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十大好书（深圳读书月）/《新京报·书评周刊》秋季好书（社科类）

谢维和、汪丁丁、刘东、许纪霖、刘北成、刘苏里，鼎力推荐

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人类学会院士，四十年潜心文明间比较研究，毕生索解现代世界起源之创获，敬献中国读者

接续并超越《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颠覆马克思、韦伯等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全新定义现代世界的本质和特征，全面且独到地反思英格兰现代化奇迹的诞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借鉴和反思

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以数十年来潜心欧美亚澳等文明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将自己毕生索解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敬献给中国读者。

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勤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麦克法兰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作例，通过描述英格兰社会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丝丝入扣地剖解开启现代性大门的每一把钥匙及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幅关于“英格兰奇迹”的比较性画面，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现状，思考如何在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解决最棘手的“社会凝聚”问题。

作者简介：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41— ），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皇家人类学会院士，英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在英国受教育，先后在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OAS）学习历史和人类学，获博士学位。麦克法兰在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和阿萨姆)有30年田野经验。他还是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在著名的“第四频道”、“世界起飞的那一天”系列节目担任专家顾问。

麦克法兰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著有关于英国、尼泊尔、日本及中国人类学及历史研究专著20余部，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在数十个国家出版。包括《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玻璃的世界》《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日本镜中行》《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巫术》《历史共同体的重建》《17世纪牧师拉尔夫?乔斯林的家庭生活》《资本主义文化》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等。

目录

总 序

鸣 谢

致中国读者

01怎样提问

02战争、贸易和帝国

03现代技术

04资本主义的起源

05物质生活

06种姓和阶级

07文 化

08家庭、友谊和人口

09公民社会

10权力和官僚制度

11法律和暴力

12教育、语言和艺术

13知 识

14统一之神话

15宗教和伦理

16民族性

17英格兰道路

参考书目

评 议 (刘北成)

印象记01 牛仔麦克法兰 方 麟

印象记 02 麦氏讲座的诞生 余婉卉

总  序

还在清华国学院尚未复建之前，我和陈来兄就猫在家里，大致设想了未来的“三大讲座”，也就是将要设在清华园里的“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讲座”，它们将分别处理“思想与宗教”，“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和“边疆民族史”的不同课题。

也是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工作将是接着梁启超，特别是接着他所创建的“讲学社”来做的。正因为这样，我在本院所接受的第一次访谈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这样提出：“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

嗣后，幸赖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襄助，新的清华国学院甫一成立，我们的纪念讲座也就同时启动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从美国邀来了德里克教授、梅维恒教授和包华石教授，从英国邀来了麦克法兰教授，从法国邀来了巴斯蒂教授，又从日本邀来了狭间直树教授，——算起来已是累积了六次，而每次都为清华同学带来了精心设计的八周课程。

当然，在这么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对话意识也变得更强。正因为这样，我的每次开场白都要开宗明义：尽管请来的都属于名重一时的学者，但他们却并不是来照本宣科的，否则就跟又翻译了他们的哪本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相反，他们被如此郑重其事地邀来，就是要到气氛活跃的课堂上，来跟中国学者各抒己见地进行交流，甚至来跟学生们唇枪舌剑地进行交锋。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专门进行了制度设计，同时请来专业对口的中国学者来充任各个讲座的对话者，以便让同学们能从中看到，问题意识从来都是有“前理解”的，而知识生产也从来都是方生方成的。因此，真正会读书的读者和真正会听讲的听众，都不会只从一位作者那里，或者只从一位讲演者那里，就指望找到不可撼动的、足以当作信仰来膜拜的“绝对真理”；相反，那“真理”就算还确实存在，也从来只是隐隐约约地，闪现在互不相让的学术对话中，——从而在我们精心设计的讲座中，体现为增长着的文化间性！

如此热闹的“三大纪念讲座”，当然还是要坚持开办下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愿望要还，因为就在上述的那次访谈中，我还曾透露了计划的另一半：“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事实上，尽管尚未来得及奉献给社会，这项工作却一直在积极进行，包括整理、翻译和修改讲稿，包括组织中国学者的评议，也包括跟出版社商讨各种相关事宜。

而今，终于到了把它端出的时候了，免不了又要发笔再写篇序言，来交代一下整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也差不多恰逢此时，原藏于南长街54号的任公手稿，也非常抢眼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而无巧不巧的是，其中恰有一份以往不为人知的、梁启超亲笔手书的“讲学社简章”，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能够读到任公的这通手稿，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而它的复制件也一直挂在办公室的门口！不要小看这份简单的章程，这对澄清围绕晚期梁启超的误解，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正如我随即就此撰文指出的，“自从梁启超写出《欧游心影录》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总有人误以为他走向了守旧与落伍。然而，正在这个起草中的‘讲学社简章’，才证明任公仍然着眼于中西会通，——只不过，这位眼界更加开阔的思想弄潮儿，所渴望的却须是更加深入的会通，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既要学术性地回归中国传统，也要倾听最高深的西学话语，更要鼓励两者间持续而激烈的对话。”

由此就更加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开展的工作，能被梁启超从地下得知，那他一定会乐观其成的。因为，这正是他在构想“讲学社”时，原本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思想事业。想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获得了新的灵感，把原拟称作“清华国学讲演”的这套丛书，索性命名为“讲学社丛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正是接着讲学社的计划，接着任公的未竟事业来讲的。——甚至我还建议，就连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也一定要凸显任公的笔迹，使读者能从斑驳的底色中，看出学术历史的坚持、强韧与坚忍来。

考虑到这一点，最后就要把一层意思再讲一遍，以回应晚近民间勃兴的“梁启超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任公来说实属不幸的是，他当年折冲于中西两端，想在其间执两用中的想法，对于彼时由于灾难深重因而急不可耐的中国来说，或许是显得太前卫、太先锋了，故而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不过，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又堪称幸运的是，他这种大大超前的文化抉择，也正好成为了本院主张的先声，使我们的“三大纪念讲座”从一开始，就是“接着梁启超来讲”的，就是“接着讲学社来讲”的，——当然，因此也就是有“悠久历史传统”可继承的。

刘东

2013年4月8日于清华园立斋

鸣  谢

2011年3—4月，我应清华大学国学院“王国维纪念讲座”之邀，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的系列讲座，本书是讲义的扩展版。我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国学院惠予支持，也衷心感谢清华大学校方惠予我向清华学生演讲的机会。

我尤其感谢刘东教授、李伯重教授、刘北成教授，由于他们的安排，这次访问得以实现并饶富成果。本期“王国维纪念讲座”的赞助者是凯风公益基金会，我感谢基金会慷慨支持我和我妻子莎拉·哈里森的清华之行。我也感谢余婉卉和李丹婕，她们尽心尽力，使我们的访问成为了一次极其愉快的经历。许多学生也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出席了讲座，而且和我开展了多次课外讨论。

本书是我毕生研究的一份总结，因此，从知性意义上我需要感激的人不计其数，包括我的家人、师长、同事和学生。面面俱到的鸣谢将会构成一张太长的名单，所以我希望他们共同接受我的一声“谢谢”，为着他们与我分享的无数思想和创意。

不过我仍要向其中几人专诚道谢。在我的家人当中，我要感谢我的母亲艾里斯·麦克法兰和我的父亲唐纳德·麦克法兰，当我从我的出生地印度返回祖国时，是他们的爱和支持帮助我在自己的英格兰文化中站稳了脚跟。在我的师长当中，我要感谢我的中学历史老师安德鲁·摩根，以及我的大学老师哈里·皮特、詹姆斯·坎贝尔、基思·托马斯、克里斯托夫·冯·富雷尔–海曼多夫，是他们为我打下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坚实基础；杰克·古迪、彼得·拉斯利特等人更使我学业有成。

在我的朋友当中，我特别感激彻丽和迈克尔·布赖恩特夫妇、格里和希尔达·马丁夫妇、马克·图林、詹姆斯·C. 班尼特。我的英国出版商和当前的出版代理人约翰·戴维永远都在给我力量。我要对译者管可秾表示特别的感谢，她已将我的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现在又添加了这部《现代世界的诞生》。

我最深切的感谢归于我的妻子和思想伴侣莎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她协助我重构历史［1］，深入人类学田野，以筚路蓝缕的工作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俩在知性之旅中结伴而行已逾四十年。她阅读和改善了这部著作，一如她阅读和改善了我的大部分其他撰述。若无她的参与，我不可能写成本书，因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俩共同的思想结晶。

[1]　重构历史，指麦克法兰夫妇早年在人类学田野中，整理和重建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等英格兰乡村13世纪以降的历史档案，包括庄园法院案卷、土地租册、税册、遗嘱、财产清册，等等。又：凡未作特殊说明的注释均为原注。——译注

致中国读者

2011年3月，中国清华大学邀请我做第一届“王国维纪念讲座”的演讲人。这次珍贵的机会和殊荣促使我作出努力，将我毕生索解现代世界之谜的许多思想和心得，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汇为一份综述。

因此，本书是我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四十年来周游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泊尔、日本和中国，我深入观察了各文化之间的异同，此外我也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了当代的和经典的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著作。这为我的思考奠定了基础。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件罕事，我先前对此的认知尝试已经以一系列著作发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可视为其中第一部，并在我的探索脉络中承前启后，此书已有中译本面世［1］；几部后续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The Savage Wars of Peace）、《现代世界之谜》（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现代世界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继续讨论同一主题［2］， 不过尚未译成中文。

虽然当前这本书基本上只谈英格兰而不及其他，但我是有的放矢，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我的意图是向我的中国朋友、我的系列讲座的听众和本书的读者解释英国文明（British civilization）发展史的某些特点，以期对他们了解西方有所助益。关于中国读者会对什么内容感兴趣，我评估的依据是我自1996年以来偕同妻子莎拉·哈里森对中国的八次访问，以及我在剑桥对若干名中国研究生的教学。

在十五年的历次访问中，我目睹了中国如何发生可惊可羡的转型，又如何在技术和物质富裕方面大步赶超西方。我也见证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3］——并非以一种公开的、侵略性的方式，而是在价值观和文化等更深层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对抗，我们似乎有必要探索西方第一个工业化国家［4］的某些内在动力。

东西方之间可以怎样互相尊重和互相借鉴历史？长期以来我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曾有一度，我结合尼泊尔和日本的情况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成为了最富于戏剧性的交叉比较案例，这既是因为它幅员辽阔和历史悠久，也是因为它的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21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充分现代（modernity）［5］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整体？

这正是西方社会的思想家曾经遇到的最关键的哲学和社会学命题，因为他们发现，进入一种高度流动的城市—工业（urban-industrial）社会以后，那些曾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旧有纽带——家庭、身份等级 （status hierarchies）［6］、固定共同体（fixed communities）、宗教信仰、政治绝对主义（political absolutism）［7］等——不再坚固，不再能够凝聚一个民族（nation）或文明。以“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对待一个民族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有些国家尝试极度的中央集权（法西斯主义），也有些国家尝试乌托邦式的公有制度（utopian communitarianism）（共产主义），但是这些实验均未奏效。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可以替代这些右翼或左翼哲学？本书将努力交出一份答卷。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思想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到的这个问题，于今有了更大的紧迫性。随着教育的普及、交通和通信的加速、经济市场的全球化，随着今人所谓“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种种特点的呈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待规划，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能够读到一份报告，论述西方发展的现代性源于何处、性质若何、有哪些优点和长处、又有哪些代价和意外后果，将有一定的裨益。

英格兰是一个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案例，因为，如以下各章所述，它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通过解释它的历史和结构，本书或能向中国读者提供一幅比较性画面，帮他们看清未来有哪些选择，以及可以实现哪些目标。

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学或大学多少学过一点英格兰史或欧洲史，我应当强调，本书的论述也许会让他们感到意外，甚至震惊。他们很可能早已全盘吸收了马克思—韦伯理论，将“现代性”的起始日期要么定在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内战—— 一场“英格兰的革命”，要么定在1688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他们也可能早已从学校学到，由于宗教改革的爆发、海外贸易的繁荣、帝国（Empire）的兴起［8］，16世纪出现了一道分水岭，从此，一个封建的、农民的、前现代的社会（a feudal, peasant, pre-modern society），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社会（a capitalist and modern society）。

本书将要挑战这套理论，并强烈主张：一种更早的理论——可惜它后来被上述那批19世纪末杰出社会学家的理论所取代——应当复兴。这种更早的理论提出，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11或12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因此，部分读者将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先入之见，我甚至希望，部分读者将服膺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和我所提供的证据中英格兰的连贯性。

我在清华演讲的现场打过一个比方：认知现代性的努力犹如拼出一副七巧板的过程。英格兰之能率先实现非凡的转型，从一个农耕（agrarian）世界变成一个工业（industrial）世界，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特点导致的结果，每一个特点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现代性的十足起因。

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关系， 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

当前，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separated）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天然的权利和责任（intrins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国却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在这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identity）的固有要素；在这里，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换言之，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polity）、意识形态（宗教）［9］的彻底分立（separation）。

由此产生了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atomized）、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relational civilization）［10］保留多少为宜。迄今中国已让它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embedded）［11］局面，尚未自成一体。

或许，上述两种基本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化解的，最终一个文明必须择其一而弃其一。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折中方案、一个杂交体、一条中间道路。无论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总之，在中国规划其未来的关口，提供一份有关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简明论述，对中国读者大概是有价值的。

不少出席讲座的听众指出，在实操中，西方也经常忽视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分立，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强势经济集团，以及对政客的游说。因而我们有必要强调，本书是在描述一个简化的模型，一种让生活各领域保持分立的理想，它在实操中很可能失败。现实中频频发生人们常说的“腐败”，或各领域的混淆。但是现代社会的非常之处在于它们葆有这种理想，而通常的趋势却是，很多昔日文明甚至今日文明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是连体。这就是区别所在；理想之不同甚于现实之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一语使用起来颇为含混。英格兰和苏格兰原本是两个国家，直到1603年两个王位才合并为一［12］， 两国的正式联合则直到1714年才借助《联合法案》（Act of Union）［13］而实现。因此，在涉及1714年之前的历史时，使用“英格兰”（England）一语是合理的，而在1714年之后，恐怕就最好使用“英国”（Britain）或“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的说法了。由于本书描述的事物大多具有“英格兰”源头，即使传播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后，其源头依然不变，所以本书倾向于谈论“英格兰”和“英格兰人”（the English）。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恰如我在第1章和最后一章所言，虽然我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觉得它确实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一份特殊贡献，但是我并不希望被视为世人戏称的“小英国佬”（little Englander）。实际上，英格兰是由世界各地的文化所构成。英格兰是个混血国家（mongrel nation），糅入了许多外来种族和外来影响，以致我们可以说，英格兰很难作为单独的实体而存在。而且，英格兰的道路也绝不比其他文明的道路在道德上更为优越。

但是无论如何，当我利用人类学家之便，得以从喜马拉雅地区、日本或中国回望这个小小岛国时，它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拥有一系列对后世产生了莫大影响的特点。本书试图分析这些特点，俾以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祖国和现代世界，同时也认识我自己。

[1]　原书1978年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注

[2]  这四部著作在英国出版的时间依次为：1987年、1997年、2000年、2001年。——译注

[3]“文明冲突论”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后冷战（post-cold war）时代，各民族之间迥异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宗教认同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译注

[4]    指英国，或者说英格兰。——译注

[5]  modernity一词在本文中多表示“现代性”，但有时也表示“现代世界”或“现代社会”，望明察。——译注

[6]   status，或译“地位”，指个人、家庭或亲属群体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与其他个人、家庭或亲属群体之间形成的相对身份或相对地位。例如，贵族与平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地位，父亲和儿子之间形成一种相对身份，等等。所谓hierarchies，是说这种社会身份或地位具有等级制的分配形式，有些人的身份或地位较高，有些人则较低。——译注

[7]  absolutism既可指一种政治理论，即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也可指一种政府形式，即专制政体。——译注

[8]  均指英国或英格兰的情况：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英格兰海外贸易的繁荣、大英帝国的兴起。见以下各章所述。——译注

[9]  仍指上文所说的四大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麦克法兰有时稍稍改变说法，譬如用polity（政体、政治格局）表示“政治领域”，用family（家庭）或kinship（亲属关系）表示“社会领域”；ideology和religion则更可能酌情互换。——译注

[10]    指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互相关联，尚未分立。——译注

[11]  embedded，即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四大领域互相纠缠在一起，而非互相分离或独立。麦克法兰认为这是非现代社会的重要特性。相反，现代社会的特性却是各领域处于分立的（separated），或曰“非互嵌的”（dis-embedded）状态。可参见第4章所议。——译注

[12]   指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事：他原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James VI，在位1567—1625），但又于1603年继承了英格兰王位，遂成为詹姆斯一世（在位1603—1625）。可参见第10章正文和译注。——译注

[13]   似指1707年通过的两个而非一个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的法案（Acts of Union），一个是英格兰议会通过的Union with Scotland Act，一个是苏格兰议会通过的Union with England Act，两个法案都从1701年5月1日开始生效。至于1714年，是乔治一世国王（George I，1660—1727，在位1714—1727）即位的年份，也是安妮女王（Ann，1665—1714，在位1702—1714）驾崩的年份，这两位君王都是《联合法案》生效后的君王，分别称为King / Queen of Great Britain，而不再仅仅是King / Queen of England。——译注

01怎样提问

怎样回答问题取决于怎样提问。不准确的问题会得到无助益的回答。这个规律尤其适用于本书的主题，亦即现代性的本质、起源和前景这一恢宏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的提法变得尤其困难，因为它不仅带有彰明较著的政治色彩，而且常变常新。实际上，某些提法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狂妄自大，或东方主义［1］。出于后见之明，人们动辄以为，既然这个伟大事件——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科学的社会之诞生——已经发生，那它就是注定了要发生；既然这种类型的社会现已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它的诞生大概也就轻而易举。将现代性的实现视为势所必然，从而缩小这一成就的伟大性，是一种与日俱增的诱惑。

英格兰曾是世界上惟一“逃离”了农耕桎梏（agrarian constraints）的国家，而且它将自己的独家纪录保持了数十年之久，因此当时人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都纳闷这是怎样发生的，都想知道如何照搬经验。在那个时代，它是“英格兰的奇迹”（English miracle），或者说，由于苏格兰的缘故［2］， 它是“英国的奇迹”（British miracle）。

及至19世纪初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生活的时代，问题的提法似乎不言而喻。一个新世界正在喷薄而出，它的基础不仅是前所未见的工业生产技术，也不仅是通过可信知识（reliable knowledge，科学）的增长而获得的一种显然全新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它醒目地表现在美国，同时也正在将整个世界逐步引向一个新的方向。

于是，托克维尔所称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3］国家，即英国、荷兰、美国这三国构成的窄带之外的所有国家，迎面遭遇了一揽子迥异的关系。这套新事物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样降临的？托克维尔丝毫不认为新结构取代旧制度是一种必然，他甚至心下戚戚，担心新结构可能崩溃或被破坏。人口仅占全世界2%的小小一隅，似乎不可能让其余的98%俯首归依。

神奇的是，新结构的许多元素竟然开始扩散。首先是在19世纪中叶扩散到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不过看上去仍非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故被称为“欧洲的奇迹”（European miracle）。即使在欧洲域内，显然也并非畅通无阻。譬如，马克斯·韦伯的许多原初灵感就是来自一种企图：想要弄清为什么德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信仰新教的北方（the Protestant north），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南方（the Catholic south），却未能实现。同样，其他学者也认为，此事只可能发生在西方，世界其余地区则陷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中，或者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所说的“滞后”（unprogressive）社会的宿命中，不能自拔。

一代人以后，在1860年代，福泽谕吉从世界的另一端看见了同样的情况。［4］整个亚洲仍保持旧制度，但是西方——此时已包括法国部分地区、德国，以及欧洲的又一批地区——正在走向“现代”。除非日本学习经验，也变得“现代”起来，否则他亲爱的祖国注定要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恰如长期以来的印度和此时已危在旦夕的中国。福泽谕吉像数十年以后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毫不怀疑某种非凡的事情已经发生。1870—1910年间，日本终于加入了工业世界，其主要途径是采用大部分已在欧洲奏效的处方。同一时刻，北美也在发生同样的巨变。如此这般，一个亚细亚社会和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文明也双双实现了突破。于是这个奇迹变成了一个“欧—美—日现象”（Euro-American-Japanese phenomenon），其中的欧洲，自1930年代又容括了苏联部分地区。

可见世界部分地区已在19世纪完成转型。进入20世纪以后，改革大潮开始冲击亚洲。截至1970年代，坊间陆续出版了巴林顿·摩尔、琼斯、兰德斯、莫基尔、罗伯茨、戴蒙德的著作，诺思与托马斯的合著，以及霍尔、曼恩和贝希勒尔的合著 ［5］，问题由此聚焦于：是什么造成了“欧洲的奇迹”，它为什么惟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学者们罗列了多种因素作为答案，大致逃不出一个序列体：一端是主张“天然倾向”的必然主义（inevitabilist）论点，另一端的论者却将它视为一连串极其难得的、不可预知的、纯属偶然的事件。大家努力从西方寻找某些导致现代性勃兴的特有表征。那些视之为必然的人们各自挑选了一个中意的起因，例如，分别认为是基督教、水上交通、封建制度、煤炭储量、美国矿藏等等，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性”。另一些人视之为“货真价实的”奇迹，换言之，认为它是偶然、运气、机遇、种种意外、种种必要条件造成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哪怕它纯属“意外”，我们至少能调查一部分必要的促成因素，即使不是十足的原因。

截至1960年代，这基本上仍是一个欧洲奇迹，只不过在日本和美国衍生了两条分支。然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亚洲四小龙”加入了“逃离者”的队伍，它们都是些较小的地区，而且要么深受英美影响（新加坡、香港），要么深受日本影响（台湾、韩国）。因此人们普遍相信，奇迹是能出口的，但只能出口到那些深受英、美、日影响的小地方。

然后，在1980年代末，世界三分之二尚未实现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人口，即中国人、印度人和南美人，也开始工业化了。这一动向似乎逆转了我们的问题。从前的提法是：我们如何解释那些例外？［6］现在的提法却变成：为什么还剩下一两个地区，尤其是非洲大部，以及直至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中亚大部，仍在抵制这个显而易见的大潮流？

此前有人认为，“奇迹”的故事中似可添加一笔“日本例外论”（Japanese exceptionalism），E. L. 琼斯就曾声称，日本看上去像是一个最初位于英格兰西海岸附近的岛屿，只是碰巧被中国拖拽过去，从而定泊于中国的近海罢了。［7］诚然，任何一个范式（paradigm）都可以包含一定量的异数（anomaly），譬如经济成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后来又加上东南亚及太平洋部分地区，再加上20世纪末的印度；即便如此，此时似乎也需要修正观点了。

贡德·弗兰克、布劳特、古迪等人主张，问题根本就提错了。［8］他们认为，东方从来不是真正的落后，所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西方奇迹”（western miracle）可供研究。他们建议：看看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当前却大获成功的国家吧，你会发现，韦伯考虑的阻碍东方而鼓励西方实现现代性的所有因素，包括宗教、某种特定的法律体系、民主制、西方逻辑，全都变成无关的甚或错误的了。没有这些因素，东方照样可以做得很好。即使想在东方寻找对等物，例如“儒教文化”（Confucian culture）论，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努力。他们觉得，从孟德斯鸠，到1970年代的西方学者，整个轨迹基本上是“东方主义的”思维轨迹，是将亚洲划成了落后地区和“他者”（the Other）。另一路进攻来自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他提出，所谓伊斯兰地区“出了毛病”或有缺陷，从而减缓了发展，最终在西欧列强面前衰败，这一论调纯粹是胡说。伊斯兰地区健康得很，它只不过不按西方的路子发展罢了。［9］

从某些方面看，彭慕兰（Ken Pomeranz）、王国斌，以及其他同“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有关联的学者，一概是这种修正主义（revisionism）在逻辑上的终极产物。［10］彭慕兰在其《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提出，1800年以前尚无大分流，中国、远东、欧亚大陆（Eurasia）、欧洲腹地，当时一概是大同小异。因此，大分流仅仅耽于浅表，是某些外部因素——譬如英国案例中的煤炭储量和帝国横财——造成的。古迪虽然对彭慕兰持批评态度，但也以另一种方式遵循着相似的路线，认为整个欧亚大陆在结构上雷同。他在一系列极富挑战性的著作中辩称，东西方之间无非是表现形式不同，其实没有多少结构性的差异；惟一真正深刻的分流，是后新石器时代（post-Neolithic）欧—亚诸文明与非新石器时代（non-Neolithic）次撒哈拉非洲［11］诸文明之间的分流。［12］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而言，问题不见了。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绝不是某地的特产，从一种意义上说，它历来是无处不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一系列表面变化，这些变化在1800年以后迅速而轻松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工具箱（tool kit），里面装满了发明物，其中很多是中国的原创，然后被偷走或借走，并被改良，到了19—20世纪，又被重新出口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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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首先声明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不会主张的几个论点。第一，所谓“欧洲的奇迹”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我们开篇时沿用这个称呼。现代性，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它都未必比旧制度在道德上更优越。很多人也许更加青睐它，但是我们绝不能脚下一滑，退回到一种19世纪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既然——譬如——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族，他们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更为优越。其实，上帝也罢，命运也罢，皆非这个等式中的成分。

第二，已发生的情况绝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的、注定的。恰恰相反，我的论点是一种反目的论的（anti-telological），也就是说，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世上也不存在一列我们大家必须攀爬的必然阶梯，相反却存在许多别样的趋势和陷阱。它们意味着，正如吉本以及后来汤因比意识到的那样：进步倒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13］就人类历史上已有的趋势来看，这些趋势一律是走向静止和衰落。但是，本书讨论的其实是进步——一种违逆常规进程的趋势，属于例外论，用达尔文的措辞来说是随机的变异（random mutations）。即使像18世纪后半叶的亚当·斯密那样睿智的人，也认为不可能逃脱农耕桎梏对发展的限制。

此中的蕴义是，从“进步”的钢丝绳上摔下来永远都很容易，没有什么东西笃定延续千秋万代。帝国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宋朝走进了500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14］有人相信美国当前也在走下坡路，一如昔日的英国。

第三，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一个产生于欧洲域内诸元 澳大利亚中国史学家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论，以解释历史上如此富强的中国为什么从未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他认为中国的前工业经济（pre-industrial economy）或前工业生产方式已经极其高效，以致失去了通过投资提高科技水平的动机和科学进步的需求。——译注素的奇迹。事实上，导致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因素几乎悉数来源于欧洲以外：1400年以前的伟大技术发明差不多全都是中国人贡献的；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在希腊首创，然后在伊斯兰诸文明之内发扬光大的。［15］经由几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衢，1300年的欧洲已经吸收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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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全书中尽力阐明我所说的现代性是什么意思和不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我想提供第一批线索。我的意思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在当今以及过去一段时期，以法西斯社会或某类社会为例，这些社会完全能够让现代技术与我所称的旧制度结伴同行。然而，当今或过去的任何现代社会也确实拥有某种在当时独一无二的高效技术。如果当时是一个靠马匹、风车、水车提供能量的时代，那么，该现代社会一定是在格外有效地利用马匹、风车、水车。所以我们切勿将现代性和技术混为一谈。工业革命对于现代性固然是重要时刻，但不是决定性时刻。动力、医药、通信等技术确实重要，然而仅凭它们本身，还不足以让现代赫然有别于非现代。

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因此，当今既存在许多“现代”国家，也存在许多“前现代”（甚或“后现代”）社会。千百年来一直都有“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并存于世。依照我对“现代”的定义，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很多个世纪的英国，皆为“现代”社会；相形之下，18世纪的法国、今日的朝鲜，却是旧制度。

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在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ies），亲属关系（kinship）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ies），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village communities），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相反，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one infrastructure）［16］，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

我们怎样才能逼近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揽子互相关联的特点，我们便能分解其中的成分，然后设法重组配方，看看这些成分应当怎样组合，其分量、次序、重量应当如何配置。

这种进路表现在一部试图指明财富增长之条件的杰作中。亚当·斯密辩称，为了“财富”能够增长，一个国家所需的条件是“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17］假以时日，这些条件（亚当·斯密非常明白：其实这些条件极难成立）将会 “经由物的自然秩序”（by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而产生财富。［18］

亚当·斯密的三要素固然不可或缺，其他很多因素也必不可少，譬如科学、政治、宗教、公民社会、某种理性，尤其是各领域分立所导致的自由。我交给自己的任务将是：从一个特定国家的历史追溯一部分特点，这个国家被托克维尔和韦伯视为我们所熟知的这种现代性的发源地，它就是英国，特别是英格兰。

开展这项调查，不是为了把英国夸为一个光辉榜样，实际上，英国干扰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它简直没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甜蜜和光明。这项调查的意图只是，为了认知当下世界，为了给滑溜溜的未来道路绘制一张可行的路线图，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弄清当今世界来源于何处。一个了解过去的人才能认知现在，一个了解现在的人才有可能认知将来——奥威尔大概会这样说。

我不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而且以比较人类学者（com-parative anthropologist）的身份调查这个问题。我爱我的祖国，并为之自豪，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游历英国以外的伟大文明，不单涉足欧陆各国和美国，也多次造访日本、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澳大利亚。从这些遥远的国度，我回头打量了我自己的小小岛国的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我也通过一系列外国观察家的撰述去观察我的祖国，尤其是通过邻国人的眼光，因为他们可能被认为跟我们最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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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年以后长期关注的一大谜题是，我居住其间的这个奇特的“现代”文明性质若何、起源何处。在我迄今撰写的大部分著作中，我一直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表征之一是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demographic structure），这意味着死亡率和生育率得到有效的调控。第二个表征是政治支柱：看看周围，我们发现许多成功的现代民族的最突出表征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第三个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relatively meritocratic）体系必须被建立；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这有赖于个人取代集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要想让这种体系运行起来，就必须让一大群居间的社团（intermediary associations）得以成长，它们基于某种不只是契约（contract）的东西，它们处于公民与国家之间，我们将它们总称为“公民社会”。

进一步思考现代世界，我们会发现它还有另外两个表征，两者既是上述表征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基础。其中之一，是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很多人将现代性归因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最根本地看，也许归因于非人力驱动的机器所促成的高度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这便是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给自由和平等带来了一种特殊风味。

另一个在我们看来与现代性有关的表征，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法。现代性以其“科学的”和“世俗的”（secular）思维模式而著称。有能力生发新思想，有能力保持怀疑和暂缓判断，有能力鼓励人们质疑，有能力通过实验而加速进步，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所称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那么，这五个表征产生于何时何地？

五个表征中的任何一个能逆潮流而出现，都足够神秘，然而它们还须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出现在同一地点，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一定以为，既能保有自由、平等和人口均衡，又能发现太阳的长期活动中贮存的惊人富矿，还能发现一种加速可信知识增长的方法，这完全超出了最狂野的可能性。

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即使一个国家满足了条件，它还必须将这些连锁因素迅速发酵，才能获得关键的动力。如果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是要去改变世界，它还必须复制自己。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迟至亚当·斯密的时代，仿佛也渺然无望。

然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如今确已实现“现代”。革命已经成功。这番成功却让我们忘掉了我们要问的问题，难怪托克维尔写道：“那些成功的大革命本身反倒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既是因为成功之后，革命的起因反而隐遁，也是因为成功本身。”［19］

我们被现代世界所包围，因此我们对它，以及对它的成因，已经变得习焉不察。我们这次追本溯源的半考古性旅行不会轻松，但是为了认知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挖掘我们的过去。

[1]  东方主义，Orientalist / Orientalism，广义说来是指从西方视角看待和描述东方文化，197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新的含义，指18、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所导致的西方对东方的恶意而负面的看法。——译注

[2]   参见“致中国读者”中提到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二为一。——译注

[3]  旧制度，语出法国政治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译注

[4]  “世界的另一端”，指日本。“1860年代”，指福泽谕吉（1835—1901）成为德川幕府（1603—1868）的官方翻译的年代，此后他有大量著作问世。他是著名的日本作家、政治理论家。“一代人以后”，应是相对托克维尔而言，两人相差二三十岁。麦克法兰提到的另外两位19世纪大思想家情况如下：亨利·梅因爵士，1822—1888，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5] Barrington Moore, Origins; Jones, European; North & Thomas, Rise; Landes, Prometheus; Landes, Wealth; Mokyr, Lever; Diamond, Guns; Roberts, Triumph; Hall, Mann & Baechler, European.

[6] “那些例外”指上述的英国、欧陆大部、美国、日本等实现了现代性的国家。——译注

[7]    Jones, European, 159.

[8]    Frank, Re-Orient; Blaut, Colonizer’s; Goody, East, and other works.

[9]    Hodgson, Venture.

[10]  Pomeranz, Great; Wong, China; Goldstone, Why Europe. 这种论调近期也被其他学者   所认可，例如Morris, Why West和Jacques, China。

[11]  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译注

[12]   最近古迪在 Eurasian一书中对他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概述。

[13]   Gibbon, Decline; Toynbee, History.

[14]   这是埃尔文的Pattern的核心论点。——原注

[15]   指伊斯兰国家在复兴古希腊思想方面发挥的作用。在中世纪，西欧已忘却古希腊思想，但是伊斯兰国家的一些哈里发（caliphas）收集了大量古希腊手稿，雇人翻译和评注，后来这些著作又通过翻译成拉丁文而重新传播到西欧。于是经阿拉伯人诠释的古希腊思想对西欧产生了巨大影响。——译注

[16]  “单一基座”，譬如政治，或经济，或宗教，压倒其他领域而成为一种基础性原则或基座。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贯穿麦克法兰的全书，尤见第16章。——译注

[17]    easy taxes不能解读为“低税收”，关于究竟怎样解读，麦克法兰在本书第10章专门作了分析。——译注

[18]   引自Stewart, Works, X, 68。

[19]    Tocqueville, Ancien Régime.

02战争、贸易和帝国

让我们从强力（brute force）说起。借助于政治的、经济的、帝国的霸权，一股强力喷发出来，将一个——如我在下文中提出的那样——早期的、一时无两的现代社会推入了轨道。所谓“漫长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约1780—1914年）［1］，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时期，其间大多数时候是英国海军在“统治海浪”（ruled the waves）［2］。12世纪英格兰开始变成一个热心的贸易民族（trading nation）；18世纪他们决定性地战胜了他们的劲敌荷兰人，19世纪初又战胜了拿破仑，从此以后，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便所向披靡了。

这把我们带入了奇特的英国战争史。战争在英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具有若干意义深远的表征。一是英格兰在最近一千年几乎不停地从事战争。例如，1689—1815年是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而在这126年间，英格兰倒有73年在打仗。［3］索罗金曾发表一个表格，从表格上看，英格兰在1100—1900年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打仗。［4］

英格兰是史上最好战文明之一的组成部分。欧洲的战乱频仍与日本或中国的持久和平对比鲜明。在达尔文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压力作用下，反复爆发的争斗导致了技术和科学的迅速进化，枪炮、舰船、航海、物理和化学知识，一起突飞猛进。14世纪英格兰的中世纪原始船舶尚不可能与一支中国舰队相比拟，19世纪英格兰的战舰却在鸦片战争中打垮了中国人，其中的发展不可以道里计。由此可见，英格兰是战争的积极效应的受益者，付出代价的却是别国。在恩图曼之役（Battle of Omdurman）［5］，英国动用了六门马克西姆炮，结果是英方阵亡28人，敌方12000人被屠杀。［6］

英格兰作为岛国，一般是在别国的领土上打她的仗，中世纪在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兰西打，18世纪在美洲国家或印度打，她反正永远在海外打，打赢以后就将战利品带回本国。从来没有侵略者周期性地跑到英国来摧毁城池和庄稼。

即使在本国打内战，战事也相对温和。15世纪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和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以欧陆或亚洲的标准来衡量，都只是小把戏。英格兰从未发生过太平天国或义和团（Taiping or Boxer Rebellions）那样的叛乱。

在欧洲域内算起来，历史上的英格兰人格外幸运，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东欧永远狼烟弥漫，例如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德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毁灭，许多基本设施被破坏。［7］但是英格兰呢，国内享受着和平，国门有海军和雇佣兵团（mercenary soldiers）把守，因此它是从战争中渔利。

这个问题，我将在“法律和暴力”一章回头再行讨论。在那里，我将描述一个守法的、和平的国家，它几无武器和壁垒，也不设常备军和武装警力，但它又是一个最好斗的、最具对抗性的民族。总之，大英帝国的基础是力量，是以先进技术为依托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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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由于生态多样、经济多样、政治单位（political units）多样，所以长期以来习惯于热火朝天的贸易。在欧洲复合体内，不列颠群岛尤其得天独厚。以不列颠本土论，不同地域之间不乏微小差异，加之海岸线犬牙交错，水资源和海运非常便宜，这使得英国成为了贸易的最大福地。英国的幸运也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它犹如一个北方的威尼斯，充当着杠杆支点，撬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陆大部以及后来美洲各地的贸易；又假道好望角，带动了远东的贸易。

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期［8］，英格兰已是一个大举贸易的民族，中世纪更是如火如荼。然而贸易变成英国财富的生命线，却是从16世纪开发美洲和印度而肇始。

正如托克维尔的评注：“制造业和贸易是两个最著名的手段，是最快捷、最安全的致富途径。牛顿说，他之能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靠的是竟日思考它。英格兰人靠同样的办法掌握了全世界的贸易。”［9］在托克维尔之前一个世纪，伏尔泰也曾提出同样的观点：“英格兰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10］， 所有的党派一致赞成重商的必要性。同一个议会一边斩国王之首［11］，一边若无其事地忙于海外商栈的业务。”［12］

研究商贸帝国（commercial empires）的最伟大理论家是亚当·斯密。他在格拉斯哥从教，得便与船长和商人们讨论大西洋贸易——英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大宗贸易——形成了何种机制。［13］他将贸易描述为一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商贸国家的根基，并在1786年出版《国富论》时对此作了综述。他在开篇不久提出的基本假说是，人类是商贸家和交易家，在社会意义上是契约动物（contractual creatures）。他相信英国运气不错，成为了一个“其政府深受店主影响的国家”。［14］英格兰，以及面积小得多的荷兰和意大利诸共和国，是一批先驱，率先倡导了一个理念：国家应将其财富主要建立在贸易基础上，而非军事掠夺基础上。

后来，英格兰等地的贸易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彭慕兰等近期作家提出，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大举从事殖民地贸易，导致了这些作家所认为的1800年以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突如其来的“分流”。为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截至1800年，贸易创造的财富其实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最近约瑟夫·布赖恩特也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说：“修正主义观点（revisionist position）［15］误导性地低估了欧洲域内贸易（intra-European trade）所发挥的极大作用，这种贸易让所有殖民地贸易的规模和价值小巫见大巫。即使就英格兰这个世界首要贸易国而言，截至1800年，它在欧洲域外的商贸也只占英格兰商贸总量的不足10%。……经济史家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原因，不是殖民地资源的相对廉价，而是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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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贸易的基础，是一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为支撑的国力。当战争与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作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

史上大多数帝国既是军事帝国，又是意识形态帝国。它们的主要动机包括：渴望征服，渴望掠夺，希望防范外敌，希望同化异邦民族以贯彻某种意识形态，希望吸纳外来人口以扩充力量之源和财富之源。但是，偶然诞生于英国的这个帝国有一个最大的怪异之处：它的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对于一个店主统治之国英格兰作为岛国，没有什么富裕的陆邻可以去征服。在吞并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之后，当然，尤其是在15世纪兵败法国之后［17］，英格兰人如梦方醒：用武力维持大面积的欧洲领土实在是昂贵得受不了，成本远远高于利润，既无军事好处，亦无特别的意识形态利益。在一位工于算计的店主看来，这笔买卖可不划算。于是，在15世纪，英格兰放弃了它在法国的这份海外领土，也就是放弃了它曾拥有的第一个和惟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帝国。

英格兰人索性放手让贸易去自行寻找领土。他们吮吸着全新的赤道作物，特别是食糖、鸦片、棉花、茶叶、烟草、咖啡和后来的橡胶，作为财富之源。同时，他们发现了或强行建立了许多市场，用以销售他们制造业的产品。这类产品之所以占据格外大的比重，是因为英格兰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而赢利。

英格兰经济帝国的第一大步是在美洲迈出的，动作之一是拓殖北美和加拿大。［18］北美的深层结构，它的语言、法律、政治、阶级结构、宗教、亲属体系、结社性质（associational nature），无不是英格兰殖民者造就的。［19］到了20世纪，随着英国的日薄西山，美国将继承衣钵，把这些价值和建制传播到世界其余地区。

这个以美洲为重心的“大英第二帝国”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巴巴多斯和嗣后的牙买加。除了三角奴隶贸易（three-way trade of slaves）以外，食糖、咖啡、烟草贸易也构成了帝国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发现，从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商业，繁荣于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西海岸。

然后，在19世纪初叶，大英帝国的枢轴从第二阶段的美洲转移到印度，后来加上缅甸，形成了“大英第三帝国”。赢得这个帝国靠的是征服、武力、外交的三结合。在这里，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主体利润是从棉花和鸦片产生的财富，其中鸦片被强销给中国，以换取茶叶和丝绸。这个“大英第三帝国”又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构成的“白色领土”所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非洲领土所增强。

发展到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拥有了广袤的版图，几乎占到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它寿命很长，从首度拓殖北美之日算起，长达三个半世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只有区区几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岛，居然能凝聚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果依靠从本国派军压制它所掌握的众多种族和人民，英格兰不可能凝聚这个帝国，因为英格兰既不豢养常备军，又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口可供派遣的小国，即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贡献一些兵力也无济于事。英格兰充其量只能给整个帝国提供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个人，所以最终它只好给帝国各地提供寥寥几名行政首脑。就这样，英格兰被逼无奈地发明了一种不同

这种另类选择的高效性充分表现在一位行政官员的沉思中，他甚至问出声来：为什么英国人只需用500人就能治理印度及其3亿人口，而法国人用了将近200名官员（fonctionnaires）却治理不好150万柬埔寨人？［20］乔治·奥威尔本人在缅甸当过警察［21］，他也写道：“这个帝国享受着任何同等幅员的国家从未享受过的和平。在占全球面积将近四分之一的辽阔疆域里，武装人员比一个巴尔干小国认为必需的还要少。”［22］

那么大英帝国靠什么凝聚？它在印度首创了一个方法，然后又沿用于非洲殖民地，这就是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indirect or delegated rule）的技术：将权力下移（devolved down），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个中秘诀是设法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不露形迹地施行统治”。南尼日利亚（Southern Nigeria）［23］的一名副总督写道，关键是要让“权威与自我遁形（self-effacement）相结合”。［24］这方面的典型是帝国时代的英雄T. E. 劳伦斯［25］：他“陶然自得地深信，他控制着阿拉伯人，却又让他们不知不觉”［26］。

后来，卢加德在《双重使命》（ The Dual Mandate）中谈到非洲时［27］，也对这种哲学进行了概述：“当几十个人负责控制和领导几百万人时，他的勇气必须翻倍，他的话语和诺言必须被绝对遵守，他的真诚必须近乎透明。‘卑微白人’（mean whites）［28］在非洲毫无立足之地……因为他们降低了威信，本来仅凭这种威信，白人就可望施行统治和领导。”从这种哲学可以产生——譬如——理想的区长（District Officer），他“不懈地四处巡查，英勇地抵制来自总部的官僚主义干预”，并“以自己的廉正、公平、坚定和可亲，赢得被管理者的信任和忠诚”［29］。

大英帝国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分是地方军，要么在帝国境内就地招募，例如印度的旁遮普兵团或锡克兵团（Punjabis or Sikh regiments），要么从邻国招募，例如从尼泊尔招募廓尔喀族人（Gurkhas）。地方军的用途是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维护帝国秩序，有时印度兵（sepoys）也被雇来向中国强销鸦片，或协助击退对帝国的威胁。

让我们对史上各大帝国冒险事业的成功之道进行一番比较。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分别仿照本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国，试图创建一种文化上统一的体系去涵盖其所有殖民地，这种体系立足于同一种宗教、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教育制度、同一种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然而，大英帝国在印度采取的模式不是同化（absorption）模式，而是一种宽容和允许差异的模式，只要英国人在赚钱活动中的利益不受威胁，就允许当地人保持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当地居民绝不会变成“不列颠人”。

在大英帝国的模式中，既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官方语言和统一的官僚政府模式，也有对文化百花齐放的宽容，从多方面看，类似于历史上的准中华帝国（Chinese quasi-Empire），如马丁·雅克等人描述的那样［30］。在中国，一种中央秩序——过去是儒教秩序，而今转化为社会主义秩序［31］——达及每一个角落，但又允许55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今日的中国，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庶几可有一比，而且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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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贸易和帝国是一个互相交织的包裹，这三个成分相辅相成。19世纪，英国控制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陆、海军机器，同时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民族；当西方各工业文明羽翼渐丰，在军事力量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的时候，英国又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正是这个三结合的产物，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可能样貌，例如，它给今天正在形成的一种贸易、战争和帝国带来了一种特殊的风味。

它也为下文论述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根本语境。以下各章将要提出，从多方面打量，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是异常的和“现代的”。这些特点曾几何时还在独步于世，如今却已传播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以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和顺理成章的了。

拜战争—贸易—帝国复合体（War-Trade-Empire complex）之赐，这一组特点才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深广。首先它娩育了美国，而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从事它自己的帝国征服时，又照搬了英国的许多基本行为模式。此外，大英帝国也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

贸易和帝国推广了英国的游戏、业余爱好社团、语言、文化艺术、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我们认为构成了“现代性”包裹的事物。它们当时之所以被世人接受和纳为己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固有的内在优点，另一个吸引人的原因是它们象征着现代性，象征着世界某地区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的英格兰部分和英国部分如今已告结束。1950年代，当我准备去做一名帝国统治者并延续家族传统时［32］，大英帝国式微的步伐变得比史上任何帝国都要快。我6岁那年，印度赢得了自由；我16岁那年，苏伊士运河危机（the Suez debacle）戏剧性地体现了英国伟力的寿终正寝，同时，大英帝国的第一批非洲殖民地赢得了独立。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大英帝国只剩下了一点鬼魂。

但是鬼魂，中国人熟知的鬼魂，仍在萦扰我们。曾经的一百多年间，历史的车轮从欧洲西北角的一个小岛驶向世界，而今，在这段历史的余晖照耀下，现代世界仍在存续。就我个人来说，通过我的家庭和教育，这段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人格。当我检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战争、贸易和帝国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并由民族而塑造了我个人的身份认同。今天我漫游世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经由大英帝国而诞生的现代世界的许多踪迹。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那个至关重要的帝国时代，当时产生了所有帝国中最坏的帝国，或许其余一切更坏的帝国除外。［33］以奴役、鸦片、征伐所毁灭的生命而论，它的代价令人难以承受，但是它也提供了一种语境，使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而工业革命是自从农业被发现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物质和经济改革。

15世纪初，中国在航海业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当口儿，却决定放弃航海，彻底关闭了这条发展路线。英国代表一种掠夺型和向外扩张型的海上帝国（seaborne Empire），贪婪吸取着世界其余地区的财富；中国却相反，她修筑长城，试图将蛮族——包括英国人——阻挡在所谓“中央之国”（Middle Kingdom）以外。曾有一两百年这可能不失为一个好政策，但是，尽管中国拥有南方和北方的丝绸之路，它终究变得“设界有余，渗漏不足”（格里·马丁语［34］）。中国人基本上忽视了海外原料供应的巨大潜力，因为他们没有此种需要。中国有大量物质可以出口，特别是丝绸、茶叶和瓷器，但是他们让别人进行运输。结果这些“别人”乘着坚船，架着利炮，抵达并羞辱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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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英国的帝国时代已经落幕，但是用雅各布·赫尔曼·赫伊津哈（Jakob Herman Huizinga）的话来说，我们仍能注意到它的非凡性质。若无这个帝国，英格兰人“绝不可能将他们逼仄小岛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遍半个世界，建立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帝国，称霸海洋、积累大量的财富和知识，采样并收集瑰丽的艺术宝藏。……在游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旅途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富饶的、迷人的大陆上所做的惊天之举。我看到了许多纪念碑式的建筑——譬如壮丽的新德里总督府；它们证明了帝国的无限自信，凭着这份自信，英国人能够只用三五个行政长官和最低限度的武力，去制服、统治和改造这个亚细亚世界。我发现，虽然他们仅仅统治了一段较短的时间，他们留下的印记却非常强烈，并在多种意义上非常有益”。赫伊津哈敬畏得五体投地：“他们帝国建设者的所作所为我见识得越多，我就越倾向于同意：大英帝国面积巨大，创立和统治它的人数却少得荒唐——哪怕只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不成比例，就足以成为一个奇迹。”

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获取一个庞大帝国的难度，与离开帝国领土的难度之比，托克维尔有过描述。他致函特丽萨·刘易斯夫人（Lady Theresa Lewis）说：“朗朗乾坤下，没有什么比这次征服更为神奇，而更大的奇迹是英格兰人管理的印度政府；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岛更能吸引人类的眼光，而这个小岛，是希腊人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您能相信吗，夫人，一个民族，在它填满了全人类想像力的无垠空间之后，却能安全地从中撤退？我可不相信。”［35］英国人曾极力抓住他们的第一个北美领土不松手，后来却发现把它留给它自己管理反倒更好，经过这番体验，英国人似乎学到了一些东西。

1948年赫伊津哈第二次访问非洲，旅行结束后他写道：“英国老师趁着自己的学生尚未变得过于调皮捣蛋，乃至只有对他们实行公开镇压政策才能驾驭的时候，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了——这种做法，我三思之后绝不敢说它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殖民地的情况我看得越多，我就越明白：在这个民主时代，殖民地的主人很难保持足够的勇气，敢于按自己的殖民信念去有效地实施镇压政策。”［36］

[1]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提出的说法。“漫长19世纪”大致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起点，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终点，其间，以19世纪为高峰的欧洲影响力逐渐衰退。霍氏的这个说法，是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漫长16世纪”论脱出。——译注

[2]  此句来自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名篇《统治吧，不列塔妮亚！》（Rule, Britannia!）——不列塔妮亚即不列颠古称。这首诗后被谱成爱国歌曲，传唱于英国军队，尤其是海军。诗中有迭句曰：“Rule, Britannia! Rule the Waves！/ Britons never will be slaves”，这便是“统治海浪”的来源。——译注

[3]    Mokyr, Industrial, 219.

[4]   Sorokin, Sociological, 324.

[5]  此役发生在1898年9月2日，堪为战争史上的典型例子，说明一支装备现代化的西欧军队远胜于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恩图曼，或译乌姆杜尔曼，在苏丹中部。——译注

[6]  Paxman, English, 64.

[7]   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主要战场是德国，虽然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有时也卷入。其起因非常复杂，最初是因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译注

[8]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大致指英格兰历史上从公元550年持续到1066年的一段时期，始于古代日耳曼各部落（Germanic tribes）入侵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终于1066年的诺曼入侵（Norman Invasion）。究其词源，Anglo-Saxon的说法产生于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49—899，在位871—899）时代，这位国王喜欢自称为“rex Angul-Saxonum”，即King of the English Saxons。——译注

[9]    Tocqueville, Journey, 105.

[10]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在位1558—1603。——译注

[11]  指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在位1625—1649）在英格兰内战结束后被议会党处死。——译注

[12]    引自Landes, Wealth, 234。

[13]   亚当·斯密（1723—1790）在格拉斯哥大学教逻辑学和道德哲学，该大学也是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市是重要的贸易港，18世纪初开始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突出作用，成为与美洲贸易（大西洋贸易）的一个枢纽，故亚当·斯密有观察之便。——译注

[14]   Smith, Wealth, II, 129.

[15]  指1990年代出现的以彭慕兰为代表的观点，因为它有悖于更早的传统观点，故被称为修正主义。麦克法兰本人也反对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始于1800年的说法。见第1、3章。——译注

[16]   Bryant,“Divergence”, 434.（a nation ruled by shopkeepers）恰如其分。先前的帝国皆为军事帝国和宗教帝国，英国却转向了另一种日后成为20世纪特色的经济帝国——以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为代表；这种转变不啻为历史的转折点。

[17]  指英格兰在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War，1337—1453）中，最终告 败。——译注

[18]  北美，指未来的美国。在麦克法兰的原讲义中，此句后面接有一个生动的说法：“因此，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实是英格兰制造的，恰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利坚合众国是‘约翰牛’的儿子，叫作‘乔纳森牛’。”作者的讲义和这本成书之间颇有差异，本书将从讲义中少量摘取有助于读者理解的表述，总共约三五处。——译注

[19]    Fischer, Albion’s; Veliz, Gothic; Bennett, Anglosphere.的策略。

[20]   Tidrick, Empire, 110.

[21]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Eric Arthur Blair的笔名），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1984》等，青年时代在缅甸当过警察。——译注

[22]    Orwell, Lion, 58.

[23]    南尼日利亚，大英帝国曾经的保护国，1900年成立，1914年与北尼日利亚（Northern Nigeria）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尼日利亚殖民地。——译注

[24]   Tidrick, Empire, 208. ——原注权威和自我遁形相结合，是说统治者既施行权威，又不让被统治者觉察。——译注

[25]   T. E. 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即我们熟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urence of Arabia），是一名英国军官和杰出作家，在20世纪初英国与阿拉伯半岛的关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译注

[26]　Tidrick, Empire, 210.

[27]  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1st Baron Lugard，1858—1945），大英帝国殖民地官员，曾任香港总督（1907—1912）和尼日利亚总督（1914—1919）。他的《双重使命》发表于1922年，描述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译注

[28]  早先穷白人或卑微白人（poor or mean whites）很受轻蔑，甚至被冠以一个绰号，叫作crackers。——译注

[29]    Tidrick, Empire, 213, 216.

[30]  Jacques, China, Chapter 7.

[31]   此处译文对原文略有改动。——译注

[32]   麦克法兰出生于印度殖民地，1950年代刚及学龄时，即返回英国去上学，以便未来 成为一名殖民地“统治者”，像他家族中的前辈一样。——译注

[33]  此语似脱自丘吉尔名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一切已经尝试过的其他形式除外。——译注

[34]  格里·马丁（Gerry Martin，1930—2004），麦克法兰的逝友，生前是欧陆有限公司（Eurotherm）常务董事和联合创始人，逝世时英国《独立报》赞誉他为“恬静的天才”。他曾与麦克法兰合著The Glass Bathyscaphe一书（中译本：《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设界有余，渗漏不足”就是他在此书中的说法。——译注

[35]   Tocqueville, Memoirs, II, 409.

[36]   Huizinga, Confessions, 240.

03现代技术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通常被分而论之，但因篇幅所限，我将把它们放在一个超长的时间框架之中一并讨论。［1］18世纪后半叶蒸汽能源的最终突破，只是这个长长的故事的一个篇章，虽然是头等重要的篇章。

这两种革命的重要性无须赘言。有了它们，大英帝国才能统治世界达一百多年，一个边缘小岛上的一系列独特创新才能改变全人类的历史。英国工业革命席卷了全球，使世界人口的增长超出了亚当·斯密根据18世纪的能源状况所设想的绝对极限（absolute limits）20倍。

迄今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即使没有英国工业革命，世界其余地区也能发生这种激变。实际上，纵有英格兰做榜样，其他民族仍然花费了50—80年，方才完成这种划时代变革。而假设没有英格兰做榜样，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现代工业世界不可能横空出世，我们依然生活在农耕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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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世纪中叶《国富论》作者的卓越眼光看问题，当时的情况似乎非常明朗：经历了一番飞跃式的进步之后，欧洲走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面前。地中海地区在衰落，法国在滞步不前，甚至荷兰都不再发展。在启蒙（Enlightenment）思想家们看来，此中的原因相当明显，主要应当归结于两大现实问题。

第一，欧洲已经走到了技术生产力的先天极限，从植物、动物、风力、水力中再也榨不出更多的东西，人口也已经达到地表——通过对太阳能的光合作用——能够支撑的最高限度。

第二，掠夺和侵略的倾向已造成惯常的效应，导致意大利和德国南部最初的美好前景被战争摧毁；过度扩张和社会等级制的倾向正在耗干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力量；最精致的掠夺形式 ［3］已经让荷兰在走向银行业、贸易、重商主义财富（mercantile wealth）的路途中深受困扰。虽然欧洲的武器和科学此时领先于中国，但是这片大陆落入了常见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和边际报酬（marginal returns）逐渐缩小的铁律，战乱日益频仍，饥馑和疫病日益严重。欧洲从发现美洲大陆而获得的利益也基本上消耗殆尽。

除了英格兰这个孤案，史上的每一个文明都走上了“勤业”（industriousness，速水融首创的概念）道路［4］，去从事更加勤勉的人力劳动，却没有走向工业化。在此意义上，12—18世纪的欧洲大陆甚至是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ed），牲畜在减少，机械在减少，非人力能的利用在减少，大陆上丰富的煤炭储藏也未开采。遥望东方，日本发生了相同的情况，而且更加极端，就连车轮都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牲畜也变得非常稀少，一切劳动都靠人力完成。［5］

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称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当时历史的常规进程。［6］各国人民纷纷将自己的肌肉投向劳动，劳动力的价格普遍下降。若以每公顷水稻产量计，结果也许很可观，然而这条道路恰好与节省劳力的“工业”道路南辕北辙。人力劳动在贬值，工作时间在加长，我们所称的技术在退步。大地上布满悲惨的农民阶级，他们没有多少闲暇，没有多少可支配的收入，没有多少教育，世道艰难之时也得不到多少公共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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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英格兰选取的非常道路，让我们首先检视英格兰农业的某些要素，看看英格兰人如何利用先进技术获取太阳生发的能。英格兰遍地都是风车和水车。早在1086年，《英格兰地籍志》（Domesday Book）［7］便录入了大约3000个社区的5624部水车［8］，约略平均数是每50户人家就有一部，以致“水力驱动的机器密布在中世纪英格兰男女周围，为他们做那些较为繁重的工作”［9］。水车是当时世界上的新生事物，是拥有廉价奴隶劳力的古罗马人从不曾开发的技术。

水车技术仅限于水源充足的地区。在法国和德国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甚至在英格兰平坦的东海岸，天气经常是久旱不雨，水力相形见绌。水车之后的另一个天才而伟大的发明是风车，显然也不为古罗马人或其他民族所知。据说风车是1180年代在英格兰发明的，地点是约克郡东赖丁地区的威登村（Weedon, East Riding），然后从那里迅速传播到英格兰各地和北欧许多地区。

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从动物，尤其是从犁耕动物，获取了比水力和风力还要可观的能。据估计，11世纪末英格兰社会消耗的非人力能中，有70%来自动物，其余基本上来自水车。［10］英格兰的气候太湿太冷，除部分地区外，无法常年种植小麦，但是这里的很多地域都是高原牧场，有着肥美的青草，适于畜养绵羊、奶牛和马匹。因此羊毛业非常发达，成为英格兰财富的支柱；奶牛也很重要，不仅出产牛奶、奶酪、黄油、牛肉、粪肥，还给英格兰带来了一道遐迩闻名的国菜——烤牛肉，同时也造成了英格兰的典型风景和地貌。

最后，英格兰的马也同样杰出。起初它们的质和量只算中等，但是经过选种育种，发展成了全世界同类动物中最大型、最强壮、最普及的一种。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就曾注意到马对于农业的重要性。欧陆常用的农畜是牛，但是马比牛更为强劲；一匹马的劳力更是顶得上12个人。里格利给出的数据表明，从1600年到1800年，英格兰可供牲畜消耗的燕麦产量翻了4倍，年产量增长了近90万吨，“这实际上意味着，可用于农田、运输、工业、娱乐的能量发生了激增”［11］。 截至19世纪，英格兰早期工业主义所需能量主要是马力提供的，譬如用于磨坊和矿井。当然，马力也为农业提供了支持，因为马匹能够耕田和驮运。

13世纪末，欧洲的农业，特别是英格兰和佛兰德斯（Flanders）的农业，具有极强的生产力。由于使用动物力、水力和风力，农业越来越“机械化”。这是一种高度“人造的”（artificial）农业，大片大片的区域被故意用作公园、草场和牧场。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不论出现在欧洲或英格兰何地，无不以劳力节省措施为根本。

其结果是极高的农业生产力。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13—14世纪，英格兰“中世纪”农耕的生产力已达到18世纪初的可能水平。例如莫基尔最近写道：“目前有证据显示，英国农业生产力在1700年左右的高水平绝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中世纪就已达到这种水平。在中部地区的东部（eastern Midland），亨廷顿郡的拉姆齐诸庄园（Ramsey manors）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证据，表明14世纪前半叶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亚于19世纪初期（Karakacili, 2004）。……同样，1300年代坎贝尔和奥佛顿（1993）的土地生产力直到1710年左右才被诺福克郡超越。”［12］

然后，黑死病的爆发造成了14世纪中叶开始的灾难性倒退，毁灭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13］在英格兰，这场灾难导致人力劳动成本的进一步上扬，使原已相当松弛的穑夫制（serfdom）［14］锁链彻底破除，从而更加凸显了劳力节省手段的重要性。英格兰的应策是增加农业中的非人力因素，例如增加牲畜的数量，尤其是绵羊的数量。这场灾难也刺激了生产力的改善，包括使用泥灰土（marling）、石灰等新型肥料，采用新的轮作方式，引进新的作物。

欧洲人渗透印度、非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南美之后，带回了一批新的植物品种，其效应很难估量。马铃薯、番茄和无数新的蔬菜品种无疑造成了可观的后果。至于食糖、烟草、香料，以及后来的茶叶和咖啡，则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健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植物的效应不仅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在哥伦布之前，欧洲已经开发了多样化的、高效的农业，而在采用了大量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之后，人们突然意识到了进一步改善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这种意识肯定和其他多种因素一起促成了农业实验步伐的大大加速——我们称之为“农业革命”。先前人们忙着观察花园和农田里种下的植物如何改良，现在又忙着试验新的刺激植物、麻醉植物和致甜植物，总之，为了改进他们的农业，人们越来越喜欢试验新法。

17—18世纪农业活动大潮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变革：更多地使用肥料——主要形式为泥灰土、石灰，以及苜蓿等产氮植物；更多地使用根块作物做冬季饲料，从而使更多的牲畜能够平安越冬；进一步增加马力；实行农田轮作新法，避免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迫休闲；改善农作物的运输和贮存；开展动物育种实验，改良了猪、牛、羊、马的品种。这一切活动同时开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却不必增加劳力投入——英格兰尤其如此。若无这些农业改良，英格兰不可能养活数量日增的城市，也不可能允许高达40%的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

英格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从许多统计数据上得到印证。例如，里格利最近发表了一份谷物产量图表，该表显示，“1600—1800年谷物净产量的总数翻了将近3倍，同期人口则从416万提高到867万，意味着人均谷物供应量增加了将近40%”。［15］1800年，英格兰已能做到仅由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其余三分之二供应食物，这说明在1700—1800年间，人均农业产量至少增长了75%。［16］将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布赖恩特总结了当时的形势：“1600—1800年，英格兰的人口从大约400万增长到了大约850万，但是从事农业者的百分比却下降了将近一半，从总人口的70%降至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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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格兰人对风力、水力和动物力的消耗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程度，这是因为英格兰人借助于日益复杂的机器，增进了对这些能源的利用。反过来看，这些机器本身又极易作出调整，以适应一种使用新能源的机械化要求。于是第一批蒸汽机被研发出来，意味深长地叫作“骡子”（mules）。［18］

但是一个问题仍有待解答：英格兰何以能如此密集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譬如，它何以能生产这么多的铁和玻璃？它何以能加热硝皮容器和染缸？尤其是，它何以出得起一半的粮食去酿造啤酒，出得起一半以上的土地去畜养牲畜？奥秘何在？

在一定程度上，奥秘在于煤炭工业的发展。一般说来，农耕社会必须将大量土地用来造林，以便为取暖、烧饭、手工艺活动提供木材。这条规律给农业用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使英格兰以外的所有文明裹足不前。但是英格兰人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开始大量用煤了，16世纪后半叶更是用量激增。

我们都知道煤炭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灵魂，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自中世纪以来，采煤是英格兰的一项重要活动，为的是制热、冶炼和生产肥料。“英格兰是个完美的世界！又拥有了东、西印度！请修改您的地图吧：纽卡斯尔就是秘鲁。”［19］——字里行间表达的快乐，完全可以出自17世纪以前的诗人的笔端。［20］里格利论证说，早在有效的蒸汽机最终问世之前好几百年，英格兰就是一个综合利用动物力、风力、水力、煤力的经济体。

1560年代，煤炭约占英格兰能量总耗的10%；1700年，即工业革命之前很久，煤炭约占50%；1750年则占到了60%。［21］据估计，1700年的煤产量约为220万吨，若用木材满足同样的人均能耗，“那将意味着必须把200—30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造林。基于同样的假定，1800年甚至需要1100万公顷的林地，等于必须贡献出全国地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才能满足所有的能耗”［22］。 另据估计，1700年英格兰的煤产量是世界其余地区的5倍。及至1800年，英格兰的煤产量仍为欧洲其余地区的5倍。［23］

不久以后爱默生［24］将要指出：“蒸汽管使英格兰的人口和财富翻了四五倍。”［25］而此时，英格兰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储量丰富的炭能，这种新能源正在一步步将他们从能源陷阱中解放出来。例如，新能源使他们能够燃烧石灰充当肥料，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能够在数量日增的城市里取暖和烧饭，能够发展半工业化的制造业，包括制革、印染、制铁、制玻璃、制盐。在蒸汽机完善之前很久，英格兰人已在多种用途上转向了煤炭，17世纪末，伦敦人甚至将煤炭运用于初级的水泵发动机。由此可见，更有效的蒸汽机作为一项最终演进，既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也是一次长期渐变过程的一个阶段。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数百年蕴蓄阶段，煤炭在英格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许多因素，包括农业的高产和劳动力的高薪。煤炭对于维持工业革命的动力也同等重要。里格利最近指出：“煤炭对于工业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一个事实：煤炭使发展得以持续，不会因为有机经济（organic economies）天生的能源限制而停顿。”他相信，只要提到英国工业革命，最关键的问题一定是“它为什么没有停下脚步；而答案一定是：因为它开启了通向一种迥异能源的门径”［26］。

当时英格兰已经开发了高水平的工艺技术和可信知识，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物质，尤其善于通过机器（齿轮、杠杆等），将“自然”能源转化为人类可用的东西。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开发的复杂技术也大量涌进英格兰，在这里被整合，并被一些重要的先进理论所补充，例如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发现的真空理论。炼铁等冶金技术也达到了必要的高水平。这一切成分联袂而至，恰好吻合了一种模式，犹如一把复杂的钥匙吻合一把锁；而这种模式又恰好能将人口一劳永逸地解脱出农耕陷阱。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开锁程序”将被全世界效仿，而且一连效仿了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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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发生的事情委实令人惊异，或令人羡慕，或令人震惊——端取决于你的口味。就托克维尔而言，他觉得19世纪英格兰的农业是“全世界最富饶和最完美的”［27］， 然而大约同一时代的海涅却感到：“这里到处都在使用机器，它们取代了人类的多种功能，但是机器的包打天下在我看来有些诡异：这些天才的玩意儿带着一股子狂热劲头，驱动着轮子、杆子、筒子，以及无数的小钩子、小栓子、小齿轮，却使我充满恐惧。英格兰生活的确然性、精密性、疯狂性、正确性，也同样使我充满焦虑。正如英格兰的机器像煞了人类，那里的人类也像煞了机器。”［28］

在亚当·斯密时代以前，英格兰人已然是一个半工业的民族（semi-industrial nation）。然而最终改变一切的，是他们能够借助于蒸汽机，特别是瓦特的双冷凝器（double condenser）蒸汽机，将煤炭转变成可以驱动机器的能量形式。突然之间，一个原来主要靠动物和植物将阳光转化为点点滴滴的可再生炭能（renewable carbon energy）的世界，变得可以使用千百万年的能量储藏了——最初是煤炭储藏，然后是石油储藏。机器化、城市化、工业化、工厂化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诞生了，50年后又开始向其他地方蔓延。

英格兰的农业和工业双双占据50年的优势，这使得它的帝国更加强大，而它统治的帝国领土又向它提供了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市场，使它能源源吸入食糖、茶叶、咖啡、橡胶、棉花等，然后加工和出口。英格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曾防止它随波逐流地滑向勤业道路，此时又作为一揽子表征中的一部分而向外传播，即将征服世界。我们的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发源于英格兰的工业世界——尽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仍在土里刨食。

不过谜团犹在。毋庸置疑，英格兰拥有煤炭，而煤炭正是逃离农耕陷阱的要素之一。但是其他国家，最突出的如德国和法国，更远的如日本和中国，也拥有大面积的煤田，然而所有这些煤田却未得到大规模的开采。为什么会得如此？从某些方面看，这不是一个煤炭创造了工业革命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创造了煤炭需求的问题。换言之，英格兰煤炭工业的飞速发展，只是财富与技术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一个征兆。因此，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老问题：英格兰有何特殊之处，使它能够如此高效地利用动物力、风力和水力，后来又能够如此高效地开采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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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以上描述属于一种传统观点。［29］19—20世纪的经济史学家都相信，英格兰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他们翔实地论证了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间，英格兰有哪些发展最终导致了划时代的巨变。他们指出，英格兰是工农业革命的滥觞之地，当时就连欧洲其余地区——荷兰除外——显然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遑论更遥远的印度、中国、美国等地。他们还指出，1800年以前很久便已发生大分流：一边是走上了工业化生产道路的惟一一个社会，另一边是其他所有社会，这些社会依然坚持着勤业道路，甚至变本加厉。但是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

有些读者一定了解，1990年代出现了一种理论，它的最著名阐述是彭慕兰的《大分流》。［30］这种理论主张，无论是早期英格兰还是早期欧洲，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彭慕兰提出，粗略地以1800年为界，此前中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在工薪、生产力、人的寿命、物质财富方面，具有与英格兰同等的水平；经济生产的“大分流”是此后才发生的，因此，造成1800年以后鲜明对比的原因并不是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差异，而是两个“偶然”事件，一是煤炭在英格兰的广泛分布和利用，二是欧洲将亚洲、非洲、美洲部分地区变成了殖民地，故能榨取它们的财富。

这种观点与本章的立论完全相悖，因此我必须承认它的存在，还须简要地评论它是否站得住脚。有一批学者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们认真检视了这些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资料和论点，然后主张：这些修正主义者总体说来是错误的。如今，反修正主义的（anti-revisionist）批评文字方兴未艾，我将仅限于讨论几种发表在近期论文和书籍中的说法。

让我从两位学者说起，两人都曾在彭慕兰倚重的两个主要区域——中国部分地区（长江流域）和欧洲（英格兰）——展开过详细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人是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他的研究现在被反复征引，用来支持彭慕兰的理论。

但是，罗伯特·艾伦等人在2006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力”的文章中写道：“19世纪初，长江流域的男性实际工资和女性在纺织业的收入比英格兰人要低得多。……通过实际工资的比较，大分流的起始时间被回推到17—19世纪之间。……而且，整个长江三角洲的收入水平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呈下降趋势的。人口增加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长江三角洲看上去更像一个日益内卷（involuted）的经济体，而不像一个即将起飞的经济体。本文主张：长江三角洲的黄金时期是17世纪，在此之后的前景却是一片黯淡。”［31］

一年以后，艾伦等人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中国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文章。他们的结论是，亚当·斯密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是正确的：“货币工资的情况符合他的看法：18世纪，中国的工资水平无疑低于西欧先进地区。事实上，中国当时的工资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的落后地区。……工资和物价的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18世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先进城市的生活水平要高于苏州、北京或广州。我们已研究的那些中国城市当时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欧洲落后地区、奥斯曼帝国、印度和日本。……中国18世纪的工资水平似乎在下滑。”他们总结道：“新发现的数据必须判然有别于现有的证据，才能说服我们相信，中国前工业时期的生活水平基本上相当于欧洲的先进地区。在这方面，亚当·斯密的悲观主义似乎比修正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事实。”［32］

艾伦的观点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阐述得更为详尽，但总体论调不变。这部近作的主题是，英格兰的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奇高，促使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广泛传播，并为新型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他认为所有这些现象至少是从17世纪开始的，例如书中有一个章节“强调：西北欧的上升是在美洲和亚洲贸易发挥重要作用之前的一个世纪开始的。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戴维斯（Davis，1954），尤其是拉普（Rapp，1975），都自始至终地强调这一点。他们指出，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始于17世纪，即大西洋贸易变得举足轻重之前，所以这是一场欧洲域内的重组，其间，西北欧在羊毛纺织业的竞争中胜过了地中海的生产商。”［33］

另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是黄宗智。他就彭慕兰的《大分流》撰写了一份长篇评论，指出：“如果再和18世纪英格兰农业的日益资本化进行对照，长江三角洲显然正在走上相反方向，变得空前地劳动密集化（labour intensification）。”［34］这两个不同的农业体系在劳动密度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轨迹，所以人们就“不难理解18世纪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在平均农田规模上的差距了——这种差距可达125英亩比1.25英亩，也就是一种100比1的差距。……上述劳动密度、农田规模、人均农业用地方面的差距，决定性地说明内卷与发展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农事，也在于乡村工业、乡村收入和消费。然而这些起码的信息在彭慕兰著作中的任何地方都未予讨论”。［35］

彭慕兰声称中国未能拥有1800年以后给英格兰带来优势的煤炭，对于这个说法，黄宗智评论道：“他关于中国及长江三角洲煤炭供应的论断也大可质疑。蒂姆·赖特（Tim Wright）对中国煤业的详细研究表明，就煤炭储量而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国家之一（1984，4）。……不言而喻，这些煤矿也可轻松满足长江三角洲的需求。换言之，中国的（或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之所以姗姗来迟，不能以彭慕兰所断言的求煤无门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解释了中国煤炭工业的不发达。彭慕兰的论点，简而言之，是本末倒置。”［36］

黄宗智总结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慕兰不巧选择了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对比，以为能锚定他所谓1800年以前欧洲与中国之间没有经济差距的论点。事实上，如前所述，在一个西起欧洲、东至中国的从发展到内卷的序列体上，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简直就是相反的两极。”18世纪的英格兰具有一系列盘根错节的表征，包括“农业革命、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新的人口模式、新的城市化、新的消费模式，以及煤炭的高产量。但是其中任何一个表征都未出现在18世纪的中国或其长江三角洲。那里发生的情况不仅没有为一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埋下根源，反而为19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埋下了根源”［37］。

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详细评论。斯蒂芬·N. 布罗德伯利和比斯努普里亚·古普塔在“早期现代大分流”（Stephen N. Broadberry&Bisnupriya Gupta, “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2005）一文的摘要中写道：“与彭慕兰、帕塔萨拉迪（Parthasarathi）等‘世界史学家’（world historians）的主张恰恰相反，1500—1800年亚洲的繁荣地区看上去更像欧洲萧条的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而不像发达的西北部地区。……欧亚之间的‘大分流’在1800年以前已经走得很远了。”

皮尔·弗里斯在一本小薄书《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2002）中写道：“我认为确实可以为下述论点进行辩护：中国当时已落入‘高水平平衡陷阱’，只有依靠外部刺激，即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刺激，才能逃离陷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在18世纪，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爆发之际，正处于一场本土的工业革命的边缘。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即将实现技术突破，而这种技术突破恰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个奇迹，中国如果发生一场工业革命那可就是超级奇迹了。”［38］

弗里斯后来又写道：“广义而言和比较而言，18—19世纪中国的前工业式的农业可描述为土地密集—劳力密集—资源密集型。英国的农业则可描述为土地泛布—能量密集—资源泛布型。事实上，这两个定义分别适用于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39］

约瑟夫·M. 布赖恩特2006年发表了一篇论“西方与其余地区”的大跨度文章，文中综览了杰克·古迪的研究和彭慕兰的著作。他在概述了一系列论点之后写道：“鉴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和经济行为（economic practices）方面的上述一切显著差别，如果还要坚持说，中国的先进地区与西欧当时都在迈向一条相似的发展性道路、一条相同的轨迹，若不是因为地理上的一些‘偶然性’，两者本可以收获相似的成果，此话是不是社会学上的花言巧语？其中一个社会仍处于压倒性的农耕性质，人口相对于资源而言日渐过剩，技术上滞步不前，主要的社会参与者是农民、收租地主、商人和一个只学习断文识字而不学习技术的政府官吏阶层；另一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基础，并能将新的科学知识有效地应用于技术，从而造成了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革命，而且，随着这些变革的开展，主要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农人［40］、 产业工人、工业家和议会代表；两相对照，前者怎么可能开门迎接后者所具的一切进步可能性？”［41］

另一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是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艾塞特。在详细地综览了证据之后，他们总结道：“英格兰的发展状况与长江三角洲适成鲜明对比，前者的长线趋势是农业劳动生产力（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逐步提高，最终构成了工农业之间关系和城乡之间关系发生变革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式发展模式（Smithian pattern of growth），即通过来自贸易的利润而求发展。”他们补充道：“彭慕兰相信，长江三角洲在大约公元1800年以前一直遵循着与英格兰经济基本相同的进步轨迹。但是实际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道路（Malthusian path）导致了衰退和危机，而英格兰经济在同一时期走的却是斯密式道路。”［42］他们得出结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始终是，大致在1500—1750年间，这两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已经将它们引上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其结果是，时至18世纪后半叶，以世界史的标准来衡量，英格兰已经变成了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并且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经济体，而长江三角洲已经变得空前贫弱。”［43］

李伯重和范赞登详细比较了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44］——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和荷兰的状况。他们的结论是：“平均而言，1820年代（荷兰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大约是华—娄地区的两倍；……西欧这一地区的人均GDP则高出大约86%。”他们的进一步结论是，全中国人均GDP仅为全欧洲人均GDP的一半略强。“这些结果似乎印证了一种看法：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有着巨大的差距。”［45］

此外他们还阐明，在印刷、榨油、纺纱、织布等各项生产活动中，华—娄作为中国的最先进地区，其机械化程度其实很低，远远落后于荷兰。例如，“荷兰人开发了一种资本极其密集（highly capital intensive）的风车技术，用于榨油，而这项生产的中国版也仍然是以人或牛驱动”。中国的帆船，以其所需的劳力计，也相当低效，人均吨数仅为5—6。而荷兰船运业，达到15—25的人均吨数在18世纪已不算稀奇。［46］如果我们还记得，19世纪初英格兰在各方面都比荷兰富裕得多，使用的非人力能也比荷兰先进得多，我们就会明白，在19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先进地区与欧洲之间一定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分流。

其他学者也对这场辩论作出了精彩的贡献，例如里卡多·杜谢恩的几篇文章和最近的一本书。［47］总体说来，这些作者的结论都是，1500—1750年，无论从工业抑或农业的角度看，英格兰都在走向工业化，都在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南欧或东欧，以及印度和中国，在1800年以前均未出现此种迹象。也就是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走上英格兰的那条道路。总而言之，“大分流”的辩论加强了先前的传统解读，使我们相信世界某地正在发生独一无二的事情。这场辩论也凸显了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

一切衡量标准都表明，亚当·斯密是正确的，英格兰甚至与法国都有深远的差距，遑论南欧和东欧地区。这不是一个过去所称的“欧洲奇迹”，尽管它是从欧洲各地的特点中孕育出来的。这

是一个英格兰的（或许是英国的）奇迹。恰如乔尔·莫基尔在他新近出版的书中总结的那样：“是各种条件的奇妙汇合导致了本书描写的这些事件；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家难以克制的感情之一，是一种惊异感——惊异于此事居然发生了。”［48］

[1]   工业革命，18世纪发端于英国，后来蔓延到全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农业革命，17世纪发端。两者均持续到19世纪末。因此麦克法兰讨论的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译注

[2]    Rostow, Stages, I中可见到一个关于其他国家发展的表格，很有帮助。另见Landes,   Wealth, 231中的表格16:1。

[3]   指下面说的银行业、贸易、重商主义财富。——译注

[4]  速水融是当代日本经济史学家和人口学家，他用两个对比鲜明的术语对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加以区分：亚洲各文明以增加劳动力的手段去提高农业或手工业产量，他称之为“勤业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英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其他文明以机器和非人力能源代替人力，从而增加产量，则是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译注

[5]   详细的分析见Macfarlane, Savage, Chapter 3。

[6]    Geertz, Agricultural.

[7]    直译可译为“末日审判书”。威廉一世（William I，即“征服者威廉”，约1028—1087，在位1066—1087）为了掌握英格兰全境的土地占有情况和人口分布，1085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土地彻查，因调查手段极其严厉，令人产生世界末日之感，故名Domesday Book。——译注

[8]    White, Technology, 84.

[9]    Mokyr, Lever, 34.

[10]    Mokyr, Lever, 38.

[11]   Wrigly, Energy, 75, 83.

[12]    Mokyr, Enlightened, 173.

[13]  应指欧洲人口。据估计，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锐减30%—60%，世界人口锐减近20%。黑死病的峰期是1348—1350年，后多次卷土重来。——译注

[14]  serfdom，本书不译作“农奴制”，而采取音译，因为正如麦克法兰在第6章的讨论，serf在与领主以外的任何人相处时，都是法律上的自由人，而非“奴隶”。英格兰的穑夫制是在1381—1574年逐渐取消的。——译注

[15]   Wrigly, Energy, 80.

[16]    Huang,“Great”, 502.

[17]    Byrant,“Divergence”, 434.

[18]  早在公元1世纪，人类就开始研究蒸汽机，16世纪已有蒸汽机的雏形问世。18世纪人们开始研发蒸汽机的实际应用，所谓“mule”或“spinning mule”便是蒸汽机的早期用途之一，这是一种蒸汽驱动的纺织机，可译为“走锭精纺机”， 1775—1779年由英国纺织工程师塞缪尔·克朗普敦（Samuel Crompton，1753—1827）发明。——译注

[19]  这是17世纪英格兰诗人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veland，1613—1658）的诗行，他用纽卡斯尔暗示英格兰煤业带来的财富。纽卡斯尔位于英格兰东北部，13世纪成为煤炭出口港，16世纪后成为煤炭出口中心。——译注

[20]   引自Vries, Economy, 167。

[21]   Wrigly, Energy, 37.

[22]   Wrigly, Energy, 39.

[23]   Wrigly，引自Huang, “Great”, 532。

[24]  “不久以后”，指进入19世纪不久以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19世纪美国作家和诗人。——译注

[25]    Emerson, English, 124.

[26]   Wrigly, Energy, 101, 207.

[27]   Tocqueville, Ancien, 34.

[28]    引自Wilson, Strange, 179。

[29]    麦克法兰本人赞同并一直在其多种著作中阐述这种观点。——译注

[30]   Pomeranz, Great.另见前文引用的Blaut, Frank, Goody, Goldstone, Bin Wong的著作。

[31]    Allen,“Yangtze”, 15.

[32]  Allen,“Wages”, 30—31.

[33]   Allen, British, 128.

[34]  Huang, “Great”, 506.

[35]   Huang,“Great”, 510—511.

[36]   Huang, “Great”, 533.

[37]  Huang,“Great”, 533—534.

[38]   Vries, Peking, 32.

[39]   Vries, Peking, 47.

[40]  译作“农人”者，原文为“farmer”；译作“农民”者，原文为“peasant”。这两个单词在麦克法兰笔下有重大区别，他历来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热土难离的peasants / peasantry，而只有farmers，故须在翻译上也加以区别。另外，本书将husbandman译为“农夫”，无他，只是为了区别原文。——译注

[41]  Bryant,“Divergence”, 432.

[42]  Brenner & Isett,“England’s”, 636.

[43]  Brenner & Isett, “England’s”, 650.

[44]   华亭—娄县地区。——译注

[45]    Li & van Zanden,“Before”, 24—25.

[46]   Li & van Zanden,“Before”, 22—23.

[47]   Duchesne, Uniqueness.

[48]   Mokyr, Enlightened, 487.

04资本主义的起源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某个更恢宏事物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这个体系的一系列典型表征已有很多描述，而最核心的表征是让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不再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这种分离程序也见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

市场资本主义的表征之一是对财产权（property）的态度。根据英格兰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1］，财产权具有私有化的、个人的性质（privatized and individual nature）。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表征，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在英格兰，财产均为个人所有：某一个人拥有一匹马、一件衣服、一幢房屋、一块田地。其他如钓鱼的权利、砍倒一棵树的权利，也都属于个人。

法律保护财产的私有权，这一强有力的原则被约翰·洛克视为英格兰自由的根基，后来它又作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的定义性表征之一，被输送到了美国。实际上，这一原则早已出现在英格兰的法律和社会中。在英格兰，财产所有权（ownership）的单位是个人，也就是说，无论家庭权威、宗教权威，抑或政治权威，都不可能（合法地）强行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权。这在晚近以前是一个独步于世的特点。

资本主义的核心之处还有一种态度，是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马克斯·韦伯指出，15—17世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大城市虽然充斥着财富、奢侈、金钱、消费主义，但其基本精神仍旧是“前资本主义的”（pre-capitalist）。与此相映成趣，在美洲的穷乡僻壤，本杰明·富兰克林及其友人对待时间、货币、投资和存款的态度，却展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capitalist ideology）。

史上的英格兰也像是一个穷乡僻壤的美洲。18世纪中叶以前，英格兰一直是个乡里乡气的地方，所有的城镇都是小眉小眼；城市化程度赶不上欧洲其余大部分地区，倒仿佛住满了乡下人。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调查这些村民的心态，我们立刻发现，他们对时间、存款、利润再投资的态度，他们对消费和对身份的焦虑心情，简直和我们在今日英格兰看到的人毫无差别。我分析过17世纪牧师拉尔夫·乔斯林的日记，他的心态之“资本主义”程度，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农人和生意人。［2］通过中世纪后期留存下来的无数信函、日记和其他原始资料，我们也能追踪到同样的态度。

换言之，英格兰具有一种韦伯式的“新教伦理”（Weberian “Protestant Ethic”）——不仅在新教改革之后，而且在新教改革之前很久。［3］法律案件、文学资料、村庄档案等等，皆未表明英格兰人陡然地从一种前资本主义伦理转向了资本主义伦理。从乔叟的作品和14世纪以来的法律档案可以看出，英格兰正在完成一种攫取的、贪财的、理性的、非互嵌的资本积累。

正是这种伦理，在朴素的、撙节的、锱铢必较的英格兰清教主义（English Puritanism）世界找到了表现渠道，不过它也表现在清教诞生之前很久。［4］韦伯指出，这种伦理充当了一个引擎，驱动着资本积累，促使人们为利润而再投资，最终将一个国家逐渐引向了富裕。

在大多数社会，资本积累即使暂告成功，立刻会被用来消费、炫耀、送礼，以免被权势者洗劫一空，或者被战争毁于一旦。相反，“新教伦理”的谕令却是勤奋工作、节省时间和劳力、为利润而再投资。这构成了一种将英格兰与大多数国家区别开来的表征，尽管荷兰人也有同样的倾向——如西蒙·沙马在《财富的困窘》（Simon Schama, Embarrassment of Riches）中指出的那样。英格兰不仅早已具有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而且早已具有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

其结果是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恰如我幼时的校训所说——“追逐太阳”。这里没有大多数文化中的固定极限（fixed limit），却永远有额外的利润可以去赢得，永远有破产的恐惧可以去消除。

昔日的法国访客注意到了英格兰的这些特性。19世纪初，依波利特·泰纳写道：“心灵变得更加狭隘，人们变得孜孜求利，拼命工作，产生了不知餍足的需求。……人人都染上了平民、无产者或店主的习气，变得尖刻、顽固、焦虑和不快乐。赚钱是今人朝思暮想和全神贯注的念头，但在这个国家尤甚于在其他国家。”［5］他又写道，一般说来贫困总是使人降格的（degrading），“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降格，英格兰人才如此疯狂地追求财富。他们爱财如命，因为在他们看来，财富对于道德、教育以及绅士必备的一切属性来说，是一种补充、支持和条件。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不懈的鞭策下前进，身后拖拽着负担。消耗自己的精力变成了一种必需，即使他达到了目的，他还要继续拖拽，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负担，他就给自己套上他所属教区（parish）［6］、协会或国家的负担”。［7］

泰纳描绘了一幅英格兰生活的典型画面：“下面是英格兰生活的一份绝妙样本：少小离家自谋生路；娶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生养一大家儿女；收入花得净光光；没有分毫的积蓄；自己玩命工作，也将子女置于不得不玩命工作的境地；如饥似渴地探究真相和获取实用知识；从一件任务中找出又一件任务作为消遣；在旅行中休息；不停地生产和不停地消费。”［8］或如马克斯·奥雷尔（Max O’Rell）［9］所说：“贫穷在法国不是罪恶。贫穷在英格兰是罪恶。然而一切事物都自有其补偿。这种对财富的渴求，这种对金牛犊（Golden Calf）［10］的崇拜，将英格兰民族变成了一个蜜蜂群族。人人都在工作。即使百万富翁的继承人，也不梦想无所事事的生活。”［11］

托克维尔是另一个注意到了同样特性的法国人，他还发现，此种特性更加生猛地传到了美国。他写道：“智慧，甚至美德，若无金钱相伴似乎就算不得什么。每一件值得一为的事情都以某种方式与金钱捆绑在一起。金钱填充了你在人与人之间发现的一切间隙，任何东西都无法取而代之。”［12］无事不关金钱。“金钱在所有的社会只是享乐的手段，但是在一个将财富作为贵族阶层（aristocracy）［13］惟一的，甚至首要的立足之本的国家，金钱也能带来权力。有了这两个优点，金钱成功地将人的全部想像力都吸引到了它自己身上，最终变成了——我们简直可以说——人们趋之若鹜的惟一荣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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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情况十之八九是：通过真实的或人为制造的亲属关系（real or manufactured kinship links）而达成劳动合作和对劳力的支配。放牧牲畜的人手、耕作田地的人手、管理产业的人手，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招募。在这样一种体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机制是增加家庭劳动力：要么通过婚姻策略引进妻子和子女，要么通过制造虚拟的（fictive）亲属纽带，例如认教父教母，或收养子女。很少有诱因刺激人们发明“劳力节省”手段。晚近以前，在欧洲的很多地区，繁殖单位（unit of reproduction）一直等同于生产单位（unit of production）。“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衰落……直到19世纪才波及欧洲的农民阶级和劳动阶级，甚至直到20世纪才波及某些地区，例如意大利南部、爱尔兰农村和法国农村。”［15］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推定这也是英格兰的情况，然而惊人的是，至少从14世纪开始，家庭在英格兰似已不再担任生产的基本单位。

对庄园（manorial）［16］文件和税收文件的详细研究表明，我们在英格兰历史上看到的不是一种家庭主义的生存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17］， 而是这样一种经济：从中世纪开始，大部分被招募的劳力都是契约劳力（contractual labour），亦即佣工、学徒、日间工、全日工提供的劳力。在这个经济体中，雇佣劳力（hired labour）不是什么咄咄怪事，而是寻常现象。无论我们打量中世纪英格兰的大型地产（estates）［18］， 抑或小块公簿持有地（copyholdings）［19］，我们发现它们一般都不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团体来经营，而是由一些互相没有家庭关系的人来经营。当然，小型的家族公司和家族合伙事业也有可能发展，但这是出于有意的选择，而不是一种自动的组成。惟一的联合单位（joint unit）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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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土地之间的分离，财产权观念的灵活性，劳力的非家庭主义使用方式，所有这些表征，只有借助各种各样的象征工具（symbolic instruments）才可能出现，其中最重要的象征工具是货币。在大多数传统社会，货币化价值（monetized values）——无论以实际通货（actual currency）形式还是以信用（credit）形式——一般只能留连于共同体的边缘地带。譬如，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ies）将货币阻挡在体系之外，仅在边境上从事一点货币交易；又如，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ies）［20］虽与市场和货币打交道，但也拒绝让货币媒介太深入地渗透地方共同体和日常生活。这类社会意识到，货币及其代表的一切将摧毁社会与经济之间的水乳交融，无异于掐断了命脉。对于这类社会，货币当然也必不可少——主要体现于纳税、租赁，或者从外界购买奢侈品甚至必需品；尽管如此，货币仍被阻挡在大多数日常交往之外。

任何思考过14世纪以降英格兰档案的历史学家都很清楚：英格兰的情况迥异于上述社会。从最早的文献看，现金和货币价值的渗透是全面而壮观的。除非我们意识到货币价值在英格兰生活的一切层面是何等重要，否则我们无法解读那些详尽的账簿、庄园法院案卷（manor court rolls）［21］、租赁文书，以及其他种种史料。在英格兰，几乎一切物都被赋予了货币价值，几乎一切物都可用现金买进和卖出。

这里仅举一例。大约1280年，亨里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撰写了一部农业专论［22］，作为一部地产经营的指南，其中仔仔细细地算出了每一项农业成本值多少现金。例如，养一匹马每年花费13先令6便士，1/6蒲式耳［23］的燕麦值半便士，钉马掌要1便士。其他多种项目，如播种一英亩小麦花费多少，也以现金价值非常认真地计算出来。［24］

举凡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最能显示是否以亲属关系为中心。在大多数社会，一个人在生病、年迈、水患火灾之时总是求助于亲属，在需要现钱举办婚礼或葬礼之时也会首先向亲属开口。因此，我们从英格兰文献中所获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亲属绝对不是英格兰人求助的主要资源。从遗产清册（inventories）——一个人亡故之际的财产列表——以及账簿和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人借贷的时候，绝大多数贷款不是来自亲属。

如果一个英格兰人因为事故、年迈、失业或其他祸患而陷入了贫困，这时候，充当其“保险公司”的似乎不是泛亲属团体。英格兰济贫制度的依据是居住地，而不是亲属关系。处理贫困、灾难和养老问题的不是亲属，而基本上是教会、庄园、教区等建制。正是从这种传统中，英格兰孕育了世上第一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归根结底，一个人对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财产不具有法律权利；反过来说，如果子女发了财，父母对此也不具有法律权利。

这并不是说危难之时家庭从来不伸手救急，历史上很可能像今天一样，非官方援助大都是近亲给予的。话虽如此，英格兰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的差别仍很可观。英格兰看不到这样一种局面：亲属是你惟一可以信任的人，惟一帮助你的人，惟一在疾病、事故、年迈之时挑起担子的人，哥哥姐姐是自动帮助弟弟妹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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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表征也值得简要评述，因为它们也折射并体现了一个事实：英格兰从中世纪以来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论证：13—15世纪，英格兰使用雇佣劳力之广泛、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soci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之频繁，均可充当证据，进一步证明市场很早就渗透了英格兰。［25］例如14世纪后半叶，东英吉利（East Anglia）一半以上的成年男性人口被列为佣工和劳工（servants and labourers）。［26］

另一个表征是，英格兰人将土地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视为某种与家庭纠结不清的东西。从爱尔兰到中国，所有农民阶层（peasantries）的核心价值观是“将姓氏世世代代留在土地上”，但它在英格兰基本缺位，仅有的例外也许是，贵族家庭（aristocratic families）稍有一点这样的心态。英格兰人普遍认为，土地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商品，可以买卖，可以投机。在法国，托克维尔观察到，“农民对地产钟爱有加，土地占有煽起的天生热情在他胸中熊熊燃烧”［27］。相形之下，“英格兰农民的习惯和本能……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如果他比邻人拥有更多的智慧或更多的资金，他会把这些优势利用到生意中去；做一名地主的念头绝不会钻进他的脑瓜。对英格兰人来说，土地是奢侈品，拥有土地是荣耀的、惬意的。但因土地出产的利润相对较少，所以只有富人才去买土地”［28］。在法国，从12世纪或更早开始，有很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以一种绝对所有权形式［29］拥有其土地。［30］然而，英格兰从来没有什么农民自主地产（peasant allodial land），英格兰一切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是君王（the Crown），土地是一种能够——而且一定会——从某个特定家庭漂走的东西。

这使得英格兰人的土地持有乍看上去好像不太安全，租来的土地好像尤其靠不住。但是这里再次出现了非常现象。在实行分益耕作（share-cropping）［31］制度或其他类似制度的国家，土地承租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改革的动机，因为地主会在第二年拿走改革的成果。英格兰不实行这类制度，所以从很早开始，土地的长期分租（sub-letting）［32］ 就很安全，承租人（tenant）［33］可以自己保留改革的收益。据莱恩观察：“我们亲眼看见，英格兰的土地承租人尽管不是土地保有（tenure）者，却对道德准则信心十足，自由而又自信地将大笔金钱投资于排水、施肥、改良牛羊品种，投资于各种最昂贵的农业改革，简直无异于通过齐备的法律形式签订了19年租约（nineteen years’lease）的苏格兰土地承租人。”［34］不仅土地，其他一切财产在英格兰也都安全无虞，包括房屋、工厂或其他租赁财产。提高手中资产的收益完全符合承租人的利益，他们对改革的投资将从收益中得到补偿。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表征是货币借贷（money lending）。如前所述，从中国到意大利，在全世界所有的互嵌型农民文明（embedded peasant civilizations）中，货币徘徊于乡村经济体的外围。当一个农民需要钱，用来办婚礼、办葬礼或接济歉收时，他/她不得不到职业放债人那里去借贷现金，利息往往非常高，可以高达每年100%或以上。这差不多是一切农民文明的普遍现象。但是从英格兰的中世纪档案看，自有记录的历史时期以来，英格兰似乎不存在乡村一级的职业放债人阶层。大多数英格兰人获得货币的渠道要么是私人关系［35］， 要么是银行存款。世界上大多数农民阶层不得不典当粮食或其他资产，以渡每年的难关，但是英格兰很少看到这种现象。

事实上，英格兰的程序完全相反。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问题是如何处理现金的剩余额（surpluses），换言之，是如何存钱生利。这种态度催生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银行传统之一。英格兰人节省和储存现金，那些为其保管钱财的机构付给他们利息。在巴克利银行（Barclays）、劳埃德公司（Lloyds），尤其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这种传统欣欣向荣，但是它的根扎在中世纪。反过来，这些银行也做贷出业务，收取固定的低额利息，约为5%—15%，而非大多数前工业社会的典型利率——30%—100%。农村的大量遗嘱和遗产清册说明，大多数英格兰人手里持有现金，或拥有现金渠道。

英格兰的与众不同也反映在它不实行如上所述的分益耕作制。这种制度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意大利叫作mezzadria，在我研究的那个尼泊尔村庄叫作adé lava。此中的概念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出租给一名耕作者，后者将收成的50%或更高比例交给前者作为回报。分益耕作制既不被英格兰的法律所承认，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曾被英格兰人付诸实施。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论及这种制度时写道，它在法语中叫Métayers，在拉丁语中叫Coloni Partiarii。亚当·斯密之所以列出这些名称，是因为“英格兰已经长期停止使用它们，以致我现在都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了”。他指出，在法国，“全王国六分之一的土地据说仍被这种类型的耕作者所占据”。［36］

亚当·斯密说得不错。在中世纪庄园文件之类的地方史料中，在法院案件中，在有关土地法（land law）的论文中，均无证据表明英格兰实行过分益耕作制。如果一个英格兰人将地产出租给另一个人，出租者期待的是回收一个固定数额，而不是总收成的一个比例。交付形式是现金——相当于现代的租金，而不是农作物。可见货币介入了交易。在巧取豪夺的分益耕作制下，欧洲和亚洲数亿人干活干得累断了腰，但是英格兰不实行这种制度。

差别的另一个指数涉及讨价还价和物物交换（bargaining and barter）。若在现代市场的边缘地带从事经济交易，物品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它们受制于当地的供需法则，也受制于买卖双方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和社会关系（social nexus）［37］。因此，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是那些边缘市场的普遍做法。

但是英格兰人好像基本上不讨价还价，这使得当时的外国访客大为惊异。19世纪初，佩基奥伯爵（Count Pecchio）注意到：“英格兰没有讨价还价现象。每一样物的价格是固定的。这种习惯不仅产生于竞争和信任，而且产生于节省时间的必要性。所以这里的买卖是童叟无欺。”［38］

莱恩的“观察”一文基于他的19世纪欧洲之行，文中写道：“一名店主纵然属于最低阶层，但如果向我们张口索取不公道的高价，他会觉得有损于自己的人格；而一位顾客如果讨价还价，他会觉得是对店主的无端侮辱，暗示着不相信店主的诚实无欺。在欧洲大陆，最可敬的人在开始一笔交易时也会报出一个天价，实际上他能拿到此数的一半也就心满意足；而且他会一口气编造五六个谎言，让你相信他的报价又公道又克己。”［39］莱恩继续写道：“英格兰是一个店主之国，但是这些店主很有自尊心，与顾客打交道时很有荣誉感，所以这些店主是绅士，不亚于乡间那些自称受过更高等教育、更富于骑士精神的绅士。在巴黎和大陆上其他三五个城市，店主们现在也开始在橱窗中贴出布告，声称以固定价格（au prix fixe）作买卖了，并且也开始尊重公平交易原则了，但是这种原则已在英格兰风行了世世代代之久。”［40］

研究一下中世纪以降英格兰的地方文献，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各种商品定价，尤其是给面包、啤酒之类最重要的商品定价。抬高和压低价格的商人笃定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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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对城市抱着一种奇怪的态度。虽然他们最终在19世纪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城市化的文明，但是他们心理上却保有一种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的基调。“乡村是英格兰的诗歌，城市是英格兰的散文，这和拉丁国家的立场截然相反——只须想想意大利的城市便可了然。”［41］或如泰纳的观察：“在这里和在利物浦，如同在伦敦一样，英格兰的民族性可从他们的建筑方式上略见一斑。城里人竭尽全力停止做城里人，反倒设法在城市的一隅建造一幢村舍，打造一点农村。”［42］

在社会结构、心理结构、道德结构上，英格兰的城乡之间不存在天悬地隔。这里随处可见rus in urbe，即城市里的农村，也就是说，人们设法用树木、公园和小花园把城市变得像是农村；这里也随处可见urbs in rure，也就是说，农村里住着秉持城市价值观的人，他们痴迷于时间，痴迷于算计，痴迷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43］。

晚近以前，大多数文明中都有布尔乔亚阶层，他们是城市居民，一般都有读写能力，拥有一种特定的心态和道德观，他们生活在城墙背后，鄙视城墙之外目不识丁、胼手胝足的“农民”的汪洋大海。英格兰很晚才采用“布尔乔亚”（bourgeoisie）这个法文词汇，这表明英格兰本地没有一个单独的“布尔乔亚”等级或阶级。从一方面看，城里人在农村度过很多时光；从另一方面看，17世纪英格兰人口的五分之一都曾在伦敦度过一段时光。

英格兰上流社会人士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令外国人惊叹不置。泰纳记叙道：“早在三个世纪以前，旅行家波吉奥（Poggio）就能如此描写这个国家了：‘……英格兰人当中的贵族羞于生活在城里。他们蛰居于乡间，隐退于林野。他们认为岁入（revenues）最高的人也最高贵，因而他们投身于田野里的各种活动，出售他们的羊毛和家畜，丝毫不以这类乡土利润为耻。”［44］

15世纪中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在旅居法国经年之后，如此回忆英格兰的农村：“有地产者（landed men）比比皆是，村落（thorp）再小，也能发现那里居住着一位骑士（knight）、一位候补骑士（esquire），或者一位通常叫作乡绅（frankleyn）的房主，他们一概广富财产。此外还居住着其他类型的自由土地持有者（freeholders）和人数甚众的约曼（yeomen），如上所述，这两类人家道殷实，故能组成陪审团（a jury）。英格兰的众多约曼中，每年花销可达一百镑以上的人不在少数。”［45］这和他深有体会的欧陆情况判若云泥。［46］

以价值观论，整个英格兰实在就是一个大城市，大海就是它周围的城墙。在这里，不仅“布尔乔亚”没有构成议会中的一个单独“等级”，或者社会中的一个明显的单独范畴，不仅某些古城周围一度存在的城墙被听任崩溃，不仅城市没有成为农民汪洋中的孤岛，不仅商人与“贵族”之间有着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而且，贸易与其他活动之间也未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

皮雷纳（Pirenne）曾将整个荷兰描述为安特卫普的郊区，我们也可以将整个英格兰描述为伦敦的郊区。昔日有很多旅行者都暗示了这层意思，他们在伦敦等城市出出进进，然后来到农村，却没有感到如入两重天的震惊或诧异。倘在中国、印度、俄国或欧陆各国旅行，他们肯定会产生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跟随布罗代尔的思路并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货币是一个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货币等于城市”，那么，整个英格兰正是一个大城市，因为它很早就被全面整合到了一个货币经济体（a money economy）之中。［47］奇怪的是，这个古老的店主之国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布尔乔亚”阶级，因为每一个英格兰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布尔乔亚阶级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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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可以换个说法：英格兰从来不是一个农民社会。以13世纪的古老修道院和农业论文为例，它们无不体现了一种赚钱、投资、存钱、理性计算利润、资本流动的态度，一定会让亚当·斯密拍手称快。

英格兰用它的财富建成了一批中世纪全欧洲最宏伟的主教大教堂（cathedrals），这些财富的来源，是上述古老的市场体系，以及羊毛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整个英格兰基本上是一个大“市场”，其中鲜有障碍，水上交通发达，雇佣劳力无处不在，有着规范的和严格监控的价格机制，行会和同业组织遍地开花。乔叟在14世纪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haucer, Canterbury Tales）中描绘了一个社会，不仅涉及它的各行各业，而且涉及它的观点态度，那个社会我们一望而知，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乔叟的角色中没有农民，他的朝圣者们讲的故事中也没有显而易见的农民。

这也要归因于一套复杂的法律基础，连同它所支撑的抵押、银行、贷款、金融业务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英格兰人都在外面赚钱。在这个背景下，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the Stock Exchange）等许多伟大的建制涌现出来，并在嗣后的几个世纪承载了英国向海外扩张的重量。所有这一切，正如韦伯所言，都是基于一种法律体系，包括各种日耳曼式的法律谋略（Germanic legal devices）、普通法、信托会（trusts）、法律虚拟体（legal fictions）。有了这个法律体系的支撑，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已经开始变成世界的银行家（the Banker of the World）。

[1]   Common Law，或译“习惯法”、“共同法”。英格兰法律体系的基础不是成文法典，而是英格兰各地的习惯、实际情况、法庭的判例，以及其中所含的法律原则。但英格兰早期居民的习惯因地而异，故亨利二世（Henry II，1133—1189，在位1154—1189）综合各地习惯，建立了统一的法律体系，它“普遍通用”（common）于全国，故名“普通法”。——译注

[2]   Macfarlane, Josselin.

[3]   新教改革发生在16世纪（大约为1517—1648）的西欧，由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早期新教主义者发起，旨在改革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做法，最终造成新教的建立。——译注

[4]   清教诞生于1564年左右，即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不久。这是英格兰新教中极为极端的一支，其主张之一是简化英国国教仪式及教义。——译注

[5]   Taine, Notes, 190.

[6]    parish可指“教区”，即英国国教的基层行政区划，也可指“行政/世俗堂区”，即与教会区划相一致的行政区划。前者也可明确称为ecclesiastical parish，后者也可明确称为civil parish。后者起始于19世纪，原因是前者解除了一部分世俗责任，并转交了给后者。下文将酌情将parish翻译成“教区”或“堂区”。——译注

[7]    Taine, Notes, 62—63.

[8]   Taine, Notes, 60.

[9]    Max O’Rell是法国作家Léon Paul Blouet（1848—1903）的笔名，陈独秀曾将其本名译作“勃罗埃”。——译注

[10]    典出《圣经·旧约·出埃及记》（Exodus）第32章第1—35节。——译注

[11]   引自Wilson, Strange, 227。

[12]   Tocqueville, Journeys, 78.

[13]  aristocracy虽译为“贵族（阶层）”，但并非绝对等同于nobility，也许更好的译法是“贵族精英（阶层）”。究其辞源，英格兰1560年代开始从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借得这个词汇，表示government or rule of the best（最优秀者的政府或统治），或government by those who are the best citizens（最优秀市民组成的政府），后开始转变为rule by a privileged class（一个特权阶级的统治），由此有了patrician order（贵族阶层）之意。作为一种政体，aristocracy表示“贵族政体”，与“君主政体”（monarchy）和“民主政体”（democracy）相对。——译注

[14]    Tocqueville, Memoir, I, 230—231.

[15]    Scott & Tilly，引自Rosenberg, Family, 176。

[16]  中世纪英格兰采用庄园制（manorial system）作为其社会—经济制度，它控制农民的土地保有和农业生产，并管理地方司法和税收。一个典型的庄园（manor）包含一个村庄、一座教堂和若干农田，并设有自己的庄园法院（manor court）。庄园领主（lord of the manor）一般拥有农田中的一大块。庄园的其他居民从庄园领主手中承租并持有土地，然后回报以固定数额的实物、劳役或货币。庄园制与封建制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本身不等于封建制，因为它与封建采邑所含的军事及政治概念无关，它的根本特性仅仅关乎经济。——译注

[17]   生存经济，仅够维持生存的经济。——译注

[18]   estate一词在这里指大片私有地。——译注

[19]  公簿持有，copyhold，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保有类型之一。庄园领主将一份土地出租给某人，以换取此人在农业方面的服务。庄园总管（steward of the manor）遂将领主与承租人（tenant）之间的这项交易记录在庄园法院案卷（court rolls）中，并将该档案的一份副本（copy）给予承租人，copyhold因此得名。英格兰的法律将公簿持有定义为一种“根据本庄园习惯，依领主之意愿”的持有。——译注

[20]  译作“农民社会”者，原文为peasant society；译作“农业社会”者，原文为agricultural society。——译注

[21]  庄园法院是英格兰的最低一级法院，处理庄园领主司法权限之内的法律事务。庄园法院案卷（manor court rolls）十分详细地体现了庄园这个地方社会的运作情况，比如其中记载了轻微犯罪是如何处置的，庄园地产的租佃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因此，历史上保存下来的这类档案对于研究司法、财产权、家族系谱等问题极有价值。——译注

[22]   亨里的沃尔特是13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问题作家。这里提到的论文指他的权威之作和代表作Le Dite de Hosebondrie，其中专论庄园农业经营问题。——译注

[23]    蒲式耳，bushel，计量谷物及水果的单位，等于8加仑或大约36.4升。——编注

[24]    Oschinsky, Walter, 319, 325.

[25]   Macfarlane, Individualism, Chapter 6.

[26]   指在人头税册上所列明的身份。参见Individualism，148。——译注

[27]    Tocqueville, Ancien, 29

[28]   Tocqueville, Memoir, II , 7.

[29]   指下一句的“自主地产”形式。自主地产是其所有者的绝对财产，被绝对独立地持有，无须缴纳地租，提供服务，或承认上级领主，因此与封地（feud）形成对峙——封地的所有权取决于持有者与领主或君王的关系。在英格兰等普通法国家，由于土地属于君王或政府，所以真正的自主地产权几乎不存在，只存在完全地产保有权（fee simple）。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自主地产主要是教会地产和一些逸出封建所有制的地产，大革命以后，自主地产权则成为典型的地产权类型。——译注

[30]   Bloch, Feudal, I, 248.

[31]   分益耕作是一种农业制度，即地主允许土地承租人使用土地，后者回报一定比例的土地收成，如50%。与此相对的一种农业制度是crop fixed rent contract，即地主允许土地承租人使用土地，后者回报固定数额的收成，如每公顷1吨。这两种制度对承租人进行改革的刺激力度大不一样。——译注

[32]  如上所述，英格兰一切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是君王，其他的个人（譬如贵族、庄园领主）要么是君王土地的承租人，要么是更下一级的分租人（sub-tenant），也就是上级承租人通过sub-letting将土地出租给下级承租人。个人如何“持有”（hold）土地的相关制度，叫作“land tenure”（土地保有制，或土地租用制）。值得注意的是，“land tenure”标明的是承租人与君王之间的关系，或夏季承租人与领主或上级承租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承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译注

[33]  tenant一语在英格兰语境中的含义值得注意：依据“普通法”的理论，君王（被称为非人格化的“the Crown”）对英格兰的一切土地拥有最根本的权利资格，也就是说，君王是一切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人（owner），其他的个人则往往被描述为“持有”（hold）土地，他们都只是君王土地的承租人，或更下一级的分租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tenant”其实指的是“sub-tenant”，例如从庄园领主处承租土地的人。——译注

[34]   Laing, Observations, 291. ——原注

历史上苏格兰的土地租赁一般以19年为一个租期。——译注

[35]    如亲戚朋友之间借钱。——译注

[36]  Smith, Wealth, I, 413, 414；他的估算可能是基于魁奈。

[37]  social nexus，可参见第13章关于social relations的译注。——译注

[38]   Wilson, Strange, 178.

[39]  Laing, Observations, 267.

[40]  Laing, Observations, 268.

[41]  Cohen-Portheim，引自Wilson, 250。

[42]  Taine, Notes, 220.

[43]  social mobility，作为社会学概念，指一个人从一个阶级或身份团体（a class or a status group）迁移到另一个，这种移动往往是纵向的，上行或下行，但也可以是横向的。比较开放的社会晋阶机制带来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世袭制度导致低度的社会流动性或社会固化。——译注

[44]   Taine, Notes, 141.

[45]  英格兰中世纪的社会等级（hierarchy）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种划分形式可供参考，从低到高排列如下：cottager / labourer → husbandman / tradesman → yeoman → gentleman → knight → baronet → peers → royal。本段涉及的是几个中等阶层，包括knight（骑士，或译爵士）：中世纪骑士的主要职责是以骑兵的身份率兵打仗，其土地持有属于一种兵役保有权（military tenure），后来骑士（爵士）头衔变成了荣誉的象征，被授予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其身份和头衔一般不可继承。esquire（候补骑士，或译骑士随从）：未封或待封骑士，或充当骑士的持盾侍从，持有较大地产。frankleyn（乡绅）是一种模糊概念，一般指较大的自由土地持有者。yeoman（约曼）：能够自足和自保的小地主。——译注

[46]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66v—67.

[47]   Braudel, Capitalism, 397.

05物质生活

1996年我访问北京以北一个不毛之地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通过一位翻译询问当地人的生活，当地人马上打开话匣子，兴奋地谈起了最近的戏剧性变化。自从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以来，他们发现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不再以粗粮果腹，不再食而无肉，穿衣和住房也迅速改善，甚至已开始购买电视机和冰箱。这种向着一个“现代的”、小康的物质世界的大规模转型，是人们表现和判断“现代性”的最雄辩的方式之一。迄今我已多次访问中国，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也看到了现代性的效应。如果问一问它的起源，将增加我们探索的兴趣。

一切农耕文明（agrarian civilizations）都有一些巨富之家。在印度、中国、法国等地，长期以来总有一小撮锦衣玉食的富豪，住在他们的豪宅中，坐拥他们的宝藏。但是他们通常被一个悲惨的农民阶层所包围，这些农民吃着最不堪的粗粮，住着简陋的茅屋，穿着褴褛的衣裳。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早期现代（the early modern period）［1］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方才迎来波澜壮阔的财富革命——是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1788年，爱德华·吉本完成了他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翌年他纵览周围的世界，发现两千年来似乎变化甚微：“全球大部分地区被野蛮或奴役所覆盖；在文明世界（civilized world），人数最众的那个阶级命定要和贫穷无知为伴。……一般的概率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不能活下来庆祝自己的50岁。”［2］

英格兰在这两千年情况如何？下面是一些访英观察家的总体印象。1590年代，布兰登堡的法学家和律师保罗·亨茨纳（Paul Hentzner）访问英格兰，他评论道：“大地上硕果累累，牛羊成群，这使当地居民养成了饱食终日、不事农耕的习惯，以致三分之一的土地未经耕作，仅用于放牧。”山坡上“徜徉着一群群的”绵羊，他认为那是“名副其实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构成了当地居民的主体财富，商贾将大把金钱带到岛上来，主要就是为了交易这项货物”。和法国的同等人相比，英格兰居民消费面包较少，消费肉食更多，而且喜欢“在饮料中加很多糖”。更有甚者，“他们的床上铺着花毯，即使农夫也不例外。……他们的房屋一般是两层楼……玻璃房屋（意谓装有玻璃窗的房屋）在这里屡见不鲜。”［3］

德国人亨利·迈斯特（Henry Meister）在一篇访英游记中宣布：“我不强加于你，但是我要说，尽管英格兰劳工比法国劳工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却工作得更轻松。只要你考虑到英格兰农人的工资更高，饮食更丰，因此更有力气和积极性完成自己的工作，你对我的说法就不会太过怀疑了。”［4］

荷兰是15—16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因而来自荷兰的评论格外耐人寻味。伊曼纽尔·范梅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是一位安特卫普商人，在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寓居伦敦，遍游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地。他注意到了英格兰极高的生活水平，故评论说，英格兰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享用大量肉食。……英格兰人的衣着优雅、轻巧而昂贵，但是他们没有长性，喜欢追求奇装异服，时尚一年一变，男女皆如此。哪怕出门去骑马，或去旅行，也要穿上最好的衣裳，这和其他民族的习惯恰恰相反。”他相信，英格兰的财富来自牧羊，甚于来自苦作。他指出，英格兰人无须像其他民族那样拼命干活：“英格兰人不如荷兰人或法国人那样克勤克俭，他们在慵懒之中度过大半浮生。……他们养了很多懒惰的佣工，还养了很多野生动物以自乐，却不肯耕作农田以自苦。”［5］

1560年，另一位荷兰人访问英格兰并记叙了它的富足。这位名叫莱维努斯·莱姆纽斯（Levinus Lemnius）的内科医生写到了“英格兰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富饶多产的土壤，淙淙的泉流和浩荡的江河，结队成群的牛羊，神奇的织布和制衣技术；……更有商贾如云，在这里从事贸易，交换商品”［6］。

1497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安德里亚·特雷维萨诺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英格兰岛记叙，或英格兰岛纪实》（Andrea Trevisano, Relation, or rather a True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England），提交给当时欧洲最阔的政府之一。［7］特雷维萨诺写下的印象，得自一个刚刚经历了100年艰难岁月、打完了玫瑰战争、丢失了在法兰西的领土的国家。我们最近的历史学家常将它描述为欧洲边陲的穷国，然而特雷维萨诺写下的印象可不是这样。

这位作者被英格兰的财富深深打动：“英格兰之富裕，欧洲任何一国都不能望其项背，不单一位年高德劭、阅历丰富的商人如是相告，我本人也能凭我亲眼所见加以担保。”他认为英格兰的富裕应当归功于“土壤的极度肥沃”、“贵金属锡的销售”、“羊毛的非凡丰产”。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每一个游历此岛的人都能马上识得这种丰厚的财富”。

据他观察，英格兰的财富分布得相当广泛：“小客栈的主人无论多么贫贱，没有不用银碟银杯上餐的。没有一个人不在家中备有银盘银碟，总价至少为100镑，相当于我国的500金克朗；不备此物的人被视为无名鼠辈。”而且，所有的英格兰人“自无可记忆的远古时代即已锦衣华服”。他还认为：“他们最了不起的财富体现于教堂的宝藏：全王国没有一个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穷酸到无力拥有十字架、烛台、香炉、圣餐盘和银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展现的财富、殉教者圣托马斯（St. Thomas the Martye）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豪华坟墓，尤其使英格兰教堂的富丽臻于顶峰，“超乎了一切想像”。

英格兰人即使在转战南北的途中，“哪怕激战正酣，他们照样追求朵颐之快，享受种种怡乐，根本不考虑灾难或将临头”。特雷维萨诺记叙道，货币和贸易遍及英格兰全境：“普通百姓要么投身于贸易，要么投身于渔业，要么从事航运业。他们孜孜从商，甚至不惜立契借高利贷。”他相信：“施加于英格兰下层人的伤害，没有不可以用金钱补偿的。”［8］

15世纪末和16世纪外国访客记录的英格兰财富已经令人瞠目，两个世纪以后更是发展成一个惊人的表征。虽然法国人此时已在多方面成为欧洲领先的民族，但是就连他们也注意到了英格兰的富裕。18世纪后半叶罗什福科写道：“我倾向于认为英格兰人一定比我们阔气。以我亲眼所见，不仅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比法国贵两倍，而且英格兰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他又以更强调的口气写道：“没有谁对他们的事务横加干涉。在一个不偏不倚的旅行家看来，英格兰似乎比法国要富裕一百倍。”他认为：“在一个外国人的眼里，佛兰德斯作为法国的一个省，其财富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但是和英格兰相比，顿时化为乌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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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自己感想如何？13世纪中叶，圣方济会修道士巴托洛梅乌斯·安格利克斯编撰了一部大百科全书，名为《物之属性》（Bartholomaeus Anglicus, On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10］,书中写道：“英格兰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一个顽强的国家，它是全世界的最丰饶之角。它如此富有，以致它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每一个其他国家却需要英格兰的帮助。”书中还写道，这片国土“充满了快乐和嬉戏；英格兰人时常能够快乐和嬉戏，是心灵无羁、言论自由的人”［11］。这十分吻合一个世纪以后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绘的世界，纵然乔叟的故事是在黑死病刚刚肆虐之后写成的。

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描绘了一幅格外翔实的比较性画卷。福蒂斯丘是亨利六世国王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1461年伴随年轻的国王流亡法国，在接下来的十年流亡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对法国和英格兰的政府制度进行对比。［12］书中评述了两国的物质生活环境，他发现在法国，“种种祸患（军队的掠夺、盐税之类的苛捐杂税，等等）纷至沓来，人民饱受蹂躏和压迫，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喝白水，只有在隆重的宴席上，下等人才能尝到别种饮料。他们的短褂是麻制的，无异于麻袋。从未穿过羊毛面料，除非是极其粗劣的，而且只穿在所谓的上衣里面作为内衣。更不穿什么短袜，膝盖以下的腿部完全裸露。妇女赤足行走，只有逢圣日才会穿鞋。无论男女都吃不上鲜肉，只能将少许猪油或咸肉放入粥汤之中，借以见点荤腥。至于烤肉或烩肉，则完全无缘品尝，只有在屠宰牲畜，以饷贵人和商贾时，才能偶尔分到一点羊头牛脑或下水。”［13］

较之法国，英格兰乡村居民的地位如在天上。这里没有横征暴敛，军队不宿民宅，国家也不征收国内税，因此“王国的每一个居民可以随意享用自己的土产或畜产，享用自己劳动所获的利润和商品，享用雇佣劳力带来的水陆收益”。其结果是：“英格兰人非常阔绰，拥有充足的金、银和生存必需品。他们不喝白水，除非是某人出于虔诚之心，发誓苦修并戒绝其他饮料。他们饱尝各种鱼肉珍馐。他们从头到脚穿着精细的羊毛衣衫。他们家中有丰富的床上用品，还有各种羊毛织物。他们备有名目繁多的器皿和农具，以及其他各色必需品，足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阶层和地位，实现一种安宁而富裕的生活。”［14］

福蒂斯丘认为，此时的英格兰人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过着轻松的生活，“很少受到艰苦劳作的烦扰”。他相信：“实际上，英格兰是如此丰饶和多产，若以数量比数量，它的多产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不错，英格兰出产的硕果不是仅靠人类的勤劳所能收获的。”那简直是一幅美妙的天堂胜景：“陆地、田野、果园、森林，处处丰产如泉涌；同一片土地尚未耕作之时，出产已不输于熟地，让主人获利丰厚，如果再精耕细作，那一定是五谷丰登了。”英格兰没有野兽出没，家畜可以安全放牧，所以“羊群夜复一夜地眠宿在田间，无须圈在羊栏之内，由此又给土地施了肥”［15］。福蒂斯丘也不认为他在15世纪中叶描述的这片富庶而自由的国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为英格兰现状提供了一套综合原因，包括优渥的自然条件、有限君主制（limited monarchy）、普通法，这就使得他相信英格兰的与众不同是古已有之。

莎士比亚时代也有很多人描述英格兰的状况，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他的报告有如福蒂斯丘报告的回声。艾尔默曾任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的塾师，后在伊丽莎白治下任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16］，他曾被放逐到欧洲，像福蒂斯丘一样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其间他访问了法国和德国，显然还收集了意大利的点滴信息。而且，他也像福蒂斯丘一样对英格兰和邻国进行了一番明确的比较。他的文章呼吁人们警惕天主教和欧陆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危险，显然是一篇论战的檄文，但也十分吻合当时其他人的观察。文中的细枝末节读来非常真实，至今仍然有据可查。下面仅限于引用他的长篇训诫中的一段：

据悉意大利亦不甚佳，彼国农人所谓富裕，不过以麻衣为华服，以皮肉为长绔耳；饮食及用度皆以贱价而行；赶集之日，无非左手持鸡禽一二，右手持一网篮——内有禽蛋数枚，混于琐碎之间耳。待鬻出其货，收得银钱，竟无力购回牛羊鱼肉——如汝等所为。其携归之物仅一夸特食油，俾以调制野菜沙拉，维持一周食用。日耳曼境况虽比别国略佳，然其国民食用根块多于食用肉类。……推己及人，汝当自知幸甚。彼等啖野草，汝等食牛羊；彼等啖根块，汝等得享黄油奶酪及禽蛋。彼等日饮白水，汝等畅饮上好啤酒。彼等携沙拉归于市，汝等载精肉归于市，且囊中饱满。彼等何尝得见海鲜，汝等尽可大快朵颐。彼等纳税直至羸瘦如柴，汝等尽可为儿孙后代积蓄存储。……汝之一生俨如贵胄，彼之一生犹若彘犬。［17］

大约同一时代，埃塞克斯郡的牧师威廉·哈里森也在为他的《英格兰之描述》收集资料，这部记叙发表于1577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英格兰的物质财富，例如家具、住房、衣着等等。［18］17世纪初，法因斯·莫里森历时多年漫游欧洲大陆，也发表了一些报告，证明英格兰与他过访的很多地方相比，拥有无匹的财富。［19］

时至17世纪末，英格兰人再也不可能怀疑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土上，惟有荷兰人庶几可以比肩了。“较之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贫苦劳动者，英格兰制造业的工人吃得更肥美，喝得更香甜，住得更舒适，活得更轻松。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20］

18世纪，差距进一步加大，以致在亚瑟·扬（Arthur Young）、托马斯·马尔萨斯等旅行家的眼中昭然若揭。马尔萨斯写道：“如今人们一致同意：大革命以前法国下层阶级的生活悲惨万状。那里的劳动工资约为每日20苏，合10便士，同期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则将近17便士，而同等质量的小麦在两国的价格却相差无几。故而亚瑟·扬声称，大革命爆发初期，法国劳动阶级虽占总人口的‘76%，但比英格兰的同等阶级吃得更糟，穿得更糟，无论患病还是健康之时，所获福利也更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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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学者也评述了这类差距，在此我仅举少数几例。柯林·克拉克估计，1700年法国的日薪相当于2600克小麦，此前50年左右，英格兰的日薪已达到此数的将近2倍，合4800克小麦，但这还“只是15世纪的半数”。［22］乔尔·莫基尔推测，1788年英国——很可能将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计算在内——比法国的人均GNP大约高出30%。［23］

法国并不是极端案例，它属于比较富裕的西欧地区。如果我们把以上数据与晚近以前的第三世界相对照，结果将更加怵目惊心。弗里斯估计，根据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所报告的数据，当时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比今日的“现代”亚洲或非洲高出2—3倍。［24］大卫·兰德斯提出，18世纪英格兰的人均收入约为100镑，是196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的4倍。［25］换言之，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前，英格兰已经跨越了贫困线，以其富足而论已经进入了“现代”，与大多数邻国已经有了差距——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曾有一个短时期比英格兰还要富足。英格兰与第三世界的差距更是迢遥无可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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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旧制度社会约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被迫以劣质食物为生，杂粮粗谷，缺肉少菜。历史上的英格兰又当如何？16世纪哈里森写道：“无怪乎我们的餐桌每每比其他国家的更丰盛，甚至从远古以来，我们就是这种习惯了。”［27］此前一个世纪，如上所述，福蒂斯丘也曾描述这种反差。18世纪索绪尔也是以同样笔调描述英格兰的：“他们丰衣足食，我国农民食用的粗粝黑面包在他们是闻所未闻。每逢星期日，他们的炉前必有一块上好的牛肉，一年到头地窖里必有一桶麦芽酒。一言以蔽之，到处是一派富足景象。”他继续说，英格兰人“是饕餮家，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吃面包，有些人对面包简直不屑一顾”［28］。

在同一个世纪，亚瑟·扬如此描述英格兰劳动者的日常饮食：“第一天他要吃2磅用小麦、裸麦、土豆做的三合面包，连同2 盎司奶酪和2品脱啤酒。第二天他要吃3份用瘦牛肉、豌豆、土豆粉、米粉、葱头、芹菜、盐水做的汤。”［29］在爱默生笔下，英格兰人吃香的，喝辣的，大陆人却鲜有像样的饮食，两者的反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英格兰人的饮食既充足，又有营养——劳动者可不能靠水芹过活。牛肉、羊肉、小麦面包、麦芽酒是高级劳工的寻常饮食。吃得好，吃得饱，是英格兰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资本。英格兰人在漫画中总是把法国人画成一个饥肠辘辘的穷鬼。”［3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最好最贵的谷物——小麦——已成为英格兰人的主粮，甚至是穷人的主粮。因此罗杰斯写道：“自古以来，英格兰人民的主食一直是小麦面包，尽管小麦在人类的粮食作物中是最昂贵的，其收成通常也是最不稳定的。”［31］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凯姆斯写道：“在伦敦，靠教区施舍为生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屈尊吃黑面包；在英格兰的不少地区，很多从慈善机构接受大笔救济金的人习惯于每天喝两顿茶。”［32］而在凯姆斯的故乡，主粮却是燕麦，因此亚当·斯密评论说：“苏格兰平民以麦片粥为食，英格兰平民以小麦面包为食，所以总体说来前者既不如后者强壮，也不如后者漂亮。”［33］约翰逊博士实事求是而又不无嘲弄地说，英格兰人用燕麦喂马，可怜的苏格兰人用燕麦喂自己。

总而言之，饮食的转型——转向“现代的”高蛋白和高糖饮食——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迟至19世纪后半叶才发生，在东亚部分地区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迟至当前才发生，但是在英格兰，“现代”饮食显然是中世纪以降的长期现象，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莫不如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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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什么，在英格兰历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在《绿色黄金》一书中阐明，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英格兰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殊不同于欧陆所有国家的人。［35］例如，“1726年，瑞士人M. 德·索绪尔访问伦敦，对当地的用水量大感意外。他说，其中没有一点一滴是被人喝掉的，下层阶级，乃至赤贫者，全然不知道用白水止渴是怎么一回事。”［36］

英格兰人更青睐的是一些昂贵的选择。曾有好几个世纪，他们以喝啤酒和麦芽酒的形式，喝掉了他们谷物总产量的一半。后来他们又转向了中国进口的茶叶，茶水里还要添加从牙买加舶来的食糖。索绪尔评论道：“英格兰各地都流行喝茶，而且一天要喝两顿，虽然所费不赀，但是最贫贱的农民也像富人一样，每天要喝上两顿茶。茶叶消费总量极大。”后来他又写道：“前文已经介绍，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最高层的贵族，英格兰人普遍消费茶叶，而且消费量极大，据估计，每一个英格兰人，无论男女，一年平均要消费4磅茶叶，委实惊人。”［37］

英格兰人如此消耗啤酒和麦芽酒，后来又大量消耗加糖和加奶的茶水，这在他们的健康和工作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实际上属于“现代”的饮用模式，换言之，英格兰人饮用的是经过人工干预而产生的冷饮和热饮，而不像其他大多数民族那样，长期忍受高度污染的、危害健康的生水。离开了这种饮用模式，我们很难明白英格兰人何以能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使伦敦这类大城市不会首先膨胀到一个限度，然后由脏水导致极高的死亡率。

营养差距的一个后果体现于世界饥荒史。从诺曼入侵（Norman Invasion）［38］直到今天，除1315—1319年的饥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英格兰发生过全国性饥荒。世界其余地区的情况却相反：饥荒，伴随着大规模的死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半叶，在日本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在苏联持续到193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持续到20世纪中叶。如此算来，英格兰人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余人口提早500年有效地摆脱了饥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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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吃什么和喝什么，转向我们拿什么遮体和护身，那我们不妨首先研究一下衣服。现代服装的要义是能在冬天保护身体和保存体温，能在夏天保持凉爽。我们很多人将这种“现代”穿衣模式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在大多数旧制度国家，很多人的衣服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匮乏而又低劣，大部分人口经常跣足和光头。这种景象不仅见于日本、中国、印度20世纪以前的传统着装，甚至见于苏格兰高地和群岛，以及欧洲许多地区19世纪后半叶以前的着装。

观察家们指出，英格兰人早已穿上了昂贵而又结实的服装。又因为英格兰人广有家畜，不乏动物皮革，他们还穿上了皮鞋。他们还经常戴帽子。由于盛产绵羊，他们有了温暖的精纺羊毛面料；从18世纪开始，他们又有了棉花和棉布。

14世纪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写了英格兰人的锦衣华服。但是也有很多作者斥责英格兰普通百姓的“奇装异服”和奢靡着装。［40］16世纪，托马斯·比肯写道：“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王国的人，包括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Saracens），能像当今的英格兰人一样在自己的服饰上如此花样翻新。英格兰人的上衣必须紧跟意大利的潮流，他们的披风必须仿照西班牙人的用法，他们的长袍必须依照土耳其人的式样，他们的帽子必须属于法国的新时尚，最后，他们的匕首必须是苏格兰制造，还要镶上威尼斯的真丝流苏。”［41］英格兰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人士，乐此不疲地根据时尚而更衣，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是舒适，是体能的保存，是对制造业的促进。

18世纪初，瑞士观察家索绪尔记叙道，英格兰的“下层阶级大多也穿得不错，尽是些上乘面料和亚麻。你在英格兰绝对看不到木屣，而且，最穷的穷人也绝对不赤脚走路”。说到中产阶级，他指出，这些“英格兰人一般衣着朴素，服装上很少披金戴银。他们穿一种叫作‘弗罗克’（frock）的修身小外氅，上面不加镶边和褶饰，顶部带有一个短斗篷。几乎人人都戴一部小小的圆形假发和一顶朴素的礼帽，手里拿一支拐杖，但是不执剑。他们的棉和麻是最优质和最精良的”。至于英格兰的妇女，“她们以鞋袜整洁的秀足为自豪，以精美的亚麻面料为骄傲，以她们的长裙为荣耀——那是用印度群岛舶来的富丽丝绸或棉布，根据时令而制成的。鲜有哪位妇女穿羊毛长裙。即使女佣，也会在星期日和节日穿上丝绸，堪与她们的女主人争妍斗艳。”［42］

尤其古怪的是，英格兰人酷爱戴帽子。19世纪的美国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对此有过描述：“说到英格兰人对帽子的感情，请原谅，一个外国人或会认为是一种迷恋，一个北美印第安人或会认为是他自己的药袋子的替代物。一位英格兰人在教堂的长椅上坐下，然后冲着帽子里面念祷告，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景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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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任何一个游历科茨沃尔德丘陵（Cotswolds）、东英吉利羊毛城市、约克郡山谷或某些古老乡镇的人，仍可看出英格兰的住房是多么坚固。就我所知，英格兰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房屋中有千万幢，虽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基本结构和建筑材料却屹立至今。

还是让我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观察吧。［44］第一位是罗什福科，他说：“一言以蔽之，英格兰平民的住房永远明显地优越于法国贫困农民的住房，看到这一点我总是万分痛苦。”［45］第二位是索绪尔［46］，他表示：“我必须承认，英格兰人建造房屋时带有一种味道，仿佛不可能对大地有比这更好的用法了，又好像不可能有比这更舒适的房屋了。”［47］

日本可以充当另一个比较案例。18—19世纪，日本农民的住房与英格兰贫民的住房之间的反差也很强烈。前者，用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48］的话来说，是“漂浮的灯笼”，用廉价材料建造，没有地基，只能挺立短短几年。后者是坚固而昂贵的建筑，多为两层楼，从17世纪开始大量采用砖石材料，建有好几个烟囱、一批独立的房间，或许还建有一个地窖，很可能还带有一座花园。19世纪初卡拉姆津（Karamzin）写道：“英格兰是个砖瓦王国，城镇和村庄的所有房屋都是砖墙和瓦顶，不必刷油漆。”［49］

这些特点造成了又一种积极效应，回馈到建筑、装潢等经济活动中，也回馈到生活的其他许多层面。笛福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较之其他国家，英格兰制造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穷人的高消费……导致了国内供给品和制造品的巨量消费，造就了我们所说的国内贸易。”［50］这个过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成分之一。一个庞大而富有的中产阶级正在积极地消费国内的制造品，从而刺激了生产。事实上，这场“消费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发轫于中世纪，洪波涌起却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持续到18世纪时，它最终成为英格兰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表征。

英格兰非凡财富的进一步证据，可从英格兰12—13世纪以降的公共建筑上看到，尤见于那些至今仍然遍布全国的巍峨的主教大教堂和地区教堂。英格兰很多城镇和村庄都有华丽的、造价高昂的教堂，例如牛津和剑桥诸学院的礼拜堂——包括我所在的国王学院的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或如萨福克、诺福克等羊毛城市或其他地方的教堂。它们大多始建于中世纪后期，印证了当时英格兰的财富分布之广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几座这样的中世纪建筑，法国那些宏伟的主教大教堂就是一例，然而即使是法国的大教堂，放在英格兰同类建筑的侧畔也黯然无光。“英格兰的大多数大教堂都比欧洲的其他大教堂更壮观，惟一的例外是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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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生产体系的高效意味着工作模式的与众不同。这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我们从乔叟的朝圣者故事可以看出，14世纪，英格兰人已能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休闲活动和业余爱好上。很多人认为英格兰人不如邻国人民勤劳。一份英格兰与日本工作模式的比较性研究确凿表明，与欧洲各国人相比，尤其与英格兰人相比，日本人工作起来是怎样的拼命三郎。［52］

索皮埃尔写道：“在我看来，英格兰人骑在马背上跑出的速度比别人快得难以置信，因为这可是一个懒汉之国在使用马匹啊——我大可以如此断言而又不得罪他们，说不定他们还以自己的懒惰为自豪，认为真正的生活在于懂得怎样轻松过活呢。”［53］罗什福科的评论更加鞭辟入里：“有了这笔高工资，他们无须像我国人民一样做太多的工作。我近距离追踪了几个英格兰人，观察他们一天的工作状况，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那些访问过法国并且不同意我的观点的英格兰人持什么意见，反正英格兰劳工干起活来漫不经心，不仅要再三再四地休息，还要喋喋不休地闲谈。我确信，一个法国劳工比一个英格兰人的日工作量要高出将近五分之一。”［54］

英格兰人较多的闲暇和较高质量的饮食为本国文化带来了许多古怪之处。总体说来，英格兰人下班之后不会筋疲力尽，为了消耗剩余精力，他们从事和发明了各种生龙活虎的运动和游戏，从足球和橄榄球，到敲钟和登山，无奇不有。既然他们希望充实漫长的闲暇时光，他们索性发明了一种最耗时的运动——板球，或者干脆泡在一个乡间酒馆里喝酒。

别国人从地里收工以后也忙个不停，处理与工作相关的杂事；但是18世纪中叶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惊讶地注意到，英格兰农村劳工能够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任何业余活动。据他观察，农田佣工（farm servants）“傍晚一进农舍，便不再干一丝一毫的活计，而是吃东西，闲坐和闲谈，直到深夜11点。他们绝不麻烦自己去制作什么运货马车或农具”。卡尔姆困惑地发现，他们反而跑到当地的酒馆，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卡尔姆还经常“纳闷：那些无法靠自己的日薪让自己和妻子儿女吃饱喝足的人，怎么也能像这样消磨时间和金钱”［55］。

与上述工作模式相匹配的是，英格兰人醉心于养花、园艺和其他业余爱好，以填充空闲，也醉心于运动和游戏，以消耗精力。这些活动对大自然和农村造成的诸多影响，譬如鸣禽四处悠游（它们在农民社会通常被人吃掉），野果无人采摘，自古以来就非常明显。

结果，英格兰有了这样一种农村：大片宝贵的土地未被投入农业生产，却被用于休闲活动或夸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莱恩的描述十分恺切：“英格兰人植树造园是为了美化环境。满眼是公园、游戏场、草坪、灌木丛；土质肥美的古老草地只出产奢侈作物——例如供良种马食用的青草和干草；到处是乡村绿地、公地、田间小路、树篱、沟渠、堤岸、墙垣；栅栏外或公路旁尽是些闲置角落和零散地块；这一切地块相加，在英格兰占据的土地总面积大约相当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总面积。

这在大陆是非常罕见的。”［56］总体而言，英格兰长期以来一直负担得起各种奢侈：充裕的闲暇时间、大片的闲置土地、高度的物质福利——这种福利直到今天才成为许多国家的寻常事物。上述种种，是现代性的主要成果，也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1]   early modern大体指1500—1800年。modern通常指中世纪以后或1500年以后至今，可细分为early modern（早期现代），late modern（晚期现代），contemporary modern（当代）。本书不把modern或early modern译作“近代”，乃因modern的名词形式modernity须译作“现代性”，而非“近代性”。——译注

[2]   Gibbon, Autobiography, 217.

[3]   引自Rye, England,109—111。

[4]   引自Marshall, People, 160—161。

[5]   引自Rye, England, 70—71。

[6]  引自Rye, England, 79。

[7]   最阔的政府之一，指威尼斯政府。威尼斯时为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697—1797），安德里亚·特雷维萨诺当时为该共和国而出使英王亨利七世朝廷。——译注

[8]   Italian Relation, 28—30.

[9]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30, 198, 116.

[10]   Bartholomaeus Anglicus（约1203—1272），也称Bartholomaeus the Englishman，经院学者。他的这部百科全书用拉丁文撰著，拉丁文名为De proprietatibus rerum，后翻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译注

[11]   Property of Things, I, 734（已改为现代英语）.

[12]  这本书是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约翰·福蒂斯丘爵士（约1394—约1480）是英国法学家，1442年被任命为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在位1422—1461、1470—1471）的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法官，在亨利六世与约克公爵的王位之争中，亨利败北，福蒂斯丘遂开始流亡，据说被亨利的流亡政府任命为Lord Chancellor。该职位的全称为Lord High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是英国政府中的国务重臣，赋有多种重要的立法和行政职能。他曾在法国做流亡的爱德华王子（亨利之子）的教师，为王子写了一本普及性法律读物《英格兰法律评赞》（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对后世影响很大。——译注

[13]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81—81v.

[14]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84v—85v.

[15]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66—66v.

[16]   简·格雷夫人（1536/1537—1554）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女，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九日女王”，迅速被玛丽女王（1516—1558，在位1553—1558）取代，并以叛国罪处死。伊丽莎白即伊丽莎白一世，是玛丽女王的继任者。——译注

[17]   引自Orwell, Pamphleteers, I, 30—31。——原注

凡出自早期的引文一概是古英语，本译文均译成了白话文，殊为遗憾。此段特别富于“戏剧性”，故译成半文不白，聊以管窥。这段奇文后面还有赞词未引用，如“汝若自知生于何等优渥境、富庶乡，则汝当一日七匍匐，拜谢上帝之恩典，赐汝生为英格兰人”云云，足见英格兰人自我感觉如何。——译注

[18]   可见Harrison, England, 200ff。

[19]    可见Moryson, Itinerary, IV, 233。

[20]   Daniel Defoe，引自Allen, British, 25。

[21]    Malthus, Population, I, 230—231.

[22]    Clark, Subsistence, 109.

[23]    Mokyr, Industrial, 45.

[24]   Vries, Economic, 211.

[25]  Landers, Prometheus, 13.

[26]   近期的研究可见Mokyr, Enlightened。

[27]   Harrison, Description, 124.

[28]  De Saussure, Foreign, 221.

[29]   引自Marshall, People, 173。

[30]  Emerson, Traits, 56.

[31]  Rogers, Industrial, I, 59.

[32]  Kames, Sketches, III, 83.

[33]   Smith, Wealth, I, 179.

[34]  更多的证据可见Macfarlane, Savage, Chapter 6。

[35]   Macfarlane, Green Gold.

[36]  引自Wright, Decent, 9。

[37]   引自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3, 26。

[38]  指1066年。当年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法国的一个封建采邑）的威廉大公率军侵入英格兰，10月14日以黑斯廷斯之役（Battle of Hastings）而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被拥立为英格兰国王，史称威廉一世，或“征服者威廉”。诺曼入侵是英格兰史的关键一笔，对英国的语言、文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

[39]   关于饥荒的论述，英格兰先于其他国家几百年消灭饥荒的原因，见Macfarlane, Savage, Chapter 5。

[40]    例如可见Harrison, Description, 145—146。

[41]   Becon, Works, 438.

[42]    Saussure, Foreign, 113, 112, 204.

[43]  O. M. Holmes，引自Wilson, Strange, 231。关于服装，见Macfarlane, Savage, Chapter 13。

[44]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Macfarlane, Savage, Chapter 12。

[45]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158.

[46]  前文说索绪尔（César de Saussure，1705—1783）是瑞士人，这里说他是法国人，实际上他是法裔瑞士洛桑人，1725年访问英格兰并在伦敦旅居五年。——译注

[47]    Saussure, Foreign, 68.

[48]  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的日文名为小泉八云，是出生于欧洲的国际作家，1890年后旅居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著有《日本：解读之尝试》等，作品也常涉及日本的传说和神怪故事。——译注

[49]   引自Wilson, Strange, 129。

[50]   引自George, London Life, 264。

[51]   Betjeman, English, 16. ——原注

圣彼得大教堂，指梵蒂冈的Papal Basilica of Saint Peter，是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教堂。——译注

[52]   Macfarlane, Savage, 42—48.

[53]    Sorbière，引自Wilson, Strange, 45。

[54]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77—78.

[55]  Marshall, People, 193.

[56]    Laing, Observations, 147—148.

06种姓和阶级

第一个使我认识到英格兰阶级体系之重要性和独特性的人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是一位目击了法国大革命、访问了美国、娶了英格兰太太的法国贵族（nobleman），他看出了大多数英格兰人视而不见的东西：“无论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在欧洲大陆何处确立，无不以种姓制（caste）为结局；惟独在英格兰，它回归为贵族制（aristocracy）。这一事实让英格兰卓异于一切现代国家，只此一桩便足以解释它的法律、它的精神和它的历史的独特之处，但是此事迄今尚未吸引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更多注意，最终英格兰人自己好像也对此习焉不察——每念及此我就感到惊讶。”

他进一步展开他的观点：“致使当日英格兰迥异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原因，远远不止它的议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一个更加举世无双和更加有力的事实：英格兰是惟一一个并非仅仅改变了种姓制，而是将其彻底摧毁了的国家。英格兰的贵族（nobles）和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一齐遵守同样的生意经，加入同样的职业，更加意义深远的是，他们之间相互通婚。当时，英格兰最大贵族的女儿已经能够毫不脸红地嫁给一个‘新’男人。”这种阶级体系，特别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最终随同英格兰人传入了美国……而美国的历史就是民主制（democracy）本身的历史”。［1］

其他很多人也有类似的观察。泰纳写道：“绅士（gentry）［2］、候补骑士（squire）［3］、男爵（barons）［4］、封建主（feudal chiefs）……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将自己的社会等级（ranks）向人才开放，将正在崛起的平民（commoners）中的佼佼者纳入自己的队伍。”英格兰社会等级的这种自古以来的融合性，与“法国的情况适成对照，在法国，猜疑和分歧使自由民（burgess）、工匠（artisan）、贵族（noble）、农民（peasant）彼此隔离，虽然呢子和灯芯绒［5］贴邻而居，但是内心深处各怀恐惧和敌意”［6］。

英格兰阶级体系的这种特点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后果是阶级之间的混合和竞争。“劳工可能变成爵爷，爵爷可能变成做筐子的。人人都把英格兰的制度铭刻在心，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并为之鞠躬尽瘁。臣宰（chancellor）将英格兰携在他的权杖上，海军候补军官（midshipman）将英格兰携在他的短剑上，铁匠将英格兰携在他的锤子上，厨师将英格兰放在他的勺子里，驭夫为英格兰而挥鞭，水手按‘天佑吾王！’的节奏而划桨，就连重罪犯（felons）［7］，也为彼此间的英格兰式的忠勇而自豪。”一切皆有可能，但也皆有代价。“英格兰史是一部门户开放的贵族精英史，谁有勇气和能力就让谁进来。当然，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条件是又高又苛刻。”［8］这个体系的驱动器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危机感和竞争性。“最底层的人可以上升到最高贵和最重要的地位，我们这种制度滋养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它是我们民族之繁荣和国家之伟大的真正源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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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旧制度社会结构（ancien regime social structure）含有四个法律上分立的阶层（strata）：世袭的贵族（nobility）是统治者和战士，僧侣（clergy）是宗教和知识团体，布尔乔亚主要是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城镇居民，农民是目不识丁的田间劳动者。但是英格兰的社会结构，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便不含上述任何一个类别。

在欧陆各地，贵族阶层的形成是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法律区分，贵族阶层从法律上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等级。托克维尔本人作为一位贵族，在访问英格兰期间注意到了这里的差异：“就其情感和偏见而言，英格兰的贵族阶层相似于世界各地的贵族阶层，但是，它的立足之本绝对不是出身——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而是人人都有可能获取的财富。仅凭这个差异便可让它昂然挺立，而其他人（其他国家的贵族）却只能是：要么屈从于人民，要么屈从于国王。”［10］

梅特兰［11］对英格兰中世纪的阶级状况作过分析：“我们的法律可不认得什么贵族阶级或绅士阶级，一切自由人（free men）在法律面前基本平等。”［12］英格兰贵族惟一的法律特权是，他们有权被同等人（their peers）——在他们的情况下系指其他贵族（lords）——审判；但是英格兰其余人口也有这份特权。［13］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描述，13世纪，一个基于世袭血统和法律区分的名副其实的贵族阶层已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英格兰不在此列）确立。11—12世纪，英格兰也许发展了某种与此相等的阶层，但是后来，英格兰“在13世纪走上了一个迥异的方向”。布洛赫阐述了英格兰贵族制度（aristocratic system）的独特性：“根据‘贵族阶层’（nobility）一词的法文或德文意思，中世纪的英格兰并无贵族阶层，也就是说，在自由人当中，并无一个天生优越的阶层在享受着一种它所专有的、特权的、世袭的法律地位。英格兰看上去是一种平等得惊人的结构。”他总结道：“简言之，英格兰的贵族阶层从总体上说仍旧是一个‘社会的’而非‘法律的’阶层。”虽然不言而喻，他们的权力和收入通常是世袭的，虽然像欧陆一样，他们的高贵血统也是备受珍视的，但是这个团体的定义实在模糊，所以历来是众说纷纭。在英格兰，身份的基础是财富和土地，而非像法国那样，是血统和法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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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阶层以下的另一个身份团体（status group）是绅士阶层（gentry）。这个阶层介于一个庞大的“中间种类”（middling sort）和一个并不排他的贵族阶层（aristocracy）之间，它在多方面是英格兰社会结构中最重要、最突出、最独特的成分。为简洁计，我们可以再次利用法国人的观察。

托克维尔发现，“绅士”一词是索解英法之间巨大差异的一把宝匙。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词汇比它更能生发和包含一种绝妙解释，去廓清英格兰历史与欧洲其他封建国家历史的差异了。”差异的原因何在？他感到疑惑不解：“‘gentleman’［15］一词在我们法语中纯粹指高人一等的血统，可是在你们英语中怎么就被用来表达某种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某种与血统无关的教育程度，以致同一个词汇在英法两国虽然读音依旧相似，意思却相差千里呢？”［16］他进一步深思了两个词源相同、意思却逐渐相左的单词：“显而易见，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有着相同的词源，但是‘gentleman’在英格兰用来指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不问其出身如何，相反，‘gentilhomme’在法国仅仅用来指世袭的贵族。由于英法两国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这两个同源单词的意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致今天简直无法互译了，除非伴随一通洋洋洒洒的解释。”［17］

同样，泰纳也写道：“我一直想真正弄懂‘gentleman’这个极为关键的词语的意思，不仅因为我总是碰到它，而且因为它表达了一整套英格兰独有的复杂观念。凡涉及一个男人，那生死攸关的问题永远采取这种形式：‘他是一位gentleman吗？’同理，涉及一个女人时则问：‘她是一位lady吗？’［18］……在法国，我们没有‘gentleman’这个单词，因为我们没有这件东西；按其英文意思，这三个音节概括了英格兰社会的整个历史。”泰纳描述了英格兰gentleman与法国gentilhomme之间的某些巨大差别，并且相信，英格兰gentleman的重要品性在于其性格。但是在真正的鉴别家眼里，最重要的品性在于其心灵。因此，在谈到一位服务于外交界的大贵族时，泰纳说：“B某告诉我：‘此人不是一位gentleman。’……在他们看来，一位货真价实的‘gentleman’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一个堪当大任的可敬的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一个能够为了他所领导的人们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尽责的人，他内在的卓越天资被正确的思想方法所巩固，他的行为不仅天然地正确，而且在美好原则的指导下更加正确。”［19］

最关键的是英格兰绅士不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正如梅特兰所言：“男爵以下是骑士（knights）［20］；法律让骑士光荣地承当起特定的负担，但是骑士头衔（knighthood）也基本上不能被视为一种法律身份。”由此他辩称：“因而在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中，骑士必定要承当一些特定的负担，但是在其他方面，骑士与纯粹的自由人毫无区别。”［21］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被认为是绅士呢？索绪尔提出了一个简化概念：“绅士称号通常被给予任何一个衣着体面、佩戴一把剑的人。”［22］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看16世纪威廉·哈里森的绅士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地位：“举凡研究本王国法律的人，举凡在大学潜心钻研书本或讲授自然学科或人文学科的人，举凡在战时服务于指挥官职位或在国内出谋划策以造福于国家的人——同时，如果他们可以不靠体力劳动为生，能够并愿意承担绅士之尊荣、费用和仪容，并且有钱为自己获得纹章官（heralds）（依据同一习惯，这些纹章官用证书为人们凭空制造古老家世、服务业绩，以及各种动听的事情）授予的一枚盾形纹章（a coat and arms）［23］，即可唾手可得地获称‘先生’（Master），这便是世人给予老爷君子们的名号，从此以后他们便享有绅士之名了。”他继续说，人们晋升为绅士，对君王是有益无害的：“绅士在缴纳税款和公益费用的时候，也像约曼和农夫（husbandman）一样守规矩，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会更高兴地承担这些纳款义务。”［24］

因此，你能通过很多外部标记认出一位英格兰绅士：住房、衣着、教育程度、口音、自信心、财产（绅士大都很富裕），尤其是职业——绅士无须从事体力劳动便能谋生。［25］我青少年时代在寄宿小学和寄宿中学接受的全部教育，其基本目标就是训练我养成一名绅士的习性，或曰habitus［26］， 以备我将来有一天能被我的学生和国王学院的杂役称作“Sir”（即“Master”的现代同义词）。如果你丧失了这些外部标记，如果你破产了，如果你再也不能维持绅士生活了，你的身份便沦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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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中间种类”，我们发现里面掺杂着五花八门的职业和情况，而且，在14—19世纪的500年间，其人数占到英格兰居民总数的将近一半。他们不是文盲劳动者，而是小生意人、小地主、小制造商。让我们从中挑出约曼阶层看一看，这又是英格兰特有的一个阶层，他们同样不具有法律身份，但是也非常重要，充当着政府的中坚和社会结构的砥柱。

亚当·斯密非常清楚这个等级的重要性，他相信：“那些极其有利于约曼阶层的法律和习惯，对英格兰今日伟业的贡献或许超过了英格兰人引以为豪的那些商业规则的总和。”他认为约曼阶层在绅士与劳动者之间充当了一级台阶。他历数了英格兰享有的种种优势，例如地理优势等，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比所有这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英格兰的约曼阶层获得了法律能够保障的最大安全、独立和尊重。”［27］

哈里森又一次对这个群体的性质作出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描述：“约曼是那些根据我国法律叫作legales homines［28］的人，是生来自由的英格兰人，可以支配一份岁入达40先令（合今日6镑）的自由土地（free land）。［29］ ……这类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卓越地位，比劳工和普通技工（artificers）更受人尊敬，而且大都生活富裕，住有良宅，以勤劳而致富。其中大多数是农人（farmers），甚至是绅士……至少是技工。他们放牧牛羊，频繁出入市场，雇用佣工……积累了大宗财富，因此大多有能力从一班不知节俭的绅士手中购买土地。他们经常将儿子送去读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和法学院（Inns of the Court），或者给儿子遗留足够的土地，让他们无须劳作就能维生；总之，通过这些手段让儿子最终成为绅士。”［30］

一个人通过致富成为约曼，这种身份继而反映在他的教育、品位、住房、饮食和着装上。显而易见，约曼阶层是一个十足“现代的”阶层，用当代术语来说大致算作“中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如同贵族阶层和绅士阶层，我们看到了又一个依靠物质成功而赢得尊重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他们通过持有土地，或者通过制造业和贸易，对生产资料拥有了较强的控制力，由此获得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然后，他们将生产活动中赚得的财富转化成了儿子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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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另一个人群，我们当今称之为“下中产阶级及劳动阶级”（lower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class），过去则长期称之为“技工和劳工”（artificers and labourers）。哈里森是这样描述他们的：“英格兰的第四类即最后一类人，是劳工、贫穷的农夫（husbandmen）、部分零售商（不拥有自由土地的零售商）、公簿土地持有者［31］，以及各种技工，包括裁缝、鞋匠、木匠、制砖匠、石匠，等等。……因此，这第四类即最后一类人在国家中既无发言权，又无权威，只能治于人而不能治人，但是他们绝对不容忽视，因为在城市和自治镇（corporate towns），如果约曼缺席，他们必须顶替约曼，去履行审讯（inquests）义务；而在村庄，他们通常被任命为教堂执事（churchwardens）、教堂副执事（sidemen）、查酒官（aleconners），并经常被任命为教区警官（constables），时而还被任命为市镇警官 （headboroughs）。”［32］

小手艺人（small craftsmen）和小店主不在少数，但是人数更多的是农夫和劳工。英格兰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热土难离的农民，这里只有农夫和劳工，也就是仅仅持有少量——甚至毫无——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为他人打工的人。在英格兰，这群人的历史是最耐人寻味的一部发展史。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社会曾有奴隶，但是至少从13世纪以来，英格兰法律就不承认奴隶身份了。所谓“奴隶”，是一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全然不享有法律权利的人，可以被当作动产（chattel）而买卖，甚至可以被致残或被杀死。

经典的阐述来自F. W. 梅特兰，他的立论基础是他对中世纪法院档案、庄园法院案卷、法律论文的研究。他指出，维兰（villeinage）［33］或穑夫（serfdom）［34］不仅意味着一种土地持有类型（a type of landholding）和一种个人身份，而且意味着，一名维兰（villein）或穑夫（serf）在与其领主（his lord）以外的任何人的关系中，都拥有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法律权利。他写道：“当前，维兰（villeinagium）一词既用来指一种个人身份，又用来指一种保有模式（a mode of tenure）。”正因为“维兰”既是一种身份又是一种土地保有模式，所以梅特兰进一步指出：“恰如布雷克顿经常断言的那样，一名自由人也极可能以维兰模式持有土地。”［35］

梅特兰细述道：“穑夫与其领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关系都很简单：他必须被当作自由人对待。只要问题不涉及他的领主，刑法（criminal law）就不会在非自由（bond）与自由之间作出任何区分，而且显然，自由与非自由之间可能不得不展开斗争。一棍子打死穑夫是对穑夫的不公。”他还说：“论及穑夫与一般人的关系，穑夫也可以拥有土地和动产，享有财产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以及一切相应的法律补救（remedies）。”穑夫拥有动产，还可以立遗嘱和立契约，即使在与他们的领主的关系中，他们的处境也只是“无保护（unprotected），而非无权利（rightless）”［36］。

梅特兰描述了穑夫获得自由是多么容易，并指出：“非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区别纵然重要，但是在实操中，往往也只像是保有方式的区别，而不像是人格的区别。”时至13世纪，“自由持有（freehold）抑或维兰持有（villeinhold）变得难以确定。事实上，很多人很可能说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穑夫。土地评估和测量（extents and surveys）未对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作出细致区分，因此极有可能，大批时人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法律鸿沟的哪一边。”［37］

由此可见，虽然“英格兰的穑夫不自由，我们却绝不能把他们叫作奴隶。他们并非毫无权利。法律不把他们视为物，而把他们视为人。”［38］梅特兰进一步强调：“以人类通论之，穑夫远远不是一件纯粹的物，而是一个自由人。”更有甚者：“即使在穑夫与其领主之间的关系中，我们也不能毫不犹豫地将穑夫描述为没有权利。”［39］

这种情形不合常规。英格兰的穑夫如同契约佣工或永久佣工（indentured or permanent servant），除非将此作为契约也作为身份而解除，否则他无法脱身。当英格兰人遭遇新大陆的恼人的奴役制问题时，当奴隶们被带到英格兰时，他们得到了类似于中世纪穑夫的待遇。此时的英格兰人一致认为：“奴隶不可能在英格兰存活，因为他们的肺叶一吸入我们的空气，他们就自由了；他们的双脚一踏上我们的国土，他们的枷锁就脱落了。”［40］17世纪后半叶张伯伦写道：“自基督教流行之日起，外国奴隶一到英格兰就遁迹。”但是，把外国奴隶带到英格兰来到底是什么结果？这结果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身份：既自由又不自由。外国奴隶自动变得“自由”，同时又作为其主人（master）的永久佣工而并不自由。［41］

穑夫或维兰在与主人以外的一切关系中都是自由的，身处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范畴，他们的主人可以像解雇一名佣工一样终止他们的契约。15世纪穑夫制从英格兰神速地消失，是一个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一种身份的时候，这个问题才会迎刃而解。14世纪中叶黑死病导致劳力短缺以后，很多领主发现不可能继续保有他们的穑夫，因为其他的领主需求并保护这些穑夫。于是他们要么让穑夫走人，要么让穑夫状态消失，让他们的穑夫变成“自由的”劳工。

时至16世纪中叶哈里森撰述的时代，他已能够声称：“至于奴隶和非自由人（bondmen），我们英格兰是一个也没有。没有！

承蒙上帝的特殊恩宠和历代国王的慈悲为怀，我们国家有了这份特权：只要奴隶从他们各自的国家来到这里，他们甫一踏上我们的国土，就变成了与他们的主人一样自由的状态，奴役枷锁的一切痕迹也从他们身上彻底抹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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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拥有一种尖锐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一小撮精英和一个巨大的穷人群体。英格兰拥有一种不同形状的社会结构，它更像是一只铃铛：一个小规模的贵族阶级，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最后是一个基本上同样庞大的劳动阶级。格雷戈里·金估计［43］， 1688年的英格兰人口将近半数处于劳动阶层和穷人阶层以上。［44］一个庞大而昌盛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正如我们今日在印度或中国所见。但是，这是英格兰的一个长期表征，早在14世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甚至在更久以前，我们便能看到它的踪迹。弗里曼将它的起源回推到了13世纪：“庞大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不像其他国家，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并不局限于少数大城市，而是以一种小绅士（lesser gentry）和富裕约曼的形式，遍布英格兰全境。”［45］

既然惟一能保证赢得声望和尊重的因素是财富，而不是出身所赐的血统和法律特权，因此英格兰人像后来的美国人一样痴迷于赚钱。就连爱默生，一个美国人，也被英格兰人所惊倒：“没有哪个国家将如此绝对的敬意奉献给财富。在美国，一个人露富时总有一抹羞色，仿佛这终归是一件需要道歉的事情。但是英格兰人对自己的财富只有纯粹的骄傲，将它视为一种终极证书。”［46］此前索绪尔也有评论：“他们爱财如命的一个征候是，你一提到某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脱口而出的问题就是：‘他有钱吗？’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因为财富而被尊重，远甚于因为其他东西而被尊重。诚然，任何国家的人都认为有钱人幸福，但是这里的人尤其如此。”妇女也同样醉心于金钱：“前文已告诉读者，我发现男人是多么醉心于金钱事务。然而巾帼丝毫不让须眉。”［47］

显然，攀登英格兰的社会阶梯需要的是财富。笛福也曾写道：“财富，不问出处的财富，在英格兰造就了机械的贵族（Lords of mechanics）、耙子的绅士（gentlemen of rakes）。古老和血统在此无用武之地，是厚颜和金钱制造了贵族。”［48］至于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托克维尔发现：“在任何国家，贫穷都是坏运气；但是在英格兰，贫穷是极其可怕的厄运。在这里，财富等同于幸福以及一切与幸福相伴的东西；而贫穷，甚或小康，则意味着不幸以及一切与不幸有关的东西。因此，人类精神的全部源泉被投入了财富的攫取。其他国家的人追求富贵是为了享受生活，而英格兰人追求富贵，不妨说，是为了活着。”托克维尔相信，渴求财富是英格兰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数百年来此种渴求在数百万人身上发生作用，考虑到这样一种前进动力，那么，当你发现这些人变成了全世界最大胆的水手和最灵巧的工人，你是不会感到意外的。”［49］

亚当·斯密也说：“每一个人都在不懈地努力，寻找最有利的事业，以赚取他能够支配的任何资本。实际上，他眼里只看见自己的利益，看不见全社会的利益。”［50］他们的目的是要高人一等——感到自己在社会阶梯上比谁都爬得更高。“法国人希望没有人高他一等，英格兰人希望有人低他一等。法国人总是惶惶不安地抬起眼睛看头顶，英格兰人总是洋洋得意地低下眼睛看脚底。”［51］

尽管那个名叫“财富”的玩意儿以易逝而恶名远扬，但是为了赚取它，保持它，英格兰人不允许任何法律限制成为绊脚石。伏尔泰在评论英格兰的商业时说：“一位贵族（peer）的兄弟不会认为从商有损自己的人格。汤申勋爵（Lord Townshend）贵为大臣，他的一个兄弟却满足于在伦敦城里做商人；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贵为大不列颠的领袖，他的弟弟却只是一个经纪人，选择在阿勒颇（Aleppo）生活，并在那里终老。”［52］大约在同一时代，孟德斯鸠在论述法国时写道：“准许贵族从商有悖于君主制的精神。英格兰准许贵族从商的习俗，正是削弱了英格兰君主政府（monarchical government）的最重要原因之一。”［53］索绪尔写道，在英格兰，“商人的地位仅次于教士，而且，不像法国和德国，从商在英格兰不会被蔑视为有损人格。在这里，出身名门甚至出身贵族的人也可以成为商人而不丧失其种姓。我常听说，贵族的长子由于养成了挥霍无度的恶习，致使家道中落，贵族的次子却因为从商和奋斗多年，挽回了衰败的家族财产。”［54］

结果产生了一个悖论。英格兰社会过去是，今日仍然是非常讲究等级的，也就是说，“阶级”差别至关重要，大多数人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关注饮食、住房、汽车、教育方面的细微差别，为的是在一场赶超左邻右舍的永久游戏中提升自己或子女。在这里，“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的财富特权（privileges of wealth），或许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厉害”［55］。

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从莎士比亚到奥斯卡·王尔德，英格兰的讽刺文学主要建立在阶级竞争游戏的基础上。然而，这场游戏之所以令人如此着迷和如此投入，只是因为英格兰拥有一种现代的、开放的阶级体系，它的入门条件是美德、能力，外加大量的策略和机遇，或曰一种精英主义（meritocracy）［56］。

罗伊·波特如此描述18世纪的英格兰：“尽管这里的社会等级制不是平等主义的，并且生发出特权（其中有一些是世袭特权），但是它既非坚不可摧，亦非一碰就碎。它能够不断地适应挑战和适应个人流动，包括上下左右的流动。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金钱在这里更是一份穿越阶级边境（social frontiers）的护照。”［57］

因此我们既有理由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声称，“英格兰是天底下最受阶级问题困扰的国家。它是势利和特权的乐土，主要被老人和蠢人所统治”，同时又能像他一样断言，“人类平等的理想在整个英语世界游荡，如果说我们或者美国人实践了自己的宣言，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但是理想的存在却不假，而且它完全可能在某一天变成现实。”［58］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一个英格兰人对社会阶梯上低他一级的人毫无怜悯，他也绝不指望高他一级的人表示怜悯。如果高他一级的人表现出丝毫的自制，他都心生诧异，他会明智地断定他们倒了霉。”这也是一场假把戏，是变戏法似的变出一种社会身份：“家庭成员都是新的，姓氏却是老的，他们与自己的记忆签订了信约，约定不去扰乱它。”这里永远在进行再创造，以匹配这种社会流动性。“对贵族阶层（peerage）和绅士阶层的分析表明，古老家族迅速走向式微和灭亡，同时也在继续吸纳新鲜血液。表面上严防死守，实际上门户洞开，结果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所有的阶级关卡只能激发饥渴和提高竞价。［59］如前所述，哈里森注意到，16世纪中叶的纹章官大玩出售盾形纹章从而创造古老家族的游戏。其实这种游戏英格兰人迄今已经玩了好几百年。

既然任何阶级地位都不能打长期包票，滑下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英格兰的小说经常写到这类故事。但是爬上去的机会也永远存在，司汤达的描述非常俏皮：“社会被划分得犹如竹节，人人忙于爬入高一等的阶级，而高一等的阶级却又不遗余力地阻止他爬进去。”［60］

最重要的是，英格兰人历来抱有一种“从木屋到白宫”的信仰，或者说，从祖祖辈辈的煤黑子，飞身变成王储的新妇——放在当代传奇中，是嫁给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这一直也是“美国梦”，如今又是印度梦和中国梦。但是英格兰早就在做这种梦，典型的故事是狄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和他的猫，或者杰克和魔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今天这种美梦的范例则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61］

莱恩写到了19世纪英格兰的阶级热望和现实：“每一个纺织工的儿子都想做皮尔或皮尔的父亲，每一个食品商都想做格莱斯顿，每一个技工的儿子都想做科布登。［62］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中，没有什么东西使这种梦想不可能实现，或绝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做这种梦，并且为了实现它而终生奋斗。”莱恩相信：“欧洲大陆上处于同等阶级和同等地位的人，如果企望通过努力奋斗和好运，获得一种超出自己本分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影响力，那他准是疯子。”［63］

英格兰人的梦想是有现实依据的，莱恩观察到：“在每一个乡村和城镇，此类事例俯拾即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通过实干和巧干，从微不足道的起点和社会的底层崛起，变成了如此的巨富、权贵和要人，以致相形之下，政府的职位，或者教会或学术机构能够提供的任何职位，都变成了不足挂齿的劳什子！我们每天都听说普通劳动者变成了制造业巨头或富可敌国的商人。……这种从社会最低层上升到最高层的定律，在欧陆的社会结构中是没有的。”［64］

造成的效应是，以英格兰上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日日都在吐故纳新。赫伊津哈对此有过描述，他指出，英格兰的统治阶级从来不曾消失，但是永远都在再生：“这是英格兰历史上重复不已的过程，在这里，统治阶级的成员资格从来不是血统，而是成就，一般——虽非一概——是可用金钱衡量的成就。这倒不是说，任何形式的金钱都能成为可接受的入会费。那必须是贝洛克所谓的‘熟钱’（cooked money），而非‘生钱’（raw money），拥有这笔钱的时间必须长久得足以让其主人学会调整自己，直到变成贵族血型（aristocratic style of blood）。英格兰的统治阶级只有一点是世袭的，那就是，它的人员不断更新，它的经济基础由于吸纳了一代又一代新的社会成功者而不断增强，这些成功者拥有充分的经济实力，足能施行统治；而且拥有充分的现代精神，以防这个阶级的政策发生僵化，以便维护这个阶级的美誉。”［65］

最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不对身份作法律上的正式界定，却有不可胜数的细微分层供人们攀升或下滑。但是同时，又不可能完全确定一个人到底处于哪一层，谁比他高一层，谁又比他低一层。一个贫穷的牧师比一个小康的农人高一层还是低一层？一个中等律师比一个军官高一层还是低一层？一个屠户比一个面包师高一层吗？一个带着可观的财富从牙买加、澳大利亚或印度衣锦还乡的人一定适合融入高雅社会吗？一个加入了某种非国教教会的人一定会受到轻视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英格兰的无可胜数的社会阶梯，尤其是关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莱恩给出了精彩的描述：“访问英格兰的外国观察家，还有我国同胞中的肤浅观察家，他们的惯常论调总不外乎：英格兰民族的社会状态（social state）是一种双合的怪物——上层是无穷的财富、自大和奢靡，下层是绝对的贫困、悲惨和痛苦。这些观察家的眼睛只盯着整个社会的上层和下层，觉察不到两极之间还布满了各种收入等级，其额度千差万别，甚至小数点之后也千差万别，最高收入可达每年成千累万，最低可到分文不获。绝不像欧陆的社会状态那样，在顶层和底层之间只有真空。”［66］

最后的结果是永不满足，至少是永不停息的奋斗——韦伯有时称之为“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这和迈克尔·沃尔泽所说的广泛“焦虑”也有发人深省的关系，那种焦虑，与其说是对宗教救赎（religious salvation）的焦虑，毋宁说是对社会救赎（social salvation）的焦虑。［67］莱恩也指出：“在英格兰的生活中，人们永不满足，永不快乐，除非是在一场攀爬更高地位而且被公众认可的奋斗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商人、手艺人、劳动者，无论他们——以其社会地位衡量——眼下是多么春风得意，前途是多么光明，他们都不可能像同样处境中的德国人那样，随和而知足，坐下来闲谈和小酌，每天白白浪费掉三四个钟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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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待英格兰人有过分乐观的危险。历史上的英格兰人也许非常富裕和非常中产阶级，但是，就像今日的印度一样，昔日的英格兰也有巨大的差别，横亘在豪宅良园中的贵族与负轭的劳工之间，工业革命时期尤其如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恩格斯关于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报告，或者泰纳访问利物浦期间的骇人听闻的描述：

利兹大街附近有一二十条街巷，那里牵扯着蛛网般的绳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晾晒着破衣烂衫和内衣内裤。每一道楼梯上麇集着一群儿童，每一级台阶上五六名，大的抱着小的，一个个脸色苍白，头发枯黄而蓬乱，衣服千疮百孔，脚上无鞋无袜；他们全都肮脏得可厌，灰尘和煤烟仿佛在他们的面孔和四肢上结了一层壳。每一条街巷肯定有一两百名儿童在那里摸爬滚打。你走近一所房子往里看，会发现做妈妈的和老大不小的女儿只穿着内衣，蜷缩在昏暗的甬道中。那是些怎样的房间啊！窄窄一条破损的漆布铺在地上充当地毯，偶有一只大贝壳或一两个石膏摆件充当饰物。老年痴呆的祖母蜷缩在角落里，主妇忙着设法缝补一件破衣服，孩子们互相跌绊。屋子里散发的气味犹如一家堆满了破烂的旧衣店。……然而一个真正恐怖的细节是，这些街巷竟然相当工整，看上去簇新簇新——也许这是一片重建的区域，慈悲的市政当局把它开发出来，以便示范能为穷人做多大的好事。［69］

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达尔文式生存竞争体系，因此马克思的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达尔文目睹了自己周围的社会竞争，然后将此投射到了自然界。不过，正是这种阶级结构，和其他因素一起，使英格兰显著的现代性发展得如此昌盛。爱德华·汤普森说得不错：英格兰劳动阶级与众不同，以致令外国人难以置信，它是一部独特历史的独特产物。他还指出，英格兰的劳动阶级非常开放，往往也非常自信，而且，让马克思大为头疼的是，它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团结在高度自觉之中的阶级。［70］

*  *  *

最后还有一个怪异之处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大多数英格兰人似乎缺乏强烈的“荣誉准则”（codes of honour）。虽然他们也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和身份而被人尊崇，但是英格兰人的敬意分散在社会各处，不一定表现在一种毕恭毕敬的面对面关系中。人类学家认为欧洲地中海社会和其他一些社会属于“荣耻感”文化（‘honour and shame’cultures）［71］，较之这些社会，英格兰很奇特，它不强调“尊重”、“荣誉”和“恭敬”。

如果将少数廷臣（courtiers）和最高级贵族作为可能的例外放在一边，那么，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人口身上一般见不到那种维护个人荣誉的无穷竞争，也见不到某些衍生特点，譬如受伤的自尊心、决斗、奚落、流言蜚语、大男子主义，也一般不会给男人贴上性骚扰的罪名，由此而阴险地败坏他的名誉。即使走进简·奥斯汀的小说，也很难说其中存在一种“荣耻感”文化，可以肯定，在她笔下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村庄里，几乎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他很多社会的典型表现是：人们为了荣誉而面对面地竞争；高贵的男人之间平等相处，对于弱小的被保护者却高高在上。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很多社会发现，一个家族为了维护女儿或姐妹的荣誉，把追求她们的男人杀死或弄成残废，但是在英格兰，我从未听说这样的事例。

英格兰人的荣誉感不属于家庭主义性质。它是一种商业社会所需要的荣誉感，它的基本关怀在于行为方式是否光荣体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诚实、公正、廉洁、守契约、重然诺、不欺诈、讲公平。可敬的治安推事（Magistrate）［72］或法官、可敬的商人、可敬的牧师，都不是一种心怀猜忌，成天看守一份奇货可居的独家商品，以防它受到永在的威胁的人，而是一种希望大众认可其人格的人。他表现得真诚而又可靠，这两种品质既能赢得他人尊重，也能给予他人以信心，而这份信心，恰好是英格兰的无数契约——英格兰社会和经济之所倚——必需的保障。败坏一个男人的名誉，他的地位可能一落千丈。但是在英格兰，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不是中伤他不勇敢、不进取、不男子汉，而是中伤他不堪信任，是一个撒谎大王，或一个拆白党。同理，要想败坏一个女人的名誉，也最好是在她的正直、聪明、文化成就上作文章，而不是攻击她的性生活状况。

[1]    Tocqueville, Ancien, 88, 89, 90.

[2]   在社会学意义上，gentry（gentleman）在英格兰历史上是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属于中上层，其地位比约曼阶层（yeomanry）高一级，比贵族阶层（peerage；nobility）低一级。绅士一般拥有一笔从地产、遗产或其他源头而来的收入，所以富裕而独立，无须靠工作为生，至少无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还可能赋有文雅、高尚、有教养等其他属性。正是这些特点，使gentry / gentleman的意义有所延伸，贵族阶层中不继承爵位的男性均可被称为或自称为绅士，knights、baronets（从男爵）也如此。——译注

[3]   squire是esquire的简写形式。——译注

[4]    baron，参见第14章关于baronage的正文和译注。——译注

[5]   分别指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译注

[6]    Tiane, Notes, 144, 162.

[7]  可参见第11章关于“重罪”（felony）的译注。——译注

[8]   Emerson, English, 80, 134.

[9]   Laing, Observations, 462.

[10]  Tocqueville, Journeys, 43.

[11]   19世纪后半叶正是梅特兰（F. W. Maitland，1850—1906）生活的时代。梅特兰是英国著名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誉为现代的英格兰法学史之父，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任剑桥大学“唐宁英格兰法教授”（Downing Professor of the Laws of England）。——译注

[12]   Maitland, History, I, 408；此外，Freeman, Growth, 92ff有力地陈述了英格兰不存在欧陆型的“贵族阶层”（nobilité）。

[13]   这种特权，即接受各自的同等人审判的权利，指英格兰的陪审团制度。——译注

[14]   Bloch, Feudal, II, 326, 329, 330—331, 331.

[15]    因为此处是在辨义，故暂不译；下文中的lady（淑女）也如此。——译注

[16]   Tocqueville, Memoir, II, 224.

[17]   Tocqueville, Journeys, 52.

[18]  这里的gentleman和lady似乎取其泛义，大致表示well-mannered persons with high standards of proper behavior。但在英格兰阶级制度的严格意义上，lady是一个封号或称号（title），用于某些贵族妇女，或者作为gentleman的对应语。——译注

[19]   Taine, Notes, 144—145.

[20]  既然knight也可被视为gentleman一类，因此麦克法兰以knight为例，解释gentleman不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译注

[21]   Maitland, History, I, 410—411.

[22]    Saussure, Foreign, 212.

[23]   在古时，盾形纹章的使用者仅限于各级封建主（包括君王）和骑士，用于战场，以识别敌我，后来此风蔓延，其他不打仗的阶级也为自家设计盾形纹章，譬如在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1534—1593）写作这段文字的时代，绅士也往往采用盾形纹章。——译注

[24]    Harrison, Description, 113—114.

[25]   绅士阶层不从事体力工作，而往往从事法律、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译注

[26]  habitus，拉丁文，“习性”。麦克法兰采用拉丁文，似乎是暗指绅士们在学校（boarding schools、universities）学习拉丁文。——译注

[27]   Smith, Wealth, I, 415, 443.

[28]   拉丁文，字面意思是lawful men（守法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法律术语为probi et legales homines，即善良而守法的人，专指法律意义上有资格或适合于加入陪审团（jury）的人，足见约曼享有较高的地位。——译注

[29]   自由土地，指土地的持有形式属于一种freehold，即自由持有（权），或自主持有（权）。所谓freehold，是英格兰及威尔士对“fee simple”（“完全地产保有权”，普通法下的地产权类型之一）的简称。在普通法各国，fee simple是地产权的一种常见形式。依据普通法理论，在英格兰语境下，君王对英格兰的一切土地拥有最根本的权利（right）或资格（title），也就是说，君王是一切土地的终极“所有者”。然而，尽管地产的绝对权利或资格属于君王（在奉行普通法的其他各国则通常属于政府），君王却可以颁发一种抽象的存在体，叫作“地产权”（estate in land），这便是人们实际上拥有的东西。完全地产保有权较之其他种类的地产权（例如leasehold），是人们所能获得的一种最完全的权益。按照普通法大权威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的解释，当一项地产权被完全地授予某人及其继承人，对它没有设置任何终止期或限期时，这项地产权就是“完全地产保有权”。在诺曼时代的早期，完全地产保有权者不可以出售其土地，但是对于这片土地，他可以向第三人颁发下一级的完全地产保有权，这种行为叫作“领地分封”（subinfeudation）。1290年英格兰颁布《兹因承购人法》（The Statute Quia Emptores），废除了对完全地产保有权的分封，相反却允许了它的出售，使之更加自由。又：关于“40先令”这道门槛，见第10章关于forty-shilling freeholders的正文和译注。——译注

[30]    Harrison, Description, 117—118.

[31]    可参见第4章关于copyhold的译注。——译注

[32]    Harrison, Description, 118.

[33]  villeinage，本书不译作“农奴”或“隶农”，而采取音译，因为正如麦克法兰所说，这种人在与领主以外的任何人相处时，是法律上的自由人，而非“奴隶”。villein也称“cotter / cottar”，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劳动者，被束缚于土地，但比奴隶（slave）有较多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同时又受到若干法律限制，从而有别于自由民（freeman）。维兰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拥有自由人的合法地位，但与其领主的关系除外。维兰通常租住小屋，有时附有土地，有时则不。他们与领主签订的合同规定，他们须付出时间耕种领主的直营地或付出其他劳役，也许还须付出租金或实物。有些人自愿获得维兰身份，以保证能够持有土地，而不做流浪者和无地雇工。如果领主同意维兰以别种方式持有土地，维兰便可自由。黑死病后，英格兰农村人口锐减，劳工的议价能力提高，维兰制开始式微。到了1500年，英格兰的维兰已经基本消失，大多转变成了公簿持有者。因此在英格兰，维兰土地持有是公簿土地持有的前身。——译注

[34]  serfdom在中世纪广泛流行于欧洲，但在英格兰它自成体系，被称为villeinage。因此本段将serfdom和villeinage相提并论。无论怎样称呼，穑夫与奴隶（slave）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他人的财产，后者则是他人的财产；此外，前者被允许持有自己的财产。穑夫形成了封建社会的最低阶层，故而封建时代的基本原理是：穑夫“为大家干活”，骑士“为大家打仗”，牧师“为大家祈祷”。——译注

[35]   Maitland, History, I, 231, 359.

[36]    Maitland, History, I, 419, 419, 417.

[37]   Maitland, History, I, 417, 408, 374, 431.

[38]   Maitland, Constitutional, 33.

[39]    Maitland, History, I, 415, 430.

[40]   William Cowper，引自Quotations，124。

[41]    Chamberlayne, Present, 339, 182.

[42]   Harrison, Description, 118.

[43]    格雷戈里·金（1648—1712），英国统计学家和系谱学家。——译注

[44]    格雷戈里·金的统计表见Allen, Industrial, 50。

[45]   Freeman, First Essays, 43.

[46]   Emerson, English, 118.

[47]    Saussure, Foreign, 207—208.

[48]   引自McLynn, Crime, 56。

[49]   Tocqueville, Journeys, 105.

[50]   Smith, Wealth, I, 475.

[51]   Tocqueville, Journeys, 60.

[52]    Voltaire, Letters, 55.

[53]    Montesquieu, Spirit, I, 327.

[54]   Saussure, Foreign, 215—216.

[55]    Tocqueville, Journeys, 79.

[56]   meritocracy，或译“实力主义”。——译注

[57]    Porter, Eighteenth, 341.

[58]   Orwell, Lion, 52, 119.

[59]   Emerson, English, 231, 150, 151.

[60]   Stendhal，引自Wilson, Strange, 164。

[61]   惠廷顿（约1354—1423）是英国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善商贾，曾三任伦敦市长，初到伦敦时只背着一个包，抱着一只猫。杰克是民间故事中的角色，受骗用母牛换取所谓魔豆（magic beans），但是魔豆最终让杰克发财并娶了心上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则语出印度电影。——译注

[62]  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两度任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其父是工业革命早期英国最大纺织厂商之一。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在1868—1894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其父是粮商。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和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其父曾务农和从商。——译注

[63]   Laing, Observations, 462.

[64]   Laing, Observations, 308.

[65]   Huizinga, Confessions, 105.

[66]    Laing, Observations, 296.——原注

麦克法兰曾在另一部著作中引述英国历史学家富勒（Rev. Thomas Fuller，1608—1661）的一个类似说法，以说明欧陆的社会状态：“法国和意大利犹若一枚骰子，在底面与幺点之间没有任何点数，除却贵族便是农民。”（Individualism，176）——译注

[67]    Walzer, Revolution.

[68]    Laing, Observations, 461—462.

[69]    Tiane, Notes, 225—226.

[70]    Thompson,“Peculiarities”, 312, 347.

[71]   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提法或许是“耻感文化”（shame-culture），与“罪感文化”（guilt-culture）相对。——译注

[72]   在英格兰语境下，Magistrate也称Justice of Peace，有权审理地方上的轻罪。——译注

07文  化

“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重视竞争性游戏和运动。在这方面，我们见识到了英国出口物品中一批最早的、最重要的项目，包括两项可以自诩为“国际新宗教”的游戏——板球和足球。当今印度靠板球凝聚，巴西靠足球团结。游戏有多种功用：教人们怎样竞争，充当竞争的平台，表达异同，锻炼才智，培养团队精神，协力追求共同目标。林林总总的游戏在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的美术、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中看到明证。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这一“想像的帝国”（imagined empire）就是通过游戏而结为一体的。

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是映照资本主义的一面重要的镜子。今日英国有很多重大的空间——运动、休闲、大自然、爱情等——是被围栏把守的，以防竞争性消费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onsumer capitalism）的长驱直入。从理论上说，这些空间是商业压力和赚钱行为不应该发号施令的地方。它们以一种迥异于日常“工作”之苦差的方式，提供刺激和娱乐。

这种娱乐，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可负担不起，因为他们工作太苦，营养太差，除了特殊的节假日以外，不可能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毫无经济利润的纯休闲活动上。我记得，当我抵达尼泊尔的一个山村时，我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古隆人（Gurungs）除了跑步和扔石头以外，没有本地的运动和游戏，也没有明显的业余爱好。

因此，现代性的独特表征之一是，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广泛流行并备受推崇。我们只须想想当今国际上的电视节目——足球热、板球热、棒球热、台球热、奥运会上搬演的多姿多彩的运动项目、五花八门的运动服饰和用品，即可了然。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面貌的“游戏人”（Homo Ludens）［1］。这一切源于何处？

很多人注意到，英格兰人格外痴迷于游戏，而且迄今已痴迷了好几百年。论及游戏项目本身，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竞争性团队游戏要么是在英格兰发明的，要么是在英格兰完善并形成制度的。帕克斯曼给出了一份非常全面的综述：“‘soccer’［2］——世界第一运动——一词，就是英国各公学对英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的俚称；棒球是英格兰儿童的跑注式棒球（rounders）游戏的一个变种；美式足球是橄榄球的一个翻版；……网球是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即洛德氏）重新开发的［3］，第一届世界闻名的联赛［4］则于1877年举行。英格兰人确立了跑步、游泳、划船比赛的距离，还开发了世界最早的现代赛马运动。当代的曲棍球运动可以追溯到1886年曲棍球联盟（Hockey Association）［5］制定规则之日，游泳比赛可以追溯到1869年英格兰业余游泳联盟（English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的成立之日，现代登山运动可以追溯到1854年阿尔弗雷德·威尔斯爵士（Sir Alfred Wills）攀登维特霍恩峰（the Wetterhorn）之举。英格兰人发明了足球门柱、比赛用船和秒表；英格兰人是培育现代比赛用马的开山鼻祖；英格兰人即使从海外引进某个运动项目，例如马球或滑雪，他们也要制定规则。”［6］这一段尚未论及一项最具英格兰特色的运动，即板球；关于此项运动，帕克斯曼另有长篇累牍的专论。如果把目光转向当今，我们看到，英格兰拥有几家非常优秀的计算机游戏公司，例如“侠盗飞车”（Grand Theft Auto）的制造商，还拥有非常精彩的棋盘游戏，例如颇具资本主义风格的“地产大亨”（Monopoly）。

18世纪初索绪尔写道：“另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很不方便的娱乐是足球，这种游戏是使用一个充气的皮球，用脚踢来踢去。”下一页他描述了英格兰的另一项全国性运动：“英格兰人酷爱一种他们称之为板球的游戏，为了打板球，他们跑进一个空旷的大场地，用一块木头把一只小球打来打去。我不打算给读者描述这种游戏，因为它太复杂；我只能说它对灵活性和技巧的要求相当高，而且无论平民还是贵族，人人都喜欢玩。有时候一个郡县与另一个郡县对阵，赛前要发文告将赛事通知大家，赛后还要发文告宣布哪一方胜利班师。凡有重大赛事，便观众如堵。”说起草地保龄球，索绪尔指出，英格兰人“专门为此而保养一种方形草坪，名曰保龄球草地”［7］。

索绪尔还谈到了另一种典型的英格兰式的消遣，认为它也是英格兰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一道分水岭。此项活动同样要求有充沛的闲暇时间和富余精力。他写道：“英格兰人的另一大娱乐是敲钟，这是他们取之不竭的快乐之源，只要出现机会就不会放过。这里的钟声永远和谐悦耳，我不认为有任何其他国家像英格兰一样，将敲钟发展成了一门如此高度的艺术。……一位优秀的敲钟手能敲出一千多种不同的钟乐。……英格兰人如此热爱这项娱乐，甚至互相结成了专事敲钟的社团。”［8］

英格兰绅士尤其对户外运动趋之若鹜，并以射击、猎狐、猎兔、骑马等户外运动而饮誉世界。特权性的渔猎活动［9］写就了英格兰乡村史的大部分篇章。

*  *  *

我记得我的日本朋友们指出，英格兰人的业余爱好热构成了英日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诚如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言：“我们不仅是一国爱花人，而且是一国集邮家、养鸽迷、业余木匠、票券剪藏家、投镖手、纵横字谜控。”这是“英格兰的又一个特色，它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几乎习焉不察。这是一种对业余爱好和消遣活动的瘾头，属于英格兰生活的私密空间。”他提出：“最名副其实的本地文化全部围绕着小酒馆、足球赛、后花园、火炉前和‘一杯酽茶’而开展，这些活动，即使在采取社区（communal）形式的时候，也仍属非官方性质。”［10］

我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我幼时就读的寄宿小学和寄宿中学狂热地推崇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英格兰人来说，游戏的功能与宗教好有一比：它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对不幸作出一种解释，带来一整套能将人们联成一体的仪式。［11］ A. C. 本森曾在一所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教书［12］，他暗示，在19世纪后半叶，游戏已经变成了一种团结英国人的宗教：“如今，论述游戏比论述‘十诫’（Decalogue）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当前的《圣经》考证学（higher criticism）倾向于把信仰‘十诫’变成一个品位问题，而对于英格兰普通百姓来说，对游戏的信仰只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和道德问题。”［13］

克劳迪奥·贝利斯指出，在深受英格兰文化影响的地方，无论是波士顿、温尼伯（Winnipeg）还是奥克兰（Auckland），那里的郊区总是居住着无数“有组织的热情的业余天文学家、养猫迷、铁路迷、土风舞迷、养鸽迷、丛林野味迷［14］、蛋糕装潢迷、观鸟迷、园艺迷、老爷车迷，较之聚集在任何其他地点和时间的人群，他们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去从事那些依照定义来说是毫无利润可图的典型的‘业余爱好’”［15］。

贝利斯还提出，某些社会先前被宗教和亲属关系凝聚为整体，但是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提供了打破这种“共同体”的手段。他写道：“或许可以断言，由于英格兰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对共同体新格局的需求，所以现代运动是这场革命的副产品，它们替代了过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替代了那些被一往无前的工业主义所颠覆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这方面几无例外，更无过硬的例外。”［16］

而且，游戏和业余爱好丝丝入扣地吻合英格兰的阶级体系。在英格兰，不同的社会阶层投身于不同的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贵族有贵族的一套，中产有中产的一套，劳动者有劳动者的一套。例如，公学（public schools）玩的是橄榄球联合会（rugby union），非公学玩的是橄榄球联盟（rugby league）。［17］只有富人才会带着猎犬去猎狐，一般说来也只有劳动阶层才赛鸽。上层阶级钓鱼，钓的是鲑鱼、鳟鱼等可吃的“野味”；劳动阶级钓鱼，钓的是不可吃的“糙”鱼。［18］

*  *  *

中小学校要求我们习得的素质，恰恰是一批据信能使我们适应一种成功人生的素质——成功的企业家、律师、教师、士兵，这些素质包括勇敢、自信、思想独立、不畏风险、合作技巧、热情、输得起、公平游戏概念。在一个不涉及赚钱和蚀本的模拟环境中，我们被要求学习某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必要品格，譬如狡黠机敏。泰纳以赌马为例，指出了运动与英格兰人痴迷于竞相赚钱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匹和赛马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热情？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到英格兰人那种运动家式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去找寻原因。富人和小康人士在乡下度过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光。……他们的生活方式（moeurs）中的所有这些特点，在德比大赛马会（Derby）上达到了高潮，那可是他们的特殊节日。”［19］

英格兰的法庭断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性游戏，其中一方力图智胜和击败另一方——不是用球拍或皮球，而是用唇枪舌剑。同理，很多人注意到，英格兰的政治对抗也宛若一场游戏，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公然实行的火爆辩论就是实例。托克维尔指出：“尤其在公开演说中，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英格兰人一样，如此极端地诉诸语言的暴力、理论的凌辱、推理的铺张，因而你的那位A. B.先生偏激地说：爱尔兰人射杀的地主还不够半数呢！但是论实际行动，却也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比英格兰人更加克制。英格兰人在公共会议上的言论，甚至在晚餐桌旁的言论，只要拿到法国去讲出其中四分之一，并且无须实际付出或打算付出任何行动，便能成为导火索，引发暴力——其暴烈程度每每远甚于引发暴力的那番言论本身。”［20］

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尤其是英美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对于那些在19世纪中叶邂逅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似乎格外明显。其中一人是日本哲学家和现代化推手福泽谕吉。他在自传中说，当他着手翻译一部关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的入门读物时，他碰到了如何翻译“competition”［21］一词的问题，后来他用“竞赛”和“战争”的组合词解决了问题。

关于这个翻译难题，福泽谕吉叙述道：“当我遇到‘competition’一词的时候，由于日语中没有对应语，我不得不采用了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汇——‘竞争’，字面意思是‘竞赛—战争’。主管官员看到我的翻译大为动容，沉吟之后突然说：‘这里有个“争”字。什么意思？一个多么不和平的字眼！’”福泽谕吉极力辩白，但是那位官员拒绝把译文拿给上司过目，只因为“争”字不利于和平。接下来福泽谕吉辛辣地评论道：“我想他可能更希望在一部经济学著作中看到‘人人友善相处’、某人忠于自己的主人、某商人在国库拮据时慷慨解囊之类的字样吧。但是我对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争”字，恐怕我只好彻底把它擦掉。能够忠实于原文的再也没有别的说法了。’”［22］

福泽谕吉用“竞赛—战争”译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既存在这种很不和平的“竞赛—战争”，同时也存在更和平、更合作的精神。当竞争性资本主义者力图逮最大的鱼、种最大的菜、集最大一套邮票、赛最快的艇时，他们需要有竞争对象。但是他们也需要合作、分享和攀比，因此，所有这些活动也都围绕着友谊、团体、俱乐部而展开，而且还要互相买账，承认对方的技巧和成就。

*  *  *

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协会、业余爱好、游戏和运动，被英格兰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所增强，那就是英格兰的客栈（inn）和酒馆（pub）。这些客栈、酒馆给人们提供了会“友”场所，因此既表达了也巩固了英格兰的结社模式（patterns of association）。

大客栈在英格兰的城乡比比皆是，人们可以在那里过夜和吃喝，这形成了英格兰社会史的一大特色，遐迩闻名，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就有描述。我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当英格兰人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时候，即使旅途附近住着亲戚，他们通常也下榻于客栈或提供夜宿和早餐的家庭客栈（bed and breakfast），而不去“麻烦亲戚们”。

客栈以下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啤酒屋和酒馆的普及性和向心力。人们可以在那里买酒喝，也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聚谈。17世纪中叶又有一股力量加入进来：随着茶和咖啡这两种新型饮料的风行，茶室和咖啡馆开始涌现在大小城镇。

哈比森发现了英格兰这类“公共场所”（public place）［23］的怪异：它们有——至今仍有——一种排他的、自在的、亲密的感觉，在这里，陌生人可以成为一时的朋友，在这里，可以出现一种半家庭（semi-family）的氛围。他写道：“英格兰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场所，较之你在任何一个家庭能够感受的氛围，它更像是一个家，也更老派；这种场所的公共性别具一格。美国人忘记了酒馆（pub）的词源是公共（public），倒以为它是一个专门说法，表示自在和满意。它变成了如此有力的概念，我们不可能单单用一句话把它充分表现出来。……虽然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乡村客栈，但是它们在别处都变成了时髦的餐馆，惟独在英格兰，它们变得比以往更有村庄风味，也更像是地下洞穴。”［24］

历史上的英格兰人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又不把生活建立在排他性亲属关系或种姓集群的基础上，因此他们需要聚会和结社的场所。当然，至交好友可以直接请到家中。但是，若能在第三方的房屋中找到一种有界限、有掩蔽、半公开、半私密的空间，那么，互无亲属关系的人就有了聚会和谈天的机会。实际上，在英格兰每一个村庄和城镇的腹地，都有一个或几个“社区中心”，那便是村里的客栈、酒馆或啤酒屋。

18世纪末罗什福科指出，客栈在某一种俱乐部的聚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写道：“第三种俱乐部更加适合于小劳动者，这个阶级我们法国人称之为农民。他们的聚会场所也还是客栈，不过是在村庄客栈，或者是在镇上最小的客栈。俱乐部成员每年在那里聚餐一次。……这类俱乐部在英格兰随处可见，每一个农村地区都能或多或少从中受惠。在举办聚会的客栈里，有一个用两把钥匙上锁的箱子，上面开着一道窄小的槽口，供俱乐部成员把钱塞进去。”［25］

托马斯·柏克也指出了客栈的重要性：“客栈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中心论坛，人们在那里辩论政治，争论文学技巧和绘画技巧的新发展，讨论道德哲学和宗教，传播流言（无疑也造谣诽谤），说俏皮话——这些话要么妙趣横生，要么尖酸刻薄，但永远带有夸张的谐趣，最文静的英格兰人在休闲时分也不怕把它们说出口。客栈至今仍是共同体大部分成员的社交生活的组成部分，不仅为娱乐休闲提供碰头地点，而且为各种联谊会、慈善会、互助储金会（slate clubs）［26］提供活动场所，还为五花八门的业余爱好俱乐部——钓鱼、养鸽、种菊、考古、保龄球等——充当大本营。”

客栈和酒馆也用于法律会议或政治会议，柏克继续写道：“它们过去定期被用作，现在也时常被用作验尸官法庭（Coroner’s Court）、教会执事庭（Churchwardens’ Court），还被用作选举自治市镇官员（borough officers）的会场，更有甚者，直到维多利亚中期，季审法院（Quarter Sessions）也在客栈开庭。……自治市镇官员选举也几乎总是在客栈进行，选举之后又总是紧跟着一场餐宴，从市镇政府的账号上划款买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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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英格兰是举世闻名的店主之国，它也是举世闻名的养宠物者之国。［28］ 凯特·福克斯写道：“养宠物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休闲活动，毋宁说是一种十足的生活方式。……或许一个英格兰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而他的狗却是真正的国王。……狗儿们比我们的孩子得到的关心、宠爱、欣赏、鼓励、‘黄金时间’还要多，吃得也往往更好。……我们在成立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之前很久，便成立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29］

养宠物的传统似乎由来已久。基思·托马斯指出：“养宠物是中世纪有钱人的时髦。”［30］我们所知的宠物就有叭儿狗、鸟、兔子、猎犬、笼养鸟、松鼠、猴子，等等。［31］至于有钱人之外的人口，我们迄无多少证据，但是这些人刚刚在历史记录中显形，宠物便开始泛滥，因此托马斯总结说：“宠物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寻常身影，似乎是在16—17世纪。”［32］1656年，托马斯·艾迪列出了家鼠、田鼠、睡鼠、兔子、鸟、蚂蚱、毛毛虫、蛇，说它们像其他宠物一样，“在纯洁无害的人中间既合法又常见”。他甚至讲到一位绅士，说他“确曾在一只盒子里养过一条从坚果中爬出来的蛆，直到它长得不可思议地肥大”［33］。可见品种跨度之广，也可见，如基思·托马斯所说，若以为英格兰人对宠物的口味是在18世纪才普及的，则很可能是误解。［34］

了解宠物畜养率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出两个证据，用来证明豢养家畜的普及程度。17世纪夸美纽斯为儿童撰写了一部插图百科全书，其中一幅插图的内容是一座家宅及家中的动物，包括狗、猫、松鼠、猿、猴，它们被“养在家里取乐”［35］。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描述，伦敦几乎每一所家宅都有一条狗和几只猫。［36］不过在这里，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定义“宠物”究竟是什么？若将宠物视为非实用品（non-utilitarian），像一座花园那样，我们会发现，16世纪英格兰社会庞大的中等阶层多半养有兔子、臭鼬、雪貂、猴子、鹦鹉、松鼠、麝鼠、小型犬，等等。［37］如果“宠物迷的一切征兆在1700年已经彰显”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38］，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辩称，在1700年以前的几百年，英格兰人刚刚拥有足够文献能将宠物记录在案的时候，就体现了宠物迷的强烈征兆。由此可以判断，这种早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已经发生的现象，很可能产生了极大的效应。养宠物的广泛风行，是某种比18世纪诸般变革更古老的东西的副产品。

谈到宠物对人的心理作用，托马斯曾经讨论宠物在一个原子式的（atomistic）现代亲属体系中对人的吸引力。［39］这个意味无穷的提法我们不妨稍加铺陈。在大多数社会，早婚、多育、亲属众多——而且亲属之间在身体和情感上非常亲密——等因素联合起来，给人们提供了情感满足，而这种情感满足，如今很多人只能在宠物身上寻找。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个人主义的亲属关系体系和婚姻体系在英格兰是古已有之，它的中心表征或可追溯到至少13世纪，如果不说更早。不难看出，养宠物和热爱大自然是英格兰的古老现象，而且与上述个人主义的亲属关系体系和婚姻体系密切相关。正如英格兰的儿童是奢侈品，被视为高级宠物［40］，英格兰的宠物也是奢侈品，被视为另一种儿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宠物给“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的个人带来了一种温暖、明朗、简单的关系：“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宠物代表着我们此生独一份与另一个有感知的生物之间的开放而不设防的情感牵挂。”［41］

动物与人类之间如何划界，开发物种与保护物种之间如何划界，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在英格兰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由于我们的祖先，以及今日的我们自己，将自然世界细致地划分为驯化和野生、可吃和不可吃，我们才能一边做肉食者、捕熊者和猎狐者，一边深情热爱某些动物并大力关切虐待动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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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转向植物，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园艺革命”（Gar-dening Revolution）。英格兰人名不虚传，他们确实是对私家花园异常热情的园艺家。福克斯提出：“园艺大概是这个国家最普及的业余爱好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可被描述为‘现役园丁’（active gardeners）。”［42］同样确切的是，几百年间他们花园的内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读到：“1500年英格兰大约有200种人工栽培植物，但是在1839年，数量已上升到18000种。”这并不表示园艺在1500年以前不普及，而实在是因为那时尚无太多人工栽培植物可供选择。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植物卖家，而且我们被确切告知，中世纪的园艺活动比有些人意识到的更多”，虽然“品种好像比较有限”。［43］

品种的樊篱在于英格兰和欧洲的自然条件，然而，一旦从美洲新大陆进口异国品种，一旦与非洲和亚洲拓宽联系，从而使植物的多样化有了可能，英格兰人立刻热火朝天地投入行动，充分表现了内心的热情。16世纪后半叶，威廉·哈里森对英格兰的花园表示惊诧，因为此时它们的美丽已经“奇妙地”增色，园中不仅开满鲜花，而且长满各种“香草、植物和应季水果”，一概是“从东、西印度群岛、美洲、塔普罗班尼岛（Taprobane，在锡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es）和世界各地日日不停地运来”的，于是，英格兰“几乎没有一个贵族、绅士或商人不拥有大量的花色品种”。哈里森本人是埃塞克斯郡的一位教区牧师（vicar），他最后忍不住小小地吹嘘了一下自己的花园：“园子不大，总面积不过略逾三百英尺而已，但是我运气颇佳，购得了形形色色的品种，因此，尽管我技艺粗浅，竟也在园中种出了将近三百个类属，而且没有一种是平平常常、众人皆有的。”［44］

从村舍的小花园，到绅士府邸的大花园，普遍的园艺热是英格兰的一个惊人的、典型的表征，从最早的16世纪翔实记录中就有明确的显现，然后持续至今。我们被告知：“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仅在户内度过必要的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爱家，他们就去爱他们的花园。”皮尔森广泛描述了当时绅士阶层和商人阶层的园艺热。［45］印刷术刚一普及，英格兰马上开始印行时人的园艺论著，例如托马斯·希尔1563年的《花园装饰、保护和建设的最明快指南》（Thomas Hill，A Most Briefe and Pleasant Treatyse, Teachynge Howeto Dress, Save and Set a Garden）。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特别是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诗作，连同它们的中心主题，即伊甸园是天真和快乐的源泉，无不表明英格兰人普遍陶醉于以花草树木为形式的自然之美。17世纪初，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花园”一文中辩称：“全能的上帝率先培植了一座花园。毋庸置疑，它是人类的快乐之中最纯洁的快乐。它是对人类精神的最有力的振奋。没有它，任何屋宇和宫殿只是粗陋的手工制品。”［46］

对花园的激赏不限于富人，有证据表明中层人群也是热心的园艺家。论及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期英格兰约曼阶层的园艺热，米尔德里德·坎贝尔总结说：“花园，作为英格兰人的气候和技艺的可喜成果，已在季节性地为农田和村庄的景致增光添彩。”她间接提到了某位邻人的记录，此人在1658年7月28日记下了一位“乡下主妇”——北安普敦郡一位约曼之妻——的花园里盛开的各类鲜花，包括“复瓣和单瓣翠雀花、复瓣和单瓣美女罂粟、三种不同的紫露草、四种颜色的羽扁豆、紫色和白色的轮峰菊、金盏花、永生草、虎耳草、蜀葵，以及其他多种心爱的名花名草”。这位主妇还种植了种类繁多的药用植物，譬如茴香、甘菊、芸香和白百合。［47］

当然，我们很难确知当时园艺有多么流行，或者人们是多么爱花，但是托马斯提供了几条证据，证明园艺热在17世纪确已波及最普通的人群。他征引了约翰·沃里奇（John Worlidge）1677年的描述：“在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很少有哪座村舍没有一座“相应规模的花园，大多数人从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在此之前几年，坊间出版了一本主要供“平凡而普通的乡村男女”阅读的园艺书，三个月内第一版即告售罄。［48］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早在18世纪后半叶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英格兰人对花和花园的兴趣已经广泛而浓烈。可见，我们又一次不得不用17世纪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因素加以解释。

英格兰的花园美学也体现了某种独特之处。佩夫斯纳的系列讲座《英国艺术之英国性》中，有一讲专谈英格兰的庭园景致：“英式花园……不对称，不中规中矩，而讲究变化多端；园中景物奇崛，有逶迤如蛇的湖泊，有蜿蜒的车道和曲折的小径，有茂密的树丛，有平滑的草坪。……英式花园以多种韵味无穷的方式隐含着英国性，但是迄今无人论及。第一种方式是最朴素的方式：那逶迤的湖泊和蜿蜒的车道，是贺加斯‘美丽曲线’（Hogarth’s Line of Beauty）［49］——一种悠长而柔和的S形曲线——的不折不扣的具象形式。……贺加斯……说，它们‘引导目光自由奔放地徜徉’。”［50］英式花园充满惊奇和秘密，相反，在英格兰园艺风格“于18世纪中叶大举侵袭欧陆之前，欧陆的园艺既不自然，也谈不上奇崛”［51］。一座不规则的、隐秘的、自然天成的花园，园中充满意外景物，还有几条曲折小径和一座不方不圆的池塘——我从我的亲身体验中发现，这种模式的花园给了我一份特殊的愉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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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提出，英格兰在它的地理、阶级、城—乡关系等方面，都不以泾渭分明的划界和对立为特点。相反，在不同的成分之间有着显著的重合或连贯。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发散性地考虑一下人类学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s）概念［53］，或考虑一下彼得·伯克等历史学家讨论的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问题［54］。强烈的文化对立或鸿沟出现在农民社会，在那里，一种城市的、书面的、上层阶级的文化与一种口头的、村庄共同体的文化天悬地隔。正因为此，所以你能在中国部分地区、印度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欧陆某些地区——包括某些凯尔特边缘地带——找到一种繁荣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

那里的千姿百态的地方传统（local traditions），无论是歌舞、服装、饮食，还是求婚习俗、婚礼习俗、丧礼习俗，还是家具、工具等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抑或是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所体现的民俗，甚至是南腔北调的方言，不仅可见于许多论述口头文化（oral cultures）的书籍，也具体地展现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民俗”博物馆。

然而在英格兰，高端与低端之间似乎没有如此鲜明的分立。至少从中世纪开始，英格兰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阶级社会，农村与城市互相纠结，统一的文字、货币、法律、国语普及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存续至今的心态、道德、物质文化中，均未表现出一种高、低文化之差，或者大、小传统之差。

当然，英格兰各地也会略呈当地特色。萨福克郡的某些酒馆里有人唱“民间歌曲”；房屋是否采用茅草顶，或者如何装修，也各不相同；地方口音、制作捕鳝网的方法、土产奶酪、民间舞蹈（大多是比较晚近的发明，例如17世纪莫里斯舞[Morris dancing]［55］）也会显出差异。但是与我们在典型的农民社会或部落社会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些都只是轻微的变体。

如果我们对上述口头式“民间”文化——从舞蹈到民俗——的种种表征列出一份清单，与英格兰的表征进行对照，那么，后者得出的几乎是一张白纸。英格兰的任何“民俗”博物馆，例如剑桥的那一座［56］，其实只是一座展示劳动阶级生活的博物馆，与欧陆那些乡村文化博物馆的感觉迥然不同。至于英格兰的民间歌曲，著名的分析家A. L. 劳埃德写道，它们“以音乐和诗歌的形式表达着所有中下层阶级的梦想，绝不仅仅限于农村劳动者的梦想”［57］。如果检视一下英国民俗学家的著作，我们将发现，它们差不多全都是在讨论凯尔特的、欧陆的、非欧洲的部落民俗（tribal folklore）。［58］

[1]  Homo Ludens，意为Man the Player或Playing Man，原是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勿混淆于本书大量征引的Jakob Herman Huizinga）1938年一部著作的标题，此作讨论游戏在文化和社会中是何等重要的因素。——译注

[2]   足球，或英式足球。——译注

[3]   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由板球运动家托马斯·洛德（Thomas Lord，1755—1832）创立于1787年。“洛德氏”指伦敦的洛德氏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是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的驻地，亦由托马斯·洛德建立并以他命名。所谓“网球是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重新开发的”，大概指该俱乐部对草地网球的改革。——译注

[4]    指温布尔登网球联赛。——译注

[5]    指英格兰曲棍球联盟，The English Hockey Association，2003年更名为England  Hockey。 ——译注

[6]   Paxman, English, 194.

[7]    Saussure, Foreign, 294—295.

[8]    Saussure, Foreign, 295.

[9]   在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渔猎是贵族的特权，或者说是特权阶层的运动或游戏，并有专门的渔猎法对渔猎权作出规定。——译注

[10]    Orwell, Lion, 39.

[11]   麦克法兰在讲义中对这句话作了一个解释：“这些仪式通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群情沸腾’而将人们联成一体。”——译注

[12]   这所寄宿学校是伊顿公学。A. C. 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1862—1925），英国著名作家，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885—1903年任教于伊顿公学，继而任教于剑桥大学抹大拉学院（Magdalene College），后成为该学院第28届院长。——译注

[13]    Benson, College, 266.“十诫”即《圣经》中的“Ten Commandments”，是基督教的核心文本。——原注

“十诫”是上帝在西奈山（Mount Sinai，又称Horeb）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后来上帝用手指将它们写在两块石板上，给予摩西（Moses），摩西则向世人宣讲。事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Exodus）第20章第1—18节，或《圣经·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第5章第6—22节。——译注

[14]  丛林野味，bush tucker，或bushfood，原指澳大利亚土著民的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类土产，也可指任何地方的这种食物。——译注

[15]    Veliz. Gothic, 108.

[16]    Veliz. Gothic, 131.

[17]    public schools，也称independent schools或private schools，是英国的私立学校，多实行寄宿制度，众所周知的公学有伊顿、哈罗、拉各比、威斯敏斯特，等等。之所以自称“public”，是因为其原旨是：对任何能够通过入学考试并且出得起学费的人开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标杆。公学以外则是国立学校，即state schools。体会到这两类学校之间的微妙区别，我们自可分辨rugby union和rugby league之间区别何在。——译注

[18]　“糙”鱼，coarse fish，指鲑鱼、鳟鱼、红点鲑鱼以外的淡水鱼。——译注

[19]　Taine, Notes, 35.

[20]    Tocqueville, Memoir, II, 353.

[21]  即英文“竞争”；此语虽被日文/中文迻译为“竞争”，但英文字面含义与日文/中文字面含义并不相等，故暂不译。——译注

[22]   Fukuzawa, Autobiography, 190.

[23]    实指英格兰的酒馆（pub），见下文所议词源关系。——译注

[24]    Harbison, Spaces, 27—28

[25]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45.

[26]   一群人为某个具体目的存一笔共同资金，通常在圣诞节发放。

[27]    Burke, English Inns, 44.

[28]   此论基于Macfarlane, Culture, Chapter 4。

[29]    Fox, Watching, 234.

[30]   Thomas, Natural, 110.

[31]   Salzman, English, 100—102.

[32]   Thomas, Natural, 110.

[33]    Ady, Candle, 135.

[34]   Thomas, Natural, 110.

[35]   Comenius, Orbis, 55.

[36]    Defoe, Journal, 137.

[37]   Pearson, Elizabethans, 19.

[38]   Thomas, Natural, 117.

[39]   Thomas, Natural, 119.

[40]    Macfarlane, Marriage, 119.

[41]   Fox, Watching, 235.

[42]    Fox, Watching, 129.“

[43]   Thomas, Natural, 226.

[44]    Harrison, Description, 265, 270—271.

[45]    Pearson, Elizabethans, 58ff.

[46]    Bacon, Essays, xlvi.

[47]    Campbell, Yeoman, 241.

[48]    Thomas, Natural, 228.

[49]   Line of Beauty是一个美学术语和理论，用来描述物体呈现的S形曲线。它是英国画家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他认为这种曲线代表生动活泼，相反，直线、平行线和直角线代表静止、死寂和单调。——译注

[50]   Pevsner, Englishness, 174.

[51]   Pevsner, Englishness, 176.

[52]   Macfarlane, Letters, 276—277.

[53]  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提出的概念。当他研究拉丁美洲农民时，他发现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使然，他将被研究的共同体视为一个孤立文化，即“小传统”，然而实际上，该共同体并不孤立或封闭，而是与整个文明或整个社会，即“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译注

[54]    Burke, Popular.——原注

高端文化，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阶层的文化，通常涉及他们所认为的最高级、最高雅、最高尚的文化艺术产品；与之相对的是低端文化，即一个社会中庸俗民众的文化。1869年英国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首次将此概念引进英语世界。这里提到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   ），是麦克法兰的剑桥同侪和朋友，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以马利学院（Emmanuel College）院士。——译注

[55]    关于莫里斯舞的起源日期，一种争议性说法是15世纪就有相关记录。不过据信Morris   dancing这一名称始于17世纪。——译注

[56]    指剑桥市暨剑桥郡民俗博物馆，位于剑桥市城堡街（Castle Street）。——译注

[57]    Lloyd, Folk, 封底引语。

[58]   见Dorson, Peasant。

08家庭、友谊和人口

在大多数农民社会，家户（household）担任着一家人共同的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单位。其中，户主（head of the household）既是家人与祖先之间斡旋的中保（mediator），又是家人的政治领袖和经济首脑；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最初服从父亲，然后服从丈夫，寡居时服从儿子；个人不以其个体身份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或其他权利。

这种家户的特点包括：第一，对家户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宗教、经济等领域是重合交叠的，因此一个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宗教行为；第二，不可能将个人与他所属的这个团体分开考虑，个人只是团体的组成部分，他的生存意义与整个团体密不可分；第三，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单位（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unit），个人通过家庭而获得救赎（redemption）、财富和权力［1］。这种类型的社会，可在东欧、印度和中国找到它的原型（archetype）。

从这一极转向另一极，我们会发现，现代家庭最关键、最主要的表征恰好与之相反：家庭既不充当基座，也不担任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组织者。家庭与社会分离，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家庭丧失了原来的很多功能，被削弱到了主要只充当社会化代理机构（socializing agent） 的地位。［2］

“现代”社会的要义是，每一个领域彼此分立，因而家户的宗教功能消失了，家庭生产方式（the 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也遁迹了。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种姓还是一个共同体，总之任何集体都不再高于一切，相反，个人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赋有了属于其个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他或她本身，凭自己的名分，成为了一个法律—政治—宗教—经济实体，而不再像先前那样，仅仅是一个大于个人的团体中的一分子。

在这种原子式的体系中，血缘纽带和地盘纽带变得荏弱了，实现融合的手段是货币、公民身份（citizenship）、契约、法律和情感。反讽地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人民获得了“解放”，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上帝和国家面前。

曾有人认为，现代家庭体系是从19世纪开始传遍西欧的，从那时至今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3］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现代”家庭体系，连同它的一揽子特点，是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产物，而在革命之前，世界各地都拥有一种旧制度家庭体系，无一例外。

*  *  *

然而在英格兰，大概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至少可以肯定是从13世纪开始，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就没有自动权利（automatic rights）了。子女可以被父母剥夺继承权（disinherited）。英格兰不承认“家庭共同财产权”（family property），这里奉行的是nemo est heres viventis（在存者无继承人）原则。梅特兰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证明至少从13世纪开始，父母便可将财产留给他们喜欢的任何人；也就是说，只要父母愿意，便可通过赠与、出售或立遗嘱，剥夺全体子女的继承权。［4］例如，布雷克顿在13世纪初阐明：“一名继承人（heir）是一个依血缘对其先辈遗留之未处分（undisposed）财产具有权利主张（claim）的人；对其先辈已让渡的财产则不具有权利主张。”［5］在欧陆各地主张保护亲属的权利之时，英格兰却摧毁了它。［6］

在英格兰，一切财产属于个人，惟一的例外是，丈夫和妻子拥有某些共同财产权，男子去世后，未亡人可对财产取得某些自动权利，这在历史上叫作“寡妇惠予产”（free-bench and courtesy）。除了此种情况以外，任何人打从降生之日起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英格兰全然没有那种欧陆各地实行的“家族约束”（restraint of the line）制度［7］，即直系后裔可以阻止财产持有人将家庭共有财产卖给外人，还可以要求分得一份。惟独英格兰不实行家族收回（retrait lignager）［8］，这一点，在梅特兰的著作和其他资料中有着大量的证据。

反之亦然。一名子女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权，与父母无关，甚至可以为此而起诉父母。一名妇女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并起诉丈夫。人人都拥有独立的财产权，惟独丈夫和妻子在一定程度上“联合”拥有财产权。正如父母没有法律义务给子女遗留财产，子女也没有法律义务赡养年老的父母。事实上子女大概也不可能赡养父母：由于家庭共同所有权的缺位，子女很小就被送出家门了——去为进入资本主义市场而接受训练。

可见家庭并不安全。不安全的效应又被另一个只能在英格兰——以及日本——发现的特点无限放大，那就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9］，即一种由头生儿子继承家庭主体财产的单一继承人制度（single-heir inheritance）。在实行家庭共同所有权的社会，全体继承人对财产拥有平等的权利，妇女也可通过嫁妆（dowry）习俗而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英格兰和日本，有多种财产被认为是不可剖分的（indivisible），譬如，家庭农田（farm）或商号（firm）不应在全体继承人之间剖分。效应之一是，虽然在大多数国家，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资产（capital）被不断地剖分和再剖分，份额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在英格兰，主体地产或主体生意时常被传予惟一继承人。英格兰的做法使得资本能够保持下去，不会衰微。

第二个效应是，虽然实际上全体子女都可以被剥夺继承权，从而都无安全保障，但是次幼子女尤其没有安全保障。大英帝国时期，英格兰扩张的活力大都来自“次幼子综合征”（younger son syndrome），发达的绅士和贵族家庭将次幼子打发出去从业和从商，也源于这种症候群。因此泰纳说，次幼子“很小就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任何人，只能自力更生。耳濡目染之下，他们习惯了富裕和奢侈，对父亲的‘乡间宅邸’记忆犹新——还有什么东西更能刺激他们去建功立业？这好比一把利剑指着他们的背脊，戳得他们不停地苦干。达不到父亲的水平等于失败。……从这个观点考虑问题，长子继承法（law of primogeniture）和自幼锦衣玉食的习惯不啻为一种教育制度。次幼子们匆匆离家，赶赴东、西印度群岛、中国和澳大利亚，搜刮全世界，然后回国建立家庭。伦敦有一大片地区被形容为‘澳大利亚区’，居民都是从维多利亚或墨尔本衣锦还乡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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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存续的传统手段之一是生儿育女和帮助子女社会化。子女在亲属天地中长大成人，学会了家庭的运行方式。他/她从家人——父母或亲戚——那里学得了技能，赢得了声誉。通常情况下，家长一身兼任着老师、雇主和父亲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英格兰历史档案的起处，亦即至少回到13世纪，去看一看英格兰人养育子女的模式，我们发现的情况似乎是，家庭并非惟一的，甚至并非主要的社会化单位。

历史上的外国人注意到，许多英格兰儿童小小年纪被送出了他们出生的家庭，通过佣工或学徒制度，或者——对富家子女而言——通过大中小学的正式教育渠道，被非亲属（non-kin）抚养成人。19世纪的寄宿学校仅仅是这种数百年传统的一个阶段。这些建制改造了一个人，使之不再依赖生来所属的那个单位，摆脱了梅因所说的“身份”关系，变成了一个自由漂浮的个人，随后进入各种契约关系，努力建立自己的地位。经过这道程序，个人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以“自由的”、平等的公民身份去竞争的人。

1497年，威尼斯驻英大使特雷维萨诺对这种模式作出了一份经典阐述，他写道：“英格兰人的缺乏亲情强烈地体现在对待子女的方式上，他们将子女在家中留养到7岁，顶多9岁，然后不管男孩女孩，一律打发出门，送到别人家去艰辛服役，在那里一般又羁留7—9年。这样的儿童名曰学徒。”他觉得，如果父母在学徒期满之后将子女重新领回家，“或许也还情有可原”，但是他发现，“子女们竟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得不到大千世界去自谋生路，“在其庇护人（patron）［11］ 的帮助下，而非在其父亲的帮助下，他们另立门户，并以此为本，自己创立一笔财富”［12］。

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会在7—10岁离开家庭去做佣工；如果是中产阶级，便去做学徒；如果是富人，便去服侍更富裕的人家，或者去读寄宿中小学和大学。在这些远离家庭的地方，他们被当作独立的个体，被切断了与家庭的关系，被期望自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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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英格兰人是独立的个体，那就难怪他们被期待要为自己的婚姻当家作主了。我曾非常详细地论证了英格兰浪漫爱情的历史。［13］以道德和哲学著作、诗歌和小说、信件和自传、遗嘱和乡村历史档案为证据，我证明，英格兰将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这一非同寻常的传统发乎远古。例如，乔叟的诗歌中充满了英格兰人普遍为爱情而结婚的推定。我们不妨回首展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如“爱人的悲歌”（The Lover’s Lament），或其他大量诸如此类的诗歌，便可信然。

英格兰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可能邂逅一个他们希望结成伉俪的人，他们会彼此献殷勤，他们会宣布我爱你，如果他们的父母试图作梗，经过一番抗争之后通常父母会让步。浪漫爱情作为英格兰婚姻的一种制度化的基础而存在，其证据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的文献中俯拾即是，但是在19世纪以前，这基本上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大体上仅限于英格兰和美国。

历史上的外国人认为这种婚姻莫名其妙，甚至伤风败俗，尤其因为它使得夫妻关系的重要性超越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18世纪罗什福科注意到：“年轻人刚刚结婚，便置下一所房子，单独和妻子住进去，甚至避免和父亲住在同一个城镇——我可以举出一二十个实例。如果父亲住乡下，儿子就去住城里，双方都愿意在自己的家里过自己的日子，一年到头父子俩几乎不打照面。”罗什福科显然大为骇异：“英格兰男子宁愿拥有自己所爱的女子，也不愿把爱留给父母。这是英格兰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14］的一部分，与我们的民族性全然陌路，让我觉得它或多或少有悖于自然。”［15］

一对英格兰男女各自离开家庭若干年以后，在“爱情”和友情的基础上结为夫妻，这样一种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要牢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人惊讶地发现，英格兰人将伉俪之爱，即一种横向关系，放在第一位，而将他们对父母的爱，即一种纵向关系，放在第二位。拉夫卡迪奥·赫恩19世纪末在日本讲授英文小说，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报告说：“日本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西方的社会小说以爱情为主题，才视之为下流；日本的爱情文学同样汗牛充栋。不，他们将西方小说视为下流的原因，多少有点类似于他们将一段《圣经》经文视为有文字以来最不道德的句子，这段经文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16］

对爱情与孝道之间冲突的最伟大的探索，当推莎士比亚的著作，其中有一场讨论尤其醍醐灌顶，那是勃拉班修（Brabantio）和他的女儿苔丝狄蒙娜（Desdemona）之间的对话，勃拉班修对苔丝狄蒙娜说：“过来，好姑娘，你看这在座的济济众人之间，谁是你最应该服从的？”苔丝狄蒙娜回答：“我的尊贵的父亲，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我的分歧的义务（divided duty）：对您说起来，我深荷您的生养教育的大恩，您给我的生命和教养使我明白我应该怎样敬重您；您是我的家长和严君，我直到现在都是您的女儿。可是这是我的丈夫，正像我的母亲对您克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把您看得比她的父亲更重一样，我也应该有权利向这位摩尔人，我的夫主，尽我应尽的名分。”［17］

从子女对父母尽孝，转变为夫妻之间尽责，今人普遍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坐标之一，但是显然，它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即已出现在英格兰。一个相关的原因是，英格兰的法律不维护父母的权力，尤为重要的是不维护父亲的权力。而在罗马法（Roman Law）之下，乃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国家、儒教国家、印度教国家——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之下，父母对子女拥有终生的绝对权力，那是一种patria potestas，或曰父权（patriarchal powe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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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父权，我们不禁想到性别关系［19］这一更宽泛的话题。从诺曼征服到19世纪末，其间妇女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是一个庞杂的论题，在此我只能予以简论。首先，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妇女的地位似乎不是在逐步提高，反倒是——若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每况愈下，这一点与很多人的推测截然相反。梅特兰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初期描绘了一幅男女相当平等的画卷。他举出了很多例子，证明中世纪英格兰妇女在多方面享有很高的法律地位。妇女几乎可以直接继承兵役封地（military fiefs）［20］。未婚妇女，包括尚未结婚的妇女和孀居妇女，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她们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控告丈夫怠忽（dereliction）夫妻义务。［21］不同于罗马法，英格兰普通法从来没有什么父权概念，从来不认为父亲、丈夫或男人拥有统治妇女的天生权利。

随着14世纪以来衡平法院（Equity Courts）的发展［22］，英格兰对妇女财产权的保护逐渐增强，同时妇女也能够起诉丈夫虐待和怠忽了。欧陆认为妇女的财产并入了（merged）丈夫的财产，但是英格兰从来没有类似的概念。梅特兰说，英格兰将丈夫视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妻子财产的监护人（guardian），如果他对此项财产有何重大决定，他必须征得她的许可。［23］丈夫被禁止对妻子使用强力，他必须有商有量、甜言蜜语、循循善诱地说服她采取某项行动。

因此，乔叟的作品、某些时人的书信集（如帕斯顿家族[the Pastons]书信［24］）、莎士比亚的剧作等，许多资料中的描述都表明，中世纪英格兰妇女拥有独立的、与男子基本平等的地位，鲜有妇女身影的惟一领域是公共部门，不过即使在这里，不少皇家妇女和贵族妇女也以强有力的行动证明了女性在英格兰公共领域（public realm）的权力，其中最显赫的代表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然而在16世纪以后，妇女较高的法律地位略有下降，直到19世纪后半叶，又再度振兴。［25］

与欧陆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英格兰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非常高。更有不少观察家发现，妇女在事实上——或曰de facto——的地位甚至比法律所暗示的还要高。例如，17世纪后半叶张伯伦强调，虽然妇女在普通法之下处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subject status），但是她们在实际生活中相当自由。从属地位仅仅表示一种法律上（de jure）的弱势，而“她们事实上（de facto）的处境却是全世界最好的”［26］。

对英格兰与欧陆国家妇女地位进行过比较的人似乎深信，英格兰妇女的地位非常优越。有一句名言众所周知：“英格兰是男人的监狱，女人的天堂，仆人的炼狱，马儿的地狱。”［27］在外国人眼里，英格兰妇女的地位得天独厚。［28］17世纪初，法因斯·莫里森在漫游欧洲大陆时发现，尽管英格兰妇女在法律上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资格，其实她们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妇女的地位要高得多。［29］18世纪中期，伯特在苏格兰旅行时提出，英格兰妇女被给予的经济自由比苏格兰妇女要大得多，她们名誉受损的可能性比苏格兰妇女要小得多。因此苏格兰妇女认为“英格兰男人是天下最和善的丈夫”［30］。

我们也许想知道，在法律领域以外，有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套看起来非常现代的性别关系。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因素是新教。诚然，新教也许巩固了这种局面，但是如前所述，英格兰妇女似乎在宗教改革之前很久已经享有很高的法律地位。另一条认识进路是考虑英格兰整个社会的性质，尤其是家庭的性质，以及经济的性质，特别要考虑英格兰的价值观并不是如何保住男人的荣誉和妇女的贞洁。

英格兰男女对待彼此的态度好像异乎寻常地宽松，这显然是因为家庭和社会不再融为一体。家庭与亲属关系构成了大多数社会的基础，因此在那里，婚配和性关系必须被严密监督，以免男女随便弄到一起。如果指导得当，婚姻可导致两个家族的联盟、产生继承人、贡献劳动力。但是妇女的性能力和生殖能力既是一种极其有效的资产，又是一种受他人觊觎的危险的资产，为了保护这份资产，家庭主义社会通常大力强调男女之间的对立。

在大多数社会，男女有别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项重大原则，男人的理念和行为尖锐地对立于女人的理念和行为，如我们在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天主教文化中看到的那样。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男性和女性简直生活在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这些社会往往极其强调两性之间的威胁和敌意，也极其强调妇女的卑下和服从。男人是光荣，女人带来耻辱。妇女的着装方式不可有挑逗性；妇女必须隐匿不见——或藏于深闺（purdah），或戴上面纱和帽子。

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我们检视的英格兰证据不免惊心动魄，因为英格兰文化缺乏如此尖锐的性别对立（gender opposition）。英格兰妇女的着装方式和自由开放的程度，以大多数文化的标准来衡量，都是“无耻的”。英格兰的男人和女人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许多文献表明，男女之间的态度宽松而友好，以基本平等的身份而彼此挚爱和互相宽容，既不十分强调雄性力量和男子气概，也不十分强调女性的知耻和贞操。妇女不必用衣服、礼仪或建筑物把自己遮挡起来；她们也不是男人的脆弱财产，别人一碰就坏。这种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性别关系可以贯彻终生：从少小时期，延续到无须长者监护的求婚时期，最终延续到友伴似的婚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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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家庭。既然父母得不到子女劳力的辅助，他们又如何应付？答案似可显示英格兰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几百年来，如果议中的父母是中产阶级或以上的人士，他们会付酬雇请佣工，并让佣工住在家里。有学者称之为“佣工生产方式”（servant mode of production），彼得·拉斯利特、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等人对此作过分析，他们通过研究英格兰居民名册和其他史料，证明佣工——包括男女佣工——制度至少从13世纪就大规模存在。［31］

雇佣劳力（paid labour）取代亲属，成为家庭的核心，是史上英格兰的普遍建制。这形成了英格兰的一个独特而奇特的表征，不可能在其他地区看到，顶多只能在英格兰文化的外围地区看到，例如在美国。而且，英格兰的佣工可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例如户内的、户外的、专业的、综合的。

随着现代劳力节省手段的开发，随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增多，家务佣工（household servants）的需求从19世纪初期开始迅速衰落。但是此前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佣工的存在是一种标志，标明亲属被毫无亲属关系的雇佣劳力（wage labour）所取代。农田佣工（farm servants）的兴衰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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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容易解释的是，英格兰家庭体系是怎样变得如此独树一帜的。论其基本结构，英格兰家庭体系和西北欧大部分地区的家庭体系有着相同的根源。因此，如果你在——譬如——公元10世纪打量法国北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格兰，你不会发现氏族（clans）的丝毫踪迹（这一点殊不同于凯尔特家庭体系），相反，你会发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亲属网络（ego-centred networks）［32］。 但是不知何故，至少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分流，时至15世纪，或15世纪以前，外国人已觉得英格兰的家庭体系非常别致。然后分流进一步加剧，当英格兰的家庭体系从17世纪开始传遍整个大英帝国和北美的时候，它和大多数欧陆国家的家庭体系已经大相径庭。

父母不一定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女，子女没有法律义务照顾父母，一个人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任何人结婚，妇女和儿童享有单独的、可与家庭对立的权利，今天，这些理念不仅是欧美的思想基础，而且是昔日大英帝国所及的任何地方的思想基础。它们传遍了印度，现在也日益有力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蔓延。英格兰的家庭体系，如同英格兰的游戏和运动，渗透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

然而，一旦亲属关系不再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便留下了一个空白。人类的大多数活动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都要求人与人之间结成互相信任的牢固合作关系。在大多数社会，一个人能够信任的只有家人，或者像家人一样的庇护人。那么在英格兰，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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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将友谊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33］“友谊”在现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被认为天经地义，因此，当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个异数时，可能觉得大出意外。

旧制度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大多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接近的是同一个亲属团体、同一个种姓、同一个村庄的人。这些人不由你选择，他们与你终生相伴，关系难以变动。此中关涉的未必是情感，尽管你当然可能爱一个姨妈或恨一个表哥。此中最重要的是你被期待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以及这种结构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关系。

身份主导型的社会关系模式是如此有力，以致当你希望扩展自己的交往时，你会把非亲属变成类亲属（quasikin）。世界大部分地区历来通行的机制是收养，或者结成“精神上的”亲属，包括拜把兄弟（blood brotherhood）、奶兄弟（milk brotherhood）、教父教母等，或者采用其他一些结交朋友的隆重手段。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长线的交换型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s），其中充满操纵和算计，例如尼泊尔的“自己人”（afno manche）和中国的“关系”。这类关系经常是不平等的，有时变成了一种剥削性的、不对称的非亲属关系——在某些社会，为了填补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空白，人们不得不通过契约建立这种纽带。它被贴上了“庇护人—被庇护人（patron-client）关系”的标签。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人们会把自己更喜欢的亲属和邻居挑出来多多交往。但是，仅仅因为互相喜欢，而无任何其他计较，就和一位非亲属结成一种较为深厚的、喜忧与共的关系，这种概念并不普遍。至于一对成年异性结成这样的“朋友”，这种念头更是匪夷所思。

前文已经介绍，历史上的英格兰人不大倚重真实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现在我们要指出，英格兰人也不大倚重“虚构的”或建构的（constructed）亲属。英格兰法律直到20世纪才承认收养行为。总体说来，教父教母在英格兰也无足轻重，较之地中海地区的天主教社会更是相形见绌；拜把兄弟和奶兄弟则闻所未闻。在英格兰，就连“庇护关系”——取“庇护人—被庇护人”在地中海文献中的那种充分意义——相对而言也不那么重要。

英格兰人的做法是交朋友。“朋友”一词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渊源，代表一种如此强固的关系，以致英格兰人常用它描述人生最重要的一种情感纽带——夫妻变成了“婚姻中的朋友”（married friends）。

一个英格兰人幼年离开家庭以后，往往会与他人建立一份牢固的私人关系，譬如与他人一起成为同一个机构——中小学、大学、公司、教会等——的成员，或者与他人一起玩同一种游戏，享受同一种业余爱好；通过这些机制，一个人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找到了可以与之分担和合作的人。这种关系必须相当平等：互惠互利当然不错，但一定要保持长线平衡，否则会变成“一边倒的友谊”，那可就要被描述为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了。朋友关系必须有实际意义：双方应当很享受彼此的陪伴和交谈，应当拥有同样的幽默感和文化偏好，简言之，必须互相喜欢。一旦有了这些表征，这份友谊将会开花结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中小学校与他人互相信任和共同活动时结下的友谊。

友谊的基础一般是共同的兴趣，无论是文学、宗教、休闲方面的兴趣，还是生意上的兴趣。友谊被感情所浸透，被可能发展成爱情的“喜欢”所浸透，而且历久弥坚。这种恒久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英格兰序列体的一端，而在这个英格兰序列体的另一端，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和断断续续的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英格兰人视彼此为潜在的合伙人或对手，一起卷入无止无休的交易和契约的小游戏。英格兰人永远在作交易——买进、卖出、雇用、借贷、许诺、赞同；在经济空间作，也在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宗教空间作。那是一种“后备箱二手市场式的社会”（car-boot sale society）［34］，充斥着无尽的短线关系。这种断断续续的、日日谈判的社会关系体系，恰好对立于那些名副其实的“共同体”中的持久亲属关系。英格兰的这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一个受到细致的法律条文和习惯法保护而且充满信任的社会，才能运行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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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文明中，人口的主要瓶颈是死亡率。那里的人口模式有两大变体，一种是，常年的疫病和高死婴率（high infant mortality）使人口基本上保持平衡；另一种是，人们的身体比较健康，因此人口急剧膨胀，然后发生战争、饥荒、时疫等周期性危机，导致人口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高死亡率，因而渴望多生孩子，以抗衡危险。这是中国、印度或欧洲历史上常见的模式。［35］里格利称之为“高压”模式（“high pressure” regime）。［36］

人口的“现代”模式是通过低生育率（lowered fertility）控制人口，而不是通过高死亡率（high mortality）。采用的机制各式各样：晚婚，或高比率的不婚，或以杀婴、流产等形式控制成活出生率，或今天的高水平避孕法。里格利称之为“低压”模式（“low pressure” regime）。人们曾普遍认为，这种“低压”模式是某种“人口革命”（demographic revolution）的产物，起因或许是19世纪避孕技术的进步，直到近年这种看法才改变。

从托尼·里格利等人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出，英格兰人一方面实行晚婚（妇女的头婚年龄常在25岁以上），一方面只有一部分人结婚（高达四分之一的妇女一辈子不结婚），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当有效，使英格兰人口在好几百年间大致保持了静止。

简言之，在一个互嵌型的农民经济体中，生产和消费的单位是家户，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扩大家庭，全家人共同耕作土地，共同抵御危机、疾病和老龄。在那里，提高生育等于扩大生产。然而，杰克·卡德韦尔等人说得不错，一旦个人融入了市场，一旦财富有可能传给后代，一旦发生教育成本，一旦个人启程到一个开放的市场去谋求独立的经济生活，子女就不再是资产，而变成了负担。［37］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个人主义相结合，击垮了多生多育的基础，如果再加上一份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使人不必借助一排堂亲表戚来保护自己，那么，合理的策略必然是少生几个孩子，但是好好地教育他们。

低压人口模式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避免陷入剩余资源被人口膨胀自动吞噬的处境。马尔萨斯提出，惟一能够抵制交配和生育这一生物学欲望的力量，是更加强大的社会欲望——追求舒适生活和规避贫困。这似乎正是英格兰至少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发生的情况。

人们曾认为，19世纪以前英格兰一定充斥着低龄婚姻和大型家庭，即一种前现代人口模式（pre-modern demographic pattern）。但是近年来，多亏里格利及其同事的研究，我们终于知道，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模式在英格兰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文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表明，事实上英格兰人一直处于这种“现代”人口模式。由于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便无任何家庭主义生产体系，因此英格兰似乎存在一种“现代”婚俗。在英格兰，一种制度性的个人自主模式鼓励着人们耐心等待婚姻，而不像印度、中国大部分地区、伊斯兰诸文明那样，人们小小年龄就被包办了婚姻。

英格兰的婚姻体系造成了深远的效应。例如，15世纪中叶和17世纪中叶之间，国民财富以平均每年0.25%左右的速度递增，人口却未增长。结果，在这200年的末期，英格兰的财富比初期翻了一番。世界上的常规趋势却是，凡有任何经济收获，必然投资于更多嗷嗷待哺的人口，这使得经济水平保持不变，人口却持续增长。中国在这200年间就是如此。

不过马尔萨斯注意到，英格兰并不是“现代”人口模式的孤案，他发现挪威和瑞典也属此列。我们在17世纪的荷兰也能发现同样的模式。然而，英格兰早早地出现了此种人口模式，其基础是脑（理性计算）与心（生物本能）的分离、社会（家庭）与经济的分离。以上所述，是这个小小岛国的独特轨道的一个关键表征。假定英格兰属于常规的高压人口模式，它绝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基础不可能打下，它的庞大的消费性中产阶级（consumer middle class）不可能形成。

人们首先必须结“得起”婚，生“得起”孩子。当经济环境剧烈改变，急需涌现大量额外劳力时，换言之，当工业革命处于劳动密集的早期阶段时，人们结婚的年龄比较低，结婚者的比例也比较大。由于当时工作好找，人口随之激增。

人口模式是一个灵敏的指数，可测知现代社会是否诞生。大多数文明以家庭为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基本单位，扩大家庭规模必然成为最高目标，生孩子讲究多多益善。但是在那些对经济、社会、政治、宗教进行了现代分界，导致个人单独与这些分立的领域发生联系的地方，个人的兴趣就不以家大口阔为满足了。

“现代”人口模式首先只是在欧洲各地普及，然后才于19—20世纪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它的蔓延使专家们感到困惑，因为它无法用任何一个常用指数——教育、读写能力、财富等——单独地匹配或解释。我猜想，如果我们用图表标出一个旧制度的、不分领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变得日益个人主义、各领域日益分立、资本主义关系［38］日益加重，然后将人口落差放在图表上进行比对，我们将能找到一个契合点。由此可见，上述特殊的人口模式既是现代性带来的结果，又是巩固现代性的强化剂，它把提高个人的舒适生活置于首要，而把增加家庭劳力和人口置于次要，由此引出了一种良性循环。

[1]   意谓个人通过家庭而实现其宗教、经济和政治需求。——译注

[2]  意谓家庭帮助其成员学会某些必要的社会技巧、习惯等，使其成员融入或参与到社会中去。——译注

[3]    见Goode, World。

[4]   Maitland, History, II, 12—13, 308—309.

[5]   引自Maitland, History, II, 19。

[6]   Maitland, History, II, 344.

[7]    指欧陆的retrait lignager制度，见下文及译注。——译注

[8]    Maitland, History, II, 313.——原注

retrait lignager，法文。这是历史上欧洲大陆实行的一种制度：家庭财产的共同持有人之一可以卖掉自己的份额，但是家庭其他成员有权优先主张以议价回购。——译注

[9]   primogeniture，根据英格兰的实际情况，应更准确地译作“长嗣继承制”，因为继承权可以落在长女头上。这种遗产继承制是中世纪欧洲尤其对兵役保有（military tenure）土地广泛实行的一种继承制，它强调与生俱来的优先地位，规定最先出生的儿子（在有些地方，若无儿子则女儿）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这是为了满足领主的愿望，即保持他的土地完整无缺，以保障征兵役。随着封建制度的式微，纳税取代了服兵役，长嗣继承制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结果之一是，1540年英格兰颁布了一部《遗嘱法》，允许父母不让长嗣继承任何遗产。但是直到17世纪，英格兰仍习惯于长嗣继承制。关于长女或女儿继承遗产的情况，麦克法兰本人在Individualism中有详论（尤见第3—6章），并在其中引用了布雷克顿和梅特兰的著作为佐证。——译注

[10]    Taine, Notes, 154.

[11]  庇护制度（patronage）源于古罗马时期，当时的王公贵族向文人和艺术家提供支持、鼓励、资金等，双方形成庇护人（恩主）和被庇护人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但是庇护制度并不限于艺术生活领域，它也蔓延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学术生活、宗教生活等领域。麦克法兰主要讨论社会生活中的庇护制度。——译注

[12]    Italian Relation, 24—26.

[13]    Macfarlane, Marriage，尤见第9章。

[14]  national character，或译“国民性”，但因本书在大部分情况下将nation一词译为“民族”，故出于技术考虑（尤其体现于第16章）而将national character译为“民族性”。——译注

[15]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88—89.

[16]    Hearn, East, 72—73. ——原注

这段经文的译文摘自中文和合本《圣经·新约·马可福音》。英文版为：For this cause

shall a man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cleave unto his wife。（Gospel of Mark, 10: 7）以后凡《圣经》语录，均直接转录中文和合本《圣经》译文。——译注

[17]    Shakespeare, Othello, Act I, Scene I. ——原注

此处原注似有误，应为Scene III。莎士比亚剧作中译文自朱生豪译本。——译注

[18]   patriarchal power，或译“家长权力”。在父权制或家长制（patriarchy）中，父亲是一家之长，男人对妇女及子女拥有权威。因此麦克法兰接下来讨论妇女地位。——译注

[19]   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对关系，如各自的地位、角色、态度、互动等。——译注

[20]  兵役封地，封建土地保有（feudal land tenure）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下的承租人（tenant）有义务为领主（lord）服兵役，譬如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骑兵。——译注

[21]   Maitland, History, I, 484; II, 262; II, 485; II, 381.

[22]   “equity”指普通法各国采取的一套司法原则，旨在对法律的严峻给予修补，以期实现所谓“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译注

[23]    Maitland, History, II, 411.

[24]   帕斯顿家族是历史上诺福克郡的一个绅士家族，有15—16世纪间的大量书信传世。——译注

[25]    Maitland, History, II, 403.

[26]   Chamberlayne, State, 18；另见33ff。

[27]   Thomas Fuller，引自McLynn, Crimes, 83。

[28]   例如Campbell, Yeoman, 261。

[29]    Moryson, Itinerary, III, 451; IV, 324.

[30]   Burt, Letters, I, 107—108, 192ff, 109.

[31]   Laslett, Illicit, 47；另见Kussmaul, Servants。

[32]   指英格兰等地的认亲方式，麦克法兰曾用“洋葱”和“多重同心圆”的隐喻描述之，并解释说：“这不是一种‘聚焦于先祖’的体系……而是一种‘聚焦于自我’的体系。换言之，在推算亲属关系时，一个人以自己为原点，逐步向外延展，而不是首先认定某一代先人，然后下行推算。……总之，个人是原点，然后上下左右地、不区分性别地追索自己的血缘关系。在一个流动的工业社会，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认亲体系，但是放在一个静态的‘农民社会’，就不免莫名其妙了。”（Individualism，145—146；另见Letters to Lily，29—30）——译注

[33]  这里原文为relationships，应指social relations，即两个或以上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译注

[34]    car-boot sales，或boot-truck fairs，英国的一种二手市场形式，个人将家用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译注

[35]   Lee, Wang和Cameron最近撰文主张，中国和欧洲的人口模式非常相像。一份概述以及对其论点的评论，见Huang,“Great”和Bryant,“Divergence”。

[36]   此句出现在麦克法兰的讲义中，现被删除，但是删除之后，下文中的“低压模式”可能失去照应，故特添加于此。——译注

[37]    Caldwell, Fertility.

[38]  指社会关系日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可参见第13章关于social relations的译注。——译注

09公民社会

现代性的关键是消除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an absolutist State）和绝对主义教会（an absolutist Church）。但是，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特别的话，那是它需要每一名个人为共善（general good）作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我牺牲。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答案不仅仅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即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1］，或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说的市场机制（market mechanism）。分工也罢，有机团结也罢，不可能生发一种至关重要的强烈感情，有了这份感情，人们才能把明智的利己主义变成对更大的目标和全社会利益的追求。

为了使协作活动成为可能——如在一支运动队或管弦乐队那样，必须成立各种各样的“人造”团体。托克维尔指出，英格兰人出于成事的需求而联合在一起，他们的旁支，美国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鉴于此，更多的人感到了结社的必要，因为成事的渴望如今变得更广泛和更强烈了。”［2］ 皮埃尔·梅特兰注意到：“法国人从家庭和国家的角度想问题，英格兰人倾向于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想问题。”［3］换言之，英格兰的构成成分是个人，不是集体，但是同时，个人又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associations）构成了一个社会，名曰“公民社会”。

很多人指出，英格兰人天生喜欢组成俱乐部和社团。确实，英格兰人不仅给世人带来了种种团队游戏（team games），也给世人带来了形形色色的社团：俱乐部、男女童子军、救世军、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撒马利坦会、大赦国际、扶轮社、独立共济会，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组织：政治俱乐部、皇家学会、英国学术院、工会、英国广播公司。它们都是英格兰这个结社文化（associational culture）中的结社性实体（associational entities）。

仅就大自然和旅行这一狭小领域而言，贝利斯发现英格兰人创造了“无数生机盎然的产品：登山俱乐部、地理学会、游艇协会、滑翔联盟、植物园、动物学会、皇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荒野协会、园艺委员会、环保协会、绿党、钓鱼俱乐部、风景画协会、动物解放信徒会、观鸟俱乐部、丛林野味俱乐部、四轮驱动车协会、南极学会、国际保护袋鼠协会”［4］。

有些俱乐部不太正式，只是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相聚而已：“英格兰人总是围着餐桌做事情，他们在那里才感到最快乐和最自由。”［5］有些俱乐部却是制度化的，例如长期以来英格兰各地涌现的政治、社交、科学、学术俱乐部。但是无论何种俱乐部，均未将个人接管下来；一名俱乐部成员，犹如一名运动队成员或一名管弦乐队成员，保持着一名成员应有的一部分自主权（autonomy），同时也和其他成员合作。

对于这种既保留个人自由，又充当团体成员的现象，托克维尔评论说：“经过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追求个性的精神是英格兰民族性的基调，结社则是人们感到无法独力成事时采取的必要手段。不过，追求个性的精神处处显身，在每一个方面都露出了峥嵘。”托克维尔发现，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加入社团是英格兰人特有的需求——与法国的情况迥然不同；这种精神“促使英格兰人汇聚众人之力，去实现我们法国人绝对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去抵达的目标。英格兰有各种社团，旨在促进科学、政治、娱乐、商业，等等。”［6］

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悖论：这类俱乐部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的个性融为一体，一方面又非常排他。他指出：“譬如俱乐部，还有什么比一群个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俱乐部更好的结社例证吗？还有什么比俱乐部所代表的集体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y）更加排他的吗？同样的悖论几乎适用于一切民间社团和政治社团，如公司和市政府。”［7］

他例外地被难倒了：“我不完全理解，为什么‘结社精神’（spirit of association）和‘排他精神’（spirit of exclusion）同时在同一国人民身上变得如此发达，而且经常结合得如此浑然一体。”［8］但是，原因似乎非常清楚：身份认同和互相团结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设立了他人不得入内的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

所谓“我们”和“他们”，一般情况下是指亲属团体或种姓团体与他人的区别。但是在英格兰，“我们”指的是足球拥趸、学院成员、飞镖队成员、商号成员、社交俱乐部成员组成的团体。英格兰作为一个古老国家，还拥有其他一些手段——例如阶级、地域等凝聚物——用来团结人群；而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国家，这些凝聚物一概阙如，因此结社这个在英格兰极其重要的原理，到了美国变得更加重要。托克维尔指出：“英格兰人经常孤家寡人地干大事，相反，美国人做最小的事也要结社。显而易见，前者认为结社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手段，后者却认为结社是他们所拥有的惟一的行动手段。”［9］

先于托克维尔100年，罗什福科已经发现社团在英格兰的重要地位：“英格兰的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都有俱乐部。俱乐部可能是最健全的建制之一，而且证明了英格兰人普遍相信大家都是正人君子，更何况俱乐部还给乡村地区带来了益处。”［10］除了其他社团以外，他还注意到一种民间保险基金组织的存在，该组织是后来的建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的前身：“令人称奇的是，就连农民，一种需要靠体力劳动谋生的非文化人，也对社会的诚实抱有足够的信任，愿意将一定比例的货币投入这种共同基金，坚信在突发意外的时候能从它得到实质性的帮助。这种信任无处不在，你听不到任何背叛信任的事例——无论是一个人装病求助，还是负责管理资金的人未将利润分配下去。”［11］

俱乐部和社团今日构成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基石。下面列出它们的基本表征：

它们基于人的成就（achievement），而非基于人的归属（ascription）。

它们基于契约（即自愿的、可废止的利益交换），而不是基于身份（即非自愿的、不可废止的、天生的属性）。

它们怀有有限的鹄的或宗旨，并设定一个或一套具体的——细化而非泛化的——目标。

它们具有选择性（selective）——只有某种特定的人才能成为某个特定俱乐部或社团的成员；不过它们也可能被竞争对手复制。

它们与同样性质的——如游戏的、音乐的、教育的——其他社团之间经常发生暗中的或公开的竞争。

它们以一种官僚机构式的组织实施管理，设有主席、秘书、会计和管理委员会。

它们大多拥有资产，如庭院、楼堂馆所、会议室。

它们通常拥有自己的象征性标志，如纹章（crest）、徽章、领带、箴言。

它们的成员一般由现时成员挑选——通过民主投票以及对提名的否决权。

它们不是由国家（the State）设立的正式团体，也不受国家控制。

它们可能设有特定的标准，如财富、性别、技能等，以此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入选。

它们收取会费和捐款，用来支付它们的活动。

它们拥有一个名字和一段历史。

它们通常采取面对面形式，成员之间互相认识（恰与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共同体”形成对照）。

它们克制自己，不干预成员在其他方面的生活。

它们有一套明确的行为准则。

它们可以开除并确实开除违反这些准则的成员。

它们通常由一个强悍人物所缔造（例如童子军的创立者贝登-鲍威尔[Baden-Powell]，美以美教派的创立者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它们可触及任何类型的活动，包括犯罪，但是它们一般都合法守法。

它们往往存续多年，有的甚至存续几百年。

我本人的生活是一个实例，可以说明这类结社性集群的重要性。自孩提时代起，我的一生是一连串参加俱乐部和集体活动的体验和训练——从运动队、小学宿舍、中学学馆（house），直到大学的学院和教学系。

*  *  *

我们可能会纳闷：这个岛国何以能生长出这片独特的结社天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走进历史，更加技术性地调查前因后果。13世纪，由于某些更早的原因，英格兰发生了一个法律上的偶然事件，它后来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12］当时，律师们照例在动脑筋，跟税收制度玩捉迷藏。依据严格的封建制度，地产（landed property）的直接主人是国王，因此，一个富人亡故之际，他的地产要被没收，交还国王。他的继承人必须对地产付出一大笔遗产税（death duty），才能主张它的复归。富人们和权贵们当然不喜欢这么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发现，只要他们设法让当事人临终时不再是地产所有者，便可规避遗产税问题。如果他临终时并不持有那块地产，君王自然无法夺走它，也不能硬要先收一笔税，再让它传予继承人。

于是律师们发明了财产信托（trust）手段。首先挑选出地产持有人的一帮朋友，然后将地产合法转让给他们。朋友们在“为另一人之用益而受托”的名义下持有该项地产。从法律上说，地产属于他们，可由他们随意处分，只不过地产所有者委托了他们：要在他亡故之际将它传予他的继承人，并以他私下已经吩咐的任何方式执行他的一切遗愿。

从信托中孕育了一个不合常规的奇异事物：一群受托人（trustees）受命合作，共同持有和管理财产，并集体决策。这种信托会（Trust）具有一个名称，并具有一个独立的存在、一个可以长存的实体。因此，从技术上说，它是一个“法人”（corporation）、一个“实体”（body）；然而它并不是国家设立的，国家不曾通过一份正式文件使它“法人化”，或者批准它。［13］它由一群公民私下建立，但是被国法所承认。

一旦这类实体羽翼丰满，就对国家形成了威胁，因为众位受托人可以自定规则。此外，这类实体也使公民可以互相协作，并对国家以外的对象产生忠诚。正因为此，革命时代的法国、俄国和中国禁止成立信托会，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取缔了它们。在英国，亨利八世也曾企图摧毁它们，但是为时已晚，废除几年以后，信托会又假手一个法律上的技术花招，卷土重来了。

信托这一全新的法律手段，作为一个革命性的创举，造成了多种效应。效应之一是推进了政治自由。信托会［14］的一个好处是有助于保持司法独立（judiciary independence）。伦敦四大法学院（Inns of Court）是训练律师的机构，也是维持他们社交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凭系。假设君王以法人化手段将法学院挪为己用，那么——比如说——17世纪发生在普通法律师（Common Lawyers）与君王之间的激烈斗争可能会是另一番结局。［15］广而论之，权力（power）趋向于增长，但是法律对它有约束作用，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司法的独立程度，一如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

另一个重要效应表现在政治结社的权利上。英格兰历来有五花八门的政治俱乐部，这对英国的政治制衡是不可或缺的。其他类型的政治社团也不计其数，各为特定目的而成立。梅特兰曾在书中捎带提及“那些政治社团——只要外界稍有刺激，它们便喷薄而出：什么‘关税改革协会’，什么‘自由食品贸易同盟’［16］， 一时难以尽述”。他还在好几个场合提到，自由结社权（right of free association）滥觞于信托概念，工会则是自由结社权的果实之一。［17］自由的人们为追求政治目标而组成一个合法的、非法人的社团（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18］，这个概念是民主制的要素。

梅特兰指出的另一个效应，是权力的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和地方团体及地区团体的自治。他认为，“英格兰的郡县”是一个长期存续的非法人团体（unincorporated body）的典型例子。［19］正因为具有非法人团体的性质，才防止了郡县变成中央政府的纯粹的仆从。

一切权力走向腐败，但是腐败的程度可以遏制，只要权力不被认为是当权者的私人财产，而被认为是当权者“受托”为其他人代管的暂时之力。这在梅特兰看来，恰恰是信托概念及其导致的信托行为所扮演的角色。他解释说：“在整个18世纪，‘政治权力不外乎一种信托’成为了议会的常言；如今此话已是老生常谈，以致我们充耳不闻。然而它是一句益言。”［20］

最重要的是，信托渗透在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中，使一种新型的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得以诞生。梅特兰写道：“很可能君王与民众互为受托人，很可能在民众、国家、君王之间今日已无太大区别，只不过我们尚未对信托的功能作出全面评估；这项工作有待我们离开法学领域，进入政治或宪政理论领域以后再行开展。”［21］他所说的“可能”，在19世纪后半叶其实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梅特兰简要地暗示了信托概念的运用和传播，以及它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事件，包括17世纪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冲突。［22］

18世纪，君主（monarchy）与人民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概念业已确立，嗣后，信托理念作为一个凝聚全球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隐喻，进一步扩散和付诸应用。信托概念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一个范例与印度有关。梅特兰阐述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曾是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如何被英国君王（British Crown）所取代，从此君王以信托会的身份统治印度。［23］信托概念使得这次转型举重若轻。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广义的概念是：一切权力皆为信托。

于是，整个大英帝国逐渐被各地人民［24］主动视为“托管”（in trust），一直托管到他们准备就绪，能够接管为止。“打开一份英格兰的报纸，如果你看不到‘受托人’一词被应用于‘君王’，或者被应用于某种高层权力团体，那是你不走运罢了。我刚刚做了这项试验，而我今天学到的一课是，由于德兰士瓦（Transvaal）尚未采纳代议制度，因此大英帝国议会当前是‘该殖民地的受托人’。看，此处就用到了这个隐喻。”梅特兰注意到，他那个时代的以及更早的政府大臣纷纷表示，维多利亚女王的政府“是‘整个帝国’的受托人”［25］。这大概或多或少解释了托克维尔的下述问题：一个英格兰这样的蕞尔小国，如何能够掌管一个这样巨大的帝国？信托机制不仅给宗主国政府（metropolitan government）灌注了信心和安抚了良心，而且在不引发中央与地方之间直接冲突的同时，使各种灵活形式的权力代理（delegation of power）得以建立。

宗教领域也有建立“非法人团体”的可能性，梅特兰发现，这造成了同样重要的效应。他阐述道，信托成为了非国教信仰（nonconformity）和各教派的强有力的辩护词。任何一个宗教组织都需要把自己打造成某种形式的永久性团体，为此它可能——例如——需要一个敬拜场所。但是这类建筑物必须获得投资和护养，那又该怎样获得呢？国家——连同一个天主教会或一个安立甘教会（an Anglican settlement）［26］——是不太可能给予它们以法人身份（corporate status）的，因此，美以美会（Methodists）、浸信会（Baptists）、贵格会（Quakers）等教派惟一能做的事情便是成立信托会了。一群又一群的受托人开始经营他们的事务，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梅特兰指出，若无这个法律空子可钻，整个非国教世界早被碾成齑粉。可见宗教自由与信托会唇齿相连。耐人寻味的是，天主教会在英格兰至今还是一个注册信托会（a registered trust），例如，天主教普利茅斯主教区（the Catholic diocese of Plymouth）被慈善委员会（the Charity Commission）注册为“慈善213227号”。［27］

当时的英格兰，以及后来的美国，是宗教宽容和教派林立的国土，体现了私密与公共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神秘莫测，乃至难倒了托克维尔，但他将此看作美国的一个关键表征。这些现象可用信托会这一妙策作出部分解释。而且，信托会的存在解释了一件怪事：如果你搜寻浩如烟海的普通法史料，“以期发现我国有哪些教会组织和教派组织（国教以外的教会和教派），你只会找到一点零零散散的线索”［28］。是信托和衡平（equity）为英格兰和美国独特的新教宗派主义（Protestant sectarianism）［29］提供了支撑。

与宗教自由息息相关的是经济自由。经济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巧计，使人们能够走到一起，在某种新型的风险事业中合作。那是一个需要新的保险措施的时代，当时，贸易商和制造商急需组成合股（joint-stock）组织并发行股票。信托法（law of trusts）使他们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该法允许合股组织和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的存在。［30］所有这类实体均为信托法所承认，但是它们并不从君王那里直接获得力量。［31］它们是由一群个人自愿联合的自由结社。

梅特兰详述了两个案例。首先他回顾了17世纪末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拥有的一家咖啡馆的发展史，在18世纪中期，这家咖啡馆被纳入了一个小型信托基金会，然后在1811年变成了一份1100人签字的信托书（trust deed）。伟大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是这样起家的。梅特兰的第二个案例是伦敦证券交易所（the Stock Exchange），他描述说，最初那只是一群人在一家18世纪的咖啡馆里聚会，渐渐发展成了一个信托团体，及至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又大又阔气，然后，有人在1877年提议，身为信托会这么多年以后，它也该变成法人团体了。“如此说来，伦敦证券交易所果真变成法人了吗？当然不，在英格兰，你绝不可能让不愿意法人化的人们变成法人团体，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就不愿意。”［32］

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许多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都以信托会形式发展，亚当·斯密从中看出了一个长处。新的经济事业，例如长途贸易，或海上保险，或新产品制造，是有风险的，因此个人需要保护措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责任，需要互相保证。但是，如果由政府施予保护，则往往会采取垄断形式。斯密指出，天长日久，垄断很容易变成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屏障。然而，信托会的本质恰好在于它们不是国家垄断集团（state monopolies），如果还有别人想建立一家海险公司或一家建房互助协会，现有的信托会是不能阻止他们的。因此，这种机制既给现有的信托会提供了保护，又没有禁止新来者入行。这就为一种有保护的竞争构成了理想的大环境，能在不限制其他个人的情况下使一群个人结成团体。若无信托概念，我们很难看出英格兰如何能在工业时代创造巨大的财富。

梅特兰涉及的第三个领域关乎社交自由和知识自由（social and intellectual liberties）。他指出，思考英格兰问题的外国人一定会喟叹：“你们真是创立俱乐部的高手！”许多俱乐部在英格兰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枢地位，例如，“每一位现任法官至少是一个俱乐部的成员”。梅特兰举出赛马总会（Jockey Club）［33］为例：“我相信在很多同胞的眼里，英格兰最重要和最威严的审判所（tribunal）不是上议院（House of Lords）［34］，而是赛马总会，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类Verein（俱乐部）是如何对局外人实施‘权限’（jurisdiction）的——他们大抵会用这个字眼。我不打算细说原委，但是赛马总会的发端似乎是：一群绅士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买了一个赛马场，即著名的纽马基特石楠地（Newmarket Heath）［35］， 再移交给信托会去代管，众位受托人有权决定谁可入会，谁不可入会。”赛马总会购买纽马基特石楠地时，“并未征求国王或国家的许可”。梅特兰还提到了“我们在铁圈球街（Pall Mall）［36］看到的那些俱乐部和奢华会所”［37］。英格兰的这类组织不胜枚举。

俱乐部也深度涉入知性活动，例如，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和各种劳动者俱乐部在促进科学和学术方面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梅特兰指出，“许多学术社团”，包括他本人创立的塞尔登学会（Selden Society）［38］， 都是由信托会经营的，伦敦图书馆（London Library）等重要机构也如此。［39］

最后一个被梅特兰认为十分重要的效应，是他所称的“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ation），我们不妨粗略地称之为发明创新：“总而言之，信托一直是社会实验的极其遒劲的工具。且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它（在实效上）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通过立遗嘱遗赠其土地，直到立法机关（legislature）终于不得不让步——而不是直到终于引起造反和镇压造反。它（在实效上）使得已婚妇女能够拥有财产权，并且是全权拥有，直到立法机构终于不得不让步。它（在实效上）使得人们能够组成有限责任的合股公司，直到立法机关终于不得不让步。可见信托手段不仅影响了个人，而且影响了各种人，包括已婚妇女、穷人（通过保护委员会、《济贫法》基金，以及慈善机构）、年轻人，等等。”令梅特兰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信托能够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由此提高了她们的地位。总体说来，信托带来了灵活性和模糊性，从而带来了变化。“让我们看看吧，在一代又一代的英格兰人面前，展现了一片开阔的社会实验田，如果不是信托会满足了一个专横的法律要求，即任何财产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人，英格兰人不可能得到这片实验田。”［40］

*  *  *

对于如何解答托克维尔深感困惑的结社起源问题，梅特兰的见解很有启发性。将梅特兰的观点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大约从13世纪，英格兰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多种必要元素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以及一个议会统治集团，这是一个强固的中央，但是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个层级的制约，中间一层便是一大批非法人团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梅特兰所说的“无人”（nobodies），不过这些“无人”却是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的精髓。秘密组织和反政府组织（黑手党、三合会等）是大多数政府的毒药，然而英格兰历来不需要这些组织。结社权——此项权利后来成为世界各地工会和工运的重头戏——不仅使英格兰人组成了各种社团，而且鼓励人们将精力投入公开的活动。

信托概念蔓延得越来越广，间接地导致英格兰发展成了一个信任和开放的世界，由此不仅为资本主义，而且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41］梅特兰指出，这个表征在英格兰文明的发展史上实在太大，所以人们反倒视而不见：“在今日的英格兰，我们长期生活在一种‘信任’的氛围中，它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效应已化为我们的血肉，因而我们自己反倒不大可能察知。受托人……在我们中间是妇孺皆知，他已成为一个中心，辐射出各种类似的事物。”［42］

信托会和人人互相信任是一个非常现象，却是英格兰的普遍现象。莱恩说得不错：“为了追求正确、公正和理性，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互相依靠，由此创造了英格兰所依存的地基，滋养了各阶级的道德观，并深刻地影响了公众的是非观，即使位高权重者的行为也逃不脱公众舆论。”［43］他展开议论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种道德上的信任，是英格兰社会精神所独有的特点。它是英格兰人民的世俗宗教（lay religion），而且是一种高贵的世俗宗教。无论有没有订立专门的法律信约（legal covenant），承租人一代代稳坐在那里，虽无书面文件或租约，却从不疑虑地主或房东会不会拒绝或驳回其正当、合理、正常的要求。互相信赖对方的诚信，这个元素在英格兰的社会结构中，较之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黏合了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44］

整个体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英格兰人推定可信任性（trustability）处处存在，反过来，这种推定又创造了信任。“如果我请你担任我的受托人，或担任我妻子和儿女的受托人，并把土地转让给你，此时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法律所称的信托会，而且我确实在你身上寄予了信任。我实实在在信任你，我实实在在对你寄予了信心（confidence）、信念（faith）、信赖（reliance）。”在其他许多文明中，人们可不容易信任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也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担当这份看上去吃力不讨好的义务的人，因为，“受托人不仅被要求高度的诚实，而且被要求高度的勤奋”［45］。公开而无私地为他人和为社会服务，这一广义概念与信托的发展密不可分。

*  *  *

信托会的上述种种效应，连同前面几章描述的绅士形象和酒馆及俱乐部文化，构成了一套综合因素，共同提供了一种社会环境，使现代科学和技术得以发展——我们将在有关“知识”的章节中详加讨论——也使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得以成长。这个话题大有可说，但是这里仅限于征引乔尔·莫基尔的近期评论。

莫基尔写道：“俱乐部、联谊会、学会、协会形成了无数张网络，这些网络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中，公共货物（public goods）［46］由私人供应变成了现实，造成了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公民经济（civil economy）［47］的体系。……公路、海港、桥梁、灯塔、航运改良、排水系统、运河，都是以私人捐款而肇始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诉讼协会（prosecution societies）［48］、慈善救济委员会，以及收费公路信托会、运河信托会，都是由志愿协会（voluntary associations）创建的。地方行政管理和地方司法也是由业余人士提供的。”［49］

由于公民社会的发达，英格兰在一种无可比拟的程度上解决了所有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建立公共信任和博爱（philanthropy）。莫基尔继续写道：“这种信任之能建立，得力于由酒馆、咖啡屋、客栈、联谊会、宗教共同体、共济会会所（Masonic Lodges）的长期成员构成的社交网络，也得力于一些与此类似的工商组织，商人和工匠在那里聚会，并交换信息和流言。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人要想做绅士，就必须善于社交，善于融入共同体。……换言之，非正式组织使社会能够高效运作，而如果每一个参与者……表现得既自私又不合作，就达不到这种高效。英国企业家远远不是残酷无情的自我主义者（egotist），而是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成分。……典型的企业家在你认为他值得信任的时候干得最为出色。理想的绅士是没有职业的人，而且应当很慷慨，不为贪婪所驱遣。”［50］

一言以蔽之，若不考虑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无法理解现代世界何以能在不列颠小岛上诞生和存续；若无信任和合作精神将英国个人主义的、流动的人民凝聚在一起，就不可能实现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所导致的政治融合，不可能实现一种举世无双的多元而宽容的宗教格局，也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和辉煌的科学成就，更别提运动、游戏、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了。

[1]   organic solidarity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术语，与mechanical solidarity（机械团结）相对，用来描述一种高度分工、相互依赖的现代社会的特性。——译注

[2]    Tocqueville, Journeys, 75.

[3]    引自Barker, Character, 39。

[4]    Veliz, Gothic, 105.

[5]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45.

[6]   Tocqueville, Journeys, 74—75.

[7]    同上。

[8]    Tocqueville, Journeys, 74.

[9]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199.

[10]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42.

[11]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46.

[12]  这段概述摘自Macfarlane, Letters, Letter 16；详细论述则可见Macfarlane, Making, Chapter 7。

[13]  此句道出了信托会与真正的法人团体的区别。关于法人，麦克法兰在别处详述道：“所谓法人，是一簇财产权和一群人建构而成的一个永不亡故的团体。……法人的建立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国家向它颁发一纸许可状，从而授予了它一系列代理权力，也赋予了它一个虚拟人的多种属性。它可以持有共同财产，它具有有限责任，它将一群人联合和结合成一体，它可以永存。法人团体内的个体成员则以共有形式或者某种共享形式而持有财产，每一名成员分别像是一个身体（corpus）上的肢干、头脑或手脚，互相连接，互相赖以存续。”（Reflections on Cambridge，137）关于信托会，则详见下文。——译注

[14]   此处所说的“信托会”是宽泛含义，英国很多机构具有信托会的性质，譬如伦敦四大法学院；这就是麦克法兰在下文中提到四大法学院的原因。——译注

[15]   应指英格兰内战爆发前夕，以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为代表的普通法法学家与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之间的斗争。科克是著名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的主要起草人，请愿书维护普通法的至高无上和高于王权，对英国的法律和国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内战爆发并一度建立共和。——译注

[16]  关税改革协会（Tariff Reform Association）和自由食品贸易同盟（Free Food League）是20世纪初大约同期创立的两个组织，前者反对“不公平的”外国进口项目，提倡保护英国工业，后者则是其对立面。——译注

[17]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87; III, 400.

[18]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也称voluntary association，指一群人自愿达成协议，组成一个团体，以实现一个具体目的，但这种团体不是法律实体（legal entity），不能采取法律行动，不能贷款，等等。——译注

[19]    Maitland, Collected, III, 400.

[20]    Maitland, Political, xxxvi.

[21]    同上。

[22]  句中“国王”为单数king，指查理一世。他与人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内战。——译注

[23]  似指《1773年东印度公司法案》（[edit] East India Company Act 1773）内容，该法案承认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功能，但明文确定，东印度公司是作为君王的臣子为君王代行主权，而非为公司自己获取主权（acquisition of sovereignty by the subjects of the Crown is on behalf of the Crown and not in its own right）。麦克法兰所谓“君王以信托会的身份统治印度”，实际上是说君王（Crown，一个抽象概念，这里指英国立宪君主政府）让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代表君王行使权力的信托会而统治印度。——译注

[24]    指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和各殖民地人民。——译注

[25]    Maitland, Collected, III, 403; Political, xxxvi, note 3.

[26]   关于安立甘教会和英国国教会，可参见第15章相关论述和译注。——译注

[27]  在教会的行政区划中，首先有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教省以下是主教区；主教区由主教（bishop）管辖，若干个主教区组成一个教省。有些主教区范围很大，或具有很高的历史重要性，则被称为大主教区（arch-diocese），并由大主教（archbishop）管辖。又：慈善委员会的全称为Charity Commission for England and Wales，是一个管理注册慈善机构（registered charities）的政府部门。——译注

[28]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69.——原注

难觅线索，是因为这些宗教组织没有明确自称为宗教组织，而是自称为信托组织。——译注

[29]   指新教呈现的教派林立倾向。——译注

[30]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89—392.

[31]    暗指这类实体是信托组织，而不是法人团体，因为后者是从君王那里获得生命力的。

麦克法兰在另一部著作中详细论述道：“从本质上分析，法人其实是统治者的造物，法人的所谓独立生命，只不过是王权所赏赐的一种有条件的、可收回的礼物。……梅特兰使用了‘将生命吹入死物’的隐喻，也就是，统治者颁发的许可状犹如一吻，将生命吹入了法人。如果政府觉得法人过于强大，过于独立，或拒绝按要求纳税，政府随时可以切断法人的氧气供应。……法人的另一个痼疾是，它无法制造温情或柔情，而这种感情却是人们亲密而高效地合作的必要因素。一个人或许是某个大型法人团体中的一员，但他不一定对该团体产生任何特殊的爱，也未必肯把自己的义务扩大到最低限度之外。”如何满足法人所不能满足的要求？麦克法兰说，梅特兰给出的答案是“信托”；信托法提供了永葆独立自由的法律框架，信托会诱发了信任和忠诚。（Reflections on Cambridge，140）——译注

[32]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72, 374.

[33]  Jockey Club在1750年创立时，旨在办成一个排外的上流社会社交俱乐部，所以梅特兰有下面的议论。但它后来发展为英国最大的商业性赛马组织，负责全英赛事管理，直到2006年其管理职能被新成立的英国赛马委员会（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所取代。——译注

[34]  上议院主要是立法机构，但在历史上也曾发挥司法功能，曾充当最高法院（high court）。——译注

[35]  纽马基特在萨福克郡，是赛马运动的诞生地和全球赛马中心，赛马总会的会所设在这里。纽马基特有大片的石楠地，辟作驯马场和赛马场。——译注

[36]   伦敦的一条时髦街道，得名于铁圈球运动（pall-mall），以聚集了多个绅士俱乐部而著称，包括雅典娜俱乐部（the Athenaeum）、陆海军俱乐部（Army and Navy Club）、牛桥俱乐部（Oxford and Cambridge Club），等等。赛马总会最初的会所就在此地，后来才迁至纽马基特。——译注

[37]   Maitland, Political, xxxiii; Collected, III, 378, 376, 385, 377.

[38]  塞尔登学会是梅特兰和其他几位法学家创立于1886年的组织，旨在促进英格兰法律知识的研究，得名于英国17世纪的杰出法学史家、英格兰法学之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译注

[39]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88.

[40]   Maitland, Collected, III, 356, 283.

[41]  关于“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见Fukuyama, Trust；关于它在科学领域的意义，

见Shapin, Social。

[42]  Maitland, Collected, III, 402.

[43]   Laing, Observation, 290.

[44]   Laing, Observation, 290. ——原注

此段是麦克法兰讲义中原有的一段，专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较为重要，故保留在此。——译注

[45]   Maitland, Equity, 44; Collected, III, 352.

[46]   公共货物，经济学概念，指人人皆可免费自由享用的货物，可以是大自然提供的，例如空气，也可以是国家提供的，例如某些国家的教育。其相对概念是private goods。——译注

[47]    civil economy，或译“民营经济”。——译注

[48]    一种民间互助组织，一般由同一社区的公民组成，并交费支付诉讼费用。——译注

[49]    Mokyr, Enlightened, 381.

[50]    Mokyr, Enlightened, 387.

10权力和官僚制度

人们一致认为，尽管完全民主制（full democracy）［1］ ——取每一个有资格的成年人都有一份选举国家领袖的投票权之意——仅有不足100年的历史，但是民主政府这一现代理念却是几百年前在英格兰诞生的。与民主政府理念密切相关的是，人们认为国家与公民之间应当保持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并觉得自己拥有思想、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权，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现代自由（modern freedom）。

不过，我将要使用的“民主”一词，主要不是指一种投票形式，而是指一种泛义自由：自由地言论，自由地行动，自由地参与对自己生活的管理。13世纪的百科全书《物之属性》［2］已提到自由在英格兰十分普及，它认为英格兰人在13世纪中叶拥有举世无双的自由，是一群“经常能够快乐和嬉戏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人，但是他们的双手比舌头还要灵巧，还要自由”［3］。

19世纪中叶，泰纳从他的法国立场注意到，“英国公民享有言论和结社的充分自由”。但是他也意识到实现这种自由有多么困难，故而他写道：“几乎整个欧洲都试图采用或确实采用了英格兰的制度……但是请看结果是什么：在希腊是怪诞的，在西班牙是可悲的，在法国是脆弱的，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是不确定的，在普鲁士和德国是不充分的，仅仅在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是成功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国体（Constitution）是一个有机现象，犹如一个生物的身体构造。因此，国体仅为一个具体国家所独有，其他国家不可能效仿，惟一能做到的只是照搬它的外表。因为在国体之下，在机构建制、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和官方史书（official almanacs）之下，蕴藏着一揽子理念、风俗习惯、民族性格、阶级特性——各阶级分别有自己的立场，阶级之间又有交互感情。简言之，在看得见的树干和树叶之下，深藏着一整套看不见的根，虬须错杂，枝杈横生。正是这些根养活了并滋润了这棵树，如果你栽种一棵无根之树，它会枯萎，会在第一场风暴中倒下。我们羡慕英国政府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一颗终极果实，是无数鲜活的须根牢牢扎进整个国家的土壤之后，最终绽放的美丽花朵。”［4］

下面我将描述另外几条“鲜活的须根”，或曰民主制的深刻根源。权力斗争的故事贯穿着英格兰的整个历史，这里仅举几例。在1585年的《论吾国》（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5］ 中，作者使用的术语是“common weal”，亦即“common wealth”，而不是一个表示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的术语。［6］书中提出：“英格兰人历来是，当前仍然是一国自由的人民，鲜有其他国家，或绝无其他国家存在着此种人民。”［7］

17—18世纪，法国人访问英格兰时注意到了一个异常表征：“英格兰人完全可以自诩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英格兰，人人都是自己的财产的主人，人人都可以过一种不受权贵们控制的生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不认识他们。”［8］伏尔泰写道：“英格兰人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是惟一通过一系列斗争而最终建立了一种英明政府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君（the Prince）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做坏事的一切权力；在这种政府下，贵族（nobles）伟大而不傲慢，虽然他们手下并无封臣（Vassals）［9］；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10］

孟德斯鸠十分清楚法国专制主义的淫威［11］，他认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与欧洲其余地区判然有别：“英格兰的法律不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而无视另一个人；因此人人自视为君王。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人彼此之间与其说是僚臣，毋宁说是盟友。”他还说，在英格兰，“没有一个臣民（subject）害怕另一个臣民；全体国民都感到自豪，因为国王的骄傲仅仅建立在国民独立的基础上”［12］。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二战”期间曾因犹太人身份坐牢，他对政治自由持久战的结论是：“政治自由理念的某些决定性要素是在西方演化出来的（主要发源于英格兰和美国，法国大革命以后又从英、美两地输送到了法国和其他国家，继而又在启蒙运动时期［13］被康德等人从哲学上升华。”后来他又细述道：“如果我们打量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政治自由非常罕见，实际上是一种例外。大多数人和大部分历史是缺乏政治自由的。雅典、罗马共和国和冰岛属于例外，而最伟大、最有效、最强大的例外是英格兰以及嗣后的美国，从这里生发了一种影响力，最终使欧陆各国获得了自由，但是并未充分获得，而且缺少一种每时每刻深思熟虑地主张自由的活力。”他将政治自由至少追溯到了12世纪：“经典的政治自由是将近700年前在英格兰发端的，它给所有国家至少指引了一个方向，也给许多国家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思想—政治基础上，自由在美国再度复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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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核心论题之一是中央化（centralization）和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之间的悖论或冲突，他发现，英格兰和美国采取的是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混合体，而不是非此即彼：“在立国的过程中，有两个缺点需要规避。一是社会组织的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一是分散到全国。两种方案各有长短。如果将一切都捆扎成一个包裹，则一旦散捆，一切将四分五裂，国将不存。而在权力分散的地方，行动显然受到阻碍，不过各处都将拥有力量。”［15］

托克维尔意识到，权力和司法的中央化是现代国家的要素。首先他谈到权力的中央化：“在英格兰，政府的中央化发展到了极致，国家的活力紧凑得犹如一人，它的意志可将广大群众推入行动，可将全部权力转向它愿意的任何地方。但是，尽管英格兰在最近50年做成了许多伟大的事情，却从未将其行政中央化。”［16］司法体系也必须中央化：“英格兰人是第一个想到要将司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中央化的人民。这项起源于诺曼时期的创新，应当被算作这个国家在文明和自由方面进步较快的原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行政却应下放到地方：“英格兰是个去中央化的国家。我们有一个政府，但是我们没有中央行政。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教区各自照料着自己的利益。”［17］

由于去中央化，英格兰避免了官僚机构膨胀的危险，而法国却曾深受其害，因此托克维尔写道：“热衷于担任公职，依靠公共财政生活，这在我们法国可不是一种仅限于哪一个政党的疾病，而是一种全国性的严重慢性病，它是法国社会实行民主国体（democratic constitution）的后果，也是我国政府过度中央化的后果；这是一种危害了一切过往政府，还将危害一切未来政府的暗疾。”［18］但是反观英格兰，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平衡导致那里产生了惊人的力量、自由和财富。

英格兰人随时准备把冲突拿到各大法院去解决，但是他们喜欢自己断案。托克维尔注意到：“英格兰人强烈反对让政府替他做事，哪怕做得再好；他的反对态度只是表示他想自己来做。这种喜欢当家作主，甚至不惜做蠢事的狂热，是不列颠种族的最基本特点：‘我宁肯把自己的田犁得乱七八糟，也不把犁铧让到政府的手中。’我们法国人在私生活中倒有几分类似想法，但是英格兰人在市政生活（municipal life）中也将此发展到了极致。”［19］

托克维尔看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业已诞生在这个岛国，而且传播到了美国。选举议员只是此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地方政府制度，它使得每一个教区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自治的（self-governing）共同体。托克维尔的朋友博蒙特［20］力劝他在英格兰旁听一次教区委员会（vestry）［21］会议。“一个人必须参加教区委员会会议，才能判断何等巨大的自由能够与不平等联袂而行。借此他还能看到，最寂寂无名的英格兰公民以何等独立无羁的语言向贵族领主表示反对，虽然他瞬间之后就会向这位领主鞠躬致敬。诚然，他不是后者的同等人，但是他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像后者一样自由，而且他本人对此一清二楚。他的权利是一份讨论本教区利益的权利，他运用起来不仅自由，而且得当，有时甚至很天才，实在令人惊奇，因为这位发言者的一双糙黑的手和一身粗陋的衣裳表明，他只是一名工匠或一名最底层人物。英格兰所有机构的总和无疑是一个贵族政府，但是英格兰没有一个教区不能独自构成一个自由的共和国。”［22］

德雷舍尔说：“当时，教区是公众参政（public participation）的最基层单位，一系列对于共同体每一名成员来说生死攸关的利益都汇集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一种直抵社会大厦基层的完全民主制。”［23］我们得知，托克维尔在笔记中写道，如果他本人是专制主义（despotism）之友，他会允许“国家的代表自由地[讨论]和平与战争、国家财政、国家繁荣、本国工业、国民生活等问题，但是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意一座乡村的代表有权利和平地集会，自行讨论他们的教堂维修问题和牧师住宅设计问题”［24］。

这不是什么新鲜结果，譬如说，不是英格兰1688年革命［25］的结果。托克维尔注意到了1650年欧洲大陆与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26］实际上他像孟德斯鸠一样相信，追本溯源，这种差异可以回推到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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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这个论题追踪到历史的深处，让我们以梅特兰的眼光看问题，因为他曾通过各种原始史料，研究了英格兰法律和宪政发展史，并从中看出，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尤其自12—13世纪法律改革（legal reforms）以来，英格兰在欧洲境内是一个最为中央化又最为去中央化的政体（polity）。在英格兰，一切正义［27］来源于君王并集中于君王，但是可以委派较低级法院去代理，例如委派季审法庭（quarter sessions）和庄园法院（manorial courts）去代理。在军事方面，与欧陆不同的是，英格兰全体臣民的首要效忠（prime allegiance）归于君王，而非归于他们的领主：“军事服务只献给君王，正是这一点，把英格兰的封建制变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法国封建制的东西。”［28］

就地产法、军事和税制而言，英格兰这个四面环海的小国是全欧洲最中央化和最封建化（feudalized）的国家，但是在其他方面，它又是最不封建化的国家。英格兰的土地法颇为奇特：“如果说封建制只是纯粹的地产法，那么英格兰是所有国家中最十足的封建化国家。”但是，由于全体臣民的首要效忠归于君王，而非归于他们的顶头领主（overlords），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又是最不封建化的国家。［29］可见英格兰拥有一种“高度中央化的封建制”，迥异于法国的封建制。［30］“如果我们谈论封建制，我们必须怀有一份充分的理解：法国的封建制迥然有别于英格兰的封建制。……

如此一来，这个说法在我们眼里变得如此空泛和模糊，以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英格兰是所有国家中最封建化的，或出于上述理由，最不封建化的国家。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引进了，或出于上述理由，镇压了封建制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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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前，一种既集中又下放（devolved）的混合权力体系已在英格兰运行了500年，16世纪以后又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是一种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体系，亦即利用当地的力量施行统治，中央不直接干预，而将权力委托给当地“领袖”去代理。这种体系在后来的一两百年凝聚了一望无际的大英帝国，靠的只是稀薄的官僚和寥寥的军队——他们被赋予了代理权力（delegated powers），可以课税、处罚和解决争端；他们得到伦敦中央权力的支持，并向它报告。

这种体系主要建立在一种“想像”之上——想像民主确以某种方式存在。当然，在这种体系的发展史上，有90%的时间是将大多数人口排斥在外的，包括所有的妇女、所有那些不属于40先令自由土地持有者（forty-shilling freeholders）［32］的人，或其他任何一种经济门槛（financial bar）之外的人。而且，政治活动很容易腐败，投票人很快发现自己时常生活在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选独裁制”（elective dictatorship）之中，那里有一大套政策呈现在他们面前，其中有一些他们可能并不赞成，却不得不投票表示从整体上赞成，然后就听凭那些被他们选举出来的人随心所欲了，这些人很可能问都不问他们的意见，便改变主意，或发动一场战争。

但是说到底，英国体系，无论是在帝国时期的印度实施，还是在英国本土实施，总是倾向于鼓励民众参与地方问题的讨论，用当代流行语来说，是鼓励民众对那些影响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问题或多或少“当家作主”。这种体系在英国有力地运行了好几百年，至今仍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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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日益将它和欧陆国家区别开来，那就是王权（royal power）的性质。8—13世纪，在欧洲大陆上，国王、贵族、城镇、教会之间纷争不断，最终是君王胜出。君王在绝对主义的罗马法的支持下，成为了权力之源和权力之泉，既神圣又绝对。虽然英格兰有些统治者巴不得跟风，约翰王、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甚至牛刀小试，但是他们均未得逞。［33］

梅特兰断然声称，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强化了英格兰的宪政立场，他写道：“国王可能犯错；他可能违法；他低于法律，尽管他不低于任何人，也不低于任何法庭。但是如果他低于法庭，那也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正如英格兰社会各阶级之间没有法律区别，同理，“国王的各项权利（rights）只是在程度上而非在性质上被认为与其他人的权利有区别”。《大宪章》不是在发明这一点，而是在重新确认这一点，那些支持人们推翻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律师也是在重新确认这一点。就《大宪章》来说，“一言以蔽之，它意味着国王现在和将来都低于法律”。［34］

英格兰权力体系的核心观念是认为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签订了一项政治契约。于是英格兰的封建制变成了一种契约体系：贵族领主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们的下属也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双方的任何一方违反了这种默认性协议（implicit agreement）［35］中的条款，契约便终止了。15世纪中叶，王座法院院长约翰·福蒂斯丘爵士（Lord Chief Justice Sir John Fortescue）与青年时期的亨利六世国王暂时流亡法国，他在那里如此教导亨利六世分清法国与英格兰之间最主要的政治差别：法国是绝对君主政体，一切法律源于国王，人民是国王的臣民；英格兰是有限君主政体（limited monarchy），立足于人民的自愿默许（voluntary acquiescence），国王本人像他的本国同胞一样受制于同一种法律。英格兰是一群自由人通过互相立约而组成的一种协会。福蒂斯丘解释说：“我确已明察，从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像这样自愿决定组成一个王国，而他们惟一的意图是：由此能比先前更加安全地生息，享受自己的财产，得免于他们所担心的各种祸患和损失。”［36］这便是民主制的要义，约翰·洛克描绘了它的蓝图，孟德斯鸠则加以细化，后来它又为美国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

这种体系的终极果实给伏尔泰和其他18世纪的访英人士留下了强烈印象。最热心的访客之一是索绪尔，他抓住了英格兰的很多特点，首先他注意到广大人民对于自己享受的自由是多么心满意足：“依我看，英格兰无疑是世界上被统治得最为幸福的国家。”以文学为例，他相信，英格兰繁荣的文学景象“是在政府提供的自由之中孕育的，英格兰人对这种自由深感自豪，因为他们珍爱这份礼物胜过珍爱生活中的任何乐事，愿意牺牲一切去维护它”。［37］

其次，索绪尔注意到权力在英格兰的有限性质：“英格兰被一位国王统治，而国王的权力受限于英明的、审慎的法律，并受限于议会——这个议会的结构是，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lords spiritual and temporal）组成上院，人民的代表（people’s deputies）组成下院。未经议会许可，国王不得征收任何新税种，不得废除基本人权（privileges），也不得制定新法律。”［38］他发现，英格兰权力的神髓是，它像一场足球赛一样，不争斗就不运行；必须有两方对垒，有辩论，有分歧才行。

恰如我对学生时代运动场的记忆：如果我队处于颓势和下风，一名优秀选手就会上场增援我们。索绪尔继续论述道：“许多精明的政治家，既不受愚蠢偏见的蒙蔽，也不受个人私利的蒙蔽，坚定地认为这种形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有时他们甚至故意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为的是给这个国家保存一种健康的平衡。”分界和分立不仅存在于前文所议的政治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也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内，从而给英格兰人提供了空间和自由：“虽然很多人认为英格兰的分党结派是一个不幸，但是也有很多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多党派有助于维护人民的自由和基本人权。”［39］

这确实是一场竞赛。人们有权利表示不同意，也有权利为他们认为公平的事物而战斗。不应当有任何一个集团至高无上，而应当有永不停息的竞争。古老的元素被允许保留下来，继续与新的元素共存。征服者必须宽待被征服者，国家必须接受多党竞争。詹姆斯·斯蒂芬是19世纪后期的政治理论家，他抓住了这种不息斗争的精神：“从学童的游戏，到公共生活的重大纷争，乃至17世纪那样的全须全尾的内战，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场斗争，其间，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力取胜，有责任不失公平地对待敌手，战败时有责任老老实实地接受比分，但不放弃下一次鸿运高照的希望。斗争必须存在，否则生活将无所倚恃，但是我们应当遵照我国的习惯，像堂堂男儿那样去战斗，心底里仍将对方视为友人，而不要给我们斗争的主旨附加一种夸大的价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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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农民文明都有横征暴敛的赋税。统治者对任何东西都课税——只要他们觉得人民庶几可以承受。因此财富一旦被统治者侦缉出来，即刻危在旦夕。赋税和强摊硬派的纳贡是普遍现象。关于农民文明严酷而专断的税制，已有大量的文献予以论证。

例如1599年，约翰·艾尔默，即后来的伦敦主教，描述了他旅居法国十年间目睹的惨状：“法国农民的终身所得可以毁于一旦，因为只要打起仗来（他们是无时不战），王军便要入驻这可怜虫的寮舍，将他所有的一切吃尽喝光。……这可怜虫从未到市场卖过任何东西，即使有物可卖，将近一半所得也必须纳税。他吃不上猪鹅鸡禽，但是必须为此缴纳一定的税款，以备万一哪天买来品尝。噢，不幸的悲惨的人啊，生活在如此的重轭之下！”艾尔默诉诸的对象是英格兰读者，他们却是幸运的：“你们一生之中只有两三次奉召报国，且能领取津贴或军饷；法国人却是日日纳税，无止弗休。”［41］

先于艾尔默100年左右，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也曾在法国旅居若干年，而且也记叙了政府军对农村人口的压榨：“法国没有一个村庄能够幸免于这种悲惨的灾难，每年必遭王军掠夺一到两次，从而沦为赤贫。”王军的掠夺，加上盐税之类的苛捐杂税，导致法国农村居民陷入极度贫困，一如福蒂斯丘放眼看去的那样。比较起来，英格兰农村居民身在人间天堂，这里既没有横征暴敛，军队也不入驻民舍，政府也不征收国内税（internal taxes），因此“王国的每一个居民都可随意享用自己的全部土产和畜产，并随意享用他依靠自身劳动或雇工劳动，从水上或陆地所得的一切利润和商品”。［42］

亚当·斯密相信，财富增长的三要素之一是“便利的税收”（easy taxes）。［43］有人将此解读为“低税收”（light taxes），但这不是亚当·斯密的意思。亚当·斯密一定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英格兰人是税负最重的（the most heavily taxes）国民，富裕的英格兰人通常比其他国家人民交纳的税款要高得多。莫基尔最近写道：“尽管——也许该说‘正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非同凡响，英国人却不喜欢低税收，反倒喜欢高税收。整个18世纪，他们的平均纳税额比世界上任何国民都要高得多，只有荷兰人可以匹敌。但是这种税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1715年政府征收国民收入的10%为税费，1810年征收到了18%。［44］

亚当·斯密所谓“easy”指的是另一种东西，它预示了现代税制的诸般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是平等：“每个国家的臣民都应当为维持政府而纳税，并尽可能做到与各自的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与他们在国家保护下各自享有的收入成正比。”史上的英格兰在极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诚然，富人纳税不高（不过他们要按一定比例缴纳遗产税），但是他们从来不逃税。至于穷人，英格兰的税制给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保护。

莫基尔阐明，税负往往最沉重地落在庞大的英格兰“中间阶层”的头上，而不是落在极富者和极贫者头上：“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进口税（customs revenue）和国产税（excise taxes）大约占到国家税收岁入的三分之二。但是这些税种的递减性极强，因此相对说来，富人和议会所代表的权贵们纳税较低，尽管其中很多人显然是这类消费的受益者。然而，不同于法国贵族和西班牙贵族的是，他们不能免交这些税种，他们只是比我们认为公平的比例交得少一些而已。”［45］

中产阶级的负担与日俱增，又因为“国债”（national debt）的发行而体现为一种新的负担形式。所谓国债，是说大批公民信任政府并借钱给它——这是英格兰特有的局面：“18世纪中叶，大约5万名个人持有国债，其中许多人位于伦敦，形成了一个安全守护伦敦利益的强大集团。英国赋税中一个不成比例的巨大部分是由中产阶级缴纳的，他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贫民，但在1700年已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在整个18世纪不断壮大。这个阶级庞大到足以支付别人决定从事的昂贵无比的战争。他们确实支付了，不过，与其说他们是通过被征税而为战争买单，毋宁说他们是通过被征税而为战争所花的钱还债。”［46］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二点是，税收必须有定则，也就是可预见，不随意（predictable and not arbitrary）。“纳税的时间，纳税的方式，征收的数量，无论对于纳税人自己还是对于每一个其他人，都应当清清楚楚和一目了然。”英格兰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亚当·斯密写道：“每一笔税款都应当依据纳税人缴纳起来可能最为方便的时间和方式而征收。”我们觉得亚当·斯密还可以进一步展开说：应当对非必需品课税，而不对穷人在艰难岁月中因为纳税而可能买不起的生死攸关的必需品课税。莫基尔指出，“英国政府能够对公民课以重税，却不会引起一场抗税起义，甚至不会引起民怨沸腾，其原因有多种合理解释”，譬如可以解释为“议会不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面包——课税”。［47］

莱恩也曾解释英格兰的税收政策：“我们英格兰不对劳动阶级征收直接税（direct taxes）……也不对他们征收欧陆各国那种贸易税（trade-tax）。在我国，任何一种定义的住房税、窗户税、收入税、财产税、估定税（assessed tax）等等，也从来不会落在劳动者头上，甚至不会达及零售商、手艺人、师傅、熟练工，或小康的工人；它们只达及下中产阶级，而非下层阶级。下中产阶级人士对公共税收的贡献，是对他所消费的物品征收的高额间接税（indirect taxes）。他的茶叶、烟草、麦芽酒、烈性酒，以及他消费的每一种奢侈品，都被课以重税…… 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避免这些税种，与他的朴素、节俭、克制习惯成正比。”［48］

最后，赋税还应以经济上高效的方式征收，尽量不在征收过程中被吸走。英格兰做到这件事，靠的是一个现代的高效的税收体系——或许是欧洲出现的第一家。正如莫基尔所言：“同样有趣的是，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英国的收税方法是高效的，因为其赋税由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征收，不再包租给私人机构——后者在欧洲成为了无尽的苦恼之源。”［49］

而且，英格兰征得的税款有很大一部分以服务形式返还给了个人，例如通信、教育、海防、帝国防卫。因此可以说，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税制几百年前已在这个文明中就位。更有甚者，赋税必须得到主体纳税人群，即议会所代表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方可征收。美国殖民者之所以大声疾呼“无代表权则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50］，就是基于他们将自己的地位与母国相比较。

最后有必要指出，税收的很大一部分由地方一级管理，用于当地的服务，如济贫，或建设地方铁路和桥梁，管理税收的人是当地居住的中产阶级、绅士、约曼和普通公民，他们收税的方式和支付当地之需的方式，与当代市政税（council taxation）［51］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当作一种理想而提出的大部分观念早已在英格兰实现。没有太多反对，也没有明目张胆的逃税漏税，这种税收制度给英国政府也给地方共同体的福利设施筹得了巨款，从而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的根扎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它迥异于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税收制度，惟一可能的例外是荷兰。税收是一个很好的指数，能够反映一个社会其他多方面的情况，例如，是信任成风，还是相反——腐败成风。权力关系的性质如何？各阶级的人数和财富是多少？非凡的税制既预示了也大力促成了一种在英格兰诞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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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广泛趋势是，家庭逐渐发展成政治权力的终极单位。社会各阶层都以家庭为单位而运作。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家长通常对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弟弟等，拥有父权式的、几乎全盘的权力。家庭成员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是一个国王（即父亲）的臣民。绝对君主制和家庭之间基本上可以画等号。

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一个与其他家庭对埒的政治单位，这种趋势被描述为“超道德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譬如地中海诸国的情况即如此。在那里，家庭内部的忠诚（loyalties）无比强烈，家庭外部的忠诚少得可怜。对亲属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非亲属——包括对政治权威——的忠诚。这种世界充满了夙仇（feuds）和分裂，充满了家族之间和王朝之间的纷争，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司各特小说和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著名的刻画。

在更高层，贵族或酋长（chiefs，如在苏格兰氏族体系[clan system]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形成了强臣（over-mighty subjects）天下。政治权力通过血缘关系而散开（decentralized）和流动。这种世界属于强臣，属于黑手党，属于结成裙带的歹徒强盗，属于偏袒徇私的庇护关系和虚构亲属关系（fictive kinship ties）。

如果我们转而检视那些论述13世纪以降英格兰情况的文献，政治权力看上去又在多大程度上吻合家庭关系模式呢？实际上，在一个英格兰家庭的内部，权力不是父权式的，相反，妇女、儿童和佣工，如洛克所言，都与户主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户主是一位有限君主，受制于法律，他绝不拥有买卖、生杀予夺、无限惩罚的权力，也绝不拥有个人财产权；这些东西只有在罗马法的父权（patria potestas）中才能找到。

再看下一层，我们发现英格兰村庄政治的基础也不是家庭纽带。这里没有家族夙仇集团，没有黑手党，没有世代相传的不可弥合的分裂。亲属的庇护即使在父子之间也很不发达，遑论远亲之间。政治义务（political obligations）直接献给国家，而不是献给近亲。一般说来，军队的招兵、政党的招募、政治选举、政治职位的任命，都以非亲属关系为基础。地方政府职位、治安推事（Justices of the Peace）［52］职位、教区警官职位的递嬗也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

很多社会将教父教母关系（godparenthood）用作一种建立准亲属关系的机制，借以结党营私，但是这在英格兰很不发达。相反，英格兰发展的概念是个人本身担任政治单位，个人独立于家庭，享有各项属于他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在英格兰，政治权力之源最终在于经济：任何一个拥有足够财产的男性都有一份投票权。但是一切政治权力又受制于法律。

归根结底，我们不妨说：在英格兰，政治权力主要来源于财富，并且独立于亲属关系。一个英格兰人的同盟不以亲属为主体，而以他的交换对象和合作对象为主体。他通过非亲属的庇护，通过他在学徒期的师傅或在学校里的老师，找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不以家庭为政治基础的大型社会的罕见案例。在现代民主制的发源地［53］， 有一个关键的表征，那就是政治空间（political sphere）奇特地分立于其他空间并形成制度，同时家庭主义又全然缺位，每一名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家庭背景，皆被视为享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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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放的政治体系，连同充足的财富，再加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体系，共同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导致了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济贫制度（national poor relief system）的发展。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帮助穷人是宗教慈善机构或个人慈善家的事情。但是英格兰的《济贫法》（Poor Law）与众不同，世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英格兰这种有条不紊的强制性（compulsory）济贫制度：“如果说18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任何惊人的、独特的表征，那就是《济贫法》。……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济贫法》，英国的《济贫法》要慷慨得多，包容范围也广泛得多。1834年，英国财富的再分配——从有钱有势者流向极贫者—— 非常可观。它与其他18世纪欧洲济贫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资金来源不是志愿者的捐助，而是一支地方税种，即济贫税（poor rate）。英国制定《济贫法》的部分动因是对穷人的真心关怀，尤其是对那些显然并非因为本身过失而致贫的人，譬如孤儿、残疾人、老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济贫法》涵盖了英格兰人口的10%—14%。［54］

结果足令外国人惊诧。18世纪初，普雷沃神父（Abbé Prèvost）写道：“在英格兰的所有城镇和村庄，你都能看到为病人开设的医院，为穷人开设的济贫所，为老龄男女开设的养老院，为教育儿童而开设的学校，一句话，那里有千万座纪念碑在展示宗教虔诚和爱国热情。”［55］这套系统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的加入：为了组成这个早期福利国家，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村庄或城镇奉献时间和金钱。西蒙德写道：“英格兰自由的奇观之一是，无数志士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为公共事业而尽力，公民的职责和义务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56］

罗什福科注意到，只要一个人有权利在一个教区定居，换言之，只要他在那里住满了一年，那么，“如果他患病——无论历时多久——且无力支付，这份定居权将使他有资格接受治疗；如果他陷入贫困，他将有资格得到照料；当他年老时，他将有资格得到援助。英格兰的这类援助非常慷慨，一旦给予了受援者，受援者就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必要，立刻从贫困走向了闲适”［57］。 凯姆斯在同一时期指出，供养穷人导致了一个悖论：“尽管英格兰给穷人的供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足，乞丐却在这里大肆泛滥。”［58］早在中世纪，英格兰的救济制度已在教区一级运行，及至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治下，救济制度进一步统一化和制度化，济贫税和济贫所也渐成体系。

不难看出这种救济制度与英格兰的家庭结构是多么匹配。当今有很多国家的人也正在发现，由于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家庭不再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一个棘手的问题随之产生——谁将照顾老人、病人或失业者？答案是，必须立下制度，由国家提供福利（welfare）和足够的退休金（pension）。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而这种制度早在数百年以前——远远先于任何其他国家——已在英格兰生根发芽。

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广泛的国家保障网络一定会让私人慈善事业枯萎凋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私人慈善事业在美国和英格兰是一片繁荣。索绪尔写道：“这里的慈善事业具有若干特点：没有一个富人去世时不留下大笔遗赠；伦敦和农村的大多数教区都设立了医院、济贫院、养老院，还有慈善学校给儿童提供教育和衣食。”［59］而且，不像专制主义国家常见的情况，在英格兰，那些为了改善劳工地位而结成团体的人不是被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敌，而是被视为合作对象：“在英国的雇主看来，工会也许是敌手，罢工又麻烦又费钱，劳工的加薪要求是无理取闹。他不喜欢这些事情，但是他随时准备直面它们。然而，在欧陆的雇主看来，工会是一个反对公共秩序和伦理的阴谋，罢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举动，劳工的加薪要求是一个毛躁小儿的不懂纪律。这些都是邪恶，我们跟邪恶没什么可商量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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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兰说得不错，英格兰的政治体系有着古已确立的连贯性。他的两大卷英格兰法律史能以1307年作为收尾［61］，正是因为当时英格兰的法律、行政和政治框架已经确立。从那以后，这个框架作为一种内在本质而保持不变。

英格兰的历史上没有政治革命，因此英格兰的历史从未戛然中断。惟一一场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可称为“革命”的，是英格兰内战。但是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它是一场革命，而是克拉伦登（Clarendon）所称的一场大起义（a Great Rebellion）。换言之，它只是[一度]改变了玩家，而没有改变游戏规则。

托克维尔从大革命［62］以后的法国打量英格兰，他强调说，英格兰的“革命”全然不同，因为它没有把统治者赶尽杀绝：“你们的那些传记作品证实了你的评论，即没有哪两样东西比你们1640年的革命［63］和我们1789年的革命更不相像的了。事实上，也没有哪两样东西比这两个时期你们的社会状态和我们的社会状态更不相像的了。”英格兰的统治集团确实“分裂了，他们互相对立，他们互相争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退位（abdicate），一天也没有”。而且，英格兰的“革命”相对温和，不是一场阶级之战：“其结果恰如你的精彩描述：它的意图不那么大胆，它的行动不那么暴烈，它中规中矩，它温文尔雅甚至彬彬有礼，即使在动用武力的时候也表现得相当温和。”［64］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情况，托克维尔写道：“如果一个人将革命理解为一场暴烈的突变，那么，英格兰当前的时机似乎尚未成熟到可以发生此种事变，而且我有很多理由认为它永远不会成熟。”［65］

来自德国的伯克哈特也发表了同样见解：“非常独特的是，我们在英格兰内战中找不到任何这类东西。它在当前的讨论中没有位置，因为它一刻也没有侵袭公民生活的各项原则，也从来没有扰乱国家的最高权力。”［66］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不是一场革命，相反，它是对一种较早传统的复辟，是对詹姆斯二世图谋的那种革命的抵制。因此，英格兰的发展史是一部渐进的、连贯的、进化性的发展史，是“变化的同一”（the changing same）。它不像法国、俄国或中国的大革命那样，打从一开始就将一切涤荡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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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哲学家和史学家约翰·米勒概括了英国作为一个岛国的优势。他注意到“英格兰政府的命运不同于欧陆的大多数封建政府的命运”，并进一步指出：“詹姆斯一世登基以后，大不列颠［67］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以无须对外国侵略怀有多少忧惧，又由于封建兵役（service of feudal militia）已经废止，所以消除了蓄养常备军的必要性。”他还评论说：“在近代欧洲封建君主制的鼎盛时期，英格兰由于岛国地理环境和远离大陆上的纷争而获得了安全，因此它的君主（sovereign）……鲜有机会担任国家军队（national forces）的统帅。”［68］

1603年，安全和力量进一步增强，因为“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当上了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国家获得了做一个岛国的好处，从此受到大海的保护。英格兰不再面临一个敌对的、好战的邻居，不再被迫备战和集中力量——这两个因素使许多外国政府走向了专制。有一次，一位英格兰军官祝贺毛奇（Moltke）缔造了并领导着一支神勇之师，然而这位德军总司令摇了摇头，回答说，德国军队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只可惜漫长的俄国前线使德国非有这支军队不可。”［69］

持久的自由有赖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米勒清楚地知道，很多国家也曾试图缔造自由社会（liberal societies），但是邻国使它们的努力付之东流——意大利诸共和国是显见的例子。但是英格兰的面积不大不小，财富不多不少，刚好足以自卫，抵御了西班牙人以及后来法国人的征服企图。

英格兰的财富增长也应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当欧洲人有了到处从事航海的能力时，英国由于她与大陆的距离和她的岛国环境，获得了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大的优势：她拥有众多良港，能与全球各地自由交流。”同理，“她的岛国环境在国内贸易方面也发挥了同等的优势：海湾和河流在境内纵横交错，使大多数居民能从水运获益。”［70］

英格兰的岛国状态也促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结构，即我在前面讨论过的一种奇特的贵族—绅士—约曼模式。泰纳指出，这意味着“英格兰的政府很稳定，因为英格兰有一大批人天生就是做代表的料”［71］。在地方一级，民主制通过治安推事和陪审团制度而运行良好，故不须设立一个职业的官僚政府。上中产阶级管理着国家，他们性格刚韧，反对专制主义，有钱，有文化，人多势众。一个统治者要想强大，仅靠赢得贵族阶层的支持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赢得市民和绅士阶层的心。查理和詹姆斯［72］两人都曾发现这些人是不容易威逼利诱的。如此这般，英格兰在一种权力既下放又集中的独特模式中发展。在这种体系运行了500年之后，它将同样的体系用来统治它的帝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霍布森指出的那样，英格兰的种种优势一直持续到工业化时期。他写道：“在纺织技术的许多分支——尤其是缫丝和印染——之中，在陶瓷业、印刷业和其他制造业之中，欧洲大陆显示了更多的创造性天才和更多的技巧，若是以此推论，英格兰似乎没有理由能如此显著地超越她的竞争对手。”英格兰之所以超越了对手，他相信，一种解释是：“大不列颠的岛国性质给她带来了无量的优势：她的自然条件让她获得了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外国进口的粮食，从而使她的居民成为了制造业的专家，而对于她的制造厂商，这里又有数量众多和种类繁多的四通八达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欧陆各国战乱频仍之时，英格兰却能免遭战争的破坏。因此霍布森提出：“决定英格兰领先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正值新型机器和电机功率开始建立人们对新工业秩序的信心之际，欧洲大陆却政局动荡。正值克朗普敦的走锭精纺机（Crompton’s mule）［73］、卡特赖特的动力织布机（Cartwrigh’s power-loom）、瓦特的蒸汽机大力改革英格兰的工业之际，她的大陆对手却让战争和政治革命消耗了自己的全部精力。”［74］

[1]  根据国际上的一种“民主指数”，例如选举程序、多元化、公民自由等，政体可分为四种：完全民主政体、有缺陷民主政体（flawed democracy）、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独裁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译注

[2]   即巴托洛梅乌斯·安格利克斯的百科全书Property of Things / De proprietatibus rerum，可参见第5章正文和译注。——译注

[3]   Property of Things, II, 734.

[4]  Taine, Notes, 161—162.

[5]   疑为佚名发表于1581年的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译注

[6]  麦克法兰似认为common weal暗指共和国体，与“绝对君主制”相对。究其词源，common weal（现代写法是commonwealth）一语出现于15世纪末，字面意思为common welfare，可指a political community founded for the common good，即“国家”，实际上它最初的用法就等同于 state，例如英国政治学泰斗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中宣称common weal是state的同义词。后来它演化出“共和国”一义，尤其指1649—1660年的共和政体，即Commonwealth of England（英格兰共和国）。——译注

[7]    引自Barker, Character, 33。

[8]    Muralt，引自Wilson, Strange, 54。

[9]   Vassal，封臣，或臣属、附庸。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下，vassals是向封建君主或上级封建领主效忠，从而换取益处（如土地的持有）和保护的人，实际上，由于君王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一切贵族、骑士和其他承租人都是君王的vassals，但是分租人（sub-tenants）又是上级领主的vassals。英格兰的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与土地保有（land tenure）息息相关的社会分层体系，在1660年随着《保有废除法案》（Tenures Abolition Act）的颁布而告终。此事发生在伏尔泰（1694—1778）时代之前。——译注

[10]    Voltaire, Letters, 41—42.

[11]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生活在法国大革命（1789—1799）以前，当时法国是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译注

[12]    Montesquieu, Spirit, I, 307f, 314, 315.

[13]    在18世纪。——译注

[14]   Jaspers, Goal, 160, 170, 203.

[15]   Tocqueville, Journeys, 4.

[16]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64.

[17]   Tocqueville, Journeys, 75, 45.

[18]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33.

[19]   Tocqueville, Memoir, I, 378.

[20]  博蒙特（Gustave de Beaumont，1802—1866）是托克维尔的同事和终生好友，是一位行政官员和监狱改革家，曾伴随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托克维尔1831年受政府派遣访问美国，著有《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和《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等。——译注

[21]   vestry在历史上是一个教区（parish）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或议会，一般由教区牧师（parish priest）主持；该词汇今天继续沿用，指一个世俗堂区（civil parish）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可参见第4章关于parish的译注。——译注

[22]   引自Drescher, Tocqueville, 92。

[23]   Drescher, Tocqueville, 92.

[24]    Boesche, Tocqueville, 246.

[25]   1688年革命，也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发生于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在位1685—1688）治下：1688年底英格兰议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联手，推翻了国王，威廉与妻子玛丽共同登上英格兰王位，是为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在位1689—1702）和玛丽二世（Mary II，1662—1694，在位1689—1694）。——译注

[26]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47.

[27]   指司法。——译注

[28]    Maitland, Constitutional, 32.

[29]   Maitland, History, I, 235.

[30]    Maitland, History, I, 265.

[31]   Maitland, Constitutional, 143.

[32]   自由土地或其他自由不动产岁入值40先令是一道经济门槛或下限，满足这个条件的自由持有者有资格参加英国郡县选区（county constituencies）的投票，这个标准在1430—1832年是英国选民资格的惟一标准，1832年以后是标准之一，1918年门槛有所提高，1950年代废止。——译注

[33]   这三位国王是反映英格兰有限王权的典型例子，因为在他们治下发生了英格兰历史上的几个极其著名的事件。其一，在约翰王（King John，1167—1216，在位1199—1216）治下，贵族要求实行制衡王权的制度，1215年5月为此而开始内战，约翰王被迫于6月15日接受了贵族们提出的《（自由）大宪章》，即遐迩闻名的“Magna Carta”；见下文所议。其二，查理一世与议会的长期交恶和斗争导致了一场大内战的爆发，结果国王败北并于1649年1月30日被处死，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和惟一一个被判死刑的国王，英格兰君主政体就此中断，开始了一段时期的共和国政体（即Commonwealth of England，1653—1659）。其三，詹姆斯二世与议会的斗争导致了上文所说的1688年革命。——译注

[34]   Maitland, History, II, 515—516, 512, 173.

[35]  所谓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签订政治契约，并非是说一种白纸黑字的实际契约，而只是一种未明言的默认的东西。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早期政治哲学家那里，譬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认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可视为一种默认的承诺或信约（covenant）。——译注

[36]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 33v.

[37]    Saussure, Foreign, 336, 179.

[38]  Saussure, Foreign, 336.

[39]    Saussure, Foreign, 351.

[40]    Stephen, Liberty；感谢Michael Lotus提醒我参考这部著作。

[41]   引自Orwell, Pamphleteers, 29—33。

[42]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80, 84v—85.

[43]    斯密的下述引文见Smith, Wealth, II, 350—351。

[44]    Mokyr, Enlightened, 427, 429.

[45]    Mokyr, Enlightened, 427—428.

[46]    Mokyr, Enlightened, 431.

[47]    Mokyr, Enlightened, 431.

[48]    Laing, Observations, 303.

[49]    Mokyr, Enlightened, 432.

[50]  这是源于1750—1760年代的一句著名口号，它浓缩了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一大愤懑，这种愤懑甚至促成了美国的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1775—1783）。简言之，美洲殖民地的殖民者认为，自己在英国（宗主国）议会中没有直接代表席（direct representation），这等于非法地否认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因此，英国对殖民地课税的法律也就违反了宪法，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无代表权则不纳税！”坊间有人将这句名言翻译或解释为“不纳税就没有选举权”，这差不多是黑白颠倒了。——译注

[51]  或译“家庭税”，一种由地方政府征收和支配的税种，始于1993年，是对大多数家庭根据其不动产而征收的。——译注

[52]    也称Magistrate。——译注

[53]   指英格兰。——译注等的政治权利。

[54]    Mokyr, Enlightened, 440.

[55]　引自Wilson, Strange, 87。

[56]   Wilson, Strange, 162.

[57]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27.

[58]    Kames, Sketches, III, 49.

[59]    Saussure, Foreign, 185—186.

[60]   Landes, Prometheus, 192.

[61]　1307年是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在位1272—1307）驾崩的年份，至此，很大程度上由于诺曼（Norman）王朝、布鲁瓦（Blois）王朝、金雀花（Plantagenet）王朝的一系列君王的贡献，英格兰的法律和政府形式或多或少已经定型。仅以爱德华一世本人为例，他即位后完善了议会，使之从此成为英国政治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修订了普通法，使之条目清晰并消除了自相矛盾，还制定了包括土地法在内的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法律，从而被誉为“英格兰的查士丁尼”；他征服了威尔士，使后世的所有“威尔士亲王”（Princes of Wales，即英格兰王储）成为了名义上的威尔士元首。——译注

[62]    指法国大革命。——译注

[63]   虽然英格兰内战的持续期为1642—1648年或1642—1651年，但是史家将整个1640—1660年的这段英格兰历史称为一场“革命”，起点是1640年议会与查理一世开始发生冲突，终点是1660年共和政体结束、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在位1660—1685）复辟。——译注

[64]    Tocqueville, Memoir, 2, 377—388.

[65]   Tocqueville, Journeys, 51.

[66]   Burckhardt, Reflections, 146.

[67]  此处谈到“大不列颠”，是因为詹姆斯一世原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他于1603年继承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成为詹姆斯一世，并自称为大不列颠国王。——译注

[68]   Millar, Historical, III, 123—124.

[69]   Acton, Modern, 195.

[70]   Millar, Historical, II, 387—388.

[71]    Taine, Notes, 162.

[72]   指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译注

[73]   可参见第3章相关译注。——译注

[74]   Hobson, Evolution, 94, 96.

11法律和暴力

在多种意义上，英格兰的最重要特点是其法律，它体现了也导致了英格兰的另辟蹊径。这个特点实在非同小可，因为法律和司法如同润滑油，使一个文明的所有部件能够顺利合作。如果说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政治、宗教、经济、社会——作为各有不同需求的四大领域——之间既分立，又平衡，那么，能够维持它们的平衡，并为它们提供共同基础的就是法律体系。我们很难想像一场足球赛或一场板球赛没有规则，或者没有裁判员。现代社会正像是一场需要规则和裁判员的游戏。

例如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将“适度的司法”与和平以及便利的税收并置在一起，列为国富的三要素之一。《国富论》的后续部分是近期发现并于1978年首次付梓的《法学讲座》（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亚当·斯密在其中提到，英格兰法律凭其确定性（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以及对财产权的关怀，显然十分理想，适合于充当商业资本主义的绝佳基础。他指出：“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即使荷兰也不例外——的法律在总体上更有利于这种类型的工业。”［1］他还写到了“那种平等的、不偏不倚的司法，它不仅使英国最卑微臣民的权利也受到最伟大人物的尊重，而且保护了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中创造的果实，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最大的、最有效的激励”［2］。

史上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包括罗马法系，无不立足于一个基本推定：人们生来不平等而且终生如此。贵族和平民，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自由人和奴隶，永远都是不平等的。相反，现代法律体系的中心表征是拒绝将法定不平等作为前提。很多人以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全新前提是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的产物。然而实际上，事情非常清楚：法律上平等的概念是13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完完全全确立下来的，然后它首先被输入了美国，继而又被输入了法国和欧洲各地。如今它已成为全世界的主流。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妇女、儿童、低种姓皆有自己的权利，这个理念不仅是英格兰法律的前提，而且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在印度推行英国法律时引起的震惊可为一例。它逾越了世袭的身份，颠覆了种姓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无怪乎梅因在19世纪中叶注意到，有很多人抱怨说：“自从英格兰刑法开始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妇女和儿童，印度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起来。”［3］

梅特兰阐明，英格兰很早就有了平等。如前所述，英格兰社会各阶级均不具有确切的法律身份——贵族、绅士、约曼等等都不是法律身份，而只能归结为文化身份。一位公爵即使与一名劳工相比，也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也没有与生俱来的特权。今天，如果伊丽莎白女王驾车超速或者犯罪，她也要在英格兰的常规法

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在英格兰的一切关系中均告阙如。叔叔和侄子，父亲和儿子，男人和女人，国王和臣民，前者皆不可能指望获得高于后者的待遇。法律一视同仁地把他们看作有权利接受裁断的个人。“从本质上说，这个恰好吻合梅特兰关于不动产诉讼（real actions）之论的世界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居住着互相平等的邻人。”［4］

封建制发生过一次重大转折，梅特兰视之为现代性的里程碑：“我们的老师刚刚教导我们说，‘迄今为止，社会的进步是一种从身份走向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又忙不迭地补充说，‘封建社会受制于契约法。’此中并无悖论。”［5］10—11世纪，这种转折是普遍的，但是后来在欧陆各国，契约又重新变回了身份。及至18世纪，大多数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又都立足于世袭的、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了，或者借用托克维尔的一个精确类比——它们变成了“种姓”社会。但是英格兰从未发生回潮，现代的、平等主义的法律框架仍在英格兰持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在实操中没有不平等。在英格兰的法律游戏中，大家的起点是平等权利，但是像在任何游戏中一样，往往是那些聪明伶俐的、（就法律游戏而言）资金充沛的玩家取得更大的优势。不过，尽管金钱可以买到更优良的法律服务，却在极大程度上买不到法律判决。在陪审团制度下，你很难收买或者恫吓12个跟你不相干的人。而且，高收入和高威望帮助英格兰的法官们避免了严重的腐败。因此，虽然金钱可以用来把官司打得更漂亮，但是财富和人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敲定结局。即使君王，也不能花钱使自己免除契约责任（contractual obligations），被人挑出错来也得受制于冷酷无情的法律。“高端司法和低端司法（high and low justice）［6］之间的区分历来与英格兰的法律体系风马牛不相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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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uniformity）［8］和平等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法律中只是不明确的蕴涵，但是后来在11—13世纪打上了永久的印记。当我们从当下回望历史时，英格兰的法律显得早熟而古老。梅特兰写道：“如果我们能在1272年看西欧［9］， 也许我们会发现英格兰法律——它即将赢得显要的地位——的特点是早熟。”而且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法系，早在1272年，“英格兰法律就其同一性、简明性（simplicity）、确定性而言，已经非常现代”。［10］

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17世纪初爱德华·科克爵士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瑰宝比知识更可贵，没有任何知识比法律知识更适合君主和臣民共同学习，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指人法［11］）比英格兰普通法对一切阶层和一切事因——包括财产、土地和生命——更必要。如果血腥的战争销蚀和荒废了其他国家的美好，那么，感谢上帝赐予可贵的和平，我们的王国得以在适当的司法之下长期繁荣。如果你读到其他国家的专制暴政（tyranny），你发现当权者的意志和喜好取代了法律和理性，由于他们无端的恶感，人们未经审判就突然被毒死，或者被谋杀，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仁君以司法正义，使她［12］用上帝之善治理她的人民（令全世界歆羡不已），并通过这些法律带来和平与繁荣，而且，对任何滔天罪行都只用公正而平等的法律程序施以惩罚，即使某人犯下的是叛国罪（Crimen laesae majestatis），或是对她神圣陛下本人的叛逆罪，也不例外。”［13］

英格兰何以能长期保持约翰·贝克所谓“法律之岛”（an island of law）的状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贝克本人提供了一份言简意赅的论述，阐明英格兰如何抵制以身份为基础的罗马法，尽管此法在15—18世纪席卷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14］托克维尔给出了一份更加简练的论述：“14—15世纪，各国君王在罗马法及其诠释者的帮助下，成功地在中世纪自由制度（free institutions）的废墟上建立了绝对君主制。惟独英格兰人拒绝采用罗马法，特立独行地保存了他们的自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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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格兰法律体系颇具“现代”感的一个特点是，它从很早开始就普适于它所涵盖的整个地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统一英格兰的过程中，将英格兰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后来安茹人（Angevins）［16］使之终成定局。托克维尔指出：“……那是法国发生的事情，那里的贵族走得太远，竟至取消了人们向国王的法庭上诉的权利。相反，那是英格兰没有发生的事情。征服一切的威廉给予了很多，但是他保留了更多。”［17］在托克维尔之后，布洛赫［18］写道：“因此不妨说，历代国王重组了法国，而非统一了法国。再让我们看看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的不同吧：英格兰只有一部《大宪章》，法国却在1314—1315年间，分别向诺曼人（the Normans）、郎格多克（Languedoc）人、布里多尼人（the Bretons）、勃艮第人（the Burgundians）、皮卡尔人（the Picards）、香巴尼（Champagne）人、奧弗涅（Auvergne）人、西部的basses marches、贝里（Berry）人、讷韦尔（Nevers）人各颁布一部宪章。英格兰只有一个议会，而在法国，省议会（Provincial Estates）比国家总议会（the States-General）召集得更加频繁［19］，作为一个团体而言也更加活跃。英格兰只有一部普通法，几乎不容任何地区为例外，法国却有各地‘习惯’的大杂烩。”［20］

梅特兰概括了英格兰法律的由来。简言之，国王的宫廷里的习惯变成了全英格兰的习惯，这就是普通法。梅特兰如此描述它的发展过程：“那些服务于国王的人以国王名义而执行的司法，缓慢而坚定地变成了最重要的一种司法，直达国家最遥远的角落，它不仅处理小人物的小事务，而且处理伯爵和男爵们的大事务。”［21］梅特兰还指出：“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一元体系，围绕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 Hall）而运行。”［22］这种法律体系的最重要成因是小岛效应：“英格兰是个小国，可用同一部法律统管，它简直像是在召唤统一的立法。而且，我们还应注意，英格兰的王位（kingship）［23］从诞生之日起，一直保持着它的一体性（unity）：它不在兄弟和堂兄弟中间瓜分。”［24］在1307年，即梅特兰所著英格兰法律史收尾的时刻，以及在1307以前，英格兰全境受制于同一部既集中又分散的、统一而严峻的普通法。

普通法在其发展史上始终呈现一个惊人的表征：尽管写下了浩瀚的讼案记录，普通法的终极基础却是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和记忆先例（remembered precedents），而不是一部固定的书面法典（a fixed written code）。威格莫尔综览了世界上的14个法系，发现其中只有两个是口头的、基于先例的，那就是英格兰和日本的法系。［25］这类法系含有一种天生的灵活性和主观性（flexibility and subjectivity）。口头的东西容许经常的小修小改，“人类的记忆”又灵活多变，因此，普通法一直在被法官们不断地制造和再造。

13世纪的一部纲领性著作构成了英格兰法律的基础，那就是布雷克顿的《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它在法律和习惯之间（between law and custom）作出了区分，而这种区分一直是英格兰文明的内核。法律是国语，习惯是方言。法律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汝不可杀人；汝不可偷盗［26］； 汝不可在足球赛中用手捡球——除非你是守门员；汝不可暗中伤人。习惯却是可变的，因文化和地域而异：你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随便怎样吃喝、穿戴和信仰。如果一个人亡故之前未立遗嘱，法律要求必须有一名继承人出现，但是该继承人是一名个人还是一个团体，是最年幼的还是最年长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却取决于当地的习惯，譬如取决于英格兰各庄园的千差万别的习惯。法律要求男人将不动产遗留给他的寡妻，但是具体应该遗留哪个部分也一般取决于习惯。同理，《剑桥大学校规》（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确定了一些通则，但是各学院保留了各不相同的习惯。

英格兰普通法与各地习惯之间的这种区分，最初发轫于一个小岛，后来变成了一个灵活的工具，为一个全球帝国提供了根基。

帝国各地统一实行英国法律，但是地方长官和统治者也可以保留当地人民的一些习惯。

衡平法院（Equity Courts）逐渐发展成一个与此平行的系统，地位也日益重要。它们处理的是平衡或公平问题，而不是严格的法律问题。法律无论多么细致入微，也不可能永远产生正义，很多情况下显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却无法被法律查证。于是“衡平”在14世纪的英格兰问世，被置于极具权力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保护之下，弥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衡平对于财产权尤为重要，因为任何一种系统性的法律都不能保证断案正确，哪怕有成文法和书面文件作依据。因此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和其他衡平法院应运而生，专门处理那些涉及口头承诺、信用、丢失文件，以及妇女、儿童、穷人等弱势群体之权利的案件。后来，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a capitalistic world system）开始发展，严格的法律在那里［27］往往并不适用，这时候，衡平法院在处理模糊和复杂案件时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28］

最后，历史上的英格兰还有另一个平行的法律系统，即教会法（canon law）。此法处理普通法适用范围以外的某些问题，包括道德、罪愆（sin）［29］，以及一些纯属教会内部的案件。在英格兰，教会也必须服从普通法，世俗法庭（secular courts）从来不以教会法庭（Church courts）的审判为依据，去判处一个人监禁或死刑——这一点迥异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不过，英格兰将很多民间道德监督问题留给教会法庭处理，直到教会法庭在17世纪后半叶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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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系与罗马法系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法律程序（legal process）上，尤其表现在臣民与君王有冲突的刑事案件（criminal cases）的审理上。罗马法系的地方预审法官（examining magistrate）是国家任命的官员，他既是讯问者（interrogator），也是裁判者（judge）。历史上的地方预审法官甚至可以使用刑讯（torture），可以使用告密者（informers），可以威吓和撒谎，可以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榨出“真相”。如果他认定受审者有罪，他必须强迫他招认——若有必要仍使用刑讯。招认之后，若是案情严重，招认者就被烧死、绞死、大卸八块、五马分尸，或随便什么，总之是极端残酷的刑罚。

英格兰却不同。案件必须进入正式指控程序（formal accusation），其形式是用一纸起诉书（indictment）确切陈明违法行为怎样发生、何时何地发生。具体操作是：首先由大陪审团（the Grand Jury）［30］对案件进行审查，大陪审团成员均出自当地的绅士阶层，有钱有势，既不惧怕君王，也不惧怕被告及其朋党。如果他们认为案件确须审判，便提出起诉书，正式进入审判（trial）程序。

审判在公开法庭（open court）进行，公众可以旁听。法庭上有一个陪审团［31］， 由12名与被告同等的人（peers of the accused）组成。谁将组成陪审团？就连这个问题，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取得被告的同意：“挑出36名陪审员候选人，允许被告无须提出理由地拒绝其中12人，然后提出理由地拒绝另外12人，余下的12人将组成陪审团。”［32］

法官是“裁判员”（umpire），在庭上监督检举方（the prosecutors）和被告方（the defence）之间是否公平游戏，陪审团则在庭上宣布哪一方获胜。这很像是一场拳击比赛或舞蹈竞赛。此中的基本推定是某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只有当检举方能够证明“再无任何合理怀疑”时，某人才被宣判有罪。“英格兰人说，宁可让12个罪犯逃过人类的正义，也不让一个无辜者蒙冤。”［33］

英格兰绝不容许刑讯，也不容许以刑讯相威胁。16世纪，一位威尼斯驻英大使巴尔巴罗报告说，不采用刑讯是英格兰的一桩发人深省的事实。［34］18世纪初，索绪尔也写道：“这个国家不采用严刑逼供，他们认为，如果采纳这种野蛮习惯，无数无辜者也许会沦为牺牲品。”［35］惟一的重大例外是：当事人必须提出有罪答辩或无罪答辩（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36］（这意味着当事人承认法庭有权审理其案），如果他们拒绝提出，便可对他们采用物理压力（physical pressure）［37］——在古代甚至会对他们施加极大的物理压力，直到他们提出有罪答辩，或者无罪答辩。但是在审判之中并无必要强迫被告招供，如果被告的同等人［38］认为被告有罪，被告虽不妨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在法律看来照样是有罪的。然后以此为据，他们被罚款，被监禁，或者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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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大法官法院的律师听到贾恩迪斯先生（Mr. Jarndyce）抱怨英格兰的司法体系，遂答道：“我们是一个繁荣的社会，贾恩迪斯先生，一个非常繁荣的社会，贾恩迪斯先生，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体系，贾恩迪斯先生，难道你希望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一个渺小的体系吗？”他说得不错。

如果我们打量英格兰各级法院的业务，或者展读那些解释英格兰法律和习惯的伟大法学论文——从布雷克顿，到科克，再到布莱克斯通，我们会发现，其中90%的案例和讨论都与财产法有关。英格兰人对财富的瘾头反映在他们的财产法中，这是全世界最复杂、最成熟、最高深莫测、最闹得不可开交的一部关于赚钱的法律。财产的类型五花八门，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权利需要区分，譬如财产有无可能分享、转租、保护或捐赠，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财产法迷宫，怪道“1829年有一位御前法律顾问（King’s Counsel）告知皇家物权委员会（the Royal Property Commissioners）：全国顶多只有6个人懂得不动产法（laws of real property）”［39］呢。

马克斯·韦伯遇到了一个难题：他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性特点，但是世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即英格兰，似乎并不符合他的设想。“一方面，英格兰似乎缺少他通常视为资本主义起始阶段必不可少的一种可推算的、逻辑井然的、正式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一旦在英格兰建立起来，却几乎未对英格兰法律产生任何明显的理性化作用。”［40］

英格兰法律的一系列特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前文已论及法律对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支持：统治者的赤裸裸的权力不可能侵犯个人财产，财产法保护着个人不受君王或他人的侵害。如果财产所有权——其中包括一揽子各式各样的权利——受到正式侵犯，你可以把侵犯者送到一大群律师和一大堆法院的手里。梅特兰声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13世纪，英格兰已经出现了“那种玄妙的不动产计算方法，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堪称英格兰私法的一个独步于世的表征”［41］。爱默生也写道：“有了这种创造力，有了这种对独立的渴望，财产登上了理想而完美的地位。它给人的感觉和受到的待遇仿佛是国家的生命线。为了给财产提供最安全的依靠，英格兰制定了财产法，这些锁定财产权和转移财产权的条款，让一个傻瓜莫入的专业之中的最狡黠的头脑绞尽了脑汁。财产权之重，只有重罪（felony）［42］和叛国罪有得一拼。家宅是国王不得入内的城堡，银行是国王没有钥匙的保险箱。”［43］

英格兰发明了许多天才的虚拟物（fictions）和巧计，它们成为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温床。仅以专利概念为例：“历史上的英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大陆。英国的专利法可追溯到1624年，而法国直到1791年才有了一部类似的法律，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更是何其迟迟，直到19世纪初才制定专利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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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还创造了一些杂交体，它们也不可能出现在更加中央集权、更加原则分明的罗马法系。梅特兰在论信托的著作中阐述道，英格兰人发明了各种人造共同体（artificial communities）和非法人团体（non-incorporated corporations），它们将人法和物法（laws of person and things）糅为一体，令欧洲的律师们大跌眼镜。M. G. 史密斯指出，英格兰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法和普通法的根本起点南辕北辙：“英国法律允许……灵活的调节。相反，法国法律——它最完美地表达了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的法律理论——设定了一个超乎一切的主权法人（sovereign corporation），亦即国家，因此法国法律否认任何更重要单位或独立单位的合法性，除非这些单位得到了国家的明确承认。”［45］故而亚当·斯密主张，在英格兰，君王是仲裁人、裁判员、公断人，说到底，君王是资本主义游戏的一名看客。

当然，整个普通法系基本上是一场游戏或一种虚构。爱默生指出：“他们的法律是一张由各种虚拟物织成的网络。他们的财产权是一纸证书，旨在为一种世所罕见的以钱生利的权利正名。”［46］虚拟物造就了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伦敦证券交易所（the Stock Market）、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并在整个帝国时代和后帝国时代充当了英格兰财富的心脏。普通法系显得杂乱无章，因为它必须处理很多妥协让步，必须克服很多矛盾冲突。泰纳注意到，英格兰“没有像我国这种以隐含的哲学原理为基础的法典，只有一大堆多少有些互异的，甚至矛盾的法令和先例（statutes and precedents）”［47］。

对于一个各领域——经济、政治、社会、宗教——之间既分立又永远保持平衡的体系来说，矛盾必然是它的内在天性。从有条有理者的高度观察，这当然是一团乱麻，但是就“创造一个十足原创性的法律体系”［48］而言，这是英格兰的一项成就。英格兰法律在各路互相抵牾的势力之间裁夺，由此保持了建设性的平衡和张力，使君王、教会、贵族、商人都不能取得支配性地位。英格兰的法律将愤怒送进程序之中：提取它，捣碎它，疏导它，犹如一场复杂的游戏。而且，法律也是自信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49］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在法律、习惯和社交礼仪（social etiquette）三结合的管制下，英格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精密的规范；另一方面，英格兰人却又感到自由，所以赫伊津哈发现：“英格兰的生活显得更随意，气氛显得更轻松，人民及其立法者也许都富于清教徒气质，但也都显得更无忧无虑。”这似乎是因为，英格兰人的政治义务、社会义务、经济义务、宗教义务形成了几股互相竞争的拉力，没有一种义务能够排挤其他义务而单独支配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可以从这些义务中任意选择。皮埃尔·马约（Pierre Maillaud）曾描述这种约束与自由相结合的状态，赫伊津哈赞同地引用道：“较之其他地方，英格兰对日常的自由活动有更多的限制，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其他民族难以匹敌的个人独立意识，这是因为英格兰的人际关系简单明了，而且异常灵活：熟人关系、朋友关系，甚至亲属关系，都未给个人施加负担或套上枷锁，也未践踏他们的隐私。……吸引、爱慕、交好，这些行为都较少约束，也较少强求。……外国访客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弹性。……虽然不能测量深浅，但是他能觉察到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所说的英格兰人的‘轻浮’——他们讨厌压力过重，讨厌把任何事物、活动、消遣或任何人紧绷到极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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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维护秩序、防止犯君的英格兰警务，也和英格兰法律一样与众不同，而且向世人示范了一种分布式的、两厢情愿的体系（distributed and consensual system）。［51］中世纪以降，英格兰警务的基础由两种执法和侦缉系统构成：一种是将人们划分成小单位，名曰“十户区”（tithings），要求他们联保小集体的安全；另一种是每一个户主轮流担任教区警官（parish constable）。

米尔德里德·坎贝尔描述了16世纪列出的教区警官职责：“教区警官在他的宣誓仪式中发誓：逮捕所有暴乱分子或骚扰国王之安宁的人；缉拿所有重罪犯和讼棍（barrators），如果他们企图逃往其他教区，便以高呼捉拿的方式（with hue and cry）追捕他们［52］；缉拿所有流氓、浪人、夜游神（nightwalkers）和其他嫌疑人等；监督酒馆、饭馆、客栈的经理人，俾以遏制不法游戏和酗酒；根据不良行为的性质，押送所有罪犯到适当的法庭。”此外，教区警官还应当逮捕所有支持教皇的人和未能定期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应当坚持练习箭术，应当在收获时节帮邻人找劳工保全收成，应当留意公路巡查员是否已被选拔到位，应当检验麦芽质量，应当执行治安推事（J. P.）交给他的所有逮捕证或搜查证。教区警官还经常被委以其他职责，包括征收钱款，用以修桥，或补充济贫储备（poor stock），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琐事，从修理本村的足枷（stocks）［53］，到援助那些路过本教区的执有乞讨许可证（with a permit to beg）的不幸者，都落入了他们的职责范围”［54］。

担任治安推事（magistracy）的是绅士阶层，同理，担任教区警官的是“中间阶层”，包括约曼、农人，以及大批工匠和小店主。他们没有武装，他们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轮流坐阵。如果他们失职或串通犯罪，他们的顶头上司，即治安推事，可以教训他们。

换言之，历史上的英格兰没有专业警察部队（professional police force）：“一种深植在英格兰政治文化中的意识是：按法国模式建立的那种专业警察部队必将成为英格兰传统自由的死期。”［55］同样，军队在英格兰也一无用处：“英格兰的政府形式不容许蓄养任何常备军——哪怕小规模的常备军，因为逮捕不良分子的职责归入了我们的教区警官管辖范围（constabulary）。”［56］

武装警察的缺位折射出一国非武装的民众。历史上的英格兰人也许拥有小匕首，但是枪支或大型武器受到严格的限制，仅仅绅士和贵族或会染指。例如，我对1500—1720年一个靠近苏格兰边界的英格兰教区进行了研究，从遗产清册可以看出，90%的当地人口好像连狩猎武器都不拥有。［57］

这是一个民众大力支持警察的国家。泰纳写道：“我的朋友补充说，在这里，但凡一个被捕者刚刚开始挣扎，现场的民众就会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断定警察没有越权行事，就会搭他一把手。同样，但凡有骚乱发生，各阶层都会提供志愿治安人员。总体说来，我们法国人忍受我们的政府，英格兰人却支持他们的政府。”［58］英格兰人一般不像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那样，把警察看作压迫人民的、全副武装的政府代理人（agents of the state），相反，他们把警察看作本地人，“我们当中的一员”，只不过担负着维护和平的职责而已。

这显然也有助于建设一个安全的农村。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59］说到一个挤奶女工“竟敢夜间独自去打开羊栏，不惧怕任何邪恶，因为她自己毫无恶意”［60］。在奥弗伯里爵士之前很久，威廉一世时代的一位教堂执事写道：“人人都可以钱囊满满地走遍英格兰而毫无危险。”［61］人身安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必担心无端地被捕：“除重罪以外不被拘捕的权利是英格兰独有的一项权利。如果你不巧受到不公正的拘捕，你绝对可以起诉治安推事滥用职权，而他惹来的巨额赔偿一定使他不敢贸然犯第二次错误。”［62］奥威尔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人人都认为尊重现存法律是理所当然，对不尊重法律的行为则义愤填膺。‘他们不能拘留我，因为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或者，‘他们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违法的’——诸如此类的评论弥漫在英格兰的空气之中。”［63］

18世纪初伦敦附近有一些拦路强盗，但是英格兰历来没有什么水泊梁山之类的不法地区，而我们在大多数农民文明中却经常见到这种土匪横行、法律莫入的地区。在英格兰，就连罗宾汉恐怕也只是个传奇。我研究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交界处，那是土匪最有可能出没的区域，我的研究表明那里确曾有犯罪，但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犯罪，而不是闹土匪。

其结果在乔治·奥威尔笔下有中肯的描述。他对英帝国主义在缅甸的狂傲不以为然，也不喜欢统治阶级，但是他写道：“你在这里遇到了一种最重要的英格兰特性：尊重宪政制度（constitutionalism）［64］，依法守法，相信‘法律’是一种高于国家和高于个人的东西——当然，它既无情又愚蠢，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腐蚀。”在一个著名的文段中他又写道：“温文尔雅也许是英格兰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你一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就会注意到它。这是一个公交车乘务员态度和蔼、警察不带左轮手枪的国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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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的和平天性也有其他的表现和结果。一是英格兰历来没有夙仇。夙仇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反反复复的血腥争斗，一般发生在不同的亲属团体之间，有时也发生在不同的村庄共同体之间，甚至不同的种姓之间。夙仇在其他地方非常普遍，尤其多见于田园社会（pastoral societies），例如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苏格兰、阿尔巴尼亚、黑山、中东、北非、中国等地。因此，夙仇在英格兰的缺位显得十分抢眼。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末期，英格兰尚有少量的夙仇，表现得睚眦必报，斤斤计较，但是至少从诺曼时期以来，英格兰不再有制度化夙仇（institutionalized feuding）的明显迹象。我们被告知，13世纪左右，夙仇在英格兰“奇迹般地突然”根绝了。［66］在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合法复仇权的消失殆尽，是君王‘专制’（royal ‘tyranny’）的表现之一”［67］。

君王司法（royal justice）与一切私人复仇势不两立，任何自行执法的人都要受到国家的严惩。在英格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68］是国家当时的观点，并持续至今。英国今天仍有法律禁止户主防卫过当——譬如无照持枪，也禁止射杀闯入者，对行私刑的暴民（lynch mobs）更是严惩不贷。

最近600年来，英格兰农村不修筑防御工事，证明了农村地区的祥和。但在大部分其他国家，保卫村庄和家园是必要的措施。帕斯特·莫里茨（Pastor Moritz）曾将英格兰城镇与普鲁士城镇作对比：“这里没有城墙，没有城门，没有岗哨，没有卫戍军。你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越英格兰的城乡，仿佛是在穿越开阔无垠的大自然。”［69］莱恩写到了“我们开放的、没有城墙的城镇”。爱默生也指出：“他们没有革命，没有挟持君王的皇家骑卫队，没有巴黎的那种女鱼贩子（poissardes）和路障，没有暴民；只有慵懒的习性，只有日日不断的盛装宴会，只有葡萄酒、麦芽酒、啤酒、杜松子酒，只有呼呼大睡。”［70］

这种“适度的司法”和普遍的“和平”，构成了亚当·斯密认为财富“自然增长”必不可少的三要素（desiderata）中的两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是：能够保持长治久安；能够相信广大民众愿意遵守法律，甚至尊重法律——这是信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能够理性地计算成本。“暴力摩擦”通常会提高交易成本（当前索马里近海的海盗事件可为一例），但是英格兰不仅没有暴力摩擦，而且推定到处充满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秩序，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无量地增强了良性循环，使财富馈入了更好的秩序，然后馈入了更多的财富。这里仅仅援引一个必要的例证：“一般说来，英国将社会秩序视为天经地义。工业家绝不会幻想工人阶级可能心怀敌意或采取暴力，但是他也绝不怀疑法律将主宰一切。……他的法国同等人……却从来说不准哪一天劳工的不安情绪和失业会酿成一场政治革命。”［71］

17世纪，“法律之岛”从英格兰流传到了美国，继而又在18世纪流传到了印度。当今它影响着全世界的许多法律体系。但是史上与它对埒的一个法系也值得注意，该法系在晚期罗马法（late Roman law）于14世纪复兴以后主宰了整个欧洲大陆。［72］这也是我们至今仍可在大多数农耕文明中看到的一种法系——虽不乏变体；其特点包括：中央化；以成文法规为基础；试图为每一个尚未出现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赋予国家以无限权力，却几乎不给公民或臣民以丝毫保护。

[1]  Smith, Wealth, I, 442.

[2]   引自Wrigley,“Modernization”, 238。

[3]   Maine, Communities, 116.庭受审。

[4]  Milsom，引自Maitland, History, I, xlvii。

[5]   Maitland, History, II, 232—233.

[6]   这是西方封建时代的概念，用来区分司法者（例如君主、法官）权限范围的大小和权力级别的高低，例如君主或国家有权力判决死刑，高等和中等法官有权力判决某些罚金和体罚，等等，依此类推。——译注

[7]   Bloch, Feudal, II, 370.

[8]    即对任何人和任何案例都是一样的、不变的、统一标准的。——译注

[9]    1272年是爱德华一世即位的年份。可参见前一章关于1307年的译注。——译注

[10]    Maitland, History, I, 224, 225.

[11]  在譬如意大利哲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法学体系中，法分为四个等级：其一，永恒法（eternal law），即上帝的理性和智慧；其二，自然法（natural law），即理性的人参与永恒法的产物；其三，神法（divine law），即宗教法；其四，人法（human law），即世俗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译注

[12]  应指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德华·科克爵士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同时代人，曾任民事诉讼法院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和高等法院（即王座法院，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大法官。——译注

[13]   Coke, Reports, II, Preface.

[14]   Baker, History, 11ff.

[15]    Tocqueville, Memoir, I, 428.

[16]   指英格兰的安茹王朝，又称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该王朝始于1154年亨利二世即位，持续到1399年理查二世（Richard II，1367—1400，在位1377—1399）逊位。其间的历代君王，尤其是亨利二世，对英国法律进行了影响极其深远的有益的改革。——译注

[17]   Tocqueville, Journeys, 4.

[18]  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比托克维尔（1805—1859）晚数十年。——译注

[19]  Provincial Estates和States-General是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建制，States-General也称Estates-General，而所谓“estates”，是指法国社会当时划分的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clergy），第二等级是贵族（nobility），第三等级是平民（commoners）。省议会（Provincial Estates）是由法国各省的三个等级组成的议会，国家总议会（Estates-General）则是由全国的三个等级组成的议会，因此也可译为“等级大会”。英格兰与此不同，首先，这里从未将“等级”的公式明确到妨碍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程度；其次，英格兰议会上下两院的组成是基于一种经典的社会划分：一边是“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Lords Spiritual and Temporal），另一边是平民（Commons），分别组成了上议院（House of 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译注

[20]   Bloch, Feudal, II, 425—426.

[21]    Maitland, English Law, I, 84.

[22]   Maitland,“Why”, 483. ——原注

威斯敏斯特大厅是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现存的最古老部分，历史上它的主要功能是司法，1875年以前是英国最重要的三个法院的所在地，即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民事诉讼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译注

[23]    或王权、国王身份，也可指王国、君主政体。——译注

[24]    Maitland, History, I, 21.

[25]   Wigmore, Panorama.

[26]   汝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 / murder），汝不可偷盗（Thou shalt not rob / steal）是《圣经》“十诫”中的两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8节，或《圣经·旧约·申命记》第5章第6—22节。——译注

[27]  “全球体系”指大英帝国，“那里”指大英帝国各地，包括各殖民地。——译注

[28]    Maitland, Equity.

[29]   sin是道德和宗教意义上的罪，指故意违抗上帝的旨意，或违反宗教法律或道德律令。——译注

[30]  大陪审团是一项法律程序在私议阶段召集的陪审团，由12—23人组成，对指控进行评估，然后决定证据是否足以提出起诉书和进入审判。——译注

[31]   这个陪审团也叫“小陪审团”（petit jury）或“审理陪审团”（trial jury），以区别于 grand jury。——译注

[32]   Saussure, Foreign, 118.

[33]   Saussure, Foreign, 119.

[34]    Sumner, Folkways, 256.

[35]   Saussure, Foreign, 119.

[36]  有罪答辩a plea of guilty，无罪答辩a plea of not guilty，是普通法术语，指被告在审判之前对指控的一种回应——“有罪”或“无罪”，从而决定了该被告答辩的性质——有罪答辩，或无罪答辩。在英格兰历史上，如果被告拒绝提出有罪答辩或无罪答辩，他的审判就会延期，同时他会受刑（tortured），直到屈服或者死去。如果被告提出的是“有罪答辩”，则可以不受审，而直接被判决，这在美国导致了所谓plea bargain，也就是一种坦白从宽或庭外和解。——译注

[37]   指用刑（torture）。——译注

[38]  即陪审团。——译注

[39]  Sugarman,“Law”, 17.

[40]    Trubek，引自Sugarman,“Law”, 10。

[41]    Maitland, History, II, 11.

[42]   felony，普通法术语，这类罪行包括：严重袭击或殴打他人，纵火，入室行窃，非法吸毒或贩毒，重大偷窃，抢劫，强奸，蓄意破坏公物。在英格兰早期普通法之下，重罪罪名一旦成立，重罪犯（felon）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要没收充公。与felony相对的是misdemeanors（轻罪）。——译注

[43]   Emerson, English, 127.

[44]  Mokyr, Lever, 247.

[45]   Smith, Corporations, 131.

[46]  Emerson, English, 127.

[47]    Taine, Notes, 210.

[48]   Bloch, Feudal, I, 274.

[49]  在麦克法兰的讲义中，这一段的最后两句阐述得更清楚一些：“……犹如一场复杂的游戏——你能想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橄榄球赛或足球赛，或者一场没有裁判的拳击赛吗？而且，法律也是国民自信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庞大的现代联合体，如大英帝国、俄罗斯、德国，怎能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运行无碍。——译注

[50]   Huizinga, Confessions, 68.

[51]   较长的论述见Macfarlane, Culture, Chapter 3。

[52]  普通法规定：任何目击犯罪的人都必须高呼捉拿（make hue and cry），旁观者和路人也必须加入，共同呐喊和追捕，穿城越野，直到擒获并交到郡治安官（sheriff）手中。普通法还规定：任何未能履行高呼捉拿职责的百户邑（hundred），都有连带责任，但是发动虚假高呼捉拿也是犯罪。——译注

[53]   足枷，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一种用来示众的刑具，木架式，有孔，将犯人的脚踝锁在孔里，并将犯人放在公共场所（一般是集市上）示众，旁观者可以扔东西砸犯人。——译注

[54]    Campbell, Yeoman, 320—321.

[55]  McLynn, Crime, 17.

[56]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118.

[57]  Macfarlane, Culture, 66.

[58]   Taine, Notes, 179.

[59]　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1581—1613，英国诗人和散文家，比下面提到的威廉一世（在位1066—1087）时代要晚好几百年。——译注

[60]　引自Morley, Seventeenth, II, 70。

[61]   引自Bloch, Feudal, II, 412。

[62]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117.

[63]    Orwell, Lion, 45.

[64]  constitutionalism，宪政制度，或宪政主义。宪政主义认为政府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来源于并受制于一套基本法律。——译注

[65]   Orwell, Lion, 44, 41.

[66]    Wormald,“Feud”, 55；引用自梅特兰。

[67]    Bloch, Feudal, I, 128.

[68]   Vene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lay. 语出《圣经·新约·罗马人书》（Book of Romans）第12章第19节。——译注

[69]  引自Porter, Eighteenth, 254。

[70]   Laing, Observations, 166; Emerson, English, 127.

[71]   Landes, Prometheus, 191.

[72]  指大陆法系。所谓“晚期”，是说在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483—565，在位527—565）下令汇纂“早期”的，即公元2—3世纪的罗马法学论文，这些论文原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但查士丁尼赋予其法律效力，使其成为了其帝国整个民法（civil law）体系的组成部分。经查士丁尼汇纂的法典称为Corpus Juris Civilis，或Code of Justinian。12—15世纪，欧陆国家认可和复兴了查士丁尼罗马法，为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continental law）奠定了基础。今日的大陆法系被称为Civil Law，或neo-Roman Law，足可见其渊源。——译注

12教育、语言和艺术

在英格兰，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流动的途径。英格兰没有法律上的身份之说，却有一架又一架互相平行的社会之梯［1］，教育就是人们攀升或帮助子女攀升社会之梯的工具。帝国时代末期的一种教育观是：“单纯的知识积累只能阻碍心智，而不能教育心智。……性格教育应当通过个人的实际活动，而非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教导而完成，（英格兰）在这方面当今仍居领挈地位，除了其他英语国家之外几乎无可匹敌。操场在英格兰青年的‘实际’教育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2］

泰纳描述了寄宿学校如何使男童们作好准备，以便将来进入一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竞争的，但是有序而又合作的社会：“总体说来，这里对人类天性的尊重多于对它的干预。在英格兰教育的影响下，男童们犹如英式花园里的树木；而在我们法国教育的影响下，男童们好比凡尔赛的那些修剪成篱的树木。［3］以英格兰的中小学男生为例，他们活脱脱像大学生一样自由……充满主动性，富于责任感。看见12岁的孩子被培养出了堂堂男子汉的尊严，你不免扼腕称奇。”［4］

泰纳研究了英格兰的团队游戏和体育运动，并得出结论：“由于每一个板球队都要服从一套纪律和任命一个领袖，这里早早地播撒了结社精神的种子，大家既实习如何服从，又实习如何指挥。但是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远不止于板球队，而是从孩提时代到少年时代［5］一脉相承地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个独特的小国家，拥有自己的首领和自己的法律。首领是高年级学生（中学六年级[sixth form]），尤其是本校15名地位最高的学生（班长）；每一个学馆的首领也由地位最高的学生担任。他们维持纪律，督促其他人遵守规则，干的是一份大致相当于助理教员（ushers）的工作。他们阻止恃强凌弱，仲裁一切争执，惩罚违规者，在弱小男生与村民或店主发生纠纷时进行干预。简而言之，英格兰的情况是学生管理学生，每一名学生首先服从权威，到了一定时候又施行权威。在校最后一年，每一名学生已被招安，站在校规——犹如国法——的一边，维护它的尊严变成了他的职责，他懂得它的价值，自觉自愿地遵守它，而不是违反它；相反，法国的男学生是决不会放过违规机会的。”

泰纳注意到了这种制度的后果：“因此，当他们离开中学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时，他们较少［6］将规则视为荒唐，或将权威视为可笑。他们让自由与服从达成了和解，他们更能理解一个社会存续下去的条件，也更能理解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7］泰纳还指出，在英格兰，“智力的学习和培养放在末位，性格、心灵、勇气、力量和身体的锻炼放在首位”［8］。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英格兰儿童是法律上、社交上、道德上的独立的个人，而且他们“成人化”的过程非常迅速：“英格兰的儿童早早地成为了理性的、容易沟通的人。”［9］

有些儿童去上学，有些儿童去做佣工或学徒，英格兰的这类机制把你带出了家庭，把经济与社会分隔开来，把你放到了市场和社会流动的阶梯上。作为分立的个人，你在法律上成为了权利—义务的完全承担人。你的社交网络、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不由父母塑造，而由朋友、老师和雇主塑造。你学会了独处，学会了利用你自己的资源，学会了独立和顽强。这使你准备好了应对各种情况，尤其是应对极度的艰难困苦：“1991年，商人罗杰·库珀（Roger Cooper）离开伊朗时解释说，任何人，只要经历过他在布里斯托尔的克里夫顿公学（Clifton College）［10］的生活，那么，在被宣判间谍罪，并被投入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尔文监狱（Elvin prison）之后，他一定能够幸存下来。这不仅是因为低劣的食物和全面的艰苦环境起了作用，更是因为早年的教育使一个人学会了如何生活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实世界之外——无论那是在布里斯托尔，还是在暗无天日的苏丹。”［11］

英格兰的语文学校（grammar schools）和公学（public schools）以及大学形成了一个非凡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它的设计宗旨是教人们思考，包括如何记忆、如何论辩、如何反驳、如何试验新思想、如何发明新的解决方案、如何说服他人。诚然，很多教育体系的设计宗旨都是教人们思考，但只能按当前政治和宗教所认可的思路，作狭窄的、有的放矢的思考，修道院、伊斯兰学堂（madrasahs）或中国的儒家教育就是例证。

而且，英格兰中世纪以来的教育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程序，因为它是在家庭之外，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开始的。如前所述，从八九岁开始，穷孩子去为别人做佣工或劳工，稍微富裕一点的去做学徒，中产阶级的去读语文学校或公学，富裕的被上流社会家庭收去做侍从（pages）。如此这般，一种传统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英格兰的一种最著名建制的产生：据统计，1820年英格兰有2万所小学，还有许多举世闻名的公学，譬如伊顿（Eton）、温彻斯特（Winchester）、拉格比（Rugby）、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查特豪斯（Charterhouse）。［12］

英格兰儿童的性格在这里得到了塑造，这种性格的基础，是在非家庭关系中的成功，是与广大世界的搏斗，而不是大多数文明中的家庭主义教育（familistic education）。英格兰的男孩子们，尤其是寄宿学校的男孩子们，经历了一系列教育机构——小学（Preparatory School）、公学、大学——的陶冶之后，应当会被培养成坚韧的、自信的、足智多谋的成年人。除了教给他们心智工具（tools of the mind）以外，还要教给他们具体技能，使他们能在东印度公司、印度的行政机关、伦敦的金融或法律机构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此外还要在他们身上培养一系列品质，例如通过游戏培养合作精神和大无畏精神，通过级长制（prefect system）培养责任心和统治艺术，通过抗击外在威胁培养内在力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公共生活技能，而非家庭生活技能。英格兰的教育制度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起源之谜的关键，正如中国的儒家教育制度是凝聚昔日中华文明的关键。

*  *  *

这种教育制度直接馈入了16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诞生的那个想像的帝国，并且支撑了英国的政府系统——统治国家的绅士们从同类学校毕业，拥有伊顿、剑桥、四大法学院的关系网，离校后开始管理一个一体化的政治—法律—经济体。教育体系是特权之棱堡，然而是个比较开放的棱堡。它是英格兰生活的一个格外重要的成分，卡默茨注意到，英格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英格兰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远非其他任何一个杰出的教育体系所能及。……它们成功地保存并发展了某种类型的性格和某种公共服务理念，没有这些，英格兰绝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国家。”［13］

在欧洲的大多数帝国，帝国主义者都倾向于“当地化”。也就是说，居住在海外领土——印度支那、拉丁美洲、非洲——的帝国主义者将子女就地送入教会学校或其他学校。由于接受当地教育，与当地人频繁通婚，与祖国绝缘，一两代人以后他们滋生了强烈的异国感。同样的情况也或多或少发生在大英帝国的白色地区（white parts）［14］，那里建立了优秀的中小学和大学，譬如哈佛和耶鲁，两三代人以后，他们也滋生了疏离感，于是他们在美洲决定与祖国分离了。

然而，大英帝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并非白人殖民者的一统天下，例如西印度群岛、印度、缅甸和非洲，那里发展的教育体系与祖国的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拉伸到了远方和全球各地而已。身在印度或非洲的英国父母也将子女送出家庭，去读寄宿学校，但不是就地读，而是漂洋过海，回“家”到英国去读。

我自己家里好几代人都经历了同样的程序。我们6—8岁被“送回家”——我自己是从印度被“送回家”；然后被放到最低的梯级，即寄宿学校，在那里我们“变成”了英国人。我们学习游戏、俚语、反讽、阶级体系、本“部落”的神话和仪式。寄宿10年之后，或许再加上3年的大学或军事院校生活，我们从头到脚变得十足地“英国”了。于是我们准备好再次进入程序，也就是加入印度行政机关，或者到远方开茶场。当我们枯坐在世界的遥远角落时，我们心里从不怀疑英国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异国他乡的旅居者，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也会把他们送回去，放到同一架梯子上。

换言之，我们学会了玩一场“做英国人”的游戏，我们变成了“这个品种”（the Breed）的一分子。这个程序体现在纽博尔特的一首名诗中，他以自己在克里夫顿公学的生活为基础，描述了一个人在那里学到的功课如何被携往未来的一切所到之处。如果我们认为滑铁卢之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15］，那么下文是对此种信念的一次诗意表达：

今夜运动场，屏息又住声，

有十分要拿，有比赛要争；

蓄势的球场，眩目的灯光，

一小时争斗，运动员上场。

并非为一件有绶带的外衣，

或为一时荣名的自私希冀；

为的是队长在肩头的一击：

“加油！加油！玩好游戏！”

大漠之沙粒，浸透一片红，

方阵在破碎，鲜血染荒冢；

机枪已哑火，团长已阵亡，

尘埃狼烟中，将士眼如盲。

冥河之水已漫过右岸左堤，

英格兰太远，荣誉徒虚名，

是学童的声音把队伍召集：

“加油！加油！玩好游戏！”

一年复一年，受神圣谕令，

看妙音起处，乃母校清影；

母校之子啊，人人须聆听，

片刻未敢忘，殷殷之叮咛。

男儿们张开了欢愉的胸臆，

终生铭记有如不灭的火炬；

再向身后的队伍依次传递：

“加油！加油！玩好游戏！”［16］

*  *  *

识字率或正式教育普及率是否与工业化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已有大量讨论。莫基尔大概说得不错：“总之，鲜有证据表明教育在英格兰工业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却有证据表明经济活动也许可用其他一些抵补优势（offsetting advantages）去补偿教育不良的劳动大军。”［17］例如，在现代早期，日本的识字率高于英格兰，但是并未导致日本的工业化。

说不定恰如莱恩暗示的那样，等式是倒过来的，也就是工业化唤起了城市劳工对读书写字的更大兴趣，而非相反。“如果一个访问欧洲的陌生人，譬如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有机会周游英格兰和德国，他会宣称英格兰是这两国中教育程度更高、读书更多的国家，因为所有的指数——印刷业、文具店、书籍、活页文章、报纸、小册子、广告、布告、招贴——无不表明：即使对于社会的最底层阶级，读书写字也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仅是消遣，并且深入到了他们的每一项日常活动之中。”［18］

英格兰的教育体系并不是世界首次工业革命的惟一起因，它与阶级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工业革命的一揽子背景。整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单是一个有关识字率的统计学问题。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人与家庭分离，到家庭以外去接受宽泛的独立活动训练。对劳动大军来说，计数和识字的技能也许有用，却非不可或缺；而对绅士统治阶级和帝国海外人士的成长来说，独特的语文学校和寄宿学校制度倒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英格兰的识字率也许不及某些国家那么高，但是英格兰特有的社会结构却让识字人口分布得比大多数国家更广。在一般的旧制度社会，充其量只是一小撮占总人口5%的最高层人士有着较高的识字率，农民一律是文盲；但是在英格兰，占总人口半数的“中层”和以上人士至少有一定的断文识字能力。例如，截至16世纪，约曼构成了送子读大学的最大阶层之一。事实上，约曼阶层构成了识字群体的中坚，因此拉蒂默（Latimer）在对亨利八世国王的某次布道中说：“倘若陛下听凭约曼们不能送儿子去上学……则终将毁掉这个王国。”［19］识字的普及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但肯定不是惟一因素。

*  *  *

有一个重要表征恰好与英格兰的社会结构和英格兰人的法律身份缺位十分配套，那就是英语的平等主义性质（egalitarian nature）。爱默生注意到了德国和英格兰在语言方面的差异：“在德国，有知识的人说一种语言，群众说另一种语言，两者互不搭界，以致我们听说，任何一位伟大德国作家笔下的情感和词汇都是下层阶级闻所未闻的。但是在英格兰，贵族的语言也是穷人的语言。在议会，在布道坛，在剧院，当演讲者站起来表达思想和感情时，其语言马上化成了大白话。即使街头百姓，也能最好地理解最美的言辞。他们的语言仿佛直接来自《圣经》、弥尔顿（Milton）、蒲柏（Pope）、扬（Young）、科伯（Cowper）、彭斯（Burns），或司各特（Scot）。”［20］这说明，尽管罗曼（Romance）语系［21］充满了身份标记（status marks），譬如“您”（vous）或“你”（tu），英语中却没有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英语好像出了什么怪事，以致远离了敬语（honorific）和身份区别用语，寥寥几个残留者后来也受到了挑战，一个例证是贵格会教徒反对使用“thou”和“thee”。［22］

布洛赫认为，英格兰的与众不同在于其语言，因为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起，英语就不在白话和宫廷语言之间划分界线，换言之，英语是全民共说、全民共写的语言。后来拉丁语成为了全欧洲的精英用语，但是惟独西欧有“一个社会是长期的例外，它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不列颠。这并不是说那里不写拉丁文，或写不好拉丁文，而是说拉丁文绝非那里惟一的书面语。古英语很早就被提升到了文学语言和法律语言的尊贵地位，阿尔弗雷德大王［23］的愿望是：青少年应当首先在学校学英语，出类拔萃者再继续学拉丁文。诗人们用英语写诗歌，这些诗歌的记录和流传既是通过文字，也是通过诵读。历代国王将英语用于他们的法律，大法官法庭（chanceries）也用英语书写法律文件。……这种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此一家，它能借助一种广大民众采用的表达媒介，与最高雅的层次保持联系。”［24］诺曼入侵之后的一两个世纪，英格兰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士操用法语［25］，形成了英语和法语在一定程度上并埒的局面。但是这种差别日益减小，及至14世纪，英语已成为国语，不过拉丁文仍然是一种书面语，在宗教和某些法律分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欧洲其他地区的语言出现了阶级差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老百姓的语言——它们均有日耳曼语系（Germanic group）［26］的渊源——和知识分子的语言属于两种毫不相干的语系。……年深月久，两种语言的分界线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类族群（human groups）的分水岭：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未受教育的民众，其中每一个人都囿于自己的当地方言；至于文学，他们只知道几首世俗的诗歌，几乎全靠口口相传。……”［27］

综上所述，我们从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上发现了一种不分阶级的全民语言。然而，由于英格兰人重视财富和教育方面的微妙差异，所以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玩这种可以区别阶级的语言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口音来区别：任何一个英格兰人在几秒钟之内便可凭口音知道另一个英格兰人属于哪个阶级。不过，口音是能够学会的，这正是萧伯纳剧作《皮格马利翁》（Bernard Shaw, Pygmalion，据此改编成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主题，也是昂贵的寄宿学校和大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另一个区别是看一个人所用语码（linguistic codes）的复杂程度。中层和上层阶级使用复杂语码，下层阶级使用的语码较为有限。不过这仍然可以改变，人们不难把简单语码变成复杂语码。我们的家中若有子女或孙辈上学，便知学童跟家人谈话可以截然不同于跟朋友谈话。因此，在英格兰，语言规则像游戏规则一样，适用于全民，以平等为其基础，只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玩语言游戏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但是总体说来，英语是一种极其民主、积极和直率的语言。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王子（Prince Hal）跟父亲谈话和跟福斯塔夫（Falstaff）谈话没有显著的差异，李尔王（Lear）跟小丑谈话和跟女儿们谈话也没有鲜明的区别。乔叟小说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操用的语言却大体相同。

此外，英语也没有性（gender）的区别，罗曼语系和其他一些语种却大力强调这种区别。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写道：“性是印欧（Indo-European）语族［28］的一个古老成分。但是顺便说一下，在英语中，就名词、形容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的正式用法性而言，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仅仅滞留于人称代词的第三人称单数——他、她、它。一本真正实用的、不受传统束缚的当代英语语法书绝对不会提到性，除非是在讨论这三个小小的代词。”［29］英格兰妇女无须像其他大多数社会的妇女那样，用一套专门的敬语和恭称对男子说话；全体英格兰人也不像法国人那样，区分阳性（male）名词和阴性（female）名词。英语一概都是中性（neutral），至少从13世纪以来就是如此。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地都受到了英语的吸引，也揭示了为什么在用英语教学的学校里，英语似乎增进了女学生的自信。

最后，英语是一种全国通用语言。虽然各地的方言有很大差别，但是英伦小岛南部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威尔士的部分地区除外），如同他们实施同一种法律。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前英格兰与所有欧陆国家的一大差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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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对话基础导致了英格兰人对含蓄表达（understatement）的重视。爱默生说：“英格兰人说话留七分，躲开最高级形容词，闭口不说恭维话，而且他们声称：在法语中一个人不撒谎就无法讲话。”［31］或如莫罗阿（Maurois）的观察：“如果你是世界网球冠军，你就说：‘是啊，我网球打得不太坏。’如果你独自驾一只小船横渡了大西洋，你就说：‘我作点儿划船运动。’”［32］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尤其鄙视说话夸张，满口恭维，滥用华丽辞藻。

英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反讽（irony），以及比反讽更热辣的形式——讽刺（satire）。从乔叟，到莎士比亚、蒲柏和斯威夫特，再到奥斯汀、王尔德和沙利文，英格兰的许多伟大作家都是此中高手。帕克斯曼描述道，在艾伦·班尼特的剧作《故国》（Alan Bennett, The Old Country）中，一名叛国间谍是这样思考英格兰的：“我们是在反讽中孕育的人，我们从子宫游进了反讽——反讽是羊水；它是银海；它是他们僧侣般的事业的水泊，冲走了罪孽、目的和责任。打趣却又不打趣，介意却又不介意，认真却又不认真。”［33］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中小学教育有很大一部分花费在学习如何掌握反讽和讽刺这两种修辞艺术和文学技巧上。大部分英式幽默的关键是玩语言游戏，说反话，向对方传达隐蔽的信息。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发现，反讽式的幽默是英格兰今日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习惯于不说出心里的真意；反讽、自嘲、含蓄、拐弯抹角、语焉不详、佯装礼貌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本性，是做英格兰人的要素之一。这种独特的头脑构造是从小培养的，我们的儿童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一般已经掌握了迂回吹牛的艺术，也已经有能力自嘲地吹奏喇叭了。”［34］

反讽要想奏效，听众必须能够读懂言下之意，也就是能够分享一个话音的隐蔽而间接的含义。英格兰文化中有太多共同的价值观和话题可以分享，这使得反讽和讽刺能够风靡全国。

反讽的第二个背景因素是权力平等和不平等此起彼伏。最明显的例子是政治生活。18世纪是英格兰反讽和讽刺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德莱顿（Dryden）、蒲柏、《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等等。最近几十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欧国家，因为那里的政治体系受到了某种掌控，明明有太多现象值得批评，却不允许公开批评。同样，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hypocrisy）和言不由衷也为王尔德、萧伯纳等人的反讽敞开了大门。人们不得不迂回地攻击政敌和社会权势。

许多反讽和讽刺玩的是一种礼貌礼仪的喜剧。当然这不是英格兰的独家把戏，法国也充满了反讽，其中翘楚是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的作品，然而奇怪的是，法国的讽刺有一种不同的风味，有时它更痴迷于宫廷生活，也更尖酸刻薄，英格兰的反讽和讽刺可以非常恶毒，不过一般却并不恶毒，如简·奥斯汀那样，更像是猫儿似的抚弄。它的最佳境界是，某种隐藏的含义蓦然击中了听者或读者，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们也不能确定究竟是有一枚真炸弹还是一枚想像的炸弹。

幽默很可能是英格兰人最重要的文化特点，这个事实是一种广泛的语境，其中反讽占据了格外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不打算赘述，仅从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就此问题的长篇论述中摘录一个文段：“英格兰人对幽默并不拥有一种全球垄断，然而他们的独到之处是，幽默在英格兰日常生活和文化中无处不在，其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实际上，英格兰人的每一场对话和每一次社交互动都至少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揶揄、戏弄、反讽、俏皮话、嘲笑、双关语、讽刺、含蓄表达、幽默的自嘲、挖苦、对华而不实的讥诮，或者纯粹的胡说八道……当他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就开玩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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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非常古老，它的根子几乎没有受到拉丁文的影响。如同英格兰的法律一样，它也具有未曾中断的连贯性。阅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和中世纪的英格兰文学，尽管你需要一个习惯过程，但你仍觉得它相当熟悉，觉得乔叟很容易理解。布莱克（Blake）、华兹华斯、科贝特（Cobbett）、狄更斯、吉卜林（Kipling）、奥威尔等，很多作家都是简洁明快的写手。

英语是微妙的、多层次的，适合于反讽、讽刺和各种精妙曲折。它是店主、律师和行政官员的语言，也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语言。它充满个人主义色彩，很重视人称代词，像英格兰的亲属称谓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它也能正视对方，足以实现协调、友谊和合作。此外，它大力强调时间和动作的形态，有很多组复杂的动词形式。

英语也极富音乐性、节奏性和暗示性，到了弥尔顿、济慈、霍普金斯的手中，它可以用最动听和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最深刻的真理。大卫·塞西尔指出：“英语是诗人的语言，是适于用来描写事物和表达感情的最理想工具。它是灵活的，它是多变的，它拥有无限的词汇量，能传达各种微妙的色度，能栩栩如生地向心灵的眼睛展开它希望召唤的画幅。更因为它丰富多彩，它能描绘所有那些无名的情绪、那些缥缈的幻想——许多诗歌的素材就是由它们组成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更好的语言能够如此触动心灵和点燃想像了。”［36］

大卫·塞西尔继续写道：“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精神，通常是用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意大利人以绘画著称，德国人以音乐著称，俄国人以小说著称。英格兰却以她的诗人而饮誉。……英格兰诗歌的壮丽辉煌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德国音乐和意大利绘画充其量只有200年的兴盛，但是英格兰从14世纪至今连续不断地产生伟大的诗人，形成了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37］诗意不限于我们所定义的诗歌，它的一次最杰出表达或许发生于17世纪，在《圣经》被翻译成“标准钦定本”（Standard Authorized Version）［38］的那一刻。这个译本成为了诗歌和文学的瑰宝，至今还让我们很多人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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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劳斯·佩夫斯纳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中欧犹太移民，在“二战”的阴影下研究英格兰文化并陶醉其中。他对英格兰艺术的某些特点极具洞察力。他的“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39］被扩展成书，以《英国艺术之英国性》为题出版（1956年），书中评述了英格兰艺术的一系列表征，下面稍加引述。

一个观点是在谈到英格兰民族性时经常提出的，那就是：英格兰艺术充满了矛盾对立，惟一的理解方法是观察一对对难以消解的张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佩夫斯纳写道：“撰写艺术风格史也罢，绘制国民文化地图也罢，惟一可能成功的办法——亦即逼近真相的办法——是从两极对立的角度去完成，也就是观察一对对看似性质相反的事物。”［40］他赞同地引用了布莱克的评论：“没有矛盾就没有进步。离开了吸力和斥力、理性和活力、爱和恨，人类就无法存在。”［41］他举了一个例子：“垂直哥特式（Perpendicular）是刚直不阿的，装饰哥特式（Decorated）却是偏斜的、多变的、任性的、非逻辑的、不可预测的。［42］它是无理的，相反，垂直哥特式却是有理的。”［43］佩夫斯纳寻找的是一种深层逻辑，能将所有这类表面上的矛盾体贯通起来。

英格兰人让不可化解的矛盾变得可以容忍的一个办法，是佩夫斯纳多次说到的虚伪或伪善（hypocrisy or cant）。不过佩夫斯纳认为，与其说这是“虚伪”，不如说是“折中”（compromise）［44］。  例如，“雷诺兹（Reynolds）的每一幅办公室肖像画都是折中的范例。”［45］他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作品［46］，然后他将这个表征与一个更广泛的特点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宽容——就事论事，反对盲目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佩夫斯纳的心底或许还在回忆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统治下发生的事情。

佩夫斯纳之所以举出威廉·莫里斯为例证，是因为莫里斯一边鼓吹社会主义，一边为富豪们制造令人叹为观止的奢侈品。莫里斯等人的艺术不讲逻辑，前后矛盾，然而，“说不定非逻辑性（illogicality）也是一种民族性？——毫无疑问是这样。英格兰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含有奇妙的非逻辑性，这一点稍后讨论，眼下我们只须记住，英格兰人心理上的矛盾、折中、虚伪是三个多么紧密的近邻。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就事论事’只是这种特质的第四个侧面。……‘就事论事’可说是英格兰文明的一大福气。……因此，超然物外（detachment）是‘就事论事’的必然结果。”［47］

然而，缺乏统一的、激越的、逻辑一致的想像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佩夫斯纳认为这个代价是：无论在音乐或绘画领域，还是在建筑领域，英格兰都未产生最伟大的艺术家。实际上，英格兰在文学和科学领域人才辈出，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的恢宏思想不容小觑，但是佩夫斯纳没有用他们来平衡自己的说法，而只是指出，英格兰“没有巴赫，没有贝多芬，没有勃拉姆斯；没有米开朗基罗，没有提香，没有伦勃朗。……业余画家要想一辈子保持业余身份，他们就必须欠缺一股猛烈的冲动——冲向一种心无旁骛的、必须奉献终身的自我表达。”在《英国艺术之英国性》的结论中，佩夫斯纳再次列举了那批英格兰无法比肩的欧洲艺术巨匠的名字，并再次给出了相同的理由。他说，英格兰之所以缺乏卓尔不凡的天才，“依我之见，是因为英格兰的民族性日益偏重于实用意识、理性和宽容的缘故。英格兰的民族性在收获了宽容和公平游戏的同时，却也失去了狂热，至少失去了一种激情——本来仅凭这激情本身就足以产生最伟大的艺术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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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夫斯纳认为，有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是英格兰艺术中最具英格兰气质的，那是13—16世纪的英式垂直哥特（English perpendicular）建筑风格。出于好几个理由，此种建筑风格对于我们这本书的论说格外有意义。首先它很古老，出现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很久，而且它是英格兰独有的。它从14—16世纪持续了足足200年，其间几无变化，这使我们不禁怀疑：当时英格兰社会的整个思想意识是否果真是在从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形态转型。［49］

其次，这种风格等于是从建筑学上表明了英格兰生活各领域之间至关重要的分离。佩夫斯纳相信，英格兰中世纪艺术最为独特的一点是，它将教堂中的一部分隔离成了一些矩形的盒子，各自独立，而不是统一起来，变成惟一空间作主导。不妨说，只有事后追想，教堂的整个空间才好像是统一的——这方面的最辉煌范例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

此种风格我将留给佩夫斯纳自己去解释，但是我要指出他的言下之意：这是英格兰非极权主义（non-totalitarian）艺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不压制平衡，也不禁止分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即兴艺术（a pragmatic, ad-hoc art）。佩夫斯纳不断地将它与英格兰的其他一些现象联系起来，例如英格兰的实用主义哲学、法律体系、追求个性和自由，等等。

垂直哥特风格显然从多种传统中汲取了元素，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纯粹英格兰式的：“中世纪后期——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亨利七世时代［50］——英格兰的那些宏伟的教区教堂，在每一个侧面都无与伦比地体现了彻头彻尾的深刻的英国性。”［51］而且，垂直哥特风格非常保守，显然是既渴望保留某些仍然奏效的元素，又拒绝某些随着罗马影响的回潮而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新风格。“令外国人惊讶的是，保守主义顽强地表现在另一个事实上：垂直哥特风格——所有建筑风格中最具英国性的风格——一旦问世，便几无变化地持续了一百多年（约1350—1450）。”［52］佩夫斯纳重申了这种英国性和延续性：“它的英国性是如此深刻，以致垂直哥特风格的任何一个细节在国外就连依稀的相似物都找不到；它的英国性是如此深刻，以致它毫无变化地延续了将近200年。垂直哥特风格被引证为保守主义的标志，但它实在也是英国性的标志。”［53］

垂直哥特风格的要义是什么？佩夫斯纳通过一番描述表明，其要义是中央化的缺位，以及一种整体的、包罗万象的、统一的概念的缺位。“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教堂采用木顶（timber roofs），而非石穹（stone vaults），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木顶却像最精美的石穹一样复杂，也像后者一样有棱有角。它们堪称细木工匠的胜利凯旋……它们也反驳了所谓忽视空间造型是英格兰特性的论调，你甚至可以说，它们使整个建筑变得浑然一体。在石穹教堂中，墙壁的外在材料和内在特性一气呵成，没有间断，直抵我们头顶上的穹隆的最高点。穹隆使空间收束起来，也将各个部分连接起来。但是在英格兰，你见到的是一面又一面的墙壁，墙与墙之间是一道又一道的桁梁。局部依然是局部，彼此之间依然隔离。”［54］

接下来，佩夫斯纳列出了一些表征：“棱角（angularity）必须优先考虑。垂直哥特式教堂的方形圣坛（chancel）见棱见角，恰好和垂直哥特式教堂的方形平顶塔楼（square-topped tower）遥相呼应，这在欧洲大陆极其罕见。……方形平顶塔楼是最具英国性的，它不展示雄心，它在垂直线和水平线之间折中，甚至有一种平铺直叙的意味。”另一个表征是圣坛：“教堂的平面图也同样令人信服地凸现了英国式的方方正正，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是方形圣坛的历史。”［55］

与同期欧洲大陆的建筑对比，佩夫斯纳得出了英格兰建筑别具一格的论点：“确实……英式哥特大教堂历来比法国的大教堂孤傲得多。后者更加紧密地塑造和统一它的体积和空间，英格兰却不接受法国的创新。这种态度或可称为保守主义，但也标志着英格兰人独有的对服从的厌恶。让我再次强调，局部之间保持着协作，相辅相成，并且是方盒形状，而不是圆形。”［56］

英格兰建筑风格是不统一的、非逻辑的、实用主义的、即兴的、无原则的，这一切特性在罗斯金［57］笔下都有记叙。佩夫斯纳给出的一个例子是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林肯大教堂的‘疯狂穹隆’（crazy vaults）……的非逻辑性（illogicality）令人错愕。”他继续论说：“毋庸置疑，非逻辑性必须被列为一种英格兰特性。……英格兰人厌恶把一个思想或一个思想体系推向其逻辑的最终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无须赘言。”［58］

另一种对比方法，是在实用主义合理性（pragmatic reasonableness）与浓烈激情之间进行对比：“无可否认，垂直哥特式建筑和帕拉第奥式（Palladian）建筑［59］背后都隐藏着合理性，也时常隐藏着——用大白话来说——一种通情达理。……林肯大教堂和夏特尔（Chartres）大教堂的始建日期相距不超过5年［60］， 两相比较之下，我要重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法国纵向风格与英格兰双向平衡风格——或曰优柔寡断或折中妥协——之间的反差更醒目的了。……林肯大教堂由此缺失了热情……却收获了醇厚的人性和单纯的快乐。”［61］

至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佩夫斯纳可不是社会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他好像最喜欢把英格兰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特性解释为气候所致。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气候如何能解释英格兰的垂直哥特风格，除非洋洋洒洒地立论，并最终导致一个结论：英格兰广泛采用橡木做屋顶。有助于我们思考的倒是其他一些评论，它们将这种建筑艺术归因于英格兰很早就流行中产阶级的金钱价值观和实用主义。

佩夫斯纳在其著作的较早章节曾经详论贺加斯，并指出贺加斯和其他一些画家是地道的中产阶级。贺加斯“不仅属于中产阶级，而且他是中产阶级的示范性人物。他的姐妹们卖男女服饰。……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那个世纪［62］和前一个世纪的艺术家大都来自这样一个阶级。……我将在后文中论证，所谓英国性，至少早在英国历史上最具英国性的一个阶段［63］，已经具有了中产阶级特有的诸般表征。”［64］

他所说的这个较早阶段是一个最具英式垂直哥特风格的阶段，为了举例说明自己的论点，佩夫斯纳提出：“理性主义，或用大白话说，明智的行为方式，断然是中产阶级的理想。无怪乎我们发现它是中世纪末期的主导力量。将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视为一段商人占优势的时期，绝不是什么异想天开。”［65］

[1]   意谓政治、宗教、经济等互相平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阶级之梯。——译注

[2]    Marshall，引自Mokyr, Industrial, 300。

[3]   如此对比是因为，英式花园大多是无序和半荒芜的，法式花园大多是有序和工整的。——译注

[4]    Taine, Notes, 102.

[5]    从小学到中学。——译注

[6]  与法国学生相比。——译注

[7]   Taine, Notes, 104.

[8]    Taine，引自Paxman, English, 190。

[9]   Boswell, London, 66.

[10]  Clifton College是一所公学，而非大学的学院。College一词常用于中学，例如Eton  College（伊顿公学）、Winchester College（温彻斯特公学）。——译注

[11]    Paxman, English, 182—183.

[12]   这几所公学的创立年份依次为：1440，1382，1567，1179，1611。——译注

[13]   Cammaerts, English, 133.

[14]   白色指肤色。——译注

[15]   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on the playing fields of Eton.此语据说是惠灵顿公爵的自评，但也有很多史家认为不然。惠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毕业于伊顿公学，后率英国军队赢得滑铁卢之役。——译注

[16]    这首诗是英国诗人纽博尔特（Sir Henry John Newbolt，1862—1938）最著名的诗篇，题为《生命火炬》（Vitae Lampada），第一节描述克里夫顿公学的一场板球比赛，第二节描述1885年发生在苏丹的一场战役（Battle of Abu Klea）。——译注

[17]    Mokyr, Industrial, 303.

[18]   Laing, Observations, 314—315.

[19]   Peacock, English, 171.

[20]    Emerson, English, 79.

[21]  罗曼语系，亦称拉丁语系（Latin languages）或新拉丁语系（Neo-Latin languages），是印欧语族（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一个分支，它包含欧洲的40余种语言和方言，譬如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但是英语不属于罗曼语系，而属于日耳曼（Germanic）语系。——译注

[22]   此处似有误。此事说来话长：根据辞源，“thou”和“thee”分别是第二人称单数的主格和宾格，用在熟人之间，表示身份平等，但在中世纪逐渐被“you”取代，时至1450年，使用“thou”和“thee”已经有一点轻蔑意味。至于“you”，原本是第二人称复数的宾格（主格是“ye”），可作敬语，即“您”，用来称呼一位尊长，但是最终发展到用来称呼任何人，由此英语中不再有“您”和“你”之分。贵格会教徒认为“神是不偏待人”（God is no respector of persons，出自《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也就是上帝对一切人一视同仁，因此贵格会教徒故意坚持使用“thou”和“thee”，反讽地表示人无贵贱之分。——译注

[23]   不列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形成七国争雄局面，阿尔弗雷德大王是其中威塞克斯国（Wessex）的国王，在国体、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方面颇有建树，为后世英格兰的制度打下了基础。——译注

[24]    Bloch, Feudal, I, 75.

[25]    因为诺曼底公国是法国的一个采邑。——译注

[26]   日耳曼语系也是拉丁语族的一个分支，它包括德语、英语、荷兰语、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等语种。——译注

[27]    Bloch, Feudal, I, 77.

[28]  印欧语族包含数百种语言和方言，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之一，涵盖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许多地区，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是其分支。——译注

[29]    Kroeber, Anthropology, 238.

[30]   麦克法兰的讲义在这里的表述是：“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前英格兰与所有欧陆国家的一大差异，却是蕞尔小国英格兰与泱泱大国中国的共同特点，因为汉语历来也是中国统一的一把宝匙。”——译注

[31]    Emerson, English, 93.

[32]    引自Wilson, Strange, 260。

[33]   Paxman, English, 18.

[34]   Fox, Watching, 364.

[35]   Fox, Watching, 402.

[36]   Cecil, English, 61.

[37]    Cecil, English, 61.

[38]    通常称为“King James Version”，即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于1604—1611年翻译的版本。——译注

[39]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剧本并在广播4台（Radio 4）播出的一档时事系列讲座，以公司前领导Sir John Reith（1889—1971）命名。佩夫斯纳（Sir Nikolaus Bernhard Leon Pevsner，1902—1983）是出生于德国的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尤擅建筑艺术史，他的里斯讲座在1955年举行，讲座题为“The Englishness of English Art”，成书同名。——译注

[40]    Pevsner, Englishness, 24.

[41]   Pevsner, Englishness, 128.

[42]  垂直哥特式全称为Perpendicular Gothic，装饰哥特式全称为Decorated Gothic，是英式哥特风格（English Gothic）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约1380—1520年，后者是一个更早的阶段，约1275—1380年。——译注

[43]   Pevsner, Englishness, 129.

[44]   compromise，或译“妥协”。——译注

[45]   Pevsner, Englishness, 60.

[46]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画家、纺织品图案设计家、诗人、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发起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译注

[47]   Pevsner, Englishness, 67.

[48]   Pevsner, Englishness, 80, 206.

[49]  指转型为现代意识形态。麦克法兰不认为当时在发生转型，而认为英格兰的意识形态古已有之。——译注

[50]  亨利五世，1387—1422，在位1413—1422；亨利六世，1421—1471，在位1422—1461；亨利七世，1457—1509，在位1485—1509。——译注

[51]    Pevsner, Englishness, 90.

[52]    Pevsner, Englishness, 84.

[53]    Pevsner, Englishness, 94.

[54]    Pevsner, Englishness, 93—94.

[55]   Pevsner, Englishness, 94—95.

[56]    Pevsner, Englishness, 98.

[57]   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社会思想家和艺术评论家，毕业并任教于牛津大学，他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 of Venice）等著作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想之源。——译注

[58]   Pevsner, Englishness, 101—103.

[59]     帕拉第奥式建筑风格，得名于威尼斯建筑设计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他的设计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庙宇建筑的影响，讲究对称和透视。17世纪这种风格在欧洲复兴并流行，被称为Palladianism。英国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流行这种风格，后复归时尚，但它仍在英国各殖民地流行一时。——译注

[60]    两者都建于12世纪末。夏特尔是法国城市，位于巴黎以南八九十公里。其大教堂举世 闻名。——译注

[61]   Pevsner, Englishness, 122.

[62]    指18世纪。——译注

[63]    从下文看，这个阶段指“中世纪末期”或“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或指英式垂直哥特风格的鼎盛时期，即大约1380—1520年。——译注

[64]    Pevsner, Englishness, 54—55.

[65]    Pevsner, Englishness, 123.

13知  识

虽然伊斯兰学堂、佛教修院（Buddhist monasteries）等建制在理念上与西欧多有重合，但是大学基本上是一项西欧的发明。例如，赫夫曾经比较欧洲、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关于伊斯兰国家，他写道：“伊斯兰法律不承认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ies），因此城市、大学以及其他合法自治实体未能在那里发展出来。”至于中国，那里确实有一些学术中心，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不仅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偏向于文学知识和道德学问；相反，欧洲的大学不仅是自治的和自控的（autonomous and self-controlled），而且侧重于一套本质上属于科学范畴的核心课程”［1］。

在赫夫之前很久，伯纳尔［2］指出了让知识形成一种制度的重要性：“早期科学协会的创立还带来了一个更永久的效应：它使科学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带有……古代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标记，也带有它们的庄严性和学究气。”［3］同样，科恩也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方独有的现象，从中萌生了一种比其他地方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供科学生根发芽。”［4］

西方的大学既是“现代性”的起因，也是“现代性”的结果。它们是产生新理论和新发明的重镇，更重要的是，它们为较大的思想自由提供了舞台。当然，来自政治势力、宗教势力、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压强永远存在，但是在西方某些地区并不咄咄逼人。

将大学视为教育之所和发现之地，是一个古老的理念，早在14世纪末，就随着大学在欧洲的涌现而开始传播。但是，从那时到18世纪末，自由的、学院制的（collegiate）大学作为一个更古老的理念［5］， 似乎在欧洲各地渐渐凋敝，惟一的例外是英格兰：在这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幸存下来，以一种半自治机构（semi-autonomous institution）的形式，激励思想和培养统治阶级。

以剑桥大学为例，如果英格兰的众多诗人（从斯宾塞到华兹华斯）或科学家（从吉尔伯特到牛顿）没有上过剑桥大学［6］，他们能否作出伟大贡献将成为疑问。如此一来，英格兰人在艺术人文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建树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当然，大学之外也有不少建树，但是，如果大学之内未对电学、光学、血液循环、天体引力进行研究，很多发明大概都不可能问世，无论是航海术，还是蒸汽机的应用。［7］

较之具体发明和具体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些较为间接的现象。一个现象是，通过论争，通过抗辩，通过立论和反驳，通过提出假说（hypothesis）并检验假说，英格兰的大学和法学院保存了一种学问传统（tradition of enquiry）。这便是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总结过的方法，今人称之为“实验方法”。它加速了思想的进化，犹如对动物品种实行优胜劣汰加速了牲畜的改良。两者都改变了世界。

全世界的第一个科学协会是1660年创立的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8］。它使实验方法从此形成了制度，也使一部伟大的科学史［9］由此发轫。有了这种正式的学问方法，科学遂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长期进行的高雅研究有了区别。不过，在此之前，“开放”的实验性科学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它体现在欧洲各地学者的工作中，当然也包括13世纪以来的英格兰学者，如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罗杰·培根（Roger Bacon）、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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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世纪，科学在英格兰幸存并勃兴，这既是本书中心主题［10］的标志，也是它的结果。一旦将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分隔开来，便有了专门的空间，供各个专门的建制大放异彩。知识领域也不例外：“创造一个中立的真实世界，以区别于来自直接经验的原始数据（raw data），此种技术是现代分析科学（modern analytic science）的最根本建树，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源语言（original language）概念的发展。……一个中立的世界，对人类的努力无动于衷，对人类的活动漠不关心，在人类的愿望和祈求面前顽固不化，这一概念是人类想像力的一次伟大胜利，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价值观。”［11］

整个欧洲大陆却像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早先发生的情况一样：权势者对知识机构的财富和独立满怀嫉妒，对它们的自由探究满怀恐惧。弗朗西斯·培根一语中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当然不允许落到专制政权的掌控之外，于是自由的大学不再能够生存。但是在英格兰，知识大体上保持了自治，而且，知识不仅不被视为洪水猛兽，反而被视为福祉；后来英格兰又将这个理念传播到了美国。就这样，现代大学逆潮流而在英格兰保存下来。

罗宾·霍顿、卡尔·波普等人在论及这些开放的大学时，以不同的方式谈到了思想自治（autonomy of thought）问题。［12］在旧制度思想体系中，问题刚一提出就有了答案，因为哲学鼻祖已经揭示了一切。思想被封闭起来。既然先知、孔子、基督、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已将一切答案赐给了我们，过多地探究新知则无异于颠覆。与此相映成趣，现代社会开放式理性（open rationality）的精髓在于，它以知识能够不断膨胀作为前提假设（premise），认为一切现存知识都是暂时的、不完美的；天下之大，新知不断。

显而易见，这个前提假设存在于当今西欧许多地区，也存在于8—14世纪的中东——体现为伊斯兰的知识膨胀和对古希腊思想的复兴。但它不是轻而易举、舒舒服服地存续下来的。身为人类，我们寻求确然性。卡尔·波普描述的一种或然性（probabilistic）世界，一种“只有在证伪之后才算真实”的“猜想和试验”的世界，鲜有长期存续的机会。任何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当局或宗教当局，都巴不得切断它的前路，譬如，我们在纳粹国家看到过科学的覆灭。

令人惊异的是，弗朗西斯·培根概括的那种开放的、好问的、质疑的、“寻找新事物”的方法，作为一种理念，似乎从13世纪以降就一直贯穿在英格兰的思想史中。英格兰人绝不仅仅满足于探索物理世界——如他们后世对待他们的巨大帝国那样，而是建构了一个“思想帝国”（Empire of the Mind）。“英格兰人想问题很深刻，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一个样儿；他们喜欢钻牛角尖，富于经验和体验，由此将他们的科学帝国扩张到了四面八方。”［13］

*  *  *

思想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ought）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进路，是采用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推论。论及理性的成长（growth of rationality），或曰“世界的去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14］，盖尔纳认为“在原始心理和现代心理之间”存在一个“陡峭的断层”。［15］这就是他多次描述的“向有效知识（effective knowledge）的转型”［16］。

例如他说，“旧世界仿佛是一种非认知的（non-epistemic）世界，那里的认知原则服从于某种既定观念中的统管一切的基本原则，因此人们很少感到惶恐；但是在新世界，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这两种世界之间”发生了一次“大转型”，甚至是一次“根本转型”。盖尔纳的看法与波普和库恩（Popper & Kuhn）的看法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不过盖尔纳强调的是，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绝非易事：“较之从一个科学想像飞跃到另一个科学想像，创造一个理性的、非魔法的、非入魅的世界更是一种零的突破。波普低估了建立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困难，他似乎认为开放社会永远是唾手可得的。”［17］

盖尔纳的研究汲取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成长的某些思考。理性的现代世界具有两个中心表征，一个是一致性或一贯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一个是效能性（efficiency）。一致性是说“不存在特殊的、特权的、孤立的事件或领域”；效能性是说“通过冷静而理性地遴选最佳的现有手段，可以达到某个特定的、明确公式化的、单独的目的”。这需要“把所有可以分隔的东西分隔开……把所有复合体一直分解到它们的每一个成分为止”，由此创造出“一个通用的测量标准，一种普适的思想通货（conceptual currency）……把所有事实放进惟一一个连贯的逻辑空间……用惟一一种语言描述世界”。［18］

换言之，“理性”在这里意味着各个不同的领域解脱了相互之间的纠缠，足以让心灵自由驰骋，不会在大环境中磕磕绊绊，撞上那些不可逾越的宗教关卡、亲属关卡或政治关卡。在新世界之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空间去容纳魔法或神圣”［19］。相反，这里的情况是，思想从它通常的主人——政治、宗教、亲属关系等——手下获得了解放。我们向一切思想和一切怀疑敞开了胸怀。上帝无关，父亲无关，国王无关，我们是自己的主人，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关卡轰然倒塌，每一样事物被扯平，处于知识空间里的同一层平台。

由于某种奇怪的悖论，在一个宗教、政治、经济、社会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世界，往往也会出现分立的思想空间。那里总会有一些思想家试图越过雷池，跑进宗教或政治领域，去对国王讲逻辑，或者对教皇的圣谕讲逻辑，不过他们的下场要么是马上被要求悔悟，要么是马上遭到迫害。然而，现代世界的存在前提是允许人们探索任何一个公共空间（common sphere）。例如，大卫·休谟可将理性的逻辑运用于宗教，约翰·洛克可将它运用于政治，查尔斯·达尔文可将它运用于物种起源，尽管英格兰也有阻力，但是他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这样做。在大多数文明中，他们恐怕会当即受到制止，或者由于亲友的劝阻和自己的明哲保身之念，从一开始就打消了冲动。

在一个可测量的世界，人们认同的是一种价值无涉（value-free）［20］的探索。人们并不致力于传播一位帝王的圣旨，而是努力寻找崭新的天地，探索饶有意义的、令人好奇的事物。这条道路的一个特点是，不同于纯数学或纯物理中的情况，它不以先验的（a priori）或固定的原则为起点，而是始于假说和猜想，然后试验，并通过亲眼观察而精炼。［21］为了把握和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绘图、测量，绝不能未经切身证明便接受任何东西。

从13世纪前半叶的格罗斯泰斯特，到大约700年以后的卢瑟福（Rutherford）［22］，很多英格兰人都表现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思想模式，它是英格兰一切生活层面——农业、法律、造船、运动，等等——的精神内核。当然，它也表现在其他所有社会和所有人的身上，只是其形式较为收敛。人人都在观察世界和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在英格兰，这简直成了一种实用宗教（practical religion），而且如前所述，它还奇怪地糅入了大量无用的游戏和娱乐。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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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哲学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以及英格兰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又和另一个表征交织起来，那就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对实际结果的兴趣。访问英格兰的外国人特地指出了这两种表征。19世纪爱默生评论道：“他们对事实独具只眼，他们的逻辑是一种将盐送往汤、将锤送往钉、将桨送往船的逻辑，是一种厨师、木匠、化学家的逻辑，它紧跟大自然的次序，绝不为人的言辞所左右。”他还说：“这个民族的性格偏向是一种实用狂。他们酷爱杠杆、螺丝、滑轮、佛兰德斯挽马、瀑布、风车、水车，甚至酷爱海与风，因为能承载他们的货船。”他又说：“一种顽固的常识，一种无法轻易剥夺和扰乱的常识，是一千年来英格兰心灵的标志。”他继续历数：“英格兰人具有精确的感知力，能够一把抓住事情的要害，而且抓住了就不会滑脱。他酷爱斧头、铁锹、船桨、枪炮、蒸汽管；他的发动机也是自己造来自己用。他是唯物的（materialist）、节俭的（economical）、重商的（mercantile）人。”［23］

泰纳解释了旅行、从商和广泛的兴趣如何导致“正信息（positive information）源源不绝地流入英格兰人的大脑，仿佛河水流入水库”。但是他认为：“仅凭所有这些资源的可达性（availability），尚不足以解释水库为何如此饱满；此外还有某种东西，不妨说是一道斜坡，决定了水的流向或英格兰民族的天生倾向，那就是他们对事实的爱好，对实证（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的爱好，推理的本能，对确然性的需要。任何研究过英格兰文学和哲学——从莎士比亚和培根直到今日泰斗——的人都知道，这是英格兰人代代相传的性格倾向，专属于他们头脑特有的形状，是他们认知真理的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若以英格兰的方法看事物，那么，认知一棵树必须通过其果实，评价一条理论必须通过实践。除非一条真理最终能在实践中付诸应用，否则它毫无价值。在这种实用性真理之外空无一物，只有一些虚妄的客迈拉（chimaeras）。”［24］

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是盎格鲁—苏格兰—美利坚哲学的主调，从培根，到休谟，到皮尔斯和詹姆斯［25］，概莫能外。“实用主义被描述为美国的国学，被描述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精神——据称它强调实践性和思想的功用性（utility）——在理论上的表达”，不过追本溯源，这种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模式的“经典之国”其实是英国。［26］肯尼思·马修斯在总结英国哲学传统时写道：“英国哲学的天生特点如下述：富于常识，厌恶复杂，强烈偏爱具体而不喜抽象，一种老老实实的研究方法——老实到笨拙的地步，但是偶尔也有诗意的珠玉藏于其中。在约翰·洛克和伯特兰·罗素两人的哲学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家系，正如在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27］两人的航海术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师承。……英国哲学家，至少其中最典型的一批，是些脚踏实地的人。”［28］另一个例子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也是英国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对苦与乐进行成本效益（cost-benefit）分析的学问，其创立者边沁堪称一位非常典型的英格兰哲学家。

将哲学与那些据信是可被观察的事实以及实用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源远流长不难证明。例如贝利斯辩称，英格兰人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可以上溯到奥卡姆的威廉和英格兰经院哲学。［29］18—19世纪，英格兰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显著，“即使在科学领域，好像也能觉察欧陆思想家和英格兰思想家之间存在方法论上的这类差异。欧陆的巨擘倾向于强调在哲学思考的语境之内研究数学，英格兰的科学家却侧重于经验主义方法（empirical method）”［30］。

19世纪，泰纳记录了他结识的一个英格兰人的观点：“此人声称，这种对事实的需求是英格兰民族性的基调；如果让机器与生产脱节，它将不损自坏。”［31］泰纳注意到，英格兰的哲学追求事实，喜欢实证，对归纳性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有一种本能，对确然性有一种需求，“这是他们认知真理的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32］。奥威尔也说：“英格兰至今仍然信仰正义、自由、客观真理之类的概念。它们也许是幻想，然而是强有力的幻想。这种信仰影响了人的行为，国民生活因此而别有风味。”［33］

今人大多认为科学以“事实”（facts）为依据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并认为经验主义方法和实验是科学的核心，而科学的主要目的则是改善人类的生活。但是，假若我们置身于两三百年前的绝大多数文明，这种观点肯定不合群。在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甚至大多数欧洲文明中，都难觅它的清晰踪迹。首先，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事实”可供调查，因为那种世界受制于魔法力量、神秘力量和奇迹，充斥着心理暗示和幻觉，不存在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34］，不存在一套恒定原理（firm principles）。寻求可靠的事实或深层的确然性将毫无意义。

其次，在那里，只有从事最抽象、最纯粹的研究的人，才有幸获得进入一个小圈子的高贵门票，成为一名献身于思想的特权人物。如果你用粗鄙的物质性的东西把双手弄脏，亲自研磨透镜，用物理性的器具验证你的理论，便是自贬身份。那是工匠或店主才会做的事情。

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帝国时期，英格兰人历来是一个被店主统治的民族。这一点曾经惊倒无数世人。为了认识这个民族，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事实”的可靠性和自治性。我们还必须弄清实验在英格兰的崇高地位，也必须调查英格兰的一批人物，譬如柯克伯爵罗伯特·波义耳［35］，他在狩猎、射击和钓鱼之外，也深深涉足于化学。而且，我们必须在各种表征构成的综合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和财富，考虑其权力和宗教的稳固性和可预测性，考虑其特定的社会结构，连同一个罕见的现象，即英格兰的富人和学者绝不鄙薄实践活动，不像我们在大多数文明中发现的那样避之唯恐不及。总之，如果我们试图找出最近五百年英格兰科学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语境看问题。

简要分析一下，譬如我们首先可以指出，英格兰普通法这一举世无双的建制促成了一种逻辑井然的立论和辩论体系，它隐藏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方法背后，也隐藏在他的忠告“把大自然拿来接受试验”（put nature to the test）背后。第二个因素是，由于意识形态脱离了宗教组织和政治权力，英格兰人能够安宁地探索自然，不必担心天主教宗教裁判所（Catholic Inquisition）的迫害。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如前所述，由于生产力和人造物品（artifact）的迅猛发展，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变成了欧洲最富有的人。值得考虑的又一个因素是，伦敦发展成了一个思想重镇和研究中心，与英格兰的两三所古老大学和四大法学院形成了鼎立。此外，梅特兰也揭示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各类组织——包括皇家学会、种种辩论社和图书馆——背后隐藏的结社机制。

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因素是，英格兰不存在一小撮文化精英（literate elite）与一大群文盲农民（illiterate peasantry）之间的一种常见的对垒和差别，因此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法拉第（Faraday）等等，能从相对微贱的家庭背景中脱颖而出。还有一个因素是英格兰人奇特的实证主义倾向（positivistic bent），这也许仍是英格兰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因为这种法律体系痴迷于事实，认定“真相或真理”必然存在，并且采用同等人（陪审团）审理的制度。另一个对于科学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信任或信托。最后需要指出的一个因素是，英格兰人的游戏和运动的天性发展成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又和对抗大自然的“游戏”结合在一起，克里克等人对科学的“疯狂追求”就是明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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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的人们看来，世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科学革命［37］双双发生在英格兰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新知识必将馈入进一步的发明和创新。但是后来，自20世纪中叶始，出现了一种反对意见，据称直到19世纪中叶，亦即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很久，科学理论才开始对技术实践发生影响。不过在近期，由于历史学家更加深入地观察了科学是如何馈入实践性的发明和创新的，这种修正的观点又反过来受到了挑战。

如今有很多人主张，英格兰是从16世纪末首开先河，发展一种实用性现代科学文化（practical modern scientific culture）的，反过来，这种科学文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然后，无论在科学领域，抑或在工业领域，英格兰与世界其余地区——包括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差异越来越大。此种论点今日从者甚众［38］，让我仅以玛格丽特·雅各布的一份权威论述为例。作为一部前期著作的修订版，她的这部近作令人信服地铺陈了英格兰科学与欧陆科学的差异，也考虑到了近期学者关于科学如何影响技术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下面详细介绍她的观点。

让我们首先看看科学知识对于工业革命是何等重要。雅各布写道：“工业的长足进步发轫于英国，其原因必须归结为科学和文化，而不能单纯地或排他地归结为原材料、资本积累、廉价劳力，或技术创新。”她进一步论述道：“自然世界的诸般元素被编成了科学代码，这对工业化和西方霸权（Western hegemony）并不是什么外围因素，相反却是核心因素。”实际上她强烈地主张，“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工业，是西方科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应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于18世纪后半叶首先发生在英格兰”。［39］

雅各布著作的主要关怀是研究具体案例，以期发现科学如何作用于实践，譬如波义耳理论和詹姆斯·瓦特真空管如何产生效应。我不打算重复她的证据的细节，只想提到她概述的两个案例：第一是蒸汽机，“蒸汽机离不开英格兰启蒙运动的散播，离不开那次文化改革运动的核心——科学”；第二是运河，“各种各样的工程，尤其是运河的开掘和蒸汽力的应用，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它们现身说法地体现了科学知识可以怎样影响利润和生产力。”她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开放的、公共的科学在18世纪的英国稀松平常，它也许不是一种高度原创的科学——但也绝不可以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极具创新性，在利润追求中可以极具普适性。”［40］

雅各布全面调查了整个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在她看来，英国显然独树一帜。她的中心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英国人采纳科学并运用科学，创造出一种实用科学文化（a culture of practical science），与我们可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她又用一个修辞性问句表述道：“新型科学融入英国社会和文化风景的方式不同于18世纪西欧的方式吗？答案是肯定的。”她相信，英国与西欧的这个差别可以回推到17世纪：“我要主张，至少从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科学就被包裹到了一种鼓励物质繁荣的意识形态之中。”雅各布的目标是，通过设法“重建各国企业家实际居住的各不相同的天地”，去探索“英国的科学文化较之法国或荷兰的科学文化有哪些鲜明差异”。令人费解的是：“现存的历史记录……表明，在机械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上，英国人至少比欧洲同胞领先了几十年。”她更加绘声绘色地写道：“1740年代末之前，在一家伦敦咖啡馆的系列讲座中可能学到的应用机械学（applied mechanics），比在法国任何一家全日制学院（collège de plein exercise）学到的都要多。”［41］

雅各布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差异。她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说：科学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综合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现象。因此，为了理解英国科学和技术为何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探究所有这些领域。雅各布在书中多次陈述了交叉领域和大语境的假说。

她提出：“在有关早期工业化的描述中，迄今缺失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化范式（cultural paradigm），来为18世纪末工业心理（industrial mentality）的形成提供洞见；这种文化范式应包括一揽子清晰的价值、经验和知识模式（knowledge patterns），均为社会主要参与者（key social actors）所拥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英国的差异，就必须对文化作一番广角打量：“当我们谈到18世纪欧洲的文化环境时，我们必须将出身和权威（birth and authority）这两个符号——它们属于旧制度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包括进来；正如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体系不仅是通过正式教育机构，而且是通过非正式教育机构而搭建的。”她以书中最后一句话强调了这个观点：“要想描绘自然世界，一定离不开其他方面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语言和科学实践也同样定锚于社会环境。真正的创造性与当时当地息息相关，并扎根于社会经验，这样才能被天才们转化为实际。”［42］

在多项案例研究中，她提出了一系列阻碍实用科学在欧陆发展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宗教。几乎在整个欧洲，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43］抑制了学问并削弱了大学。“时至17世纪末，严峻的审查制度（censorship）在天主教欧洲的很多地区已成为生活中的既成事实，神职人员对大学的控制也已成为既成事实。”新知识很可能由此而遭到破坏，因为“神职人员关心正统教义（orthodoxy）超过了关心物质进步，只要他们控制着中小学校和大学，理论就会压倒实践，广义的科学就不再受到重视”［44］。

意大利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例。在伽利略的世纪［45］接近尾声时，伽利略的故乡基本上变成了科学贫瘠之地：“17世纪末，折磨着西欧许多地区的知性危机（intellectual crisis）也侵袭了意大利，科学与异端邪说（heterodoxy）从此被混为一谈。但是很多具有科学头脑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坚持追求学术自由，反过来又刺激了宗教裁判所的神经，使之‘针对数学和物理数学’大兴问罪之师，认为这两门学问有害于‘宗教的真诚’（sincerity of religion）。”［46］

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47］相当宽容，手中的政治权力也比较荏弱，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背景，使某些事情得以发生。例如，上帝一位论教派（Unitarian church）是自然神论基督教（deistical Christianity）的一支［48］，雅各布阐明，这个极其非正统的（non-dogmatic）教派与英格兰的新兴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荷兰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那里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不像英格兰的路德教徒（Lutherans）那么宽容。雅各布写道：“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势力之下，公众普遍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型科学，譬如天花疫苗接种。”尽管如此，荷兰并没有宗教裁判所。［49］更有甚者，以其科学知识而论，17世纪初的荷兰反倒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至于荷兰科学在18世纪的神秘式微，雅各布主要解释为商业经济在那里发展之后导致的负效应。

她写道：“现在我们大概会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遥遥领先之后，荷兰的科学似乎滞步不前了。18世纪中叶，这个共和国［50］不再推行以青少年、商人或精英为受众的科普教育计划，任何可与英国同期相比的努力也都无踪无影。”她辩称，在当时的荷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了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传统精英阶层一心一意从国际贸易中赚钱，富得只剩下金钱兴趣了”。雅各布著作的最终结论之一是：“如果像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那样，由一个经商致富的寡头政治集团 （oligarchs）控制当地教育和赞助高等院校，怀有工业雄心的改革家将无处灌输他们的价值观，也无处培养机械学——这便是18世纪荷兰发生的事情。”［51］

英格兰的潜在劲敌是法国，因为法国当时国力更强，人口更多，并在多种意义上拥有更加超群的知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以耶稣会士（Jesuits）为代表的法国各宗教修会（religious orders）坚持笛卡尔体系，反对更重实效的牛顿式科学。而且，虽然“法国的确有不少活跃的科学院校……但是外省社会和外省院校一概被贵族把持，很难容许那种我们18世纪末在德比郡或伯明翰看到的绅士式的（gentlemanly）实用科学热”。进一步分析，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英法两国也大有悬殊：“关于18世纪欧洲科学具有何种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52］，任何一份调查似乎都凸显了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模式——科学家首先服务于国家，另一种是英国模式——科学家服务于企业家的需求。”在法国，不同人群之间的分界也更严格：“1789年以前，法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一般说来各据空间，两者互不相干，也没有一套共同的技术词汇，公共建设（public works）的细节纯粹由工程师敲定。”［53］

转向孑世独立的英格兰案例，我们不禁要问：雅各布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实用科学在英格兰的发展？实际上她列出了好几条因果链：“英国科学文化的立足基础包括：新闻出版的相对自由，土地持有者和从商者的财产权和财富期望，公民社会——以自愿结社为形式，以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为宗旨——的欣欣向荣。在18世纪初的英国，对于头脑务实、怀有工业志趣的科学家和商人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54］

这一切都有深刻的根源，至少可以归溯到17世纪初。“及至1800年，新型科学知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点燃了英国企业家的想像。……早在1680年代，伦敦皇家学会就在讨论机器的劳力节省价值了。”英国的整个中产阶级都卷入了这种科学文化，他们人数众多，拥有一种共同语言和一系列共同期许。“英国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在工程师及其雇主当中造就了——或许也要求着——一种别具一格的社会氛围。学术聚会上的收集信息和开展实验，文献的阅读和讨论，甚至聆听布道和讲座的习惯，这些活动给予了工程师和企业家一种共同的训练和共同的语汇。”［55］

英国当时的大科学家其实大部分是业余人士，或称“爱好者”（devotees），据雅各布统计，“例如1700—1800年的100位或100多位英国杰出科学家中，将近半数都应归入‘爱好者’范畴；……在这100人中，以医生、技师、牧师为其生业的占到了45%。”他们之能加入这个程序，主要是因为结社文化——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繁荣：“工业天才之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格外猛烈地释放出来，部分原因或可归结为人们有了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即一套高度技术性的，但又非常实用的共同语言。正式和非正式的实用科学教育提供了这份文化遗产，人们的自觉自愿则强化了它，这种自觉自愿多见于公民社会，包括各种联盟、协会、俱乐部，而少见于闭门造车的个人，也少见于贵族政体或严格寡头政体之下的官办机构。”［56］

英国奇特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也以另一种方式馈入了进程，那就是通过政治的作用。［57］议会作为立法的主要源头，越来越多地吸纳了赞成和理解新型科学技术的人。此事非同小可：“这些具有机械头脑的人也加入了议会，代表着自己的城镇和郡县，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一批同气相求者的利益。议会有了他们坐镇，则一旦机械化进程面临关键时刻，他们即可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755年，当瓦特声称他的发动机和所有竞争对象不可同日而语时，下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说法。”［58］

因此雅各布总结道：“众多因素联袂导致了工商业英明决策的制定：人们掌握了起码的机械学，故能理解日益复杂的技术知识；企业家们愿意,并且能够通过议会去推进某个具体项目，而议员们学到的知识也足以理解该项目的技术细节；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带来了足够的剩余资本（surplus capital），可用来投资股份公司（shareholding companies）；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劳工们掌握了开凿运河或燃烧熔炉的技术。”没有这样一种政治语境，工业革命绝不可能发生。［59］

雅各布的论述格外引人深思，因为它揭示了科学技术如何在一个小岛上实现突破，成为现代世界的先导，又如何因为一连串因素交叉聚合，方才得以实现。它还揭示了意大利、荷兰、德国,甚至法国的科学技术如何固步自封。没有英格兰的案例，我们很难看出知识——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革命何以能够发生。最后，雅各布的论述还证明：知识革命的发生有赖于一个由俱乐部和协会构成的公民社会，有赖于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种宽容的安立甘教义（Anglicanism）和一个强有力的议会。

[1]    Huff, Science, 276.

[2]  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英国著名科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以马利学院（Emmanuel College）。赫夫（Toby Huff，1942— ），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伯纳尔的Science in History（1954）比赫夫的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1993）早发表数十年。——译注

[3]   Bernal, Science, 318.

[4]    Cohen, Scientific, 368.

[5] “更古老”，是指“学院制大学”（collegiate universities）的发轫时间，麦克法兰在另一部著作中回顾，学院制大学的鼻祖是“1160年左右创立的巴黎大学，实际上剑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巴黎大学首创的学院制模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诞生于1180—1210年间，两校都效仿巴黎大学的做法，建立一些小型会馆供学生寄宿，有时由一位高级教师加以督导，这就是牛、桥诸学院的雏形。”关于更泛义的“西方式大学”，麦克法兰指出，它们的滥觞是公元9世纪创立的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医学院。而关于“学院”（colleges），他解释说：“学院的法律意义是‘院长及一众院士’。它是一个经济单位，拥有并管理几百年前授予它的不动产，包括农场、房屋，等等。……学院的外在形式是一个建筑群，开学期间学生在那里生活，院士在那里教书。此外，学院还有一些必要的行政办公室，旨在对本院施行管理。”（Macfarlane, Reflections on Cambridge, 3—5, 116—117）——译注

[6]  括号里提到的四位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各学院。斯宾塞（Edmund Spenser，约1552—1599），英国诗人，近代英诗的开创者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科学院（Pembroke Colleg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是哥白尼学说的早期信奉者和经院派大学教育方式的激烈反对者，被公认为电学和磁学之父，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2—1727），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译注

[7]  详尽的讨论见Macfarlane, Cambridge。

[8]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全称为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宗旨。但是我们更熟悉的是一个更简缩的称呼：Royal Society，即皇家学会。该学会最初是大约12位英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团体，被称为“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译注

[9]   指英国的科学发展史。——译注

[10]   指“现代性”。——译注

[11]  Mumford, Technics, 361.

[12]   Popper, Open; Horton,“Open”.

[13]    La Fontaine，引自Hazard, European, 64, Note 1。

[14]  “去魅”，或译“除魅/祛魅”，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术语，指用理性化去消除神话，以降低神秘主义价值的过程。一个“去魅的”世界是一个现代化、世俗化的世界，一个“入魅的”（enchanted, enchantment）世界则相反。——译注

[15]   Gellner, Plough, 42.

[16]   有效知识不是说你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说你是否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运用你所掌握的知识。——译注

[17]   Gellner, Legitimation, 182.

[18]   Gellner, Nations, 21, 20, 22, 21.

[19]  Gellner, Plough, 66.

[20]  意谓科学探索只用逻辑判断，不用价值判断。——译注

[21] 麦克法兰的讲义在此句之后举例说：“这就是牛顿的著名假说——归纳法（hypothetico-inductive method）。当然，笛卡尔把问题分段解决的方法也很重要，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称这种方法为‘拆开彩虹’（unweave the rainbow）。”——译注

[22]   这两人相距约700年：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英国经院哲学家、政治家、神学家，曾在牛津大学任教，被誉为“中世纪牛津科学思想传统的真正奠基人”；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st Baron Rutherford of Nelson，1871—1937），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世称“核物理之父”，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曾任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主任。——译注

[23]  Emerson, English, 65, 67, 176, 177.

[24]  Tiane, Notes, 248；关于这个问题的近期全面论述，见Mokyr, Enlightened。——原注

chimaera，原是希腊神话中的吐火怪兽，长着母狮的身体、山羊的脑袋，尾巴的末端是一个蛇头。其引申义指不可能的或愚蠢的狂想。——译注

[25]   这几位是盎格鲁—苏格兰—美利坚哲学的代表人物：培根（1561—1626），英格兰哲学家、科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皮尔斯（Charle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注

[26]    Morris, West, 275, 15.

[27]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最著名的航海家、军事家、政治家，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作战时担任英国舰队副司令。霍拉肖·纳尔逊上将，1758—1805，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英雄。——译注

[28]   Matthews, English, 271.

[29]    Veliz, Gothic, 93ff. ——原注

奥卡姆的威廉（约1288—1348）是英格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以提出“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原理而著称。——译注

[30]   Fox, Emergence, 25.

[31]    Taine, Notes, 59.

[32]   Taine, Notes, 248.

[33]    Orwell, Lion, 45.

[34]   Ultimate Reality，也称the Absolute，哲学概念，指一种无条件的实在或现实（unconditional reality），超越任何限制、条件和凡俗。常被用作“上帝”（God，或the Divine）的代名词。麦克法兰似以此指客观真理。——译注

[35]   此处似有误。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本人并非柯克伯爵（Earl of Cork），他的父亲才是柯克伯爵一世，名叫理查德·波义耳（Richard Boyle，1st Earl of Cork，1566—1643）。他的长兄继承爵位，成为柯克伯爵二世，名字也叫理查德·波义耳（Richard Boyle，2nd Earl of Cork，1612—1698）。罗伯特·波义耳本人是一位蜚声世界的哲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以“波义耳定理”著称，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化学研究显然与炼金术有关，但他仍被视为现代化学的奠基人。——译注

[36]  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剑桥科学家，DNA或生命之谜的发现者。“疯狂追求”，语出克里克著作标题《多么疯狂的追求》（What Mad Pursuit: 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译注

[37]   一般认为，科学革命始于16—17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在文艺复兴末期，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领域的新知识开始大量涌现，改造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译注

[38]  近期一份非常详细的论述，即Mokyr, Enlightened，是支持这种渊源关系的。

[39]   Jacob, Scientific, 2, 3, 202, 202.

[40]  Jacob, Scientific, 95, 188, 207.

[41]  Jacob, Scientific, 3, 4, 4, 105, 133, 136.

[42]   Jacob, Scientific, 105, 141, 207.

[43]   亦称天主教复兴运动（Catholic Revival）或天主教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ation），大约从1545年持续到1648年，是对新教改革运动的一次反动。——译注

[44]   Jacob, Scientific, 76, 207.

[45]   指16—17世纪；伽利略生于1564年，卒于1642。——译注

[46]   Jacob, Scientific, 162—163.

[47]   关于安立甘教会和英国国教，可参见第15章相关论述和译注。——译注

[48]   Unitarian church，基督教的一派，此派否认上帝三位一体说（圣父、圣子、圣灵为一体），主张上帝是一位之体。deistical Christianity或Deism：在宗教哲学中，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是，仅凭推理/理性（reason）和对自然世界的观察，而无需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就能确定宇宙是一个造物（creation），并有一个造物主（creator）存在，而这个造物主或上帝（supreme being）并不干预人类事务和自然法则。——译注

[49]   Jacob, Scientific, 145.

[50] 指荷兰共和国，或尼德兰共和国，其存在期是1581—1795年，其全称之一是Republic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雅各布在下文中简单地称之为Dutch Republic。——译注

[51]    Jacob, Scientific, 143, 145, 307.

[52]   social relations，或称social interactions，社会学术语，指两个或以上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译注

[53]    Jacob, Scientific, 136, 139, 184.

[54]   Jacob, Scientific, 107.

[55]    Jacob, Scientific, 113, 114.

[56]    Jacob, Scientific, 133, 185.

[57]  此句似不顺畅，麦克法兰的本意应当是：不仅英国奇特的社会语境推动了新型科学技术的进程（如前两段所述），而且英国奇特的政治语境——通过议会之类的具体政治活动——也推动了新型科学技术的进程。——译注

[58]  Jacob, Scientific, 190.

[59]  Jacob, Scientific, 201, 204.

14统一之神话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末期，英格兰不仅已形成一个国家（state），而且已形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至此，一种共同的语言、法律、通货和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从此以后，英格兰民族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贯穿了她的整个历史，不过这是一种间接培养的感情。

作为一个苏格兰人，凯姆斯勋爵失望地发现，英国统治集团成员在寄宿学校读书期间未能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可悲的是，在英格兰的公学，爱国主义没有构成一门课程，相反，年轻人被培养得自私自利。”［1］我的小学和公学也如此。但是原因不言而喻：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彰明较著的爱国主义教育。此中的推定是：既然我们不仅在各科课堂上,而且和朋友们一起在操场上学习我们民族的辉煌历史、灿烂文学和伟大发明，我们一定能够顺便养成深厚的忠诚意识和爱国热情，不需要直接教育我们。英格兰不同于欧陆的那些版图更大的国家，如意大利或德国——它们直到19世纪都只是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但是英格兰很早就觉得自己已经统一为整体了。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阿金库尔之役（Battle of Agincourt）前夕的著名演讲只是这种统一感在后世的回声。［2］

英格兰是赫伊津哈的第二故乡，当他试图理解它的内核时，他相信这个内核是古老而有力的统一之神话（myth of unity）［3］，即所谓“我们英格兰人”（We the English），或“我们英国人”（We the British）；这个神话掩盖了现实，造就了一个由不同来源的民族组成的国家。赫伊津哈认为：“英国人惟一的独特品质是他们有着格外强烈的爱国情怀，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或公民意识（civic sense），或部落本能（tribal instinct），或随便什么名称。”至于它的成因，赫伊津哈承认：“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既然我没有降生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信念下被培养成人，也没有和他们并肩战斗，我显然绝不可能有望‘皈依其宗教’并被赐予同样的启示（revelation）。”［4］然而笔者本人是在这种“民族主义宗教”的氛围中被培养成人的，故有可能对它的成因提供几条线索。

发人深省的是，虽然赫伊津哈不知道它的起源，但是这位来自荷兰——一个以独立和民族主义著称的国度——的学者竟也觉得：“只要谈得上什么独特的民族性，那么，英格兰民族性的中心表征与其说是对自由的热爱，毋宁说是一种宗教性的、神话式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一种炽热的、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比任何其他品质更鲜明地区别了英格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无可否认，这种统一确实是神话式的，用现代的行话来说，纵然面对千差万别，英格兰人还是“想像”出了他们的共同体（community）。赫伊津哈深谙其妙：“每一个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无论编织得多么绵密，本质上总是一个神话，只有它的信仰者愿意以它为生，并在必要时为它而死，这个神话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现实。无论他们选择将这种信仰镌刻在石碑上，抑或铭记在心里，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这种信仰的强烈程度。”［5］

*  *  *

进而论之，正因为英格兰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如此强劲，又因为他们后世有一种将子女从帝国各地送回祖国的特殊习惯，所以英格兰被他们随身携带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的感情是全民共有的感情：“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气氛，都使我感受到同一个国家；无论何处，无论在哪一条子午线下，我都在英格兰。”［6］

英格兰人在想像中建造他们的帝国，并且永远心怀“祖国”。当然，如同苏格兰人的“心儿是高地，梦回赫布里底”［7］，任何国家的人都会随身携带自己的文化，身在海外的法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印度人莫不如此。但是英格兰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采取了人为手段，刻意把子女从海外送回祖国，接受密集的“英格兰性格”的灌输达10年或以上。“英格兰性格”由是保持了鲜猛，孩子们基本上不会“当地化”［8］。我自己就有这番经历：我从小接受如何做“英格兰人”的训练，学习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化，并让它们铸就我的人格。

在中小学的日子里，我们学习的是如何辨认那些象征着我们共同的帝国身份的符号（symbols）。正是这些共同符号，凝聚了一个共同体：旗帜、箴言、音乐、艺术、游行、盛会，将散落在远方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大家一旦有了共同的符号，就变成了“我们”，并且感到符号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将“我们”与那些拥有一套不同的符号系统的他者区别开来。

因此，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盛大和庄严，培养一种自认为统一的“心灵习惯”——尽管我们可能散落在6000英里以外。通过运动会的凯旋，通过象征着共同宗教遗产的符号，通过圣诞节的团圆饭、复活节的彩蛋、古德伍德（Goodwood）的赛马会、剑桥—牛津的船赛，大家“觉得”彼此血肉相连，哪怕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和电视机。当一位新王加冕时，这些情绪达到了顶峰。1953年我在电视上观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虽然我只是个12岁的小学童，但是我也觉察到了赫伊津哈感受到的奥妙。令他印象至深的是：“在这个超豪华的盛况中，含有极大的宗教仪式的原始性和部落性。”后来他又指出：“这场加冕礼的举世无双也在于它将幻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下、高妙的文字游戏与庄严的宪法法案（constitutional act）、基督徒的献身（Christian dedication）与部落的牺牲（tribal sacrifice）、赞美诗与军号混成了一气。”［9］

人类学家在宗教仪式（ritual）［10］和典礼性的或世俗的仪式（ceremonial or secular rituals）之间进行了区分。清教的英格兰（Puritan England）不大热衷于宗教仪式（指那些自动造成精神效应［spiritual effects］的行动，例如天主教的弥撒）。但是根据我在英格兰的观察，我们是一群典礼成癖的国民。我们搬演各种盛典，包括我们本土的，如加冕礼，也包括我们前殖民地人民的，如狂欢节。我们非常重视象征性统一（symbolic unity）的加工程序，尽管我们怀疑是否应该让自己淹没在沸腾的人群之中。英国的这些群众性典礼在帝国的海外领土也占有重要地位，一个例子是印度的“杜巴”（durbars）［11］。

这类典礼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马约描述过他在英格兰亲历的两场加冕礼，说是它们“在我心里只留下了一个印象，即一种‘不合时宜’（out of time）的感觉——我绝不是指拟古主义（archaism）。这种感觉并不是说，由于当时举行的仪式、布置的场景、穿戴的衣物好几百年不曾变化，所以时钟仿佛回拨了好几个世纪；而是说，我的所见所闻与此时此地脱节，并超越了此时此地。这里出现的一种民族符号，象征着一种不受偶然性摆布的永恒。”［12］

这类盛典的乐趣在于我们能经历一个整齐划一的、团结统一的、高贵庄严的程序。我们从中小学校开始接受训练，学会了如何在盛典中行动和互动，例如，我们学会了我们学校和学院的颜色［13］、纹章、箴言、旗帜、歌曲的重要意义。当我们结束漫长的10公里跑步，列队走上舞台并高唱校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深受触动。

符号的要点是它们具有多重性，不同的人群可用不同的方式解读，但是它们又能起到团结统一的作用。在阵亡将士纪念日（Remembrance Day）观看荣军纪念碑前的献花圈，在圣诞节观看皮卡迪利大街的灯火，千万名观众的内心感受各不相同，但因人人关注同一种符号，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融成了一体。

*  *  *

英国人像其他拥有文字文明的国民一样，写出了不计其数的故事，描述自己的历史和特性（attributes）。它们不仅让我们大量获悉了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且通过英国文化的传播——经常是假道美国——对当今世界作出了有力的贡献。英国的诗歌、戏剧、小说、童话是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灿烂瑰宝，不亚于印度、中国、日本和俄国的伟大文学传统。

让我从英国文学说起。它有几个突出的表征，其一是连贯性，即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绵延不断的知性与情感的共鸣。贝奥武甫（Beowulf）［14］、高文（Gawain）［15］、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浪漫派（the Romantics）、18—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仿佛至今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无缝的连贯。乔叟与狄更斯之间，或莎士比亚与王尔德之间，既有极大的差异，又一脉相承。

更深入地看去，英国的许多文学名著似乎在反映一些特定的主题和矛盾，按列维－斯特劳斯的论点，这就是神话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们试图表达这难以捉摸的、各领域分立的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棘手矛盾，例如宿命与自由意志（莎士比亚、弥尔顿、哈代），爱情与义务（莎士比亚、奥斯汀），死与不朽，社会的阶级区分与社会的阶级趋同（斯威夫特、蒲柏、奥斯汀、王尔德、萧伯纳）。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份文学遗产仍然栩栩如生，觉得莎士比亚、怀亚特和斯宾塞仍然令我们欢愉和惊奇，甚至觉得乔叟与我们息息相通，我想是因为他们全都很“现代”——在我们已经定义的那种意义上。我们认出了矛盾的感情、脑与心的抵牾、分立导致的对峙、谋利动机、个人主义与随大流的冲突、阶级对立和性别对立、孤独和嬉戏。有人告诉我，美国的热播电视连续剧《火线》（The Wire）被观众解读为莎士比亚种种主题的复奏；但是，如果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放进一个非现代的场景，例如放进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乱》（Kurosawa, Ran），就必须彻底改变它的内在动力和动机，才能适应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世界。

我们的文学内省地把玩着一对又一对难解的矛盾，而这种游戏又在我们伟大的儿童文学传统中继续。格林兄弟（the Grimm brothers）、佩罗（Perault）、安徒生的民间文化传统［16］不可能与英格兰配套，尽管凯尔特［17］民间传说含有某些相似元素。反观英格兰儿童文学，《爱丽斯漫游奇境》、《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的作品、《指环王》、哈利·波特、纳尼亚，在在属于另一个特殊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和思想都很现代。

这份文学颇为特殊，对此，我发现法国观察家的表述十分精当。之所以特殊，一部分原因在于丰富的幻想和想像。马约说得不错，有一个单词抓住了英格兰民族性的部分神髓，那就是“奇想”（fancy）：“这个单词向我的心里传达了一整套历来是英格兰人典型特性的综合品质；作为幻想（fantasy）的缩约词，它不仅是幻想，而且是跳脱的自由意志，是对理性束缚的憎恶，是心血来潮，是一种充满想像力的情绪无常。不妨说，这个单词既暗示着推进力，又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制动闸：保守，略带羞涩，较难捉摸，天生不肯一味追求惟一目的，不肯一味培养惟一趣味，不肯一味虔信到精神紧张的程度。”［18］

换一种说法就是：这里有一种逃遁倾向——拒绝承受过多的理性和凡俗心带来的重压。卡默茨在提请人们注意英格兰的荒唐诗（nonsense verse）时，提到了这种逃遁倾向。荒唐诗也是英格兰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且和童话故事水乳交融。［19］卡默茨写道：“在研究英格兰文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种种惊异，最大的惊异是发现了荒唐诗（利尔、卡罗尔、贝洛克、吉卜林，等等［20］）。……一批最杰出的现代英格兰诗人把精力挥霍在一个颠三倒四和异想天开的世界，我该怎样解释这个现象？”他认为：“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荒唐诗像很多精彩事物一样，诞生于人们的幼年时代，但是幼年时代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所以打油诗对于成年作家和读者仍然魅力不减。儿童拥有丰富的想像力，后来却迁入了一个狭隘的世界，他满足想像力的手段只剩下：要么‘滑过裂缝’，进入一个充满梦想和惊奇的新世界，要么彻底颠覆他与周围事物之间的传统关系。……换言之，富于童心的诗人要么自己飞上月亮，要么强迫金牛座跳过月亮。”［21］

*  *  *

我在中小学校学习的是一种明显属于“现代”的文学。我中学时代的阅读包括乔叟（精读两年）、莎士比亚（四年读了七部戏剧）、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一部和第二部）、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s）［22］，然后是德莱顿、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雪莱、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我们也学习塞缪尔·约翰逊的作品、黑兹利特的《时代精神》（Hazlitt, The Spirit of the Age）、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勃朗蒂三姐妹的作品。我们学习的这道文学风景线意味着，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在我们游历英格兰的旅途中，它将携载种种联想而回荡，将我的过去和现在交织起来，为我的爱国情怀提供营养。“英格兰的风景其实是英格兰代代相袭的想像力的风景。奇尔特恩丘陵就是班扬的‘乐山’［23］，朗兰的‘百姓之地’就坐落在赫里福德郡灯塔山的脚下［24］，多塞特地区属于哈代，苏塞克斯郡属于吉卜林，乔治·赫伯特对威尔特郡具有不可驳斥的权利主张，正如华兹华斯之于湖区，简·奥斯汀之于汉普郡，爱米丽·勃朗蒂之于约克郡西部的旷野。”［25］

我自小沉醉在这些文学作品之中，因此，当我——一个孤独的、思乡的、晕船的18岁青年——乘一艘挪威货船，在异国他乡悄然憔悴时，我写信给我的父母，讨要一份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的著名演讲，那是他在被放逐出英格兰之际发表的。它仍能对孤独中的我亲密私语，并宽慰我心。大英帝国的凝聚靠的是一种共同的传统，一种“再接再厉，向缺口冲去”的传统，“活着还是死去”的传统，“我的心在痛”的传统，“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的传统。［26］我们之所以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乃因我们的诗歌和文学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欢乐的、感人的“静谧而哀愁的人性之音乐”［27］，使我们深深依恋我们的“翡翠岛”，使我们互相团结，正如《薄伽梵歌》（Bhagavad Ghita）、《红楼梦》、《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团结着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的浪漫田园主义（romantic ruralism）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产物。［28］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写道：“英格兰的绿色的宁静，与现实中的热带或不毛之地形成了对比；英格兰的归属感和共同体感，与殖民统治导致的紧张关系和侨居区的孤立形成了反差，因而被理想化了。英格兰的禽鸟、树木和河流，还有基本上操一口你自己的乡音的当地人，这些便是许多想像的和真实的殖民区的界标。祖国变成了一个供人遁世的桃花源。”［29］外国只是一个临时驿站，心儿永系英格兰。在这方面，英格兰人不同于史上很多其他帝国的人，埃尔斯佩思·赫胥黎对一位拓殖东非的英国白人官员的观察入木三分：“非洲……谈不上是他自己的家园。他是个将忠心劈分为二的人，他瞻前又顾后，打量自己在另一个大洲［30］与另一群亲友一起度过的人生起点和人生终点。这便是他区别于欧陆殖民者的地方，后者是到非洲来建立自己的家园的，而且以白种非洲人的身份活着和死去。”［31］

*  *  *

另一个凝聚因素是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独特描述。英格兰的史学传统发端很早，而且，引人深思的是，我们的第一部史学杰作，即比德（Bede）于公元731年完成的那部著作，采用了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甚或English Nation——因为拉丁文书名含有Gentis Anglorum字样）作为书名。［32］由此可见，比德在阿尔弗雷德大王实现政治统一定局之前150年，已将英格兰视为一个国民整体（one people）和民族整体（one nation）。

几百年来，英格兰的历史被反复书写。例如，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在《论英格兰政制》中，并不认为他在15世纪中叶描述的这个富庶而自由的国度是新生事物。他对他的皇家弟子亨利六世解释说，英格兰的现状是综合因素所致，包括大自然的丰饶、有限君主制，以及普通法。他写道，“英格兰的习惯是极老的老古董”，他由近及远地把它追溯到诺曼人、撒克逊人、丹麦人、罗马人，直到古代布立吞人（Britons）的身上。他认为，在以往的一千多年间，这些习惯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几个民族及其国王生活的时代，统治这个王国的是一套和当今相同的习惯。”［33］我们也能在其他多种著作中发现类似观点。它间接地表现在一些法学著作中，例如13世纪初布雷克顿的杰作《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或17世纪初科克的巨著《英格兰法律汇编》（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它更是在麦考莱、弗鲁德（Froude）、格林、梅特兰，以及后来特里维廉（Trevelyan）和丘吉尔的历史论述中登峰造极。而在中途，休谟、罗伯逊等苏格兰史学家也曾为它锦上添花。

英格兰史学大多属于所谓“辉格式”（Whig）史学理论，只不过有的较含蓄，有的更明确。最著名的代表当推麦考莱的三卷本《英格兰史》（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34］。英格兰史学是连绵不断的演化、进步、发展所孕育的一颗果实，如同橡子有机地成长为一株橡树。它讲述一种昭然若揭的宿命，它是一部适合于有史以来最大帝国之需的起源神话（origin myth），它倾听野蛮的光荣从远古传来的回音，它观看启蒙运动如何添加一道绚丽的笔触，它目睹理性如何突破历史暗夜里的迷信，它见证盎格鲁.撒克逊古泉如何被维京人（Vikings）［35］、法兰西人、胡格诺教徒（Huguenots）［36］和苏格兰人变得宽广而强大。它还告诉我们，英国人从来不做奴隶，他们至今仍然说着顽强的语言，吃着烤牛肉和白面包。

只要去除其中的必胜论（Triumphalism）［37］和进化论狂热，我们便可说英格兰史学在19世纪末宪政史学家（constitutional historians）的著作中达到了巅峰。这批史学家的立论基础是对英格兰原始史料的一丝不苟的研究，其中一位代表是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威廉·斯塔布斯，他以多种著作阐述了13世纪中叶之前业已奠定的英格兰政府制度的基础。实际上这种政府制度当时已很古老，因为英格兰的社会—政治体系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即已形成，及至13世纪，一座大厦已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成。“英格兰宪政制度的特点……它的成长原理、它的结构奥秘，是代议机构（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38］的连续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初级阶段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服务于地方目的［39］，直到国家级议会最终诞生，成为一切地方机器和外省机器的中心，成为全国三个等级［40］的权力库。”英格兰宪政制度萌生于牢固的盎格鲁.撒克逊之根，又被诺曼人加固。到了11—12世纪，“这个民族变成了一个整体，并意识到了自己的整体性。……统一过程是在亨利二世及其儿子们［41］的治下完成的，它的第一次明确表达是在《大宪章》中”——亦即1215年。［42］

斯塔布斯写作之时［43］当然知道13世纪以后发生过一系列动乱，也知道较重要的政治变革和宪政改革是在此后的600年间发生的，但是他坚信，英格兰的基本规则变化甚微。斯塔布斯的著作从未提到“革命”这个概念，也从未暗示英格兰改天换地，猝然从“中世纪”变成了“现代”。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英格兰发生的变革如盲如瞽，相反，他注意到，16—17世纪“见证了一系列变革，发生在国民的生活、心理和性格上，发生在阶级关系上，也发生在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上，皆为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民族经历过的最深刻变革”。他所列举的这类变革包括：宗教改革、“从英格兰早期男爵制度到后世贵族制度的转型”［44］、“君主制原则的强化”。［45］但是他认为英格兰历史的连贯性从未中断。

与斯塔布斯同一时期，梅特兰［46］将《英格兰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Law）写到1307年为止，他之能这样做，是因为现代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当时已在英格兰大体上奠定了基础。他的皇皇巨著讲叙了一个关于连贯之中带有变化的故事——时时发生微小的变化，但是从不发生革命性的断层。他在《英格兰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中——其原稿是他在剑桥举行的系列讲座——总结了这一主题。

由于英格兰的历史是如此连贯，所以学校鼓励我们相信：只有研究了遥远的过去才能认知现在。梅特兰认为19世纪末的律师仍须深谙中世纪的法律，他的这个看法适用于我们对英格兰的所有认知。譬如，为了理解英格兰的民主制、阶级体系、安立甘教会、景物和艺术，我们必须穿越数百年的时空，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为了理解我们的当下，我们必须认知我们的远古。远古不是一道全然陌生的风景，顶多只是略显陌生而已。

这就是我在中小学和牛津大学历史系学到的东西。我们的课程从盎格鲁.撒克逊人讲起，一直讲到19世纪末。恰如丘吉尔所言，这是“我们岛国的故事”（Our Island Story），它说的是一帮豪饮的、打硬仗的、爱游戏的、诗意的、粗犷的岛民，如何最终成为世界四分之一疆土的统治者，又如何在史学著作的生产上进行了最大的一场革命。

在我们学习历史课的时候，在我们打量我们身边的国家领袖（我中小学期间的国家领袖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安东尼·艾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哈罗德·麦克米伦爵士[Sir Harold MacMillan]等人）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连贯感得到了强化。我们那时看得出，英格兰历来是，当时也仍然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据赫伊津哈观察，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化“可用两个互相关联的命题来总结：第一，英格兰是‘一个贵族制国家（an aristocratic state），是白色文明（white civilisation）中惟一的贵族制国家’；第二，英格兰贵族阶层的根子永远扎在农村，而这个阶层——再次借用贝洛克的说法——‘创造了英格兰从古至今的全部历史’，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至今仍被奉为国民的理想”［47］。

这个奇特国家的性质和它的持久性导致了荷兰人赫伊津哈的进一步思考。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很多年头，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英格兰本质上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因为’——如贝洛克所说——‘它的公民们秩序井然，它立法周全，且司法良好，它的习惯被一个人数不多的统治阶级保存着；这种社会结构……以及绅士管理的政府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赫伊津哈还说：我依稀感到……英国的政府制度不是一种代议政府或民众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or popular government），而是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是恰当人（Right People）管理的政府，是绅士管理的政府。”20世纪中期，赫伊津哈继续在英格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最初当我发现当代世界居然存在一种绅士管理的政府制度时——或曰贵族—民主制（aristo-democracy）——所感到的好奇进一步加深，变成了一种惊异，我惊异于它的持久性，惊异于它显然有能力在任何一种政治剧变、社会剧变或经济剧变中幸存下来”。［48］

*  *  *

英格兰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如赖特所言，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的当下大部分扎根在古代。英格兰从未发生“革命”，除非是物质革命和技术革命；英格兰的法律、语言、习惯、政治和景物也是一根长线，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绵亘至今。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对旧物的爱恋——有的旧物确实是宝贝，有的简直是垃圾。

1930年卡默茨写道：“所谓当下，对于英格兰人来说，并不是两个对立世界之间的一条硬邦邦的界线，而是一道若有若无的薄雾，他们优哉游哉地穿行在薄雾之中。……他们穿越时间，正如他们穿越空间，身后拽着一大堆无用的行李。”他继续描述道：“这种储藏室或杂物间不仅是英格兰家居的特点，而且是英格兰一切建制的特点。英格兰人对任何看上去像是‘废物’的东西设置了一种正向障碍，认为昔日的传统、头衔和服装大抵是值得尊敬的，它们也许已经无用，但是，如果它们不能带来好处，它们肯定也不会带来害处，谁说得准？于是它们未来何去何从就含有迷人的疑问色彩了。正因为此，英格兰人保留他们17世纪的大学袍服，保留他们五港同盟总督（Warden of the Cinque Ports）的职位［49］，保留某些古旧的大臣头衔，例如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总理（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和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50］。 ……英王卫士（Beefeaters）每逢议会开幕日要大秀一把［51］；盖伊·福克斯狂欢节（Guy Fawkes carnival）点亮了我们11月的阴霾天气。”［52］

英格兰人坚信古老的东西在消失，却仍禁不住怀旧和回忆。所以当我此生在一系列建制和机构中穿行时，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见证了保护名胜古迹的国民托管会（National Trust）如何工作，目睹了人们如何坚守千奇百怪的传统，又如何渴望保持现状。

怀旧情绪的由来不是对未来的恐惧，而是对过去的尊重。“英格兰人并不希望为保存而保存，并不建筑壁垒以防未来变革。他们爱恋过去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未来。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树一帜，因为他们既喜欢中世纪，也同样喜欢关于当前和未来几百年的最狂野预言。……所谓当下，对于英格兰人来说，并不是两个对立世界之间的一条硬邦邦的界线，而是一道若有若无的薄雾，他们优哉游哉地穿行在薄雾之中，有时向右一拐，看见一队骑士从一座有壕沟的城堡中疾驰而来；有时向左一拐，看见一群机器人从摩天大楼的顶层飞翔而出。”［53］

怀旧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英格兰人总觉得古老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英格兰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沾沾自喜，这大概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他们的古老习俗和某些习性；也许没有别的什么原因，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从襁褓时期就被告知：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老英格兰一样美好和完美。”［54］爱默生对一座中产阶级住宅的观察也反映了我个人的经历：“他在这里聚拢了所有珍稀而贵重的东西，出于一种喜欢好几代人稳坐在同一个地点的民族倾向，这座住宅随着时间的进程变成了一座博物馆，收藏着遗物、礼物，以及家族在冒险和开拓中收获的战利品。”［55］帕克斯曼注意到：“英格兰每一个传统家庭的住宅都有一个房间、一个橱柜、一个阁楼、一个地下室或一个车库，里面堆满各种古董：古色古香的婴儿车，印着20年前图案的剩余壁纸，旧灯具，电器包装盒——而当初买来的那件电器早已损坏。它们之所以被雪藏下来，是因为‘说不定万一哪天又有用了呢’。其实只是它们那位实用主义的、明智的主人舍不得和它们分手罢了。”［56］

悖论的另一方面是，英格兰人同时却又认为昔日不应当继续指挥今日。这与日本人的一种想法不无相像：既然昔日的战斗已经结束，那么“旧恶勿念，既往不咎”，就让我们原谅和遗忘旧日情仇，生活在未来吧。昔日好比一场已经打完的足球赛——它很好玩，我们不妨记住和回味它的精彩瞬间，但是我们不应当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

在这方面，英格兰人很好地示范了勒南（Renan）的名言：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艺术包含着“遗忘的艺术”（the art of forgetting）。英格兰人把自己遭受的不公和自己对他人施行的恐怖或多或少扔进了忘川。他们有点自鸣得意地看待大英帝国，轻轻松松地忘掉了自己在奴隶贩卖、鸦片战争、爱尔兰饥荒或孟加拉饥荒中的可恨行径。他们强调积极的一面，要求大家不去招惹睡着的狗，不去惊醒鬼魂幽灵。

*  *  *

托克维尔提出，平等主义的民族（egalitarian nations）对祖先不感兴趣，从而斩断了历史的网络和经线。由于长期沉浸在物质目的的追求中，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对历史走向的看法也彻底改变。在他们眼里，过去的时间与当下毫无勾连。比较之下，我们发现“贵族制自然而然地把思想引回过去，把它钉牢在怀古的思绪中；相反，民主制却导致一种对古旧事物的本能反感”。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的时间、社会的时间和物理的时间互相关联，这是时间概念和社会关系概念上的一种爱因斯坦式的相对论观点。“在民主国家的人民当中，新的家庭不断涌现，旧的家庭不断消亡，留存下来的所有家庭也不断改变其状况；时间的纬线不停地被斩断，家族世系的轨迹不停地被抹掉。作古的人被迅速地忘却，继往开来的人是谁也无人知晓。一个人的利益总是被托付给他的近亲。”［57］

1870年代初，福泽谕吉访问美国，震惊于美国人对祖先的无所谓态度：“有一天突发奇想，我问一位先生，乔治·华盛顿的后裔会在何处。他答道：‘我想有个女人是华盛顿的直系后裔吧，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但是我好像听说她结婚了。’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无关痛痒，我不禁大吃一惊。当然，我知道美国是一个共和国，每四年选出一位新总统，但是我难免以为华盛顿家族一定是全美国最受尊敬的家族。我推理的依据是日本对几个大统治家族的创始人满怀敬意，譬如，德川幕府将军家族的德川家康［58］在民众的心目中甚至已被神化。因此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得到关于华盛顿家族的这个漫不经心的回答时是多么震惊。”［59］

美国向前看而不向后看。英格兰是前后都看，它尊重历史，力图保存历史，所以很像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但是同时，它也会有意识地忘却过去的分裂和冲突，而且果真忘却了一大部分，从而使统一感成为可能，使纪念碑前的握手言欢成为可能，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唱诗会成为可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Let bygones be bygones）是我祖父母最得意的格言，也是很多英格兰人都会同意的警句。

既渴望留住过去，又巴不得忘记过去，一方面不息地寻找新事物，一方面不愿抛弃旧事物，这种矛盾心态被托克维尔描述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典型特点：“我不是在论证民主国家的居民是天生的一潭死水，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社会永远都在运动，它的每一名成员甚至不知休息为何物。但我又认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只是在某些界限之内躁动，几乎不越雷池一步。他们每天都在对不大重要的事物进行改变、变更、更新，但是小心翼翼不去触动根基。他们热爱变化，但是他们害怕革命。”［60］

与这一切携手同来的是自以为英格兰生活方式盖世无双，这种优越感可以达到令人莞尔的地步。19世纪爱默生描述道：“一位英格兰女士在莱茵河上泛舟，听见一个德国人说她那群人是外国人，她惊呼：‘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61］——可笑的是英格兰人变成了标杆，又正常又合理，外国人却是古里怪气。我从小被灌输了这种信念。但是，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次颠覆性尝试，它力图强调我成长于斯（如今仍然生活于斯）的世界才是一个又古怪又反常的世界。

[1]    Kames, Sketches, II, 249.

[2]   指《亨利五世》第4幕第3场英王亨利五世的演讲：“This day is called the feast of Crispian……”——译注

[3]  神话（myth），也就是一种虚构和想像，所以下文说到“想像”的共同体。——译注

[4]   Huizinga, Confessions, 90.

[5]   Huizinga, Confessions, 150, 202.

[6]    引自Quotations (Oxford), 42。

[7]   The heart is Highland, and we in dreams behold the Hebrides. 出自无名诗人的《加拿大船歌》；赫布里底（the Hebrides），是苏格兰西部的群岛。——译注

[8]   当地，指大英帝国各殖民地。——译注

[9]    Huizinga, Confessions, 153, 202.

[10]   这里原文只用了ritual一词，取其religious ritual之意，与ceremonial or secular rituals相对应，故译为“宗教仪式”。——译注

[11]   durbar是一个波斯语源的词汇，原意是宫廷，在大英帝国时期指印度举行的一种盛大的典礼性的群众集会，叫作“Delhi Durbar”或“Imperial Durbar”，以庆祝联合王国国王的加冕。大英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举行过三次Durbar，分别在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1903年（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1911年（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译注

[12]    Maillaud, English, 89.

[13]   英国学校和学院往往各有专用的颜色，例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专用颜色是“皇家紫”（royal purple），其围巾、信笺等物品上都会有这种颜色。——译注

[14]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史诗中的英雄。——译注

[15]   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译注

[16]    依次指德国的、法国的、丹麦的民间文化传统。——译注

[17]   指英国境内的凯尔特族，当今分布在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Cornwall）、曼恩岛（Isle of Man）。——译注

[18]    Maillaud, English, 58.

[19]    荒唐诗，nonsense verse或nonsense poetry，也可译为打油诗、无稽诗。荒唐诗“和童话故事水乳交融”，是说童话作品中经常包含荒唐诗，童话作家也经常是荒唐诗作家，例如下文提到的卡罗尔、吉卜林等。——译注

[20]   括号中提到的四人都是英国著名的荒唐诗作家，但是也都兼有别的身份：利尔（Edward Lear，1812—1888）是画家和插图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Charles Dodgson的笔名）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是历史学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小说家。——译注

[21]  Cammaerts, English, 159—160. ——原注

金牛座跳过月亮，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是一首有关天文学的英国童谣中的一句。童谣的全貌是：Hey diddle diddle / the Cat（狮子座）and the Fiddle（天琴座）/ the Cow（金牛座）jumped over the Moon / the Little Dog（小犬座）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 and the Dish（巨爵座）ran after the Spoon（大熊座）。——译注

[22]  玄学派是17世纪英国抒情诗的一个松散流派，对各种形而上学概念感兴趣，善于创造出乎意料的隐喻、悖论和意象，代表人物有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等。——译注

[23]  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传教士和作家，“乐山”（Delectable Mountains）是其名著《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朝圣者们休息的地方。奇尔特恩丘陵（the Chilterns）是英格兰东南部的白垩绝壁。——译注

[24] 据推测，朗兰（William Langland，约1332—约1386）是一部讽刺叙事诗Piers Plowman的作者；赫里福德郡灯塔山（Herefordshire Beacon）是英格兰马尔文山脉（Malvern Hills）中的一座，而朗兰诗歌的开头场景就是马尔文山脉。诗中说：真理之塔（Tower of Truth，指上帝）坐落在山上，谬误之牢（Dungeon of Wrong，指恶魔）位于脚底下的山谷中，百姓之地（fair field full of folk，指人间）位于这两者之间。——译注

[25]   Paxman, English, 169.

[26] “再接再厉，向缺口冲去”（Once More Onto the Breach）出自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活着还是死去”（To Be or Not to Be）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我的心在痛”（My Heart aches and....）出自济慈诗《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Silent, upon a peak in Darien）出自济慈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译注

[27] “静谧而哀愁的人性之音乐”（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出自华兹华斯诗《自然和心灵的音乐》（Music of Nature and Mind）。——译注

[28]  麦克法兰这句话来源于他在此处引用的帕克斯曼，而帕克斯曼的原文是：“……浪漫田园主义来源于帝国流放（imperial exile，指英格兰人离开故土而前往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它是一个在澳洲或非洲丛林深处为女王服务的小伙子用回忆唤来的避难所。”（Paxman，English，144）这个说法或许更清楚地表明了romantic ruralism的起因。——译注

[29]   引自Paxman, English, 144—145。

[30]  指欧洲，具体指英格兰。也就是说，殖民地的英裔官员青少年时期在英格兰故国受教育，老年退休后重返英格兰，只是青壮年时期在殖民地工作。——译注

[31]   Huxley, East, 231.

[32]  Gentis Anglorum意为English Nation，是比德著作的拉丁文书名的一部分，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全名是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英文名则是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皆可译为《英吉利人教会史》或《英吉利民族教会史》。但无论英文书名中的English People，还是拉丁文书名中的Gentis Anglorum，都暗示着英格兰人早已将自己视为一个国民整体或民族整体。比德（Saint Bede，或the Venerable Bede，672/673—735）是英格兰修道士，因这部开山之作而被誉为“英格兰史学之父”。——译注

[33]    Fortescue, Governance, fols. 38, 38v.

[34]    History of England，坊间通译为《英国史》。——译注

[35]  Vikings一语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如丹麦）的探险家、战士、商人和海盗，从8世纪末到11世纪中叶，他们以长船（longships）为利器，四处侵袭和贸易，这段时期史称“维京时代”（Viking Age）。英格兰是他们挺进和扩张的地区之一，维京人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影响始于公元793年，止于1066年的诺曼入侵，这段时期是英格兰的维京时代，或维京入侵时代。——译注

[36]  胡格诺教徒，16—17世纪法国新教规正宗（Reformed Church）成员，17世纪末遭宗教迫害，约20万胡格诺教徒被逐出法国，其中一部分流亡英格兰，在亨利八世治下以急先锋的姿态参加英格兰的反天主教运动。——译注

[37]   必胜论，或必胜主义，即认为某种政治学说或宗教学说优于并将战胜其他同类学说。——译注

[38]   指议会。——译注

[39]   指地方议会。——译注

[40]  关于英格兰社会的三个等级的划分，可参见第11章关于法国议会的译注。——译注

[41]   亨利二世有两个儿子当上了英王：第三子理查，即理查一世；幼子约翰，即约翰王。1215年的《大宪章》是约翰治下的事情。——译注

[42]    Stubbs, Constitutional, I, 544—545.

[43]  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的写作年代主要是19世纪，他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牛津主教，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译注

[44]  在中世纪早期，任何一个较大的封臣（vassal）或土地承租人（tenant），只要他持有一份直接来自国王的领地（fief或barony），都称为baron。后来baron才演化为一个正式的贵族级别，低于子爵（viscount），高于从男爵（baronet）。baronage是集合名词，在中世纪早期可指组成国王朝廷的一群封臣，因而反映了当时的政府制度。——译注

[45]    Stubbs, Constitutional, III, 3.

[46]   梅特兰基本上是斯塔布斯的同时代人，他的写作年代主要也是19世纪。——译注

[47]   Huizinga, Confessions, 61.“

[48]   Huizinga, Confessions, 96, 101.

[49]  11世纪，英国东南部一列海港（最初为黑斯廷斯、罗姆尼、海斯、多佛和桑德威奇）组成了一个海运和防御联盟，称五港同盟，在14世纪英法冲突中体现了最为突出的意义，但现在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联盟。其总督通常称为Lord Warden of the Cinque Ports，这个职位至今犹存，但也只是一种荣誉头衔了。——译注

[50]   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是英格兰的两个公爵领地之一（另一个是康沃尔公爵领地，Duchy of Cornwall），它的创建年代可追溯到1265年，但至今犹存；其功能是为英王提供收入，它占地46200英亩，2010财年其价值为3.48亿英镑；领地总理是一个内阁大臣（cabinet minister）职，由君王在首相的建议下任命，其职务包括管理该领地的房地产和租金。又：掌玺大臣一职设立于13世纪，因为当时国玺（Great Seal）使用起来麻烦而笨重；掌玺大臣至今仍是内阁大臣和英国政府五大高官之一，但是今日已无具体职务，成为一种不管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译注

[51]   Beefeater其实是“伦敦塔卫士”，专门守卫伦敦塔，而不在议会开幕日作秀。但是人们通常将它混同于或误认作“英王卫士”；实际上英王卫士的正确名称是Queen’s / King’s Body Guard of the Yeomen of the Guard，他们最著名的职责是，在议会开幕式前夕，仪式性地搜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的地下室。这种仪式可追溯到1605年11月5日的“炸药阴谋”（Gunpowder Plot），当时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1570—1606）等人组成的阴谋集团企图炸毁议会，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但告败，后来每年11月5日成为一种狂欢节，叫作“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当夜民众点燃篝火，燃放焰火，并烧毁盖伊·福克斯的塑像。——译注

[52]   Cammaerts, English, 89.

[53]  Cammaerts, English, 91.

[54]  Wendeborn，引自Wilson, Strange, 133。

[55]   Emerson, English, 85.

[56]  Paxman, English, 154.

[57]   Tocqueville, Democracy, II, 621;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193—194.

[58]   德川家康（1543—1616）是日本德川幕府将军家族的创始人，1603年被任命为幕府将军，1605年卸任，但是至死掌握着权力。他开创的德川幕府时代，也称江户幕府，从1603年一直持续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其间产生了15位德川家族的幕府将军。——译注

[59]   Fukuzawa, Autobiography, 116.

[60]  Tocqueville, Democracy, II, 828.

[61]  Emerson, English, 116.

15宗教和伦理

最近一千年，西北欧的一个小岛上发展了一种宗教体系，它具有与基督教相同的基本特点，同时也呈现一系列自己的表征。这里我只能遴选其中少数几个元素浅论一二，因为它们似乎体现了那些导致生活各领域分立的特点，而领域分立正是本书的主题。

马克斯·韦伯发现，基督教内部有一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潜流，简言之，不妨说那是早期基督教想要开辟自己的独立领土，不与其他建制（institutions）结盟的渴望。论及家庭，耶稣敦促他的信徒抛弃父母，随他而去。［1］于是庞大的修院组织（monastic organizations）替代了家庭，成为第二个选择。只要三亲六戚关系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必须将基督放在首位。后果之一是社会的去家庭化（de-familization）。

基督教古来便是一种反威权和反政治（anti-authoritarian and anti-political）的宗教。基督本人未必没有建议他的门徒把帝王的东西归还给帝王，但是他的敌手们仍将他视为政治威胁，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在遭受政府迫害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发展出了一种神学理论，它将上帝的召唤置于对国家履行义务之上。基督教徒呼吁“自由”，新教的呐喊尤为强烈，因此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荷兰或德国，新教的“圣徒”都是统治势力的死对头。

在宗教改革之前很久，当然也在宗教改革之后，英格兰社会的一个惊人表征是系统性地消除仪式、“魔力”和偶像。基思·托马斯已向我们论证，英格兰早就消除了神秘世界观（magical worldview）。［2］英格兰大力鼓吹伦理和道德（ethics and morality），但是从不鼓吹肉体牺牲（physical sacrifices），从不把葡萄酒变成基督之血，也从来没有“奇迹”。上帝活在信徒的心中，除此以外，世界受制于自然法则（natural laws）。这种世界观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有助于清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如果宗教和宗教仪式渗透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成为主宰，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神秘世界，“理性的”行为——亦即手段与目的一致的行为——将成为不可能。一个例子见于西方关于高利贷（usury）［3］的辩论。贷款是资本主义企业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有人辩称，由于天主教会正式禁止有息借贷，发展陷于停顿。然而，克服了这个宗教障碍之后，“自由的”、理性的活动随之发生。韦伯认为，各领域的分立作为一个“去魅”（disenchantment）过程，是现代社会成长的关键一步。

基思·托马斯指出，英格兰的去魅发生得很早：“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英格兰的基督教会便挺身而出，反对膜拜江河井泉。异教的（pagan）树林之神、溪流之神、山峦之神被驱逐出去，留在它们身后的是一个去魅的世界，有待人们来塑形、铸模和主宰。”［4］虽然托马斯正确地指出，将去魅与基督教直接画上等号是过分的简化，但是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基督教确实强调苦行（ascetic），基督教的北方版本尤其如此，而且这个北方版本很反感将人与自然混为一谈，也很敌视“神秘思维”和“象征性思维”。

*  *  *

新教，至少英格兰发展出来的新教形式，避免了与国家的沆瀣一气。苏格兰和瑞士的加尔文主义者将国家变成了上帝的事业，但是英格兰的路德主义似乎一直强调个人良知，似乎繁育了许多独立的教派，而且总体说来，似乎帮忙维持了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分离，由此为英格兰——以及美国——的活力奠定了基础。

英格兰在宗教和思想上的自由出乎18世纪外国访客的意料，索绪尔写道：“英格兰人在良知和宽容（conscience and toleration）［5］上享受着极大的自由。”［6］略早于索绪尔，孟德斯鸠［7］也曾写道：“就宗教而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臣民都有一份自由意志（free will），因此他们必定要么受自己心灵之光的指引，要么受奇思怪想的指引，后果必然是，他们要么对宗教完全不问青红皂白——从而难免对国教（the established religion）照单全收；要么狂热地接受一切宗教——从而使教派与日俱增。”［8］罗什福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英格兰容忍一切宗教——不是法律上容忍，而是事实上容忍。我在有关伦敦的章节中已提到各教派的礼拜堂，也提到了它们的数量。这个王国的其他地区对它们也同样宽容。例如，仅在贝里市（Bury），就有六个不同的教派，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圣龛或礼拜堂，各行自己的宗教，彼此相安无事。”［9］

卡拉乔利（Caraccioli）以挖苦的口气说：“英格兰有60种不同的教派，但是只有一种风味。”［10］结果是对异见的极度宽容。索绪尔提出：“这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有如此之多的教派，而且有如此之多的个人秉持自然神论（deistical）观点，他们有时甚至利用政府的宽大为怀，发行反对国教的宣传册——若在其他国家，这种宣传册及其作者就要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走一遭了。”［11］

事实上，18—19世纪有些英格兰人之所以遭到诟病，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宗教似乎更加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相当于某人的口音或住宅风格，而无关乎一个人是否果真虔信上帝。德国的皮克勒－穆斯考亲王（Prince Pückler-Muskau）写道：“然而英格兰人的虔诚是这样的：它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党派问题，又是一个礼貌问题。就好比他们在政治领域绝对追随自己的党派，不畏艰难险阻，不问有理无理，因为它就是他们的党派；也好比他们永远遵从一种习惯，因为它就是一种习惯；同理，他们也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的宗教（不带丝毫的诗意色彩）：他们礼拜天上教堂，正如他们每天穿晚礼服用晚餐；他们看待一个不上教堂的人，正如他们看待一个用餐刀吃鱼的人。”［12］爱默生指出：“英格兰的宗教是良好家世和教养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什福科的观察也不虚妄，他发现，由于不断地分裂为不同教派，由于个人见解与他人无关，所以很难在英格兰找到一种共同的宗教：“英格兰人能够达成一致的惟一观点，是认为几乎每个英格兰人持有一种不同的信仰——每个英格兰人都信仰自己的某种独特之处，而有些英格兰人却拒绝信仰（妇女则几乎全都拒绝信仰）三位一体（Trinity）［13］，每当三位一体出现在礼拜式中，他们立刻合上圣书。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由这些各执信仰的个人组成的国民整体没有任何信仰可言。”［14］一个世纪以后迪斯雷利［15］问道：“在一个教派林立的民族，我们何处寻觅信仰？”［16］爱默生也问道：“说到英格兰的宗教，它是英国国教（the Established Church）［17］吗？不是。它是各教派吗？不是。各教派只不过是个人异见的固化形式，它们之于英国国教，犹如出租汽车之于出租马车，虽然更便宜和更方便，其实却是同一码事。宗教寓于何方？请先告诉我电寓于何方，或运动、思想、姿态寓于何方。”［18］

佩夫斯纳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说雷诺兹示范了一位画家如何能在不坚持堂皇风格（Grand Manner）［19］的情况下坚持堂皇风格，那也可以说，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示范了一个人如何能在不做Catholic的情况下做到catholic［20］， 甚至能在几乎不做Protestant的情况下做到protestant。”最后的结局是，“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就1871年的沃伊齐案（the Voysey case）［21］发表了一个声明：教士‘可对国教教规（the Articles）作出任何解读，并可——依据对人类异见的合理宽容——用他自己的语言对国教教规进行解读’。”［22］

休·米勒来自加尔文主义当道的苏格兰，他指出，英格兰的教派林立与它的个人主义民族性（individualistic national character）有因果关系：“这个特立独行的个人之国也最适合于做特立独行的教派之国。”他还说：“英格兰民族性的特立独行倾向导致了特立独行的教派蜂拥而出。”［23］

有人或许认为，这种把宗教当作时髦饰品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只是英格兰在18世纪或19世纪的现象，但是早在17世纪中叶，我们便能从约翰·塞尔登的《席间谈》（Table Talk）中发现淋漓尽致的描述：“宗教犹如时尚：这个人穿一件开衩的紧身上衣，那个人穿一件蕾丝的，第三个人穿一件平纹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件紧身上衣。”［24］

不过，如果我们由此推断说，英格兰对宗教从古至今一直秉持绝对宽容的态度，甚至无动于衷的态度，那就错了。拉斯马森（Rasmussen）指出：“对宗教问题秉持宽容或漠然的态度是今日英格兰的一种美德，但是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宗教斗争频繁而又狂热。”［25］

英格兰人也许觉得宗教像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时获得几分对救赎（salvation）的信心——万一真的有上帝（the Deity）呢？！至于如何玩这场游戏，却是每人各有一招。关于这一点，泰纳说法不同，意思一样：英格兰的宗教“让仪式和教条从属于道德伦理。它倡导‘自我管理’，宣扬良知当权，鼓吹培养意志。它为个人的解读和感觉容留了宽阔的余地。无论对现代科学的精神，抑或对现代世界的种种特点，它都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它的教士可以结婚。它开办学校，敦促人们去行动，不倡导苦行主义。正因为它如此贴近和如此同情世俗共同体（lay community），它才对之发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人生刚刚开始的年轻人，还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都被一套传统的、普及的、有益的信念所约束、所指引，并从中获得一种行为准则和一种崇高的世界观。”新教认为形式和仪式是因循的、外在的东西，所以新教实际上是坚决反对仪式和奇迹的，它将教条、教义、《圣经》全部交给个人去评估，看是能增加还是减少其信仰。

教会内外的很多英格兰人认为，上帝、基督、灵魂，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伦理道德才是首要的——“爱你的邻人”（love thy neighbour）［26］、慈悲为怀、公平正义、弃绝暴力、“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27］才是基督教的核心精神。

赫伊津哈来自荷兰加尔文主义的背景，所以对这一切迷惑不解，但是后来，他觉得自己终于弄清了英格兰宗教背后深藏的东西：“我获得的第一条线索是，英格兰人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富于宗教气质。显然他们最专注的是道德和操行，他们那苦修式的严格法律，无论成文法还是口头法，都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又“不能将他们的清教主义等同于彼世性（other-worldness）意义上的那种深刻宗教气质。……皮埃尔·马约将英格兰的宗教描述为‘几乎毫无神秘可言，强调操行甚于强调笃信’。赖纳将英格兰人描述为‘对宗教根本无所谓，漠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致随时可以忽视它的内在本质，而仅仅维持它的外在表象’。”［28］

赫伊津哈本人认为，英格兰的宗教其实不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种宗教，而是与爱国主义有更多关联。他经常感觉到：“在英格兰人的心目中，帝王和上帝彼此酷肖，不列塔妮亚（Britannia）［29］和上帝似乎是同一回事，至少已混为一体，难以区分谁是谁。马达里亚加（Madariaga）曾说：‘在这个全世界最民族主义的人民看来，不列塔妮亚是他们自己的奥林匹斯山的最高女神。’皮埃尔·马约也曾说：‘宗教原则……在这里受到珍视，往往是因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目的在于加强社会秩序。……英格兰的宗教……与其说是致力于提高膜拜（worship）的意识和质量，毋宁说是致力于维护或延伸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贝洛克掷地有声地总结道：‘英格兰人的宗教不是新教主义，而是爱国主义。’”［30］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描述了英格兰今日的宗教状况：“我们并不是真正反对上帝。如果被逼无奈，我们甚至承认，说不定他老人家果然存在，或者，说不定有某种东西（Something）果然存在，此物我们也大可称之为上帝——哪怕只是为了和平与安宁的缘故。有个上帝倒也不错，只要他待在他自己的地方，也就是待在教堂。当我们到他家做客时——譬如在婚礼和葬礼上——我们会发出一切恰如其分的礼貌之声，恰如我们到别人家做客时一样，只不过我们觉得此中的认真劲儿略有些可笑，稍有些窘迫罢了。除了这些场合以外，他老人家极少侵入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思想。如果别人硬要膜拜他，我们表示无任欢迎，因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然而那是私人事体，所以他们应该把它留给自己私下解决，切勿制造不必要的大惊小怪，以免惹得我们其余人厌烦或尴尬。”［31］不仅个人如此，即使安立甘教会，似乎也肯扮演这样一种谦卑的角色，故而“在1991年，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32］的乔治·凯里博士（Dr. George Carey）说：‘我把它看作一个老太太，自个儿在一个角落里咕咕哝哝，大部分时间无人理睬。’”［33］今天一定有很多人赞同19世纪梅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的尖刻意见：“一旦允许宗教侵入私人生活空间，怪事就层出不穷。”［34］

*  *  *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异端的起因是新教改革之时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然而那次决裂似乎更像是结果，而非起因。弗里曼说得不错，新教主义是中世纪以来英格兰社会深层特点引起的附带现象：“我们不是因为信奉某些神学教义而变得自由、进取、霸气；相反，我们是因为发现某些神学教义最能适合一个自由、进取、霸气的民族，所以才去信奉这些教义。”说到英格兰宗教改革，他声称：“这场改革居然会成为一场神学改革，可谓纯属偶然。亨利八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亨利七世失败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而已。”［35］他还说：“这场改革原是……一场政治运动，却偶然地变成了一场神学运动。”实际上，新教只是英格兰社会从中世纪以来所具有的深层性质引起的附带现象。弗里曼继续说：“基督教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英格兰这样，如此彻底地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几乎可称为本地性的信仰。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如此真实地充当一种表达民族性的手段；基督教会的秩序和纪律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如此轻易地套入旧有的国家建制的框架。”［36］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激烈斗争，尤其是亨利与贝克特（Becket）之间的尖锐冲突［37］，最终导致君王凌驾于教会之上。因此梅特兰指出，教会一直未能在英格兰发展自己的独立法律体系，仅仅在普通法的夹缝中生存。普通法和君王拥有高于一切的权力，从而“防止了教会发展一套自成体系的教会法（ecclesiastical law），在国法之外另立门庭，甚至分庭抗礼”［38］。国法之下人人平等，教会也像其他等级一样服从议会。“这种宗教完完全全建立在政治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惟一的最高权威是议会。其他每一个人都处于同等地位。”［39］

因此，在英格兰，教会与国家未能结成一种催生宗教裁判所的同盟。英格兰人对教会的财富和独立性永远疑窦丛生，罗拉德派（Lollards）［40］的疑虑最为显著，其他教派也不释然。伯克哈特指出，当反宗教改革运动［41］席卷欧洲的时候，英格兰却独独避免了国家与罗马教廷的勾结：“在西方各大国，除英格兰以外，反宗教改革运动使‘王座与圣坛之间的信约’（Covenant between the Throne and the Altar）得以签订，也就是说，教会为保存自己而再次利用了世俗臂膀（secular arm）——在该词汇的最宽泛意义上。”［42］

这不表示“宗教”在英格兰无足轻重。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英格兰的特殊宗教变体是英格兰整个生活的中心。“二战”期间奇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的论述并不夸张：“在塑造英格兰历史和英格兰民族性的所有因素中，英国国教是最年高德劭、最影响深远的因素。它深刻而广泛地根植于这片国土，与我们所有的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保障之一，由此也成为我们共同自由的主要保证之一，用迪斯雷利的话来说，英国国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英格兰本身的一部分。”［43］

帕克斯曼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加上了必要的条件：“在民族身份意识（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国教的主要业绩未必在于它宣布了什么主张，而在于它造成了什么可能性。我们有理由说英国国教的诞生等同于英格兰的诞生。然而这并不是说英格兰人是埋头奉教的国民。”［44］英格兰的宗教像英格兰的家庭一样，重要固然重要，但不提供基座，而且也像家庭一样变得私人化了。这一点尤其醒目地体现于英格兰对五花八门的教派的宽容态度。托克维尔说：“事实上，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名英格兰天主教徒不如当地的新教徒那样珍视祖国的自由制度，或者将道德一分为二：一边是公共价值，另一边是私人责任，并可放心大胆地忽视前者，而只须遵守后者。……我的意思只是，我在一个将自由和宗教结为一体的国家自由地呼吸。”［45］

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教派林立，另一方面是高度热忱的宗教信仰，这一对矛盾在托克维尔眼中之显豁，不亚于今日之显豁。宗教，虽然据说在这个世俗国家已与政治分离，其实无处不在。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件私人事体。有人认为，这使宗教几乎变成了虚无：“这是一个奇谲的结果：英格兰拥有一千年的斯文（civility）和宗教，最后的结局却是否认道德，并将知性降低成了一只炖锅。”［46］

英格兰人恪守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宗教问题因此而变得更难理解：“英格兰人憎恨一切变化，尤其憎恨宗教事务上的变化，所以他们死抱着外在形式不放手，而且无可救药地沉溺于虚伪。”［47］这种虚伪或伪善曾让外国人惊诧莫名，也让我们很难看透表象之下的东西。我在剑桥天天听见教堂的钟声，日日看见游行的队伍、诸学院的礼拜堂和各种仪式，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人们的内心究竟信仰什么？

我现在才从我自己的生活中意识到，宗教无孔不入，它渗透了我的学生时代，也渗透了我和日本朋友的谈话——他们看到就连我这样的不可知论者（agnostic）也很有宗教心，不免吃了一惊。基督教无处不在，它在英格兰的诗歌、哲学、美术、音乐和建筑中，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不是一种旧制度式的宗教协定（religious pacts），故不同于欧陆国家、伊斯兰国家和儒教国家的情况。在英国，上帝是一股很有用处的“原动力”（first mover）——如笛卡尔哲学所论［48］，但不是一个供心灵憩息的处所。英格兰人的上帝往往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奇怪的、最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

*  *  *

那种我在英格兰发现其早期踪迹的现代性，是一种道德上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moral ambiguity and relativism）的现代性。宗教永远与来自社会势力、政治势力，尤其是来自经济势力的重压发生冲突。研究这个现象的方法之一，是检视一切宗教共有的一个表征，那就是，一切宗教都认为世上存在一种可怕的、永在的危险，或曰恶（Evil）。［49］这把我们带入了宗教信仰的某些更复杂的领域。

翔实的村庄档案、日记、信件、格言谚语以及其他史料表明，英格兰人民至少从15世纪开始，似乎就不大关心恶魔（Devil）和绝对的恶（absolute Evil）。英格兰为什么缺失恶魔、地狱和绝对的恶？一种令人比较满意的解释，是将此归因于多种宽泛特点。比如说，在欧洲各大国中，英格兰是惟一没有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也没有纠问式法律程序（inquisitorial process）的国家［50］，这显然不是什么巧合。英格兰绝不助长人们对恶的恐惧心。

关于英格兰至少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形成的奇特的“现代”态度，有两个恰好在那一时期写作的作家也提供了一部分解释，他们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两人都有一个极其惊人的特点，使他们看上去非常“现代”，以致和我们心心相印。这个特点是：他们都关注一个灰色的世界，那里的善与恶可以互相转换，那里不可能有确定性和绝对的道德标准，那里的事物并非黑白分明。这显然就是莎士比亚对他的主角们——哈姆雷特、布鲁图、普洛斯彼罗、麦克白——的描述。对这些剧中人来说，选择是困难的，绝对标准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内里是未必符合表象的。

关于善和恶为什么互相混淆，莎士比亚提出了一些原因。譬如他证明金钱可以把人变得面目全非，由此他涉及了一个关键的悖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恶可以变成善，善可以变成恶。由于莎士比亚对此明察秋毫，卡尔·马克思满心赞同地引用了他的诗文：

这是什么？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

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这黄色的奴隶

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

和元老们分庭抗礼。［51］

可见，金子让万物变形，把黑的变成白的，再变成黑的。它把原本不在一个平台上的东西生生凑到一起，使之平起平坐，又把天生在一起的东西生生分离。人类不再能够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支混淆的调子也回荡在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失乐园》描述了善恶之间的战斗，不过这场战斗并非发生在敌对的两方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准则之内。这部诗作试图主张一个悖论：善恶之间既泾渭分明，又不分彼此。《失乐园》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恶究竟是怎样生发的——因为它似乎生发于善。这个问题的一种简明解释是伊甸园（Garden of Eden）神话，在那里，恶甚至存在于一个尽善尽美的乐园（a perfect Paradise）之中。［52］一旦善恶分家，恶离开善而单独面世，两者都将陷入一个困境：无法再互相侵染；于是两者都倾向于再度汇合。

上帝企图将堕落的天使（fallen angels）重新置于自己的摆布之下，反过来，撒旦的许多著名诗行的主题是如何挫败这种企图：

如果神意

欲从我们的恶中提取善，

我们就必须尽力防范，

必须从善中找寻恶之手段。［53］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这个世界：

别了，希望；别了，与希望同在的恐惧；

别了，悔恨！一切的善对于我都已失去。

恶呀，请你来做我的善。［54］

然而，正如恶生发于善，善也可以生发于恶。堕落的天使永远面临一个威胁：上帝还可能把他们赢回去，把他们的恶重新变成善，因为善的力量强大无比：

魔鬼羞惭地站起身来，

感觉了善的威严可畏。［55］

最终，善恶还是不分家，天堂和地狱、恶魔和上帝，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力量的两个不同侧面。

可以认为，弥尔顿的这部诗作雄辩地表明人们悲哀地承认了一个事实：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是孩子气的、过分简单的、不够充分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世间万物，须知这是一个主观主义世界（subjectivist world），人在其中不可能依存于任何外在的、永恒的、客观的道德律。弥尔顿需要在人类面前为上帝辩护，结果，人人都将充当裁断上帝的判官，而非相反。道德存在于观者的眼中，恰如蒲柏所言：

欢乐，取决于正确或错误的裁断，

我们最大的恶便是我们最大的善。［56］

17世纪，帕斯卡尔已在蒲柏之前总结过这种世界观：“任何不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自身性质的事物，我们很难知道它是正义还是不正义。地极（polar）升高三度可以颠覆整个法学体系（system of jurisprudence）；子午线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理。……没有任何一个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57］蒲柏更上层楼，代表着道德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潮流的最高峰。凭借日益增多的证据，这种主义辩称，世上每一个文明各有一个适合于自己的道德体系：

自然无非巧计，但汝尚未领悟；

机遇无非向导，但汝尚未看出；

分歧无非和谐，但汝尚未参透；

局部之恶，实乃普世之善；

骄傲可恨，实因错误理性；

此理昭昭：凡存在，皆正确。［58］

关于纯恶（pure evil）消失的原因，本文只能提出一两个问题并提示一种答案。问题和答案都浓缩在圣保罗的一条警喻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59］这种对贪财的唾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的中心支柱之一，而犹太—基督教传统乃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但是我们又可以同样振振有词地提出反论：贪财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同等重要的支柱。

亚当·斯密清楚地揭示了贪财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它，现代社会将顷刻坍塌。他说：“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带来了多种益处，但是究其根源，它并不是任何人类智慧——这种智慧能预见，追求，并能造成机会去实现广泛的富裕——的结晶。相反，劳动分工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所导致的必然的、缓慢的、渐进的结果。”［60］劳动分工，以及它引发的一切，原来竟是以一种人性倾向为基础的，用神学正式提出的道德术语来表达，这种人性倾向就是恶。一切都基于个人的攫取、贪财、追求利润。可见善与恶在现代社会的根子上已经互相混淆。

但是站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打量，可以认为金钱做了更加险恶的事。它不着痕迹地抹煞了“恶”的概念，或者毋宁说，它使得人类不能区别善恶，它将人类扔进了混乱，而由于这种混乱，天使被逐出了乐园，莎士比亚笔下的主角们也备受折磨。“金钱”可以充当一个缩略语，以代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市场价值、贸易和交换，它是一个道德混乱的世界的领路人。

在一个资本主义货币经济（capitalistic monetary economy）体系与另一个对立体系发生冲突的地方，货币的影响格外明显。人类学家恰恰研究这类有冲突的领域，因此，对于货币经济诞生之后的效应，人类学家的见证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他们指出，货币不仅扰乱了经济领域，而且使道德陷入混沌。例如，凯内尔姆·伯里奇描述了货币是如何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发生影响的：货币使那里的道德秩序变得复杂化，将过去的黑白分明变成了灰色。他辩称，货币“揭露了隐藏在精心培养的美德中的邪恶，让邪恶离开一定程度的美德就无法存在，让一丝正确元素进入了错误行为，并在正直者心中发现了骄傲之罪。……货币促使人类的角色和品质有了复杂的区别和多样的种类。”［61］广而论之，是货币、市场和市场资本主义消灭了绝对道德。不仅世界上的每一种道德体系都变得同等地正当有效，而且如帕斯卡尔所言，在每一个道德体系内部，凡是存在的，皆是正确的。

在社会学领域的一批杰出思想家看来，货币造成的后果和引起的心态也同样一目了然。关于货币如何摧毁道德上的两极对立和本质区别，乔治·齐美尔给出了一份雄辩滔滔的描述：“货币是一切不同事物的惟一等价物，结果它变成了一个最可怕的校平机，因为它只用‘多少钱？’来表达事物的一切本质区别。货币，连同它的苍白无色和冷漠无情，变成了一切价值的共同名字（common denominator），它无可挽回地掏空了万物的内核，消灭了万物的个性，使万物在不息的货币泉流中失去了各自特有的重力。于是，万物都归结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彼此仅有的区别只是各占多大面积而已。”［62］

18世纪，身处世上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英格兰人发现，这场“道德革命”的后果昭然若揭：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贪财曾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但是此时，贪财显然也同样是万善——其中一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易市场原则——之源。此种悖论的涵义实在可怕，一经赤裸裸地指出，立刻招来怒骂。将这个难言的真理公之于世的人，是伯纳德·曼德维尔，一个曾在伦敦居留和行医的荷兰人。他的《蜜蜂寓言》一书的主题，被简洁地概括在副标题中：“私之恶，公之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1714年《蜜蜂寓言》首次付梓，并附有一首1705年初版的打油诗（doggerel poem），题为《嘟囔的蜂窝，或流氓变成老实人》（Grumbling Hives: or Knaves Turn’d Honest）。打油诗的主题是，共善公益来源于公民的私人情感和私人恶德，包括他们的欲望、攫取精神、侵略性竞争。曼德维尔诗曰：

细看个人皆是邪恶附体，

聚集成众之后却成福地；

战争时惧怕来和平时喜，

外国人对他们满怀敬意；

若是和其他蜂窝来相比，

财富多多且又生活奢靡；

这便是彼国的大大福气，

光荣伟大乃因罪恶协力；

美德其实是政治的徒弟，

学会了上千个阴谋诡计；

政治的影响是如此惬意，

让美德与邪恶结下友谊；

众人之中那最坏的一批，

从此就致力于共善公益。［63］

一言以蔽之：财富和善来源于恶德和邪恶的情感。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善寓于恶的深处，同理，恶也寓于善的深处——正如善天使出面在乐园中心建立一个新世界时那样。曼德维尔传达的寓意是，如果你只想私下做好人，公共世界将会倾覆。

在《蜜蜂寓言》的末尾，曼德维尔总结道：“行文至此，我自诩我已证明：虽然友好和仁爱是人类的天然禀赋，虽然人类能通过理性和自我否定而获得真正的美德，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基础；相反，我们所说的此世之恶（Evil of this World）——包括道德上的和天性上的——才是一条恢恢律理，它使我们成为了社会动物（Sociable Creatures），为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灌输了生命，提供了支持；我们必须在它那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头；恶一旦止息，社会必将损毁，甚至彻底瓦解。”［64］

这是曼德维尔传达的关键信息。谦谦君子亚当·斯密撰写的杰作也包含了同样信息，他的这部杰作也许会如此概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无需任何法律干预，人的私利和七情六欲就能诱导他们去瓜分和分配每一个社会的库存，这种瓜分和分配是在该社会的各行各业中进行的，并尽可能按照一种最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比例而进行。”［65］

如此这般，私人的恶德、情感和利益融入了共善公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乐园的基础是在地狱打下的，地狱的基础是在乐园奠定的。欲望之蛇盘绕在知善恶的树上。换言之，蛇就是树。正因为它就是那棵树，它才导致了最终的混淆，使人不能够分辨善恶。人一旦尝到树上的果子，马上发现：原来这颗果子并不含有使人能够分辨善恶的新鲜知识，却含有使人不能够分辨善恶的要命知识。

情况很明朗：至少在英格兰普通民众的层面上，善恶混淆和矛盾心理早在16世纪初即已存在。我们可以主张，16世纪的英格兰普通民众已在一个特殊世界如鱼得水地生活了好几百年，那个世界没有绝对之物，只有相对的善和恶，而且一切都可用金钱交换。恰如其分和并非偶然的是，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中期，莎士比亚用最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善与恶的不确定性；而在18世纪这一鼎盛时期，亚历山大·蒲柏也用最伟大的诗行概括了好坏无定和善恶混淆的状态：

处身于这一种中间状态的峡地，

人类聪慧得糊涂，伟大得粗鄙；

……

他悬悬不定：行动，还是休息？

自视为野兽，还是自视为上帝？

……

思想成了混沌，情感毫无秩序，

该给自己添乱，还是该去释疑？

生来就一半沉沦，另一半崛起，

被万物掠食，又是万物的上帝；

真理的惟一判官，却谬以千里，

是光荣，是玩笑，是世界之谜！［66］

*  *  *

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优美地折射了这一对从未化解的矛盾。该教会的运作似乎和英格兰的法律如出一辙，像是涂抹在英格兰生活各领域之间的一种润滑油。它对模棱两可和矛盾冲突抱着宽容态度，并在两者之间作出裁夺。帕克斯曼对此深有认识，故引用了好几位作家的说法表达此意：“T. S. 艾略特在谈到16世纪时写道：‘安立甘教义的核心精神是中庸之道（via media）。在伊丽莎白治下，英格兰的教会在教皇制（Papacy）和长老制（Presbytery）［67］之间不懈地寻找一个中间值，在此过程中，这个教会变成了英格兰当时最美好的精神的代表。’”帕克斯曼继续举例：“罗伯特·朗西博士（Dr. Robert Runcie）认为，它那饱受批评的模糊性正是力量之所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一些教会以自己的善恶分明为豪，它们无论在教义上，还是领导权上，抑或对福音书（Gospel）的统一解释上，都不含糊其辞。相形之下，安立甘教会却是一个综合体，它十分必要地将正反两论糅成了一气。’”［68］

政治理论家D. W. 布罗根（Brogan）也描述说，安立甘教会处于一种建设性的矛盾状态，它像英格兰的法律一样，拒绝以毫不宽容的态度立足于确定性，它作为一种不属于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的宗教而发挥作用。他注意到，英国国教教义及习惯的不可定义性惹恼了很多人，他们“骇异于它对矛盾的宽容态度，但这是安立甘教义的天性。因此，英格兰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极富英格兰特色。……在宗教改革之前，中央权威也许可以强制推行秩序和一致的教义。然而一旦摆脱了控制，由于英格兰人毫不赏识一致性的魅力，也毫不具备排异性，结果必然是：无论英格兰采取何种形式组织其宗教生活，都不会像日内瓦的欧洲或塔兰托大会（Council of Trent）那样一致和一贯。［69］……英国国教或许只是一种大多数英格兰人敬而远之的教会，但是他们希望它待在那里，以便让他们敬而远之；任何时候（不过并不经常），只要他们需要精神家园，它便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如果那是一个功能性更强的建制，如果那是一个对它自己的思想十分了然，且能将通行的前提性教义一直追随到逻辑结论的教会，那么，英格兰人待在里面会很不自在。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教会固然是一个更可敬的机构，却是一个少了许多英格兰气质的机构。”［70］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一句：英格兰的教会不仅酷似英格兰的法律，而且酷似英格兰的家庭，因为家庭恐怕也只是一种大多数英格兰人离得远远的东西，但是，如同对待教会一样，他们希望它待在那里，以便让他们离得远远的。

[1]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Luke）第14章第26节：“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译注

[2]  Thomas, Religion.

[3]   usury最早（13世纪）只是“有息贷款”之意，后来渐渐表示极高利率的借贷。——译注

[4]   Thomas, Natural, 22.

[5]  正如麦克法兰在前一句的解释，“良知”指的是思想或意识，“宽容”指的是宗教宽容。——译注

[6]   Saussure, Foreign, 317.

[7] 索绪尔和孟德斯鸠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索绪尔（César de Saussure，1705—1783），法裔瑞士旅行家和作家。——译注

[8]   Montesquieu, Spirit, I, 312.

[9]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95.

[10]   引自Quotations, 97。

[11]   Saussure, Foreign, 191.

[12]   引自Wilson, Strange, 176。——译注

[13]  三位一体：基督教教义将上帝定义为三种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的合一。与此相对的观点是上帝一位论（Unitarianism），可参见第13章关于上帝一位论教派（Unitarian church）的译注。——译注

[14]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92.

[15]   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两度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译注

[16]   Disraeli，引自Quotations (Oxford), 129。

[17]  Established Church原意为“国教”，这里指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叫作Church of England，但是它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传统，其理论、结构、礼拜式代表着一种介乎于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和新教（Protestantism）之间的“中间道路”，被称为Anglicanism（安立甘教义），此宗蔓延到了英格兰以外的很多地区，形成世界第三大宗教共同体，仅次于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和东正教（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es）。可见Church of England是Anglican Church（安立甘教会、安立甘宗、安立甘教义）的母体，本书将Church of England和Established Church译为英国国教，将Anglicanism / Anglican Church译为安立甘教义/教会/宗，以示区别。——译注

[18]   Emerson, English, 175.

[19]   Grand Manner，又称Grand Style。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在美学上宣扬纯正趣味和堂皇风格，譬如他的《童子撒母耳跪地祈祷》（Infant Samuel Kneeling in Prayer）就是此种风格的例证之一，此画表现了童年时代的先知撒母耳以庄严的姿势跪在地上祈祷。雷诺兹是英国极具影响力的画家，皇家艺术学院的创立者之一和首任院长，擅画肖像，推崇古典美术和文艺复兴美术。——译注

[20]   Catholic意为“天主教的”、“天主教徒”，catholic意为“广泛包容的”、“全人类的”，等等，指一种品质。下文中的Protestant（新教的、新教徒）和protestant也可类推。——译注

[21]   沃伊齐（Charles Voysey，1828—1912）是英国国教牧师，因被枢密院指控为异教徒而失去圣职，后来他创立了有神论教派（Theist Church），该教派主张，一位人格化的上帝不仅存在，而且干预宇宙的秩序；故与自然神论（Deism）相对立，后者认为上帝不干预自然世界，人类认识上帝是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上帝的“启示”（revelation）。——译注

[22]    Pevsner, Englishness, 175.

[23]   Miller, First, 397.

[24]   Pollock，引自Campbell, Yeoman, 289。

[25]   Rasmussen，引自Wilson, Strange, 258。

[26]  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Gospel of Matthew）第22章第39节，中文版作“爱[邻]人如己”，英文版作“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即]你的神。……其次……要爱[邻]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译注

[27]  “山上宝训”是耶稣的一系列言论和教导，集结出现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7章，第一句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云云。——译注

[28]   Huizinga, Confessions, 70.

[29]   Britannia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古称，也是它的女性拟人或化身。——译注

[30]  Huizinga, Confessions, 76.

[31]    Fox, Watching, 356.

[32]   英国国教会划分为两个教省：坎特伯雷教省（Province of Canterbury）和约克教省（Province of York），分别由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也称都主教，metropolitan bishop）和约克大主教管辖。其中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地位更是非同小可：他不仅是坎特伯雷教省的都主教，而且是整个英国国教会的最高主教（primate）。——译注

[33]   引自Fox, Watching, 354。

[34]  引自Paxman, English, 101。——原注

梅尔本勋爵（本名William Lamb，1779—1848），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34；1835—1841），他对宗教和教会颇有讽刺，例如Paxman在同一段还举了一个例子：作为首相，他的职责之一是为英国国教任命主教（bishops），有一次他抱怨说：“天杀的，又一个主教死掉了，我真的相信他们死掉就是为了折磨我的。”——译注

[35]  所谓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在位1509—1547）取得成功，系指他发动的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取得了成功。在中世纪，罗马教廷通过教会控制着各国的政权，它的权力和财富长期以来令世人侧目，令国王嫉妒。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直接起因是他1527年的离婚事宜；1531年他使自己被确立为Church of England的首脑；1532年他召开宗教改革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使Church of England摆脱罗马教廷，成为纯粹的英国国教，称Anglicanism，即安立甘教；1543年议会通过法案，尊国王为英国国土上的教会最高领袖；两年后议会通过另一项法案，终止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一切权力。——译注

[36]    Freeman, 4th Essays, 290, 287, 289, 240.

[37]  亨利，并非指亨利八世，而是指亨利二世，他是英国史上杰出的改革家，确立了普通法（习惯法），改革了行政，加强了王权，并通过《克拉伦登法规》（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确立了君王对教会事务具有传统权力。贝克特（Thomas Becket，1118—1170），1162—1170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与亨利二世反复较量，争取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被亨利二世的党羽暗杀，遂被罗马天主教会尊为圣人和殉道者，称“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Saint Thomas of Canterbury）。——译注

[38]   Maitland, History, I, 21.

[39]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85.

[40]   14—15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派的一个分支，成员均为牛津大学神学家约翰·韦克利夫（John Wycliffe，1320—1384）的信徒。他们的运动被称为Lollardy，该运动的主张之一是对教会财产征税。——译注

[41]    可参见第13章相关译注。——译注

[42]    Burckhardt, Reflections, 121.

[43]  Bell, English, 7.

[44]  Paxman, English, 100.

[45]   Tocqueville, Memoir, II, 398.

[46]  Emerson, English, 188. ——原注

Reducing the intellect to a saucepan，意谓将人的知性变得像炖锅一样，用来炖烧或炮制形形色色的思想念头。——译注

[47]   Emerson, English, 174.

[48]   原动力，first mover，也称first cause或prime mover，是神学宇宙论的论点，指上帝本身和上帝之存在，认为上帝是宇宙和万物的源头。最早见于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的著作，后也见于阿奎那等多位哲学家的著作。——译注

[49]   这段论说的基础是Macfarlane, Culture, Chapter 5。

[50]  英格兰普通法系不采取大陆法系（civil legal system）的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而采取抗辩制（adversarial system）。在纠问制中，法庭和法官积极介入或干预案件真相的调查；而在抗辩制中，法庭和法官基本上只扮演裁判的角色，在原告和被告之间作出不偏不倚的裁断。——译注

[51]   Timon of Athens, Act IV, Scene 3 (Marx, Grundrisse, 163). ——原注

此段诗文摘自朱生豪译《雅典的泰门》。其他未标明译者的诗文均为本书译者所译。——译注

[52]  在基督教中，Paradise往往指《圣经·旧约》中的伊甸园。弥尔顿的诗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的情节围绕伊甸园而展开，所以麦克法兰直接将Paradise转换为the Garden of Eden。又：下文中的“乐园”则可能引申为一个极乐致福的所在（而不一定是“天堂”），如同《圣经·新约》中的用法，例如《新约·路加福音》（Gospel of Luke）第23章第42—43节写道：“……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又如，《新约·哥林多后书》（2 Corinthians）第12章第4节用“乐园”指“第三层天”上的乐土（a third heaven paradise）。——译注

[53]   Milton, Paradise Lost, Book I, Line 157.

[54]   Milton, Paradise Lost, Book IV, Line 108.

[55]   Milton, Paradise Lost, Book IV, Line 846.

[56]  Pope, Essay on Man, Epistle 2, Line 91.

[57]  Pascal, Pensées, II, 126ff.

[58]  Pope, Essay on Man, Epistle 1, Line 289.

[59]“贪财是万恶之根”，译文摘自中译本《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1 Timothy）第6章第10节；英文版为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译注

[60]  Smith, Wealth, I, 17.

[61]   Burridge, New, 45.

[62]   Simmel, Sociology, 414.

[63]   Mandeville, Fable, 67—68.

[64]    Mandeville, Fable, 370

[65]   引自Hirschman, Passions, 110—111。

[66]     Pope, An Essay on Man, Epistle 2.

[67]   含义是：英格兰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Papacy是罗马天主教采取的制式，将教皇（Pope）奉为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首领。Presbytery则是基督教新教采取的制式之一，在新教中，教会政府（church government）的组织形式有三大类：主教制（Episcopal polity），长老制（Presbyterian polity），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t polity，或译会众制）。主教制是以主教（bishops）为首领的制度，主教可分等级，高级主教称为大主教（archbishop）或都主教（metropolitan），英国国教或安立甘宗即采取这种制式。长老制是由长老（presbyters/elders）大会实行代议的制度，强调上帝的主权。公理制的原则是每一个地方教会的会众团体（congregation）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教会主权（ecclesiastically sovereign）。——译注

[68]   Paxman, English, 100—101.

[69] 日内瓦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故乡，因此“日内瓦的欧洲”意谓加尔文主义的欧洲。塔兰托大会是罗马天主教16世纪在意大利塔兰托（Trent）召集的神圣普世大会，旨在谴责新教等异端，并对教规教义作出定义。——译注

[70]   Brogan, English, 104—105.

16民族性

一切企图定义“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努力注定失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打算描述一个民族或国家（nation or country），我们很快就会明白：民族或国家因时间、阶级、地域而异，无所谓一致性，民族的性格也随环境而变化，无所谓一贯性。

如果定义民族性是普遍的困难，那么定义英格兰的民族性就是极端的困难。大卫·休谟的观察十分准确：关于英格兰民族的共性，你惟一真正有把握的是英格兰民族根本没有共性。“我们可能时常评论同一个民族身上奇妙地混杂着不同的风格和性格——尽管这个民族操用同一种语言，服从同一个政府。在这一点上，英格兰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民族。”因此，“较之普天之下的任何民族，英格兰人拥有的民族性是最少的，除非这个特点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性。”［1］埃尔斯佩思·赫胥黎说得不错：“找来一打英格兰人，问问他们‘英格兰是怎么个国家？’你会得到一打答案。……英格兰对于四千万个不同的人来说是四千万个不同的东西，你不可能用一页书、一章书，甚或十几卷书把它说尽道绝。”［2］

民族性的多样化和矛盾并不是生理原因造成的，所以休谟说：“至于生理原因，我倾向于彻底怀疑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也不认为人类的性情或天性应当归因于空气、食物或气候。”［3］休谟相信，英格兰民族性的成因在于一种混合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三结合——和一种混合宗教，“你在他们当中可以找到所有的教派”，盖因“人人享有莫大的自由和独立，故能尽情展现自己的独家风格”。［4］

进一步追踪休谟的论说脉络，我们会发现，英格兰民族性的多样化来源于各领域或各建制之间的分离。本书的主旨是讨论现代性之奇特，连同它的一系列互相冲突的价值（clashing values），如在等级制与平等性之间、个人主义与合作精神之间、宽容与好斗之间。其实，只要将生活各领域分隔开，让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充当决定性基座（determining infrastructure），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很多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亲属关系，有些社会是宗教，另一些社会是共产主义——把国民变得千人一面，而只能放任他们各行其是。曾有某国领袖强制推行统一［5］：统一的服装、统一的生活方式、统一的性别；其他类似的政体也曾强求一致。然而英格兰处在相反的极端，它是一群你争我斗的个体，是一种百花斗妍的局面。

英格兰的情势如此混乱，我惟一能做的是跟踪几位外国人的观察，并指出英格兰民族的几种总体倾向和特性，它们绝对谈不上一致，反倒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变万化，尽管如此，它们似乎仍体现了这群奇怪岛民的某种本质。［6］有诗为证：

一个地道的英格兰人乃是一个矛盾！

论言谈，是讽刺！论事实，是虚构！［7］

*  *  *

托克维尔指出了英格兰上中产阶级人士的一个显著表征。既然托克维尔娶了一位英格兰太太，又在英格兰度过了经年，又在美国观察了英格兰的影子，他当然注意到了英格兰人的内敛（reserve）性格，也思索了它的原因：“很多人将英格兰人独特的反社交倾向和内敛而寡言的风度归结于纯生理原因。我可以承认他们的人种在这方面确有点奥妙，但是我认为更应当归因于他们的社会环境——如我们通过英美对比所证明的那样。”［8］

他特别指出了两个英格兰人在外国邂逅时是多么谨慎：“如果两个英格兰人在澳—新地区（the Antipoles）［9］偶遇，周围都是些陌生人——其言谈举止他俩几乎一无所知，这时他俩会瞪着好奇的眼睛，怀着隐秘的不安互相凝望，然后会转身走掉。万一其中一人向另一人搭讪，两人会小心翼翼，让谈话保持在一种克制的、空洞的气氛中，尽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10］托克维尔将此部分地解释为：英格兰人担心亲密的关系会让自己敞开大门接受对方的任何要求。换言之，一旦彼此接近了一步，英格兰人便不好意思拒绝履行一份帮助和支持同胞的义务；更何况——我猜想——离开祖国如此遥远，他们很难判断对方的社会阶层和背景。

托克维尔认为不能用气候去解释，他的想法很可能正确，不过泰纳却表示怀疑，他相信雾霭和潮湿至少是导致英格兰人独立精神的部分原因。［11］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性格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遗传下来的古老特性，是一种好斗的个人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些野蛮人带来了那种顽梗的个人主义——借用现代措辞；也带来了那种渴望随心所欲和维护个人自由的热情。”［12］也有人认为应当归因于英格兰的宗教：“广泛流行的美以美教（Methodism）和新教，以及英格兰人的宗教观，恰好吻合他们寡言又寡欢的性格。”［13］

*  *  *

为了说明英格兰民族性的一系列矛盾表征，下面援引四位观察家的描述。第一位是法国人索绪尔，他写道：“据说英格兰人非常骄傲，不少英格兰人的确如此，但是就全体英格兰人而言，与其说他们骄傲，毋宁说他们冷淡和矜持，而且他们天生不苟言笑——尤其是和法国人相比。”他又写道：“哪怕有20个男人坐在一家酒馆里抽烟和读报，他们也不大交谈，静得你能听见苍蝇的嗡嗡。偶尔对话，也被漫长的停顿打断，孤零零的一句‘你好’独自向你证明了他们知道你也在场，然后他们就金口难开了。”可是提起英格兰妇女的性格，他却写道：“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英格兰妇女性格的体会。我发现她们温柔、坦率、朴实，她们并不企图掩藏自己的感受和感情。”［14］

在索绪尔之后，苏格兰人休·米勒在他的《第一印象》中给出了下面的报告：“……连绵的田野和房屋。英格兰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体现了英格兰人的孤立性和个人主义。”他将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相比较：“苏格兰人的形态不同于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可不是一堆互不相干的原子，而是一群个体聚合成的整体。”英格兰人的非睦邻性（non-neighbourliness）和孤立性令他印象至深：“邻里之间似乎互不了解。”同样，较之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的个人主义也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譬如他说：“英格兰人更独立、更孤立地作为个人而各自凸现出来。……就这一点而言，英格兰人多少像是一些分散的原子，散落在引力影响的环境之外，却被圈禁在斥力环境之内。全体英格兰人作为独立分子而各自存在，犹如一盘散沙，不能抱团。”［15］

迪希塔尔也作了同样的对比：苏格兰人丝毫“不像他们的邻人［16］那样又古板，又拘泥，又挑剔，且因缺乏从容和随意，把自己弄得乏味无比”［17］。泰纳也有同感，他指出：“英格兰不乏有教养的甚至博学的人，他们游历甚广，懂多国语言，但是与人为伴时局促不安。”虽然“这种窘迫和羞赧是日耳曼各族（Germanic peoples）［18］的常态”，但是他注意到，某些表征却是英格兰人独有的：“在内敛、谨慎、含蓄之外，英格兰人独有的表征还包括：百分之百的自制，永远的泰然自若，逆境中的坚持不懈，严肃的心态，尊严的举止和高贵的风度，对一切温情或狂妄的规避……”［19］

关于含蓄和低调的态度，佩夫斯纳也举了一个例子：“此外，这幅英格兰肖像还会保持长时间的沉默，偶尔开口讲话，声音也压得极低。……换言之，英格兰肖像掩藏的东西多于暴露的东西，即使暴露，也要以一种刻意的轻描淡写去暴露。英格兰男女是简·奥斯汀在《爱玛》（Emma）中所说的‘地道英格兰风格’的真实写照，这种风格是通过‘把真心依恋埋藏在一种看似冷漠的平静之下’而养成的。”［20］

不知何故，这种民族性只是英格兰的专利，并未原封不动地输送到美国去。它似乎与英格兰人特有的阶级体系和俱乐部体系有关。爱默生写道：“约克郡的一位磨坊主告诉我，他不止一次从伦敦前往利兹，乘坐头等马车，与同一批乘客为伍，一路上连一句话都不交谈。”他又写道：“简言之，这些岛国人当中的每一个都自成一岛，安全，安静，孤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你会以为他是个聋子，他的眼睛也从不离开他的桌子和报纸去野游。”英格兰人生气勃勃，但是“这种活力出现在毫无好奇心的状态下，像石头人一样互相忽视。每一个人自顾走路，吃喝，刮脸，穿衣，打手势，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做事，按自己的风格默默受苦，对局外人一字不提，惟恐干扰了别人，或者骚扰了别人”。总而言之，这个岛国“流行的风度是冷淡和压抑。绝不允许热情外露，除非是在听歌剧的时候。他们惟恐惹眼。他们要求压低嗓门，以免在房间里引起一丁点注意。”［21］

我通过我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注意到了一些同样的特点。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有一种强烈的内敛，近乎羞怯，尽管他们人生得意，成就斐然。这也是很多英格兰人的自传作品触动我的地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观察过一个人：“我相信他内心拥有的感情比他惯常表现的要多得多，感情的容量也比他已经开发的要大得多。他像大多数英格兰人一样，不好意思显露感情，但因缺乏显露，最终把感情本身给饿死了。”他补充道：“老实说，由于英格兰的民族性和英格兰的社会环境使然，人们不大可能因为对他人奉献同情而获得快乐，无怪乎同情心在英格兰人的生活规划中轻如鸿毛。”［22］

内敛甚至表现在英格兰人的手势（gestures）上，或者毋宁说，表现在他们不打手势上。一个意大利人迷惑地写道：“为什么英格兰人不太打手势，莫非他们的胳膊总是胶在两胁上面？为了同样的理由，我相信他们的房间太小，以致他们舞起胳膊来不可能不打碎东西或妨碍他人。”［23］南欧人，甚至法国人，喜欢大量使用身势语言，他们用手部和脸部交流，不亚于用语言交流；相反，英格兰人通常都很被动，一副高深莫测、泰然自若（stiff upper-lipped）［24］ 的派头。

这种内敛、孤立和低调的一个显著原因是，他们难以委决应将忠心献给谁家——经济的、宗教的、亲属的、政治的纽带都在拖拽一个英格兰人，他不得不在雷区里小心移步，然而他也绝不是任何一条绳索的奴隶。因此，当英格兰人突然被战争、游戏、业余爱好、音乐或任何一种进取行为所激发，开始协力做事和共同分享的时候，他们便放松了情绪，消除了疑虑，愉快之情也油然而生。在我的学生时代和我的一生中，每逢我加入一项“游戏”或与人轻松相处时，我都曾发现这份愉快。除了在这些场合，一个英格兰人又能热情洋溢地谈什么？

爱默生也抓住了英格兰人的双重性格，他写道：“英格兰社会的风格和习惯是人为的——人造的人，带着人造的风格；所以一切都伯明翰化（Birminghamized）［25］了。我们看到的民族，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a work of art）：一个冷峻的、不毛的、毗邻北极的小岛，正在变成一片全世界最富饶、最奢华的帝国领土。”他又写道：“这里有世上最优良的血统，天庭饱满，脚踏实地，有深度，有广度，波澜不惊；是一群沉着、内敛、眼界开阔、感情丰富的人，具有强烈的本能，但是也易于教化。”他还说：“他们心态积极，讲究方法，干净利索，拘泥形式，酷爱惯例，因袭传统，当然也热爱真理和宗教，但是一遇到形式问题就坚定不移。”他们是一国个人主义的、私人化的人民：“他们的贸易动机和帝国目标，是守护自己家园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他又说：“英格兰人重视个人，这也是每一个社会的主要鹄的和成果。每一个人都得到允许和受到鼓励，去做他自己，并在耽于奇想的时候受到保护。”但是英格兰人也有另一个侧面，爱默生指出：“这些私密的、内敛的、沉默的、居家的人们可以拿出全部热情去追求一个公共目的，这种大爱的力量谱写了英格兰英雄们的浪漫传奇。”［26］

在剑桥，我经常看到人们战战兢兢，生怕逾越了自己的专长和分工，这也和前文提到的反讽、含蓄、低调有关。羞怯、漠然，再加上自大、自负，构成了奇异的混合性格。

当然，英格兰人也有其他一些特性，其中之一便是自信和自大：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甚至觉得只有自己才是正常人，别人都是怪物。索绪尔评论道：“我不认为还有哪个民族比英国人更加孤芳自赏，而且在言谈和行动中尽情表现这种孤芳自赏。他们轻视一切外国人，认为外国的事情不如他们国家干得漂亮，不过他们也确实有不少资本可以助长他们的自鸣得意，例如他们的爱国情怀，英格兰的财富、丰饶和自由，他们享受的舒适生活。”［27］托克维尔也指出，英格兰“比其他现代民族较少同情心，她从来不注意外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想些什么、感觉到什么、遭遇到什么、做些什么，除非是在考虑英格兰可以怎样利用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感受或他们的思想；当她貌似最关心外国人的时候，她其实只是在关心她自己”［28］。

英格兰人的自信也许令人恼火，但是它也不乏正面效应。据莱恩观察：“自尊自重，个人价值感，君子与君子之间进行公平交易时互相信任对方的诚实正直，这些品质既来源于也引发了一种健全的社会道德感，和一种适合于独立行动的高尚的社会性格（high social character）……由此形成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和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基础。”［29］爱默生也指出：“英格兰人代表着自由。英格兰人虽然保守（conservative），爱钱财，爱爵位，但也爱自由。自由在英格兰牢不可破，因为他们比其他国民更有个人力量（personal force）。政府凡有不道德行为，全民族一定坚决抵制。”［30］孟德斯鸠将个人主义与自由相提并论：英格兰的“每一名个人都是独立的”，“这个民族酷爱自由”。［31］18世纪末，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注意到：“每一个英格兰人自成一岛。”［32］无怪乎独自待在荒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会成为民族榜样。盖尔纳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已经发现鲁宾逊是经济学家宠爱的角色，然而鲁宾逊在哲学家的心底更受珍视，只是他们不常指名道姓地说起他而已。”［33］

很多人认为，这种好斗的、自信的、独立的性格是英格兰人在19世纪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托克维尔写道：“英格兰人确信本国法律是他的坚强后盾；他依靠自己；他不识障碍为何物，顶多承认自身能力的局限；他无拘无束地行动；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被这种信念所鼓舞；他永无宁息地探究当下，永不懈怠地寻求最好。看到他如此这般，我绝不会忙着追问大自然是否倾囊而出，将所有的煤和铁都赐给了他。他的商业繁荣的原因完完全全不在那里，而在他自身。”［34］爱默生也作如是观：“你不能用基督教、商业、大宪章、普通法、议会或文学去解释他们的成功，而应该用英格兰人的天性（naturel）中那种桀傲不驯的、伶牙俐齿的活力，加上一种雷打不动的四平八稳去解释。是这种天性使那一切［35］变成了利器。”［36］

英格兰人的独立精神伴随着对怪癖（eccentricity）的爱好。一位法国人说：“我胡作非为的怪癖简直让他们感激涕零。英格兰人永远对怪癖着迷。”［37］有时候他们不拘小节，甚至达到你会认为没有教养的程度，所以另有一位法国人说：“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英格兰更能允许一个人在上流社会随随便便的了。繁文缛节一钱不值，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对它不闻不问。因此，若用法国标准来衡量，英格兰人，尤其是英格兰女人，似乎举止欠雅。……他们低声哼曲子，他们打唿哨，他们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中，把脚跷在另一把扶手椅上，他们在房间里随便找一张桌子坐下，他们还做其他千百种荒唐事，放在法国会很可笑，放在英格兰却理所当然。”［38］

托马斯·柏克举了一个有关怪癖的小例子，那就是酒馆和客栈的命名：“听任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思绪信马由缰，他们想出了如此这般的名字：谁的主意？——格兰蒂太太的武器——老朋友——磁铁和露珠——达比和琼——丰饶之角——烤炉和篮子——灿烂的太阳——出租日——必死的凡人——快乐的五月——贝尔和龙——徒劳无功——酗酒的哲学家——好心好意——舒适之堡——猫和羊肉——颠倒的世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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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的矛盾性格可以发展到言行不一的地步，因而显得虚伪。托克维尔写道：“在我看来，英格兰人有一点和我们截然不同，实际上是和所有其他民族截然不同，以致他们简直形成了人类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他们经常说一套，做一套。”［40］最后可以造成一种英格兰地方风尚，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瑕瑜互见：“论天性，英格兰人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征服者。他喜欢乡村胜过喜欢城镇，喜欢故乡胜过喜欢异邦。如果本地人能够既是本地人又是陌生人，还能够和他本人保持一段舒舒服服的距离，他会喜之不尽，大松一口气。”［41］

这种性格似乎也导致了一种永久的童心和青涩，仿佛拒绝长大。“如果你跟他们混得更熟，你会发现他们又善良又温和；他们从不多言多语，因为他们从不谈论自己；他们玩得像孩子一样尽兴，但是脸上挂着最严肃、最坚毅的表情；他们骨子里带有一大套礼貌礼仪，同时他们却像兽崽一样随意随性。他们顽固不化，不能调整自己；他们保守，忠诚，相当浅薄，永远寡言少语；他们不能脱下他们的皮囊［42］，然而那是一副结实的、在每一个方面都堪称卓越的皮囊。”［43］

耐人寻味的是，从《爱丽丝漫游奇境》和《维尼熊》（Winnie the Pooh），到《指环王》和《哈利·波特》系列，最近二百年最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许多都是英格兰作者的手笔。“这种不肯长大的心态，是20世纪英格兰民间传说的核心表征。当未来饱学的科学家试图追寻彼得·潘神话（Peter Pan myth）［44］的源头时——他们肯定会追寻——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那可是这个岛国的专利。欧陆的每一个大拇哥汤姆（Tom Thumb）［45］都是一种侏儒，一个古怪家伙，一辈子保持孩子的身体，却拥有成人的智力；相反，彼得·潘既不是怪物，也不是早熟的顽童，他只是每个英格兰人珍藏于心底的一个永恒的婴孩（Eternal Babe）。”［46］英格兰人的童心说不定和酷爱游戏也有点关系：“游戏使儿童变成成人，使成人更久地逗留于童年。”

*  *  *

我已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些特性每一个都有它的负面。索绪尔注意到了负面如何尾随正面而至：“前文也已说到，这个民族的情感是极其强烈和暴烈的，他们不能忍受失败；我认为习惯和榜样是对他们的莫大激励。”［47］地方风习和自尊心的伴生物还有焦虑和躁动，卡尔·维尔纳（Karl Werner）说，如果我们是在寻找现代资本主义的神髓，我们不妨选用一个单词——“Unruhn［48］，它表示‘不息的运动’，但也表示焦虑、兴奋，相当于英语的‘unrest’，也相当于‘restlessness’。”［49］英格兰人喜欢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只有在凝视一只渔浮或一只板球的当儿，他们才宛若一动不动的石头人。

如果处在他们的最佳状态，他们即如科贝特的描述：“从不奴颜婢膝，永远彬彬有礼。生活在衣食无忧状态下的自由人必然拥有这种性格。没有谁值得他们嫉妒，没有谁值得他们抱怨，他们对全人类抱着一副好心情。”［50］有人甚至觉得他们稳定可靠，正直可敬，通情达理，在红日高照时［51］是人类的好主人：“他的冒险只是身外之事，它们很难改变他，所以他也不惧怕它们。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他的英格兰天气携带在自己的心里，于是它变成了沙漠中的一片绿荫，变成了人类谵妄中的一条稳定而清醒的神谕。”［52］

也有人觉得他们怪里怪气和神秘莫测，尤其是他们大发幽默的时候：“您尽可相信，亲爱的母亲，这些人的心理别式别样，口味别式别样，思想感情的路数也别式别样。最能取悦他们的一种才智是他们所谓的幽默，这玩意儿不在于说俏皮话，而在于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看问题——这靠的是人格的古怪，而不是头脑的多产。”［53］

他们无疑是各种矛盾的大杂烩，索绪尔写道：“我对英格兰人的整体看法是，较之其他民族，你能在他们当中找到更多明智的、深思熟虑的、值得信任的、心地高贵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反复无常，异想天开，粗暴乖戾，而且心思多变，头一天还沉迷于一件事，第二天就彻底抛诸脑后。”［54］在性的问题上他们往往很古板，很负罪。有一个故事说：“在伦敦动物园，一位女士走到河马管理员跟前问道：‘告诉我，那只河马是男还是女？’管理员大惊失色地看了看她。‘那个吗，夫人，’他回答，‘那是一个只会让另一只河马感兴趣的问题。’”［55］但是英格兰人也很放纵，很好色，恰如罗兰森（Rowlandson）的很多漫画和罗切斯特（Rochester）的诗歌描绘的那样。

他们可以非常较真，但也会高高兴兴地妥协。论及辉格党的兴起，阿克顿写道：“这个新党的核心精神是妥协。在他们看来，认死理、走极端、眼睛只盯着一件事、爱抽象而恨现实、忽视实际条件，乃是一种谬误。”［56］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开杀戒，最深的冒犯不是道德上或政治上的冒犯，而是礼貌礼仪上的冒犯，有一句公学箴言说得好：“礼貌造就人。”［57］故有人指出：“在一个人可能实施的违背英格兰礼貌的行为中，以下三种是最大的冒犯：把餐刀而非餐叉放到嘴里；用手指捏起糖块或芦笋；最要命的是在房间里随地吐痰。”［58］

英格兰人很狭隘，但是很专注。托克维尔某次致函友人，谈起英格兰的民族性：“您说英格兰人性格简单，此议极是。他们的视野虽有几分狭隘，却聚焦清晰：他们只看见所看之事。他们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情。”［59］他们的英雄是那位白兔先生，揣着一只大怀表，急匆匆赶到“公爵夫人！公爵夫人！”那里去。［60］实际上，“英格兰人不是贪求金钱，而是如饥似渴地贪求时间。看英格兰人如何准时践约是一桩妙事：他们掏出自己的表，跟朋友的表校对一次，然后分秒不差地出现在约定地点。”［61］他们对时间又尊重又痴迷，迹近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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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诡异的特点至今清晰可辨，但它们的黄金时期是16—20世纪，它们的高潮人群是中产阶级。它们该怎样契合关于现代性和各领域分立的论说？经过上面那番矛盾重重的观察，现在容我写下几点想法。

如前所述，英格兰人显然是各种矛盾性格的杂糅。托克维尔在访问曼彻斯特期间发现：“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完满的成熟，也达到了最极端的野蛮；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却又把文明人几乎变回了野蛮人。”［62］爱默生写道：“英格兰民族的复合性格暴露了其起源的混血性。英格兰的一切都是截然对立的元素的融合：语言是杂交的，人名是来源于不同民族的——有三种语言、三四个民族；不同的思潮也是背道而驰的。”［63］他继续写道：培根曾说“‘罗马是一个绝不受制于悖论的国家’，相反，英格兰却以对立和矛盾为生。它的伟大建立在惊涛骇浪上，它自始至终都是一座异人怪事的博物馆。”［64］英格兰民族性的养成是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英格兰人“象征着现实与幻想、民主与特权、欺骗与正派的奇特混合，是多种妥协织成的微妙网络，英格兰民族借此而存续在它所熟悉的形式之中”［65］。

很多作家都曾指出现代世界的这些内在矛盾。布鲁诺·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We Have Never Bean Modern）一书中提出，现代世界不得不人为地割裂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在此过程中，现代世界并未消除张力，而是制造了更多他所称的杂交体（hybrids）。［66］借用玛丽·道格拉斯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把灰尘——指事物之间的模糊界线——扫到地毯下或角落里了。但是灰尘仍在。［67］

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英国法律体系和官僚制度的极度混沌和矛盾。他觉得那是一团乱麻，是一个镜厅（a hall of mirrors），是可怕的“无原则”，但是最终，他还是更欣赏英国，而不喜欢法国的不假掩饰的绝对主义。贝利斯指出，英国的美学领域也呈现同样的乱象。在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的基础上，贝利斯发现了这个哥特世界的杂乱无章、不统一、不纯粹，发现了英格兰城市和街道的无序、英格兰玫瑰的迷人的凌乱、英格兰道路的蜿蜒曲折，一如其他人曾经表述的那样。［68］

A. P. 赫伯特同样指出，英格兰法律充满矛盾和混乱，充满互相冲突的原则。他问道：蜗牛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淹水的小径是一条路还是一条河？女人也处在理性人（the reasonable man）的判断范围之内吗？［69］F. W. 梅特兰也指出了英格兰法律的种种矛盾、折中和反压（counter-pressures）。

英格兰这种错杂的“出露岩层”（outcroppings）的成因非常明显。如果某地有一个决定性基座，这个基座便能把一切事物串联成线，譬如，部落社会以亲属关系为一切事物的基座，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以宗教为基座，法西斯主义以政治为基座，美国新自由思想（neo-liberal American thought）的极端派以市场为基座，在上述案例中，每一样事物都可通过基座去解读。举凡某地具有逻辑一致性，皆因该地具有一个共同的基座、一个最基本的共同分母。当然，其代价是终将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压迫，导致心灵的囚禁。《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1984》所描绘的世界至少拥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70］

相反，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不存在一个定义性基座（defining infrastructure），所有的事物各自分立，不可能长久维持一个中央。尽管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未在这里撒欢［71］，无序和混乱却是这里的常客。在现代世界，生活的四大领域——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72］——之间永远保持着建设性的张力，因此这里有不息的斗争，却无任何一个领域可以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断妥协的世界，一个永远处于“至善者善之敌”［73］状态的世界，一个爱因斯坦式的相对论世界——每一个原则都可以在另一个原则的压力下屈服。这也是一个狄拉克（Dirac）或薛定谔（Schr·dinger）式的量子世界——一只猫可以同时是死的又是活的。这又是牛津大学数学家道奇森（笔名刘易斯·卡罗尔）活灵活现地描述过的世界，他让一个满脑子绝对概念的小姑娘掉进兔子洞和穿过镜子［74］，进入了奇境。

因此，人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就是制造逃路，制造逻辑一致的静潭，在“健全”的舞台之内和矛盾的疆场之外制造理性和意义。有时候这是拉图尔描写的杂交体［75］，有时候它表现于某些幽默、冷嘲、热讽、搞笑作品，例如《傻瓜秀》、蒙蒂派森［76］、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以及王尔德、萧伯纳、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

有些人干脆隐退到壁垒中去，例如隐退到爱情、大自然、游戏、童话和其他一些互相平行的、自成规则的天地中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英格兰的浪漫派运动和拉斐尔前派运动（Romantic and Pre-Raphaelite Movements），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是其中翘楚，丁尼生、马修·阿诺德等人继往开来。这类行为并不是逃避主义（escapism），而是消除心中怀疑和平息内心冲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所有这一切都意义重大，都是从现代性及其张力中生发的。现代世界诞生以后，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77］，放在日本人身上，或可称之为“既……又……”现象［78］。在最近一千年的英国文学传统中，矛盾一直埋藏在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心底。

一般社会的流向是，个人生活在一个互嵌型的世界，此间的每一股“水系”——经济、家庭、宗教、政治——都朝同一个方向流去，因此水流是湍急的、确定的，可以相当清楚地加以描述。正如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标题中所说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模式”（patterns）。［79］

现代世界却不一样。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各路矛盾力量，托克维尔使用了奔腾河川中的水潭（pool in a rushing stream）作隐喻：互相冲突的水流在这里汇合并形成漩涡。他谈到美国的情况：“如果你密切观察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即刻发现两种互相抵牾的趋势，犹如在同一个河床上朝着相反方向奔涌的两股水流。”在其他场合，他又描述了两股以上矛盾的“水流”，例如他谈到“美国州级权力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大战，独立和民主精神与等级和服从精神之间的大战”。［80］

这种奔腾不息、瞬息万变的激流强烈地震撼了他：“在我看来，性格的躁动不宁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点之一。发财的渴望吞噬了美国人，成为他生命中独一无二的激情。他不拥有一种可以把他捆绑在一个地方不挪窝的金钱，他也不拥有任何这样的积习，或任何这样的走老路精神；他日日都是财运突变的见证人。”［81］托克维尔继续评论道：“一般说来，美国人被生养在另一片天空之下，被放置在一幅永动的画幅之中，被一股携裹一切的、不可抗拒的洪流所驱动，因此他没有时间恋栈任何事物，他惟一习惯的东西就是变化，最终他将变化看成了人类的自然状态。”［82］虽然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是这种趋向的最极端形式，但是他反复声明：美国的天生逻辑（inherent logic）大部分是从英格兰遗传来的。最后产生了一个悖论：渴望永远大于满足。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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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通过寄宿学校和大学里12年左右的经历，发现“学做英格兰人”并非易事，犹如学习语言，你只能从范例中零星拾取，然后痛苦地将其培养成内在的习惯。几乎没有人能向你解释你该怎么做，你该怎样“变成一个英国佬”（Become a Brit）——如乔治·米卡什（George Mikas）的书名所言。谁也不在谈话中明言这个问题，尽管一堂人类学课或许有帮助。你习得这种共同身份，如同习得板球、舞蹈、骑车，靠的是在活动中不断练习。

学生时代的我已经体会到，确有几条基本规则存在，但是除此以外，“做英格兰人”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姿态，一种内化的（internalized）、本能的习惯。好比学自行车：跌落和受伤是学习的一部分，直到你突然学会了为止。

疏忽和自私、细心和体谅，一切矛盾都出现在我7岁那年母亲关于我童年性格的记叙里。我身上有深刻的瑕疵、裂纹和矛盾，但是人们正在把我培养成自信的领袖人才。

舍此宁有他途？“啊，心灵在渴求我们凡俗生命的确然性，得到的却是多么含糊的回答”——是我大学时代热爱的梅雷迪思（Meredith）的诗行。［83］“至善者不存丝毫笃信，至恶者却满怀激情”是叶芝的名句［84］，至善者就是我们英格兰人。我们历来愤世嫉俗，所以我们战时的伟大领袖丘吉尔说：“民主政体是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除了其他那些更坏的以外。”我们历来虚伪，所以我们一边信仰平等，一边打着宗教和自由的旗号，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充当贩奴和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主角。我们既虔诚，又无任何热忱信仰。我们是怀疑论者和现实主义者，却对他人满怀信任。我们对人性评价很低，认为它天生邪恶而狂暴，需要严加约束，我们对言行不一和济世宏论永远心存疑虑，然而我们又是理想主义者、大孩子，心中漫溢着博爱。就这样，一群奇怪的生物把地球变得扁平，并从不列颠小岛娩育了现代世界——好也罢，坏也罢。

[1]  Hume, Essays, 122.

[2]   Huxley, East, 229.

[3]   Hume, Essays, 118—119.

[4]  经查，这两句仍出自休谟的Essays，是第XXI章“Of National Characters”的第19段。——译注

[5]    此处译者对原文略有改动。——译注

[6]   关于英格兰民族性的一份杰出描述是Langford, English。

[7]  Daniel Defoe，引自Paxman, English, 58。

[8]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222.

[9]   the Antipoles是英国人的叫法，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理位置恰好与英国南北相对（antipole），故名。——译注

[10]   Tocqueville, Democracy (Abridged), 221.

[11]  Taine, Notes, 61.

[12]   Arnold, Culture, 102.

[13]  D’Eichtal, French, 106.

[14]   Saussure, Foreign, 177—178, 205.

[15]   Hugh Miller, First, 398, 399, 395.

[16]  指英格兰人。——译注

[17]  D’Eichtal, French, 76.

[18] 日耳曼各族包括英格兰人，盖Germanic peoples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种—语言族群（ethno-linguistic group），其后裔渐渐演化成了西北欧的一些种族，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奥地利人、荷兰人、英格兰人，等等。——译注

[19]  Taine, Notes, 54, 145.

[20]  Pevsner, Englishness, 79.

[21]   Emerson, English, 100—101, 83, 83, 89.

[22]  Mill, Autobiography, 43, 128.

[23]   Count Pecchio，引自Wilson, Strange, 117。

[24] （Keep a）stiff upper lip是一个专门描写英国人（尤其是中层和上层人士，或公学教育出来的人士）品质的成语，可用来形容他们在逆境中坚忍不拔，泰然自若。  ——译注

[25]   Birmingham是英国工业重镇，世称“工业革命的发电站”（a powerhous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和“世界的车间”（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由此可推测“Birminghamized”的含义。——译注

[26]  Emerson, English, 78, 104, 84—85, 86, 232, 79.

[27]  Saussure, Foreign, 177.

[28]   Tocqueville, Memoir, II, 416.

[29]   Laing, Observations, 268—269.

[30]   Emerson, English, 110.

[31]   Montesquieu, Spirit, I, 308, 309.

[32]  引自Singer, Sword, 44。

[33]   Gellner, Thought, 104.

[34]  Tocqueville, Journeys, 106.

[35]   那一切，指基督教、商业、大宪章、普通法、议会、文学等。——译注

[36]  Emerson, English, 230.

[37]  Benjamin Constant，引自Wilson, Strange, 127。

[38]  Rochefoucauld, Frenchman, 34.

[39]   Burke, Inns, 37.

[40]  Tocqueville, Memoir, II, 352—353.

[41]  Santayana，引自Wilson, Strange, 242。

[42]  原文为they cannot get out of their skin，意思是镇定自若，不惊不乍。——译注

[43]  Capek，引自Wilson, Strange, 247。

[44]  彼得 · 潘是苏格兰作家J. M. 巴里（J. M. Barrie，1860—1937）在1902年的一部小说中创造的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淘气男孩。——译注

[45]   很多欧洲国家的儿童文学都刻画这种拇指大小的人物，例如法国的Le petit poucet，挪威的Thumbikin，意大利的Little Chick-Pea，等等。Tom Thumb是英格兰儿童文学中的人物，1621年付梓问世；这里用Tom Thumb指欧陆的所有这类角色。 ——译注

[46]  Cammaerts, English, 148.

[47]   Saussure, Foreign, 198.

[48]　Unruhn，德语，意思如下文所述。卡尔·维尔纳或指奥地利神学家Karl Werner（1821—1888）。——译注

[49]   引自Hall & Mann, European, 173。

[50]   Cobbett, Cottage, 122.

[51]   既指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指英格兰人兴致高昂的时候。——译注

[52]    Santayana，引自Wilson, Strange, 243。

[53]    Bonstetten，引自Wilson, Strange, 106。

[54]   Saussure, Foreign, 195.

[55]   Maurois，引自Wilson, Strange, 261。

[56]    Acton, Modern, 217.

[57]   Manners makyth man，或译“礼貌造就绅士”。这是14世纪温彻斯特主教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1320/1324—1404）的名言，他创立了两个著名的教育机构，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Oxford），并以这句话作为它们的校训。——译注

[58]    Prince Puckler-Muskau，引自Wilson, Strange, 175。

[59]   Tocqueville, Memoir, II, 365.

[60] 这是《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情节。白兔（White Rabbit）是爱丽丝在奇境遇到的第一个角色，她就是跟随他掉进兔子洞的。他似乎要去给公爵夫人（the Duchess）干活，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自言自语道：“哦，天哪！哦，天哪！我要迟到啦！”然后嘟囔道：“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她准会杀了我！……”——译注

[61]  Count Pecchio，引自Wilson, Strange, 178。

[62]   Tocqueville, Journeys, 96.

[63]   Emerson, English, 42.

[64]  Emerson, English, 75.

[65]   Orwell, Lion, 46.

[66]   Latour, Never.

[67]  Douglas, Purity.

[68]  Veliz, Gothic.

[69]    Herbert, Law.

[70]《美丽新世界》和《1984》是两部反乌托邦小说，前者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所作，后者是乔治·奥威尔所作。麦克法兰说其中描写的世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因为科技（在前者中）或者政治（在后者中）充当了决定性基座。——译注

[71]  此句从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诗作Second Coming中脱出，原句曰：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译注

[72]   四大领域中的“亲属关系”领域，有时被麦克法兰表述为“社会”领域，或者“家庭”领域。——译注

[73]   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谚语，原意是追求尽善尽美反而过犹不及。——译注

[74]  掉进兔子洞：《爱丽斯漫游奇境》的情节；穿过镜子：《爱丽斯镜中游》的情节。这两部童话的作者是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1832—1898），笔名为Lewis Carroll。——译注

[75]  仍是上文提到的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杂交体”（hybrids）是他的《我们从未现代》一书的主题，他主张自然（nature）与文化（culture）之间的分水岭只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区分，实际上它并不存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不应把自然现象（natural phenomena）和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看作互不相干的事物，而应视为杂交体、混合体。——译注

[76] 《傻瓜秀》（the Goons）英国的一档电视节目。蒙蒂派森（Monty Python）英国的六人喜剧团。——译注

[77]    oxymoron，一种修辞格，例如“活死人”、“震耳欲聋的沉默”。——译注

[78] “既……又……”现象，影射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的描述：“日本紧闭的国门敞开以来的75年里，西方作者用来描述日本人的长长一串‘既……又……’字样，比用在全世界任何民族身上的都要多。……日本人既好斗又平和，既黩武又尚美，既倨傲又礼貌，既死板又灵活，被人呼来唤去时既顺从又恼怒，既忠诚又奸佞，既勇敢又怯懦，对新事物既保守又友好，而且两头都走向极端。”（引自Macfarlane, 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10）——译注

[79]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但是在描述日本的时候，她不得不使用了一个矛盾的隐喻：菊与刀。

[80]   Tocqueville, Democracy, I, 477, 483.

[81]  Tocqueville, Journeys to America, 182.

[82]  Tocqueville, Journeys to America, 183.

[83]  这句诗引自梅雷迪思（George Meredith，1828—1903）的诗作Modern Love。 ——译注

[84]  这句诗引自叶芝的Second Coming。——译注

17英格兰道路

导致现代世界形成的“大分流”始于何时？对这个问题有四种可能的见解。一种计时方法是：大分流古已有之。持这种观点的人会主张：以宗教、政治、社会、生态、经济、法律等因素来衡量，而不以产量为依据，那么早在人类历史记录的起处，欧洲已经和中国及印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殊。虽然新石器时代的很多技术遍及整个欧亚大陆，轴心革命（Axial Revolution）［1］也波及整个欧亚大陆，但有坚实的理由认为，几千年来欧亚大陆两端一直存在深刻的差异。

第二种时标是：在罗马帝国衰亡和中世纪欧洲崛起之后，欧亚大陆两端分道扬镳，欧洲渐行渐远，告别了先前盛行的那种中央化文明。这个过程持续到公元1200年左右，波及西欧大部分地区。

第三种时标正是我深感兴趣并在此讨论的问题。这是英格兰（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区，例如荷兰、葡萄牙、瑞典）与欧陆西部及东部之间的分流。它始于11世纪，及至1500年，英格兰已经迥异于欧陆大部分地区。

英格兰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就是传统上人们认为的英国孵化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时期，不过英国并不是在做什么全新的事情，而是在已发生的分流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富裕和更加城市化。其过程涵盖1500—1800年，到了这个时间段的末尾，英格兰成为了第一个工业国家。

1800年以后［2］，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德国、比利时，尤其是法国，走向了“现代”；19世纪末，西欧很多地区（以及美国和日本）已与中国和印度有了天壤之别。

争议较大的是第三种时标：大分流发生在1200—1500年，因为它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史学流派［3］的大部分传统认知。这些史家认为，迟至16世纪，欧洲域内才发生分流，英格兰从此自成一格。下面我将提出一份替代性叙述，以此结束全书。

*  *  *

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两人都认为英格兰的历史轨迹与众不同，而且都将它追溯到了“日耳曼森林”（German Woods）。这种日耳曼主义的解读落得一个大失人心的下场是不足为奇的，尤其在纳粹插曲之后。如果它是在暗示日耳曼民族或英格兰民族显然负有天命，或者具有种族优越性或纯良性（racial superiority or purity），毋庸置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违背事实的。况且仅凭它自身也不能构成一个充分的解释。发源于“日耳曼森林”的民族不在少数，事实上，日耳曼各部落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二百年间征服了西欧的所有国家。［4］然而时隔一千年后，欧洲的不同地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终局。

然而，我们又必须回顾罗马帝国崩溃前后的那段历史时期，才能全面而令人信服地叙述现代世界诞生的故事，说清现代世界是怎样假道不列颠小岛，摆脱一切陷阱，违反一切潮流，终于被创造出来的。必须看到，日耳曼各族，包括拓殖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族，拥有一系列将在后来一千年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日耳曼人是田园民族（a rural people）［5］，是生活在小村庄里的牧人和农人。不同于罗马人的城市化文明（urbanized civilization），日耳曼各族魂系郡县（shires），甚至富人也明显偏爱乡野生活。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后世。

第二，日耳曼各族是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或许刚开始他们大多只是自给农人（subsistence farmers），但是仅仅用了一二百年的时间，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连同热火朝天的贸易、全欧最好的银币铸造（silver coinage）、繁忙的港口。他们是无可置疑的原资本主义者（proto-capitalists，实际上“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恰恰来源于一个表示“牲畜”[livestock]的词汇［6］）。

第三，他们原初并不以一种明确定义的法律身份生活在“共同体”中，而是生活在分散的乡村中。但是每一座乡村很快就有了一座教堂、一幢庄园领主宅邸（manor house）和一些公地（common land）。［7］乡村是一个政府单位，但是不具有血缘关系和身份认同——这两者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是组成共同体的要素——带来的法律上或情感上的亲密意识。法律承认的惟一“共同体”是自治市镇（borough）［8］。

第四，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体系。罗马人从男性追索世系（descent），盎格鲁.撒克逊人却是从男性和女性同时追索世系。罗马法赋予男性户主以统治子女和妇女的巨大权力，日耳曼人却未将这种父权植入他们的法律，反而赋予妇女和儿童以独立与平等。罗马人赋予父母和子女以共同拥有财产的法律权利，日耳曼人却不赋予子女以继承财产的天生权利。

在教会的影响下，英格兰很早就开始允许父母立遗嘱，将部分财产或全部财产留给他们中意的任何人。绝大多数子女少小离家，到别人家去干活或受教育。他们如果结婚，则多以爱情为基础；不过贵族阶级也许是例外——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可谓兹事体大不可自决。结婚以后，一对新人与父母分门别户，另居一处。

罗马人设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法律身份：贵族、平民、奴隶。日耳曼人却不讲这些法律身份。他们有好几百年也曾畜奴，但是就连奴隶身份，也在9—10世纪逐渐消失，故未纳入普通法。因此社会各阶层可以互相渗透，例如用财富就能买到贵族身份。

罗马人设计了一套圆熟的成文法系（written legal system），其基础是一揽子规定得细致入微的原则。日耳曼人却实行强有力的巡回法官（touring judges）制，法官与当地人（陪审团）坐在一起，共同操作一个基于先例的、口头的、富于弹性的普通法和习惯法体系。

盎格鲁.撒克逊人创造的语言，以语法和句法的深层结构而论，在后来的一千年大体未变，尽管时时修改和补充。不同于欧陆的拉丁—罗曼语系，英语几乎不承认身份的高低尊卑，原有的词性标记（gender markings）也迅速消失。

罗马人的政治体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化体系，它在罗马帝国后期无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中央集权独裁政体（centralized dictatorship）。日耳曼人却在征伐的过程中，实行一种松散的联盟（federate）制度或“封建”制度，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之间保持一种契约关系，后者宣誓效忠于前者和支持前者，以换取前者的保护和土地。权力呈分散状态，并由下级代理。

公元7—9世纪，英格兰的几个较大的王国［9］吸纳了这种政治体系。9世纪后半叶，阿尔弗雷德大王将全英格兰统一在惟一的统治权威之下，形成一种契约性质的王权，然而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王权。公元10世纪，在掺入了一定的维京影响的情况下［10］，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富裕的、一体化的民族（integrated nation），自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

在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兰的政治体系业已形成，因此，在凯尔特传教士和其他传教士将这种新信仰引进英格兰之后，基督教会虽然发展得与王权平起平坐，但是未能与王权彻底融为一体。所以英格兰当时已然存在多股对抗势力：强大的君王、强大的教会、新兴的商人、农业共同体（farming communities）［11］、强大的贵族。其中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取得支配性地位。

英格兰曾有一度不算孤案。西北欧许多地区有过类似模式，例如我们很难将诺曼人，即第二代维京人［12］，与他们在英格兰征服的人民区别开来。苏格兰南部许多地区也和英格兰大同小异，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区也如此。如果我们在11世纪末周游欧洲列国，我们也许诧异于它的整齐划一。然而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与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前文描述的所有特点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增无已：反城市主义，商贸天赋，共同体的缺位，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审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缺位，教会与君王之间的张力，核心家庭体系——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妇女相对平等、子女没有天生继承权；所有这些表征都在持续和巩固。

我们也许以为，随着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发展，上述模式一定会在全欧洲坚持下去。不错，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一百年左右。11—12世纪，欧洲迅速融合和成长，见证了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分立、对立、建设性张力的发展过程。基佐在《欧洲文明》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叙述。［13］

这也是理查德·萨瑟恩在《中世纪的形成》（Richard Southern，The Makings of the Middle Ages）中描述的欧洲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第一批大学陆续创立，第一批主教大教堂相继建成，本笃会（Benedictines）和西多会（Cistercian）欣欣向荣，古代学问（ancient learning）借阿拉伯学者之力得以复兴，城市和贸易迅猛发展，人口快速增长，风车、机械钟表等新技术大量涌现。整个欧洲看上去似乎正在走向我们所定义的“现代”。

然而，在接下来的13—18世纪，几乎所有的欧陆国家都走上了另一个方向。这个话题太大，此处仅限于勾勒少数几道风景。其一，国家和教会之间结下了盟约（pact），最生动的例证是十字军圣战（Crusades）、野蛮镇压阿比尔教派（Albigensians）、成立宗教裁判所。在欧陆大部分地区，教会和国家互相勾结，共同对付外仇（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内敌（异教徒、犹太人，以及后来的女巫［14］）。时至18世纪，欧陆对各种背离（deviation）行为的控制已经非常强硬。但是英格兰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其二，各身份群体或各等级（estates）之间的法律区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制度化。于是，欧陆有了制度性的世袭贵族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布尔乔亚阶层、专职的僧侣阶层，以及人数众多的农民阶层。欧陆农民以一种不见于英格兰的方式拥有其土地，这意味着他们热土难离，也意味着当他们需要更多土地时，他们只好为更大的土地持有者从事分益耕作（sharecrop）。

通过检视欧陆“接受”晚期查士丁尼罗马法（late Justinian Roman law）的过程［15］，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种法律区别——阶级的、性别的、家庭的、皇家至上的——得到凸显；国王成为绝对君主；贵族阶层成为高高在上的种姓；男人天生比女人优越；父亲是子女的绝对统治者；城市和农村分离；宫廷和全国分离。

欧陆在那几个世纪经历的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愈演愈烈的僵化过程。我们动辄将此归罪于黑死病。虽然黑死病确实加剧了欧陆的僵化倾向，但是黑死病可以发挥正反两面的作用。在英国，黑死病提高了劳动价格，扫除了穑夫制。但是在欧陆大部分地区，黑死病将农民更牢固地捆绑于土地，在东欧，黑死病甚至预示了那里的人口再度沦为农奴（re-enserfment）。因此，欧陆变成了一个广袤的、以农民为基层的文明，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此处似乎存在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原因，那就是大陆国家的国界问题。一般说来，大陆国家的统治者可以威胁人民，说是要把不服从者扔给外国人去烧杀掠夺，从而可以施行中央集权。同时，为了赶走邻国敌人，大陆国家必须豢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又意味着必须沉重地课税，并设立一个大型中央官僚政府。这恰好形成了亚当·斯密三要素的反题，因为这里既没有多少“和平”，又没有“便利的税收”，也没有“适度的司法”。相反，国家多以武力、草率刑法、武装民团、间谍和告密者对民众实行高压统治，致使百姓永无宁日，且常年忍饥挨饿。

积重难返，及至15—16世纪，周游欧洲列国的旅行者不再觉得这片大陆像三百年前那样整齐划一。欧洲的沿海地带，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由于比较容易防御侵略，故有较大的自由和历史连贯性。但是中欧开阔的平原地区，如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却深深地滑入了专制主义，五分之四的人口陷入了悲惨境地。

英格兰基本上避免了这些现象——尽管亨利八世曾企图开创王权与教会之间的联姻。［16］14世纪，英格兰拥有法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后来又收缩成一个边陲小国，直到16世纪末，才开始发展成一个侵略海外的庞然大物。

如前面各章所述，无论是15—16世纪访问英格兰的早期欧陆旅行者，还是访问欧洲的英格兰人，都在他们的记叙中啧啧称奇，因为一条鸿沟似乎已将这个岛国从欧洲分开。事实上，在16世纪中叶，欧洲已截然分成两个世界：一边是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南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加上荷兰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部分地区、葡萄牙部分地区；另一边则是欧陆其余所有地区。

此时的英格兰已是一个“现代”世界，也就是说，四个主要的领域已经分离并形成制度。正如亚当·斯密发现的那样，英格兰有了一个自治的、制度性的经济体系，伴随着活跃的市场、大量的商贸活动、发达的制造业底盘、货币的广泛使用、细致的劳动分工。而且，英格兰有了一个统一的、自治的、广受尊重的法律体系。英格兰也有了一个与其他领域分立的政治体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于法律的君王、议会上下两院、下放到地方的权力、有效而又比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

两所繁荣而自由的大学分别出现在牛津和剑桥（苏格兰创建了四所）。［17］随着衣食住行条件的迅速改善，全民的生活日益富足。阶级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区分，人人都忙于攫取财富和攀爬社会地位。农村不仅普遍流行“城市”价值观，包括对时间、金钱、身份的态度，而且住满了既有教养又有钱的绅士以及“中等的”农人和匠人。

这是乔叟和莎士比亚相继在14和16世纪描绘的世界，是弗朗西斯·培根在17世纪初认为人类可以认知大自然潜在法则，从而控制大自然的世界，是英格兰——实际上从17世纪开始成为英国——不再谋求法国版图，转而探索美洲和东方，并通过在那里进行外贸而赢利的世界。

18世纪，这个岛国的人民开创了世上第一个工业文明。这次事件，自定居式农业（settled agriculture）［18］问世以来，是一个将要最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至于农业方面，他们也在开发一个全世界最高效的体系。英国在大步发展，行将于18世纪末控制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

在这两三百年期间，英国呈现了许多独特的表征：科学逐步制度化；造船、玻璃、陶瓷、纺织等技术突飞猛进；人力能的早期替代品或补充物——风、水、牲畜、煤炭——长足发展；运河、公路以及后来的铁路降低了交通成本；财富从海外源源流入英国，尤其得力于食糖、烟草和贩奴的利润。

18世纪初，英格兰不仅令外国访客好奇，而且令他们震惊。他们从旧制度各国登上这个岛国，不料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他们的出发地形同霄壤。在他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现代”国家，更有甚者，它仿佛掌握了一把特殊的成功宝匙，正在传递给它的殖民地和征服地。

这些纵横交错的“现代性”表征之难得，就好比谚语中的骆驼穿过针眼。这绝不是举手之劳。借用罗斯托的“飞机起飞”隐喻，这需要一条长长的“跑道”，以便长时间地加速，然后通过一个强大的引擎一飞冲天。［19］我们可以看出，起飞之后，英格兰变得如此强大、富裕、自由、务实，足以逃离农耕陷阱，而这种农耕陷阱，古典经济学家曾描述它的轮廓，并认为根本不可能逃离。即使一个世纪以后，到了19世纪中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很多智者仍认为此事不可能成功。英格兰做到了无人想像过的事情。

英格兰发生的情况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外性。在欧陆国家以及世界各地，均无丝毫迹象表明它们当时也在发生同样的“逃离”，事实上倒是在发生相反的事情。正面案例的惟一可能的候选者是荷兰，然而荷兰太小，太容易受陆邻攻击，太依赖商业而非制造业，最要命的是荷兰缺煤。当时的荷兰是一个高度商业性的帝国，类似于——虽然面积大于——威尼斯等意大利早期的成功国家。

在亚当·斯密写作并于1776年发表他的伟大论文《国富论》时，一把连环锁的所有零件都已在英格兰就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到达了增长极限，也解释了有哪些条件可让我们从一个有限的世界压榨出一点额外的财富。

开启门扉所需的最后一把钥匙正在打造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地点就在亚当·斯密的格拉斯哥大学，此刻詹姆斯·瓦特正在该大学［20］的一条走廊左近，研制他的双冷凝器蒸汽机。这种蒸汽机不日将启动煤炭中贮存了数千年的阳光能量。

英国的领先地位是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尽管当时人们已经了解上述技术，德国鲁尔丰富的煤矿和铁矿也随时可以开采，却仍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欧洲其他国家才开始工业化，甚至还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欧洲以外的效法者——日本和北美——才发动它们各自的工业革命。现代世界从英格兰向外蔓延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故事。既然它需要开辟整整一个新篇章，我将不在这里赘述，但是我要提一句：C. A. 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一书中，精彩地综述了有关这个课题的许多近期研究。

*  *  *

我也许可以再次回到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借以收束全书。在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的构成成分来自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拉尔夫·林顿曾描述我们的物质文化如何来源于世界各地，他的一小段文字值得引用于此。据他想像，一位美国公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这位殷实的美国公民从床上醒来，这床的式样发源于近东，但是在北欧进行过改良，然后才流传到美国。他掀开被子，这被子是用印度栽培的棉，或近东栽培的亚麻，或近东养殖的绵羊的毛，或中国发现其用途的丝绸做成的，不过所有这些面料都是以近东发明的工艺而编织和纺织的。他把脚伸进东林地区（Eastern Woodlands）印第安人发明的软皮拖鞋，然后走向浴室，浴室的装备是欧美发明物的混搭，而且是两地的最新产品。他脱下睡衣，也就是印度发明的一种袍子，然后用古代高卢人发明的肥皂洗浴。接下来他开始修面，那是苏美尔（Sumer）或古埃及发明的一种受虐狂仪式。

林顿沿着这个路数又写了类似的四大段，方才作结：“他一边吸烟，一边读当天的报纸，报内的新闻是用古代闪米特人（Semites）发明的字符，通过一种在德国发明的工序，印刷在中国发明的一种材料上的。当他领教够了有关外国种种麻烦的报道之后，假如他是一个保守的好公民，他会用一种印欧语族的语言，感谢一位希伯来的神灵，为了自己生来是一个百分百的美国人。”［21］

这一切都不假，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曾经有一度，全世界海量发明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个小小岛国为漏斗而流传下来的，然后又通过它的帝国，尤其是通过北美，传播到了全球各地。作为一名英格兰人，在这里自我吹嘘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留给一位西班牙学者，让他去声称：“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而我们的曾孙将在其中长大成人并进入耄耋之年的未来世界也仍将充满英格兰性，犹如希腊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22］ 充满希腊性——或者更好，充满雅典性。”［23］

有不少事物历来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民主政治范式、英格兰法律的多项原则、现代科学的多个侧面、包括铁路在内的多项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语言，帕克斯曼认为这是英格兰人“最伟大的传世遗产”，因为“它是技术、科学、旅行、国际政治的媒介。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文书写的，全世界五分之四的计算机数据是用英语储存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使用英语……另据估计，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说一定程度的英语。”［24］

或许也有人提出，英格兰的诸种游戏和运动——如前文所列——才是它最伟大的出口物；可能还有人主张，最了不起的应当是英格兰的教育制度或文学。除此以外你还可能想到很多别的东西，其中有一些简直出乎意料：“通过教育泛游（Grand Tour）和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首创的包办旅行（package tour）［25］，英格兰人发明了现代旅游业。他们还创建了第一家现代豪华饭店（即萨沃依饭店[the Savoy]，里面装备着电灯、6部电梯、70个房间）。1820年代，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制造了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在黑斯廷斯的一间阁楼里，苏格兰人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成为电视机的发明者之一。……三明治、圣诞贺卡、童子军、邮票、现代保险业、侦探小说，也都是‘英格兰制造’的产品。”或者，我们也可以和麦考莱一同憧憬，“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法律构成的不朽帝国”将成为英格兰留给世界的伟大遗产。［26］

最伟大的遗产也许并不寓于任何具体事物，而寓于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现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种种裨益的来源，是生活各领域之间由于分离和平衡而产生的不息张力。英格兰开风气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凌驾于其他。这导致了个人的责任和自由，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兰的最伟大贡献或许是向世人证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论应当受到欢迎。

当赫伊津哈试图理解他旅居的这个国家的性质时，他的感受是：“我很快就发现，对‘这群’英国人进行概括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企图。至少存在两三个彼此迥异的英格兰，甚至更多，它们之间的鲜明差异不仅是个阶级问题而已。”他赞同地引用了保罗－科恩波特海姆（Paul Cohen-Portheim）——另一位长期研究英格兰人的20世纪学者——的说法：“你每走一步，都有无尽的矛盾迎面扑来：……这个国家为何既是全世界最贵族制的国家，又是最民主制的国家；……中世纪骑士精神和重商精神如何在这个国家互相抗衡；英格兰人的平庸如何被英格兰人丰富的想像力所弥补，店主又如何被征服者所抵消；一位男爵的浪漫和透纳或布莱克［27］的狂放天才何以能从这样平凡和务实的环境中喷发出来。”［28］

史上的英格兰人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并不比我们英国的其余人（从苏格兰——我的另一支祖先——的角度来说）更好，遑论全世界的其余人。他们经常压迫别人，虽然他们建造了一座通往现代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的桥墩是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奴隶和劳工。然而话说回来，如果英格兰不曾存在，如果英格兰不曾将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诸位将很难想像此刻我能在一台精密的电脑上书写，在剑桥沼地一座静谧的花园里安坐，而整个世界正在我的周围营营扰扰，英格兰的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正在它的一个前殖民地——埃及——施展一次强弩之末的影响。英格兰和英国或许已成既往，然而它们也是未来。中国、印度或其他新生的全球性“帝国”将更有力地接过“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29］，只要这些国家能探知英格兰道路的阃奥，了解它如何冲破一切樊篱，最终通向我们居住的现代世界。

[1]    此语或出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说，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代、古文明时代、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轴心时代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当时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译注

[2]  麦克法兰未明言，但这应该是第四种计时方法，即彭慕兰等人的计时方法，彭慕兰在《大分流》中主张1800年是分水岭。可回顾麦克法兰在本书第1、2章的论述。——译注

[3] 或指韦伯和麦考莱。麦克法兰在其他著作中指出，马克思、韦伯、麦考莱等史学泰斗认为英格兰的剧变发生在16世纪左右。可参见Macfarlane, Individualism, Chapter 2。——译注

[4]“罗马帝国衰亡”，指公元476年。“日耳曼各部落”，或者说日耳曼各族（Germanic peoples），是历史上的人种—语言族群，发源于北欧，使用日耳曼语系的各语种。随着罗马帝国衰亡，他们从公元5世纪开始“征服”或迁徙。——译注

[5]  田园民族，或译乡村民族。从这一段开始，虽然麦克法兰继续使用Germanic peoples的说法，但显然是在具体谈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一系列特点，或英格兰人的一系列特点。——译注

[6]   具体说来，英语的capit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e，后者意为stock，property，而stock又包含livestock。这就是capitalism和livestock的词源关系。麦克法兰追踪这个渊源，似是为了显示日耳曼民族身为一种田园/乡村民族，却拥有商业资本主义气质。——译注

[7]  公地，common land或common field，是历史上英格兰的一种农业现象。所谓公地，并不表示它没有所有者（owner），只表示除了它的所有者以外，本村或本庄园的其他人（一般是相邻的土地所有者）也能在这种公地上施行某种传统权利，例如在上面放牧牲畜。这种传统的共用权一般被视为一块公地的“附属物”。这块公地的当前所有者被称为它的“共用权者”（commoner）。——译注

[8]  Borough一词来自德文burg，原意是城堡、堡寨。这是英国从中世纪开始的一种行政区划，当时君王授予许多市镇以自治权，使之具有了正式地位（formal status），从1265年开始，每一个borough都要选派两名代表（称为burgess）进入议会。麦克法兰所说的“法律承认”，具体指英格兰的法律承认。——译注

[9]  指英格兰古代史上几个互相争雄的王国，例如英格兰西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威塞克斯王国（Kingdom of Wessex，512—927）。威塞克斯的国王就是下一句提到的阿尔弗雷德大王。——译注

[10]    英格兰此时仍处于“维京入侵时代”；可参见第14章关于维京人的译注。——译注

[11]   应指英格兰的manors或villages。——译注

[12]   诺曼人（Normans）实际上是北欧维京人（Norse Vikings）的后裔，他们于10世纪建立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一个属于法国的封建采邑（fiefdom）。他们保留了祖先的很多特性，例如好战，因而1066年他们的大公威廉率军征服了英格兰。——译注

[13]    Guizot, History.

[14]   witch多指女巫，虽然也可指任何行巫者；在欧洲巫术迫害史上（从大约1450年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遭处死刑的巫者多为女性。——译注

[15]  所谓“接受”（reception），是指12—15世纪欧陆国家对查士丁尼罗马法的认可和复兴。可参见第11章关于晚期罗马法的译注。——译注

[16]   指亨利八世将王权与教权结合，使自己被确立为英格兰教会首脑。——译注

[17]  英国共有七所中世纪大学。其中苏格兰有四所：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1413）、格拉斯哥（Glasgow，1451）、阿伯丁（Aberdeen，1495）、爱丁堡（Edinburgh，1582）。英格兰有两所：牛津（Oxford，1096）、剑桥（Cambridge，1209）。爱尔兰有一所：都柏林（Dublin，1592）。——译注

[18]  settled agriculture是一个与刀耕火种式农业相对的概念，采取定居式农业之后，譬如，土地就有了地籍，可以被识别为属于某个地主、家庭、村庄或领主，从而刺激了对改善生产力的投入。——译注

[19]   Rostow,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20]   瓦特（1736—1819）一度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制造人（instrument maker），曾在该大学设立一个小车间。亚当·斯密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渊源则是，他毕业于此，后来又任教于此。——译注

[21]    Linton, Study of Man，326—327.

[22]  指处于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 / era）的整个世界。希腊化时期是希腊最强盛、其文化对欧亚影响最大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23年持续到公元前146年，一说持续到公元前32—前31年。——译注

[23]  Claudio Veliz，引自Paxman, English, 63。这个论点也可见于Veliz, Fox全书，尤其是第5章和第7章。

[24]    Paxman, English, 235.

[25]　教育泛游，即英格兰贵族子弟在家庭教师或导游伴随下游历欧洲，尤其是法意两地，作为文化和教育熏陶，有时也作为进入牛桥两校的准备；这种习惯主要流行于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包办旅行的发端是，托马斯·库克（1808—1892）于1841年7月包租一列火车，将一群禁酒主义者从英格兰的一个城市运送到20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后来库克继续从事国际旅游代理业务，他创立的旅行社发展成了英国最大、最著名的旅行社之一，并演化为今日的Thomas Cook Group plc。——译注

[26]   引自Huizinga, Confessions, 202。

[27]  透纳（William Turner，1789—1862）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是英国画家。——译注

[28]  Huizinga, Confessions, 80.

[29]“白种人的负担”，语出英国诗人吉卜林的同名诗。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者断取这一说法，为殖民行径正名，说是为了其他民族的利益，才不辞辛苦地“承担起白种人的负担”，对其他民族（多为有色人种）实行殖民和统治云云。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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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议   (刘北成)

艾伦·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在国际学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麦克法兰教授于1941年生在印度东北部的茶叶种植园。但是，如他自述，他从小接受的是“英国国民性”的教育。他18岁返回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在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他转读人类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看，跨学科的训练使他兼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学术素养，既能沉潜于史料研究，又重视实地考察。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麦克法兰致力于跨学科、跨国界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比较研究。他的学术思考围绕着一个重大课题，即探究“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学术界通常认为，“现代世界”兴起于西欧，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但是，在麦克法兰看来，其实许多“现代世界”的特征发源于英国。围绕这一想法，他发表了一系列英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另外，由于幼时的经历，麦克法兰对其他文化或文明怀有深厚的兴趣。自博士论文起，他多次到尼泊尔，深入研究了尼泊尔的一个少数民族——古隆族。自1990年起，他7次访问日本，对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研究。自1996年起，他10次访问中国，并招收中国学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比较研究对象。按照他自己的总结，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多个学科（历史学、法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涵盖三个重要文化区域（西欧，喜马拉雅山，即尼泊尔和阿萨姆，以及东亚，即中国和日本），成果形式多样（专著和文章、资料库、视频等）。

麦克法兰教授早已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尤其是2003年他的第一本中译专著《玻璃的世界》问世之后。对于许多中文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意外之作。我们可能对培根和马克思关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论述耳熟能详，而麦克法兰告诉我们，玻璃也是塑造现代世界的人类伟大发明之一。不仅如此，麦克法兰还试图从玻璃制造技术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历史境况，回答中西在近代（甚至更早的时期）为什么发生“大分流”这一重大问题。

此后，麦克法兰教授的另外一些作品也被陆续译成中文，包括《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日本镜中行》《给莉莉的信》等。这些著作，除了《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外，均有很强的可读性。喜欢宏大理论的读者，或许会认为玻璃、茶叶之类的话题趣味大于学术，会将麦克法兰的著作视为通俗读物，而不屑一顾。其实，麦克法兰的著作探讨的是有关现代化、全球化的重大课题，其研究路径也体现了某些新的学术潮流。此外，从考察日常事物切入，将重大的学术话题写得很有趣味，非有举重若轻的能力不可。

2011年春，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邀，作为“王国维纪念讲座”学者，麦克法兰教授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的系列演讲。一年后，他在演讲基础上写成了本书。如麦克法兰本人所言，这次演讲和这部著作是他毕业学术思考的一份总结。他四十年来的探索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书名可以说是他本人十几部著作的一个总标题。

麦克法兰在“致中国读者”里表示，他是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和中国读者对话。他估计自己的观点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意外。此言不虚。不过，正如他指出的，中国读者的许多观点其实来自西方。可以说，在西方学术界，他的见解也是自成一家之言。

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可以说是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近些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对“大分流”的解释展开的。所谓“大分流”指的是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所谓停滞。一些学者基本沿袭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思路，强调东（中）西有别，认为资本主义或现代性只能在西方的特殊性中产生出来。英国学者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的《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1981）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东亚和西方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是第二种思路的代表。

麦克法兰属于第一种学者，而且走得更远。概括起来，麦克法兰探讨的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现代世界起源于何处，二是现代性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起源于英格兰。在他看来，“欧洲的奇迹”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的奇迹”。这是他始终如一所坚持的观点。早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一书中，他就主张，从12世纪起，英格兰就与欧洲其他地区分道扬镳，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即经济和法律上的个人主义特征，此后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观点挑战了学界关于近代社会转型的基本范式，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甚众，赞同者甚少。主要的批评意见是，麦克法兰无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对英国的重大影响。麦克法兰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其思考持续不断且愈加丰富。

在后续著作里，麦克法兰吸收了一个概念——勤业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个概念是日本经济史学家速水融在1967年首次提出的，用来概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以区别于英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麦克法兰对这对概念爱不释手，不断发挥。最终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他把这对概念发挥到极致。他认为，12—18世纪，只有英格兰走上“工业化”之路，而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都走上了“勤业”之路。至此，在麦克法兰看来，“大分流”乃是工业化的英格兰和勤业化的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麦克法兰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他反对任何决定论，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彻底分立与组合，而不是融合，也不是某一领域支配其他领域。其次，他不是像一些现代化理论家那样，把现代性概括为现代化所实现的几条原则，而是按照人类学家的方式，来描述英格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特征。如此来看，现代性与其说是一些理想原则，不如说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他的描述常常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我们产生许多联想。下面举几个例子。

在谈到英格兰历史上的经济“现代性”特征时，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丰裕革命”（affluence revolution，或者“富裕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是从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那里脱胎而来。不过，他的丰裕概念与通常讲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或“经济成长”）的概念有所联系。“经济增长”是指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跨过马尔萨斯门槛。一般认为，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首先实现了这一点，世界其他地区则是从19世纪后半叶才陆续开始进入这个阶段。麦克法兰教授的丰裕革命概念，其核心也是如此，即克服马尔萨斯危机，另外他强调了普通人的普遍生活质量。不过他把英格兰“逃离饥馑”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谈到社会结构的转型，麦克法兰采纳托克维尔的说法，用种姓和阶级来区分前现代与现代。乍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一般的常识，种姓是印度或少数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而现代社会则是平等的社会。托克维尔和麦克法兰的种姓和阶级概念，显然不同于我们的“常识”。他们是用“种姓”来泛指前现代的以血统为基础的世袭的等级制度，用阶级来指称现代社会非法律规定的社会阶层。在麦克法兰看来，英国的现代社会特征恰恰是自由而不平等。我们知道，英国一直保留王位和贵族体制，因此具有显性的社会分层。我们也会好奇，废黜了贵族体制的法国和没有贵族体制的美国似乎与英国有很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不是隐性和显性之别呢？

麦克法兰对英国家庭关系、婚姻的现代性特征的描述也很有趣，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关于资产阶级打破传统温情脉脉家庭关系的论述。不过，麦克法兰教授也补充了另一个正面的因素，即友谊。与亲属关系不同，友谊不是由血缘带来的，友谊应该说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与某种共同经验相关，二是友谊有自主性。按照麦克法兰的描述，在原子化社会里，友谊成为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石。另外，通过对英国家庭关系的分析，麦克法兰也给我们解释了英国家庭佣工习俗的秘密所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家庭佣工习俗也是英国现代阶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尊卑有序的社会习俗的重要支撑？

谈到英国人的精神世界，麦克法兰呈现的是一幅更加纷纭的画面。在全球化的时代，他反而揭示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隐秘的培养机制。他对比法国人和美国人，分析了英国人既向后看又向前看的双向态度。英国文学是英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麦克法兰对英国文学的概括也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直面纷繁的世界、表现纠结的心理、处理棘手的矛盾，乃是自乔叟、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现代性所在。

总的来看，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充满了精辟的创见，发人深省。尤其是，他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都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当然，麦克法兰教授的一些观点也有推至极端之嫌，或者说，具有“片面的深刻”，无疑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几十年来，麦克法兰教授在争议中一路走来。按照他对莎士比亚的解说，争议乃是现代世界的常态。他很习惯和享受这种争议。这或许正是一个现代学者应有的态度。

在2012年夏季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著名演员朗诵了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中的段落：“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让我们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麦克法兰的著作，对待学术中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争议吧！

刘北成

印象记01　牛仔麦克法兰　  方 麟

麦克法兰来时，楼下的玉兰花开得正盛。

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携妻子来清华讲学，主持王国维纪念讲座。一听说让我去机场接麦克法兰，我就开始发愁，这可如何是好？我那点英语水平实在捉襟见肘。好在有婉卉师妹陪同翻译，可以给我压压惊。之前我们都未见过麦克法兰本人，只在书上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不过两位老人出来时，我们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们，都满头银发，一脸慈祥。

我们把麦氏夫妇安顿在普吉楼，然后一起去吃中饭。麦克法兰问我正在研究什么题目，我答曰王国维。他又问我王国维有什么著作译成了英文。这下让我大惊失色，我只知道西方许多汉学家极为重视王国维，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王国维著作的英译本。看来，做学术真的要有世界眼光。饭后我们本想麦氏夫妇可能要休息，倒倒时差，哪知二人逛完清华的生活区后，麦克法兰就兴致勃勃地前往国学院，看为他准备的办公室。

麦克法兰要为清华学生主讲“现代世界的诞生”，每周两次，看得出他为讲座作了精心的准备。事先他就联系婉卉，希望能将八次讲座内容录像，而且特别强调希望由专业人员使用专业设备摄制。有一回因为使用投影录像不成功，他不计麻烦特地重讲一次。他一生都在探索现代世界的起源之谜，这次讲座可以说是对他毕生工作的一份综合，将历史学与人类学冶为一炉。每次讲座前，麦克法兰都要在黑板上画拼图，写出本讲的关键词。他将讲义放在乐谱架上，讲起课来仿佛指挥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老报告厅，与麦克法兰的满头银发、温文尔雅的纯正伦敦英语，简直是绝配。每次讲完课，他都要深深鞠躬，露出胜利的微笑。同学们提问结束，麦克法兰的开场白往往是Good question，从不忘记表扬学生。所以他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无论出门还是下车，只要看到夫人莎拉背包，麦克法兰都会耐心地帮她挎上肩膀，典型的英国绅士。他自己则戴上一顶牛仔帽，外罩一件风衣，与课堂上的西装革履判若两人，原来生活中的麦克法兰教授更像个牛仔。听刘东老师说麦克法兰藏书极多，家中专门改造了一个马厩用于藏书。他有意向清华捐赠图书，婉卉和我于是陪麦氏夫妇逛新建的人文新馆。麦克法兰在人文新馆的书架间巡视，犹如牛仔检阅他的武器装备。

这个牛仔很会体谅人。有天下午我去办公室，正好遇到麦氏夫妇。当时婉卉不在，我一紧张，脑中的英语顿时失踪。麦克法兰见状，笑着问我是否也去办公室，我急忙回答：“Yeah，yeah，yeah！”后来我带儿子采风，在万泉河畔拍黄昏时的大礼堂。麦氏夫妇路过，莎拉走过来问，“这是你的儿子么？他也喜欢摄影？你要把他培养成摄影家？”我仍然回答：“Yeah，yeah，yeah！”这个时候，我看到麦克法兰倚着万泉河上的栏杆，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夕阳给他的银发镀上了一层金边。

制作麦克法兰讲座录像时，我采用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一组序曲导入，配上字幕：“一个热情洋溢的教授，一个课堂上的绅士，一个自信的学者，一个图书馆的牛仔，一个体贴的丈夫。”片尾则采用莫里康为《荒野大镖客》作的配乐，算是对这个牛仔致敬。没想到麦克法兰立即说出了电影的名称，还说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让我有知音之感，觉得心血没有白费。然而麦克法兰担心音乐的版权问题，怕音乐公司问他讨版税。我说那我做两个版本吧，《荒野大镖客》配乐的作为个人收藏版，没有版权问题的作为网络版。

一个月转瞬即逝，玉兰花谢了，长出青葱的绿叶，麦克法兰也要回英国了。

离别时麦克法兰与我们话别，专门为我们写了感谢信，他说：“亲爱的方麟，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拍摄的精彩照片，它们捕捉了我们在清华时期的神韵，对于我们这将是个美好的记忆。我们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技术和努力工作的精神。”他又让婉卉转给我一盘古琴曲，说可以用来做录像的片尾音乐。我去普吉楼收拾东西，发现麦氏夫妇早已将屋子收拾干净，被套也拆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还有他未用完的稿纸。

麦氏夫妇回到伦敦，在给婉卉的邮件中，仍然向我们表示感谢。两个月后，我们将录像光盘寄给他。不久，他就将讲座录像传到了YouTube上。因为国内不方便访问外网，他又问我们能否将录像发布在国内网站上，并将中文字幕翻译组的链接转发给我们。麦克法兰本人还是电视制作人，采访过一批学者，在视频中，我看到这位精力旺盛的牛仔，拂开剑桥大学徐志摩纪念碑上的杂草，露出两行中文：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不知为什么，我时常会想起麦克法兰。

想起他时，我会翻翻麦克法兰送给我的他写的书《给莉莉的信》。他的外孙女莉莉是一个7岁的英格兰女孩，该书预设的读者为10年以后的莉莉，以及像莉莉一样对人类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人。麦克法兰总共给莉莉写了30封信，讨论爱与友谊、暴力与恐惧、信仰与知识、权力与秩序、自我与他人、生与死、身体与头脑这些问题。我把这本书转送给了儿子，希望培养他的人文主义精神。

牛仔总是渴望探险陌生的世界。除了《给莉莉的信》以外，我手头尚有一本他的《玻璃的世界》，这是一本饶有趣味的书。吸引我的是该书的思维角度，虽然我未必同意他的观点。麦克法兰认为，因为不重视玻璃，中国未能发展用于眼镜的透镜；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几个东亚国家，视疲劳是长期特点，近视高发地带集中在学习汉字的地方；这甚至造成一种近视人格，进而影响到东方文明的特点。据他的朋友李伯重教授回忆，麦克法兰转换研究题目是为了防止思维方法定型，他做学问只想获得真正的乐趣，而不计成败利钝。

他的牛仔精神还体现在对前辈学者的质疑上。自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以来，人们拥有一个公认的常识，资本主义社会由封建农民社会过渡而来，它逐渐成为我们理解近代社会的一个范式。麦克法兰本来是这个范式的信奉者与拥护者，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痛苦地发现这个范式在逻辑上不够自洽，英国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已经存在，于是便有了他引起极大争议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写作此书时麦克法兰还是个36岁的牛仔。有评论者认为：“如果麦克法兰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地重新审视我们依靠马克思—韦伯著作而构筑起来的、关于社会经济变迁之性质的那个范式了。”是的，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说：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麦克法兰勇于挣脱旧有范式，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经典的美国西部片场景：

那是个边陲小镇。小镇的主干道阒无人迹，只有漫漫黄沙。一阵风沙卷过，房顶的风车吱吱嘎嘎摇动起来。一同摇晃的，还有凑在玻璃窗后面观望的人们，他们因紧张而全身颤抖，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决斗。主干道尽头的空地上，三位牛仔呈品字形对峙，在空地上踩出一圈圈深深浅浅的脚印。他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冯·马克思、本·韦伯和唐·麦克法兰。

砰——砰——砰，三声枪响。

方 麟

印象记 02　麦氏讲座的诞生　余婉卉

2011年3月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如约来到清华园，展开清华国学院“王国维纪念讲座”之“现代世界的诞生”系列讲座。彼时，立斋（国学院所在）楼下玉兰正值花期，麦克法兰夫人莎拉望着它们，对我说，他俩在剑桥的家里也种了这“magnolia”。

麦克法兰教授有诸多不曾打破的惯例，比如外出讲学、访问无论时间长短，一定要偕莎拉，比如其著作的汉译本必由他指定的那位译者承担。这种执拗，与他对学术研究、教学细节的重视是二而一的。此次来华前，就讲座地点的大小、设施，麦克法兰教授与我在电子邮件里沟通过多次。为了不负所望，国学院同仁想方设法，申请到了清华图书馆逸夫楼的报告厅。甫抵北京，尚未在公寓完全落定，教授即要求实地勘察报告厅。好比彩排，他在报告厅里来回踱步打量，感受光线，试用扩音器。他一再申明要板书，不愿借助投影，我们为此将国学院会议室的白板搬了过去。他坚持站着讲课，他敏感于讲稿摆放的高度和角度，报告厅管理员李老师或许也被这个英国老头的一丝不苟所折服，贡献了她练歌用的乐谱架。

次日下午开讲。主持人李伯重教授专程从香港返京，由他隆重介绍后，麦克法兰教授挟着观众掌声上台，致意，少顷切入正题，向观众抛出“现代性的性质、起源和前景”等一系列宏大问题。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英文听力，教授叮嘱我事先将中英文提纲发放给观众，此时他又刻意放慢了语速，以英式英语娓娓道来，冷静中暗藏顿挫。与国学院此前邀请的另一位海外学者不同，麦克法兰教授演说时几近脱稿，侃侃而谈，不时转身板书，偶尔瞥一眼乐谱架上的讲义，身体语言丰富。以国学院同仁方麟兄现场所摄的影像来观，他双手挥洒自如，俨然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自然，观众多是清华学子。在清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纷呈，海内外学者讲座云集，见多识广的同学们早就不会仅仅因为演讲者的国籍或头衔而动容。所以，当我看到观众们神情专注，沉静聆听，不禁意外。

邮件沟通时已说明，讲座每堂时长为95分钟，分上下半场，每半场35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最后点评、答疑约20分钟。本来只是一个大概的约定，前例执行就不算严格。而这次，麦克法兰教授对授课时长的把握堪称精准，时间一到，内容讲完，话音即落，无须拖堂。其后，作为第一堂讲座的点评人，李伯重教授说，我们见证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类似的奇迹曾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如何找出英国奇迹与其他奇迹的不同之处？李教授认为，麦克法兰教授给现代性所下的定义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不具有普适性，继而，他以“加州学派”为切入点，提了几道棘手问题。麦克法兰教授的作答不露思索痕迹。两位教授切磋完毕，轮到观众提问，举手者此起彼伏，尽管均是以英语沟通，无翻译环节，20分钟仍显局促。我回过头去，坐在最后一排的莎拉微微笑。

开了一个好头，我觉得。

以后每次讲座，麦克法兰教授均会提前来报告厅，在白板上预先描好将要用到的图表。主持人和点评人由刘北成教授继任，两人的对话依然是讲座的重头戏，加上观众的踊跃提问，很难不超时。

有一次讲座，也许是管理员李老师的强烈推荐奏效，大概担心后排的观众看不清白板，麦克法兰教授同意采用幻灯机、投影仪授课，当场气氛也还好，掌声依旧。两天后，教授打来电话，指出投影反光到脸部，影响讲座录像效果，要求再讲一次相同的内容，重新摄像。我一愣，暗自叫苦，赶紧联系报告厅，通知选课学生，召集一次临时的重讲。可想而知，观众人数是平日的约三分之一，而教授演讲兴致如常。“一千个人不为多，一两个人不为少。”两年后，当听说有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发言、传道、表演者对待受众人数的心态时，我不由会心一笑。而彼时，在春日午后阳光和树荫织造的斑驳中，图书馆映在报告厅窗外的那一角，就是一幅画，与麦克法兰教授一起，定格在厅内人的脑海里。

莎拉次次讲座都随教授一起来，静静坐在最后一排。久而久之，我向国学院同仁戏称他俩为“麦先生和麦太”。来过中国多次的这对老夫妇很快就适应清华的生活，两人一起逛照澜院，一起吃清华教工食堂，也一起来国学院办公室。

清华国学院为前来主讲三大讲座（“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纪念讲座”）的学者设置了临时办公室。从专家公寓到立斋，步行约需半小时，在留居清华的这一个月里，麦克法兰夫妇几乎天天都来办公室，有时一天来几次，有时离开比我们晚。课堂之外，除了凭借电话或电子邮件，校内外的观众们还可在每周固定的讨论时间（office hours）来办公室，与麦克法兰教授讨论、访谈。每到此时，国学院便会弥漫起咖啡的香气。

尽量不占用其他受众与麦克法兰教授的交流时间，我对讲座内容的提问多是在私下和电子邮件里进行。第五讲中，教授认为，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人将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他们为自己的婚姻做主，这在19世纪之前的世界是一种独特现象。我马上想起了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反例，找机会向麦克法兰教授指了出来。教授当即回答，奥斯丁故事里的那些女孩多出身乡绅阶层，如果没有获得遗产，除了依附于婚姻，找一个能让自己衣食无忧的配偶，几乎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而当时英国城市里的女工们，凭生存技能吃饭，在经济上较为独立，婚姻对她们的生计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因此她们在婚姻问题上有说“不”的余地。

讲座中还涉及现代、前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团体的不同关系，麦克法兰教授指出，友谊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情感纽带，这是现代性的人际关系。对现代人来说，同学、同事、同好、配偶（可谓“以婚姻缔结的朋友”）关系之亲密度，足以超过血缘/亲属关系，可谓“类亲属”。听完这讲，我心有戚戚，当晚给教授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我和外子都热衷骑单车旅行，数年前在他大学网络论坛里结识了一群有同样爱好的朋友，大伙儿一道旅行，一道看绝世美景，一道经历欢乐、刺激、艰辛，甚至共同抵御死亡的威胁。但车友们都须毕业，终究各赴前程，各奔东西，如今分散在中国各处，乃至亚洲其他国家、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天各一方，靠互联网保持联系。我写道，您的演讲让我体会出，同好建立了新型的情感纽带，确实彰显了一种现代性。

很快，我收到麦克法兰教授的回信：很高兴听你分享这段经历及情愫，友谊往往意味着朋友们一起从事某些活动，在单车旅行中共同面对愉悦和艰险是很好的例子，你的陈述不仅体现了我课堂上所讲的现代性人际关系，还拓展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空间对友谊的局限被大大克服。

但愿我们与麦克法兰夫妇的情谊不会随时空的隔阂而消减——八次讲座结束，清华国学院集体送别他们时，我这样想。那是4月初，玉兰花已凋谢完毕，枝头尽是新叶。

过了一季又一季，玉兰花再开的时节，我忍不住给麦克法兰教授写信。他回复说：Yes, of course we remember the magnolia—and their magnificent display when we arrived（是的，我们当然记得那些玉兰——记得我俩来时它们怒放的样子）。

余婉卉

麦克法兰清华讲演现场，讲义在乐谱架上

麦克法兰的独特板书

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人文图书馆

麦克法兰妻子莎拉协助抄写讲演板书

麦克法兰与莎拉课间休息

麦克法兰手稿

此书，难得的大手笔，又不乏细腻。现代性在英国这个岛国的最早出现，绝非偶然，是长期历史演化之结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麦克法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最丰硕，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完整体现在这部超级文本中，论篇幅，实在不大，但几乎每一章节、段落，甚至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令人惊讶，给人震撼。

这本书来得及时，应成为每一位关心自己社会现代化进程读者的比读物，床头书。它不让你按表对照自己的所有与缺失，而是体会一种成熟类型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自己社会具备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因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不一定便捷，但却坚实。

——刘苏里

麦克法兰的著作探讨的是有关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课题，其研究路径也体现了某些新的学术潮流。此外，从考察日常事物切入，将重大的学术话题写得很有趣味，非有举重若轻的能力不可。

这部著作充满了精辟的创见，发人深省。尤其是，他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都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麦氏之现代英伦诞生的故事太精彩了。这种精彩，是建立在无数知识人的“尸骨”之上——他的解剖刀，几乎将此前碰过该题的作者们，都剃得一毛不剩。

——《新世纪周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的诞生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英)

麦克法兰（Macfarlane，A.）主讲；刘北成评议.—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讲学社丛书）

ISBN 978-7-208-11370-1

I.①现… II.①清… ②麦… ③刘… Ⅲ.①文化史

-研究-英国 IV.①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076507号

责任编辑 李 頔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现代世界的诞生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英] 麦克法兰 主讲

刘北成 评议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62，000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370-1/K.1980

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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