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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序言】一以贯之(1)

- 第2节：【序言】一以贯之(2)

- 第3节：【序言】一以贯之(3)

- 第4节：【序言】一以贯之(4)

- 第5节：【序言】一以贯之(5)

- 第6节：告别"红色资本家"(1)

- 第7节：告别"红色资本家"(2)

- 第8节：市场中的阳光(1)

- 第9节：市场中的阳光(2)

- 第10节：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 第11节：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 第12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1)

- 第13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2)

- 第14节：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 第15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1)

- 第16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2)

- 第17节：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 第18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1)

- 第19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2)

- 第20节：理解"解放思想"(1)

- 第21节：理解"解放思想"(2)

- 第22节：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

- 第23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1)

- 第24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2)

- 第25节：勿忘改革之由

- 第26节：借鉴印度改革(1)

- 第27节：借鉴印度改革(2)

- 第28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1)

- 第29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 第30节："举国体制"出正其时

- 第31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1)

- 第32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2)

- 第33节：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 第34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1)

- 第35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2)

- 第36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1)

- 第37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2)

- 第38节："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 第39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1)

- 第40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2)

- 第41节：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

第1节：【序言】一以贯之(1)

【序言】

一以贯之

--关于"财经观察"的问答

-Q：杨哲宇（本书选编者）

-A：胡舒立（《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Q：《财经》是1998年4月创刊的，但"财经观察"出现得好像晚一些？

-A：我记得是从1998年8月开始的。为了谈那年增长率"保八"的事，王烁让我写一篇评论。写好后，他希望我每期都写，后来就按他的要求坚持下来了。当时，《财经》全职人员只有四五个，我是主编，王烁是执行编辑，其实就是第一"大编"了。从那以后，他也一直是"财经观察"的编辑。

-Q：你是记者出身，对写评论有特别的偏好吗？

-A：说实话，我很喜欢写评论。上大学时，我评论课的成绩就比较好，后来也很希望有机会写社论。不过，机会并不很多。我一直认为，写评论，特别是写社论性质的评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社论是报纸的旗帜。"在传统"党报"体系中，发表社论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对此观点我也是深以为然。所以，《财经》创办之初，并没有搞社论或是有社论意味的评论。8月那次尝试之后，我受到鼓励，就以个人署名文章的形式来写每期的准社评了，叫"财经观察"。这篇东西放到杂志的最后一页，也是想低调一些。

-Q：这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评了，有点类似香港《信报》早期社评的形式，由本人署名，对吧？

-A：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与传统社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初，《财经》是月刊，"财经观察"每月一篇，主要都由我自己来写。后来，杂志变半月刊，再办双周刊，节奏越来越快，所涉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我就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独自操作了。最初，绝大部分还是我自己干，最近一两年，许多都是请记者或我们的经济学家起草后，我再来修改，你的编辑工作也值得肯定。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王烁，他始终负责题材的选定和最后的编辑把关，十几年如一日。在《财经》内部，大家都明白，"财经观察"虽然由个人署名，但不是纯个人栏目。"财经观察"从确定选题到最后的发稿，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财经观察"作为署名文章，一方面，具有个性化色彩，我有义务和责任将其做好；另一方面，缺点由我负责，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

-Q：今天再读这些文章，特别是处在当前这一你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你有什么别样的感触吗？

-A：它们应该是我担任《财经》主编11年职业生涯的一个侧面记录，很有意思。其实，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唤起当时的一段故事，可惜现在没有时间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串起来。在《财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就曾想过出一本书，叫《我与"财经"》，当时想把所有的"财经观察"背后的故事串起来。很遗憾，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十周年的时候，就更没时间去干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是可以做的。把每年的文章精选出几篇，再配上当时的故事。

第2节：【序言】一以贯之(2)

-Q：我们常说新闻作品是"易碎品"，现在让读者回过头去，重读这些文章，你认为价值何在？是否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思想史，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改革思想史意义上的史料？

-A：说是"思想史"之史料，可能过誉了，但对读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参考价值吧？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新闻的易碎性，这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其二，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我是从日报的新闻记者做起的，这么多年，想的就是能写一点有生命力、以后看了不遗憾或少些遗憾的东西。后来，有机会做《财经》杂志，更是怀着这种心愿来做编辑、做记者的。

-Q：《财经》希望其作品"不碎"，其标准是什么呢？

-A："不碎"当然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个标准，就应当这样衡量：作为时代的记录员，在每个时期写的作品，固然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但要寻求超越，从而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历史考验。

-Q：这也许正是《财经》之所以为《财经》的原因，写"财经观察"时这种意识是不是更强烈？

-A：我确实希望，这约1700字所表述的东西，能在比较长的时间站得住脚，回过头来看不感到脸红。1700字的容量非常有限，很难把每件事情都说得很周到，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编辑不断地对其修改完善，甚至在大样上仍要看和推敲多遍的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不能说每一篇都完美，但是，可以说，"硬伤"不是很多，这一点是令我欣慰的。

-Q：本书选入的140多篇文章，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为改革鼓与呼。我们不断地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时而加快，时而滞缓。这些文章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你如何评价改革的历程？是否偶尔也会感觉到有些无奈？

-A：新闻评论这种体裁，与学术文章及一般的理论文章的写法是不同的，它追求快节奏的出版、语言和文章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力，因此，不应把新闻评论看做完整的学术阐述。以此为前提，"财经观察"确实倾注了对改革的急迫之情。尽管文章表达的向往，并不能都变为现实，只是折射了我们自己以及与我们心心相印的改革者们真切的心声，客观上对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回过头来看，有些文章不但是急切的，甚至是过于急切，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Q：《财经》的宗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独"（独立、独家、独到），还有一种表述是"复杂的自由主义"。无疑，在《财经》的各类稿件中，"财经观察"是最直接地体现主张的。现在回过头来讲，你是否对实现的程度比较满意？

第3节：【序言】一以贯之(3)

-A：我只能说还算欣慰吧。第一，"财经观察"总是能保持独立的气质，也许与有些人的想法一致，也有可能与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是我真实的看法，是"我们"的立场。第二，所有的评论虽然重心各有不同，但能够体现某种一致性。"一致性"是很难的。在《财经》创刊十周年的时候，王烁定了一个题目，叫"财经十年--一以贯之"。汪丁丁以及很多人都讲过，《财经》的特点是consistency。我觉得，写几篇好文章、做几篇好报道，这些并不难，难的是这么多年的一致性。汪丁丁在《财经》创刊十周年时说过，要完整地揭示真相，并且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表达真相，这是很难的。《财经》的十年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过来的。回过头来看，坚持consistency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比别人强，而是说，要不断地学习，去提高自己。consistency并不是说，有一个简单的教条，可以处处搬来套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信念，只要"信"就万事顺遂，它是在找到了正确的认识框架和方法之后，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

-Q："财经观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读者可能会好奇，"财经观察"的选题是怎么定的？

-A：选题与每期《财经》杂志都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时候会以《财经》的主体报道作为评论的对象，但更多时候与重点报道无关，有时甚至有意与其错开。总的来讲，在两周之内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的选择无一不是紧扣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杂志报道有补充、呼应的作用，很难具体地讲每篇"观察"选题确定时的情形。

-Q：每篇"观察"都有鲜明的主题思想，这自然是你的阅历、观察、思考的结晶。但是，我想知道，每篇的主题思想是如何突破那些大而化之的信念，直达事实和思想的深处的？

-A：谢谢你的肯定。正如我刚才所说，选题经过了非常细致的筛选和深入的讨论。我自己在写作之前，会把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看一遍，所幸我们有互联网这一工具，使得熟悉背景的工作做起来相对容易了。我争取自己写作的时候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另外，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很多同事的帮助，特别是遇到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在信息爆炸、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的时代，所谓的"万事通"是不存在的。我得到了《财经》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学术顾问汪丁丁、首席研究员陆磊等多位专家的智力支持；《财经》当时的助理主编、研究部主管编辑叶伟强等同事都给予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帮助。法律、财税、农业等问题，也不全是我日常知识积累的重点，我之所以能迅速进入某一领域，也得益于相关的专业记者或主管编辑。所以，尽管是我署名，但是，"财经观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这样说并非客套。

第4节：【序言】一以贯之(4)

-Q：你一再强调写作中分寸的重要性，特别是立论的分寸把握。可以具体谈谈吗？

-A：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有的时候非常急；但是，我写文章又非常审慎。每一个提法都要想很长时间，加很多的限定。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人，是多么矛盾！不过，我自己觉得，"财经观察"所体现的风格，可能倒是更接近于我作为一名文人或者说记者的本来面目。我是一个写东西比较慢的人，写封信都要想很长时间。这一方面是我不够有才华的表现，"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快节奏，甚至不无浮躁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写东西，能够反复推敲，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记得鲁迅说过，写一篇作品，初稿写完要放在抽屉里，两三天以后拿出来再看一遍。我即使做不到这么沉着周详，最紧张的时候也会隔几小时再看一看，这样改写过的文章才能更少遗憾。

-Q：这本书分为七个专辑。我发现，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被命名为"政经风云"的这一辑，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你写得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因为有话要说，因而情感充沛、思如泉涌，还是别的什么？

-A：这还是因为一方面，我是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的造诣远远谈不上，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影响很深。也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修养不够，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遇到比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时候，写起来更容易一些。我不认为这表明我在这些领域有过人之处，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其实，我发现，当初在做SARS报道的时候，《财经》记者写起来就比较自如。把一个经济专业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富有激情地表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表述的时候，为了追求严谨性，评论这种体裁所要求的晓畅和生动，就会遇到困难。相反，既涉及经济又不囿于经济的题材，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我想，仅此而已。

-Q：如何看待过去有些文章，如《何必讳言"不救市"》等，造成的社会轰动？

-A："财经观察"有不少篇章影响很大，大部分时候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我们的观点，在1700字内经过了反复推敲，我自认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争论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之中才能璀璨。不能不说，宽容对待异见，理性分辨是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稀缺的元素。那种动辄追究动机和背景、惯于深文周纳的做法，应该说是历史上不健康因素的残留，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第5节：【序言】一以贯之(5)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第6节：告别"红色资本家"(1)

第一章

政经风云

告别"红色资本家"

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惨败，深层含义则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结束了。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央行关闭，海内外金融业界大哗。圈外人可能不明就里，觉得中国早有了关信托公司、关银行的历史，再关家稍大些的广信也属正常。

笔者相熟的一位资深业内专家一语中的："主要在于广信是"窗口"，关什么都不比关"窗口"。"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中国改革20年来，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而国际金融资本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总额的10％以下。这小部分钱的大头，就是国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包括银团贷款）和债券市场资金。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债券市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定了一种"窗口"模式，即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作为"窗口"，直接到海外发行债券，拿回钱再放到企业或基建项目进行建设，公司自己负责还债。

广信就是当时确定的"窗口"之一。在最红火的时候，广信曾经从国际评级机构拿到过与国家主权同样的评级，后来虽然被调低一级，但仍算金字招牌。在国际债券市场建起一家发行体的信誉非常不容易，广信从1986年起就在日本"武士"债市场"热身"，到1993年又成功进入欧洲和美国债市。至1998年，广信在海外发债共计17笔；就一家融资机构而言，可谓成就斐然，在国内的诸家"窗口"中也是佼佼者。

要紧的是拿回钱以后怎么用，能不能还得上。中国早期确定的那种"窗口"融资模式，本质上就是以国家信誉去拿回外汇，政府自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调度权。不过在事实上，其一，政府调度从来都无法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其二，对于集投、融资大权于一身的信托投资公司，政府严格计划、科学调度也难以做到。看似计划方式支持指导，市场方式管理操作，实际上是"两不靠"，根本无法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使用。如今广信因为还不上巨额债务而关张已经是事实，其他"窗口"日子也不会过得轻松。

第7节：告别"红色资本家"(2)

近年来，中国的业界应能够意识到"窗口模式"的弊端。有识者早已指出，90年代以来，国际上资本市场证券化步伐很快，债券融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部分，每年都有相当高的增长。中国理应弄潮于国际债市，从那里获得成本比较低的资金来发展经济。但除了国家出面发行的主权债之外，正确的途径应是由用钱的企业自己获得债信评级，然后自己到海外发债。这样才能使给钱的和用钱的互相见面，增加透明度，资金使用也就有了比较大的约束力。投资者和发债者共同承担风险，不需要由国家拿出外汇储备来承当，这就是公司债（corporate bond）道路。

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在国际债市试水，历来发债除了财政部的主权债，主要由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出面，发行的其实是不同形式的"准主权债"或称"政府债"。这种"窗口模式"虽然早年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回过头来看显然并不是恰当选择。关键是路一旦走偏了，调整过来并不容易，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国际融资牵涉到国际投资者的体认，路径依赖性更强。所以，我们只是在1995年特别明确，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但"窗口"模式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公司债也就成长不起来。直到1997年，才听知宝钢获得了理想债信评级的消息。这是中国唯一一家有了评级、能够发债的企业，可惜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宝钢的债也发不出去。所以，中国的真正意义的公司债至今还站在始发点上，比起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差出许多。

这回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微观意义的惨败，深层含义当然就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西方舆论曾将这种政府支持加国有公司经营特权又加资本主义工具的模式称为"红色资本家"。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现在算是结束了。眼前全局意义上的直接挑战有两个，一是如何度过可能的连锁性支付危机，一是如何有效地过渡到公司债的正确道路上。以现在的实力和认知水平，我们期望两个挑战是能够应对的。

-1998年第8期-

第8节：市场中的阳光(1)

市场中的阳光

舆论和业界一直期待着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广信和粤企的选择就说明了这一点。须知，世上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

本月以来财经界有两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一是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因严重资不抵债，正式宣布破产清盘，债权人注定将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广东省政府驻港"窗口"粤海企业集团（下称"粤企"）因面临债务危机，召开债权人会议，要求暂缓还款、继续借贷，以求重组成功。

广信的外债加上或然债务总计375亿元人民币，占到该公司所有债务的8成以上；粤企涉债总计29.4亿美元，要求在1至4月延期的债务高达11.7亿美元。两家公司的相关消息前后在1月10日和12日公之于世，在香港引发了一场红筹国企股的小股灾，近期内，新一轮中资企业信贷紧缩已成定局。

没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是绝对的好事。不过仔细想来，中国能按市场经则走出今天这一步，实在也是很大的进步。这里不谈破产抑或重组的其他经济理性含义(利弊)，仅广东两家金融财团在此过程中能够打开财务"黑箱"，表现出某种公开性与透明度，就是最可贵的事情。因为公开正是市场中的阳光。

至迟从1996年中农信关闭算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问题金融机构严加整肃的步伐，相继关张的金融机构有四家以上。但除广信外，人们从来都无从知晓那些机构究竟问题何在，负债几何，更不知由什么人来承担责任。由于国家代为偿债、始终封闭作业，整肃中确实保持了市场暂时的平静，但不利于同类机构接受经验教训，更无助于推动中国金融业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金融市场上以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无法得到改善，以盲目性为前提信用缺乏理性支持，极易出现动摇。

舆论与业界一直期待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代价。广信和粤企的实践就是证明。须知，金融市场同样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其实，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市场消除盲目性，准确地获悉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揭开黑幕，暴露出企业管理不善乃至腐败横行的种种劣迹。此次粤企重组由美国高盛公司担任财务顾问，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驻查账，整个集团多头投资、负债累累的混乱状况很快昭然于世。香港一些红筹经理们就在议论：如果都让这样的公司进来看账，咱们哪家看不出问题？可见许多问题机构或潜在问题机构有意黑箱作业，不愿信息透明，除了维护公司虚假信用，很可能掩盖着既得利益者不可示人的私心。

此次广信与粤企事件的处理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主要是由此暴露出中国金融法制的严重不完善。近年来，国内业界一直在呼吁通过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法规条例；1998年10月广信关闭后，海内外金融界不少人都估计很快会有关闭金融机构的条例或临时信托法紧急出台。不想三个月后广信被迫选择破产时，相关法律法规无一问世，广信申请破产只有依据《企业破产法（试行）》（1986）和《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1996）。后两者不仅远非完备，而且主要针对国有工业企业，显然无法切合实际需要，也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公信力。

第9节：市场中的阳光(2)

至于粤企重组，全部在香港操作，自有当地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做支持，但又因此映衬出内地法规不全的现实困境。重组较之破产，是市场提供的更为积极的解决问题机构的手段，未来必将较多地用于不良资产重压下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因此，目前在金融机构债务重组及金融债权方面的法律缺位也就更加令人担忧。

细细把握今年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脉搏，可以察知其中最突出的信号就是金融整顿的加速度。回过头来看，去年关闭三家金融机构等动作只不过是轻松的序篇，唯今年来广信破产、粤企重组、建设银行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信托业行业重整等一系列大举措酝酿出台，才真正à?开了中国金融业整顿与重建的大幕。在这里，广信和粤企所作的选择既是对于昨天的回答，也是为明天进行的实验。未来中国金融业重整的道路还会很长很难走，唯愿这路上能够阳光充足，法成令修。

-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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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体现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业已形成三个共识。

几乎从中共十六大结束之后，媒体就在议论和揣度将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人代会正式拿出方案并于会后全面付诸实施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尽管话题一直已很开放，但新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振奋之感。

在中国过往20余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新概念。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改革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也有不同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前两次机构改革，亦即1993年和1998年的改革，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让政府脱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用学者们专业的说法叫"脱计"。及至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政治文明"并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在方案设计之时就有了更高远的定位和更富于全局性的思考。因此，未来的变动虽然主要体现在政府主要经济部门中，却不仅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且直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改革也因之有了更大的难度，甚至并非一套深思熟虑的方案和一轮干净利落的"手术"可以完成。

由于此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全盘正式亮相，全面理解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仍有难度。但目前日渐清晰的方案框架已经昭显出深层次含义，有识之士们在涉及政治体制的若干问题上有了共识。

共识之一是"党政分开"、"政资分开"。从理论上说，党政及政资分开，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早已确定、不再具有争议的改革目标。但有关机构设置依然故我，即成为实现"两个分开"的具体障°?。党的组织部门直接掌握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以部分所有者的资格确定人事任免，又以传统的政治标准和"部级、局级、处级"的机关体制管理置身于市场活动中的企业经理人。这种被专家学者们诟病多年的扭曲的制度安排终能得到矫正，在此次机构改革中体现为将中共中央企业工委和金融工委分别并入政府属下的国资委和银监会。虽然未竟的路还要继续走，特别是银监会，既是监管机构却又掌握部分人事权的局面显然还须调整，而且未来的国资委能否实现由企业经事会来选择总裁尚待观察，但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已殊为可贵。

共识之二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D?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障°?之一就是条块交叉、各自为政的政府机制。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大刀阔斧地将现有八家部委予以整合，所有者、监管者、经济运行D?调者各司其职，一个可见结果就是将来有望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和部门扯皮，有助于划清政府机构事权和规范政府行为。其直接结果，正是走向专家们早有建言的行政民主化和公开化，最终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助力。

共识之三是"权力制衡与有效监督"。深谙目前腐败丛生与制度相关，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就已经提出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设想在中共十六大得到确认和落实，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设计者们对于权力制衡格外关注，从方案架构到细节安排都包含了对"分权"与"制约"的考虑。特别是人事体制环节容易产生腐败行为，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可能带来权钱交易，而金融体制弊端丛生更易成为大规模腐败的温床。此次机构改革在上述诸方面进行了有心调整，虽然仍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有效性，终究是治本入手的"制度性关注"，其积极意义当予肯定。

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上，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出台并具有政治体制改革含义的举措，还包括专职人大常委的产生，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体制的动作毕竟是牵涉面更广，因而引起媒体更热烈的关注。不过，这场改革其实是一场长征，我们不应忽视始于足下的每一步努力，又该看到可能的前进定会包含巨大艰辛，甚至难遂初衷。在昭明既有目标之后，重要的不是说多少，而是把事情尽快做起来。

-2003年第5期-

第11节：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直面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对于坏账成堆的中国银行界来说，国家审计总署2003年6月25日公布的建设银行所涉10亿元的虚假按揭贷款，或许只是个小事件。然而，由于此事曝光的特别时机，更因为此事仅为审计部门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抽查"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不举一反三，想得更深更广，再次感受到中国金融改革路途中沉重的阴霾。

在近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业的关注中，一个焦点就是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2003年2月20日央行公布的《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经披露，在该行2002年房贷检查所抽查的20901笔共计1468亿元房地产贷款中，违规金额达到总数的近1/4，总额约366亿元。央行发现房地产信贷的违规贷款，主要集中于开发贷款和个人信贷，而审计总署新近公布的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调查又表明，违规房贷极易形成不良资产。例如，汕尾市一位公安局要员从建行广州一家支行经取按揭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已无法追回，转入个人账户的2576万元全部被提取现金，去向不明。可见问题房贷之堪忧。

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现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风险。日本在经济形势火暴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放了大量房地产信贷，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量以土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经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1/3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作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经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刘金宝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观察家在目睹中国金融业当前的疾患时，很容易想到日本。至2003年，日本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第12个年头，其金融危机在继续深化。在日本，政府长期插手金融市场，一方面让整个银行业"救助"濒临破产的企业和行业，一方面让资不抵债的"鬼魂银行"继续在市场上与健康银行竞争，各种短视的举措避免了眼前的震荡，金融改革却一再缓行，终使治理危机的成本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使纳税人承担了巨大损失，而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中国和日本很不相同，但日本教训中清晰地映现出中国的影子。如果不愿走上覆辙，应当从今天开始加速金融改革，无论改革的过程多么令人痛苦。

-2003年第13期-

第12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1)

选择"好的市场经济"

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终于，盼了很久也议了很久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2003年10月14日落下了帷幕。

我们很快将有机会看到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下称《建议》）。而从全会公报透露的种种信息，从会议前后中央的一系列行动部署，已可嗅出这次全会将深刻影响历史的不同寻常之处。

从本世纪始，国内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总在说，中国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还应当懂得市场经济本身亦有好坏之分。中国应当努力探索如何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这话虽然通俗，其中道理却很深。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建立起了"好的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的中国会继续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走下去。这个时候应当清醒的是，如要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建议》，将成为中国选择"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性步骤。

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突破种种障°?，加速而且深化改革，包括许多早已经确定、却因为各种利益阻°?无法大步推进的改革。例如经济体的所有制形式，在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应当成为眼前的必需；而且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也应承认，股份制，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应当是比国有独资更有效率也更值得在当前提倡的所有制形式。唯如此，方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中全会公报语）。再例如私有产权保障，直接关乎经济的发展和私人投资意愿，学界业界呼吁期盼已有经年，理应建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如此还有许多，包括金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让行政之手退出市场的种种改革，这些都是目标明确的基本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坚决地迈出去。这是因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市场的经则和理念不能退让或动摇。

"好的市场经济"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体现了这种诉求，即所谓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D?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很快，而在赞叹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发展的代价。就社会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意味着兼顾发展与公平，意味着付诸实质性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教育、卫生、社会保险诸项事业发展等，也意味着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应步骤，其目标是让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防止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因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石，形成稳定和均衡的发展。就自然角度而言，则意味着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看重。但愿经历了春季的SARS、夏季的洪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已经感受深切，再不踌躇。

第13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2)

如何确立政府角色，明确政府和经济人的关系，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必然应对的根本性挑战。中国传统的计划体制赋予政府无限权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改革转型中政府退出很难，却又常走向甩手不管的另一极端。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给政府角色作出清晰规定，"竞争"意味着政府之手不能笼罩经济活动，而"有序"意味着政府应当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当好这个"守夜人"并不容易，因为如果对政府不进行约束，从"守夜"到"寻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寻求"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呼唤的是有效却也有限的政府，这就需要制约权力，由是需要法治、民主建设和公民社会成长。

从1979年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走了25年，经历了五届关键性的中共三中全会。诸家媒体的有关回顾很多，可知改革并不顺畅，大方向确定后仍然会有曲折有弯路，路径的明晰是渐次逐步的。如今，中国改革又走在新的岔口上。此次三中全会正确地选择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真正理解这种选择，然后在这条光明却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走到底。

-2003年第20期-

第14节：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后者更具挑战性。

千呼万唤，在2004年3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主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终于听到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权威性说法。新华社一则"改革要牵动三千万人"的消息颇具震动性，虽然消息表明是项改革仍在"研究建议"阶段，最多只能算是"着手展开"，仍然引起业界的诸多关注和议论。

据统计，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家，人员2900万，资产近3000亿元。改革牵涉面如此之广，人们在议及改革之初，便很容易将视线集中于解决事业单位之冗员，或是通过撤并和转制来减少事业单位本身。但只要认真分析事业单位的性质和构成就会发现，大步推进这项相对滞后的改革，其实是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向来称为难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何谓"事业单位"？对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过去曾有不同的解释和经译。目前经过专业斟酌的准确译法是"Public Service Unit"(PSU)，意即公共服务机构，正给出了事业单位的应有释义。当然，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过去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事业单位"已经演变为企业，或是从来就属于企业性质。还有些"事业单位"本来就是"站错了队"，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过，中国事业单位的主体，仍然是最基本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目前，单教育和卫生两个行业的职工，就占了事业单位全部职工人数的70％；而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这些数字都足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性质。

由是，我们基本可以把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归纳成两部分，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就事业单位本身来说，两部分任务或可分别称为"破"与"立"，抑或"减法"与"加法"。后者较前者更具挑战性。

根据研究和试点改革经验，专家们一般将中国跨行业、跨部门的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分为三类，亦即行政类、公益类及生产经营类。在改革中，将行政类与生产经营类进行清理和规范至为重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以"事业单位"出现，兼具政策、监督、执行、处罚职能，且以财务自收自支的方式运行，因为"政事不分"而利益冲突显著；一些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实体以"事业单位"身份自重，无法建立合理的公司化治理结构，由于"事企不分"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对这些名实相悖的"事业单位"，当然应当进行清理规范，剥离转制。特别是对那些明显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事业单位"，在确认其所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不具备类似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特征之后，应当坚决改为产权明晰的企业，使其可以按市场化经则准入、发展和退出，其员工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可更好地纳入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领域若有行业严格监管需要，亦应以市场化方式通过法治渠道落实。这是符合改革方向和尊重市场经济经则的正确做法，最终将更加有利于相关领域事业的繁荣发达。

除了上述可被称之为"破"的举动，改革迟早要触及真正意义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领域。这很可能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主战场，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我们觉得，对于这部分核心领域的改革，政府决策层必须有明确战略、谨慎方针和扎实操作方案，其目标是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体制，使基础的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够福泽最广大民众，包括偏远地区和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贫苦民众。在这部分可被称为"立"的任务中，公平性的考虑至关重要，意味着政府应当明确自身的首要责任，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重点，尽快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运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起合理的监管框架；而效率是实现公平性的重要保证，因此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应简单以"所有制"类型划界，更应实施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则。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其实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后的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第三阶段。某些领域和部分地区的探索事实上早已开始，但全局性改革何时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理解，当前由发改委牵头的跨部门课题研究、研讨会和地方性试点都是改革探讨也是预热。而随着中共中央最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步步落到实处，预热过程必将加速，预热面必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重建中国公共服务体制"的全方位事业单位改革必然会全面铺开。

第15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1)

-2004年第7期-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经因，及其近来的成功治疗，足以为鉴。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轨的理解。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总务兼邮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2％～3％，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待就是15年。

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其经有的终身雇用制也导致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因此，纵使"小政府"和进一步市场化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这种转轨却因为无法分摊成本而无法启动。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经滋长及其崩溃。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泡经破裂时期导致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失衡，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滑坡。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16.5％，经历年核销仍有42万亿日元损失余额，占GDP的8％。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银行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资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银企借贷关系中承担了巨额成本。高负债、低利率导致日本诸多企业成为没有自有资金的企业，同样，银行也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因此，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也成为我们的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性目标。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执行的是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前者系处置不良资产，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邮政改革。

第16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2)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经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2006年第2期-

第17节：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06年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é?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以平行并重的方式被提至前台；虽是仅在高层外事活动中一带而过，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后，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会议共识之一，被视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至此，决策层在未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

在中国改革史上，2006年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春季人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重申"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并行的方略，我们可以断定，未来中国改革不仅不会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将以全方位推进之势步入新的阶段。这一切无疑使人振奋。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1984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进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来实质性推进有限，整体滞后相当明显。这本身对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打好经济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坚战役，显然是不利因素，也影响了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我们可以理解，从年来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识地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显示改革全局中，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提至更重要、更明确的位置；而"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颇有些分析一提起此便小心翼翼，有意绕开所谓敏感的"民主"话题，甚或有意以政府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是其他概念取而代之。其实，政府改革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o?之一，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这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即提出"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之方向，十六大报告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辟有专门章节，确定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改革首要任务。以此为目标，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已相当清晰。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长过程，改革的任务也相当广泛。其中难度最大者，当属如何建立起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衡体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而新闻人念兹在兹的舆论监督、公众最为关心的反腐防腐，当然正是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相较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领域更为宽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相对具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草根层的变革一直在无声地进行。随着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而在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专项阐述的基础上，2006年年初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日后可以期待的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也将出台此类决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继续推进。

《财经》读者多为业界人士，往昔更多地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随着去年以来中国改革大讨论的深入，诸多识者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深化改革，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不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更有赖于政治体制及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大步跟进。当前因发展不平衡引致的社会矛盾，因官商勾结和寻租腐败引致的社会不公，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仍无法解决，而且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全面推开的"四位一体"改革，于业界人士既是机会亦是责任，既孕育着希望也包含着压力。我们的眼界需要更宽阔才行。

-2006年第20期-

第18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1)

"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仍然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

2007年3月上中旬的全国人大和政D?"两会"，是国内一年一度的春季舆论聚焦点。开会前两周来，从报刊电视到网络民间社会，已经是"两会寄语"、"两会民声"纷至沓来。从这些讨论中可以观察到，就对"两会"的期待而言，社会上已经具备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基调的共识，但对通往和谐社会之路则有不同想法，概而言之可称：我们正在什么起点上走向和谐社会？该采用什么办法建立和谐社会？

有种认识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引人关注。这种认识把"和谐"同"改革"有意无意对立起来，似乎推进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造成冲突震动，导致社会失和，因此，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放慢改革步伐。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加剧、官员腐败成风等经济社会问题，正是25年来改革所带来的后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要走回头路。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对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一切造成的贫穷和孱弱，竟然如此健忘，让人难以理解。无怪乎他们往往无视国情，倾向于高估现有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主张以高福利一步到位地解决现有的社会矛盾。

应当看到，尽管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而且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就真正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而言，中国至2005年仅达1740美元，比通常意义上的人均收入千元以下的"穷国"情况略好，但至多也不过是偏低"小康"水平，尚逊色于à?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同属"小康之列"的国家。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最低亦在5000美元以上，高至4万至5万美元。这远非中国今天之发展可望其项背。如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专文所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19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2)

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从穷国低点起步，越过人均1000美元的界线并不困难，但由"小康"进入发达，迈过5000美元界线者，其实相当罕见。长期徘徊于"小康"或偏低"小康"，不时经受波动、徘徊和倒退，倒是常见的经济现象。因此，今天的中国还是需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面对现实，我们完全认同温总理提出的主张：当前的任务仍然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需要把已经确定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深入地进行下去。

当然，改革需要阶段性强力推进，难免有震荡、有摩擦；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渐进模式走到今天，那些在过渡早期得到好处的"中间利益集团"已经相当强大，很可能与反对改革的保守者结合起来，成为改革阻力，使改革继续深化变得非常困难。但改革的决心绝不能动摇，而且必要的改革成本正是建立未来和谐社会之必需。

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过程。2006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可以理解为对现在改革特点和改革任务的基本概括，也揭示了不同领域的改革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互为条件。因此，深化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全方位推进。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遇到了重重挑战，"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时不我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需要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同步。其中，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容不得倒退，而且应当继续深化，打攻坚战。当前的一系列既定改革方案--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到打破行政垄断，实现稀缺资源公正、公平的市场化配置等，均应坚持推进。而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亦要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力度，更可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的重要契机，进行重大制度性推进。

一年前的"两会"之春，中央和政府领导人重申了"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得到了与会者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同。今年的"两会"之春重来，很可能会听到推进改革的动员部署，我们有此期待。

-2007年第5期-

第20节：理解"解放思想"(1)

理解"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并不是一般口号，而有其具体的指向，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胡锦涛此番"6?25"讲话，以"解放思想"为"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正是邓小平主张的继续和弘扬。

近两周来，业界人士议论关注最多的事项之一，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6·25"讲话。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可知此次讲话涵盖甚广，内容相当丰富。全文提纲挈领之处系"四个坚定不移"，依次为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认为，此次胡锦涛总书记完整提出"四个坚定不移"颇具新意，而将"解放思想"列于四项之首，并称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意义格外重大。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曾这样说。正是邓小平在1978年亲自引导和大力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之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当年启动改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发表重要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此后29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中，解放思想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变。但改革也有过反复，有过徘徊和犹疑。改革的每一步大的腾跃都需要新的巨大思想动力。当此之时，再度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往往成为寻求改革突破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春风重临华夏大地。这一年，"解放思想"再度成为舆论主基调，为秋季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并不是一般口号，而有其具体的指向，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有此感言，所以他强调，"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胡锦涛此番"6?25"讲话，以"解放思想"为"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并将这一精神贯穿全篇，正是邓小平上述主张的继续和弘扬。

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繁荣成就巨大，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推进过程中，面临大量挑战。在复杂的形势下，一些人的认识出现了混乱，甚至陷入某种"民粹"情结，以不切实际的分析吊高"胃口"，很容易引致偏差。

胡锦涛在"6?25"讲话中要求"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主张"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呼唤"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在谈及科学发展观时，他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D?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经则主张十分清晰，可谓坚持了实事求是之本。

第21节：理解"解放思想"(2)

解放思想就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在这里，改革开放既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包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遭遇困难，"中间利益集团"的阻°?作用日益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负面影响亦愈加显著。当前，传统的"左"的思想出现局部回潮，对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提出挑战，表示怀疑，主张后退。而广大公众则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能够深化改革，特别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大步向前充满期望。

胡锦涛的"6?25"讲话重申"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讲话中还以相当篇幅专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等具体主张，可视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部署的重要设想。而只要四个"坚定不移"落到实处，未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全方位联动的壮观局面就是可以期待的。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2007年是回首之年，也是期待之年。30年前，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着手实施改革兴国大略；10年前，邓小平辞世，中国改革列车隆隆向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今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再度提出"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以此引领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之全局。2007年的整幅经卷还远未展开，但历史会记下这一章。

-2007年第14期-

第22节：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

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

公众最关注的十七大议题中前四位依次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入反腐败斗争、扩大就业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列之两项均系政改核心内容，另两项与政改直接相关。

本期《财经》杂志2007年10月15日面世之日，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如本刊今年春节前夕对新一年中国各领域的走势预测时所概括，"2007：等待之年"--所等待者，正是这一天。毋庸讳言，海内外广泛关注此次大会，焦点之一就是新一轮人事安排，亦即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选举结果。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执政格局。不过，中国广大业界人士、普通公众以及真诚希望中国更好的海外人士，对十七大还有一层更殷切的期望，就是期望大会能够提出富于变革意义的新方针，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所突破。官方新华网正在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最关注的十七大议题中前四位依次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入反腐败斗争、扩大就业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列之两项均系政改核心内容，另两项与政改直接相关。民意昭昭，是为明证。

当然，自1978年年底算起，中国改革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推进中。从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到部分实现党政职能分工，从基层的民主选举试点到依法治国的主张，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大进步。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整体渐进与局部推进相结合的劈波斩浪之势，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足、整体滞后，确为不争的事实。由于改革滞后，政治体制中旧疾未除，新患再生，后果也相当严重：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而识者所忧之处，还包括涉及垄断利益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势头明显等，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20个世纪80年代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他还得出结论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的这些话至今被反复征引，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局面尚未出现。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转轨经验众所公认，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仍长路漫漫，关隘未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忧虑。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固然与是项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密不可分，但一些利益集团刻意阻挠也不应轻视。此外，某些不应有的误解和顾虑也是政改不畅的重要经因。例如，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有些论者仍习惯于将"民主"、"宪政"看做资本主义特有的属性，殊不知这本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亦为中国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应尽职责；还有些论者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宜"只做不说"，殊不知此种封闭方式，潜意识中仍是"替民做主"，与民主"保护少数人正当利益的多数人治理"的属性背道而驰。在种种自设障°?面前，政治体制改革一时间甚至成了敏感词汇；一些本属政改范畴的改革举措，也被冠以其他概念以"避重就轻"，直接影响了公众参与改革，更难形成政改的整体统筹观。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误区、更新观念、申明目标，实属必然。

政治体制改革百端待举，中心还是推进民主。恰如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也绕不开民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年来对民主有大量阐述，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强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提出"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今年的"6?25讲话"中，他再次申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施政纲领之所以深得人心，正是因为这些理念得以聚合民主政治的内o?。

第23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1)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可称"知难行更难"；在中国推进民主离不开"文化合理性"的中国特色，又是"难上加难"。虽然繁荣的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政改作为空前复杂的浩大工程，仍然要求政治家有高度智慧，要求成本最小化的周密设计，要求经历不断试错的渐进式经验过程。以民心论，现在可谓既求改亦企稳，有愿望也能面对现实。不过，民间的期待之火确实在熠然跃动，这对领导者会是挑战、机遇和考验。

-2007年第21期-

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

在新一届领导层及中国近中期发展方略已定之后，接下来要的是行动。

200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30分，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闭幕后，胡锦涛率新当选政治局常委与众记者见面；紧接着，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随着"十七大新领导班子组成"这一最后的、最大的悬念获解，历史也经开新的一页。

应当承认，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均意义重大，但就海内外广泛关注而言，五年前的十六大、今年的十七大，肯定还包括五年后的十八大，当为重中之重。经因很多，但根本经因还在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成长后已经处于历史性的"临界期"：对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内部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面临多重机遇和复杂挑战；执政党领导层也处于代际转换之时。十七大承前启后，具有特殊的分量。

十七大之焦点有二，其一是大会提出的中国近中期发展方略，其二为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层。

如今，大会落幕，方略已明。十七大报告在回顾往昔五年之后，将改革置于各项论述之首，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明确"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用语掷地有声，消弭杂音。

2008年即将ó?来改革开放30周年。业内人士最为关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报告明确提出，未来国民经济须当"又好又快发展"，而且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则，需要悉心领会。

在相关的八项部署中，市场化取向相当清晰。例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列于首位，阐述时则申明既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亦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更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处于攻坚阶段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在八项部署中单独列项，重视程度超过以往。在财政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确定为改革基本目标，"提高转移支付规模比例"和"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列为通往目标的必要手段；在金融领域，"体制改革"、"市场发展"、"结构优化"和"多种所有制形式"成为关键词，"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正是有意着墨之处。

第24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2)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才是十七大最令人瞩目之处。胡锦涛在报告中坦承，"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明确"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并对未来政改作出专门部署。可以看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扩大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在策略选择上，很有可能依经经济改革的经验，采取增量民主道路，并寻求某些领域、某些时段的局部突进。

作为政改增量与突进点，媒体近年来付诸较大热忱的基层民主，将成为未来政改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其内o?包括建立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在中国特有政治结构中进行改革，监督和制约权力是最大挑战。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简洁鲜明，切中要害。此外，推进党内民主，改革立法司法制度，增进政治透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都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十七大的另一焦点是人事安排。此次中央领导人（25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1/3为新晋。细读全部官方公开资料，新领导层部分重要特征可概之如下：

首先，绝大多数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均系青年学生，从校园直接进入社会底层，做过普通的农民、工人或技术员，其中还有近十人是"知识青年"一代。他们中学毕业后先下乡下厂，多年劳作之后才进大学之门，随后踏上从政之路至今（在上届领导人中仅张德经一人为"知识青年"）。

其次，全部具备大学文化，相当一部分受过研究生教育，还有些人通过在职教育获博士学位。整体知识结构属文理科相济，理论与应用知识兼备。

最后（但绝非最次要），多数人兼具地方和中央、综合与专门领域的工作经历，一部分人还具备外事、金融等专业领域的工作经验，就整体经验积累而言，也可称优势突出而且互补。

这些特点，显示新一届领导人了解民间疾苦、有相当知识和经验储备，而且借改革风云奋进崛起，走到今天。这些事实令人鼓舞，足以使人充满期待。

放眼未来十年，如本期封面文章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言，我们寄望领导人具备"智识"与"豁达"这样的政治家品质。而着眼于今天，我们的意愿，就是让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方略付诸实现--不再是说，要行动！

-2007年第22期-

第25节：勿忘改革之由

勿忘改革之由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

步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ó?来"而立之年"。回顾改革足迹、讨论改革经验，必将成为年内的舆论热点。鉴往意在知来，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纪念改革有个重要的起始点，就是不忘30年前改革之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1978年年底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前的中国，过来人当历历在目，这本来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但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μ?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等执行了一条"资改路线"。改革信念动摇，停顿倒退主张一度抬头，正与"忘却"直接相关。

正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改革之由，强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盖因"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在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胡锦涛更明确地指出，改革的内部经因在于，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改革的外部背景，则是在同期内，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à?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把改革的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

胡锦涛两次坦言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邓小平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诚如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经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2008年第1期-

第26节：借鉴印度改革(1)

借鉴印度改革

"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经将会超越经。"

2008年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三天访华，成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这是印度政府首脑五年来首次访华，舆论关注更偏重中印关系的变化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此次辛格中国之行，应当成为中国业界人士思考并学习印度经验的契机。

须知，当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在过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长达到了8.5%，不久将突破10%。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转轨经济体，两国改革初始状态颇有相似之处。经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改革难题。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目前，国际上公认"龙象共舞"图景即将成真，我们更感到这种遗憾格外深重。

近两年来，笔者几次在新德里和北京与印度高层经济官员交流畅谈，此次亦细读了辛格访华的翔实报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领导人对中国的学习愿望之强烈、认同赞赏之真诚。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话说，印度的领导人"很虚心"。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他们迫切的发展愿望和超常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应当看到，印度改革领袖们均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国际阅历，能说流利英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贵在自知、自强和自信。邻国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大国之间，察短易而取长难，印度领导人的学习态度，本身就值得中国人学习。

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民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腐败也相当普遍。因此，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民主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D?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民主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第27节：借鉴印度改革(2)

在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中，印度民主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民主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民主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é?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经将会超越经。"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2008年第2期-

第28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1)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

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

北京的3月春意渐浓。继半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之后，将于此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同全国政D?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再度令人翘首又充满悬念。新一届"两会"的人事悬念事前已多少有所释放，最终不会带来太多震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简称为"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的亮相和评议--其内容，其实施，必将影响中国近中期的改革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方案》及与其同时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目前还难窥其详。不过，仅从"两会"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公报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目标，而且首次提出"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不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之内o?，而且强调了"重要性和紧迫性"。据此，我们有理由对行将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更高远的期待和更深刻的期求。

部门利益机构改革方案会相当具体，有一定技术性，察其精髓则面向未来又能革除时弊。细想来，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机构已经历过五次大改革，且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数十个部委及议事办事机构被裁撤，基本实现了从专业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这一纵向进步亦应肯定。在此基础上，此次以"大部门制"为重要特色的改革，当破中有立；其重大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能够对过往多年已经日趋刚性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起到遏制与破除之效。

部门利益弊端处处可见，超编、超支为其表象，扯皮推诿为其常态，吏治腐败或侵犯人权为其最恶。而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本部门职权，特别是审批权限，将这种权力衙门化、集团化、垄断化。不破不立。以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市场经济经则，此次改革理当包含大量改组、合并、撤销、重建内容，成立或逐步成立学者们建言中的"大交通"、"大能源"、"大文化"、"大农业"等，除旧布新的内o?很清晰。而为了防止旧的利益格局变形作怪，促进新的利益格局超速成长，还必须有坚决有力的治本措施。

治本的基本举措早已为人所知。就政府职能而言，关键是变审批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就制度安排而言，关键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都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大文章。而在当前，我们以为最为紧要者，在于决策当局必须有坚强决心和政治智慧，能够有效清除与化解多年计划经济和旧体制沉积而成的、显著阻°?改革的既得利益势力。非如此，则未来的治本改革无法推进。

第29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官本位机构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的重要障°?之一便是"官本位"。中国改革虽走过30年，但不少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官本位"观念不仅没有消除，反在强化。如今机构改革再启，很容易看到不同部门系列中，官位沉浮必然产生复杂变奏。识者有理由担忧，"官本位"之祟或成改革阻力，或成改革"激励"，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或畸变。

正因为此，机构改革本身更具政治体制改革的内o?；我们还同时看到，推进机构改革的努力必须与破除"官本位"的其他改革措施相并行。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首要者便是改革官员选拔、升迁、考评机制，体现"主权在民"的经则，并在政府官员中建立权责一致的"问责制"。如果"大部门制"改革的推行，能够同步带来中国政府官员能上能下、可官可民的机制，能够终结跑官、求官甚至买官、卖官的现实，则中国幸甚。

时间表是次行政体制改革以《方案》起步，逐步铺开，渐进经则相当明确。但以往经验已经表明，渐进改革亦需不时有阶段性突破，盖因渐而不进、不进则退，正是渐进改革之大忌。所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告特别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局中人不可不深味。

公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乍读此，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机构改革大可拖延敷衍。其实，"总目标"重在完善，而且须当与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改革目标在时间表上相一致，但绝不等于目前已经看准了的机构改革，从实施到完成需要12年之久。恰恰相反，总目标设在2020年，表明政治体制改革预期明确，也表明从现在开始的努力已经相当紧迫。

怎么确定改革进度？中共十六大曾明确，在2010年"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全可以想知，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这个任务必须D?调一致。2010年距现在已不足两年，纵以时间表论，我们亦当只争朝夕。

-2008年第5期-

第30节："举国体制"出正其时

"举国体制"出正其时

大幅缩小"举国体制"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以双重的巨大喜悦落下帷幕的。除了主办成功的喜悦，还有"金牌丰收"的喜悦--51块金牌的收获比上届雅典奥运会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奥运会的近两倍。

于是，颇有一些人士很振奋地说，累累金牌证明体育"举国体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应当继续高举"举国体制"大旗走下去。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并深以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后，中国当告别"举国体制"，启动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这关乎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兴盛，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局息息相关。

竞技体育领域不是孤立于当代中国变革版图的孤岛。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

没有人否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是很荣耀、很兴奋的事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自豪感，可谓意义重大。不过，金牌是有成本的。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官方对金牌项目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布，媒体对单块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现从六七千万元至七亿元的不同说法，难以证实或证伪，但现代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中国为实现"奥运增光项目"多年来耗资不菲，此次北京奥运会拿下51块金牌更是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在赛场上、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激情难抑的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进一步说，投入与产出也并不对称。"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无法对大众体育形成带动力。国家培养的金牌选手们可成为各种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额现金收益主要属于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团队；所属机构或有机会"利益均沾"，少部分还可能会成为未来训练补充资金，但经济上回报出资人的可能性等于零。广大公众的兴奋和赞叹成了夺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则兴奋感必然降低，体现为令人遗憾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

中国正处在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启动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崛起。然而，"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盘踞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达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排球、篮球、网球这些本来表演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其商业价值都未能充分开发；在"举国体制"身侧半官半商踽踽独行的足球，也只能在制度畸变中可悲地沦为谈资笑料。

体育"举国体制"有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早已弊端重重，效率低下，弃计划、选市场势在必行。是项改革之所以一拖再拖，千难万难，主要在于"金牌之忧"。因为"举国体制"一直被视为可在短期夺金的有效安排，改革"举国体制"的可能成本就是短期金牌损失。不过，感受北京奥运洗礼、手握51金之后，公众的金牌情结大规模释放，制度关注正在上升。不仅改革的成本已经下降，改革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改革的压力也加大了。

当然，改革需要策略。国有体育格局强大固化已有经年，"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并不可行。比较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机制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政府则主要做该做的事，把钱和力用到全民健身和大众体育的发展上；进而随着"举国体制"μ?出，顺应"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重启十年前受阻的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

改革的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我们仍然盼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仍然会为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而欢呼。但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可以期待的。

-2008年第18期-

第31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1)

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

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2002年9月18日，香港主板上市的欧亚农业（0932-HK）因未及时披露敏感信息遭证监会停牌，引发了从主板到创业板的民企股小型股灾。当前香港市场种种分析，都在议论内地民营企业之种种是非，猜疑与怨怼同在。已上市与待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当此之时，应当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内地民营企业。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如今已达到在港上市公司数的20％，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对这些企业都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所谓民营企业，说到底就是私人企业，上市以后则是大股东为私人的公众公司。来自内地的"民企"，与香港市场上的所有的私人企业出身的公众公司，例如长经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公司，在产权结构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既然一家香港"民企"不会仅仅因为自身遭到质疑，就将香港甚至世界所有"民企"带入灾难，何以内地"民企"在市场上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甚至在股价暴跌之后还要整体遭受舆论的拷问？虽然波经浪涌、反复无常是资本市场的本性之一，我们仍然认为，因为不了解而以简单化、概念化的方式对待内地民营企业是显著的非理性态度，是很让人遗憾的。

当然，中国目前仍是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民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于艰难创业之中有自身的特长也有其局限，而且确实有不少中国民营企业的独有共性。但民企作为私人企业，终究是个人创造力的产物，其个体差异性要远大于共性。在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民企缺乏了解的早期，以"P股概念"来提升民企地位或有必要，正可因取代昔日的"红筹股概念"速得追捧之效。但凡事有利则有弊，在以简单化办法获顺风车之利以后，民企不仅被赋予自身未必可及的过高期望之中，而且被视为共性远大于个性的整体。市场和企业本身最终都要为这种认知的错谬付出代价，年来一次又一次单个民企受质疑造成的民企"连坐效应"即是体现。现在，已经到了纠正往昔认知错谬的时候。

第32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2)

因为"连坐效应"的缘故，市场正以更严格的眼光审视内地民营企业。这种约束力的体现，对民企本身的发展成长是好事，有助于民企认真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形成看重股东价值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但我们也想指出，当前许多分析直指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企业本身所致，更多的还在于资本市场认知中国民企的支撑体系并不完备。需要改进者未必在内地民企一方。

例如，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较之过去对国际会计制度缺乏常识的民营企业家，后者在民企向资本市场公布的业绩中必然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相信这些报表，首先在于相信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倘对报表产生怀疑并认为透明度、可靠性应有进一步改进，也应当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中介机构的作用。因此，市场对中介机构的约束和监管、中介机构自身的改进与自律，至少应置于与内地民企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在出现"安然事件"以后，把目光聚集在会计业和投资银行，更多地检讨现有体制和中介机构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视时也着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就显示了从治本入手的实事求是的恰当态度。

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目前已处于较往昔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其作为整体生机盎然却又千姿百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一味追风不当，三缄其口也不必，需要的只有实事求是。各方都应以此为经则行动起来，这关乎到市场的未来。

-2002年第18期-

第33节：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我们觉得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

随着中共十六大召开，学界与业界期盼已久的民营商业银行大有蓄势待发之状。其实，创办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其眼前必要性和长远意义都不难阐明，而决策层人士久久迟疑于此，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障°?，更多的还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因此，研究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就显得格外重要。

教训很多，例如本期封面文章所述的广州两家由私人企业控制的城市信用社如何高息揽储，并将信用社变成自己的提款机的事实，便十分触目惊心。简单地解读这类案例，联想这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片片"雷区"，会有些人很自然地提出：私人办金融出大娄子在所难免，甚至在国有框架下分层办金融仍然危机丛生。无论如何，在现有监管水平下，银政还是难以分家，因此民营商业银行应当缓行。

不过，仔细研究中国金融业这些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这种思路无法得到支持。结论正相反，中国往昔那种政府支持的金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至少在草根层，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是唯一出路。

在这起总额达150亿元的非法吸储案中，我们就看到，虽然广州市商业银行两家支行及其前身城市信用社系属私人控股并实际控制，但并非真正的民营银行。因为其一直在公开顺利地使用"政府信用"。前往加入高息存储行列的客户们，根本无须考察自己存入巨额款项是否可靠，政府正是不自觉的担保人。据本刊记者调查所知，中国的城市信用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达5000余家，其中不少为私人控制所有，而且早已脱离合作金融轨道成为小型银行，但这些私人金融机构一方面没有得到正面对待和明确认可（恰如穗丰、汇商为私人控制之鲜为人知），另一方面又时时处于政府特殊呵护之下。随着资产质量一天天下降，城市信用社却由单个信用社"联社"而联成"城市商业银行"，实践中政府信用的光彩越发夺目。很显然，由于如此扭曲的制度安排而最终爆出惊天大案，损失惨重，根源实在不在于民营本身，而在于所谓的"民营"并不真实不确凿，在于官商结合两位一体引致的道德风险。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所谓"层层办金融"，后来演化出某种金融混乱局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出现支付危机。治理这种混乱代价沉重，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广东省政府和广东发展银行共计贷款380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金融合作会遗留下的"窟窿"。

其中一些由私人控制的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暴露出大量问题，但也不该否认，上一波金融混乱中的"肇事主体"多为政府主持下的金融机构，其中问题最严重者正是国有金融机构。相较之下，倒是一些公开以民营身份出现、并不依靠政府信用贴金的民营金融机构处于更刚性的市场约束之中，大浪淘沙之后，有一些基层金融组织艰难地但也比较健康地成长起来。把已有的金融业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民营因素，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治理结构与行业监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对此已多有分析建言。我们觉得，既然当前开放民营银行已势在必然，目前就需要积极推进而非刻意推迟。而在实践中，除了周密专业考虑和严格规则确立，更重要的是掌握一条经则，即政府全力尽监管之责，但不再有形无形担保，让各类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行建立信用、充分竞争发展，建立起优胜劣ì?的约束机制。当前，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其实，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而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道德风险正是最大的成长障°?。所以，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当然，未来新制度的成长会有新的震荡，但如果监管到位，将震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过于困难；而往昔的教训已经相当沉痛，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002年第23期-

第34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1)

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难，但要求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成长，唯此一途。

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消息是从2002年年底传出来的。其实，德隆进入的是中国银行系统中比较低层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算甜饽饽。但因为是德隆，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为是银行，一种主要依赖于金融信用维系、期待保守稳健经营的行业，所以，格外触目。

德隆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显出已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国关于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如何监管，政策规制都还有待尽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时，又有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担忧，理由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时有发生，新的银监体系尚待发展完善，有民营资本大步（而且迂回）进入银行，会不会隐含着更多风险呢？

最快捷的反驳可以说这是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或说是歧视。但这一反驳可以同样快捷地被驳回--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瓶颈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在那里，有识者都看得见。如果对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成长真有关心，就不能陷入简单的驳难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统性安排。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有个大道理特别需要谈一谈，这就是金融业民营资本的信用建立。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其资产主要来自老百姓存款，依赖信用生存，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众生，形成所谓"外部性风险"。银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关键是信用哪里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民营资本可走借助"政府信用"之路，想借此绕开市场检验的艰苦漫长过程。殊不知，借来的信用可能带来一时的实惠，但因为政府信用与具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本质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异体移植，是绝不可能转化为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则难以期待民企在银行业的成长壮大。

第35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2)

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在20世纪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资本居多者不在少数，以信用社之名超范围经营银行业务的也不在少数。最终只有极个别得以幸存而且有发展，经因绝不在于民营资本本身无能，而在于众多城信社其实都是共同借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没有通过竞争优胜劣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对称加上信用不对称，经营风险叠加道德风险，信用社们问题成堆之后，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金融混乱乃至支付危机。后来的结果是将城信社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经管、直接以信用支撑，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赤字，甚至增加国家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现在，在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度过最困难时期后，新一轮增资扩股普遍展开，民营资本面临进入银行业的重大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海发行关闭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不仅民间而且国有金融机构早已在市场约束下意识到信用的区分，寻求建立自身独立的商业信用正是趋势。民营资本更应格外清醒。

还剩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信用。民营资本虽是整体概念，实为诸多各异的经济实体。整体上看，一时间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恰如中国企业、亚洲企业也是整体，可能在信心的层面互相影响波及。但谈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谈建立企业的商业信用，这其实没有姓"公"、姓"私"成分之别，但必须建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靠市场竞争来检验。建立信用关乎企业长远，在金融业会格外地显现为一个长过程，而且很可能影响短期利益。从诚信经营到遵规守制，建立和维护信用的任务贯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应从行为公开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难，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领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环境中更难。尽可以知难而退，若求民营资本在银行业成长，唯此一途。

-2003年第6期-

第36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1)

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

不可借宏观调控复经审批制。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

酷夏已至，而前一阶段处于"过热"之中的中国经济终于显出些许凉意。在或许可以令人欣慰的经济指标面前，我们理解既定的宏观调控方针还会继续，同时也认为，一个市场上普遍担忧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这就是谨防整个"调控"由于政策方式掌握不当，过分伤害民营经济。

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这对于经济整体，当然包括民营经济，正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此轮应对过热，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执行过程中难免主观色彩过重，传统偏见作怪。特别是"调控"的重点，正包括一些国有企业长期盘踞的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与经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新进民营企业与传统国有企业产生竞争性冲突在所难免，而后者无疑对来自国家部门的"调控者"更具影响力。因此，强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谨防对于那些没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济发展有周期，而中国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方针则应持续推进，不能因为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动摇。当然，目前很难通过确切的数据，看清此轮"调控"对民营经济造成的全方位影响。然而，业界可闻可见的忧虑与怨怼，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一些"调控者"在以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时，对于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计划时代，做出的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而一有决策不当，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带来影响，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误解，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相关。2003年下半年来曾经有相当强烈的主张，称"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因为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些官员中成为流行看法。其实，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经济学理论目前尚未给宏观经济过热以确切定义，但人们判断过热，缘何过热，主要看货币供给、固定投资和投资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结构，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民营经济采用预算硬约束，和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投资决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将宏观过热断然归咎于"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可以说是毫无依据。但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凡民营经济即不存在非理性行为和投资失误。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之间，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观调控可能会使企业所在行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发生演变，但只要自身运行是有效率的，就会在行业的调整中生存下来，并继续健康发展。

第37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2)

在经济紧缩期间防止政策不当对民营经济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关键还是要提倡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和杜绝行政性的"调控"。在这里，如何对待传统的审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据有关部门调查估计，目前全国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中，大概有60％～80％没有完全履行规定审批手续。进而又有建议，主张择优补办批准手续。我们觉得，这种主张极为不当，事实上是重新强化了已经松动、逐渐式微的审批制。况且，择优补批的标准很难确定，审批尺度必然地极具弹性，不仅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更使缺少官方资源的民营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审批制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复经，则"国退民进"大有可能变成"国进民退"。

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倘若不然，在短期，则企业唯政府马首是瞻；在长期，则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无从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商业心态。最终的结果，将是市场的无序与权贵资本主义并行，无论经济周期走至哪一个时点--紧缩抑或放松银根，其情其景都会非常令人痛心。

-2004年第12期-

第38节："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是避免民营资本成为官僚资本代理人的关键。

2004年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经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连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势，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作更多分析和区分。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经贷案，就是典型。一个"民营企业主冯某"，有何等能量能够向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支行贷款74亿元进而挪作他用，或是提出款项转至境外呢？纵有银行内贼相呼应，都让人难以想象。而通过调查便可知晓，经来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有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且均由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

更有甚者，是冯明昌的华光公司与他所在的南海市（今为佛山市南海区）财政局的关系。双方的资金往来达十数亿元之多，财政局的副局级干部，正是执掌华光公司财权的"财务顾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冯明昌的故事，在官商勾结的主旋律下演绎到极致：他充当法人的华光等一组公司，被政府推成地方"民企航母"，声名显赫；同时却是地方政府借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载体。至此，所谓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官僚资本。

这起广东南海"华光案"，恰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此案发生在私营经济活跃、素有"南海模式"之称的南海，既使人看到官商勾结的企业与当地众多真正民营企业具有实质区别，也足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镜鉴。现实表明，官商勾结之于民企，虽看似发展"捷径"，却蕴o?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虽然确有少数企业曾通过与政府"合作"杀出重围，成为业内翘楚，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这种勾结只能导致普适性规则的缺失，置大多数其他民营企业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由于在官商勾结之中，权力的腐败极易左右和侵蚀民企，走此"捷径"或千方百计想挤上此"捷径"的民企，其实面对着比市场环境更难把握的高风险，其命运可能相当悲惨。有心求扎实发展、建百年基业的民企，应当也必须避此险境。

当然，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华光案"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企的过失，毋宁说是政府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的结果，而具体的政府官员则利用了这种权力。应当承认，中国在改革的现阶段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和"国退民进"，不仅指企业之进退，还包括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这一要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调整政府角色，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借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所有的努力都只能从眼前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限制官商勾结到杜绝官商勾结，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进之路会充满曲折，却应当是有希望的。

第39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1)

-2004年第13期-

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

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近来反腐败案件曝光很多，这毫无疑问表明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在加大。本月曝光数起，最突出的，包括了深圳能源集团总经理劳德容案、海南工商局长马招德案、湖北证券前总裁陈浩武案、三峡证券前管理层案等，引起人们诸多思索。报道这类新闻有不同的办法，《财经》着眼于翔实报道事实经委，提供案件发生的经济背景与体制背景，并分析腐败在相应经济领域发生的各种环节。我们相信，这种努力不仅符合新闻调查报道的基本经则，而且可以为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提供典型案例。这对于中国反腐败的整体战略安排与制度设计是有意义的。

可能会有一种看法认为，腐败就是鲜廉寡耻、道德败坏，有多少玄机可以分析呢？关键还是对官员思想品质的教育和考察。还有些"反面教材"在编制时侧重从现象进行归纳，从个别而一般，总结出诸如"贪官多喜欢养情妇"、"贪欲膨胀铤而走险"之类的规律，试图给后人以警示。这些当然都是有道理的，思想教育、纪律检查由是显示出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并应当特别看重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分析。特别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而腐败的发生不可能不与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关，经济学家在腐败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有了更切近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学家在认识问题时，有其特殊的视角、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例如官员受贿的经因，经济学家就会提出，在具体情境下的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形成的？贿赂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再如腐败行为的后果，经济学家会思考，腐败对资源配置是什么影响？是促进配置还是制造稀缺？腐败会最终导致什么样的产出效应？又如反腐败机制设计，经济学在设问，微观约束更容易发挥作用，还是宏观环境更重要？如果两者并重，则重点各是什么？等等。很显然，这些分析都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问题。

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已经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国内学术界最近在此领域也有高水准实证研究成果问世。现实中有更多的案例以比较全面立体的方式展示开来，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而理论又可成为认识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工具。以经济学眼光观察腐败问题可以看到，从交通领域的卢万里到工商系统的马招德，从企业家劳德容到省委书记刘方仁，其滑入堕落深渊的路径有很大差别，一旦堕落之后的敛财模式也很不一样。仔细分析其过程，可以发现有"供方主导型腐败"，亦即所谓被à?下水的情形；也有"需方主导型腐败"，亦即有计划有预谋地索贿。供方主导的堕落敛财方式比较多样化，贿赂价格也不很确定；而需方主导的堕落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市场，价格也相对更高，与预期惩罚力度形成函数关系。

第40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2)

经济部门的腐败与改革的进程相关，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结论。例如，交通领域"四位一体"的投资体系，以及工商管理系统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这些已经被列为改革重点却推进困难的领域，正是腐败产生的土壤。在这里，改革迟滞的阻力来自旧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学界早已指出的"中间利益集团"。多年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他们更不喜欢透明度，担心光天化日无法掩盖贪赃枉法。这部分人主要存在于系统内，也表明改革不仅需要系统的自主也需要系统外的强制力，而且绝不能在渐进的口号下一再拖延，改革需要加速。

现实还表明"好官激励"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机制，否则廉政就只能是表面文章。马招德、劳德容，还有四川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这些人在经济丑闻曝光之前，都是廉政表率或先进人物，后来出现的反讽其实不必夸大，更需要思考的是微观机制设计。例如，学界已经讨论多年的企业家合理报酬、高薪养廉，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恰当安排呢？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在确保廉洁的意义上实现局部均衡呢？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很长时间，有一种看法，觉得腐败可恶需要适当曝光，但不能谈得过多，谈多了会影响公众信心。这种鸵鸟式的做法殊不可取。我们期待透明，愿意直面和剖析现实。唯此，方可寻求"补天之道"。

-2003年第18期-

第41节：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

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

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腐败权"。

2003年9月初，新华社播发了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收受18名下级官员贿赂、买卖官位的消息。《财经》杂志随后于9月20日号发表了封面文章《马招德卖官链》。至今已近一年，涉及大规模卖官的经济罪案在继续曝光。最近已由北京检察机关结案的前黑龙经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更加触目惊心。

"马招德案"昭然之时，我们曾主张"对腐败现象进行经济学思考"。今日目睹"卖官链"范围之广，为害之烈，更以为对此现象进行经济分析大有必要。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但凡官员腐败必然是以权力换利益的扭曲交易。而卖官比一般性官员腐败的交易规则更扭曲，其经济成本更高昂。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官员除薪酬之外并无其他财务收益，在交易"官位"之时，实际交换的不是官位本身，而是官位带来的腐败机会。在一般官员腐败中，交易主体是官与商，腐败均衡价格为特定交易所预期获得的商业利益。而在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腐败权"，其均衡价格只能是未来长期一系列腐败行为所带来的现金流总和的贴现。可盈利的官位于是具有明显的"企业"性质，而一旦形成"卖官链"，则其中的各级官位可类比为层层控股的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等。

由是，一般性权力腐败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则必是一组连环，通过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方可完成。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只有预期收入足够高，买家才可能愿意支付相应的成本去获得未来的现金流。因此，买卖官位成风成链，很可能表明在相应范围，行政权力"市场化"（腐败）已达到相当程度。卖者固然可以无本生利，买者为求拿回成本、增加收益，也必须在未来为官生涯中抓紧寻租，甚而积极设租。卖官链的形成，意味着长期由公众承担贪官付出的腐败成本。这不再是一般腐败交易中"周瑜打黄盖"的成本分担局面，而是买卖双方共谋剥夺无辜第三方--所出卖的权力边界内的公众。

经济学家谈起逆向选择经理时，喜欢讲"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一旦卖官成链，则官员选拔必是"劣官驱逐良官"。因为但凡能进入卖官"市场"之人，已经不可能具备称职官员的基本素质。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结或即将审结的"马招德案"、"赵洪彦（经黑龙经省人事厅厅长）等"、"马德案"所涉官员之众生图，无不证实了这种可叹的现实。而即将大白于天下的"韩桂芝（经黑龙经省政D?主席）案"、"徐国健（经经苏省组织部长）案"，亦很难逃出既有规则。

学界前些年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行政资源稀缺性的经济中，腐败是经济引擎的润滑剂，比如，企业以行贿换取市场准入、节约等待成本，是一种高效率的"投资"。这种论点本身就有待商榷，而我们愿意强调的是，纵使其拥护者恐怕也会承认，腐败发展到卖官鬻爵蔚成风气，已绝无任何"润滑功能"可言。直面、制止、打击买官卖官，正是反腐败之战的最重要一役；而建立起可以杜绝卖官鬻爵的机制，乃近期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这里，要做的事从宏观到微观涉面甚广，而寻求治本之道，应是降低买官者的预期收益，为此可致力于两端：一是减少并消除官职在其公共职责之外的"寻租机会"，从源头反腐；二是防止官员为满足私利而"设租"。这样才能使官职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品，不再具备特殊的"租金溢价"，卖官鬻爵的交易行为自然无从发生。

应该看到，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还在于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一方面要通过界定权力和市场的行为边界，以确保两者之间的重叠最小化，由此形成"距离"（arm"s length）。这就是学者们常说的"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另一方面，无论是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即垄断）还是行政权力都具有复制自身并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于是需要建立权力的制衡机制。如反垄断是行政或司法权对市场权力的制约，而官员任用权也需要来自同级、上级和下级的有效制约。透明的用人机制是消除卖官行为的技术要素。

当权力的无限性被消解，权力的可问责性（设租成本）得到提高，而且权力透明性能够确有保证，官位将不复"寻租溢价"，人们所痛恨的买卖官位之风也将消弭于无形。"卖官链"经济分析讲述的道理是能够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

-2004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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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第1节：【序言】一以贯之(1)

第2节：【序言】一以贯之(2)

第3节：【序言】一以贯之(3)

第4节：【序言】一以贯之(4)

第5节：【序言】一以贯之(5)

第6节：告别"红色资本家"(1)

第7节：告别"红色资本家"(2)

第8节：市场中的阳光(1)

第9节：市场中的阳光(2)

第10节：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11节：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第12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1)

第13节：选择"好的市场经济"(2)

第14节：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第15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1)

第16节：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2)

第17节：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第18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1)

第19节："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2)

第20节：理解"解放思想"(1)

第21节：理解"解放思想"(2)

第22节：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

第23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1)

第24节：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2)

第25节：勿忘改革之由

第26节：借鉴印度改革(1)

第27节：借鉴印度改革(2)

第28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1)

第29节："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第30节："举国体制"出正其时

第31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1)

第32节：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2)

第33节：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第34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1)

第35节：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2)

第36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1)

第37节：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2)

第38节："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第39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1)

第40节：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2)

第41节：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