成一个纳粹乌托邦。他拆毁了原有的旧式建筑，并聘请纳粹骑士团城堡的设计者，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Clemens Klotz），为他打造一幢富丽堂皇的新宅。为此，他没收土地扩大自己的庄园面积，抽干沼泽中的水，引进新的机械，为农场学徒建立了一套新培训制度。莱成了庄园的新封建主，每次他从柏林飞回来的时候，庄园员工都会列队立正站好迎接他的到来。莱还获得了官方许可，可以把庄园传给下一代。

莱安享着奢华的住宅，身边环绕着名贵的油画和家具，空闲之余便沉溺于酒色之中，以致经常在公开场合做出不堪入目的丑事。莱喜欢带着随从狂喝滥饮，最终往往导致暴力斗殴。一次在海德堡醉酒之后，他把巴登的州总理打了。1937年，明显已经喝醉的莱还去接待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和公爵夫人，他开着自己的梅赛德斯带着公爵夫妇撞开一扇扇紧锁的工厂大门。希特勒连忙下令让赫尔曼·戈林替换莱，陪公爵夫妇度过余下的旅程。1935年，在发生一连串绯闻之后，莱又和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英格·施皮尔克（Inge Spilker）私通。1938年，他前脚刚和前任妻子离婚，后脚就娶了施皮尔克。莱对施皮尔克的美貌十分着迷，专门为她定制了一幅画，画里的施皮尔克腰部以上都裸露在外。莱经常自豪地向来访的贵宾展示这幅画，据说有一次他甚至当众扯掉了施皮尔克的衣服，让来宾看看她的身体多么漂亮。由于这样的压力，以及无法忍受莱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施皮尔克自己也开始沉迷在酒精和毒品之中。1942年12月29日，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后开枪自杀。虽然希特勒已经多次因为这些问题警告过莱，但莱完全不以为意。而希特勒和往常一样，只要下属保持忠诚，一切问题他都不予计较。[105]

劳工前线内部的腐败绝不止莱一人而已。当然，可以说是他给自己的下属树立了以公肥私的榜样。劳工前线运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为自己的官员提供各种捞钱机会。安东·卡尔（Anton Karl）是劳工前线建筑公司的领导人，曾犯过偷盗和诈骗罪。仅仅在1936—1937年间，为了拿到工作合同，他一共行贿58万马克。他曾向希特勒身边的党卫队亲卫队头领泽普·迪特里希进贡过很多礼物，包括一个纯金的烟盒、一件打猎的武器、丝绸衬衫，还出钱请他和妻子去意大利度假。作为回报，迪特里希给了卡尔的劳工前线建筑公司一纸肥约，让他负责重建希特勒保镖部队在柏林的营房。卡尔也用类似的方法讨取纳粹领导人的欢心，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他用劳工前线的账户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甚至还帮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钱买房。希特勒的助手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和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还有一切可以在元首身边充当耳目的人都曾频繁收受劳工前线的贿赂。单是1935年，莱就给了他们每个人2万马克作为圣诞礼物。[106]社民党观察家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记录下和劳工前线官员有关的大量腐败和盗用财务案例。比如1935年康斯坦茨的劳工前线官员阿洛伊斯·文格尔（Alois Wenger）被指控侵占工人娱乐活动经费，并伪造收据欺瞒调查人员。还有一位老纳粹官员侵吞了同事给劳工前线缴纳的费用，并从企业主那里索要了2000马克——恐怕用的是威胁手段——来弥补亏空。他把贪污的钱全拿去喝酒了。劳工前线的会费到底拿去做什么了——根据另一个社民党特工的报告——也许可以从柏林劳工前线总部的情况得知：

1932年之前，一般只有两三辆私家车停在工会房子前面，一般是工人银行或者工会的车。但现在你会看到一排车，一天大概有五六十辆，有时比这更多。劳工前线的司机去加油时拿的都是空白支票，他们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他们敢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不用为此负责。劳工前线的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道德水准也十分低下。[107]

从劳工前线的账上捞钱的不只莱一个人，他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劳工前线的数百万工人都要被迫从工资中拿出一分来帮助劳工前线维持运营，这样的事不会讨得他们的欢心。

Ⅲ

纳粹当局非常清楚，关闭工会，把工人编入劳工前线这个腐败的威权组织加以管制，一定会在工人间激起不满。工人阶级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社会阶级，也是1933年之前纳粹主义的最大敌人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有力支持者。纳粹政权在不断宣称“战胜失业”运动是在自己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的同时，还寻求其他手段协调工人阶级和第三帝国的关系。这些手段包括成立一个特别组织，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力量来自快乐”（National Socialist Community StrengthThrough Joy）。这个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27日，附属于劳工前线。

成立“力量来自快乐”组织目的在于把空闲时间中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让娱乐活动为种族共同体利益服务，并协调工作和娱乐、工厂和家庭、生产线和娱乐基地的关系。工人在休闲时间获得欢乐是为了给工作养精蓄锐。最为重要的是，“力量来自快乐”将会使大众都能享受到中产阶级的娱乐活动，以弥合阶级分裂。罗伯特·莱11月27日在就职演讲中说，物质繁荣不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快乐，那是魏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犯下的庸俗错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会从精神和文化入手，使工人与民族共同体统一在一起。“力量来自快乐”其实是对意大利法西斯的类似组织“工作之余”（Dopolavoro）的模仿，但更进一步，它连“工作之时”都想管起来。它很快发展出一系列娱乐活动，并迅速成长为第三帝国最大的组织之一。1939年它已经拥有超过7000名薪酬员工、13.5万名志愿者，下辖体育、教育和旅游等部门。它在每个工厂都有派驻人员，共计20余人。[108]

罗伯特·莱在1938年6月声称，“力量来自快乐”“对大众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精简形式”。[109]莱的声明暗示，“力量来自快乐”的每一项娱乐活动都会被植入意识形态内容。为完成任务，“力量来自快乐”掌握了海量资源。1937年之前，劳工前线每年为它注资高达2900万马克，同时它还把以前社民党工人运动中的大量娱乐和文化设施收归己用，其中包括登山旅馆和体育基地等。有了这些资源，“力量来自快乐”每年能够提供大量打折的娱乐活动，许多工人家庭都能消费得起。到了1934—1935年，超过300万人在参加它提供的体育教育和体操课程，另有很多人参加它提供的网球、帆船等以前中上阶层才能消费得起的廉价训练课程。

在文化领域，“力量来自快乐”提供了大量专为其成员准备的剧院门票，1938年它的演出订购门票已经超过柏林订票总数的一半。它467还在工厂举办古典音乐会，组织管弦乐队巡回演奏。它修建剧院，组织巡回演出，筹划艺术展览。1938年，超过250万人听了它组织的音乐会，超过1350万人看了“民间表演”，超过650万人去了由其组织资助的“歌剧和小歌剧之夜”，将近750万人观看戏剧，150万人去了展览，超过250万人参加了德国高速公路上举办的“娱乐活动”。劳工前线会员自动成为“力量来自快乐”的会员。到了1936年，后者已经有3500万会员。组织在国内外都进行了密集宣传，甚至在英国、美国等地都赢得了很多热情支持者，外国人非常欣赏“力量来自快乐”为将文明带给大众所做出的努力。[110]

“力量来自快乐”最让人惊叹的行为无疑是它为工人准备的大众旅游服务。“对很多人来说，”组织在1938年2月的报告中讲，“‘力量来自快乐’仅仅是一个旅游组织罢了。”[111]早在1934年，已经有大约40万人参与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德国境内跟团旅游。

193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170万，同时还有约700万人参加时间较短的周末旅行，160万人参加远足活动。尽管1938—1939年数据略有下降，但这些活动无疑都非常成功。大批量预订可以使跟团旅游享受大幅折扣，比如火车票价格会下降75%，旅馆、住宿、早餐价格会下降50%。这些消费给旅游区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举个例子，早在1934年，“力量来自快乐”就为南巴伐利亚带来了17.5万名游客，他们在度假中一共花去了550万马克。最惊人的是出国旅游，不管是乘火车去法西斯意大利友邦还是乘船去马德拉（Madeira）。当时马德拉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博士统治，而萨拉查同样对德国十分友好。仅在1939年一年就有17.5万人参加了去意大利的跟团旅游，许多人是乘船出行。到1939年这个组织已经拥有8艘游船（其中2艘是专门建造的），另外还租了4艘（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永久租下的），涵盖去往异域的旅行线路——利比亚（当时是意大利殖民地）、芬兰、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彰显德国和真正或潜在盟邦之间的坚固友谊，宣扬未来将由德国主导的欧罗巴帝国的宏伟蓝图。1939年，乘船旅行的游客达到14万。不管他们想去哪儿，当地的德国领事馆代表都会做好迎接他们准备，安排好岸上的参观和旅行活动。友邦政府也经常为旅行者安排盛大的欢迎会。[112]

“力量来自快乐”的游船经过了精心设计，将娱乐和意识形态灌输完美结合在一起。旅游意在向世界展示新德国的形象，或者至少是其较友好的一面。传统的客船分为包含不同规格的客舱和设施的多个等级，各等级价钱不一。但是“力量来自快乐”看不上这种陈规陋习，而是按照单一标准建造新船和改造其他船只，以标榜德意志种族共同体的统一团结。乘客一上船便会被告知，他们和传统的资产阶级游客不一样，他们不是来玩的，也不是来炫耀的，而是来参加严肃的文化活动。根据要求，他们必须穿着朴素，不能过度饮酒，不得在船上惹是生非，要无条件听从旅行团领导的指挥。一支叫“罗伯特·莱”号的新船设有体操室、剧院和游泳池，供旅游的人从事日常锻炼和严肃文化活动。各种旅行手册上印有“力量来自快乐”的乘船和陆地旅游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把不同阶级和不同地区的德国人凝聚在同一桩事业下，促进第三帝国建立有机种族共同体。参与者必须去国外地区旅行，主要是为了向他们宣扬德意志种族相较其他种族的优越性。而德国境内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整个民族，让人民熟悉自己以前从未涉足的祖国大好河山，尤其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集中展示的德国古代民间传统。[113]

不过，在纳粹德国，现实从不会像宣传说得那么美好。提供给“力量来自快乐”游行者的设施通常都十分简陋，住的地方是大众宿舍，隐私空间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古典音乐会并不很对工人的胃口，但他们还是必须付钱。莱比锡举行的某次音乐会曾因为1000张票只售出了130张而被迫取消。[114]一些剧院（比如柏林的“西方剧院”）会专门为“力量来自快乐”上演廉价的舞台歌剧，但主流剧院主要还是由中产阶级支撑。即便组织为会员以折扣价格大量买下某些演出的席位，一般还是会被中产阶级戏剧爱好者抢购一空。[115]当“力量来自快乐”会员吵吵闹闹地涌向安静的乡村度假基地时，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愿景便迅速化为泡影。德国境内的团体旅游带来的不是民族归属感，而是当地旅游业、旅馆和温泉浴场的抗议，因为组织的大批量预订，它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服务价格被严重压低。组织带来的某些人行为粗俗，不只旅馆老板经常抱怨，单独出行的游客也非常不满。传统游客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度假胜地充斥着大量社会下层人士，便迅速改去其他地方度假了。[116]

“力量来自快乐”对此无动于衷，着手在普洛拉（Prora）的波罗的海上的吕根岛（Rügen）上修建自己的模范度假基地。1936年5月3日，度假基地建设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监督下正式开工，预计1940年完工。度假基地连绵于长达8千米的波罗的海海岸线上，六层高的楼房与其间的餐厅星罗棋布。度假基地的中心是一座大会堂，可容纳大约2万名游客，游客将在这里表达对纳粹政权和政策的崇拜。基地主要供全家一起出行的游客使用，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其他项目无法提供的设施。旅游的价格被有意压低，时间持续一周，开销不过20马克，以便让一般工人都能消费得起。基地的设施都是最新的，有冷热水并行的中央供暖室、温室游泳池、电影院、保龄球场、供游船停靠的码头、火车站等。基地的设计者是福格尔桑骑士团城堡的建筑师克莱门斯·克洛茨，建筑风格是伪古典主义式的纳粹现代主义。与“力量来自快乐”

中的其他项目一样，度假基地强调宏伟壮丽和集体主义，个人完全湮没在大众之中。德国的旅游和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有企业家比利·巴特林（Billy Butlin）经营的假日营地，为游客提供度假小屋，这样游客就可以免受包租婆的监视烦扰，不用去住普洛拉的六层楼房（房间在狭长的走廊两侧，走廊没有名字），不会在外出游玩时受到严格管理，连每个家庭在沙滩上占的地方大小都要遵守规定。

德国度假基地建设最火热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工人数量几乎和修建高速公路时一样多。但基地最后未能投入商业运营：建设在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停止，后来部分房屋被仓促盖好用来安置逃离城市轰炸的难民。当地人和战后的俄国占领军将其洗劫一空，后来东德把它当作营房和训练中心。在今天，它已经完全是一片废墟了。[117]

Ⅳ

因此，普洛拉度假基地想要解决的问题，“力量来自快乐”从来都没能避免。但组织还遇到了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去旅游的人顽固地拒绝按照纳粹当局的想法行事。因为忧心于游客中的前社民党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从事军备生产的工人可能和国外联系，在组织的安排下，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布置了伪装成游客的便衣特工监视参加旅游的人。1936年3月，他们正式开始行动，并迅速出具了一份报告，称情况不容乐观。“力量来自快乐”非但远远没有克服因为种族共同体内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分歧，反倒常常致使一些潜在社会矛盾表面化。由于旅馆和餐厅通过旅行团获得的收入很少，它们给团体旅行者供应的经常是劣质的食物和饮料。当看到邻桌的自费游客得到的是更好的食物和饮料时，旅行团的人相当不满。卖给组织的剧院门票一般是最差的位置，拿到票的人在观剧时从“上帝视角”看到下面隔间里衣着精致的资产阶级人士，就进一步增加了阶级仇恨。在游船上，即便再怎么进行内部调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甲板之上的客舱和处于或低于水位线的客舱之间的质量差别，而党的官员、政府文职人员等人可以拿到最好的舱位。在最高档的巡游服务中，获得最上等享受的大多也都是这群人。比如，马德拉巡游在民间就被称为“权贵之旅”。对游船旅客名单的研究显示，旅客中多数都是带薪人士，和平常旅游没什么区别。1935年一艘开往挪威的游轮载有1000名乘客，其中只有10%来自工人阶级，其他都是党的官员，这些人在游轮返航途中把整艘船喝了个精光。“这些混蛋吃起东西、喝起酒来简直像猪一样。”一个船员抱怨道。参加旅行的工人多数都是单身女性和年轻的未成年男性，换句话说，来的都是有可支配收入的人，而不是有家室的男女。多数工人是熟练工，收入相对可观，收入低一些的则依靠老板的大量补贴。旅行的成本对于多数挣工资的人来说仍然太高，如果想要挣得多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这样一来就限制了度假的机会。他们往往无法负担旅行中必不可少的额外开销，比如在度假时买新衣服等。[118]

在乘船旅行或其他形式的旅行途中，党的官员和中产阶级旅客在岸上尽情消费礼品、纪念品，享受山珍海味和各种娱乐活动，但工人游客连旅途必需之外的最简单物品都买不起。于是在旅途中，工人阶级对同行的资产阶级奢靡行为多有抱怨，真正的社会融合非常少。除开阶级矛盾，地区间的矛盾也不少见。有一艘去意大利的游轮，船上的莱茵兰人和西里西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拒绝和对方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后来还是同一艘船，还是去意大利，一群威斯特法伦人侮辱和他们同行的西里西亚乘客，称他们是“波兰猪”，双方吵得很凶，几乎就要打起来，多亏船员介入阻止了矛盾恶化。[119]此外，很多游客的行为违反了达到组织者设定的纪律。和每个地方的游客一样，德国多数游客也只是想出去放松放松。所以，他们不想受到限制，或者成天和什么种族共同体待在一起，他们想找乐子，想要释放个人欲望。盖世太保特工的报告中经常有关于大规模酗酒和放荡行为的记录。在一些船上，据说每晚都有男女在救生艇里缠绵。盖世太保反映，游轮上的那些单身年轻女性尤其不知羞耻，她们在游轮上成群结队。有个特工认为她们旅游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盖世太保特工经常批评这些女性和船上的男人逗趣调情，打情骂俏，甚至和岸上深色皮肤的年轻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关系。多数乘客对政治讲座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兴趣。最糟糕的是党的官员，他们的酗酒和放浪行径臭名远播。有一次在为党的地方领导人准备的游轮上，盖世太保在旅客名单中发现了两个有名的妓女。可以想见，最糟糕的是罗伯特·莱自己，他经常光顾游轮，在船上的时候基本都是醉醺醺的，船长不得不派两个船员在他上甲板时守着他，防止他掉下船去。负责人在旅途中还会为他安排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做伴儿”。[120]因此，难怪“力量来自快乐”还有一个别称，那就是“给权贵开的妓院”。[121]

尽管“力量来自快乐”没有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它仍是纳粹时期最受欢迎的文化创新之一。要是没有这个组织，多数游客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假期与活动的，所以组织在工人中受到了广泛欢迎。[122]组织提供的多数服务对它的受众来说都是新鲜事。比如，1934年初曾经有人对西门子公司柏林工厂的4.2万名工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其中2.85万人都没有在柏林之外或周边的农村享受过假期，于是他们抓住了“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机会。“这么便宜的价钱值得你偶尔去去！”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说。[123]还有一份报告说，人们对此的反应普遍是“纳粹分子是真的搞出了些好东西”。[124]1938年2月，一位社民党特工从柏林报告：

“力量来自快乐”很受欢迎。它的计划满足了普通人外出一次，体验“伟大”带来的欢乐的渴望。计划迎合了政治性不强的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一次聪明的投机。对这类人来说，乘游轮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游是件大事，甚至就连去黑森林或哈茨山（Harz）也是件大事。这会让他有一种社会阶级晋升的幻觉。[125]

利用组织提供的机会出去旅行的风气广泛传播，以至于当时有个流行的笑话说人们因为享受了太多“快乐”，最后失去了“力量”。[126]一些绝望的社民党评论家下结论说，“力量来自快乐”计划最终作用是让人民——特别是以前的反对派——向政权靠拢。有人在1939年评论道，“工人的确强烈地感受到‘力量来自快乐’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但他们仍然去参加了，宣传效果还是达到了。”[127]

“力量来自快乐”有一个远超其实际计划的象征性效果。当二战后工人想起和平年代的第三帝国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旅游和游轮。[128]一些以前参加过社民党的人酸溜溜地表示，甚至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集体旅游和上过游轮的人都对组织的计划和初衷表示赞赏，认为纳粹当局确实想把以前很多人享受不到的快乐带给每一个人。[129]早在1935年12月，一个社民党观察家就对“力量来自快乐”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总结：

原子化、失去自我、作业疗法、监视人民。没有一点个人娱乐、锻炼身体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也没有任何自愿共同为一个独立目标努力的空间。必须有一些东西“提供”给大众……至少“力量来自快乐”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迷惑了他们的头脑，宣传了纳粹政府。[130]

参加活动的人也许没怎么在意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活动使他们更为远离社民党和共产党大众文化中强调的陶冶和进步传统。这无疑是一些社民党观察家看不起它们的原因。一位社民党员在1935年说，“力量来自快乐”“没有任何文化基础。活动水平还停留在农村旅馆举行的乡村啤酒节层次”。[131]但是，这些活动有一个更深远、最终更致命的影响：它们和商业性娱乐活动的扩张共同颠覆了工人运动的文化传统。社民党和共产党从19世纪就开始大规模建设文化设施，这些设施带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工人运动的各种核心价值联系紧密。纳粹政权不但继承了这套设施，而且使其为民粹运动服务，这与魏玛时期兴起的非政治性流行文化正相吻合。它部分导致了 1945年后再度兴起的工人阶级文化不像之前那样意识形态化了。[132]

但是这些后果也不能夸大。观剧和听音乐会多数还是私人性质的。“力量来自快乐”的确吸引了很多人，但是它组织的人数从未超过德国宾馆年度接待量的11%。[133]中欧旅游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商业旅游公司，它在1938年的年收入是2.5马克，而“力量来自快乐”的旅游部门收入只有9000万。[134]此外，战争爆发后组织项目被大幅削减，游轮被改造成运兵船，旅馆成了医院，度假胜地成了伤员疗养中心。与此相比，商业旅游延续了自己的繁荣，尽管当局对其多有微词。本来从一开始纳粹政权就想收编商业旅游，它鼓励人们在德国境内而不是出国旅游，其中有爱国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如果游客出国，政府也会引导他们去一些能给新德国带来好处的国家，游客可以作为德国的代表。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府一类的宏伟建筑，也包括哀悼和纪念纳粹死士的纪念馆。为了帮助政府进行宣传教育，旅游指南被改写。新的指南强调现实和德国遥远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只要旅游景点和希特勒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沾点边儿就拼命宣传。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不断壮大的商业旅游和“力量来自快乐”旅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没有为后者的利益限制前者。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旅游业的领导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都意识到人们需要逃离日常工作的压力和约束，即便是逃进了一个非政治环境也没有关系。一个消费社会正在纳粹德国崛起，政府没有能力阻止，也不想阻止，即使重整军备在纳粹经济政策中享有最高优先性。[135]

消费者的主张也许是“美丽劳工”这个“力量来自快乐”下的部门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该部门的初衷是补偿长时间劳动的底薪工人，但手段不是提供娱乐设施，而是改善工作条件。该部门要求企业提供洗漱设施、厕所、更衣室、衣物柜和淋浴喷头，改善工厂卫生状况、通风条件，减少噪声，提供合适的工作服，保持工作场所整洁有序。一个在干净场所上班的健康工人会工作得更好更开心。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丽劳工”在车间安排了音乐会等活动，鼓励在车间修建体育和娱乐设施，并要求企业主为工人适当提供工厂小卖部，清扫车间地板上的残骸和废物。1938年，“美丽劳工”声称已经有近3.4万个公司在上述方面有所改善，它们重刷或者重装了商店，修建了娱乐区域，改善了卫生条件。为鼓励企业主提升工人福利，政府推行了减税措施。同时“美丽劳工”在企业中展开竞赛，为在改善工人福利方面表现杰出的企业颁奖，优胜者将被评为模范企业，获得希特勒签名的获奖证书。可以想见，减税和获奖会让企业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给企业和纳粹政权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改善的福利其实都是工人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很多企业都让自己的工人花好几个小时去刷墙、打扫、建设，不仅没有额外工资，有时候工人工资还会被克扣去填补开支。如果工人不“主动”工作，就会受到解雇甚至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136]

工人们不会被“美丽劳工”的夸张说法欺骗，尤其是1933年之前受过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数百万工人。虽然总的来说“力量来自快乐”很受欢迎，但这绝不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目的，即所谓要鼓励工人努力工作，而是因为它能帮助工人逃脱烦闷压抑的车间生活。人们参加娱乐活动转移注意力，仅仅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其他可玩的。许多人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得向劳工前线交钱，不如让这钱交得值一些。一些前社民党工人本不想参加可恶的劳工前线组织的任何活动，时间久了甚至也渐渐不再犹豫。[137]“‘力量来自快乐’举办的各种活动，”社民党1935年的一份报告记录道，“的确可以让人们不用花太多钱就放松身心。同时，老朋友们还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聚在一起，喝几杯啤酒，聊聊组织者绝不希望他们讨论的话题。”[138]不止老一辈社民党人认识到了活动的补偿功能，1936年流传于帝国劳工部的备忘录清醒地记录着：“旅行、戏剧、音乐会无法使贫民窟和饥肠辘辘的人消失。”“奢华蒸汽船上的一趟放松之旅，”1940年劳工前线的一个官员总结道，“不会让人真正放松，因为游客们最后还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为物质生活所苦。”[139]

第四节 承诺与现实

Ⅰ

很多人认为，“力量来自快乐”等计划代替了经济状况的真正改善。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事实基础的。许多统计调查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1933—1939年间，工人阶级中的工薪群体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1937年的名义时薪是1932年的97%，即使是到了1939年也没有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只涨了1个百分点，即98%。[140]1937年2月24日，德国商业研究中心承认，为了重整军备，“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做出了大量牺牲”，但否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141]计算实际工资一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德国价格委员会负责人格德勒十分重视将消费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就连帝国经济部都在1935年承认，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价格上涨的幅度，更不用说还有租金和其他因素。最近的研究估计，1937年之前德国工业的实际平均工资从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1928年是个好年），1939年长到了108%。这些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在消费品产业供职的工人仍然比他们在大萧条之前挣得少，只有那些在军工及相关产业工作的人工资才真正涨了。[142]新的估算不仅考虑了各种形式的短缺，还考虑了多种物品质量的下降（由于原材料如皮革、橡胶、棉花短缺，不得不使用大量替代材料）。许478多基本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在30年代中期实际上下降了。此外，工资增长主要靠的是延长工作时间。1934年7月，劳工托管人获得授权，可以把工作时间延长到超过法定的一天8小时，军火及相关产业的托管人确实行使了这一权力。比如在机器制造业，一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大萧条期间的1929年是49小时，到了1933年是43小时，而1939年上半年开始超过50小时。[143]尽管如此，1932—1938年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11%。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有所提升：1928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赚得了国民收入总量的37%，1938年是39%。[144]人们挣得的工资要被“力量来自快乐”、劳工前线和街头无休无止的募捐等数不清的组织和活动扣去，比例有时候高达30%。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到了1937—1938年工人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145]

不管是按时计工资还是按件计工资，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超时工作是唯一现实的提高工资的方法。传统工会解散了，他们再不能像以前一样争取提高工资了。而是否超时工作在单个工人看来是个人选择问题。于是，工人群体快速原子化，每个工人都必须和其他工人竞争，争取提高工资和业绩。导致产量增加的并非合理化生产，而是单纯的超时工作。合理化和机械化生产是20世纪中期的事。超时工作的风气缓慢蔓延到了第三帝国的其他产业。[146]虽然纳粹当局及其相关机构不赞成在消费品产业中延长工作时间，但它们却特别支持战争产业的工人超时工作。这主要是因为重整军备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展开，致使原材料供应和合格的高级技工陷入短缺。第三帝国初期，政府曾经致力于把劳动力引向明显缺乏人力的农业，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各种劳动服务和劳役营。1934年5月15日和1935年2月26日通过的法律要求所有工人随身带着工作档案，档案里须详细记录有关所有者的训练、工作资质和就业情况，劳务介绍时这些东西都被记录在案，政府在给工人安排新工作时可以随时参考这些文件。如果一个工人想出国度假，他/她必须获得劳务介绍所的同意。企业主可以在档案中写上批评性意见，让工人在以后找工作时遇到困难。随着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政府开始利用工作档案把劳动力引向与武器制造相关的工业。1938年6月22日，戈林发布《服务令》（Decree on the Duty of Service），准许帝国劳务介绍和失业保险局负责人帮助劳动力短缺行业招募临时工人。1939年2月，这些部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为无确切时长的工作招募劳力。不久，超过100万工人被武器制造厂、防御工事（如守卫德国西部边境的大型防御体系“西墙”）及其他很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意义重大的计划征召。100万人中有30万人属于长期征召的类型，在一个有着2300万劳动人口的国家里，100万已是个不小的数字。[147]

这些措施不仅剥夺了工人换工作、转向薪水更高的岗位和向异地迁移的权利，还常常使工人陷入一些难以应付的麻烦。比如1939年2月，社民党观察家报告说当地工人被迫从自己在萨克森的工作离职，去修建特里尔（Trier）附近的防御工事，而特里尔在德国的另外一边。被征召的工人里有一位59岁的会计，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过镐和铲，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强制劳动被当作一种惩戒措施：“不管是谁，只要说话时不小心，都会被送到那里去。”纺织工人被强制带去做医疗检查，看他们是否适合防御工事里的体力劳动。有报告说有人因为拒绝征召而被捕，后来被监狱当局转移至新的工作地点，在那里他们会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某个社民党观察家乘火车去柏林时，其所见让他感到惊讶：

在杜伊斯堡大概有80人挤上了火车，他们高声叫嚷着，衣衫简陋，有的还穿着他们的工作服。他们的行李大多是第三帝国穷人的手提箱，在我的隔间，旅行向导和一些妇女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很快得知她们是克雷菲尔德（Krefeld）和莱特（Rheydt）附近地区纺织业的失业工人，她们将被重新安置在勃兰登堡，男人去修高速公路，女人去一家新工厂干活。这些人一个个来到我们的车厢，从向导手中获取2马克的旅行开销。没过多久其中一些人就醉了：他们在餐车把钱花了，买了酒。[148]

据报告说，每周都有这样的人被带到新的工作地点，结了婚的人每年有四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军队大量征召新兵，劳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939年4月，汉诺威劳务交换区报告说许多工作——差不多一半在建筑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共缺少10万人左右：西墙防御工事把建筑业的工人耗尽了。1939年8月，柏林的金属制造业还有2.5万个岗位空缺。不久，空军反映飞机制造业缺少2600名工程师。政府劳务管理部门已然一筹莫展，甚至建议释放8000名正好能从事金属制造业的囚犯，但是由于其中许多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关进了监狱，所以这个建议最后没被采纳。劳动力短缺让在核心产业工作的工人有了更多发言权。1936年10月6日，经济部和劳工部直接致信希特勒，指出劳工短缺导致合同不能按时完成，整个重整军备计划因此延长。企业主有时会亲自出马，用高薪从其他行业引诱工人，致使产品涨价。在有的工厂，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4小时，或者一周高达60小时。[149]30年代末，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的工人每周平均要工作54小时，但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只需要工作48小时。[150]很多时候，劳工前线还是比较关心工人福利的，它对于工人涨工资的要求采取了比政府更加灵活的态度。1937年10月1日，鲁道夫·赫斯以元首名义发出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命令，要求所有党的机构不得为了讨工人欢心而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赫斯许诺，生活最终会好起来，但现在做出牺牲仍然是必要的。[151]不过劳工前线抵制了这一命令。

1938年6月25日，戈林允许劳工托管人制定最高工资标准，希望借此控制生产成本。重整军备的经济逻辑造成了他不愿看到的影响。那个时候甚至连停工——实际上是非正式的罢工——都被工人当作争取提高工资的手段。面对必须工作更长时间的压力，工人们要么降低效率，要么请病假，以至于一些官员开始说车间出现了“消极抵抗”。被征召修建西墙等建筑计划的劳动力如果未经许可离开将面临逮捕和监禁，比如1939年初的一份报告显示，有一个叫海因里希·彭萨克（Heinrich Bonsack）的工人因为未经允许擅自离开西墙去看望万讷—艾克尔（Wanne-Eickel）的家人而被判入狱三个月。工人们想要逃离西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里12小时换一次班，生存条件简陋，报酬很低，没有安全措施，还经常出现事故。如果工期有拖延，工人要被迫连续工作两班甚至三班以赶上进度，期间每12小时才休息一次。有一位科隆的车工想要离职换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却被他的雇主扣住不放。他告病假要走，却连公司的医生都强迫他回去工作。不久之后，有人发现他的工位被破坏了，随后他便被抓了起来，因消极怠工的罪名被判入狱六个月。这时的政府越来越喜欢使用这一罪名。很多人被征召离家外出工作导致事故频仍，一直到1939年11月希特勒才下令就地征召，但这一命令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52]

纳粹政权本相毕露，愈发频繁地利用恐吓手段推行政策。企业主最喜欢的是以解雇和送工人去修西墙来威胁他们，但是这招几乎没什么效果。技穷之下，一些企业主开始找盖世太保特工去工厂车间监视闲逛和怠工的人。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劳工规范对某些违规行为的处罚越来越重，包括拒绝按照命令工作，在工作期间喝酒抽烟。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相对来说并不好，且导致法庭积压了太多需要花费长时间处理的案子。1939年8月，沃尔芬（Wolfen）地区的法本公司内部的劳工前线写信给所有工人，警告任何怠工者以后都会不经审判直接交给盖世太保。早在当年4月，已经有纽伦堡的四家公司请盖世太保去抓表现不好的员工。在德累斯顿的铁路工程，盖世太保一周之内会对劳工进行两次无理由搜查。武器和战争相关的生产工厂经常进行整顿，管理层害怕工人中出现怠工者甚至间谍。以前参加过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工人特别容易被捕，即便他们很久都没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了。1938年秋，罗斯托克（Rostock）和瓦尔讷明德（Warnemünde）的亨克尔飞机制造厂——这里的员工相对来说薪酬更好，待遇优厚——据说每天都有员工被捕，因为警察在工人里面培植了告密者和内奸。许多工厂的工人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议计件工资降低或工作条件恶化，很多人因此被捕。有时候盖世太保对工厂的骚扰实在太频繁，连企业主都开始抗议。1938年盖世太保在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个军工厂抓了174人，工厂老板在24小时后将他们领了出来。他劝告盖世太保，必须要宽容对待工人们对政府的一点小批评，不然生产活动就会受到影响，这不符合国家利益。[153]

政治生活和有组织生活在政府的镇压下日益碎片化，致使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享乐和实现个人目的：获得稳定工作、结婚、生小孩、提高生活品质、度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力量来自快乐”提供的各种旅游项目才会在战后受到德国人的怀念。不过当人们回忆起那段时间时，他们发现很难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公共事件，就连按时间顺序重述记忆都很吃力。从1933年到1939年，甚至到1941年的这段时间在回忆中都十分模糊，毕竟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很难让人印象深刻。对很多人来说，经济上的成功才是真的，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政治是无关的打扰，人们无法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所以还不如不参加，除非不得不去。从这个角度看，1939年引发了一种怀旧情绪，那是德国一头扎进战争、毁灭、贫困、崩溃之前相对和平繁荣的最后一年，直至1948年才恢复。实际上正是30年代中后期为50年代的德国打下了基础。50年代整个德国社会工作努力，政治化程度不高，出现了“经济奇迹”。30年代末，多数德国工人虽有程度不同的犹豫，但都已经融入第三帝国。他们可能并不信服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教条，对纳粹政权频繁要求欢呼和支持也感到厌烦，对其没有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繁荣感到恼怒。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对生活牢骚满腹，私下讽刺和挖苦元首和某些纳粹机构。但是就像很多人的回忆呈现的那样，无论是借助怎样的手段，第三帝国至少给了他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魏玛时期的经济困难和经济灾难都被克服了。就凭这个，德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觉得纳粹政权可以忍受，尤其因为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很小，表达异议的代价太高。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工厂和各种工作场所确实广泛存在着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不服从现象，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反对”，更谈不上是“抵抗”，这些不服从现象从来没有让第三帝国统治精英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危机。[154]

Ⅱ

在大萧条中，数百万人承受着失业和赤贫的痛苦，纳粹上台后，这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那么第三帝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人的？在原则上，纳粹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社会福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经写过一战前自己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时候他与穷人和饥民住在一起。未来的元首怒气冲冲地表示，社会福利把那些退化和弱小的人保留了下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德意志种族想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并且除掉内部最弱小的一部分，慈善事业将是一种必须消除的罪恶。[155]纳粹党经常指责魏玛时期发展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福利体系，说它官僚主义严重、程序烦琐、效率低下。此外，纳粹分子还指责魏玛福利体系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他们眼里，由一系列私人慈善团体支持的魏玛福利王国不仅没有支持生物和种族上更优秀的人群，反而在施行过程中不加甄别地支持了劣等种族的人，对日耳曼种族的复兴没有任何帮助。从某些方面看，纳粹党的观点和当时公立和私营福利机构持有的观点相去不远。在30年代初期，各种福利机构内部都弥漫着种族卫生学说，它们还支持在“先进”种族和“退化”种族之间划界（虽然实践这种划界在1933年后才变得可能）。在大萧条期间，福利机构越来越赞成使用惩罚措施对付饥民，而到了1933年它们很快就同意对“不愿意工作的人”“穷困潦倒的人”以及“社会反常人士”施以刑罚。因此，纳粹主义的福利理念和魏玛后期福利管理机关的想法并非完全相左。[156]

但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约有1000万人在拿福利救济，所以如果纳粹当局直接把如此规模的失业者和饥民斥为“不值得帮助的人”，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在纳粹党执政第一年的前三个季度，无论就业形势好转了多少，或者只是表面上好转了多少，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意识到，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第三帝国治下的第一个寒冬仍将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提升新政府形象，让人们相信政府在尽一切努力让德国的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戈培尔于1933年9月13日宣布，他正在筹划一个短期救助计划，即“德国人民冬季援助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党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实施的一些紧急救援计划之上，并对之加以规范、整合和深入实施；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延续并扩大了魏玛共和国讨论过、由时任德国总理布吕宁政府1931年正式建立的类似援助计划。[157]很快，150多万志愿者和4000名薪酬工人开始在紧急救助中心为穷人施粥、分发小包食物、搜集和发放衣物，并集中开展了多种慈善活动。希特勒做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演讲，鼓励人们捐钱捐物，结果第二天德国各类机构——包括慕尼黑的纳粹党总部——一共收到了200万马克。在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各种捐献加起来一共值3.58马克。戈培尔的宣传部对此非常满意，大声宣布这证明德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新精神共同体。[158]所以尽管这次冬季救助计划的实施者是国家政府、宣传部长和一位特别指派的帝国专员，但这既不是慈善，也不是国家福利行为。相反戈培尔宣布，这是德国人民帮助德国人民的种族自强行为。[159]

但是现实再一次背离了纳粹宣传描绘的美好世界。因为实际上从一开始，捐钱给冬季援助计划就是一项强制性义务。当一个身着制服、虎背熊腰的冲锋队员站在门外要求捐款时，几乎很少有人有勇气拒绝，有的人确实拒绝了，于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最终还是被迫屈服，把钱放进了捐款箱。巴伐利亚出了通知，称不捐款的人会被当成祖国的敌人。有的人被押上街游行，脖子上挂着牌子宣布他们不捐款的“罪行”；还有人因此失掉工作。1935年弗兰肯有一个限制继承的德国农民拒绝捐献，他的经历十分典型：当地纳粹党领导人格斯特纳（Gerstner）通知他“你不配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享有‘农民’这一荣誉头衔”，又警告说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你的态度可能引发的公共失序”。换句话说，他有可能被带去集中营实施保护性拘留，或者遭到当地褐衫军的身体暴力。1935年12月在布雷斯劳的一个电影院，8名携带武器的党卫队特工在一场演出结束之后出现在台上，宣布出口已经关闭；在观众席上有国家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必须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以证明他们自身的清白。简单通知之后，大门打开，50名冲锋队员带着捐款箱冲了进来。此外，德国境内的工人都被迫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基本个人所得税的20%（后来降到10%）作为捐款。那些挣得很少几乎不缴税的人也得从每日所得中捐出25分钱。1938年，某个工厂的工人得知，如果有人拒绝扣掉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他们要支付的部分会转加到其他工人头上。[160]

还有相当关键的一点是，定期自动举行的募捐会给已经捐款的人发一块牌匾，他可以把牌匾钉在家门口，褐衫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其他党员看到后就不会再敲门索取捐款，不再打扰这家人。但是在某些工厂，就算工人已经同意从工资中扣除冬季捐助，也躲不掉街上拿着捐款箱的褐衫军成员，一旦碰到，这些人便会强硬纠缠。每家商店的柜台上都放着募捐箱，在购物时，小店主和其他消费者会要求工人们把零钱放进募捐箱中。一些所谓冬季援助小贩趁此机会推销一些画片，其中包括一套希特勒的肖像。学校的孩子们偶尔一天会放几个小时的假，去街上卖一些小挂饰为冬季援助筹款。买个冬季援助勋章可能可以赶走街上那些募捐人的纠缠；不过更好的方法也许是买一个冬季援助钉子，证明自己有冬季援助盾牌。每枚钉子5芬尼，可以钉在盾牌上，一共可以钉1500个。戴着冬季援助勋章上街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表明自己支持纳粹政权。1938—1939年的冬天，一共卖出了大约1.7枚勋章，那时候在家里用勋章装饰圣诞树成了一种时尚。[161]

和其他许多所谓紧急措施一样，冬季援助计划很快就变成永久性社会政治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在1934年11月5日获得法律支持。《筹款法》（Collection Law）允许内政部长和纳粹党的财政专员暂停任何与冬季援助计划构成竞争关系的捐款或基金，而其他慈善活动则因此被迫挪到夏天那几个月进行，使得德国人民全年都得为慈善事业做贡献。1936年12月4日又通过了《冬季援助法》（Winter Aid Law），正式将冬季援助定为永久性计划，使其得到法律层面的保障。援助计划的数据表现抢眼。在1938—1939年冬季的捐款中，一共有1.05马克来自工人工资，其余筹款和捐献（其中最大头出自工业界和商业大公司）共计5.54马克。冬季援助计划获得的捐款占了当时工人人均收入的近3%。当然从1933年开始，变化也在慢慢发生：1935—1936年的冬天过后，犹太人被排除出捐款人和纳捐人的行列。同时经济复苏也导致接受捐助的人数量减半，1933—1934年还有1600万人捐款，到了1938—1939年只有800万。冬季援助计划还有一系列附加活动，其中包括每年12月1日的所谓“国家团结日”。那一天纳粹政权的显赫人物会公开在街头募捐。1935年他们一共筹集了400万马克，1938年至少有1500万马克。那段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德国每个家庭——实际上是每个德国人都只吃“一锅菜”——一锅便宜的“炖菜”，所用食材只花不到50芬尼。这多少已经成了一种义务，谓之“一锅星期日”。傍晚，冲锋队、党卫队或是纳粹人民福利机构的代表会出现在门口索要捐献，捐献额正好是家庭日常用餐开销和50芬尼之间的差价。这一政策也施行于各餐厅。希特勒喜欢跟着装装样子，在星期日晚餐时会向自己的客人索取一笔不菲的捐款。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抱怨，每次星期日和希特勒吃晚餐都会“花掉我50到100马克”。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希特勒在每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宾客数量下降到只有两三个，根据施佩尔的报告，“希特勒就此冷嘲热讽地说他的同事缺乏献身精神。”[162]

除此之外，纳粹党还积极重整私人慈善领域。统管私人慈善工作的纳粹负责人是埃里克·希尔根费尔特（Erich Hilgenfeldt）。他来自萨尔兰（Saarland），出生于1897年，在一战中曾经担任军官。他以前是钢盔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29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柏林地区领导人。那时戈培尔是他的顶头上司，二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希尔根费尔特曾将首都内部的一些褐衫军和党的福利组织整合与集中起来，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这一新机构获得宣传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的支持，1933年5月3日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并表示支持，希尔根费尔特趁机将自己的势力扩大至全国的纳粹自助组织。他击败了罗伯特·莱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这两人都想要由他们的机构掌管社会福利事务。希尔根费尔特成功说服政府，社会福利不应该是劳工前线或希特勒青年团优先关注的事情，福利事业应该由一个独立机构全权且专职负责。在1933年的3月到7月间的动荡局势中，希尔根费尔特成功接管了德国几乎所有私人福利和慈善组织，其中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大众福利机构为主。从1933年7月25日开始，德国只有四家非国家控制的福利机构：纳粹人民福利组织、新教使命团、天主教博爱协会、德国红十字会。其中只有纳粹组织才能拿到国家补助。在德意志基督徒短暂主导德国新教教会的时间里，大量教会福利机构（如教会幼儿园）被新教使命团转交给了纳粹人民福利组织。尽管政府依旧允许其他组织（特别是天主教博爱协会）在夏天募捐，但它们的工作受到褐衫军拳打脚踢式的暴力干扰。从1936年开始，政府要求这些组织和纳粹组织一样，去街上挨家挨户筹集捐款。面对着手握强权的竞争对手，它们的处境非常不利。[163]

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明确告诉人民这些捐款将用在何处：他489在1934年10月宣布，“我们绝不会辜负人民的慈善热情和牺牲精神，将之用于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和公共利益的事情上。”这句话是在暗示，纳粹意识形态强调的自我牺牲已取代了过去的基督教慈善，这是纳粹所谓的日耳曼种族的几个特征之一。纳粹慈善在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政府主导的冬季援助计划和其他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不同，纳粹党从一开始就只把自己获得的捐款用在“雅利安后代”上。[164]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还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下了“神圣”宣言，该组织的目的是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生活质量与民族内部的健康力量”。它只会帮助那些属于优势种族的人、愿意工作的人、政治上可靠的人以及愿意且能够繁衍后代的人。“不能完全履行共同体义务的人”被排除在外。救济不会提供给酒鬼、流浪汉、同性恋、妓女、怠工者（或不合群的人）、惯犯、有遗传病的人（这个范畴相当宽泛）以及非雅利安人族群。纳粹人民福利机构官员还指责政府福利机构在分配善款时对接受者不加甄别，迫使政府福利机构进一步滑向种族卫生主义，实际上它们已经走上这条道了。在纳粹意识形态那里，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尤其可恨。它们觉得教会慈善不利于雅利安种族的发展，因此采取了限制手段，排挤天主教博爱协会和新教使命团，使其日益边缘化。[165]

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尽管遇到了各种限制，但它也许是第三帝国治下和“力量来自快乐”一样最受欢迎的党组织。到了1939年，该组织已经有1700万成员，成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美好形象：照顾和支持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内的弱小成员，至少是为那些自身没有犯错却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比如，1939年该组织运营有日间托儿所8000个，它还为德国的母亲们提供度假屋，为大家庭提供食物补助，以及其他福利措施。但是社会上最穷的一批人却不喜欢它，甚至还有些害怕。他们讨厌组织提一些冒犯性问题，爱就他们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还经常威胁他们，如果不符合救济标490准就会被盖世太保强制带走。还有许多人对新组织将教会福利机构一脚踢开的做法感到失望，因为以前他们在需要时曾仰赖教会福利机构的帮助。无处不在的街头募捐激起了人们的愤怒甚至恐惧，这是无法忽视的。社民党某特工在1935年报告，“街头募捐简直就是有组织的拦路抢劫。”“募捐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另一个特工汇报说，“几乎没人能逃掉。”“去年的街头募捐也许还只是个麻烦事儿，”某人在1935年1月抱怨冬季援助时说，“但是今年冬天它已经成了最大的灾难。”更糟糕的是，进行募捐的不只有冬季援助计划，希特勒青年团也搞募捐，其目的五花八门：修建新的青年旅馆、支持境外的德国人、建防空洞、为贫困的“老兵”发放补助、发行彩票制造就业机会。很多地方项目也在进行募捐。此外，上面还以各种名义克扣工资，比如存钱买大众汽车、支持“力量来自快乐”和“美丽劳工”的项目等，不一而足。这些捐献无论是何种形式（物品、纸币、无偿志愿劳动），最后都等同于交一种新税。人们满腹牢骚诅天咒地，但是所有的报告都显示他们最后还是捐了。募捐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抵制，有的只是一些人在某些场合之下拒绝捐钱。人们已经习惯了永不停歇的募捐活动，要钱、要衣物、要其他东西。募捐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相信纳粹老党员最容易也最经常拿到这种救济，也有许多传闻说相较于以前参加过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来说，纳粹党员会优先拿到补助。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政治可靠性是拿到资助的基本条件，受益最多的的确是纳粹党员及其周围的一批谄媚之徒。当时自然就出现了很多嘲笑官员腐败的笑话，据说福利机构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充满了腐败。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个官员走在街上，在沟里捡到了50马克。一个人把钱捡起来，说自己要捐给党的冬季援助计划，“你绕那么大弯子干吗？”另一个人问道。[166]

通过“自由支配”福利资金，纳粹政权省下了一笔出自税收的政府开支，将其用在重整军备上。征兵、婚姻贷款等项目从劳动力市场带走了一批人，又让政府节省了一笔福利开支，将其转作军事用途。在纳粹夺权之前，政府和一些地方当局就已经大幅削减了失业救济，新政府更是迅速地进一步削减了救济资金。所谓志愿劳工服务以及类似计划本来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但它们也能使政府在失业救济上省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了1935—1936年冬天，失业现象远远没有绝迹，但是地方当局却依然尽其所能削减福利开支。从1935年10月到12月，拿失业救济的人数从33.6万涨到了37.6万，但整个德国支付的救济金总数却从470万马克下降到380万马克。各地的福利部门把失业人口召集起来审问，考察他们是否适合工作。合格的都编进帝国劳役团或各种紧急救助计划，而那些没有接受考察的则被从登记册上除名，他们的失业救济也就没了。租房补助被砍掉了，照顾老人和医院病人的人也拿不到钱了。一位科隆的女工人曾经请一个福利官员帮忙，为她在家照顾的75岁的母亲付医药费。但那个官员告诉她，政府不会在这些人身上花钱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负担。[167]削减福利开支只是一项战略的一部分。政府让德国人民自食其力，而不是从国家拿钱，这其实是在暗示，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还会给德国人民未来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以后劣等族群、社会异类、罪犯、“不合群的人”等类似人群都会被完全排除出福利体系。前文已经提到，到了1937—1938年，很多社会底层、社会异类和喜欢小偷小摸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关进集中营。在纳粹党眼里，他们对政府毫无用处。因此，当重整军备吸收掉大量失业人口，就业问题得以缓解之际，纳粹主义故态复萌，又像当初那样对社会福利怀疑起来，而这一次是以最残忍的形式。

Ⅲ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冬季援助计划和“力量来自快乐”项目在当时的德国深受欢迎。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组织和项目都证明政府在认真兑现承诺，为所有德国人建立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所有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对立都将化为无形，小我的个人利益将向大我的集体利益让步。这些组织、计划和项目意在消灭阶级和等级区分，促使富人帮助在大萧条中受苦受难的德国同胞，多管齐下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过有些奇怪的是，最被人民共同体意识形态吸引的却是富人，而多数工人都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中，拒绝接受纳粹意识形态。梅利塔·马施曼的反应比较典型。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保守派家庭，家庭条件中上。在家里，她的父母向她灌输了一个关于德国的神话（后来她称之为“可怕但诱人的神话”）。[168]30年代初，家里的话题经常触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屈辱、国会中政党的对立和争吵、街头不断升级的暴力和伤害、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以及他们的贫穷和绝望。但据她父母讲，在德皇当政时期，德国内部团结一致，人民为祖国感到骄傲。梅利塔怀念德皇时期，无法抵抗纳粹主义允诺的诱惑：结束内部不和，将所有社会阶层都团结在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之下，不论贫富人们都会得到平等对待。[169]她的经历极具代表性。纳粹当局为实现民族团结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发展福利计划和娱乐计划。尽管对这些计划的反馈一般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在人们的回忆里），但这些计划也有不好的一面。其中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计划都带有强制性。尽管政府不停鼓吹所谓自我牺牲的美德，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积极响应；相反，很多人都只关注自身物质生活的提高，当然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一战以及后来的通胀和大萧条。阶级分化似乎和以前一样明显，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纳粹政策的第一受益群体“老兵”与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和德国其他人之间的有着明显的区别。绝大多数德国人坚守的信念各不相同，既有基督教的普世慈善观，也有深植于工人头脑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很多工人仍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政府发现，很难完全清除他们的这些观念。

因此到了1939年，即便是对最受欢迎的计划，很多人也已经开始对其失望。纳粹政权激起的第一波热潮在1934年开始消散。到了1936年初，这种热情已经非常低了，就连希特勒的受欢迎程度都已经开始下降。[170]那么1939年的这次幻灭达到了什么程度？其范围有多广？最后它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对纳粹政权更为广泛和坚决的抵抗？普通人对第三帝国态度的变化，1933—1939年间发生的社会变化，所谓团结的有机民族共同体许诺实现的程度，这些都可以从一座偏远小城市在这段时期的经历窥见一二。这座小城市位于下萨克森，名叫诺特海姆（Northeim）。第三帝国建立之初，在其居民看来，城里发生的最明显外在变化是繁荣和秩序的回归，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贫穷和失序不复存在。街头斗殴和会议争吵曾经让居民心忧，但现在那些东西都已经消失。当地的纳粹市长叫恩斯特·吉尔曼（Ernst Girmann），他在1933年9月打败了党内对手，开始独掌诺特海姆大权，不受任何民主程序限制。1935年1月通过了一项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赋予地方行政长官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权力。吉尔曼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想要振兴城里的就业市场，他也就此进行了大量有力的宣传工作。但精明的本地商人从来没有将计划付诸实施。其实在纳粹新政对德国经济产生影响之前，当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很多失业人员都从街头被抓进了集中营，或者被送去参加公共建设计划。被帝国劳役团征召的工人参与修建了一些高度醒目的市政改造工程，比如扩展城市公园。他们还被带去重新粉刷城里的一些老房子。[171]

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计划包括修一个纳粹集会场所。这是在森林附近的一个露天剧场，市政府从吉尔曼的一个朋友手中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土地。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小城里修了很多新房和新公寓。当时吹嘘得最厉害的计划是要在市郊盖48座新房。虽然30年代初就有人在考虑这一计划，但1932年该计划却由于当地纳粹分子的反对而宣布推迟。只有入党或加入了党的附属机构的雅利安家庭才能搬进去，搬进去的人也都拿了地方党部的补贴。此外，围绕着“战胜失业”的一系列宣传攻势在诺特海姆也取得了成效，大多数人都相信第三帝国确实带来了一次奇迹般的经济复苏。此外，当地的纳粹福利机构非常活跃，经常组织募捐、慈善之夜、“一锅星期日”以及大众慈善集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都让市民更加相信，每个人都在努力使德国摆脱经济困境。不过，第三帝国带给小城最重要的好处是军队重新进驻了当地某营房，营房整修工作使诺特海姆的建筑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1000名士兵和副官对当地小商店和供应商来说意味着1000个新的消费者。[172]

不过，大区的盖世太保报告指出，即使有了这一切，小城里的前社民党和共产党员仍然没有发生动摇。到了1935年末这伙人仍然拒绝和新政权一条心，他们经常靠嘴搞宣传，传播负面新闻。当地的天主教徒也表现出了敌意，人们依然去犹太人商店购物，幻灭的保守派开始和军队拉关系。吉尔曼曾想彻底打垮城里的路德宗，让小城成为德国第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他的行动遭到教士和世俗人群的消极抵抗。为响应国家政策，吉尔曼和学生家长展开私下交流，言语之中暗含威胁，但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借此成功地关掉了镇上的天主教学校。但更高一级的政府当局可不会允许他直接对路德宗信徒施加暴力，他只好让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朝小镇教堂的十字架扔雪球，但并没有什么效果，打击路德宗的行动遂宣告失败。但凡他发现有人不服从，便会加以威胁。开会没能到场或者早退的人，都要遭到他的当面质问。有一次，吉尔曼亲自写信给一个行纳粹礼时没有举起手臂的年轻女性，告诉她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就要受皮肉之苦。在这样的威胁下，当地居民一般都小心翼翼地表示出服从姿态（至少在表面上是）。尽管如此，在度过前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小镇对新政权的热情便开始大面积消退。[173]地方党组织发现很难阻止幻灭情绪产生。1935年末，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劲头，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吉尔曼）已经习惯了舒适生活。一些人甚至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拿着高工资，享受着早年战斗的果实。其实在30年代后期，除了在城里修了一些马术设施供自己定期享用，吉尔曼真正干的工作很少。纳粹节日和庆祝变成了空洞的仪式，参加的人多是出于恐惧而非笃信。城里很少发生反犹暴力行动，每次发生时市民一般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明确表示反对；对他们来说，这些暴行是第三帝国当权后应该镇压的一些乱象。1935年后各类有组织抵抗都已经完全被镇压，而在这之前的社民党人如果不再参加反抗运动，一般就会被宽容相待，尽管当局并不情愿。街区监护负责定期拜访每个家庭，在接受冬季援助捐款的同时还负责检查受访对象在政治上的可靠性。若街区内有谁想申请社会福利，想参加镇上各种行会和俱乐部，或者想在政府谋职，看守须就此提交报告，填写一张表格，列出他们参加会议、参与慈善捐款等事务的细节。地方档案馆保存了数千份这样的报告，但1935年之后没有一份报告把人划成政治上不可靠，只有一小阵儿当教会纷争达到高潮时，某些报告之中包含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负面评价，主要针对天主教激进分子。街区监护的很多记录都非常模糊，所含内容意义不大。不过其中一小部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申请人是否给冬季援助以及类似计划捐了款。如果没有，申请人资料上就会出现一个黑色标记，表示该申请人“自私”“不友爱”。这样的人会给街区监护的工作平添困难，而且街区监护若因此未能完成指定的捐款份额，便有可能遇到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忘记在希特勒生日当天挂旗或行纳粹礼。除此之外城里很少出现其他问题。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城的政治局面已经稳定下来，多数街区监护只是在完成日常工作，他们希望一切顺利，不要遇到任何麻烦。只要人们在表面上表示服从，即便是把自己的真实信念埋进心里，基层官员也毫不在意。当然，和偏远小城诺特海姆比起来，负责柏林或鲁尔区某个前共产主义大本营的街区监护要更加活跃。但是到1939年德国确实已经处于稳定状态：城市居民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都按要求参加公开仪式，尽管没有多少热情；地方党部小心翼翼地保持现状，避免对人民有过分之举。最后，地方党员只能确保人民的默许和假殷勤，但现实是他们只能这样，而且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174]

诺特海姆反映了德国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况。到1939年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愿望，即秩序、安全、工作、改善生活质量的可能性、职业发展，这些在魏玛共和国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东西大部分都在第三帝国得以实现，这已经足以使纳粹政权获得人民的默许。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宣传没有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有力：纳粹德国最初几年不仅经济稳定，政治也稳定。比如，尽管清洗罗姆的暴力行动是非法的，但多数人表示能够接受，这不是因为人们支持希特勒把谋杀当成政治手段，而是罗姆的冲锋队在之前几个月威胁了社会秩序，除掉罗姆能够恢复秩序。秩序和稳定优先，这是德国社会的广泛共识。纳粹政权认识到了，也接受了这一点，并利用这种共识来巩固政权。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是幻觉。但就此时此刻而言，尽管人们可能会因为不满于第三帝国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发出抱怨，但是如果任何抵抗运动想要将此转变为声势更大的反政府活动，那么它可能就是过度自信甚至自负了。[175]

Ⅳ

第三帝国领导层做出的社会承诺确实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在30年代初多次赢得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一直在向民众允诺，声称要克服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分裂，把德国人民重新团结在一个全新的民族和种族共同体之下。在新共同体内部，合作与互助将取代冲突与对立成为主流，阶级差异会消失，德意志种族的利益至高无上。第三帝国成立的头几个月，戈培尔和纳粹领导层精心策划了两个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游行宣传活动，即波茨坦日和劳动节。两个活动的目的都在于展示新德国是如何将普鲁士旧传统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的。1934年1月27日希特勒接受了纳粹剧作家汉斯·约斯特的采访，他声称纳粹主义“把德国看成一个统一体，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在继承资产阶级传统的基础上”，他告诉约斯特，国家社会主义将“展现国家决心，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之后，国家社会主义主张鲜活且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他接着说：

人民共同体：这是所有劳动者的共同体，意味着要团结一切重大利益，我们要克服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避免人民大众只是机械性地凑在一起，在这里个人命运将无条件地与国家命运等同，个人将无条件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成为国家公民，红色同志必须成为种族同志。二者都要诚心诚意地尊敬工人，提倡劳动光荣。高贵属于士兵和农民、商人和学者、工人和资本家。他们要诚心起誓，选择所有有理想的德国人都会选择的唯一道路，即为了国家……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再觉得自己是活在传统和资本之中，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继续对立；相反，他应该开放心灵，把自己当成工人，并融进共同体之中。[176]

为了强调这些观点，希特勒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工人形象：他出身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卑微一员，尽管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之巅，但却从来没有切断与微末身世的联系。

在1937年的劳动节上，超过100万人在柏林的欢乐花园集会。和往常一样，希特勒告诉参加集会的人，他“不是从宫殿发号施令，我是从工地走出来的。我不是将军，我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也是士兵”。在1914—1918年间，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被消灭了，人民一起为民族奋斗，而这种战斗在前线的同志之谊将在第三帝国的精神中再生：

在我们的祖国奇迹正在降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现在可以站在数百万德国人民、工人、士兵面前，站在国家和民族之前！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现在已经身处区领导人等不同岗位。但我们强调，以前属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人在运动中也有自己的位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从哪里来，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的利益一起奋斗！[177]

希特勒用了“以前”这个词，这和第三帝国的宣传口径一致。第三帝国曾经尽其所能地推销一个理念，那就是新德国会废除所有的阶级差别。罗伯特·莱在1935年声称，“我们是欧洲第一个克服了阶级斗争的国家。”[178]所谓消除阶级，是指纳粹党的许多机构都提拔出身低微的成员去领导岗位，指挥组织内部的资产阶级成员（比如在希特勒青年团），或者让社会精英的后代服从以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再如很多大学生都被送到劳役营，学校老师也必须接受“老兵”的训导。纳粹德国内部出现了大量针对德国最知名社会特权堡垒的攻击，比如纳粹学生曾经抨击传统的学生决斗团体。让雷克—马列策文一类的传统主义者非常厌恶的是，这种抨击还伴随着许多平等主义的花言巧语，指责决斗团体公然搞阶级歧视的反动本质。[179]

但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言辞之外还伴随着实际行动。第三帝国当政的最初六年，学术专业出身的职业地位、自主性和权力确实下降了。大学一类的传统机构被贬为只是德国年轻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1939年的大学人数远远少于六年之前。在小商人和白领眼中，他们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而且这种消失不仅仅发生在纳粹分子的演讲里面。贵族阶层发现，一些出身卑微、自大无礼的青年纳粹分子把他们挤出了权力场。在传统中地位较高的人，如医生、牧师、大地主和乡村长老，发现他们全都难逃攻击。无论在哪里，年轻一辈，或至少是其中重要的一小部分，都抓住机会反对老一辈人：贵族群体、乡村地区、学校课堂、大学校园，莫不如此。无疑，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团体已经接管了权力。上面是戈培尔和戈林、席拉赫和莱，中间有区领导人，最下面是街区监护官员和希特勒青年团指挥官。很多社会背景并不显赫的新人开始占据权力中心，他们多是年轻人，其中罗森博格甚至来自国外。此外，很多传统社会价值也遭到贬低：教授的“为学术而学术”，医生的希波克拉底伦理即“病人的利益优先”，甚至商人的“利润乃成功的最高标准”都被第三帝国扔到一边，为战争、种族和民族共同体让路。

但是，纳粹德国一直高声嚷嚷的阶级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收入和财富平等。纳粹党没有为了促进人民的净收入平等而实行过激进的税收制度改革，也没有像苏联与之后的民主德国那样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在第三帝国，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和以前一样。最后，贵族拥有土地的权利没受到任何侵扰，青年贵族甚至还在党卫队中找到了新的领导角色：德国未来的政治精英。在农村，农民家庭自己管理乡村共同体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它们通过和新政权达成有限的妥协，基本上保证了自己的传统地位。

大小商人做生意也仍是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营利动机。大学教授避开了明显既不科学又不学术的纳粹意识形态垃圾，钻进自己的小天地中，隔绝于主流教学研究，基本是一切照旧。法官和律师仍在判案和辩护，打官司，把人送进监狱。医生对病人、雇主对工人都有了更大的权力。就教会而言，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失去了一些像教育这样的传统阵地，但是所有相关的报告都认为，尽管纳粹当局想方设法捣毁教会，但神父和牧师阶层基本忠诚如故。民族共同体的宣传在政治层面上确实说服了很多甚至是多数德国人：党派纷争没有了，似乎所有人都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不要阶级斗争了，”路易丝·索尔米茨1933年4月27日在日记里记录，“再也不要马克思主义、宗教分歧了——我们只要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之下的德国。”[180]但是，相信纳粹当局1933年许诺的乌托邦会真正到来的人就要少很多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发生全面改变，除非是靠20世纪初苏俄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暴力和恐怖活动（1918—1921年苏联内战中的恐怖统治和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在第三帝国，虽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领导层的确是在1934年6月末有限度地杀害了一批内部异议分子（或者被认为是异议分子的人），他们还杀了德国境内的数千名反对派（包括真正的反对派和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但它主要的暴行针对的是外国人，并且发生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的内部暴行远远比不上苏联，后者屠杀了多达300万的苏联公民（多发生在和平时期），同时还有更多的人被关进劳役营遭到残酷迫害，更不用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带来的大量暴力冲突。同样地，虽然第三帝国限制了工资和消费，但这绝不是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目标（相较之下，苏联社会采取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缩小贫富差距），而是为重整军备省钱。尽管纳粹主义一直嚷嚷着要恢复日耳曼民族历史神话中的秩序和阶层，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正如前文所述，那些想要恢复旧社会壁垒和社会等级的群体和那些期望新政权采取激进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的群体一样，对第三帝国感到非常失望，[181]

真正的问题在于，纳粹政权也许曾经想过要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变革，但最后它的计划都不得不屈从于那个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备战。所以，只要能为德国占领东欧做准备的都是好的；挡道的都是不好的。社会或种族乌托邦计划被推迟到德国占领东欧的生存空间之后，一如人民大众的经济繁荣计划最终也只能指望德国占领东欧。那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人们只能靠猜。后来很多证据显示，希特勒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占领东欧，而是想进一步征服世界时，未来会怎样人们就更只能靠猜了。即便如此，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和意识形态专家设想的未来乌托邦的本质在1939年就可窥一二了。纳粹主义有一种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幻想，虽然这种幻想肯定受到了重整军备影响，但绝不是只有军事因素。纳粹德国是一个迷恋最先进机械、最先进工具、最先进通信方式的政权。这一切都预示着大公司、大商业、现代城市和复杂的社会组织将在第三帝国占据主导地位。纳粹主义的未来奠基于科学原则：把种族卫生学说和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运用到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传统道德和宗教顾虑，一个层级分明的复杂国家机器负责施政，还要消灭一切反对声音。有时，纳粹宣传为欧洲设计的未来似乎是一个农民的欧洲，靠“血与土”联系起来的德国人将会去奴役和剥削一个伪封建世界之中的各种劣等种族，里面没有工业社会的问题和麻烦。对于实现欧洲化的第三帝国而言，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是其关键。[182]但是最后，农民欧洲理念最热烈的支持者（比如达雷）相继失势。相反，胜利的人都相信，欧洲种族新秩序要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通讯和农业乡村结合起来，并在两者之间实现新的平衡。[183]

德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相应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也次第展开，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所以纳粹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后果必须在20世纪初的德国现实中才能得到理解。但这里同样有致命的矛盾。比如一方面备战无疑加快了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的集中化和理性化趋势，还促进了多种技术的发展。政府支持机构和公司研发部门会展开合作，共同研发军事技术和医疗技术。但在另一方面，第三帝国的教育政策促使德国职业精英的学术、科学和智力竞争力迅速下降，1939年之后职业人员的数量和实力已经开始下滑。如果纳粹德国某个所谓的未来精英来自党卫队、新精英学校或骑士团城堡，那么他注定是一个能力不足的精英。他会发现管理能发动和维持一场复杂、现代、工业化和技术化战争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非常困难。工会一类的传统社会组织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纳粹政权希望个体只认同国家和种族；但是这样做造成的后果适得其反，使普通人退回家庭私人生活。他们选择消费优先，但第三帝国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传统工人运动组织被尽数消灭，也许这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性的打击，但它也为1945年之后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矛盾较少的劳工关系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从长远看，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与后工业社会服务业的兴起也会造成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有人热衷于讨论第三帝国是否使德国社会现代化了，它想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秩序，以及它是否获得了成功。可是，这些辩论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问题：改造社会绝对不是纳粹政策的优先选项。当然，纳粹当局确实想要弥合——如果不是完全废除——社会分歧，也想让社会和谐取代社会对立，还尽其所能使第三帝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不是要实现阶级平等）。但是这些很多都停留在符号、仪式和言语层面。总的来说，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最想做的是改变人民的精神、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他们要从魏玛共和国的废墟中锻造出新的男人，以及为了锻造新的男人而需要新的女人，再造一战前线曾经出现过的不畏牺牲、团结一致的战斗共同体。纳粹革命首先是文化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但在这背后的是更为坚实，对数千乃至最终数百万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人群产生实际影响的东西：种族改造。它们想用科学方法把德意志民族打造成盛产英雄的新种族，消灭遗传链上的弱者，驱逐或真实或潜在的德国的敌人，以及被当成德国敌人的人，最后再造纯洁的民族共同体。要完成目标，一方面要提高日耳曼种族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入不了纳粹意识形态法眼的不合格成分——主要是犹太人——必须全部清除。这就是下一章即将要讲述的种族乌托邦。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Ⅰ

种族卫生学家带着纯粹的热望欢迎第三帝国的到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在鼓吹与种族卫生学相关的社会政策。种族的改良是他们的核心关切所在，而政策主要针对的目标是那些被他们认定为柔弱、懒惰、退化、疯癫的人，当然还包括罪犯。种族卫生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一部分人从遗传链上移除。如优生学政策的长期鼓吹者弗里茨·伦茨所说，现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愿意认真对待这些事情的政府。[1]他的热情没有遭遇冷落。最迟从1924年开始，希特勒就已经在利用兰茨贝格监狱的强制休息时间浏览一些种族卫生学小册子。未来的纳粹德国领袖认为，除非国家将种族卫生学和工程学的基本原理主动应用到德国社会，德国和德国人民永远不会强大起来。由于一些堕落元素混入了德意志血统之中，民族已经变得柔弱。这些元素必须尽快清除，同时还要鼓励强壮并且血统纯正的人要更多的孩子，血统不正而又柔弱不堪的人应该用各种办法加以消灭。[2]

鉴于希特勒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实践自身理念的良机，一些主流种族卫生学家开始调整自己的学说，使以前一些不符合纳粹主义要求的地方与其保持一致。种族卫生学协会中某些规模可观的少数派和左翼政治观念与组织联系过密，肯定是无法继续留在协会了。纳粹分子在1933年接管并清洗了协会。协会里面为数不少的犹太医生是狂热的种族卫生学家，他们也遭到了清洗。就连伦茨自己的某些观念——比如所谓私生子在种族意义上是退化的——都遭到了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严厉批评。很快，医疗行业的年轻一代取代了主流种族卫生学家，开始领导种族卫生学领域的一些核心政治机构，比如1904年出生的瓦尔特·格罗斯领导的纳粹党种族政治办公室、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纳粹医生联盟。后来，党卫队也日渐接受了他们的领导。这些机构各自都有一套关于繁殖和选择的观念，这些观念完全不顾种族卫生学运动学术期刊上力求细致准确的科学和医学论战。不过，新政权没让种族卫生运动的领导人物失望。过去四十年间德国优生学运动的精神领袖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1933年4月亲自给希特勒写信，他表示虽然自己现在已经70岁了，不能再指导第三帝国实践种族卫生学说，但他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总理的政策。[3]

实际施行政策也没等多久。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不仅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疯子、残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钱要减少，还要对他们施行“选择与消灭”的残酷政策。1933年7月14日，这一政策得到了法律支持，《防止后代遗传病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正式出台。[4]新法强制以下患病人群绝育：天生低能、精神分裂、躁郁病、遗传性癫痫、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don's chorea），以及遗传性失聪、失明、严重身体畸形和严重酗酒。德国内政部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以更为细致地定义上述病症。每例个案由181所特别设立的遗传健康法庭（Hereditary Health Courts）和上诉法庭裁决，每个法庭配备一名律师和两名医生；他们处理的病患来自公共卫生官员，国家护理中心、诊所、老年中心、特殊学校等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福利体系内的社工。这部法律已为德国的种族卫生学运动企望多年，运动的领袖包括知名医师如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和弗里茨·伦茨。大萧条时期，相关立法的呼声愈演愈烈。社会福利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福利和医疗行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合群、贫穷和匮乏在很多方面都源自遗传退化。早在1932年，德国医疗协会就建议政府将自主绝育合法化。现在，这一切突然就变成了现实。[5]

但是，1933年出台的新法并不包含任何自主色彩。它要求医生必须记录他们所知道的每一个遗传病例（45岁以上的女性除外），否则将被罚款；与此同时，因为遗传病的判断标准任意而模糊，医生享有很大的自由度。确实有一些病人同意绝育，但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1934年，即该法实施的第一年，接近4000人就绝育权威机构的决定提出申诉，3559人败诉。这些数字显示，绝育措施实行的范围非常大。仅仅1934年一年特别法庭就收到了8.45万份绝育申请，差不多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其中近6.45万在当年就拿到了裁决，超过5.6万人被判适合绝育。这样一看，由医生和社工提出的，以及其他来源合法的申请获得通过的概率超过90%，而且极不可能在申诉过程中被推翻。在该法实施的头四年，每一年都有5万人因此被绝育；到了第三帝国垮台，被绝育的人总数已经超过36万，几乎都发生在战前（1939年9月）。[6]

绝育命令超过3/4都是针对所谓“天生低能”人群。而“天生低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灵活度很大的概念，医生和法庭由此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很多不合社会常规的行为（比如卖淫）被定为“道德低能”。酗酒也算“道德低能”，很多社会下层由此受到影响。绝育手术——男性的输精管切除和女性的输卵管结扎——通常伴随着剧烈疼痛，有时候还会出现复杂状况，整体的死亡率在0.5%左右，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几乎都是女性。没过多久，绝育计划的实施规模改变了整个医疗行业。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接受培训，学习如何识别种族退化（比如父母耳垂的形状，患者的步态、指甲半月痕）。大学医学系花了很多时间为法庭撰写专家报告，设计“实践智力测试”（“我们的国家是？谁是俾斯麦，谁是路德？为什么城里的建筑比乡下要高些？”），剔除“害群之马”。可是，当测试在乡村地区进行时就遇到了问题，测试发现，正常学校小孩无知的程度和那些所谓的低能小孩半斤八两。很多乡村地区出生的普通褐衫军成员可能也无法通过测试，在很多党内的高级医生看来，这足以证明整个测试过程有多么荒谬。[7]

大约2/3的绝育者来自精神病院。很多精神病院负责人都在积极搜集整理病人病历，好把他们送上特别法庭。在所有绝育的精神病患者中，精神分裂患者的比例要高一些。在考夫博伊伦—伊尔塞（Kaufbeuren-Irsee）的收容所，1409名病人中的约82%都被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的绝育条件，其他地方的正常比例一般是1/3。把病人弄去做绝育对收容所有利，因为此后收容所就可以把病人推给社区。这尤其会影响年纪较轻而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患，因为他们日后康复的可能性越大，被绝育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埃格尔芬格—哈尔收容所（Eglfing-Haar asylum），1934年做绝育手术的病人里有超过2/3在几个月之内就被释放了；在艾希贝格收容所（Eichberg asylum），1938年被绝育的人里有接近80%也很快获得自由。当时收容所和福利体系内部的其他机构一样，削减开支的压力很大，而把精神病弄去绝育可以节省开支。甚至有很多年轻女性明显是为了防止她们未婚生子而被绝育，以免她们成为社会的负担。[8]

其实，实施绝育手术更多是因为被绝育者不合社会常规，而不是任何可见的遗传问题。某医生曾将一个待绝育者归为“道德低能”，他写道：

社工在文件中将他形容为一个碰巧来到我们世界的乞丐或者流浪汉。由于肺部和肠部患有结核病，他可以拿到50%的伤员抚恤金。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抽烟很凶，有时候还喝得烂醉。他还是法尔姆森（Farmsen）监狱的常客。出狱后他一般会四处流浪。他曾经被控拒捕、妨害治安、公开诽谤，以及实施严重的人身侵害。在他的社会福利档案里，有记录说他经常干扰福利服务，攻击工作人员，因此被禁止进入福利办公室。根据某博士的判断，C是“智力非常低下的病患，对社会完全没有价值”。[9]

在上面的例子中，绝育似乎主要是一种惩罚措施，或者是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措施。实际上问题人群要孩子的前景似乎非常渺茫。对收容所以及类似机构的犯人进行绝育，很多时候都只是逃避责任，毕竟供养他们需要一笔公共开支。

所以，被绝育的人并不是病情严重的患者，更不是什么必须终身监禁的病患。那些身患绝症、走投无路或者过于危险而不能放入社会的人不太可能有要小孩的机会，因此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绝育。所以从本质上讲，纳粹当局只是在利用绝育打击不符合纳粹主义塑造的新型男女形象的人，这些人多属社会下层：乞丐、妓女、流浪汉、不想工作的人、孤儿院和改造学校出来的人、街头和贫民窟的人、没有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不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的人、拒绝参军的人、元首生日没有挂旗的人，甚至还包括每天无法准时上班的人。新法赋予了政府侵入人类生活最私密领域的权力，即性与繁衍后代。后来政府还会把权力用在所有犹太人身上，相关措施甚至潜在地影响了每一个德国成年人。为支持这些措施，1933年7月26日政府又出台了新规。此后，有遗传性精神病或身体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请婚姻贷款，几个月之后的一项新法又将禁令适用的范围扩大。离全面禁止种族上不适合的婚姻已只有一步之遥。[10]

按照这样的逻辑，不出意外那些“惯犯”也都被强制绝育了。这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犯罪学家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结果。地方上的卫生官员，比如来自茨维考（Zwickau）、臭名昭著的格哈德·伯特斯（Gerhard Boeters）早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在为该举措摇旗呐喊。施特劳宾（Straubing）有一个名叫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Theodor Viernstein）的狱医认为应该尽快从遗传链中清除“种族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11]甚至连某些社民党人，如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也敦促“惯犯”尽快自愿绝育，不过共产党和中央党持强烈反对立场，尽管他们反对的原因完全不同。[12]希特勒以及某些主要的纳粹分子，如法学专家汉斯·弗兰克，强烈支持将“惯犯”列入绝育名单。但是帝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在《绝育法》（Sterilization Law）和《惯犯法》中制止了这一倾向。尽管优生学家如恩斯特·鲁丁（Ernst Rüdin）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居特纳毫不妥协。其中部分原因是不少司法部官员认为不可能区分遗传决定下的犯罪和环境诱导下的犯罪，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已经没必要搞绝育，因为“惯犯”都已经按照“安全性监禁”的最新要求被终身监禁了，根本没法生育下一代。不过，如果监狱里的囚犯突破了法律设下的其他底线，他们仍然可能被绝育；狱医也在囚犯里到处寻找满足绝育条件的人。实施绝育的标准十分宽松，包括“天生低能”和“酗酒”，狠心的狱医凭这两点就能将多数监狱囚犯囊括在内。比如，菲恩施泰因在施特劳宾的继任者汉斯·特伦克（Hans Trunk）认为他的监狱里最多能绝育1/3，这个数字在当地的遗传健康法庭看来都太高了。所以，囚犯在被强制绝育的人群中比例很高并不让人意外，1939年12月末已经有差不多5400名囚犯被绝育。还有同样不让人意外的是，输精管切除和子宫切除手术在监狱囚犯里面引起了恐惧。他们互相传递着医生智力测验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把答案仔细记在心里。[13]

不过，身体残障人士受的影响要小很多。虽然1933年法律列出的绝育条件包括“严重的遗传性身体缺陷”，针对那些“身体条件不正常，能够遗传，且已经多多少少影响了正常功能”的人。根据这个条件，他们的心智是否正常完全无关。政府拒绝为此类人提供任何帮助，因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毫无用处。早在大萧条期间，德国对残障人士的态度就出现了一些变化。1927年，政府为残障人士设有1.1万个床位，由于财政限制，这些护理设施改为只接收儿童，到后来甚至只接收经诊断确认可康复的儿童。因此在1933年之前，救助机构已在普遍区分“良品”和“劣品”，即残障可治愈者和严重或多种残障者。鉴于1933年纳粹当局发起了庞大的宣传攻势攻击残障人士，再加上1933年通过的绝育法，很多家庭把残障儿童和亲属从救助机构中接了出来，害怕厄运降临在他们身上。[14]

到了3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医生指出3/4的身体残障都发生在出生之后，其中绝大多数都极不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有些疾病——比如髋关节脱臼——被认定为是完全可治愈的。畸形足也不会再有麻烦。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得了这个病，但他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当然，那时候让戈培尔去做绝育已经太晚了，而且说他的残疾可遗传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他的家庭儿孙满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第三帝国误认为畸形足会威胁种族未来明显是一件尴尬的事，这也许可能是促使德国对身体残障人士改变政策的一个因素，然而最重要的仍是经济原因。整形外科和内科医生担心，如果政府铁了心对残障人士实行绝育和放弃治疗的政策，他们的饭碗可能会保不住。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心智正常的身体残1937年10月12日，一帮地方官员开会决定，鉴于劳动力短缺的形势愈发严重，应该把身体残障人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身体残障人士自助促进会的创建者奥托·佩尔（Otto Perl）于1919年游说成功，此后官方文件中带有贬义的“残废”（Krüppel）被换成了更加中性的“身体残障”（Körperbehinderte，从1934年开始后一种说法越来越多）。当然，虽然佩尔代表的大多是战争伤员，但他的活动对年轻一代的残障人士也有影响。最终，纳粹统治期间单纯由于身体残障而被绝育的人不到绝育总人数的1%。1934年佩尔的组织获得了官方认可。该组织被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机构吸收，更名为帝国身体残障人士联盟，负责组织成员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那些患有血友病、严重进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痉挛性肌肉收缩、手部或脊柱慢性畸形的病人被关进了特殊机构，在那里他们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照料。但即使是在那里，强制绝育也已经不再时兴了，那时候德国人每天在大街上都能看到数以千计严重伤残的老兵，要对他们实施绝育实在难以服众。[15]不过，政府并非全然改变心意。残障人士对纳粹政权是有用，但他们绝不可能被完全平等地接纳为种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当局强调身体健康和活力，所以针对身体残障人士的歧视从学校就已经开始了。从1935年3月17日起，残障人士被禁止升入中学，那些“体育训练一直不合格”的人以及“不愿意关注自己身体发展的年轻人”也被排除在外。普通中学、大学、希特勒青年团以及第三帝国的各种其他机构的选人标准很看重战斗能力。无法展现出战斗能力的人都是二等公民。[16]不过，其实不只德国，当时其他国家的一些医生也认为不少社会问题是人口中遗传退化的一部分人造成的。就在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前，美国已经有28个州通过了绝育法，致使约1.5万人被强制绝育，到1939年这个数字又提高了2倍还多。德国的种族卫生学家如格哈德·伯特斯就曾援引美国的例子为自己做辩护，其他人偶尔还指出美国南部各州实行的反种族通婚法也可以是德国的榜样。

美国优生学家哈里·劳克林（Harry Laughlin）1931年曾提出计划，要在后半个世纪对1500万出身劣等种族的美国人实施绝育。劳克林于1936年从海德堡大学拿到了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优生学家非常羡慕德国保证绝育的法律条文，劳克林自己还自豪地宣布，他的学说部分促成了德国的绝育法。[17]1928年瑞士也通过了多部绝育法，1929年丹麦也通过了，挪威是1934年。那个时候大量欧洲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通过了类似法律。丹麦一共有6000人被绝育，挪威不少于4万人，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瑞典，从1935年到1975年一共有6.3万人被绝育。曾经有人说瑞典的绝育措施是为了把不育人群从遗传链上移除，目标主要是一些社会行为偏差人群，而非劣等种族人士；当然，那些年主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经营的福利国家并不像第三帝国那样以种族立国，但瑞典国家种族生物学研究院（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acial Biology）的确列出了必须要进行强制绝育的身体特征，其中吉卜赛人被认为是劣等种族。而且，在第三帝国的前六年，尽管其绝育措施实施的规模要比其他地方大很多，但德国的绝育政策并非以种族为核心，不是基于识别劣等种族来开展绝育工作：被绝育的人绝大多数反倒是“德国雅利安人”，他们被绝育的原因和同一时期的瑞典当局与瑞典优生学家给出的原因并没有多少不同。[18]真正的差异之后才会显现出来：战争开始之后，纳粹当局对社会偏差人群采取的措施从绝育转向了屠杀。

Ⅱ

把种族卫生学原理应用于社会，意味着一举扫除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用一套新的伦理价值代替。这套伦理新体系在评判好与坏时，只以想象中的日耳曼种族的集体利益为标准。一些新教福利体系下的官员积极支持新政策，而天主教会则反对强制绝育一类的政策，纳粹意识形态鼓手、医生行业的领导人格哈德·瓦格纳则将此描绘为宗教蒙昧和科学启蒙长期斗争的延续，他还强调科学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19]传统的保守派和纳粹现代主义之间最大的不同莫过于纳粹政权对女性、婚姻、家庭的态度。纳粹主义不从传统基督教道德出发，而是选择了种族政策的“科学”原理。即使保守派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态度上观点有一些重叠，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是十分表面的。由于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的婴儿出生率一直在下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好像都在主张女性要回归家庭；但是保守派认为扭转下降趋势的关键在于恢复传统的婚姻关系，而纳粹主义却拿出了最激进的观念，他们想让第三帝国生更多的孩子，而且坚持这些孩子必须种族纯正和基因健康。传统的保守派讨厌这些纳粹观念。以天主教道德为例，天主教会强烈反对堕胎。第三帝国收紧了现有法律，更加严格地执行，严禁除出于医疗需要外的一切堕胎行为，于是官方许可的堕胎案例从30年代初期的3.5万例降到了30年代末的不到2000例。不过，纳粹当局也在1935年放开了基于优生原因的堕胎。1938年11月，吕讷堡（Lüneburg）法庭开创了一个重要判例，使犹太女性堕胎合法化。[20]同时，天主教反对的另一个东西是避孕，后者在整个30年代都存在，尽管和生育控制有关的诊所都因为和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生育控制运动有联系而宣告关闭。[21]

纳粹分子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政治局势，他们认为高出生率是一个民族保持健康的关键。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日益老龄化，长远来看军队也不能补充新鲜血液。出生率提升，意味着未来的德国人将年轻且充满活力，军事力量也会不断增强。种族卫生学家就德国的出生率下降发出过警告（1900年1000人中有36人是刚出生的婴儿，而1932年只有15人）。1914年初弗里茨·伦茨认为这都怨妇女解放运动，他提出应该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有些种族卫生学家保守估计，女性一生应该生8到9个孩子。但是伦茨对此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一位女性有30年时间都可以生小孩；如果每隔一年生1个那么一生至少可以生15个。若做不到，便是因为“非自然或病理性原因”。 [22]纳粹当局对此深表赞同。他们一上台便开始行动，消灭在他们眼里会降低出生率的因素，还鼓励女性生更多小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德国当时规模很大且十分活跃的女权运动。在纳粹当局的压力下，女权运动旋即被禁，指导运动的相关机构都被党的国家妇女组织即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收编。一些主要的女权主义者，包括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的先锋人物阿妮塔·奥格斯普（Anita Augspurg）和莉达·古斯塔娃·海曼（LidaGustava Heymann），还有支持女性性解放的海伦妮·斯托克（HeleneStöcker）都流亡国外；除此之外，她们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信念在新政权下很危险，容易被逮捕和被投入监狱。更保守一些的女权主义者，比如曾经在20年代主导女权运动的加特丽特·鲍埃玛（GertrudBöumer），则退回自己的内心，奉行“精神放逐”，而运动的控制权则交到了公开信奉纳粹主义的女性手中。[23]

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建立之初就发生了激烈内斗，内斗一直持续到1934年初。之后该组织开始由加特丽特·朔尔茨—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掌权。她一生一共生了11个孩子，毫无疑问是“女人属于家庭”这一观念的忠实支持者。女性联盟意在领导一个将德国女性整体都囊括其中的庞大部门，即德国女性事务局。该部门的任务是将全体德国女性的思维模式纳粹化。[24]负责领导德国妇女的朔尔茨—克林克1934年2月走马上任，同时掌管两个机构。上任后她立即展开行动，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劝说德国女性生更多小孩，并对她们已有的小孩提供更好的照顾。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帝国母亲服务计划。该计划吸收了以往妇女福利组织的运作经验，提供育儿、烹饪、缝纫等方面的课程，当然还有种族卫生学。

1939年3月，参与计划的人数已经超过170万。该计划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在母亲节出售徽章，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会员费。母亲节这一天也成了主要的宣传日，1934年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在那一天，戈培尔下令全体褐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纳粹党组织的成员集体放假一天，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剧院将上演妇女主题的戏剧，并且向母亲们和她们的家庭成员分发免费门票；牧师和神父也会为母亲祈祷。在1939年5月的母亲节上，300万生了4到5个孩子的女性被授予“德国母亲”的荣誉头衔，各地都为此举行了特殊仪式。她们的新身份可以从为她们特别打造的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看出：生了4个孩子可获得铜十字勋章，6个孩子的是银十字勋章，而8个或8个以上孩子的是金十字勋章。这项荣誉不同寻常，因为希特勒本人会亲自为获奖者别上十字勋章。戴着十字勋章的人可以在食品超市插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街上必须向她们敬礼。如果一个母亲在生育方面的表现还要更好一些，生了10个小孩，那么她还会获得额外奖励：希特勒将成为第十个孩子的教父。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不过这对痛恨希特勒迫害的天主教家庭而言必定是非常可悲的。[25]

戈培尔也参与了相关宣传。这一事实表明，朔尔茨—克林克的组织不可能垄断女性事务领域的政策及其实施。作为女性，朔尔茨—克林克在纳粹等级秩序中地位很低。纳粹当局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但她甚至都不能和那些相对失势的男性领导人相提并论。不久，劳工前线、帝国粮食总会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开始主导与女性福利相关的主要领域，劳工前线及其附属组织还控制着一大批妇女娱乐活动。同时，朔尔茨—克林克手上的资源其实相当有限，这意味着她的女性组织无法实现她预定的目标：她们的组织影响力无法超出中产阶级女性，而后者正是魏玛时期旧女权运动的主力军；而且家庭主妇都不想按她设想的方式去为祖国服务。丈夫和孩子花在家庭之外的党务活动（营地、夜晚训练课程）上的时间越来越多。1934年曾经有人编了一个批判性很强的文集，里面搜集了很多女性给希特勒的信。其中一封信抱怨道，德国的女性正在陷入“寂寞的阴影中”。[26]

此外，政府的出生率主义本身就意味着纳粹当局会不断地干涉家庭、性生活以及生育，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在逼迫女性结婚和生一大堆小孩。同时，政府还接管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帝国多子女家庭联盟，主张维护大家族利益。但是这个组织也是种族工程的一个工具。很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大家族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相关特权，组织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人多数都不合群，或者属于堕落人群。那些达到标准的人——有些人甚至在16岁就已经有4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将获得很多好处，包括优先训练和为父亲工作，还能为整个家庭赢得更好的住房条件。1935年10月生育补助政策出台。一个家庭每多生一个小孩可以获得390马克的奖励。到1937年7月，已经有40万个类似的家庭得到了奖励。还有24万个家庭参加了家庭扶助计划，每一个小孩一次性最多可以拿到1000马克供父母去买家庭用品、亚麻布床单等。从1936年4月开始，政府又增加了一个每月10马克的基金，家里可以为第五个或之后的小孩申请。这些福利本来只针对16岁以下的小孩，1938年又扩展到21岁之下。此外还有配套的全国性税务改革，借此大家庭可以拿到更多津贴。地方519政府也行动起来，为多子家庭调低水电气价格，提供免费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降低学校费用。市政当局员工如果有4个以上小孩还能拿到补贴。一些地方政府，如莱比锡，每月还发布大家庭光荣榜。但是，这些措施的开销全都压到单身人群以及没有子嗣的夫妇身上，这也成了人们想尽快生孩子的动机，特别是那些穷人：一个只有3个小孩的穷人家庭只要再有一个孩子，生活水平就可以很快提高。不过限制还是有的，特别是在住房方面。当时德国一直面临住房短缺问题，因此大家庭拿到的优先权几乎没用。房东仍然倾向于把房子租给单身人群或者无子嗣家庭，因为他们使用的水电气更少，而那时候的房租有上限。政府在建设新房上的投资反倒下降了，1928年是13.33马克，而1938年只有2.5马克。[27]

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拥有4个或4个以上小孩家庭的比例下降的趋势一直得不到扭转。1900—1904年间结婚的家庭几乎有半数都有4个或4个以上小孩，然而1926—1930年结婚的家庭只有不到20%；1931—1935年降到18%，而1936—1940年更是降到了13%。[28]由于一些世俗的原因，家庭规模开始出现变小的趋势。其实这个趋势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之后还会持续很久。在大趋势面前纳粹当局的努力成效不大。一般家庭如果再多生1个或2个小孩，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成本对第三帝国来说实在太难承受。[29]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政府为扭转出生率长期下降——这一直是种族卫生学家的核心关切——所做出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1933年居民出生率是1000人中14.7人，1934年增长到1000人中18人，1935年是18.9人。1936年之后这个数字开始趋于稳定，当年是19人，1937年是18.8人，之后又有些许增长，1938年是19.6人，1939年是20.4人。[30]在40年代初有个评论家声称这些年德国人多出生了300万，其原因就在于第三帝国的生育政策。[31]但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婚姻数量的增加（1932年到1938年之间增加了近1/4）主要归功于经济复苏。由于大萧条，人们推迟了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毕竟有近1/3的工作人口失业，这可以理解。即使没有婚姻基金计520划，1934年之后绝大多数人也会结婚和生小孩。此外，生育数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在1933年之后堕胎的难度变大；所以，所谓新生小孩数量的增加，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于第三帝国的政策。[32]

Ⅲ

随着时间推移，纳粹政策与婚姻和家庭的联系愈加紧密。1938年，新婚姻法准许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或妻子在配偶“过早不孕不育”或拒绝生育的情况下申请离婚。分居三年和婚姻无法挽回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此一来第三帝国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传统之下的婚姻观念，即上帝许可下的人生伴侣关系：结婚变得更容易，其目的仅仅在于生更多的孩子。到1941年，已经有近2.8万人由于婚姻破裂或两地分居选择离婚，由于过早不孕不育引发的离婚申请有3838次获得批准，而拒绝生育的有1771次。这些数字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不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有影响也是微乎其微。但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离婚仍然较少见，人们一般不太赞同，所以仅是这些离婚案例就已经占了总数的20%。自然，梵蒂冈对德国大使表达了不满，但德国毫不理会。[33]1935年10月18日，德国又通过了《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editary Health of the German People），这项法律管得更宽。它规定，如果配偶其中之一患有遗传病或者精神疾病，那么他们将被禁止结婚。这样一来，任何想要结婚的人必须提供书面证明，证明自身符合法律要求。不过，如果要全面实施《保护法》之中的各种规定，地方健康办公室就会被医疗检测申请塞满了。于是在实践中只是在婚姻登记处对双方的健康状况有疑问时才会要求两人出示检查结果，不绝育了。[34]

私生子是另一个问题。私生子在社会和道德保守派的圈子里是耻辱的象征，但这和纳粹生育观念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婴儿健康，并且种族纯正，纳粹主义根本不关心他/她的父母之间是否是合法婚姻关系。纳粹主义在保持道德中立的情况下以繁殖为先。这一逻辑的结果被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展到极致。从1936年开始，希姆莱建立了一系列由党卫队管理的母亲之家，名叫“生命之泉”（Lebensborn）。“生命之泉”专为种族达标的未婚母亲准备，这些未婚母亲原本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设施服务，当时私生婴儿的死亡率比全国平均值要高很多。希姆莱想要精英们繁殖出未来的优等民族，但这一奇怪的做法并不是特别成功：母亲之家迅速被党卫队内部（后来是纳粹党内部）的权贵夫妇占据，因为这些地方收费很低，服务很好，且处于宜居的农村，在战争状态下是理想的避难所。而在和平时期，里面的未婚母亲只占不到一半。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足以招致天主教和保守派的批评。后来总计有8000个小孩出生在“生命之泉”，这个数量显然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优等民族。那些已经结婚的党卫队军官也没帮希姆莱什么忙。1939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党卫队中有约11.5万人结婚，但每对夫妇平均只有1.1个小孩。[35]

除此之外，纳粹分子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宣扬和美化一种女性形象：为国家而成为母亲。拒绝法国时尚成了一种爱国义务；远离市场上美国大公司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和唇膏，对日耳曼种族保持忠诚；不抽烟成为女性气质的标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未来母亲和未出生孩子的健康，这早在30年代就已为纳粹医学家确信。政府鼓励父母给女儿（特别是金发碧眼一类）扎上发辫，套上连衣裙。德国时尚中心还举办了新德国高级时装秀，与以巴黎风为首的国际时尚界分庭抗礼。这些动作不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比如布雷斯劳的地方党部禁止女性出席党内会议时化妆。咖啡厅里贴上了告示，要求女顾客不要吸烟。爱尔福特（Erfurt）的警官告诫市民要“提醒街头抽烟的女性自己作为德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还有报告说，冲锋队如果看到街上有女性吸烟，会从她们嘴里把烟抢走，还会狠狠训斥拉直眉毛和口红太艳的女性。报纸和杂志一方面攻击魏玛时期的一些不男不女的“新女性”，她们头发很短，穿着男性化；另一方面又攻击性诱惑力很强的“荡妇”，她们留着波浪卷发式，穿着时尚。日耳曼种族需要女性保持身体健康和外貌光鲜，而体育锻炼被吹捧为最好的方法。[36]

但在这个领域纳粹分子最终也失败了。压制化妆品业被证明完全不可行，它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盈利方式。没过多久，杂志上就满是各种诀窍，教德国的女性怎么化显得自然看不出痕迹的妆。洗发水公司迅速推出新产品，帮助女性成为让人羡慕的金发女郎。尽管德国的犹太服装公司被雅利安化了，很多持世界主义立场的犹太时尚设计师也被排除在外，但是国际时尚界力量太强，德国时尚圈根本无法抵抗。女性杂志上继续刊出好莱坞明星的图片，并解释她们是如何化妆的。而纳粹上流社会的女性名流瞧不起攻击时尚的论调：玛格达·戈培尔经常在公共场合用烟嘴吸烟，威妮弗蕾德·瓦格纳穿着巴黎绸缎去歌剧节，甚至连希特勒的伴侣埃娃·布劳恩也趁希特勒不在的时候吸烟，还定期使用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的化妆品。德国时尚中心根本没有精力去管这些。纳粹当局为了经济自给自足和提升国家荣誉感，鼓励女性多穿国内生产的服装。但是国内生产的服装都是些批量生产的人造纤维成衣，价格低廉、不上档次，完全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而生产的。那个时候有国外舆论认为德国女性守旧而寒酸，为反击这一论调，德国的女性杂志在宣传部的指令下开始劝说女性要穿得优雅，特别是外国客人在场的时候。在30年代后期，迪恩德尔连衣裙Ⅰ又流行了起来，但其样式按照国际主流时尚的趋势做了很大改动，几乎已经无法辨认。最后，纳粹德国既未能在行为上，也未能在表现上说服女性成为真正的或者未来的“德国母亲”。[37]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毕竟纳粹当局已经极大地打破了公私之间和家庭内外的传统界限。一方面政府政策开始入侵家庭领域将其政治化，另一方面党组织将女性和儿童带出家门，通过营地、远足、会议等活动令他们融入社会。于是，不同的生活领域全部搅在了一起，使得德国女性根本不可能按照纳粹宣传所要求的那样扮演贤内助和母亲的角色。第三帝国很少有什么领域像这样到处都是矛盾和不合理。[38]

在上述领域德国的做法与欧洲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吗？30年代几乎所有主流欧洲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生育率，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担心生育率下降会影响未来的国家军事实力。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斯大林的俄国都对夫妇最少要生多少小孩做了规定，并向多产的母亲提供奖励。而在法国，生育率下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情况特别严重，于是法国鼓励生育的宣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变得非常狂热。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也出现了抨击女性工作的论调，政府想把女性贬低为孩子的生育者和抚养者，而苏联尽管在20年代出现过相对自由的性别观念，但之后这种观念为腐朽而专制的斯大林政权扼杀。几乎所有国家自发的女权运动都在衰落。运动要么缺乏足够的支持，要么就被威权政府镇压。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天主教会在意大利颇有权力，这意味着墨索里尼不可能实反道德的种族改造工程，而这正是纳粹德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所在。在苏联，莫斯科的政策可能对境内的其他民族有一些不明显的歧视，但是种族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没有纳粹式的绝育以及婚姻和种族管理措施。此外，尽管苏俄也不喜欢女性化妆和追求最新时尚，但主要是因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违女性作为工人的角色。和纳粹德国不一样，在苏联密集的宣传张贴画上，女性的形象是拖拉机驾驶员和钢铁工人。总的来说，纳粹德国的婚姻和人口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一样，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使不符合第三帝国雅利安新人类形象的种族和少数族群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39]而这样的群体不乏其类。

Ⅳ

其中一个因种族原因而被第三帝国视作威胁的特别族群是所谓的吉卜赛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一共有大约2.6万名吉卜赛人。[40]吉卜赛人由许多大家族构成，每个家族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部落族群——罗姆、辛提、拉勒里（Romany，Sinti，Lalleri）——过着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他们是15世纪来到中欧的，有人认为他们来自埃及（Egypt），因此英语中称他们为吉卜赛人（Gypsy），但实际上他们来自印度。吉卜赛人皮肤黝黑，有自己的语言，生活远离德国社会的其他族群。他们一般靠各种流动贸易维持生计。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与政治格局得到巩固，领土国家开始兴起。在这个时期，吉卜赛人在社会中饱受污名，受到法律的严酷压迫。到了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者为他们染上原始、异域的理想色彩，视之为算命一类神秘知识的传承者。然而随着犯罪生物学在19世纪末兴起，立法者和行政管理者再次把吉卜赛人划归罪犯群体。吉卜赛人拒绝现代公民的理念，不愿上学、缴税、登记住所，无视私有财产、工作、规则、卫生等传统概念，因而愈发受到警察的骚扰。在现代社会，约束着各个领域的法律规章之网越来越密，而吉卜赛人经常触网，因此他们多数人身上都带有犯罪记录。这只会让法律执行机关更为确信吉卜赛人的犯罪倾向是遗传性的。1926年，为对付吉卜赛人，巴伐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极为严厉的法律，把他们和流浪汉以及不愿工作的人归为一类，并设立了一个中央办公室，系统搜集他们的信息。十年后该办公室已经建立了近2万份档案。[41]

第三帝国初上台时，吉卜赛人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虽会被当局盯上，但都另有原因：犯罪、不合群、不愿工作等等。可是不久之后，地区和地方当局便开始骚扰这些流浪者，突击搜查他们的帐篷，把他们从居住地点赶走，逮捕疑似从事乞讨等活动的人。1936年6月6日国家内政部下令，这些行动应该集中统一指挥，随后很多城市开始为吉卜赛人搭建特别的营地（此法首创于法兰克福）。严格来说这些并不是集中营，因为至少在名义上吉卜赛人还能够来去自如，里面也没有任何规训和惩罚措施。但是营帐的条件一般都非常糟糕：柏林郊区马尔灿（Marzahn）的一个营地曾经住了600个吉卜赛人（他们在1936年7月被强制从市里迁出），但只有两个厕所，三处水源，没电，营房很少，没有篷车的人无法居住。营地里疾病肆虐，到1939年时，据说大约有40%的人患了疥疮。如果有人不听话，野蛮的警卫就会放狗咬人。截至当时，营地里的人数已超过800，营地内设有学校。不过，多数吉卜赛人都还生活在社会之中，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和德国人之间的通婚率很高，以及多数吉卜赛人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流浪式生活，选择租个房间或公寓。[42]

1938年，希姆莱采取的犯罪防范措施更加严酷，他把巴伐利亚吉卜赛人事务办公室搬到柏林，将其升格成为国家机构。他手下的警察围捕了一些疑似不愿工作的人，其中包括大量吉卜赛人。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吉卜赛人依然不是因为种族原因被针对的。1938年12月8日事情才开始真正起变化。希姆莱于当天下了一个和吉卜赛人有关的命令，这道酝酿已有数月的命令强化了现有措施，由柏林刑警统一负责实施，要求对所有的吉卜赛人和喜欢到处流浪的人造册登记，接受种族生物学检测。检测之后他们会拿到一张身份证，证件上面会显示持有者是吉卜赛人，或混血吉卜赛人，或者非吉卜赛人流浪者；只有出示该证件之后持有者才可以获得工作、申请驾照、享受社会福利等。登记基于警方记录，并由帝国健康办公室旗下一个成立于1936年的特殊研究中心提供帮助，该中心由罗伯特·里特尔（Robert Ritter）博士负责，这个年轻的内科医师很快就深受政府赏识，成为吉卜赛问题专家。里特尔出生于1901年，是一名犯罪生物学家，他曾经组织一队研究者去访问吉卜赛人营地，检测和登记营地居民，并为他们验血，如果他们拒绝合作，就以送他们去集中营相威胁。里特尔和他的团队仔细核查了教区记录，从慕尼黑中央办公室找出了和吉卜赛问题相关的档案，最后制作了一份包含2余万人的索引。里特尔吹嘘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拥有德国全体吉卜赛人或半吉卜赛人的完整记录。[43]

里特尔认为，吉卜赛人是一个原始的劣等种族，其生理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追求正常的生活方式。纯种的吉卜赛人不会危害社会，因此可以允许他们继续按传统的游牧方式生活。但是里特尔警告说，传统的吉卜赛人已经所剩无几。绝大多数所谓的吉卜赛人都已经和贫民窟的德国人通婚，建立了家庭，形成一片滋生罪犯和懒人的沃土。传统纳粹反犹主义认为纯种犹太人比非纯种对德国威胁更大，但里特尔在吉卜赛人问题上却把这条论断反了过来。这些理论为希姆莱的警察手段提供了伪科学的借口。它们在德国的支持者众多，包括社会工作者、犯罪学家、警察机构、市政当局以及普通德国市民。1938年12月8日又有命令下达，禁止吉卜赛人成群（数个家庭结成团体）迁徙，驱逐所有的外国吉卜赛人，并授权警察以不合群的名义逮捕流浪者。法令宣布，已经存在的种族法规也适用于吉卜赛人，后者在获得结婚许可之前必须提供一份适婚证明，但获取这样的证明是不可能的。1939年3月，希姆莱下令未来将严防吉卜赛人和德国人的种族融合。所有地方刑警部门都将成立专门处理吉卜赛人问题的办公室，以确保吉卜赛人在接受种族检测之后会拿到特别身份证：纯种吉卜赛人是棕色，混血吉卜赛人是棕底蓝条纹，非吉卜赛流浪者是灰色。在战争爆发前夕，希姆莱已经为他在1938年12月8日的命令中所谓的“吉卜赛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准备了很长时间。[44]

Ⅴ

纳粹当局处理吉卜赛人问题采用的是渐进模式。至少一开始，政府的警察行动只部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的措施并无多少不同。但是，对于德国社会中另一个更小的少数族群——所谓的“莱茵兰杂种”——却并非如此。这一极具挑衅意味的称谓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指的是德国黑人以及带有黑人血统的族群。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族群是因为法国于1919年占领莱茵兰和1923年占领鲁尔区之后，非裔法国殖民部队强奸德国女性而产生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强奸案数量非常之少，多数孩子都是男女两相情愿结合之后出生的，后来的一个调查显示，该族群人数不超过500—600。尽管非裔德国人被当成是法军占领的产物，但实际上他们很多是1918年前德国殖民时期，或之后德国人从喀麦隆和坦噶尼喀（今天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等殖民地返回德国后，德国占领军和非洲女性的孩子。但是，当时全国舆论都说那是法军强奸的结果，这种说法在整个20年代经久不息。非裔德国人因而被视为德国耻辱的象征。[45]

早在1927年，巴伐利亚内政部就曾提案要对非裔德国人实行强制绝育，以防非洲人的特征混入德国血统。这些提案在纳粹夺权之后立马重新浮出水面。戈培尔下令搜集非裔德国儿童的信息，当时这类儿童中的许多人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出意外，种族专家在调查之后报告称，这批青少年在各方面都表现拙劣。不过，如果要处理他们，1933年的绝育法提供的法律基础仍然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结果政府在经过长久酝酿之后于1937年最终决定（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决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明确支持），这些小孩应该被绝育处理，其法律基础只需元首的权威就足够了。盖世太保内部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里面有种族卫生学家和人类学家，并在莱茵兰开设了数个分支机构。相关的年轻人受到追踪和审问。于是，恩斯特·鲁丁、弗里茨·伦茨、瓦尔特·格罗斯等人秘密组织的绝育计划开始了。[46]

这一计划对直接受其影响的个体造成了何种伤害，可以通过盖世太保的“357号档案”看到。这份档案记录的是一个1920年出生的男孩，他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军非洲军团的一名士兵，来自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两人自愿结合生下了他。这个孩子承认自己父亲是非洲人，他的母亲也确认了这一点。1935年，他接受了医学人类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孩子的脸不像德国人，可能带有黑人特征。当针对非裔德国人的绝育政策出台时，他已经开始在莱茵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工作了。1937年6月29日午夜，盖世太保找到并逮捕了他。就凭着他母亲的供词和1935年的检查结果，科隆的特别委员会分会判定他必须接受绝育手术。此时，他的母亲已经改嫁给一个德国人，她和她的丈夫都同意了。于是在6月30日，也就是他被捕的第二天，这个男孩在科隆的福音教会接受了输精管结扎术。7月12日他获得释放并且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他在法律上是德国人，但由于他属于小众群体，没有得到任何抗议或申诉的机会。他的父母很可能是在盖世太保不断威胁之下才同意的。被绝育的人中还有很多比这个男孩更年轻，许多才12岁的女孩被做了输卵管结扎术。这些孩子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手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手术，或者这会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造成什么后果？没人知道。被绝育的实际人数无人知晓，但据估计在科隆有500人。不过，此后他们再没遇上什么麻烦，除非因为其他原因冒犯当局。大量非裔德国人在马戏团和露天广场谋生，或者在以非洲殖民地为背景的德国电影中跑龙套。而绝育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会伴随终生。[47]

Ⅵ

纳粹当局在对付少数族群的同时，还加紧对某些人数更多的特定德意志人群展开迫害。当时德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长期将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视为非法（而女性不是）。《帝国刑法》第175条规定，任何男性若沉溺于与另一名男性进行“类似性交的行为”都将被捕入狱。换句话说，若要定罪，必须证明实际发生了插入动作。这一限制性的定义使得罪名很难得到证实，同时也令很多其他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可以不受惩罚。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其他一两座大城市的文化氛围自由而散漫，同性恋文化十分繁荣，许多在本国受到压迫的同性恋者蜂拥而至，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同样地，在夺权之初，纳粹党人并未采取什么大动作，至多就是突击检查柏林一些知名的同性酒吧和会场，以及镇压呼吁废除《刑法》175条的运动，这些行动都尚属法律范围内，尽管伴随着这些行动的暴力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48]

在纳粹当局看来，同性恋者都是堕落的、阴柔的、变态的，他们不要小孩，由此削弱了雅利安种族的力量，他们还和纳粹政治大肆宣传的男子汉观念对着干。希姆莱出身资产阶级，从小受到思维狭隘的培育方式所影响，这种背景让他对同性恋心怀的歧视远超一般的社会偏见，对他来说，同性恋是“衰亡种族的象征”；它让“国家的每个成果、为取得成功所做的每次努力都化为泡影”。希姆莱在1937年告诉党卫队，魏玛共和国的同性恋有数百万，所以难怪它那么衰弱混乱，无法担负起在世界上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责任。

希姆莱之所以对同性恋怀有病态的恐惧，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紧密团结起来的雅利安人才能统治德国和世界。但是如果这些人靠亲密的同志关系联系在一起，还一同住在营房，并且花很多时间和同性而非异性待在一起，那么他们互相之间很容易产生性吸引，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一旦越界便会发展为同性恋。于是希姆莱不只向党卫队警告同性恋的危险，他还对任何敢于触犯同性恋禁令的军官施以最严厉的处罚，甚至是死刑。[49]

但是，纳粹对女性同性恋漠不关心。在这方面，德国也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女性同性恋并不违法，刑法也没对此做出任何规定。然而在纳粹德国，如果女性同性恋在政府看来越界了，她们仍然很可能被捕，然后被投入集中营。法庭起诉的依据是刑法第176条。该条规定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生联盟一类的组织中，以大欺小、以上压下的性剥削行为非法。此外，由于女同性恋生活方式不合常规，而且通常拒绝履行政府认为的女性对种族的自然责任（即生小孩），其结果就是她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斥为“不合群”，并因此被捕。1933年后，女同性恋开始流行找个男同性恋结婚做掩护，但这并没有带来多少帮助，因为这样的夫妇很少要孩子，容易引起当局满怀敌意的审查。在1933年一年之内警察就关闭了所有的女同性恋酒吧，很明显这些酒吧不可能重新开张了。但总的来说，纳粹德国并没有对女同性恋展开系统迫害，而男同性恋就没那么走运了。女同社团还能继续运作，尤其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只是转入地下罢了。因为在纳粹看来，女性大多是被动和臣服的，所以女同性恋并没有被看成真正的威胁。[50]

但是，男同性恋吸引了当局更多的注意力，其中并不只有偏执的希姆莱。党卫队的出版物有时会呼应希姆莱的观点，认为当务之急是“为保持种族的纯粹性，必须消灭掉里面的堕落元素”。但是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当时的医学和科学观念当然是把同性恋当成非正常行为，但是和其他所有种类的非正常行为一样，同性恋的非正常行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可救药的非正常行为（据希姆莱估计占同性恋中的2%，大概4万人），剩下的那些非正常行为都可以通过再教育矫正过来。希姆莱认为再教育最好在集中营完成，因此这种再教育必然主要是严酷的惩罚，借以恐吓他们不要再犯。这和法庭采取的立场没有多少不同。最开始希姆莱正是把犯人交给法庭处理，因为1933年党卫队相对来说还只是个小组织，不能和规模远超于己且完全不同的褐衫军相提并论。褐衫军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是同性恋，这件事是个公开的秘密，所以褐衫军不会清洗自身内部的同性恋。就此，罗姆的敌人、社民党人、罗姆在纳粹运动中的竞争对手、褐衫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他发难，他们多次提出罗姆的同性恋问题，而1931年初罗姆重掌褐衫军大权时这个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但是希特勒没管这些事情。他说，“褐衫军不是教育年轻好女孩的道德机构，而是一群勇猛的战士。”希特勒称自己不会关心褐衫军领导人和成员的私生活，除非其“严重违反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他还威胁道，那些就罗姆的性取向攻击他和他的同志的人将被清洗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但希特勒的威胁没能终止党内外有关罗姆性取向问题的争吵。不过，只要希特勒不想换掉褐衫军领导人，任何争论都不会有实际效果。[51]

但是这一切都在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改变。希特勒在当天向冲锋队领导层发难，并用罗姆和被自己下令杀掉的其他人（特别是埃德蒙·海内斯）的同性恋问题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这一次希姆莱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党卫队讲话，声称罗姆想要建立同性恋独裁，最终毁灭国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同性恋将立即被清除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股反同性恋之风刮遍了整个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全德国的警力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同性恋及其会场的新搜捕活动。此前犯过鸡奸罪的48人再次被捕，并被送去了达豪集中营。1934年12月，据报告说有2000名男性在警方突击同性恋酒吧的行动中被捕。在希特勒对罗姆采取行动之后，盖世太保内部建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制作同性恋名单，尤其是党内的同性恋。这又是一个自发举报行为发挥作用的领域，因为同性恋行为多发生在地下和私密场所。1935年中期，按照刑法第175条进行的一系列起诉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行动也正在展开。好几拨人被秘密送到柏林的盖世太保中心进行审讯。一旦供认，他们就会被带去集中营无限期关押。希姆莱也借此机会清除难缠的对手，比如西里西亚地区党的领导人赫尔穆特·布吕克纳（Helmut Brückner），他曾经抱怨党卫队军官乌多·冯·沃伊尔施在迫害罗姆的行动中在自己的辖区杀了太多人。希姆莱以布吕克纳曾猥亵军官为由将其逮捕。布吕克纳丢了工作，最后被判入狱十八个月。布吕克纳抱怨说，在他保有同性恋关系那段时间（1934年6月30日之前），从来没人因为他是双性恋而找他的麻烦，但他的抱怨无人理会。[52]

对布吕克纳的审判根据的是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新法，属于追究既往，这在当时第三帝国司法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遍。新法修正了第175条，对同性恋行为施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其定义也变得更加含糊：一种“非自然性行为”。证明插入动作确实发生的要求也被废除。1937年2月，希姆莱就同性恋行为做了一场冗长的演讲。

他告诉党卫队领导人，组织内部的任何同性恋个人都会立即被捕，交付审判之后投入监狱，获释后再交给集中营，在那里“如果试图逃跑就直接枪毙”。 [53]全德国的警察都接到了新指示，指导他们如何在同性恋经常光顾的场所招募告密者。与此同时，警察也在加倍努力整理所有可疑人士的档案。于是在新法之下，同性恋案例数量一时暴涨。从1933年到1935年，近4000名男性由于违反第175条（修正过的以及没修正过的）被捕，而从1936年到193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2万。从1936年10月1日开始，搜查和抓捕行动由一个新的部门，即帝国反同性恋与反堕胎中央办公室统一协调。这个办公室是在模仿铲除罗姆之后盖世太保建立的处理同性恋事务的部门，二者一齐推动了新一轮的迫害行动。

在第三帝国整个时期，至少有5万人因第175条被捕，差不多一半都是在1937—1939年；其中差不多有2/3被起诉，并被送进监狱。不过，这些数字需要和20世纪后半段发达工业国家审判同性恋的情况进行对比。从1953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共有近10万人因违反第175条受审，大约一半被认定有罪。[54]这样一看，第三帝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并不特别让人惊讶。一直到第175条分别于1959年和1965年被修正时，成年男性之间互相同意之后发生的性行为才被宣布合法。而且由于第三帝国下被判有罪的许多同性恋人士是在常规法庭受审，按《刑法》的常规条例被判有罪，这成了日后他们要求被承认为纳粹受害者的主要障碍。[55]若按照国际标准看，这些数字并无特别之处，但1937—1939年迫害达到顶峰时的数字很突出。在英国从19世纪开始，成年男性之间如果发生不检点行为会被判入狱两年以示惩罚。对比而言，德国1935年修正175条只是在追随北海对岸大英帝国的脚步。50年代初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每年要归档大约1000例鸡奸和人兽交，2500例不检点行为。这些数字比30年代要高出很多，那时候两项加在一起也只有500例。其原因在于30和50年代之间政府任命了一批憎恨同性恋、想要严格执法的官员。[56]

即便如此，纳粹德国在迫害男同性恋方面和其他现代国家还是有一个明显不同。在纳粹德国，违法者中有一小部分被监狱释放之后会立即再次被党卫队或盖世太保逮捕，然后径直送进集中营。在1937年之后，相关例子越来越多。从1933年到1945年，一共有5000至15000名同性恋被关在集中营。[57]他们的集中营制服上缝了一个粉色的三角形标志，以区别于政治犯（红）、不合群（黑）、罪犯（绿）等其他类别的囚犯。同性恋处于囚犯等级的底层，经常被警卫蔑视和毒打，他们的寿命也比其他多数囚犯短很多。一项调查表明，第三帝国整个时期同性恋的死亡率在50%左右，政治犯是40%，耶和华见证人是35%。也就是说，死在集中营的同性恋总人数应该在2500人到7500人之间。[58]这就是纳粹德国在处理男性同性恋问题上的不同。尽管其他国家歧视同性恋的情况非常严重，尽管在那些国家仇恨同性恋的人可以任意殴打同性恋而不必害怕受到惩罚，但它们没有有计划地屠杀同性恋群体。

在纳粹德国，那些逃过一死的人命运有时候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大量同性恋“自愿”接受阉割，以“治疗”他们的肉体“堕落”。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这并没有阻止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被迫接受阉割。国家监狱里的同性恋有时会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被转交给盖世太保，或者置于“安全性监禁”之下。结果到1939年，已经有大约174名男性在国家法定机构被“自愿”阉割。集中营被阉割的同性恋人数要高很多，可能超过了2000人。[59]这些行动在德国发生的规模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强制阉割其实只在芬兰和美国一些州实行过。此外，1933年11月24日通过的《惯犯法》准许对不同种类的性犯罪者实施阉割（即便违背他们本人意愿），这一点获得了主要的犯罪学家和刑法专家的支持。要对人实施阉割，按规定他必须有过两次严重的性犯罪记录。截至1939年末，共有刚刚超过2,000人因此受罚。[60]这里面不只有强奸犯和恋童癖，还有大量的裸露癖，因为他们虽不会对任何人造成直接的身体威胁，但会冒犯和骚扰公众。很多初犯者被直接阉割，完全没有机会矫正自己的问题。在被阉割之后，身体上的后遗症包括持续疼痛、体毛脱落、胸部发育、疲惫和肥胖。但关键在于，阉割并不一定能够消除性欲。依法而言，在未获得同性恋者本人许可的情况下不能对他们实施阉割，但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选择：不接受阉割的话就要被终身监禁，或者极有可能死在集中营里。[61]第三帝国迫害同性恋的措施可能只直接影响到了德国男同性恋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是当了解到被举报、被捕和被定罪之后什么噩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所有的同性恋人士都必定会感到恐惧。[62]

注释

Ⅰ德语名为dirndl，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等地的传统女性服饰，状若连衣裙，上身为紧身胸衣，下身为中长裙，内罩泡泡袖衫；也有样式似无袖围裙的。——编注。

第二节 纽伦堡法案

Ⅰ

纳粹当局歧视少数族群，如同性恋、吉卜赛人、不合群人士、精神病人、残疾人以及非裔德国人等，一开始的目的是纯化德意志种族，为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做好准备。为了战争，德国社会要除去长年积累的累赘，也就是那些不会也不能为战备服务的人，其中包括不能参军的人，不能在军械厂辛苦劳动的人，还有那些不能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磨炼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是德国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会长期威胁德国的未来。通过将这些人送进监狱，或者从遗传链中剔除（这是同样关键的一招）来消灭他们，政府就可以节省开支，因为德国社会无法从事生产的人口便可因此减少，在纳粹当局眼里，这些人都是要靠共同体中其他人供养的废物。不过德国社会中有一个少数族群，其性质在纳粹当局看来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一个让人厌烦的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族群不仅仅只是蠢笨、低下、退化——当然这些也都是纳粹主义为该族群贴的标签——它还主动参与叛乱活动，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借此颠覆和搞垮一切属于德意志的东西。这个阴谋还不只在国内组织和策划，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能发现它的影子。这个人口不到1%的少数族群就是德国的犹太人。[63]

反犹主义和纳粹种族政策的其他方面联系密切。纳粹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意在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和发生性关系，《防止后代遗传病法》最开始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法律曾被暂时废止，因为政府担心它们可能在国外公共舆论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纳粹政权执政初期，政府的优生学政策主要针对不合群人士、罪犯、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人士，其执行力度要比反犹政策严厉很多。当然，如果有犹太人不小心被划进了其中某个类别，他们的遭遇会比多数人都凄惨。但是，纳粹政权当时并没有仅仅因为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把他抓去绝育或阉割。不过，这些政策让纳粹分子发现，他们可以让这些人习惯于国家支持的系统化暴力行为，并借此将其清除掉。事实表明，这些经验在后来纳粹政权的反犹行动趋于激进时非常有用。不过，反犹政策在纳粹德国的实施时前后不同时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1933年4月7日，德国立法声称要把犹太人清除出文官系统、大学、教师行业、司法系统以及政府资助下的其他机构，此后政府曾暂时在走向反犹主义的道路上刹了一下车。如前文所述，它这么做是因为要清洗暴力激进的褐衫军。同时，它还担心反犹主义行动会给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良影响。它担心4月7日通过的法律和之前获得政府鼓励的抵制犹太人商业的活动会引发外国政府和商业界抗议，继而对经济或外交造成影响。最后，它还急于安抚愈发难以驾驭的保守派同盟，比如，以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曾在前线服役的犹太人士兵得到豁免，不受4月7日法律的影响。[64]

1933年4月7日的法律颁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各个机构中施行，但是清洗在1933年底就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反犹主义狂热在领导层的降温招来了党内许多激进分子的不满，至少整个冲锋队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组织抵制当地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于1934年春达到暴力运动的新高潮。6月30日的清洗发生之后，冲锋队的激进活动暂时消停了一会儿。而在年末圣诞节期间，抵制活动又死灰复燃重返巅峰了。此外，地方党组织采取了其他手段排挤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而对此党的领导层也表示支持。[65]1935的春天和夏天，反犹主义暴力行动再次在全国各地爆发。相关的宣传广泛传播，超过之前的任何时候。极具煽动性的反犹主义报纸《冲锋报》在这一年快速崛起。报纸的编辑、弗兰肯纳粹地方领导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和劳工前线达成协议，德国的每一个工厂和工作地点都要摆上这份报纸。此后，《冲锋报》便铺天盖地、无处不在。这份协议直接让施特赖歇尔成了百万富翁——报纸一直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并不属于纳粹埃海尔出版社。[66]此外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新进获取的财富和权力让它可以更大规模地展开宣传，报纸的宣传海报仿佛存在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施特赖歇尔之外，其他一些纳粹地区领导人也经常参加公众集会演讲，高谈阔论，向人们（特别是党员）讲述犹太人的罪恶。在这些之后，还有更为笼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从希特勒《我的奋斗》销量上涨，到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攻击犹太人的言辞。很多地方反犹小组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即党为进一步攻击犹太人开了绿灯。[67]

党的小组和冲锋队之所以在1935年重新点燃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战火，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政权愈发不受欢迎了。之前已经提到，尽管1933年纳粹党建立第三帝国之初民众确实曾经欢欣鼓舞，但这种热情在1934年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下逐渐消退。1934年6月末，希特勒果断采取了行动镇压罗姆“政变”，民众的信心曾经短暂恢复，但很快在年底再次消退。1935年的头几个月，据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以及其他特工组织报告，由于德国的经济状况依然比较惨淡，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在急剧上升，因而大众的不满情绪突然增加。同时，人们对纳粹政权连续不断地要求赞成、支持和捐助感到厌烦。当时流传着一些谣言和笑话，描述地方和地区的纳粹头目如何腐败。尽管宣传部为了激发民众拥护第三帝国的热情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似乎都失败了。[68]而在纳粹运动内部，1934年6—7月间对“二次革命”的打击催生了大量的怨言。褐衫军内部根植着对暴力的渴望，这种渴望需要一个新的发泄口。但除了暴力行动之外，褐衫军如何向自己和党宣示存在呢？毕竟他们本来就是为暴力而生。但是，渴望新出台一项暴力政策的并不限于满腹怨言的褐衫军。纳粹党的视野更为宏观，它明白，它不仅没有维持住更广泛的大众对纳粹政权的热情，实际上连支持自己的那批核心群体都要保不住了。它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不只是纳粹党，很多重要国家部门以及文官系统从1933年中开始就要求禁止犹太族群和非犹太族群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它们还要把犹太人打成“特殊公民”，将其清除出德国的经济领域。纳粹党纲第4条明白无误地写着，在第三帝国治下，犹太人将不再是公民。希特勒在早期的一系列会议上和《我的奋斗》中都曾表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让人作呕。以此为指导原则，其实早在1930年3月，纳粹党的国会代表团就已经试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通婚，而且给出的最高处罚是死刑，但最后没有成功。这些法律条文还会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范围，将其触手伸入个人生活的最私密领域。此外，关于公民权的新法不只会根据种族身份确定个人享有何等权利，还要参考政治标准，一个人如果太不服管教，也会丧失公民权利。把犹太人赶出德国的经济领域能安抚党的很多中下层支持者，满足他们改善自身处境的强烈渴望。新的反犹主义宣传、恐怖统治和立法可以让大众将自己的悲惨境遇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从而转移大众对政府的不满。[69]

1935年春夏出现的反犹主义活动有很多形式。前文已提到5月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的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而这些抵制行动一般都伴随着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城镇和乡村交界处竖起了反犹主义标语。严格说来，这些标语都不是新立的，在很多地方（比如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管辖的弗兰肯）标语早就立起来了。但在1935年春夏，出现这些标语的地方开始增多，包括巴伐利亚南部。标语中最常见的口号是，“这里不欢迎犹太人”；有一些表述比较含蓄，“本地对犹太人的需求已经饱和”；还有一些则是赤裸裸的威胁，“犹太人进入此地，后果自负”；或者是诉诸宗教情绪，“犹太人是恶魔的后代”。[70]在包括魏玛在内的一些市级行政区，地方当局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在马格德堡，所有电车都在入口处写着，“犹太人勿乘！”马格德堡还禁止犹太人使用市立图书馆。施特拉尔松德的旅馆、餐厅等场所都将犹太人顾客拒之门外。一个社民党特工在8月报告，“不计其数的社区”，其游泳池和公共澡堂都不向犹太人开放。犹太人的墓地和教堂也被亵渎了。一些和犹太人交往的非犹太血统的人被拉出去游街，他们被打成了“败坏种族血统的人”。盖世太保经常把这些人抓进监狱，理由是要保护他们，而且还只有这一次机会。莱茵兰、威斯特法伦、黑森、波美拉尼亚以及东普鲁士的街头气氛都很紧张，很多犹太人居民都不敢再出门了。[71]

像这样的反犹行为不单是受到普遍的反犹主义气氛的鼓动，同时还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有些人认为，”1935年6月30日戈培尔在柏林地区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中讲道，“我们没注意到犹太人又大量出现在街头了。犹太人应该做的是遵守法律待在家里，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区别。”7月15日据戈培尔的柏林党报《攻击》报道，三天前一些“惹是生非的犹太人”破坏了一部反犹主义电影的首映式，报纸最后要求党员采取暴力行动：报上声称，犹太人必须“再次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实际上，那场犹太人的“游行”不管是不是真的，都是戈培尔为之后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护的说辞。有的党的激进分子在选帝侯大街殴打犹太人，有的把他们赶进附近的酒吧进行殴打。这次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暴力抵制行动，反犹行动达到新高潮。

戈培尔不是唯一一位采取这种方式鼓动自己追随者的纳粹领导人。1935年8月30日，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汉堡举行集会。一天前，两卡车的冲锋队员穿过犹太人居住的街道，把火炬扔到路中间，还高叫“让犹太人去死”。集会那天党员得到通知说当天的集会必须参加。集会的广告宣传大张旗鼓，对失业者只收10马克的票钱。最后2万人参加了集会，很多与会者穿着褐衫军、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帝国劳役团等机构的制服。党部别有用心地把他们安置在观众中间，在施特赖歇尔演讲中某些预定的时间引领观众鼓掌。施特赖歇尔的讲话震耳欲聋，他猛烈抨击了国外批评纳粹反犹主义的记者。“我在这里撂下这句话，”他大吼道，“我们想把德国的犹太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一个听众向布拉格的流亡社民党人报告称，随着演讲深入，施特赖歇尔的演讲越来越淫秽，不仅说数百名德国女性被犹太人强奸了，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些罪行。他还胡诌道，有一次一个德国女孩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九个月之后小孩出生，“同志们，你们知道躺在婴儿床上的是什么吗？一只猴子！”听到这里，有些听众直接退出了集会。还有一些被帝国劳役团硬拉来的人，这时候早已昏昏欲睡。尽管观众中的普通民众可能对此漠不关心，或者感到厌烦，但是施特赖歇尔的这些口号肯定对信念坚定的纳粹分子产生了影响。德国各地的很多纳粹领导人都在重复类似口号，尽管没有施特赖歇尔那么极端。许多地方和地区领导人对施特赖歇尔主张的反犹行动应该合法化和非暴力化不以为意，认为那只不过是安抚国内外舆论的手段罢了。[72]

Ⅱ

可是，无论是这一波恐怖行动还是同时进行的反天主教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纳粹政权的公众支持度并没有多少提升。实际上，反犹行动和反天主教行动正好同时发生，使得很多天主教徒由此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明斯特的盖世太保汇报说，“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有些过头了。”而且不管怎么样，天主教徒都对纳粹的观点——种族而非宗教应该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充满敌意。另一份盖世太保报告声称，抵制和愈发猖獗的暴力行动在大众中引发的是“排斥而非赞同”。在曼海姆—内卡劳（Mannheim-Neckarau），小店主甚至和冲锋队爆发了互殴，因为后者想要阻止店主和犹太人零售商做生意。中产阶级对街头秩序的失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会在国外舆论中形成负面影响。有些人冷嘲热讽地认为，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纳粹激进分子在排除竞争对手罢了。[73]

一个在巴伐利亚的社民党特工用更加微妙的措辞报告：

大众没有主动支持迫害犹太人。但是，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并非全然失败。种族主义宣传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种子。人们开始对犹太人产生偏见，很多人心中默默认为，纳粹党徒攻击犹太人是正确的；人们只是反对激化这种攻击。人们在犹太人百货商店购物主要不是为了帮助犹太人，而是为了表明自己对纳粹分子的轻蔑。[74]

纳粹领导层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暴力，但是不少人开始感觉到，不管施特赖歇尔说了什么，暴力行动确实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而这时候纳粹政权仍然需要国外的支持。在1935年8月的最后几周里，褐衫军在布雷斯劳掀起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还打了市里的瑞典领事。而在此前，戈林、博尔曼和赫斯曾代表希特勒于7月末以及8月初事先通知警察，必须制止未经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戈林告诉盖世太保，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规范很快就会出台，但实际上这些都八字还没一撇。其实从1934年7月开始，内政部和司法部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出台一部管理公民和种族间性关系的法律遇到的阻碍太大，讨论一直没什么进展。不过1935年5月21日德国却通过了一部新的《国防法》（Defence Law），里面有条款禁止德国士兵和543非雅利安女性进行“种间通婚”。地方上的婚姻登记处则开始拒绝“种间通婚”申请，理由越来越五花八门。7月19日，司法部和内政部的代表提议立法，想要完全禁止类似婚姻。由于当时发生了针对种族叛徒的大量袭击，盖世太保掀起了抓捕种族叛徒的行动，相关立法变得日益迫切。1935年5月新出台了一部规范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法律，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外。于是看起来各个部门已经就法律行动达成了共识。到了9月初，随着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明白过来，反犹暴力的浪潮终于开始消退，虽然并没有完全结束。[75]

而到了9月9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年度集会时，党政官员不仅仅已经知悉政府将要出台一部关于公民权的新法，而且还想出了相当数量的具体提案。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扯掉德国船只上纳粹卐字标志的纽约码头工人被美国法官释放，法官还发出了一份长篇声明，公开否定纳粹主义及其主要活动。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决定宣布将卐字旗作为德国国旗。1935年9月11日，他在集会中告诉纳粹分子们，莫斯科最近召开了共产国际大会，在国际范围内向法西斯主义宣战，所以现在是时候解决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9月15日，也就是集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国会，他这时候已经可以对国会招之即来，这说明国会现在已经非常不重要了。希特勒以这次国会为契机，打算一次性宣布有关公民权、种族通婚和国旗法的新法。

在和内政部官员匆忙磋商，并在最后一刻合作完成法律草案细节之后，希特勒于1935年9月15日正式推出了相关法律。他说，德国的犹太人正在利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制造麻烦。“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激烈的抱怨，指责该民族中一些个体成员的挑衅行为”，他宣布，犹太人的挑衅行动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必须给予坚决回击，否则“愤怒的德国人民会展开自主但后果不可控制的反击”。这里既有纳粹式的谎言和威胁，也有纳粹式的保证：新法将提供“一次性的世俗解决方案”。[76]

希特勒把解释法律细节的工作交给戈林，而戈林在国会的讲话证明他的反犹主义情绪丝毫不逊色于戈培尔、施特赖歇尔以及元首本人。他告诉身穿灰色制服的国会代表，纳粹卐字是“我们为了种族自我奋斗的标志，它象征着我们针对犹太破坏者展开的斗争”。当“一个厚颜无耻的犹太人”，带着对德国的“没有底线的恨”，在纽约侮辱了卐字标志之后，整个德国都受到了羞辱。因此，不能任由犹太人嚣张放肆。新法实际上还走得更远，它要保护所谓德国血统不被犹太人和其他异族污染。他宣布：

［新法］代表了对日耳曼精神力量和好运的信心。我们知道，污染了血统就是污染了民族的基因。由于被污染，我们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承受苦难。而追根溯源，德国腐朽的源头在于基因污染。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与始自灰暗史前史的遗传链建立联系……保证种族的纯正血统永不生病、永不腐烂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更是人民自己的责任。[77]议会自然是一致欢呼通过了三部法律，第二天，各大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出了这些新法。但是新法的内容可能并不都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直接。[78]《帝国公民法》针对“第三帝国的公民”给出了一个专门的定义：具备“日耳曼或日耳曼同族血统”的人。同时它还宣布，只有那些“准备通过行动表现他有意愿并且适合为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忠心服务的人”才能成为帝国公民。只有帝国公民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其他所有人，特别是犹太人，但也包括政府所有的潜在敌人，甚至还包括那对政府政策没有热情、默默远离政府的人，只是“国家的臣民”。他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帝国公民法》（Reich Citizenship Law）的实施细节则交给了内政部和赫斯办公室一起完成。而内政部的两个官员威廉·施图克特（Wilhelm Stuckart）博士和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博士及时就具体条款给出了解释，并且列出了其潜在影响。在仅仅两星期之内，内政部长弗里克就下令将文职系统中其余有犹太血统的官员全部解职，此前这些人曾借1933年4月7日的《文官系统法》中的一些特殊条款保留了职位。

但是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算是犹太人呢？弗里克的命令适用于祖辈四人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人（3/4犹太人），而祖辈是否是犹太人取决于是否信仰犹太教。根据当时一些估算（这些估算差异很大），1935年的德国有5万名本人或父母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2000名已经改宗的3/4犹太人。前几十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高通婚率导致当时已经有7万到7.5万人的祖辈有两个犹太人，12.5万到13万人的祖辈有一个犹太人，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和非犹太人结了婚。还有2万名符合纳粹分子分类标准的“完全犹太人”和非犹太族群通婚，其中许多还有了孩子。1939年根据纳粹政权自己的估算，在大德意志帝国（这时已经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Sudetenland］）一共有20454起种族通婚案例。该调查第一次按种族标准定义犹太人，还算出在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内部一共有52005名半犹太人，32669名1/4犹太人。而在被定义为混血的人群中，超过90%都是基督徒。但是所有的种族主义立法都有一个特点：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就可能毁掉整部法律。其实在这种状况下，要就谁是犹太人谁不是达成严格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纳粹立法者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意识形态悖论：是犹太人血统中带有的毒素太强，在德意志血统中掺了一点就足以把德意志人变成犹太人呢？还是德意志血统本身虽然非常强健，足以克服各种污染，但就是无法克服遗传中的犹太要素呢？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合理的回答，因为它们的大前提就是错的。所以，纳粹政权就混血德意志人和种间婚姻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完全是任意专断的。[79]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与种族划分有关的细节问题让文职官员非常忙碌，他们不停开会，不停写备忘录。一些更加谨慎的官员警告称，如果将半犹太人也算作纯种犹太人，会把很大一批之前忠心的德国人变成纳粹主义的内部敌人。这些建言取得了一些成效。在1935年11月14日发布的一个补充命令中，这些半犹太人被划作一等混血。但信奉犹太教或者和一个纯种犹太人结婚的人除外，这些人也被算作纯种犹太人（官方术语为Geltungsjuden），待遇与之完全相同。祖辈中只有一位纯种犹太人的被归为二等混血。还有一些条款专门针对非婚生子，或于1935年纽伦堡法案出台后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被划作纯种犹太人）。立法者意识到有的措施非常武断，于是又引入了一个最终条款：希特勒可以借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赦免令。他在合适的时候确实这么做过，或者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发出过赦免令——只要开具一份《德意志血统证明》（Declaration of German Blood），经希特勒签字盖章就行。此外，所有当局必须建立犹太人世系，上面要写清楚某人的祖辈是否信奉犹太教。纳粹明明声称要按种族和血统的科学标准来划分犹太人和德意志人，这里却又把宗教因素牵扯进来，真是太荒唐了。这样一来，谱系学家突然在德国成了最受青睐的专家，所有的德国人都去教区登记处或者其他一些来源寻找足以证明自己种族纯净的证据，放到所谓的“祖先证明”（Ahnennachweis）里，这份文件在当时已经成为在文官系统乃至其他任何地方找工作的必需了。[80]

Ⅲ

不过在报纸上，纽伦堡法案被宣传成稳定局面的措施，能够帮助德国犹太人群体安顿下来，过自己的生活。戈培尔的宣传部非常小心，不让媒体发出一些宣扬胜利或者太过得意的文章，特别不准“主流文章以‘放手去做’的口吻讲话”。[81]但是实际上，纽伦堡法案为进一步大规模歧视任何被算作犹太人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在1935年11月14日通过法案两周之后，希特勒取消了防止“扩大化”

的条款（即为维护德意志血统纯净实行的措施施行范围不可超过法定人群），且取消行为自法案通过之日而非取消当日起生效。希特勒的做法使非政府组织获得有效授权，可以用雅利安人条款对付自己的犹太人和混血成员和员工。后来德国又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进入国家控制的行业。祖辈中有两个是犹太人的人现在需要从一个名为保护德意志血统帝国委员会的机构获得正式许可才能和一个非犹太族群的人结婚。但是因为该委员会的党代表一直投票反对这类申请，委员会于1936年宣告解散，申请审批的权力落到了一个单独的官员手中。混种人仍然可以上学，也没有禁令不让他们和非犹太族群的人发生性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对自由。对男性来说这些方面还包括军事服役。陆军领导层自然注意到，如果禁止混血种族的人服兵役，那么军队将损失数千人的潜在兵力。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在1935年4月3日写给希特勒的军事副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的信中估计，现在全国大概有15万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处于服役年龄。这个被严重夸大的数字进一步加深了陆军的担忧。[82]

陆军领导层当然有理由担忧。1935年末，陆军已经清洗了所有剩下的纯种犹太人官兵。1936年夏初，陆军和希特勒达成协定，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可以服兵役，但不能担任军队领导职务，除非希特勒亲自下令特别豁免。纳粹党的谱系调查办公室向军方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说明哪些军官不是“纯种雅利安人”，应该被撤职。但是，1936—1937年的德国高级军官仍然讨厌政府干涉军队事务，对此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要搞清楚成千上万人的族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军官成功将自己的部分犹太人血统隐瞒到了二战爆发，有的甚至藏得更久。当然，军方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他们是不是好的士兵、水手或空军飞行员。[83]

军方的态度准确反映了1935年后许多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地位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犹太德意志混血人，甚至包括犹太人在内，他们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纽伦堡法案通过），因为他们的处境中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消失了，前几个月的反犹暴力行动也将告一段落。可以理解，党内激进分子非常欢迎纽伦堡法案，将其看作从德国社会中完全清除犹太人的关键一步。不过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社民党人都注意到了社会上对纽伦堡法案的敌意和批评，甚至连那些平时一般并不亲近犹太人的族群也对法案并不感兴趣。据说巴列丁奈特有4/5的人都不同意纽伦堡法案，工人阶级几乎是团结一致地拒绝纳粹的反犹主义，而小资产阶级不喜欢法案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国外又会掀起抵制德国货的浪潮。不过社民党人也承认，多数人都被刚过去那个夏天的暴力行动和围绕纽伦堡法案展开的宣传吓到了，他们再也不敢光顾犹太人商店了。就德国人民的反应来看，冷漠和被动占了绝大多数。[84]

渐渐地，永不停息的暴力行动、对纳粹政策无休无止的宣传和立法支持终于取得了效果。一个社民党人在1936年1月从柏林报告：

反犹行动对人民的想法不是没有影响。尽管非常缓慢，但人们开始接受以前坚决拒绝的一些观念。人们读《冲锋报》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最后确实受了一些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国人民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尽管反犹运动搞了这么多年，犹太人仍然能够住在德国。如果德国人民不是天性良善的话，纳粹宣传会让犹太人在街上被打死……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下结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确使德国人民和犹太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犹太人是另一个种族。[85]

是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喜欢的犹太人非常友善，就像一个新教徒也可以对一个天主教徒非常友善一样。不过，没有人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天主教徒抱有敌意，但是却有人对犹太人怀有相当大的敌意……当你听到政府说民族所有的困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犹太人天生反叛，犹太人血统不纯净，等等，你会想到老赫尔·莱维（Herr Lewy）或罗泽尔·科恩（Rosel Cohn）。而我想到的都是魔鬼，想到的是抽象的犹太人。当我听说犹太人丢掉工作，被从家中赶出来，关进犹太人聚居区时，我会自动避开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或者老莱维身上这种想法。只有抽象的犹太人才会被审判，被“无害化”。[86]

但是在马施曼加入纳粹德国女生联盟之后，她觉得有必要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公开决裂”，那是“我的责任，因为二者只能取一：要么有犹太人朋友，要么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战士”。[87]

马施曼经常接触反犹宣传，后来她回忆说她和她的中上阶层朋友都认为宣传内容很粗俗，认为犹太人杀人祭神等犯罪行为的说法非常可笑。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们看不起《冲锋报》这种满是丑闻的反犹主义传单。但是，尽管马施曼自己没有参加暴力行动和抵制行动，她却认为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她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如果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散播对我们的仇恨，那他们也必须知道他们也有人在我们手上。”后来，她刻意将自己在街头看到的那些暴力行为压抑在了记忆中，“在那几年里，面对类似事件，我越来越善于像这样快速调整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要阻止自己怀疑当前发生的事情的正确性。”[88]像这样将纳粹暴力行动合理化和道德化一定也在很多其他人身上发生过。

Ⅳ

从1935年9月开始，反犹主义在德国成为主导个人以及公共生活的准则之一。一开始反犹主义还只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圣物”，慢慢地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侵蚀德国社会。整个文官系统都开始执行纽伦堡法案和其他类似法律。法官、检察官、警察、盖世太保等司法和执法人员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执行反犹法律。市议会和议会在图书馆、游泳池等市属机构的员工执行起反犹措施。旅店老板、小店主（很多人为了自保，都在店外挂出标识，称自己是“纯种雅利安生意人”）、商人、实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注意到了反犹主义法律的存在，也都毫不犹豫地表示顺从。当然，根据社民党的秘密报告，德国不少个体地主和餐厅老板只是被迫挂出了禁止犹太人顾客进入的标识，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认真执行。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改变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当时犹太人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已经愈发边缘化，而纽伦堡法案在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的道路上又迈进了重要一步。1935年9月之后，犹太人的边缘化更甚于以前了。[89]

1935年纳粹党纽伦堡集会推出的第三部法律，即《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法》（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意义重大。在所有使纳粹主义的魔爪深入人民私生活领域的法律中，这部法律可能最为重要。它禁止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或“德意志人的亲缘血统”结婚，同时也禁止《帝国公民法》定义的这两类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犹太人不能雇佣45岁以下的德意志女性担任家政服务人员，这明显是在暗示《冲锋报》经常登载的那种无中生有的性关系。这些法律由常规法庭执行，相关案件都被归为一类，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即“种族玷污”（Rassenschande，字面意思是“种族耻辱”或“种族羞耻”）。由于这类案子本身的特性之故，它们很难辨别，相关诉讼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邻居、熟人，有时还包括相关家庭成员的举报。从1936年到1939年，按纽伦堡法案的判定标准，德国每年有420人因种族玷污而被起诉，其中2/3都是犹太人男性。在盖世太保和帝国司法部的持续施压下，法院变得越来越严厉，比如在1938年，汉堡地区法院宣判的多数种族玷污案，其案犯都曾被长时间拘押于重刑犯监狱而不是普通监狱。非法性关系的定义不断被扩大，最后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几乎所有类型的身体接触都被囊括在内，连传统社交中的拥抱礼和亲吻礼都被算在里面。[90]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那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仅有11起种族犯罪，而在该法实施的第一年，即1936年，这个数字跳到了358，1937年涨到了512，1938年跌到434，1939年是365，1940年是231。案件数量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犹太年轻人和中年人移民国外。当然法律的威慑效应也可能有影响，毕竟判决变得越来越严厉了。[91]

在监狱里，这些罪犯经常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被看守虐待。在某些监狱，他们还时常饿肚子，甚至连他们在监狱里的良好表现都经常被视为“即便是居于弱势时也懂得如何服从，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特征”（一个巴伐利亚监狱官员在1939年的记录）。“这种对犹太人的憎恨让我吃了太多的苦，”一位年轻的犹太囚犯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有个监狱官员叫我摩西，可他清楚地知道我到底叫什么。……还有一个在午饭时间骂我是烦人的犹太猪。”他的这封信在1938年6月被监狱当局没收。犹太人的苦难远未结束。1938年3月8日帝国司法部一声令下，因种族玷污罪被关进监狱的犹太人在服完刑之后又被盖世太保抓起来关进集中营。[92]在那里，他们频繁地因为自己犯罪的性质被挑出来。曾受过良好教育的20岁中产阶级犹太人尤利乌斯·迈尔（Julius Meier）因为邻居举报他和家里的非犹太家政人员举止亲密而被捕入狱，服刑两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营里的医生挑出来做阉割手术，但因为迈尔的移民手续就快办好了，所以他拒绝签署同意书。于是党卫队警卫在医生的命令下不停揍他的脸，踢他，把他打伤之后还拒绝治疗他，并把他送到禁闭室关了12天。迈尔的父母利用家里的关系办好了他的移民手续，还从党卫队总部要到命令——但不是释放命令，而是撤销阉割手术的命令。因此电报不是发到了集中营长官那里，不然迈尔就会被立刻释放了，而是发到了集中营医生那里。但这时医生必定不会让迈尔得偿所愿，因为这关乎医生自己的脸面：医生下令把迈尔送回禁闭室，并让一名党卫队警卫杀害了他。[93]

法律提供了很多骚扰和迫害德国犹太人（特别是男性）的新机会。1935年12月，一名43岁的犹太职员因种族玷污罪被判入狱一年零三个月。当时他已经和自己的非犹太人妻子生活了一年，并且有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但是迫害犹太人的借口通常都非常单薄。比如在巴特迪克海姆（Bad Dürkheim），一个名叫赫尔曼·鲍姆（Hermann Baum）的66岁犹太男性在1935年11月被判入狱一年，因为一个15岁女孩作证说他试图亲吻她。盖世太保还要求在犹太人家里工作的家政员工必须辞职。他们不停地提诱导性的问题（“他有时候会碰你的肩膀，是不是？”），希望找借口抓人。如果这些家政员工拒绝控告自己的主人，盖世太保便会威胁送他们去监狱。[94]1935年11月，一个叫路德维希·亚伯拉罕松（Ludwig Abrahamson）的50岁犹太商人被人向盖世太保检举，说他和一个名叫威廉明娜·科尔特（Wilhelmina Kohrt）的非犹太员工发生性关系。在审问中他承认自己对她曾经有过特殊关注，但鉴于盖世太保取得口供的手段，供认的真实性应该存疑。他后来被判入狱两年。从监狱获释之后他又被盖世太保抓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提供准备移民的证据之后，1938年10月6日亚伯拉罕松安全获释。另553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例子是汉内洛蕾·克里格（Hannelore Krieger），她是一家酒精饮料生产厂的员工。1938年4月，克里格被匿名举报和自己的老板尤利乌斯·罗森海姆（Julius Rosenheim）发生了性关系。她说，他要求她提供有偿性服务，但是在审判中她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34年已经终止了（那时候纽伦堡法案还未通过）。法庭最后宣告二人无罪，但是盖世太保还是在审判结束后逮捕了罗森海姆，把他扔进了集中营。[95]

倘若克里格的行为还只是涉嫌卖淫，那么真正的妓女如果为犹太客户服务，就特别容易被充满敌意的邻居举报。1938年9月之后，和非犹太人忠诚相恋的犹太男女为了掩藏这份关系都极度小心，但他们中间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了爱窥探别人隐私的邻居以及狂热纳粹探子的牺牲品。慢慢地，一些人开始仅仅因为“对犹太人友好”而被举报：不小心告诉人说自己的旅馆仍然欢迎犹太人的旅店老板，和犹太人维持完全与性无关的友谊的德国人，甚至连在街头和犹太人握手的非犹太人都不能幸免。有时候，这类行为可能象征着对纳粹反犹主义的反抗，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官方规定的漠不关心，人们只是在延续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罢了。很多类似的举报都是瞎举报，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举报又并非无关紧要；瞎举报和坐实的举报共同在德国制造了一种氛围，使德国人逐渐切断了和犹太人朋友和熟人之间的联系，梅利塔·马施曼就是典型的例子。盖世太保和其他各种执法机构一起突破了纽伦堡法案的限制，积极处理收到的所有举报（不管是多么琐碎、多么自私自利的举报），由此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德国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几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复杂社会联系。它们还获得了党的机构全方位的支持，从最下层的街区监护往上，这些机构都同样致力于斩断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96]

但有时候街区监护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雷蒙德·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记者。他在1934年从巴黎回德国的旅途中遇到了自己的伴侣，一位犹太女性。普雷策尔最初离开德国的原因是他不喜欢第三帝国的压迫政策和种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而当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之后，他回到了德国，靠给报纸和杂志的艺术版面写一些非政治性的文章挣钱。他的新伴侣由于种族原因被迫从图书馆离职，她的婚姻也刚刚破裂。她的儿子名叫彼得，金发蓝眼，他的照片甚至被当作雅利安男孩的理想形象。当普雷策尔搬进她的公寓之后，他们实际上违反了纽伦堡法案，但是街区监护很喜欢这一家人，保护着他们免遭侵害。然而，1938年她怀孕了，两人被检举的风险实在太大。她带着彼得去了移民署，拿到许可想要去英格兰找她的兄弟。普雷策尔自己也单独拿到了前往英格兰的许可，理由是他要写一系列有关英伦生活的文章。因为在英国滞留不归，他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怀疑，而且生活入不敷出十分困难，但后来塞克和瓦尔堡出版社（Secker and Warburg）老总弗雷德里克·瓦尔堡（Frederic Warburg）救了他：瓦尔堡对他给一本书写的摘要印象深刻，决定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合同。这样英国内政部满意了，普雷策尔的签证得以延期一年。此时，他已经娶了自己的伴侣，还有了一个儿子。不过，他们二人的未来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一如这个时期选择从德国移民的好几千人一样。[97]

第三节 “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

Ⅰ

尤其对犹太人而言，如果他们年纪尚轻，能够在国外重新开始打拼，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就会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不是什么自愿或自主行为；这是逃亡，逃离形势已经恶化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德国。我们不知道那些年有多少犹太人离开了德国。我们仅有的是官方数据，而官方数据仍然只依照宗教标准划分犹太人。鉴于1933年之前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比例很高，在离开德国的人中至少有10%可能被官方数据遗漏，这些人虽不信仰犹太教，却被纳粹官方划为了犹太人。根据官方数据，1933年德国有43.7万人信仰犹太教。而到了193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约35万人。1933年，有3.7万犹太教徒离开了德国，促使他们离开的是4月1日的抵制行动和4月7日通过的法律。1934年没有发生类似的行动或通过类似的法律，那一年移民的人数下降到了2.3万。接下来几年这个数字仍然相对较低，1935年是2.1万人，1936年是2.5万，1937年是2.3万。作为欧洲人，从德国移民的犹太人多数选择待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国家，1933年的犹太移民里有73%留在了欧洲，只有8%远赴海外，去了美国一类的地方。1933年，尽管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对较弱，但仍有不少于19%的犹太人选择定居巴勒斯坦，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总计有5.2万名德国犹太人去了那里。这个数字之所以高得离谱，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与纳粹当局在1933年8月27日签署了《哈瓦拉转移协议》（Haavara Transfer Agreement）。这份协议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同时帝国经济部允许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时带走相当一部分的财产——总计带走了1.4马克——而那些要去往其他国家的必须要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不少财产。[98]

地图13　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纳粹党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把犹太复国运动当成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自诩的使命就是和犹太人的阴谋做斗争。另一方面，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可以减轻国际上对德国反犹主义政策的批评。此外更关键的一点是，纳粹政权那些年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最好还要赶出欧洲。虽然纳粹分子对待犹太人相当残暴，但他们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想过要灭绝德国的所有犹太人。在纳粹党看来，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将是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纳粹政权才会开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他们眼中的犹太人问题。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如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势力得到加强，他们就乐意与纳粹分子达成协议。德国的犹太人会带来急需的技能和经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认为德国犹太人能够带来投资资本。《哈瓦拉转移协议》在为这些安排提供正式保障的同时，作为回报，还规定巴勒斯坦要对德出口橘子等德国急需的物产。因此，双方都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视为权宜之计。但是这一协议在纳粹政权中引发了争议，且矛盾越闹越大，最终导致党卫队保安处于1935年成立了犹太人事务部。作为党卫队保安处的主要部门之一，事务部由一群倾向日益激进的青年军官领导，其中包括迪特尔·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特奥多尔·丹内克尔（Theodor Dannecker）和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这些人越来越担心鼓励犹太人去巴勒斯坦会加速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政权，从长远看这对德国非常危险，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99]

地图14　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3—1938年）

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以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运动和之后的《文官系统法》为代表——并非一无是处。这些迫害和歧视将内部分歧严重的德国犹太人团结了起来。早在1932年反犹主义攻击即将来临之际，各地的犹太人协会就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该组织于1933年2月12日正式成立。但是除了示威反对之外，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纳粹政权说他们是抵制德国商品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在1933年9月，这个组织与包括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的其他势力建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的保护性组织，由柏林的犹太拉比莱奥·贝克（Leo Baeck）担任主席。它的目标是在新德国重新组织和保卫犹太人的生活。它的领导层主张和纳粹当局对话，也许还希望和政府达成类似后者和天主教定的那种协议。他们强调，很多犹太人在一战中坚持爱国主义，为德国服务。犹太人也和普通德国人一样，相信纳粹夺权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将很快消失，政局也将更加稳定有序。贝克甚至支持要整理出一套翔实的档案，梳理犹太人对德国的贡献。

但是这份档案还未出版就被禁了。[100]后来随着德国对犹太人的财政处罚日益加重，犹太人的生意日益雅利安化，以及政府收紧了对货币和动产外流的限制，德国犹太人开始意识到想要在其他国家获得难民身份越来越难，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不想要会给本国的福利体系增加负担的移民。甚至连筹集离开德国的旅费都成了问题。更加糟糕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中已经退休和面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而仍在工龄的犹太移民在当地特别遭恨，因为很多国家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移民接收国的犹太人组织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同胞，为他们提供资金，寻找工作机会，协调办理签证等。但它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十分有限。此外，它们也怕在本国激起反犹主义情绪。[101]

1938年7月6日，国际社会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Evian）召开了共有32个国家参加的会议。鉴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驱逐，这次会议本希望就接收犹太人达成一些一般性共识。然而，会议十分谨慎，以免刺激德国，因为那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德国政府没有派人参加，宣称犹太人移民是德国的内政问题。但是在会上，各个国家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明确表示，不会放松自己的难民政策；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它们还会收紧政策。英国和欧洲国家以中转国自居，犹太人只能迅速借道移民去海外更远的地方。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反犹主义思潮，还说什么本国不能被“外来”文化“淹没”，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削弱了其他国家接收犹太人的意愿。[102]

当时的形势也为腐败的德国官员提供了新的谋利机会。他们在把橡皮图章盖到申请移民者的文件上之前，经常索取贿赂要钱要物。而自从法律规定移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留下净身出国之后，这对想要谋利的官员吸引力就更大了。有一个犹太人在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后，一个官员曾如此向他索取贿赂：

“你移民的时候得意思意思，懂吗？”我对他说，他得告诉我想要什么，然后我才能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几个小时之后，我正在家里享用晚餐，门铃响了，来人正是那个官员，穿着他的制服，外面披着一件大衣。我打开门，对他的到来感到很惊讶。他说他只是来告诉我自己非常想要一张桌子，以及一块宽2米、长3米的地毯。后来，我们果然很快拿到了移民许可，效率惊人。[103]

后来德国为了解决货币以及其他问题，盖世太保甚至还组织了非法的犹太人移民。他们特许一些船沿着多瑙河经黑海前往巴勒斯坦。可以想见，他们的收费非常之高，每张票的价格十分离谱。[104]

Ⅱ

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则由犹太人团体的领导层组织了新的机构进行管理，试图缓解紧张局势。1933年4月13日，援助和重建委员会成立，而之前在3月份他们还成立了功能类似的犹太人经济援助中央机构。这些组织为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犹太人提供资金，为失业的人重新找工作，为想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人提供再就业培训课程，尽管里面很多人后来还是选择了移民。同时，犹太人组织也开始为想要移民的同胞提供越来越多的物流和行政服务，有时是财政上的援助。直到1938年，犹太人仍能够享受公共福利。因此，在帮助那些真正陷入绝境的人时，犹太人福利组织仍然只是起补充作用，不能完全替代；不过，随着犹太人团体日渐贫困，慈善组织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105]

隔离对犹太人儿童影响特别大。德国的儿童从7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一直持续到14岁。而在1933年，7岁到14岁的犹太人儿童有6万人。同时在中学里面还有一批犹太人学生。而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怀小孩和养小孩的犹太人移民）使年龄在6岁到25岁之间的犹太人数量从1933年的11.7万人下降到了1938年的6万人。纳粹政权想在德国的学校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儿童一直面临着纳粹党内部各个组织一齐施加的压力。1933年4月25日，德国通过了《抑制德国学校和大学学生过剩法》。新法和后来实施新法的命令一起，给学校招收非雅利安人儿童设置了上限：最多不超过1.5%。同时，纳粹学生联盟强烈的敌视态度在短时间内就迫使很多犹太人学生离开大学。1933年秋，大学里面一共只有590个犹太人，而前一年夏天还有3950人。一些狂热纳粹教师的敌意和希特勒青年团激进分子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成为将犹太人儿童赶出学校的重要因素。比如在符腾堡，11%的犹太人学生迫于法律规定放弃了中学学业，其中大约58%是由于一些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敌意。学校里面逼迫犹太人退学的压力非常大，甚至连教育部长鲁斯特都在1933年5月出声抱怨，在7月份又重申了他的谴责态度。

在一些学校里面，犹太人儿童在教室里必须坐在一条特殊的“犹太人长凳”上，并被禁止听德语课。自己的老师说犹太人是罪犯和叛徒时，他们也只能听着。他们不能参加庆典、节日、音乐会以及话剧。一些老师故意羞辱他们，给他们的作业打低分。当然，不同的学校间反犹气氛差异很大。在一些工人阶级地区，非犹太人学生和自己的犹太人同学亲密无间，而在德国的一些小镇，学校里的一些流氓让犹太人学生过得十分悲惨，他们担心自己被打，永远处于恐惧之中。在如此压力之下，普鲁士公立中学犹太人儿童的数量从1932年5月的1.5万人下降到了1935年5月的7000人，1936年只有刚过4000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低估了犹太人学生数量下降的幅度，因为数据只涉及父母信仰犹太教的孩子，不包括那些被纳粹政权按种族标准划成犹太人的孩子。到1938年，普鲁士公立中学只有1%的学生是犹太人，而从该年1月开始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禁止参加一般的大学入学考试。在那一年底，剩余的犹太人学生也都被赶出学校。[106]

因为被德国公立学校驱逐，犹太人学生急需犹太人团体提供替代性的教育服务。在1933年，有一定积累的犹太人中产阶级是看不起德国的犹太人学校的。很多人认为那些学校教育质量太低，而且和他们持不同的宗教立场。对于很多已经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而言尤其如此：他们突然被政府又按种族标准划成了犹太人，然后被扔进了一个他们以前极力与之划清界限的群体。许多地方的犹太人团体根本就没有教育设施。一些关心孩子的父母鉴于自己的孩子在德国公立学校受到敌视和孤立，主动挑起大梁为犹太人提供替代教育。到了1935年，犹太人中有小学适龄儿童3万人，其中超过一半就读于犹太人共同体学校，这些学校多由犹太人组织资助。但这些共同体学校很难找到合格的老师，一个班规模通常很大（每个班至少50人），却挤在狭小而简陋的教学空间里。有着不同背景、能力和受教育水平的儿童突然被聚在了一起，中学尤其如此。上学路线和交通成了很多父母和孩子的主要问题。学校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正统的、自由世俗的、左派的、右派的，相互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他们经常因课程安排发生争执。不过这些争吵渐渐沉寂了下去，因为德国内部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制让它们变得无足轻重。到了1937年初，德国已经有167所犹太人学校，接纳了全国3.9万犹太学生中的2.4万人。移民使得犹太人学生数量迅速下降，到了1939年10月，德国的犹太人学生数量已经不到1万人，同时大量犹太人学校也已经关门了。这些学校的最大成就也许在于，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教育环境，使他们不必为种族仇恨、军国主义以及残酷的身体训练等当时主宰德国绝大多数学校的价值观所影响。[107]

犹太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在1933年犹太人被驱逐出主流体育俱乐部之后，犹太男女运动员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到1934年其成员数量已经不低于3.5万人。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柏林城市歌剧院前副院长、犹太人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建立了犹太文化联盟，里面大约有8000名犹太艺术家、音乐家、表演家以及作家，他们只为犹太人团体服务。最终有18万犹太人加入了文化联盟享受到了这一服务。联盟的建立还获得了赫尔曼·戈林的官方许可。在纳粹政权看来，犹太人文化联盟这种组织值得鼓励，首先它标志着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在德国已经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同时这也是做个姿态，向其他德国人显示犹太人并没有被禁止写作、绘画和表演。不过辛格很快就被晾在一边，文化联盟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日子里都由一个纳粹分子即汉斯·欣克尔（Hans Hinkel）掌权。欣克尔在戈林的支持下负责清洗普鲁士文化机构中的犹太人，所以在戈林看来欣克尔自然也应该执掌文化联盟。不久，欣克尔就开始禁止文化联盟及其成员演奏德国作品，从中世纪和浪漫主义的德国剧作开始，一直到席勒（1934年）和歌德（1936年）。犹太音乐家被禁止演奏里夏德·瓦格纳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音乐，1937年这个名单中加入了贝多芬，1938年又加入了莫扎特。[108]

仅仅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联盟就上演了69场歌剧和117场音乐会。尽管联盟的一些领导人将这些活动视为展示犹太表演艺术家对德国文化生活贡献的机会，但是更多的人意识到这其实证明了犹太人文化在德国正被日益边缘化。而纳粹当局通过逐步限制文化联盟的职权，将其无情地逼到了一种十分悲惨的境地，使它只能提供所谓的犹太文化，观众也仅限于犹太人。德国犹太人的文化边缘化于1938年11月10日宣告完成，在那一天犹太人被正式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会、讲座、马戏团、酒店、舞会、展览、画展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所有的犹太文化机构都在1939年1月1日编入集中管理的犹太文化联盟，一些残存的犹太出版社也被纳入。可以展现给犹太观众的东西很多，包括一些被纳粹党查禁的犹太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犹太画家和犹太作家分别组织了画展和朗诵会。非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在怀疑是不是真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犹太—德国”文化独立于所谓的“非犹太—德国”文化。其实绝大多数犹太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他们就是把自己当成德国人。[109]

矛盾的是，也许有许多犹太人对文化边缘化感到放心，他们接受了生活中出现的新限制。一位犹太人在后来做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划定的圈子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太多打扰，在犹太文化联盟、犹太学校、犹太集会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只有当他们试图进入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时才有危险和禁忌出现。”[110]这种态度对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在很多时候都是必要的。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穷人。1933年，20%信仰犹太教的、在德国出生的德国公民年龄在50岁及50岁以上。到了1938年，德国犹太人中5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例已经超过48%，一年之后则超过了一半。[111]其实很多犹太人都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家人与家乡的小镇和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有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涉及住所、工作、文化和传统等诸多方面。断绝这些联系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太难承受。许多人都是含着眼泪离开德国，发誓境况好转之后一定回来。因此，很多犹太人不愿意移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移民，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为什么我要移民？”一个德国的中年犹太人在1937年如此回应儿子的担忧和恳求，“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会慢慢好转的。我们可是生活在法治社会，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是个老兵，为祖国在西线打了四年仗；我还是军士，获得过一级十字勋章。”[112]

Ⅲ

犹太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那些伴侣被纳粹当局划为雅利安人的人。1933年德国一共有3.5万对种间婚姻，即夫妇其中一人信仰犹太教，另一人信仰基督教。这类婚姻多数发生在犹太男性和基督教女性之间。后来纽伦堡法案按种族标准重新定义了所谓种间婚姻。截至当时，多数种间婚姻伴侣双方都信仰基督教。盖世太保不断加大施压的力度，逼迫伴侣中不是犹太人的一方离婚。法庭开始迅速批准非犹太人一方的离婚申请，这些人提出申请的理由很多，比如自纳粹上台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有犯种族玷污罪的危险。当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清洗，种间婚姻中的犹太人丈夫则被迫把抚养孩子、家庭财政、资产、商业、财产等几乎一切权利都让给了不是犹太人的妻子。由于丈夫渐渐失去了挣钱的机会，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1938年12月28日，戈林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发布了管理种间婚姻的新规范。为了减轻种间婚姻中雅利安人一方的不满，戈林宣布，若丈夫是犹太人但孩子是按基督徒标准带大的，或者妻子是犹太人但没有孩子，则该婚姻应该视为“特权婚姻”。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此类婚姻将逐渐免受纳粹政权的某些歧视。[113]

但是如果混血婚姻中丈夫是犹太人但没有小孩，或者妻子信犹太教，再或者孩子信犹太教，那么这类婚姻就不能享有豁免权。在这类婚姻中，非犹太人的女方会被持续地施加大量的压力，要求她主动离婚。纳粹婚姻法（其中以1938年7月6日通过的《婚姻法》为代表）把婚姻定义为相同种族、血统健康男女之间的结合，其目的在于生育血统健康的孩子，把他们培养为优秀的日耳曼种族同志。种间婚姻显然不在此列。从1935年9月开始，种间婚姻不再能够获得许可。新法将法庭最近对现存种间婚姻的判决条例化，并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新法规定，德意志血统的人如果有一个犹太人配偶，可以以种族的名义主动申请取消婚姻。此外，如果一个犹太男人丧失了生活来源，他的非犹太人妻子能够以他不能养家糊口为名提出离婚诉讼。分居三年也可作为离婚的原因，而如果一个犹太丈夫被关进了集中营或者流亡国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的非犹太人妻子可以与其离婚，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种种因素相加，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势必给这类婚姻造成极大压力，即使没有盖世太保和党的各种机构直接施压，这类婚姻常常自己就垮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维系种间婚姻需要极大的爱与勇气。[114]

到了1938年人们才开始明白，离婚对犹太人一方来说不只意味着生活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困难，离婚之后还很有可能伴随着暴力、监禁和死亡。当混血婚姻中的非犹太人一方去世之后，有人会把消息报告给当局，然后盖世太保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出现，抓走还活着的犹太丈夫或妻子。而且，盖世太保还开始定期邀请嫁给了犹太人男性的雅利安女性去警察总部进行“友好谈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美貌的德国女人还要嫁给一个犹太人呢？要是离婚的话生活是不是肯定会更好一些？女方只能说，她以前不知道犹太人的威胁，所以没想过离婚，是国家社会主义弥补了她的无知。警察在谈话过程中既有许诺，也有威胁。如果离婚，她的孩子们前途将一片光明；孩子们会被重新划为德意志人，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好转（因为这时候家里面已经没有找不到工作、需要依赖他人的犹太人丈夫）。如果拒绝离婚，她的孩子们将会陷入困境；他们将由于混血儿的身份失去许多纯种德意志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劝说之后，如果这位不是犹太人的德国妻子仍然不愿离婚，政府就会没收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种间婚姻中很多还没生小孩的德国女性陷入绝望，为了保住家里的财产她们只能在丈夫搬出去之后私下秘密见面。但是也有很多人持对抗态度。当局的某些人建议她们出于金钱考虑也应该离婚，这些德国女性对这种卑劣的建议感到非常生气，反问道：这种建议是什么意思？是在暗示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为了钱吗？[115]

在这些女性中，有一位名叫埃娃，她的丈夫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尽管30年代岁月起起伏伏，风云变幻，但是埃娃坚定地和克伦佩雷尔站在一起。克伦佩雷尔是一战老兵，妻子又是雅利安人，所以他一直保留着自己在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他不再被纳入考核人群中，自己的新书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的教学工作严重受限，上课的学生人数下降到个位，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因此被裁员。他身边的犹太人同事被相继解职，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家庭移民去了巴勒斯坦。他的一些犹太人朋友对纳粹政权一直抱有幻想，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失望情绪；克伦佩雷尔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到其他的犹太朋友越来越认同犹太人的身份，不再以德国人自居，他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他看着自己的犹太朋友接连移民到巴勒斯坦，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去那里的人只是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他也认为以他的年纪不可能适应新生活了。他写道，他是“多余的文化制造的无用之物”。[116]

1934年10月初，克伦佩雷尔和他的妻子搬进了他们自己在多尔岑（D.lzschen）盖的房子，房子位于德累斯顿静谧的郊区。[117]因为当时克伦佩雷尔的境遇开始严重恶化，所以他们连房子都没怎么打理。1935年3月，萨克森教育部的部长被解职，这位部长不是纳粹党人，他的职权被纳粹党地区领导人马丁·穆奇曼接管。“从毁灭文化、攻击犹太人、内部暴政等各个角度看，”克伦佩雷尔在日记里吐露心声，“希特勒的爪牙更加可恶。”[118]1935年4月30日，他从邮局拿到了自己的解职通知书，上面有穆奇曼的亲笔签名。他的同事没有一个愿意提供帮助，只有一位秘书表达了同情。克伦佩雷尔给大量的国外同行写信，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同时他还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埃娃经常生病，身体太过衰弱，无法出国流亡。当时他已经年过五旬，只能靠退休金生活（金额刚过之前薪水的一半）。不过他的哥哥格奥尔格（GeorgKlemperer）救了他。格奥尔格是个颇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年过七旬，处于退休状态。哥哥已经离开德国，给了弟弟维克托一笔6000马克的贷款（他还给陷入困境的亲人提供了很多其他帮助）。但此时，德国境内的反犹主义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显著。在德累斯顿中部，克伦佩雷尔曾多次听到有人高叫：“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的都是民族的叛徒！”1935年9月17日，他记下了纽伦堡法案通过的事件，写道，“恶心死了。”[119]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的克伦佩雷尔顽强地坚持创作他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史，尽管出版的机会十分渺茫。他还经常开着自己的新车去兜风，和朋友讨论第三帝国垮台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十分渺小）。他说，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都不愿干什么事情，很多人还把第三帝国看成反击共产主义的必要堡垒。克伦佩雷尔开始察觉到自己的观点变了。“没人能抹杀我作为德国人的本性，”他写道，“但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却永远消失了。”[120]

而有的人觉得，把对第三帝国民族主义政策的热情和对反犹主义的失望当作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纳粹分子上台之后不久，已经退休的陆军少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Friedrich Solmitz）进入防空联盟工作，他和妻子的生活似乎顺顺利利地过渡到了第三帝国时期。不过在1934年初，他不得不写信给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彼得·舍瑙（Peter Schönau）辞去职务，因为舍瑙一直对他抱有敌意。索尔米茨抗议，在工作中他严守党的命令，执行了雅利安人条款，清除了所有防空岗位中的犹太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单独拎出来批评。令人惊讶的是，索尔米茨受到压力，竟然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121]

从家族的宗教背景来看，索尔米茨的家人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圈子没有任何联系。他的妻子路易丝·索尔米茨于1933年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记录道，汉堡“没有褐衫军欺负犹太人，没有灾难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汉堡的日常生活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像之前一样生活”。[122]路易丝·索尔米茨自己没有犹太人祖先。但是她认为1933年4月1日纳粹分子抵制犹太人商店让人担忧，是“愚人节的苦涩笑话”。“我们的全部热情，”她抱怨道，“都应该投入到复兴德国的伟大事业中，而不是做这些傻事。”不过她也注意到，至少东欧来的那些犹太人好像是消失了（“加利西亚来的那些下等人好像真的暂时消失了”）。[123]一年之后，路易丝·索尔米茨尝到了苦头：她的犹太人丈夫和半犹太人女儿吉塞拉受到了歧视。

［我眼睁睁地看着］弗里德里希被一个个不要脸的小流氓驱使，还被赶出了褐衫军和钢盔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军官协会和学术协会也没他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未来的婚姻生活，所有通向幸福的道路都对吉塞拉关闭了！每次听到无心之语、每次有人敲门、每次收到来信，我都战栗不安：人们到底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124]

尽管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和非犹太人妻子的婚姻被划作“特权”的种间婚姻（因为他们的女儿信基督教），但1935年他仍然由570于纽伦堡法案丧失了公民身份。他的妻子在1935年9月15日写道，纽伦堡法案“给我们的公民身份判了死刑”。这意味着，他们家将像1918年那样被禁止悬挂帝国国旗（此时国旗已换为纳粹卐字旗），此外还有：

我们的黑白红三色旗又要被降下来了。任何和我女儿结婚的男人都会被抓进监狱，而我女儿也一样在劫难逃。我们被迫解雇了仆人……我们的孩子被驱逐、排挤、蔑视，人们觉得她毫无价值。我的人民，我的祖国，如果她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坚持不屈地强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谁会真正注意到这个“与犹太人有关”的女人是多么孤立无援，多么无根无基？多数人，抑或很多人，他们仍然拒绝犹太人，像我一样；他们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想有关系。永远不要和犹太人有瓜葛，也永远不要结识犹太人——当我们和自己的种族同志站到一起的时候，每句无心之语都会吓到我们，每句话都显出隔阂。[125]

索尔米茨夫妇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愤怒，他们一起以私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转到当地警局和内政部。但后来内政部通知这对夫妇，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获得法外开恩。[126]尽管如此，路易丝·索尔米茨依然保持乐观。尽管她的女儿被日益孤立，对不能参加德国女生联盟口出怨言，但是整个家庭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同时，这个家庭为德国在第三帝国治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这样的国家所犯下的一些小错误其实无关紧要。1937年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小错误就像“夏日湖边的几只苍蝇，瑕不掩瑜”。[127]

Ⅳ

在1935年晚期，犹太人在德国的状况曾有过些许好转。好转的原因令人意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纳粹政权的掌控能力。按计划德国将在193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决定国际奥委会早在纳粹政权上台之前就已经做出。冬季运动会按计划将在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滑雪胜地举办，而夏季将在柏林进行。希特勒最开始对此颇为迟疑。体育本身对纳粹意识形态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并且他还觉得这项赛事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可疑。但是因为第三帝国对待犹太人的做法，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抵制德国货的行动，这让希特勒意识到把奥运会转到其他地方举办可能对国家极端有害，而且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是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可以在世界舆论中为第三帝国加分。于是，为举办奥运会而做的准备工作按期进行。德国队里面没有犹太人，在美国抵制德国货的压力下，德国队的负责人曾经试图招募一些犹太运动员，但从1933年开始德国的犹太人就不能使用顶级训练器材了，这使得犹太运动员中没人能达到参赛要求。三名半犹太人被招进了队，但是他们都住在国外，其中包括金发击剑运动员海伦妮·迈尔（Helene Mayer）。这样似乎就够了，同时德国还保证会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以防出现国际性抵制活动。[128]

这样细致地准备为的是把德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戈培尔的柏林报纸《攻击》告诉柏林人：“我们必须比巴黎人更优雅，比维也纳人更随和，比罗马人更活泼，比伦敦更包容，比纽约更实际。”[129]为保证给世人留下正面印象，带有犯罪记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的被驱逐，有的暂时被关进监狱。柏林还新建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馆，位于柏林西北部一系列大型体育设施中央，一共有11万个观赛席位。所有的比赛通过收音机向全世界直播，并首次在电视播出（不过电视播出是实验性质的，因为那时很少有人有电视机）。莱妮·里芬施塔尔利用她拍摄1934年纳粹党集会的电影《意志的胜利》时使用过的饱和覆盖摄影法，再次执导了一部经典的奥运影片。这部影片歌颂了人类身体力量的伟大，既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又和纳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那段时间德国首都到处悬挂着纳粹旗帜和奥林匹克旗帜。开幕式奏响了《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之后里夏德·施特劳斯指挥3000人合唱他新写的奥林匹克赞歌。随后奥林匹克圣火点燃，希特勒宣布比赛开始，5000名运动员展开竞逐。[130]

当然，希特勒只是赛会的客人，奥运会真正的主人是国际奥委会。于是当希特勒把获胜的德国运动员叫到自己包厢接受祝贺时，奥委会严正提醒他不能违背奥运会的国际主义精神，歧视其他国家的优胜者。要么应该不加区别地向所有优胜者祝贺，要么就不要向任何人祝贺。希特勒的决定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他选择了后者，然后私下向德国的获胜运动员献上祝贺。除了这个插曲，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在一场跳高比赛中，当最后一个德国运动员被淘汰之后，希特勒离开了体育场。这件事后来被传成希特勒有意冷落该届奥运会毫无疑问的明星人物——四枚金牌的获得者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因为欧文斯是黑人，希特勒不想和他握手，所以在欧文斯名列第一之时离开了体育场。不过希特勒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如果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话会在国际舆论上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后果。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确实对欧文斯的获胜感到不满，他觉得欧文斯所以能赢，是因为原始人类在身体上要更强健一些。后来希特勒在私下说，像这样的不公平竞赛应该予以取消，并应该禁止非白色人种参加这类比赛。由于赛事取得了巨大成功，希特勒又命令施佩尔设计一座大很多倍的新体育场。1940年的奥运会按计划将在日本举行，这一点希特勒没有异议。但是1940年之后比赛将永远在柏林举办。[131]

“我担心纳粹政权的宣传攻势会取得成果，”威廉·夏伊勒在1936年8月16日奥运会结束后写道，“首先德国人办的奥运会规模前所未有，这很讨运动员喜欢。其次，一般的游客看到的都是德国非常光鲜的一面，那些大商人对其印象尤其深刻。”一些商人告诉美国记者，他们“对纳粹主义组织社会的方式非常赞赏”。1936年初举行的冬季运动会效果也很好。不过有个插曲是夏伊勒和宣传部发生了矛盾，他发了一篇报道，讲“纳粹官员把所有的好旅馆都占了，媒体住宿和吃早餐都不方便，这些都得到了证实”。夏伊勒还向自己的美国读者报告，加米施的纳粹分子“清除了所有印有‘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标语（类似标语遍布德国），这样奥运观光客就不会察觉这个国家犹太人受到的屈辱”。[132]这也得到了证实。希特勒明确和1936年6月的《冲锋报》划清了界限，这是有意安抚国际舆论。这一期发行的报纸从德国首都各个地方下架，那时候比赛还在进行。[133]希特勒在1936年的重要演讲中几乎都没提过犹太人。[134]1936年8月13日，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记录道：

对纳粹政权来说，奥运会从头到尾都是一桩政治任务。我最近刚读到“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复兴”这种说法。柏林奥运会不断地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他们正在见证德国的复兴、繁荣、新精神、团结、稳定、光荣，当然还包括第三帝国用爱拥抱全世界的和平精神。在奥运会期间暴民不能上街乱喊口号。8月16日之前，报纸上所有的反犹宣传、鼓动战争的演讲和许多不光彩的事情都暂时消失了。唯一不变的是，纳粹卐字旗帜依然无处不在，日夜飘扬。[135]

不过，尽管如此，赫斯的副手马丁·博尔曼在1936年2月提醒党的官员，“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步一步消灭犹太元素，将其斩草除根。”他们从来没有想要修正或者放弃这一目标。就在夏季奥运会结束的那一刻，这一点立刻再次变得明晰起来。[136]

Ⅴ

同时，尽管1933年有好几千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他们在接下来几年又回来了。和纳粹夺权时期的大规模暴力行动相比，德国城市的街头似乎恢复了平静，同时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好像减少了反犹言辞。法国在1934年遭到大萧条严重冲击，因此法国政府在招募外籍劳工方面出台了限制措施，这使很多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开始返回家乡。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在1935年头几个月注意到，“不受欢迎的人”又回来了，于是下令：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不是雅利安人的人都是因为政治原因选择移民，尽管他们说自己只是前往国外开始新生活。回来的男人将被送进达豪集中营，回来的女人将被送进莫林根集中营。[137]

更糟的还在后面。[138]而且，不管1936年纳粹政权在反犹政策上做了些什么装模作样的调整，那一年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进程仍然开足马力全速推进，且因1936年秋通过的四年计划猛然加快，这件事前文已经提及。与此同时，德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一轮的恐吓性抵制活动，这次抵制活动充分说明，许多德国顾客仍在光顾犹太人商店，令各级纳粹领导层备感挫折。盖世太保展开了联合行动，想要打破在德国大多数地区，农民长期以来通过犹太牛贩买卖家中牲口的传统。他们威胁坚持和犹太人牛贩保持联系的农民，说要吊销他们的狩猎证，取消他们的冬季援助等。同时，犹太牛贩或被逮捕，或被赶出市场和屠宰场。他们的账本被没收并转交给生意上的非犹太人竞争对手。到了1937年末，这些犹太人大多都已经被赶出生意场。[139]

但是直到1938年，真正的大规模暴力行动才重新展开。这一次又是第三帝国的领导层开的头，尤以希特勒为甚。由于政府开始采取更强势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和以前相比它没必要继续在意反犹暴力可能在国外引起的反应。步步为营的经济雅利安化政策现在成功在望，而犹太人被清除出经济领域之后也没发生什么经济灾难。同时战争即将来临，而在纳粹政权看来，在德国加快清除犹太人的行动非常关键，这样可以降低一战时曾经让德国损失惨重的“背后捅刀子”现象重演的可能性——后来这个荒谬的想法同样影响过希特勒及其副手的决策。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将德国犹太人再次抹黑成内部敌人可以让公共舆论为冲突做好准备。头两轮反犹浪潮发生在1933年和1935年，而新一轮新浪潮由希特勒本人在1937年9月13日的纳粹党集会上亲自发动。在集会的演讲中，希特勒花了大量篇幅攻击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劣等种族”，没有道德和忠诚可言，会从内部颠覆社会，消灭那些比自己聪明的人，然后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演讲之后，但泽（Danzig）出现了反犹主义骚动，后来在圣诞节期间出现了新一轮的针对犹太人商店的恐吓抵制行动。戈培尔于1937年11月29日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谈，之后他在日记里记录：“犹太人必须滚出德国，滚出整个欧洲。这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它会并且必须发生。元首在这一点上决心很大。”[140]

伴随着新一轮迫害的是很多全新的法律和法令，这些加在一起使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处境显著恶化。1938年7月25日，余下的3152名犹太人医生中，2443人被剥夺行医资格证，另外709人没有继续自称医生的权利，但还能为犹太人看病，否则犹太人就完全不能就医了。9月27日的一条法令把同样的限制加在了犹太人律师身上，1753名律师中只有172人获准继续工作，当然客户只能是犹太人。1939年1月17日又通过了针对犹太人牙医、宠物医生和药师的限制。1938年3月28日出台了一部新法，取消了犹太人文化学会之前的公共社团地位，从当年1月1日开始生效。这样一来，协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护，同时受到的赋税压力也开始增大。还有一些措施也在加速经济生活雅利安化的步伐：犹太人被禁止兼职、有孩子的犹太人享受的赋税特权被取消、犹太人的财产被强制登记等。内政部还着手起草了一部新法，后于8月17日获得通过。新法要求，从1939年1月1日起，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为自己起一个犹太名字，如果他们拒绝，就在他们现在的名字前强行加上“伊斯拉埃尔”（Israel）或者“萨拉”（Sara）。德国长久的传统是每个人都有义务携带身份证明，以便随时供当局查验，而这样一来，辨识犹太人只需凭借其自身携带的身份证明即可。在很多犹太人看来，这条极具羞辱性的法律明显是在表示，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劣等的，必须作为一个种族单独标记出来。路易丝·索尔米茨预料到自己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不可避免地将被冠上“伊斯拉埃尔”的名字，她担心自己丈夫的情绪低落，这样的低落情绪对当时许多与他处境相同的人而言一定十分普遍：“1939年1月1日就要来了，那无可避免的耻辱也要来了，它撕咬着它，那让人丢脸沮丧、纯属多余的名字。”[141]

将犹太人与其余社会完全隔离的想法是纳粹党在柏林的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夏天就在考虑的事情，当时他在会见其他地区领导人，这些人向他抱怨，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犹太人。戈培尔委托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Wolf Heinrich Helldorf）伯爵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建议为犹太人和他们的商店准备特制的身份辨识标志和特别的身份证，将犹太人赶出很多行业，在火车上设置犹太人特殊车厢，在城市里划出专门的犹太人聚居区等。这些想法当时显然已经非常常见。海德里希的保安处指出柏林不应该单独采取行动，尽管德国1/3的犹太人住在柏林，而且这些措施没有相应的移民计划与之配合。所以这一次犹太人逃过一劫。然而这些提议却没有消失。此外，柏林警察在此期间突击搜查了库尔特选帝侯大街上的一家知名大咖啡店，逮捕了300名犹太顾客，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警方称他们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对戈培尔来说这还不够，他后来又把赫尔多夫叫来讨论。“目标就是把犹太人赶出柏林，”戈培尔在1938年6月4日写道，“……我们要完全不留情面。”1938年6月10日他在给300名高级警官训话时再次透露了这一目标。戈培尔并非孤军奋战。几天之后，希特勒一声令下，超过1500名犹太人在警方针对“不合群分子”、乞丐、落魄潦倒者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被抓。这些犹太人因为曾被指控而在警方那里留有案底，其中当然包括违反所谓的种族法律规定。这一波行动中抓了很多的“不合群分子”用作苦力，但抓这些犹太人并不是用他们做苦力，而是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其移民。于是，只有在通过犹太中介安排好移民后，他们才被警方释放。除此之外，这次行动也是为了在公众中造成犹太人等同于罪犯的印象，而报纸每天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142]

这些演讲、法令和警察搜捕行动明白无误地向纳粹普通党员表明，现在又到了实施街头暴力的时候了。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维也纳出现了大规模暴动，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鼓励信号。[143]柏林的纳粹分子受到戈培尔和警察局长赫尔多夫的鼓动，在柏林城内各处的犹太人商店、医生手术室、律师事务所涂上“大卫之星”，洗劫了其中的很多地方，还毁坏了三座犹太教堂。暴力行动也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法兰克福和马格德堡。希特勒在6月22日叫停了暴力行动，主要是因为行动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在城里的外籍犹太人，而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停止暴力行动只是策略性的。1938年7月24日，戈培尔的一次谈话录音显示希特勒基本赞成柏林的反犹行动。“主要的任务是把犹太人赶走。十年之内他们必须滚出德国。”如何赶他们走并不是特别重要。在外交方面的疑虑当时阻碍了公开暴力行动的进行，但暴力行动并没有在原则上被禁止。[144]柏林警方后来改变了策略，内部秘密发布了所谓76条，列出了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骚扰犹太人的办法：在安息日把他们召到警察局问话，对犹太人经营场所严格执行健康和安全检查，拖延犹太人法律文件的审批（除非和移民有关）等。但是暴力行动仍在继续，有时有法律做挡箭牌，有时没有。在纽伦堡和慕尼黑地方当局下令毁掉城里主要的犹太教堂之后，纳粹分子破坏至少十数座其他市镇的犹太教堂。符腾堡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攻击犹太人商店的案例，犹太人居民从家里被赶出来，遭到暴徒们的殴打，还被他们吐痰，然后被赶出了居住的小镇。几个月前，官方要求把犹太人商店和经营场所清晰地标记出来，向犹太男性、女性和小孩发放了特别的身份证明，并特别为他们的住所做了登记。因此，要找到他们比以前容易多了。[145]党卫队保安处开始讨论，一旦战争爆发就把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抓起来。最后，由于希特勒不断施压要求为军备生产提供财政支持，时间日益紧迫，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在戈林领导下把抢劫的目标瞄准了德国境内剩下的犹太人财产。[146]

当时的情况和1935年夏天类似，一种近似大规模迫害行动的氛围弥漫开来。同时，纳粹当局开始采取措施把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出第三帝国。1937年秋，雅利安人雇主得到命令，要解雇所有外籍犹太员工。在此命令之下，多达1000名俄籍犹太人被驱逐，不过整个行动花的时间比预计要长，因为最开始苏联当局不愿意配合。[147]第二年，党卫队保安处把目标瞄向当时在德国境内的5万名波兰籍犹太人，其中大约40%其实是在德国出生，但在海德里希看来这些人都是祸害，因为他们不受德国的反犹法律的约束。而波兰当权的军事独裁政权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送回来，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通过了新的法律，宣布剥夺这些可怜人的波兰公民身份。这一批犹太人一下子成了没有国籍的人。盖世太保曾经和波兰驻德国大使馆展开协商，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在10月27日那一天，德国警察开始抓捕波兰工人，有时候是全家都抓，把他们装进密闭车厢，然后在严密护卫下送到德波边境。德国用这种方法运送了1.8万人，事先没有给他们任何通知。这些人只带了少量最基本的行李，旅途中常常无水无粮。到了边境之后，警察把他们赶下火车，强迫他们去边境的另一端，并频频以拳脚相加。但是波兰当局快速关闭了边境，于是这些被驱逐的人只能在没有人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此后波兰政府态度软化，在边境地区建立了难民营。而当波兰政府报复性下令驱逐境内的德国公民时，德国警方于1938年10月29日终止了行动。最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许可被驱逐的人先回德国整理自己的财物，然后永久回归波兰。[148]

第四节 碎玻璃之夜

Ⅰ

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是个17岁大的波兰人，从小在德国长大。1938年11月7日，他正住在巴黎，得知身在德国的父母就在被遣返回波兰的那一批人里。格林斯潘弄到一把左轮手枪，径直走进德国大使馆，开枪将子弹射向了自己遇到的第一名外交官，一个名叫恩斯特·法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年轻官员。拉特受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1938年11月初的政治氛围已经非常严酷。纳粹政权及其最积极的支持者持续向德国犹太人施压，要他们移民；德国国内充斥着反犹主义暴力行为。于是，戈培尔毫不意外地决定把德国大使馆这次事件作为宣传攻势的重点。就在同一天，宣传部长指示媒体要在报纸显要位置报道这次事件。这次事件被描述为“国际犹太人”针对第三帝国发动的攻击，德国的犹太人要为此承担“最严重后果”。戈培尔这是在向纳粹忠诚党徒暗示要展开行动。他下令黑森地区党的宣传部领导人发起针对犹太人教堂等犹太人社区建筑的暴力袭击，看看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种族迫害是否可能。在冲锋队开展行动的同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也参与进来表示支持。在卡塞尔，当地的犹太教堂被褐衫军拆毁。在黑森的其他城镇以及附近汉诺威的某些地区，都发生了针对犹太教堂和当地犹太人住房及公寓的袭击和纵火行动。随后媒体在11月9日一齐发声，声称这些暴力行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愤怒，这是对发生在巴黎的暴行及其背后策划者的自发抗议。这一次德国的反应和之前其对一次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1936年2月，党的一个名叫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的地区官员被一个名叫达维德·法兰克福特（David Frankfurter）的犹太人谋杀。但那一次并未引发纳粹党领导人和成员任何激烈言辞或行为上的激烈回应，因为那年是奥运年，希特勒想要讨好国际舆论。这表明，谋杀德国官员的事件只是针对犹太人展开暴力行动的借口，不是原因。[149]

巧的是，当格林斯潘在1938年11月7日开枪之时，希特勒正好第二天要在慕尼黑向纳粹党地区领导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高级成员讲话，那天正好是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的前夜。从表面上看，在演讲中他并没有提到巴黎事件，但很明显他在策划法姆·拉特遇刺的后续行动，报复不久之后就会到来。11月9日夜晚党的领导集体正在前往慕尼黑市政厅开会，曾经受命前往巴黎照顾法姆·拉特的希特勒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告知元首，那位大使馆官员于德国时间5点30分死于所受的枪伤。戈培尔和他的外国事务办公室也于11月9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接到消息之后，希特勒立即指示戈培尔对德国的犹太人展开有组织的大规模身体暴力行动。指令还要求，要尽可能地逮捕一切能够找到的犹太人，并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恐吓犹太人的绝好机会。恐怖的暴力和破坏行动在全国爆发，这样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吓出德国。法姆·拉特的死也为宣传提供了正当理由，为最后彻底掠夺德国犹太人做铺垫，为将其与德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完全隔离造势。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后，希特勒同意戈培尔的建议，把决定内容告知纳粹的忠诚党徒。这一通知被精心包装成一场骗局，做出一副党因为法姆·拉特之死而突然爆发出震惊与怒火的样子。 [150]在市政厅的晚宴上，一个信使在大约9点左右当着在场众人的面进来向希特勒和戈培尔汇报情况，但告知的其实是他们下午已经知道的消息，即法姆·拉特已经伤重不治而亡。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了一场简短但十分紧张的对话后随即离开，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自己的私人公寓。大约10点左右，戈培尔向党的地区领导人宣布，法姆·拉特已经死了。后来党的最高法院给出了一份报告，上面说：

1938年11月9日夜，宣传部部长、党的同志戈培尔博士告诉聚集在慕尼黑旧市政厅参加同志联谊的党的地区领导人，在黑森和马格德堡—安哈耳特选区出现了反犹游行，犹太人商铺被砸毁，犹太教堂起火。听了柏林的报告之后，元首决定，纳粹党既不能筹划也不能组织这样的反犹活动，但如果这些运动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它们……宣传部长的口头指示被在场的地区领导人充分理解了：党不能公开组织游行，而应该在幕后组织和发动。这条指令立即——即比发出第一封正式电报早很多——通过电话由大部分在地方党部效力的党的同志向下层层传达。[151]

在党的地方支部，党的官员致电地方冲锋队的指挥官和党内激进分子，逐级传达命令，要烧毁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店铺、房子和公寓。在午夜进行的党卫队新成员按传统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在办公室和希姆莱简单会面，简短讨论了一下大迫害的事宜。讨论的结果是一道新的中央命令。这条命令更加正式，于深夜11点50分通过电报发出。发电报的人是海因里希·米勒，他是希姆莱的下属，盖世太保的头目。这封电报传达的是希特勒的个人命令。戈培尔在第二天的私人日记里记录，为了对犹太人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元首向全德国的警察长下令：

针对犹太人，特别是针对犹太人教堂的行动，很快就会在全国开展起来。我们不能制止这些行动。但是警方必须与维护秩序的治安警察合作，采取措施制止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抢劫等过火行为……须为在全国逮捕2万—3万犹太人做好准备，仍然拥有财产的犹太人须“优先”处理。[152]

海德里希在凌晨1点20分时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警方和党卫队保安处不要干预破坏犹太人财产的行动，也不要制止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行动，并警告禁止抢劫，禁止招惹外国犹太人，同时要采取措施，防止教堂和商店附近的德国建筑受到破坏。集中营要为逮捕的犹太人准备好地方，逮捕多少人就关多少人。凌晨2点56分，希特勒指使他的副官鲁道夫·赫斯从办公室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特别以“最高层的命令”的形式强调，不允许在犹太人店铺内纵火，因为这可能会波及附近的德国建筑。[153]

截至此时，大迫害行动已经蓄势待发了。命令先通过电话从慕尼黑传达至地区领导人处，再进一步迅速逐级向下传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部边区（Northern Mark）的褐衫军领导人约阿希姆·迈尔—夸德（Joachim Mayer-Quade），他当时在慕尼黑听戈培尔的演讲。迈尔—夸德在当晚11点30分就给自己在基尔的参谋打了电话。电话中他说：

一个犹太人一枪打死了我们的一个外交官。在腓特烈施塔特、基尔、吕贝克和其他一些地方仍然有很多完全没用的（犹太人）聚会场所。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仍然拥有商铺。他们的商铺和聚会场所都是多余的。但是教训犹太人的过程中不能有抢劫，也不能施加暴力。千万别碰犹太裔的外国人。整个行动必须在凌晨5点前结束，参加行动的人必须身着便衣。[154]

迈尔—夸德已经拿到了戈培尔的旨意。他的属下绝对不会误解命令的意思，其他地方收到命令的人也不会。命令下达之际，整个德国的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仍在党部庆祝1923年政变十五周年，很多人都已经喝醉了，根本没把禁止抢劫、禁止施暴的警告放在心上。一群一群的褐衫军从家里或总部出发，多数穿着便衣，带着很多罐汽油向最近的犹太教堂走去。很快，在整个德国境内，所有用于祈祷和礼拜的犹太教堂都着火了。地方警察和消防人员都事先得到了褐衫军的通知，他们没有设法阻止，他们做的只是保护临近建筑免遭损害。后来据社民党特工估计，在这一次暴力狂欢中，大约有520座犹太人教堂被烧毁。但社民党的消息很可能是不完整的，真实的数据其实超过了1000座。在1938年11月10日之后，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开展公开的宗教仪式活动了。[155]

除了犹太教堂之外，犹太人商店和生产场所也成了冲锋队和褐衫军的攻击目标。暴徒将陈列窗砸得粉碎，店外的人行道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碎片。柏林人一向毒舌幽默（讽刺的是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他们很快给11月9日的那个晚上起了个名字叫“帝国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者“碎玻璃之夜”。然而实际上冲锋队可不只是砸烂店铺的玻璃，他们闯进犹太人经营场所，毁掉里面的东西，抢走能够抢走的一切。[156]之后他们又抱着同样的目的向犹太家庭的住所和公寓冲去。在杜塞尔多夫，有人报道称一些普通犹太人在凌晨被盖世太保恐怖的敲门声叫醒：

当盖世太保搜查房子的时候，外面的褐衫军则负责砸玻璃和门。随后党卫队出现，走进屋里执行任务。几乎每一处的每一个家具都被砸成了碎片。书籍和贵重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房屋的主人受到威胁和殴打。那场景可真是恐怖！只有偶尔才会出现一位有教养的党卫队成员，他会明确表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他得令要闯进公寓或房子里。这样接下来的一幕才可以理解：两个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学生一人砸烂了一个花瓶，然后向长官报告：“命令执行完毕”！[157]

还有在很多城镇，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闯进了犹太人墓地，砸烂里面的墓碑，还挖别人的坟。有的地方，一群群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也参与其中。在埃斯林根（Esslingen），身着便装的褐衫军带着斧子和大锤半夜闯进犹太人孤儿院，毁掉了能毁掉的一切。他们在院子里点起篝火，把书籍、宗教勋章等一切能烧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孤儿院的孩子们哭了起来，但一个褐衫军成员威胁他们，称他们如果不马上离开，也会被扔进火里。其中有的孩子甚至走到了斯图加特才找到住的地方。[158]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店铺和房子都遭到洗劫，珠宝、照相机、电子产品、收音机和一些其他消费品被人抢走。

总计至少有7500所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毁灭，当时全部的犹太人商店加起来已经不到9000所了。根据保险业给出的数据，由于火灾造成的损失总计有3900万马克，玻璃破损造成的损失是650万马克，被洗劫的物品价值超过350万马克。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行动在夜里进行，而直到1938年11月10日早上警察才出现在已经被洗劫一空的房屋外面站岗，确保没人再来抢东西了。[159]

在反犹主义地区弗兰肯的小镇特罗伊希林根（Treuchtlingen）发生的事情比较典型。1938年11月10日午夜过后，当地的褐衫军长官格奥尔格·绍贝尔（Georg Sauber）接到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命令他毁掉管辖境内的犹太教堂，抓走所有成年的犹太人。到了3点他已经开到了特罗伊希林根，命令全镇所有的褐衫军成员起床去消防站报到。后来其中一些人去了附近的犹太教堂，他们聚集在旁边一栋房子的外面，朝里面的教堂合唱的指挥者摩西·库日韦尔（Moses Kurzweil）大声嚷嚷，让他开门，否则就烧死他。最后他们砸烂了库日韦尔家的门，然后通过他家径直闯进教堂纵火。没过多少时间教堂就被完全烧毁了。消防队随后赶到，但只向附近的雅利安人房屋喷水。一些当地人也聚集在现场，为褐衫军鼓劲，并跟着褐衫军去了一些犹太人商店，帮着砸玻璃，参与洗劫，闯进犹太人的家里随心所欲地大搞破坏。后来有一个叫莫里茨·迈尔（MoritzMayer）的当地犹太人称自己在11月10日早上4—5点间被花园里的脚步声吵醒，朝窗外一望，看到了8到10个冲锋队队员，带着普通斧子、战斧、匕首和左轮手枪。在他叫醒家人的那一刻，这些暴徒已经闯进了家里，正在砸脸盆、镜子、门、橱柜和家具。迈尔脸上挨了一拳，眼镜被打碎了；他被这些暴徒扔到了一个角落里，勇敢地用一些家具碎片还击。褐衫军砸碎了厨房里所有的陶器，随后闯进酒窖里。迈尔的家人在酒窖里吓得发抖。家里的女人被强迫去砸碎所有的酒瓶和酒罐。褐衫军一走，当地的居民和年轻人就来了，然后又是一通洗劫。迈尔和他的家人迅速收拾好衣服开始逃亡。在暴徒蔑视的嘲笑中，他们一行人赶到了当地的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小镇上其余93名犹太人居民中的绝大部分。[160]

Ⅱ

在大迫害期间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极端暴行和有意侮辱让人想起1933年最初几个月褐衫军的行动。但这一次情势更严重，行动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而且，对犹太人发自内心的仇恨现在不仅仅只是在冲锋队和纳粹激进分子身上才有所体现，它已经传到了其他很多人身上，其中最主要的是（但不限于）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经过了五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显然会受到影响。[161]路易丝·索尔米茨在大迫害之后的那个清晨走上汉堡街头，发现“人群安静、惊讶但表示支持。仇恨是主旋律，‘如果他们开枪把我们的人打死了，那么这些行动就是必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想的”。[162]在萨尔兰，犹太人在大迫害之后的那几天都不敢上街：

只要一个犹太人出现在街上，立马就会有一大群小孩过来追他，朝他吐口水，向他扔脏东西或石头，故意用弯曲的棍子去打他的大腿，将他绊倒。尽管犹太人会受到这些骚扰，但他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一说话就会被指控威胁小孩。而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勇气把孩子叫回来，因为他们也怕会惹上麻烦。[163]

据报告称，小孩们在学校从小就被教育，要把犹太人看成罪犯，抢了他们的东西在良心上不用受到谴责。[164]不过，尽管在弗兰肯等以反犹著称的地区的德国青年愿意参与大迫害行动，德国还有一些地区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伙计”，大迫害之后的那一天，有人听到一个柏林交通工人对自己的朋友说，“没人能告诉我说人民干了那事儿。我一晚上都在睡觉，我的工友也在睡，我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对吧？”[165]

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目睹1938年11月9—10日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之后，表示自己对里面的“悲惨和不可估量的耻辱”感到恶心。他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些行动。[166]在其他地方，有零星的报告称，有些警察提前告知了犹太人，让他们有机会躲起来免遭暴力殴打。社民党人本着良心记录了一些当地人参加洗劫的事件，但他们最终下结论说，地方大众的普遍反应是恐惧。据报告，在柏林，大众的反感表现不一，“从轻蔑的一瞥、厌恶的态度到公开表达不满，甚至还有激烈地出声辱骂”。[167]作家兼记者约亨·克莱珀有一个犹太人妻子，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道：

我们从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得知了人们是如何拒斥这类有组织行动的。1933年反犹情绪仍然相当普遍，但现在看来，自极端的纽伦堡法案通过以来，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但希特勒青年团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那里可是吸收并教育全德年轻人的地方。我不知道家庭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青年团的反犹教育。[168]

根据梅利塔·马施曼的回忆，她在1938年11月10日清晨去了柏林，被破败的商店和街头的乱象震惊。她询问一个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得知被破坏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我告诉自己：犹太人是新德国的敌人。昨晚他们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尽管如此，她却“强迫自己尽快将这份记忆赶出脑海”。[169]

像她那样想的人大有人在。连自称引领道德风尚的机构也保持沉默。不过，的确有一些牧师单独发声，抨击暴力和破坏行动。但是认信教会并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后来当它就犹太人的处境表明立场时，也只是请信徒们为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祈祷。[170]根据巴伐利亚当局记录，大量天主教神父都是在布道时着重强调“基督教诲和基督教历史中的犹太元素”，借此小心翼翼地间接暗示自己不拥护大迫害行动。[171]一个名叫普罗沃斯特·伯纳德·利希滕贝格（Provost Bernhard Lichtenberg）的柏林神父在1938年11月10日宣布，那天夜里被烧毁的犹太教堂也是上帝之所。但是，似乎已经没人敢像天主教高层福尔哈贝尔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在1933年那样公开出声，指出对自己种族的骄傲堕落为对其他种族的恨是可耻的。[172]一些普通的天主教徒害怕他们会步犹太人的后尘。1938年11月10日，一个途经科隆的旅客遇到了一群人站在一座仍在冒烟的犹太教堂前。“警察后来来了。‘走开，走开！’面对警察的驱赶，一个科隆的女人说：‘我们连想想自己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可以吗？’”[173]但最关键的是，第三帝国在迫害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中迈过了一座里程碑。它释放了一股无法遏制、破坏力极强的反犹怒火，暴力行动的大规模爆发并没有遇到多少有意义的抵抗。人们的是非判断能力下降，也许是五年内不间断的反犹宣传造成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在暴力威胁下他们丧失了人性的一面，不敢公开指责大迫害行动。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纳粹分子确信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处理犹太人，没有人会阻止他们。[174]

地图15　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而在慕尼黑，戈培尔非常享受城里的犹太人社区遭受的洗劫和破坏。“希特勒冲锋队已经着手清理慕尼黑的垃圾了，”他在日记里记录了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情，“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一座犹太教堂化作了一片残垣……冲锋队承担了这份艰巨的任务。”冲锋队由尤利乌斯·绍布领导，他长期以来就是坚定的纳粹信徒，曾经参加过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从1925年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参谋。慕尼黑的暴力行动明显反映出了这位希特勒的近身侍从在那一夜的情绪。“绍布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戈培尔记录道，“他过去冲锋队的经历复苏了。”[175]戈培尔在凌晨2点接到电话，得知了第一位犹太人被杀的死讯。戈培尔的回应是，“报告死讯的人不应该为一个死掉的犹太人担忧；接下来将有好几千犹太人重蹈死者的命运。”[176]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亢奋：

先是在柏林5区，接着是15区，犹太教堂都被烧毁了。人民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在夜晚没有什么能抵挡人民的怒火。我也不想抵挡。应该让人民自己决定……当我开车前往旅馆的时候，建筑上的玻璃被摔了个粉碎。干得漂亮！干得漂亮！所有大城市的犹太教堂都在燃烧。而德国的财产则毫发无损。[177]

可是到了破晓的时候，戈培尔开始和希特勒联系（可能是通过电话），商量如何终止破坏行动。“整个早上新的报告蜂拥而至，”他在1938年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我和元首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是该继续教训犹太人还是停止行动？现在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次谈话之后，戈培尔起草了一份命令，要终止破坏行动，并将其呈给希特勒。那时候希特勒正在自己最喜欢的慕尼黑客栈餐厅（Osteria restaurant）午餐。“我在客栈餐厅向元首报告，”戈培尔写道，“他同意我所决定的一切。他的观点非常激进强势。这次大迫害行动没有任何问题。”希特勒同意了戈培尔起草的命令。当天下午，广播就播出了这则命令。第二天早上的报纸都在头版刊出了指令。大迫害行动终于结束了。[178]

很多犹太人在暴力行动中受了重伤。就连纳粹政权自己就大迫害行动做出的官方评估中都估计有91个犹太人死亡。真实数字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但是肯定比91高出很多。如果我们将犹太人被捕后受虐而死也算在里面，并把300名犹太人因绝望自杀的情况考虑在内，最后的死亡数字无疑至少应该有数百人，甚至有可能在1000到2000人之间。[179]此外，对多数犹太男性而言，针对他们的暴行并没有因大迫害行动结束而告终。由于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组织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抓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犹太人男性，每一个德国城镇的广场和街道上都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景象。在萨尔布吕肯，犹太人被强迫跳舞，要跪在犹太教堂外面唱宗教歌曲。

他们多数人都只穿了睡衣或长衬衣，被施暴者用水喷射，直至全身湿透。在埃森，冲锋队向犹太人男性施暴，点燃他们的胡子。在梅彭（Meppen），犹太男性被逼在褐衫军总部前亲吻地面，而褐衫军会踢踹和踩踏他们。在很多地方，他们都被迫在脖子上挂上标识，上面写着诸如“我们谋杀了法姆·拉特”之类的话语。在法兰克福，被抓的犹太人在火车站被暴徒们“问候”。后者朝着他们大声嚷嚷，嘲弄他们，用球棒和木棍殴打他们。在某些地方，一个学校整个班的学生都被带出去向正被带离的犹太人吐口水[180]

在11月9日到16日之间，总计有3万名犹太男性被捕，然后被送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数从1938年9月中旬的1万人涨到了两个月后的2万人。莫里茨·迈尔连同许多犹太男性在慕尼黑被带走，再从特罗伊希林根被带到达豪。在达豪他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穿着T恤、袜子、裤子和夹克在11月的寒冬里站上好几个小时。谁敢动就会被党卫队警卫打。为迎接他们，集中营专门把床从营房挪走了，当他们被塞进营房时就只能睡在茅舍地面的稻草上。洗漱完全不可能，只有两个临时厕所。随着大量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被抓的原因或借口仅仅是他们的犹太身份），营里的气氛变了。党卫队警卫忘记了特奥多尔·艾克在几年前定下的规矩。迈尔曾看到达豪的党卫队警卫员把一个老人打倒在地，原因仅仅是他在点名时忘记将“处于保护性拘留”这一说明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他受伤很重，就那样死去了。另一个膀胱功能不太好的老人也因为在点名时请求去小便被党卫队当场打死。达豪每年的死亡人数在1933—1936年之间保持在21至41人；1938年9月份有12个犯人死去，10月份是10个。犹太人囚犯到来之后，11月死亡人数飙升到115人，12月是173人。那一年总的死亡人数是276人。[181]

戈培尔的宣传部也没有浪费时间，它将这些事件描绘为德国人民正义怒火的自发表达。“国际犹太人势力对我们的冲击力量太强，”《哥廷根每日新闻》（Göttinger Tageblatt）在1938年11月11日告诉自己的读者，“我们无法只用言语回应。我们过去世代积累的反犹怒火终于彻底爆发。犹太人只能怨自己的种族同胞格林斯潘，怨他在精神上和现实中的导师，怨他们犹太人自己。”不过报纸宽慰读者说，“犹太人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良好的照顾。”[182]纳粹喉舌《种族观察家》也用同样的方式报道。本来一般在这份报纸上还能看到一些事实真相，但这次它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在犹太人仍然趾高气扬的柏林市西部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没有一扇犹太商店的玻璃窗被打碎。尽管柏林市民怒气冲冲，但他们最大限度地遵守了纪律，行动有明确的底线。这样，一些极端行动得以避免，没人碰犹太人一根头发。店里的货物也没人拿，即使有些装饰得异常华丽。[183]

更无耻的是，宣传部在11月10日指示媒体，要媒体在报上写“各处的玻璃窗早就已经被砸碎了，很多犹太教堂是自己点火烧自己，或者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被烧成了灰烬”。戈培尔坚持，这些故事不能放在报纸的显要位置，因为这些报纸在国内外都有人读。此外，报纸还不能放展示现场损失的图片。[184]

1936年11月11日在《种族观察家》上，戈培尔指责“多数外国犹太通讯社仇视德国”，它们对大迫害行动反应过度。在一篇广泛联名、充斥着“对世界犹太阴谋集团的最后警告”一类标题的文章中，戈培尔称国外报纸的报道很多都是谎言。而德国人民对法姆·拉特被胆小鬼谋杀事件的自发反应，是一种“健康本能”的体现。“德国人民反对犹太人，”他充满骄傲地宣布，“如果犹太寄生种族想要限制德国人民的权利，想要激怒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绝对不会高兴。”他下结论说，政府已经尽其所能组织游行，人民也服从了政府的命令，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什么可羞耻的。[185]然而这可不是国际媒体的观点。国际媒体的反应混合着震惊和怀疑。当然，对很多外国观察家来说，1938年11月9—10日的事件成了他们评价纳粹政权的转折点。[186]

Ⅲ

希特勒和戈培尔于1938年11月10日在慕尼黑客栈餐厅举行了午餐会。除了完成终止大迫害命令草案之外，他们还讨论了接下来的政策。希特勒现在又重新拾起了他曾经在1936年四年计划备忘录中提出过的想法：立法让德国的犹太人集体为“其中个体由于犯罪元素”给德国人民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187]“元首想要采取严厉措施对付犹太人，”戈培尔在日记中吐露心扉，“他们必须自己重整自己的经济。保险公司不会赔任何东西。然后元首想要逐步征用犹太人企业。”[188]其实这些措施早就在实施了。1938年10月14日，戈培尔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两周之后，即10月28日，银行记录显示海德里希的外汇控制办公室正在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由于这些财产最近被登记了，希特勒1938年11月10日的“补偿”令可以立即执行。执行任务的责任落在了赫尔曼·戈林肩上。希特勒于1938年11月11日致电这位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命令他就此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戈林主持了会议，参加者一共有100人，其中包括戈培尔、海德里希、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经济部长瓦尔特·巴赫，还有警方、外交部以及保险公司的代表。会议进行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生动展现了大迫害之后纳粹领导层对犹太人的态度。[189]

会议伊始戈林告诉参会人员，希特勒通过书面和电话两种形式命令他，支持完成对犹太人的最后剥夺。他带着一丝反讽的意味抱怨道，11月9—10日的“游行”损害了经济，人民制造的、属于人民的消费品被摧毁了。“我当然希望，”他说，“在你打死200个犹太人的同时没有毁掉那些珍贵的财产。”戈培尔又补充说，不只要从经济领域将犹太人移除。他说，当时犹太人还能和德意志人共享火车隔间。接下来的会议记录如下：

戈培尔：……只有当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找到座位之后，犹太人才能有一个单独的隔间。不能把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犹太人应该站在走廊上。

戈林：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给他们一个隔间最好。

戈培尔：万一火车上人很多怎么办？

戈林：等等。可以只给犹太人一节车厢，如果那节车厢满了，剩下的犹太人应该待在家里。

戈培尔：但是，假设乘快速列车去慕尼黑的犹太人不是很多，比如说就两个人，而其他车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这时这两个犹太人将独占这个车厢。所以，还是等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后再给犹太人座位为好。

戈林：我准备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一个隔间。相信我，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发生了——火车上人满为患——我们将不需要任何法律。我们直接把那些个犹太人踢出去，让他们一路上都待在火车的厕所里！[190]

戈培尔还想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园、花园、海滩、休闲度假胜地等所有犹太人当时仍可使用的设施。犹太人的社会隔离即将完成。帝国文化协会在当天适时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犹太人去电影院、剧院、演唱会和展览。内政部命令他们交出所有的火器，禁止他们携带杀伤性武器。市政机关获得授权，可以禁止犹太人在特殊时间段进入某些街道和街区。希姆莱撤销了他们的驾照和汽车登记文件。另外还有一份从1938年12月6日生效的文件，禁止犹太人使用体育场和操场、公共浴室以及户外游泳池。[191]

不管戈林、戈培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小细节上有多少分歧，他们在1938年11月12日的会上一致同意要发出一连串命令，把各种剥夺犹太人财产和权利的计划具体化。其实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有人一直在讨论这些计划。法姆·拉特被杀—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早就因此在指责犹太人的阴谋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其实，即使法姆·拉特没有被杀，纳粹集团无疑仍会找一些其他借口。火车隔间的问题最后是希特勒解决的，他和戈林专门就此进行了讨论。元首认为，不能给犹太人特殊隔间，应该禁止犹太人使用长途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他还确认可以禁止犹太人进入知名餐厅、豪华旅馆、公共广场、人流较大的街道和小型住宅区。此外，犹太人也不能上大学。到了1939年4月30日，犹太人被剥夺了租房的权利，这为将他们赶往犹太人聚居区铺平了道路。现在，只要房东为他们提供了另外的住所——不管多破——他们都会被驱逐出现在的住所，而且不能申诉。市政机关还可以命令犹太人把自己房子的一部分转租给其他犹太人。从1939年1月末开始，犹太人必须按最高税率交税，不能继续享受任何税务优惠，包括儿童福利。[192]

11月12日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政府在当天命令犹太人必须交10马克的集体罚款，为法姆·拉特之死赎罪。11月21日，所有的犹太纳税人被命令交出1/5的财产（财产已经在当年4月登记），分四期在1939年8月15日前交完。1939年10月比例又提高到1/4，理由是10马克的指标没有完成，尽管实际上征收的财产数额绝对不少于11.27 。此外，犹太人还必须自己付钱清理大迫害之后留下的废墟，自己付钱维修自己的房产，尽管谁都知道这些破坏都是冲锋队造成的，他们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保险公司给犹596太业主赔的钱都被国家没收了。这些损失总共加起来有2.25马克，如果再加上罚款和资本外流税， 1938—1939年期间纳粹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群体的资产掠夺超过了20马克，这些还不包括之前靠雅利安化获得的不义之财。[193]

11月12日还通过了另一项措施，即《德国经济生活排犹第一法令》（First Decree on the Exclusion of Jews from German Economic Life），禁止犹太人从事德国几乎所有余下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命令仍在业内的犹太人立即辞职，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退休金。一周之后，即1938年12月3日，《犹太人财产使用法令》（Decree on the Utilization of Jewish Assets）要将所有剩余的犹太人商业都雅利安化，准许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任命托管人。早在1939年4月1日，3.9万个依然存在的犹太人商店里就已经有近1.5万个被逼停业，其中有6000个已经被雅利安化了，超过4000个正在雅利安化，还有超过7000个正在为了雅利安化而接受调查。[194]报纸上不出意外地在11月12日大声宣布，所有这些“都是对杀害使馆顾问法姆·拉特的胆小鬼们的正义复仇”。[195]

1939年2月21日，犹太人持有的所有现金、证券和贵重物品，包括珠宝在内（婚戒除外），都被存进了一个特殊的封闭账户，要取出来必须经官方许可。但政府基本不会发放许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无偿占有了这些财产。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身无分文，越来越依靠帝国犹太人协会的慈善救济生活。这个协会创立于1938年7月7日，继承了之前的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但变得更加听话了。希特勒有明确的命令要保留犹太人协会，以免德国政府被迫要为已经赤贫的犹太人提供帮助。不过其他一些纳粹领导人认为，现在有些赤贫且经常失业的犹太人还没到退休年龄（大约有一半人）应该去为德国工作，而不是放任他们无所事事。相关计划在1938年10月大迫害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38年12月6日戈林召集的一次会议巩固了这一计划。1938年12月20日，帝国失业处向地方劳务交换组织做出指示，鉴于失业的597犹太人数量显著增加，须确保这些人投入工作岗位，以便将德国人解放出来去制造武器。

1939年2月4日，马丁·博尔曼重申了这一指示。但犹太工人和其他工人在劳动时会被分开。雇佣犹太人的企业不会遭遇任何不利。一些犹太人被征召进农场劳动，一些则去干各种低贱工作。在犹太人被踢出公共福利体系之后，服劳役成了防止赤贫犹太人充斥街头的最好办法。到了1939年5月，大约有1.5万名失业的犹太人已经被强制劳役计划吸收，他们要去收集垃圾、打扫街道或者搞道路建设。由于道路建设可以轻易把他们和其他工人分开，因此成了征召犹太人苦力的主要工作。到了1939年夏天，有2万余名犹太人在从事沉重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其中很多人的体质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1939年，犹太人苦力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当时已明显可以看出，一旦战争降临，苦力规模将显著扩大。当年年初，政府制定了建设特别劳役营的计划，用于安置犹太人苦力。[196]

Ⅳ

1938年11月16日，大迫害结束之后，海德里希终于下令抓捕犹太人，这次抓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之后再放他们重新回归德国社会，跟以前一样继续自己在第三帝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所有年逾花甲，或疾病缠身，或身患残疾，或涉及雅利安化事务的犹太人都将被直接释放。而其他许多犹太人则必须承诺离开德国，才可能被释放。莫里茨·迈尔的妻子获悉，除非迈尔已经移民的兄妹愿意分一部分财产给他，否则迈尔不会获得释放。后来迈尔卖了自己的房子和企业，终于离开了监狱。在和当地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商人谈判破裂之后，迈尔和自己的兄弟阿尔伯特（Albert Mayer）以及家人于1939年2月移民巴勒斯坦，之后再也没有回德国。[197]迈尔的例子显示，当时纳粹政权正想方设法迫使犹太人移民，逼迫犹太人结束在德国的生活，正是在这层背景下，才发生了大迫害这件事。不过，党卫队保安处不久之后就给出报告：

由于外国政府普遍反对，以及犹太移民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外汇，一段时间之后向外移民的犹太人数量急剧降低，移民活动几乎陷入停顿。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多犹太人完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组织只有在政府施压时才做事。在这种情况下，11月的行动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11月的激进反犹措施能够较大程度地增强犹太人群体移民的决心。”报告继续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措施把这种决心转化成了行动。[198]

1939年1月，海德里希更进一步，命令德国境内的所有警察当局释放集中营内所有已持有移民文件的犹太人囚犯。囚犯还被告知，如果他们胆敢重返德国，将被终身监禁。拜前一年11月9—10日的抓捕行动所赐，这时候集中营中仍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获释之后必须在三周时间内离开德国。[199]可此时纳粹政权的国内政策却让犹太人很难离开德国。申请移民的手续很复杂，这些程序使多数1938年11月被捕的人很难达到三周之内出国的要求。一开始犹太人的各类机构和内政部的官员（以前多是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成员）在组织移民方面合作得很好，但这种良好势头只持续到1939年1月30日。在那一天，当时主管四年计划的戈林把组织移民的任务交给了帝国犹太人移民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39年1月24日，由海德里希掌控。这时候犹太人的资金都已经被冻结，他们付不起去美国的路费。中心的一大目标是“让更穷的犹太人优先移民”，根据1939年1月流传于外交部的一份通告显示，“这会增强接收犹太人难民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反犹主义情绪……要强调的是，把犹太人像乞丐一样扔在边境符合德国的利益，因为犹太人移民越穷，接收国家边境上的压力就越大。”[200]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大迫害之后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数量依旧大幅增加。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他们急切地想要拿到入境签证。成功拿到签证的人数无法估算，但是根据犹太人组织自己的统计数据，1937年末德国大约有32.4万拥有犹太教信仰的人。1938年末是26.9万。到了1939年5月这个数据下降到了接近18.8万，而1939年9月战争爆发前夕就只有16.4万了。根据官方的数据，这时候德国境内还有233646人在种族上被划分为犹太人。他们之中有213930人坚持犹太教信仰，其余2万人是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有大约2.6万的外籍犹太人。所以从官方数据来看，那时候生活在“旧德国”领土上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大约是20.7万，其中有18.7万人信仰犹太教。可见犹太人组织给出的统计数据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改宗的犹太人和外籍犹太人有部分重合。[201]

地图16　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根据某项统计数据，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1日这十个月间大约有11.5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而自纳粹当局掌权以来一共有大约4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们多数人选择逃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总计有13.2万去了美国，大约6万人去了巴勒斯坦，4万人去了英国，巴西和阿根廷各接收了1万人，澳大利亚有7000人，南非是5000人，还有9000人去了当时还是自由港的上海，使上海在后来出人意料地成了一个难民接收地点。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信犹太教，但仍旧被划作犹太人，被迫加入移民大军。很多人出于恐惧选择移民，一些人甚至没有护照或签证，所以邻近的国家开始为他们建立特别的难民营。在大迫害之前，到底移不移民仍然是德国犹太人一直在冷静讨论的话题；在那之后所有疑问都烟消云散了。纳粹政权不再装模作样地说犹太人会受到法律保护，犹太人成了纳粹激进分子和纳粹官员可以随意剥削、殴打、逮捕和杀戮的对象。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大迫害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刺激，摧毁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幻想：他们曾经幻想他们的爱国情怀、战争贡献、各类技艺、教育水平甚至还有“他们是人”这个事实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政府侵害。[202]

早在埃维安会议上，很多国家的本土主义者和仇外分子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阻止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以防本土文化“受到冲击”。这种“冲击”根本没什么可能，因为犹太人总共就那么点人，更别说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不过，正是由于犹太人数量少，犹太儿童才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接收国的当地文化；此外，德国1938年11月9—10日发生的事件，以及之后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促使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计划，为犹太儿童提供新家。1700名儿童被送到了荷兰，超过9000名儿童去了英国。但是由新教和天主教推动的一项让2万名儿童入境美国的计划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在舆论的影响下，国会坚持要把2万个名额算进移民限额里，意味着要拒绝2万个成年人入境，于是计划的资助者罗伯特·F. 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参议员撤销了这一提案。[203]随着战争临近，移民变得越来越难。这再一次说明，纳粹政权的政策越来越不合理和自相矛盾。

但选择留在德国绝非易事，前文已提到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例子。由于1938年的春夏两季德国国内的反犹主义气氛变得非常浓厚，克伦佩雷尔必须忍受地方当局的不断骚扰，借口都是和克伦佩雷尔在德累斯顿近郊多尔岑的房子和花园建设以及维护相关的一些鸡毛蒜皮。1938年5月，克伦佩雷尔夫妇家的非犹太女佣辞职，因为当局威胁她如果继续为克伦佩雷尔家工作，就立即让她女儿丢掉饭碗。1938年11月9—10日暴力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克伦佩雷尔夫妇没在城里，逃过一劫。但是在11日两个警察上门仔细搜查了他们的房子，理由是怀疑他们屋里藏有武器。克伦佩雷尔战时用的军刀在阁楼被发现，随后他就被投入监狱。尽管他在狱中受到礼遇，并在几小时之后就被无罪释放，但这对克伦佩雷尔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后来又来了一次更大的冲击，克伦佩雷尔在一年前已经被禁止使用当地图书馆的阅览室，但这次他直接被剥夺了进入图书馆的权利。据克伦佩雷尔讲，连负责图书出借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告知禁令时都哭了，说他想宰了纳粹分子（“不是简简单单地一刀宰了，而是让他们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不如死”）。[204]在大迫害之后，反犹立法开始加速，更进一步限制了克伦佩雷尔的生活。1938年12月6日他注意到，希姆莱的新命令宣布所有犹太人的驾照无效，还禁止犹太人去公共电影院。由于不能使用图书馆，克伦佩雷尔已经无法继续撰写18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工作，现在连这两项他主要的业余活动也干不成了。大迫害之后政府征收的罚款令他面临一笔沉重的税负，他担心自己的房子很快就会被没收。他再次尝试移民，但没有成功。而他的朋友和熟人则在陆续离开德国。这时候，几乎有写作强迫症的克伦佩雷尔转向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他的日记条目也越来越多。他仍然相信德国犹太人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并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主义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但他选择向前看，相信未来。[205]

同样的阴云也笼罩在路易丝·索尔米茨和她的犹太人丈夫家里。大迫害一结束，盖世太保就召见了他们。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的战争勋章，这才没有被捕。然而，他也不得不交出了以前战争时使用的武器（“以拔枪为荣，以缴枪为辱”）。加在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罚款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弗雷迪也承认了：我们被歼灭了。”不过这一次还是索尔米茨的战争经历保护了他。当财政部的官员询问他是否想要移民时，他回答道：“我是个老军人，生在德国，死也在德国。”最后这些官员允许他把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没有被没收。但是禁止犹太人去剧院观剧等公共活动的禁令，以及慢慢逼近的穷困生活，让他们的内心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再也不敢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写道，“今天，这座房子不再是庇护之所，不能再提供任何保护了。”[206]

Ⅴ

到了1939年，当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这一命运其实已为前文提及的经历所预示。他们被隔离起来，并被剥夺了主要的生活来源。但对海德里希来说这还不够。在1938年11月12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海德里希承认不可能强迫犹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移民。他建议要让还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佩戴特别标记。“但是，我亲爱的海德里希，”戈林反对说，“这样你就不得不在每个城市中划出一大片地作为犹太人聚居区。这是不得已但必须做的事情。”[207]根据戈林1938年12月6日的报告，当时希特勒否决了把犹太人塞进特别住所，并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佩戴黄色标记的提议。希特勒的主要顾虑是国际舆论一直对大迫害和之后的反犹立法持批评态度。希特勒还放宽了针对（纽伦堡法案定义的）种间婚姻和种族混血儿设立的限制，因为太过严苛会激起不是非犹太家属的敌意。但实际上，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不久就退却到贫民区之中，几乎完全与主流日常生活相隔绝，很快就被大多数德国人遗忘。[208]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看到德国人并没有对迫害犹太人（11月9—10日的集体暴行、3万犹太人男性被投入集中营）表示任何认真的反对，希特勒首次威胁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希特勒一直避免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敌意，一方面是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个人想要和纳粹政权在德国人民中并不受欢迎的一面保持距离。因此，在决定开展大迫害计划之后，希特勒并未出席党在11月9日的会议。[209]不过，希特勒不在公开场合为反犹政策出声辩护，并不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不会施行反犹政策。在1936年和1937年，希特勒曾多次在私人场合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些讨论都毫无疑义地显示他于1937年9月在党的集会上的讲话是在有意促使当时开始的反犹主义进一步激化。[210]和平常一样，希特勒把大迫害说成是德国人民对犹太人普遍的疯狂仇恨的表达，还说自己在尽最大努力控制。“皮罗（Oswald Pirow）先生，”他在11月24日问南非国防部长，“您觉得，如果我不保护这些犹太人，德国会发生什么？那将超出世界的想象。”[211]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希特勒积极向参加埃维安会议的列国施压，让它们接收更多难民。他向这些国家挑明了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德国的犹太人会有什么下场。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我们之中的犹太人会被消灭。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事情不会毫无代价，我们会展开报复。”[212]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再次重复了这些威胁，并将威胁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就任德国总理六周年的国会大厦纪念仪式上，希特勒说：

我在人生中经常预言一些东西，多数时候人们都嘲笑我的这些预言。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我预言有一天我将领导这个国家，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在我的领导之下，很多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这时候犹太人第一个站出来嘲笑我。我相信这些天以来人民嘲笑的巨浪足以使犹太人窒息。

我今天还想预言一件事：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犹太国际金融集团再一次把各个民族推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不是整个地球的布尔什维主义化，即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完全消灭。[213]

这一赤裸裸的威胁由每周新闻短片完整播出，是完全对外公开的。后来，希特勒在多个场合下重复过他的预言。这一威胁值得仔细思索。

1938年11月的大迫害反映纳粹当局的激进化行为已经到了备战的最后一个阶段。[214]在希特勒眼里，备战包括消除所谓的犹太人威胁。像很多偏执的反犹主义者一样，希特勒讨厌认清现实，他认为“国际金融资本”正在和国际共产主义合作，而二者的幕后推手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是把这场德国一定会赢的欧洲战争推向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将参与进来，而美国参战是犹太人获胜的唯一机会。当美国参战时，德国已经主宰整个欧洲，可以把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都控制起来。因此，如此预见未来的希特勒宣布，他要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挟为人质，以阻止美国参战。如果美国人决定与德国为敌，站在犹太人一边，那么不只是德国的犹太人，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会被杀死。于是，纳粹恐怖主义又多了一个维度：尽可能实行最大规模的人质绑架。[215]

Ⅵ

德国为了主宰欧洲、重新规定种族的优劣，进行了漫长的准备，而1938年反犹主义的激化就是这一备战长跑的最后冲刺。在纳粹党徒如偏执狂似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驱逐或隔离德国的犹太人（驱逐失败就隔离），是消除国内威胁——实际上这种威胁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幻想之中——和赢得内政安全的关键前提。反犹主义在1938年激化，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征服欧洲和重整欧洲秩序的进程已经开始，即吞并奥地利。因为大部分德国犹太人一直比较富裕，国家和大量私营企业从这一年开始加紧对他们进行剥削，主要是因为德国迫切需要大量硬通货币支付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暴力描述成“向野蛮倒退”似乎很站得住脚，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抵制和没收犹太人店铺和商业大多都出自中下阶层的小商人之手，他们可能对政府未能采取更为传统的措施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感到失望。但是，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层面消灭犹太人是上面的命令，这是备战的一部分。在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这种行为完全合理。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的期望可不是回到什么静谧但落后的中世纪，而是在一场高新技术战争中赢得欧洲霸权，而要实现这一期望全靠当时两个最为科学和现代的标准：种族健康和种族优势。

尽管反犹主义将自己伪装成种族主义，但其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一点从当时某些中东欧国家的反犹主义中也能看出来。波兰和德国一样，也有一个极端反犹的政党。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的国家民主党（Endeks）吸引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联合支持。该党在30年代的意识形态日益向法西斯主义倾斜。1935年之后，波兰的政权落入一个军事集团手中，国家民主党是当时的反对派。不过，他们却组织了针对犹太人店铺和商业的广泛抵制行动，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暴力，据估计，1935年12月至1939年3月间，有150座波兰城镇发生了反犹暴力活动，共计350名波兰犹太人被杀，500人在反犹暴力事件中受伤。国家民主党施压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其参军、在大学任教、从事商业活动等。他们希望将约占总人口10%的350万波兰犹太人强制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强迫他们移民。1935年，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Józef Piösudski）去世，之后波兰政局日渐混乱。国家民主党的压力迫使日益衰弱的军政府开始考虑采取反犹措施，防止民众支持日益流向国家民主党。早在20年代，波兰犹太人就已经被有效排挤出社会主流，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也拿不到政府的商业合同。现在又对犹太人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医疗和法律服务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波兰大学里的犹太人学生比例从1921—1933年的25%下降到1938—1939年的8%。[216]

这时，波兰学生已经成功将自己的犹太人同学隔离开，强迫他们在上课时坐在“贫民凳”上。犹太人的商业和手工业出口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在波兰这个国家，犹太人总体上并不富裕，因此商业和手工业是他们经济生活的支柱。1936年，政府宣布犹太教仪式中的杀牲行为违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还使很多以此为生的犹太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政府又禁止周日集市，这让犹太人零售商要么在安息日开门，要么就一周停业两天。1938年，执政党在犹太人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十三点纲领，内含各种新措施突出犹太人在波兰民族国家中的外人身份。到了1939年，大学教授这一职业开始禁止犹太人涉足，即便他们已经满足了在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也不行。执政党不断模仿纳粹德国颁布的政策，比如1939年1月，一些党代表提出了波兰版的纽伦堡法案。

但是波兰和德国的情况却有一处关键的不同。多数波兰犹太人都说意第绪语而非波兰语，他们对犹太教的认同更加强烈。于是在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波兰天主教眼里，犹太人是整合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在新的波兰政权下，犹太人实际上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因此，波兰的反犹主义更多是从宗教而非种族角度出发，只不过由于他们对纳粹分子的效仿和反犹主义的语言暴力，宗教反犹和种族反犹之间的界限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模糊。[217]到了30年代后期，波兰政府也在向国际社会施压，准许犹太人从波兰大量移民，这正是召开前文提到的埃维安会议的主要原因。其中有一个处理犹太人的办法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受到欧洲多地的反犹主义者欢迎，那就是把犹太人送到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波兰政府和法国政府确实曾在30年代后期就此展开了时间漫长的协商，但未能达成什么结果。[218]

相似的反犹主义观念和政策也可以在其他中东欧国家看到，这些国家当时还在努力建立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特别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219]它们内部有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群体，在罗马尼亚叫作铁卫团（Iron Guard），在匈牙利叫箭十字党（Arrow Cross）。这些政党对犹太人的憎恨一点也不输给德国的纳粹分子。和德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反犹主义也和激进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认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而犹太人是个巨大的障碍。3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有75万犹太人，占了整个人口的4.2%。和波兰一样，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也属于少数族裔。30年代后期，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在铁卫团的持续压力下成立了一个短命的右翼政权，这一政权随即着手反犹主义立法。后来国王在1938年接管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但反犹主义立法还是在继续加强。到了1939年9月，罗马尼亚至少有27万犹太人失去了公民权，很多人被自己的行业清除，其中包括法官、警察、教师、军官等，所有人都受到要求移民的巨大压力。[220]匈牙利有约44.5万犹太人，他们的处境不像波兰犹太人，更像德国犹太人：他们说匈牙利语，在各个层面上都把自己看作匈牙利人。1919年，犹太人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短命的激进共产主义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右翼中激起了反犹主义情绪。匈牙利的反革命领袖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Miklós Hórthy）在30年代后期和纳粹德国结盟，希望收复在1919年和平协议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割走的领土。这一举动进一步为箭十字党赢得了支持者。于是政府开始试图削弱其影响力。1938年5月《第一犹太人法》（First Jewish Law）通过，该法列出了详细的限制措施，限制商业活动、脑力劳动和其他一些行业中的犹太人比例。这一年晚些时候又通过了《第二犹太人法》，将限制比例从20%收紧到6%，同时报纸、电影院和剧院运营完全拒绝犹太人进入。他们不能教书，不能购买土地，更不能在军队里面担任军官或者进入文官系统。这些法律明显受到了纳粹德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法，会影响到比如1919年之后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霍尔蒂本人不喜欢这样，但却无法阻止其中的种族条款发挥功能。[221]

更宽泛地说，一战后按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宣布的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或重建的中东欧国家内部都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在使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动用了武力。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犹609太人都格外倒霉：他们被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卧底。犹太人一方面被认为和苏联共产主义结盟，另一方面被认为和国际金融集团结盟，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的存在对国家独立的威胁远超过境内其他少数族裔。于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情况，纳粹当局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推行和强化反犹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德国远远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限制犹太人权利、剥夺其经济来源、试图使其大量移民，或爆发了反犹暴行、破坏甚至谋杀事件的国家。就连法国右翼势力中都有一股强大的反犹主义浪潮，这股浪潮的兴起部分是因为1936年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联合政府上台。布鲁姆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在众议院受到共产党支持，这些都刺激了右翼反犹势力的壮大。

但是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德国国土面积更大，国力更强，尽管经历了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讲德国比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加繁荣。另一方面德国犹太人的文化程度要比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高出很多。同时，只有德国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进行了种族立法（罗马尼亚只是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德国才对犹太人展开了系统性洗劫，使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工作以及生活来源（尽管类似的政策限制也出现在了其他国家）；只有德国的政府出面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迫害行动（尽管其他地方也有抓过好几百人的行动）；仍然只有德国的统治者成功迫使超过半数的犹太人流亡海外（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强大的政治团体想让犹太人移民）。总的来说，只有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真正上台掌权，而不仅仅是施加影响；也只有德国的政府和执政党把消除犹太人影响看作重塑民族精神和维系种族纯洁的人类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政策在那些年间成为其他国家反犹主义者的样板，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一个将反犹主义看得非常重要、打算全面施行，并且还要将之推广到整个欧洲的政权。但是第三帝国迈出这一步的时机尚未到来，因为那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第一节 从弱小到强大

Ⅰ

希特勒工作起来不循成规，不遵守既定的时间表。即使在他上台之后，这种波希米亚风格仍然十分明显。他经常待在自己的私人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看到深夜，第二天很晚才起床。一般来说，希特勒会在早上10点开始工作，首先花两三个小时听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瓦尔特·丰克的报告。拉默斯是总理办公室主任，是希特勒和政府各部部长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丰克来自宣传部，是戈培尔的副手。在处理完当天的行政、立法和宣传事务之后，希特勒有时候会和一些部长或曾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展开私人性质的紧急磋商。希特勒的午餐安排在下午1点，不过有时候会因为他的迟到而推迟。参加午餐的人一般都是他的贴身随从，其中包括集助理、司机和摄影师三职一身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有时候也会来，他们出现的频率不一。后来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加入进来。但是大多数政府部长都不会跟希特勒一起用午餐。而且如果某些部长失宠了，他们甚至连面见希特勒的机会都没有，比如在30年代末，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希望面见希特勒讨论食品供应恶化的问题，却从未成功。午餐过后，希特勒会与各种顾问讨论外交和军事问题，或者和施佩尔一起进行建筑规划。希特勒从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书面工作，他更愿意直接与人交谈。他会在午餐和晚餐时长篇大论，而谄媚的听众们通常都不会打断他。[1]

当希特勒住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Obersalzberg度假山庄时，他的生活方式就更没规律了。山庄最开始只是山顶的一座小屋，1933年重建之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型建筑群，总称为贝格霍夫山庄（Berghof，意思是“山中宫殿”或“山中农场”）。从阳台向外望去，山中景色十分迷人。希特勒的侍从队伍都住在山下的建筑中。在山庄时希特勒有时要到中午结束时才会从他的私人住所出来，去山下散个步，然后再由停在山下的一辆轿车送回山上。散步时希特勒常会向上山劳动的普通市民打招呼，这些人安静地一个个走过去，有时候还从他的篱笆上拆下来点东西当作纪念。如果天气很好，希特勒会在阳台上休息。吃过晚饭，他会看一些老电影，而且很少在凌晨两三点之前睡觉。埃娃·布劳恩经常会陪着他。布劳恩是个标致的年轻女孩，比希特勒小23岁，以前在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工作。

希特勒的性生活在当时和之后都是各种谣言关注的对象，但实际上他的性生活完全遵循常规。唯一一点不同的是，希特勒拒绝结婚，也拒绝向公众承认任何正式关系。希特勒担心结婚或承认关系会损害他头上的独行侠光环，围绕他进行的宣传也可能因此失色。1931年初，希特勒的外甥女安格拉·劳巴尔（Angela Raubal）在一次事故中去世。这次事故之后媒体传出了很多既难听又没有根据的谣言来猜测她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埃娃·布劳恩很听话，也很幼稚，对希特勒十分敬畏，感到整个人被希特勒的关怀所包围。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被希特勒的随从们接受，但对公众保密。埃娃·布劳恩生活奢侈，整天无所事事。她主要的任务是担任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山庄时的私人助理，而不是合法配偶。[2]

作为一位领导，希特勒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细节毫不在意，比如工人队伍的管理，或者细致的财政管理。这些事情他都交给沙赫特及其继任者去做。这意味着有时候某些政策原本已经得到希特勒的签署，但迫于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是不得不束之高阁。1934年10月，希特勒给劳工前线的一道命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撤销。[3]另外，这还意味着那些可以直接接触到他，或者可以决定谁能见到他的人能对政策产生不小的影响。接触希特勒的机会越来越成了一把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但是，希特勒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习惯并不代表他是个懒惰或缺乏主动性的人，也不意味着他在1933年之后淡出了国内政坛。只要形势需要，希特勒就会毫不迟疑地进行强力干预。阿尔贝特·施佩尔在30年代后半段经常和希特勒待在一起。他观察发现，有时候希特勒看起来是在大把大把地浪费时间，“好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但其实他是在等待问题发展成熟。之后，当‘灵感’降临之际，他会连续好几天高强度地工作，拿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4]换句话说，希特勒只是不循常规，而不是懒惰。他会自己写演讲稿，参加耗时耗力的环德旅行，经常与官员会谈，作为国家元首出席重要仪式。对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希特勒会毫不犹豫地直接接管，再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比如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希特勒亲自制定政策，然后让其他人执行。他还会去检查即将展出或者被查禁的画作。没有一次例外，他的一些偏见——比如他讨厌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引发的后果都是决定性的。在种族政策上希特勒也进行了直接领导。他会把握局势变化，然后再选择是推进还是减缓实施反犹政策或其他政策。在像这样的领域里，希特勒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只是针对下属的提议做出反应。而且，正是希特勒制定了引导一切政策的总方针。这些方针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从20年代开始就已经通过他的书《我的奋斗》、他的演讲，以及1933年之前的纳粹党和1933年之后的德国宣传部建立起来的巨型宣传机器连续不断的积极宣传注入了纳粹激进分子的头脑和内心。希特勒的手下从来都不用猜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他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他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补充细节。除此之外，在一些关键时刻希特勒还会直接下令，比如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以及1938年11月9—10日的大迫害行动，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在他看来，命令须避免过多的细节，但整体上仍应保持清楚明白。[5]

但是，希特勒最感兴趣和最频繁关注的领域绝对是外交和备战，这一点无可置疑。毫无疑问，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就将德国推向了战场，让其他所有政策都服务于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使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系内部的压力不断增大，紧张程度不断加强，这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希特勒预想的战争可远远不只是为了改变《凡尔赛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而挑起的一系列规模有限的冲突。他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自己的目标，其中一次在1928年5月23日，他声称他的目的是“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不是为了调整边境线，而是为我们最遥远的未来准备足够多的土地，保证我们的收获远超我们做出的牺牲”。[6]他上台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想法。比如1933年8月初，他告诉来访的两个美国商人，他想要吞并的不只是奥地利、波兰走廊以及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丹麦、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德语区也要尽数收入囊中。这意味着德国将主宰整个欧洲。[7]而从长远看，希特勒更是想要德国统治全世界。[8]当然，为实现这些目标，希特勒不得不面对外患内忧：在外，德国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弱小，武装力量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在内，国家经济萎靡不振，政局四分五裂、混乱不堪，政府仇敌环伺、四面楚歌。所以，希特勒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引导了第三帝国开头两年多的外交政策方向——是捆住德国潜在敌人的手脚，为重整军备争取时间。[9]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在30年代中前期，德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在签订1918—1919年的和平协议时，理想主义情结起了巨大作用，但随后人们却因为理想主义转而长期反对这一协议。民族国家自决原则使波兰等国得以独立，但是当德国要求行使这一权利时，列强清楚干脆地加以拒绝。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现属波兰）等地区有数百万人讲德语，但是这些地区加入德国的请求却被否决。战后的和平条款对德国非常苛刻，加之英国和法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一战是意外和糟糕决策引发的灾难，因此倍感愧疚，愈发认为德国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责。战争赔款于1932年提前一笔勾销，但许多人都觉得对德国武装力量的限制极不公平也不合理，尤其是当时还有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好斗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府。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也有影响。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大萧条意味着财政紧缩。两国政府很不愿意在武器上再花什么钱了，何况他们还要保卫遍布印度、非洲、印度—中国等遥远地区的海外帝国。法国直到30年代中期才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此更不可能快速重整军备。同时，英法战后一代的政治家多是二流人物，他们眼见同辈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死在了一战前线，决心要力所能及地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杀戮。他们不愿意准备战争，更不愿意走向战争。他们更愿意相信欧洲的政治问题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他们对各方都释放出了少许善意，他们惧怕战争会引发的后果：战壕里再次发生屠杀，大城市被炸弹轰炸，人民死伤惨重，甚至引发社会革命，等等。[10]

地图17　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因此，希特勒要度过危险重重的重整军备计划起始阶段，只需安抚国际舆论，向所有国家保证说他想要的只是纠正和平协议的错误，为德国人民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争取民族自决，让德国恢复在世界民族国家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希特勒保证，一旦德国有实力抵御潜在威胁，重整军备会立刻结束。从本质上讲，这正是他直到1938年年中在做的事情。他不仅获得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领衔的纳粹党外交政策办公室的支持，连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治下、仍为保守派官僚把持的帝国外交部也为希特勒站台。这些民族主义者行动相当一致，集体向同一个人开火：他们对20年代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奉行的“履行《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这一政策非常不满。他们支持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改弦易辙。1930年，布吕宁曾用更激进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换掉了施特雷泽曼的高级助手，并任命其为国务秘书。外交官们在1933年1月对纳粹新政权表示欢迎，诺伊拉特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要求下，他得以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33年3月13日，比洛向诺伊拉特和国防部长布隆贝格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了外交政策的中期目标，那就是鉴于赔款进程已经终止，且英法美军已经停止占领莱茵兰，德国应该找波兰要回在1918—1919年丢掉的土地，同时吞并奥地利。不过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他建议在重整军备使军力恢复之前，德国应该避免做出任何侵略性举动。[11]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932年初国际社会在日内瓦召开了裁军会议，但未能取得成效，因为英法不愿意给德国平等地位，他们既不愿意自己裁军，也不愿意德国发展军队。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积极地主张推行征兵制，尤其是眼见恩斯特·罗姆的褐衫军取代德国陆军的威胁越来越大，他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绕过希特勒，要求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德国代表对反对取消限制德军规模的英法两国持强硬态度。当协商走进死胡同之时，布隆贝格劝服希特勒退出谈判。同时为展现决心，德国还退出了裁军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国际联盟。[12]希特勒宣布，退出是“因为其他列强提出了不讲道理和充满侮辱的卑鄙要求”。为表现自己的和平渴望，也为了表示他愿意追随列强裁军，希特勒在当晚做了一场时间很长的广播演讲，他声称有意侮辱德国的行为以后绝不会得到宽恕。德国已经被和平协议侮辱了，还被赔款拖进了经济灾难，现在列强又在裁军谈判中拒绝平等对待德国，这种羞辱德国再也无法忍受。他说，这个决定将由德国人民集体做出。[13]全民公投在几周后举行。最后的结果完全可以想到，在大规模的恐吓和暗箱操作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希特勒的决定。尽管这么说难以肯定，但即使这是一次自由选举，多数人也很有可能会支持退出国联。唯一可能投反对票的是前共产党员和左翼的社民党人。[14]

退出国联是第三帝国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个决定性举动。很快德国又做出了一个让国内外震惊的决定。1934年1月26日，德国和波兰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外交部对此表示持严肃的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希特勒力推，条约才能达成。对希特勒来说，签订这份条约的好处在于，在重整军备秘密进行的期间，与波兰的条约能够保护德国脆弱的东部侧翼，改善双方当时恶劣的贸易关系，并为但泽自由市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当时但泽已由一个纳粹政府掌控，国联享有宗主权。但泽在空间上与德国并不相接，二者之间隔着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在和平协议中划给了波兰。与波兰的条约还能用来向英国和其他列强展示德国是个和平国家——要知道就连广受赞誉的魏玛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也只是通过《洛迦诺公约》解决了德国西面的问题，而未能促成一份“东面的洛迦诺公约”。对波兰人来说，若之前国联提供的安全保障失灵了，这份条约可以作为替代物。它还能取代1921年以来的法国与波兰的同盟关系，因为当时法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已使其日益不能满足波兰面对德国侵略时的防御需求（法国国力的衰落则是希特勒获得的额外收获）。但是，对希特勒而言，这份条约只是权宜之计，一张暂时有用的纸而已，一旦没用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撕掉。而像这样的纸，以后还有的是。[15]

Ⅱ

1934年的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政治上面，特别是6月底清洗褐衫军，以及应付前后出现的一些紧张局面。而就在大清洗之前，希特勒完成了身为德国总理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对象是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地点在威尼斯。希特勒此行意在向墨索里尼解释即将发生的事情，争取获得对方的理解。很显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崇拜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整个会议的氛围620却分外冷淡。墨索里尼极度怀疑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有所图谋，他认为奥地利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奥地利是个内陆小国，一半临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是邻居。在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1919年垮台之后，这个同样说德语的国家请求并入德国，但被国际社会拒绝了，此后奥地利政局动荡不断。没有几个奥地利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差不多，20年代初出现了通货大膨胀，之后又是通货紧缩，随后大萧条也来了。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者，主要基于红色维也纳（全国700万人约有1/3住在维也纳）的工人阶级，另一边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力量来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保守农民与小城市选民。两股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33年转变为公开敌对，这一年，来自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宣布永久解散议会，建立了一个威权政府。在此之后，警察经常骚扰社会主义者，致使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阶级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起义被奥地利军方以武力残酷镇压。领头的社会主义者们，包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奥托·鲍尔（Otto Bauer），从维也纳著名的地下水道集体逃亡。陶尔斐斯随后宣布社会主义非法，并抓了几千人关进监狱。1934年5月1日，这位奥地利独裁者为他的国家推动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新法废除了选举，并且（至少在纸面上）以墨索里尼政权为模板建立了一个弱化版的社团主义国家。[16]

陶尔斐斯的这些举动看起来雷厉风行，其实却反映出他的权力极不稳固。奥地利的经济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化，维也纳庞大的工人阶级怨恨沸腾。陶尔斐斯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右派的压力。准军事组织国土防卫团（Home Defence Brigades）想要一种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其组织基础中的意大利模式更为明显，此时也在不断挑事儿。原本很小的奥地利纳粹党迅速壮大，野心倍增。陶尔斐斯在1933年7月宣布查禁纳粹党，但这一行动基本于事无补。纳粹党被禁之时已经有近7万名党员，包括维也纳与奥地利内陆的贸易商和小店主、低级别的文职官员、军队老兵、近期大学毕业生，还有警察和宪兵队中的关键成员。后来几个月纳粹党又吸引了近2万人。这些人因为暴力邪恶的反犹主义、反对教士和天主教群体而团结在一起，尽管这种团结一直不太稳定。他们怀念格奥尔格·里特尔·冯·施纳赫（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的泛日耳曼主义——年轻时的阿道夫·希特勒还在林茨和维也纳的时候就曾深受施纳赫的影响。奥地利纳粹党的主要目标是与第三帝国立即合并。其党员经常收听边境线对面电台播放的纳粹宣传。在这些宣传影响下，奥地利纳粹分子更加坚信统一即将来临。暴力和恐怖成了他们颠覆奥地利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也为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打下了基础。[17]1934年夏初，行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维也纳党卫队第89旗队领袖弗里多林·格拉斯（Fridolin Glass）决定推翻奥地利政府。1934年7月25日，他手下的150人（其中多数是失业工人和因信仰纳粹主义而被军队开除的士兵）穿着借来的奥地利军队制服闯进了奥地利总理大楼。当时内阁已经离开，但党卫队抓住了正想从侧门逃跑的陶尔斐斯，并当场将其击毙。接下来政变者又闯进旁边的奥地利广播公司中心大楼，强占了一个无线电麦克风，向全国宣布政府已经自行解散。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易进这两栋大楼，可能是因为警察队伍里有支持他们的人。但这也是政变者所获得的最大支持了。奥地利褐衫军的领导集体当时正在附近的一个旅馆，假装对政变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干预。那时候德国的褐衫军领导层被党卫队枪杀还不到四周，奥地利方面还不能完全接受。政变者的广播令他们事先在奥地利全国各地安排好的武装起义势力闻风而动。但是，起义很快被奥地利军队镇压，在有些地方国土防卫团也参加了镇压。伤亡者达数百人。而在褐衫军发动起义的地方，当地的党卫队却拒绝支持。甚至连很多地方的军队和警察系统中的纳粹官员也积极参与镇压叛乱。这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并未经过什么训练，根本没有为这样的冒险行动做好准备。他们太过自信，内部四分五裂，软弱无能。后来，奥地利政府的司法部长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在维也纳成立了新政府。他在和政变者短暂谈判之后就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希特勒也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两个向陶尔斐斯连开数枪致其死亡的人在维也纳地方法院的院子里被绞死了，死前最后说的话是“希特勒万岁！”。参与政变的德国驻罗马大使自杀未遂。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就抱怨说，“奥地利人普遍不会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普鲁士的帮助！……没有普鲁士的组织能力，关键时刻肯定会出乱子。”这场血腥但滑稽的政变似乎印证了他的抱怨。从此刻起，舒施尼格得以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组教权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一方面打压国土防卫团，另一方面将纳粹分子赶入地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纳粹分子还在继续进行反政府的破坏和暴力行动，但暂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18]

希特勒无疑提前就知道这些事情。为发动政变，奥地利党卫队曾经在达豪集中营接受训练。1933年6月奥地利纳粹党被禁之后，希特勒任命的奥地利纳粹领导人、德国国会代表特奥·哈比希特（Theo Habicht）博士在流亡慕尼黑期间曾遥控奥地利的地下活动。他暗中将大量的反犹主义宣传注入奥地利，指责陶尔斐斯领导的奥地利政权是受犹太人操控的。奥地利纳粹领导集体发动政变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就是在哈比希特于慕尼黑的公寓中进行的。他告诉了希特勒他们在筹划什么，而希特勒也预祝了武装起义能够成功——不过希特勒显然被哈比希特的过度乐观所误导，以为奥地利军队会支持政变。由于在慕尼黑流亡，哈比希特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清楚奥地利国内的真实状况。不仅政变失败了，军队忠于政府，而且墨索里尼还得以将军队驻扎在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并明确表示，如果情况失控，他会出兵帮助奥地利政府平乱。希特勒愤怒和难堪得都要疯了。他一再重申自己当初并不支持发动政变，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然后解除了哈比希特的职务，关闭了奥地利纳粹党在慕尼黑的办公室。[19]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政变失败也提供了一个契机。鉴于动的政变意外产生的副产品。[20]

Ⅲ

到了1934—1935年冬，德国似乎已经完全陷入了外交孤立。[21]在这一片阴霾之中，唯一的曙光是1935年1月13日莱茵兰西边的萨尔兰这一小片地区内的公投结果。1919年议和时，法国人希望该地区脱离德国，他们觉得只要时间充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萨尔兰交由国联托管，并承诺于十五年后在该地区举行一次公投，由当地居民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1934年末，十五年的期限到了。萨尔兰居民主要说德语，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想过要脱离德国：44.5万萨尔兰人希望成为第三帝国的公民，约占投票人数的91%。他们这样选择的动机很多。作为说德语的少数群体生活在法国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当局花了大量功夫打压德语以及当地居民的文化，那些忠于自身传统的人受到了严重歧视。而在萨尔兰，法国统治者也没有采取怀柔政策，而是继续维持高压统治。当地人没把法国当局看成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法国人是清一色的帝国主义者。而在德国，当时纳624粹政权和天主教会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让代表绝大多数萨尔兰居民的教会觉得必须建议他们选择维持现状，更不用说亲近共产党逐渐壮大的法国。为了鼓励神父建议信徒为德国投票，纳粹当局在投票开始之前减少了反天主教的宣传。而教士投桃报李，献上了自己的支持。[22]

另外，根据德国和梵蒂冈达成的协议，德国中央党在1933年宣布解散之后，萨尔兰的中央党也解散了（虽然严格说来并没有必要）。整个20年代，中央党都在鼓吹萨尔兰重返德国——实际上萨尔兰的所有党派都在做这件事。1934年6月，中央党、纳粹党、国家人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及其他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德意志阵线（German Front），鼓励人们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在选民面前，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副超越党派政治的形象。只有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选择置身事外，但因为他们也曾为统一奋斗了许多年，这一次的突然转向便让支持者看不懂，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立场不真诚。在那个时期，各种爱国主义仪式、对德国战争死难者的纪念、民族节日等活动已经巩固了萨尔兰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这些活动得到了来自德国国内狂热民族主义者的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其影响不是几年之内能消除的。此外，纳粹党也承诺要为萨尔兰居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物质好处，以此引诱他们。比如，将冬季援助伸向国界之外，去帮助萨尔兰的穷人；向萨尔兰的教师和政府雇员指出，如果在德国他们能够拿到更多的津贴，财政上会获得更多帮助。还有，第三帝国的经济正在逐渐复苏，而法国则在急速陷入大萧条的泥淖。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德国电台全力摇旗呐喊，同时出口了大量廉价的人民收音机到萨尔兰，帮助当地人接收宣传信息。莱茵地区的印刷厂印出了几百万份传单，在萨尔兰全境广泛流传；8万份海报出现在了萨尔兰，鼓励人们投票回归德国。为了说服人们统一的正确性，举办了1500场公开会议。单单为了这次公投， 4.7万名住在第三帝国的萨尔兰人回到了故乡，进一步壮大了民族主义者的声势。相较之下，反对统一的活动可以说基本不存在，同时，反对统一的组织内部还发生了分歧，一方想继续维持现状，另一方想加入法国。[23]

在萨尔兰的很多地区，当地的纳粹党在幕后策划了大量恐吓和暴力行动，希望吓住反对德国统一的人。纳粹党掀起的恐怖行动让人想起1933年初的德国。社民党的会议被手持铁棍的褐衫军打断。宣传反对统一的人被人用橡皮棍子殴打，有的甚至遭到枪击。一些反法西斯酒馆被袭击，窗户被子弹击得粉碎。反对派的会议变成了暴乱。据一名当地居民记载，当时的气氛就像内战一样。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当地警察袖手旁观。德国派出了本土的党卫队到萨尔兰，增强当地的恐怖气氛，同时投赞成票的阵营放出谣言，声称这次投票不是匿名投票。而从德国本土的那些投票和选举来看，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并不低。他们放出强烈的信号，暗示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投了反对票，那么等德国人到来的时候他就会被投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一些小型团体之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身份都为人所熟知，所以反纳粹人士知道集中营的威胁可不是空话。奉命监督投票的国际观察员承认这次公投有暴力成分，并呼吁停止恐怖行为，可当地的军队领袖极度仇视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因而选择按兵不动。[24]不过，多数前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也赞成和德国统一是最好的出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经历过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而民族情感令他们对德国人的身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萨尔兰的工人运动一直不成气候。按照一个德国工会人士的说法，在萨尔兰普鲁士政府是最大的雇主，它给矿工套上统一的制服，对异议分子进行规训。大工业家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萨尔兰的人，”他被迫下结论说，“是德国在政治上最落后的一群人。”[25]这次投票的结果是否能够反映多数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必须打个问号，因为萨尔兰人口数量很少，且作为边境地区其政治环境比较特殊。但对于多数萨尔兰人而言，他们的态度是投赞成票，即使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掌权也无所谓。[26]

迫于压力，柏林政府不得不做出承诺，称德国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只会被逐渐引入萨尔兰，它还承诺犹太人不会被1933年1月末以来在德国已成常态的反犹暴行骚扰。但是，没过多久，萨尔兰人就体验到了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来自普鲁士的外来人员开始进入萨尔兰，接手各类工作和职位。盖世太保在以前的工会大楼设立了总部，有支持法国嫌疑的人没走程序就被解雇了。显要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德国。萨尔兰的多数普通人确实从未后悔自己投了赞成票，但统一也确实没给他们带来事先允诺的种种好处。失业现象没有在一夜间消失，食物短缺也迅速开始影响到萨尔兰地区。相较于德国本地的犹太人，萨尔兰地区的犹太人一开始获得了更加优惠的移民条件。但从1935年9月开始，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通过，他们也全面感受到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力量。当地出现了一些怨言甚至罢工，但没有真正的抵抗。萨尔兰还是个乡土社会，地区内部零星散布着一些小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其较弱的工人运动传统，真正的抵抗不可能存在。[27]一直到1938年，重整军备计划刺激下的经济复苏才让萨尔兰人尝到了甜头。同时，柏林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教育的纳粹化，以及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些合在一起，促使萨尔兰的年轻人开始接受第三帝国。[28]

该来的总会来。1935年3月1日，即宣布正式统一的那一天，希特勒在萨尔布吕肯兴高采烈地发表了演讲，他为萨尔兰人做出了这一决定而感到开心。他说，对德国乃至对整个欧洲来说这都是伟大的一天。这次统一显示了第三帝国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体现了第三帝国为所有德意志人服务的理念。他宣布，“血缘终归比任何纸面上的文件都更有力量。墨迹总有一天会被血抹去。”希特勒这是直接对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少数族群喊话。[29]汉堡的那位学校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为庆祝“萨尔兰回家”特地最后一次挂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旧旗帜，之后她在房子上面挂出了纳粹的卐字标志旗。[30]德国全境飘扬着各种旗帜，庆祝萨尔兰回归。相应地，这次投票结果严重打击了德国境内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秘密抵抗运动，增强了纳粹普通党员的信心。[31]

这次公投还让德国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无所畏惧。希特勒愈发无法继续欺骗世界，掩盖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进度了，而萨尔兰的投票结果更是刺激了新的军事要求，若要满足这些要求，就不可能逃过国外监控德国军备状况的眼睛。萨尔兰公投的结果似乎促使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空军成立，空军征兵开始。他说，征兵之后军队规模将扩张到超过50万人，是《凡尔赛和约》允许的5倍。第二天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游行，在游行中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宣布德国将在世界民族之林夺回自己应有的位置。[32]当然，希特勒仍然向每一个人保证，德国需要的是和平。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相信他。“我们又开始普遍征兵了！”路易丝·索尔米茨以胜利者的口吻在日记里写道：

1918年的耻辱之后，我们一直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早上法国通过了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两年军事服役计划，傍晚我们就以普遍兵役制作为回应。如果我们一直采取类似行动，一直对挑衅给出类似答案的话，就不可能经历凡尔赛的耻辱……普遍兵役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的国家位于一帮高度武装的民族之间，没有防卫能力就是在鼓励和引诱对手闯进来进行掠夺。我们可没有忘记比法军队入侵鲁尔区的历史。[33]

路易丝·索尔米茨说，在正式宣言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我站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来，这一刻实在太伟大了。我必须站着听”。[34]但是希特勒的宣言也引起了很多德国人，特别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的担忧。许多年轻人对自己参加了数月的劳役之后还要去参军感到非常不满。可一些年老的工人倒是很欢迎希特勒的宣言，因为这能缓解失业的局势。一份报告说，德国人普遍有一种“真正的、强烈的好战综合征”。同样是这一批人，普遍认为德国终于重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毫无疑问，”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一个社民党特工说，“政府不停地鼓吹尊严就是德国的自由，这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前成员之中产生了影响，引发了思想混乱。”[35]

国际社会的反应冷静了下来。1935年4月11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斯特雷萨（Stresa）开会并做出回应。鉴于1934年7月之后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现在又有再次逼近的趋势，他们表达了要捍卫奥地利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到一周之后，国联通过决议，正式禁止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之后法国又和苏联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动作都空有表面功夫，缺乏实际影响力。在和波兰签订条约之后，希特勒继续推行着与单个国家举行双边会谈的政策。他从1934年11月开始就在和英国人商讨一个海军协议。他意识到新生的德国舰队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有希望达到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而他想无论如何都要安抚英国人，让他们不要干涉德国实现称霸欧洲大陆的计划。其实他在1934年6月就已经告诉海军将领雷德，要全力组建德国舰队，最后用来对付英国，这与雷德和他的同僚们所设想的一样。但时机尚未成熟。希特勒在安抚英国人的同时还伴随着各种威胁。希特勒警告英国的谈判代表，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推进得相当深，尤其是空军方面（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深）。从长远来看，德国需要殖民地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这几乎是对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赤裸裸的威胁。但是，希特勒声明自己的优先选择是先和英国人合作而不是对抗，希望扫除以后行事的障碍。这时候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让德国加入国联，同时还担心日本海军力量的增长，于是他们答应了看起来十分合理的条件。1935年6月18日，英德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协议允许德国人建设自己的海军力量，但其实力不能超过英国海军的35%，拥有的潜艇数量也不得超过英国海军的潜艇数量。英德的协议等于是彻底撕毁了几个月前刚刚签订的协定《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这是希特勒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36]

前往伦敦的德国谈判团队由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衔，他后来很快就成了纳粹高级领导人。里宾特洛甫1893年生于莱茵兰，父亲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军人。里宾特洛甫在完成了中学学业之后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在英国、加拿大、瑞士法语区从事各种职业，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工作期间他建立了大量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的人脉关系。一战期间他曾经在西线和东线服役，并因作战英勇获得了十字勋章。战争末期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普鲁士部队服役。在那之后他被派到一个军事小组为和谈做准备。于是当他1919年离开军队时，他的旅行和外交活动已经让他对国际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他一开始却选择回到了商业界，首先是倒腾棉花，后来又去做饮品贸易。他与饮品贸易的渊源起于他娶了安内利斯·亨克尔（Annelies Henkell），气泡酒生产商的女儿。这次婚姻使他在财政上有了保证，还能让他进入上流社会。他给自己的名字加了贵族前缀“冯”。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招来了麻烦。有谣言说他为了给名字加上贵族前缀，贿赂了自己的姑姑。此外还有人说，尽管按照复杂的收养程序，养父母姓名中有“冯”的，其领养子女名字中的“冯”可以视为来自养父母，而他的养父母名字中有“冯”，所以能够转移到他的名字中，可是，有了贵族前缀并不意味着有了贵族地位。这场和名字有关的闹剧反映出里宾特洛甫喜欢在社交场合显摆身份地位，这恰恰说明他在社交技巧上的拙劣，30年代，伦敦有人叫他“冯·里宾爱摆谱”。[37]

最开始里宾特洛甫可不是什么纳粹分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多数德国中产阶级一样，憎恨和平协定，鄙视议会体系，同时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直到1932年他的立场才开始向极右转变。那时候他是当时流行的柏林绅士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由贵族赞助，巴本和他的朋友也在里面。里宾特洛甫见到了希特勒，并卷入最终导致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复杂协商。和没见过世面的希特勒相比，里宾特洛甫和纳粹领袖的老朋友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一样见多识广。他出过国，会多种语言，擅长社交。希特勒开始任用他处理特殊外交事务，借此绕过保守且循规蹈矩的外交部。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样，里宾特洛甫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发展制定并影响外交政策。不久，他的办公室便有了150名员工，他们和外交部的旧式官僚展开了一场体制上的游击战。汉夫施滕格尔和英国人达成了《英德海军协定》，这使他收获了善于对付英国人的美名。1936年夏末，希特勒任命他前往伦敦担任驻英大使。他的任务是提升英德双边关系，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建立正式的英德联盟。[38]

但不幸的是，这些几乎都是误判。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风格——鲁莽、强硬、霸道——可能很对希特勒的胃口，可是和其他外交官并不对付。很快在伦敦这位新大使就收获了一个侮辱性的新绰号：冯·里宾特粗鲁。他认为英国上流社会看不起他，并因此充满恨意。这些很多其实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1937年，里宾特洛甫在一次宫廷欢迎会上闹出了尴尬事儿。在晚会上里宾特洛甫跺了跺鞋后跟，向害羞且结巴的国王乔治六世行纳粹礼。这把国王吓得够呛。其实里宾特洛甫根本不喜欢英国和英国人。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在海军协议协商过程中对里宾特洛甫不同寻常的直率表示满意，但西蒙爵士可能并不是想赞扬他。里宾特洛甫根本不想在伦敦当差，他推迟了三个月才正式上任。上任后他还经常回柏林，以至于伦敦的幽默杂志《笨拙》（Punch）叫他“流浪的雅利安人”。而在纳粹领导层内部，戈培尔和戈林等领导层的“老兵”对里宾特洛甫既憎恶又蔑视，嫉恨这个后来居上者获得的影响力。所以，里宾特洛甫如果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经常出现在柏林。同时，他对希特勒不是全无影响。他不停地从伦敦派人禀告希特勒，说德国和英国在全球的目标有冲突，几乎完全不可调和，所以两强必有一战。不过他认为英国已经衰微，而且优柔寡断，所以反复劝告希特勒不要把英国会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说法太当真。希特勒听信了他的话，但最终证明他出的是个馊主意。[39]

Ⅳ

不过，里宾特洛甫的主意一开始是讲得通的。1935年年末，欧洲的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剧变。首先，为实现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梦想，也为了一雪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中战败于埃塞俄比亚军的前耻，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非洲最后一块没被殖民的土地。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封建杂牌部队显然无法抵抗意大利的机械化部队。这次为时很短的战争也许是空军部队第一次展示它的潜在优势和毁灭性力量。意大利飞机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连续不断地轰炸埃塞俄比亚军队。意大利人不只使用了烈性炸药攻击埃塞俄比亚装饰艳丽的骑兵部队，还试图使用毒气消灭纪律极差的埃塞俄比亚步兵。两国实力差距太过悬殊，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埃塞俄比亚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意大利部队需要花时间深入内陆，才能将其全部占领。而在埃塞俄比亚方面，皇帝海尔·塞拉西出人意料地去了一趟日内瓦，在那里征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声泪俱下地向国联控诉意大利，请求国联帮助。在此之前，墨索里尼预料法国人和英国人应该不会干预，但是公共舆论却迫使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出手，支持国联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意大利独裁者突然受到了孤立。在他亲德国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Ciano）的唆使下，墨索里尼转而向希特勒寻求帮助。[40]

希特勒认为这是打破德国外交孤立状态的机会。当时希特勒仍然十分崇拜墨索里尼，从他那学到了很多理念，但之前谋杀陶尔斐斯的事件使二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41]现在局面开始好转了。但是，帝国外交部仍然非常怀疑意大利人的动机。于是，希特勒把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召到柏林，当着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面他告诉哈塞尔说，是时候把1934年的紧张关系“当作过去”了，现在应该援助意大利。“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他说，“防止世界霸权体系内部的各种对手都把枪口对准我们，把我们当成唯一的进攻目标。”如果意大利法西斯被消灭了，德国就孤立无援了。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德国在埃塞俄比亚事件中保持形式上的中立，但拒绝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两国生意照做。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感激，他告知希特勒，从现在开始他不再反对把奥地利纳入德国势力范围。他告诉冯·哈塞尔，斯特雷萨的不愉快已经过去了。[42]制裁最后完全没有任何效果。意大利人持续施压，在1936年赢得了战争，而英法以及国联还在争吵和犹豫。这一列事件宣告了国联终结的命运，它的软弱无力现在一看便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由此确信，他们根本没必要害怕英法两国。意大利的胜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它以实战经验证明空军优势是军事胜利的关键。而此前一直靠海军称霸地中海的英国人突然就显得脆弱不堪了。为巩固和德国达成的新友谊，墨索里尼让亲法的外交部长走人，在1936年6月9日换上了齐亚诺。[43]

截至此时，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因此意大利人才觉得和他们结盟没什么吸引力。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 War）的反应。法国国内政治此时出现了动荡。1936年5月，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在选举中获胜，这使法国政坛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内。国际社会完全无力阻止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意大利和德国达成的谅解又增强了德国的自由行动能力。这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使希特勒确信，法国和英国不会阻止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兰。那时候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西部仍然是非军事区，虽然英法占领军已经于20年代末撤出。希特勒当时已经退出国联，并且宣布了重整军备计划，在这两大问题上他都没有受到英法非难。而且1936年春德国国内局势非常不妙，食物短缺、政府和天主教冲突加剧、人民普遍抱怨和不满，于是希特勒急需一次对外的胜利来鼓舞人民士气。军方领导层向他保证，占领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他们都同意应该在西线建立适当的防线。然而，布隆贝格和一些高级将领仍然非常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法国人采取行动，德军将不是对手。甚至连希特勒都犹豫过，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冒怎样的风险。3月初，因为里宾特洛甫多次在关键时刻的鼓动，希特勒下定决心开始行动。法国众议院即将批准《苏法条约》（Franco-Soviet Pact），德国决定以此为行动借口。在德军开进莱茵兰的同时，一些警察力量也会跟着军队壮大声势，让德军的规模看起来更大一些。整个行动准备都高度保密，部队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开进了指定地点，就连内阁也是在行动结束后才获得消息。[44]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出现在国会，简短地通知说中午将在克罗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开会。当他开口时，国会代表们还不知道德国军队已经在黎明时分开进了非军事区；下午1点军队已经到达莱茵河。希特勒先发表了长篇大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随后他又说法国人和苏联最近签了一个协议，3月4日刚刚批准。鉴于此，他告诉国会，德国不觉得自己还有义务履行1925年签订的协调法德关系的基础性文件《洛迦诺公约》。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当时也出席了会议，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听完希特勒通知之后的歇斯底里：

600名国会代表全是希特勒自己任命的。这些小人物都有一副庞大的身躯，脖子很粗，清一色的平头，像袋子一样的肚子。他们穿着灰色制服，脚下的靴子很沉。这些人就像希特勒手中的玩偶一样，如机器般自动跳起来，伸出右臂行纳粹礼，高叫着“万岁”……希特勒举起手来示意安静……他的声音异常深沉，十分洪亮：“德国国会代表们！”会场变得极度安静。“当下的这一小时具有历史性意义，在西部各省，我们的部队每一刻都在迈向未来的、和平时期的驻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两个神圣的誓言之下。”希特勒无法再继续说下去了。获悉德军士兵已经在向莱茵兰开进，“议会”的暴民议员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他们蹿跳着、叫嚷着、哭喊着……他们像奴隶一般举手行礼，脸部扭曲得像疯子，大嘴张开狂呼不止，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狂热，一直盯着他们的新上帝、新弥赛亚。[45]

希特勒许下的两个誓言很有他的风格，一是德国绝对不向强权屈服，二是德国会努力争取和平。和之前一样，希特勒声称德国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随后他又提出一系列和平协议安抚德国的邻居。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为强调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希特勒直接解散了国会，重新组织选举，同时为自己的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时间是1936年3月29日。他的第一场选战演讲安排在3月12日，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卡尔斯鲁厄位于莱茵河东岸，扔个石头就能到法国。[46]

在德国的宣传电影和报纸中，狂喜的莱茵兰人用纳粹礼欢迎部队，并且在部队行进道路上洒满了鲜花。路易丝·索尔米茨写道：

我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征服了……我为开进莱茵兰的士兵们，为伟大的希特勒，为他话语的魔力、他的力量而感到欣喜……面对着内部颠覆的危险和外部协议的压迫，我们渴望听到他的话语，我们呼唤他的坚定。……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敢想过这样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元首只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世界面前……如果两千多年来，世界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这种语言，那该多好——我们其实只需要偶尔用一用，人们一定能够理解，并且能够省却许多鲜血、眼泪、丧土失地和耻辱……每个小镇都报告说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47]

不过社民党观察家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其中一个特工报告说，“所有人都热烈欢迎占领莱茵地区。但来自整个西部的报告都说只是纳粹分子在庆祝而已。”[48]

一些商人承认自己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会有所改善。其实多数人都默默地同意了莱茵兰的再军事化。一些地方的年轻人特别兴奋。“毕竟那是我们国家的地盘，”一个工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里部署军队？”[49]但是人们也普遍担心希特勒的举动会引发战争。对此，许多纳粹激进分子回应说，希特勒已经说了目标是为了和平。只有少部分人吹嘘说他们期待打仗。[50]一方面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恢复感到骄傲，但同时他们也无比担心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担心未来德国的城市可能遭到大规模轰炸，1914—1918年期间的毁灭和死亡会再次降临。[51]伴随着再军事化而出现的大范围防空预警更是加深了大众的这种恐惧心理。“人民忧心忡忡，”一个社民党特工总结道，“他们害怕战争，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德国会失败，然后走向衰落。”[52]

地图18　萨尔兰公投和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5—1936年）

1936年3月，在莱茵河东岸及其附近3万人的掩护之下，一支3000人的部队深入莱茵兰，此时此刻德国人都屏住了呼吸。假如法国人决定派军队进驻莱茵兰，即使希特勒命令德军抵抗，他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驱逐出去。但是法国人没有。他们错估了德军的规模，而真实人数还不到他们以为的十分之一。此外，当时法国大选日益临近，鉴于公众害怕战争，法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法国人的立场获得了英国人的支持。后者迅速行动，阻止任何轻率的反应。毕竟，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只是德国恢复了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没人认为值得为这种事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当时还没人认为希特勒和之前的德国政治家有任何不同，他们以前就从来没有掩饰过想派遣部队开进莱茵兰的渴望。而且，英国公众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政府甚至拒绝支持要国联制裁德国的提议，尽管德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国际协定。于是，希特勒冒了上台以来最大的一次险，但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53]1936年3月29日在又一次的舞弊选举和公投中，98.9%的人赞成纳粹党和政府的行动。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使希特勒更加坚信他不可能失败。希特勒心怀自己不可战胜的神话，加快了德国占领欧洲、称霸世界的步伐。“威胁和警告都不能阻止我走我的路，”他于1936年3月14日在慕尼黑宣布，“是上天为我指定了这条路，我只是凭着梦游者般的本能行事，从不犹疑。”[54]

第二节 建立大德意志

Ⅰ

莱茵河地区的再度军事化深刻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此之前，一如法国在1923年以行动明确展示的那样，它有能力敦促德国履行战败国义务，随时可派军队跨过莱茵河占领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区。然而从此刻起，法国军队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从1936年开始，法国军队便完全处于防御状态。这样一来，德国便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东欧小国。这些东欧小国曾经和法国结盟，然而当它们注意到德国再度崛起可能威胁到自身安全时，便试图改善和第三帝国的关系。在德意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奥地利的安全尤其堪忧。[55]没过多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更近一层。在1936年2月的西班牙选举中，左翼势力获胜并组建共和政府。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右翼军官在全国各地发动联合叛乱，意图推翻共和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是，叛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能达成目标，西班牙陷入让人绝望的血腥内战之中。驻西班牙的德国官员和德国商人都希望希特勒给予叛乱者援助，叛军领袖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也寻求希特勒的支持。没过多久，希特勒的援助就来了。[56]

甚至在1936年7月末之前，德军战机就已经抵达西班牙，帮忙将叛军输送到前线的关键位置，确保叛乱能够持续下去。从这样的小事开始，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迅速加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其中既包含政治考量，又包含军事原因。由于西班牙政治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希特勒担心共和政府获胜会使这个国家被共产党控制。而在不久之前，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刚在法国上台。如果西班牙和法国在西欧联合，这将给希特勒在东欧地区的扩张和战争制造麻烦，尤其考虑到东边还有个苏联，和德国终有一战。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很快意识到西班牙内战是检验德军新式武器装备的绝佳机会。[57]很快，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帝国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来到西班牙，告诉弗朗哥如果他愿意打得比现在更卖力，他会从德国得到更多援助。1936年11月，1.1万名德军士兵和后勤人员带着大量战机、火炮以及装甲车来到加的斯（Cadiz）。月末，佛朗哥的民族主义政府正式被第三帝国承认为西班牙合法政府，同时德军也组建了一支随时能够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58]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明白，德国若是无限制地对西班牙提供援助，肯定会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敌视。英国和法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向内战双方输送援助物资，特别是国民军一边。但是，名义上采取不干涉政策，毕竟意味着欧洲列强对西班牙内战各方的支援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墨索里尼对叛乱者的援助远超希特勒，但是它们加起来也敌不过苏联对共和政府的援助。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聚集在共和政府的旗帜之下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国际人士为佛朗哥政权而战。在这一形势之下，避免西班牙的国内冲突扩大成更广泛的战争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由于大范围战争的风险不大，希特勒有意控制了秃鹰军团的规模。虽然秃鹰军团规模不大，但士兵训练有素，有着很高的军事素养。[59]

在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将军的指挥下，秃鹰军团在国民军一边发挥了重要作用。没过多久，施佩勒的军团开始测试新式的88毫米高射炮，用来对付共和派的战机。不过，秃鹰军团为西班牙内战做出最有效贡献的是轰炸机。在施佩勒的命令下，它们参与了向巴斯克（Basque）地区展开的联合进军行动。1937年3月31日，军团的容克轰炸机轰炸了未设防的杜兰戈（Durango）镇，炸死了248名当地居民，其中包括牧师和修女。这是欧洲第一个遭到密集轰炸的城市。但德国人造成的严重破坏远不止于此。1937年4月26日，四架新式的亨克尔111轰炸机和一些首次登场的梅塞施米特Bf-109战斗机轰炸了格尔尼卡（Guernica）。43架战机，其中包括少数意大利战机，一共向这座小镇投下了10万吨燃烧弹、榴霰弹、烈性炸药，同时，战斗机还用机枪对街上的居民和难民进行低空扫射。这座平时人口不到7000的小镇街上挤满了难民、撤退的共和派士兵以及赶集的农民。空袭一共致使超过1600人丧生，800多人受伤。小镇的中心被夷为平地。这次轰炸坐实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担忧：空袭会在战争中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次空袭在当时不只成了巴斯克认同的一个标志，后来支持共和派的西班牙流亡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接受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创作了一副大型壁画《格尔尼卡》，手法独特、意味深长，将这座小镇及其人民蒙受的苦难展现得淋漓尽致。[60]

国际社会对空袭十分愤怒，于是德国人和西班牙国家人民党人都否认自己对空袭负有任何责任。几年之后开始有人说巴斯克人自己炸了小镇。[61]而在私底下，组织空袭的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上校对战斗结果表示满意，因为新战机和新炸弹都证明了自己的威力。而让里希特霍芬不满意的是，西班牙国民军的将军们没有在空袭之后直接给巴斯克地区的反对派致命一击。[62]但是，秃鹰军团再也没有重复这样的杀人实验。后来，德国人提出在战争收尾阶段应该使用迅速机动的坦克，但被身为传统主义者的弗朗哥否决了。不过，因为有着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出色的将军、内部团结、国际社会保持中立，弗朗哥主义者得以在1939年3月末取得胜利。1939年5月18日，秃鹰军团洋洋得意地参加了弗朗哥在马德里举行的胜利大游行。[63]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再一次给了希特勒随心所欲的机会。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再次反映了英法的软弱无能，促使他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班牙内战加速了二战的爆发。[64]

但是西班牙内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巩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同盟。早在1936年9月，汉斯·弗兰克就曾访问罗马和墨索里尼展开磋商，10月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前往德国和希特勒签署了秘密协定。到了1936年11月，墨索里尼已经在公开鼓吹罗马—柏林轴心。两大强权都表示要尊重对方的意愿，愿意联合起来和西班牙共和国为敌。此外，希特勒还绕开外交部，通过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又称《防共协定》，结成防御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尽管在那个时候协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但它和罗马—柏林轴心一起，标志着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强权开始互相勾结。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65]希特勒还曾经打算把英国也拉进《防共协定》，为此他让里宾特洛甫于1936年8月去伦敦当大使。但英国绝无加入的可能。前去拉拢英国的新大使缺乏手段和智慧，居然威胁要颠覆英国的海外帝国，这对英国人而言实在太过分了，所以他们几乎立刻就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而且，在希特勒看来，鉴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实力超强，德国有必要和意大利结盟。除非能够和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某种协定，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此时此刻去疏远意大利人。虽然希特勒没有放弃和英国人达成妥协，但他仍然坚信联合王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不过在当时，这些考量都要让位于希特勒最直接的目标：称霸欧洲大陆。[66]

Ⅱ

到了1936年下半年，上述目标离实现又近了一步。为快速增强德国军事力量，以便在40年代初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德国推出了四年计划。罗马—柏林轴心形成、签订《防共协定》、西班牙内战取得理想结果，以及温和派在英国政府中占了上风，这些成果都使希特勒确信，他甚至可以在不和英国结盟的情况下加速施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正是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集布隆贝格、弗里奇、戈林、诺伊拉特和雷德开会。据陆军上校霍斯巴赫记录，纳粹德国的领袖在会上表示要在不久的将来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打击。[67]不过就在此时，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某些属下对他的政策缺乏热情，有的甚至还在有意阻挠。在1937—1938年的冬天，他开始将这些人换成一些更愿意加速备战的人。在军方高级领导人之中，不少人都非常警惕希特勒越来越缺乏耐心的备战大业，他们得到了一些外交部官员的支持。在这一批人看来，德国也许有能力拿下奥地利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如果中东欧的战事引发了全面冲突，德国的备战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能够和英法开战的程度。1937年11月的会议之后，战争部长和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以及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都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表现得更加忧虑，他对希特勒的不负责任表示非常失望。虽然军方的人都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但他们十分肯定，现在就发动战争为时过早，会非常危险。[68]

1938年初，继续推进备战的机会出现了，其发端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丑闻。1938年1月12日，长期鳏居的布隆贝格元帅取了一个比他年轻35岁的女人为妻。他是在柏林的蒂尔花园散步时遇到她的。布隆贝格的新妻子玛格丽特·格鲁恩（Margarethe Gruhn）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年轻女人，出身并不显赫。希特勒同意了这桩婚事，因为它能够证明在第三帝国阶级地位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他还同意前往婚礼现场，担任证婚人。但是格鲁恩的背景实际上并不简单。弗里奇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格鲁恩曾经在警察局登记为妓女，拍过色情照片，还曾被指控从客人那里偷东西。警察确认了她的身份。1月24日，戈林觉得自己必须要把她的警局档案交给希特勒。获悉这一事实之后，希特勒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觉都睡不着了。他知道一旦自己为以前是妓女的人作证婚人这件事被捅了出去，他会遭到多少嘲笑。而实际情况对他而言更加糟糕：后来又爆出该妓女的色情照片都是当时和她同居的一个犹太人拍的。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自罗姆事件之后政府遇到的最大危机。他说，“元首完全六神无主。”戈培尔认为对布隆贝格来说唯一有尊严的做法就是开枪自杀。布隆贝格拒绝了戈林宣布婚礼无效的要求，但他也不得不辞职。1月27日希特勒最后一次见到了布隆贝格；第二天元帅就和他的妻子前往意大利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假期。[69]

但这绝不意味着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布隆贝格元帅的事情让希特勒意识到，可以用道德丑闻去败坏其他高级将领的名声。他突然想起来1936年夏天他曾经看到的一个卷宗：柏林的一个叫奥托·施密特（Otto Schmidt）的同性男妓指控弗里奇将军曾经跟他有过同性性行为。那时候希特勒没有理会这个指控，还命令销毁卷宗。不过细心的海德里希却将卷宗锁了起来，在1938年1月25日又呈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感到大事不妙，把消息告诉了弗里奇。弗里奇称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也许就是在第二天，弗里奇匆匆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与会者还有戈林和被盖世太保专门从监狱带出来的奥托·施密特。他们提到，在1933—1934年，有一段时间弗里奇经常请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成员免费吃饭。如果只是这样，他可以向每一个人保证这段关系完全是清白的。此前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现在却非常上心。弗里奇并没有生气，冷静地指斥施密特的故事是无稽之谈，但是这并没有帮到他。在1月27日被盖世太保提审之后，施密特补充了一些有关他和弗里奇的关系的间接性细节。虽然弗里奇轻松地证明了这些都是假的，但木已成舟，希特勒不再信任他了。有人征求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意见，他认为弗里奇并没有洗脱罪名。希特勒的心情变得更糟了，他甚至取消了1月30日就任德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演讲。1938年2月3日，希特勒要求弗里奇辞职。[70]

在居特纳的坚持下，弗里奇于1938年3月18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最后，法庭明确洗脱了对弗里奇的所有指控，因为他们把人搞错了：那个有问题的弗里奇是另一个人。但弗里奇在军队里已经无法继续高升，他志愿前往波兰前线服役，于1939年9月22日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布隆贝格退休并活到了战争结束，1946年3月死在了盟军的监狱里。[71]在处理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事件之余，希特勒还需要为军方的危机寻找出路。在和戈培尔进行深度讨论后，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两位军方高层的倒台可以被掩饰为军方更大范围改组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利用。希特勒撤掉了至少14个将军，其中6个来自空军，其中很多人都对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感兴趣。此外，希特勒还调整了46个高级军官的职务。弗里奇的陆军总司令职务被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Brauchitsch）取代。布劳希奇是一个炮兵军官，这一次被晋升为大将。布劳希奇不是纳粹党员，但他崇拜希特勒，远比前任更加听话。希特勒拒绝了戈林要当战争部长的要求，他只是区区一名退伍上尉，若当了战争部长将军们肯定不服，而且会让他的权力过大。希特勒给他安了个陆军元帅的头衔把他糊弄了过去。[72]

战争部长的位置从此被悬置了起来。此后，希特勒将亲自出马担任军队最高统帅。他为海陆空三军各设置了一个新部门，然后三个部门由一个新建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Wehrmacht）统一协调。最高统帅部由威廉·凯特尔（WilhelmKeitel）将军领衔，凯特尔是旧制度下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同时，希特勒也抓住机会换掉了诺伊拉特，并派自己的人即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显然里宾特洛甫在执行命令方面更加值得信任。保守派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从罗马被召回，希特勒给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换上了一个更加懂得灵活变通的大使。希特勒还让瓦尔特·丰克就任经济部长，换掉了1937年11月26日辞职的沙赫特。对于这些变化，官方解释称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是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但希特勒在1938年2月5日内阁最后一次会议上说明了真相，也在会前同样告诉了高级将领们。希特勒举出了大量间接的细节，军官们都相信了，并为此感到惊骇不已。军队领导层的道德形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能任由希特勒摆布。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他宣布，军队现在“全心全意地忠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73]

上述人事变动让希特勒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德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这时他身边到处都是对他崇拜有加的仆从，再也没有人愿意去限制他了。而且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了。早年支持他的恩斯特·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从1932年开始担任纳粹党的外国媒体主管，基本就是个空衔。汉夫施滕格尔从来没有能力去挑战戈培尔在宣传领域的统治地位，他对希特勒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过去希特勒去汉夫施滕格尔家做客的时候，汉夫施滕格尔会用钢琴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而他则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挥舞手臂。如今这种平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汉夫施滕格尔傲慢自大，以自我为中心，他从来不愿意像奴才一样侍奉希特勒。他曾夸张地吹嘘自己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后勇敢地待在纽约，而纳粹领导层中当时有好几人正在前线作战，他因此而得罪了这些人。后来汉夫施滕格尔还诋毁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弗朗哥作战的德国军队。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决定给他一个教训。1937年2月，希特勒命令汉夫施滕格尔前往西班牙和战线后方的德国线人取得联系。可是，在飞机上飞行员却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告诉汉夫施滕格尔他实际上是被派去敌人后方执行秘密任务的。毫无勇气的汉夫施滕格尔慌了。最后飞行员把他放到了莱比锡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上，声称发动机出了问题。这件事的完整过程被戈培尔的摄像师录了下来。戈培尔在日记里说，他看了最后出来的录像都要笑死了。但汉夫施滕格尔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他相信自己已经成了暗杀行动的对象，于是逃到了瑞士，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德国。[74]

Ⅲ

1938年初，希特勒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地利身上。1936年7月11日，德国和奥地利达成正式协议，协议中奥地利接受自己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且奥地利独裁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为了迎合希特勒，答应让所谓的“国民反对派”即奥地利纳粹党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德奥关系在两年前的政变之后出现了困难，舒施尼格视此为解决之道；而希特勒将其看作一根楔子，这根楔子最后会撬开奥地利的主权，帮助德国完成统一。[75]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希特勒都认为行动时机没有成熟。在整个1936年中，希特勒一直要求奥地利纳粹分子小心行事，避免引起国际社会警觉，毕竟当时整个欧洲都还在慢慢消化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这件事和它引起的后果。在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仍在伪装。奥地利纳粹分子也遵守了希特勒的命令，当时德国已掀起狂热的反天主教行动，而他们却压低了反天主教的调子。奥地利是一个天主教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如果要完成统一，即便不能争得天主教会的支持，也至少要使它保持中立。不过，有关如何应对希特勒给出的行动限制，奥地利纳粹运动内部产生了分歧，地下党分裂严重。致使内部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是舒施尼格把支持纳粹主义的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带进了政府。奥地利纳粹党对此极为愤懑：堂堂反对党领导层中的人居然被政府招安了！1937年10月，纳粹党把赛斯—英夸特队伍中的奥迪罗·洛波克尼克（Odilo Globocnik）开除了党籍。同时，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领导的奥地利党卫队违背党的领导层意志，大力宣传非法活动。鉴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从内部推翻奥地利独立主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76]

不过在希特勒主张小心行事的同时，赫尔曼·戈林却相当大胆。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日渐担忧原材料供给短缺和熟练工人数量不足会让德国无法为重整军备和备战做好充分准备。而在这两方面奥地利都拥有充足资源。戈林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施蒂里亚（Styria）铁矿石储量丰富。为明示自己的计划，戈林特意制作了一份欧洲地图，将奥地利并入了德国。1937年9月，他向墨索里尼展示了这份地图，两个月之后又给奥地利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看了看。墨索里尼的沉默被他视作同意。奥地利并入德国符合戈林的地缘政治理念：在中欧建立一个由德国主导的幅员辽阔的经济共同体——从1900年代初起就为人所熟知的大中欧（Mitteleuropa）理念。戈林还推动两个国家实行货币统一。不过奥地利政府对此反应并不积极，他们怀疑货币统一最后将不可阻挡地导致政治统一，毕竟德国的经济实力要强大太多。结果在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访问德国时，就连希特勒也向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坦言，戈林的做法过于粗暴。不过，希特勒没有阻止戈林。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向戈林的主张靠拢了，认为吞并奥地利这件事宜早不宜迟。[77]

1938年初，希特勒之所以愈发感到吞并奥地利的紧迫性，背后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虽然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正在高速推进，但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有所动作，这意味着德国的优势将很快消失。此外，从当时的经验判断，英法似乎仍然非常犹豫是否要针对德国的扩张行动予以坚决回击。这种犹豫反映在1938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的一次人事变动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位置被主张对德绥靖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取代。但是谁知道英法绥靖为主的政策会持续多久？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了，他就快要过50岁生日了，而且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1938年5月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另外还有一个更直接、更关键的原因。为转移人们对军方领导层危机的关注，希特勒觉得有必要在外交方面做出一些壮举。这一次（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希特勒还拥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德国和意大利达成了和解，墨索里尼不再坚持反对德国占领奥地利（这是希特勒作为一个奥地利人自其政治生涯之初就有的梦想）。其次，舒施尼格在希特勒派驻维也纳的特别大使弗朗茨·冯·巴本的鼓励下，非常急切地想要和希特勒会面，因为他想要弹压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动。他害怕这些人正在策划一次和1934年类似的政变，那次政变可是要了他前任的命。舒施尼格和希特勒的此次会面将有着决定性的意义。[78]

其实从1936年开始，舒施尼格的政府就已经开始逐渐变得虚弱了。在改善经济状况上舒施尼格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奥地利经济还深陷在大萧条泥潭之中。数年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以及大规模失业让社会大众不只丢掉了对政府的幻想，还让他们确信弱小的奥地利共和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自食其力。在1866年之前，奥地利一直属于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德国；而在整个20年代，奥地利主要的政党都致力于使奥地利回归德国。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一边，尽管1933年纳粹夺权使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从纲领中取消了回归德国这一条，但毫无疑问他们很多人仍然相信回归是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最好方法；在他们看来，加入第三帝国，只是从一个失败的独裁体制转到了一个成功的独裁体制。此外，很多社会主义者在1934年2月遭到政府和军队的残酷镇压，他们绝不可能支持广受憎恨的舒施尼格；他们认为这个人应为冲突中数百名社会主义同志被杀负部分责任。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1936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奥地利反犹主义浪潮还在“持续升温”，因为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不只是纳粹分子在煽风点火，还有越来越受欢迎的一小撮保皇派人士也参与其中，主要领导人是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大公。舒施尼格曾经想要联合支持者建立法西斯式的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但他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秘诀在于驾驭大众的不满情绪，政府支持下的类似运动不会让任何人信服。后来舒施尼格又在1936年禁掉了难以控制的国土安全联盟，这使他失去了当时仅存的能够帮助他抵抗德国入侵的武装力量，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武装组织早已被前任陶尔斐斯判为非法。这时，数千名受到压制的武装组织成员开始向因为同样被舒施尼格禁掉的而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纳粹党靠拢。[79]

在巴本的斡旋下，希特勒和舒施尼格于1938年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会晤。为了吓唬这位奥地利独裁者，希特勒在自己的度假山庄安排了一批德军高级军官，其中包括曾在西班牙作战的秃鹰军团指挥官胡戈·施佩勒。希特勒已经通过赛斯—英夸特全面了解了舒施尼格的立场。他完全没给舒施尼格争论的机会，一开始便怒气冲冲地长篇大论，“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祖国的历史，”他咆哮着，“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漫长的历史矛盾现在必须画上句号。”在整整两个小时之内，希特勒一直在向舒施尼格讲述自己是如何不可战胜（“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也许是整个历史中最伟大的德国人”），并明确表示德国会采取军事行动，外国势力的干预是无法阻止德国的（“第三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干扰它整顿自己边境线上的问题”）。[80]当舒施尼格提出异议，请求时间商讨时，希特勒直接把凯特尔将军叫进了屋里。凯特尔在屋里坐了10分钟才离开，这一行为深藏的威胁含义不言而喻。第二天早上，为加强威慑，凯特尔奉命前往柏林，其目的是安排在奥地利边境举行恐吓性军事演习。[81]

2月15日，受到严重恫吓的舒施尼格同意了希特勒的所有要求。现在奥地利要正式和德国施行统一的外交政策，要在祖国阵线中使奥地利纳粹党合法化，要释放在押的纳粹分子和取消针对他们的一切措施，还要和德国展开军事和经济合作计划。在希特勒的要求下，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不过其实很多奥地利纳粹分子痛恨赛斯—英夸特，在他们看来赛斯—英夸特和政府妥协是一种背叛。作为回应，纳粹分子砸烂了驻维也纳德国大使馆的窗户。1938年2月21日，希特勒将奥地利纳粹党的五大高级领导人召到柏林，宣布开除他们，并且禁止他们返回德国。希特勒说，他们的党从现在开始要遵守法律。他告诉他们，现在的目标是接管奥地利政府并将其纳粹化，而不是从底层发动暴力革命。不过，就连希特勒亲自出马也抑制不住奥地利纳粹党内部的某些激进元素。激进分子发动了公开游行示威，其规模远超祖国阵线举行的类似活动。据报道，在公共场合使用纳粹礼和佩戴纳粹卐字徽章的人越来越多，赛斯—英夸特为实现从内部接管政府的目标本想颁布禁令，但收效不大。警察拒绝执行禁令，军队也明显地开始偏向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边。一个似曾相识的矛盾又出现了：官方从上面施压，说要保持冷静，而下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双方针锋相对。舒施尼格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实际是把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协议会迅速导致两个国家合并，因此对舒施尼格的支持和奥地利政权的合法性正在他眼前逐渐消失。[82]

1938年3月9日早晨，为回应日益让人绝望的国内局势，舒施尼格突然宣布将在3月13日举行公投，奥地利选民将回答他们是否支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社会主义且统一的德意志基督教奥地利”，而这次公投是“为了自由和工作，为了愿为人民和祖国而战的人们的平等权利”。为保证这个本来就已经极具倾向性的问题从奥地利选民那里获得“是”的答案，舒施尼格还有意限制了投票人的年龄。奥地利政府要求投票人年龄超过24岁，这样就可以排除掉大量支持纳粹运动的年轻人。此外，由于奥地利实际上处于舒施尼格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暴政之下，谁也无法保证公投是自由投票，舒施尼格也没有保证说是。选民登记过程也不合理，这为操纵公投结果留下了大量空间。希特勒获悉之后雷霆震怒，他认为舒施尼格的举动背叛了贝希特斯加登协议。希特勒把戈林和戈培尔叫来，就如何阻止公投进行了激烈讨论。同时军队匆忙地开始制定入侵计划，而计划的唯一根据是此前进行的一项有关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后果的研究。1938年3月11日早晨10点，希特勒给舒施尼格发去了最后通牒：公投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且公投问题的措辞必须改为和萨尔兰公投类似，即含蓄地问选民是否同意（而非反对）和德国统一。希特勒还要求舒施尼格必须辞职，要赛斯—英夸特走马上任。舒施尼格同意推迟公投，但拒绝辞职。为抢占先机，戈林致电当时非常紧张、一直瞻前顾后的赛斯—英夸特，要他告知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如果不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那么已在边境整装待发的部队晚上就可以出动，那意味着奥地利将彻底完蛋”。戈林还说，“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让国家社会主义者放开手脚，让他们能够在所有的街道上自由行动。”[83]

3月11日晚，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游行，一支党卫队分遣队还占领了蒂罗尔（Tyrol）地方政府的总部。上奥地利纳粹地方领导人在林茨的城市广场向兴高采烈的2万人宣布舒施尼格已经辞职。不过事实上舒施尼格在3月30日下午迫于戈林的第二份最后通牒才宣布辞职。最后公投也被取消了。当时正好在维也纳的威廉·夏伊勒在街上“被正在歇斯底里地高声尖叫的纳粹暴徒”推着走。据他记载，警察当时“就在一边看，还笑得很开心”。有的警察已经在胳膊上佩戴纳粹卐字标志了。“一些强壮的年轻人举起铺路用的石块朝犹太人商店的窗户扔去。人群爆出阵阵笑声。”当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时，戈林要赛斯—英夸特向德军发出正式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恢复秩序。但这时赛斯—英夸特还没被任命为总理，他犹豫了，结果邀请是由威廉·开普勒发出的，他是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分部头目，当时人就在维也纳。邀请在1938年3月11日晚9点10分发出。此外，希特勒还派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去拜访墨索里尼，请后者保持中立。在晚上10点45分亲王亲自致电希特勒说一切正常。“请告诉墨索里尼我这次绝不会忘记他，”希特勒说，“绝不，绝不，绝不，不管后面发生什么。”英国人也表示中立。结果到了午夜奥地利总统终于撑不住了，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不过这一切都太迟了，戈林撺掇希特勒说，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就是软弱的表现。于是希特勒在8点45分对凯特尔将军下达了入侵奥地利的命令，无论奥地利人是否接受最后通牒。傍晚时分，舒施尼格对奥地利人民做了一次充满感情的广播演讲，他列出了最后通牒的条款，同时否认局势已经失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没有做好流血的准备。”他说。1938年3月12日清晨5点30分，前两天已经集结在巴伐利亚的德军部队越过了国界线，入侵奥地利。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84]

Ⅳ

当德军于清晨向奥地利主要城市缓慢推进时，他们遇到了迎接的人群。奥地利人一边欢呼“万岁”，一边将鲜花扔向他们的脚下。每经过一个地方，被禁的奥地利纳粹党秘密成员都跳出来公开表忠心，他们非常张扬地把以前藏在翻领下的卐字纽扣露出来。[85]在得到军方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之后，希特勒飞到慕尼黑，由一辆敞篷车载着前往边境，一队摩托化党卫队亲卫队跟随左右。当天下午3点50分，希特勒抵达了自己的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am Inn），一路上受到热情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希特勒于当天傍晚晚些时候到了林茨，在那里和希姆莱和赛斯—英夸特等许多纳粹领导人会合。当教堂钟声敲响之时，希特勒在城市大厅的阳台上向群众致辞。致辞不断被“万岁”的呼喊声和“一个民族、一个德国、一个领袖”的歌声打断。希特勒警告说，“任何分裂民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86]希特勒先是去了莱昂丁（Leonding）给自己父母的坟墓献了花，并且重访了曾经住过的老房子。之后他回到旅馆考虑奥地利和德国的正式合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最开始他还只是想亲自担任奥地利总统，并举行公投询问是否同意合并，这种方式可以将奥地利多数现存机构保留下来。但是在受到奥地利人对他的狂热欢迎后，他相信德国可以立即完全地吞并奥地利，且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他们都是德意志人。”他告诉一个英国记者。[87]

地图19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3月13日夜里，德国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拟了一份关于吞并奥地利的法律草案。重组之后的奥地利内阁对草案内容表示同意，希特勒也签了字。这两个国家的统一将形成“大德意志”。原本奥地利是要整个变成德国的一个省，由赛斯—英夸特领导，但希特勒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抹去奥地利的身份存在，让首都维也纳降级——因为他一直不喜欢维也纳——提升其他地区的地位。到1939年4月，空降至奥地利回归帝国委员会（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Austria）任职的纳粹党莱茵地方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已经解散了地方议会，整合了地方和党的行政机构。不过，在经过一些调整之后，他还是保留了奥地利这片地区的身份存在，只是将其更名为东部边区（Ostmark）。之后在1942年，奥地利的存在才被彻底消灭，分裂为德国的两个区：阿尔卑斯区和多瑙区。[88]可是，这并不是许多奥地利人特别是维也纳人所期待的结果，连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失望，因为他们遭到冷落，而来自德国的行政官员则平步青云。但是不管后来怎么样，这些人一开始热情高涨。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的摩托车队正从林茨开往维也纳，在路上他又被欢呼的人群拖慢了前进脚步。他不得不在到达维也纳之后从旅馆阳台向人群致意，因为人群不听到他讲话绝对不会安静下来。他那天迟到了，但迟到给了维也纳纳粹分子准备的机会。学校和工作地点都关门了，有大巴车从乡下把纳粹分子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运到城里。3月15日，希特勒向一大群陷入疯狂的人——大约有25万人——致辞，他宣布奥地利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作为德国的屏障，抵御来自东方的威胁。[89]

奥地利人接受统一，一方面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他们对自己那个艰难生存的小国家已经幻灭，另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分子做了细心的准备。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直都渴望统一，他们的怀疑只是针对1933年之后德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出于更广泛的民族原则。1934年2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耗时不长的内部政治冲突中被陶尔斐斯镇压，多数领导人或者流亡在外，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重拾传统又开始组织地下抵抗运动，或者干脆在政治上销声匿迹。纳粹分子首先和社民党的温和派沟通，恳求并说服了其领导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于4月3日公开宣布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希特勒在精力充沛的弗朗茨·冯·巴本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向奥地利天主教会领导人、枢机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保证，教会及其附属机构（包括学校）不会受到伤害，因尼策接受了希特勒的诺言。其实，因尼策早就把纳粹主义视为抵御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最佳武器，他召集了一批高级教士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3月18日的统一表示支持。在声明末尾，他以个人名义写上了“希特勒万岁”。[90]此外，伴随着这次公投的还有一场选举，由曾经策划过萨尔兰公投的约瑟夫·比克尔负责。选举列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选民将从其中选出大德意志国会代表。公投于4月10日正式举行，其间充斥着大量的舞弊和恐吓。于是结果可以预料，最后99.75% 的奥地利选民支持统一。而至少从一些盖世太保报告可以判断，维也纳选民中只有1/4—1/3的人真正支持统一。[91]

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了被第三帝国吞并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邮政服务、铁路、银行系统、货币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机构都被德国的舶来品取代，奥地利的税务系统在1940年1月基本被德国接管。接管之后仅两天，奥地利经济就被并入四年计划的统筹之下。德国的企业进来接管了奥地利人的生意，因为四年计划的经济主管认为他们做事太慢，缺乏效率。当然，奥地利的企业有一部分本来就是德国人所有，但这次接管还是激起了一波新的购买潮。比如，林茨新建了一个巨型赫尔曼·戈林工厂，其目标是奥地利巨量的铁矿石储备。石油和铁矿石产量在接管之后激增。奥地利有相当规模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接管之后也归了第三帝国，德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增长。同时，吞并奥地利之后，德国边境线向东南方向扩展，可以更方便地同巴尔干半岛展开贸易。另外，奥地利还能为四年计划提供人力资源。的确，被已经过热的德国经济吸收确实给奥地利人带来了很多好处，奥地利失业率很快就降下去了，德国士兵和行政官员的到来也刺激了本地需求的增长。但是奥地利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德国相对较高的工资刺激并不足以吸引奥地利各省的失业技术工人去德国工作。于是，为了缓解德国的人力短缺，同时也为了降低奥地利的失业统计数据，戈林决定强制征用劳动力。1938年6月22日，德国就此下了一道命令，到了第二年，已经有10万奥地利工人被强制征召，前往当时已经被称为“旧帝国”地区劳动，其中包括10000名工程技术工人。这些人的离开，奥地利出现的就业新机会，以及所有奥地利工人加入劳工前线和“力量来自快乐”组织，都对工人抵抗运动起到了安抚作用。[92]

但是在对付抵抗运动时，纳粹当局不会冒任何风险。最开始来维也纳的人中就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带来了一队盖世太保军官，意在消灭抵抗运动。尽管很多奥地利前政府的领导人都选择了流亡，但前总理舒施尼格拒绝离开，随后被纳粹当局逮捕；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日子里他都在监禁中度过。巴本的秘书威廉·冯·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也被盖世太保抓了，不久之后他的尸体在水沟里被发现。曾经带头镇压1934年纳粹起义的国土防卫团前领导人法伊（Emil Fey）少校选择了自杀，并杀光了自己的家人。奥地利军队里面有2555名军官被强制退役，还有数量更多的一批军官被转岗去做行政工作。这些措施影响了超过40%的军官。剩下的奥地利部队都被打散，分到德军部队之中，以完全消灭奥地利军队的军事身份认同。而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秘书则换成了奥地利党卫队的首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新任维也纳警察局局长是奥托·施泰因豪斯（Otto Steinhöusl），他曾经在1934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6000名德国普通警察以及大量盖世太保特工作为补充力量加入了奥地利警务系统。但是总的来看奥地利警务系统并不需要进行大清洗，里面很多人之前就已经秘密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自愿转交了在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时期搜集的反对派信息，657非常详尽，覆盖面很广。盖世太保就此迅速展开行动。3月12日夜晚，他们对那些被认为可能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的人实施抓捕，一共逮捕了2.1万人。达豪集中营为了安置他们，准备了新的特殊设施。这些人多数都在当年晚些时候获得释放，1938年年底已经只有1500人仍在监禁状态。一直到二战末期，奥地利都没有出现像样的抵抗运动。同时，希姆莱还在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新建了一个集中营，收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囚犯，派他们去采石场挖石头，供施佩尔的建筑计划使用。1941年入侵苏联之前，该集中营是大德国境内最残酷的集中营。维也纳城市委员会为集中营腾出了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毛特豪森集中营出产的部分石头要用来铺设维也纳的城市街道。[93]

奥地利的犹太人承受了最为严厉的镇压。全国近20万犹太人中，有17万都住在维也纳。由于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好几年都处于非法状态，他们积累了大量无法发泄的能量，其侵略性比“旧帝国”的任何组织都强。一些纳粹强硬派对所谓的“从犹太异端统治下解放维也纳和东部边区”兴奋异常，并声称要“清洗已经犹太化的奥地利”。[94]德国经过好几年和好几个阶段才发展成熟的反犹政策和反犹行动在奥地利一齐爆发，其仇恨和暴力程度恐怖异常。奥地利的纳粹新领导人很快就引进了德国的反犹主义法律，包括雅利安人条款和纽伦堡法案（1938年5月）。在文官系统和脑力劳动行业，犹太人都被即刻清洗。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拥有500名职员的财产转移处——也建立起来，负责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大量犹太人的财产都落到了奥地利纳粹分子手上，他们声称这是对舒施尼格治下数年来所受压迫的补偿（但这种压迫和犹太人根本没有关系）。[95]到1938年5月，3.3万个犹太人企业中已经有7000个被关闭，到了8月份已经有2.3万个消失无踪，剩下的都被雅利安化了。在多数情况下，官方采取措施之前都有非官方的暴力行动。

比如，接收奥地利最重要的银行即奥地利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之后没过多久，一队冲锋队员先把银行委员会主席弗朗茨·罗滕贝格（Franz Rothenberg）塞进车里，然后在汽车全速行驶时将其推出车门，导致罗滕贝格身负重伤。一家炸药厂的主管伊西多尔·波拉克（Isidor Pollack）在4月份被褐衫军痛打，后来伤重不治去世。他的厂被法本接管，而奥地利信贷银行则被德意志银行接管。[96]

此外，奥地利纳粹分子还闯进犹太人的工作场所、房子和公寓，将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并把主人赶到大街上。在大街上，这些犹太人被召集在一起，先是遭到一顿辱骂和殴打，然后被带去清理城市建筑上的反纳粹涂鸦。不久，纳粹又想出了新花样：强迫犹太人跪在街道上，擦干净用油漆在或者用粉笔涂在地上的奥地利平头十字等标志，周围的围观者看到时又是鼓掌又是嘲笑。他们完成这项屈辱的任务时，还常常要忍受别人的推搡、踢打和泼来的冷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维也纳的记者乔治·格迪（George Gedye）写道：

犹太人每天在拥有“金色维也纳之心”的暴民的拥挤、嘲骂和笑声中被纳粹冲锋队员从店铺、办公室和家里拉出来，不分男女。纳粹分子把已经蘸了酸液的刷子交给他们，让他们跪在街上花好几个小时去完成一项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去除舒施尼格的宣传标志。整个场景我都可以从办公室的窗户上向下看到（我还看见纳粹分子会在干净的地面喷上标志，然后再让犹太人去擦）……每天早上，哈布斯堡巷里的党卫队小组都会获悉有多少犹太人来干这些下贱的活儿……最受纳粹分子欢迎的是让犹太人去清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马桶，而且强迫他们徒手清理。[97]

其他犹太人在街上完成日常工作时会遭到袭击，而袭击者完全不会受到惩罚，袭击者在殴打他们之前，通常会抢走他们的钱包和毛皮大衣。[98]

到了1938年3月17日，甚至连海德里希都在提议让盖世太保把干这些事情的纳粹分子抓起来。可是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了4月29日，冲锋队领导人才接到警告：如果再让这些暴行继续下去，他们就会被撤职。在此之后，暴力事件才开始减少。同时，纳粹分子还开始通过官方渠道没收维也纳犹太人拥有的公寓，到1938年末7万套公寓中已经有4.4万套被雅利安化。纳粹党也开始驱逐犹太人，手段要比在德国直接得多。比如，在布尔根兰（Burgenland）东部毗邻匈牙利的一小块地区，纳粹当局没收了那里已经有一段历史的犹太人社区中3800名成员的财产，关掉了所有犹太人的公司，还把社区领导人抓了起来。随后，政府借口要在边境建一个安全区，开始驱逐所有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被拖拽到警察局，遭到连续不断的殴打，直到他们在放弃自己所有财产的声明上签字。警察随后把他们带到边境，强迫他们跨越边境线。但是，因为邻近国家经常拒绝接收他们，很多犹太人滞留于无人区中。有一次，51名犹太人被随随便便地扔在了多瑙区某个贫瘠的沙岛上，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大多数犹太人都逃到了维也纳的朋友和亲戚那里。到了1938年，布尔根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了。部分是为了应对犹太人向维也纳的逃亡，1938年5月25日至27日，维也纳的盖世太保抓了1900名曾经有犯罪记录的犹太人，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么微不足道，一律送进了达豪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这些犹太人会被隔离开来，遭到极其狠毒的虐待。警察也逮捕并驱离外国犹太人，连住在维也纳的德国犹太人也不例外。到1938年11月，总计已经有5000名犹太人从奥地利被驱逐。这些事件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群体中引起了恐慌。许多人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还有数千人尽其所能离开了奥地利。为了加速犹太人移民，纳粹当局在1938年8月20日设立了犹太人移民中央署。[99]

中央署由阿道夫·艾希曼负责，他因为在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而臭名昭著。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职业生涯进行更仔细的考察。早在1938年，艾希曼就已经崭露头角，主要是因为他为中央署设置的工作流程后来被广泛采用。艾希曼是莱茵兰人，出生于1906年，一战爆发前一年，他和他的家庭一起搬到了林茨，之后就一直住在奥地利。艾希曼出身于中产阶级，自小受到中产阶级式的教养，不过没有取得上大学的资格，20年代他在一个石油公司担任过销售代表。作为小众的奥地利新教徒，艾希曼强烈认同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加入了独立青年运动，并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中产阶级泛德意志主义卡尔滕布伦纳家族过从甚密。1932年艾希曼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开始受到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的影响。卡尔滕布伦纳是一名29岁的法学毕业生，以前是学生兄弟会的激进分子。他还是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1930年加入了奥地利党卫队。1932年，在卡尔滕布伦纳的劝说下，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艾希曼在大萧条中丢掉了自己的工作，1933年8月搬到了柏林，在党卫队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不久之后，艾希曼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搜集德国境内共济会的情报。他的勤奋和高效使他在党卫队内部迅速晋升。到了1936年，他开始在保安处的犹太人部工作，负责写一些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等主题的简单文章，吸收了该部门的精华，即激进、“理性”的反犹主义。[100]

1938年3月16日，艾希曼作为特派团队的一员来到维也纳，并已经罗织好了一份逮捕名单，上面都是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保安处意识到如果要使强制移民有序进行，少不了犹太人领袖的配合。最麻烦的是最穷的那批犹太人，他们缺乏离开奥地利并在别的地方开启新生活的基本手段，如果要把他们算进移民计划，就需要犹太人的协助。艾希曼命令犹太人社区的领导成员聚在一起接受面试，并从中挑选出了一位最适合的人选：知名律师约瑟夫·洛温赫茨（Josef Löwenherz）。艾希曼让他回到牢房，下令除非洛温赫茨为奥地利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定出计划，否则他不会获释。洛温赫茨要求建立一个能够高效处理移民申请的系统，以消除当时常见的欺诈和故意拖延现象。艾希曼很快做出回应。他设计了一种有序处理移民申请的方法，并将犹太人社区及其成员被没收的财产安排给中央署使用，供其资助穷苦犹太人移民。当时广为流传着有关达豪集中营虐待犹太人的恐怖故事、中央署官员一整套的虐待和侮辱手段，以及街头持续不断的恐怖行动，这些传言让奥地利犹太人排起了好几千人的长队去中央署领取出境签证。洛温赫茨等为中央署工作的犹太人经常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指标就会被送去达豪。艾希曼后来自夸说，到了1939年5月，已经有10万名奥地利犹太人完成合法移民，数千人非法穿越了边境，这些人中很多最后去了巴勒斯坦。作为回报，艾希曼得到了晋升，沉浸在了新的权力之中，因而在与一个个犹太人打交道时变得更为野蛮和残忍。他的中央署如同一条流水线，抢劫犹太人财产去资助穷人移民，实行恐怖手段，利用肯合作的犹太人。党卫队保安处后来对付犹太人时，就是以艾希曼的方法为模板的。[101]

Ⅴ

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伴随着其间极端的反犹行动，让整个德国再次兴起一股反犹浪潮。其他的不说，单单吞并奥地利就直接给第三帝国增加了20万犹太人，比被纳粹当局从1933年3月到1938年3月强行赶出德国的犹太人数量都大。[102]吞并奥地利带来的新犹太人让德国的反犹行动几乎白忙活一场。于是纳粹党再次下定决心，要加速强制移民。如果没有奥地利，以及纳粹激进分子胜利之后感到自己不可战胜的狂妄，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1938年夏天席卷德国、在11月9—10日大迫害中达到高潮的反犹暴力行动。奥地利也感受到了大迫害的威力。维也纳有42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多数仍为犹太人所有的商店都被毁灭，近2000个犹太人家庭从家里和公寓被驱逐。一支党卫队分遣队于11月10日捣毁了犹太社区中心和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艾希曼虽然抱怨大迫害打乱了正常移民工作，但实际上他很明白背后的真正意图：通过突然提升恐怖活动强度加速移民进程。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地利的恐怖活动目的也在于此。[103]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吞并奥地利和驱逐犹太人群体令纳粹领导人在文化掠夺一途胃口大开。他们没收了许多重要的艺术藏品，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德国财政部最终将这些藏品拍卖，以此抵付新规定的税负。纽伦堡市长成功取回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冠珠宝（1794年从纽伦堡搬到了维也纳），打算带到1938年的纳粹党集会上。艺术商也开始搜集被抢劫的藏品，就像秃鹰争夺尸体一样。赫尔曼·戈林阻止了继续出售和出口藏品的计划，因为他自己看上了其中的某些艺术品。但是领导抢劫的却是希特勒本人。1938年5月的罗马之行让希特勒觉得，他的大德意志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艺术之都。于是他把目光移向童年待过的林茨。1939年6月26日，他命令艺术史家和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汉斯·波塞（Hans Posse）在林茨准备一场艺术博物馆展览。7月24日，博尔曼通知比克尔治下的奥地利行政机构，所有没收的藏品都要供波塞或希特勒本人挑选；到了10月，波塞设法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藏品也纳入了展览名录中。抢劫欧洲文化遗产的行动开始了。[104]

德国人对这些劫掠活动所知不多。他们对吞并奥地利的直接情绪反应比较复杂。同样的情况在之前——比如1936年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时——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民族自豪感和紧张，甚至是因担心爆发全面战争而引起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有一些报告称，恐慌紧张才是对奥地利危机的第一反应，不过当其他欧洲列强反应消极，表明至少这次还不会爆发战争时，民众的恐慌很快被民族主义热情取代。“希特勒简直就是政治天才”这种观点当时非常流行。“是的，他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比拿破仑还伟大，因为他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整个世界。”吞并奥地利是一次和平行动，这是问题的关键。工人们可能对社会主义势力不做抵抗而感到沮丧（“红色维也纳呢？”），但是很多人都对希特勒的不流血政变印象深刻：“他真是个厉害的人物。”某人曾经回忆道。[105]

一位社民党特工也承认，希特勒于1938年3月15日在维也纳的演讲激起了“胜利的热血与狂欢”：

……这次的狂欢简直席卷了所有人……甚至连一直以来对希特勒冷眼旁观，或拒绝他的社会阶层也被卷了进来，承认希特勒是一个伟大且睿智的政治家，他会领导德国复兴，重拾1918年战败之后丢掉的伟大和尊严。[106]

吞并奥地利使希特勒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对第三帝国政策的其他部分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依然兴奋异常。[107]路易丝·索尔米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和奥地利的统一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我心中古老德意志梦想的实现：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一个无所畏惧、决不妥协、不畏艰险的人实现了这一切”。她带着极度的兴奋收听广播。

在广播播报事件进展时，她记录下了每一次行动，每一次演讲。尽管她的家人由于种族混血受了苦，她还是十分狂热。“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梦，”她写道，“一个人完全脱离自己的世界和自己……但一个人必须记着，如果被驱逐出了人民共同体，他就像罪犯一样低人一等。”[108]但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已经绝望：“我们活不到第三帝国终结的那一天了。”他在1938年3月20日写道。他还记录说，“从昨天开始，一张画有大卫星的巨幅黄色海报贴在了我家围墙的柱子上：犹太人”。[109]

吞并奥地利取得的成功令希特勒更自信了，他更加坚信自己是神谕的选择，他不可能做错任何事情。当时他在演讲中不断标榜自己的神选地位，强调自己是重生德国的缔造者。现在没有人能限制他了。军方刚刚经历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仍处于震荡之中。一些军官幻灭了，对此重大胜利毫无反应。尽管幻灭的军官担心从长远看希特勒会把德国引向深渊，但鉴于纳粹领袖的巨大威望，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法直接采取行动。这时在里宾特洛甫怂恿下，希特勒开始关注捷克斯洛伐克。里宾特洛甫轻率地向希特勒保证，英国不会干涉。既然在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欧洲其他列强反应如此消极，德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继续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中期目标，由陆军上校霍斯巴赫做了记录。[110]

在1938年3月18日的国会演讲中，希特勒情绪激动地控诉整个欧洲都在“野蛮地侵害数百万日耳曼种族同胞”。3月28日，希特勒为即将于4月10日同时进行的选举和公投准备公开演讲和公众集会，在活动中途他和苏台德德意志党（Sudeten German Party）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面。苏台德德意志党受纳粹政权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代表德意志少数族群。希特勒要求，德意志党不能和捷克政府合作，相反应该掀起一场运动，为“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全面自由”而战。[111]于是，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宣告开始，最终目标是完全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并将其以某种形式吸收进德意志帝国。只有这样，德国在“安边”之后才能获得一块跳板，为入侵波兰和苏联做好准备，同时开辟经过种族重组之后的“生存空间”。这是希特勒多年以来的梦想。5月28日，希特勒告诉自己的将军和外交部官员，他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让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消失”。两天之后，经过修改的军事计划出炉，用以执行希特勒“不可动摇的决定，在可见的将来用军事行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112]这一次，希特勒不能再说自己是为了调整1919年和平协议中和领土相关的不平等惩罚性条款而有所行动了，这样的冒险行为对他而言是头一次。希特勒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节 强取捷克斯洛伐克

Ⅰ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欧洲仅存的几个民主政权之一。在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下，参加1919年和平谈判的捷克代表团成功赢得独立，脱离了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还将王朝辖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邦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它南边的邻居奥地利不同，它的发展前景很好，有望在未来形成强大的工业基础。但和其他脱离哈布斯堡旧王朝独立的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有大量少数族裔，其中最大的一支是300万之众的德意志民族，多数聚居在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尽管捷克语是当地官方语言，但差不多9/10的德意志人在处理公务时仍然使用母语。同时，相关地区的学校也在继续使用德语，作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在捷克议会还有自己的代表。德意志人的政党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虽然说德语的人要先学会捷克语才能加入政府文官系统，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许多德意志民族的人住在苏台德地区。渐渐地，他们开始被称作苏台德德意志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他们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其个人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受尊重程度比在欧洲其他多数地区都高。虽然他们的集体权利并没有得到保证，但是20年代晚期国家内部的确出现了大量讨论，讨论是否也应该把这批人叫作“国民”，就像和捷克人一样。[113]

地图20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30年代初，两大因素一起摧毁了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相对和平的共存局面。第一个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严重影响了德语人群。消费导向的轻工业如玻璃制造和丝绸业多集中在德语区，在危机的影响下相关工厂全部倒闭了。到1933年，德意志人已经占了国内失业人口的2/3。当时已超负荷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这部分德意志人划入了贫穷或赤贫人口。这时候，第二个因素出现了，那就是纳粹党在德国掌握了权力。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影响下，德国经济开始复苏，而这时捷克的德语人口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于是很多绝望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开始关注第三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德语人群团结在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旗帜之下，一方面要求在地区自主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宣布效忠捷克斯洛伐克，和国外的德国纳粹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该党的领导人是学校老师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1933年初入党、曾经参加过德意志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当时均已被禁）的成员给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1937年，希特勒在外交上的成功使他们占了上风。1936年苏台德德意志党获得了德意志人63%的选票。1937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意识到了危险，随即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让步，吸收德语族群进入文官系统，还向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企业提供政府合同。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那时柏林也在向苏台德德意志党的金库输血。德国政府凭借自身的金融影响力，迫使亨莱因施行分离主义政策，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日益疏离。[114]

到了1938年春，眼见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德意志党愈发按捺不住，开始开展暴力活动。在地方选举中，该党开始大规模恐吓反对者，其得票率上升到75%。[115]柏林方面也开始施加更多压力，最后捷克政府承认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权，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补助。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116]亨莱因想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而希特勒想要战争。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入侵奥地利完全不同。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希特勒、纳粹主义和德国政府的统治，但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些都是持反对立场的。捷克斯洛伐克比奥地利更大、更富、实力更强，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其中包括斯柯达工厂（Skoda works），当时欧洲主要的武器制造商之一。捷克军队也和奥地利军队不同。奥地利军队弱小，对战争缺乏准备，在对德国的态度上内部严重分歧。而捷克军队实力强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们有决心联合起来抵抗德军侵略。德国的将军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就已经非常紧张，当得知希特勒想要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几乎惊慌失措。这时候军事准备还未妥当，重整军备的目标远没有完成，引发外国干涉和全面战争的风险也要远远大于以前。毕竟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的正式盟友；和对奥地利的情况不一样，在国际社会看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宗主国的地位，这一次行动只会被视为德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117]

当然，德国的将军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伸入到了新建立的大德国内部，战略上十分危险。将军们普遍厌恶斯拉夫人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坚信在中东欧最终会出现一个德意志帝国。此外，接收捷克的军事工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能够减轻第三帝国的压力，德国在这些方面的供应上已愈发捉襟见肘。于是在吞并奥地利后地位迅速上升的赫尔曼·戈林眼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戈林和将军们都认为对付捷克人的时机还不成熟。在他们看来，此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无知的冒险，存在着引发全面战争的真正风险，而德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谨慎起见还是先等着，步步紧逼，强迫对方让步。后来的局势开始明确地显示，英国这一次绝不会袖手旁观，戈林和将军们就更拿不定主意了。当戈培尔展开宣传攻势，炮制出大量恐怖故事描述捷克人如何残酷虐待苏台德德意志人时，军方高层开始感到危机爆发迫在眉睫。[118]

5月5日，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告诉希特勒，如果英国人参与进来保护捷克人（在他看来很有可能发生），德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5月晚些时候，贝克又重申了自己的警告，语气更加坚定。7月16日，他向陆军高级将领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侵略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甚至还仔细讨论了通过鼓动军队高层大量辞职来反对希特勒侵略计划的可能性。可是，其他将领在布隆贝格—弗里奇丑闻的影响下依然士气低下。他们仍旧把自己封闭在传统之中，相信士兵的责任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参与政治。他们害怕打破效忠希特勒的誓言，认为那会成为军人的耻辱。同时，他们都太清楚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威望和权力都得到了提升。更何况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只是对何时入侵存有异议。所以尽管很多高级将领都有和贝克类似的担忧，但这一次他们没有支持总参谋长。不过希特勒还是觉得有必要获得军官支持，于是他在1938年6月13日和8月10日召开会议和军队沟通。陆军领袖布劳希奇向希特勒呈上了贝克于1938年7月16日下发的备忘录，随后遭到希特勒长时间的严厉斥责，最后布劳希奇表示支持希特勒的计划。另外，贝克的总参谋部在6月份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在11天内攻取，然后德国可以把部队快速转移至西部，抵抗英法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演习使贝克的反对失去了部分基础。还有人反对，称西墙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准备。希特勒斥责了这一想法。他说，英法是不会干涉的。同时，他相信自己5月份派往军队去推进西墙建设的弗里茨·托特在初冬能够完成任务。[119]

贝克感到自己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于是他在1938年8月18日宣布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他的副手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接替了这一职位。这次是正常的职位更替。可惜哈尔德也完全不是纳粹领导层想要的那种人。哈尔德是一个炮兵军官，出生于1884年，来自弗兰科尼亚的一个军事家庭，保守倾向极强。他可不是施行纳粹侵略政策的可靠工具。他和贝克一样，对希特勒的冒险政策持保留态度。此外，还有大量保守派军官以及外交官和他持相同观点，其中包括负责军队情报的长官、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以及陆军高级将领、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他们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意见很大，决心制定计划赶希特勒下台。当时已经有一批更年轻的军官在密谋推翻希特勒，其中包括卡纳里斯情报部门的陆军旅长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两股力量开始合流。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次密谋必须要有文官参与，以便负责组织后纳粹时期的政府。于是，一些保守派人士加入进来，他们对国家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持严肃的保留态度，其中包括沙赫特和格德勒，还有一些外交部官员，比如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察克（Ernst von Weizsöcker）、他的下属亚当·冯·特罗特·楚·朔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和汉斯—贝恩德·冯·海夫顿（Hans-Bernd von Haeften）。另外，还有一些高级文官也参与了密谋，其中包括内政部前助理秘书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和帝国价格委员会办公室的彼得·约克·冯·瓦滕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伯爵。后来，密谋者开始试探其他已经有些忧心的保守派，为政变制定详尽计划。他们谋划如何调动部队，争论希特勒是应该被暗杀，还只是应该被监禁起来。密谋者中还有很多人（特别是格德勒）飞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以私人名义向该国的政治家、政府部长、文官和其他一些愿意了解希特勒好战意图的人发出警告。这些人一般都礼貌地表示感兴趣，但不会保证任何具体的支持。不过，在这个阶段，要弄清楚这些支持包括哪些具体的事项是很困难的。[120]

但是，政变密谋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参与者多数都不反对希特勒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目标；他们只是认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没有为一场可能会随之而起的欧洲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而希特勒急切想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举动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如果希特勒在没有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密谋就无以立足了。[121]此外，密谋者在纳粹党内没有获得支持，在纳粹党用以统治德国的巨型官僚机器内部也没有获得支持。密谋的两大中心力量，即军官和外交部，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特别是在吞并奥地利过程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在奥地利危机中期，戈林告诫671军官们，战争部“昏头昏脑的。这种情绪必须消失！”[122]其实，即使哈尔德和密谋者成功逮捕了希特勒，其他军官也对行动表示支持，早已被戈培尔扣上反动帽子的陆军也不会受到普遍欢迎。总的来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外交上的一些进展也使密谋很快消失于无形。[123]

Ⅱ

到了9月初，各种事件接踵而至。鉴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吞并奥地利不同，前者在军事上和在国际社会中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因此希特勒的德国需要进行细致准备。首先希特勒耗时数月，克服了将军们的反对意见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希特勒坚持亲自参与其中，因为他不相信将军们能做到让他满意。整个夏天戈培尔都在不停地炮制反捷克宣传，这已经是在向国际社会明示柏林正在策划侵略行动。每一天德国报纸头版都会登载所谓捷克人如何残暴的故事，他们会向无辜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射击，“妇女和儿童被捷克装甲车屠杀”，捷克警察还对德意志人实施恐怖统治，威胁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村庄进行毒气攻击。自然，其中还包括所谓“世界纵火犯”中心布拉格的阴谋，而布拉格是布尔什维主义放在中欧的特洛伊木马。[124]捷克人的确是和苏联结盟了，但他们很快发现和苏联的一纸盟约实际上根本就没什么用处。其实，更重要的是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它保障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如果法国前来援助捷克，那么英国一定也会出手。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1914年的比利时。不过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也意识到，尽管英国已经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但它还不可能承受一场欧洲全面战争，那样已经吃紧的英国公共财政状况会变得更加难以维系。此外，他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会使英国城市遭遇空袭轰炸，格尔尼卡的惨剧会变成家常便饭。面对空袭，英国不仅没有防御措施，而且人们相信，德国人的空袭很可能像意大利人一样使用毒气攻击地面毫无防御能力的人。在危机达到顶点时，英国政府向市民发放了防毒面具，命令他们撤出伦敦。可是无论如何，当时的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是帝国利益优先，而英国在欧洲并没有直接利益，于是欧洲的战略地位只能退居其次。“可怕、疯狂、难以置信，”1938年9月末张伯伦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中告诉听众，“在远方的某个国家两个陌生的民族发生了争吵，而我们却要为此去挖战壕和戴上防毒面具。”[125]

显然，在大英帝国人民和首相想象的地图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印度、南非和澳大利亚更远。首先，张伯伦很清楚，尽管此时此刻英国政界要求阻止希特勒占领欧洲的声音越来越强，但如果要就苏台德问题和德国开战，他不会获得多少公众支持。[126]而在张伯伦心里，他仍然不确定希特勒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欧洲了，还是只是坚持要修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和保护遭到围攻的德意志少数族裔。如果在苏台德问题上安抚他，也许他就满足了，然后一场全面战争就可以避免？张伯伦下定决心要阻止战争爆发，而他的选择是强迫捷克人为德国让路。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威胁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没有获得自决权，德国将发动战争。张伯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要求和希特勒面谈。当时在希特勒的授意下，亨莱因手下的流氓们开始挑起一连串暴力冲突，意在激起捷克警察镇压，给德国干涉提供借口。在这紧急关头，张伯伦踏上了前往慕尼黑的飞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乘机）。在经过一次只有翻译在场、耗时很久的一对一面谈之后，张伯伦同意修改捷克边界，满足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要求。但是纳粹德国的元首看起来并不满意。面对希特勒的怒号，张伯伦只是反问他，如果他认为除战争之外别无出路，一开始为什么要同意面谈呢？在英国的最后通牒之下，希特勒不情愿地同意再次进行会谈。[127]

1938年9月22日，在就自己所做的让步咨询了内阁的意见之后，张伯伦再次飞到德国，于莱茵河畔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雷森酒店会见了希特勒。这次他向希特勒保证，称法国人已经同意了他的办法，这样解决苏台德问题再也没有障碍。可是出乎张伯伦意料，希特勒又提出了一堆新的要求。他说，鉴于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必须尽可能一次性占领苏台德地区。此外，捷克旁边的波兰和匈牙利由奉行民族主义的军事威权政府统治，它们已经嗅到了谈判中的血腥气儿，也向捷克提出了两国边界上的领土要求。希特勒说，这些要求也应该一一满足。子弹已经上膛，前线形势严峻。这时捷克政府已经认清了现实，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此次危机促使一个新的军政府在布拉格掌权，很明显捷克不会再做任何让步。英国内阁拒绝了巴特戈德斯贝格的解决方案，他们担心英国公众会认为这是对本国政府的羞辱。张伯伦派了一个高规格使团到柏林向希特勒明示，英国不会接受单边行动。被激怒的希特勒邀请使团领头人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参加9月26日他在体育宫的演讲。演讲最后变成了对捷克人的激烈辱骂。当时在集会现场的威廉·夏伊勒记录道，希特勒“在嘶吼和尖叫，那是我见过他最癫狂的时候，眼里满是狂怒之火”。陷入疯狂的希特勒在2万名纳粹支持者吵闹的欢呼声中宣布，捷克屠杀德意志少数族裔的行为不可容忍。他会带着部队开进那个国家，时间就定在10月1日。[128]

就在英国和捷克为战争做准备时，希特勒最后却打退堂鼓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决定性的影响也许是来自赫尔曼·戈林。戈林对奥地利十分强硬。但他和很多将军一样，担心在德国已经获得了对手关键性让步之后，继续冒进会有挑起全面战争的风险。于是戈林背着希特勒和英法意展开会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意大利，正是意大利人请求希特勒把入侵捷克的时间推迟到会谈之后。由于戈林对发动战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并且墨索里尼的请求给德国提供了一条不必受辱的出路，最后希特勒同意推迟入侵捷克。1938年9月29日，会谈于慕尼黑召开，捷克人没来，他们也没获得邀请。戈林提前起草了一份协议，外交部的魏茨察克把它列成了正式条款。里宾特洛甫全力支持战争（“他对英格兰有一种盲目的恨”，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129]所以没人知会他协议草案的事情。这份草案最后到了意大利大使手里，后者于9月28日将其呈给希特勒，说是墨索里尼的意思。英法德意四强就此草案展开了十三个小时的协商，最后于1938年9月29日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第二天，张伯伦要希特勒签一份声明，承诺英德之后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希特勒对此没有异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回到英格兰之后，张伯伦在唐宁街10号一层窗户处向欢呼的人群招手。“我想这次终于能够确保和平了。”他告诉英国。看起来张伯伦是真正相信他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包括捷克人在内。他声称捷克人得救了，以后会更加幸福。第一次会见希特勒之后，张伯伦告诉自己的妹妹，称希特勒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在来回往复的谈判中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没让他从梦中醒来。[130]

英国人感到松了一口气，德国人同样如此。从5月份开始，德国国内民众一直普遍担心战争爆发。同月捷克政府开始军事动员，这使担忧进一步加剧。之前惊慌失措一般都只是暂时的，但这一次危机却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连党卫队保安处都承认民间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患上了“战争精神病”。“人们不停地说对手很强，失败主义情绪开始出现，最后升级为强力指责‘第三帝国的冒险政策’。”很多人还认为吞并经济危机笼罩的苏台德地区会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慌张地从银行取出存款，毗邻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人已经做好准备逃往西部。党卫队保安处遗憾地讲，许多德国人选择从国外电台接收消息，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悲观情绪。保安处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131]

但可不只是知识分子担心这事儿。在此之前希特勒一直获得德国大众支持，因为他往往能够兵不血刃，收获外交胜利。但现在看起来真的要流血，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社民党特工在1938年5月记录道，和1914年8月的狂热相比，当时忧虑成了主流。当然，多数人都认为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们想要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使要求得到满足。[132]据7月份的报道说，没人认为德国能够赢得对英法的战争。一些以前是社民党员的人心怀怨恨，甚至希望德国战败，因为这是铲除纳粹当局的最好办法。但是在工人群体中宿命论论调十分普遍。年轻人经常被大德意志的远景迷惑，幻想德国能够横扫欧洲，统治欧洲。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则感到很困惑，他们觉得自己缺乏细节信息。[133]大众焦虑情绪随着备战提速而日益严重。[134]戈培尔在8月31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民众的“战争精神病”正在滋长。[135]《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鲁尔区的社民党观察家曾经这样报告：

民众被巨大的不安情绪笼罩着。人们害怕战争，害怕德国会被战争毁灭，完全提不起对战争的任何热情。人们知道，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作战，德国一定会失败……如果开战，德国人一定不会欢迎这场战争。[136]

即使是狂热信仰大德意志前景的年轻人当时也对局势表示忧虑。[137]

事实表明，绝对不只是工人阶级，或者被社民党特工采访的人才感到忧虑。“战争，战争，战争，”路易丝·索尔米茨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你到哪里，你听到的都是这些。”在某段时间之内，她对全面战争的恐惧似乎压倒了她平素的爱国主义情绪。突然，1914年不再标志着民族精神的团结了：“令人恐惧的1914年又回来了。每个在苏台德地区被杀的德国人都成了弗朗茨·费迪南德。”[138]不过，她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出于爱国精神，在祖国急需的时候仍去申请服兵役，但被拒绝了。[139]相比于之前的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这一次人民大众对希特勒兵不血刃取得外交成果的信心已经严重削弱，尤其是因为捷克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1938年的夏末和初秋，因批评希特勒而被送上特别法庭的人数明显增多。[140]

因此，在《慕尼黑协定》公开之时，整个德国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感到轻松和快乐，我们都远离了那烦人的重压……这真是一次奇妙而独特的经历。我们获得了苏台德地区，和英法也没有开战。”[141]在但泽，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来说是百分百的胜利”。 [142]但是从但泽的现状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鲁尔区的天主教工人阶级状况就稍有不同。有报告称人们担心希特勒的胜利会让纳粹反教会行动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不过，在希特勒又通过不流血行动为德国赢得了领土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张伯伦在签署协定之后走过慕尼黑街头，就连这位英国首相都受到了欢呼。每个人都会同意的一点是，协定大大加强了希特勒的权力和权威。只有政权最顽固的反对者才怨恨西方民主国家背叛了捷克人。也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认为“希特勒不会停止”。[143]

但是希特勒对结果并不满意。他自己在准备战争，但却被人骗了。他非常讨厌戈林的干涉。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而在慕尼黑协商过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外的里宾特洛甫由此得势。同时，站在希特勒一边支持开战的希姆莱也进一步得宠。鉴于危机最终得以和平解决，陆军的将军以及一起谋划政变的人放弃了赶希特勒下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们挡了希特勒的路，自身地位却下降了，其中更激进的一批人觉得张伯伦的干预骗了他们。而希特勒自己也再清楚不过，尽管第三帝国不断劝说德国人打仗有好处，但多数国民还是不想打仗。1938年9月27日，他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军事游行。那时候柏林居民正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回家，希特勒希望他们在看到卡车和坦克开过时能够停下来欢呼。但是据威廉·夏伊勒报道：

很多人迅速躲进了地铁，拒绝观摩军事游行。虽然的确有不少人在路边站着，但他们全都保持静默，没有人祝愿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走向那场光荣的战争。这是我看到的最让人震撼的抗议战争集会。据说希特勒知道后非常生气。我在一个角落站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就从总理府方向走到威廉街上向我们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大吼：元首正在阳台上检阅部队。但几乎没人动。我决定到前面去看一看。到了之后，我发现希特勒就站在那里，街上只有不到200人……[144]

希特勒既生气，又失望，于是他只能走进自己的屋子里。

1938年11月10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刚刚结束，几乎全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抓了起来），希特勒在和一些关系很近的德国出版社代表会谈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只有不断强调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和德国的和平意图，我才能一步一步为德国人民赢得自由，然后把国家重新武装起来，以期赢得下一步胜利。不过很明显，进行了几十年的类似和平宣传也有其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它会让很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状况政府都会首先下定决心保卫和平。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德国就无法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长此以往德国还会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政府现在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145]

希特勒继续高声批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消磨战争意志。他说，出版社的责任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战争是必需的。在媒体的影响下，人民应该无条件信任领袖政策，即使里面包括战争。怀疑只会让人们不高兴。“现在有必要逐渐调整德国人民的心态，要让他们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用和平手段获得的，必须使用武力。”[146]过去五年各个层面上的灌输和准备都没达到目标，这已经是一种惊人的失败了。在希特勒眼里，这一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贡献当局所需的民意支持，甚至在外交领域也不例外。要知道，当局的外交成果似乎能够吸引到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47]

Ⅲ

1938年10月1日，德军跨越边境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装备精良的捷克军队则从山地和易守的边境据点撤退。在苏台德地区，吞并奥地利时人们欢迎德军的画面再度出现。亨莱因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地站在街道两旁，在德军士兵走过时向他们祝贺。欢呼人群在士兵行进的道路上铺了鲜花，还抬起胳膊行纳粹礼。不过，不支持纳粹主义的人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在9月份，超过2.5万人从苏台德地区逃到捷克人占多数的地区，这些人多数是捷克人。从《慕尼黑协定》达成到1938年末，又有15万人加入了他们。这部分人之中既有来自苏台德地区的，也有其他边境地区的。在之后的几个月，又有近5万人选择逃亡。难民中包括会被纽伦堡法案算作犹太人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太清楚如果继续待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到1939年5月，苏台德地区的犹太人数量已经从2.2万下降到不超过2000。边境地区有1/5的捷克人选择了逃离。几乎有1/4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反对亨莱因的政党，其中3.5万人也选择了逃亡，他们多数是德国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而留下来的人，他们的命运显示出逃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德军开进苏台德之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随即跟进，很快他们就抓了8000名德意志人和2000名捷克人。这些人都反对纳粹主义，其中多数被扔进了集中营，小部分关在监狱里等候正式审判。刚刚过去一个月，11月9—10日大迫害似的暴力行动就蔓延到了苏台德地区，留下来的犹太人遭遇了大规模群体暴力，财产或被洗劫一空，或被尽数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包括铁路工作者、邮政人员、学校和地方行政机关人员在内的5万名政府雇员都被一并解雇，以便给德意志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也逃到了那个已经被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了。[148]

包括波希米亚西部和北部、摩拉维亚北部以及西里西亚南部在内的以德语人口为主的地区都被并入第三帝国，称为帝国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南部成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而摩拉维亚南部则划归以前的奥地利。亨莱因现在成了内政部领导下的地区行政长官，很多文职人员都从德国其他地区调来，填补捷克人、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离开之后地方和地区行政留下的空缺。但苏台德地区各个层级的行政官员大多都是本地的德意志人。与处理奥地利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纳粹政权小心翼翼地保护苏台德地区独特的地方认同，只是把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包括其保安处）交给旧帝国的人掌管。苏台德德意志人自己倒是成群结队地前去加入纳粹党和褐衫军。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幻灭。长期存在的地方志愿组织和俱乐部都被解散，或者被并入柏林掌管的纳粹党组织。尽管外来者数量相当有限，但本地人对他们的仇恨很快弥漫开来。虽然失业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但工业工人每天不得不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报酬很低，而这在第三帝国已成常态。22%的捷克工业都在被吞并区，于是迅速被德国战时经济模式吸纳。德国的企业也快速跟进，借捷克商业和犹太人商业的德国化以及雅利安化谋利。法本公司、卡尔蔡司耶拿光学仪器公司（Carl Zeiss Jena）与德国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了一大杯羹，当然苏台德地区的德国公司也捡了一些便宜。此外，留在苏台德地区的41万捷克人发现他们的语言不再是官方语言，纳粹政权还关闭了他们的中学、志愿者组织和俱乐部等。现在他们成了二等公民。[149]

《慕尼黑协定》也对周边小国放出信号，暗示它们也能从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大蛋糕中分一块。1938年9月30日，波兰军政府要求割让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边境泰申（Teschen）附近的一片狭长土地，那里有相当数量的波兰语人口。这时捷克人已无选择，只能同意。波兰军队于1938年10月2日正式入驻。把该区域转交给波兰军队的捷克将军告诉波兰将军，这片土地他们也享用不了太久，因为波兰肯定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但是维护1919年和平协定所划边界这一原则在波兰军队狂热的民族主义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快被占领地区就经历了波兰化历程，和波兰国内一样开始接受威权统治。[150]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边疆，海军将领霍尔蒂治下的匈牙利威权政府要求一长片马尔扎（Magyar）少数族裔主导的土地。不过，匈牙利军队并没为侵略做好准备，所以匈牙利人选择了协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使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部这两个主要族群之间在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一直存在差异。1938年10月7日，斯洛伐克政党领导人在自己的政府内部建立了一个自治区，但该自治区在名义上还从属于已经被《慕尼黑协定》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都想要南部边境那块地，最后意大利人出手干预。1938年11月2日，在征得德国同意之后，意大利强加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多给了匈牙利一块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居民数量超过100万（其中包括超过20万斯洛伐克人）的土地。这比匈牙利人最开始提的要求少，但已经能够满足他们。希特勒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匈牙利人采取军事行动去谋求更多利益。英法完全没有参与这一系列协商，这两国的缺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轴心国集团在中东欧拥有的巨大影响力。[151]

中东欧的政府都看清了残酷的现实，它们只能尽全力去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布拉格为首都、分为三部分的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由右翼政府掌权，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而在捷克区统治的军政府则尽全力不去冒犯现在已经将其领土包围的德国人。拥有自治权的斯洛伐克当局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通过一个名为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的准军事组织施政。不久，这个一党制国家因暴虐而闻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东部还有一个刚刚创建的自治区，当时叫喀尔巴阡乌克兰（CarpathoUkraine），由德国领事主导行政，少数族裔遭到残酷镇压，乌克兰语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1938年12月7日，该地区和德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协议允许第三帝国控制该地矿产资源。同时，匈牙利政权加入了《防共协定》，罗马尼亚政府也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急剧右转。在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发动了一场针对内阁的政变。而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反犹主义政策正在逐渐抬头。这一切都反映出东欧小国的惊慌失措。多年以来法国在这个地区苦心经营，团结小国抵挡德国扩张。而《慕尼黑协定》令这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152]

不过不管西方列强怎么想，在希特勒看来，《慕尼黑协定》只代表他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计划暂时受挫。从战争角度考虑，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可以为入侵波兰提供跳板。波兰军政府坚拒了加入《防共协定》的提议，同时它也拒绝德国对但泽和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将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的剩余领土隔开——的领土要求。但泽以德语人口为主，他们曾经举行集会支持纳粹主义。而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的另一个德国战后割让给立陶宛人的城市梅默尔（Memel）也举行了类似集会。希特勒现在希望两个城市都回归德国。在与波兰政府的最后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决定增大压力。占领已经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剩余领土，也可以为第三帝国提供重要的经济资源。那里不仅是大批捷克军事工业所在地，有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还拥有工程、钢铁、纺织、玻璃等产业，有着熟练技术工人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1938—1939年冬第三帝国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获得这些资源一下子变得充满吸引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拥有大批先进武器装备，有助于减轻德军军备供应的压力。捷克的外汇储备也会非常有用。早在1938年10月21日，希特勒就命令军队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梅默尔及其周边地区做好准备。在1939年头两个月，他向三大拨不同的军官发表了三次不公开演讲。希特勒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未来的展望，那就是德国要成为主导欧洲的强权。他认为东欧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解决，他还坚信为达成目标必须动用军事力量。[153]

在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很快就因为财政资源分配问题而迅速恶化，这为达成《慕尼黑协定》的强制妥协提供了机会。双方的争吵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危机，捷克人误以为斯洛伐克人会宣布独立，于是1939年3月10日布拉格派出军队占领了布拉迪斯拉发。这样一来，斯洛伐克领导人就不得不飞往柏林，和德国人展开了一系列紧急磋商。在柏林，斯洛伐克人被告知有两种选择，要么宣布完全独立，成为德国的保护国，要么让早就获得消息、已经蠢蠢欲动的匈牙利人接管自己。斯洛伐克人最终选择了前者。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议会宣布独立。

第二天，多瑙河上的德国军舰将炮筒瞄准了布拉迪斯拉发的政府大楼，于是斯洛伐克领导人非常不情愿地邀请第三帝国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侵略。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在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带着自己的外交部长弗兰兹谢克·柴瓦科夫斯基（Franzisek Chvalkovsky）飞到柏林求见希特勒。和之前的舒施尼格一样，哈查被迫等到深夜（当时希特勒正在看一部流行电影）。随后，这位德国领袖当着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等一些高级文官和高级军官的面无情地羞辱了哈查和柴瓦科夫斯基。希特勒说，德军已经在行动了。当戈林加上一句，说德军战斗机已经准备在几个小时之内轰炸布拉格时，年老多病的捷克总统直接晕倒了。在被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救醒之后，哈查给布拉格打了电话，命令他的部队不要向入侵的德军开枪。1939年3月15日早晨不到4点，捷克总统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德国的保护国。“我会以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身份被写进历史。”谈判之后，希特勒高兴地对自己的秘书说。[154]

Ⅳ

早上6点德军已经跨越了德捷边境，9点抵达布拉格。这一次，沿途没有为他们撒花的人，只有部分闷闷不乐和充满怨恨的捷克人不时举起拳头表示抗议。希特勒后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我们不能指望捷克人兴高采烈。当天下午，希特勒乘火车抵达边境，然后在雪中上了一辆敞篷车，一路向布拉格奔去，在路上看到德军部队经过就向他们敬礼。他到布拉格的时候城市已经空了。捷克军队待在自己的营地里，把武器装备交给入侵的德国人。市民都待在家里。希特勒当天晚上住进了捷克主权的象征——布拉格城堡区（Hradschin Castle）。由于没人为他的到来做准备，他先在城堡中匆匆吃了一顿，然后和内政部长弗里克以及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一起商定了在捷克成立受保护国的细致条款。施图克特就是那位在吞并奥地利之后负责拟定行政管理详细草案的内政部高级官员。[155]1939年3月16日清晨，里宾特洛甫在布拉格电台宣读了命令。命令要求，捷克剩下的领土从现在起要改称第三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其实是恢复了两者在哈布斯堡旧王朝治下的名字。议会等民主机构被废除，但捷克政府在名义上得以保留，仍由哈查担任总统，设一名首相和一个经过任命、由50人组成的国家团结委员会。40万余名捷克国家雇员和文职官员得以保留职位，但他们必须和从德国空降的2000位行政官员保持合作关系，或者听命于他们。法院等其他国家机关也得以保存，但是捷克的法律只在德国法律未涉及的事情上才有效力。德国的法律被扩展到保护国的所有领域，在方方面面都享有优先权。捷克人和其他族裔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也必须听从保护国下发的法令，但是生活在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德意志人（包括原本就住在那里的德意志人）都成了德国公民，只受德国法律管辖。关键在于，捷克人没有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后来会扩展和影响到更多人身上。[156]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帝国总督手中。希特勒就此任命的人是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诺伊拉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保守派，希特勒对他在去年9月份解决慕尼黑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感激。诺伊拉特和波希米亚地区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等德军将领试图进行相对温和的统治。他们要求占领者遵纪守法，同时对捷克人保持克制态度。但没过多久，德国人开始摘下温和的面具。诺伊拉特在其副手即掌管保护国党卫队和警察力量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的怂恿下变得愈发强硬。他下令逮捕了数千名共产党人，经过盖世太保审讯之后，这些人多数得到释放。他还抓了很多德国流亡者，其中包括在德军入侵布拉格时抓获的社民党人。这些人多数都被送进了德国境内的集中营。1939年6月8日，一名德国警察在克拉德诺（Kladno）矿业社区被杀，随后盖世太保逮捕了社区委员会的全部成员。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些人因此而被打死。同时，其他六个地方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德国的行政官员。紧接着，纳粹便颁布了更为严酷的法律，并开始鉴别搜寻保护国的犹太人，对他们施行纽伦堡法案的措施。[157]

地图21　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此外，德国还派了特别分队进入被占领区，收缴了数量巨大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包括超过1000架飞机、2000门野战炮、超过800辆坦克和其他装备。但是，这对于德国的军备需求而言只够塞牙缝的，其中一些被卖到了国外以换取急需的外汇。犹太人的企业被立即没收，财产直接转移给德国企业。捷克的黄金储备也被收缴。英格兰银行还因此激怒了英国政府，因为它批准将捷克政府的伦敦账户中超过80万盎司的黄金于1939年6月转运到布拉格新政府。不过，虽然四年计划和帝国经济部代表在3月15日就已经到了布拉格，但他们非常小心，避免破坏捷克经济，或者得罪捷克的非犹太商人。比如，捷克的国际化公司，如拔佳鞋业（Batashoe）帝国，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它们并没有受到德国占领者的严厉限制。像斯柯达一类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集团仍然在生产以德国之外的国家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商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人也迅速引进了国内已经采取的措施来征召和调配劳动力。其实，捷克国内失业的农业工人早就在给不断扩张的德国经济打零工，以此脱离失业窘境——1938年人数已超过10.5万——而现在德国还要在捷克招更多的人。在占领的头一个月，3万名新工人被说服前往旧帝国参加劳动，其中多数是工业领域的熟练工。[158]

纳粹集团已经有了吞并奥地利的经验，现在他们首次将这一经验适用到一片被征服的外国土地上。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了大量新机构，这些机构为后来重组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府提供了模型。当地工业还能继续运营，但要接受德国人的领导。后来德国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德国企业会接管一些本地工业，特别是没收犹太人企业。一套当地的官僚系统和一个名义上的当地政府得以保留，受一名德国行政长官控制。德国扩大了本国经济影响的范围，将当地经济整合到大德国经济圈中，和德国其他经济领域各有分工。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政府鼓励捷克工业以东南欧为主要的出口目标，而德国则主要向西欧出口。捷克政府和境内犹太人的财产都被无情掠夺（捷克的波希米亚皇室王冠珠宝被带去德国，此后还有更多东西步其后尘）。[159]

被征召进入旧帝国劳动的捷克工人身份低贱而特殊。此前为了和工人原籍所在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德国只是威胁，称如果工人违反法律就会被驱逐。不过现在这样的威胁已然多余，而且有碍生产。1939年6月26日和7月4日发出的新规规定，德国境内的捷克工人如果偷盗、抢劫、参与政治活动、敌视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拒绝工作，就会被送进集中营进行保护性拘留。这一规定有效地将他们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尽管如此，1939年3月，仍然有1.8万名捷克工人通过自由择业移民到第三帝国其他地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每个月都有超过1.6万人通过类似方式移民。在此之后，移民人数大大下降。移民远远不能填补德国劳动力供应留下的空缺。强制措施似乎不可避免。1939年6月23日，戈林预计欧洲即将发生冲突，说道：“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会被派到德国，他们会住在军营里受到管制。这些人来自保护国中没有参与战时经济建设的人，我们会专门派他们去农业领域劳动。”[160]这样一来，为维持德国战时经济，系统性驱逐和压迫数百万欧洲人的大门敞开了。

相似的情况也在斯洛伐克出现了。斯洛伐克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吸收进德意志经济帝国。最初在希特勒鼓动下，在《凡尔赛和约》达成之前已经统治斯洛伐克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匈牙利人本希望收回领土。这一次他们对斯洛伐克人决定在德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并且成为保护国非常生气。为安抚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将军，希特勒在3月12日宣布，匈牙利可以获得其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德匈两国政府开展行动的理由是1939年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滥用权力，使得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自治权已不复存在，现在占领这片地区可以说是反抗捷克人的压迫需要的外部力量干预。该地区55.2万居民中只有刚到12%是马札尔人，但布达佩斯仍然相信该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匈牙利。1939年3月16日，匈牙利派出部队和机动单位穿越斯洛伐克边境，直到德国人命令他们停下。[161]最后，作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步，里宾特洛甫告诉3月20日被召到柏林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如果立陶宛政府不同意按照梅默尔德意志人（多是纳粹分子）的要求把该地割让给德国，那么德国战机就会去轰炸立陶宛首都科夫诺（Kovno），即今考纳斯（Kaunas）。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命运已经足够让立陶宛人懂事，他们同意割让土地，并于1938年3月23日签署了转让文件。德军部队当天就开进了梅默尔。下午早些时候希特勒乘坐一艘德国战舰来到梅默尔，向当地欢呼雀跃的德意志人致辞；当天傍晚他又返回柏林。[162]

希特勒再一次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大片领土。1939年3月的危机并没有持续多久，它几乎没有给民众形成所谓“战争精神病”的机会（这种病在1938年夏特别流行）。德国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梅默尔并入第三帝国，连以前是社民党的人也不例外。不过，社民党特工也有报告，称人们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首先，这一次再也不能用什么拯救德意志少数族裔免遭压迫等理由搪塞了（虽然戈培尔一直致力于宣传捷克人在虐待德意志少数族裔）。“我认为，”据报道一个工人曾经说，“应该让捷克人自己和平共处，占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直到不伤一兵一卒占领捷克的消息传来，人们才开始称赞希特勒的胜利。还有很多人毫不在意，他们的民族主义敏感神经已经在之前的奥地利和苏台德事件中被冲淡了。德国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只要能够避免战争，占不占领都是无所谓的。不过对这件事的怀疑情绪也开始愈发扩散。这是希特勒迄今最不受欢迎的一次胜利。“上一次我们也是一路凯歌，”一个工人回想起一战中的宣传时讽刺道，“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163]

第四节 进军东方

Ⅰ

很多普通德国人对战争非常担忧。眼见国际社会对德国强取捷克斯洛伐克反应强烈，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此前，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把辛苦得来的《慕尼黑协定》当作巨大的外交成就，认为神圣的协定能够解决中欧剩下的所有问题。张伯伦曾经向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挥舞展示那一纸协定，说协定能够保证“我们时代的和平”，但现在这份协定已经成了废纸一张。根据下议院后座议员的反映，当时英国的立场急剧转向反对德国。尽管张伯伦很犹豫，但在外交部的建议下，首相还是在3月17日的演讲中发声质疑，认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修正1919年和约的错误，而是在“用武力征服世界”。[164]

第二天，英国内阁同意和波兰政府展开对话，寻找阻止德国进一步威胁波兰的最好方法。此时，英法一边加倍努力重整军备，一边继续和波兰人展开密集谈判。不久，柏林在政府报告里威胁波兰的新闻于3月29日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张伯伦随后发布公开保证，称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将会站出来保卫波兰。英国的保证意在吓退德国人。不过，英国做了两手准备，为这一保证附加了一些秘密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绥靖政策继续下去。英国内阁同意，要是保证生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面对德国人归还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时，波兰人不能“挑衅、愚蠢和固执”。所以，张伯伦仍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他的协商只会让波兰像《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脆弱不堪。毕竟，波兰距离英国也很遥远。此外，保证生效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波兰必须发动军事动员抵抗德国武装入侵。英国人在提出这一条件的同时，又严厉而完全合理地警告了波兰人武装抵抗德军的后果。因此，张伯伦仍在期望和平，只是他的策略从完全绥靖转向了绥靖加牵制。[165]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张伯伦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在很多方面都不可信。首先，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如何给予波兰实际援助？地理和后勤问题如何解决？模糊不清的保证、张伯伦一贯的模棱两可，让人倾向于认为英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上述问题。尤其是前些年的经验（莱茵兰问题、奥地利问题以及《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深信，英法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希特勒认为，英法领导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166]另外，德国内部有一个因素已经和一年之前不同，那就是德军及其领导层在战胜波兰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犹豫。在他们看来，波兰军队和装备精良的捷克现代军队不同，他们非常落后、装备残缺、领导力羸弱。其实早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已经通知布劳希奇，如果但泽和波兰走廊回归的谈判破裂，就对波兰动手。布劳希奇就此制定了侵略计划，命名为“白色方案”（Case White）。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亲自撰写了方案的引言。在引言中，希特勒声称他的目标是赢得一场局部冲突，不想把战争扩大，但德军必须在1939年9月初做好行动准备。和一年前一样，柏林开始针对与德国为敌的对象展开宣传攻势。1939年4月20日，为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柏林举行了一场五个小时的军事游行。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游行巧妙地展示了德国的实力。”他还说，“这是我们的重型炮兵第一次秀肌肉。”一周之后，也就是在1939年4月28日，691希特勒正式向国会宣布，废除1934年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 with Poland），以及和英国在1935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1939年4月初，魏茨察克通知波兰人，就但泽和波兰走廊进行的协商该结束了。[167]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告诉包括戈林、哈尔德和雷德在内的军队领导人，“不流血很难保证进一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但泽处于危险之中，”希特勒还说，“对我们来说是要在东方拓展生存空间，保证粮食供应的问题……如果命运让我们和西方一决雌雄，那么在东方先占一大片土地是个好主意。”于是，德国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合适机会攻打波兰。希特勒承认英法可能会援助波兰。“这样英国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和英国的较量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某些可能的情况下，波兰会在没有援助的情形下慢慢崩溃。但从长远来看，和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将是和德国为敌的主要力量。”他还说，希望这场战争不要持续太久，但也要准备打上一场持续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时间不会站在英格兰一边。”如果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被占领了，英国城市被持续轰炸，并且海外供应链海空两路都被封锁，英格兰的血就会流干。不过，希特勒又加了一句，他说德国可能还没有为再多撑五年做好准备。所以，1939年的德国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隔离波兰，并保证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168]这些闲谈和希特勒在多个场合说过的自相矛盾的话，反映出他并不能确定入侵波兰的后果。不过，即使希特勒并不确定，德国仍然展开了外交组合攻势，确保切断波兰可能获得的任何支持。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升格为所谓《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同时德国还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丹麦达成了互不侵犯共识。1939年3月，德国和罗马尼亚签订协议，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能够获得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德国还和瑞典与挪威也达成了类似的贸易协定（但不像罗马尼亚那样一边倒），获得了两个国家的铁矿资源。不过，德国和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协商并不成功，尽管德国特意在经济上释放了善意，但最后却没有收获多少具体成果。[169]最出人意料的突破来自莫斯科。希特勒意识到苏联和波兰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战略上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因此为确保入侵成功，保证苏联中立至为关键。为遏制德国的侵略行为，英法也可能寻求苏联支持。1939年6月6日，希特勒在演讲中不再习惯性地指责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是把西方民主国家锁定为攻击对象。[170]在幕后，里宾特洛甫着手推动和苏联人签署正式协定。斯大林在1939年3月10日发表演讲，对此表示鼓励。在演讲中斯大林宣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和德国发生冲突，苏联不会进行援助，因为英法不断地满足希特勒的各种要求，明显有助于希特勒实现其长远目标，即攻占苏联。1939年5月3日，斯大林将长时间跟随自己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撤职。利特维诺夫支持集体防御政策，主张应该和西方国家保持正常的接触。斯大林改让更强硬、更忠诚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走马上任。人尽皆知的是，利特维诺夫是犹太人，而莫洛托夫不是。[171]

1939年，斯大林处境艰难。在过去几年里他在高级将领、兵工厂厂长和高级军官中开展了暴力清洗活动，导致整个政权高层之中有直接作战经验的人少之又少。能干的技术专家被逮捕和杀害的达数千人。苏联的军事准备十分薄弱。[172]从1939年6月开始，斯大林就察觉了希特勒要在8月末9月初入侵波兰的意图。[173]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并不排斥和西方列强结成联盟，不过西方列强比较犹豫，认为斯大林并不可靠。而在德国方面，虽然希特勒对苏德同盟持保留意见，但里宾特洛甫和帝国外交部意愿强烈。随着莫斯科方面释放的信号越来越强，由于担任驻伦敦大使时曾经受辱而对英国怀恨在心的里宾特洛甫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机会。他认为希特勒会对苏德同盟这个妙计表示赞同，并且永远感激。改善苏德贸易关系的谈判且谈且停，且停且谈。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都表示，经济协定也应该把政治涵盖进来。这一步并没有等太久。到了1939年8月初，里宾特洛甫和魏茨察克在取得希特勒同意之后，开始和苏联人一起制订瓜分波兰的计划。不过斯大林仍在犹豫。最后由于希特勒不断催促要求签订正式协定，斯大林还是于8月21日同意了瓜分波兰的计划。这位苏联独裁者撇开了三心二意的英国人，邀请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迅速赶到。第二天早上的头几个小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正式签订。[174]

苏德两大强权在过去六年之内一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它们还是西班牙内战中敌对双方的主要支持者。参考双方在过去的关系，现在二者之间结成联盟至少能让人大吃一惊。[175]但是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结成联盟。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德国入侵波兰必须要取得苏联默许，否则入侵波兰可能成为一场噩梦的开始：德军又将在一场欧洲全面战争中两线作战。而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和德国结盟既给了苏联喘息的机会，又使英法德三大欧洲资本主义强权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诱人前景成为可能。此外，尽管条约公开部分要求两个国家在十年之内不能和对方开战，要通过对话或第三方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还要增加双边贸易，但其秘密条款则划分了苏德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会得到波兰东部领土，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希特勒会得到波兰西部领土。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意识到了条约不可能如纸面上所说，维持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连两年都没有）。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苏德在波兰划定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延续了很长时间，而苏联对波罗的海几个小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176]

《条约》还附带了另外的糟糕结果。在协商条约细节时，德国提出了在苏联避难的德国政治流亡人士的问题。斯大林不想保护他们，他甚至非常怀疑定居俄国的各种外国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俄国人。于是斯大林同意将他们送回第三帝国。在《条约》签订之后，大约有4000名德国公民被集中起来，由苏联当局转交给盖世太保。其中大约有1000到1200人是德国共产党人。其中一些人——比如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在被送到德国的某个集中营之前已经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囚禁起来。她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因为推动联合社民党人共同对抗纳粹威胁而在1932年被清洗出德国共产党领导层。诺伊曼首先被送到西班牙，接着是莫斯科，最后于1937年被捕并遭到杀害。他的遗孀先是被直接送进了苏联劳改营，后来又于1940年移交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对于那些犹太裔德国共产党人，更惨的还在后面。出生于1893年的指挥家兼作曲家汉斯·瓦尔特·达维德（Hans WalterDavid）于1933年逃到了巴黎，1935年又逃到了莫斯科。1937年他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1939年又被送进了劳改营（被指控给德国当间谍）。这只是斯大林近乎偏执地怀疑苏联境内外国人的一个例子。1940年4月，达维德得到通知说他的刑期将被换成驱逐出境。结果在5月2日他被转交给了德国人，并被党卫队杀害。1940年2月，驻莫斯科的一位德国大使为苏联当局配合找到并交出了大量和他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而表示感谢。[177]

当时，全欧洲的共产党都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党员说明《条约》。很多人最初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看作反对法西斯敌人的最佳保障。他们最开始是怀疑，之后是迷惘。许多人觉得被出卖了。不过不久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接受了《条约》，觉得这个主意并不坏。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党内规训，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每一次转变他们都表示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习惯使其党员更容易接受令人瞠目结舌的政策转向。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德国共产党能够合法化，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与己无关，共产党人几乎都崇拜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是一个世界级的天才，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做出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178]一些纳粹分子也怀疑签订《条约》是否明智。反共一直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现在看起来希特勒好像是背叛了它。《条约》宣布的那个早晨，纳粹党慕尼黑总部的褐宫前院堆满了党的徽章，那是心灰意冷的纳粹党员因嫌恶而丢掉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是党内主要的反共分子，他觉得这个《条约》是里宾特洛甫野心的产物。他认为和英国结盟才是可接受的。不过，和许多纳粹分子一样，罗森博格已经习惯于接受元首的每一个决定。虽然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不过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和苏联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元首干得漂亮。”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179]

Ⅱ

在《条约》签订之前的最后几天和几周时间里，希特勒愈发觉得情况紧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入侵波兰的时间已经定在1939年8月26日。[180]此外，鉴于去年夏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大量普通德国人出现了“战争精神病”，希特勒积极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绪再次累积起来。在公共场合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好像一切正常。他重访了童年在奥地利时常去的几处故地。他参加了拜罗伊特节、慕尼黑的德国艺术和文化街头大游行，还去上萨尔茨贝格度假山庄休息了几周。他还宣布即将于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年度集会将是一次“和平的集会”（不过按照他的设想，9月初德军应该在向波兰进军）。在波兰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公众注意力都集中到但泽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多就是一个借口。从5月开始，戈培尔一直在给各类日报下达指示，要求针对波兰进行仇恨宣传：好像波兰所有的德意志人（其中以但泽为主）都一直在忍受波兰人日益严重的暴行，波兰人在往死里欺负德意志人。“德意志人逃离波兰恐怖。”很多头条贴出了此类标题。“波兰人拿斧头闯进德意志人家里，数百名难民被捕，类似的恐怖行动已经持续几周了。”波兰人受到指控，有人说他们杀了德意志人，在但泽向德国行人射击，威胁不让德意志人继续生活下去。尽管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比起来，波兰政府对待德意志小众人口的政策在自由度和宽容度方面要低不少，但德国报纸上的这些说法即使不是纯粹的编造，也是可笑的夸大。是在但泽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纳粹分子自己不断挑衅波兰人，向其施压；他们还有意制造麻烦，为德国媒体提供素材：暴力攻击波兰海关官员，当官员自卫时又可以说他残忍，然后再散布他们如何“残忍”的故事。[181]

戈培尔密集的宣传攻势让人觉得这又是一次“苏台德事件”，希特勒追求的是吞并但泽，并对波兰走廊这片土地进行一些尚未明确的调整，也许英法还会出来调停。不过，即使是社民党人也承认，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工人）并不喜欢波兰人，同时还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肮脏、落后，靠着出卖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竞争。二十年来，一战结束时在西里西亚发生的冲突不停地唤起人们痛苦的记忆和回想。所以多数人还是希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据报告，社民党的支持者认为，“但泽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德国城市。谁能找到理由反对德国重回统一呢？从本质上讲，但泽问题比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简单多了。”英格兰和法国当然明白这一点。[182]

这种情绪在纳粹支持者中间相当普遍。梅利塔·马施曼后来回忆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怀疑希特勒会尽可能避免战争。”[183]以前他已经成功避免过很多次战争。希特勒是一个外交天才，他们相信他追求和平的保证。[184]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曼施塔特地区，一个地方官员曾经于1939年6月30日报告当地农村人对此次危机的态度，下结论说：“人们渴望和平胜于渴望战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解决但泽问题应该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就和以前向东方扩张一样。”[185]希特勒想要和平解决但泽问题这种说法，不只是要把国内人群的疑虑降到最低；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会见了国联驻丹麦的高级委员、瑞士外交官卡尔·布尔克哈特。希特勒请求布尔克哈特向英国人传话，说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展开协商。不过，希特勒在另一边又大声嚷嚷说如果波兰政府拒绝满足他提出的要求，他将彻底摧毁波兰，这令他之前刻意做出的理性姿态不复存在。[186]

可是在这场死亡游戏中，希特勒的外交行动，甚至包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内，对其他参与人士的立场并没有带来太多影响。波兰政府一直怀疑并仇视苏联，两国在20年代初爆发过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条约》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但泽的事情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骚动只是加强了波兰人拒绝任何交易的决心，因为那样只会把他们出卖给德国，就像《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但是无论怎么看这种交易都不可能了。英法两国政府都宣称苏德协定不会影响到他们为波兰撑腰。1939年8月23日，亲德国的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在上萨尔茨贝格转交了张伯伦给希特勒的一封信。收到来信的希特勒在亨德森面前大肆嘲弄英国人。他大声指责，称英国人要为了劣等种族的利益将德国完全铲除。不过，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在回到柏林之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向亨德森提出要在波兰问题解决之后和英国达成协定，但协定的内容非常宽泛和模糊。当亨德森飞回伦敦寻求意见时，希特勒了解到英国已经和波兰结成军事同盟。里宾特洛甫在英国的坏名声显然不能帮希特勒使张伯伦回心转意。于是希特勒暂时撇开了自己的外交部长，转向在伦敦名声更好的戈林。于是戈林的瑞典朋友比耶·达勒鲁斯（BirgerDahlerus）被送到了英国首都去刺探内情。1939年8月28日，亨德森做出回应，称英国政府愿意就德波边境问题展开协商，并支持德国拿回自1919年和平协定后交给国联的海外殖民地。不过英国仍然坚持，如果德国武装入侵，英国军队将会保卫波兰。[187]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召集军方高级将领到上萨尔茨贝格开会，会上他宣布入侵波兰的计划将继续进行。这些军方大佬穿着文官制服参会，以免引起怀疑。那时和斯大林的协定即将签署，希特勒信心十足。他说，早在春季他就已经决定要入侵波兰。“最开始我认为要先对付西边，过几年之后才能收拾东边。但是这个顺序可不能定死了。”波兰的局势已经不可容忍，必须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英法是做出了口头承诺，但我看它们并未做好履行承诺的准备。英国根本就没有真正重整军备，只有宣传。”于是希特勒断言，即便他入侵波兰也不会出现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同时，占领东欧将为德国开辟新的谷物和原材料供应渠道，德国也不会害怕未来出现任何封锁。“英国霸权的溃败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些小蠕虫，”他还说，“在慕尼黑时我就已经看透他们了。”[188]在午餐时，很多出席会议的军官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担心希特勒的情绪。他们觉得希特勒认为英法不会干涉是自欺欺人。为坚定军官的信心，希特勒下午再次讲话。“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他告诉他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和西方强权一决高下。这是生死攸关的斗争。”西方领导人都是“软弱之辈”。即使他们宣战，短期内他们也干不了什么。“现在的任务是毁灭波兰。”这是希特勒的最后结论。[189]

希特勒确实相信英国人不会干涉。他认为，从长远看，美国将成为极具威胁的强权，这会迫使英德结盟。[190]希特勒要求将军们为8月26日入侵波兰做好准备，但他的想法却出人意料地在墨索里尼那里受阻。尽管《钢铁条约》里做出了各种承诺，但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完全使墨索里尼知情，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入侵计划在当月早些时候由里宾特洛甫传达给齐亚诺，得知这一消息的意大利人完全震惊了。1939年8月24日，希特勒亲自给墨索里尼去信，请求意大利支援。而在1939年8月25日德军部队已经收到开拔指令之后，墨索里尼的回信才到达德国总理府。那时德国机场已经关闭，纽伦堡年度集会已经取消，1939年8月27日，食物配给制将正式实施。信中墨索里尼告知希特勒，意大利还没有为提供军事援助做好准备。“意大利人表现得和1914年一模一样。”希特勒十分恼怒。他取消了开拔令，部队在到达波兰边境之前暂时停下了脚步。[191]

事情该收场了。得罪了希特勒的意大利人想要打圆场，于是提议邀请英法召开会议，按照《慕尼黑协定》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压下对意大利人的怒火之后，希特勒做了最后努力，确保英法在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保持中立。但是，和亨德森进一步的会谈并没有让英国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意味着如果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希特勒说的很多东西，比如在波兰走廊进行全民公投以及让但泽回归德国，都只是烟幕弹，为的是让德国民众相信自己已经为维护和平尽了一切努力。1939年8月29日午夜，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把希特勒的条件转达给了亨德森，可是他读的时候语速非常快，大使先生根本没办法有效地做笔记，随后里宾特洛甫又直接把文书扔在桌上，说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没有时间了。两人会面的翻译后来说，当时的气氛非常糟糕，他认为两个人都快爆发了。1939年8月30日夜，德国电台播放了希特勒的条件，协商失败的责任被推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可这两国是最后一分钟才收到派密使前往柏林的邀请。这时，军队已经得到了一连串新命令，要在1939年9月1日的最初几个小时进入波兰。[192]

同时，按照之前由海德里希制定的计划，身着平民服装的党卫队攻占了上西里西亚格莱维茨的德语电台。电台的职员换成了另一支党卫队分队的成员。所谓波兰人杀人的证据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两个囚犯提供。在被注射死亡之后，两人的尸体被扔在电台供德国媒体拍照。这些计划都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传达计划的命令将“尸体”称为“罐装食物”。还有第三个人，名叫弗朗茨·胡尼亚克700（Franz Honiok）。他是一个支持波兰的德国公民。胡尼亚克于1939年8月30日被捕，因为他看起来像波兰的非正规军。他在一针注射之后沉沉地睡去，随后被放在电台建筑里面，在意识还未恢复的情况下被射杀。为使整个过程看起来更加逼真，说波兰语的党卫队在走之前还对着麦克风喊出了反德国的口号。可实际上这个电台一般只用来播报紧急天气，所以几乎没人会听。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党卫队还在另外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两个案子。一个党卫队成员和同伙一起捣毁了德国海关的一座房子，但走出来之后他被几具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尸体绊倒。后来他报告说，尸体的头发被剃光，脸被打得无法辨认，身体已完全僵硬。[193]

维斯特布拉德半岛（Westerplatte）位于维斯瓦河河口，控制着但泽海港船只的进出。1939年9月1日清晨4点45分，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向维斯特布拉德的波兰驻军和军火仓库开炮。俯冲轰炸机也在城市低空盘旋。波兰的铁路和邮政官员遭到当地德国警察的袭击，很多地方出现了枪声。但泽的纳粹党地方领导人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先是把国联高级委员布尔克哈特关在屋里，随后又限其两个小时之内离开。布尔克哈特收拾好行囊后开车前往立陶宛。德国武装部队打开了德波边境上的所有关卡，向波兰领土长驱直入。德国空军的战机也闯入波兰领空，对波兰的铁路、公路、大桥、军事基地、镇子以及城市实施轰炸。大约在当天早上10点，希特勒向一群匆忙召集起来的国会代表致辞。希特勒当时已经被前几天紧张繁忙的谈判弄得筋疲力尽，他看起来很紧张，而且很迷糊，打了好几次磕巴，给人留下了一种不正常的犹豫之感。他说，波兰人昨夜侵犯德国边境至少达14次之多（暗指海德里希的人制造的案子）。必须对这些侮辱进行报复。“从今以后，炸弹就要用炸弹进行回应，使用毒气的人应该用毒气教训他。那些在战争中不遵守人道主义的人别指望我们会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他。”在演讲结束之后，代表们投出了“庄严”的一票，赞成把但泽并入德国。不过这一次希特勒除了警示危险，还像先知一样发出了预言。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一切，“我现在希望自己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战士，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样我就可以穿上至为神圣亲切的制服。我会穿着这身制服，直到我们取得胜利——倘若我们未能取胜，我宁愿死，也不会脱掉它！”看来，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如果战败就自杀的想法了。[194]

Ⅲ

英法和波兰一样，在波兰危机开始时其军事力量就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英国政府于8月31日下令全面动员，同时由于担心德国空袭，开始将妇女和儿童撤出城市。政府大楼外堆满了沙袋，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张伯伦开始讨论要成立战时内阁，并把丘吉尔这种反对绥靖政策的人纳入其中。但是8月份后期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又使张伯伦重新认为和平解决问题不是没有可能。英国内阁内部爆发了激烈争吵。当张伯伦犹豫不决时，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还在继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协商。但是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内阁的多数成员都拒绝了推迟决定的提议，要求对希特勒发出“最后警告”。1939年9月1日，亨德森通知德国政府，意大利人提议、希特勒于8月29日发出邀请、讨论波兰局势的会议只有在德军停火并撤退的情况下才可能召开。[195]

1939年9月2日，英国外交部和意大利人以及法国人进行了数小时的电话讨论。快到晚上8点时，张伯伦面对着一个水泄不通的下议院。他首先说自己没有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对前一天“最后警告”的任何回应。他接着又说：“这一延迟的原因可能是德国人还在考虑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停止互相敌对，由英法波德意波五国立即召开会议。”他没有提到回应是否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波兰此刻正深陷于杀戮与灾难之中，德军地面和空军部队正在屠杀波兰军民。他模棱两可的话语令此次事件仿佛又是一起“慕尼黑”。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英国及其政治精英的想法从1939年3月就已经开始转变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确信，第三帝国的目标是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现在到了阻止其野心的时候了。怒火开始在下议院燃烧。阿图尔·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站起来代表反对派发声，但被粗鲁地打断了。“我代表工党……”格林伍德开头说道。“你应该代表英国！”托利派的后座议员莱奥·埃默里（LeoAmery）叫道。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下议院。[196]

格林伍德巧妙地应对了这个局面。“我非常困扰，”他说，“38小时之前发生了一次侵略行动……现在，英国、英国代表的一切，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威胁，我很好奇我们还能够再犹豫多久。”格林伍德的一席话引发了众人对张伯伦的广泛激愤，首相被彻底击垮了。当时在议会旁听席上的一位观众后来这样描述张伯伦：他看起来像“一个慌张的老头子，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在下议院会议召开之后，震惊于张伯伦的退让的内阁多数成员，在没有张伯伦参会的情况下直接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内阁决定，张伯伦必须向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担心，如果他们不发，政府就会垮台。英国的公众意见要求下定决心采取行动。11月20日，伦敦城雷雨交加，内阁连夜再次开会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即1939年9月3日早上9点，亨德森向德国的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最后通牒：德国人须在两小时内同意停火并退兵，否则英国将向德国宣战。[197]

德国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份冗长的回复，于最后通牒过期的那一刻即11点稍晚时候交给了亨德森。在回复中，德国再次强调它想要的只是修正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人还指责英国人助长了波兰的嚣张气焰。当天中午，法国人也发出了一封内容类似但篇幅稍长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也被德国拒绝了，但德国保证自己没有侵略法国的意图。此时此刻，张伯伦已经通过广播向英国人民宣布，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做出满意答复，“我们英国现在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的一切努力，”张伯伦在稍晚时候告诉下议院，“我的一切期望，我在我的公共生活中信奉的一切，都已被碾得粉碎。”刚到下午时，希特勒向全德发布了一连串声明，通告了英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希特勒告诉德国人民，他已经尽一切努力保卫和平，但是英国的好战分子就是不允许。要怪罪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犹太寡头领袖。他对纳粹党及其成员希特勒则讲得更直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那些犹太民主领袖，现在把英国人民拖入了和德国的战争之中。”他告诉属下，并加了一句，“1918年的事情绝对不会重演。”[198]

但是德国的其他人可没有这么确定。一年前慕尼黑危机时，曾经有保守派一起反对希特勒的好战倾向，而当希特勒把注意力放到波兰身上时，他们更害怕了。于是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和英法政府取得了联系，但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混杂，有的人要求英法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有的人寻求在欧洲范围之内解决问题。他们的提议并没有被认真对待。[199]当希特勒撤销了入侵波兰的第一批命令时，沙赫特、奥斯特和卡纳里斯等人认为这打击了希特勒的权威地位，会使他下台。但是这一次，保守派失去了军方将领的支持。面对波兰的抵抗，高级将领们在军事上信心更足（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长期以来就心怀要打垮波兰的野心；他们长年累月地受到希特勒的恫吓；在成功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些因素使他们不再对希特勒在政策上的全面冒进持保守态度。这时，距慕尼黑危机已有一年之久，德军已经为入侵波兰做了更好的准备；苏联已经宣布中立；当时英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挽救波兰。早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已经想要发动战争了，但却被在最后一刻英法两国坏了好事。这一次，他的决心要强很多。尽管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希特勒的态度似乎反复无常，但他入侵波兰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即使要冒在欧洲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当时仍在寻求避免和英国人冲突的戈林曾经在1939年8月29日向希特勒建议，称没有必要“赌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说：“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200]

但是，德国人民并不想孤注一掷。到了1939年8月29日，他们已经非常害怕。据一个官员报告，巴伐利亚乡村地区的埃伯曼施塔特气氛“非常压抑……尽管没有发现害怕战争的迹象……但也没有人欢迎战争。对世界大战及其惨痛后果的记忆依然十分鲜活，容不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好战情绪肆虐”。几周之后，另一份报告说，战争的爆发在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失望情绪。[201]社民党观察家也持相同看法：“没人对战争有热情。”[202]9月3日中午，威廉·夏伊勒站在威廉广场，和在场约250人一起听到了广播有关英国宣战的消息。“当广播播完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他决定再去看看其他人的反应。“我走上街头，”他说，“人们的脸上尽是震惊和沮丧……我相信，1914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柏林的确曾经陷入狂喜。可是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庆祝，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狂热和歇斯底里。”1939年9月，1914年的传奇精神并没有再现。鼓动德国人憎恨新敌人的宣传攻势已然失败。[203]

德国进入战时状态后，遍地都是恐惧和担忧。在汉堡，路易丝·索尔米茨陷入了绝望。“谁能让奇迹出现？”1939年8月29日她问道，“谁能够帮助扭曲的人性远离战争走向和平？答案很简单：没人能办到……一场世界从未经历过的屠杀开始了。”[204]人们尤其害怕的是德国城市遭遇空袭，而街区监护不厌其烦地组织人们预演空袭保护措施，更是使这种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空袭嘛，”路易丝·索尔米茨丈夫的一个熟人在1939年8月31日说，“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能够减轻前线的一些压力。”弗里德里希说，如果士兵的父母、妻子、孩子以及家庭都被空袭毁灭了，你确定前线的压力能减轻？[205]路易丝·索尔米茨并没有指望能获得多少保护，她缝了一些沙袋，堆放在自己的窗前。“充满血腥和残忍的世界，”战争爆发时她记录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时代，三十年战争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星期日的学校郊游……二十一年过去了，欧洲的伤口愈合了，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206]

Ⅳ

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从那一刻开始，到1939年9月战争正式爆发为止，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欧洲乃至世界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些妄想症从希特勒和施佩尔为柏林准备的大型建筑计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端倪。按照他们的计划，柏林要成为日耳曼尼亚这个新世界的首都。纳粹主义占领和征服世界的无尽野心相应地催生了一场改造计划。改造的目的在于重塑德国人民的心灵、精神和身体，令他们能够在未来扮演新的优等民族。从1933年起，纳粹党开始无情地对德国各种社会机构进行深度整合，使它几乎垄断了和德国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组织。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33—1934年间宣布，要把新德国和旧德国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建立第三帝国。他们要综合传统和革命，一方面安抚保守派精英，另一方面把纳粹运动的巨大热情引向建设新德国。1934年6月末，纳粹集团中要求永久革命的激进派在“长刀之夜”中被无情镇压。同时，保守派也收到血腥警告，第三帝国不会再回到德皇的旧时代。

不过，似乎于1934年6月30日的流血事件中得以恢复的新旧势力平衡实际上正在被彻底打破。天平正在毫无疑问地向新的一方倾斜。匈牙利等国曾经在一战结束之际爆发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革命失败后建立了反革命政权。但第三帝国远非一场反革命的结果。它的雄心壮志可不只是要恢复任何真实的、想象的、净化过的或改良过的现状。纳粹刚刚当权，旋即开始整合主要的社会机构，其中包括上台之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染指的领域：军队、教会和商业。这一次整合十分艰难，因为以重整军备为优先的政策同时涉及商业和军事，需要审慎进行。对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掀起的挑战引起了工人运动被镇压之后纳粹当局所能遇到的最公开和最直言不讳的抵抗。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商业界最开始非常欢迎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带来的利润，但是后来在纳粹当局看来商人们还是不够爱国。从1936年开始，商业界备受打压，接受了系统化的改造，受制于备战狂潮，使逐利动机居于次席。沙赫特的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大胆且充满想象力，但终归还是囿于传统，最终因为阻碍了全面备战而于1937—1938年被彻底抛弃。从1934年开始军方就主动臣服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积极配合实施了重整军备计划。不过随着备战脚步在1938年初开始加快，贝克、布隆贝格和弗里奇等高级将领开始犹豫，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起被希特勒换掉。当希特勒在1938年9月成功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剩下的一些怀疑者也都缄默不言了。

到了这个时候，纳粹政权也已经在文化政策领域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在1937年7月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纳粹当局还开始推行无情的优生学政策，扫清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寻找培养身体和精神上都趋于完美的雅利安种族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政策一开始就趋于激进。被归为堕落人群的人遭到强制绝育，犹太人被清理出文官系统、脑力劳动行业以及经济领域。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德国人的性生活都开始受到限制。不过，在这个领域相关政策推进的步伐是在1938年才明显加快。处理婚姻问题又有新法通过，确保只有在遗传方面符合标准的德国人才能够生育后代，并出于对种族利益的考虑鼓励没有子女的夫妇离婚。1938年11月9—10日的反犹主义大迫害，德国的犹太人社区随后遭遇的最终洗劫，以及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分享的仅存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不复存在，这些都只是纳粹政权推进政策步伐加快最明显的表现。还有一个变化经常被人忽视，但其影响对承受者来说同样严重：1937—1938年间集中营的功能从镇压和监禁社民党——共产党抵抗运动残余分子（当时几乎已经被完全消灭）变成了关押优生学意义上的不良人群。这些人愈发频繁地被当作奴隶去参加劳动，包括在采石场当苦力、干重活等，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他们。

纳粹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相反，他们对现代性的迷恋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迷恋在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中清楚无误地展示了出来。优生学（其中包括强制绝育）在当时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评论家广泛接受，被认为代表着社会政策的现代化。在支持者看来，种族概念是人类事务的核心，这一理念得到了他们眼里的所谓现代科学最新发现的支持。现代性在第三帝国还有其具体可见的表现形式。新的药品、取代汽油的合成燃料、橡胶和自然纤维、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视等）、新的合金、能够升入太空的火箭等众多高新技术都获得了政府的热情支持。政府出资建立研究机构，还为大公司研发提供资助。纳粹在现代主义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高速公路。这些不可一世的公路穿越高山，横跨深谷，路面一尘不染，光芒耀眼。骑士团城堡、纽伦堡纳粹集会所、柏林新总理府等纳粹建筑以最先进的技术套上了新古典主义的外衣，而新古典主义是当时全球最流行的公共建筑理念。在艺术领域，虽然希特勒让德国美术馆和博物馆把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品从墙上拿了下来，但受纳粹青睐的阿尔诺·布雷克尔及其模仿者创造的并非是传统的人体雕塑艺术，而是一种新型人类，它拥有完美的身体，渴望着暴力。即便是“血与土”派的德国艺术家，描绘的也不是过去等级森严、顽固保守的乡村世界，而是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之下德国农民独立、富足并且自信，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为德国提供食物。对数百万德国人来说，第三帝国大规模地推广技术奇迹，这些奇迹有的已成现实，如人民收音机，有的则在计划之中，如大众汽车，它们意在让所有人一起分享现代性与进步的成果。[207]

在纳粹领导层看来，现代性和冲突与战争紧密相连。受现代科学支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纳粹的思维方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各个民族和种族争斗不休的世界。因此，在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看来，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适应战斗非常重要。随着这种需要愈发迫切（主要是从1937年末开始），纳粹当局的激进和无情变本加厉。[208]传统的限制被抛诸脑后，当局为重塑德国和德国人而展现出的彻底和无情罕有其匹。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屈服于一个目标：让人们的头脑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像军事训练营，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的训练营进而涌现于各个领域，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帝国从事了一场人类工程学的巨型实验，既包括身体工程学，也包括精神工程学。实验无限深入个体的身体和灵魂，意图对其重加改造，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感觉和行动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强制、恐吓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应该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那就是第三帝国。

从1933年春纳粹党上台到1939年秋战争爆发的这六年半时间里，第三帝国在上述所有领域都逐渐向其目标靠拢。不过，六年半的时间还不长，能够带来的转变远远达不到纳粹当局希望看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上述一个又一个领域，极权主义冲动都不得不和不可克服的人性妥协。纳粹党广泛而深入的压迫迫使人们沉入私人领域，在那里他们感觉相对安全，并且能够相对自由地谈论政治；而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完成政府的必要任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就只是完成任务而已。纳粹政权的某些国内政策和国内机构很受欢迎，原因在于它们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例如“力量来自快乐”、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提供工作和减少失业等。经过魏玛时期的担惊受怕之后，人民渴望稳定和秩序。当时绝大多数成年人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前已经心智成熟，多少有着健全的价值观；有时他们和纳粹政权的观点重合，但有时他们却不同意纳粹宣传。于是，纳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更年轻的一代。第三帝国目光长远，他们要稳步向前，走向千秋万代，所以老一辈人态度有所保留不会给第三帝国的未来造成损害。未来站在年轻人一边，而德国的未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年轻人和老一辈人一样，也渴望个人享乐。所以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学以及大学的持续性动员中越是感到上当受骗，对第三帝国的意见就越大。某些老师和大学教授虽然成功地和纳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他们能够提供的替代品和纳粹分子传播的理念也并没有本质不同。媒体、电影、广播、杂志、剧院等传播媒介的娱乐成分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已经对不加掩饰的宣传非常厌倦。教育和文化得以存活，但做出了很多妥协。尽管如此，六年半无休无止的宣传仍然产生了一些效果。所有的评论家不管观点如何，都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总体来说比上一代人沾染了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气息。比如，在1938年11月的大迫害中，当冲锋队和党卫队开始施暴之后，参与其中的是德国的年轻人甚至小孩，而成年人则站在一边，对在街头伤害他人的行为感到震惊。当然即使是老一辈人也远非完全无辜：反犹主义宣传经久不衰，人们已经开始不假思索地使用反犹语言，并把犹太人当成异类种族，虽然他们对1938年11月大迫害中发生的公开暴行感到痛心，也对自己熟识的犹太人个体表示同情。

但归根结底，是纳粹政权的民族主义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无论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有多么担忧，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许多社民党前成员，甚至可能还包括不少共产党前成员）都为希特勒成功甩掉了被所有德国人痛恨的《凡尔赛和约》而感到自豪和满足。退出国联、萨尔兰公投、莱茵河地区再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强取苏台德地区、收回梅默尔、接手但泽，在德国人看来，这一连串行动洗刷了1919年和平协定的耻辱，恢复了德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到一战后很多民族都赢得了的民族自决权。

地图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吞并行动

在德国人看来，这些胜利首功都应该记在一个人头上，那就是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宣传中，希特勒是徒手把荣耀重新带给德国人的世界级政治家，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仅就外交政策而言，有时候他是听了其他人的话，比如吞并奥地利期间的戈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也曾经违背自身意愿，被迫屈从于国际压力；而其他人，特别是里宾特洛甫，在某些关键时刻也对其决策施加了大量影响。但是在1933—1939年期间把德国引上战争之路的人同样不是别人，正是希特勒，尽管他有时受到了身边随从的鼓励。他为政策和意识形态定了调，其他人负责补充细节。他会在关键时刻亲自下令，也会在危急时刻举棋不定，但他一直在向自己的最终目标推进：战争。在1933—1939年间，第三帝国不断趋向激进化，不是因为其统治体系内部不稳，也不是因为官僚和宠臣争权，竞相施行激进政策。尽管第三帝国缺乏理性，也并不稳定，但其掌舵者仍是希特勒和以戈林、戈培尔和后来的里宾特洛甫为主的骨干党羽。当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延缓实行某个特定政策之时，比如1936年奥运会开幕前暂缓实行反犹主义政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内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希特勒的授意，这仅仅意味着他能够发号施令，可以决定事情发展的大致方向。

希特勒毫不怀疑自己的重要性，认为纳粹德国的一切事都少不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开始使他坚信，他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30年代末他曾经在多个场合如此自夸：他受命运垂青，逢赌必胜，犹如神谕引路的梦游者。早在1939年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了这个他自己编织的神话，任何想要限制他的人都被一脚踢开。截至此时，他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不可动摇，这种信心不断得到验证。但是，193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严重失算。尽管他做出了许多努力，里宾特洛甫不断保证，戈林也进行了干预，张伯伦到最后一刻还在犹豫，但是英国最终还是向德国宣战了。可是那个时候，希特勒根本就不关心英国人。在西线，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很快这场战争就被称作“黄昏之战”（twight war）或者“假战”（dröle de guerre）。真正的战争首先在东线爆发。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种族征服、奴役和灭绝的战争。“你的心必须抹去慈悲，”希特勒在1939年8月22日告诉他的将军们，“要狠一点！真理在强者手中！8000万人民必须赢得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证。这是最残酷的战争！”[209]战争一触即发。而对卷入这场战争的几百万人而言，等待着他们的是野蛮和残酷，死亡和毁灭。

【orzbook.com 拜读网】

注释

第一章 警察国家

[1]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2 vols.Boppard, 1983), I. 630-31（该文献结合了演讲的两个不同来源之版本）。

[2]Kurt Werner and Karl-Heinz Biernat, Die Köpenicker Blutwoche, Juni 1933 (Berlin, 1958).

[3]引自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Munich, 1969), 251-2.

[4]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344-9.

[5]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97;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184.

[6]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19-22；关于这一背景，请见 Wolfgang Sauer, Die Mobilmachung der Gewalt (Karl Dietrich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III. 255-324).

[7]Peter H.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1975),472-3, 引自Abel证词第58号。

[8]Norbert 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 1993[1987]), 13.

[9]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 126.

[10]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179-88.

[11]Heinz Höhne, Mordsache Röhm: Hitlers Durchbruch zur Alleinherrschaft, 1933-1934(Reinbek, 1984), 127-8.

[12]John W.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London, 1953), 761.

[13]Immo von Fallois, Kalkül und Illusion: Der Machtkampf zwischen Reichswehr und SA während der Röhm-Krise 1934 (Berlin, 1994), 105-8.

[14]有关罗姆野心不断膨胀的情况，参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59-122，军方领导层日益不安的情况，参见177-206，可另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6-17.

[15]Fallois, Kalkül, 131;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London, 1966), 38-42.

[16]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1156-8.

[17]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0-32，原文引自柏林档案中心马克斯·海德布雷克相关档案，现存柏林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Berlin）。

[18]Heinrich Bennecke, Die Reichswehr und der "Röhm-Putsch" (Munich, 1964), 43-4; Sauer,Die Mobilmachung，引文强调罗姆革命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肃的政治内涵（338-339）；另请参见Höhne, Mord sache Röhm, 207-26.

[19]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393.

[20]Frei,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15-16; Edmund Forschbach, Edgar J. Jung: Ein konservativer Revolutionär 30. Juni 1934 (Pfullingen, 1984).

[21]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ämtliche Fragmente, part I:Aufzeichnungen 1924-1941 (Munich, 1987-96), II. 472 (21 May 1934).

[22]Höhne, Mordsache Röhm, 227-38.

[23]Klaus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I (1934), 99-117, 187.

[24]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197-200;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 [1962-3]), I. 442-6.

[25]Höhne, Mordsache Röhm, 218-24.

[26]Domarus, Hitler, I. 447.

[27]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472-3 (1934-06-29).

[28]Franz von Papen, Memoirs (London, 1952), 307-11; Hans-Adolf Jacobsen and Werner Jochmann (ed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3 vols.,Bielefeld, 1961).

[29]Domarus, Hitler, I. 463-4.

[30]Papen, Memoirs, 310-11.

[31]Wheeler-Bennett, Nemesis, 319-20;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39-46.

[32]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5-16.

[33]Domarus, Hitler, I. 466.

[34]O'Neill, The German Army, 72-6;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5-17; Ian Kershaw,Hitler, I: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510-12; Domarus, Hitler, I. 466-7; Bessel,Political Violence, 131-3; Höhne, Mordsache Röhm, 239-46.

[35]Ralf Georg Reuth,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0), 313.

[36]Domarus, Hitler, I. 468-9.

[37]Herbert Michaelis and Ernst Schraepler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X: Das Dritte Reich: Die Errichtung des Führerstaates, die Abwendung von dem System der kollektiven Sicherheit (Berlin, 1965), 168-72, document no. 2378（埃里克·肯普卡的回忆，首次发表于德国画刊Quick, 1954年第 24期）。

[38]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6-17; Domarus, Hitler, I. 470-71.

[39]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7-18; Domarus, Hitler, I. 472-7; Kershaw, Hitler,I. 513-1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4-5; 希特勒给褐衫军下的命令见Völkischer Beobachter, Sondernummer, 1 July 1934, front page; 有关罗姆被杀的情况，参见Karl Buchheim and Karl Otmar von Aretin (eds.), Krone und Ketten: Erinnerungen eines bayerischen Edelmannes (Munich, 1955), 365-6, 该文献摘录和翻译于Noakes and Pridham(eds.), Nazism, I. 10.

[40]详细的论述请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

[41]有关施莱歇的报告请见 Erste Beilage der Germania, 180, 2 July 1934: "Schleicher und sieben SA-Führer erschossen"; 详情请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 本书接下来的几个段落也有论述。

[42]Höhne, Mordsache Röhm, 247-96.

[43]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33-7.

[44]戈林后来宣布他“扩大了自己的行动范围，对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也进行了打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林是在听到慕尼黑发生的事情之后才自发展开行动的。这种说法现在要打个问号，因为戈林行动接下来的步骤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而且希特勒在几天前也对巴本及其助手非常不满。有关戈林的行动“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的说法，参见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18（尽管他的主要证据—也就是戈林的陈述—并不能在事实上表明他是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自发“扩展了”自己的任务；戈林有必要说这话，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纳粹党执行大清洗，找的借口只是罗姆的某些行为［而不是施莱歇和巴本的行为］；戈林行动经过事前精心策划的相关证据参见 Bessel,Political Violence, 133-7. 更多的细节请见Kershaw, Hitler, I. 512-15; 以及Heinz Höhne,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1972[1966]), 85-121.Sauer, Die Mobilmachung, 334-64中提到，4月开始，希特勒和党的领导层采取的系统性准备工作，强调要用宣传（特别是党内）手段打击罗姆和褐衫军。有关巴勒施泰特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1. 有关鲁登道夫的情况，参见Harald Peuschel, Die Männer um Hitler: Braune Biographien, Martin Bormann, Joseph Goebbels, Hermann Göring, Reinhard Heydrich, Heinrich Himmler und andere (Düsseldorf, 1982).

[45]"Goebbels erstattet Bericht: Die grosse Rede des Reichspropagandaministers" , Berliner Tageblatt, 307, 2 July 1934, 3。

[46]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54-8; 媒体报道见Berliner Tageblatt, 310, 4 July 1934, front page.

[47]Erste Beilage der Germania, 180, 2 July 1934; ibid., 181, 3 July 1934； Berliner Tageblatt, 306, 1 July 1934, 2; 有关“清洗” 的情况，特别参见戈林的声明，ibid., 3, 以及Völkischer Beobachter, 182/183, 1/2 July 1934, front page.

[48]Domarus, Hitler, I. 498.

[49]Kershaw, Hitler, I. 517-22. 有关战后将依旧幸存的杀手送上法庭的一些努力请见Otto Gritschneider,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Hitlers"Röhm-Putsch" -Morde vor Gericht (Munich, 1993).

[50]Bernd Stover (ed.), Berichte über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Die Meldungen der Gruppe Neu Beginn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1933-1936 (Bonn, 1996), 169-85, 此文献提供了一些例子。

[5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7-203;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I. 71 (Bekirksamt Ebermannstadt, Halbmonatsbericht,14 July 1934); Thomas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Hessen-Nassau 1933-1936 (Cologne, 1986), 117; Wolfgang Ribbe (ed.),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Brandenburg und die Reichshauptstadt Berlin 1933 bis 1936, I: Der Regierungsbezirk Potsdam (Cologne, 1998),141-2; 有关群众的情况，见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151, 2 July 1934, front page；有关警察的警告，见ibid., 153, 4 July 1934, front page；有关宣传部，见 Gabriele Toepser Ziegert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II: 1934 (Munich, 1985), 264 (3 July 1934)。

[52]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83-95.

[53]Jochen 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ü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 1942 (Stuttgart, 1955), 194.

[54]Staatsarchiv Hamburg 622-1, 11/511-13: Familie Solmitz: Luise Solmitz geb. Stephan, 1889-1973, Tagebuch: vols. 28 and 29, 21 March 1933, 3 April 1933, 30 June 1934（抄本保存在汉堡的当代史研究所［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55]相关名单见Höhne, Mordsache Röhm, 319-21.

[56]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3;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147-8.

[57]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7-30.

[58]Höhne, The Order, 113, 118，引用了Der Spiegel, 15 May 1957, 29, 以及Bennecke, Die Reichswehr und der"Röhm-Putsch" , 65, 87-8; Peter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üder (Stuttgart, 1992), 132; Hermann Foertsch, Schuld und Verhängnis: Die Fritsch-Krise im Frühjahr 1938 als Wendepunkt in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Stuttgart, 1951), 57-8.

[59]Ferdinand Sauerbruch, Das war mein Leben (Bad Wörishofen, 1951), 519-20; 关于访问日期，请见Kershaw, Hitler, I. 748, n. 144. 但巴本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件事，参见Papen,Memoirs, 334.

[60]Tagebuch Luise Solmitz, 2 August 1934;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I. 1384-90. 其实希特勒确实曾经用过“德国总统”这一头衔，那是他在“政治遗嘱”中指定邓尼茨为接班人的时候。这说明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头衔只用于兴登堡是信口雌黄；事实是“元首”这一头衔只用于希特勒，为他一人独享。参见Hans Buchheim, "The SS—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127-301, at 137.

[61]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1385 n. 6.

[62]O'Neill, The German Army, 85-91.

[63]Ibid., 85-91; 有关贝克的情况，参见Gert Buchheit, Ludwig Beck, ein preussischer General(Munich, 1964), 46。

[64]O'Neill, The German Army, 87.

[65]Buchheim, "The SS" , 127-32, 引自Ernst Rudolf Huber, Verfassungsrecht des Grossdeutschen Reiches (Hamburg, 1939). 有关博克斯海姆政变计划，参见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74.

[66]Ibid., 454-6.

[67]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Law and Justice i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1).

[68]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648 (Lammers to Hess, 11 July 1933).

[69]Victor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1934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I) (Berlin, 1999 [1995]), 42-3 (20 July 1933).

[70]重印声明及其译文载于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39-40; 同时请参看随后的评论和文件，ibid., 41-64.

[71]Ibid., 39-51；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244-73, 301-25; 有关博尔曼和赫斯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9-20, 176-7.

[72]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52-64.

[73]Ibid., 57.

[74]Alfred Kube, "Hermann Go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Basingstoke, 1993 1989.), 62-73, at 65-6；更总体的论述请见Alfred Kube,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Munich, 1987 [1986]), 以及Stefan Martens, Hermann Göring:"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75]Buchheim, "The SS" , 142-3; Höhne, The Order, 70-76;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26-30.

[76]Höhne, The Order, 124-8.

[77]Ibid., 121-32.

[78]Ibid., 131-6;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als Ideologe (Gottingen, 1970), 253-4.

[79]Hans 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73[1972]), 199.

[80]Gunnar C. Böhnert, "An Analysis of the Age and Education of the SS Führerkorps 1925-1939" ,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12 (1979), 4-17; Friedrich Zipfel, "Gestapo and SD: A Sociographic Profile of the Organisers of the Terror" , in Stein U. Larsen et al.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Bergen, 1980), 301-11.

[81]Hanno Sowade, "Otto Ohlendorf: Non-conformist, SS Leader and Economic Functionary" ,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55-64, here 155-8. 关于当时的背景情况，参见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41-208.

[82]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63]), 152-70, 以及Günther Deschner, "Reinhard Heydrich: Security Technocrat" ,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85-96，此文献中描绘的海德里希性格十分不同。

[83]Höhne, The Order, 147-57.

[84]Shlomo Aronson, Reinhard Heydrich und die Frühgeschichte von Gestapo und SD (Stuttgart,1971).

[85]迪尔斯自己对辞职的记述，参见Rudolf Diels,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 1950)。有关这段复杂历史的记述参见 Christoph Graf,"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Von der Politischen Polizei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 in Gerhard Paul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Mythos und Realität (Darmstadt, 1995), 73-83, 以及Johannes Tuchel, "Gestapa und Reichs sicherheitshauptamt. Die Berliner Zentralinstitutionen der Gestapo" , ibid., 84-100.

[86]George C. Browder, Foundations of the Nazi Polic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Sipo and SD(Lexington, Ky., 1990); idem,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1996); 以及Peter Nitschke, "Polizei und Gestapo. Vorauseilender Gehorsam oder polykratischer Konflikt?" , in Paul and Mallmann(eds.), Die Gestapo, 306-22.

[87]对这些事件最好的一份记述来自Michael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34-120；同时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16-49, 355-61.

[88]一个简要介绍，请见Detlev J. K. Peukert, "Working-Class Resistance: Problems and Options" , in David Clay Large (ed.), 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Washington, D.C., 1991), 35-48.

[89]Werner Blumenberg, Kämpfer für die Freiheit (Berlin, 1959).

[90]相关细节请见Gerhard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Arbeiteropposition" , in Mart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1-234, esp. 182-200; Helmut Be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Nürnberg 1933-1945 (Nuremberg,1976); Heike Breitschneider,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ünchen 1933 bis 1945 (Munich, 1968); Kurt Klotzbach,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ortmund 1930-1945: 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Studie (Hanover, 1969);Hans-Josef Steinberg,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Essen 1933-1945 (Hanover, 1969);Karl Ditt, Sozialdemokraten im Widerstand: Hamburg in der Anfangsphase des Dritten Reiches (Hamburg, 1984)，其他相关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研究还有很多；更一般的论述请见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928-62.

[91]Otto Buchwitz,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 1949), 156-63.

[92]Erich Matthias, Mit dem Gesicht nach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68), 215-25; 重要部分的英语翻译请见Susanne Miller and Heinrich Potthoff,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265-7.

[93]Gerd-Rainer Horn, "Radicalism and Moderation with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Underground and Exile, 1933-1936" , German History, 15 (1997), 200-220; Detlef Lehnert,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 bis 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 155-64.

[94]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分歧。也请参见Lewis J. Edinger,German Exile Politics: The Social Democratic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Nazi Era (Berkeley,Calif., 1956).

[95]William Sheridan Allen, "Soc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an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Underground Movements" , in Francis R. Nicosia and Lawrence D. Stokes (eds.),Germans Against Nazism: Non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Essays in Honour of Peter Hoffmann (Oxford, 1990), 191-204.

[96]Hans Ge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128-30.

[97]Franz Osterroth and Dieter Schuster, Chron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1963), 389; Ditt, Sozialdemokraten, 87-8; Allen, "Soc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 191-2;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65-9.

[98]Francis L. Carsten, The German Workers and the Nazis (London, 1995);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866, 887-9, 1004-8; Richard Lowenthal, Die Widerstandsgruppe"Neu Beginnen" (Berlin, 1982); Jan Foitzik, Zwischen den Fronten: Zur Politik, Organisation und Funktion linker politischer Kleinorganisationen im Widerstand 1933 bis 1939/40 (Bonn,1986); Stover (ed.), Berichte, xix-xxxix.

[99]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bridge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1 [1969]), 245-6.

[100]Eric D.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286-9.

[101]Horst Duhnke,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902-26;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argot Pikarski and Günter Uebel (eds.), Gestapo Berichte: Über den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 bis 1945 (3 vols.,Berlin, 1989-90). For the leaflets, see Peter Dohms (ed.), Flugschriften in Gestapo-Akten:Nachweis und Analyse der Flugschriften in den Gestapo-Akten des Hauptstaatsarchivs Düsseldorf (Siegburg, 1977) and Margot Pikarski and Günter Uebel (eds.), Die KPD lebt! Flugblätter aus dem antifaschis 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1945 (Berlin,1980).

[102]Detlev J. K.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106-9.

[103]Allan 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127.

[104]一些悲观的报告请见Stover (ed.), Berichte, 34-5, 87-90.

[105]Edward 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1935 (London, 1982); Beatrix Herlemann, Die Emigration als Kampfposten: Die Anleitung des kommun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aus Frankreich, Belg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2); Hermann Weber, "Die KPD in der Illegalität" , in Richard Löwenthal and Patrick von zur Mühlen (eds.), Widerstand und Verweigerung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Berlin, 1982), 83-101.

[106]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92-300.

[107]Merson, Communist Resistance, 124-52; 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Eric A.Johnson,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1999), 161-94.

[108]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289-91.

[109]例如，可参见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 150-78.

[110]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1061-4.

[111]Anne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2003), 以及Robert Conquest's classic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London, 1992 [1968]);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谋杀基洛夫的情况请见121-38）。

[112]Weber, Die Wandlung, 357-8; idem, " Weisse Flecken " in der Geschichte: Die KPD-Opfer der Stalinistischen Säuberungen und ihre Rehabilit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以及Institut fur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ed.), In den Fängen des NKWD:Deutsche Opfer des stalinistischen Terrors in der UdSSR (Berlin, 1991).

[113]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Oxford, 1996), 620-23. 法学家一般称其为罪刑法定原则。

[114]Günther 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Ermittlungen, Fakten, Dokumente(Pfaffenweiler, 1989), 15-18; Evans, Rituals, 622-4, 576-7.

[115]Hans Joachim Bernhard et al. (eds.), Der Reichstagsbrandprozess und Georgi Dimitroff: Dokumente (2 vols., Berlin, 1981-9); Georgi Dimitroff, Reichstagsbrandprozess: Dokumente,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Berlin, 1946).

[116]Völkischer Beobachter, 24 December 1934, 引自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15.

[117]Gerhard Fieberg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s Bundesministers der Justiz (Cologne, 1989), 267.

[118]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22-9; Hannes Heer,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75), 119-27.

[119]Wieland,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45; 特别请见Klaus Marxen, Das Volk und sein Gerichtshof: Eine Studie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 (Frankfurt am Main,1994), and Walter Wagner, Der Volksgerichtsho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Stuttgart,1974).

[120]Marxen, Das Volk, 57-61, 79-87; Holger Schluter, Die Urteils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s (Berlin, 1995).

[121]Ingo Müll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e. Ihre Stellung im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s" , in Martin Bennhold (ed.), Spuren des Unrechts: Rech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Kontinuität (Cologne, 1989), 17-34; Hans Wüllenweber, Sondergerichte im Dritten Reich: Vergessene Verbrechen der Justiz (Frankfurt am Main, 1990). 有很多对德国各地情况进行的研究，特别请参考Robert Bohn and Uwe Danker (eds.), " Standgericht der inneren Front" : Das Sondergericht Altona/Kiel 1932-1945 (Hamburg, 1998); Karl-Dieter Bornscheuer (e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NS Sondergerichtsverfahren in Rheinland-Pfalz: Eine Dokumentation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文献集); Gisela Diewald-Kerkmann et al., Vor braunen Richtern: Die Verfolgung von Widerstandshandlungen, Resistenz und sogenannter Heimtücke durch die Justiz in Bielefeld 1933-1945 (Bielefeld, 1992); Christiane Oehler,Die Rechtsprechung des Sondergerichts Mannheim 1933-1945 (Berlin, 1997); Herbert Schmidt, " Beabsichtige ich die Todesstrafe zu beantragen" :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sbarkeit im Oberlandesgerichtsbezirk Düsseldorf 1933 bis 1945 (Essen,1998); Gerd Weckbecker, 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Die Rechtspre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ondergerichte Frankfurt a.M. und Bromberg (Baden-Baden,1998).

[122]Evans, Rituals, 643-4, 659, 662; Bernhard Düsing, Die Geschichte der Abschaffung der Todesstraf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parlamentarischen Zustandekommens (Schwenningen/Neckar, 1952), 210-11.

[123]转引自Anthony McElligott, "Das Altonaer Sondergericht und der Prozess vom Blutsonntag"(Vortrag im Rahmen der Veranstaltung des Stadtteilarchivs Ottensen, der Bezirksversammlung und der Kulturbehörde, Hamburg-Altona, 3 June 1992), 20-21. 对22岁的布鲁诺和其他三人进行的审判在1992年11月才得到事后平反。

[124]Evans, Rituals, 644-5.

[125]Jan Valtin（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假名）,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重印并附有补充说明，请见Lyn Walsh et al., London, 1988), 318-20.

[126]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897-8; Martin Hirsch et al. (eds.), 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84), 421-556; Eduard Kohlrausch (ed.), Deutsche Strafgesetze vom 19. Dezember 1932 bis 12. Juni 1934 (Berlin, 1934); Evans, Rituals, 624-50; 尤其可见Bernward Dörner, "Heimtücke" : Das Gesetz als Waffe: Kontrolle, Abschreckung und 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Paderborn, 1998). 有关法官的情况，参见Ralph Anger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sprechung (Frankurt am Main, 1990).

[127]Edmund Mezger, Kriminalpolitik auf kriminolog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1934), v.

[128]Gruchmann, Justiz, 822-924; Jürgen Regge and Werner Schubert (eds.), Quellen zur Reform des Straf- und Strafprozessrechts, 2. Abteilung: NS-Zeit (1933-1939)—Strafgesetzbuch,I: Entwürfe eines Strafgesetzbuchs; II: Protokolle der Strafrechtskommission des Reichsjustizministeriums (2 vols., Berlin, 1988-9).

[129]"Rede des Reichsrechtsführers Reichsminister Dr. Frank auf dem zweiten Empfangsabend des Wirtschaftsrates der Deutschen Akademie in Berli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auffassung" , 21 January 1936: document no. 59, in Paul MeierBenneckenstein (ed.), Dokument der deutschen Politik (6 vols., Berlin, 1935-1939), IV:Deutschlands Aufstieg zur Grossmacht 1936, 337-46.

[130]Klaus Drobisch, "Alltag im Zuchthaus Luckau 1933 bis 1939" , in Dietrich Eichholtz (ed.), Verfolgung, Alltag, Widerstand: Brandenburg in der NS-Zeit: Studien und Dokumente(Berlin, 1993), 247-72, at 269-70.

[131]转引自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2004), 179.

[132]Ibid., 165-83.

[133]Ibid., 1937年的会议纪要见 Fieberg (ed.), Justiz, 160-61.

[134]Düsing, Die Geschichte, 10-11; Evans, Rituals, 915-16; 也请参见Wilfried Knauer (ed.),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stiz und Todesstrafe: Eine Dokumentation zur Gedenkstätte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Wolfenbüttel (Braunschweig, 1991).

[135]有关该时期遗传论者和偏颇或中允的犯罪理论类型有一份详尽的研究，请见Richard Wetzell,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N.C., 2000), 179-232.

[136]Christian Muller,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November 1933: Kriminalpolitik als Rassenpolitik (Baden-Baden, 1997); idem, "'Modernes' Strafre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11. 1933" , in Franz-Josef Düwell and Thomas Bormbaum (eds.), Themen juristischer Zeitgeschichte, III (BadenBaden, 1999), 46-70.

[137]Nikolaus 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 in 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2001), 165-91, esp. 171-2;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8-35.

[138]Ibid., 67.

[139]Ibid., 90-114; Erich Kosthorst and Bernd Walter,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enlager im Dritten Reich: Beispiel Emsland (3 vols., Düsseldorf, 1983); Elke Suhr, Die Emslandlager: Di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emslandischen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enlager 1933-1945 (Bremen, 1985).

[140]Friedrich Schlotterbeck,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61-2.

[141]Ibid.

[142]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78-88.

[143]Wachsmann,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 174.

[144]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69-71 and figure 1.

[145]Ibid., 70.

[146]Gruchmann, Justiz, 897-8.

[147]Michael Haerdter (ed.), Wohnsitz: Nirgendwo: Vom Leben und Überleben auf der Strasse(Berlin, 1982); Wolfgang Ayass, "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Klaus Scherer, " Asoziale" im Dritten Reich: Die vergessenen Verfolgten (Münster, 1990);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148]转引自Patrick Wagner, "'Vernichtung der Berufsverbrecher'. Die vorbeugende Verbrechensbekampfung der Kriminalpolizei bis 1937" ,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ottingen, 1998), I. 87-110, at 101.

[149]Ibid.（一份有用的文献梳理请见 vol. I, 17-40）; Johannes Tuchel, Konzentrationslager: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4-1938(Boppard, 1991) 以及Karin Orth,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1999).

[150]Ibid., 23-6; Klaus Drobisch and Günther Wieland, System der NS-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9 (Berlin, 1993), 71-5; Klaus Drobisch,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in Karl Giebeler et al. (eds.), Die fru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utschland: Austausch zum Forschungsstand und zur pädagogischen Praxis in Gedenkstätten(Bad Boll, 1996), 41-60; Falk Pingel, Häftlinge unter SS-Herrschaft: Widerstand, Selbstbehauptung und Vernichtung im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1978), 30-49.

[151]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45.

[152]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 in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397-496, at 408-31.

[153]Rudolf Ho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 (London,1959 [1951]), 263; 也请见Klaus Drobisch, "Theodor Eicke. Verkörperung des KZ-Systems" ,in Helmut Bock et al. (eds.), Sturz ins Dritte Reich: Historische Miniaturen und Porträts 1933/35 (Leipzig, 1983), 283-9; Charles W. Sydnor, 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1945 (Princeton, N.J., 1990 [1977]), 3-36;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HansGünter Richardi,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34 (Munich,1983), 艾克的情况请见 119-26.

[154]参考Barbara Distel and Ruth Jakusch,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45 (Munich,1978), 68-9; 有关早期集中营是如何被一个有组织体系替换的，参见Johannes Tuchel,"Planung und Realitat des Systems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4-1938" , in Herbert et al.(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43-59; 以及 Giebeler et al. (eds.),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55]Hoss, Commandant, 83-4.

[156]Ibid., 74-5.

[157]Broszat, "Concentration Camps" , 429-45.

[158]Ibid., 436; Pingel, Haftlinge, 50;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 Tuchel, Konzentrationslager, 121-58.

[159]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13;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326.

[160]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8.

[161]Gunther Kimmel,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Eine Studie zu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 ,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349-413, esp. 351-72; Orth, Das System, 33-5; Ulrich Herbert, "Von der Gegenerbekämpfung zur 'rassischen Generalpravention'. 'Schutzhaft' und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r Konzeption der Gestapo-Führung 1933—1939" , in idem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60-81.

[162]Tuchel, "Planung und Realität"; Herbert, "Von der Gegnerbekämpfung zur 'rassischen Generalprävention'" , 60-86.

[163]Günter Morsch, "Oranienburg-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Oranienburg" ,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11-34, at 127-9.

[164]Pingel, Häftlinge, 80-87; Orth, Das System, 53.

[16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8-80.

[166]Ayass, " Asoziale" , 22-4; Pingel, Häftlinge, 27.

[167]Patrick Wagner,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1996), 271.

[168]Ayass, " Asoziale" , 140-65.

[169]转引自ibid., 153.

[170]Ibid.

[171]Paul B. Jaskot, The Architecture of Oppression: The SS, Forced Labor and the Nazi Monumental Building Economy (London, 2000), 21-4.

[172]Ayass, " Asoziale" , 169-72; Orth, Das System, 46-54.

[173]Broszat, "Concentration Camps" , 446-59; Toni Sieger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lossenburg, gegründet für sogenannte Asoziale und Kriminelle" , in Broszat et al. (eds.),Bayern, II. 429-93; 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167-73; Jeremy Noakes, "Social Outcasts in the Third Reich" , in Richard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183-96.

[174]Orth, Das System, 48-9; Pingel, Haftlinge, 35-9; Hermann Kaienburg, "Funktionswandel des KZ-Kosmo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1938-1945" , in Herbert et al.(eds.), Konzentrationslager, 259-84; idem, "Vernichtung durch Arbeit" : Der Fall Neuengamme: Die Wirtschaftsbestrebungen des SS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KZ-Gefangenen (Bonn, 1990).

[175]Orth, Das System, 56-9. 有关集中营实行这种分类的这些法律和规范，也可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分类的情况，也请见Paul Martin Neurath, Die Gesellschaft des Terrors: Innenansichte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und Buchenwald (Frankfurt am Main,2004), 86-112. Neurath的书最初是一份博士论文，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51.

[176]Walter Poller, Arztschreiber in Buchenwald: Bericht des Häftlings 996 aus Block 39(Hamburg, 1946), 9-22; 引文在21-2.

[177]Orth, Das System, 59-61; Poller, Arztschreiber, 23-74; 更概括的请见Wolfgang Sofsky, Die Ordnung des Terror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27-40.

[178]Poller, Arztschreiber, 75-105; 有关集中营音乐的情况请见Guido Fackler, " Des Lagers Stimme" : Musik im KZ: Alltag und Häftlingskultur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1933 bis 1936 (Bremen, 2000).

[179]Leo Stein, I Was in Hell with Niemöller (London, 1942), 113-47.

[180]Neurath, Die Gesellschaft, 44-86.

[181]Ibid., 113-32; Hans Buchheim, "Command and Compliance" , in Krausnick et al., Anatomy,303-96.

[182]Poller, Arztschreiber, 227.

[183]Lothar Gruchmann, "Die bayerische Justiz im politischen Machtkampf 1933/ 34: Ihr Scheiter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von Mordfallen in Dachau" ,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II. 415-28.

[184]各种不同媒体报告参见Kimmel,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 356-8.

[185]Sybil Milto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der dreissiger Jahre im Bild der inund auslandischen Presse" , in Herbert et al.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35-47;Falk Pingel, "Konzeption und Prax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 bis 1938. Kommentierende Bemerkungen" , ibid., 148-66，esp. 157-60.

[186]转引自当时的各类原始文献，这些文献都搜集在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Gestapo, Society and Resistance," in David F.Crew (ed.), Nazism and German Society 1933-1945 (London, 1994), 166-96, esp. 167-9; 以及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Oxford, 1990), esp. 4-8.

[187]Mallmann an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 174-7.

[188]Höhne, The Order, 162-3; Andreas Seeger, "Vom bayerischen 'Systembeamten' zum Chef der Gestapo.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Heinrich Müllers (1900-1945)" ,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255-67.

[189]Hohne, The Order, 167-9; Volker Eichler, "De Frankfurter Gestapo-Kartei. Entstehung,Struktur, Funktion,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und Quellenwert" , in Paul and Mallmann(eds.), Die Gestapo, 178-99; Rainer Eckert, "Gestapo-Berichte. Abbildungen der Realität oder reine Spekulation?" , ibid., 200-218.

[190]Melita 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 1964),43-5.

[191]Valtin, Out of the Night, 448-73. 克雷布斯对自己的身世多有想象，关于这些想象的真实性，参见Ernst von Waldenfels,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 有关这些事件请见179-209.

[192]Valtin, Out of the Night, 487.

[193]Waldenfels, Der Spion, 210-58.

[194]Valtin, Out of the Night, 512-51; Dieter Nelles,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ölle'-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usselromans der Totalitärismustheorie" , 1999: Zeitschrift fu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9 (1994), 11-45. 此文献对克雷布斯的记述持反对立场，在细节上纠正了克雷布斯的很多说法。不过文献本身的一些错误也在Waldenfels更中肯的研究下得到了纠正。

[195]完整记述请见 Waldenfels, Der Spion, 209-58, esp. 214, 220, 237; 关于该书有一份详细但并非完全可靠的书评，见Dieter Nelles, "Die Rehabilitation eines Gestapo-Agenten: Richard Krebs/Jan Valtin" , Sozial-Geschichte, 18 (2003), 148-58.

[196]Mallmann an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197]Ibid., Gellately, The Gestapo, 144-58; Robert Gellately,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Political Denunciation in the Gestapo Case Files"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6 (1988), 654-94; Martin Broszat, "Politische Denunziationen in der NS-Zeit: Aus Forschungserfahrungen im Staatsarchiv München" , Archivalische Zeitschrift, 73(1977), 221-38; 统计分析请见Reinhard Mann, Protest und Kontrolle im Dritten Re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in Alltag einer rheinischen Grossstadt (Frankfurt am Main,1987), 295; 也请见Gisela DiewaldKerkmann,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im NS-Regime oder die kleine Macht der " Volksgenossen" (Bonn, 1995), 以及eadem, "Denunziantentum und Gestapo. Die freiwilligen 'Helfer' aus der Bevölkerung" ,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288-305（盖世太保对那些因私人原因检举的人表达了自己的厌恶）。

[198]Weckbecker, 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77, 388, 779-800; Manfred Zeidler, Das Sondergericht Freiberg: Zu Justiz und Repression in Sachsen, 1933-1940 (Dresden, 1998);Oehler, Die Rechtsprechung; Hans-Ulrich Ludewig and Dietrich Kuessner, " Es sei also jeder gewarnt" : Das Sondergericht Braunschweig 1933-1945 (Braunschweig, 2000); Klaus Bästlein, "Sondergerichte in Norddeutschland als Verfolgungsinstanz" , in Frank Bajohr (ed.),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 218-38.

[199]Peter Huttenberger, "Heimtuckefalle vor dem Sondergericht Munchen 1933-1939" ,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435-526.

[200]Ibid., esp. 452-57, 473-92.

[201]Helmut Prantl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a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V: Regierungsbezirk Pfalz 1933-1940 (Mainz, 1978), 157-8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Speyer, 6 March 1937);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Herrschaft und Alltag: Ein Industrierevier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91), 327-53.

[202]Hüttenberger, "Heimtuckefälle" , 512; 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175-245.

[203]Bernward Dörner, "NS-Herrschaft und Denunziation. Anmerkungen zu Defiziten in der Denunziationsforschung" ,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55-69, at 58-61.

[204]Mann, Protest und Kontrolle, 292; 13%的案例无法确定盖世太保的消息来源。

[205]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 146-50.

[206]Ibid., 146-50. 有关酒吧作为交流和社交中心的情况，请见Richard J. Evans (ed.),Kneipengespra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207]Victor 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London, 1998 [1995]), 29.

[208]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London, 2000 [1947]), 52-3.

[209]Hans-Jochen Gamm, Der Flüsterwitz im Dritten Reich: Mündliche Dokumente zur Lage der Deutschen wa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0 [1963]), 41, 52.

[210]Ibid., 37.

[211]Ibid., 42.

[212]转引自Meike Wohlert, Der politische Witz in der NS-Zeit am Beispiel ausgesuchter SD-Berichte und Gestapo-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7), 150-51. Wöhlert声称多数笑话都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私下讲的笑话很少会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注意到，而Wöhlert的研究主要基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

[213]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194.

[214]Wöhlert, Der politische Witz, 156-63.

[215]Ibid., 44.

[216]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34, 9 (10 March 1933).

[217]Ibid., 19 (2 April 1933).

[218]Charlotte Beradt, Das Dritte Reich des Traums (Frankfurt am Main, 19811966.); 文中记载的梦见7。

[219]Ibid., 19-22, 40, 74.

[220]Ibid., 5. 莱的话请见Robert Ley, Soldaten der Arbeit (Munich, 1938), 71.

[221]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Der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 Viertel jahrshefte fur Zeitgeschichte (VfZ) 48 (2000), 575-602; 还有Dieter Rebentisch, "Die 'politische Beurteilung'als Herrschaftsinstrument der NSDAP" , in Detlev Peukert and Jurgen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Wuppertal, 1981), 107-28, 该文献研究了地方党组织是如何承担监视和控制任务的。

[222]Bernward Dörner, "Alltagsterror und Denunziation. Zur Bedeutung von Anzeigen aus der Bevölkerung für die Verfolgungswirk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imtückeGesetzes' in Krefeld" , in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 (ed.), Alltagskultur, Subjektivität und Geschicht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Alltagsgeschichte (Münster, 1994), 254-71.

[223]Ulrich 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Überlegungen zur diachronen Analyse lebensgeschichtlicher Interviews" , in Lutz Niethammer (ed.), "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wo man die heute hinsetzen soll": Faschismuserfahrungen im Ruhrgebiet (Berlin,1983), 67-96, 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请见 73-6.

[224]Karl Dietrich Bracher, 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 (vol. I of Bracher et a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475-7; Otmar Jung, Plebiszit und Diktatur: Die Volksabstimm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Fälle " Austritt aus dem Völkerbund" (1933)," Staatsoberhaupt"(1934) und " Anschluss Osterreichs"(1938) (Tübingen, 1995).

[225]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6 (23 October 1933).

[226]Bracher, Stufen, 475-85. 全民公投的情况参见本书623-24。

[22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4), 347-9; Bracher, Stufen 485-98. 犹太人仍然可以在此次选举中投票。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1), 14-16, 此书将这些虚假的结果作为纳粹政权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证据。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V: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u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nich,2003), 614. 此书在没有考虑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认为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德国人民的真正观点，“因为没有系统性操纵选举的情况出现”，这一论述主要指的是1933年的公投结果，但也在隐隐地暗示之后的“选举”情况（比如652）。Wehler严重低估了纳粹统治中的恐怖元素，这一点参见Rudiger Hachtmann, "Bürgertum, Revolution, Diktatur-zum vierten Band von Hans-Ulrich 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Sozial-Geschichte, 19(2004), 60-87, at 77-83.

[228]Tagebuch Luise Solmitz, 9 August 1934.

[229]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79 (21 August 1934). 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在前一次的公投中都投了否决票。

[230]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415-26; Theodor Eschenburg, "Streiflichter zur Geschichte der Wahlen im Dritten Reich" , VfZ 3 (1955), 311-6; 这一轻描淡写的事件载于Hohne, The Order, 201; 有关主教参见Paul Kopf and Max Miller (eds.), Die Vertreibung von Bischof Joannes Baptista Sproll von Rottenburg 1938-1945: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lichen Widerstands (Mainz, 1971). 有关1933—1938年间选举和公决的情况，参见一个优秀的案例研究，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 137-46.早在1936年就已达到了98%的支持率。

[231]Tagebuch Luise Solmitz, 29 March 1936. 有关这些选举中史无前例的恐怖和欺诈，更多细节可参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407-60.

[232]Jeremy Noakes,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azi Terror" , in Noel O'Sullivan(ed.), Terrorism,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Brighton, 1986), 67-87. 这片文章指出，1933年之后，纳粹以恐怖做威胁的情况要多于实际使用恐怖手段；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多数德国人学会了在表面上服从纳粹的强制规定，参见本书494-6。

[233]Robert G. Gellately, "Die Gestapo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r selbstuberwachenden Gesellschaft" , in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ed.),Anpassung, Verweigerung, Widerstand: Soziale Milieus, Politische Kultur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im regionalen Vergleich (Berlin,1997), 109-21; idem, "Allwissend und allgegenwartig? Entstehung, Funktion und Wandel des Gestapo-Mythos" ,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47-72, at 67.

[234]Werner Rohr, "Uber die Initiative zur terroristischen Gewalt der Gestapo—Fragen und Einwande zu Gerhard Paul" , in idem and Brigitte Berlekamp (eds.), Terror, Herrschaft und 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robleme der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Münster, 1995), 211-24.

[235]Diewald-Kerkmann,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63.

[236]有关意图淡化盖世太保的残忍和意识形态狂热的研究，见Gerhard Paul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Auf dem Wege zu einer Sozialgeschichte des Terrors: Eine Zwischenbilanz" , in idem (eds.), Die Gestapo, 3-18（该研究反对“把盖世太保军官描绘成残忍的、带有犯罪倾向的、心理变态的穿着黑皮大衣的魔鬼”，第11页）。而有关一些盖世太保军官运用身体暴力和虐待行为的倾向，请见Hans-Dieter Schmid,"'Anständige Beamte' und 'uble Schläger'. Die Staatspolizeileitstelle Hannover" , ibid.,133-60.

[237]Dörner, "NS-Herrschaft" , 61-8.

[238]Gellately, "Allwissend und Allgegenwartig?".

[239]支持这些观点及类似观点的一项有力研究见于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149-215.

[240]Bernward Dorner, "Gestapo und 'Heimtucke'. Zur Praxis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bei der Verfolgung von Verstössen gegen das 'Heimtücke-Gesetz'" , in Paul and Mallmann(eds.), Die Gestapo, 325-43, at 341.

[241]Charles Townshend, Terror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 36-52.

[242]Dieter Nelles, "Organisation des Terror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 25 (2002), 5-28; Karl-Heinz Reuband, "Denunziation im Dritten Reich. Die Bedeutung von Systemunterstützung und Gelegenheitsstrukturen" ,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219-34.

[243]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 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73-6.

第二章 精神动员

[1]Helmut Heiber (ed.), Goebbels-Reden (2 vols., Düsseldorf, 1971-2), I: 1932-39, 131-41(Berlin, Grosser Saal der Philharmonie-Eroffnung der Reichskulturkammer, 15. 11. 33) and 82-107 (Berlin, Haus des Rundfunks-Ansprache an die Intendanten und Direktoren der Rundfunkgesellschaften, 25. 3. 33), at 82, 88, 131-4.

[2]Ibid., 92-3.

[3]Josef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utersloh, 1963),94, 此文献记录了戈培尔的任命情况。

[4]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92-461, 相关部分记录了1933年的文化革命。

[5]转引自Zbynek Zeman, Nazi Propaganda (Oxford, 1973), 38, 引用Karlheinz Schmeer, Die Regi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56), 28.

[6]Werner Skrentny, "Terrassen, Hochhäuser und die 13 Laden: Hoheluft und Eimsbuttel",in idem (ed.), Hamburg zu Fuss: 20 Stadtteilrundgänge durch Ge schichte und Gegenwart(Hamburg 1986), 133. 巴伐利亚州魏勒斯巴赫中区建造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情况，参见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69. 更综合的记述，参见Richard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Harmondsworth, 1974 [1971]), 101-22.

[7]Ernest Kohn Bramsted,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East Lansing, Mich., 1965), 203-18.

[8]巴伐利亚教育部长汉斯·舍曼的讲话，引自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21 April 1933,引用和翻译来自Kershaw, The "Hitler Myth", 58-9.

[9]Tagebuch Luise Solmitz, 17 August 1934.

[10]Kershaw, The "Hitler Myth", 60.

[11]Ibid., 48-60.

[12]Ibid., 67-9, 84-95; Peter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des Dritten Reiche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des Faschismus (Munich, 1991), 138-56.

[13]Peter Reichel, "'Volksgemeinschaft' und Fuhrer-Mythos", in Bernd Ogan and Wolfgang W.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Zur politischen Ästhe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Nuremberg, 1992), 137-50, at 138-42.

[14]Frederic Spotts,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56-72. 更概括的记述参见Wolfgang Benz, "The Ritual and Stag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ocialism. Techniques of Domin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John Milfull (ed.), The Attractions of Fascism: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Triumph of the Right" (New York, 1990)，273-88. 有关旗帜等象征物的记述，参见Horst Ueberhorst，"Feste, Fahnen, Feiern: Die Bedeutung politischer Symbole und Ritu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Rudiger Voigt(ed.), Symbole der Politik, Politik der Symbole (Opladen, 1989), 157-78. 有关亡灵崇拜的情况，参见Jay W.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Ind., 1990).

[15]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London, 1970 [1941]), 22-7.

[16]Hilmar Hoffman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Providence, R.I., 1996), 151-7;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116-38; Yvonne Karow,Deutsches Opfer: Kultische Selbstauslöschung auf den Reichsparteitagen der NSDAP(Berlin, 1997); Siegfried Zelnhefer,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Geschichte, Struktur und Bedeutung der grössten Propagandafes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eierjahr (Neustadt an der Aisch, 1991); idem,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in Ogan and Weiss (eds.),Faszination und Gewalt, 79-94; Hans-Ulrich Thamer, "Von der '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Die Nürnberger Parteitage der NSDAP", ibid., 95-103.

[17]相关的精彩分析见David Welch,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1983), 147-59.

[18]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227-30; Zelnhefer, "Die Reichsparteitage", 本文指出党卫队在集会期间封锁了纽伦堡的红灯区。见本书40。

[19]关于强调该集会的各种宗教特征的详细分析，也可参见Herbert Heinzelmann, "Die Heilige Messe des Reichsparteitages. Zur Zeichen-sprache von Leni Riefenstahls 'Triumph des Willen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163-8.

[20]Welch, Propaganda, 158-9;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69-70; 参见Siegfried Kracauer,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1947),300-303.

[21]Leni Riefenstahl, Memoiren 1902-1945 (Berlin, 1990 [1987]), esp. 185-231. 有关对里芬施塔尔作品的精彩批评，参见Susan Sontag, "Fascinating Fascism", in Brandon Taylor and Wilfrie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204-18; 更概括的记述参见Glenn B. Infield, Leni Riefenstahl: The Fallen Film Goddess (New York, 1976).

[22]1933年3月28日在恺撒霍夫的演讲，重印于Gerd Albrecht (ed.),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Karlsruhe, 1979), 26-31, 未删节译本参见David Welch (ed.),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2002), 185-9.

[23]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82-107, at 95（1933年3月25日的演讲）。

[24]戈培尔接受Licht-Bild-Bühne杂志的采访，1933年10月13日，戈培尔这是在重复1933年5月19日的演讲中第一次说过的话，引自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 May 1933, 这两段话都能在Welch, Propaganda, 76-7中找到。

[25]Ibid., 75-88.

[26]Ibid., 88-93. 对一个类似的电影《希特勒青年旗帜引导我们前进》的分析，参见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 Mass., 1996),53-69; Jay W. Baird, "From Berlin to Neubabelsberg: Nazi Film Propaganda and Hitler Youth Qu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8 (1983), 495-515, 以及一个知名人类学家的精彩分析，Gregory Bateson, "An Analysis of the Nazi Film Hitlerjunge Quex",in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é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1953), 302-14.

[27]Welch, Propaganda, 31; Boguslaw Drewniak, Der deutsche Film 1938-45: Ein Gesamtüberblick (Düsseldorf, 1987), 621, 以及passim，上面有电影业的相关数据。

[28]Welch, Propaganda, 159-64; Marcus S. Phillips, "The Nazi Control of the German Film Indust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 (1971), 37-68, at 53; 也可参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172-201.

[29]Welch, Propaganda, 11-14; Andrea Winkler-Mayerhöpfer, Starkult als Propagandamittel: Studien zum Unterhaltungsfilm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2).

[30]Carsten Laqua, Wie Micky unter die Nazis fiel: Walt Disney und Deutschland (Reinbek, 1992),15-35, 45, 56-61. 在德语中Mickey一词中去掉了“e”，因为保留“e”德语发音将有所不同。

[31]Ibid., 65-71, 81, 86-7, 93-6.

[32]Welch, Propaganda, 11-13; 也请参见Wolfgang Becker, Film und Herrschaft: Organisationsprinzipien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ilmpropaganda (Berlin, 1973), 审查相关情况尤其见32-67和67-98；还可见Kraft Wetzel and Peter Hagemann, Zensur: verbotene deutsche Filme 1933-1945 (Berlin, 1978), 以及Klaus-Jürgen Maiwald, Filmzensur im NS-Staat (Dortmund, 1983).

[33]Jürgen Spiker, Film und Kapital: Der Weg der deutschen Filmwirtschaft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inheitskonzern (Berlin, 1975), esp. 168-82; Klaus Kreimeier, The UFA Story: A History of Germany's Greatest Film Company 1918-1945 (New York, 1996),205-65.

[34]Welch, Propaganda, 17-24, 30-38;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180-207.

[35]Welch, Propaganda, 43; Karsten Witte, "Die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in Horst Denkler and Karl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Themen, Traditionen, Wirkungen (Stuttgart, 1976), 347-65; 也请见Erwin Leiser, Nazi Cinema(London, 1974 [1968]).

[36]Joseph Wulf,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329, 引自Film-Kurier, 29 September 1933; 也可见ibid., 330；更概括的记述参见Felix Moeller, Der Filmminister: Goebbels und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8),以及Stephen Lowry, Pathos und Politik: Ideologie in Spielfil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Tübingen, 1991).

[37]一般的情况参见David S. Hull,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Berkeley, Calif., 1969); Gerd Albrech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lm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pielfilme des Dritten Reichs (Stuttgart, 1969), esp.284-311; Karsten Witte, Lachende Erben, Toller Tag: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Berlin,1995); 以及Linda Schulte-Saase, Entertaining the Third Reich: Illusions of Wholeness in Nazi Cinema (Durham, N.C., 1996), 本文论证了纳粹娱乐电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38]Welch, Propaganda, 191-203, Hoffmann, The Triumph, 192-210.

[39]Welch, The Third Reich, 38-41; Joseph Wulf,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15-18;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6-11; Inge Marssolek, "Radio in Deutschland 1923-1960: Zur Sozialgeschichte eines Mediums",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 (2001), 207-39, at 217; 制造商在1934年被清理出帝国广播协会，转由经济部管辖（ibid., 40-41），1939年11月协会并入了帝国广播公司，见Wulf, Presse und Funk, 299-304. 也请参见Inge Marss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eds.), Zuhören und Gehörtwerden, I: Radio im Nationalsozialismus: Zwischen Lenkung und Ablenkung (Tübingen, 1998), 以及Florian Cebulla, Rundfunk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1924-1945 (Göttingen, 2004), esp. 209-46.

[40]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59 (25 May 1933), 65-6 (7 June 1933), 85 (10 July 1933); 也请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08-9. 德国出版局（Deutsche VerlagsAnstalt）是他的出版商。

[41]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82-107, at 87.

[42]Marssolek, "Radio", 217.

[43]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91-4.

[44]Welch, The Third Reich, 40-42;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144-5, 162, 189;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7; Norbert Frei and Johannes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86-7; 数据选自Hans Pohle, Der Rundfunk als Instrument der Politik: Zur Geschichte des Rundfunks von 1923 bis 1928 (Hamburg, 1955), 327-9; 更概括的情况参见Ansgar Dille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Nanny Drechsler,Die Funktion der Musik im deutschen Rundfunk 1933-1945 (Pfaffenweiler, 1988); Reichel,Der schöne Schein, 159-79; Gerhard Hay, "Rundfunk und Hörspiel als 'Fuhrungsmittel'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66-81; HansJörg Koch, Das Wunschkonzert im NS-Rundfunk (Cologne, 2003), 168-271; Uta C. Schmidt,"Der Volksempfänger: Tabernakel moderner Massenkultur", in Inge Marss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 (eds.), Radiozeiten: Herrschaft, Alltag, Gesellschaft (1924-1960) (Potsdam,1999), 136-59. 30年代初电视机还处于实验阶段；商店窗户上都有收音机收听广播：参见Klaus Winker, Fernsehen unterm Hakenkreuz: Organisation, Programm, Personal (Cologne,1994).

[45]Heinz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938-1945: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7 vols., Herrsching, 1984), II. 277-8.

[46]Alan E. Steinweis, "Weima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4 (1991), 402-23.

[47]See Reinhard Bollmus, Das Amt Rosenberg und seine Gegner: Studien zum Machtkamp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Stuttgart, 1970).

[48]Hildegard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einbek, 1963), 7-21, 73-86,此文献就宣传工作的内部纷争进行了精彩叙述。

[49]Reuth, Goebbels, 304.

[50]Spotts, Hitler, 3-9, 74-5; 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83-100.

[51]Welch, The Third Reich, 30-32; Alan E. Steinweis, "Cultural Eugenics: Social Policy,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urge of Jews from German Cultural Life", in Glenn R. Cuomo(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1995), 23-37; Jonathan Petropoulos, "A Guide through the Visual Ar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Third Reich", ibid., 121-53;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53-63.

[52]Spotts, Hitler, 76-7; Alan E. Steinweis, Art, Ideology, and Economics in Nazi Germany: The Reich Chambers of Music, Theater, and the Visual Arts (Chapel Hill, N.C., 1993), 4-6,34-49, 83-102;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1996), 34-8, 64-70.

[53]Ibid., 51-6.

[54]Erik Levi,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4), 14-23; Spotts, Hitler, 74; Petropolous,Art, 38-40.

[55]Steinweis, "Cultural Eugenics", 28-9.

[56]Modris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25-8, 125-33, 167-72, 215, 251-4.

[57]Ibid., 260, 268-9, 272-3, 275, 277-9, 283-6, 290, 303; Günther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Die Frankfurter Zeit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6), 44-63.

[58]Ibid., 329-69, 537; 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51-2; 有关纳粹主义对文艺专栏文章的敌视，参见Wulf, Presse und Funk, 197-208.

[59]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里面有很多例子。

[60]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525 (November 1935), 551-3 (December 1935); 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342-3.

[61]Ibid., 383.

[62]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574 (January 1936).

[63]引自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91.

[64]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146; 尽管吉勒森为报纸和报社员工做了有力辩护（527-38），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纳粹当局做出的妥协；有一个更公允但整体上比较悲观的结论，参见Frei and Schmitz, Journalismus, 51-3. 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每日新闻报》是个相同的案例，关于该报有一份纪实性的记述（其中混有个人回忆），参见Margret Boveri,Wir lügen alle: Eine Hauptstadtzeitung unter Hitler (Olten, 1965).

[65]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02-4; Oron J. Hale, 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Princeton, N.J., 1964), 289-99; Bramsted, Goebbels, 124-42.

[66]Welch, The Third Reich, 43-6; Hale, The Captive Press, 143-68; Eksteins, The Limits of Reason, 281-311; Wulf, Presse und Funk, 39. I.G. 法本公司一直拥有《法兰克福新闻报》至1938年，这是一个证明法本公司在第三帝国巨大影响力的证据。参见本书371-72以及376-7。

[67]Welch, The Third Reich, 46;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193-5; 该法律的文本请见Wulf, Presse und Funk, 72-6. 纳粹当局于1933年想要避免影响“宗教感情”，请见本书下一节。

[68]Norbert Fre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oberung der Provinzpresse: Gleichschaltung, Selbsanpassung und Resistenz in Bayern (Stuttgart, 1980), esp. 164-7, 322-4; Hale, The Captive Press, 102-42, 本文有对党和出版业在全国以及地区层次影响力的论述。

[69]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92-506; Hermann Froschauer and Renate Geyer, Quellen des Hasses: Aus dem Archiv des "Sturmer" 1933-1945 (Nurem berg, 1988); Fred Hahn (ed.), Lieber Stürmer! Leserbriefe an das NS-Kampfblatt 1924-1945 (Stuttgart, 1978).

[70]Wulf, Presse und Funk, 87-99. 一个近期的版本请见Gabriele Toepser-Ziegert (ed.), NS 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I: 1933; II: 1934; III:1935; IV: 1936; 以及随后几册: V: 1937; VI: 1938, ed. Karen Peter (Munich, 1985-98). 相关政策背景请见Karl-Dietrich Abel, Presselenkung im NS-Staat: Eine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Publizistik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Berlin, 1990 [1968]).

[71]更一般的情况请见Jürgen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70),esp. 25-60; Fritz Sänger, Politik der Täuschungen: Missbrauch der Presse im Dritten Reich: Weisungen, Informationen, Notizen, 1933-1939 (Vienna, 1975); 以及Henning Storek, Dirigierte Öffentlichkeit: Die Zeitung als Herrschaftsmittel in den Anfangsjah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erung (Opladen, 1972).

[72]Gillessen, Auf verlorenem Posten, 224; 当局打压天主教出版社的情况，参见Hale, The Captive Press, 169-89, 以及本书239。

[73]Welch, The Third Reich, 47;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504.

[74]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244-5;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144-5(Regierungspräsident Potsdam, August 1934).

[75]Wulf, Presse und Funk, 84 and 279, 也可见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02.

[76]David Banki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Oxford,1992), 20-27; Hale, The Captive Press, 57, 145-63, 231.

[77]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74-205 (Berlin: Sitzungssaal des ehemaligen Preussischen Herrenhauses-1. Reichspressetag des Reichsverbandes der Deutschen Presse, 18. 11. 34), at 184-6.

[78]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Diktate, VIII. 101 (14 April 1943).

[79]Hans Fallada, Kleiner Mann-was nun? (Reinbek, 1978 [1932]); 英语译本参见Susan Bennett,Little Man-What Now? (London, 1996).

[80]Jenny Williams, More Lives than One: A Biography of Hans Fallada (London, 1998), esp.107-9, 127. 更概括的记述，参见Cecilia von Studnitz, Es war wie ein Rausch: Fallada und sein Leben (Düsseldorf, 1997), 以及一篇深刻的文章，Henry Ashby Turner, Jr, "Fallada for Historian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6 (2003), 477-92.

[81]Williams, More Lives, 135-49; Hans Fallada, Wer einmal aus dem Blechknapf frisst (Reinbek,1980 [1934]).

[82]Williams, More Lives, 149, 175-6, 188. Paul Mayer (ed.), Ernst Rowohlt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68); Walter Kiaulehn, Mein Freund der Verleger-Ernst Rowohlt und seine Zeit (Reinbek, 1967); 罗沃尔特度过了战争，并在战后成为西德的主要出版商。

[83]Ibid., 150-62; Hans Fallada, Wir hatten mal ein Kind: Eine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Reinbek, 1980 [1934]).

[84]Williams, More Lives, 173-267 and 284 n. 18 (Rudolf Ditzen to Elizabeth Ditzen, 22 December 194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15, 126 (31 January 1938); Hans Fallada, 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 (Munich, 1981 [1936]); Wolf unter Wölfen (Reinbek, 1991 [1937]); Der eiserne Gustav: Roman (Berlin, 1984 [1938].); Der Trinker/Der Alpdruck(Berlin, 1987 [1950]). 也请见Gunnar Müller-Waldeck and Roland Ulrich (eds.), Hans Fallada: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Briefen (Berlin, 1997). 有关法拉达和迪岑二人战后跌宕起伏的职业经历，参见Sabine Lange, "... wir haben nicht nur das Chaos, sondern wir stehen an einem Beginn" ... Hans Fallada 1945-1946 (Neubrandenburg, 1988).

[8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09-12.

[86]Kurt R. Grossmann,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Frankfurt am Main, 1973 [1963]), 278-318; Josef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1963), 259-61;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0, 136, 409, 429.

[87]Wolfgang Emmerich, "Die Literatur des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 Denkler and Pru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27-58.

[88]James M.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111-22;Ralf Schnell, Literarische innere Emigration: 1933-1945 (Stuttgart, 1976), 113-32, 引文在121; Peter Barbian, "Literary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155-96; Reinhold Grimm, "Im Dickicht der inneren Emigration",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06-26.

[89]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123-9; Friedrich P. Reck-Malleczewen, 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 (Stuttgart, 1968 [1937]); 请见本书415-17；更概括的研究请见Heidrun Ehrke-Rotermund and Erwin Rotermund, Zwischenreiche und Gegenwelten: Texte und Vorstudien zur "Verdeckten Schreibweise " im "Dritten Reich " (Munich, 1999), 315-93, 关于雷克和荣格尔的情况请见527-46。

[90]Klaus Vondung, "Der literarische Nationalsozialismus. Ideologische, politische und sozialhistorische Wirkungszusammenhange",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44-65; Karl Prümm, "Das Erbe der Front. Der antidemokratische Kriegsroma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s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ortsetzung", ibid., 138-64（该书的其他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91]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31-41, at 137.

[92]Kurt Eggers, Deutsche Gedichte (Munich, 1934), 8, in Wulf, Literatur, 286; Alexander von Bormann,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meinschaftslied",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256-80; Gottfried Niedhart and George Broderick (eds.), Lieder in Politik und Allta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and Eberhard Frommann,Die Lieder der NS-Zeit: Untersuchung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iedpropaganda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Cologne, 1999).

[93]Wulf, Literatur, 366, reprinting Fritz Sotke, "So ist es", in Wille und Macht (15 January 1934), 1.

[94]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23-35; 更概括的研究，参见Sebastian Graeb Könneker,Autochthone Modernität: Eine Untersuchung der vom Nationalsozial ismus geforderten Literatur (Opladen, 1996) 以及Uwe-Karsten Ketelsen, Literatur und Drittes Reich (Schernfeld,1992); 有关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d Schumann），可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130-54。

[9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17-18.

[96]Wulf, Literatur, 113-23;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48-54; idem, Gottfried Benn: The Unreconstructed Expressionist (London, 1972) —尤其见他翻译的贝恩的 "To the Literary Emigrés: A Reply", 89-96; Reinhard Alter, Gottfried Benn: The Artist and Politics (191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6), esp. 86-144.

[97]Wolfgang Willirich to Gottfried Benn, 27 August 1937，再版于Wulf, Literatur, 120-22.

[98]Glenn R. Cuomo, "Purging an 'Art-Bolshevist': The Persecution of Gottfried Benn in the Years 1933-1938", German Studies Review, 9 (1986), 85-105; 也请见Gottfried Benn,Gesammelte Werke, ed. Dieter Wellershoff (4 vols., Wiesbaden, 1961), I. 440-52, "Der neue Staat und die Intellektuellen", 文章为纳粹夺权辩护。

[99]Jan-Pieter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Munich, 1995 [1993]), 54-66记录了最初的清理活动；66-156完整、细致地研究了各类审查机构。还可参见Dietrich Strothmann的调查，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Ein Beitrag zur Publizistik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60), 有关被禁作品的详细情况，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6-31.

[100]Wulf, Literatur, 160-64;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71-4. 也请见Siegfried Schliebs,"Verboten, verbrannt, verfolgt... Wolfgang Herrmann und seine 'Schwarze Liste: Schöne Literatur' vom Mai 1933. Der Fall des Volksbibliothekars Dr Wolfgang Hermann", in Hermann Haarmann et al.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 : Bücherverbrennung in Deutschland 1933: Voraussetzungen und Folgen. Ausstellung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vom 8. Mai bis 3. Juli 1983 (Berlin, 1983), 442-54; Barbian, Literaturpolitik, 217-319是图书贸易的有关情况，319-63是图书馆的有关情况；Engelbrecht Boese, Das öffentliche Bibliothekswesen im Dritten Reich (Bad Honnef, 1987); 以及Margaret F. Stieg,Public Libraries in Nazi Germany (Tuscaloosa, Ala., 1992); 有关外国作家的情况，参见Stroth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222-4, 以及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52-3.

[101]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51.

[102]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36-45; Boguslaw Drewniak, "The Foundations of Theater Policy in Nazi Germany",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67-94;剧院业务的详细情况请见相同作者的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有关这些经典作品命运的讨论见167-89；更多相关研究参见论文集 Thomas Eicher et al., Theater im "Dritten Reich" :Theaterpolitik, Spielplanstruktur, NS-Dramatik (Seelze-Velber, 2000); 一些文件摘要请见Wulf, Theater und Film; 关于各具体方面的文章，请见Glen W. Gadberry (ed.), Theater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er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1995).

[103]Steinweis, Art, 134-7.

[104]有关细节请见Wulf，Theater und Film.

[105]Friederike Euler, "Theater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i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91-173;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57-74.

[106]William Niven, "The Birth of Nazi drama?: Thing Plays", in John London (ed.),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54-95, esp. 73; 更多细节请见Rainer Stommer, Die inszenierte Volksgemeinschaft: Die "Thing-Bewegung" im Dritten Reich(Marburg, 1985), 以及一个简洁的研究Johannes M. Reichl, Das Thingspiel: Über den Versuch ein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ehrstück-Theaters (Euringer-Heynick-Möller)(Frankfurt, 1998), esp. 14-33; 有关运动起源的信息见Egon Menz, "Sprechchor und Aufmarsch. Zur Entstehung des Thingspiel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30-46;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95-106, 以及Rainer Stommer, "'Da oben versinkt einem der Alltag ...'. Thingstätten im Dritten Reich als Demonstration der Volksgemeinschaftsideologie",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149-73.

[107]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168-72 (Berlin, Sportpalast, Eröffnung der "Woche des deutschen Buches", 5. 11. 34), at 177.

[108]Donald R. Richards, The German Bestsell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and Analysis 1915-1940 (Berne, 1968)（单个作家在表格 B, 畅销书名单在表格 A）; Richards的数据后来得到了修正，参见Tobias Schneider, "Bestseller im Dritten Reich. Ermittlung und Analyse der meistverkauften Roman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VfZ 52 (2004), 77-97.

[109]Hans Hagemeyer, 1935年8月28日对帝国德语图书宣传工作协会做的演讲，请见Wulf, Literatur, 243-4; 也请见戈培尔1934年11月5日的演讲（请见本书，106-107）。

[110]Wilhelm Baur, 引自和上文相同的文献，plate 8, opp. 145; also 274-7.

[111] Schneider, "Bestseller", 80-85.

[112]Kershaw, Hitler, I. 15-17.

[113] Hans Dieter Schafer, Das gespaltene Bewusstsein: Über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33-1945 (Munich, 1982), esp. 7-54; Thymian Bussemer, Propaganda und Populärkultur. Konstruierte Erlebniswelt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esbaden, 2000), esp. 76-115.

[114]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2-4, 413-16.

[115]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Munich, 2004), I/I. 293 (29 August 1924).

[116]Peter Paret,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17-18, 23-69; Shearer West,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7: Utopia and Despair(Manchester, 2000), 93-9; 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65-71; Wolfgang Tarnowski, Ernst Barlach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Abendvortrag, gehalten am 20. Oktober 1988 in der Katholischen Akademie Hamburg (Hamburg, 1989), 41-5; Joseph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32. 也请参见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 (ed.),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Kunst in Deutsch land 1933-1945 (Berlin, 1978).

[117]Paret, An Artist, 23-5, 38-43, 59; 如果要给Paret这部优秀作品重新起名，也许应该叫“一位艺术家与第三帝国的斗争”（The Third Reich against an Artist）。

[118]Ernst Barlach, Die Briefe, ed. Friedrich Dross (2 vols., Munich, 1968-9), II. 414 (Barlach to Leo Kestenberg, 13 November 1933).

[119]Ibid., II. 374 (Ernst Barlach to Hans Barlach, 2 May 1933).

[120]引自Paret, An Artist, 171 n. 33, 重印于Alfred Rosenberg, Blut und Ehre: Ein Kampf für deutsche Wiedergeburt: Reden und Aufsätze von 1919-1933 (Munich, 1934), 250.

[121]Paret, An Artist, 78-9, 原文引自Barlach, Die Briefe, II. 388-9 (Barlach to Alois Schardt, 23 July 1933) and 425 (Barlach to Carl Albert Lange, 25 December 1933).

[122]该木雕在战争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放回该教堂中。

[123]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p. 25.

[124]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56 (4 April 1936).

[125]Barlach, Briefe, II. 735 (Barlach to Heinz Priebatsch, 23 October 1937).

[126]Paret, An Artist, 137.

[127]Peter Adam,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196-201.

[128]Jonathan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2000), 218-53; idem, "From Seduction to Denial: Arno Breker's Engagement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in Richard A.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Chicago, 2002), 205-29;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52; Volker Probst, Der Bildhauer Arno Breker (Bonn, 1978). 布雷克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做了辩护，参 见Arno Breker, Im Strahlungsfeld der Ereignisse, 1925-1965 (Preussisch Oldendorf,1972).

[129]Klaus Backes, Hitler und die bildenden Künste: Kulturverständnis und Kunst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88), 10-56.

[130]Erhard Klöss (ed.), Reden des Führers: Politik und Propaganda Adolf Hitlers 1922-1945(Munich, 1967), 108-20.

[131]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13-16.

[132]Lynn H.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94), 9-15.

[133]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3-25; 更概括的文献请见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356-70.

[134]Adam, Arts, 121-3; West, The Visual Arts, 188-9. 有关查禁作家的作品情况，参见Werner Haftmann, Verfemte Kunst: Bildende Künstler der inneren und äusseren Emigration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6) (esp. Beckmann, 47-67, Klee, 1112-25,Kirchner 126-32, and Schlemmer, 37-13).

[135]Petropoulos, Art, 57.

[136]Spotts, Hitler, 151-64.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 (5 June 1936); Backes, Hitler, 57-70; 有关先锋艺术展览的情况，参见Christoph Zuschlag, "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The Precursors of Entartete Kunst and its Individual Venues", in Stephanie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 (Los Angeles, 1991),83-103, 更多的细节请见Christoph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 Ausstellungsstrategien in Nazi-Deutschland (Worms, 1995), 58-168（1933年抗议的情况在329）。

[137]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40-44.

[138]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25; Reinhard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Kulturideologie, Kulturpolitik, Kulturproduktion (Cologne, 1983),143-5; Annegret Janda, The Fight for Modern Art: The Berlin Nationalgalerie after 1933',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05-18.

[139]Annegret Janda (ed.), Das Schicksal einer Sammlung: Aufbau und Zerstörung der Neuen Abteilung der Nationalgalerie im ehemaligen Kronprinzen-Palais Unter den Linden 1918- 1945 (Berlin, 1986), 16.

[140]Inge Jádi et al., Beyond Reason: Art and Psychosis: Works from the Prinzhorn Collection(London, 1996), 以及Hans Prinzhorn, 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 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e und Psychopathologie der Gestaltung (Berlin, 1922).

[141]Fritz Kaiser, Führer durch 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 (Berlin, 1937), 24-8.

[142]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48-52. 但是希特勒的指示似乎并没有得到执行。

[143]Kaiser, Führer, 2-22. 宣传册子的内容请见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359-90; 也请见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ibid., 45-81；详细论述请见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169-204, 222-99.

[144]Robert Böttcher, Kunst und Kunsterziehung im neuen Reich (Breslau, 1933), 41; Wolfgang Willrich, Säuberung des Kunsttempels: Eine kunstpolitische Kampfschrift zur Gesundung deutscher Kunst im Geiste nordischer Art (Munich, 1937), 6.

[145]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19-20, 324, 327-33; 报纸宣传的情况请见Karen Peter (ed.),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V: 1937 (Munich,1998), 579, 587, 590, 631, 701.

[146]Berliner Morgenpost, 172, 20 July 1937, front pag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5 February 1938.

[147]Peter 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July 1937",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33-43; 卡罗拉·罗特等人的反应请见Paul Ortwin Rave, Kunstdiktatur in Dritten Reich(Hamburg, 1949); telegram in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331; 标价信息请见PeterKlaus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937: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ntartete Kunst " (Munich, 1987), 103-4; 文中收录了该展览宣传册的副本（183-216）。

[148]Sean Rainbird (ed.), Max Beckmann (London, 2003), 274-7.

[149]一项精彩而简要的相关研究，见Backes, Hitler, 71-7.

[150]Norbert Wolf, 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of Time(Cologne, 2003), 86-90.

[151]Kaiser, Führer, 24-8.

[152]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18-27. 文学批评的命运与之相似，见Strothmann,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258-300.

[153]引文和译文见Adam, The Arts, 123.

[154]Ibid., 121-4.

[155]Adam, The Arts, 121-2;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55-6（也可见本书前文的引用）。

[156]Brenner, Die Kunstpolitik, 159.

[157]Adam, The Arts, 122-7.

[158]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55-6; 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205-21; Petropoulos,Art, 76-81. 有关媒体报道和拍卖会的公告，见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40-41.

[159]Stephanie Barron, "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35-69.

[160]Angelika Königseder and Juliane Wetzel, "Die 'Bilderverbrennung' 1939-ein Pendant?",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1(2003), 439-46, 文中指出，尽管大量文件证据显示了焚毁艺术品的计划确实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计划得到了执行。没有目击证人。艺术品被焚毁这一说法，只有一个来源即Rave, Kunstdiktatur. 不过，1939年3月20日之后焚毁名单上的作品都再也没有出现过。也请见Andreas Hüneke, "On the Trail of Missing Masterpieces: Modern Art from German Galleries",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121-33; Petropoulos, Art, 82-3 and 338 n. 50; 以及Georg Bussmann, German 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1985), 113-24.

[161]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325-6.

[162]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75.

[163]Ibid., 115.

[164]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96-110.

[165]Nicholas, The Rape, 13.

[166]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113-7.

[167]Ibid., 172-4, 181-4, 190-94.

[168]Backes, Hitler, 77-83.

[169]Klaus Wolbert, Die Nackten und die Toten des "Dritten Reiches" : Folgen ein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Körpers in der Plastik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Giessen, 1982), 34-60,188-92, 235-6.

[170]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63-6. 对媒体报道的摘要，参见Otto Thomae,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Bildend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1978), 37-69.

[171]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65（数据不同）; Petropoulos, Art, 57.

[172]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33-43, at 33-4; 也请参见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Deutsche Kunst'und'Entartete Kunst': Die Münchner Ausstellungen 1937", 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83-118.

[173]Adelheid von Saldern, "'Art for the People': From Cultural Conservatism to Nazi Cultural Policies", in eadem,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 (Ann Arbor, Mich., 2002), 299-347.

[174]Karl Arndt, "Das 'Haus der deutschen Kunst'-ein Symbol der neuen Machtverhaltnisse",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61-82; idem, "Paul Ludwig Troost als Leitfigu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äpresentationsarchitektur", in Iris Lauterbach(ed.), Bürokratie und Kult: Das Parteizentrum der NSDAP am Königsplatz in München: Geschichte und Rezeption (Munich, 1995), 147-56; 该博物馆的委托、设计以及修建的有关背景，请见Karl Arndt, "Die Münchener Architekturszene 1933/34 als ästhetischpolitisches Konfliktfeld",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443-512, esp. 443-84.

[175]引自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20.

[176]Rolf Badenhausen, "Betrachtungen zum Bauwillen des Dritten Reiches",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kunde 1937, 222-3, 节选见于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223-4; Hans Lehmbruch,"Acropolis Germaniae. Der Königsplatz-Forum der NSDAP", in Lauterbach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17-46; 更为概括的记述请见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287-311;和古典主义的关系请见Alex Scobie, Hitler's State Architecture: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hiladelphia, Pa., 1990), esp. 56-68; 纳粹亡灵崇拜的情况，请见Sabine Behrenbeck,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en: Riten und Symbole 1923 bis 1945 (Vierow bei Greifswald, 1996), esp. 343-446; 伴随着殉道者尸体修饰的仪式，请见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41-72.

[177]Barbara Miller Lane,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1968), 169-84.

[178]Norbert Borrmann, Paul Schultze-Naumburg, 1869-1949. Maler-Publizist-Architekt: Vom Kulturreformer der Jahrhundertwende zum Kulturpolitiker im Dritten Reich (Essen,1989), esp. 198-220;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Joachim Petsch, "Architektur und Städtebau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75-98, 以及Elke Pahl-Weber and Dirk Schubert, "Myth and Real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Tow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Hamburg, 1933-45", Planning Perspectives, 6 (1991), 161-88.

[179]Jochen Thies, "Nazi Architecture-A Blueprint for World Domination: The Last Aims of Adolf Hitler", in David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London, 1983), 45-64, at 52; 柏林、汉堡、林茨、慕尼黑和纽伦堡的文件记录请见Jost Dülffer et al. (eds.), Hitlers Städte: Bau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78); 也请见Dirk Schubert, "... Ein neues Hamburg entsteht... Planungen in der 'Führerstadt' Hamburg zwischen 1933-1945", in Hartmut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Planen und Bauen in Europa 1930 bis 1945 (Hamburg, 1985), 299-318; Backes, Hitler, 117-93.

[180]Adam, The Arts, 245-59; 也请见Dieter Bartetzko, Zwischen Zucht und Ekstase: Zur Theatralik von NS-Architektur (Berlin, 1985); Robert R. Taylor, The Word in Stone: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Berkeley, Calif., 1974), 250-69; Anna Teut,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7); Jochen Thies, 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 Die "Endziele" Hitlers (Düsseldorf, 1976), 62-164; Merk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186-238.

[181]Paul Giesler, "Bauen im Dritten Reich", 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September 1939,引自Adam, The Arts, 256; 配有图片的细节研究请见Angela Schönberger, Die neue Reichskanzlei von Albert Speer: Zum Zusammenhang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Ideologie und Architektur (Berlin, 1981), 37-173.

[182]Thies, Architekt, 62-104.

[183]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London 1971 [1970]), 45-6.

[184]Jost Dülffer, "Albert Speer: Cultur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er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London, 1993 [1989]), 212-23; 有关戈培尔有意破坏的情况，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98. 不过有人说“光明大教堂”是由瓦尔特·弗伦茨（Walter Frentz）和莱妮·里芬施塔尔打造的，见Gitta Sereny,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London, 1995), 129.

[185]Siegfried Zelnhefer and Rudolf Käs (eds.), Kulissen der Gewalt: Das Reichsparteitagsgelände in Nürnberg (Munich, 1992), esp.31-48 (Siegfried Zelnhefer, "Bauen als Vorgriff auf den Sieg.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parteitagsgelandes").

[186]Karen A. Fiss, "In Hitler's Salon: The German Pavilion at the 1937 Paris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in Etlin (ed.), Art, 316-42, at 318-19, 引自Paul Westheim, Paul Westheim: Kunstkritik aus dem Exil, ed. Tanja Frank (Hanau, 1985), 151; 也请见Kurt Winkler, "Inszenierung der Macht: Weltausstellung 1937. Das 'Deutsche Haus' als Standarte", in Klaus Behnken and Frank Wagner (eds.),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n Faschismus(Berlin, 1987), 217-25. 德国展览馆高于苏联展馆，这一点是有意的；施佩尔事前就获悉了苏联展馆的建筑计划，见Fies, "In Hitler's Salon", 321-3.

[187]Speer, Inside, 117-22, 195-220.

[188]Dülffer, "Albert Speer", 213-15; Joachim Petach, "Architektur als Weltanschauung: Die Staats- und Parteiarchitektu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197-204.

[189]Speer, Inside, 197; Sereny, Albert Speer, 126-31.

[190]Gerhard Splitt,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Ä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42-59, 本文讨论了施特劳斯的各种可能动机，并详细考察了相关证据。可是，作者愤怒地对施特劳斯进行了并无必要的道德审判，这削弱了证据的说服力。一个更加中立的观点请见Michael H. Kater,Composers of the Nazi Era: Eight Portraits (New York, 2000), 220-23.

[191]Kater, Composers, 225-7.

[192]Ibid., 211-12; Franz Grasberger (ed.), Der Strom der Töne trug mich fort: Die Welt um Richard Strauss in Briefen (Tutzing, 1967), 171-2; Walter Thomas, Richard Strauss und seine Zeitgenossen (Munich, 1964), 218.

[193]Harry Graf Kessler, Tagebücher 1918-1937,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961]), 563 (14 June 1928); Kater, Composers, 213-16.

[194]Ibid., 217-25.

[195]Ibid., 229-46; Fred K. Prieberg,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and the Third Reich(London, 1991 [1986]), 166-9.

[196]Fred K. Prieberg, Musik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82), 207-8; Josef Wulf,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182-3; Saul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I: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London, 1997), 130-35;Albrecht Riethmüller, "Stefan Zweig and the Fall of the Reich Music Chamber President,Richard Strauss", in Michael H. Kater and Albrecht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Art under Tyranny, 1933-1945 (Laaber, 2003), 269-91. 有关斯蒂芬·茨威格畅销作品的情况请见Richards, The German Bestseller, 252-3; 茨威格的一本书在1927到1931年间卖了30万册，一本在1922到1933年间卖了17万册，还有一本在1931到1933年间也卖了17万册。

[197]Strauss, "Geschichte der schweigsamen Frau", 以及1935年7月13日施特劳斯给希特勒的信，二者都见于Wulf, Musik, 183-4.

[198]Kater, Composers, 247-59; Prieberg, Musik, 208-15; Lothar Gall, "Richard Strauss und das 'Dritte Reich' oder: Wie der Künstler Strauss sich missbrauchen liess", in Hanspeter Krellmann (ed.), Wer war Richard Strauss? Neunzehn Antw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123-36.

[199]Levi, Music, 57-70, 94-8; Michael H. Kater,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7), 77-9; Prieberg, Musik, 277-82; Wulf, Musik, 414-23（386-91有出自Lexikon以及其他反犹作品的摘录）。

[200]Dirk Blasius, "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Musik' von 1938. Ein Beitrag zum Kontinuitätsproblem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 Othmar N. Haberl and Tobias Korenke(eds.), Politische Deutungskulturen: Festschrift für Karl Rohe (Baden Baden, 1999),199-211. 当时没有时间给堕落音乐展做目录，但是在该展举办的50周年时举办了一场纪念性的展览，试图重现该展的情景，参见Albrecht Dümling and Peter Girth (eds.),

Entartete Musik: Eine kommentierte Rekonstruktion zur Dusseldorfer Ausstellung von 1938 (Düsseldorf, 1988); 齐格勒的开幕致辞在128-43；也请见Albrecht Dümling, "The Target of Racial Purity: The 'Degenerate Music' Exhibition in Düsseldorf, 1938", in Etlin (ed.),Art, 43-72; idem (ed.), Banned by the Nazis: Entartete Musik: The Exhibition of Düsseldorf 1938/88 in Texts and Documents (London, 1995); Eckhard John, Musikbolschewismus: Die Politisierung der Musik in Deutschland 1918-1938 (Stuttgart, 1994), 367-81; 有人论证现代音乐在魏玛时期并不流行，参见Pamela M. Potter, "The Nazi 'Seizure'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 the Decline of a Bourgeois Musical Institution", in Cuomo (ed.), Nazi Cultural Policy, 39-65. 也请见Hans Severus Ziegler, Entartete Musik: Eine Abrechnung(Düsseldorf, 1938).

[201]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23 (29 May 1938).

[202]Zuschlag, "Entartete Kunst", 315-20.

[203]Levi, Music, 70-73; Prieberg, Musik, 144-64; Wulf, Musik, 407; Potter, "The Nazi 'Seizure',"54.

[204]Levi, Music, 74-81.

[205]Ibid., 98-102.

[206]Levi, Music, 104-5; Prieberg, Musik, 225-34. 贝尔格的钢琴奏鸣曲1号作品（opus 1）于1944年11月29日在维也纳一个诗歌朗诵会上面世，诗歌朗诵会间隙有安东·冯·韦伯恩组织的音乐表演（299）。

[207]Ibid., 104-7; Prieberg, Musik, 137-8.

[208]Levi, Music, 107-11; Kater, Composers, 31-6.

[209]Levi, Music, 111-14; Wulf, Musik, 337-40（引文见于此）。也请参见Giselher Schubert,"The Aesthetic Premises of a Nazi Conception of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Music and Nazism, 64-74.

[210]Wulf, Musik, 341

[211]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140 (27 July 1936). 万福里德是瓦格纳家族在拜罗伊特的家。

[212]Kater, The Twisted Muse, 197-201; Levi, Music, 199-201; Potter, "The Nazi 'Seizure'",39-65.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ichael Meyer,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213]Levi, Music, 114-16.

[214]Bernd Sponheuer, "The National Socialist Discussion on the 'German Quality' in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32-42; Reinhold Brinkmann, "The Distorted Sublime: Music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A Sketch", ibid., 43-63.

[215]Kater, Composers, 3-30. 埃克的真名叫迈尔；他觉得原名太过普通因而不太喜欢，于是他根据妻子的名字“Elisabeth geborene Karl”（伊丽莎白，娘家姓卡尔）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断定他假名的本义是“Ein grosser Komponist”（伟大的作曲家）。另见Michael Walter, Hitler in der Oper: Deutsches Musikleben 1919-1945 (Stuttgart,1995), 175-212.

[216]Ibid., 111-43; 也请见奥尔夫妻子的回忆录，Luise Rinser, Saturn auf der Sonn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94-5.

[217]Frederic Spotts, Bayreuth: A History of the Wagner Festival (New Haven, 1994), esp. 159-88;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Hans Rudolf Vaget, "Hitler's Wagner: Musical Discourse as Cultural Space",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eds.), Music and Nazism, 15-31.

[218]Spotts, Hitler, 223-63; idem, Bayreuth, 165-75.

[219]Speer, Inside, 103-5.

[220]Levi, Music, 192-3.

[221]Levi, Music, 217-18;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Volker Dahm, "Nationale Einheit und partikulare Vielfalt. Zur Frage der kulturpolitischen Gleichschaltung im Dritten Reich", VfZ 43 (1995), 221-65. 有关普菲茨纳和纳粹领导层的复杂关系，参见Kater, Composers,144-82. 普菲茨纳曾因纳粹政权偏爱某些现代主义作曲家而愤怒。有人曾经问他对现代音乐的看法，他轻蔑地回答说：“Egk mich am Orff!”(Berndt W. Wessling, Wieland Wagner: Der Enkel [Cologne, 1997], 257) ; 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右翼对“音乐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仇视的期间普菲茨纳扮演的角色，请见John, Musikbolschewismus, 58-89.

[222]Wulf, Musik, 403, 引用Karl Grunsky, "Gedanken über Mendelssohn", Westdeutscher Beobachter, 10 March 1935.

[223]Celia Applegate,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Hausmusik in the Third Reich",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136-49.

[224]Steinweis, Art, 141-2.

[225]有关纳粹的音乐理论，参见Pamela M. Potter,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 Haven, 1998), esp.200-234.

[226]Walter Thomas, Bis der Vorhang fiel: Berichtet nach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40 bis 1945 (Dortmund, 1947), 241.

[227]Kater, Composers, 86-110; idem,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29-56; idem, The Twisted Muse, 233-9; Wulf, Musik, 346-58;也请见Bernd Polster (ed.), Swing Heil: Jaz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89).

[228]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90-9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161-2 (2 June 1937), 165-6 (5 June 1937), 293 (7 Oct. 1937), 326 (5 Nov. 1937), 346 (26 Nov. 1937).

[229]Kater, Different Drummers, 101-10;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 Jugend und ihre Gegner (Düsseldorf, 1982), 241-6.

[230]Hartmut Berghoff, Zwischen Kleinstadt und Weltmarkt: Hohner und die Harmonika 1857- 1961. Unternehmens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Paderborn, 1997), 311, 360-61,375, 615.

[231]Ibid., 375, 412-19, 445-6.

[232]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71.

[233]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Peter Zimmermann, "Die Bildsprach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Plakat", in Maria Rüger(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29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223-36;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89-91.

[234]如可见Marla S. Stone, The Patron Stat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ascist Italy (Princeton,N.J., 1998); Edward Tannenbaum, The Fascist Experience: 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 1922-1945 (New York, 1972), esp. 213-302;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1999), esp. 30-103, 153-86, 以及 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1992); 总结请见Richard J.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2004), 349-91. 纳粹评论家对未来主义展览的评价，请见Willrich, Säuberung, 32.

[235]倾向于认为希特勒主导了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见Spotts, Hitler, 以及 Ehrhard Bahr,"Nazi Cultural Politics: Intentionalism v. Functionalism",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5-22.

[236]Dahm, "Nationale Einheit", 本文认为，娱乐文化逐渐盖过赤裸裸的宣传，证明文化产品者越来越自由，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但是这当然是完全响应纳粹政权的文化目标的。

[237]Jutta Sywottek, Mobilmachung für den totalen Krieg: Die propagandistische Vorbereit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en Zweiten Weltkrieg (Opladen, 1976).

[238]关于“力量来自快乐”的文化项目，见本书464-6；关于第三帝国的犹太文化，见本书565-7。

[239]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219-28 (Hamburg: Musikhalle-Eröffnung der 2. ReichsTheaterfestwoche, 17. 4. 35), 219-28, at 220.

[240]Rainer Stollmann, "Faschistische Politik als Gesamtkunstwerk. Tendenzen derÄsthetisierung des politischen Leben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umm(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83-101（本文有些过度理论化）；政治美学化这个概念最初来自Walter Benjamin著名文章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的后记，参见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1/II,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1974), 508.

[241]Heiber (ed.), Goebbels-Reden, I. 219-28 (Hamburg, Musikhalle-Eröffnung der 2. ReichsTheaterfestwoche, 17. 6. 35), at 220, 224, 227.

[242]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09 (27 February 1935); Tagebuch Luise Solmitz, vol. 30 (5 July 1935-16 June 1937), passim.

[243]John Heskett, "Modernism and Archaism in Design in the Third Reich", in Taylor an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110-27.

[244]Uwe Westphal, Werb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9), esp.50-72. 也请见Hans Deischmann,Objects: A Chronicle of Subversion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5).

[245]Victor Klemperer, Tagebücher, 14 (22 March 1933).

[246]Rolf Steinberg (ed.), Nazi-Kitsch (Darmstadt, 1975)（与这些物品相关的简单说明的一个短目录）；关于文中提及的字谜游戏，见23。

[247]Marion Godau, "Anti-Moderne?", in Sabine Weissler (ed.), Design in Deutschland 1933-45: Ästhetik und Organisation des Deutschen Werkbundes im "Dritten Reich " (Giessen, 1990),74-87.

[248]Joachim Wolschke-Bulmahn and Gert Gröning,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arden and Landscape Ideal: Bodenständigkeit (Rootedness in the Soil)", in Etlin (ed.), Art, 73-97; 以及Vroni Heinrich-Hampf, "Über Gartenidylle und Garten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in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271-81.

[249]Leopold von Schenkendorf and Heinrich Hoffmann (ed.), Kampf um's Dritte Reich: Eine Historische Bilderfolge (Altona-Bahrenfeld, 1933).

[250] Die Kunst im Dritten Reich 1937, 160,引 自Britta Lammers, Werbung im National sozialismus: Die Kataloge der "Grossen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1937-1944 (Weimar,1999), 9.

[251]Reichel, Der schöne Schein, 373-5;关于外在的仿古形式对现代建筑结构的掩盖，参见Lothar Suhling, "Deutsche Baukunst. Technologie und Ideologie im Industriebau des'Dritten Reiches'", in Herbert Mehrtens and Steffen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S-Ideologie: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s(Frankfurt am Main, 1980), 243-81.

[252]Zeman, Nazi Propaganda, 177; Robert E. Herzste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London, 1979); Alexander D. Hardy, Hitler's Secret Weapon: The "Managed" Press and Propaganda Machin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7).

[253]Victor Klempere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75 [1947]); 也请见Gerhard Bauer, Sprache und Sprachlosigkeit im "Dritten Reich " (Cologne, 1990 [1988]); Wolfgang Bergsdorf, "Sprachlenk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artin Greiffenhagen (ed.), Kampf um Wörter? Politische Begriffe im Meinungsstreit (Munich, 1980), 65-74; Werner Bohleber and Jörg Drews (ed.), "Gift, das du unbewusst eintrinkst... "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Bielefeld, 1994 [1991]); Siegfried Bork, Missbrauch der Sprache: Tendenz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prachregelung (Munich, 1970); Karl-Heinz Brackmann and Renate Birkenhauer, NS-Deutsch: "Selbstverständliche " Begriffe und Schlagwörter aus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raelen, 1988); Dolf Sternberger et al., Aus dem Wörterbuch des Unmenschen (Dusseldorf, 1968 [1957]).

[254]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162.

[255]Ibid., 189, 也见246.

[256]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224-5 (14 October 1937). 类似报道早先已经出现过，参见ibid., III (1936), 1109-10.

[257]Bankier, The Germans, 14-20, 28-34.

[258]Kershaw, The "Hitler Myth", esp. 48-147.

[259]Ian Kershaw, "How Effective was Nazi Propaganda?", in David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London, 1983), 180-205;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Peter Longer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et al. (eds.),Deutschland 1933-1945: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üsseldorf,1992), 291-314.

第三章 灵魂改造

[1]Doris L.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1996), 101-18; Manfred Kittel, "Konfessioneller Konflikt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Olaf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Deutschland zwischen 1800 und 1970: ein zweites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 (Göttingen, 2002), 243-97.

[2]相关概述请见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2 vols., Munich 1990),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468-507. 更多的细节请见Wolfgang Altgeld, Katholizismus, Protestantismus, Judentum: Über religiös begründete Gegensätze und nationalreligiöse Ideen i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Mainz, 1992); idem, "Religion, Denomi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Helmut Walser Smith (ed.),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Jews in Germany, 1800-1913 (Oxford, 2001), 49-65; Helmut Walser Smith,Germa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Conflict: Culture, Ideology, Politics, 1870-1914 (Princeton,N.J., 1995); 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 Haven, 2001), 157-8; Manfred Gailus, 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urchdring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Sozialmilieus in Berlin (Cologne,2001), 40-51. 有关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宗教分歧和政治状况，请见Georges Castellan,L'Allemagne de Weimar 1918-1933 (Paris, 1969), 209-40, 该书是少数几本严肃研究宗教问题的魏玛共和国通史作品之一。有关波茨坦日，参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50-51.

[3]Martin Niemöller, From U-Boat to Pulpit (London, 1936 [1934]), 143.

[4]Ibid., 180-83, 187; James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Oxford, 1984), 20-30, 39-40.

[5]Ibid., 42-68.

[6]关于19世纪的世俗化进程，参见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507-28；Hugh McLeod,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1789-1989 (Oxford, 1997 [1981]）,esp.118-31, 该处提供了一项的精彩的概括性研究；idem, Piety and Poverty: Working-Class Religion in Berlin, London, and New York 1870-1914 (New York, 1996), 该书提供了一个细致的比较研究。

[7]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Cambridge, 2003), 13-19, 68; Gailus, Protestantismus, 29-40, 643-4; 也请见Günter Brakelmann,"Hoffnungen und Illusionen evangelischer Prediger zu Beginn des Dritten Reiches:Gottesdienstliche Feiern aus politischen Anlä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29-48.

[8]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34-40.

[9]Günter Brakelmann, "National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Christian Jansen et al.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337-50.

[10]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Kooperation und Abgrenzung: Bürgerliche Gruppen, evangelische Kirchengemeinden und katholisches Sozialmilieu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nover (Hanover, 1999), esp. 138-60; Ernst Klee, "Die SA Jesu Christi" : Die Kirche im Banne Hitlers (Frankfurt am Main, 1989), esp. 11-81;Bjorn Mensing, Pfarrer und National sozialismus: Geschichte einer Verstrickung am Beispiel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in Bayern (Göttingen, 1998), esp. 147-79; Robert P.Ericksen, 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anuel Hirsch (New Haven, 1985).

[11]Rainer Lächele, Ein Volk, ein Reich, ein Glaube: Die Deutschen Christen in Württemberg 1925-60 (Stuttgart, 1993); Thomas M. Schneider, Reichsbischof L. Müller: Eine Untersuchung zu Leben,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 (Gottingen, 1993); Reijo E. Heinonen,Anpassung und Identität: Theologie und Kirchenpolitik der Bremer Deutschen Christen 1933-1945 (Göttingen, 1978), esp. 19-47; Kurt Meier, Die Deutschen Christen: Das Bild einer Bewegung im Kirchenkampf des Dritten Reiches (Göttingen, 1964), esp. 1-37; James A. Zabel, Nazism and the Pastors: A Study of the Ideas of Three Deutsche Christen Groups(Missoula, Mont., 1976).

[12]引自Bracher, Stufen, 448.

[13]Gailus, Protestantismus, 139-95.

[14]引自Bracher, Stufen, 451.

[15]Klaus Scholder, 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I: Vorgeschichte und Zeit der Illusionen 1918-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7), Part 2, chapters 4-7, 10 and 12, 该文献对事件如何发生给出了权威且细致的论述。

[16]Gailus, Protestantismus, 640-46. Bergen, Twisted Cross, 61-81.

[17]Ibid., 103, 145, 166; Scholder, Die Kirchen, 702-5.

[18]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 (Munich, 1967), 321-6,363-5; Jurgen Schmidt, Martin Niemöller im Kirchenkampf (Hamburg, 1971), 121-78; 关于该时期新教主义和反犹主义更概括的记述，见Jochen-Christoph Kaiser, "Protestantismus,Diakonie und 'Judenfrage' 1933-41", VfZ 37 (1989), 673-714.

[19]Gailus, Protestantismus, 647-53. 这些数据来自30年代中后期的认信教会（见下一段）。

[20]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 (Munich, 1975). Barth有关认信教会的作品请见Karl Barth zum Kirchenkampf: Beteiligung-Mahnung-Zuspruch (Munich, 1956), esp. 213-36; 也请参见Karl Barth, The German Church Conflict (London, 1965).

[21]Bracher, Stufen, 441-62; John S.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1945(London, 1968), 191; Bergen, Twisted Cross, 17-18.

[22]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I. 385 (Lagebericht, Dec. 1935); Helmut Witetschek (ed.),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5, II: Regierungsbezirk Ober- und Mittelfranken (Mainz, 1967), 66 (Lagesonderbericht der Regierung 9 December 1935, no. 54); for Niemöller, see Gailus, Protestantismus, 327-31, and Martin Niemöller, Dahlemer Predigten 1936/37 (Munich, 1981).

[23]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1.

[24]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365 (Lagebericht, Dec. 1935).

[25]对1934年秋相关事件的一份详细记录，请见Scholder, Die Kirchen, II: Das Jahre der Ernüchterung 1934. Barmen und Rom (Berlin, 1985), 11-118, 159-220, 269-356.

[26]For Meiser, see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 34-59.

[27]Bonhoeffer to Sutz, 28 April 1934, in Dietrich Bonhoeffer, Gesammelte Schriften, ed.Eberhard Bethge (Munich, 1958), I. 39-40 (引自Bergen, Twisted Cross, 140).

[28]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4-6, 661-2.

[29]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67-9; 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6-8. Wolfgang Gerlach, Als die Zeugen schwiegen: Bekennende Kirche und die Juden (Berlin, 1993).

[30]Gailus, Protestantismus, 658.

[31]Klepper, Unter dem Schatten, 41 (8 March 1933, 11 March 1933), 46-7 (30 March 1933);Christopher Clark,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 1995), esp. 285-98.

[32]Robert P. Ericksen, "A Radical Minority: Resistance in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in Nicosia an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115-36; Shelley Baranowski, The Confessing Church, Conservative Elites, and the Nazi State (New York, 1986); Scholder,Die Kirchen, I. 701-42;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84-5; Ruth Zerner, "German Protestant 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Randolph Braham (ed.),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Boston, 1983), 57-68, 尼莫拉的布道见63; Victoria Barnett,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Oxford, 1992), esp. 60-103;有关雅利安人条款，请见Bergen, Twisted Cross, 57; 有关认信教会和反犹主义，请见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44-5; 关于德意志基督教徒和认信教会之间就雅利安人条款发生的冲突，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请见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10-11 (Aus Monatsbericht der Gendarmerie-Station Heiligenstadt, 25 Nov. 1937).

[33]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1.

[34]Ibid., 230.

[35]Bracher, Stufen, 458-62.

[36]Bergen, Twisted Cross, 189-90.

[37]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16-39.

[38]Ibid., 202-214; 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43-4;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92-130.

[39]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85-7（该叙述对尼莫拉并不同情，略去了他受到虐待的所有细节）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2-13 and 433 n. 24; 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143-7. 尼莫拉和奥托·迪贝柳斯（Otto Dibelius）一起受审，迪贝柳斯也是认信教会中的大人物，但知名度稍逊。迪贝柳斯也被宣布无罪。

[40]Stein, I Was in Hell, 147-51, 引文在148, 151.

[41]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147-57.

[42]Gailus, Protestantismus, 329-31, 333-44.

[43]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ondon,2000), 221; 引文经尼莫拉的遗孀西比勒·尼莫拉（Sibylle Niemöller）授权，完整的德语原文见Ruth Zerner, "Martin Niemöller, Activist as Bystander: The Oft-Quoted Reflection",in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s.), Jewish-Christian Encounters over the Centuries: Symbiosis, Prejudice, Holocaust, Dialogue (New York, 1994), 327-40, at 336 n. 7

[44]尼莫拉的这段话后来被屡次改动，比如在《大屠杀百科全书》（the Ency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等著作中，关于犹太人的那句被移到最前面；在有些地方，比如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没有共产主义者那句。请见Lionel Kochan, “Martin Niemöller”, in Yisrael Gutm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4 vols., New York, 1990), III. 1061;Jeshajahu Weinberg and Rina Elieli,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1995), 163. 1946年，尼莫拉在战后的一次布道中说，如果他在1933年意识到，在被投入集中营的共产党人中，有耶稣基督本人，并和他们站在一起，也许事情会有所不同(Bentley, Martin Niemöller, 165).

[45]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London, 1969 [1925-7]), 393;more generally, see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29-46, 51-84.

[46]Ibid., 133-4.

[47]更细致的说明见Oded Heilbronner, Die Achillesferse des deutschen Katholizismus (Gerlingen,1998). 天主教对纳粹集团的批评请见Guenter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3-24.

[48]Alfons Kupper (ed.), Staatliche Akten über die Reichskonkordatsverhandlungen 1933 (Mainz,1969), 该文献详细记录了教会关心的问题。

[49]Scholder, Die Kirchen, I. 627-62, 引文在630, 632;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115-50.关于教会对这些措施的不同态度，请见Ludwig Volk, Bayerns Episkopat und Klerus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1930-1934 (Mainz, 1965); 以及Saul Friedländer, 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50]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67-71, 89-90.

[51]Ibid., 78-81.

[52]Ibid., 90-94;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168-75; 对1934年事件的记录，参考本书31-5。

[53]Alfred Rosenberg,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Wertung der seelisch-geistigen Gestaltenkämpfe unserer Zeit (Munich, 1935), esp. 607-36; 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 esp. 82-104，该文献依然是有关罗森博格思想的最佳记录。

[54]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270 (Lagebericht, May 1935);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151-68.

[55]Bernhard Stasiewski (ed.), Akten deutscher Bischöfe über die Lage der Kirche 1933-1945, II:1934-1935 (Mainz, 1976), 299-300 (Hirtenwort des deutschen Episkopats, 23 August 1935).

[56]Peter Löffler (ed.), Bischof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Akten, Briefe und Predigten 1933-1946, I: 1933-1939 (Mainz, 1988), lxiv-lxvii, 168-84.

[57]Ibid., 188-9 (Galen to Hitler, 7 April 1935).

[58]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07-12; 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193, 207-8, 235, 246-8, 270, 282.

[59]Ibid., 319;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57-60.

[60]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364.

[61]Ibid., 208, 222-3.

[62]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Regierungsbezirk Oberbayern (Mainz, 1966), 145,150, 153（1936年6月9日以及7月7-10日的报告）。

[63]Ibid., 25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Oberbayern, 10 July 1937).

[64]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II. 353-4 (31 January 1937)；更概括的记述请见Hans Günter Hockerts, “Die Goebbels-Tagebücher 1932-1941: Eine neue Hauptquelle zur Erfors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irchenpolitik”, in Dieter Albrecht et al. (eds.),Politik und Konfession: Festschrift für Konrad Repgen zum 60. Geburtstag (Berlin, 1983),359-92.

[65]Jeremy Noakes, “The Oldenburg Crucifix Struggle of November 1936: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London, 1978), 210-33. 在巴伐利亚的卡姆（Cham）发生了类似事件，请见Walter 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IV: Regierungsbezirk Niederbayern und Oberpfalz 1933-1945 (Mainz, 1973),229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May 1939); 亚琛教会的状况请见Bernhard Vollmer (ed.), Volksopposition im Polizeistaat: Gestapo und Regierungsberichte 1934 bis 1936 (Stuttgart, 1957); 巴登教会请见Jörg Schad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aden: Die Lageberichte der Gestapo und des Generalstaatsanwalts Karlsruhe 1933-1940 (Stuttgart, 1975).

[66]Heinz Boberach (ed.), Berichte des SD und der Gestapo über Kirchen und Kirchenvolk in Deutschland 1934-1944 (Mainz, 1971): “Lageberichte des Chefs des Sicherheits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Mai/Juni 1934”, 3-63, at 25-31; ibid.: “Das katholische Vereinswesen:Die Organisation der katholischen Jugendvereine. Sonderbericht des Chefs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September 1935”, 118-51（引文在125）；ibid.："Lagebericht der Zentralabteilung II/1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für Januar 1938", 274-8.

[67]Steinweis, Art, 137-8.

[68]Dieter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r deutschen Reichsregierung (3 vols., Mainz, 1965-80), I: Von der Ratifizierung des Reichskonkordats bis zur Enzyklika "Mit brennender Sorge", esp.6 (Denkschrift des erzbischöflichen Ordinariats München-Freising, 2 October 1933), 3-8, 37-44, 1934年1月15日德国政府作出了回应(Promemoria des Heiligen Stuhls an die deutsche Reichsregierung 31 January 1934), 47-72,etc..

[69]Ibid., 61.

[70]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I: Regierungsbezirk Schwaben (Mainz, 1971), 该文献对各类地方冲突的描述尤其精彩；也请见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xxxv; Edward N. Peterson, 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 (Princeton, N.J., 1969), 301-4; 以及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Oxford, 1983), 185-223.

[71]通谕的两份草案可见于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404-43.

[72]Ibid., 410；当时有一份英语翻译，请见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in Germany(London, 1937); 也请参见Ernst C. Helmreich,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Background, Struggle and Epilogue (Detroit, Mich., 1979), 279-83; 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4-7.

[73]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421.

[74]Ibid., II: 1937-1945, 关于德国大使1937年4月12日对帕切利的回应，见1-5，同时还有后续的通信；也请见Witetschek, Die kirchliche Lage, II. 166-7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Ansbach, 6 April 1937).

[75]Boberach (ed.), Berichte (Lagebericht der Zentralabteilung II/1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es Reichsführers SS fur Januar 1938), 274-8.

[76]Edward D. R. Harrison, “The Nazi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 CaseStud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9 (1994), 323-55;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244-6, 252-3,299（1937年7月7日以及8月7日的警方报告，1938年11月10日的政府报告）。

[77]Ulrich von Hehl et al. (eds.), Priester unter Hitlers Terror: Eine biographische und statistische Erhebung (2 vols., Mainz, 1996 [1984]).

[78]Völkischer Beobachter, 212 (31 July 1935), 2; ibid., 337, Ausgabe A/Nord deutsche Ausgabe,Berlin, 3 December 1935, front page.

[79]Ibid., 345, 11 December 1935, page 2；Nachtausgabe, 121, 26 May 1936.

[80]Berliner Morgenpost, 102, 29 April 1937, front page; 关于对牧师和僧侣性侵年轻女性的指控，见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173-5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December 1937).

[81]12-Uhr-Blatt, Berlin, 102, 29 April 1937, front page.

[82]Ibid., 128, 29 May 1937, front page.

[83]Hans Günt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n 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37: Eine Studi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technik und zum Kirchenkampf (Mainz, 1971), 78-112; quote from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2 June 1936, 91.

[84]引自Reuth, Goebbels, 361.

[85]12-Uhr-Blatt, Berlin, 128, 29 May 1937, 1-2; Nachtausgabe, 122, 29 May 1937, 3;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59, 30 May 1937, 3-4;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113-18.

[86]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8-91; 贝尔特拉姆的话见179;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132-46.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07.

[87]Völkischer Beobachter, 145, 25 May 1937, 3.

[88]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168-95; 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I. 300 n.2;George L. Mosse (ed.),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 1975), 250-55, 该文献引用了符腾堡认信教会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从1939年6月开始的一系列抱怨，请见Joachim Beckmann (ed.), Kirchliches Jahrbuch für die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 (Gütersloh, 1948), 343-7; Rolf Eilers, Die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Eine Studie zur Funktion der Erziehung im totalitären Staat (Cologne, 1963), 22-8和85-92有相关统计数据；一项优秀的地方性研究请见Franz Sonnenberger, "Der neue 'Kulturkampf'. Die Gemeinschaftsschule und ihre historischen Voraussetzungen",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235-327.

[89]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283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Oberbayern, 9 December 1937).

[90]Helmut Prantl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5, V: Regierungsbezirk Pfalz 1933-1940 (Mainz, 1978), lv.

[91]Ziegl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V, 201 (Monatsbericht der Regierung Regensburg, 8 June 1938).

[92]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I. passim.

[93]引自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6-17.

[94]Ibid., 218-19;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05-20. 当时乡村教师带头反对乡村牧师领导的教会，在当时的纳粹教师组织的一些很有启发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见Broszat et al. (eds.),Bayern, 1. 549-51.

[9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3-14;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1997 [1959]), 83-5, 91-2, 200-201; Theodore Zeldin (ed.), Conflicts in French Society: Anticlericalism,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1970).

[96]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91-101.

[97]有一些文献夸大了罗森博格的影响力，参见Robert A. Pois,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Nature (London, 1986), esp. 42.

[98]Henry Picker,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42 (Bonn, 1951), 275 (11 April 1942); Fest, The Face, 254-5.

[99]Reinhard Bollmus,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3-93, at 187; 更一般的情况请见Harald Iber,Christlicher Glaube oder rassischer Mythus: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Bekennenden Kirche mit Alfred Rosenbergs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1987), esp. 170-81; 以及Raimund Baumgärtner, Weltanschauungskampf im Dritten 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Kirchen mit Alfred Rosenberg (Mainz, 1977), esp. 106-34, 153.

[100]Promemoria des Heiligen Stuhls an die Deutsche Reichsregierung, 13 May 1934，请见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125-64, at 134-7, 相关引用和翻译也可见于Conway,The Nazi Persecution, 109.

[101]Johann Neuhäusler, Kreuz und Hakenkreuz: 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 (Munich, 1946), 251, 转引自Mosse (ed.),Nazi Culture, 241.

[102]Nuremberg document PS-3751, in Wulf, Literatur, 299-300. 更多例子请见Gilmer W. Blackburn,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Race and History in Nazi Textbooks (Albany, N.Y.,1985), 75-92, at 85.

[103]Reck-Malleczewen, Diary, 33. Reck的记录准确性有些可疑，参见本书417。

[104]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26-7; Albrecht (ed.), Der Notenwechsel, I. 134-7

[105]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01-4.

[106]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253-4; Bradley F. Smith and Agnes F. Peterson (eds.),Heinrich Himmler-Geheimreden 1933-1945 und andere Ansprachen (Frankfurt am Main, 1974), 160-61; Hans-Jochen Gamm,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1962), esp. 78-89以及156-90; Manfred Ach and Clemens Pentrop (eds.), Hitlers "Religion" : Pseudoreligiöse Elemen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prachgebrauch (Munich, 1991 [1979]).

[107]Klein (ed.), Die Lageberichte, I. 195; (Übers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Kassel über die politische Lage im November 1934);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222.

[108]Ibid., 87-91.

[109]Ibid., 219-28.

[110]Ibid., 230-40.

[111]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213-22; Heike Kreutzer, Das Reichskirchenministerium im Gef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usseldorf, 2000), esp. 100-130.

[112]Gailus, Protestantismus, 664-6.

[113]Detlef Garbe, Zwischen Widerstand und Martyrium: Die Zeugen Jehova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3); Michael H. Kater, “Die ernsten Bibelforscher im Dritten Reich”,VfZ 17 (1969), 181-218; Zeidler, Das Sondergericht Freiberg, 49-55; Gerhard Hetzer,"Ernste Bibelforscher in Augsbur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621-43. 有一项很好的地方性研究，请见Walter Struve, Aufstieg und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einer industriellen Kleinstadt: Osterode am Harz 1918-1945 (Essen, 1992), 242-74.

[114]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25-8; Hans-Ulrich Ludewig and Dietrich Kuessner, "Es sei also jeder gewarnt" : Das Sondergericht Braunschweig 1933-1945 (Braunschweig, 2000),89-90.

[115]Hans-Eckhard Niermann, Die Durchsetzung politischer und politisierter Strafjustiz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5), 295-305; Schmidt, "Beabsichtige ich, die Todesstrafe zu beantragen", 105-7;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80-83.

[116]Höss, Commandant, 94-8, 151-2.

[117]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230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Potsdam für Februar 1935).

[118]Höhne, The Order, 131-6;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253-4;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120, 122, 132, 149-53. 有关希特勒对希姆莱宗教观念的看法，参见Speer,Inside, 94-5, 122. “所谓的党卫队对基督教的敌意”激起了大众不满，相关情况请见Ribbe (ed.), Die Lageberichte, 429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izeistelle Potsdam für den Monat Februar 1936). 也请见Wolfgang Dierker, "'Niema's Jesuiten, Niema's Sektierer':Die Religionspolitik des SD 1933-1941", in Michael Wildt (ed.), Nachrichtendienst, politische Elite, Mordeinheit: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 SS (Hamburg, 2003),86-117.

[119]Domarus, Hitler, III. 1145-7（翻译有改动）。

[120]Klaus Vondung,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1971);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1952); James M.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1980); Uriel Tal, Structures of German "Political Theology" in the Nazi Era (Tel Aviv, 1979); Claus-Ekkehard 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religiöse Dimension der NS-Ideologie in den Schriften von Dietrich Eckart, Joseph Goebbels, Alfred Rosenberg und Adolf Hitler (Munich, 1998);Michael Ley and Julius H. Schoeps (eds.),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Bodenheim, 1997); Hans Maier, Politische Religionen: Die totalitären Regime und das Christentum (Freiburg, 1995).

[121]众多例子请见Blackburn, Education, chapter 4 ("The Secular Religious Character of National Socialist History", 75-92); 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用在希特勒身上的宗教语言，相关评论请见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9 (11 November 1933).

[122]Domarus (ed.), Hitler, II. 833.

[123]Gailus, Protestantismus, 664-5;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06-8.

[124]Philippe Burrin, "Political Religion. The Relevance of a Concept", History and Memory,9 (1997), 321-49, 有关纳粹用语中的宗教性语言，该文献提供了更多例证，可惜的是作者轻易地忽视了希特勒对伪日耳曼异教复兴的敌意。参见Richard Steigmann-Gall,“Was National Socialism a Political Religion or a Religious Politics?”, in Michael Geyer and Hartmut Lehmann (eds.), Religion und Nation: Nation und Religion. Beiträge zu einer unbewältigt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2004), 386-408, 该文献进一步提供了更多例证，证明很多纳粹领导人对异教伪宗教充满敌意。

[125]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75), esp. 207-17.

[126]Blackburn, Education, 87.

[127]Detlev J. K. Peukert, “The Genesis of the 'Final Solution' from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Thomas Childers and Jane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3),234-52.

[128]"Aus dem Jahresbericht des Direktors der Grossen Stadtschule (Gymnasium und Oberrealschule) zu Wismar über das Schuljahr 1933/34", no. 105 in Joachim S. Hohmann and Hermann Langer (eds.), "Stolz, ein Deutscher zu sein... " National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Schulaufsätzen 1914-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5), 208.

[129]Ibid., 226, no. 118: "Adolf Hitler als Knabe: Aus dem Schreibheft von A. Sch., Weingarten, o.J.".

[130]Ibid., 257, no. 142: “Waren unsere germanischen Vorfahren Barbaren? Aufsatz des Schülers M. K., Volksschule Tiefensee, 22. September 1937”.

[131]Ibid., 276-7, no. 156: "Totengedenken. Aufsatzentwurf des 14jährigen Schülers M. K.,Volksschule Tiefensee, vom November 1938".

[13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3.

[133]Hohmann and Langer (eds.), "Stolz", 270-71, no. 153: "Die Judenfrage ist eine Rassenfrage. Aufsatzentwurf von M. K., Schüler der 8. Klasse an der Volksschule in Tiefensee, Kreis Eilenburg, 1938"; 有关这个时期的学校作业，更多的例子请见Dieter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wird zum Führer halten..." Zur politischen Erziehung in den Schulen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10-66.

[134]Blackburn, Education, 34-74; Mosse (ed.), Nazi Culture 283-4, 引用自The Times (London),29 January 1935. 也请见Kurt-Ingo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Lehrpläne und Schulbäch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77), 59-62, 76-82.

[135]Hohmann and Langer, "Stolz", 209;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3-15.

[136]同样的说明也出现在Lisa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7), 59;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171-80.

[137]Deutsches Lesebuch für Volksschulen: Fünftes und sechstes Schuljahr (Braun schweig, n.d.),365-6, 转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291-3.

[138]Franz Pöggeler, “Politische Inhalte in Fibeln und Lesebüchern des 'Dritten Reiches'”, in Joachim S.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m deutschen Lesebu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8), 75-104.

[139]课本里的一个例子请见Hohmann and Langer, "Stolz", 234; also Lisa Pine, “The Dissemination of Nazi Ideology and Family Values through School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25(1996), 91-110; 也请见eadem, Nazi Family Policy, 61-3.

[140]Sylvelin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Das Bremer Volksschulwe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remen, 1993), 52;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28-30, and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66-73.

[14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197-8. 官方命令请见Margarete Götz,Die Grundschule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Untersuchung der inneren Ausgestaltung der vier unteren Jahrgänge der Volksschule auf der Grundlage amtlicher Massnahmen (Bad Heilbrunn, 1997), esp. 40-140. 官方修改之后的教科书下发之前，曾经有非官方的纳粹传单和教学材料流传，相关情况请见Benjamin Ortmeyer, Schulzeit unterm Hitlerbild. Analysen, Berichte,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96), 50-54;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Joachim Trapp, Kölner Schulen in der NS-Zeit (Cologne, 1994), 1-112.

[142]有关海报和通知栏，见Kurt-Ingo Flessau, “Schulen der Partei(lichkeit)? Notizen zum allgemeinbildenden Schulwesen des Dritten Reichs”, in idem et al. (eds.),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ie werden nicht mehr frei ihr ganzes Leben!" (Cologne, 1987),65-82; idem, Schule der Diktatur, 13-20;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162, 193;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31-7: 在学校放映电影成了宣传部和教育部之间进行纳粹集团内部常见权力斗争的方式（ibid., 32）。这时学校电台没什么用（ibid.,32-33）。节日的相关情况请见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69-76.

[143]Wolfgang Keim, Erziehung unter der Nazi-Diktatur, II: Kriegsvorbereitung, Krieg und Holocaust (Darmstadt, 1997), 34-56; Reinhard Dithmar, “Literaturunterricht und Kriegserlebnis im Spieg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rogrammatik”, in Hohmann(ed.), Erster Weltkrieg, 54-74; Roland Schopf, “Von Nibelungentreue, Märtyrertod und verschwörerischer Verschwiegenheit”, in ibid., 194-214;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85-98.

[144]Norbert Hopster and Ulrich Nassen, Literatur und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unterricht als Körperkultur (Paderborn, 1983), 31-40; 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58-9.

[145]Ibid., 140-43.

[146]关于各学科的纳粹化，见Ortmeyer, Schulzeit, 55-78; 也可见Geert Platner (ed.), Schule im Dritten Reich: Erziehung zum Tod? 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83), 其中有关种族主义见42-54和246-55, 有关军国主义见55-62和203-45。

[147]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82-4, 143-54.

[148]引自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329; 相关例子也请见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59-69.

[149]Franz Schnass, Nationalpolitische Heimat- und Erdkunde (Osterwieck am Harz, 1938), esp.54-5; Bruno Plache, Das Raumgefüge der Welt. Erdkundebuch für Schulen mit höheren Lehrzielen, I: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39), esp.2. Hans-Günther Bracht, Das höhere Schulwesen im Spannungsfeld von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r Kontinuitätsdebatte am Beispiel der preussischen Aufbau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1998),603-17, 该文献夸大了该学科对纳粹化的抵制。

[150]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82-3.

[151]Henning Heske, “...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Erdkundeunterri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Giessen, 1988), 188-250; 相关例证包括Ekkehart Staritz, 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r Raum: Vom alten Germanien zu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38), 以及Friedrich W. Schaafhausen,Das Auslandsdeutschtum (Cologne, 1934). 关于纳粹教学有一个很好的总结，请见Margret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57-65.

[152]Flessau, Schule der Diktatur, 99, 138-9.

[153]Karl August Eckhardt, Die Grundschulausbildung (Dortmund, 1938), 90.

[154]Platner (ed.), Schule, 121-3. 不过本选集中收录的许多知名德国人的回忆，例如西德后期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82-3），事后低估了这一时期学校被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渗透的程度；选集（203-65）后面收录的教科书选文暗示了这一错误，可以作为修正。

[155]Trapp, Kölner Schulen, 39-40, 51-5.

[156]“Six Years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作者佚名，著于1945或1946年；打字稿请见Leonard Nachlass, Box 12, Folder “Englische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Deutschen zu verschiedenen Fragen der Schulpolitik”, Georg-Eckert Institut für Schulbuchforschung,Braunschweig. 感谢Riccarda Torriani 提供了该文献的复印本。

[157]参见Bracht, Das höhere Schulwesen, 在某所规模更大的学校中，当时的教学状况是自由教学和强制教学平衡并举，该文献较好地论述了该学校的这一局面。Hermann Schnorbach (ed.), Lehrer und Schule unterm Hakenkreuz: Dokumente des Widerstands von 1930 bis 1945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3), 此文献比较特殊，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第三帝国老师学生的反抗记录。也请见Michael H. Kater, Hitler Youth (Cambridge, Mass., 2004),42-4, 该文献关注教师的日益政治化和日益趋于服从。犹太小学生的情况，参见本书564-5。

[158]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66-9（数据在68 n. 140）。

[159]Wolfgang Wippermann, “Das Berliner Schulwesen in der NS-Zeit. Fragen, Thesen und methodische Bemerkungen”, in Benno Schmoldt (ed.), Schule in Berlin: Gestern und heute(Berlin, 1989), 57-73, at 61-3; 以及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 208, 此书利用了上面的文献以及当地历史资料。

[160]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98-9.

[161]Ibid., 3-6, 69-75.

[162]Ibid., 6, 72-5, 76-85；Willi Feit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Entwicklung und Organisation: Ein Beitrag zum Aufbau und zur Organisationsstruktu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s (Weinheim, 1981), 177-84（数据在181）； Wolfgang Keim, Erziehung unter der Nazi-Diktatur, I: Antidemokratische Potentiale, Machtantritt und Machtdurchsetzung (Darmstadt, 1995), 97-112. 舍曼死于1935年，继任者韦希特勒（Fritz Wächtler）后来将创始日期从1927年调整到了1929年，因为1929年是他加入教师联盟的年份。见 Schnorbach (ed.), Lehrer und Schule, 26-7; Behnken (ed.), Deutschland Berichte, IV (1937), 874-5; 以及Trapp, Kölner Schulen, 28-47.

[16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3; Wilfried Breyvogel and Thomas Lohmann, “Schul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199-221, at 215-16.

[164]Breyvogel and Lohmann, “Schulalltag”, 216-18; 体罚的例子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 Berichte, II (1935), 208-9.

[165]Broszat et al., Bayern I. 543 ("Bericht NSLB, Kreis Garmisch-Partenkirchen, Gau München-Oberbayern", 2 June 1938); Trapp, Kölner Schulen, 39.

[166]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531-2.

[16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205-12, and III (1936), 205-7, 这份文献可能高估了教师原则上反对当局的程度。有关教师数量下降的更多评论，见ibid., VI (1939),322-6.

[168]官方统计数据的节选和评论，见ibid., VI (1939), 319-20;

[169]Ibid., I (1934), 580.

[170]Ibid., III (1936), 190-2

[171]Ibid., VI (1939), 321.

[172]Ibid., I (1934), 568.

[173]Ibid., II (1935), 202; 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173.

[17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048-9;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47-50.

[175]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54-66.

[176]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67-74.

[177]Ibid., III (1936), 192.

[178]Kater, Hitler Youth, 16; Arno Klö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Jugend und ihre Gegner (Cologne, 1999 [1982]), 33-4. 以“为什么我没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为题的文章（1934年4月25日）请见Hohmann and Langer (eds.), "Stolz", 222-3 (no. 113: Aufsatz von M.S.: 该学生承诺立即加入).

[179]Klönne, Jugend, 15-42, 成员表见33（1939年的数据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放学后的情况，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 I (1934), 552, 以及Trapp, Kölner Schulen, 67-72（这里也有拒绝留下证明的情况）。有关希特勒青年团，参见近著Kater,Hitler Youth.

[180]参见Hubert Steinhaus, Hitlers pädagogische Maximen: "Mein Kampf " und die Destruktion der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65-75, 以及Flessau,Schule der Diktatur, 22-31.

[181]Hitler, Mein Kampf, 380, 383, 389.

[182]Karl Christoph Lingelbach, Erziehung und Erziehungstheori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rsprünge und Wandlungen der 1933-1945 in Deutschland vorherrschenden erziehungstheoretischen Strömungen; ihre politischen Funktion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ausserschulischen Erziehungspraxis des "Dritten Reiches "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970]),25-33, 65-80, 162-87; Ernst Hoj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Pädagogik: Umfeld und Entwicklung der Pädagogik Ernst Kriecks (Würzburg, 1996), 5-33（有关希特勒）。

[183]Domarus (ed.), Hitler, II. 701(14 Sept. 1935); additional lines.

[18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1316.

[185]Klönne, Jugend, 57-62.

[186]Quoted in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61.

[187]Ibid., 1362.

[188]Ibid., I (1934), 554.

[189]Klönne, Jugend 133-4; 一个好的例证请见Hermann Graml, “Integration und Entfremdung:Inanspruchnahme durch Staatsjugend und Dienstpflicht”, in Ute Benz and Wolfgang Benz (eds.), Sozialisation und Traumatisierung: Kinder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92), 70-79, at 74-9.

[190]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9-20.

[191]Ibid., 27-8; 更多的记述请见Dagmar Resse, “Bund Deutscher Mädel-Zur Geschichte der weiblichen deutschen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ed.), Mutterkreuz und Arbeitsbuch: Zur Geschichte der Frau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163-87.

[19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4; 更多的记述请见Klönne, Jugend, 121-7.

[19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5.

[194]Ibid., III (1936), 1313-4; 类似的个人回忆请见Hans Siemsen, Die Geschichte des Hitlerjungen Adolf Goer (Dusseldorf, 1947), 49.

[19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42-4.

[196]Klönne, Jugend, 57; 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77-89（各类合集）。

[19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6-7.

[198]请见Reichsjugendführung (ed.), HJ im Dienst: Ausbildungsvorschrift für die Ertüchtig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Berlin, 1935).

[199]Baldur von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Leipzig, 1938 [1934]), 57-65.

[200]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59-60; ibid., II (1935), 219-20; ibid., III (1936), 1314-16, 1323; 更多的例子，请见ibid., IV (1937), 839-42; 更多残暴的例子，请见Kater, Hitler Youth, 30-31.

[20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66.

[202]Ibid., 1378, 1391-2.

[203]Ibid.；还可见于ibid., III (1936), 1,324-6; 以及“Six Years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4（见本书第二章注释156）。

[20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79.

[205]Kurt Hass (ed.), Jugend unterm Schicksal-Lebensberichte junger Deutscher 1946-1949 (Hamburg, 1950), 61-2, 引自Klönne, Jugend, 142-3.

[206]Karl-Heinz Janssen, “Eine Welt brach zusammen”, in Hermann Glaser and Axel Silenius(eds.),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75), 88-90.

[20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91.

[208]Ibid., V (1938), 1403.

[209]Ibid., III (1936) 1320-22; Kater, Hitler Youth, 38, 该处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向盖世太保举报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批评希特勒。

[210]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104.

[21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403-5.

[212]Ibid., III (1936), 1322-3; 类似的例子请见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95 (31 December 1936).

[21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64-6.

[214]Ibid., V (1938), 1392, 1395, 1398-1400; 更多的例子见II (1935), 692-4.

[215]Ibid., V (1938), 1396; ibid., III (1936) 1317-19, 有关性丑闻的更多例子，参见Siemsen,Die Geschichte, 172-3.

[216]Kater, Hitler Youth, 61-2, 151-2.

[21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45.

[218]Ibid., IV (1937), 836, also 876-7; 更多的情况请见Daniel B. Horn, “The Hitler Youth and Educational Decline in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6 (1976),425-47.

[219]Wissman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52.

[220]Michael Zimmermann, “Ausbruchshoffnungen: Junge Bergleute in den dreissiger Jahren”,in Niethammer (ed.),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97-132, at 99-100.

[221]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86 (Vierteljahreslagebericht 1939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2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74;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21-6. 更多的情况请见Ortmeyer, Schulzeit, 61-4, 以及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54-7.

[223]Trapp, Kölner Schulen, 39.

[224]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50-54, 111-14; Behnken (ed.), Deutschland Berichte, VI (1939), 332.

[225]Ibid., 313-14; Trapp, Kölner Schulen, 113-15.

[226]Harald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Internatsschulen als Herrschaftsmittel des Führerstaates(Gottingen, 1973), 29-49, 57-69;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1-2.

[227]Elke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leseschulen”, in Johannes Leeb (ed.), "Wir waren Hitlers Eliteschüler" : Ehemalige Zöglinge der NS-Ausleseschulen brechen ihr Schweigen (Hamburg, 1998), 192-210, at 194-6 and 200.

[228]Ibid., 20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6.

[229]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196-7.

[230]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69; Horst Ueberhorst (ed.), Elite für die Diktatur: Die Nationalpolitischen Erziehungsanstalten 1933-1945: Ein Dokumentarbericht (Düsseldorf,1969); see also the reminiscences in Leeb (ed.), "Wir waren", 19-21, 76-7.

[231]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2-3;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3-6, 该文献强调了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是精英学校，另一方面又是洗脑中心。也请见Stefan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Rekrutierung und Ausbildung bis zum Begin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1933-1939 (Konstanz, 1997), 22-47. Kater, Hitler Youth, 52, 不过该文献有些夸大了学校的效果；这一点请见Christian Schneider et al., Das Erbe der NAPOLA: Versuch einer Generationen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1996), esp. 33-91, 189-92.

[232]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12.

[233]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162-80; Kraul,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6-8.

[23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7; 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6-7.

[235]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245.

[236]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7; 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3-7;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48-66; see also Kater, Hitler Youth, 48-51.

[23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387-8.

[238]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48-9;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67-76.

[239]Hans-Dieter Arntz, Ordensburg Vogelsang 1934-1945: Erziehung zur politischen 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Euskirchen, 1986), 104, 180-82.

[240]Hardy Krüger, "Von der Ordensburg nach Babelsberg", in Leeb (ed.), "Wir waren", 49-55.

[241]Fröhlich, “Die drei Typen”, 208-10; 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81-5; Scholtz, NS Ausleseschulen, 299-324.

[242]Baumeister, NS-Führungskader, 88-90; Scholtz, NS-Ausleseschulen, 288.

[243]Eiler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21-2.

[244]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Saarbrücken, 引自Behnken (ed.), Deutsch land-Berichte, VI(1939), 317, 本文献有更多的例证。

[245]Hans Schemm, Hans Schemm spricht: Seine Reden und sein Werk (Bayreuth, 1941 [1945]),243-7, 引自Mosse (ed.), Nazi Culture, 282-3; also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1937), 868-9; ibid., 1051-4.

[246]Ibid., I (1934), 575.

[247]Trapp, Kölner Schulen, 67, 12-23.

[248]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66.

[249]Ibid., IV (1937), 878.

[250]“Aus Tätigkeitsbericht des NSLB, Gau Mainfranken, Fachschaft II (Höhere Schulen), für das 2. und 3. Vierteljahr 1937”,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542-3.

[25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834. 也请参见Georg Schwingl, Die Pervertierung der Schu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m Begriff "Totalitäre Erziehung"(Regensburg, 1993), 159-64 (“Schule als vormilitärische Institution”).

[252]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87-92; Hellmut Seier,“Der Rektor als Führer. Zur Hochschulpolitik des Reichserziehungsministeriums 1934-1945”, VfZ 12 (1964), 105-46. 希特勒的演讲请见Domarus (ed.), Hitler, II. 744. 依照传统，大学校长职务是荣誉性职位，没有实权：例证请见Frank Golczewski, Kolner Universitätslehr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Personengeschichtliche Ansätze (Cologne,1988), 248-60.

[253]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93.

[254]Ibid., 94-100.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早期历史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4-15, 429-31.

[255]Grüttner, Studenten, 1-2; 更多的情况请见Michael S. Steinberg, Sabers and Brown Shirts:The German Students '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 72-103.

[256]Grüttner, Studenten, 245-59, 引文见254; 也请参见Geoffrey J.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N.J., 1985), 136-50.

[257]Grüttner, Studenten, 259-60, 324.

[258]Ibid., 287-316, 引文见307; Helma Brunck, Di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9), esp. 330-59; Friedhelm Golücke(ed.), Korporation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chernfeld, 1989); Michael Grüttner, “Die Korpor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rm-Hinrich Brandt and Matthias Stickler (eds.),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125-43; Steinberg, Sabers, 154-72; Giles, Students,175-86; Rosco G. S. Weber, The German Student Corps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6),102-69（信息量大，但多少夸大了兄弟会对纳粹主义的抵制）。解散的兄弟会也包括拒绝决斗的天主教团体：参见Hans Jürgen Rösgen, Die Auflösung der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bände im Dritten Reich (Bochum, 1995), esp. 105-46.

[259]Grüttner, Studenten, 101-2, 487. 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据中，1939年的数据是旧帝国的数据，即不包括奥地利和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并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成整的千位数或百分比数。

[260]Ibid., 126-35, 490.

[261]Eiler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18-21.

[262]Grüttner, Studenten, 491 and 109-26; Irmgard Weyrather, “Numerus Clausus für Frauen- Studentinn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Mutterkreuz, 131-62; Jill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London, 1975), 130-46.

[263]Grüttner, Studenten, 102-3; Norbert Wenning, “Das Gesetz gegen die Uberfüllung deutscher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vom 25. April 1933-ein erfolgreicher Versuch der Bildungsbegrenzung?”, Die deutsche Schule, 78 (1986), 141-60.

[264]Domarus, Hitler, II. 1251-2; 也请见Wilhelm Treue, “Rede Hitlers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10. November 1938)”, VfZ 6 (1958), 175-91, 内有演讲全文；Völkischer Beobachter, 10 November 1938 (“Adolf Hitlers Rede an Grossdeutschland”).

[265]一个好的例证请见Peter Chroust, Giessener Universität und Faschismus. Studenten und Hochschullehrer 1918-1945 (2 vols., Münster, 1994), I. 187.

[266]Grüttner, Studenten, 104-9.

[267]Ibid., 227-9, 引文在227-8.

[268]Gerhard Szczesny, Als die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war: Lebensanlauf eines Ostpreussen(Berlin, 1990), 90, 转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230-31（内有类似的其他回忆）。

[269]Ibid., 229-37.

[270]Ibid., 260-71, 341-8.

[271]Ibid., 317-31, 引文在329, 331; 相似的结论请见Konrad H. Jarausc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97-8; 以及Geoffrey J. Giles,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160-85, at 180-81; 也请见Steinberg, Sabers, 141-53, 以及Giles, Students, 186-201.

[272]“Eine nötig gewordene Klarstellung”, Der Student in Mecklenburg-Lubeck, 15 December 1936, 9, 转引自Grüttner, Studenten, 15 6.

[273]Ibid., 155-67.

[274]Ibid., 168-78, 引文在174, n. 99.

[275]Ibid., 331-40.

[276]Ibid., 178-93.

[277]有人认为德国大学纳粹化的程度很深，规模很大，参见Steven P.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2002), 50-84; 不过他的论证建立在他的材料选择上，他有倾向性地挑选了纳粹化倾向最深的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还有他关注的对象是大学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包括荣誉学位提名、创立新研究中心、杂志的编委等。他几乎完全忽视了教学。另外，他还认为前纳粹的、广泛存在于德国大学的保守观点来自纳粹分子的灌输。也请见Christian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esp.230-36，表明了海德堡大学教授1930—1935年期间转为反对魏玛共和但并不支持纳粹的右派。

[278]Léon Poliakov and Josef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 mente (Berlin,1959), 73; Wilhelm Ribhegge,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Europa in Westfalen (Münster, 1985), 194.

[279]Golczewski, Kölner Universitätslehrer, 338-49.

[280]Grüttner, Studenten, 198-205;克里克发言的引文在204；Giles, Students, 151-62; 在二者间寻求平衡的尝试，请见Hellmut Sei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und Hochschulpolitik”, in Leonore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Gerda Stuchlik (eds.),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betrieb als Thema der Zeit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5-21.

[281]Hans-Paul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in Dritten Reich: Akademische Biographien unter nationalsocialistischer Herrschaft (Bonn, 1999), 540-44.

[282]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83 (Jahreslagebericht 1938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83]Alan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Politics and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Haven, Conn., 1977), 79-85.

[284]Ibid., 85-102; 引文在93，来自莱纳德未出版的回忆录，转引自Charlotte SchmidtSchönbeck, 300 Jahre Physik und Astronomie an der Kieler Universität (Kiel, 19 6 5), 119.

[285]Beyerchen, Scientists, 103-16.

[286]Grüttner, Studenten, 194-8; Beyerchen, Scientists, 116-40, 63-4; Werner Heisenberg, Der Teil und das Ganze: Gespräche im Umkreis der Atomphysik (Munich, 1969), 206-12; 也请见Paul Forman, “Physics and Beyond: Historiographic Doubts: 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Werner Heisenberg”, Science, 172 (14 May 1971), 687-8; 以及Steffen Richter, “Die'Deutsche Physik'”, in Herbert Mehrtens and Steffan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S-Ideologie: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s(Frankfurt am Main, 1980), 116-41, 该文献强调了雅利安物理学的政治本性，它对科学理论和实验没有任何真正的贡献。

[287]Beyerchen, Scientists, 141-67.

[288]Helmut Lindner, "'Deutsche' und 'gegentypische' Mathematik. Zur Begründung einer"arteigenen Mathematik" im "Dritten Reich" durch Ludwig Bieberbach",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88-115, esp. 105-8.

[289]Martin Bechstedt, “'Gestalthafte Atomlehre'-Zur 'Deutschen Chemie' im NS-Staat”,ibid., 142-65；以及Horst Remane, “Conrad Weygand und die 'Deutsche Chemie'”, in Christoph Meinel and Peter Voswinckel (eds.),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ontinuitäten und Diskontinuitäten (Stuttgart, 1994), 183-91.

[290]Herbert Mehrtens, “Entartete 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Stuchlik (eds.),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113-28.

[291]Beyerchen, Scientists, 71-8; Remy, The Heidelberg Myth, 55-6; Horst Möller,“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ssenschaftsideologie”, in Jörg Tröger (ed.), Hochschule un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4), 65-76, esp.74-6; 以及Klaus Hentschel(ed.), Physic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n Anthology of Primary Sources (Basle, 1996),116-18 (内有一篇匿名文章，来自Nature, 136 [14 December 1935], 927-8, 题为 “Nazi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292]Helmut Maier (ed.), Rüstungs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Organisation, Mobilisierung und Entgrenzung der Technik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2002), 该文献提供了和公司研发相关的极有用的信息；idem, Forschung als Waffe: Rüstungsforschung in der Kaiser Wilhelm-Gesellschaft und das KWI für Metallforschung 1900 bis 1947 (Göttingen, 2005);Susanne Heim, Kalorien, Kautschuk, Karrieren. Pflanzenzüchtung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i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1933-1945 (Göttingen, 2003); Herbert Mehrtens,“Kollaborationsverhältnisse: Natur- und Technikwissenschaften im NS-Staat und ihre Historie”,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13-32.

[293]Kristie Macrakis, Surviving the Swastika: Scientific Research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3), esp. 84-186, 199-205; John Gimbe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parations: 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in Postwar Germany (Stanford, Calif., 1990), 22.

[294]更多的情况请见Hartmut Lehmann and Otto Gerhard Oexle (ed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2 vols., Gottingen, 2004).

[295]Karen Schönwalder, Historiker und Politik: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92), 75-88, 引文在77以及311 n.85; Helmut Heiber, Walter Frank und sein Reichs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s (Stuttgart, 1966)，该文献提供了一个极为细致的论述；Winfried Schulze,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in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Van Horn Melton (eds.), Paths of Continuit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Cambridge, 1994), 19-42,at 24-5; 更多细节请见idem,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unich, 1989),esp. 31-45; 也请见Bernd Faulenbach, “Tendenz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Renate Knigge-Tesche (ed.), Berater der braunen Macht: Wissenschaft und Wissenschaftler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99), 26-52, esp. 36-7以及 45-7; Peter Lambert, “From Antifascist to Volkshistoriker: Demos and Ethno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ritz Rörig, 1921-45”, in Stefa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1999), 137-49.

[296]Schnöwälder, Historiker, 87; 有一个来自东德的研究也挺有用（但一如往常，必须谨慎使用），参见Hans Schleier, “D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18-1943”, in Joachim Streisand(ed.),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1871 bis 1945 (2 vols., Berlin,1965, 1969), II. 251-302, 同一作者还有一篇更晚近的记述，“German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Dreams of a Powerful Nation-state and German Volkstum Come True”, in Berger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176-88.

[297]Schönwälder, Historiker, 85-6; Gerhard Ritter,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1953), 513-21, at 517.

[298]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86 (Jahreslagebericht 1938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299]更多的情况请见Ingo Haar,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Volkstumskampf" im Osten (Göttingen, 2002);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Christoph Klessmann, “Osteuropaforschung und Lebensraum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 Peter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5), 350-83; Karl Ferdinand Werner, Das NS-Geschichtsbild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uttgart, 1967), esp. 9-23.

[300]James Van Horn Melton, “Continuities in Germ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1933-1960”,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1-18, at 5; Georg G. Iggers,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Leamington Spa, 1985), 1-48, at 17. 少数几个1933年去职的教授中包括天主教自由派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著有多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 (Lothar Gall, “Franz Schnabel (1887-1966)”,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155-65).

[301]Hans Rothfels, Ostraum, Preussentum und Reichsgedenke: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Vorträge und Reden (Leipzig, 1935), vi; Schönwälder, Historiker, 78-9, 91-104.

[302]Ibid., 77-80. 也请见Peter Schöttler (ed.), 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Legitim ationswissenschaft 1918-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7); Willi Oberkrome, Volksgeschichter: 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8-1945(Göttingen, 1992), esp. 102-70;以及Reinhard Kühnl, “Reichs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in Tröger (ed.), Hochschule, 92-104.

[303]Christoph Cornelissen,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 230-46（引文在245，引自Gerhard Ritt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historisches Profil [Leipzig, 1936], 252-3）；也请见Klaus Schwab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1933 into the Early 1950s: Gerhard Ritter(1888-1967)”,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82-108.

[304]Carsten Klingemann, Soziologie im Dritten Reich (Baden-Baden, 1996)，本该文献针对德国不同研究中心和不同大学进行了案例研究；也请见idem, “Social-Scientific Experts- No Ideologu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ephen P. Turner and Dirk Käsler (eds.), Sociology Responds to Fascism (London, 1992), 127-54; Otthein Rammstedt, “Theorie und Empirie des Volksfeindes. Zur Entwicklung einer 'deutschen Soziologie'”,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253-313;还有Klaus Brintzinger, Die Nationalökonomie an den Universitäten Freiburg, Heidelberg und Tübingen 1918-1945: Eine institutions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Studi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en und Abteilungen südwestdeutscher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6).

[305]Wilhelm Vosskamp, “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Zu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140-62.

[306]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34-8, 146-217. 更一般的情况参见文集Lehmann and Oexle (eds.), Nationalsozialismus.

[307]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Chapel Hill, 1989), 111-20.

[308]Ibid., 22-5, 120-21.

[309]Ibid., 120-26, 147.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271-330. 根据Kater的说法，1933年德国17%的医生是犹太人，而大学医学老师的比例无疑更高 (Kater, Doctors, 139)。

[310]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5 (9 October 1933).

[311]Kater, Doctors, 172-3.

[312]Robert N. Proctor, The Nazi War on Cancer (Princeton, N.J., 1999), 4, 198-203.

[313]Ibid., 6-7.

[314]Kater, Doctors, 174-6.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1]Spotts, Hitler, 386-9; Martin Kornrumpf, HAFRABA e.V.: Deutsche AutobahnPlanung 1926-1934 (Bonn, 1990); Kurt Gustav Kaftan, Der Kampf um die Autobahnen: Geschichte der Autobahnen in Deutschland 1907-1935 (Berlin, 1955).

[2]Franz Wilhelm Seidler, “Fritz Todt: From Motorway Builder to Minister of Stat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245-56, at 245-9; 更多细节请见idem, Fritz Todt: Baumeister Dritten Reiches (Berlin, 1987 [1986]).

[3]Fritz Todt, “Der Strassenbau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in Hans Heinrich Lammers and Hans Pfundtner (eds.) 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3 vols., Berlin, 1937), III: Die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see also James Shand, “The Reichsautobahn : Symbol for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 (1984), 189-200; and Erhard Schütz and Eckhard Gruber, Mythos Reichsautobahn: Bau und Inszenierung der "Strassen des Führers" 1933-1941 (Berlin, 1996).

[4]Spotts, Hitler, 391-3; Rainer Stommer (ed.), Reichsautobahn: Pyramiden des Dritten Reiches(Marburg, 1982), 107; Thomas Zeller, “'The Landscape's Crown': Landscape, Perception,and Modernizing Effects of the German Autobahn System, 1934-1941”, in David E. Nye(ed.), 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 From Reaping to Recycling (Amherst, Mass., 1999), 218-40.

[5]Spotts, Hitler, 393-4; Ludolf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Die Entfesselung der Gewalt: Rassismus und 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97-8; HansJoachim Winkler, Legenden um Hitler (Berlin, 1963), 7-14; Dan P.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Nazi Work Creation Programs 1933—1936 (Cambridge, Mass., 1998), 147-57.

[6]Richard J. Overy, “Cars, Road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Germany, 1932-193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28 (1975), 466-83, 重印于idem,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68-89.

[7]Domarus (ed.), Hitler, I. 250-51.

[8]Overy, “Cars, Roads, and Economic Recovery”;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Berlin), vol. 7, no. 10 (7 March 1934),53-5.

[9]Gerhard Kroll, 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 (Berlin, 1958), 462, 505;也请见Harry Niemann and Armin Hermann (eds.), Die Entwicklung der Motorisierung im Deutschen Reich und den Nachfolgestaaten (Stuttgart, 1995).

[10]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153（翻译有修正）。

[11]Ibid., 158（翻译有修正）。

[12]Geoffrey Spencely, “R. J. Overy and the Motorisierung: A com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1979), 100-106; Richard J. Overy, “The German Motorisierung and Rearmament.A Re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1978), 207-13.

[13]Heinz Wehner, “Die Rolle des faschistischen Verkehrswesens in der ersten Perio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ulletin des Arbeitskreises Zweiter Weltkrieg, 2 (1966), 37-61, at 41-2,cited in Hans-Erich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in Preparation for War”,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0 vols., Oxford, 1990- [1979-]), I: The Buildup of German Aggression (Oxford, 1990), 157-372, at 228-9.

[14]Klaus Hildebrand, "Die Deutsche Reichsba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iktatur 1933-1945", in Lothar Gall and Manfre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165-243, at 176-7; 也请见Stefan Arold,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und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s Lokomotivbaus der Deutschen Reichsbah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Stuttgart, 1997). 希特勒特有的对宏大概念的喜爱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他提议要修新的、更大的铁路，应该比现有的宽（ibid., 97）。

[15]Fritz Blaich, Wirtschaft und Rüstung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87), 15-20; Simon Reich, The Fruits of Fascism: Postwar Prospe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1990), 151.

[16]Hans Mommsen and Manfre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und seine Arbeiter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6), 52-113; 有关“力量来自快乐”组织的情况，请见本书465-74。

[1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88.

[18]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04), 240-41; Reich, The Fruits, 147-201; 1938年德国汽车市场上52%的汽车都由福特和欧宝生产（ibid., 159）。

[19]Karl Lärmer, Autobahnbau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Zu den Hintergründen (Berlin,1975), 54-7;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261.

[20]Richard J. Overy, “Unemployment in the Third Reich”,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37-67,at 37-42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title in Business History, 29 [1987], 253-82);Dietmar Petzina,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in Peter D.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London, 1986), 29-48.

[21]Domarus (ed.), Hitler, I. 234.

[22]Willi A.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930-1945: Interna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s(Düsseldorf, 1983), 13-29.

[23]Avraham Barkai, Nazi Economics: Ideology,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1990 [1988]), 28-35;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29-38; Wolfram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1945 (Opladen, 1968), 52-5.

[24]Michael Schneider,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Work Creation Policy in Germany, 1930-1933”, in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163-86; Helmut Marcon, Arbeitsbeschaffungspolitik der Regierungen Papen und Schleicher. Grundsteinlegung für die Beschäftigung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n, 1974).

[25]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95-6;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56-62.

[26]Overy, “Unemployment”, 63-5;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vol. 7, no. 17 (3 May 1934), 77-82.

[27]法律节选部分的译文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7;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7.

[28]Helen L. Boak, “The State as an Employer of Wome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William Robert Lee and Eve Rosenhaft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Oxford, 1990), 61-98; 更概括的论述请见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1984), 33-65.

[29]Julia Sneeringer, Winning Women's Votes: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Chapel Hill, N.C., 2002).

[30]Frankfurter Zeitung, 9 September 1934, 转引自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255-6.

[31]Goebbels, Michael, 41 (1934 edn), quoted in Mosse (ed.), Nazi Culture, 41.

[32]Engelbert Huber, Das ist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33), 121-2, 转引自Mosse (ed.),Nazi Culture, 47.

[33]Clifford Kirkpatrick, 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39), 121.

[34]Helgard Kramer,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Richard J. Evans and Dick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108-41.

[35]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89-91;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59-64.

[36]Werner Abelshauser, “Kriegs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under.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Mobilisierung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Nachkriegszeit”, VfZg 47 (1999), 503-38; 该文献的英语译本更长，请见idem, “Germany: Guns, Butter,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122-76.

[37]Harold James, “Innovation and Conservatism in Economic Recovery: The Alleged 'Nazi Recovery' of the 1930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114-38; Peter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Frankfurt am Main, 1984), 67-71, 148.

[38]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244, and 359 n. 68, 该文献批评了下文提供的统计数据，数据见Overy, “Unemployment”, 65; 不过魏玛共和国的数据也没什么亮眼的：请见Dan P. Silverman, “A Pledge Unredeemed: The Housing Crisis in Weimar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 (March 1970), 112-39, at 119-20. 也请见Blaich, Wirtschaft, 15-21.

[39]"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71-2.

[40]Willi Hemmer, Die "unsichtbaren" Arbeitslosen. Statistische Methoden-Soziale Tatsachen(Zeulenroda, 1935), 189; 请见Christoph Buchheim, “Zur Natur des Wirtschaftsaufschwungs in der NS-Zeit”, in idem et al. (eds.), Zerrissene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historische Beiträge: Knut Borchardt zum 65. Geburtstag (Baden-Baden, 1994), 97-119, at 105-7.

[41]Birgit Wulff,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Unemployed: National Socialist Workcreation Schemes in Hamburg, 1933-4",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281-302; Timothy W. Mason,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109-28; Fritz Petrick, “Eine Untersuchung zur Beseitigung der Arbeitslosigkeit unter der deutschen Jugend in den Jahren von 1933 bis 1935”,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7), 287-300; Claudia Brunner,Arbeitslosigkeit im NS-Staat: Das Beispiel München (Pfaffenweiler, 1997), 337-40.

[42]Birgit Wulff,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beschaffungsmassnahmen in Hamburg 1933-1939: Eine Untersuchung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esp.269-82; 其他领域的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1934), 123-9, 214-25.

[4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786-7; Silverman, Hitler's Economy, 10-27,164-74; Bernhard Vollmer (ed.), Volksopposition im Polizeistaat, 96-7.

[44]Christoph Buchheim,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m Dritten Reich-mehr Desaster als Wunder. Eine Erwiderung auf Werner Abelshauser”, VfZ 49 (2001), 653-4; 更多内容请见idem, “Zur Natur”.

[45]“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71-2, 以及17 August 1935, 316-17;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vol. 8, no.22/23 (8 June 1935)，45-7; ibid., 32/33 (22 August 1935)，64-6; “Unemployment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 (31 August 1935), 421.

[46]Karl-Heinz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49-51; 也请见Blaich, Wirtschaft, 55-6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8. 2. 1933).

[47]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1-2; Dietmar Petzina, “Hauptproblem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1932/33”, VfZg 15 (1967), 18-55, at 40; Günther Gereke, Ich war königlich-preussischer Landrat (Berlin, 1970), 157-8.

[48]Spotts, Hitler, 393-4.

[49]Domarus (ed.), Hitler, I. 250-51.

[50]Blaich, Wirtschaft, 15-26.

[51]Neil Gregor, Daimler-Benz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8), 54; Fritz Blaich, “Why Did the Pioneer Fall Behind? Motorization in Germany between the Wars”, in Theo Barker(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Spread of Motor Vehicles: An International Centenary Tribute (London, 1988), 148-6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480-85; 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 179-202 (figures on 197).

[52]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8-9.

[53]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8 [1966]),65-6, 引用了陆军元帅冯·魏克斯未发表的回忆录。

[54]“Sitzung des Ausschusses der Reichsregierung für Arbeitsbeschaffung vom 9. 2. 1933, in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58-69, 以及Blaich, Wirtschaft, 56-8. 这一骗术没过多久就被国外观察家注意到了。1935年英国通讯记者注意到了帝国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报告："‘创造就业’开支中明确包括重整军备开支”（The Economist, 10 August 1935, 280；原文中“包括”一词为斜体）。

[55]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3-4; Michael Geyer,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186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139-40; idem, “Das Zweite Rüstungsprogramm (1930-1934): Eine 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17 (1975), 125-72, at 134 and 158; 也请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29-33.

[56]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28-34; 也请见Peter Kirchberg, “Typisierung in der Kraftfahrzeugindustrie und der Generalbevollmächtigte fur das Kraftfahrwesen”,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117-42; 也请见Edward L. 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The Reich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1939 (Lincoln, Nebr., 1976). 该领域的文献低估了第三帝国从一开始就参与重整军备计划的程度，以及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并忽视了许多看似非军事化的岗位背后的军事化因素。例证请见Overy, “Cars, Roads an Economic Recovery”; idem, “Hitler's War Plans and the German Economy, 1933-1939”,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177-204; Michael Wolffsohn, “Arbeitsbeschaffung und Rüst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2 (1978), 9-22; 或者Burton H. Klein, 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Mass., 1959); 批评性的评论请见Barkai, Nazi Economics,217-24, and Berenice A. 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Hague, 1968). 重整军备优先的政策已经在下述文献中有所强调，Sauer, Die Mobilmachung, 140-64.

[57]Wilhelm Deist, “The Rearmament of the Wehrmacht”,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I. 373-540, at 487.

[58]Ibid., 456-7; O'Neill, The German Army, 134-5.

[59]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71.

[60]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34-8; Hans Luther, Vor dem Abgrund 1930-1933: Reichsbankpräsident in Krisen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64), 特别是最后一章， 302-8.

[61]Hjalmar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The Autobiography of Hjalmar Schacht(London, 1955), 10-154.

[62]Ibid., 155-306.

[63]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34-41; 也请见Willi A. Boelcke, Die Kostenvon Hitlers Krieg: Kriegsfinanzierung und finanzielles Kriegserbe in Deutschland 1933-1948(Paderborn, 1985);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66-71; Dietmar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esbaden, 1977), 117-24.

[64]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173-200; Blaich, Wirtschaft, 28.

[65]Gustavo Corni and Horst Gies,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75-250, 本文献是现有对帝国食品公司最细致的论述。也请见Horst Gies, “Der Reichsnährstand: Organ berufsständischer Selbstverwaltung oder Instrument staatlicher Wirtschaftslenkung?”,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21 (1973), 216-33; 以及idem, “Die Rolle des Reichsnährstande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in Gerhard Hirschfeld and Lothar Kettenacker (eds.), The "Führer State" : Myth and Reality: 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Third Reich (Stuttgart, 1981), 270-304.

[66]Horst Gies, “Aufgaben und Problem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nährungswirtschaft 1933-1939”,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22 (1979), 466-99.

[67]Blaich, Wirtschaft, 27;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5-72.

[68]Blaich, Wirtschaft, 23-4, 27;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58-62; Michael Krüger-Charlé, “Carl Goerdelers Versuche der Durchsetzung einer alternativen Politik 1933 bis 1937”, in Jürgen Schmadeke and Peter Steinbach (eds.),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Munich,1986), 383-404.

[69]Gies, “Die Rolle”; 也请见idem, “Der Reichsnährstand”; idem, “Revolution oder Kontinuität?Die personelle Struktur des Reichsnährstandes”, in Günther Franz (ed.), Bauernschaft und Bauernstand 1500-1970: Büdinger Vorträge 1911-1972 (Limburg, 1975), 323-30; John E.Farquharson,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 45 (London, 1976), 161-82.

[70]Gies, “Die Rolle”; Jürgen von Krudener, “Zielkonflikte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grarpolitik: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des Leistungsproblems in zentralgelenkten Wirtschaftssystemen”,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94 (1974), 335-61;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488-98; Gustavo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Agraria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1930-1939 (Princeton, N.J., 1990 [1989]), 245-68; Beatrix Herlemann, "Der Bauer klebt am Hergebrachten" : Bäuerliche Verhaltensweisen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Gebiet des heutigen Landes Niedersachsen (Hanover,1993), 74-7 and 145-53; Farquharson, The Plough, 71-106.

[71]请见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220-44;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83-202; Herlemann,“Der Bauer”, 154-71.

[72]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93-300, 350-54.

[73]John H.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69-70; 一个成功向自给自足政策转型的领域，请见John Perkins, “Nazi Autarchic Aspirations and the Beet-Sugar Industry, 1933-39”,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0 (1990), 497-518;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56-83.

[7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24-42; 有关食品生产和市场调节的一个细致论述，请见Corni and Gies, Brot, 251-395.

[75]Peter Temi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1989), 109-11, 作者认为第三帝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国家一直在指挥和干预，并将大量资源投向福利计划，但是作者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按照作者的标准，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能被算作社会主义经济（Buchheim, “Zur Natur”, 99-100）。

[76]有关这一协议的背景，见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New York, 1987), 36-47, 114-20.

[77]Homze, Arming the Luftwaffe, 192-3.

[78]Dieter Swatek, Unternehmenskonzentration als Ergebnis und Mitt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1972); Ingeborg Esenwein-Rothe, 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von 1933 bis 1945 (Berlin, 1965).

[79]有关胡根贝格治下的经济部，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47-65.

[80]Gerald D. Feldman, 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1933-1945 (Cambridge,2001), 1-50.

[81]Ibid., 51-78.

[82]Ibid., 78-105;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65-76.

[83]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04-15;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II.72-8.

[84]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2-4; “The Balance of Trade in Germany”,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11 April 1934).

[85]“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Germany'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7 (Berlin, 6 June 1934); “German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Foreign Trade”, 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31 October 1934);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160-62.

[86]“A Review of the First Year of German Foreign Trade Under the 'New Plan'”,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8 (Berlin, 2 October 1935).

[87]“The German Moratorium”, The Economist, 23 June 1934, 1378-9；有关沙赫特在位的第一个时期，更概括的论述请见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77-82.

[88]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45-7, 引用了沙赫特于1935年5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

[89]Blaich, Wirtschaft, 27;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00-117.

[90]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62-72;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71-6.

[91]四年计划备忘录再收录于Blaich, Wirtschaft, 60-67, 以及Wilhelm 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VfZ 3 (1955), 184-210, 完整的翻译请见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86-93. 也请见Arthur Schweitzer, “Der ursprüngliche Vierjahresplan”,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60(1956), 348-96; 以及Dietmar Petzina,Autarkie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ierjahresplan (1936-42)(Stuttgart, 1968).

[92]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62-77（有自我辩护的倾向，很多问题都忽略了，还有很多误导的说法）。

[93]Friedrich 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 (Göttingen, 1965 [1949]),181-9, and Hermann Gackenholz, “Reichskanzlei 5. November 1937: Bemerkungen über'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in Richard Dietrich and Gerhard Oestreich(ed.), Forschungen zu Staat und Verfassung: Festgabe für Fritz Hartung (Berlin, 1958), 459-84.

[94]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86; Walter Bussmann, “Zur Entstehung und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VfZ 16 (1968), 373-84; Bradley F. Smith, “Die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im Lichte neuer Quellen”, VfZ38 (1990), 329-36;Jonathan Wright and Paul Stafford, “Hitler, Britain and the Hossbach Memorandum”,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42 (1987), 77-123. 这些研究明确表明，Alan J. P. Taylor对霍斯巴赫记录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是没道理的，其质疑见Alan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64 [1961]), 21-2 and 131-4.

[95]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62-77（对沙赫特的回忆通常需要谨慎对待）；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95-8, 357-8.

[96]Blaich, Wirtschaft, 26, 83, 91-4; 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86-94. 预算平衡请见Albrecht Ritschl, 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 1924-1934: Binnenkonjunktur, Auslandsverschuldung und Reparationsproblem zwischen Dawes-Plan und Transfersperre (Berlin, 2002), 表A9; 国民收入数据请见表A12。

[97]O'Neill, The German Army, 63-6, 引用了陆军元帅冯·魏克斯未发表的回忆录；Schacht,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95-414; 更一般的情况请见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273-86.

[98]Ibid., 300-309, 356；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77-82;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24-39. 有关“乱麻”的说法，请见Hans Kehrl, Krisenmanager im Dritten Reich. 6 Jahre Frieden-6 Jahre Krieg: Erinnerungen (Düsseldorf, 1973), 74-86, 98-117. 有关计划的失败以及当局无法搜集和处理足够的数据，请见J. Adam Tooze,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2001), 215-45.

[99]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309-15.

[100]Ibid., 354-72.

[101]Wilhelm Deist, “The Rearmament of the Wehrmacht”, 374-540, at 456-504; Homze,Arming the Luftwaffe; Michael Salewski,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3 vols.,Frankfurt am Main, 1970-75); Jost Dülffer,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üsseldorf, 1973); Lutz Budrass,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 该文献是最近最全面的研究。

[102]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300-309.

[103]Richard J. Overy, “The German Pre-war Production Plans: November 1936-April 1939”,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0 (1975), 778-97.

[10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14-24.

[105]“Schreiben des Stellvertreters des Führers, Entscheidung, dass Frauen weder Richter noch Anwalt werden sollen, 24 August 1936”, 重印为document 108，in Ursula von Gersdorff,Frauen im Kriegsdienst 1914-1945 (Stuttgart, 1969), 282.

[106]Matthew Stibbe,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84-91; Tim Mason, "Women in Germany, 1925-1940: Family, Welfare and Work", in idem,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131-211 (文章最初发表于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 [1976], 74-133, and 2 [1976], 5-32); Dörte Winkler, Frauenarbeit im "Dritten Reich " (Hamburg, 1977); Annemarie Tröger, “The Creation of a Female Assembly-Line Proletariat”, in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237-70; Carola Sachse, Industrial Housewives: Women's Social Work in the Factories of Nazi Germany(London, 1987);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75-115（医生的有关数据在166）。

[107]Lore Kleiber, “'Wo ihr seid, da soll die Sonne scheinen!'-Der Frauenarbeitsdienst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188-214; Jill Stephenson, “Women's Labor Service in Nazi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5 (1982), 241-65; Stefan Bajohr,“Weiblicher Arbeitsdienst im 'Dritten Reich'. Ein Konflikt zwischen Ideologie undÖkonomie”, VfZ 28 (1980), 331-57.

[108]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31-6.

[109]Elizabeth D. Heineman, What Difference Does a Husband Make? Women and Marital Status in Nazi and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99), 40-41, 随后的细节也见于该文献。

[110]Stibbe, Women, 88; Annemarie Tröger, “Die Frau im wesensgemässen Einsatz”,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246-72.

[111]Timothy W. Mason, “The Legacy of 1918 for National Socialism”, in Anthony Nicholls and Erich Matthias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i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215-39.

[112]Ulrich 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27-60; 也可见本书695-6。

[113]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60-77.

[114]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86.

[115]Josiah E. DuBois, Jr, The Devil's Chemists: 24 Conspira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arben Cartel who Manufacture Wars (Boston, Mass., 1952); Joseph Borkin,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 G. Farben (New York, 1978); Richard Sasuly, IG Farben (New York, 1947);Dietrich Eichholtz, “Zum Anteil des IG Farben Konzerns an der Vorbereit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83-105; Ferdinand Grocek, “Ein Staat im Staate-der IG-Farben Konzern”, Marxistische Blätter, 4 (1966), 41-8; Willi Kling,Kleine Geschichte der IG Farben-der Grossfabrikant des Todes (Berlin, 1957);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Arthur Schweitzer, 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 (Bloomington, Ind., 1964).

[116]关于这些著作较好的研究，见Pierre Ayçoberry,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A. James Gregor, Fascism: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Morristown, N.J.,1983); Wolfgang Wippermann, Zur Analyse des Faschismus: Die soz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Faschismustheorien, 1921-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1); 以及Anson G. Rabinbach,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German Critique, 1 (1974), 127-53.

[117]Timothy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Stuart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8), 165-95.

[118]Alan S. Milward, “Fascism and the Economy”, in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76), 409-53.

[119]弗里茨·蒂森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是不可靠的；见Henry Ashby Turner, Jr, “Fritz Thyssen und 'I Paid Hitler'”, VfZ 19 (1971), 225-44; 也可见Horst A. Wessel, Thyssen & Co., Mülheim an der Ruhr: Di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und ihrer Unternehmung (Stuttgart, 1991), 48, 171.

[120]Richard J. Overy, “Heavy Industr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eichswerke Crisis”, in idem,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93-118 (首次发表于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15 (1985), 313-39).

[121]Richard J. Overy, “'Primacy Always Belongs to Politics': Gustav Krupp and the Third Reich”,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119-43, at 119-25.

[122]Felix Somary, The Raven of Zü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1986), 175; 更概括的论述，见Overy, “'Primacy'”, 126-34; Henry Ashby Turner, J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338-9.

[123]Overy, “'Primacy'”, 135-43; Lothar Gall, Krupp: Der Aufstieg eines Industriemperiums(Berlin, 2000); William Manchester, The Arms of Krupp 1587-1968 (New York, 1970[1968]), 499-511, 645-7, 743.

[124]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125-211.

[125]Ibid., 158-9, 180-83; Raymond G. 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F AG (1925-1952)”, in Werner Abelshauser et al., German Industry and Global Enterprise. BASF: The History of a Company (Cambridge, 2004), 206-361, at 262-3, 273-89. Gottfried Plumpe, Die I.G. Farbenindustrie AG. Wirtschaft, Technik und Politik 1904-1945 (Berlin, 1990), 本文献思路基本和海斯的研究一致，但批判性较弱：参见Peter Hayes, “Zur umstrittenen Geschichte der I.G. Farbenindustrie A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 (1992), 405-17; 普伦佩的回应没有说服力: 参见Gottfried Plumpe,“Antwort auf Peter Haye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 (1992), 526-32.

[126]Harold James, “Die Deutsche Bank und die Diktatur 1933-1945”, in Lothar Gall et al., Die Deutsche Bank 1870-1995 (Munich, 1993), 315-408; 也请见Harold James, The Nazi Dictatorship and the Deutsche Bank (Cambridge, 2004).

[127]更多的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11-16.

[128]Ibid., 611-13.

[129]Simone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on Berlin Department Stores (Warenhäuser) after 1933", in David Bankier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246-67,at 246-50; eadem, Wertheim-Ein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seine Eigentümer: Ein Beispiel der Entwicklung der Berliner Warenhäuser bis zur "Arisierung" (Münster,1997); Klaus Strohmeyer, Warenhäuser: Geschichte, Blüte und Untergang in Warenmeer(Berlin, 1980); Heidrun Homburg,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ihre Gründer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oder: eine diskrete Elite und mancherlei Mythe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92), 183-219. Rudolf Lenz, Karstadt. Ein deutscher Warenhauskonzern 1920-1950 (Stuttgart, 1995); Werner E. Mosse,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 18-20, 29-31, 70-78,103-5, 111-13, 140-42; 也请见Konrad Fuchs, Ein Konzern aus Sachsen: Das Kaufhaus Schocken als Spiegelbild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01 bis 1953 (Stuttgart, 1990).

[130]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1.

[131]Robert J. Gellatel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141-3.

[132]Albrecht Tyrell (ed.), Führer befiehl...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f" der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üsseldorf, 1969), 24.

[133]翻译并重印在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76.

[134]Heinrich Uhlig, Die Warenhäuser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56), 78-9, 88-127.

[135]Uhlig, Warenhäuser, 115-19; 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5-6; Johannes Ludwig,Boykott-Enteignung-Mord: Die "Entjudi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mburg 1989), 104-27.

[136]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5-62 (引文在262). 工厂车间组织的情况，请见本书456-60。

[137]Ladwig-Winters, "The Attack", 263-7; 地方上抵制百货公司的运动，例证请见Franz Fichtl et al.,"Bambergs Wirtschaft Judenfrei": Die Verdrängung der jüdischen Geschäfts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 (Bamberg, 1998), 66-72.

[138]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46-54;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78-87; Gerhard 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der NSDAP: Menschenführung-" Arisierung"-Wehrwirtschaft im Gau Westfalen-Süd (Münster, 1989), 117;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101-10; 最好的概述依然是Avraham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3 (Hanover, N.H., 1989 [1988]).

[139]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65 (13 June 1934).

[140]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34-5.

[141]Joachim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Antisemitische Ausgrenzung und Verfolgung in Minden-Ravensburg, 1933-1945 (Münster, 1988), 82-99.

[142]引用Longerich, Politik, 55.

[143]Ibid.

[144]Ibid., 55-6, 70-88.

[145]均引自ibid., 97-8；报告和译文请见The Economist, 24 August 1935, 36-6. 沙赫特自称曾经抵制反犹主义，参见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467-8; 相关论述大部分都被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接受，请见Heinz Pentzlin, Hjalmar Schacht: Leben und Wirken einer umstrittenen Persönlichkeit (Berlin, 1980). 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17-28,210-17，本文献对雅利安化进行了介绍，但是对沙赫特过于宽容。

[146]Schacht,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357.

[147]Albert Fischer, "The Minister of Economic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 German Economy", in Bankier (ed.), Probing, 213-25; see also idem, Hjalmar Schacht und Deutschlands "Judenfrage" : Der "Wirtschaftsdiktator" und die Vertreibung der Juden au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Cologne, 1995).

[148]Petra Bräutigam,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und soziale Verhaltensweisen in der Schuh- und Lederindustrie Badens und Württembergs (Munich, 1997), 167-73, 297-336.

[149]Frank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of Jewish Companies and German Society: The Example of Hamburg”, in Bankier (ed.), Probing, 226-45, at 227-34. 关于传统商界的态度，请见Richard J.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 esp.33-9, 392-4; 以及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Cambridge, 1995), 60-64.

[150]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5-8; 更多细节请见idem, "Aryanization" in Hamburg: The Economic Exclusion of Jews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2 [1997]), chapter 4.

[151]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4-41; 更加资深的商人在南威斯特法伦的地区党部任职: 参见Gerhard Kratzsch, “Die 'Entjudung' der mittelständischen Wirtschaft im Regierungsbezirk Arnsberg”, in Arno Herzig et al. (eds.),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Westfalen (Münster, 1994), 91-114, at 97. 相较之下，某些地区的州办公室更加积极，例如Hans-Joachim Fliedner, Die Judenverfolgung in Mannheim 1933-1945(Stuttgart, 1971), 114, 以及 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151 and 180; 也请见 Dirk van Laak, “Die Mitwirkenden bei der 'Arisierung'.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region, 1933-1940”, in Ursula Büttner (ed.),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92), 231-57.

[152]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37, 本文献批评了Fraenkel, The Dual State（参见本书45），以及Uwe Dietrich Adam,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usseldorf, 1972), 359.

[153]Fischer, Hjalmar Schacht, 187; Longerich, Politik 124; Stefan Mehl, Das Reichsfinanzministerium und die Verfolg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43 (Berlin, 1990); Behnken (ed.),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291.

[154]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63-97, 111-32.

[155]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204, 210.

[156]Longerich, Politik, 124-6; Bajohr, "Aryanization", 185-221; Dorothee Mussgnug, Die Reichsfluchtsteuer 1931-1933 (Berlin, 1993).

[157]Hans Nothnagel and Ewald Dähn, Juden in Suhl: Ein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Konstanz,1995), 129-31.

[158]Albert Fischer, “Jüdische Privatbanken im 'Dritten Reich'”, Scripta Mercaturae.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28 (1994), 1-54; Christopher Kopper, “Die'Arisierung' jüdischer Privatbank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en für Unterricht und Studium, 20 (1991), 11-16.

[159]请见Christopher Kopper, “Privates Bankwes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ankhaus M.M. Warburg & Co.”, in Werner Plumpe and Christian Kleinschmidt (eds.), Unternehmen zwischen Markt und Macht: Aspekte deutscher Unternehmensund Industrie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Essen, 1992), 61-73; 以及A. Joshua Sherman, “A Jewish Bank during the Schacht Era: M. M. Warburg & Co., 1933-1938”, in Arnold Paucker (ed.),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1943 (Tübingen, 1986), 167-72.

[160]Barkai, From Boycott, 70.

[161]Longerich, Politik, 126-7; Avraham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938: The Continua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Plunder", in Walter H. Pehle (ed.), November 1938: From"Reichskristallnacht" to Genocide (New York, 1991 [1988]), 95-122, at 97-9. 数据适用于旧帝国。

[162]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126;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Günter Plum, "Wirtschaft und Erwerbsleben", in Wolfgang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88), 268-313, at 292-304; 一项地方性的研究，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 geschah, 156-77.

[163]Longerich, Politik, 128; Barbara Händler-Lachmann and Thomas Werther, Vergessene Geschäfte, verlorene Geschichte: Jüdisches Wirtschaftsleben in Marburg und seine Vernich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arburg, 1992); Axel Bruns-Wüstefeld, Lohnende Geschäfte. Die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 am Beispiel Göttingens (Hanover, 1997); 也请见Benigna Schönhagen, Tübingen unterm Haken kreuz: Eine Universitatsstadt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91).

[164]Barkai, "The Fateful Year", 97-113; Longerich, Politik, 126-30, 159-61, 165-9. 除非特别标明，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旧帝国的情况；1938年的雅利安化统计数据也包括奥地利。更多的细节请见Plum, "Wirtschaft", 304-13. 更概括的情况请见Peter Hayes and Irmtrud Wojak (eds.), "Ar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olksgemeinschaft, Raub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有很多有用的地方研究，特别请见Dirk van Laak, “'Wenn einer ein Herz im Leibe hat, der lässt sich von einem deutschen Arzt behandeln'-Die 'Entjudung' der Essener Wirtschaft von 1933 bis 1941”,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Es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Essen, 1994), 12-30.

[165]Barkai, “The Fateful Year”, 引用了Peter Hank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München zwischen 1933 und 1945 (Munich, 1967), 154-5.

[166]Avraham Barkai,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r und die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 (1989), 227-47.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1-2; 有一项地方研究，展示了参与企业种类和规模的千差万别，请见Angelika Baumann and Andreas Heusler (eds.), 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unich, 2004).

[16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750.

[168]Ibid., VI (1939), 599;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213, 对此有所涉及。

[169]Harold James, The Deutsche Bank and the Nazi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Expropriation of Jewish-owned Property (Cambridge, 2001), 36-48.

[170]Dieter Ziegler,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Dresdner Bank 1933-1938", VfZ 47(1999), 187-216; 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291-2. 关于银行的总体情况，请见Christopher Kopper, Zwischen Marktwirtschaft und Dirigismus: Bank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1933-1939 (Bonn, 1995).

[171]Paul Erker, Industrieeliten in der NS-Zeit: Anpassungsbereitschaft und Eigeninteresse von Unternehmern in der Rüstungs- und Kriegswirtschaft 1936-1945 (Passau, 1993), 7-14.

[172]Feldman, Allianz, 125-39.

[173]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34-6.

[174]Kratzsch,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217-18, 506.

[175]James, The Deutsche Bank, 36-48.

[176]Barkai, From Boycott, 75.

[17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76-9.

[178]Bräutigam,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332-6; 关于塔克鞋业的情况，请见Ludwig,Boykott, 128-53.

[179]Feldman, Allianz, 147-9.

[180]James, The Deutsche Bank, 49-50; Peter Hayes, “Big Business and 'Aryanization' in Germany 1933-1939”,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3 (1994), 254-81, at 267.法本公司在这些收购中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参见Stokes,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291.

[181]Bernhard Lorentz,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Arisierung' im Altreich. Ein Vergleich der Netzwerkstruktur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von Grossbanken in der NS-Zeit”, VfZ 50(2002), 237-68; Ludolf Herbst and Thomas Weihe (eds.),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Juden 1933-1945 (Munich, 2004).

[182]Ludwig, Boykott, 154-74.

[183]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2-5; Peter Hayes, "Fritz Roessler and Nazism: The Observations of a German Industrialist, 1930-37",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0 (1987),58-83; 更详细的研究，请见Peter Hayes,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05).

[184]Frank Bajohr and Joachim Szodrzynski, “'Keine jüdische Hautcreme mehr benutzen.' Die antisemitische Kampagne gegen die Hamburger Firma Beiersdorf”, in Arno Herzig (ed.),Die Juden in Hamburg 1590-1990 (Hamburg, 1991), 515-26.

[185]Longerich, Politik, 127; Bajohr, "The 'Aryanization'", 242-7.

[186]Rainer Karlsch and Raymond G. Stokes, Faktor Öl: Die Geschichte der Mineralöl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859-1974 (Munich, 2003), 161-3; Lukas Straumann and Daniel Wildmann,Schweizer Chemieunternehmen im "Dritten Reich " (Zurich, 2001), 68-9.

[187]Reinhold Billstein et al., Working for the Enemy: Ford, General Motors and Forced Labor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2000).

[188]Frank 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am Main,2001), 99-105.

[189]Ibid., 104-18; idem, “Gauleiter in Hamburg.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Karl Kaufmanns”,VfZ 43 (1995), 27-95.

[190]Bajohr, Parvenüs, 115; Saul K. Padover, Experimen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ew York, 1946), 57.

[191]Gerd R. Ueberschär and Winfrie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35-55; Bajohr, Parvenüs, 17-21.

[192]Ueberschär an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55-69.

[193]Ibid., 77-8.

[194]Ibid., 90-93; Bajohr, Parvenüs, 34-6; 也请见Wulf C. Schwarzwäller, The Unknown Hitler: His Private Life and Fortune (Bethesda, Md., 1989 [1986]), 以及 “Der Nazi-Diktator zahlte nicht mal Steuern”, Die Welt, 17 December 2004.

[195]Bajohr, Parvenüs, 21-6. 这一体系引出了一个笑话，说“NSDAP”（纳粹党的德语字母缩写）的意思是 “Na, suchst du auch Pöstchen?”（怎么，你也想在政府找个小差事吗？）(Gamm,Der Flüsterwitz, 77).

[196]Bajohr, Parvenüs, 27-33.

[197]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对维利·埃尔巴赫的采访。

[198]Steinberg, Sabers, 142-4.

[199]Bajohr, Parvenüs, 49-55.

[200]Ibid., 63-8.

[201]Ibid., 69-70.

[202]Ibid., 71-4.

[203]Ibid., 75-9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549-53.

[204]Ibid., 514-18.

[205]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84-5 (27 September 1934).

[206]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19-25, 468-9; Gamm, Der Flüsterwitz, 88, 90; Kershaw,The "Hitler Myth", 96-104. 芬克后来获释，但被帝国文化协会开除，并且被禁止工作，但后来在战争中的一次劳军活动中再次出现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469).

[207]Richard J. Overy, “Germany, 'Domestic Crisis', and War in 1939”, in idem, War and Economy, 205-32, at 214-15.

[208]Peter Hayes, “Polycracy and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Case of the Economy”,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190-210. 1939年商人和工业家还剩下的操作空间，请见Fritz Blaich, “Die bayerische Industrie 1933-1939. Elemente von Gleichschaltung,Konformismus und Selbstbehauptun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237-80.

[209]Tim Mason, “The Domestic Dynamics of Nazi Conquests: A Response to Critic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161-89.

[210]Benh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643-9; Overy, “'Domestic Crisis'”, 216,table 7.1.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1]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London, 1995 [1966]), 36-9, 59, 36,95, 85-6.

[2]Ibid., 63.

[3]Ibid., 78.

[4]Ibid., 52.

[5]Ibid., 84-5.

[6]Ibid., 85.

[7]Christine Zeile, “Ein biographischer Essay”, in Friedrich Reck,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Frankfurt am Main, 1994), 251-98. Norman Stone在英文版简介中没有质疑雷克的贵族头衔 (Diary, 5-15, at 12); 译者也没有质疑 (Translator's Preface，17-20, at 18). Burleigh,The Third Reich, 5, 该文献也把雷克当成“贵族”；Gellately, The Gestapo, 131, 该文献称雷克是“德国南部的贵族”。关于对雷克幻想的解析，请见Alphons Kappeler, Ein Fall von"Pseudologia phantastica"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Fritz-Reck-Malleczewen (2 vols.,Göppingen, 1975), I. 5-179.

[8]Kappeler, Ein Fall, II. 482-92.

[9]Heinz Reif,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9), 54, 112, 117; Georg H.Kleine, “Adelsgenossen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26 (1978), 100-143; Shelley Baranowski, “East Elbian Landed Elites and Germany's Turn to Fascism: The Sonderweg Controversy Revisited”,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6 (1996), 209-40; Willibald Gutsche and Joachim Petzold, “Das Verhältnis der Hohenzollern zum Faschismus”,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9 (1981), 917-39; Wolfgang Zollitsch, “Adel und adlige Machtelit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andespolitik und agrarische Interessen”, i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e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Alternativen (Munich, 1992), 239-62; Karl Otmar von Aretin, “Der bayerische Adel von der Monarchie zu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I. 513-68, at 525, 542,554-6. Stephan Malinowski,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Berlin, 2003), 321-475, 这本书对贵族俱乐部和贵族压力集团进行了全面又可读的介绍。

[10]Höhne, The Order, 142-8; Gutsche and Petzold, “Das Verhältnis”; Reif, Adel, 54;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Martin Broszat and Klaus Schwabe (eds.), Die deutschen Eliten und der Weg in den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89).

[11]Malinowski, Vom König, 560-78. 也可参考以下文献中的研究，见Heinz Reif (ed.),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II: Entwicklungslinien und Wendepunkte im 20. Jahrhundert(Berlin, 2001), 更加细节的例子请见Friedrich Keinemann, Vom Krummstab zur Republik: Westfälischer Adel unter preussischer Herrschaft 1802-1945 (Bochum, 1997) 以及Eckart Conze,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tuttgart, 2000).

[12]Tyrell, Führer befiehl..., 24;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 61.

[13]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69-73; 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39-65;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15-16.

[14]Matthias Eidenbenz, "Blut und Boden": Zu Funktion und Genese der Metaphern des Agrarismus und Biologismu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auernpropaganda R. W. Darrés(Bern, 199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把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使用的第一人，但他为二者赋予的意涵完全相反（ibid., 2-3）。

[1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28, 334; Gustavo Corni,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8-27; Horst Gies,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1930 bis 1933(Frankfurt am Main, 1966); ide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auf dem agrarpolitischen Sektor",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16 (1968), 210-32; Horst Gies,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5 (1967), 341-67;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3-73; Herlemann,"Der Bauer", 53-73.

[16]Horst Gie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210-32; idem, "Landbv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Weg in den Reichsnährstand", Zeitgeschichte, 13 (1986), 123-41.

[17]Farquharson, The Plough, 107-40.

[18]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21; Minuth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I. 399-401.

[19]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16-42; Farquharson, The Plough, 141-60.

[20]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 (April/May).

[21]Ibid., 52.

[22]Ibid., 741.（11月、12月，来自巴伐利亚南部的报告）；更概括的记述，请见Friedrich Grundmann, 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es (Hamburg, 1979); Herlemann, "Der Bauer", 127-45.

[2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741-2.

[24]Ibid., 232（也可参见本书前文）；更概括的记述，请见以下文献的叙述，Corni,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143-55.

[2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232-3; 也请见Michael Schwartz, "Bauern vor dem Sondergericht. Resistenz und Verfolgung im bäuerlichen Milieu Westfalens", in Anselm Faus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 (Cologne,1992), 113-23.

[26]例证请见Herlemann, "Der Bauer", 226-9.

[2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1098-140; 例证在1100和1103.

[28]Wolfram Pyta,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e Verschränkung von Milieu und Parteien in der protestantischen Landgebieten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Düsseldorf, 1996), 470-73.

[29]Zdenek Zofka, Die Ausbreit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Lande: Eine regionale Fallstudie zur politischen Einstellung der Landbevölkerung in der Zeit des Aufstiegs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SDAP 1928-1936 (Munich, 1979); Herlemann, "Der Bauer", 77-88.

[30]Zdenek Zofka, “Dorfeliten und NSDAP. Fallbeispiele der Gleichschaltung aus dem Kreis Günzburg”,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383-434, at 429 (Aus dem Schreiben des Landrats von Bad Aibling an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der US-Militärregierung vom 12.Dezember 1945).

[31]Ibid., 431 (Aus einem Schreiben des Bezirksamts Erding an die Kreisleitung Erding vom 5.März 1937).

[32]Ibid., 432 (Aus der Stellungnahme des Bezirksamtes München vom 27. September 1938).

[33]Caroline Wagner, Die NSDAP auf dem Dorf: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NSMachtergreifung in Lippe (Münster, 1998).

[34]Gerhard Wilke, “Village Life in Nazi Germany”, in Richard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17-24. 也请见以下的全面研究，Kurt Wagner, Leben auf dem Lande im Wandel der Industrialisierung: "Das Dorf war früher auch keine heile Welt": Veränderung der dörflichen Lebensweise und der politischen Kultur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m Beispiel des nordhessischen Dorfes Körle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6).

[35]Gerhard Wilke and Kurt Wagner, “Family and Household: Social Structures in a German Villag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Richard J. Evans and William Robert Lee (eds.), The German Family: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 1981), 120-47;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200, 引用了Hans Müller, Deutsches Bauerntum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Witzburg, 1940),28.

[36]Gerhard Wilke,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Village Society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and W. R. Lee (eds.), The German Peasantry: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Rural Society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1986),174-204.

[37]来自利珀地区的类似例子请见Wagner, Die NSDAP, passim.

[38]Kurt Wagner and Gerhard Wilke, “Dorfleben im Dritten Reich: Körle in He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85-106. 另外一项对比研究请见Wolfgang Kaschuba and Carola Lipp, “Kein Volk steht auf, kein Sturm bricht los. Stationen dörflichen Lebens auf dem Weg in den Faschismus”, in Johannes Beck et al. (eds.),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im Faschismus (Reinbek, 1980), 111-55, 以及idem, Dörfliches Überleben: Zur Geschichte materieller und sozialer Reproduktion ländlicher Gesellschaft im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 (Tübingen, 1982), 232-59. 更概括的评论，请见Wolfgang Kaschuba, Lebenswelt und Kultur der unterbürgerlichen Schicht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0), 47-9.

[39]Daniela Münkel, Nationalsozialistiche Agrarpolitik und Bauernalltag (Frankfurt am Main,1996), 192-320; 也请见eadem, Bauer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Landkreis Celle im Dritten Reich (Bielefeld, 1991); 以及eadem, "Hakenkreuz und 'Blut und Boden': Bäuerliches Leben im Landkreis Celle 1933-1939",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40(1992), 206-47.

[40]也请见以下讨论，Herlemann, "Der Bauer", 88-119.

[41]Münk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grarpolitik, 278-80, 319-20, 466-81; Wagner, Die NSDAP, 不过此文献特别强调，在利珀地区的一些村庄举报的数量较多。农业现代化失败的情况请见Peter Exner,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und Landwirtschaft in Westfalen, 1919-1969 (Paderborn, 1997); Joachim Lehmann, "Mecklenburgische Landwirtschaft und'Modernisierung' in den dreissiger Jahren", in Frank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335-46;以及Daniela Münkel (ed.), Der lange Abschied vom Agrarland: Agrarpolitik, Landwirtschaft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zwischen Weimar und Bonn (Gottingen, 2000). 有关丰收感恩节情况的简评，请见Herlemann, "Der Bauer", 223.

[42]相关文献很多，特别请见Heinz-Gerhard Haupt (ed.), Die radikale Mitte: Lebensweisen und Politik von Kleinhändlern und Handwerkern in Deutschland seit 1848 (Munich, 1985);David Blackbourn, “Between Resignation and Volatility: The German Petty Bourgeoisi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dem,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84-11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Adelheid von Saldern,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Handwerker-Einzelhändler-Bauern (Frankfurt am Main, 1979).

[43]David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 1939 (London, 1967), 136-7; Saldern, Mittelstand, passim; Behnken (ed.), Deutschland Berichte, VI (1939), 228-32.

[44]Friedrich Lenge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andwerker seit 1800 (Frankfurt am Main,1988), 195-203. 有关劳工前线的情况请见本书459-65。

[45]Blaich, Wirtschaft, 19-20; Petzin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42.

[46]Lenger, Sozialgeschichte, 132-7以及163-202; Bernhard Keller, Das Handwerk im faschistischen Deutschland: Zum Problem der Massenbasis (Cologne, 1980), 68-84（尽管本书采用的是马列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47]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36-43, 147-5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251-4.

[48]Lenger, Sozialgeschichte, 195-203;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36-43,147-50. Adelheid von Saldern论证手工业者在第三帝国可以呼风唤雨，但这个论证只对1933—1936年有效，之后完全无效：请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entbehrliche Stand. Zur Mittelstand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7 (1977),1-4; Adelheid von Saldern, Mittelstand; eadem, "'Alter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Anmerkungen zu einer Kontrover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2 (1986), 235-43;Heinrich August Winkler, “Ein neuer Mythos vom alten Mittelstand. Antwort auf eine Antikrit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2 (1986), 548-57.

[49]Gerald Schröder, “Die 'Wiedergeburt' der Pharmazie-1933 bis 1934”,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166-88; Franz Leimkugel, “Antisemitische Gesetzgebung in der Pharmazie, 1933-1939”,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230-35.

[50]Martin F. Brumme, "'Prachtvoll fegt der eiserne Besen durch die deutschen Lande.' Die Tierärzte und das Jahr 1933",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173-82

[51]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144-6.

[5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49-50.

[53]Ibid., 111-12.

[54]Ibid., II (1935), 453-60.

[55]Ibid., 1334-54.

[56]Ibid., VI (1939), 868-98.

[57]Günther Schulz, Die Angestellten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Munich, 2000), 36-7; Michael Prinz, 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Zeit (Munich, 1986), 92-143,229.

[58]Prinz, Vom neuen Mittelstand, 334-5.

[59]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732-3.

[60]Konrad H. Jarausch, The Unfree Professions: German Lawyers, Teachers, and Engineers, 1900-1950 (New York, 1990), 142-69.

[61]Kater, Doctors, 35-6.

[62]参见本书319-20.

[63]Kater, Doctors, 35-40.

[64]Ibid., 25-34, 54-74; 也请见idem, “Medizin und Mediziner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4 (1987), 299-352.

[65]Domarus, Hitler, II. 692.

[66]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81 (Vierteljahrslagebericht 1939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Band 2).

[67]Jane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215-59.

[68]相关文件在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76) 146-8.

[69]Caplan, Government, 321-5.

[70]Jane Caplan, “'The Imaginary Unity of Particular Interests':The 'Trad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German History”, Social History, 4 (1978), 299-317; eadem,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234-56.

[71]Hedda Kalshoven, Ich denk so viel an Euch: Ein deutsch-holländischer Briefwechsel 1920- 1949 (Munich, 1995 [1991]), 151-2.

[72]Ibid., 152。

[73]Ibid., 161 (3 February 1933).

[74]Ibid., 169 (10 March 1933).

[75]Ibid., 177-8 ( 14 March 1933).

[76]Ibid., 182-4 (22 March 1933).

[77]Ibid., 187 (30 March 1933).

[78]Ibid., 189 (6 April 1933).

[79]Ibid., 199 (17 May 1933).

[80]Ibid., 也在198 (12 May 1933).

[81]Ibid., 202-3 (25 May 1933).

[82]Ibid., 202 (25 May 1933).

[83]Ibid., 175-6 (14 March 1933).

[84]Ibid., 180 (14 March 1933).

[85]Ibid., 189 (6 April 1933).

[86]Ibid., 189-90 (6 April 1933).

[87]Ibid., 216 (18 October 1933).

[88]Ibid., 212-13 (Braunschweigische Landeszeitung, 19 October 1933).

[89]Ibid., 236 (14 July 1934); 她女儿7月7日的信也在那一页。

[90]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5.

[91]Kalshoven, Ich denk, 17-31. 没有理由认为这家人之所以停止在通信中谈论政治是因为他们担心信件会被盖世太保拦截，但这一可能肯定无法排除。

[92]Hanna Haack, “Arbeitslose in Deutschland. Ergebnisse und Analyse der Berufszählung vom 16. Juni 1933”,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86), 36-69; 一个有用的简单总结请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erlin, 1987), 93-9; 也请参见以下经典研究，Thedor Julius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1967 [1932]). “经济上活跃”的人群既包括在这些领域进行过失业登记的人，也包括工作的人。

[93]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33-49, 355-61.

[94]Boelck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68-9. Hans-Gerd 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63; Ronald Smelser, Robert Ley: Hitler's Labor Front Leader (Oxford, 1988), 117-25; Mason, Social Policy, 63-108.

[95]Smelser, Robert Ley, 126-34.

[96]Schu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63-5.

[97]Ronald Smelser, “Robert Ley: The Brown Collectivist”, in idem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44-54, at 144-5; 更多内容，请见Smelser, Robert Ley, 6-16.

[98]Ibid., 17-69.

[99]Ibid., 125-34.

[100]Ibid., 135-9.

[101]Timothy W. Mason,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Nazi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1 (1987), 120-37.

[102]Smelser, Robert Ley, 140-42; Noakes and Pridham (eds.), Nazism, II. 149; Schoenbaum,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91-8.

[103]引自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190（注释）.

[104]Heidrun Homburg, Rationalisierung und Industriearbeit. Arbeitsmarkt-Management-Arbeiterschaft im Siemens-Konzern Berlin 1900-1939 (Berlin, 1991), 681-2.

[105]Smelser, Robert Ley, 98-116; Speer, Inside, 217; 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London, 1956 [1952])（可信度存疑）; Hans-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73 [1972]), 3.

[106]Bajohr, Parvenüs, 55-62.

[10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V (1937), 538-40.

[108]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1-51; 也请见Hermann Weiss, “Ideologie der Freizeit im Dritten Reich: Die NS-Gemeinschaft 'Kraft durch Freu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3 (1993), 289-303.

[109]引自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63.

[110]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51-66; 也请见von Saldern, “'Art for the People'”,322-9;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28-9.

[11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58.

[112]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18-42;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230-34.

[113]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42-54.

[11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76; 类似的报告也可见于该文献， 846-7.

[115]Ibid., VI (1939), 468.

[116]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5-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464-8.

[117]Jürgen Rostock and Franz Zadnicek, Paradiesruinen: Das KdF-Seebad der Zwanzigtausend auf Rügen (Berlin, 1997 [1992]);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55-61, 231; Hasso Spode, "Ein Seebad für zwanzigtausend Volksgenossen: Zur Grammatik und Geschichte des Fordistischen Urlaubs", in Peter J. Brenner (ed.),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c zu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97), 7-47; 一个对比研究，请见John K. Walton, The British Seaside: Holidays and Resor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anchester, 2000). 这个度假基地还有一个日常版本，叫“力量来自快乐小镇”，主要用于安置在大众公司新厂工作的工人：参见Mommsen and Grieger, Das Volkswagenwerk,250-82.

[118]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66-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175; 进一步的报告，请见ibid., V (1938), 165-75, 以及VI (1939), 468-85, 879-87.

[119]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6-75.

[120]Ibid., 162-75; Mason, Social Policy, 160, no.20; William D. Bayles, Caesars in Goosestep(New York, 194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4; ibid., VI (1939), 479.

[121]Ibid., (1936), 884.

[122]Hasso Spode, "'Der deutsche Arbeiter reist': Massentourismus im Dritten Reich", in Gerhard Huck (ed.),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 (Wuppertal, 1980), 281-306; 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670-78;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 (1934), 523-7.

[123]Mason, Social Policy, 159.

[12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74.

[125]Ibid., V (1938), 172.

[126]Mason, Social Policy, 158-64.

[12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68.

[128]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67-96.

[129]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474.

[130]Ibid., II (1935), 1455-6.

[131]Ibid., 849.

[132]对这一过程的重要研究，请见Lynn Abrams, Workers '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 有关工人运动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研究，请见Vernon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以及W. L. Guttsman, Workers '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133]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165.

[134]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2; Christine Keitz,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Massentou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3 (1993), 179-209, at 192.

[135]请见Kristin A.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2005).

[136]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75-117; Chup Friemert, Schönheit der Arbeit: 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 (Munich, 1980); 以及Anson G. Rabin bach, “The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orge L. Mosse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New Thoughts and New Approaches (London, 1979), 189-222. 有一个例子请见Matthias Frese, Betrieb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utsche Arbeitsfront, 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ssindustrie, 1933-1939 (Paderborn, 1991), 383-95; 更多报告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886-7, 以及V (1938),173-5.

[137]Ibid., VI (1939), 463.

[138]Ibid., II (1935), 846.

[139]引自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678.

[140]Blaich, Wirtschaft, 19-20.

[141]“Upswing Without Prosperity? Some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Income Classes in Germany”, Supplement to the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Berlin, 24 February 1937).

[142]Rüdiger Hachtmann, Industriearbeit im "Dritten Reich": Untersuchungen zu den Lohn und Arbeit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Göttingen, 1989), 156-9; Dietmar Petzina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98; Mason, Social Policy, 128-33.

[143]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 546-52.

[144]Petzina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103.

[145]Klaus Wisotzky, Der Ruhrbergbau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zur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und zum sozialen Verhalten der Berg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Düsseldorf, 1983), 81-7;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311-12.

[146]例证请见Michael Stahlmann, Die erste Revolution in der Autoindustrie: Management und Arbeitspolitik von 1900-1940 (Frankfurt am Main, 1993), 85-8（有关欧宝汽车公司的情况）;Magnus Tessner, Die deutsche Automobilindustrie im Strukturwandel von 1919 bis 1938(Cologne, 1994), 205-6; 以及Homburg, Rationalisierung, passim.

[147]Timothy Mason, Arbeiterklasse und Volkgemeinschaft: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rbeiterpolitik 1936-1939 (Opladen, 1975), 669-70; Behnken (ed.),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63-7; 汽车产业工人力量的规训，请见Ernst Kaiser and Michael Knorn, "Wir lebten und schliefen zwischen den Toten": Rüstungsproduktion,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in den Frankfurter Adlerwe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39-48.

[148]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59-60.

[149]Mason, Arbeiterklasse, 198-203.

[150]Bernard P. Bellon, Mercedes in Peace and War: German Automobile Workers, 1903-1945(New York, 1990), 227.

[151]Mason, Social Policy, 181-94. Idem, Arbeiterklesse, 463-4.

[15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167-8, 338-46.

[153]Mason, Social Policy, 266-7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086-94; VI(1939), 352-6; 一个详细的例证，请见Andreas Meyhoff, Blohm und Voss im "Dritten Reich": Eine Hamburger Grosswerft zwischen Geschäft und Politik (Hamburg, 2001).

[154]Herbert,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93; 有人认为此类阶级冲突在战前就已经要导致危机，相关论述请见Timothy Mason, “Arbeiteroppositio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293-314; 更细致的讨论请见Mason, Social Policy, 275-331; 持平之论请见Schneider, Unterm Hakenkreuz,752-65; 对矿工共同体进行的细致地方性研究，请见Klaus 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erg/Oberbayern 1900 bis 1945”,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V: 1-382, at 320-37.

[155]Hitler, Mein Kampf, 27-8.

[156]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40-45, 378-80; David F. Crew,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6, 212-15.

[157]Florian Tennstedt, “Wohltat und Interesse. Das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Die Weimarer Vorgeschichte und ihre Instrumentalisierung durch das NS-Regim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3 (1987), 157-80.

[158]Thomas E. de Witt, “'The Struggle Against Hunger and Cold':Winter Relief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12 (1978), 361-81.

[159]Herwart Vorländer,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 4-5, 44-62.

[160]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430, 以及V (1938), 77-115; De Witt, "The Struggle".

[161]De Witt, “The Struggle”; 以及Herwart Vorländer, “NS-Volkswohlfahrt und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VfZ 34 (1986), 341-80; 以及idem, Die NSV, 230, 53-4.

[162]De Witt, “'The Struggle'”; Speer, Inside, 179-80; Vorländer, Die NSV, 51-2.

[163]Ibid., 6-37.

[164]Ibid., 214.

[165]引自Adelheid Gräfin zu Castell Rüdenhausen, “'Nicht mitzuleiden, mitzukämpfen sind wir da!'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 im Gau Westfalen-Nord”, in Peukert and Reulecke(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223-44, at 224-5.

[166]Gamm, Der Flüsterwitz, 9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 5), 1421-47;Castell Rüdenhausen, "'Nicht mitzuleiden'"; 也请见Peter Zolling,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Segregation: Sozial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m Beispi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ohlfahrt" (NSV) in Hambu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6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447-55; 也请见该文献，I (1934), 42-8.

[168]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13.

[169]Ibid., 10-18.

[170]Kershaw, The "Hitler Myth" , 64-5, 73-7.

[171]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266-73.

[172]Ibid.

[173]Ibid.

[174]Ibid., 274-91。也请见一项细节更加丰富、政治倾向更强的地方性研究，Struve,Aufstieg, 以及一部档案集，Lawrence D. Stokes, Kleinstad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von Eutin, 1918-1945 (Neumünster, 1984)（两项研究都在北德）.

[175]Bernd Stover, Volksgemei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Die Konsensbereitschaft der Deutschen aus der Sicht sozialistischer Exilberichte (Dusseldorf, 1993), 115-203, 421.

[176]Domarus (ed.), Hitler, I. 415-17.

[177]Ibid., II. 892.

[178]Völkischer Beobachter, 29 September 1935, 引自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67.

[179]参考本书271，302-303; 雷克的观点请见Diary, 63-4.

[180]Tagebuch Luise Solmitz, 28 April 1933.

[181]一个选择性的比较研究，请见Overy, The Dictators, 218-64; 关于第三帝国通过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和摧毁传统社会机构（如工会）使德国社会现代化，请见Werner Abelshauser and Anselm Faust,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Tübingen, 1983).

[182]Henry Ashby Turner, Jr, “Fasc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idem (ed.),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1975), 117-39.

[183]一个有用的讨论请见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1985]), 161-82; Horst Matzerath and Heinrich Volkmann,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Jürgen Kocka (ed.),Theorien in der Praxis des Historikers (Gottingen, 1977), 86-116;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Revolution", in Noel O'Sullivan (e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London, 1983), 73-100. 有人认为纳粹主义意在使德国社会现代化，请见Hitler: The Politic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1987]). 这一观点未被广泛接受，至少Zitelmann给出的论证没有。

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1]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 60-8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5-6; Robert N.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London, 1988), 47.

[2]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4-8, 377-8; Hans-Walter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1890-1945 (Gottingen, 1987), 49-105.

[3]Weindling, Health, 489-503.

[4]Schumuhl, Rassenhygiene, 1543.

[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 145, 377-80;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0-104（有关弗里克的委员会，见95）; Schmuhl, Rassenhygiene, 154-68; Christian Ganssmüller,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lanung, Durchführung und Durchsetzung (Cologne, 1987), 34-115; Jeremy Noakes,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Roger Bullen et al.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75-94.

[6]Gisela Bock, Zwangssterilis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Frauenpolitik und Rassenpolitik (Opladen, 1986), 230-32.

[7]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45-6: 在德国1938—1939年吞并的地区，又有4万人被绝育。

[8]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c.1900- 1945 (Cambridge,1994), 56-66.

[9]引自Andrea Brücks, "Zwangssterilisation gegen 'Ballastexistenzen'", in Klaus Frahm et al. (eds.),Verachtet-verfolgt-vernichtet: Zu den "vergessenen" Opfern des NS-Regimes (Hamburg,1986), 103-8.

[10]Longerich, Politik, 61-2.

[11]Joachim Müller, Sterilisation und Gesetzgebung bis 1933 (Husum, 1985); Wachsmann,Hitler's Prisons, 151.

[12]Michael Schwartz, Sozialistische Eugenik: Eugenische Sozialtechnologien in Debatten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90-1933 (Bonn, 1995).

[13]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49-56.

[14]Klaus-Dieter Thomann, “'Krüppel sind nicht minderwertig.' Korperbehinder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208-20, at 208-12, 引用了Wilhelm Frick, “Bevölkerungs- und Rassepolitik”, in Elsbeth Unverricht (eds.), Unsere Zeit und Wir: Das Buch der deutschen Frau (Gauting, 1933), 97-109, at 103.

[15]Thomann, "'Krüppel'", 213-16.

[16]Rossmeissl, "Ganz Deutschland", 134.

[17]Proctor, Racial Hygiene, 95-101; Stefan Kühl, The Nazi Connection: Eugenics, American Racism,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94).

[18]Alberto Spektorowski and Elisabeth Mizrachi, “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argins and the Idea of a Productive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333-52; Alex Duval Smith and Maciej Zeremba, “Outcasts from Nordic Super-Race”, Observer, 24 August 1997, 6.

[19]Proctor, Racial Hygiene, 171; 有关新教福利政策的情况，请见Sabine Schleiermacher,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ss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Husum, 1998).

[20]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3.

[21]James Woycke,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154;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375-8; Stibbe, Women, 43; Henry P. David et al., “Abortion and Eugenics in Nazi German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1988), 81-112.

[22]引自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4.

[23]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255-60;idem,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5-6.

[24]Stibbe, Women, 34-40; Jill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z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97-125; eadem,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1933-1939”,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186-209. 朔尔茨-克林克的11个孩子中有一些甚至没有活过婴儿期。

[25]Irmgard Weyrather, Muttertag und Mutterkreuz: Die Kult um die "deutsche Mutter"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usanna Dammer, “Kinder, Küche,Kriegsarbeit-Die Schulung der Frauen durch die NS-Frauenschaft”,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215-45; Karin Hausen, “Mother's Da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131-52;eadem, “The 'German Mother's Day' 1923-1933”, in Hans Medick and David Sabean(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Essays in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Kinship (Cambridge, 1984),371-413.

[26]Stibbe, Women, 34-40; Claudia Koonz,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8 [1987]), 177-219; Stephenson, The Nazi Organization,130-77;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47-81; Michael Kater, “Die deutsche Elter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ssystem.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Familie”,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7 (1980), 484-512; Dammer,“Kinder, Küche, Kriegsarbeit”.

[27]Pine, Nazi Family Policy, 88-116; Dorothee Klinksiek, Die Frau im NS-Staat (Stuttgart,1982), 93; Jill Stephenson, “Reichsbund der Kinderreichen: The League of Large Families in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9 (1979), 350-75.

[28]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158.

[29]Gisela Bock, “Antinatalism,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Realism”, in Crew(ed.), Nazism, 110-40, at 124.

[30]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159.

[31]Proctor, Racial Hygiene, 126.

[32]Stibbe, Women, 53-4; Bock, Zwangssterilisation, 166-7.

[33]Pine, Nazi Family Policy, 16-18; Gabriele Czarnowski, “'The Value of Marriage for the Volksgemeinschaft': Policies towards Women and Marriag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Richard Bessel (ed.),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Cambridge,1996), 94-112, at 107-8; Stephenson, Women in Nazi Society, 41-3.

[34]Ganssmüller,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132-47.

[35]Höhne, The Order, 130-46; Pine, Nazi Family Policy, 38-46; Catrine Clay and Michael Leapman, Master Race: The Lebensborn Experiment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95).

[36]Irene Guenther, Nazi Chic? Fashioning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2004), 91-141.

[37]Ibid., 91-141, 167-201.

[38]80年代的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个重要争论，Claudia Koonz在作品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中强调第三帝国的妇女政策在德国为女性创造了一个庇护空间，男性在公共领域制造了暴力和仇恨，而女性的角色是合谋者甚至鼓励者。但Bock在其文章“AntiNatalism”中认为国家为女性设立了母亲形象，其相关政策指向性日益明显，也越来越暴力和负面，而女性在其中更多是受害者。但本书的讨论表明，这一争论源于误解，参见Adelheid von Saldern, “Victims or Perpetrators?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Nazi State”, in Crew (ed.), Nazism, 141-65; and Dagmar Reese and Carola Sachse,“Frauenforschung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Bilanz”, in Lerke Gravenhorst and Carmen Tatschmurat (eds.), Töchter-Fragen: NS-Frauengeschichte (Freiburg, 1990), 73-106.

[39]Maria S. Quine, Population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Fascist Dictatorships and Liberal Democracies (London, 1996);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1978).

[40]Sybil H. Milton, “'Gypsies' a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eds.), Social Outsiders, 212-32, 该文献给出的数字更大，35,000，见该文献212。 也请见Guenter 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New York, 2000), 1-14, 该文献作者指出，在今天的德国，人们习惯用部落名称（辛提和罗姆，最小的部落拉勒里通常会被莫名其妙地忽略）指称各种吉卜赛人，因为纳粹分子曾用Zigeuner（吉普赛人）统一指称他们。反对使用“吉普赛人”这一名称的观点见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113. 不过，纳粹分子使用过这个词并不代表这个词就带有负面意思，Lewy注意到，“一些吉卜赛作家坚持使用这一术语，以保持历史连续性，并表示自己和因为这一名称而遭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起”（ix）。本书遵从Lewy的意思，在下文中使用“吉普赛人”（Gypsy）这一名称。

[41]Evans, "Social Outsiders"; Michael Zimmermann, Verfolgt, vertrieben, vernichtet: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gegen Sinti und Roma (Essen, 1989), 14-42; idem,Rassenutopie und Genozi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ösung der Zigeunerfrage " (Hamburg,1996); Rainer Hehemann, Die "Bekampfung des Zigeunerunwesens"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871-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Joachim S. Hohmann, Geschichte der Zigeuner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1981); Leo Lucassen, Zigeuner: Die Geschichte eines polizeilichen Ordnungsbegriffes in Deutschland, 1700-1945 (Cologne, 1996); Joachim S. Hohmann, Verfolgte ohne Heimat: Die Geschichte der Zigeune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0). 巴伐利亚法律的部分内容收录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114-15.

[42]Wolfgang Wippermann and Ute Brucker-Boroujerd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wangslager in Berlin, III: Das 'Zigeunerlager Marzahn'", Berliner Forschungen, 2 (1987), 189-201; Eva von Hase-Mihalik and Doris Kreuzkamp, "Du kriegst auch einen schönen Wohnwagen":Zwangslager für Sinti und Roma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nkfurt am Main(Frankfurt am Main, 1990); Karola Fings and Frank Sparing, "z. Zt. Zigeunerlager": Die Verfolgung der Düsseldorfer Sinti und Roma i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92); Frank Sparing, "The Gypsy Camps: The Creation,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Persecution of Sinti and Romanie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Karola Fings et al., From "Race Science" to the Camps: The Gyps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atfield, 1997), 39-70.

[43]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24-49; Joachim S. Hohmann, Robert Ritter und die Erben der Kriminalbiologie: "Zigeuner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in Westdeutschland im Zeichen des Rassismus (Fankfurt am Main, 1991). 该法令收录于Burleigh and Wippermann,The Racial State, 120-21.

[44]Lewy, The Nazi Persecution, 47-55; Proctor, Racial Hygiene, 214-15; Herbert Heuss,"German Policies of Gypsy Persecution", in Fings et al., From "Race Science", 15-37;Karola Fings, “Romanies and Sinti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ibid., 71-109; 也请参见Ulrich König, Sinti und Roma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Bochum, 1989), 75-82, 以及Wolfgang Wippermann, Das Leben in Frankfurt am Main zur NS-Zeit, I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igeuner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9-27.

[45]4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6-7.

[46]Reiner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8-1937 (Düsseldorf, 1979), 56-77; Proctor, Racial Hygiene, 112-14.

[47]Pommerin, Sterilisierung., 77-84.

[48]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27-8, 375-6.

[49]Burkhard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Die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n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19-50;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 1987 [1986]), 72-104; Smith and Peterson(eds.), 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1945, 90-91, 115-23; Geoffrey J. Gil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mosexual Panic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Social Outsiders, 233-55.

[50]Claudia Schoppmann, Days of Masquerade: Life Stories of Lesbian Women Dur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6 [1993]).

[51]Jellonnek, Homosexuelle, 51-94; Proctor, Racial Hygiene, 212-14.

[52]Jellonnek, Homosexuelle, 95-110; Hans-Georg Stümke, "Vom 'unausgeglichenen Geschlechtshaushalt'. Zur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in Frahm et al. (eds.), Verachtet-verfolgt-vernichtet, 46-63.

[53]大量引于Hans-Georg Stümke and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 von Auschwitz bis heute (Reinbek, 1981), 217-21.

[54]Jürgen Baumann, Paragraph 175: Über die Möglichkeit, die einfache, nicht-jugendgefährdende und nichtöffentliche Homosexualität unter Erwachsenen straffrei zu lassen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Säkular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Berlin, 1968), 66.

[55]Jellonnek, Homosexuelle, 12-13.

[56]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1981), 239-40; Joachim S. Hohmann (ed.), 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Ein Lese- und Bilderbuch (Berlin, 1982).

[57]Rüdiger Lautmann, et al., “Der rosa Winkel in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idem (ed.),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325-65, at 332-3.

[58]Rüdiger Lautmann, “Gay Prisoner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s Compared with Jehovah's Witnesse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in Michael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Non 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London, 1990), 200-206.

[59]Albrecht Langelüddecke, Die Entmannung von Sittlichkeitsverbrechern (Berlin, 1963);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40-41; Geoffrey Giles,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Castration, Homosexuality and Nazi Just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7 (1992),41-61; Jellonnek, Homosexuelle, 140-71.

[60]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39-49, 368. 1945年总数已达2,300 (Longerich, Politik, 62).

[61]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400-401; Frank Sparing, “Zwangskastr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der Kriminalbiologischen Sammelstelle Köln”, in Peter Busse and Klaus Schreiber (eds.), Kriminalbiologie (Düsseldorf, 1997), 169-212.

[62]Burkhard Jellonnek, “Staatspolizeiliche Fahndungs- und Ermittlungsmethoden gegen Homosexuelle. Regionale Differenzen und Gemeinsamkeiten”,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Die Gestapo, 343-56.

[63]有关1933—1945年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有一份较好的简要介绍，见Michael A. Meyer (ed.),German-Jewish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IV: Renewal and Destruction, 1918-1945 (New York, 1998), 195-388; Marion A.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Jewish Lif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8). 有关纳粹反犹主义及其“先驱”，也请见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1-34, 164-5, 431-40.

[64]Longerich, Politik, 59.

[65]有关经济抵制的情况，见本书383-7。

[66]Hermann Froschauer, “Streicher und 'Der Sturmer'”,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41-8; Hahn (ed.), Lieber Stürmer!

[67]Bankier, The Germans, 28-37.

[68]Longerich, Politik, 70-74; Bankier, The Germans, 14-20.

[69]Bankier, The Germans, 28-9; Longerich, Politik, 74-8, 94-5; Longerich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以下观点，即1935年的反犹主义暴行是基层党组织的自发行动，其目的在于逼迫党的领导层采取合法行动。这种观点的代表请见Adam, Judenpolitik, 114-16;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53-5; Ian Kershaw,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opular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26 (1981),261-89, at 265; Hermann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Antisemitismus und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8), 143. 也有人认为1935年的反犹行动主要是达成另一目的的工具，相关观点请见Hans Mommsen and Dieter Obst, “Die Reaktio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ie Verfolgung der Juden 1933-1943”, in Hans Mommsen and Susanne Willems (eds.), Herrschaftsalltag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und Texte (Düsseldorf, 1988),374-421, at 385.

[70]相关图片请见Ian Kershaw, “Antisemitismus und Volksmeinung. Reaktionen auf die Judenverfolgung”,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I. 281-348, at 302-8.

[71]Longerich, Politik, 86-90;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20-33.

[72]Ibid., 933-7; Longerich, Politik, 86-90, 100;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37-9.

[73]Longerich, Politik, 85-9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23 (August 1935).

[74]Ibid., 922 (August 1935), 转引自Longerich, Politik, 93.

[75]Ibid., 94-101；Lothar Gruchmann, “'Blutschutzgesetz' und Justiz: Entstehung und Anwendung des Nürnberger Gesetzes von 15. September 1935”, in Ogan and Weiss (eds.),Faszination und Gewalt, 49-60. 8月最后几周反犹主义怒火进一步燃烧，细节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1026-45, 9月初的情况请见Longerich,Politik, 107. 从1933年开始关于纽伦堡法案大纲的讨论，请见Friedlander, Nazi Germany,118-23.

[76]“Die Reichstagsrede des Führers”, Berliner Tageblatt, 438, 16 September 1935, 2. Longerich,Politik, 102-5, 以及Bankier, The Germans, 41-66, 该文献明确指出纽伦堡法案不是最后一分钟仓促出台的；也请见Werner Strauss,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die Judengesetzgebung':Aufzeichnungen von Dr. Bernhard Lösener”, VfZ 9 (1961), 264-313;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41-50; and Hermann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33-56.

[77]“Göring begründet die Gesetze”, Berliner Tageblatt, 438, 16 September 1935, 2.

[78]Longerich, Politik, 105-6.

[79]Beate 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A Guarantee of Survival or a Reflection of German Society during the Nazi Regime?", in Bankier (ed.), Probing, 54-77;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5 1, 有关数据以及Beate Meyer的重要研究，"Jüdische Mischlinge":Rassenpolitik und Verfolgungserfahrung 1933-1945 (Hamburg, 1999), 25, 162-5. 根据纽伦堡法案提供的种族标准统计犹太人总数，这种方法首次使用是在1939年的官方调查中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59 [Berlin, 1941-2], 27: "Die Juden und jüdische Mischlinge in den Reichsteilen und nach Gemeindegrössenklassen 1939" ).

[80]Jeremy Noakes, "The Development of Nazi Policy towards the German-Jewish 'Mischlinge',1933-1945",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34 (1989), 291-354; idem, "Wohin gehören die 'Judenmischlinge'? Die Entstehung der ersten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zu den Nürnberger Gesetzen", in Ursula Büttner (ed.), Das Unrechtsrregime: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zum 65. Geburtstag (2 vols., Hamburg, 1986), II. 69-89; Longerich, Politik, 112-15;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51-67;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47-51; Meyer, "Jüdische Mischlinge", 29-31 and 96-104;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74-93.

[81]Toepser-Ziegert (ed.), NS-Presseanweisungen, II: 1935, 586 (16 September 1935).

[82]Meyer, "Jüdische Mischlinge", 230-37.

[83]Bryan M.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The Untold Story of Nazi Racial Laws and Men of Jewish Descent in the German Military (Lawrence, Kans., 2002), 51-109. 这本书的标题用词不当：里面提到的根本不是“犹太人”士兵；就军队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半犹太人和1/4犹太人，在军队看来，他们更偏向是德国人而非犹太人。Rigg估计，1933年至1945年间一共有15万混血德国士兵服役，这个数字似乎是严重的夸大，因为1939年的官方调查证实，1935年纽伦堡法案下混血的德国人（所有年龄和性别，德国和奥地利一起）加起来不超过11.4万。

[84]总结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06-11; 原始说法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II (1935), 1026-1045, 以及III (1936), 20-55; 也请见Otto Dov Kulka, “Die 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 und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im Lichte geheimer NS-Lage- und Stimmungsberichte”, VfZ 32 (1964), 582-624.

[8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26-7. \

[86]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40-41.

[87]Ibid., 30.

[88]Ibid., 30, 40-41, 45-7, 49-51, 56.

[89]Longerich, Politik, 108-9, 该文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Bankier的观点 (The Germans, 76-80)。Bankier认为“绝大多数人赞同纽伦堡法案，是因为他们认同种族主义政策”，还认为“多数情况下反对者都是出于私利”。

[90]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58; Ernst Noam and Wolf-Arno Kropat (eds.), Justiz und Judenverfolgung (2 vols., Wiesbaden, 1975), I. Juden vor Gericht 1933-1945, 109-68; Inge Marssolek, “'Die Zeichen an der Wand'. Denunziation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jüdischen Alltags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204-18.

[91]Gruchmann, “'Blutschutzgesetz'”, 53.

[92]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162, 180.

[93]Walter Poller, Medical Block Buchenwald: The Personal Testimony of Inmate 996, Block 36(London, 1988 [1946]), 128-36.

[9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6, 40-41.

[95]Gellately, The Gestapo, 165-79; 也请见Christl Wickert, “Popular Attitudes to National Socialist Antisemitism: Denunciations for 'Insidious Offenses” and “Racial Ignominy'”, in Bankier (ed.), Probing, 282-95, 以及Wolfgang Wippermann, Das Leben in Frankfurt zur NS-Zeit, 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68-83.

[96]Gellately, The Gestapo, 197-8, 该文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Gordon的观点，Gordon的观点请见Sarah Gordon, 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 (Princeton, N.J., 1984)，Gordon认为此类行为是在反对纽伦堡法案。也请见Alexandra Przyrembel, "Rassenschande":Reinheitsmythos und Vernichtungslegitim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2003).

[97]Oliver Pretzel, Afterword, in Sebastian Haffner,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2000]), 241-50.

[98]Werner Rosenstock, “Exodus 1933-1939: A Survey of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1 (1956), 373-90; Herbert A. Strauss,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 Nazi Polic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5(1980), 313-61, and 26 (1981), 343-409; Avraham Barkai, “German Interests in the HaavaraTransfer Agreement 1933-1939”,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35 (1990), 254-66;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60-65; “Jüdi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in Wolfgang Benz (ed.),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1988), 733, 此文献给出的数据是，1933年德国约有10万非德国籍的犹太人，还有43.7万德国人信仰犹太教（官方数据）。1939年5月仍有超过2.5万名非德国籍的犹太人住在德国。1939年的数据包括了奥地利；1938年的没有。移民税的情况请见本书390-91。一个地方性研究，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178-207.

[99]Francis R. Nicosia,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London, 1985), 29-49; 以及idem, “Ein nützlicher Feind: Zionismu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9”,VfZ 37 (1989), 367-400;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31-2; Juliane Wetzel, “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in Benz (ed.), Die Juden, 413-98, at 446-77; 协定还有一些相关材料重印在Rolf Vogel, Ein Stempel hat gefehlt: 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Munich, 1977), 107-53. 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面临着大量困难，请见Wolfgang Benz,Flucht aus Deutschland: Zum Exil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1), 120-50, 以及Werner Feilchenfeld et al., Haavara-Transfer nach Palä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72).

[100]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60-62, 65; Jacob Boas, “German-Jewish Internal Politics under Hitler 1933-1939”,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9 (1984), 2-25; Longerich, Politik, 56-8.

[101]Yehuda Bauer, My Brother's Keep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9-1939 (Philadelphia, Pa., 1974); Louise London, “Jewish Refugees, AngloJewry and British Government Policy”, in David Cesarani (ed.), The Making of Modern Anglo-Jewry (Oxford, 1990), 163-90; Bernard Wasserstein, “Patterns of Jewish Leadership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azi Era”, in Randolph L. Braham (ed.), Jewish Leadership during the Nazi Era: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 Free World (New York, 1985), 29-43.Richard Bolchover, British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1993), 该文献的指控感情激烈但比较片面。

[102]Louise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0), 16-57; A. Joshua Sherman, Island Refuge: Britain and Refugees from the Third Reich, 1933-1939 (London, 1973);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 Vicki Caron, Uneasy Asylum: France and the Jewish Refugee Crisis, 1933-1942 (Stanford, Calif., 1999); Fritz Kieffer,Juden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eine innere Angelegenheit? Internationale Reaktionen auf die Fluchtlingsproblematik 1933-1939 (Stuttgart, 2002). 关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请见本书610-14。

[103]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28.

[104]Paul Sauer, Die Schicksale der jüdischen Burger Baden-Württembergs wä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szeit, 1933-1945 (Stuttgart, 1969), 138-9; 更一般的情况，请见Salomon Adler-Rudel, Jüdische Selbsthilfe unter dem Naziregime 1933-1939 im Spiegel der Berichte der Reich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4), 72-120.

[105]David Kramer, “Jewish Welfare Work under the Impact of Pauperization”, in Arnold Paucker (ed.),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Tübingen, 1986), 173-88; Beate Gohl, Jüdische Wohlfahrtspfleg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97); Avraham Barkai, “Jewish Life under Persecution”, in Meyer (ed.), German Jewish History, 231-57; 以及idem, “Shifting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bid., 259-82.

[106]Clemens Vollnhals, “Jüdische Selbsthilfe bis 1938”, in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314-411, at 330-41, 上一段介绍的情况此文也有涉及。

[107]Ibid., 341-63; 也请见Wolf Gruner, “Public Welfare and the German Jew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Bankier (ed.), Probing, 78-105; 以及Adler-Rudel, Jüdische Selbsthilfe, 19-46,121-82.

[108]Vollnhals, “Jüdische Selbsthilfe”; Volker Dahm, “Kulturelles und geistiges Leben”, in Benz (ed.), Die Juden, 75-267, at 83-124; Esriel Hildesheimer, Jüdische Selbstverwaltung unter dem NS-Regime: Der Existenzkampf der Reichsvertretung und 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94); Longerich, Politik, 44, 133; Dorothea Bessen,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Rhein-Ruhr 1933-1938”,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43-65; and Paul Mendes-Flohr, “Jewish Cultural Lif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V. 283-312.

[109]Henryk M. Broder and Heike Geisel, Premiere und Pogrom: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1933-1941. Texte und Bilder (Berlin, 1992); Hajo Bernett, Der jüdische Spor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8 (Schorndorf, 1978); Kurt Düwell, “Jewish Cultural Centers in Nazi Germany: Expect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Jehuda Reinharz and Walter Schatzberg (eds.), The Jewish Response to German Cultur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Hanover, N.H., 1985), 294-316; Wetzel,“Auswanderung”, 438-41; 一个好的总结请见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65-8.

[110]Michael Meyer, 1941, 转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18, 一年前Meyer非法移民去了巴勒斯坦。

[111]Ibid., 413-98，统计数据附录请见733。数据都是所谓的旧帝国的，不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

[112]引自Monika Richarz (ed.),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1918-1945, III (Stuttgart, 1982), 339.

[113]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54-61; eadem, "Jüdische Mischlinge", 68-76; Nathan Stoltzfus, Resistance of the Heart: Intermarriage and the Rosenstrasse Protest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6), 43-9.

[114]Meyer, “The Mixed Marriage”.

[115]Stoltzfus, Resistance, 106-8.

[116]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3/34, 38-9 (9 July 1933); 英文版里没有这句话。

[117]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33 (9 October 1933), 60 (5 April 1934), 66 (13 June 1933),71 (14 July 1933), 77 (4 August 1934).

[118]Ibid., 111 (23 March 1935).

[119]Ibid., 114 (30 April 1935), 114-16 (2 May 1935), 117 (7 May 1935), 119 (30 May 1935), 124(11 August 1935), 126 (16 September 1935), 128 (17 September 1935), 129 (6 October 1935,实际是10月5日）; 还有179 (29 August 1936) 以及191 (24 November 1936).

[120]Ibid., 260 (9 October 1938).

[121]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4,（手稿本）fol. 120-21.

[122]Ibid., 25 March 1933.

[123]Ibid., 31 March, 1 April 1933.

[124]Ibid., 8 March 1934.

[125]Ibid., 15 September, 19 September 1935.

[126]Ibid., 8 March, 9 March, 17 September 1936.

[127]Ibid., 9 February, 12 February 1937.

[128]Heinz Höhne, Die Zeit der Illusionen: Hitler und die Anfänge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 1936 (Düsseldorf, 1991), 333-51.

[129]转引自New York Times, 6 July 1936, 6, in Richard D.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 (London, 1972 [1971]), 140.

[130]Ibid., 122-58.

[131]Speer, Inside, 119, 129;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 116, 119.

[132]Shirer, Berlin Diary, 44-5, 57-8. 夏伊勒必须为自己的住所（提供早餐）缴纳“津贴”，以便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获得居住许可。

[133]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125.Mandell, Nazi Olympics, 142.

[134]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36-7.

[135]Klemperer, Tagebücher 1935-1936, 123 ; 也请见idem, I Shall Bear Witness, 293.

[136]Longerich, Politik, 116-21.

[137]引自Wetzel, “Auswanderung”, 498.

[138]Ibid., 420.

[139]Falk Wiesemann, “Juden auf dem Lande: Die wirtschaftliche Ausgrenzung der jüdischen Viehhändler in Bayer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381-96; Longerich, Politik, 122-3.

[140]Longerich, Politik, 155-9; Domarus, Hitler, II. 939-40; Peter 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 2001), 53-6;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IV, 429 (29 November 1937).

[141]Longerich, Politik, 159-60, 170-87; Tagebuch Luise Solmitz, 14 September 1938.

[142]Longerich, Politik, 170-80;也请 见Wolf Gruner, “Die Reichshauptstadt und die Verfolgung der Berliner Juden 1933-1945”, in Reinhard Rürup (ed.), Jüdische Geschichte in Berlin: Bilder und Dokumente (Berlin, 1995), 229-66, at 229-42; and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40 (11 June 1938).

[143]请见本书664-8.

[144]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 393 (25 July 1938).

[145]Michael Wildt,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Bankier (ed.), Probing,191-4.

[146]Longerich, Politik, 181-95; Wolf-Arno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Der Judenpogrom vom 7. bis 10. November 1938-Urheber, Täter, Hintergründe (Wiesbaden, 1997), 36-49.

[147]Longerich, Politik, 161-2.

[148]Ibid., 116, 195-7; Trude Maurer, "The Background for Kristallnacht: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44-72; Sybil Milton,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from Germany October 1938 to July 1939: A Documentatio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9 (1984), 169-200; 当时的一些报告请见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bte,V (1938), 1181-6.

[149]Helmut Heiber, "Der Fall Grünspan", VfZ, 5 (1957), 134-72; Graml, Reich skristallnacht,9-16;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50-55; Hans-Jürgen Döscher, "Reichskristallnacht":Die November-Pogrome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88), 57-76, 有图文。有关媒体攻势请见Wolfgang Benz,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1-43, at 3-8; Hagemann, Die Presselenkung, 148; 以及Peter (ed.), NS-Presseanweisungen, VI: 1938 (Munich, 1999), 1047, 1050-54. 黑森事件发生的相关事件，请见Kropat,"Reichskristallnacht", 56-78, 以及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Der Judenpogrom vom November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Wiesbaden, 1997 [1988]), 19-50. 相关的概括观点，请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60-61.

[150]可靠的记述请见Wolfgang Benz,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3-15; 以及idem, "Der Novemberpogrom 1938", in Benz (ed.), Die Juden, 499-544; 希特勒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请见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61-4; 曾经有作者对大迫害行动的源头及相关证据进行细致筛选和整理，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98- 202 及相关的尾注；也请见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79-89, 172-81. 希特勒开展大迫害行动的目的，请见Domarus (ed.), Hitler, II. 1235-42. 很多人认为大迫害是最后一分钟才仓促决定的，或者是由戈培尔一人发动的，但是这种说法不符合既有证据与之前几月和几周的形势：相关观点请见Dieter Obst, "Reichskristallnacht": Ursachen und Verlauf des antisemitischen Pogroms vom November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1); Uwe Dietrich Adam, "How Spontaneous Was the Pogro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73-94;Döscher, "Reichskristallnacht", 77-80. 另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见Hermann Graml,Reichskristallnacht, 17-19; Ulrich Herbert, "Von der 'Reichskristallnacht' zum 'Holocaust'.Der 9. November und das Ende des 'Radau-Antisemitismus'", in idem, Arbeit, Volkstum, Weltanschauung: Über Fremde und Deutsch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1995), 59-78;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33-8; Kurt Pätzold and Irene Runge,Pogromnacht 1938 (Berlin, 1988); Kaplan,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119- 44; 以及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该文献是当时重要文件的选集。

[151]纽伦堡文件PS 3063（最高党议会的报告，1939年2月13日），in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Nuremberg, 1948), XXXII. 20-29.

[152]Müller to all Stapostellen and Stapoleitstellen, 9 November 1939, in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 376-80, at 377 (ND 374-PS); Hermann Graml, Ant-iSemitism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Mass., 1992), 13; 希特勒会见希姆莱的情况，请见Kershaw, Hitler, II.883 n. 56.

[153]引自Richard J. Evans,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New York, 2001), 52-61, 其中另有其他文件。也请见Longerich, Politik, 198-202; Graml,Reichskristallnacht, 20-22; 以及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89-108.

[154]引自及见讨论于Longerich, Politik, 199-200.

[155]Saskia Lorenz, “Die Zerstörung der Synago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Arno Herzig (ed.), Verdrängung, 153-72;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87.

[156]党卫队全程参与的证据，请见Michael Zimmermann,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1938 in Essen",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66-97.

[15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188.

[158]Sauer, Die Schicksale, 420.

[159]Avraham Barkai, "The Fateful Year", 95-122; Longerich, Politik, 203. 进一步的研究，请见例证Karl H. Debus,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r Pfalz",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129 (1981), 445-515; Joachim 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08-22; 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22-49; 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 135-89;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09-18;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51-136; 以及Wippermann, Das Leben, 1. 97-107. Herbert Schultheis,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utschland nach Augenzeugenberichten (Bad Neustadt an der Saale, 1985), 重印了当时的一些目击者报告。

[160]Wildt, "Violence", 191-200.

[161]Longerich, Politik, 203-5，642-3, n. 231;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69-79.

[162]Tagebuch Luise Solmitz, 10 November 1938.

[16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191.

[164]Ibid.

[165]Ibid., 1208.

[166]Reck-Malleczewen, Diary, 80.

[167]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1207.

[168]Klepper, Unter den Schatten, 675.

[169]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56-7. 非犹太德国人的各种不同反应引自及见讨论于Benz,"Der Novemberpogrom", 525-8; Bankier, The Germans, 85-8;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53-69; 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241-6;和Helmut Gatzen, Novemberpogrom 1938 in Gütersloh: Nachts Orgie der Gewalt, tags organisierte Vernichtung (Gütersloh, 1993), 63-7. Jörg Wollenberg (ed.), The German Public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5:"No One Participated, No One Knew "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96 [1989]) 此文献包含相关文件和一些短文，质量不一。

[170]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97.

[171]Witetschek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 300 (no. 122, Regierung Oberbayern, 10 December 1938).

[172]Michael Faulhaber,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Germany: Advent Sermons Preached in St Michael's, Munich in 1933 (London, 1934), 1-6, 13-16, 107-10, reprinted in Mosse (ed.),Nazi Culture, 256-61;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97; Walter Zwi Bacharach, “The Catholic Anti-Jewish Prejudice, Hitler and the Jews”, in Bankier (ed.), Probing, 415-30.

[173]Horst Matzerath (ed.), "... vergessen kann man die Zeit nicht, das ist nicht möglich... "Kölner erinnern sich an die Jahre 1929-1945 (Cologne, 1985), 172; 也请见Ursula Büttner, “'The Jewish Problem becomes a Christian Problem':German Protestant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Third Reich”, in Bankier (ed.), Probing, 431-59.

[174]Longerich, Politik, 206.

[175]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0-81 (10 November 1938).

[176]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XII. 29 (ND 3063-PS).

[177]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1 (10 November 1938).

[178]Ibid., 182, (11 November 1938); 停止行动的呼吁，请见 “Keine weiteren Aktionen mehr”,Berliner Volks-Zeitung, 534, 11 November 1938，front page; “Keine Einzel-Aktionen gegen das Judentum”, Berliner Morgenpost, 270, 11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etc.

[179]Longerich, Politik, 204; for suicides, see Konrad Kuriet and Helmut Eschwege (eds.),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202.

[180]Obst, Reichskristallnacht, 284-5, 297-307; Wildt, “Violence”, 201-2; Zimmermann, “Die'Reichskristallnacht'”, 77.

[181]Wildt, “Violence”, 204; Pingel, Häftlinge, 94;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Kristallnacht: Unleashing the Holocaust (London, 1989), 121-35;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38-41;idem,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167-79.

[182]引自Benz, “The Relapse”, 17.

[183]Völkischer Beobachter, 11 November 1938 (North German edition), 2; Benz, “The Relapse”, 18.

[184]Peter (ed.), NS-Presseanweisungen, VI: 1938, 1060-61.

[185]重印自Berliner Morgenpost, 271, 12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一个更宽泛的分析见Herbert Obenaus, “The Germans: 'An Antisemitic People'. The Press Camapaign after 9 November 1938”, in Bankier (ed.), Probing, 147-80.

[186]Read and Fisher, Kristallnacht, 166-79.

[187]Treue (ed.), “Hitlers Denkschrift”, 210.

[188]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82 (11 November 1938).

[189]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19-20; 会议纪要的详细节选请见Wilfried Mairgünther,Reichkristallnacht (Kiel, 1987), 90-130.

[190]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III. 499-540, at 509-10.

[191]Bruno Blau (ed.), Das Ausnahmerecht für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1954 [1952]), 54-62; "Dr. Goebbels: Theater, Kinos, Konzerte fur Juden verboten",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266, 12 November 1938, front page; Longerich, Politik,208-9; 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27-34. 有人说戈林和希姆莱在原则上其实是反对大迫害的，对此观点的有力批评请见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77, 以及Kropat,"Reichskristallnacht", 119-27.

[192]Jonny Moser, "Depriving Jews of Their Legal Righ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hle (ed.),November 1938, 123-38; 更一般的情况，也请见Kropat, "Reichskristallnacht", 134-8.

[193]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19-20; "Beratung über die Massnahmen gegen Juden: Die Aufbringung der Sühne von I Milliard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 gabe, 267, 14 November 1935, front page.

[194]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206; 当地的一些例子请见Fichtl et. al., "Bambergs Wirtschaft",183-97.

[195]“Dr. Goebbels über die Lösung der Judenfrage”,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 gabe, 267,14 November 1938, 2; 有文献曾经完整罗列当时采取的措施，请见Longerich, Politik,208-19; also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80-305.

[196]Barkai, “The Fateful Year”, 121-2; Moser, “Depriving Jews”, 123-38, at 126-34; Konrad Kwiet, “Nach dem Pogrom: Stufen der Ausgrenzung”, in Benz (ed.), Die Juden, 545-659;Longerich, Politik, 218-19; Wolf Gruner, Der geschlossene Arbeitseinsatz deutscher Juden: Zur Zwangsarbeit als Element der Verfolgung, 1938-1943 (Berlin, 1997); 一些当地的例子请见Uwe Lohalm,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Nazi Anti-Jewish Policy”, in Bankier (ed.),Probing, 109-46, 以及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230-33. 犹太人协会的情况，请见Otto Dov Kulka (ed.), Deutsches Judentum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1997), 410-28.

[197]Wildt, “Violence”, 204-8.

[198]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21-6, 221-2.

[199]Wetzel, “Auswanderung”, 420.

[200]引自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3 [1955]), 269, n. 2; 也请见Wetzel, “Auswanderung”, 426, 429; 以及Avraham Barkai, “Self-Help in the Dilemma:'To Leave or to Stay?'”,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V. 313-32. 移民中心的起源，请见本书666-8.

[201]不算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情况，若算上则总数为330,539人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59 (1941/42), 27: “Die Juden und jüdischen Mischlinge in den Reichsteilen und nach Gemeindegrössenklassen 1939”).

[202]“Jüdi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in Benz (ed.), Die Juden, 733. 这些数据是在Wetzel给出的数据基础之上减掉大约2.6万名外籍犹太人得到的。更多的统计数据在Konrad Kwiet,“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The German Jews at the Crossroads”,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139-53.

[203]Wetzel, “Auswanderung”, 423-5; Arthur D. Morse, While Six Million Died: A Chronicle of American Apathy (New York, 1967); David Wyman, 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 1938-1941 (Amherst, Mass., 1968); Richard Breitman and Alan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m 1987); 也请参见Irving Abella and Harold Troper, None Is Too Many: Canada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3-1948(Toronto, 1983).

[204]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241 (20 March 1938), 247 (23 May 1938), 251 (12 July 1938), 252-3 (10 August 1938), 263-4 (27 November 1938), 266 (3 December 1938).

[205]Ibid., 267-8 (6 December 1938), 269 (15 December 1938), 279 (10 January 1939). 也请见Susanne Heim, "The German-Jewish Relationship in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in Bankier (ed.), Probing, 312-25; 更为概括的论述，请见Meynert, Was vor der "Endlösung"geschah, 223-9.

[206]Tagebuch Luise Solmitz, 12 November 1938, 13 November 1938, 15 November 1938, 22 November 1938, 1 December 1938, 14 March 1939, 29 August 1939.

[207]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XXVIII. 534 (ND 1816-PS). 12月6日的会议情况，请见Longerich, Politik, 210-12.

[208]Longerich, Politik, 206;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88-92, 298-9.

[209]Kershaw, The "Hitler Myth", 235-9.

[210]Longerich,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55-7.

[211]Ibid., 67; James Marshall-Cornwell et al. (eds.),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Aus den Akten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Amtes (Series A-E, BadenBaden, 1951-95), Series D, IV. 291-5, at 293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Hewel,Berchtesgaden”, 24 November 1938).

[212]“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Hewel”, 21 January 1939, in Marshall-Cornwell et al. (eds.),Akten, Series D, IV, 167-71, at 170.

[213]Domarus, Hitler, II. 1055-8.

[214]Herbert A. Strauss, “The Drive for War and the Pogroms of November 1938: Testing Explanatory Model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35 (1990), 267-78.

[215]Longerich, Politik, 220-21; Philippe Burrin, Hitler and the Jews: The Genesi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4 [1989]), 61-3. 有人认为希特勒的威胁不必当真，希特勒也没有针对美国采取任何措施，请见Graml, Reichskristallnacht, 105-6.

[216]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11-24; William W. Hagen,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nterwar Germany and Poland”,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 (1996), 351-81; Joseph Marcus,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1939 (Berlin, 1983) —此书有些细节并不准确；Celia S. Heller, On the Edge of Destruction: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1977);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wo World Wars (Hanover, N.H., 1989);James D. Wynot, Jr, “'A Necessary Cruelty':The Emergence of Official Anti-Semitism in Poland, 1935-3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1971), 1035-58.

[217]Emanuel Melzer, “The Polish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1930-1939”, in Alfred A.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with Emphasis on the Jewish Minority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typescript, Jerusalem, 1988), 77-81; Jerzy Tomasce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Jews in Poland, 1918-1939”, ibid., 101-6; Ezra Mendelsohn,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Bloomington, Ind., 1983), 11-83.

[218]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unich, 1997), 81-164.

[219]Mendelsohn, The Jews; Bela Vago, The Shadow of the Swastika: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Danube Basin, 1936-1939 (London, 1975).

[220]Mendelsohn, The Jews, 171-211; David Schaary, “The Romanian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Roman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89-95; Paul A. Shapiro, “Prelude to Dictatorship in Romani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Party in Power, December 1937-February 1938”,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8 (1974), 45-88.

[221]Mendelsohn, The Jews, 85-128; Randolph H. Braham,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1980), 参看简介部分。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1]Kershaw, Hitler I: 484-6, 531-6.

[2]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Liste: Ein Dokument persönlicher Beziehungen (Munich, 2003); Semmery, Seeing Hitler's Germany, 56.

[3]Kershaw, Hitler, I. 537.

[4]Speer, Inside, 194-5.

[5]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34; 见本书170, 174, 180, 182, 584-5.

[6]Völkischer Beobachter, 25 May 1928, quoted in 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I: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London, 1970), 22（翻译有调整）; 原本在Bärbel Dusik (ed.),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Munich 1992-8), II. 845-9, at 856（原文给“为我们最遥远的未来”加了斜体）。

[7]引自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63; 相关背景请见Anthony Komjathy and Rebecca Stockwell, German Minorities and the Third Reich: Ethnic German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 1980).

[8]概括性的论证请见Thies, 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 更直接的论证请见Milan Hauner,“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15-32;Günter Moltmann, “Weltherrschaftsideen Hitlers”, in Otto Brunner and Dietrich Gerhard(eds.), Europa und Übersee: Festschrift für Egmont Zechlin (Hamburg, 1961), 197-240; 以及Geoffrey Stoakes,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6).

[9]有用的介绍性讨论请见Hermann Graml, “Grundzü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in Martin Broszat and Horst Möller (eds.), Das Dritte Reich: Herrschaftsstruktur und Geschichte (Munich, 1986 [1983]), 104-26; idem, “Wer bestimmte die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in Beitrag zur Kontroverse um Polykratie und Monokratie im NSHerrschaftssystem”, in Manfred Funke et al. (eds.),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Festschrift für Karl Dietrich Bracher(Düsseldorf, 1987), 223-36; Wolfgang Michalka, “Conflicts within the German Leadership on the Objectives and Tactic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33-9”,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Lothar Kettenacke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1983), 48-60; 以及Andreas Hillgruber, “Grundz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45”, Saeculum, 24 (1973), 328-45.

[10]30年代英法外交政策各种不同观点，请见David Dilks, "'We Must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The Prime Minister, the Cabinet and Hitler's Germany, 1937-1939", in Patrick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7) 43-61;Sidney Aster, “'Guilty Men':The Cas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ibid., 62-77; Anthony Adamthwaite,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War”, ibid., 78-89; Robert A. C. Parker, “Alterative to Apeasment”, ibid., 206-21.

[11] Günter Wollstein, “Eine Denkschrift des Staatssekretärs Bernhard von Bülow vom März 193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 (1973), 77-94; 相关背景请见Peter Krüger,Die Auss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Hans-Adolf Jacobsen,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9 (Frankfurt am Main, 1968), 20-89 and 319-47; Jost Dülffer, “Grundbeding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in Leo Haupts and Georg Mölich (eds.), Strukturelemen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assenideologie, Unter drückungsmaschinerie, Aussenpolitik (Cologne, 1981), 61-88; idem, “Zum'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39”,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Düsseldorf, 1976), 186-204.

[12]Kershaw, Hitler, I. 490-95;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59-79; 30年代初政策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请见Günter Wollstein, Vom Weimarer Revisionismus zu Hitler: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Grossmächte in der Anfangsphas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Bonn, 1973).

[13]Domarus (ed.), Hitler I. 364-75.

[14]请见本书，108-9.

[15]Herbert S. Levine, Hitler's Free City. A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Danzig, 1925-39(Chicago, 1973),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184-94; Klaus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3 [1970]), 24-33（该文献特别强调希特勒的策划，步步为营，其政策是一贯性的）; Manfred Messerschmidt, "Foreign Policy and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541-717, at 590-93;Klaus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1945 (Stuttgart, 1995), 586-92.

[16]Martin Kitche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36-110; Bruce F. Pauley,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Chapel Hill, N.C.,1981), 3-15; George E. R. Gedye, Fallen Bastions: The Central European Tragedy (London,1939), 9-126. Charles A. Gulick,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2 vols., Berkeley, Calif.,1948), 此文献叙述非常细致，不过现在来看有些过时了。

[17]Francis L.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229-70, 此文献依然是权威记述；Kitchen, The Coming, 173-262;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6-103, 此文献强调党内的矛盾； Schönerer的情况，请见Evans,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42-4, 163-4; 更一般的情况请见Bruce F. Pauley, 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 (Chapel Hill, N.C., 1992).

[18]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54-92 (引文在254); Gedye, Fallen Bastions, 101-43; Pauley,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04-54;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593-9.

[19]Kershaw, Hitler, I. 522-4; 更老的作品，请见Dieter Ross, Hitler und Dollfuss: Die deutsche Österreich-Politik, 1933-1934 (Hamburg, 1966).

[20]Domarus (ed.), Hitler, I. 504-7.

[21]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578-86.

[22]Patrick von zur Mühlen, "Schlagt Hitler an der Saar! "Abstimmungskampf, Emig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Saargebiet, 1933-1945 (Bonn, 1979), 230-32; Gerhard Paul, "Deutsche Mutter-heim zu Dir! "Warum es misslang, Hitler an der Saar zu schlagen: Der Saarkampf 1933 bis 1935 (Cologne, 1984), 376-401.

[23]Mühlen, "Schlagt Hitler", 73-4, 195, 229; Paul, "Deutsche Mutter", 102-32; Markus Gestier,Die christlichen Parteien an der Saar und ihr Verhältnis zum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in den Abstimmungskämpfen 1935 und 1955 (St Ingbert, 1991), 48-69; Ludwig Linsmayer, Politische Kultur im Saargebiet 1920-1932: Symbolische Politik, verhinderte Demokratisierung, nationalisiertes Kulturleben in einer abgetrennten Region (St Ingbert,1992), 447;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Milieus und Widerstand: Eine Verhaltens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1995), 203-23; Dieter Muskalla, NS-Politik an der Saar unter Josef Bürckel: Gleichschaltung-Neuordnung-Verwaltung (Saarbrücken, 1995), 71.

[24]Mühlen, "Schlagt Hitler", 204-7, 230-31; Paul, "Deutsche Mutter", 214-32; Linsmayer,Politische Kultur, 447.

[2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9-15 (引文在10).

[26]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26-32.

[27]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Das zersplitterte Nein: Saarländer gegen Hitler(Bonn, 1989), vi-vii; idem, Herrschaft, 39-54; idem, Milieus, 530-35; Muskalla, NS-Politik,187, 551-96, 600-601.

[28]Mallmann and Paul, Herrschaft, 55-64, 114-34.

[29]Domarus (ed.), Hitler, II. 643-8, at 644;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117-20, 154-7.

[30]Tagebuch Luise Solmitz, 1 March 1935.

[31]Stöver (ed.), Berichte, 336.

[32]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03-6.

[33]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5: 16 March 1935.

[34]Ibid.

[3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 (1935), 409-14. 威廉·L. 夏伊勒的记述 (Berlin Diary, 32-4), 记录了德国人普遍的热情，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显然夏伊勒的文字受到了他自己执念的影响，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也有展现，他认为所有德国人“在内心里”都是“军国主义者”。

[36]Kershaw, Hitler, I. 556-8; Dülffer, Weimar, 256-67, 325-54; Geoffrey T. Waddington, “Hitler,Ribbentrop, die NSDAP und der Niedergang des Britischen Empire 1935-1938”, VfZ 40(1992), 274-306;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00-604.

[37]Fest, The Face, 265-82; Wolfgang Michalka, “Joachim von Ribbentrop: From Wine Merchant to Foreign Minist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165-72.

[38]Jacob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298-318.

[39]Fest, The Face, 271-6; Michalka, “Joachim von Ribbentrop”, 166-8; Jacobs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252-318; 更多内容请见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1940: Aussenpolitische Konzeption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1980]); 晚近的重新评价请见Stefan Kley, Hitler, Ribbentrop und die Entfessel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96).

[40]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情况请见George L.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Alberto Sbacchi,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1941 (Laurenceville, N.J.,1997), 以及Anthony Mockler, Haile Selassie's War (Oxford, 1984); 背景知识请见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London, 1976).

[41]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184-5.

[42]“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Italy (20 January 1936)”, in John W. Wheeler-Bennett et al. (eds.),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13 vols., London, 1950-70),series C, IV: The Third Reich: First Phase (London, 1962), 1013-16.

[43]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07-38.

[44]Ibid., 239-63.

[45]Shirer, Berlin Diary, 49-51.

[46]Ibid., 54-6; Domarus (ed.), Hitler, II, 787-90.

[47]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6: 7 March.

[48]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03.

[49]Ibid., 468.

[50]Ibid., 300-320, 460-78 ("Rheinlandbesetzung und Kriegs-Angst" ).

[51]Stover, Volksgemeinschaft, 418-19.

[5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III (1936), 302; 也请见Kershaw, The "Hitler Myth",124-9.

[53]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39-63; Donald Cameron Watt, “German Plans for the Re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A No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 (1966), 193-9;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04-17; James T. Emmerson, The Rhineland Crisis, 7 March 1936: A Critical Study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London, 1977).

[54]Domarus, Hitler, II. 790; Kershaw, Hitler, I. 590-91.

[55]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64-84. 历史学家经常争论什么时候是阻止希特勒的正确时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因为1939年之前没有一个欧洲的政府这么想过。但也只是在这个问题背景之下Schuker 才断言1936年不是一个转折点，参见Stephen A. Schuker, “France and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Rhineland, 1936”,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4 (1986), 299-338, 也请见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222-44.

[56]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 284-93, 此文献有些过度偏重经济方面的考量；更多的细节在idem, The Foreig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II: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Chicago, 1980), 142-66; 也请见Paul Prest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69 (London,1986), 80-81.

[57]Paul Preston, Franco: A Biography (London, 1993), 158-61;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rd edn, London, 1986 [1961]), 579-80; Christian Leitz, “Nazi Germany's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Foundation of HISMA/ROWAK”, in Paul Preston and Ann L. Mackenzie (eds.), The Republic Besieged: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Edinburgh, 1996), 53-85; Hans-Henning Abendroth, “Deutschlands Roll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471-88.

[58]Preston, Franco, 203-9; 更概括的论述请见Hans-Henning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 1939) (Paderborn, 1973); Robert H. 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Lexington, Ky., 1989).

[59]Preston, Franco, 243-4.

[60]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623-31.

[61]Herbert R. Southworth, Guernica! Guernica! A Study of Journalism, Propaganda and History(Berkeley, Calif., 1977).

[62]Preston, Franco, 246.

[63]Ibid., 303, 329-30.

[64]Willard C. Frank,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9 (1987), 368-409.

[65]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45; Herbs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77-83;Elizabeth Wiskemann, The Rome-Berlin Axis: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 (London, 1949);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Theo Sommer,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Eine Studie zur diplomatischen Vor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Tübingen, 1962);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167-91.

[66]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38-50; Josef Henke, England in Hitlers politischem Kalkül, 1935-1939 (Boppard, 1973); Klaus Hildebrand,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1945 (Munich, 1969), 491-348; 更概括的记述请见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67]参看本书358-60.

[68]O'Neill, The German Army, 178-95; Kershaw, Hitler, II. 49-51; Klaus-Jürgen Müller, 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88[1969]), 244.

[69]对这些事件的可靠记述请见Karl-Heinz Janssen and Fritz Tobias, Der Sturz der Generäle: Hitler und die Blomberg-Fritsch Krise 1938 (Munich, 1994). 对这些以及接下来的事件的一个简明但生动的论述，请见Kershaw, Hitler, II. 51-7. Goebbels相关引文请见Frohlich (ed.),Die Tagebücher, I/V. 117 (27 January 1938), 118-20 (28 January 1938).

[70]Janssen and Tobias, Der Sturz, 140.

[71]Ibid., 173-84有弗里奇审判的情况，245-51有他去世的情况，253-8讲了布隆贝格战后的命运；也请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196-204.

[72]Janssen and Tobias, Der Sturz, 197-233, at 197-9.

[73]Domarus, Hitler, II. 1025（演讲全文在1019-1340，部分摘选，部分总结）.

[74]David G. Maxwell, “Ernst Hanfstaengl: Des 'Führers' Klavierspieler”, in Ronald Smelser et al. (eds.), Die braune Elite, II: 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Darmstadt, 1993), 137-49,此文献是作者博士论文“Unwanted Exile: A Biography of Dr Ernst 'Putzi' Hanfstaengl”(SUNY, Binghampton, 1988)的精炼总结。 还有份记述请见Peter Conradi,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fi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2004).

[75]Kershaw, Hitler, II. 63-6; Gerhard L. Weinberg, “Hitler's Private Testament of May 2,193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7 (1955), 415-19; Gerhard Botz, Der 13. März und die Anschluss-Bewegung: Selbstaufgabe, Okkupation und Selbstfindung Österreichs 1918-1945 (Vienna, 1978), 5-14;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99-301.

[76]Ibid., 293-314; Gedye, Fallen Bastions, 144-216.

[77]Alfred Kube,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1986), 233-43;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18-51, 之后也有部分论述有用；有关戈林的角色，见Stefan Martens, “Die Rolle Hermann Göring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7/38”, in Franz Knipping and Klaus-Jürgen Müller (eds.), Macht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84), 75-82；关于里宾特洛甫的角色，见Kley, Hitler, 35-49.

[78]Kershaw, Hitler, II. 63-4; 以及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261-312; Weinberg, “Hitlers'Private Testament”.

[79]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271-88; Barbara Jelavich, Modern Austria: Empire and Republic 1800-1986 (Cambridge, 1987), 192-216;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236-49.

[80]Domarus, Hitler, II. 1013-14; Kurt von Schuschnigg, Austrian Requiem (London, 1947), 13-32, at 21, 25; Jelavich, Modern Austria, 217-18. 关于巴本，请见Franz Müller, Ein "Rechtskatholik"zwischen Kreuz und Hakenkreuz: Franz von Papen als Sonderbevollmachtigter in Wien 1934-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0);以 及Joachim Petzold,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 239-51.

[81]关于德国的军事准备，见Kershaw, Hitler, II. 70-72; Gedye, Fallen Bastions, 217-35; Erwin A. Schmidl,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Vienna, 1987), 31-42.

[82]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315-23; Schmidl, März 38, 1-29, 43-68.

[83]"Generalfeldmarschall Goring mit Seyss-Inquart, 11.3.1938",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XXXI. 360-2; 以及Jelavich, Modern Austria, 218-21; Gedye, Fallen Bastions,236-77; 以及Fröhlich(ed.), Die Tagebücher, I/5, 197-201 (10-11 March 1938); Schmidl,März 38, 69-109;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55-92.

[84]Kershaw, Hitler, II. 76-8;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323; Shirer, Berlin Diary, 80-85;Gedye, Fallen Bastions, 278-99; 关于纳粹在奥地利各省的夺权行动，见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5, 202-6 (12-13 March 1938); Schmidl, März 38, 111-34；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193-215.

[85]Shirer, Berlin Diary, 84-6, 这里提供了一个例子。

[86]Domarus, Hitler, II. 1049-50; Kershaw, Hitler, II. 79-82.

[87]Domarus, Hitler, II. 1051 (采访Ward Price, 12 March 1938); Schmidl, März 38, 211-38;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5, 204-12 (13-6 March 1938); Gerhard Botz, Die Eingliederung 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Planung und Verwirklichung des politisch administrativen Anschlusses (1938-1940) (Linz, 1972), 22-39, 此文献涉及早期的理念和提议。希特勒去维也纳为什么延迟了，有人错误地认为是由于当时德国坦克和卡车阻塞了道路，请见Kershaw, Hitler, II. 868, n. 115.

[88]Domarus (ed.), Hitler, II. 1052-5; Botz, Die Eingliederung, 61-72，这一部分讲的是1938年2月13日的法律，73-115，这一部分讲的是事件的后续发展。

[89]Domarus (ed.), Hitler, II. 1055-7;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216-22.

[90]Domarus (ed.), Hitler, II. 1059; Pauley,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217; Gerhard Botz,Wien vom "Anschluss" zum Krie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und politisch soziale Umgestaltung am Beispiel der Stadt Wien 1938/ 39 (Vienna, 1978), 117-46.

[91]Botz, Wien, 175-85. 在一些选区“赞成”票甚至比投票人数还多。第三帝国在投票时惯常使用的手段，请见本书108-11。也请参见Evan B. Bukey, “Popular Opinion in Vienna after the Anschluss”, in Fred Parkinson (ed.), Conquering the Past: Austrian Nazism Yesterday and Today (Detroit, Mich., 1989), 151-64.

[92]Hans-Erich Volkman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in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a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s.), Germany, 157-372, at 323-7; Norbert Schausberger, “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s Anschlusses Österreichs an das Deutsche Reich(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8 (1970), 133-64; idem, Der Griff nach Österreich: Der Anschluss (Vienna, 1978).

[93]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London, 1996),341-3; Botz, Wien, 55-8, 255-9; Schmidl, März 38, 232-7; Florian Freund, “Mauthausen -zu Strukturen von Haupt- und Aussenlagern”, in Wolfgang Benz (ed.), KZ-Aussenlager-Geschichte und Erinnerung (Dachau, 1999), 254-72.

[94]Robert Körber, Rassesieg in Wien, der Grenzfeste des Reiches (Vienna, 1939), 271, 281.

[95]Longerich, Politik, 162-5. 也请见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Vienna, 1978).

[96]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241-4（错误地声称罗滕贝格已死）.

[97]Gedye, Fallen Bastions, 308-9.

[98]ibid.; Botz, Wien, 93-105.

[99]Longerich, Politik, 163-4; Wolfgang Neugebauer (ed.),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m Burgenland: Eine Dokumentation (Vienna, 1979); Gerhard Botz, Wohnungspolitik und Judendeportation in Wien, 1938 bis 1945: Zur Funktion des Antisemitismus als Ersa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ozialpolitik (Vienna, 1975); Gedye, Fallen Bastions, 300-306, 360-62;Eckart Früh, "Terror und Selbstmord in Wien nach der Annexion Österreichs", in Felix Kreissler (ed.), Fünfzig Jahre danach-Der "Anschluss" von innen geschen (Vienna, 1989),216-26.

[100]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18-60; 也请见Peter Black,"Ernst Kaltenbrunner: Chief of the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eds.), The Nazi Elite, 133-43, 以及idem, Ernst Kaltenbrunner: Vassall Himmlers: Eine SS Karriere (Paderborn, 1991).

[101]Ibid., 61-76; 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Main, 2000); Hans Safrian, Die Eichmann-Männer (Vienna, 1993);idem, "Expediting Expropriation and Expulsion: The Impact of the 'Vienna Model' on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 Gemany, 1938",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4 (2000),390-414; Gabriele Anderl and Dirk Rupnow,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Vienna, 2004);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243-8; Debó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 Holocaust: A History (London, 2002), 95-8, 121-5; Botz,Wien, 243-54.

[10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381.

[103]Cesarani, Eichmann, 70-71; Botz, Wien, 397-411.

[104]Nicholas, The Rape, 37-46; Petropoulos, The Faustian Bargain, 170-85.

[105]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260.

[106]Ibid., 264.

[107]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29-32.

[108]Tagebuch Luise Solmitz, 11-13 March 1938, 12 March 1938, 13 March 1938.

[109]Klemperer, I Shall Bear Witness, 241 (20 March 1938).

[110]Kershaw, Hitler, II. 90-91.

[111]Domarus (ed.), Hitler, II. 1061 and 1076.

[112]转引自Kershaw, Hitler, II. 100-101.

[113]Jürgen 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 From Bohemia to the EU (London, 2003), 25-44; Rudolf Jaworski, Vorposten oder Minderheit? Der Sudetendeutsche Volkstumskampf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CSR (Stuttgart, 1977); Jaroslav Kucera, Minderheit im Nationalstaat: Die Sprachenfrage in den tschech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1918-1938 (Munich, 1999).

[114]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45-53; Hugh Seton-Watso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1 (New York, 1967 [1945]), 277-83; Carlile A. Macartney and Alan W.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1966), 156-9, 190-98, 363-6;Christoph Boyer, Nationale Kontrahenten oder Partner? Studien zu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en und Tschechen in der Wirtschaft der CSR (Munich, 1999); Ronald M.Smelser, The Sudeten Problem 1933-1938: Volkstumpolitik and the Formulation of Nazi Foreign Policy (Folkestone, 1975); Gedye, Fallen Bastions, 363-450; Jörg Kracik, Die Politik des deutschen Aktivismus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1920-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9).

[115]Nancy M. Wingfield, Minority Politic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8-1938 (New York, 1989), 169, 但是也请见Reinhard Schmutzer, "Der Wahlsieg der Sudetendeutschen Partei: Die Legende von der faschistischen Bekenntniswahl",Zeitschrift für Ostforschung, 41 (1992), 345-85.

[116]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3-4.

[117]Kershaw, Hitler, II. 87-108; Klaus-Jürgen Müller, General Ludwig Beck: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ä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 (Boppard, 1980); 这个观点有人批评，请见Peter Hoffmann, "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s militärpolitisches Denk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4 (1981), 101-21; convincing response in Klaus-Jürgen Müller, "Militärpolitik nicht Militäropposi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5 (1982), 355-71.

[118]O'Neill, The German Army, 211-22; Müller, Das Heer, 300-344.

[119]Müller (ed.), General Ludwig Beck, 287.

[120]Joachim Fest, Plotting Hitler's Death: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London,1996 [1994]), 71-101, 此文献对整个刺杀行动进行了精彩描绘; 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1992), 86-110, 以及Patricia Meehan, The Unnecessary War: Whitehall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London, 1992), 此文献列表整理了争取国外援助的尝试。大量以前的论述，请见Harold C. Deutsch, 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1968), 以及Peter Hoffmann, 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 Der Kampf der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4th edn, Munich, 1985 [1969]).

[121]有人论证称这一阶段的反抗行动是要维护根本的原则，但并未普遍为历史学家所认同。参见Müller, "Militärpolitik", 此文献涉及和贝克的动机有关的争议；Rainer A. Blasius,Für Grossdeutschland-gegen den grossen Krieg: Staatssekretar Ernst Frhr. von Weizsäcker in den Krisen um die Tschechoslowakei und Polen 1938/39 (Cologne, 1981), 该文献涉及魏茨察克的动机。有关哈德尔的情况请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224-31.

[122]引自魏克斯将军的回忆，参见O'Neill, The German Army, 226.

[123]相关进展请见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51-66, 以及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313-464.

[124]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559, 823-5; Shirer, Berlin Diary, 111;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80-81 (10 September 1938), 95 (17 September 1938) et seq.

[125]The Times, 28 September 1938.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激起了大量争议。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 这一早期研究论述相对持平；Robert A. C. Parker,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1993), 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致研究；Keith Robbins, Munich 1938 (London, 1968),目前为止这是对当时危机最好的论述。

[126]Robert A. C. Parker,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London, 2000), 167-89; David Reynolds,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2004), 91-110.

[127]Kershaw, Hitler, II. 108-13; Robbins, Munich 1938, 268-80.

[128]Domarus (ed.), Hitler, II. 1181-94; Shirer, Berlin Diary, 116; Robbins, Munich 1938, 288-302;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94-116 (17-27 September 1938).

[129]Ibid., 119 (29 September 1938).

[130]Robbins, Munich 1938, 303-19; The Times, 1 October 1938; Kershaw, Hitler, II. 113-23; 也请见Kley, Hitler, 49-146.

[131]Boberach (ed.), Meldungen, II. 72-3.

[13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367-90.

[133]Ibid., 681-99.

[134]Ibid., 809-41.

[135]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65 (31 August 1938).

[136]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915-18.

[137]Ibid., 913-39.

[138]Tagebuch Luise Solmitz, 13 September, 14 September 1938.

[139]Ibid., 16 September 1938.

[140]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32-9.

[141]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9; 30 September.

[14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 (1938), 944-6.

[143]Ibid., 947.

[144]Shirer, Berlin Diary, 117.

[145]Domarus, Hitler, II. 1245（翻译有调整）。

[146]Ibid., 1244-55（翻译有调整）。

[147]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23-4.

[148]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7; Volker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 Staat. Politik und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Essen,1999), 79-82; Peter Heumos, Die Emigration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nach Westeuropa und dem Nahen Osten 1938-1945 (Munich, 1989), 15-27; Detlef Brandes et al. (eds.),Erzwungene Trennung: Vertreibungen und Aussiedlungen in und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1938-1947 im Vergleich mit Polen, Ungarn und Jugoslawien (Essen, 1999). 很多难民后来都移民到了英国，以及这一区域之外的国家。

[149]Tampke, Czech-German Relations, 57-9; Zimmermann, Die Sudetendeutschen, 183-209;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232-43; Feldman, Allianz, 302-4; Alice 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1939-1945):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Mikulás Teich (ed.), Bohemia in History (Cambridge, 1998), 267-305, at 267-9.

[150]Hans Roos, A History of Modern Polan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66 [1961]), 154-6; Macartney and Palmer,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87-8.

[151]Ibid., 388-9; Jörg K. Hoensch,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86 (London, 1988[1984]), 131-41.

[152]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88-97.

[153]Kershaw, Hitler, II. 157-68.

[154]Ibid., 168-71;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398-9;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 1939 (London, 1989), 141-54;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66-78;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465-53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1/6, 285-7 (15 March 1939).

[155]Vojtech Mastny,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42(London, 1971), 45-64;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289 (17 March 1939).

[156]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 274-5.

[157]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125 (2 October 1928); Mastny, The Czechs, 56; Detlef Brandes, Die Tschechen unter deutschem Protektorat, I: Besatzungspolitik, Kollabo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bis Heydrichs Tod (Munich, 1968);idem,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gegenüber der Tschechoslowakei", in Funke (ed.),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508-23; i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 Tschechenpolitik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in idem and Vaclav Kural (ed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Deutschtschechoslowakische Beziehungen 1938-1947 (Essen, 1994), 39-56.

[158]Brandes, Die Tschechen, 154-5; Mastny, The Czechs, 65-85; Teichova, "The Protectorate",277-80; David Blaazer, "Finance and the End of Appeasement: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zech Go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0 (2005),25-40.

[159]Nicholas, The Rape, 43-4; Mastny, The Czechs, 80-82.

[160]细节以及戈林的原话（翻译有调整），请见Herbert,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57; 也请见 "Sitzungsbericht zur 2. Sitzung des Reichsverteidigungsrabes",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XXXIII. 147-60, at 153-4.

[161]Hoensch, Modern Hungary, 142-3; Macartney and Palmer,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400-401.

[162]Watt, How War Came, 156-7; Kershaw, Hitler, II. 175-6; 也请见Martin Broszat,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39", VfZ 5 (1957),273-8.

[163]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275-93; 引文在283;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39-40.

[164]Neville Chamberlain, The Struggle for Peace (London, 1939), 418;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I/VI. 291-2 (19 March 1939).

[165]Anna M. Cienciala, "Poland in British and French Policy in 1939: Determination to Fight- or Avoid War?", Polish Review, 34 (1989), 199-226; Watt, How War Came, 162-87;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204-6; Simon Newma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A Study in the Continuit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xford, 1976);Philip M. H. Bell,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1986), 250-55.

[166]概括的论述，见Andreas Hillgruber, Deutsche Gross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1979 [1977]), 180-97.

[167]Kershaw, Hitler, II. 177-90; Christian Hartmann and Sergej Slutsch, "Franz Halder und die Kriegsvorbereitungen im Frühjahr 1939: Eine Ansprache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Heers",VfZ 45 (1997), 467-95;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 323 (21 April 1939); Watt,How War Came, 188-98; Domarus (ed.), Hitler, III. 1519-96.

[168]Ibid., 1616-24.

[169]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192-248.

[170]Domarus (ed.), Hitler, III. 1633.

[171]Watt, How War Came, 232-4;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1954 [1953]), 109-15.

[172]David M.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Kans., 1998); John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 1941 (London, 2001 [1962]).

[173]Dmitri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1995 [1989]), 357.

[174]Watt, How War Came, 447-61; Kershaw, Hitler, II. 189-205;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II. 601-11;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73 (23 August 1939); 更多的细节请见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London, 1988); Geoffrey K. 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London, 1991), 221-6.

[175]参见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176]有关额外的秘密条款，见Robert Service,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395-403;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 267-8.

[177]Weber, "Weisse Flecken", 36-7; Institut f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ed.), In den Fängen des NKWD: Deutsche Opfer des stalinistischen Terrors in der UdSSR (Berlin,1991); Margarete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London, 1949), 159-75.

[178]Peukert, Die KPD im Widerstand, 326-33.

[179]Kershaw, Hitler, II. 205-6;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73 (23 August 1939).

[180]Kley, Hitler, 201-24.

[181]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46-60; Kershaw, Hitler, II. 197-201;Levine, Hitler's Free City; Rüdiger Ruhnau, Die Freie Stadt Danzig, 1919-1939 (Berg am See, 1979);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525-627, 这是对危机的一个宽泛的论述；Albert S. Kowowski, Polens Politik gegenüber seiner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9-1939(Wiesbaden, 1998); 以及Martin Broszat, Zweihundert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2 [1963]), 173-233, 这是对独立波兰境内德意志人的状况的冷静评述；Christian Raitz von Frentz, A Lesson Forgotten: Minority Protection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Case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Poland, 1920-1934 (Münster, 2000), 这里涉及国际层面。

[18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561.

[183]Maschmann, Account Rendered, 58.

[184]Ilse McKee, Tomorrow the World (London, 1960), 27; 更概括的论述请见Ian Kershaw,"Der Uberfall auf Polen u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Deutschland", in Ernst W. Hansen et al. (eds.), Politischer Wandel, organisierter Gewalt und nationale Sicherheit: Beiträg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Festschrift für Klaus-Jürgen Müller(Munich, 1995), 237-50.

[185]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31 (Aus Monatsbericht des Bezirksamts, 30. 6. 1939); 参见Kershaw, The "Hitler Myth", 142.

[186]Carl J. Burckhardt,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0), 337-53; Watt,How War Came, 322-7, 433-40; Herbert S. Levine, "The Mediator: Carl J. Burckhardt's Efforts to Avert a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5 (1973), 439-53; 以及Paul Stauffer, Zwischen Hofmannsthal und Hitler: Carl J. Burckhardt: Facetten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Existenz (Zurich, 1991).

[187]Watt, How War Came, 462-78; Kershaw, Hitler, II. 211-14; 有关亨德森，请见Neville,Appeasing Hitler.

[188]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3-7; 希特勒一直希望英国保持中立，请见例证Fröhlich (ed.),Die Tagebücher, I/VII. 75 (24 August 1939).

[189]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8-9; Kershaw, Hitler, II. 206-10; 也请见Winfried Baumgart,"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 VfZ 16 (1968), 120-49; Hermann Böhm,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fZ 19 (1971), 294-300; and 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Eine Erwiderung", VfZ 19 (1971), 301-4.

[190]Gerwin Strobl, The Germanic Isle: Nazi Perceptions of Britain (Cambridge, 2000), 202-16.

[191]Watt, How War Came, 479-528.

[192]Kershaw, Hitler, II. 218-23; Domarus (ed.), Hitler, III. 1700-42;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678-704.

[193]Höhne, The Order, 238-44; Jürgen Runzheimer, "Der Überfall auf den Sender Gleiwitz im Jahre 1939", VfZ 10 (1962), 408-26; Watt, How War Came, 530-34; Alfred Spiess and Heiner Lichtenstein, Das Unternehmen Tannenberg: Der Anlass zum Zweiten Welturieg(Wiesbaden, 1979), 74-84, 132-5.

[194]Domarus (ed.), Hitler, III. 1744-57（翻译有调整）；政军方面的叙述请见Horst Rohde, "Hitlers'First Blitzkrieg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ortheastern Europe",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I: Germany's Initial Conquests in Europe (Oxford, 2000 [1991]), 67-150; 波兰方面的叙述请见Janusz Piekalkiewicz,Polenfeldzug: Hitler und Stalin zerschlagen die Polnische Republik (Bergisch-Gladbach,1982); 最后危机的细致记述请见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II. 628-55; 以及Kley,Hitler, 225-320.

[195]Watt, How War Came, 530-89;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82-8 (29 August-1 September 1939).

[196]Parker,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253-7.

[197]Watt, How War Came, 590-604.

[198]Ibid.；Domarus (ed.), Hitler, III. 1758-91; Fro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I/VII. 90-2 (3-4 September 1939).

[199]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110-34.

[200]Kershaw, Hitler, II. 224-30; Leonidas E. Hill (ed.), 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Frankfurt am Main, 1974), 162.

[201]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I. 133-4 (Aus Monatsbericht des GendarmerieKreisführers,29. 8. 1939; Aus Monatsbericht des Bezirksamts, 30. 9. 1939).

[202]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VI (1939), 980.

[203]Sywottek, Mobilmachung, 238-41; Shirer, Berlin Diary, 158-60.

[204]Tagebuch Luise Solmitz, 1939: 29 August.

[205]Ibid., 31 August 1939.

[206]Ibid., 1 September 1939.

[207]See in general Peter Fritszche, "Nazi Modern", Modernism/Modernity, 3 (1996), 1-21.

[208]Richard Bessel, Nazism and War (London, 2004), esp. 32-89.

[209]Domarus (ed.), Hitler, III. 1668-9.

参考文献

Abel, Karl-Dietrich, Presselenkung im NS-Staat: Eine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Publizistik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Berlin, 1990 [1968]).

Abella, Irving M., and Troper, Harold, None Is Too Many: Canada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3-1948 (New York, 1983).

Abelshauser, Werner, "Germany: Guns, Butter,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Harrison(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 122-76.

——,"Kriegs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under.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Mobilisierung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Folgen für die Nachkriegszeit", VfZ 47 (1999), 503-38.

——, The Dynamics of German Industry: The German Road Towards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2005).

——, and Faust, Anselm (eds.),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Tübingen, 1983).

——, et al, German Industry and Global Enterprise: BASF: The History of a Company (Cambridge, 2004).

Abendroth, Hans-Henning,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1939 (Paderborn,1973).

——,"Deutschlands Roll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 471-88.

Abrams, Lynn, 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 (London, 1992).

Ach, Manfred, and Pentrop, Clemens (eds.), Hitlers "Religion": Pseudoreligiöse Elemen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prachgebrauch (Munich, 1991 [1979]).

Ackermann, Josef, Heinrich Himmler als Ideologe (Göttingen, 1970).

Adam, Peter, The Ar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2).

Adam, Uwe Dietrich,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72).

——, "How Spontaneous Was the Pogro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 73-94. Adamthwaite, Anthony,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War", in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78-89.

Adler-Rudel, Salomon, Jüdische Selbsthilfe unter dem Naziregime 1933-1939, im Spiegel der Ber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1974).

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 (ed.),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Kunst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1978).

Albrecht, Dieter (ed.), Der Notenwechsel zwischen dem Heiligen Stuhl und der Deutschen Reichsregierung (3 vols., Mainz, 1965-80).

——, et al . (eds.), Politik und Konfession: Festschrift für Konrad Repgen zum 60. Geburtstag (Berlin, 1983).

Albrecht, Ger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ilmpolitik: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pielfilme des Dritten Reichs (Stuttgart, 1969).

——,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Karlsruhe, 1979).

Allen, William Sherida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New York, 1984 [1965]).

——, "Soci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an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Underground Movements", in Nicosia an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 191-204.

Alter, Reinhard, Gottfried Benn: The Artist and Politics (1910-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6).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Es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Essen, 1994).

Altgeld, Wolfgang, Katholizismus, Protestantismus, Judentum: Über religiös begründete Gegensätze und nationalreligiöse Ideen i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Mainz, 1992).

——, "Religion, Denomi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in Smith (ed.),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Jews , 49-65.

Anderl, Gabriele, and Rupnow, Dirk,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Vienna, 2004).

Angermund, Ralph,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Krisenerfahrung, Illusion, politische Rechtspre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Applebaum, Anne,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2003).

Applegate, Celia,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Hausmusik in the Third Reich",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 136-49.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73 [1955]).

Aretin, Karl Otmar von, "Der bayerische Adel von der Monarchie zu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I. 513-68.

——, and Buchheim, Karl (eds.), Krone und Ketten: Erinnerungen eines bayerischen Edelmannes (Munich, 1955).

Arndt, Karl, "Die Münchener Architekturszene 1933/34 als ästhetisch-politisches Konfliktfeld",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I. 443-512.

——, "Das 'Haus der deutschen Kunst'—ein Symbol der neuen Machtverhältnisse", 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 61-82.

——,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ntartete Kunst":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937 (Munich, 1988).

——,"Paul Ludwig Troo st als Leitfigu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äpresentationsarchitektur", in Lauterbach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147-56.

Arntz, H. Dieter, Ordensburg Vogelsang 1934-1945: Erziehung zur politischen 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Euskirchen, 1986).

Arold, Stefan,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und rüstung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s Lokomotivbaus der Deutschen Reichsbah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Stuttgart, 1997).

Aronson, Shlomo, Reinhard Heydrich und die Frühgeschichte von Gestapo und SD (Stuttgart, 1971).

Aster, Sidney, "'Guilty Men': The Cas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in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62-77.

Ayass, Wolfgang,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Ayçoberry, Pierre, The Nazi Question: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22-1975) (New York, 1981).

Bacharach, Walter Zwi, "The Catholic Anti-Jewish Prejudice, Hitler and the Jews",in Bankier (ed.), Probing , 415-30.

Backes, Klaus, Hitler und die bildenden Künste: Kulturverständnis und Kunst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88).

Bahr, Ehrhard, "Nazi Cultural Politics: Intentionalism v. Functionalism", in Cuomo(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 5-22.

Baird, Jay W., "From Berlin to Neubabelsberg: Nazi Film Propaganda and Hitler Youth Quex",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18 (1983), 495-515.

——,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 Ind., 1990). Bajohr, Frank, "Gauleiter in Hamburg.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Karl Kaufmanns", VfZ 43 (1995), 27-95.

——, "The 'Aryanization' of Jewish Companies and German Society: The Example of Hamburg", in Bankier (ed.), Probing , 226-45.

——,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am Main,2001).

——, "Aryanization" in Hamburg: The Economic Exclusion of Jews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2 [1997]).

——,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3).

——, and Szodrzynski, Joachim, "'Keine jüdische Hautcreme mehr benutzen.' Die antisemitische Kampagne gegen die Hamburger Firma Beiersdorf", in Herzig(ed.), Die Juden in Hamburg , 15-26.

Bajohr, Stefan, "Weiblicher Arbeitsdienst im 'Dritten Reich'. Ein Konflikt zwischen Ideologie und Ökonomie", VfZ 28 (1980), 331-57.

Bankier, David,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Oxford, 1992).

——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German Societ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1933-1941 (Jerusalem, 2000).

Baranowski, Shelley, The Confessing Church, Conservative Elites, and the Nazi State (New York, 1986).

——, "East Elbian Landed Elites and Germany's Turn to Fascism: The Sonderweg Controversy Revisited",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 26 (1996), 209-40.

——,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04).

Barbian, Jan-Pieter, Literatu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stitutionen, Kompetenzen, Betätigungsfelder . (Munich, 1995 [1993]).

Barbian, Peter, "Literary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 155-96.

Barkai, Avraham,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The Economic Struggle of German Jews 1933-1943 (Hanover, N.H., 1989 [1988]).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r und die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5 (1989), 235-7.

——, Nazi Economics: Ideology,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1990 [1988]).

——, "German Interests in the Haavara-Transfer Agreement 1933-1939",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35 (1990), 254-66.

——, "The Fateful Year 1938: The Continua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Plunder",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 95-122.

——, "Jewish Life under Persecution",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 231-57.

——, "Shifting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259-82.

——, "Self-Help in the Dilemma: 'To Leave or to Stay?'", in Meyer (ed.), German Jewish History , 313-32.

Barker, Theo (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Spread of Motor Vehicles: An International Centenary Tribute (London, 1988).

Barlach, Ernst, Die Briefe , ed. Friedrich Dross (2 vols., Munich, 1968-9).

Barnett, Victoria,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Oxford 1992).

Barron, Stephanie (ed.),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 (Los Angeles, 1991).

——, "The Galerie Fischer Auction", in eadem (ed.), Degenerate Art , 135-71.

Bärsch, Claus-Ekkehard,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religiöse Dimension der NS-Ideologie in der Schriften von Dietrich Eckhard, Joseph Goebbels, Alfred Rosenberg und Adolf Hitler (Munich, 1998).

Bartetzko, Dieter, Zwischen Zucht und Ekstase: Zur Theatralik von NS-Architektur (Berlin, 1985).

Barth, Karl, Karl Barth zum Kirchenkampf: Beteiligung, Mahnung, Zuspruch (Munich, 1956).

——, The German Church Conflict (London, 1965).

Bästlein, Klaus, "Sondergerichte in Norddeutschland als Verfolgungsinstanz", in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218-38.

Bateson, Gregory, "An Analysis of the Nazi Film Hitlerjunge Quex ", in Mead and Mé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 302-14.

Bauer, Gerhard, Sprache und Sprachlosigkeit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0[1988]).

Bauer, Yehuda, My Brother's Keep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9-1939 (Philadelphia, 1974).

Baumann, Angelika, and Heusler, Andreas (eds.), 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unich, 2004).

Baumann, Jürgen, Paragraph 175: Über die Möglichkeit, die einfache, nichtjugendgefährdende und nichtöffentliche Homosexualität unter Erwachsenen straffrei zu lassen (Berlin, 1968).

Baumeister, Stefan, NS-Führungskader: Rekrutierung und Ausbildung bis zum Begin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1933-1939 (Konstanz, 1997).

Baumgart, Winfried,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August 1939. 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 VfZ 16 (1968), 120-49.

——,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Eine Erwiderung", VfZ 19 (1971), 301-4.

Baumgärtner, Raimund, Weltanschauungskampf im Dritten Reich: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Kirchen mit Alfred Rosenberg (Mainz, 1977).

Bayles, William D., Caesars in Goosestep (New York, 1940).

Bechstedt, Martin, "'Gestalthafte Atomlehre'—Zur 'Deutschen Chemie' im NSStaat",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 142-65.

Beck, Johannes, et al . (eds.),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im Faschismus (Reinbek, 1980).

Becker, Wolfgang, Film und Herrschaft; Organisationsprinzipien und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ilmpropaganda (Berlin,1973).

Beer, Helmut,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Nürnberg 1933-1945 (Nuremberg, 1976).

Behnken, Klaus (ed.),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 and Wagner, Frank, Inszenierung der Macht: Ästhetische Faszination im Faschismus (Berlin, 1987).

Behrenbeck, Sabine, Der Kult um die toten Hel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ythen, Riten und Symbole 1923 bis 1945 (Vierow bei Greifswald, 1996).

Bell, Philip M. H.,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1986). Bellon, Bernard P., Mercedes in Peace and War: German Automobile Workers, 1903-1945 (New York, 1990).

Benjamin, Walter,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idem, Gesammelte Schriften , I/II, ed. Rolf Tieder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1974).

Benn, Gottfried, Gesammelte Werke , ed. Dieter Wellershoff (4 vols., Wiesbaden,1961).

Bennecke, Heinrich, Die Reichswehr und der "Röhm-Putsch" (Munich, 1964).

Bennhold, Martin (ed.), Spuren des Unrechts: Rech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Kontinuität (Cologne, 1989).

Bentley, James,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 (Oxford, 1984).

Benz, Ute, and Benz, Wolfgang, Sozialisation und Traumatisierung: Kinder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2).

Benz, Wolfgang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Leb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88).

——, "The Ritual and Stag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ocialism. Techniques of Domin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Milfull (ed.), The Attractions of Fascism ,273-88.

——, "The Relapse into Barbarism",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

—— (ed.), KZ-Aussenlager—Geschichte und Errinerung (Dachau, 1999).

——, Flucht aus Deutschland: Zum Exil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01).

Beradt, Charlotte, Das Dritte Reich des Traum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1966]). Berenbaum, Michael, A Mosaic of Victims: 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New York, 1990).

Bergen, Doris L.,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1996).

Berger, Stefan,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1999).

Berghoff, Hartmut, Zwischen Kleinstadt und Weltmarkt: Hohner und die Harmonika 1857-1961: Unternehmens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Paderborn,1997).

Bergsdorf, Wolfgang, "Sprachlenk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Greiffenhagen (ed.), Kampf um Wörter? , 65-74.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 (ed.), Alltagskultur, Subjektivität und Geschicht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von Alltagsgeschichte (Münster, 1994).

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 (1933-9).

Bernett, Hajo, Der jüdische Spor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8 (Schorndorf, 1978).

Bernhard, Hans Joachim, et al . (eds.), Der Reichstagsbrandprozess und Georgi Dimitroff: Dokumente (2 vols., Berlin, 1981-9).

Bessel, Richard,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25-1934 (London, 1984).

——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 (ed.),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Cambridge,1996).

——, Nazism and War (London, 2004).

Bessen, Dorothea,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Rhein-Ruhr 1933-1938",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 43-65.

——,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1938-1945: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7 vols., Herrsching, 1984).

Bock, Gisela, Zwangssterilis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Rassenpolitik und Frauenpolitik (Opladen, 1986).

——,"Antinatalism,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Realism", in Crew(ed.), Nazism , 110-40.

Bock, Helmut, et al . (eds.), Sturz ins Dritte Reich:Historische Miniaturen und Porträts 1933/35 (Leipzig, 1983).

Boelcke, Willi A.,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930-1945: Interna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s (Düsseldorf, 1983).

——, 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 Kriegsfinanzierung und finanzielles Kriegserbe in Deutschland 1933-1948 (Paderborn, 1985).

Boese, Engelbrecht, Das öffentliche Bibliothekswesen im Dritten Reich (Bad Honnef, 1987).

Bohleber, Werner, and Drew, Jörg, 'Gift, das du unbewusst eintrink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Bielefeld, 1994 [1991]).

Böhm, Hermann,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u¨ hrern derWehrmacht am 22.August 1939', VfZ 19 (1971), 294-300.

Bohn, Robert, and Danker, Uwe "Standgericht der inneren Front":Das Sondergericht Altona/Kiel 1932-1945 (Hamburg, 1998).

Böhnert, Gunnar C., "An Analysis of the Age and Education of the SS Führerkorps 1925-1939",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12 (1979), 4-17.

Bolchover, Richard, British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1993).

Bollmus, Reinhard, Das Amt Rosenberg und seine Gegner: Studien zum Machtkamp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Stuttgart, 1970).

——, "Alfred Rosenberg: National Socialism's 'Chief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 (eds.), The Nazi Elite , 183-93.

Bonhoeffer, Dietrich, Gesammelte Schriften (Munich, 1958).

Bork, Siegfried, Missbrauch der Sprache: Tendenz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prachregelung (Munich, 1970).

Borkin, Joseph,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 G. Farben (NewY ork, 1978).

Bormann, Alexander von,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meinschaftslied",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256-80.

Bornscheuer, Karl-Dieter (e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NS-Sondergerichtsverfahren in Rheinland-Pfalz: Eine Dokumentation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Borrmann, Norbert, Paul Schultze-Naumburg, 1869-1949: Maler, Publizist, Architekt: Vom Kulturreformer der Jahrhundertwende zum Kulturpolitiker im Dritten Reich (Essen, 1989).

Böttcher, Robert, Kunst und Kunsterziehung im neuen Reich (Breslau, 1933).

Botz, Gerhard, Die Eingliederung Österreichs in das deutsche Reich: Planung und Verwirklichung des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Anschlusses (1938-1940) (Linz,1972).

——, Wohnungspolitik und Judendeportation in Wien 1938 bis 1945: Zur Funktion des Antisemitismus als Ersatz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ozialpolitik (Vienna, 1975). —, Der 13. März 38 und die Anschlussbewegung: Selbstaufgabe, Okkupation und Selbstfindung Osterreichs 1908-1945 (Vienna, 1978).

——, Wien, vom "Anschluss" zum Krie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übernahme und politisch-soziale Umgestaltung am Beispiel der Stadt Wien 1938/39 (Vienna,1978).

Boveri, Margret, Wir lügen alle: Eine Hauptstadtzeitung unter Hitler (Olten, 1965).

Boyer, Christoph, Nationale Kontrahenten oder Partner? Studien zu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Tschechen und Deutschen in der Wirtschaft der CSR (Munich, 1999). Bracher, Karl Dietrich, et al .,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Studien zur Errichtung des totalitären Herrschafts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3/34 (3 vols.,Frankfurt am Main, 1974 [1960]).

——, et al . (eds.), Deutschland 1933-1945: Neue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Bonn, 1993 [1992]).

Bracht, Hans-Günther, Das höhere Schulwesen im Spannungsfeld von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r Kontinuitätsdebatte am Beispiel der preussischen Aufbau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1998).

Brackmann, Karl-Heinz, and Birkenhauer, Renate, NS-Deutsch: Selbstverständliche Begriffe und Schlagwörter aus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raelen, 1988). Braham Randolph L.,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New York, 1980).

——,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Boston, 1983).

—— (ed.), Jewish Leadership during the Nazi Era: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 Free World (New York, 1985).

Brakelmann, Günter, "Hoffnungen und Illusionen evangelischer Prediger zu Beginn des Dritten Reiches: gottesdienstliche Feiern aus politischen Anlä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129-48.

——, "National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Jansen et al .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 337-50.

Bramsted, Ernest Kohn,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East Lansing, Mich., 1965).

Brand-Claussen, Bettina (ed.), Beyond Reason: Art and Psychosis: Works from the Prinzhorn Collection (London, 1996).

Brandes, Detlef,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gegenüber der Tschechoslowakei", in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 508-23.

——, Die Tschechen unter deutschem Protektorat (2 vols., Munich, 1967-75).

——, and Kural, Vaclav (ed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Deutschtschechoslowaki sche Beziehungen 1938-1947 (Essen, 1994).

——, et al ., Erzwungene Trennung: Vertreibungen und Aussiedlungen in und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1938-1947 im Vergleich mit Polen, Ungarn und Jugoslawien (Essen, 1999).

Brandt, Harm-Hinrich, and Stickler, Mattiàs (eds.),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1998).

Bräutigam, Petra,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und soziale Verhaltensweisen in der Schuh- und Lederindustrie Badens und Württembergs (Munich, 1997).

Brechtken, Magnus,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unich, 1997).

Breitman, Richard, and Kraut, Alan,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1945 (Bloomington, Ind., 1987).

Breitschneider, Heike,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ünchen 1933 bis 1945 (Munich, 1968).

Breker, Arno, Im Strahlungsfeld der Ereignisse 1925-1965 (Preussisch Oldendorf,1972).

Brenner, Hildegard, Die Kunst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einbek, 1963).

Brenner, Peter J.,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Dritten Reich " (Tübingen, 1997).

Breyvogel, Wilfried, and Lohmann, Thomas, "Schul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199-221.

Bridenthal, Renate, and Koonz, Claudia, "Beyond Kinder, Küche, Kirche : Weimar Women in Politics and Work", in Bridenthal et al .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 33-65.

Bridenthal, Renate, et al .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84).

Brinkmann, Reinhold, "The Distorted Sublime: Music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A Sketch",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 42-63. Brintzinger, Klaus-Rainer, Die Nationalökonomie an den Universitäten Freiburg, Heidelberg und Tübingen 1918-1945: Eine institutionen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Studi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en und Abteilungen südwestdeutscher Universitä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6).

Broder, Henryk M., and Geisel, Eike (eds.), Premiere und Pogrom: Der Jüdische Kulturbund 1933-1941: Texte und Bilder (Berlin, 1992).

Brook-Shepherd, Gordon,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London, 1996). Broszat, Martin, "Die memeldeutschen Organis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39", VfZ 5 (1957), 273-8.

——,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

——,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Krausnick et al ., Anatomy , 397-496.

——, Zweihundert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2 [1963]).

——, "Politische Denunziationen in der NS-Zeit: Aus Forschungserfahrungen im Staatsarchiv München", Archivalische Zeitschrift , 73 (1977), 221-38.

——, and Möller, Horst (eds.), Das Dritte Reich: Herrschaftsstruktur und Geschichte (Munich, 1986 [1983]).

——, and Schwabe, Klaus (eds.), Die Deutschen Eliten und der Weg in den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89).

——, et al .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Browder, George C., Foundations of the Nazi Polic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Sipo and SD (Lexington, Ky., 1990).

——, Hitler's Enforcers: The Gestapo and the SS Security Service in the Nazi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1996).

Brücks, Andrea, "Zwangssterilisation gegen 'Ballastexistenzen'", in Frahm et al .(eds.), Verachtet—verfolgt—vernichtet , 103-8.

Brumme, Martin F., "'Prachtvoll fegt der eiserne Besen durch die deutschen Lande.'Die Tierärzte und das Jahr 1933",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173-82.

Brunck, Helma, Di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9).

Brunner, Claudia, Arbeitslosigkeit im NS-Staat: Das Beispiel München (Pfaffenweiler,1997).

Brunner, Otto, and Gerhard, Dietrich (eds.), Europa und Übersee: Festschrift für Egmont Zechlin (Hamburg, 1961).

Bruns-Wüstefeld, Alex, Lohnende Geschäfte: Die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 am Beispiel Göttingens (Hanover, 1997).

Buber-Neumann, Margarete, Under Two Dictators (London, 1949).

Buchheim, Christoph, "Zur Natur des Wirtschaftsaufschwungs in der NS-Zeit", in idem et al . (eds.), Zerrissene Zwischenkriegszeit: Wirtschaftshistorische Beiträge: Knut Borchardt zum 65. Geburtstag (Baden-Baden, 1994), 97-119.

——,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m Dritten Reich—mehr Desaster als Wunder.Eine Erwiderung auf Werner Abelshauser", VfZ 49 (2001), 653-4.

Buchheim, Hans, "Command and Compliance", in Krausnick et al ., Anatomy , 303-96.

——, "The SS: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Krausnick et al ., Anatomy , 127-301. Buchheit, Gert, Ludwig Beck, ein preussischer General (Munich, 1964).

Buchwitz, Otto, 50 Jahre Funktionä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tuttgart,1949).

Budrass, Lutz,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

Bukey, Evan B., "Popular Opinion in Vienna after the Anschluss", in Parkinson (ed.), Conquering the Past , 151-64.

Bullen, R. J., et al .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1984).

Burckhardt, Carl Jacob,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0).

Burleigh, Michael,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c.1900-1945 (Cambridge,1994).

——,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 and Wippermann, Wolfgang,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1991).

Burrin, Philippe, Hitler and the Jews: The Genesi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4 [1989]).

——, "Political Religion. The Relevance of a Concept," History and Memory , 9 (1997),321-49.

Busch, Eberhard, Karl Barths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 (Munich, 1975).

Bussemer, Thymian, Propaganda und Populärkultur: Konstruierte Erlebniswelt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iesbaden, 2000).

Bussmann, Georg, German 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1985).

Bussmann, Walter, "Zur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VfZ 16 (1968), 373-8.

Büttner, Ursula (ed.),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92).

——, "'The Jewish Problem becomes a Christian Problem': German Protestant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Third Reich", in Bankier (ed.), Probing ,431-59.

—— (ed.), Das Unrechtsregime: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zum 65. Geburtstag (2 vols., Hamburg, 1986).

Caplan, Jane,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 234-56.

——, "'The Imaginary Unity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The 'Trad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German History", Social History , 4 (1978), 299-317.

——,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1988).

Caron, Vicki, Uneasy Asylum: France and the Jewish Refugee Crisis, 1933-1942 (Stanford, 1999).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Twilight of Comintern, 1930-1935 (London, 1982).

Carroll, Berenice A.,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Hague, 1968).

Carsten, F. L.,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1977).

——, The German Workers and the Nazis (London, 1995).

Castellan, Georges, L'Allemagne de Weimar, 1918-1933 (Paris, 1969).

Castell Rüdenhausen, Adelheid Gräfin zu, "'Nicht mitzuleiden, mitzukämpfen sind wir d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wohlfahrt im Gau Westfalen-Nord",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223-44.

Cebulla, Florian, Rundfunk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1924-1945 (Göttingen, 2004). Cecil, Robert,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London, 1972).

Cesarani, David, The Making of Modern Anglo-Jewry (Oxford, 1990).

——,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Chamberlain, Neville, The Search for Peace (London, 1939).

Childers, Thomas, and Caplan, Jane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93).

Chroust, Peter, Giessener Universität und Faschismus: Studenten und Hochschullehrer, 1918-1945 (2 vols., Münster, 1994).

Cienciala, Anna M., "Poland in British and French Policy in 1939: Determination to Fight—or Avoid War?", Polish Review , 34 (1989), 199-226.

Clark, Christopher,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 (Oxford, 1995).

Clay, Catrine, and Leapmahn, Michael, Master Race: The Lebensborn Experiment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95).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London, 1992 [1968]).

Conradi, Peter,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fi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2004).

Conway, John S.,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1945 (London, 1968).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00).

Cornelissen, Christoph, Gerhard Ritt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2001).

Corni, Gustavo, Hitler and the Peasants: Agraria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1930- 1939 (Princeton, N.J., 1990 [1989]).

——,"Richard Walther Darré: The Blood and Soil Ideologu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18-27.

Corni, Gustavo, and Gies, Horst, Brot, Butter, Kanonen: Die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 (Berlin, 1997).

Crew, David F., Germans on Welfare: From Weimar to Hitler (New York, 1998).

—— (ed.), Nazism and German Society, 1933-1945 (London, 1994).

Cuomo, Glenn R., "Purging an 'Art-Bolshevist': The Persecution of Gottfried Benn in the Years 1933-1938", German Studies Review , 9 (1986), 85-105.

——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New York, 1995).

Czarnowski, Gabriele, "'The Value of Marriage for the Volksgemeinschaft ': Policies towards Women and Marriag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Bessel (ed.), Fascist Italy , 94-112.

Dahm, Volker, "Kulturelles und geistiges Leben", in Benz (ed.), Die Juden , 75-267. —, "Nationale Einheit und partikulare Vielfalt. Zur Frage der kulturpolitischen Gleichschaltung im Dritten Reich", VfZ 43 (1995), 221-65.

Dammer, Susanna, "Kinder, Küche, Kriegsarbeit—Die Schulung der Frauen durch die NS-Frauenschaft",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215-45.

David, Henry P., et al ., "Abortion and Eugenics in Nazi German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14 (1988), 81-112.

Debus, Karl H.,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r Pfalz",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 129 (1981), 445-515.

Deischmann, Hans, Objects: A Chronicle of Subversion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5).

Deist, Wilhelm, "The Rearmament of the Wehrmacht",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 I: The Build-up of German Aggression , 373-540. Denkler, Horst, and Prümm, Karl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Themen, Traditionen, Wirkungen (Stuttgart, 1976).

Deschner, Günther, "Reinhard Heydrich: Security Technocra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85-96.

Deutsch, Harold C., 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1968).

De Witt, Thomas E., "'The Struggle Against Hunger and Cold': Winter Relief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 12 (1978), 361-81.

Diels, Rudolf, Lucifer ante Portas: Es spricht der erste Chef der Gestapo (Stuttgart,1950).

Dierker, Wolfgang, "'Niema's Jesuiten, Niema's Sektierer': Die Religionspolitik des SD 1933-1941", in Wildt (ed.), Nachrichtendienst , 86-117.

Dietrich, Richard, and Oestreich, Gerhard (eds.), Forschungen zu Staat und Verfassung: Festgabe für Fritz Hartung (Berlin, 1958).

Diewald-Kerkmann, Gisela,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im NS-Regime oder die kleine Macht der "Volksgenossen" (Bonn, 1995).

——,"Denunziantentum und Gestapo. Die freiwilligen 'Helfer' aus der Bevölkerung",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288-305.

——, et al., Vor braunen Richtern: Die Verfolgung von Widerstandshandlungen, Resistenz und Sogenannter Heimtücke durch die Justiz in Bielefeld 1933-1945 (Bielefeld, 1992).

Dilks, David, "'We Must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the Prime Minister, the Cabinet and Hitler's Germany 1937-1939", in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43-61.

Diller, Ansgar, Rundfunk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0).

Dimitroff, Georgi, Reichstagsbrandprozess: Dokumente,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Berlin, 1946).

Distel, Barbara, and Jakusch, Ruth,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1945 (Munich,1978).

Dithmar, Reinhard, "Literaturunterricht und Kriegserlebnis im Spieg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rogrammatik", in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54-74.

Ditt, Karl, Sozialdemokraten im Widerstand: Hamburg in der Anfangsphase des Dritten Reiches (Hamburg, 1984).

Dohms, Peter, Flugschriften in Gestapo-Akten: Nachweis und Analyse der Flugschriften in den Gestapo-Akten des Hauptstaatsarchivs (Siegburg, 1977).

Domarus, Max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4 vols., London, 1990- [1962-3]).

Dörner, Bernward, "Alltagsterror und Denunziation. Zur Bedeutung von Anzeigen aus der Bevölkerung für die Verfolgungswirk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Heimtücke-Gesetzes' in Krefeld", in 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 (ed.), Alltagskultur, Subjektivität und Geschicht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Alltagsgeschichte (Münster, 1994), 254-71.

——,"Gestapo und 'Heimtücke'. Zur Praxis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bei der Verfolgung von Verstössen gegen das 'Heimtücke-Gesetz'",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325-43.

——, "Heimtücke": Das Gesetz als Waffe: Kontrolle, Abschreckung und 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Paderborn, 1998).

——,"NS-Herrschaft und Denunziation. Anmerkungen zu Defiziten in der Denunziationsforschung",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26 (2001), 55-69.

Döscher, Hans-Jürgen, "Reichskristallnacht": Die November-Pogrome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88), 57-76.

Drechsler, Nanny, Die Funktion der Musik im deutschen Rundfunk, 1933-1945 (Pfaffenweiler, 1988).

Drewniak, Boguslaw, Das Theater im NS-Staat: Szenarium deutscher Zeitgeschichte, 1933-1945 (Düsseldorf, 1983).

——, Der deutsche Film 1938-1945: Ein Gesamtüberblick (Düsseldorf, 1987).

——,"The Foundations of Theater Policy in Nazi Germany",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 67-94.

Drobisch, Klaus, "Theodor Eicke. Verkörperung des KZ-Systems", in Bock et al .(eds.), Sturz ins Dritte Reich , 283-9.

——, "Alltag im Zuchthaus Luckau 1933 bis 1939", in Eichholtz (ed.), Verfolgung, Alltag, Widerstand , 242-72.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in Giebeler et al . (eds.),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utschland , 41-60.

——, and Wieland, Günther, System der NS-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9 (Berlin,1993).

Du Bois, Josiah E., Jr, The Devil ' s Chemists: 24 Conspira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arben Cartel Who Manufacture Wars (Boston, Mass., 1952).

Duhnke, Horst, Die KPD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72).

Dülffer, Jost,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 1939 (Düsseldorf, 1973).

——, "Zu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39",in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 186-204.

——, "Grundbeding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in Haupts and Mölich (eds.), Strukturelemente , 61-88.

——, "Albert Speer: Cultur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eds.), The Nazi Elite , 212-23.

——, et al., Hitlers Städte: Bau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78).

Dümling, Albrecht, "The Target of Racial Purity: The 'Degenerate Music'Exhibition in Düsseldorf, 1938", in Etlin (ed.), Art , 43-72.

——, and Girth, Peter (eds.), Entartete Musik: Eine kommentierte Rekonstruktion zur Düsseldorfer Ausstellung von 1938 (Düsseldorf, 1988).

—— (ed.), Banned by the Nazis: Entartete Musik: The Exhibition of Düsseldorf, 1938 in Texts and Documents (London, 1995 [1988]).

Dusik, Bärbel (ed.),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5 vols., Munich, 1992-8).

Düsing, Bernhard, Die Geschichte der Abschaffung der Todesstraf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parlamentarischen Zustandekommens (Schwenningen/Neckar, 1952).

Düwell, Kurt, "Jewish Cultural Centers in Nazi Germany: Expect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Reinharz and Schatzberg (eds.), The Jewish Response ,294-316.

Dwork, Deborah, and Van Pelt, Robert Jan, Holocaust: A History (New York, 2002). Eckert, Rainer, "Gestapo-Berichte. Abbildungen der Realität oder reine Spekulation?",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200-218.

Eckhardt, Karl August, Die Grundschulbildung (Dortmund, 1938).

Edinger, Lewis Joachim, German Exile Politics: The Social Democratic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Nazi Era (Berkeley, Calif., 1956).

Eggers, Kurt, Deutsche Gedichte (Munich, 1938).

Ehrke-Rotermund, Heidrun, and Rotermund, Erwin, Zwischenreiche und Gegenwelten: Texte und Vorstudien zur "Verdeckten Schreibweise"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9).

Eicher, Thomas, et al ., Theater im "Dritten Reich": Theaterpolitik, Spielplanstruktur, NS-Dramatik (Seelze-Velber, 2000).

Eichholtz, Dietrich, "Zum Anteil des IG Farben Konzerns an der Vorbereit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83-105.

—— (ed.), Verfolgung, Alltag, Widerstand: Brandenburg in der NS-Zeit: Studien und Dokumente (Berlin, 1993).

Eichhorn, Ernst, et al ., Kulissen der Gewalt: Das Reichsparteitagsgelände in Nürnberg (Munich, 1992).

Eichler, Volker, "Die Frankfurter Gestapo-Kartei. Entstehung, Struktur, Funktion,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und Quellenwert",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178-99.

Eidenbenz, Mathias, "Blut und Boden": Zu Funktion und Genese der Metaphern des Agrarismus und Biologismu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auernpropaganda R. W. Darrés (Bern, 1993).

Eilers, Rolf,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chulpolitik: Eine Studie zur Funktion der Erziehung im totalitären Staat (Cologne, 1963).

Eksteins, Modris, The Limits of Reason: The German Democratic Press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Democracy (Oxford, 1975).

Emmerich, Wolfgang, "Die Literatur des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427-58.

Emmerson, James Thomas, The Rhineland Crisis, 7 March 1936: A Critical Study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London, 1977).

Ericksen, Robert P., 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anuel Hirsch (NewHaven, Conn., 1985).

——, "A Radical Minority: Resistance in the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in Nicosia an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 115-36.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London, 2001 [1962]).

Erker, Paul, Industrieeliten in der NS-Zeit: Anpassungsbereitschaft und Eigeninteresse von Unternehmen in der Rüstungs- und Kriegswirtschaft, 1936- 1945 (Passau, 1993).

Eschenburg, Theodor, "Streiflichter zur Geschichte der Wahlen im Dritten Reich", VfZ 3 (1955), 311-16.

Esenwein-Rothe, Ingeborg, 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von 1933 bis 1945 (Berlin,1965).

Etlin, Richard A.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2002).

Euler, Friederike, "Theater zwischen Anpassung und Widerstand.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im Dritten Reich",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 91-173.

Evans, Richard J.,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1933 (London, 1976). —,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

—— (ed.), Kneipengespräche im Kaiserreich: Die Stimmungsberichte der Hamburger politischen Polizei 1892-1914 (Reinbek, 1989).

——,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1996).

——,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2001).

——,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 and Geary, Dick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 and Lee, William Robert (eds.), The German Family: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London,1981).

——, The German Peasantry: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Rural Society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1986).

Exner, Peter,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und Landwirtschaft in Westfalen, 1919-1969 (Paderborn, 1997).

Fackler, Guido, "Des Lagers Stimme": Musik im KZ: Alltag und Häftlingskultur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1933 bis 1936 (Bremen, 2000).

Fallada, Hans, Kleiner Mann—was nun? (Reinbek, 1978 [1932]).

——, 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 frisst (Reinbek, 1980 [1934]).

——, Wir hatten mal ein Kind: Eine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 (Reinbek, 1980 [1934]).

——, Altes Herz geht auf die Reise (Munich, 1981 [1936]).

——, Der eiserne Gustav: Roman (Berlin, 1984 [1938]).

——, Der Trinker/Der Alpdruck (Berlin, 1987 [1950]).

——, Wolf unter Wölfen (Reinbek, 1991 [1937]).

——, Little Man—What Now?, translated by Susan Bennett (London, 1996).

Fallois, Immo von, Kalkül und Illusion: Der Machtkampf zwischen Reichswehr und SA während der Röhm-Krise 1934 (Berlin, 1994).

Farquharson, John E., 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 (London, 1976).

Faulenbach, Bernd, "Tendenz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Knigge-Tesche (ed.), Berater der Braunen Macht , 26-52.

Faulhaber, Michael vo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Germany: Advent Sermons Preached in St Michael's, Munich, in 1933 (London, 1934).

Faust, Anselm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 (Cologne, 1992).

Feilchenfeld, Werner, et al., Haavara-Transfer nach Palä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72).

Feiten, Willi,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 Entwicklung und Organisation: Ein Beitrag zum Aufbau und zur Organisationsstruktur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s (Weinheim, 1981).

Feldman, Gerald D., 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1933-1945 、(Cambridge, 2001).

Ferguson, Niall,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Cambridge, 1995).

Fest, Joachim C.,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9 [1963]).

——, Plotting Hitler's Death: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London, 1996 [1994]).

Fichtl, Franz, et al ., "Bambergs Wirtschaft Judenfrei": Die Verdrängung der jüdischen Geschäfts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 (Bamberg, 1998).

Fieberg, Gerhard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s Bundesministers der Justiz (Cologne, 1989).

Figes, Orlando, and Kolinitskii, Boris,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Haven, Conn., 1999).

Fings, Karola, and Sparing, Frank, z. Zt. Zigeunerlager: Die Verfolgung der Düsseldorfer Sinti und Roma im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92).

——, et al ., From "Race Science" to the Camps: The Gyps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atfield, 1997).

Finney, Patrick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7).

Fischer, Albert, "Jüdische Privatbanken im 'Dritten Reich'", Scripta Mercaturae: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 28 (1994), 1-54.

——, Hjalmar Schacht und Deutschlands "Judenfrage": Der "Wirtschaftsdiktator" und die Vertreibung der Juden au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Cologne, 1995).

——, "The Minister of Economic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 German Economy", in Bankier (ed.), Probing , 213-25.

Fischer, Wolfram,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1945 (Opladen, 1968).

Fiss, Karen A., "In Hitler's Salon: The German Pavilion at the 1937 Paris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in Etlin (ed.), Art , 316-42.

Flessau, Kurt-Ingo, Schule der Diktatur: Lehrpläne und Schulbüch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77).

——, et al . (eds.),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und sie werden nicht mehr frei ihr ganzes Leben!" (Cologne, 1987).

Fliedner, Hans-Joachim, Die Judenverfolgung in Mannheim 1933-1945 (Stuttgart,1971).

Foertsch, Hermann, Schuld und Verhängnis: Die Fritsch-Krise im Frühjahr 1938 als Wendepunkt in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 (Stuttgart, 1951). Foitzik, Jan, Zwischen den Fronten: Zur Politik, Organisation und Funktion linker politischer Kleinorganisationen im Widerstand 1933 bis 1939/40 (Bonn, 1986).

Forman, Paul, "Physics and Beyond: Historiographic Doubts: 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Werner Heisenberg", Science , 172 (14 May 1971), 687-8.

Forschbach, Edmund, Edgar J. Jung: Ein konservativer Revolutionär. 30. Juni 1934 (Pfullingen, 1984).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Fraenkel, Ernst, The Dual State: Law and Justice i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1941).

Frahm, Klaus, et al . (eds.), Verachtet—verfolgt—vernichtet: Zu den vergessenen Opfern des NS-Regimes (Hamburg, 1986).

Frank, Hartmut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Planen und Bauen in Europa, 1930 bis 1945 (Hamburg, 1985).

Frank, Willard C.,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 9 (1987), 368-409.

Franz, Günther (ed.), Bauernschaft und Bauernstand 1500-1970: Büdinger Vorträge 1911-1972 (Limburg, 1975).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und Arbeitsbuch: Zur Geschichte der Frau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Frei, Norber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roberung der Provinzpresse: Gleichschaltung, Selbstanpassung und Resistenz in Bayern (Stuttgart, 1980).

——, and Schmitz, Johannes,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1933-1945 (Oxford,1993 [1987]).

Frese, Matthias, Betrieb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utsche Arbeitsfront, 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ssindustrie, 1933- 1939 (Paderborn, 1991).

Freund, Florian, "Mauthausen—zu Strukturen von Haupt- und Aussenlagern", in Benz (ed.), KZ-Aussenlager , 254-72.

Friedländer, Saul, 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1997).

Friemert, Chup, Schönheit der Arbeit: Produktionsästhetik im Faschismus (Munich,1980).

Fritzsche, Peter, "Nazi Modern", Modernism/Modernity , 3 (1996), 1-21.

Fröhlich, Elke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 I: Aufzeichnungen 1923- 1941 (9 vols.); II: Diktate 1941-1945 (15 vols.) (Munich, 1993-2000).

——, "Die drei Typ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leseschulen", in Leeb (ed.), " Wir waren ", 192-210.

Frommann, Eberhard, Die Lieder der NS-Zeit: Untersuchung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iedpropaganda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Cologne, 1999). Froschauer, Hermann, "Streicher und 'Der Stürmer'",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 41-8.

——, and Geyer, Renate, Quellen des Hasses: Aus dem Archiv des "Stürmer" 1933- 1945 (Nuremberg, 1988).

Früh, Eckhart, "Terror und Selbstmord in Wien nach der Annexion Österreichs", in Kreissler (ed.), Fünfzig Jahre danach , 216-26.

Fuchs, Konrad, Ein Konzern aus Sachsen: Das Kaufhaus Schocken als Spiegelbild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01 bis 1953 (Stuttgart, 1990).

Funke, Manfred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Düsseldorf, 1976).

——,"Nationalsozialistische Tschechenpolitik i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in idem and Vaclav Kural (ed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Deutschtschechoslowakische Beziehungen 1938-1947 (Essen, 1994).

——, et al . (eds.),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Festschrift für Karl Dietrich Bracher (Düsseldorf,1987).

Gackenholz, Hermann, "Reichskanzlei 5. November 1937: Bemerkungen über'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im Dritten Reich", in Dietrich and Oestreich (ed.), Forschungen zu Staat und Verfassung , 459-84.

Gadberry, Glen W., Theatre in the Third Reich, the Prewar Years: Essays on Theatre in Nazi Germany (Westport, Conn., 1995).

Gailus, Manfred, 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urchdringung des protestantischen Sozialmilieus in Berlin (Cologne, 2001).

Gall, Lothar, "Franz Schnabel (1887-1966)",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155-65.

——, Krupp: Der Aufstieg eines Industrieimperiums (Berlin, 2000).

——, "Richard Strauss und das 'Dritte Reich' oder: Wie der Künstler Strauss sich missbrauchen liess", in Krellmann (ed.), Wer war Richard Strauss? , 123-36.

——, and Pohl, Manfred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1999).

Gamm, Hans-Jochen, Der braune Kult: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mburg, 1962).

——, Der Flüsterwitz im Dritten Reich: Mündliche Dokumente zur Lage der Deutschen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1990 [1963]).

Ganssmüller, Christian, Die Erbgesundheit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Planung, Durchführung und Durchsetzung (Cologne, 1987).

Garbe, Detlef, Zwischen Widerstand und Martyrium: Die Zeugen Jehova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3).

Gatzen, Helmut, Novemberpogrom 1938 in Gütersloh: Nachts Orgie der Gewalt, tags organisierte Vernichtung (Gütersloh, 1993).

Gedye, George E. R., Fallen Bastions: The Central European Tragedy (London,1939).

Geiger, Theodor Julius,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1967 [1932]).

Gellately, Rober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Political Denunciation in the Gestapo Case Fil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60 (1988), 654-94.

——,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 (Oxford,1990).

——,"Allwissend und allgegenwärtig? Entstehung, Funktion und Wandel des Gestapo-Mythos",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47-72.

——, "Die Gestapo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r selbstüberwachenden Gesellschaft", in Schmiechen-Ackermann (ed.), Anpassung, Verweigerung, Widerstand , 109-21.

——,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1).

——, and Nathan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J.,2001).

Genschel, Helmut,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Gereke, Günther, Ich war königlich-preussischer Landrat (Berlin, 1970).

Gerlach, Wolfgang, Als die Zeugen schwiegen: Bekennende Kirche und die Juden (Berlin, 1993 [1987]).

"German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Economist , 10 August 1935, 271-2.Gersdorff, Ursula von, Frauen im Kriegsdienst 1914-1945 (Stuttgart, 1969).

Gestier, Markus, Die christlichen Parteien an der Saar und ihr Verhältnis zum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in den Abstimmungskämpfen 1935 und 1955 (St Ingbert, 1991).

Geyer, Michael, "Das Zweite Rüstungsprogramm (1930-1934): Eine 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17 (1975), 125-72.

——,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1860-1980 . (Frankfurt am Main, 1984).

——, and Lehmann, Hartmut (eds.), Religion und Nation: Nation und Religion: Beiträge zu einer unbewältigt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2004).

Giebeler, Karl, et al . (eds.),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utschland: Austausch zum Forschungsstand und zur pädagogischen Praxis in Gedenkstätten (Bad Boll, 1996).

Gies, Horst, R. Walther Darré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auernpolitik in den Jahren 1930 bis 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NSDAP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VfZ 15 (1967), 341-67.

——,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auf dem agrarpolitischen Sektor",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 16 (1968), 210-32.

——,"Der Reichsnährstand: Organ berufsständischer Selbstverwaltung oder Instrument staatlicher Wirtschaftslenkung?"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 21 (1973), 216-33.

——, "Revolution oder Kontinuität? Die personelle Struktur des Reichsnährstandes",in Franz (ed.), Bauernschaft und Bauernstand , 323-30.

——, "Aufgaben und Problem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nährungswirtschaft 1933-1939",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22 (1979),466-99.

——,"Die Rolle des Reichsnährstande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 in Hirschfeld and Kettenacker (eds.), The "Führer State",270-304.

——, "Landbevö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Weg in den Reichsnährstand", Zeitgeschichte , 13 (1986), 123-41.

Gilbert, Martin,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

Giles, Geoffrey J.,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 160-85.

——,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N.J., 1985).

——,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 Castration, Homosexuality and Nazi Just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27 (1992), 41-61.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mosexual Panic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 233-55.

Gillessen, Günther, Auf verlorenem Posten: Die Frankfurter Zeit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6).

Gimbel, Joh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parations: 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in Postwar Germany (Stanford, Calif., 1990).

Glantz, David M.,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Kans., 1998).

Glaser, Hermann, and Silenius, Axel (eds.),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75).

Godau, Marion, "Anti-Moderne?", in Weissler (ed.), Design in Deutschland, 1933- 1945 , 74-87.

Gohl, Beate, Jüdische Wohlfahrtspfleg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97).

Golczewski, Frank, Kölner Universitätslehr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Personengeschichtliche Ansätze (Cologne, 1988).

Golücke, Friedhelm, Korporation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Schernfeld, 1989).

Gordon, Sarah Ann, 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rinceton, 1984). Götz, Margarete, Die Grundschule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Untersuchung der inneren Ausgestaltung der vier unteren Jahrgänge der Volksschule auf der Grundlage amtlicher Massnahmen (Bad Heilbrunn, 1997).

Graeb-Könneker, Sebastian, Autochthone Modernität: Eine Untersuchung der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geförderten Literatur (Opladen, 1996).

Graf, Christoph, "Kontinuitäten und Brüche. Von der Politischen Polizei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73-83.

Graml, Hermann, "Wer bestimmte die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Ein Beitrag zur Kontroverse um Polykratie und Monokratie im NSHerrschaftssystem", in Funke et al . (eds.),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 223-36.

——, "Grundzü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in Broszat and Möller (eds.), Das Dritte Reich , 104-26.

——, Reichskristallnacht: Antisemitismus und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8). Translated as Anti-Semitism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Mass., 1992).

——, "Integration und Entfremdung: Inanspruchnahme durch Staatsjugend und Dienstpflicht", in Benz and Benz (eds.), Sozialisation und Traumatisierung , 74-9. Grasberger, Franz (ed.), Der Strom der Töne trug mich fort: Die Welt um Richard Strauss in Briefen (Tutzing, 1967).

Gravenhorst, Lerke, and Tatschmurat, Carmen (eds.), Töchter-Fragen:NS Frauengeschichte (Freiburg, 1990).

Greenbaum, Alfred A. (ed.), Minority Problems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with Emphasis on the Jewish Minority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typescript, Jerusalem, 1988).

Gregor, A. James, Fascism: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Morristown, N.J., 1983).

Gregor, Neil, Daimler-Benz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8).

Greiffenhagen, Martin (ed.), Kampf um Wörter? Politische Begriffe im Meinungsstreit (Munich, 1980).

Grimm, Reinhold, "Im Dickicht der inneren Emigration", in Denkler and Prümm(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406-26.

Gritschneider, Otto, "Der Führer hat Sie zum Tode verurteilt ...": Hitlers "Röhm Putsch"-Morde vor Gericht (Munich, 1993).

Grocek, Ferdinand, "Ein Staat im Staate—der IG-Farben Konzern", Marxistische Blätter , 4 (1966), 41-8.

Grossmann, Kurt Richard, Ossietzky, ein deutscher Patriot (Frankfurt, 1973 [1963]). Gruchmann, Lothar, "Die bayerische Justiz im politischen Machtkampf 1933/34: Ihr Scheitern bei der Strafverfolgung von Mordfällen in Dachau",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 II. 415-28.

——,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Ära Gürtner (Munich, 1988).

——, "'Blutschutzgesetz' und Justiz: Entstehung und Anwerdurg des Nürnberger Gesetzes vom 15 September 1935",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 49-60.

Grunberger, Rich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Harmondsworth, 1974 [1971]).

Grundmann, Friedrich, Agra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es (Hamburg, 1979).

Gruner, Wolf, "Die Reichshauptstadt und die Verfolgung der Berliner Juden 1933-1945", in Rürup et al . (ed.), Jüdische Geschichte , 229-66.

——, Der geschlossene Arbeitseinsatz deutscher Juden: Zur Zwangsarbeit als Element der Verfolgung 1938-1943 (Berlin, 1997).

——, "Public Welfare and the German Jew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Bankier(ed.), Probing , 78-105.

Grüttner, Michael,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5).

——, "Die Korporation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randt and Stickler (eds.),"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 125-43.

Guenther, Irene, Nazi Chic?: Fashioning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2004). Guenther, Peter, "Three Days in Munich, July 1937",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33-43.

Gulick, Charles Adams,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Berkeley, Calif., 1948).

Gutman, Yisrael (ed.),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4 vols., New York, 1990).

——, The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wo World Wars (Hanover, N.H., 1989).

Gutsche, Willibald, and Petzold, Joachim, "Das Verhältnis der Hohenzollern zum Faschismus",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29 (1981), 917-39.

Guttsman, W. L., Workers'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mmitment (Oxford, 1990).

Haack, Hanna, "Arbeitslose in Deutschland. Ergebnisse und Analyse der Berufszählung vom 16. Juni 1933",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86), 36-69.

Haar, Ingo,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Volkstumskampf" im Osten (Göttingen, 2002).

Haarmann, Hermann, et al .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Bücherverbrennung in Deutschland 1933: Voraussetzungen und Folgen. Ausstellung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vom 8. Mai bis 3. Juli 1983 (Berlin, 1983).

Haberl, Othmar N., and Korenke, Tobias (eds.), Politische Deutungskulturen: Festschrift für Karl Rohe (Baden-Baden, 1999).

Hachtmann, Rüdiger, Industriearbeit im "Dritten Reich": Untersuchungen zu den Lohn- und Arbeit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Göttingen, 1989).

——,"Bürgertum, Revolution, Diktatur—zum vierten Band von Hans-Ulrich 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Sozial-Geschichte , 19 (2004), 60-87.

Haerdter, Michael (ed.), Wohnsitz: Nirgendwo: Vom Leben und vom Überleben auf der Strasse (Berlin, 1982).

Haffner, Sebastian, Defying Hitler: A Memoir (London, 2002 [2000]).

Haftmann, Werner, Verfemte Kunst: Bildende Künstler der inneren und äusseren Emigration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6).

Hagemann, Jürgen, Die Presselenkung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70).

Hagen, William W.,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nterwar Germany and Poland",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68 (1996), 351-81.

Hahn, Fred (ed.), Lieber Stürmer! Leserbriefe an das NS-Kampfblatt 1924-1945 (Stuttgart, 1978).

Hale, Oron J., The Captive Press in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 N.J., 1964).

Hamann, Brigitte,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unich, 2002).

Händler-Lachmann, Barbara andWerther, Thomas, Vergessene Geschäfte, verlorene Geschichte: Jüdisches Wirtschaftsleben in Marburg und seine Vernicht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Marburg, 1992).

Hanke, Peter,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München zwischen 1933 und 1945 (Munich, 1967).

Hansen, Ernst W., et al . (eds.), Politischer Wandel, organisierte Gewalt und nationale Sicherheit: Beiträg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Festschrift für Klaus-Jürgen Müller (Munich, 1995).

Hardy, Alexander G., Hitler's Secret Weapon: The "Managed" Press and Propaganda

Machin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8).

Harrison, Edward D. R., "The Nazi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 Case-Stud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109 (1994), 323-55.

Harrison, Mark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Hartmann, Christian, and Sluts ch, S ergej, "Franz Halder und die Kriegsvorbereitungen im Frühjahr 1939. Eine Ansprache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Heers", VfZ 45 (1997), 467-95.

Hase-Mihalik, Eva von, and Kreuzkamp, Doris, Du kriegst auch einen schönen Wohnwagen: Zwangslager für Sinti und Roma währe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ass, Kurt, Jugend unterm Schicksal: Lebensberichte junger Deutscher 1946-1949 (Hamburg, 1950).(Hamburg, 1950), 61-2, 引自Klönne, Jugend, 142-3.

Hauner, Milan,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13 (1978), 15-32.

Haupt, Heinz-Gerhard (ed.), Die radikale Mitte: Lebensweisen und Politik von Kleinhändlern und Handwerkern in Deutschland seit 1848 (Munich, 1985).

Haupts, Leo, and Möhlich, Georg (eds.), Strukturelemen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assenideologie, Unterdrückungsmaschinerie, Aussenpolitik (Cologne, 1981).

Hausen, Karin, "Mother's Da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Bridenthal et al .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 131-52.

——, "The 'German Mother's Day' 1923-1933", in Medick and Sabean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 371-413.

Hay, Gerhard, "Rundfunk und Hörspiel als 'Führungsmittel' de 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66-81.

Hayes, Peter, "Fritz Roessler and Nazism: The Observations of a German Industrialist, 1930-37",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 20 (1987), 58-83.

——,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New York, 1987).

——, "Zur umstrittenen Geschichte der I. G. Farbenindustrie A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8 (1992), 405-17.

——, "Polycracy and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Case of the Economy",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 190-210.

——,"Big Business and 'Aryanization' in Germany 1933-1939",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 3 (1994), 254-81.

——,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2005).

——, and Wojak, Irmtrud (eds.), " Ar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olksgemeinschaft, Raub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Heer, Hannes, Ernst Thälmann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1975).

Hehemann, Rainer, Die "Bekämpfung des Zigeunerunwesens"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871-1933 (Frankfurt am Main,1987).

Hehl, Ulrich von, et al . (eds.), Priester unter Hitlers Terror: Eine biographische und statistische Erhebung (2 vols., Mainz, 1996 [1984]).

Heiber, Helmut, "Der Fall Grünspan", VfZ 5 (1957), 134-72.

——, Walter Frank und sein Reichs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s (Stuttgart, 1966).

—— (ed.), Goebbels-Reden (2 vols., Düsseldorf, 1971-2).

Heilbronner, Oded, Die Achillesferse des deutschen Katholizismus (Gerlingen,1998).

Heim, Susanne, "The German-Jewish Relationship in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in Bankier (ed.), Probing , 312-25.

——, Kalorien, Kautschuk, Karrieren: Pflanzenzüchtung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in Kaiser-Wilhelm-Instituten 1933-1945 (Göttingen, 2003).

Heineman, Elizabeth D., What Difference Does a Husband Make? Women and Marital Status in Nazi and Postwar Germany (London, 1999).

Heinonen, Reijo E., Anpassung und Identität: Theologie und Kirchenpolitik der Bremer Deutschen Christen 1933-1945 (Göttingen, 1978).

Heinrich-Hampf, Vroni, "Über Gartenidylle und Garten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in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 271-81.

Heinzelmann, Herbert, "Die Heilige Messe des Reichsparteitage. Zur Zeichensprache von Leni Riefenstahls 'Triumph des Willen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 163-8.

Heisenberg, Werner, Der Teil und das Ganze: Gespräche im Umkreis der Atomphysik (Munich, 1969).

Heller, Celia S., On the Edge of Destruction: Jews of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New York, 1977).

Helmreich, Ernst C.,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Background, Struggle, and Epilogue (Detroit, Mich., 1979).

Hemmer, Willi, Die "unsichtbaren" Arbeitslosen: Statistische Methoden, soziale Tatsachen (Zeulenroda, 1935).

Henke, Josef, England in Hitlers politischem Kalkül 1935-1939 (Boppard, 1973).

Hentschel, Klaus (ed.), Physic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n Anthology of Primary Sources (Basle, 1996).

Herbert, Ulrich, "'Die guten und die schlechten Zeiten'. Überlegungen zur diachronen Analyse lebensgeschichtlicher Interviews", in Niethammer (ed.), "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 67-96.

——, Arbeit, Volkstum, Weltanschauung: Über Fremde und Deutsch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5).

——,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97 [1985]).

——,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2 vols., Göttingen, 1998).

——, "Von der Gegenerbekämpfung zur 'rassischen Generalprävention'. 'Schutzhaft'und Konzentrationslager in der Konzeption der Gestapo-Führung 1933-1939", in idem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I. 60-81.

——, "Die nationalsozial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Geschichte, Erinnerung,Forschung", in idem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I.17-40.

Herbst, Ludolf,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 1933-1945: Die Entfesselung der Gewalt: Rassimus und Krie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 and Weihe, Thomas (eds.),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Juden 1933-1945 (Munich, 2004).

Herlemann, Beatrix, Die Emigration als Kampfposten: Die Anleitung des kommunistischen Widerstandes in Deutschland aus Frankreich, Belg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2).

——, "Der Bauer klebt am Hergebrachten": Bäuerliche Verhaltensweisen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Gebiet des heutigen Landes Niedersachsen (Hanover, 1993).

Herzig, Arno (ed.), Die Juden in Hamburg 1590 bis 1990: 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zur Ausstellung "Vierhundert Jahre Juden in Hamburg" (Hamburg, 1991).

—— and Lorenz, Ina (eds.),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der Jud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2).

—— et al . (eds.),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der Juden in Westfalen (Münster,1994).

Herzstein, Robert Edwin, The War that Hitler Won: The Most Infamou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History (London, 1979).

Heske, Henning, "...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Erdkundeunterri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iessen, 1988).

Heskett, John, "Modernism and Archaism in Design in the Third Reich", in Taylor an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 110-27.

Hetzer, Gerhard,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Arbeiteropposition",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I. 1-234.

——, "Ernste Bibelforscher in Augsburg",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V. 621-44.

Heumos, Peter, Die Emigration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nach Westeuropa und dem Nahen Osten 1938 (Munich, 1989).

Hildebrand, Klaus,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1945 (Munich, 1969).

——,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3 [1970]).

——,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 1945 (Stuttgart, 1995).

——, "Die Deutsche Reichsba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iktatur 1933-1945",in Gall and Pohl (eds.), Die Eisenbahn in Deutschland , 163-243.

Hildesheimer, Esriel, Jüdische Selbstverwaltung unter dem NS-Regime: Der Existenzkampf der Reichsvertretung und 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94).

Hill, Leonidas E. (ed.), 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 (Frankfurt am Main,1974).

Hillgruber, Andreas, "Grundz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1933-1945", Saeculum , 24 (1973), 328-45.

——, Deutsche Gross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1979).

Hirsch, Martin, et al . (eds.), Recht, Verwaltung und Justi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Gesetze und Gerichtsentscheidungen von 1933 bis 1945 (Cologne, 1984).

Hirschfeld, Gerhard, and Kettenacker, Lothar (eds.), The "Führer State ": Myth and Reality: 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Third Reich (Stuttgart, 1981).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London, 1969 [1925-7]).

——,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presentative Passages (New York, 1981).

Hockerts, Hans Günter,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n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37: Eine Studie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stechnik und zum Kirchenkampf (Mainz, 1971).

——,"Die Goebbels-Tagebücher 1932-1941: Eine neue Hauptquelle zur Erfors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irchenpolitik", in Albrecht et al . (eds.), Politik und Konfession: Festschrift für Konrad Repgen zum 60. Geburtstag (Berlin, 1983), 359-92.

Hoensch, Jörg K.,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86 (London, 1988 [1984]). Hoffmann, Hilmar, (ed.),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5 (Providence, R.I., 1996).

Hoffmann, Peter, "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s militärpolitisches Denk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 234 (1981), 101-21.

——, Widerstand—Staatsstreich—Attentat: Der Kampf der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4th edn, Munich, 1985).

——,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üder (Stuttgart, 1992).

Hohmann, Joachim S., Geschichte der Zigeuner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1).

—— (ed.), Erster Weltkrieg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m deutschen Lesebu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8).

——, Verfolgte ohne Heimat: Die Geschichte der Zigeune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0).

——, Robert Ritter und die Erben der Kriminalbiologie: "Zigeuner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in Westdeutschland im Zeichen des Rass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1).

——(ed.), 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 Ein Lese- und Bilderbuch (Berlin, 1982).

——, and Larger, Hermann, "Stolz, ein Deutscher zu sein ...": National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Schulaufsätzen, 1914-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5).

Höhne, Heinz,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1972 [1966]).

——, Mordsache Röhm: Hitlers Durchbruch zur Alleinherrschaft, 1933-1934 (Reinbek, 1984).

——, Die Zeit der Illusionen: Hitler und die Anfänge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1936 (Düsseldorf, 1991)

Hojer, Ernst,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Pädagogik: Umfeld und Entwicklung der Pädagogik Ernst Kriecks (Würzburg, 1996).

Homburg, Heidrun, Rationalisierung und Industriearbeit: Arbeitsmarkt— Management—Arbeiterschaft im Siemens-Konzern Berlin 1900-1939 (Berlin,1991).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ihre Gründer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oder: eine diskrete Elite und mancherlei Mythe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92), 183-219.

Homze, Edward L., Arming the Luftwaffe: The Reich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39 (Lincoln, Nebr. 1976).

Hop ster, Norbert, and Nas sen, Ulrich, Literatur und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unterricht als Körperkultur (Paderborn, 1983).

Horn, Daniel B., "The Hitler Youth and Educational Decline in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 16 (1976), 425-47.

Horn, Gerd-Rainer, "Radicalism and Moderation with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Underground and Exile, 1933-1936", German History , 15 (1997), 200-220.

Horne, John N., and Kramer, Alan,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Haven, Conn. 2001).

Höpfner, Hans-Paul, Die Universität Bonn im Dritten Reich: Akademische Biographi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Bonn, 1999).

Höss, 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The Autobiography of Rudolf Hoess (London, 1959 [1951]).

Hossbach, Friedri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 (Göttingen, 1965 [1949]).

Huber, Engelbert, Das ist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33).

Huber, Ernst Rudolf, Verfassungsrecht des Grossdeutschen Reiches (Hamburg,1939).

Huck, Gerhard (ed.),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Untersuchungen zum Wandel der Alltagskultur in Deutschland (Wuppertal, 1980).

Hull, David Stewart,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the German Cinema, 1933- 1945 (Berkeley, Calif., 1969).

——, "On the Trail of Missing Masterpieces: Modern Art from German Galleries",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121-33.

Hüttenberger, Peter, "Heimtückefälle vor dem Sondergericht München 1933-1939",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V. 435-526.

Iber, Harald, Christlicher Glaube oder rassischer Mythus: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Bekennenden Kirche mit Alfred Rosenbergs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Iggers, Georg G.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Leamington Spa, 1985).

——,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 1-48.

Infield, Glenn B., Leni Riefenstahl: The Fallen Film Goddess (New York, 1976).

Institu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ed.), In den Fängen des NKWD: Deutsche Opfer des stalinistischen Terrors in der UdSSR (Berlin, 1991).

Jacobsen, Hans Adolf,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68).

——, et al. (ed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5 (3 vols., Bielefeld, 1961).

Jádi, Inge, et al . Beyond Reason: Art and Psychosis. Works from the Prinzhorn Collection (London, 1996).

James, Harold, "Die Deutsche Bank und die Diktatur 1933-1945", in Lothar Gall et al., Die Deutsche Bank 1870-1995 (Munich, 1993), 315-408.

——, "Innovation and Conservatism in Economic Recovery: The Alleged 'Nazi Recovery' of the 1930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 114-38.

——, The Deutsche Bank and the Nazi Economic 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Expropriation of Jewish-owned Property (Cambridge, 2001).

——, The Nazi Dictatorship and the Deutsche Bank (Cambridge, 2004).

Janda, Annegret, "The Fight for Modern Art: The Berlin Nationalgalerie after 1933",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105-18.

——, (ed.), Das Schicksal einer Sammlung: Aufbau und Zerstörung der Neuen Abteilung der Nationalgalerie im ehemaligen Kronprinzen-Palais: Unter den Linden 1918-1945 (Berlin, 1986).

Jansen, Christia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1914-1935 (Göttingen, 1992).

——, et al . (eds.), Von der Aufgabe der Freihei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estschrift für Hans Mommsen zum 5. November 1995 (Berlin, 1995).

Janssen, Karl-Heinz, "Eine Welt brach zusammen", in Glaser and Silenius (eds.),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 88-90.

——, and Tobias, Fritz, Der Sturz der Generäle: Hitler und die Blomberg-Fritsch Krise 1938 (Munich, 1994 [1938]).

Jarausch, Konrad H.,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 The Unfree Professions: German Lawyers, Teachers, and Engineers, 1900- 1950 (New York, 1990).

Jaskot, Paul B., The Architecture of Oppression: The SS, Forced Labor and the Nazi Monumental Building Economy (London, 2000).

Jaworski, Rudolf, Vorposten oder Minderheit?: Der sudetendeutsche Volkstumskampf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CSR (Stuttgart,1977).

Jelavich, Barbara, Modern Austria: Empire and Republic, 1815-1986 (Cambridge,1987).

Jellonnek, Burkhard,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Die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n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 "Staatspolizeiliche Fahndungs- und Ermittlungsmethoden gegen Homosexuelle.Regionale Differenzen und Gemeinsamkeiten",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343-56.

Joachimsthaler, Anton, Hitlers Liste: Ein Dokument persönlicher Beziehungen (Munich, 2003).

John, Eckhard, Musikbolschewismus: Die Politisierung der Musik in Deutschland, 1918-1938 (Stuttgart, 1994).

Johnson, Eric A.,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1999).

Jung, Otmar, Plebiszit und Diktatur: Die Volksabstimm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Fälle "Austritt aus dem Völkerbund" (1933), "Staatsoberhaupt" (1934) und "Anschluss Üsterreichs" (1938) (Tübingen, 1995).

Jupper, Alfons (ed.), Staatliche Akten über die Reichskonkordatsverhandlungen 1933 (Mainz, 1969).

Kaftan, Kurt Gustav, Der Kampf um die Autobahnen: Geschichte der Autobahnen in Deutschland 1907-1935 (Berlin, 1955).

Kaienburg, Hermann, "Funktionswandel des KZ-Kosmo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1938-1945",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ï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259-84.

——, "Vernichtung durch Arbeit": Der Fall Neuengamme: Die Wirtschaftsbestrebungen der SS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KZ-Gefangenen (Bonn, 1990).

Kaiser, Ernst, and Knorn, Michael, "Wir lebten und schliefen zwischen den Toten": Rüstungsproduktion, Zwangsarbeit und Vernichtung in den Frankfurter Adlerwe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Kaiser, Fritz, Führer durch 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 (Berlin, 1937).

Kaiser, Jochen-Christoph, "Protestantismus, Diakonie und 'Judenfrage' 1933-41", VfZ 37 (1989), 673-714.

Kalshoven, Hedda (ed.), Ich denk so viel an Euch: Ein deutsch-holländischer Briefwechsel 1920-1949 (Munich, 1995 [1991]).

Kaplan, Marion A., Between Dignity and Despair: Jewish Life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8).

Kappeler, Alphons, Ein Fall von "Pseudologia phantastica"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Fritz Reck-Malleczewen (2 vols., Göppingen, 1975).

Karlsch, Rainer, and Stokes, Raymond G., Faktor Öl: Die Geschichte der Mineralöl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859-1974 (Munich, 2003).

Karow, Yvonne, Deutsches Opfer: Kultische Selbstauslöschung auf den Reichsparteitagen der NSDAP (Berlin, 1997).

Kaschuba, Wolfgang, Lebenswelt und Kultur der unterbürgerlichen Schicht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i (Munich, 1990).

——, and Lipp, Carola, "Kein Volk steht auf, kein Sturm bricht los. Stationen dörflichen Lebens auf dem Weg in den Faschismus", in Beck et al . (eds.), Terror und Hoffnung , 111-55.

——, Dörfliches Überleben: Zur Geschichte materieller und sozialer Reproduktion ländlicher Gesellschaft im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 (Tübingen, 1982).

Kater, Michael H., "Die ernsten Bibelforscher im Dritten Reich", VfZ 17 (1969),181-218.

——, "Die deutsche Elter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ssystem.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Famili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67 (1980), 484-512.

——, "Medizin und Mediziner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 244 (1987),299-352.

——, Doctors under Hitler (Chapel Hill, N.C., 1989).

——,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2). —,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97).

——, Composers of the Nazi Era: Eight Portraits (New York, 2000).

——, Hitler Youth (Cambridge, Mass., 2004).

——, and Riethmüller, Albrecht (eds.), Music and Nazism: Art under Tyranny, 1933- 1945 (Laaber, 2003).

Kehrl, Hans, Krisenmanager im Dritten Reich: 6 Jahre Frieden, 6 Jahre Krieg: Erinnerungen (Düsseldorf, 1973).

Keim, Wolfgang, Erziehung unter der Nazi-Diktatur (2 vols., Darmstadt, 1995-7).

Keinemann, Friedrich, Vom Krummstab zur Republik: Westfälischer Adel unter preussischer Herrschaft 1802-1945 (Bochum, 1997).

Keitz, Christine,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Massentou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 33 (1993), 179-209.

Keller, Bernhard, Das Handwerk im faschistischen Deutschland: Zum Problem der Massenbasis (Cologne, 1980).

Kershaw, Ian, "Antisemitismus und Volksmeinung. Reaktionen auf die Judenverfolgung",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 280-348.

——,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opular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 26 (1981), 261-89.

——,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 "How Effective Was Nazi Propaganda?", in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180-205.

——,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 "Der Überfall auf Polen u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in Deutschland", in Hansen et al . (eds.), Politischer Wandel , 237-50.

——, Hitler, 1889-1936: I Hubris (London, 1998).

——, Hitler, 1936-1945: II Nemesis (London, 2000).

——,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London, 2000 [1985]).

Kersten, Felix,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London, 1956 [1952]).

Kessler, Harry Graf, Tagebücher, 1918-1937 , ed. Wolfgang Pfeiffer-Belli (Frankfurt am Main, 1982 [1961]).

Ketelsen, Uwe-Karsten, Literatur und Drittes Reich (Schernfeld, 1992).

Kiaulehn, Walther, Mein Freund der Verleger—Ernst Rowohlt und seine Zeit (Reinbek, 1967).

Kieffer, Fritz, Judenverfolgung in Deutschland—eine innere Angelegenheit? Internationale Reaktionen auf die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1933-1939 (Stuttgart,2002).

Kiemeier, Klaus, The Ufa Story: A History of Germany's Greatest Film Company 1918-1945 (New York, 1996).

Kimmel, Günther,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Eine Studie zu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349-413.

Kirchberg, Peter, "Typisierung in der Kraftfahrzeugindustrie und der Generalbevollmächtigte für das Kraftfahrwe s e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9), 117-42.

Kirchliches Jahrbuch für die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 (Gütersloh, 1948).

Kirkpatrick, Clifford, Wome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39).

Kitchen, Marti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Kittel, Manfred, "Konfessioneller Konflikt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Blaschke (ed.), Konfessionen im Konflikt , 243-98.

Klee, Ernst, Die SA Jesu Christi: Die Kirchen im Banne Hitlers (Frankfurt am Main,1989).

Kleiber, Lore, "'Wo ihr seid, da soll die Sonne scheinen!'—Der Frauenarbeitsdienst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 188-214.

Klein, Burton H., 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Mass.,1959).

Klein, Thomas (ed.),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Hessen-Nassau, 1933-1936 (Cologne, 1986).

Kleine, George H., "Adelsgenossen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fZ 26 (1978),100-143.

Klemperer, Klemens von,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1992).

Klemperer, Victor, 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 (Leipzig, 1975 [1947]).

——, I Shall Bear Witness: 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33-1941 (London,1998 [1995]).

——, Tagebücher 1933-1934 (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 I) (Berlin, 1999 [1995]).

Klepper, Jochen, Unter dem Schatten Deiner Flügel: Aus den Tagebüchern der Jahre 1932-1942 (Stuttgart, 1956).

Klessmann, Christoph, "Osteuropaforschung und Lebensraum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 350-83.

Kley, Stefan, Hitler, Ribbentrop und die Entfessel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s (Paderborn, 1996).

Kling, Willi, Kleine Geschichte der IG Farben—der Grossfabrikant des Todes (Berlin,1957).

Klingemann, Carsten, "Social-scientific Experts—No Ideologu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in the Third Reich", in Turner and Käsler (eds.), Sociology Responds to Fascism , 127-54.

——, Soziologie im Dritten Reich (Baden-Baden, 1996).

Klinksiek, Dorothee, Die Frau im NS-Staat (Stuttgart, 1982).

Klönne, Arno,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Jugend und ihre Gegner (Cologne,1999 [1982]).

Klöss, Erhard (ed.), Reden des Führers: Politik und Propaganda Adolf Hitlers, 1922- 1945 (Munich, 1967).

Klotzbach, Kurt,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Dortmund 1930-1945: 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Studie (Hanover, 1969).

Knauer, Wilfried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stiz und Todesstrafe: Eine Dokumentation zur Gedenkstätte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Wolfenbüttel (Braunschweig, 1991).

Knigge-Tesche, Renate (ed.), Berater der Braunen Macht: Wissenschaft und Wissenschaftler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99).

Knipping, Franz, and Müller, Klaus-Jürgen, Macht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84).

Koch, Hans-Jörg, Das Wunschkonzert im NS-Rundfunk (Cologne, 2003).

Kochan, Lionel, "Martin Niemöller", in Gutm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 III. 1061.

Kocka, Jürgen (ed.), Theorien in der Praxis des Historikers (Göttingen, 1977).

Kohlrausch, Eduard (ed.), Deutsche Strafgesetze vom 19. Dezember 1932 bis 12. Juni 1934 (Berlin, 1934).

Komjathy, Anthony T., and Stockwell, Rebecca, German Minorities and the Third Reich: Ethnic German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New York,1980).

König, Ulrich, Sinti und Roma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Bochum, 1989).

Königseder, Angelika, and Wetzel, Juliane, "Die 'Bilderverbrennung' 1939—ein Pendant?",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5 (2003), 439-46.

Koonz, Claudia,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London, 1988 [1987]).

Kopf, Paul, and Miller, Max (eds.), Die Vertreibung von Bischof Joannes Baptista Sproll von Rottenburg, 1938-1945: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lichen Widerstands (Mainz, 1971).

Kopper, Christopher, "Die 'Arisierung' jüdischer Privatbank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 für Unterricht und Studium , 20 (1991),11-16.

——, "Privates Bankwes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ankhaus M. M.Warburg& Co.", in Werner Plumpe and Christian Kleinschmidt (eds.), Unternehmen zwischen Markt und Macht: Aspekte deutscher Unternehmens- und Industrie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Essen, 1992), 61-73.

——, Zwischen Marktwirtschaft und Dirigismus: Bank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 1933-1939 (Bonn, 1995).

Körber, Robert, Rassensieg in Wien, der Grenzfeste des Reiches (Vienna, 1939).

Kornrumpf, Martin, HAFRABA e.V.: Deutsche Autobahn-Planung 1926-1934 (Bonn,1990).

Kosthorst, Erich, and Walter, Bernd,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enlager im Dritten Reich: Beispiel Emsland (3 vols., Düsseldorf, 1983).

Kotowski, Albert S., Polens Politik gegenüber seiner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9- 1939 (Wiesbaden, 1998).

Kracauer, Siegfried,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N.J., 1947).

Kracik, Jörg, Die Politik des deutschen Aktivismus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1920-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9).

Kramer, David, "Jewish Welfare Work under the Impact of Pauperization", in Paucker et al . (eds.),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 173-88.

Kramer, Helgard, "Frankfurt's Working Women: Scapegoats or Winne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108-41.

Kratzsch, Gerhard, Der Gauwirtschaftsapparat der NSDAP: Menschenführung— "Arisierung"—Wehrwirtschaft im Gau Westfalen-Süd: Eine Studie zur Herrschaftspraxis im totalitären Staat (Münster, 1989).

——,"Die 'Entjudung' der mittelständischen Wirtschaft im Regierungsbezirk Arnsberg", in Herzig et al . (eds.),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 91-114.

Kraul, Margret, Das deutsche Gymnasium 1780-1980 (Frankfurt am Main, 1984).

Krausnick, Helmut, et al .,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1965]).

Kreimeier, Klaus, The Ufa Story: A History of Germany's Greatest Film Company, 1918-1945 (New York, 1996).

Kreisster, Felix (ed.), Fünfzig Jahre danach—der "Anschluss" von innen gesehen (Vienna, 1989).

Krellmann, Hanspeter (ed.), Wer war Richard Strauss?: Neunzehn Antw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9).

Kreutzer, Heike, Das Reichskirchenministerium im Gefüg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Düsseldorf, 2000).

Kroll, Gerhard, 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 (Berlin, 1958).

Kropat, Wolf-Arno, Kristallnacht in Hessen: Der Judenpogrom vom November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Wiesbaden, 1997 [1988]).

——, " Reichskristallnacht": Der Judenpogrom vom 7. bis 10. November 1938- Urheber, Täter, Hintergründe (Wiesbaden, 1997).

—— (ed.), Justiz und Judenverfolgung (2 vols., Wiesbaden, 1975).

Krudener, Jürgen von, "Zielkonflikte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grarpolitik: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des Leistungsproblems in zentralgelenkten Wirtschaftssystemen",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 94(1974), 335-61.

Krüger, Hardy, "Von der Ordensburg nach Babelsberg", in Leeb (ed.), " Wir waren ",49-55.

Krüger, Peter, Die Auss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5).

Krüger-Charlé, Michael, "Carl Goerdelers Versuche der Durchsetzung einer alternativen Politik 1933 bis 1937", in Schmädeke and Steinback (eds.), Der Widerstand ,383-404.

Kucera, Jaroslav, Minderheit im Nationalstaat: Die Sprachenfrage in den tschechisch deutschen Beziehungen 1918-1938 (Munich, 1999).

Kube, Alfred, Pour le me 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7 [1986]).

——,"Hermann Goering: Second Ma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62-73.

Kühl, Stefan, The Nazi Connection: Eugenics, American Racism,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94).

Kühnl, Reinhard, "Reichs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Tröger (ed.), Hochschule , 92-104.

Kulka, Otto Dov, "Die 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 und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im Lichte geheimer NS-Lage- und Stimmungsberichte", VfZ 32 (1984), 582-624.

——(ed.) Deutsches Judentum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 I: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1997).

Kupper, Alfons (ed.), Staatliche Akten über die Reichskonkordatsverhandlungen 1933 (Mainz, 1969).

Kwiet, Konrad, "Nach dem Pogrom: Stufen der Ausgrenzung", in Benz (ed.), Die Juden , 545-659.

——, "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The German Jews at the Crossroads," 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 139-53.

——, and Eschwege, Helmut (eds.),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umExistenz und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Laak, Dirk van, "Die Mitwirkenden bei der 'Arisierung'.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region, 1933-1940", in Büttner (ed.), Die Deutschen , 231-57.

——, "'Wenn einer ein Herz im Leibe hat, der lässt sich von einem deutschen Arzt behandeln'—Die 'Entjudung' der Essener Wirtschaft von 1933 bis 1941", in Alte Synagoge (ed.), Entrechtung und Selbsthilfe , 12-30.

Lächele, Rainer, Ein Volk, ein Reich, ein Glaube: Die Deutschen Christen in Württemberg 1925-1960 (Stuttgart, 1993).

Ladwig-Winters, Simone, Wertheim, ein Warenhausunternehmen und seine Eigentümer: Ein Beispiel der Entwicklung der Berliner Warenhäuser bis zur "Arisierung" (Münster, 1997).

——,"The Attack on Berlin Department Stores ( Warenhäuser ) after 1933", in Bankier (ed.), Probing , 246-67.

Lambert, Peter, "From Antifascist to Volkshistoriker: Demos and Etno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ritz Rörig, 1921-45", in Berger et al .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 137-49.

Lammers, Britta, Werb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taloge der "Grossen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 1937-1944 (Weimar, 1999).

Lane, Barbara Miller,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Mass., 1968).

Lange, Sabine, "... wir haben nicht nur das Chaos, sondern wir stehen an einem Beginn ..." Hans Fallada 1945-1946 (Neubrandenburg, 1988).

Langelüddeke, Albrecht, Die Entmannung von Sittlichkeitsverbrechern (Berlin,1963).

Laqua, Carsten, Wie Micky unter die Nazis fiel: Walt Disney und Deutschland (Reinbek, 1992).

Laqueur, Walter,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Analyses, Interpretations,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76).

Large, David Clay (ed.), 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Washington, D.C., 1991).

Lärmer, Karl, Autobahnbau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Zu den Hintergründen (Berlin, 1975).

Larsen, Stein U. et al .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Bergen, 1980).

Lauterbach, Iris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Das Parteizentrum der NSDAP am Königsplatz in München: Geschichte und Rezeption (Munich, 1995).

Lautmann, Rüdiger,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77).

——,"Gay Prisoner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s Compared with Jehovah's Witnesse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in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200-206.

Lee, W. Robert, and Rosenhaft, Eve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Oxford, 1990).

Leeb, Johannes (ed.), "Wir waren Hitlers Eliteschüler": Ehemalige Zöglinge der NS Ausleseschulen brechen ihr Schweigen (Hamburg, 1998).

Lehmann, Hartmut, and Melton, James Van Horn (eds.), Paths of Continuit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Cambridge, 1994).

——, and O exle, Otto Gerhard (ed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2 vols., Göttingen, 2004-5).

Lehmann, Joachim, "Mecklenburg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Modernisierung' in den dreissiger Jahren", in Bajohr (ed.), Norddeutschla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335-46.

Lehmbruch, Hans, "Acropolis Germaniae. Der Königsplatz-Forum der NSDAP", in Lauterbach (ed.), Bürokratie und Kult , 17-46.

Lehnert, Detlef,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 bis 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

Leimkugel, Franz, "Antisemitische Gesetzgebung in der Pharmazie, 1933-1939",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 230-35.

Leiser, Erwin, Nazi Cinema (London, 1974 [1968]).

Leitz, Christian, "Nazi Germany's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Foundation of HISMA/ROWAK", in Preston and Mackenzie (eds.), The Republic Besieged , 53-85.

Lenger, Friedrich,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andwerker seit 1800 (Frankfurt am Main, 1988).

Lenz, Rudolf, Karstadt: Ein deutscher Warenhauskonzern 1920-1950 (Stuttgart,1995).

Levi, Erik,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4).

Levine, Herbert S., Hitler's Free City: A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n Danzig, 1925- 39 (Chicago, 1973).

——, "The Mediator: Carl J. Burckhardt's Efforts to Avert a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45 (1973), 439-53.

Lewy, Guent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New York, 2000).

Ley, Michael, and Schoeps, Julian H.,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 (Bodenheim, 1997).

Ley, Robert, Soldaten der Arbeit (Munich, 1938).

Lidtke, Vernon L.,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Lindner, Helmut, "'Deutsche' und 'gegentypische' Mathematik. Zur Begründung einer 'arteigenen Mathematik' im 'Dritten Reich' durch Ludwig Bieberbach",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 88-115.

Lingelbach, Karl Christoph, Erziehung und Erziehungstheori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Ursprünge und Wandlungen der 1933-1945 in Deutschlands vorherrschenden erziehungstheoretischen Strömungen: Ihre politischen Funktion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ausserschulischen Erziehungspraxis des "Dritten Reiches "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970]).

Linsmayer, Ludwig, Politische Kultur im Saargebiet 1920-1932: Symbolische Politik, verhinderte Demokratisierung, nationalisiertes Kulturleben in einer abgetrennten Region (St Ingbert, 1992).

Löffler, Peter (ed.), Bischof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Akten, Briefe und Predigten 1933-1946 , I: 1933-1939 (Mainz, 1988).

Lohalm, Uwe,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Nazi Anti-Jewish Policy", in Bankier (ed.), Probing , 109-46.

London, John,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Manchester, 2000).

London, Louise, "Jewish Refugees, Anglo-Jewry and British Government Policy", in Cesarani (ed.), The Making of Modern Anglo-Jewry , 163-90.

——,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Jewish Refugees,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0).

Longerich, Peter,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unich, 1989).

——,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ropaganda", in Bracher et al . (eds.), Deutschland 1933-1945 , 291-314.

——,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 1998).

——, Der ungeschriebene Befehl: Hitler und der Weg zur "Endlösung" (Munich,2001).

Lorentz, Bernhard, "Die Commerzbank und die 'Arisierung' im Altreich. Ein Vergleich der Netzwerkstrukturen und Handlungsspielräume von Grossbanken in der NS-Zeit", VfZ 50 (2002), 237-68.

Lorenz, Saskia, "Die Zerstörung der Synago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rzig (ed.), Verdrängung und Vernichtung , 153-72.

Löwenthal, Richard, Die Widerstandsgruppe "Neu Beginnen" (Berlin, 1982).

——, and von zur Mühlen, Patrick (eds.), Widerstand und Verweigerung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Berlin, 1982).

Lowry, Stephen, Pathos und Politik: Ideologie in Spielfil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91).

Lucassen, Leo, Zigeuner: Die Geschichte eines polizeilichen Ordnungsbegriffes in Deutschland, 1700-1945 (Cologne, 1996).

Ludewig, Hans-Ulrich, and Kuessner, David, "Es sei also jeder gewarnt ": Das Sondergericht Braunschweig 1933-1945 (Braunschweig, 2000).

Ludwig, Johannes, Boykott—Enteignung—Mord: Die "Entjud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mburg, 1989).

Lundgreen, Peter (e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5).

Luther, Hans, Vor dem Abgrund, 1930-1933: Reichsbankpräsident in Krisenzeiten (Berlin, 1964).

Lüttichau, Mario-Andreas von, "'Deutsche Kunst' and 'Entartete Kunst': Die Münchner Ausstellungen 1937", in Schuster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2-36.

——,"' Entartete Kunst ',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45-81.

Macartney, Carlile A., and Palmer, Alan, Independent Eastern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1966).

Mack Smith, Denis,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London, 1976).

——,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1997 [1959]).

Macrakis, Kristie, Surviving the Swastika: Scientific Research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3).

Maier, Hans, Politische Religionen: Die totalitären Regime und das Christentum (Freiburg, 1995).

Maier, Helmut (ed.), Rüstungs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Organisation, Mobilisierung und Entgrenzung der Technik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2002).

Mairgünther, Wilfred, Reichskristallnacht (Kiel, 1987).

Maiwald, Klaus-Jürgen, Filmzensur im NS-Staat (Dortmund, 198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Berlin,2003).

Mallmann, Klaus-Michael, and Gerhard, Paul, Das zersplitterte Nein: Saarländer gegen Hitler (Bonn, 1989).

——, Herrschaft und Alltag: Ein Industrierevier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91).

——,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Gestapo, Society and Resistance", in Crew (ed.), Nazism , 166-96.

——, Milieus und Widerstand. Eine Verhaltens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1995).

Manchester, William, The Arms of Krupp, 1587-1968 (New York, 1970 [1968]).

Mandell, Richard D., The Nazi Olympics (London, 1972 [1971]).

Mann, Reinhard, Protest und Kontrolle im Dritten Re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im Alltag einer rheinischen Grossstadt (Frankfurt am Main, 1987).

Marcon, Helmut, Arbeitsbeschaffungspolitik der Regierungen Papen und Schleicher: Grundsteinlegung für die Beschäftigung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n, 1974).

Marcus, Joseph,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1939 (Berlin,1983).

Marschalck, Pete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84).

Marshall-Cornwell, James et al . (eds.),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Aus den Akten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Amtes (series A-E,Baden-Baden, 1951-95).

Marssolek, Inge, "Radio in Deutschland 1923-1960: Zur Sozialgeschichte eines Medium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27 (2001), 207-39.

——, "'Die Zeichen an der Wand'. Denunziation aus der Perspective des jüdischen Alltags im 'Dritten Reich'",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26 (2001), 204-18.

——, and Saldern, Adelheid von (eds.), Zuhören und Gehörtwerden , I: Radio im Nationalsozialismus: Zwischen Lenkung und Ablenkung (Tübingen, 1998).

——, Radiozeiten: Herrschaft, Alltag, Gesellschaft (1924-1960) . (Potsdam, 1999).

Martens, Stefan, "Die Rolle Hermann Göring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937/38", in Knipping and Müller (eds.), Machtbewusstsein , 75-82.

——, Hermann Göring: "Erster Paladin des Führers" und "Zweiter Mann im Reich" (Paderborn, 1985).

Marxen, Klaus, Das Volk und sein Gerichtshof: Eine Studie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 (Frankfurt am Main, 1994).

Marwell, David G., "Ernst Hanfstaengl: Des 'Führers' Klavierspieler", in Smelser et al . (eds.), Die braune Elite , II: 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 137-49.

Maschmann, Melita, 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London,1964).

Mason, Timothy W., "The Primacy of Polit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 165-95.

——,"The Legacy of 1918 for National Socialism", in Nicholls and Matthias(eds.), German Democracy , 215-40.

—— (ed.), Arbeiterklasse und Volksgemeinschaft: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rbeiterpolitik 1936-1939 (Opladen, 1975).

——,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Nazi German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 11(1987), 120-37.

——,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nce, R.I., 1993 [1977]).

——, "The Domestic Dynamics of Nazi Conquests: A Response to Critics",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 161-89.

——,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Women in Germany, 1925-1940: Family, Welfare and Work", in idem,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 131-211.

Mastny, Vojtech,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1942 (London, 1971).

Matthias, Erich, Mit dem Gesicht nach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68).

Matzerath, Horst (ed.), "... vergessen kann man die Zeit nicht, das ist nicht möglich ...": Kölner erinnern sich an die Jahre 1929-1945 (Cologne, 1985).

——, and Volkmann, Heinrich,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in Kocka (ed.), Theorien , 86-116.

Maurer, Trude, "The Background for Kristallnacht: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in Pehle (ed.), November 1938 , 44-72.

Mayer, Paul (ed.), Ernst Rowohlt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ck,1968).

McKee, Ilse, Tomorrow the World (London, 1960).

McLeod, Hugh, Piety and Poverty: Working-Class Religion in Berlin, London, and New York, 1870-1914 (New York, 1996).

——,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1789-1989 (Oxford, 1997 [1981]). Mead, Margaret, and Métraux, Rhoda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 1953).

Medick, Hans, and Sabean, David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Essays in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Kinship (Cambridge, 1984).

Meehan, Patricia, The Unnecessary War: Whitehall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London, 1992).

Mehl, Stefan, Das Reichsfinanzministerium und die Verfolg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43 (Berlin, 1990).

Mehrtens, Herbert, "Entartete 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Stuchlik (eds.), Hochschule ,113-28.

——, "Kollaborationsverhältnisse: Natur- und Technikwissenschaften im NS-Staat und ihre Historie",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 13-32.

——, and Richter, Steffen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S-Ideologie: Beiträg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s (Frankfurt am Main,1980).

Meier, Kurt, Die Deutschen Christen: Das Bild einer Bewegung im Kirchenkampf des Dritten Reiches (Göttingen, 1964).

Meier-Benneckenstein, Paul (ed.),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 IV: Deutschlands Aufstieg zur Grossmacht 1936 (Berlin, 1937).

Meinel, Christoph, and Voswinckel, Peter (eds.),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Kontinuitäten und Diskontinuitäten (Stuttgart,1994).

Melton, James Van Horn, "Continuities in Germ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1933-1960",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 1-18.

Melzer, Emanuel, "The Polish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1930-1939", in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 77-81.

Mendelsohn, Ezra,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Bloomington, Ind., 1983).

Mendes-Flohr, Paul, "Jewish Cultural Lif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Meyer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 283-312.

Mensing, Björn, Pfarrer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Geschichte einer Verstrickung am Beispiel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in Bayern (Göttingen, 1998).

Menz, Egon, "Sprechchor und Aufmarsch. Zur Entstehung des Thingspiel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330-46.

Merker, Reinhard,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Kulturideologie, Kulturpolitik, Kulturproduktion (Cologne, 1983).

Merkl, Peter H.,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N.J., 1975).

Merson, Allan, Communist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5).

Messerschmidt, Manfred, "Foreign Policy and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 541-717.

Meyer, Beate, "Jüdische Mischlinge": Rassenpolitik und Verfolgungserfahrung 1933-1945 (Hamburg, 1999).

——, "The Mixed Marriage: A Guarantee of Survival or a Reflection of German Society during the Nazi Regime?", in Bankier (ed.), Probing , 54-77.

Meyer,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1).

Meyer, Michael A. (ed.), German-Jewish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4 vols., New York, 1998 [1996]).

Meyhoff, Andreas, Blohm und Voss im "Dritten Reich": Eine Hamburger Grossfwerft zwischen Geschäft und Politik (Hamburg, 2001).

Meynert, Joachim, Was vor der "Endlösung" geschah: Antisemitische Ausgrenzung und Verfolgung in Minden-Ravensberg, 1933-1945 (Münster, 1988).

Mezger, Edmund, Kriminalpolitik auf kriminolog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1934). Michaelis, Herbert, and Schraepler, Ernst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25 vols., Berlin, 1965-79).

Michalka, Wolfgang, "Conflicts within the German Leadership on the Objectives and Tactic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33-9", in Mommsen and Kettenacke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 48-60.

——,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1940: Aussenpolitische Konzeptionen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9 [1980]).

——, "Joachim von Ribbentrop: From Wine Merchant to Foreign Minister",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165-72.

Milfull, John (ed.), The Attractions of Fascism: Social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s of the "Triumph of the Right" (New York, 1990).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0 vols., Oxford 1990-[1979-]).

Miller, Susanne, and Polthoff, Heinrich,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Leamington Spa, 1986).

Milton, Sybil, "The Expulsion of Polish Jews from Germany October 1938 to July 1939: A Documentatio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 29 (1984), 169-200.

——,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der dreissiger Jahre im Bild der in- und ausländischen Presse",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35-47.

——, "'Gypsies' a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eds.), Social Outsiders , 212-32.

Milward, Alan S., "Fascism and the Economy", in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 409-53.

Minuth, Karl-Heinz (ed.),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1933-1934 (2 vols., Boppard, 1983).

Mockler, Anthony, Haile Selassie's War (Oxford, 1984).

Moeller, Felix, Der Filmminister: Goebbels und der Film im Dritten Reich (Berlin,1998).

Möller, Hors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issenschaftsideologie", in Tröger (ed.), Hochschule , 65-76.

Moltmann, Günter, "Weltherrschaftsideen Hitlers", in Brunner and Gerhard(eds.), Europa und Übersee , 197-240.

Mommsen, Hans, Beamtentum im Dritten Reich: Mit ausgewählten Quellen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amtenpolitik (Stuttgart, 1976).

——, and Grieger, Manfred, Das Volkswagenwerk und seine Arbeiter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6).

——, and Willems, Susanne (eds.), Herrschaftsalltag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und Texte (Düsseldorf, 1988).

Mommsen, Wolfgang J., and Kettenacker, Lotha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83).

Montefiore, Simon Sebag,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

Morsch, Günter, "Oranienburg-Sachsenhausen, Sachsenhausen-Oranienburg",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111-34.

Morse, Arthur D., While Six Million Died: A Chronicle of American Apathy (New York, 1967).

Moser, Jonny, "Depriving Jews of Their Legal Righ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hle(ed.), November 1938 , 127-32.

Mosse, George L. (ed.),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75).

——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New Thoughts and New Approaches (London,1979).

Mosse, Werner E., The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820-1935: A Socio-Cultural Profile (Oxford, 1989).

Mühlen, Patrick von zur, " Schlagt Hitler an der Saar!": Abstimmungskampf, Emigration und Widerstand im Saargebiet, 1933-1935 (Bonn, 1979).

Müller, Christian,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November 1933. Kriminalpolitik als Rassenpolitik (Baden-Baden, 1997).

——,"'Modernes' Strafrech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Gewohnheitsverbrechergesetz vom 24. 11. 1933", in Franz-Josef Düwell and Thomas Bormbaum (eds.), Themen juristischer Zeitgeschichte , III (Baden-Baden,1999), 46-70.

Müller, Franz, Ein "Rechtskatholik" zwischen Kreuz und Hakenkreuz: Franz von Papen als Sonderbevollmächtigter Hitlers in Wien 1934-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0).

Müller, Hans, Deutsches Bauerntum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en (Witzburg,1940).

Müller, Ingo,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e. Ihre Stellung im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s", in Bennhold (ed.), Spuren des Unrechts , 17-34.

Müller, Joachim, Sterilisation und Gesetzgebung bis 1933 (Husum, 1985).

Müller, Klaus-Jürgen, 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69).

—— (ed.), General Ludwig Beck: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ä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 (Boppard, 1980).

——,"Militärpolitik nicht Militäropposi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 235(1982), 355-71.

Müller-Waldeck, Gunnar, and Ulrich, Roland, Hans Fallada: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Briefen (Berlin, 1997).

Münkel, Daniela, Bauer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Landkreis Celle im Dritten Reich (Bielefeld, 1991).

——, "Hakenkreuz und 'Blut und Boden'. Bäuerliches Leben im Landkreis Celle 1933-1939",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 40 (1992),206-47.

——,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grarpolitik und Bauernallt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 Der lange Abschied vom Agrarland: Agrarpolitik, Landwirtschaft und ländliche Gesellschaft zwischen Weimar und Bonn (Göttingen, 2000).

Muskalla, Dieter, NS-Politik an der Saar unter Josef Bürckel: Gleichschaltung— Neuordnung—Verwaltung (Saarbrücken, 1995).

Mussgnug, Dorothee, Die Reichsfluchtsteuer 1931-1933 (Berlin, 1993).

Nelles, Dieter, "Jan Valtins 'Tagebuch der Hölle—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eines Schlüsselromans der Totalitarismustheorie", 1999: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 9 (1994), 11-45.

——, "Organisation des Terror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 , 25 (2002), 5-28.

——, "Die Rehabilitation eines Gestapo-Agenten: Richard Krebs/Jan Valtin", Sozial Geschichte , 18 (2003), 148-58.

Neugebauer, Wolfgang, (ed.),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m Burgenland: Eine Dokumentation (Vienna, 1979).

Neuhäusler, Johann, Kreuz und Hakenkreuz: 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 (Munich, 1946).

Neurath, Paul Martin, Die Gesellschaft des Terrors: Innenansichte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und Buchenwald (Frankfurt am Main, 2004).

Neville, Peter, Appeasing Hitler: The Diplomacy of Sir Nevile Henderson, 1937-39 (Basingstoke, 1999).

Newman, Simo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A Study in the Continuit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xford, 1976).

Nicholas, Lynn H.,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94).

Nicholls, Anthony J., and Matthias, Erich (eds.), German Democracy and the Triumph of Hitler: Essays in Recent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71).

Nicosia, Francis R.,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London, 1985).

——,"Ein nützlicher Feind: Zionismus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39", VfZ 37 (1989), 367-400.

——, and Lawrence D. Stokes (eds.), Germans Against Nazism: Non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Essays in Honour of Peter Hoffmann (Oxford, 1990).

Niedhart, Gottfried, and Broderick, George, Lieder in Politik und Allta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Niemann, Harry, and Herman, Armin (eds.), Die Entwicklung der Motorisierung im Deutschen Reich und den Nachfolgestaaten (Stuttgart, 1995).

Niemöller, Martin, From U-boat to Pulpit (London, 1936 [1934]).

——, Dahlemer Predigten 1936/37 (Munich, 1981).

Niermann, Hans-Eckhard, Die Durchsetzung politischer und politisierter Strafjustiz im Dritten Reich (Düsseldorf, 1995).

Niethammer, Lutz (ed.),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wo man die heute hinsetzen soll": Faschismuserfahrungen im Ruhrgebiet: Lebensgeschichte und Sozialkultur im Ruhrgebiet 1930 bis 1960 (Berlin, 1983).

Nipperdey, 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2 vols., Munich, 1990).

Niven, William, "The Birth of Nazi Drama? Thing Plays", in London (ed.), Theatre under the Nazis , 54-95.

Noakes, Jeremy, "The Oldenburg Crucifix Struggle of November 1936: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 210-33.

——, "Nazism and Revolution", in Noel O'Sullivan (ed.),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London, 1983), 73-100.

——, "Nazism and Eugenics: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zi Sterilization Law of 14 July 1933", in Bullen et al .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 75-94.

——,"Wohin gehören die 'Judenmischlinge'? Die Entstehung der ersten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zu den Nürnberger Gesetzen", in Büttner (ed.), Das Unrechtsrregime , II. 69-89.

——,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azi Terror", in O'Sullivan (ed.), Terrorism,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 67-87.

——, "Social Outcasts in the Third Reich", in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183-96.

——, "The Development of Nazi Policy towards the German-Jewish ' Mischlinge ',1933-1945",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 34 (1989), 291-354.

——,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4 vols., Exeter, 1983-98 [1974]).

Nitschke, Peter, "Polizei und Gestapo. Vorauseilender Gehorsam oder polykratischer Konflikt?",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306-22.

Noam, Ernst, and Kropat, Wolf-Arno (eds.), Justiz und Judenverfolgung (2 vols.,Wiesbaden, 1975).

Nothnagel, Hans, and Dähn, Ewald, Juden in Suhl: Ein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Konstanz, 1995).

Novick, Peter, 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ondon, 2000).

Nye, David E. (ed.), 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 From Reaping to Recycling (Amherst, Mass., 1999).

Obenaus, Herbert, "The Germans: 'An Antisemitic People'. The Press Campaign after 9 November 1938", in Bankier (ed.), Probing , 147-80.

Oberkrome, Willi, Volksgeschichte: 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8-1945 (Göttingen,1992).

Obst, Dieter, Reichskristallnacht: Ursachen und Verlauf des antisemitischen Pogroms vom November 1938 (Frankfurt am Main, 1991).

Oehler, Christiane, Die Rechtsprechung des Sondergerichts Mannheim 1933-1945 (Berlin, 1997).

Ogan, Bernd, and Weiss, Wolfgang W., Faszination und Gewalt: Zur politischen Ästhe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Nuremberg, 1992).

O'Neill, Robert J.,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1933-1939 (London, 1968 [1966]).

Orth, Karin,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1999).

Ortmeyer, Benjamin, Schulzeit unterm Hitlerbild: Analysen, Berichte,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1996).

Osterroth, Franz, and Schuster, Dieter, Chron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Hanover, 1963).

O'Sullivan, Noel (ed.), Terrorism,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Brighton, 1986).

Overy, Richard J., "Cars, Road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Germany, 1932-193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2nd Series, 28 (1975), 466-83.

——, "The German Pre-war Production Plans: November 1936-April 19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90 (1975), 778-97.

——, "The German Motorisierung and Rearmament: A Re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32 (1979), 107-13.

——,"Heavy Industr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eichswerke Crisis",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 15 (1985), 313-39.

——, "Unemployment in the Third Reich", Business History , 29 (1987), 253-82.

——,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2004).

Padover, Saul K., Experiment in German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ew York, 1946).

Pahl-Weber, Elke, and Schubert, Dirk, "Myth and Reality in National Socialist Tow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Hamburg, 1933-45", Planning Perspectives , 6 (1991), 161-88.

Papen, Franz von, Memoirs (London, 1952).

Paret, Peter, An Artist Against the Third Reich: Ernst Barlach, 1933-1938 (Cambridge, 2003).

Parker, Robert A. C.,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 "Alternatives to Appeasement", in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206-21.

——,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London, 2000).

Parkinson, Fred (ed.), Conquering the Past: Austrian Nazism Yesterday and Today (Detroit, Mich., 1959).

Pätzold, Kurt, and Runge, Irene, Pogromnacht 1938 (Berlin, 1988).

Paucker, Arnold et al . (eds.),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1945 (Tübingen,1986).

Paul, Gerhard, "Deutsche Mutter—heim zu Dir!": Warum es misslang, Hitler an der Saar zu schlagen: Der Saarkampf 1933-1935 (Cologne, 1984).

——,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0).

——, and Mallmann, Klaus-Michael, "Auf demWege zu einer Sozialgeschichte des Terrors: Eine Zwischenbilanz", in idem (eds.), Die Gestapo , 3-18.

——, Milieus und Widerstand: Eine Verhaltens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1995).

—— (eds.), Die Gestapo: Mythos und Realität (Darmstadt, 1995).

Pauley, Bruce F., Hitler and the Forgotten Nazis: 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Chapel Hill, N.C., 1981).

——, 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 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 (Chapel Hill, N.C., 1992).

Pehle, Walter H., November 1938: From "Reichskristallnacht" to Genocide (New York, 1991).

Pentzlin, Heinz, Hjalmar Schacht: Leben und Wirken einer umstrittenen Persönlichkeit (Berlin, 1980).

Perkins, John, "Nazi Autarchic Aspirations and the Beet-Sugar Industry, 1933-39",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 29 (1990), 497-518.

Perry, Marvin, and Schweitzer, Frederick M., Jewish-Christian Encounters over the Centuries: Symbiosis, Prejudice, Holocaust, Dialogue (New York, 1994).

Petach, Joachim, "Architektur als Weltanschauung: Die Staats- und Parteiarchitektu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197-204.

Peter, Karen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 V: 1937 (Munich, 1998); VI: 1938 (Munich, 1999).

Peterson, Agnes. F., et al . (eds.),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 bis 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eterson, Edward N., 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 (Princeton, N.J., 1969).

Petrick, Fritz, "Eine Untersuchung zur Beseitigung der Arbeitslosigkeit unter der deutschen Jugend in den Jahren von 1933 bis 1935",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7), 287-300.

Petropoulos, Jonathan, "A Guide through the Visual Ar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Third Reich",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 121-53.

——,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N.C., 1996).

——, The Faustian Bargain: The Art World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0).

——,"From Seduction to Denial: Arno Breker's Engagement with National Socialism", in Etlin (ed.), Art , 205-29.

Petsch, Joachim, "Architektur und Städtebau im Dritten Reich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175-98.

Petzina, Dietmar, "Hauptproblem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politik 1932/33", VfZ 15 (1967), 18-55.

——, Autarkie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ierjahresplan (1936-42) (Stuttgart, 1968).

——,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Wiesbaden, 1977).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Unemploymen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 29-48.

—— et al .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 II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1945 (Munich, 1978).

Petzold, Joachim, Franz von Papen: 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 (Munich, 1995).

Peukert, Detlev J. K., Die KPD im Widerstand: Verfolgung und Untergrundarbeit an Rhein und Ruhr 1933 bis 1945 (Wuppertal, 1980).

——, "Working-Class Resistance: Problems and Options", in Large (ed.), Contending with Hitler , 35-48.

——, "The Genesis of the 'Final Solution' from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Childers and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 234-52.

——, and Reulecke, Jürgen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1).

Peuschel, Harald, Die Männer um Hitler: Braune Biographien—Martin Bormann, Joseph Goebbels, Hermann Göring, Reinhard Heydrich, Heinrich Himmler und andere (Düsseldorf, 1982).

Phillips, Marcus S., "The Nazi Control of the German Film Indust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 1 (1971), 37-68.

Picker, Henry (ed.),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42 (Bonn,1951).

Piekalkiewicz, Janusz, Polenfeldzug: Hitler und Stalin zerschlagen die Polnische Republik (Bergisch Gladbach, 1982).

Pikarski, Margot, and Uebel, Günter (eds.), Die KPD lebt! Flugblätter aus dem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1945 (3 vols., Berlin, 1980-89).

——, Gestapo-Berichte über den antifaschistischen Widerstandskampf der KPD 1933 bis 1945 (3 vols., Berlin, 1989-90).

Pine, Lisa, "The Dissemination of Nazi Ideology and Family Virtues through School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 25 (1996), 91-110.

——, Nazi Family Policy, 1933-1945 (Oxford, 1997).

Pingel, Falk, Häftlinge unter SS-Herrschaft: Widerstand, Selbstbehauptung und Vernichtung im Konzentrationslager (Hamburg, 1978).

——,"Konzeption und Prax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 bis 1938. Kommentierende Bemerkungen",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148-66.

Plache, Bruno, Das Raumgefüge der Welt: Erdkundebuch für Schulen mit höheren Lehrzielen , I: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39).

Plant, Richard,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Edinburgh,1987 [1986]).

Platner, Geert (ed.), Schule im Dritten Reich, Erziehung zum Tod? 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83).

Plum, Günter, "Wirtschaft und Erwerbsleben", in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 268-313.

Plumpe, Gottfried, Die I.G. Farbenindustrie AG: Wirtschaft, Technik und Politik 1904-1945 (Berlin, 1990).

——, "Antwort auf Peter Haye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8 (1992), 526-32.

Plumpe, Werner, and Kleinschmidt, Christian (eds.) Unternehmen zwischen Markt und Macht: Aspekte deutscher Unternehmens- und Industrie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Essen, 1992).

Pöggeler, Franz, "Politische Inhalte in Fibeln und Lesebüchern des 'Dritten Reiches'", in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 75-104.

Pohle, Heinz, Der Rundfunk als Instrument der Politik: Zur Geschichte des Rundfunks von 1923 bis 1928 (Hamburg, 1955).

Pois, Robert A.,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Nature (London, 1986).

Poliakov, Léon, and Wulf, Josef (eds.),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mente (Berlin, 1959).

Poller, Walter, Arztschreiber in Buchenwald: Bericht des Häftlings 996 aus Block 36 (Hamburg, 1946).

Polster, Bernd, Swing Heil: Jazz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89).

Pommerin, Reiner,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8-1937 (Düsseldorf, 1979).

Potter, Pamela M., "The Nazi 'Seizure'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 the Decline of a Bourgeois Musical Institution",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 39-65.

——,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Haven, Conn., 1998).

Prantl, Helmut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 V: Regierungsbezirk Pfalz 1933-1940 (Mainz, 1978).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39 (London, 1986).

——, Franco: A Biography (London, 1993).

——, and Mackenzie, Anne L. (eds.), The Republic Besieged: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Edinburgh, 1996).

Prieberg, Fred K., Musik im NS-Staat (Frankfurt am Main, 1982).

——, Trial of Strength: Wilhelm Furtwängler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91 [1986]).

Prinz, Michael, 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Zeit (Munich, 1986).

Prinzhorn, Hans, 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 Ein Beitrag zur Psychologie und Psychopathologie der Gestaltung (Berlin, 1922).

Probst, Volker, Der Bildhauer Arno Breker (Bonn, 1978).

Proctor, Robert N.,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London, 1988).

——, The Nazi War on Cancer (Princeton, N.J., 1999).

Prümm, Karl, "Das Erbe der Front. Der antidemokratische Kriegsroma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sein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Fortsetzung",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138-64.

Przyrembel, Alexandra, "Rassenschande": Reinheitsmythos und Vernichtungslegitim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2003).

Pyta, Wolfram, 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 Die Verschränkung von Milieu und Parteien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Landgebieten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96).

Quine, Maria S., Population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Fascist Dictatorships and Liberal Democracies (London, 1996).

Rabinbach, Anson G.,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German Critique , 1 (1974), 127-53.

——,"The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Mosse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 189-222.

Rabinovici, Doron, "Expediting Expropriation and Expulsion: The Impact of the'Vienna Model' on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 Gemany, 1938",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 14 (2000), 390-414.

——,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Main, 2000).

Rainbird, Sean (ed.), Max Beckmann (New York, 2003).

Raitz von Frentz, Christian, A Lesson Forgotten: Minority Protection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Case of the German Minority in Poland, 1920-1934 (Münster, 2000).

Rammstedt, Otthein, "Theorie und Empirie des Volksfeindes. Zur Entwicklung einer'deutschen Soziologie'",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 253-313.

Rave, Paul Ortwin, Kunstdiktatur im Dritten Reich (Hamburg, 1949).

Read, Anthony, and Fisher, David,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 Soviet Pact, 1939-1941 (London, 1988).

——, Kristallnacht: Unleashing the Holocaust (London, 1989).

Rebentisch, Dieter, "Die 'politische Beurteilung' als Herrschaftsinstrument der NSDAP",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107-28. Reck, Friedrich, 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essenwahns (Stuttgart, 1968 [1937]).

——,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London, 2000 [1966]).

Reese, Dagmar, and Sachse, Carola, "Frauenforschung zum Nationalsozialismus.Eine Bilanz", in Gravenhorst and Tatschmurat (eds.), Töchter-Fragen , 73-106. Regge, Jürgen, and Schubert, Werner (eds.), Quellen zur Reform des Straf- und Strafprozessrechts, 2. Abteilung: NS-Zeit (1933-1939)—Strafgesetzbuch , I: Entwürfe eines Strafgesetzbuchs ; II: Protokolle der Strafrechtskommission des Reichsjustizministeriums (2 vols., Berlin, 1988-9).

Reich, Simon, The Fruits of Fascism: Postwar Prospe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1990).

Reichel, Peter, Der schöne Schein des Dritten Reiche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des Faschismus (Munich, 1992).

——,"'Volksgemeinschaft' und Führer-Mythos",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 137-50.

Reichl, Johannes M., Das Thingspiel. Über den Versuch ein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ehrstück-Theaters (Euringer—Heynick—Möller) (Frankfurt, 1998).

Reichsjugendführung, HJ im Dienst, Ausbildungsvorschrift für die Ertüchtig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Berlin, 1935).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1999).

——(ed.),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 II: Entwicklergslinien und Wendepunkte im 20. Jahrhundert (Berlin, 2001).

Reinharz, Jehuda, and Schatzberg, Walter (eds.), The Jewish Response to German Cultur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Hanover, N.H.,1985).

Remane, Horst, "Conrad Weygand und die 'Deutsche Chemie'",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 183-91.

Remy, Steven P., The Heidelberg Myth: The Nazifi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a Germa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2002).

Rentschler, Eric,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Cambridge,Mass., 1996).

Resse, Dagmar, "Bund Deutscher Mädel. Zur Geschichte der weiblichen deutschen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 163-87.

Reuband, Karl-Heinz, "Denunziation im Dritten Reich. Die Bedeutung von Systemunterstützung und Gelegenheitsstrukture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26(2001), 219-34.

Reuth, Ralf Georg, Goebbels: Eine Biographie (Munich, 1990).

Reynolds, David,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Rheinland-Pfalz, Ministerium der Justiz (e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NS Sondergerichtsverfahren in Rheinland-Pfalz: Eine Dokumentation (3 vols.,Frankfurt am Main, 1994).

Rhodes, James M.,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1980).

Ribbe, Wolfgang (ed.), Die Lageberichte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über die Provinz Brandenburg und die Reichshauptstadt Berlin 1933 bis 1936 , I: Der Regerierungsbezirk Potsdam (Cologne, 1998).

Ribbentrop, Joachim von,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1953]).

Ribhegge, Wilhelm,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Europa in Westfalen (Münster, 1985).

Richardi, Hans-Günter, Schule der Gewal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1933- 1934 (Munich, 1983).

Richards, Donald Ray, The German Bestsell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and Analysis, 1915-1940 (Berne, 1968).

Richarz, Monika,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 1918-1945 (3 vols., Stuttgart, 1982).

Richter, Steffen, "Die 'Deutsche Physik'",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 116-41.

Riefenstahl, Leni, Memoiren 1902-1945 (Berlin, 1990 [1987]).

Riethmüller, Albrecht, "Stefan Zweig and the Fall of the Reich Music Chamber President Richard Strauss",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269-91.

Rigg, Bryan Mark,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The Untold Story of Nazi Racial Laws and Men of Jewish Descent in the German Military (Lawrence, Kans., 2002).

Rinser, Luise, Saturn auf der Sonne (Frankfurt am Main, 1994).

Ritchie, James M., Gottfried Benn: The Unreconstructed Expressionist (London,1972).

——,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1983).

Ritschl, Albrecht, 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 1924-1934: Binnenkonjunktur, Auslandsverschuldung und Reparationsproblem zwischen Dawes-Plan und Transfersperre (Berlin, 2002).

Ritter, Gerhard,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 4 (1953), 513-21.

Robbins, Keith, Munich 1938 (London, 1968).

Roberts, Geoffrey K., The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London, 1991). Rohde, Horst, "Hitler's First Blitzkrieg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orth-eastern Europe",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ed.), Germany , II. 67-150.

Röhr, Werner, "Über die Initiative zur terroristischen Gewalt der Gestapo—Fragen und Einwände zu Gerhard Paul", in idem and Brigitte Berlekamp (eds.), Terror, Herrschaft und 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robleme der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Münster, 1995), 211-24.

Roos, Hans, A History of Modern Polan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66 [1961]).

Rosenberg, Alfred, Blut und Ehre: Ein Kampf für deutsche Wiedergeburt: Reden und Aufsätze von 1919-1933 (Munich, 1934).

——, 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Wertung der seelisch-geistigen Gestaltenk ä mpfe unserer Zeit (Munich, 1935).

Rosenkranz, Herbert,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Vienna, 1978).

Rosenstock, Werner, "Exodus 1933-1939: A Survey of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 1 (1956), 373-90.

Rösgen, Hans Jürgen, Die Auflösung der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bände im Dritten Reich (Bochum, 1995).

Ross, Dieter, Hitler und Dollfuss. Die deutsche Österreich-Politik, 1933-1934 (Hamburg, 1966).

Rossmeissl, Dieter, "Ganz Deutschland wird zum Führer halten ..." Zur politischen Erziehung in den Schulen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Rostock, Jürgen, and Zadnicek, Franz, Paradiesruinen: Das KdF-Seebad der Zwanzigtausend auf Rügen (Berlin, 1997 [1992]).

Rothfels, Hans, Ostraum Preussentum und Reichsgedanke: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Vorträge und Reden (Leipzig, 1935).

Rüger, Maria (ed.), Kunst und Kunstkritik der dreissiger Jahre: 29 Standpunkte zu künstl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Prozessen und Kontroversen (Dresden, 1990).

Ruhnau, Rüdiger, Die Freie Stadt Danzig, 1919-1939 (Berg am See, 1979).

Runzheimer, Jürgen, "Der Überfall auf den Sender Gleiwitz im Jahre 1939", VfZ 10(1962), 408-26.

Rürup, Reinhard (ed.), Jüdische Geschichte in Berlin (Berlin, 1995).

Sachse, Carola, Industrial Housewives: Women's Social Work in the Factories in Nazi Germany (London, 1987).

Safrian, Hans, Die Eichmann-Männer (Vienna, 1992).

——, "Expediting Expropriation and Expulsion: The Impact of the 'Vienna Model'on Anti-Jewish Policies in Nazi Germany, 1938",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 14 (2000), 390-414.

Saldern, Adelheid von,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 Handwerker— Einzelhändler—Bauer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1979]).

——,"'Alter Mit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 Anmerkungen zu einer Kontrover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2 (1986), 235-43.

——, "Victims or Perpetrators?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Nazi State", in Crew(ed.), Nazism , 141-65.

——, "'Art for the People': From Cultural Conservatism to Nazi Cultural Policies",in idem,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 299-347.

——,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 (Ann Arbor, 2002).

Salewski, Michael,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70-75).

Sänger, Fritz, Politik der Täuschungen. Missbrauch der Presse im Dritten Reich. Weisungen, Informationen, Notizen, 1933-1939 (Vienna, 1975).

Sasuly, Richard, IG Farben (New York, 1947).

Sauer, Paul, (ed.), Die Schicksale der jüdischen Bürger Baden-Württembergs wä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szeit 1933-1945 (Stuttgart, 1969).

Sauerbruch, Ferdinand, Das war mein Leben (Bad Wörishofen, 1951).

Sbacchi, Alberto,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1941 (Lawrenceville, N.J., 1997).

Schaafhausen, Frederick W., Das Auslandsdeutschtum (Cologne, 1934).

Schaary, David, "The Romanian Authorities and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Roman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 89-95. Schacht, Hjalmar H. G., My First Seventy-Six Years: The Autobiography of Hjalmar Schacht (London, 1955).

Schadt, Jörg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Baden: Die Lageberichte der Gestapo und des Generalstaatsanwalts Karlsruhe, 1933-1940 (Stuttgart, 1976).

Schäfer, Hans Dieter, Das gespaltene Bewusstsein: Über deutsche Kultur und Lebenswirklichkeit 1933-1945 (Munich, 1982).

Schausberger, Norbert, Der Griff nach Österreich: Der Anschluss (Vienna, 1978).

——, "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s Anschlusses Österreichs an das Deutsche Reich(Dokumentatio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8 (1970), 133-64.

Schemm, Hans, Hans Schemm spricht: Seine Reden und sein Werk (Bayreuth, 1941[1935]).

Schenkendorf, Leopold von, and Hoffmann, Heinrich, Kampf um's dritte Reich: Eine historische Bilderfolge (Altona-Bahrenfeld, 1933).

Scherer, Klaus, "Asoziale" im Dritten Reich: Die vergessenen Verfolgten (Münster,1990).

Schirach, Baldur von,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Leipzig, 1938 [1934]).

Schleier, Hans, "D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18-1943", in Streisand (ed.),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II. 51-302.

——, "German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Dreams of a Powerful Nation-state and German Volkstum Come True", in Berger et al .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 176-88.

Schleiermacher, Sabine, Sozialethik im Spannungsfeld von Sozial- und Rassenhygiene: Der Mediziner Hans Harmsen im Centralausschuss für die Innere Mission (Husum, 1998).

Schliebs, Siegfried, "Verboten, verbrannt, verfolgt ... Wolfgang Herrmann und seine 'Schwarze Liste: Schöne Literatur'vom Mai 1933. Der Fall des Volksbibliothekars Dr Wolfgang Herrmann", in Haarmann et al . (eds.),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 442-54.

Schlotterbeck, Friedrich,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s: A German Worker Remembers (1933-1945) (London, 1947).

Schlüter, Holger, Die Urteils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gerichtshofs (Berlin, 1995).

Schmädeke, Jürgen, and Steinbach, Peter (eds.),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Hitler (Munich, 1986).

Schmeer, Karlheinz, Die Regi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1956).

Schmid, Hans-Dieter, "'Anständige Beamte' und 'üble Schläger'. Die Staatspolizeileitstelle Hannover",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133-60.

Schmidl, Erwin A., März 38: Der deutsche Einmarsch in Österreich (Vienna, 1987). Schmidt, Herbert, "Beabsichtige ich die Todesstrafe zu beantrage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ondergerichtsbarkeit im Oberlandesgerichtsbezirk Düsseldorf 1933-1945 (Essen, 1998).

Schmidt, Jürgen, Martin Niemöller im Kirchenkampf (Hamburg, 1971).

Schmidt, Uta C., "Der Volksempfänger: Tabernakel moderner Massenkultur", in Marssolek and von Saldern (eds.), Radiozeiten , 136-59.

Schmidt-Schönbeck, Charlotte, 300 Jahre Physik und Astronomie an der Kieler Universität (Kiel, 1965).

Schmiechen-Ackermann, Detlef, Anpassung, Verweigerung, Widerstand: Soziale Milieus, politische Kultur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im regionalen Vergleich (Berlin, 1997).

——, Kooperation und Abgrenzung: Bürgerliche Gruppen, evangelische Kirchengemeinden und katholisches Sozialmilieu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annover (Hanover, 1999).

——, "Der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VfZ 48 (2000), 575-602.

Schmoldt, Benno (ed.), Schule in Berlin: Gestern und heute (Berlin, 1989).

Schmuhl, Hans-Walter,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 1890-1945 (Göttingen,1987).

Schmutzer, Reinhard, "Der Wahlsieg der Sudetendeutsche Partei: Die Legende von der faschistischen Bekenntniswahl", Zeitschrift für Ostforschung , 41 (1992),345-84.

Schnass, Franz, Nationalpolitische Heimat- und Erdkunde, eine lebensnahe Methodik (Osterwieck am Harz, 1938).

Schneider, Christian, et al ., Das Erbe der NAPOLA: Versuch einer Generationen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Schneider, Michael,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Work Creation Policy in Germany,1930-1933", in Stachura (ed.), Unemployment , 163-86.

——, "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1999).

Schneider, Thomas Martin, Reichsbischof Ludwig Müller: Eine Untersuchung zu Leben,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 (Göttingen, 1993).

Schneider, Tobias, "Bestseller im Dritten Reich. Ermittlung und Analyse der meistverkauften Romane in Deutschland 1933-1944", VfZ 52 (2004), 77-97.

Schnell, Ralf, Literarische innere Emigration: 1933-1945 (Stuttgart, 1976).

Schnorbach, Hermann, Lehrer und Schule unterm Hakenkreuz: Dokumente des Widerstands von 1930 bis 1945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3).

Schoenbaum, David,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 (London, 1967).

Scholder, Klaus, 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 I: Vorgeschichte und Zeit der Illusionen 1918-1934 (Frankfurt am Main, 1977).

——, Die Kirchen und das Dritte Reich , II: Das Jahr der Ernüchterung 1934: Barmen und Rom (Berlin, 1985).

Scholtz, Harald, NS-Ausleseschulen: Internatsschulen als Herrschaftsmittel des Führerstaates (Göttingen, 1973).

Schönberger, Angela, Die neue Reichskanzlei von Albert Speer: Zum Zusammenhang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Ideologie und Architektur (Berlin, 1981).

Schönhagen, Benigna, Tübingen unterm Hakenkreuz: Eine Universitätsstadt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Tübingen, 1991).

Schönwälder, Karen, Historiker und Politik.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2).

Schopf, Roland, "Von Nibelungentreue, Märtyrertod und verschwörerischer Verschwiegenheit", in Hohmann (ed.), Erster Weltkrieg , 194-214.

Schoppmann, Claudia, Days of Masquerade: Life Stories of Lesbian Women dur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6 [1993]).

Schöttler, Peter, 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Legitimationswissenschaft 1918-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chröder, Gerald, "Die 'Wiedergeburt' der Pharmazie—1933 bis 1934",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 166-88.

Schubert, Dirk, "'... Ein neues Hamburg entsteht ...'. Planungen in der 'Führerstadt'Hamburg zwischen 1933-1945", in Hartmut Frank (ed.), Faschistische Architekturen , 299-318.

Schubert, Giselher, "The Aesthetic Premises of a Nazi Conception of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 64-74.

Schuker, Stephen A., "France and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Rhineland, 1936",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 14 (1986), 299-338. (Also in Finney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222-44).

Schulte-Sasse, Linda, Entertaining the Third Reich: Illusions of Wholeness in Nazi Cinema (Durham, N.C., 1996).

S chultheis, Herbert, Die Reichskristallnacht in Deutschland nach Augenzeugenberichten (Bad Neustadt an der Saale, 1985).

Schulz, Günther, Die Angestellten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Munich, 2000).

Schulze, Winfried,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unich, 1989).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 19-42.

Schumann, Hans Ger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werkschaftsbewegung: Die Vernichtung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und der Aufbau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Hanover, 1958).

Schuschnigg, Kurt, et al ., Austrian Requiem (London, 1947).

Schuster, Peter-Klaus (ed.), Die "Kunststadt" München 1937: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88).

Schütz, Erhard H., and Gruber, Eckard, Mythos Reichsautobahn: Bau und Inszenierung der "Strassen des Führers" 1933-1941 (Berlin, 1996).

Schwabe, Klau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from 1933 into the Early 1950s: Gerhard Ritter (1888-1967)", in Lehmann and Melton (eds.), Paths , 82-108.

Schwartz, Michael, "Bauern vor dem Sondergericht. Resistenz und Verfolgung im bäuerlichen Milieu Westfalens", in Faust (ed.), 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 113-23.

——, Sozialistische Eugenik: Eugenische Sozialtechnologien in Debatten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90-1933 (Bonn, 1995).

Schwarzwäller, Wulf C., The Unknown Hitler: His Private Life and Fortune (Bethesda,Md., 1989 [1986]).

Schweitzer, Arthur, "Der ursprüngliche Vierjahrespla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 160 (1956), 348-96.

——, 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 (Bloomington, Ind., 1964).

Schwingl, Georg, Die Pervertierung der Schu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m Begriff "Totalitäre Erziehung" (Regensburg, 1993).

Scobie, Alex, Hitler's State Architecture: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hiladelphia, Pa., 1990).

Seeger, Andreas, "Vom bayerischen 'Systembeamten' zum Chef der Gestapo.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Heinrich Müllers (1900-1945)", in Paul and Mallmann(eds.), Die Gestapo , 255-67.

Seidler, Franz Wilhelm, Fritz Todt: Baumeister des Dritten Reiches (Munich, 1986). —, "Fritz Todt: From Motorway Builder to Minister of State",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245-56.

Seier, Hellmut, "D er Rektor als Führer. Zur Hochschulpolitik des Reichserziehungsministeriums 1934-1945", VfZ 12 (1964), 105-46.

Seier, Hellmut,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Wissenschaftsverständnis und Hochschulpolitik", in Siegele-Wenschkewitz and Stuchlik (eds.), Hochschule ,5-21.

Semmens, Kristin A.,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2005).

Sereny, Gitta, 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London, 1995).

Service, Robert,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Seton-Watson, Hugh,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1 (New York,1967 [1945]).

Shand, James, "The Reichsautobahn : Symbol for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19 (1984), 189-200.

Shapiro, Paul A., "Prelude to Dictatorship in Romani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Party in Power, December 1937-February 1938",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 8(1974), 45-88.

Sherman, A. Joshua, Island Refuge: Britain and Refugees from the Third Reich, 1933-1939 (London, 1973).

——, "A Jewish Bank during the Schacht Era: M. M. Warburg & Co., 1933-1938", in Paucker (ed.),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1943 , 16-76.

Shirer, William L.,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London, 1970 [1941]).

Siegele-Wenschkewitz, Leonore, and Stuchlik, Gerda,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betrieb als Thema der Zeit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iegert, Toni,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lossenbürg, gegründet für sogenannte Asoziale und Kriminelle",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I. 429-93.

Siemsen, Hans, Die Geschichte des Hitlerjungen Adolf Goers (Düsseldorf, 1947).

Silverman, Dan P., "A Pledge Unredeemed: The Housing Crisis in Weimar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 3 (1970), 119-20.

——, Hitler's Economy: Nazi Work Creation Programs, 1933-1936 (London, 1998). Skrentny, Werner, Hamburg zu Fuss: 20 Stadtteilrundgänge durch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Hamburg, 1986).

Smelser, Ronald M., The Sudeten Problem, 1933-1938: Volkstumspolitik and the Formulation of Nazi Foreign Policy (Folkestone, 1975).

——, Robert Ley: Hitler's Labor Front Leader (Oxford, 1988).

——, "Robert Ley: The Brown Collectivist", in idem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144-54.

——, and Zitelmann, Rainer (eds.), The Nazi Elite (Basingstoke, 1993 [1989]).

——, et al . (eds.), Die Braune Elite , II: 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Darmstadt,1993).

Smith, Bradley F., "Die Überlieferung der Hossbach-Niederschrift im Lichte neuer Quellen", VfZ 38 (1990), 329-36.

——, and Peterson, Agnes F. (eds.), Heinrich Himmler: Geheimreden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mith, Helmut Walser, Germa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Conflict: Culture, Ideology, Politics, 1870-1914 (Princeton, N.J., 1995).

—— (ed.),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Jews in Germany, 1800-1914 (Oxford, 2001). Sneeringer, Julia, Winning Women's Votes: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Chapel Hill, N.C., 2002).

Sofsky, Wolfgang, Die Ordnung des Terror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olmitz, Luise, Tagebach (Staatsarchiv der Freien- und Hansestadt Hamburg, 622-1,111511-13: Familie Solmitz; transcripts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mschichte,Hamburg).

Somary, Felix, The Raven of Zürich: The Memoirs of Felix Somary (London, 1986). Sommer, Theo,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Eine Studie zur diplomatischen Vor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Tübingen, 1962).

Sontag, Susan, "Fascinating Fascism", in Taylor and van der Will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204-18 .

Southworth, Herbert R., Guernica! Guernica!: A Study of Journalism, Diplomacy, Propaganda, and History (Berkeley, Calif., 1977).

Sowade, Hanno, "Otto Ohlendorf: Non-conformist, SS Leader and Economic Functionary", in Smelser and Zitelmann (eds.), The Nazi Elite , 155-64.

Sparing, Frank, "The Gypsy Camps: The Creation,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Persecution of Sinti and Romanies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in Fings et al., From "Race Science" to the Camps , 39-70.

——,"Zwangskastra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 as B eispiel der Kriminalbiologischen Sammelstelle Köln", in Peter Busse and Klaus Schreiber(eds.), Kriminalbiologie (Düsseldorf, 1997).

Speer, Albert,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London, 1971 [1970]).

Spektorowski, Alberto, and Mizrachi, Elisabeth, "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argins and the Idea of a Productive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39 (2004), 333-52.

Spenceley, Geoffrey, "R. J. Overy and the Motorisierung: A Com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32 (1979), 100-106.

Spiess, Alfred, and Lichtenstein, Heiner, Das Unternehmen Tannenberg: Der Anlass zum Zweiten Weitkrieg (Wiesbaden, 1979).

Spiker, Jürgen, Film und Kapital: Der Weg der deutschen Filmwirtschaft zu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inheitskonzern (Berlin, 1975).

Splitt, Gerhard, Richard Strauss 1933-1935: Ästhetik und Musikpolitik zu Begin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Pfaffenweiler, 1987).

Spode, Hasso, "'Der deutsche Arbeiter reist': Massentourismus im Dritten Reich",in Huck (ed.),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zeit , 281-306.

——,"Ein Seebad für zwanzigtausend Volksgenossen: Zur Grammatik und Geschichte des Fordistischen Urlaubs", in Brenner (ed.),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 7-47.

Sponheuer, Ber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Discussion on the 'German Quality' in Music",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 32-42.

Spotts, Frederic, Bayreuth: A History of the Wagner Festival (NewHaven, Conn. 1994).

——, Hitler and the Power of Aesthetics (London, 2002)

Stachura, Peter D.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78).

——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London,1986).

Stahlmann, Michael, Die erste Revolution in der Autoindustrie: Management und Arbeitspolitik von 1900-1940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taritz, Ekkehart, Deutsches Volk und deutscher Raum: Vom alten Germanien zum Dritten Reich: Vom after Germanien zu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38).

Stasiewski, Bernhard (ed.), Akten deutscher Bischöfe über die Lage der Kirche, 1933-1945 (6 vols., Mainz, 1968-85).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 59 (Berlin, 1941-2).

Stauffer, Paul, Zwischen Hofmannsthal und Hitler: Carl J. Burckhardt: Facetten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Existenz (Zürich, 1991).

Steer, George L.,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Steigmann-Gall, Richard,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 1945 (Cambridge, 2003).

——, "Was National Socialism a Political Religion or a Religious Politics?", in Geyer and Lehmann (eds.), Religion und Nation: Nation und Religion , 386-408.

Stein, Leo, I Was in Hell with Niemoeller (London, 1942).

Steinberg, Hans-Josef, Widerstand und Verfolgung in Essen, 1933-1945 (Hanover,1969).

Steinberg, Michael Stephen, Saber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 1918-1935 (Chicago, 1977).

Steinberg, Rolf, Nazi-Kitsch (Darmstadt, 1975).

Steinhaus, Hubert, Hitlers pädagogische Maximen: "Mein Kampf" und die Destruktion der Erzie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teinweis, Alan E., "Weima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 24 (1991), 402-23. —, Art, Ideology and Economics in Nazi Germany: The Reich Chambers of Music, Theater, and the Visual Arts (Chapel Hill, N.C., 1993).

——, "Cultural Eugenics: Social Policy,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urge of Jews from German Cultural life", in Cuomo (ed.),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 ,23-37.

Stephenson, Jill, Women in Nazi Society (London, 1975).

——,"The Nazi Organisation of Women, 1933-1939", in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 186-209.

——," Reichsbund der Kinderreichen : The League of Large Families in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Nazi Germany",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 9 (1979), 350-75.

——, The Nazi Organization of Women (London, 1981).

——, "Women's Labor Service in Nazi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 15(1982), 241-65.

Sternberger, Dolf, Aus dem Wörterbuch des Unmenschen (Düsseldorf, 1968 [1957]). Stibbe, Matthew,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Stieg, Margaret F., Public Libraries in Nazi Germany (Tuscaloosa, Ala., 1992).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1978).

——,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1992).

Stoakes, Geoffrey,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1986).

Stokes, Lawrence D., Kleinstad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Ausgewählt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von Eutin, 1918-1945 (Neumünster, 1984).

Stokes, Raymond G., "From the IG Farben Fus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FAG(1925-1952)", in Abelshauser et al., German Industry , 206-361.

Stollmann, Rainer, "Faschistische Politik als Gesamtkunstwerk. Tendenzen derÄsthetisierung des politischen Leben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83-101.

Stoltzfus, Nathan, Resistance of the Heart: Intermarriage and the Rosenstrasse Protest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6).

Stommer, Rainer, "'Da oben versinkt einem der Alltag ...'. Thingstätten im Dritten Reich als Demonstration der Volksgemeinschaftsideologie",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149-73.

—— (ed.), Reichsautobahn: Pyramiden des Dritten Reichs: Analysen zur Ästhetik eines unbewältigten Mythos (Marburg, 1982).

——, Die inszenierte Volksgemeinschaft: Die "Thing-Bewegung" im Dritten Reich (Marburg, 1985).

Stone, Marla, The Patron Stat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ascist Italy (Princeton, N.J.,1998).

Storek, Henning, Dirigierte Öffentlichkeit: Die Zeitung als Herrschaftsmittel in den Anfangsjahre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gierung (Opladen, 1972).

Stöver, Bernd, Volksgemei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Die Konsensbereitschaft der Deutschen aus der Sicht sozialistischer Exilberichte (Düsseldorf, 1993).

—— (ed.), Berichte über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Die Meldungen der Gruppe Neu Beginn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1933-1936 (Bonn, 1996).

Straumann, Lukas, and Wildmann, Daniel, Schweizer Chemieunternehmen im"Dritten Reich" (Zürich, 2001).

Strauss, Herbert A., "Jewish Emigration from Germany: Nazi Polic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 25 (1980), 313-61, and 26 (1981),343-409.

——, "The Drive for War and the Pogroms of November 1938: Testing Explanatory Models",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 35 (1990), 267-78.

Strauss, Werner,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die Judengesetzgebung':Aufzeichnungen von Dr. Bernhard Lösener", VfZ 9 (1961), 264-313.

Streisand, Joachim (ed.),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1871 bis 1945 (2 vols., Berlin, 1965, 1969).

Strobl, Gerwin, The Germanic Isle: Nazi Perceptions of Britain (Cambridge, 2000). Strohmeyer, Klaus, Warenhäuser: Geschichte, Blüte und Untergang im Warenmeer (Berlin, 1980).

Strothmann, Dietr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politik: Ein Beitrag zur Publizistik im Dritten Reich (Bonn, 1960).

Struve, Walter, Aufsteig und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einer industriellen Kleinstadt: Osterode am Harz 1918-1945 (Essen, 1992).

Studnitz, Cecilia von, Es war wie ein Rausch: Fallada und sein Leben (Düsseldorf,1997).

Stümke, Hans-Georg, "Vom 'unausgeglichenen Geschlechtshaushalt': Zur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in Frahm et al . (eds.), Verachtet , 46-63.

——, and Finkler, Rudi,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 "Gesundes Volksempfinden" von Auschwitz bis heute (Reinbek, 1981).

Suhling, Lothar, "Deutsche Baukunst. Technologie und Ideologie im Industriebau des 'Dritten Reiches'", in Mehrtens and Richter (eds.), Naturwissenschaft , 243-81.

Suhr, Elke, Die Emslandlager: Di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emsländischen Konzentrations- und Strafgefangenlager, 1933-1945 (Bremen,1985).

Swatek, Dieter, Unternehmenskonzentration als Ergebnis und Mittel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Wirtschaftspolitik (Berlin, 1972).

Sydnor, Charles W., 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 1945 (Princeton, N.J., 1990 [1977]).

Sywottek, Jutta, Mobilmachung für den totalen Krieg: Die propagandistische Vorbereit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f den Zweiten Weltkrieg (Opladen,1976).

Szczesny, Gerhard, Als die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war: Lebensanlauf eines Ostpreussen (Berlin, 1990).

Tal, Uriel, Structures of German "Political Theology" in the Nazi Era (Tel Aviv,1979).

Tampke, Jürgen, Czech-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 From Bohemia to the EU (London, 2003).

Tannenbaum, Edward R., The Fascist Experience: 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 1922- 1945 (New York, 1972).

Tarnowski, Wolfgang, Ernst Barlach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Abendvortrag, gehalten am 20. Oktober 1988 in der Katholischen Akademie Hamburg (Hamburg, 1989).

Taylor, Alan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mondsworth, 1964 [1961]).

Taylor, Brandon, and van der Will, Wilfried (eds.),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Winchester, 1990).

Taylor, Robert R., The Word in Stone: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Berkeley, Calif., 1974).

Teich, Mikulás (ed.), Bohemia in History (Cambridge, 1998).

Teichova, Alice, "The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1939-1945):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Teich (ed.), Bohemia in History , 267-305.

Temin, Peter,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1989).

Tenfelde, Klaus,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erg/Oberbayern 1900 bis 1945",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 IV. 320-37.

Tennstedt, Florian, "Wohltat und Interesse. Das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Die Weimarer Vorgeschichte und ihre Instrumentalisierung durch das NS-Regim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3 (1987), 157-80.

Tessner, Magnus, Die deutsche Automobilindustrie im Strukturwandel von 1919 bis 1938 (Cologne, 1994).

Teut, Anna, Architektur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7).

Thamer, Hans-Ulrich, "Von der '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 Die Nürnberger Parteitage der NSDAP", in Ogan and Weiss (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95-103.

Thies, Jochen, Architekt der Weltherrschaft: Die "Endziele" Hitlers (Düsseldorf,1976).

——, "Nazi Architecture—A Blueprint for World Domination: The Last Aims of Adolf Hitler", in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 45-64.

Thomae, O tto,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Bildende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78).

Thomann, Klaus-Dieter, "'Krüppel sind nicht minderwertig.' Körperbehindert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Meinel and Voswinckel (eds.), Medizin , 208-20.

Thomas, H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3rd edn, London, 1986 [1961]).

Thomas, Walter, Bis der Vorhang fiel (Dortmund, 1947).

——, Richard Strauss und seine Zeitgenossen (Munich, 1964).

Thyssen, Fritz, 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Todt, Fritz, "Der Strassenbau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in Hans Heinrich Lammers and Hans Pfundtner (eds.), 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 sozialistischen Staates (Berlin, 1937), III: Die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

Toepser-Ziegert, Gabriele (ed.), NS-Presseanweisungen der Vorkriegszeit: Edition und Dokumentation , I: 1933 ; II: 1934 ; III: 1935 ; IV: 1936 (Munich, 1984-93).

Tomascewski, Jerzy,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Jews in Poland, 1918-1939",Greenbaum (ed.), Minority Problems , 101-6.

Tooze, J. Adam,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2001).

Townshend, Charles, Terror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

Trapp, Joachim, Kölner Schulen in der NS-Zeit (Cologne, 1994).

Treue, Wilhelm, "Rede Hitlers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10 November 1938)", VfZ 6 (1958), 175-91.

—— (ed.),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VfZ 3 (1955), 184-203.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Nuremberg, 1948).

Tröger, Annemarie, "Die Frau im wesensgemässen Einsatz",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 246-72.

——, "The Creation of a Female Assembly-Line Proletariat," in Bridenthal et al . (eds.),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 237-70.

Tröger, Jörg, Forschung als Waffe: Rüstungsforschung in der Kaiser-Wilhelm Gesellschaft und das KWI für Metallforschung 1900 bis 1947 (Göttingen, 2005). — (ed.), Hochschule und 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1984).

Tuchel, Johannes, Konzentrationslager: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und Funktion der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 1934-1938 (Boppard, 1991).

——, "Gestapa und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Die Berliner Zentralinstitutionen der Gestapo", in Paul and Mallmann (eds.), Die Gestapo , 84-100.

——, "Planung und Realität des Systems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4-1938",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43-59.

Turner, Henry Ashby, Jr, "Fritz Thyssen and 'I Paid Hitler'", VfZ 19 (1971), 225-44.

——,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 "Fallada for Historians", German Studies Review , 36 (2003), 477-92.

——, "Fasc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idem (ed.),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 117-39. — (ed.),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1975).

Turner, Stephen P., and Käsler, Dirk (eds.), Sociology Responds to Fascism (London,1992).

Tyrell, Albrecht (ed.), Führer befiehl ... Selbstzeugnisse aus der "Kampfzeit" des NSDAP: Dokumentation und Analyse (Düsseldorf, 1969).

Ueberhorst, Horst (ed.), Elite für die Diktatur: Die Nationalpolitischen Erziehungsanstalten 1933-1945: Ein Dokumentarbericht (Düsseldorf, 1969).

——, "Feste, Fahnen, Feiern: Die Bedeutung politischer Symbole und Ritu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Voigt (ed.), Symbole der Politik , 157-78.

Ueberschär, Gerd R., and Vogel, Winfried, Dienen und Verdienen: 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 1999).

Uhlig, Heinrich, Die Warenhäuser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56).

Unverricht, Elsbeth, Unsere Zeit und Wir: Das Buch der deutschen Frau (Gauting,1932).

Vaget, Hans Rudolf, "Hitler's Wagner: Musical Discourse as Cultural Space", in Kater and Riethmü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 15-31.

Vago, Bela, The Shadow of the Swastika: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Danube Basin, 1936-1939 (London, 1975).

Valtin, Jan (pseud. Richard Krebs), Out of the Night (London, 1941, reprinted with postscript by Lyn Walsh et al ., London, 1988).

Voegelin, Eric,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1952).

Vogel, Rolf, Ein Stempel hat gefehlt: 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 (Munich, 1977).

Voigt, Rüdiger (ed.), Symbole der Politik: Politik der Symbole (Opladen, 1989).

Volk, Ludwig, Bayerns Episkopat und Klerus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1930-1934 (Mainz, 1965).

Völkischer Beobachter , 1933-9.

Volkmann, Hans-Erich,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in Preparation for War",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nt (e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57-372.

Volkogonov, Dmitri,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1995 [1989]).

Vollmer, Bernhard (ed.), Volksopposition im Polizeistaat: Gestapo- und Regierungsberichte 1934-1936 (Stuttgart, 1957).

Vollnhals, Clemens, "Jüdische Selbsthilfe bis 1938", in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 314-411.

Vondung, Klaus, Magie und Manipulation: 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1971).

——,"Der literarische Nationalsozialismus. Ideologische, politische und sozialhistorische Wirkungszusammenhänge",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44-65.

Vorländer, Herwart, "NS-Volkswohlfahrt und Winterhilfswerk des deutschen Volkes", VfZ 34 (1986), 341-80.

——, Die NSV: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 (Boppard, 1988).

Vosskamp, Wilhelm, "Kontinuität und Diskontinuität: Zu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im Dritten Reich", in Lundgreen (ed.), Wissenschaft , 140-62.

Wachsmann, Nikolaus, "From Indefinite Confinement to Extermination: 'Habitual Criminal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 165-91.

——,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Haven, Conn., 2004).

Waddington, Geoffrey T., "Hitler, Ribbentrop, die NSDAP und der Niedergang des Britischen Empire 1935-1938", VfZ 40 (1992), 273-306.

Wagner, Caroline, Die NSDAP auf dem Dorf: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NS Machtergreifung in Lippe (Münster, 1998).

Wagner, Kurt, Leben auf dem Lande im Wandel des Industrialisierung: "Das Dorf war früher auch keine heile Welt": Die Veränderung der dörflichen Lebensweise und der politischen Kultur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m Beispiel des nordhessischen Dorfes Körle (Frankfurt am Main, 1986).

——, and Wilke, Gerhard, "Dorfleben im Dritten Reich: Körle in Hesse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85-106.

Wagner, Patrick, "'Vernichtung der Berufsverbrecher'. Die vorbeugende Verbrechensbekämpfung der Kriminalpolizei bis 1937", in Herbert et al .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 87-110.

——, Volksgemeinschaft ohne Verbrecher: Konzeptionen und Praxis der Kriminalpolizei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Hamburg, 1996).

Wagner, Walter F., Der Volksgerichtshof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Stuttgart,1974).

Waiwald, Klaus-Jürgen, Filmzensur im NS-Staat (Dortmund, 1983).

Waldenfels, Ernst von, Der Spion, der aus Deutschland kam: Das geheime Leben des Seemanns Richard Krebs (Berlin, 2003).

Walter, Michael, Hitler in der Oper: Deutsches Musikleben 1919-1945 (Stuttgart,1995).

Walton, John K., The British Seaside: Holidays and Resor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chester, 2000).

Wasserstein, Bernard,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

——, "Patterns of Jewish Leadership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azi Era", in Braham (ed.), Jewish Leadership during the Nazi Era , 29-43.

Watt, Donald Cameron, "German Plans for the Re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A No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1 (1966), 193-9.

——,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London, 1989).

Weber, Hermann,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bridged edn, Frankfurt am Main, 1971 [1969]).

——,"Die KPD in der Illegalität", in Löwenthal and von zur Mühlen (eds.), Widerstand , 83-101.

——, "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 Die KPD-Opfer der Stalinistischen Säuberungen und ihre Rehabilit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Weber, Rosco G. S., The German Student Corps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86)

Weckbecker, Gerd, Zwischen Freispruch und Todesstrafe: Die Rechtsprech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ondergerichte Frankfurt a.M. und Bromberg (BadenBaden, 1998).

Weekly Report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 (with Supplements)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Berlin, 1933-9).

Weeks, Jeffrey,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1981).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 IV: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nich,2003).

Wehner, Heinz, "Die Rolle des faschistischen Verkehrswesens in der ersten Perio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ulletin des Arbeitskreises Zweiter Weltkrieg , 2 (1966),37-61.

Weinberg, Gerhard L., "Hitler's Private Testament of May 2, 193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27 (1955), 415-19.

——,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 I: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36 (London, 1970).

——,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 II: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 1939 (Chicago, 1980).

Weinberg, Jeshajahu, et al.,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1995).

Weindling, Paul,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1989)

Weiss, Hermann, "Ideologie der Freizeit im Dritten Reich: Die NS-Gemeinschaft'Kraft durch Freu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 33 (1993), 289-303.

Weissler, Sabine (ed.), Design in Deutschland, 1933-45: Ästhetik und Organisation des Deutschen Werkbundes im "Dritten Reich " (Giessen, 1990).

Weitz, Eric D.,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1890-1990: From Popular Protests to Socialist State (Princeton, 1997).

Welch, David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London,1983).

——, Propaganda and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Oxford, 1983).

——,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London, 2002).

Wenning, Norbert, "Das Gesetz gegen die Überfüllung deutscher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vom 25. April 1933—ein erfolgreicher Versuch der Bildungsbegrenzung?" Die deutsche Schule , 78 (1986), 141-60.

Werner, Karl Ferdinand, Das NS-Geschichtsbild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67).

Werner, Kurt, and Biernat, Karl-Heinz, Die Köpenicker Blutwoche, Juni, 1933 (Berlin, 1958).

Wessel, Horst A., Thyssen & Co., Mülheim an der Ruhr: Di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und ihrer Unternehmung (Stuttgart, 1991).

Wessling, Berndt Wilhelm, Wieland Wagner, der Enkel: Eine Biographie (Cologne,1997).

West, Shearer, The Visual Arts in Germany 1890-1937: Utopia and Despair (Manchester, 2000).

Westheim, Paul, Paul Westheim: Kunstkritik aus den Exil , ed. Tanja Frank (Hanau,1985).

Westphal, Uwe, Werbung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89).

Wetzel, Juliane, "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in Benz (ed.),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413-98.

Wetzel, Kraft, and Hagemann, Peter, Zensur: Verbotene deutsche Filme 1933-1945 (Berlin, 1978).

Wetzell, Richard F., Inventing the Criminal: A History of German Criminology, 1880-1945 (Chapel Hill, N.C., 2000).

Weyrather, Irmgard, "Numerus Clausus für Frauen—Studentinn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Frauengruppe Faschismusforschung (ed.), Mutterkreuz ,131-62.

——, Muttertag und Mutterkreuz: Der Kult um die "deutsche Mutt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3).

Whealey, Robert H., Hitler and Spain: 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1939 (Lexington, Ky., 1989).

Wheeler-Bennett, John W.,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1953).

——, et al . (eds.),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13 vols.,London, 1950-70).

Wickert, Christl, "Popular Attitudes to National Socialist Antisemitism:Denunciations for 'Insidious Offenses' and 'Racial Ignominy'", in Bankier (ed.), Probing , 282-95.

Wieland, Günther, Das war der Volksgerichtshof: Ermittlungen, Fakten, Dokumente (Pfaffenweiler, 1989).

Wiesemann, Falk, "Juden auf dem Lande: die wirtschaftliche Ausgrenzung der jüdischen Viehhändler in Bayern", in Peukert and Reulecke (eds.), 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 , 381-96.

Wildt, Michael, "Violence against Jews in Germany, 1933-1939", in Bankier (ed.), Probing , 181-212.

——,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 (ed.), Nachrichtendienst, politische Elite, Mordeinheit: Der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 (Hamburg, 2003).

Wilke, Gerhard,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Village Society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Evans and Lee (eds.), The German Peasantry 174-204.

——, "Village Life in Nazi Germany", in Bessel (ed.),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 17-24. —, and Wagner, Kurt, "Family and Household: Social Structures in a German Villag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Evans and Lee (eds.), The German Family , 120-47.

Williams, Jenny, More Lives Than One: A Biography of Hans Fallada (London,1998).

Willrich, Wolfgang, Säuberung des Kunsttempels: Eine kunstpolitische Kampfschrift zur Gesundung deutscher Kunst im Geiste nordischer Art (Munich, 1937).

Wingfield, Nancy M., Minority Politic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18-1938 (New York, 1989).

Winkler, Dörte, Frauenarbeit im "Dritten Reich " (Hamburg, 1977).

Winkler, Hans Joachim, Legenden um Hitler: Schöpfer der Autobahnen (Berlin,1963).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1972).

——, "Der entbehrliche Stand. Zur Mittelstand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 17 (1977), 1-40.

——,"Ein neuer Mythos vom alten Mittelstand. Antwort auf eine Antikrit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12 (1986), 548-57.

——,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erlin, 1987).

—— (e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Alternativen (Munich, 1992).

Winkler, Klaus, Fernsehen unterm Hakenkreuz: Organisation—Programm—Personal (Cologne, 1994).

Winkler, Kurt, "Inszenierung der Macht: Weltausstellung 1937. Das 'Deutsche Haus' als Standarte", in Behnken and Wagner (eds.), Inszenierung , 217-25.

Winkler-Mayerhöfer, Andrea, Starkult als Propagandamittel? Studien zum Unterhaltungsfilm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92).

Wippermann, Wolfgang, Zur Analyse des Faschismus: Die soz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Faschismustheorien 1921-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81).

——, Das Leben in Frankfurt zur NS-Zeit (4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6).

——, "Das Berliner Schulwesen in der NS-Zeit. Fragen, Thesen und methodische Bemerkungen", in Schmoldt (ed.), Schule in Berlin , 57-73.

——, and Brucker-Boroujerdi, Ut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Zwangslager in Berlin III:Das'Zigeunerlager Marzahn'", Berliner Forschungen , 2 (1987), 189-94.

Wiskemann, Elizabeth, The Rome-Berlin Axis: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 (London, 1949).

Wisotzky, Klaus, Der Ruhrbergbau im Dritten Reich: Studien zur Sozialpolitik im Ruhrbergbau und zum sozialen Verhalten der Bergleute in den Jahren 1933 bis 1939 (Düsseldorf, 1983).

Wissmann, Sylvelin, Es war eben unsere Schulzeit: Das Bremer Volksschulwes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remen, 1993).

Witetschek, Helmut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5 (7 vols., Mainz, 1966-71).

Witte, Karsten, "Die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in Denkler and Prümm (ed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 347-65.

——, Lachende Erben, toller Tag: Filmkomödie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5).

Wöhlert, Meike, Der politische Witz in der NS-Zeit am Beispiel ausgesuchter SD Berichte und Gestapo-Ak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7).

Wojak, Irmtrud, et al., "Ar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olksgemeinschaft, Raub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2000).

Wolbert, Klaus, Die Nackten und die Toten des "Dritten Reiches": Folgen ein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Körpers in der Plastik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Giessen, 1982).

Wolf, Norbert, 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of Time (Cologne, 2003).

Wolffsohn, Michael, "Arbeitsbeschaffung und Rüstung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22 (1977), 9-19.

Wollenberg, Jörg (ed.), The German Public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ews, 1933- 1945: "No One Participated, No One Knew "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96 [1989]). Wollstein, Günter, "Eine Denkschrift des Staatssekretärs Bernhard von Bülowvom März 1933",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1 (1973), 77-94.

——, Vom Weimarer Revisionismus zu Hitler: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Grossmächte in der Anfangsphas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Bonn, 1973).

Wolschke-Bulmahn, Joachim, and Gröning, Gert,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arden and Landscape Ideal: Bodenständigkeit (Rootedness in the Soil)", in Etlin (ed.), Art , 73-97.

Woolf, Stuart J.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8).

Woycke, James, Birth Control in Germany, 1871-1933 (London, 1988).

Wright, Jonathan, and Stafford, Paul, "Hitler, Britain and the Hossbach Memorandum",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42 (1987), 77-123.

Wulf, Joseph,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1963).

——, Presse und Fun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Musik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 Theater und Film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Gütersloh, 1963).

Wulff, Birgit,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beschaffungsmassnahmen in Hamburg 1933-1939: Eine Untersuchung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7).

——,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Unemployed: National Socialist Work-creation Schemes in Hamburg, 1933-4", in Evans and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 281-302.

Wüllenweber, Hans, Sondergerichte im Dritten Reich: Vergessene Verbrechen der Justiz (Frankfurt am Main, 1990).

Wyman, David S., 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 1938-1941 (Amherst,Mass., 1968).

Wynot, James D., Jr, "'A Necessary Cruelty': The Emergence of Official AntiSemitism in Poland, 1935-3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76 (1971), 1035-58. Zabel, James A., Nazism and the Pastors: A Study of the Ideas of Three Deutsche Christen Groups (Missoula, Mont., 1976).

Zeidler, Manfred, Das Sondergericht Freiberg: Zu Justiz und Repression in Sachsen, 1933-1940 (Dresden, 1998).

Zeile, Christine, "Ein biographischer Essay", in Friedrich R. Reck-Malleczewen,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51-98.

Zeinhefer, Siegfried,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in Ogan andWeiss(eds.), Faszination und Gewalt , 79-94.

Zeldin, Theodore (ed.), Conflicts in French Society: Anticlericalism,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ssays (London, 1970).

Zeller, Thomas, "'The Landscape's Crow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Modernizing Effects of the German Autobahn System, 1934-1941", in Nye (ed.), 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 , 218-40.

Zelnhefer, Siegfried, Die Reichsparteitage der NSDAP: Geschichte, Struktur und Bedeutung der grössten Propagandafes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eierjahr (Neustadt an der Aisch, 1991).

——, and Käs, Rudolf (eds.), Kulissen der Gewalt: Das Reichsparteitagsgelände in Nürnberg (Munich, 1992).

Zeman, Zbynek. A. B., Nazi Propaganda (Oxford, 1973).

Zerner, Ruth, "German Protestant 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Braham (ed.),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 57-68.

——, "Martin Niemöller, Activist as Bystander: The Oft-Quoted Reflection", in Perry and Schweitzer (eds.), Jewish-Christian Encounters over the Centuries ,327-40.

Ziegler, Dieter,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Dresdner Bank 1933-1938", VfZ 47 (1999), 187-216.

Ziegler, Hans Severus, Entartete Musik: Eine Abrechnung (Düsseldorf, 1938).

Ziegler, Walter (ed.), Die kirchliche Lage in Bayern nach den Regierungspräsidentenberichten 1933-1943 , IV: Regierungsbezirk Niederbayern und Oberpfalz 1933-1945 (Mainz, 1973).

Zimmermann, Michael, "Ausbruchshoffnungen: Junge Bergleute in den dreissigen Jahren", in Niethammer (ed.), Die Jahre weiss man nicht , 97-132.

——, Verfolgt, vertrieben, vernichtet: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gegen Sinti und Roma (Essen, 1989).

——, Rassenutopie und Genozi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ösung der Zigeunerfrage" (Hamburg, 1996).

Zimmermann, Peter, "Die Bildsprach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Plakat", in Rüger(ed.), Kunst , 223-36.

Zimmermann, Volker, Die Sudetendeutschen im NS-Staat: Politik und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im Reichsgau Sudetenland (1938-1945) (Essen, 1999).

Zipfel, Friedrich, "Gestapo and SD: A Sociographic Profile of the Organisers of the Terror", in Larsen et al .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 301-11.

Zitelmann, Rainer, Hitler: The Policie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1987]).

Zofka, Zdenek, Die Ausbreit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em Lande: Eine regionale Fallstudie zur politischen Einstellung der Landbevölkerung in der Zeit des Aufstiegs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SDAP 1928-1936 (Munich, 1979).

——, "Dorfeliten und NSDAP. Fallbeispiele der Gleichschaltung aus dem Kreis Günzburg", in Broszat et al . (eds.), Bayern , IV. 383-434.

Zolling, Peter,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Segregation: Sozial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m Beispi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wohlfahrt" (NSV) in Hambur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Zollitsch, Wolfgang, "Adel und adlige Machteliten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andespolitik und agrarische Interessen", in Winkler (e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 239-56.

Zuschlag, Christoph, "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 The Precursors of Entartete Kunst and Its Individual Venues", in Barron (ed.), Degenerate Art , 83-103.

——, "Entartete Kunst": Ausstellungsstrategien in Nazi-Deutschland (Worm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