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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我在底层的生活

前言 做好准备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做服务生

第二章 在缅因州做清洁工

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做销售员

后记 评价

前言    做好准备

写作本书的想法产生于一次豪华的饭局。《哈泼》杂志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约我在一家简朴的法式乡村餐馆共进午餐，讨论我为该刊撰稿事宜。那顿饭花了30美元，品尝了鲑鱼和绿色蔬菜。我们谈着谈着就说到了我比较熟悉的话题——贫困。我向他提议，搞一些与大众文化有关的东西。如一个人如何靠非熟练工种的工资生存？福利政策改革使得约四百万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怎么才能一个小时赚上六七美元？接着，我对他说了一些后来曾让我多次后悔的话。“应该找个人采取旧式的新闻工作方法，即亲身经历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找个比我年轻，刚入行的新闻工作者，因为她有如饥似渴的精神而且又有时间。拉帕姆脸上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他只说了一个字：“你”，就此决定了我将要开始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以前也有人鼓动我放弃正常生活，找一份工资低的普通工作。那是在70年代，当时有几十个，也可能是几百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走进工厂，使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为他们的父母伤心，这些父母支付了大学学费，却培养出了这些蓝领崇拜者。我也为那些被他们鼓动起来的人们难过。低工资生活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的家庭。相反，不论何时，低工资生活都离我们很近——近得我非常珍惜这种并不是总有高收人，但很光荣又很独立的写作生活。我妹妹干了一份又一份低工资工作，当过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工厂工人，接待员她经常要与她所说的“身为工资奴隶的绝望”而斗争。我先生与我相识17年。我爱上他的时候，他是一名仓库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4.5美元。他最终离开了这种生活，成了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一名组织者，并由此得到了很大的解脱。家父当过铜矿工人，家叔和祖父当中，有在煤矿干过的，也有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谋过差的。所以对我来说，整天伏案工作不仅是一种荣幸，而且还是一种责任。我这一生都对我的家人负有责任，不论是健在的，还是已经作古的，都是如此。他们的故事比人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

我的家人建议我，不用离开书房，就能完成这个工作。不过，这对我并没什么帮助。他们建议我每天在家工作8小时，自付食宿费和一些必需的开支，例如煤气费，然后到月底结算一下。我住的地方，每小时的工资是6至7美元，房租是每周400美元或者多一点。这样计算一下，我刚好收支相抵。问题是，如果我不离开舒适的家，我就永远也无法了解一个单身母亲，没有政府发的食品券，没有政府的医疗补助和住房及幼儿人托补贴，能否活下去。据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统计，1998年（这一年我开始做这个项目），从全国平均水平看，每小时8.89美元的薪水可以有能力承租一间带有一张床的单元房。公共政策中心估计，享受福利的人接受这种维持最低生活工资的可能性为97：1。我为什么要花时间确认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呢？当我再也不能拖延这项工作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一位我认识的老者。他先用计算器来计算支票簿上的数字对不对，算完之后还要再用手工核实每一笔账目。

最后，克服我摇摆不定想法的惟一办法是把自己想成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实际上，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我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光靠坐在桌子前玩玩数字是得不到的。在这个领域中，你可以想你所想，可是迟早得钻进实验室中，投身于日复一日、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中，然而惊奇往往就孕育在最枯燥无味的计算中。也许通过这个项目，我会在低工资工人当中发现某些被隐藏起来的经济情况。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1998年的报告称，差不多30%的劳动力每小时挣8美元或更少的工资，果真如此的话，这些人或许早已找到了我不了解的生存办法，走出家门，也许我还能从自身找到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心理感受，这正是热心福利改革的人所承诺的。不过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支出也许会在体力上、财政上和感情上把我的计划毁于一旦。要想了解这些，就必须走出去，屈尊降贵。

本着科学的精神，我首先决定了若干原则和规范。第一条，我找工作时绝不能使用我上学或者工作时学来的技能。第二条，要干有最高收人的工作，而且尽我所能干下去。第三条，要住最便宜的旅馆，但是安全和隐私要有基本保证。这项规定并不明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规定逐渐被打破了。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是在我的经历中，所有这些原则都有所变通，或被打破。例如我1998年暮春时节在基韦斯特开始这个项目时，有一次，为了得到一份女招待的工作，我告诉一位面试人员我可以用得体的法语和德语向欧洲来的旅游者问安，这是仅有的一次我用了上学时学到的东西。2000初夏，在终点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再次违反了原则，没有接受报酬最高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做，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最后，任务结束的时候，我又违反了原则，口出狂言，尽管是偷偷地干的。而且，自始至终我从来就没有听从过管理部门的约束。

如何向未来的雇主表现自己，特别是如何向雇主解释缺少相关工作经验这种尴尬的情况也是一个问题。真实情况，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未加修饰的版本，说出来是最容易的。我告诉面试人员：是一个离了婚的家庭主妇，多年以后重返劳动力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有过干清洁工作的经历，并以我在基韦斯特的一位朋友为例，我确实帮她收拾过饭后的餐桌。工作申请表有一栏是教育情况。我认为，博士学位对于找工作不会有任何帮助，相反还会让老板怀疑我喝醉了，或把我想得更坏。所以，我只说我受过3年高等教育，而且说出了母亲的名字。结果，没有人对我的背景产生疑问，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位费事核实我的材料，有一次，一位健谈的面试人员问起我的爱好，我说喜欢写作。她并未感到奇怪，尽管她提供的这份工作让一个文盲做也会很出色。

最后，针对我可能面临的困境，我为自己规定了几项安慰措施。第一，要有一辆汽车。在基韦斯特，我开自已的车，到了其他城市，我用信用卡租车，而不用所挣的钱。是的，我本可以多走一些路或者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可以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我只是想，等公共汽车的故事读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意思。第二，决不流浪街头。我的想法是在一个地方过一个月，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挣到钱，所挣的钱是否足以支付第二个月的房租。如果我按周支付房租，钱花光了，我就宣布计划到此结束。我不能没有住的地方，也不能住在汽车里。还有，我不想让自己挨饿。在计划开始的时候，我就对自己承诺，如果事情果真发展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我就会把信用卡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来，逃之夭夭。

所以这并不是一次不怕死的“秘密”历险记。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我做过的一切——找工作，干活，尽量让收支平衡。实际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做这样的事，只是少了些炫耀，少了些迟疑。

我和美国从事乏味工作的人们并不一样，这一点对我有利有弊。显而易见的是，别人整天甚至是大半辈子过着一种生活，而我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看客。我现在人到中年，银行有存款，有个人退休金账户、医疗保险和多居室住宅。基于这样的背景，我无法真正体验贫穷，也无法拥有一个长期低收人者的真正感觉。我的目标更客观、更直接，我只想知道自己能否收支平衡——就像真正的穷人每天都努力达到的一样。除此之外，我这一生曾多次经历贫困。我知道，贫困并不是一个可供旅游的地方，相反，贫困只会使人有一种恐惧感。

我与许多低收入工人不一样，我有先天优势，我是白人，而且英语又是我的母语。1998年到2000年期间，劳动力市场很紧俏，雇主几乎愿意雇佣能找到的任何人。所以我的优势对我能否找到工作影响不大，但对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却有很大影响。在基韦斯特，我开始以为自己很适合干客房服务工作，结果我找到的却是服务员的工作。原因无疑是我的种族特点和英语水平。实际上，我在基韦斯特工作时，正是小费少、生意清淡的旅游淡季，服务员的工作并没有带来比客房服务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过，这次经验却对我选择在其他地方生活、工作时提供了很大帮助。例如，我把洛杉矶和纽约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工人主要是有色人种，没有口音的白人妇女要想在那里找一份低工资工作只会让人觉得不正常和好笑。

我还有其他有利条件，比如汽车。汽车使我在大多数同事中显得鹤立鸡群。如果我想体味一个女人离开福利保障独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理想的情况是，我要有几个孩子。可是我的孩子已经长大，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把孩子借给我，让我带着他们过上一个月的贫困生活。除了行动方便、没有拖累以外，与很多长期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相比，我的身体可能要好得多。可以说，我占尽了各方面的优势。

虽然没有人指出来，但我知道自己还是有些细微之处与众不同。我并没有刻意扮演某种角色，也没有努力把自己扮成想象中的低工资妇女。不论到哪里，我都穿着平时的衣服，我的发式和化妆也还是平时的样子。在与同事聊天时，我常常谈到我的孩子，婚姻状况和各种关系—没有必要编一套生活说给人听。但是，我在某一方面确实修改了讲话的字眼，至少在我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担心自己显得傲慢无礼的时候，我会检查一下讲话中是否有不恭的语言。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影响。除此以外，我还开玩笑，提出建议，思考并预测一些问题，偶尔还搞一些健康咨询。总之，我的行为和平时是一样的。

完成这个项目后，朋友多次问我，与我一起工作的人能否从我日常的谈话中发现，受过教育的人从本质上与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人是不同的。我很希望我可以这么说，某些管理人员或同事曾告诉我一次，说我在某些方面很特别，很让人嫉妒，例如比多数人聪明，有文化。但是这种情况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使我显得与众不同的唯一因素是我没有工作经验。反过来讲，低工资工人在性格和能力上绝不会和靠耍笔杆子吃饭的人有太大的不同，也不会比他们少些幽默，少些聪明。如果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此有异议，那他就应该扩大一下社交圈子。

当然，差别总会有，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我不是为钱工作，我是为写文章、写书而搞研究。我每天回家不是做一些类似于正常家庭生活的事情，而是要花一二个小时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记录在便携式个人电脑上我需要说明的是，我非常勤奋，因为我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做笔记。电脑是我的过去和将来的连接点。有时候，这种欺骗的做法使我很烦恼至少在遇到我关心的人或者希望多了解一些的人的时候是这样。（在此我想说明一点，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及在其他场合所见之人的名字都已经改了，目的是不泄露人家的隐私。而且多数情况下，我工作过的地名及准确地点也改了，这样可以进一步保证我所见到的人的名字不被公开。）

每当我快要离开一个地方，在一番心焦如焚的思考之后，我会“走出来”，到事先选定的同事中间。结果却总是让人垂头丧气。我最喜欢的回答是：“这是否意味着你下星期不打算再上夜班了？”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没有人吃惊，甚至是愤怒。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写作”的观念。好几年以前，我同第二个丈夫结婚时，他骄傲地对他当停车场服务员的叔叔说，我是一名作家。他叔叔的回答是：“谁不是作家？”每个识字的人都能写作，我认识或遇见的许多低工资工人都能给杂志写文章、写诗，还有一位写了一本科幻小说。

可是，在我的计划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也许自己在夸大这种“骗术”的程度。服务员是无法装扮的，不论是否将饭菜端上餐桌。人们知道我是一个服务员，清洁工，零售商店的职员，并不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而是我的身份就是如此，至少在我跟他们暂时呆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做的每一件工作和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和体力。我并不是在开玩笑，即使在工资和房租的数目对我不利的情况下，我还是尽力撑下了这一切。

我没有对任何人宣扬过我的经历，因为我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请记住，我结结巴巴讲的故事，只是一个在种族、教育、健康、动力方面享有优势的人，在经济欣欣向荣之际，对如何在经济底层生存下去的一种尝试。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做服务生

出于懒惰，我决定在离我家最近的基韦斯特镇开始我的低工资生活。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镇大约有两万五千个居民，其规模更像一座城市。我很快认识到，从在杂货店、电影院和加油站的收银机前不加思索地付费的顾客摇身变为工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最初的日子里，我非常害怕被些友好的店主和以前的邻居认出来，那样我就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他们解释我的计划。幸好，我的恐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一个月贫穷而辛劳的日子里，没有人认出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根本不受人重视，所以也不会有人叫我的名字。在这个世界里，我的父亲从来没离开过矿井，我也没上过什么大学。我的称呼只是“宝贝儿”，“甜心儿”，“黄毛儿”，更多的时候是“丫头”。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一个住的地方。我盘算着，如果我一小时能挣7美元，我每月就能拿出500美元租房，也许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需要600美元，那么我还能剩四五百美元吃饭和买汽油。在基韦斯特，这些钱足够我找个破房子或拖车。就像这间，离镇上开车要巧分钟，没有空调、电视、电扇、纱窗，而且还要躲避房主养的狗。但是，这里每月675美元的租金还是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也许你会认为基韦斯特的房租太贵，但是纽约、贝城、杰克逊、怀俄明、塔拉维、波土顿等其他地方都一样。在这些地方，旅游者和有钱人同打扫厕所、做烤肉的人一起争夺生存空间。而且，我震惊地认识到拖车这种破烂地方已成为我向往的居住场所。

于是，我在有经济承受能力和交通便利之间选择了前者。我将新家安在距工作地点基韦斯特镇30里外的高速公路边上，如果没有修路，或者没有加拿大眼花缭乱的游客在前面挡路的话，这段路开车需要45分钟。我讨厌开车，特别是在两边处处是白色十字架的路上。这些十字架时时提醒着我前方曾发生过的车祸。不过我租的小屋却很可爱。我的房主是一个和善的电视机修理工，他和当酒吧招待的女朋友住在一处汽车改建的房子里。我的小屋在潮湿的后院，虽然比不上拖车旅馆，但毕竟我拥有擦得铮亮的白地板和结实的床垫，而且为数不多的臭虫也很容易消灭。

下一项任务是仔细研究招聘广告，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放弃了一些职业，例如宾馆的前台接待员，我惊讶地发现这种工作是不要求什么技能的，一小时只能挣六七美元。我排除了这类工作，因为我每天要在同一个地方站8个小时。我也不想当女招待。18岁那年我曾干过女招待，结果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静脉曲张，并落下后背疼的毛病。电话促销也许是身陷贫穷后的权宜之计，但是人格因素使我还是放弃了这种工作。剩下的就是些超市里的工作（如热食店收银员）和宾馆旅店的客房服务生，这些工作的收人大概为每小时7美元。我暗暗地想，这些工作同我在自己家中做的家务劳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吧。

于是我穿上一身还算体面的衣服——烫得板板正正的百慕大牌短裤和套头T恤衫，开始奔走于当地的宾馆和超市中。基韦斯特、艾克罗杰和豪治这些饭店都是先让我填申请表，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我是否是美国公民，是否有犯罪前科，这倒让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我来到温迪希超市。这里的应聘程序非常繁琐。先是20分钟的计算机测试，我想大概没有人能让计算机完全满意。然后我被带进一间四周贴满海报的房间，海报上尽是如何使人变白或女性怎样才能拥有一头卷发的广告，还有的海报在提醒人们警惕工会组织的花言巧语。面试就像在做多项选择题，例如我个人是否有什么困难会影响工作，比如是否有孩子需要照看。我是否认为维护商店安全也是工作的一种责任。然后突然问我去年曾偷过多少钱的东西。如果我看见一名男职工偷东西，我是否会举报？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

显然我通过了面试，因为我被通知第二天去某医生的诊所进行尿检。这好像已成为惯例：如果想在对化学极度痴迷的美国干点堆放糖果盒或整理客房的工作，就必须得在一名健康的工人面前蹲下撒尿，当然这个工人以前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温迪希超市开出的工资是每小时6美元多一点。这个价钱显然是不够弥补由此带来的气愤的。

我在温蒂饭馆吃了午饭，4.99美元让我饱餐了酒吧的墨西哥饭——炸青豆和奶油浓汤。一个十几岁的雇员注意到我在研究招聘广告，便很友善地给了我一张申请表。虽然这儿的工资也是每小时6美元加上小费，但我还是填了表。到此为止，我把基韦斯特老城的酒吧和旅馆都走了一遍。这里也是观光客和贪吃的人必来之地，不过这此人的们住处却选在几里之外岛边上的打折旅店。在棕榈酒店，一位精力充沛的经理领我参观了房间，并带我见了目前的女管家。我很满意地发现这位女管家的样子同我有几分相似——褪色的旧嬉皮式样的短裤，长发梳成辫子垂在身后。但是，没有人同我讲话，也没人看我，我只得到一张申请表。。我最后去的是一家装饰华丽的烧烤店，我等了20分钟后见到了一个叫马科斯的人，我被告知现在没有什么工作给我，但很快就会有，因为没人能在这儿干长。

3天过去了。我失望极了，因为我申请的约20个职位中没有一个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我还曾经自负地认为我的学历对于我申请的工作绰绰有余，但事实是，根本没有人对我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感兴趣。后来我才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依赖招聘广告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早就应该从马科斯的话中明白，招聘广告只是雇主面对低工资劳力经常转换工作现象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很多大宾馆连续地刊登招聘广告，只是为了在雇员突然辞职或被解雇后仍有后备人选。所以找到工作就意味着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接受了一份自己能应付的工作我最终等到了这种巧合、我在一家曾申请做杂务工的廉价旅馆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是做旅馆附属餐馆的女招待。这家餐馆位于一座停车场附近，外表灰暗，以在华氏95度的温度下卖波兰香肠和烤肉酱著称。

一个叫菲利普的短小精悍的西部印第安小伙子自称是这儿的经理。他以推销医疗保险般的热情对我进行了面试，主要询问我能干些什么，什么时候能开始干活。我嘟哝着自己没接受过什么当女招待的训练，但他已把话题转到了工作着装上。明早我应穿黑鞋、黑袜上班，他提供红褐色的高领衫，上面印有餐馆的名字“炉边”。当然我还是要先穿着自己的T恤来上班的。哈哈。想到“明天”，我胸中就升腾起一股恐惧和气愤交织的感觉。我真想说，谢谢你先生，这只是个小试验，并不是我真正的生活。

我在“炉边”餐馆为期两周的服务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工作时间为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工资是每小时2.43美元加小费。雇员是不能走前门的，所以第一天上班时，我从厨房进入餐馆。厨房里，一个红脸、梳着齐肩金黄色头发的男人正把大块冻牛排扔到墙上，一边还大喊：“去他妈的！”负责带我的瘦而结实的中年女招待格尔告诉我，这个男人叫比利，并说他只是在开玩笑。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今天是因为早上当班的厨师忘了给牛排解冻。这之后的8小时里，我一直跟在身手麻利的格尔后面，除了听到一些工作上的指点外，还了解到她的一些个人遭遇。“所有的食物都要放在拖盘里。”她今天觉得很累，因为昨晚梦到她男友时惊出一身冷汗。她的男友几个月前在监狱中被杀死了。“柠檬汁不能续添。”她的男友被抓的原因是几个警察抓住了他，任何人都能碰上这种事。“把奶油放在碗中再上桌，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拿。”她男友死后，她在自己的卡车中住了几个月，晚上用尿壶，照明用蜡烛。但是夏天的时候就不能住在卡车里了，因为要把窗户放下来，这就意味着包括蚊子在内的任何东西都能进来。

我曾经担心自己会显得过分称职，但是格尔打消了我这种想法。我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家、身份，但我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能力。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写作方面有100%的能力，在写作生涯中，某一日的成功并不能代表永远的成功。但在写作生活里，我至少有自己的计划，先进行调研，然后列提纲、写草稿等等。做为服务员，我被各种各样的吩咐围攻在中间，就像成群的马蜂在围攻我：再加点冰茶，收拾一下这儿，给14桌拿一个餐盒，有高一点的椅子吗？在27张餐桌中，有6桌始终由我负责，而在空闲一点的下午或格尔不在的时候，我得负责全部桌子。我还必须掌握触摸式的电脑点菜方式，我想这主要是为了使点菜和上菜的程序联系得更紧密。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却需要费更多口舌。“肉卤放在土豆泥上，别放在肉丝上，行吗？”除此之外，餐馆服务员1/3的工作是顾客看不见的。我从18岁以后就忘记了还有这些工作。拖地、扫地、切食品……添加食品或把剩下的食品放起来。即使我有幸能把所有这此活儿干完，那一定也是快到晚上6点，顾客蜂涌而至的时候了，然后我就开始像救火一样忙碌。开始的时候，我总是笨手笨脚地做错事。幸好有格尔的支持，我才勉强没丢脸。格尔总会说：“没关系，宝贝儿，谁都会这样。”我发现自己很在意是否丢脸。这让我很惊讶。虽然独立性已使我竭尽全力地撑下了一切。

如果我能像莉莉托马琳演的肥皂剧中的女招待那样顺利的话，整个事情可能会容易很多。遗憾的是，我从小深信布克华盛顿的格言：干就要干好。但是干好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干得比任何前任都要出色。我父亲就曾说过同样的话。我想他说这话时一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靠自身的努力把他和我们全家从偏僻山沟里几英里深的铜矿区迁到了东北部落满树叶的郊外，他从一个造锅炉匠变成一个喝马蒂尼鸡尾酒的人。他没有在酒桌上的痛饮中毁掉自己的抱负。在我曾经付出的努力中，干得比任何人都好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当我凌晨4点在一身冷汗中惊醒时，我不再考虑我的写作期限，因为我几乎忘记了这些。我在想白天我犯的错误，想起我是上错餐的那桌客人，想着所有的客人都吃馅饼的时候，有一桌的孩子还没有等到自己的儿童套餐。顾客，或者可以称他们为“病人”，是我另一个工作动力。我禁不住自责，是自已莫名的脆弱使顾客无法吃饱。在“炉边”餐馆工作了几天后，我觉得服务道德就像营养荷尔蒙催产素般地注入了身体。我的大多数顾客都是当地的重体力劳动者，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宾馆的客户服务员。我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使顾客享受到最好的就餐感觉。我从不称呼我的顾客“家伙”，只要是年长于12岁，我都称先生或女士。我帮他们续添冰茶和咖啡，我在他们就餐中间询问他们是否满意，我为他们精心地准备色拉，加上剁碎的生蘑菇、碎面包以及一切我在冷藏室的免费盒中能找到的东西。

比尼是一个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的缝纫机修理匠。他每次来吃饭都要先凉快半个小时，喝足冰水后，才开始想吃点什么。我们总是先聊聊高热和电解液，然后他就会点些精心挑选的食物：汤、蔬菜沙拉、粗玉米粉。德国游客很惊讶我可以用德语向他们问好。他们居然给了我小费。（一般来说，欧洲人被他们的贸易联盟和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宠坏了，根本不知道还要付小费。包括“炉边”在内的很多餐馆都允许服务员在招呼国外顾客时将小费计在账单里。不管国外顾客付不付小费，这笔费用已计算在内，算是对他们讲不好英语的一种惩罚。）有两个脏兮兮的女同性恋人下班后来到餐馆。我文雅地将冰镇果汁朗姆酒中的苍蝇处理掉的做法令她们大加赞赏。她们还特意在餐馆的副经理斯提面前表扬了我。还有退休的山姆，他总是要用一个手指把支气管手术留下的窟窿堵住后，才能把香烟吸进肺里。

有时候我把自己想成因犯错而落难的公主，不得不自己动手养活自己。但是，不会有什么公主会像我这样嗜好劳作，即使在违反了管理规定的时候我也是同样，如放在色拉中小面包的数量一般是六个。格尔低声告诉我：“想放多少就放多少，只要斯提看不见。”格尔用她自己的小费为一个失业的技工买饼干和肉汁，因为这位技工看牙医时花光了所有的钱。我也毅然为他支付了馅饼和牛奶的费用。也许“热情行业”也会发生同样令人惊喜的事情。我记得曾在某建筑物上看到一则海报，上写：“如果为自己谋幸福你将一无所获；如果为他人谋幸福，你将拥有幸福。”我是在基韦斯特一间潮湿的地下室中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在“炉边”餐馆，我们用仅有的权利为顾客谋利益，那些超出标准的卡洛里代表着我们的爱。服务员的工作就是拌色拉，做甜点，加调料，搅拌奶油。我们有权决定顾客能得到的奶油片和烤土豆上酸奶的数量。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如此肥胖，想想女招待们都想通过多给些脂肪来表达人情味并借此挣小费，你就会明白的。

10天过去了，一切似乎刚刚开始。我很喜欢格尔，她看上去有50多岁了，但她腿脚灵便，一会跑到这儿，转眼又出现在那儿。罗尼尔是一个十几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并不多，但我会像小丑一样跟在罗尼尔身后，在洗碗池边晃来晃去听洗碗工哼唱克里欧音乐（译者注：克里欧语是欧洲语和土语混合成的民族语言）。他们宽广的低音就像通过麦克风传出的法语。提姆是一个14岁的白人男孩，一般晚上坐公共汽车。我告诉他我不喜欢客人吃饭时把孩子放在桌上，因为孩子看起来就像是一道菜。他偷偷笑了一下。后来在一个不太忙的晚上，他开始给我讲恐怖电影的情节（在充满欺骗的年代，恐怖电影是人们最爱石的）。“她看了看周围，滑水的人已经不在了。突然咔嚓一声，整条船一下子……”

我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老板娘琼，她40多岁但身材苗条，看上去像个女教官。有一天她把我拉到一边说：“男人掌管着一切，如果我们女人不团结起来，就不会有任何机会。”我疲惫不堪时，她护着我，作为回报我给她一些自己的小费，或在她偷偷抽烟时为她望风。我们都很佩服她能在比利讥讽女服务员时大声斥责他并让他“闭上臭嘴！”我和比利有天晚上谈得很投机，我想他可能对我吹牛，因为他和我谈起了年青时在布鲁克森“技师学校”时发明了烹制波多黎各嫩鸡的方法。我想他说的学校名字应该是“厨师学校。”

我每天晚上10点或10：30下班，这主要得看我交接班时需要干的活有多少，回家路上我在车里听着我离家时随便带出来的几盘音乐带子——玛丽娜，菲茨菲儿，肖邦，爱尼玛，太阳王和辣妹组合。我在音乐中吸取养分，让音乐在脑中回响，避免让大脑死掉。我的夜餐是麦片和蒙特雷，再加上一点廉价的加冰白葡萄酒和自动售货机中能买到的小吃。我在半夜1：30或2点上床，早晨九十点起床，用一小时在房东的洗衣机中洗一下工作制服，然后又是8小时的苦干。

我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生活在无产阶级田园诗般的梦境中。但是有两点令我不堪忍受。一是管理。我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至今都不敢想象那些日子我是怎样生活在别人的监视下，看我是否偷懒，偷东西，吸毒甚至做更坏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工资也不高的经理或副经理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在餐饮行业，这些人一般是餐馆原来干得不错的厨师或宾馆原来的服务员，他们的工资一般也仅有每星期400美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说得严重一点，他们站在人性的对立面。厨师只想把菜做得好一点，服务员只想做得更有礼貌一些，而经理的职责只有一个—确认钱都能属于一个理论上的实体—公司。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存在的话，它有可能远在芝加哥或纽约。格尔的经历使她愤愤地告诉我：她许多年前就发誓再也不替什么公司工作了。她说，“他们永远不会让你闲下来，只会在你贡献、再贡献后拿走一切。”

经理是可以坐着的，想坐几个小时都可以，但他们的工作却是监视别人是否站着，即使无事可做也不能坐下，这也是为什么不忙的时候，服务员同忙碌时一样精疲力尽的原因。我们不得不连续地做这样那样的杂事。如果经理看到你闲着，他定会派给你更累的活。我擦洗、清洁、整理番茄酱瓶子，看奶油片是否充足，甚至走到每张桌子前看顾客评价表是否安然无恙。我在想这种造作的运动会让我消耗多少卡路里。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好干，我甚至会把甜点从玻璃柜中取出来，再加点奶油和甜樱桃，总之让自己看起来很忙。一个懒散的下午，斯提看到我在偷偷看一位顾客留下的《今日美国》报，他就让我用坏了的吸尘器吸干所有地面，吸尘器的把手只有两英尺长，如果不想受腰酸背痛之苦，惟一的做法就是跪在地上一点点地吸尘。

在“炉边”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参加了一个为餐馆所有雇员召开的例会。我渴望借此了解一下市场策略和自己合适的职位。但是会上没有什么是和“我们”有关的。如果没有公司总部偶尔派出的高级顾问在场的话，高级经理菲利普就会这样开场：“休息室太脏。烟灰缸中都是烟头儿，报纸随处乱扔，还有面包屑。”休息室时一栋没有窗户的小屋，是唯一有挂钟的地方。我们一般把手提包、换的衣服放在这儿，并在这儿吃半小时的工作餐。但菲利普却说没有必要设休息室，应该撤掉。他还说里面上锁的柜子是会随时受到检查的。然后就是雇员之间的说长道短，废话连篇。这种雇员之间的闲话真应该停止。一旦犯错，雇员就再也无法在餐馆吃饭，因为其他雇员会聚在周围说他的闲话。当菲利普的指责说得差不多时，琼就会开始抱怨女厕所的条件太差，已经用了两块空气清新剂。我看不到任何雇员提反对意见，每个人都显得很胆怯。我的楷模格尔只是情绪低落地盯着鼻前6英寸远的地方。会议最后在厨师安迪的嘟哝声中结束。安迪抱怨着这些废话影响了他当天的休假。

4天后，我们突然在下午3:30的时候被叫到厨房，尽管此时餐馆还有就餐的客人。我们大概10个人站在菲利普周围，听他很严肃地宣布了值夜班的人中有人吸毒的消息。餐馆是一个禁止吸毒的场所，所以以后新雇员将接受检测，而老雇员也很可能不定期地接受检测。我很庆幸厨房的灯光昏暗，因为我发现自己脸红得很厉害，好像我真的在女厕所吸毒时被抓住了一样。接下来我们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走廊站成一排，橱柜被打开，像小学生一样接受仔细的盘查。回到餐厅后，琼开玩笑地说：“他们接下来就该告诉我们工作时不要做爱了。”我问斯提出了什么事，他只是说这是“管理部门的决定”，并乘机批评我和格尔给面包卷时给得太多，并说从今以后每位客人只能在点正餐时得到一个面包卷，单点色拉的客人没有面包卷。他还刁难厨师，让以操刀为生的安迪出来看看“斯提今天的希望又破灭了。”

晚上，谣传慢慢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称斯提就是那位吸毒者，他用餐馆的电话买了大麻并让一名值晚班的雇员替他取回来的。那位雇员被逮住了，有可能供出了斯提，或者至少让人怀疑到斯提。谁知道呢？就我个人来说，斯提做了什么坏事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他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在种族问题上兴风作浪。一天晚上，他侧着身子跟我说了一些针对海地移民的话：“我觉得我在这儿像一个外国人，他们正在接管我们的国家。’，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毒品问题转变为一种反击。公共汽车售票员罗尼尔站在斯提背后兴奋地吸着假想的吸管，以此愉悦大家。

第二个我不能在这儿干下去的原因是，这份工作让我在经济上无法维持生活。你也许会在一定距离之外想象，成年累月靠每小时6到10美元生活的人已经找到了中产阶级不了解的生活方式。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让我的同事们讲讲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难。房子基本上是他们生活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他们交班时首先要告诉我的事。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得到如下资料：

格尔和她的男友以每周250美元的价格合租了市中心一处破房子。她的男友经常打她，快把她逼疯了。但是她没有钱独自租房。

海地厨师克罗德和他女友及两个不相干的人合住在一套两居室中，他非常想搬出来。我想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和他的境遇差不多。

20岁的服务员安奈特目前身怀六甲。她的男友抛弃了她，现在她和在邮局工作的妈妈住在一起。

早班服务员玛丽娜和她的男友合租了一间每周170美元租金的活动房间。

我们中间工资最高的是每小时挣10美元的比利，他住在属于自己的活动房屋中，但每月需付400美元泊位费。

另一个白人厨师安迪住在自己泊在岸上的游艇上。从他津津乐道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他的游艇不会长过20英尺。他曾说游艇修好后要带我一起出航，但因为他接下来就询问我是否结婚，我也就没响应。

服务员提纳和丈夫住在每晚租金60美元的白日旅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汽车，从白日旅馆步行就可到“炉边”餐馆。玛里娜后来也搬来同住，因为她和男友合租一个房间违反了活动房屋的有关规定。

琼无数有品味的套装一度真把我唬住了（老板娘都穿自己的衣服上班）。她住在购物中心后面的一节货车中，晚上需要到提纳住的汽车旅馆去洗澡。她的衣服均来自廉价商店。

有一点是我按照中产阶级的观点无法理解的，我的这些同事并不是非常节俭。有一次我和格尔一起擦洗餐刀的时候（这是唯一允许坐着干的活），她告诉我打算离开她的同屋，自己搬到白日旅馆住。我很吃惊她如何支付每天40或60美元的房租。我很担心自己会像个社工那样说话，但我还是说了傻话。格尔狐疑地斜眼瞅了我一眼说：“想知道我从哪儿挣钱付房租和存钱买房？我觉得我现在把500美元的薪水利用得很好。当然要想开始新生活我每月得挣1300美元，1000美元付房租和存款，100美元买点必需的食品和零花，200美元作为应急之需。身陷贫穷，就像在解物理学中的命题，什么条件都可以作为开始。”

贫穷并不意味着必须有特殊的节俭方式，相反，贫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花销。如果你无力承受两个月的房租，那你只好改为每周一租。如果你只拥有一间住房，一个盘子，那你就无法一下子焖一大锅扁豆冻在冰箱中备用，虽然这样可能更省钱。如果你没钱买健康保险（“炉边”餐馆吝啬的医疗计划三个月后才生效），那你就不享有日常的医护和处方药，你只能自己买药。拿格尔来说，她一直很健康，后来她没钱买雌激素，身体就出现了问题。那时她应该可以享受公司的健康待遇了，但公司说她的申请表找不到了，她只能从头再等。结果她只能自己买9美元一瓶的药来治疗自己的偏头痛。她说如果公司能负担雌激素的费用，她就不会如此。同样，玛丽娜的男友之所以丢了建筑工人的差使，也是因为他脚受伤后在工作中耽误了太多时间，而他根本无力承担购买抗生素的费用。

工作了两个礼拜以后，当我坐下来评价自己的状况时，我发现如果这确实是我的真实生活的话，我的状况也很糟。当女招待最诱人的地方是，你不用摸着口袋中的几张账单忐忑地等待付款的日子我的小费一般在支付了吃饭和汽油的费用后还可以剩下一点，放在我当作银行的抽屉里。但是炎炎夏季使旅游人数下降，我每天的小费就只有20美元（小费实际总额还要高一些，但服务员一般要拿出15%的小费给售票员和吧台招待）。小费加上工资也只相当于每小时5.5美元的收人。抽屉里的钱虽然在一点一点增加，但按目前增加的状况，月底大概还需要100美元才能付清房租。没有什么花费可以减掉。我不能大锅焖扁豆，因为我没有大的饭锅和与之配套的炉灶、长柄勺（这些在卡玛特廉价商店买需要花30美金）。我也不可能吃到洋葱、胡萝卜和月桂做的肉。我每天自己做午饭，通常是些燃烧慢、高蛋白的东西，如冻鸡饼淋点儿奶油，再加点豆子。晚饭一般在“炉边”吃，花2美元买一个鱼肉三明治或汉堡。汉堡撑的时候较长，特别是里面加满香肠的时候。不过我的肚子在半夜时就又会咕咕叫起来。

如果我不想住在自己的汽车里的话，我就得兼职或换一份工作。我给所有申请过的饭店打电话：海雅特、假日酒店、艾克罗杰、豪治、基韦斯特和十几个当地人开的旅馆。结果我一无所获。我只得从头再来，整个上午都泡在某个地方等待某位经理助理的召见，我甚至还跑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那里的前台接待员站在防弹玻璃后卖饮料。如果不是没有人发现我真实生活中干杂务活的习惯很好，就是我错误地理解了民族问题：几乎所有我看到的找杂务工作的人都是非裔美国人，说西班牙语的或者是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而做服务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只会说英语的人。我再一次接到肯定的答复时，也是让我做服务员。杰瑞饭店答应马上雇佣我，杰瑞当然不是饭店的真名，这是一家知名的全国连锁饭店，附属于另一个宾馆。前途对于我来说即令人兴奋又让人恐怖，因为我在杰瑞饭店虽然也照管和原；来差不多数量的桌子了。但杰瑞饭店的客流量是炉边餐馆的三四倍。

杰瑞饭店是胖人的地狱，虽然这里到处是食品。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食品，奶油圈、炸鸡排、缀满糖果的甜点，但是每吃一口都要导致身体不适。厨房就像一个大洞，这个堆满垃圾，清洗盘子的地方，散发着食品和下水混合的怪味，使人的胃口降到极点：油腻腻的烂肉，比萨饼的残羹，以及杰瑞饭店特有的柑橘的味道。地板也是油腻腻的，我不得不迈着小步，就像戴着铁腿的苏珊·麦克道尔，下水道被芹菜末，柠檬皮，浸水的面包碎片堵塞着。把手放在任何一个柜台，你都有可能被过去洒的糖浆粘住，如果真粘住了那可真是太不幸了。因为手是在这儿工作的工具，我们要用手往色拉盘上放芹菜，拿面包片，甚至用手将碎肉从一个盘子拨到另一个盘子。在女厕所的墙上张贴着督促我们彻底洗手的海报，上面甚至还注明了洗手的方法。但是洗手的东西并不具备，肥皂、擦手巾、厕纸总是不可能同时出现。我不得不学会在上厕所前先装一块餐巾在兜里。但顾客们就惨了，他们不知道所吃的东西是出于我们这样的手中。

休息室可以反映整个饭店的情况：这儿没有休息室，因为杰瑞饭店没有休息时间。在6到8小时的上班时间中，除了上厕所不会有任何闲下来的时候。在厕所附近有三把折叠椅和一张桌子，但没有人坐在那儿休息过。靠近厕所的地方是服务生和涮碗工放香烟的地方，他们让烟一直点着，像教堂里谢恩的蜡烛，这样他们路过时不用重新点着就可以再吸一只。所有吸烟者都像肺已经依赖上香烟一样上瘾，来自各国的厨师，来自捷克的洗碗工，美国本土的服务员一起形成一种共识：氧气只是一种污染。在杰瑞饭店上班的第一天，我对一位同事抱怨说不明白她如何能空着肚子干这么久。她则反驳我说为何我能不抽烟干这么久。工作是为别人，而抽烟则是为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禁烟运动从没有抓住自我享受才是使吸烟者上瘾的关键。在美国各种场所，人们惟一可以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身体的肿瘤和为此付出的时间。

工业革命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不得不在几天之内穿越其中的时候，我更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从手工工业阶段直接迈入产业阶段，从炉边餐馆装着空调的冷清大厅跃入了杰瑞饭店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中。顾客成群结队地拥来，有时候从旅游大巴上一下子能拥进50人点菜吃饭。这时候候，女招待就从2个增加到6个，我们穿着桔红色的夏威夷衬衫跑来跑去。与顾客或其他服务员的对话一般不超过20秒。我上班的第一天，其他服务员对我的冷漠曾使我很受伤。负责带我的23岁的服务员工作很称职，但表情冷淡。其他的服务员互相抱怨着什么人因病不能上班，什么人得付保释金之类的话，但没有人搭理我。第二天，我知道了原因。一名服务员冲我打招呼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好多人干了一天就不会再来了。”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是一位幸存者。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才能融人到她们的圈子里。

起初我怀着美好且有点儿英雄主义的想法决定同时做两份工作，我这样做了两天，在杰瑞饭店上早班，从早上8点干到下午2点，然后下午2点10分赶到“炉边”餐馆，一直干到晚上10点。在两份工作之间仅有的几分钟内，我在温迪希饭店的外卖窗口买一个辣鸡三文治，在车里狼吞虎咽地吃掉，然后将长袜换成黑色，将夏威夷衬衫换成褐色套头衫。但是我还是碰到了问题，每天下午3点到4点我坐下来擦餐具时，我都会累得瘫软在椅子上。我想偷着喝杯海鲜汤补充一下体力，我知道格尔和琼这样干过好多次了，但不幸被斯提发现了，他冲我嘘到：“不许吃东西。”其实当时大厅里并没有什么客人，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服务员吃点东西就受到冒犯。于是。我告诉格尔我要离开这儿了。她拥抱了我，并说她也许要步我的后尘去杰瑞饭店工作。

但格尔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她已经离开了讨厌的室友和那间破房子，搬到自己的卡车里住了。那天晚上，格尔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菲利普允许她将卡车停在宾馆的停车场，条件是她不被人发现。停车场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因为有宾馆的保安巡逻。“炉边”提供了这样的优惠条件，又有谁想离开呢！这一定是菲利普的诡计。菲利普接受我的辞职时只耸了耸肩，他最关心的是我是否归还了两件套头衫和围裙。

我敢说格尔要是在杰瑞饭店工作一定会欢欣鼓舞。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只是一段精疲力尽的遭遇。很多年前，当我在洛杉矶的一家汽车饭店作服务员时，一位善良的厨师总是告诫我：永远不要跑冤枉路，如果不必跑，就慢慢走；如果不必走就站着。但是在杰瑞饭店，我根本无暇区分什么时候需要快，什么时候可以慢，整个上班时间都像是在战斗，有50个人需要吃饭，他们散在不同的角落，惟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赶快吃饱。我忘记了明天还要重复同样的劳动，忘记了晚上开车回家时要躲避醉酒的司机，我只能干、干、干！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自己处于服务员所说的“节奏”中，或心理学家讲的“机械状态”中，就是指信号从感觉器官直接传至肌肉，没有经过脑中枢，就像宗教带给人的感觉一样。我上晚班，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上早班的一位男服务员告诉我，他曾经连着上过三个班，整整24小时，下班后喝了点酒后，就和碰到的一个女孩做爱，那感觉简直太棒了。

肌肉神经还拥有一个功能——疼痛。我又开始吃药，每次上班前吃四粒药，就像在吃维生素C这主要是因为我长期握鼠标导致的后背疼，由于我整天端盘子而旧病复发。如果我身处原来的生活，我只要用冰袋敷一天或舒展一下身体就可以解决。现在我只能用某个广告来安慰自己，广告上，一个可爱的蓝领男孩问：如果你工作了4个小时后离开，你的老板会说什么？另一个不太可爱的蓝领男孩一边用一个金属棒捣着后背一边说：“他会辞了我。”广告是想告诉人们，老板对工人施加多少压力，工人就可以施加同样的压力来抑制疼痛。如果张三只想工作4个小时，那老板就可以炒他的鱿鱼，然后再雇佣李四。

不过我还是会忙里偷闲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中，收电子邮件，走亲访友，和朋友一起看电影，让他们给我买电影票，当然我还是会自己付钱吃饭，花5美元吃一顿饭。工作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想我在这儿到底在做什么。当我想念家中那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会鬼使神差般地一遍遍地读6页厚的菜谱。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过去的生活反而陌生起来。电子邮件和电话留言仿佛在告诉我，原来生活圈子里的人都是些想法奇怪、不劳而获的人。我平时常逛的超市看起来就像是曼哈顿的超级商务中心。一天，当我在真正的家中坐下来付原来的账单的时候，我花两三位数购买的东西让我眼花缭乱。

杰瑞饭店的管理总的来说比炉边餐馆更理性、更专业，但有两点例外。一个是乔。乔是一位丰满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她曾经慷慨地花了几分钟时间教我如何正确的用一只手端盘子，但是她喜怒无常，情绪转瞬即变。另一个是比琪，她的工作就是站在厨房边的柜台旁喊，“尼塔，你的菜好了，快上菜。”或“巴巴拉，你没有看见有人要点餐吗？快点儿！”她让人讨厌的做法还有一点是，她将盛搅拌过奶油的喷气式罐子换成了大个的塑料袋，只能用双手才能把奶油挤出来。据说她这样做是因为曾看见雇员从喷口吸气（真希望里面贮存的是笑气）。我上班的第三个晚上，她突然把我叫到一边，将她的脸紧紧地贴向我，就像要用额头撞我一样我以为她会说：“你被解雇了。”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你干得不错。”我的不足之处在于和顾客闲聊了几句。比琪说：“他们就是这样收买你的。”然后我就会被顾客使唤得团团转，也就是不断地听到新的要求：“你刚为顾客行好包，他们就决定再要份千岛套餐，你拿来千岛套餐，他们就会说还想要点薯条。”最后比琪告诉我不要误会她的意思。她尽量和气地说：“你必须进入状态，因为所有的事都要高效率地完成。”

我嘟哝了几句话感谢她的建议，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古代律法的执行人剥了个精光：不许聊大，奴隶不许抱有幻想。和顾客聊天是市中心赌场和娱乐中心里漂亮的女大学生招待们的专利，她们一小时能赚70至100美元。我会被人怎么想？我的工作就是将餐单送到厨房，然后再从厨房把菜端上桌。顾客其实是将信息变成食物再变成钱这个过程的主要障碍，简单地说，顾客就是敌人。令人痛苦的是我自己已经开始这样认为了。

麻烦通常是这样的：男孩们在吃了一些东西后开始找碴：肉排太瘦，薯条太少，还会挑其他毛病。由于年龄，糖尿病或文字理解能力等因素，顾客还会提出要病号饭之类的要求。最差劲的是一些基督徒，星期天晚上做完礼拜后来吃饭，虽然对上帝崇敬而感激，但10个人吃了92美元的饭后只吝啬地留给我1美元的小费。还有身穿印有十字架图案衣服的小伙子，在抱怨烤土豆太硬_、冰茶太凉后一点小费也没留给我。一般来说，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戴十字架和WWJO（耶酥将做什么）标志的人都会不满地看着我们，他们仿佛把服务员和玛丽马克达拉纳的早期职业当作了一回事。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和我同班的女孩子们交上了朋友。尼塔是一个二十多岁，身上有纹身的女孩。她总是会在碰面的时候打趣道：“我们还没有开始挣钱吗？”艾伦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在坟场上班。她自己曾在马萨诸塞管理过一家餐馆，但她不喜欢呼来唤去地使唤人，宁愿在这儿做一个普通雇员。五十来岁，待人和气的露西常会哈哈大笑，但是因为腿伤，每天临下班时她都会有点瘸，当然她的腿是不在医疗保险范围之内的。我们谈些女人之间的话题：男人、孩子、杰瑞饭店巧克力花生奶油派的诱惑。但我注意到没有人谈和花钱很多有关的事，如电影和购物。在炉边餐馆工作的时候我唯一的娱乐就是小聚一下，一点啤酒，一点肉，几个亲近的朋友。在这里没有人是无家可归的，这得多亏她们有一个有工作的男友或丈夫。总的来说，我们组成了一个互相支持、让人信赖的团队，如果有谁身体不好或忙不过来，就会有人为她照看一张桌子，甚至帮她端盘上菜。如果有人溜出去抽根烟或去厕所，其他的人都会尽力弥补她的空缺。

我在这儿仅存的人与人之的交往是我和乔治的友谊。乔治是一个19岁的塞族洗碗工，他到美国才一个礼拜。我们的谈话开始于他拐弯抹角地问杰瑞饭店里的香烟卖什么价钱。我竭力向他解释这里的香烟比普通商店里的要贵一个多美元，并建议他从放在休息台上的半包烟中抽一根。但他认为这种行为是难以接受的。乔治梳着平头，耳边戴的一只小耳环象征着他不同的信仰。除此以外，乔治还是一个直率、勤奋且渴望与人交往的人。我问他是来自塞尔维亚共和国还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他非常高兴我居然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又试图谈到前南革命。他说：“对，那是在1989年。”我知道这些对他来说只是历史。

我打算教乔治说英语。每天上班时我都会对他说：“你今天怎么样？”他也会对我说：“我很好，你怎么样，巴巴拉？”我了解到他每小时5美元的薪水并不是由杰瑞饭店支付的，而是由用船将他带到美国的“穴头”支付，穴头拿中间的差价。他和一群同样来自塞尔维亚的洗碗工挤住在一起，乔治只有等他们中的一个人去上班了，有了空的床位，才能睡觉。一天下午，我们俩的谈话被比琪撞了个正着，比琪高喊：“约瑟夫，拿拖把把洗碗台下面拖一下。”我用比琪足以听得见的音量对乔治说：“你的名字不是乔治吗？”比琪难堪了吗？也许有一点吧，因为后来我碰见她时她对我嘟哝着：“现在叫乔治或约瑟夫的人太多了。”我什么也没说，既没点头称是也没有微笑。不过我因此受到了惩罚。当晚我准备下班时，比琪让我再卷好50套餐具。而且还要搅拌4加仑的兰色奶油调料。终于可以下班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暗诅咒比琪：希望你在这儿越变越老，真希望洒的糖汁能把你粘在地板上。

我决定搬到一个离基韦斯特近一点的地方住。汽车是主要原因。我每天都要花4到5美元买汽油。虽然杰瑞饭店的收人已经是我能找到的工作中最高的，但小费还是只有10%，而且我还只是个新手。每小时2.15美元的薪水加上被售票员和洗碗工瓜分后的小费，我充其量也只有每小时7.5美元的收人。工作时必须穿的弹力袜要花掉30美元（我曾试图在镇子里两家廉价商店买点便宜货，但最后还是决定买这种原价49美元的弹力袜，因为我觉得这袜子可能更经得起每天一洗。）我的同事们中没有赚钱的男友或老公的，都还做一份兼职，尼塔一天要在计算机前工作8个小时。我盘算着，如果路上不用浪费45分钟的时间，我在做两份工作的中间还有时间洗个澡。

我用房东退的500美元押金，再加上我为下月房租存的400美元和用来应急之用的200美元，支付了海外拖车旅馆46号房的月租费和押金1100美元。海外拖车旅馆距离基韦斯特的产业公园只有一里路远。46号房宽约8英尺，内部形似一条鱼。下水道和炉子构成的狭窄地段将空间分成了“卧室”和“起居室”，起居室里有一张双人桌和一个小沙发。洗手间非常小，坐在马桶上时，我的膝盖就会抵到浴缸上。我永远也不能从床上一跃而起，因为地方太小，我只能先找到一个放脚的地方后能从床上爬下来。房间的不远处就是个卖水亭和一个挂着“啤酒明天免费”广告的酒吧，一个便民店和一个汉堡店，但是没有超级市场。海外公园是个以犯罪和偷盗闻名的地方。我很希望在此看到蓬勃的多民族文化。但孤寂日夜统治着这里，我能看见的只是几个为上班而匆匆赶路的人。这里其实并没什么人，只有罐装在拖车中的劳力。这里是他们下班后储存自己的地方。

与我降低的生活条件同时到来的还有杰瑞饭店的丑陋。首先我们从输入餐单的计算机上得知，饭店买行了新规定，酒吧禁止员工入内。我从小道消息得知，起因就是负责带我的那个能干的23岁女孩。她也住在拖车里，而且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天上午，她因为什么事不开心就溜进去呷了点酒，回来时打坏了东西。这项规定对艾伦很不利，她的习惯就是每天下班时将头发上的橡皮筋拿下来，然后去酒吧喝几口酒，不过我们都感受到了这项规定的冷酷。第二天，我去拿吸管时发现贮存室上了锁。贮存室是从来没上过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从这儿进进出出，拿餐巾纸、盛果冻的盘子和杯子。身材魁梧的经理助理威克替我打开了门，并解释说他抓住了一个想偷东西的洗碗工，不过因为还没找到替换的人选，这个无赖还要继续呆在这儿，并暗示门会因此一直锁着。我忘了问那个洗碗工想偷什么，但威克告诉了我是哪个洗碗工。他指的人梳着平头，戴着耳环。

我真想立刻跑到乔治那儿听听他对事情的叙述。我真想站出来对威克说，给乔治一个翻译让他可以为自己辩护，或告诉他我将为乔治找一个这方面的律师。至少我可以证明乔治的诚实。我感到不解的是贮存室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偷，即使从里面拿再多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我问道：“乔治是要拿200或250个餐盒吗？你说的是什么？”我想如果他真拿了什么，也许会是一点沙丁鱼或一罐樱桃饼的调料，这多半是出于饥饿的缘故。

我为什么没有介入这件事呢？当然不是因为我有着和记者同样客观、冷漠的态度。相反，某种令人讨厌的奴婢性传染了我，这种感觉就像是杰瑞饭店厨房中的气味，挥之不去，以至于我晚上脱衣睡觉时依然能从身上闻到。在我的真实生活中，我还算是个勇敢的人。但是很多勇敢的人在军营中掩藏起了勇气的锋芒，也许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美国低工资收入的环境中。再在杰瑞饭店待一两个月，我也许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乔治也会变成这种人。

我并不是因为受到责难才发现这些丑陋的。在我身陷贫穷快要结束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客房服务。我走进隶属于杰瑞饭店的一家宾馆的人事部，这是我认为惟一可以信赖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因为要付房租我需要一份兼职，而且不想做前台接待员。人事部的小姐终于胜出了一句话：“好吧！去整理房间。”她带我见了客房部经理米莉。米莉是一个矮小而暴躁的女人，她把我称作“宝贝儿”，并扔给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容房服务要求的良好服务态度。这儿的薪水是每小时6.1美元，工作时间从早晨9点开始，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我希望能在下午2点前离开。负责带我的是中年非裔美国人夏洛塔。她让我叫她夏莉。我看到她就知道根本不必询问什么医疗保险的事，因为夏莉的上门牙全掉光了。

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干客房服务。

我并不知道这是我在基韦斯特低收入生活的最后一天。夏莉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们共需要打扫19间客房，大部分都是结账后的房间，需要整理床铺、吸尘、清洁洗手间。一间原来标明客人会留住的房间突然变成了结账后的房间时，夏莉向米莉抱怨，结果自然是徒劳的。她对我喝道：“这娘们撒谎”。然后我整理床铺，她冲洗厕所。我一口气干了4个小时，整理每个单人床大概需要四分半钟，我甚至能在三分钟内就整理完一张床。我们吸尘时尽量不弯腰捡拾地面上大一点的垃圾，但我们却不得不常停下来清理笨重的吸尘器。吸尘器重约30磅。我们得把它从车上卸下来，在地上来回摆弄。有时夏莉会递给我一瓶清洁剂，让我清理洗手间。这里的活不需要我有更好的表现。我只需要看看浴缸内是否有体毛或能看得见的深色污物。

我很想整理留住客人的房间，这样我可以有机会体验到陌生人的存在。但这样的房间总是乏味而整齐，旅行包的拉链是拉死的，鞋子靠墙摆成一排（因为没有柜子），潜水用的装置，还有一两个空葡萄酒瓶。我们让电视一直开着，看杰瑞台、沙丽台或夏威夷50频道和肥皂剧。如果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节目，如杰瑞台的《永远不要回答不》，我们就会坐在床边傻笑一会，好像在参加一个轻松的聚会，而不是在干累得要命的工作。肥皂剧是最好看的，夏莉总是把音量开得特别大，以便她清理洗手间或开着吸尘器时也能听见。整理503房间时，剧中的莫妮卡为劳拉和杰夫吵架，整理505房间时劳拉嘲笑莫妮卡没钱，整理511房间时海伦给了阿曼达10000美金让他不再见艾利卡。这让夏莉从洗手间跑出来仔细研究了阿曼达复杂的表情。她在一旁建议：“收下这笔钱吧。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会要的。”

我们整理着旅游者的房间，但肥皂剧中的房子更富丽堂皇。我们于是走进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舒适的世界，人们每天都闲呆着，用性刺激来填满时间。我只是这种虚幻世界的门外汉，但却要为此背负腰酸背痛和永远的渴求。旅馆中不多的镜子中映出的人是在大街上推着车子买菜的人，是穿着大两号的灰色工作服、头发蓬乱的人，是汗水直淌活像小丑的人。夏莉喊我去吃半小时的午饭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但我的食欲很快就没了，因为我发现她一直放在推车上的热狗并不是客人丢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饭。

在电视和现实之间，我这个第一天上班的人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在和夏莉的闲聊中，我并没有了解到关于她的很多情况，我只知道她曾经不只一次地受过伤害。她干活很慢，因为她有关节炎。这点对她很不利，因为新移民来的波兰和萨尔瓦多的主妇们通常下午2点前就能整理完该整理的房间，而她则要拖到下午6点才能干完。她认为，如果是按小时领薪水当然是没有必要着急的。但是管理部门已经派了一个女人来调查工作效率，据说很快就要按整理的房间数付工资了。她也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闷闷不乐，当然不仅仅是管理方面。她抱怨宾馆的住客：“他们根本不注意我们，除非他们丢了什么东西，才会都想到我们头上。”我们正在休息室吃饭时，一个穿维修制服的白人男孩路过这里。夏莉冲他友好地喊：“嘿，你叫什么名字？”“潘彼得”说话间他已走过去了。夏莉对我说“这不好。他这不叫回答。他为什么这样做？”我大胆地说他可能有某种成见。夏莉点头称是，好像我的话是一剂良方。我赶忙解释说：“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好。”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想为白人做什么辩解，而是因为我看到夏莉因受伤而扭曲的脸。

当我要求在下午三点半离开的时候，一位同事提醒我说还没有人能在杰瑞饭店既做客房服务又做餐厅招待。有一个小伙子曾这样干过5天，但我并不是小伙子。基于她的提醒，我飞奔回住处，将自己嵌进狭小的洗澡间中洗了个澡，以便迎接下一个挑战。唯一的问题是，我昨晚用手洗T恤衫的时候，在40瓦的灯光下以为我的袜子是干净的，而白天一看却发现袜子上布满了番茄酱等留下的污渍。我把两个班之间一个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去除袜子上的污物，然后在我汽车的车头盖上晒干。

我能同时做两份工作只是基于理论上的判定，除非我服用足够的咖啡因或者不会因乔治受到的不公而分心。在乔治所谓的偷窃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乔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陷困境，我们之间愉快的谈话还在继续。但后来的儿天，他无精打采而且胡子邋遢，特别是今晚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鬼，眼神透着幽幽的光。我停下来往纸杯里加烤土豆用的酸奶油时，乔治走过来，好像要同我说点儿什么，但我却被叫去招呼客人。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小费都给了他，责骂自己居然进行低收入生活的实验。8点的时候，我和艾伦站在厨房桌台的一侧吃零食，我只能吃下两三根面包棍，午饭也只能吃一个汉堡。我并不累，我让自己确信这一点。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根本无暇去体会累的感觉。如果我能敏锐地观察身处的环境，我就会发现令人头痛的事早已将我紧紧包围。那天当班的只有一位年轻厨师，他是新来的，叫杰苏。乔上班时间过了一半后才来，她踩着高跟鞋，穿着紧身白套装在那儿吸烟，看上去就像刚出席了一个鸡尾酒会。

暴风雨果然出现了。我负责的4张桌子同时来了客人。其实，照顾4张桌子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只要客人能彼此错开。我招呼27桌时，25、28、24桌的客人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招呼25桌时，24桌的客人已经在对我怒目而视了。28桌点了四种菜，每种菜都有特殊要求。25桌是一对中年黑人夫妇，他们抱怨冰茶不新鲜，桌面太粘。24桌的客人更是一景，10位英国游客似乎要用嘴吃掉所有在美国的体验。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要两种饮料——冰茶、奶昔或水（水里还要加柠檬），接下来是名目繁多、杂乱无序的早点，面包棍、鸡柳、加奶油的和不加奶油的汉堡，加干酪的、加洋葱的、加肉汁的肉排，加调料的薯条，普通的薯条，香蕉船。可怜的杰苏，可怜的我。我来回跑了三趟重填他们的餐单，但我上第一盘食品时，那位小公主拒绝吃她点的鸡柳、薄饼和香肠，因为她原以为鸡柳只是道开胃菜。我想也许别人愿意吃这份餐。但是已喝了三杯饮料的小公主却坚持退掉，与此同时，28桌的客人正招手让我加菜，而那对黑人夫妇也决定买单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混乱中让人有些记不清楚。先是杰苏开始慢下来，他接到的餐单已经远远超出他的能力，饭准备得很慢。客人非常不耐烦，所有的餐桌都有顾客。甚至从不服输的艾伦也因压力而脸色灰暗。我给24桌的客人上重新加热的主菜，但他们立刻以菜太凉，而且微波炉把菜烤得太硬而拒绝接受。我跑了三趟把他们的菜重新端回来。乔两手叉腰将我拦住说：“这是什么？”她指的是我手中端的食物——被拒绝的煎饼、肉排面包、汉堡、香肠、鸡蛋。我解释说：“用干酪拌的是……”“不对”她冲我尖叫着：“这不是一份传统的超级什锦吗？”我假装检查客人点餐的单子，我发现我犯了错，我不得不承认客人原来点的菜根本不需要重新加热。她咆哮着：“这你都分不清吗？”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腿发软。我得感谢一位客人这时走过来投诉他已经等了25分钟还没有吃上东西，还好这位客人不是我招呼的。乔把他吼出了厨房，然后恼火地向杰苏扔去一个空托盘，算是提醒。

我逃走了。我并不是走出了这个地方，我是逃离了这儿。我没有干完活儿，也没有去收银台支取我的小费，当然更没有经过乔的允许。奇怪的是我居然可以不经准许就走出来，门是开着的，浓浓的热带夜晚气息包围着我，而且我的车居然还停在原来的地方。走出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要享受什么假期，也没有任何解脱的感觉，我只感到一种阴冷的失败感向我重重压来，笼罩着整个停车场。这次冒险本来只是我本着科学的态度来侧试一道数学命题，但后来由于漫长的步骤和不断地集中注意力，这个过程演变为一场对自已的考试，而结果显然是我在考试中失败了。我的失败源于我放弃了客房服务的工作，源于我忘记把我的小费给乔治，源于格尔和艾伦这些勤劳大度的人们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感到受了伤害。我没有哭，但许多年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泪腺仍然存在，而且依然可以履行流泪的功能。

我搬出拖车旅馆后，将46号的钥匙给了格尔，并把押金也转到了她的名下。格尔告诉我琼仍然住在车里，斯提已经被炉边餐馆解雇了。据最新的传言说，斯提从餐馆买毒品的事已经败露，他到收银机中取钱付买毒品的费用时被当场抓获。但是我没有得到关于乔治的任何消息。

第二章    在缅因州做清洁工

我之所以选择缅因州是因为那里到处都是白人。几个月前的春天，我曾去波特兰的一所大学做讲座，那里的一切令我震惊。那里的教授和学生都是白人。当然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那里宾馆的客房服务员、乞丐、出租汽车司机也都是白人，而都说英语，或者至少说的是儿音很重的新英格英语。这些也许还不能使缅因州成为一个让人长期居留的理想地点，但让一位蓝眼睛、说英语的大妈在这儿找一份低收入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春天来的时候发现这儿的招聘广告求贤若渴。当地电视台的新闻鼓励观众尝试电视推销公司推荐的适合妈妈们的工作。电台还在宣传“劳力市场”，在那里求职者可以漫步在不同的招聘台前选择工作，就像在超级市场购物。在决定去缅因州工作前，我从“波特兰新闻先驱”网站下载了很多有用的招聘广告，这些资料几乎撑破了我的电脑桌面。在成千份广告中，至少有三份称工作环境舒适、有趣，我想象穿着法兰绒T恤的雇员在下午休息时喝着苹果酒，吃着油炸饼圈，闲聊着我想也许当一个州全是白人时，他们会更加善待彼此吧。

8月24日星期二的晚上，我抵达了波特兰公共汽车站，虽然仍在夏天，但所有的商店几乎都在大声地推销开学后的用品。因为天色已晚，我只得打了个出租车来到6号汽车旅馆。在我找到工作和住所前，这里就是我的栖息地。无可否认，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次不寻常的冒险，离开家和熟悉的一切，转瞬间置身于两千里外的陌生城市。在这里，我不认识任何人，不了解这里的地理、天气，甚至不知道哪里有可吃的美味。我想，这种突然置身于陌生地方的经历应该和真正的穷人经历的颠沛流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吧。没有工作，没有汽车，也没有临时保姆。被赶出家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同住的母亲或姐妹的男友突然归来，或者她们需要腾出你睡的沙发或床铺来招待别人，于是人们被赶出家门，就像我现在一样孤独无助。这种感觉同我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经历过的感觉是一样的。

有人曾经把醒酒称作是一个对自身道德进行彻底和无畏自省的过程。此时当我独自呆在汽车旅馆的房间时，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想自己带来的东西，里面有多少钱，这些东西能支撑多久。我的箱子里装着一些T恤衫，牛仔裤和卡其布的衣服，三件长袖衫，一条短裤，一些维他命丸，一些卫生用品。我还带来了一包书，一双周末穿的旅游鞋，但这些似乎是最没用的东西。我带了1000美元，钱包里还有几张皱巴巴的零票。这里一晚高达59美元的房费使我拥有了一张床、一台电视，一部电话和一扇能看到25号公路的窗户。美国有两种廉价的汽车旅馆：一种是汉普顿假日旅馆形式，这种旅馆未经装修，只是简单地布置了一下，看上去没有什么生气；另外一种旅馆地毯上到处都是污点和烟灰、床上到处都是碎屑。6号汽车旅馆就属于后一种。这里可能看起来更像住家，但也许更令人厌恶。从旅馆大门走出去，穿过VIP停车场，就来到塔士卡车站。急步穿过塔士卡车站前面的高速路就来到了比萨店和商店林立的生活区。布拉德的悲剧小说《石灰岛》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主人公突陷陌生岛屿，发现自己被交通淹没，被迫以自己的车谋生，他吃的东西是摩托车手们丢弃的残渣剩饭。我的状况可能要比这位主人公好一些。我把买的比萨饼和色拉带回房间吃，告诫自己经过冒险得来的食品定更好吃，就像打猎后吃到的鹿肉。

除了逃犯和难民，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抛弃过去一切关系和习惯，告别成堆未答复的信件和留言，一切从头开始，不带任何与过去有联系的证件，包括驾驶证和社会保险证。我告诉自己这种经历是令人兴奋的，就像纵身跃入新英格兰的海水中，在浪尖中进行悠闲舒适的游弋。但是在波特兰最初的几天，我强烈地渴望回到我真正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永远不会让自己偏离轨道，或者对未来准备不足，他们也经不起别人的任何评头论足。中产阶级总是有自己的计划，或至少有一个准备着手的事务的清单。中产阶级希望一切事务都在事前安排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可以提前进行。那么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应该怎样做呢？我需要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但要想找到工作我必须先有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并找到一个公寓，这些有利于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惟一可以实施的计划就是立刻行动起来，希望6号汽车旅馆的接线生能担负起我的传话机的重任。

我从市场上拿的报纸上意外得知，波特兰没有公寓。这里的确有很多商用公寓出租，但月租金都在1000美元以上。便宜的房子都在离这儿开车30分钟以外的南部小镇老果园滩。即使在那儿，月租金也同基韦斯特的持平，大概500美元以上。通过几次电话问询，我还得知夏天时有钱人住满的汽车旅馆，到冬天会成为穷人的栖身之处。劳动节后有可能会租到低价房，但租期只到6月份。那么与别人合住是否会好一些呢？老果园湾镇的格林木屋公寓（不是真名）招租合住者，每星期租金65美元，和另一位女士共用浴室和其他设施。电话里称同住的女士正派、整洁。我想这位女士和我一样，或者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沿着地图上的标记，我来到了这个衰落、没有任何果园的小镇。一位叫俄尔的人带我在格林木屋公寓中转了转，他一再在我耳边描述未来的合住者是如何正派、整洁，并说机会难得。我询间她是否有工作。答案是她是一名清洁工。但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她了，因为这里到处乱七八槽，目不忍睹。我们来到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地下室，俄尔指着紧闭的厨房门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里面有人睡觉。他轻声笑着，好像在厨房睡觉只是房东不得不忍受的一种怪僻。我问他做饭时怎么办。他说那人并不是总在睡觉。我要租的房间就在“厨房”的下面，面积只有我在6号汽车旅馆房间的一半大，有两张双人床，一个有两个抽屉的箱子，屋顶有几盏灯，此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窗户，天花板上有一个类似窗户的东西，但看见的都是尘土，就像一个人从坟墓里向外望时看到的一样。

我回到镇上的大街，用码头边的公用电话又联系了几处公寓。我再也不想与人合住了。在海风公寓，接待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举止傲慢的男子。他告诉我住在这儿非常安全，因为他女婿是警察，他退休前也是警察。这儿的每个人都知道。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他还说住在这里的小孩很少，而且这些小孩不会惹任何麻烦。这里的租金是每星期150美元。在贝瑞茨公寓，一位快乐的女孩告诉我每星期的租金是110美元。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床单，没有餐具。但我不喜欢这儿的真正原因却是房间在一层，紧邻商业街，这意味着隐私和灯光不能两全。我不满意的地方还很多，但这些就足够了。我垂头丧气地动身回波特兰。无意中，我发现一号公路旁边的蓝色天堂汽车旅馆正招租住客。这地方看起来蛮可爱，有点像山区的建筑，深绿色的松树林映衬着错落有致的白色小屋。我禁不住停下来。在这儿每星期花120美元，我就可以有一间带厨房的房间，房间里有床单、电视机。有线电视节目可以一直看到有线电视公司发现前住客不再付费为止。而且安全押金只要100美元。我当场支付了押金。

如果我能再有几天或几星期的时间多看看，没准我能干得更好。但6号汽车旅馆每天高达59美元的房租实在让人难以消受。我住在那儿的第三天下午，我的钥匙就打不开房门了。我知道这是房东督促房客交房租的一种办法。于是，我牙没刷，衣服没换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接下来是要找一份工作。基韦斯特的经历告诉我，要尽可能多申请工作，因为招聘广告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招聘员工。旅游季节已经结束了，招聘服务员的广告并不多，而且我自己也想接受新的挑战。我带来的衣服有限，文秘工作只能排除在外。即使我家里的衣橱内，也没有可让我穿上一星期的职业套装。我申请的工作都是办公室或家庭清洁工、仓库保管、家庭保姆、手工劳动，还有一种叫起来很亲和、无私的工作“助工”。这种低收入工作要求你谦恭对人，即将你的活力、微笑、真正的或编造的生活经历奉献给那此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们。在一家玉米饼生产厂，我的工作是把面团放在传送带上。一位不耐烦的秘书很快地结束了对我的面试，甚至连句“你好”都没讲、。我去了格德威尔公司，因为我从过去的研究中得知该家公司因善待穷人和残疾人而被认为是全球最理想的工作场所，我对此很好奇。我填了份申请表，得知每小时薪水为7美元，而且两星期后就会有人接替我的工作。我来到仓库，发现大约有30个男女在埋头整理装衣服的箱子。没有人抬头看我。哦，不对，有一个人在看我。我正在找出口时，注意到一个瘦削、身有残疾的小伙子充满敌意地看着我，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只延伸到膝盖处。他的手在头上挥来挥去，像在游泳，我想他如果不是为了平衡，就是要把我赶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冷漠。

郊区的一家沃尔玛商店打出“劳力市场”的广告，我欣然前往，坐在一张周围缀满气球的桌子旁等待我的面试人朱莉叶。10分钟后，朱莉叶神情紧张地出现在我面前，她解释说以前从来没有面试过任何人，而且她刚刚还在于别的工作。还好，面试内容仅限于四张问卷调查，朱莉叶告诉我不必判断对错，只需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中间的10个阶段中做出选择。这份问卷同我在基韦斯特温蒂饭店申请工作时填写的问卷大同小异，如同事偷窃应该举报还是隐瞒，工作失误是否会接受惩罚，是否有理由迟到等等。这份问卷惟一与众不同的是对大麻的观点，问卷认为大麻是人们为适应生活而苦苦挣扎时采取的一种对策。需要阐述自己观点的题目有：高个子的人干得更好吗；是否每个人都吸大麻；还有更让人困惑的问题：吸大麻同喝酒是一样的吗？我真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酒。化学上和道德上，两者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是应该直截了当地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喝酒”？朱莉叶告诉我工资是每小时6.5美元，并说很快就会升到7美元。她认为我会在女装部干得很好。我也认同这一点。

求职者无法从这些问卷中了解到未来雇主的任何信息只要对专制和屈从稍有了解就不难知道问卷的正确答案我能和同事友好相处吗？当然可以。只要我不说出和同事的摩擦。我能独立做决定吗？当然可能，但我知道这种能力必须服从于规矩。在美姿家庭清洁公司，我接受了名为“准确个性测试”的考验，测试一开始就警告说该测试有多种方式检测出人们是否会捏造或幻想出问题的答案。自然，我永远都不会认为“停止自怜”是困难的，我也不会想象有什么人在背后议论我，或认为管理者和雇员会因为有不同的目的而永远彼此敌对。问卷并不是要给雇主提供什么信息，而是要向雇员传达下列信息，雇员在雇主面前没有隐私，雇主不仅要得到雇员的力气和智慧，还要得到雇员的自我。

找工作的经历让我明白，波特兰仅仅是另一个每小时6至7美元工资的小镇。这带给经济学家们的震惊同天文学家看到奇特射线时的震惊是同重量级的。如果劳力供小于求，工资应该上涨，不是吗？但这只在理论上行得通。我曾经在玛丽美姿公司申请过一份女佣工作。我未来的老板把我留在那儿足有1小时15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她抱怨找不到称职的帮手。原因很简单，她只给这份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支付200到250美元。我刚皱起眉想算一下每小时大概有几美元。就听见她低声警告说：“别算每小时大概有几美元。”但这种每小时5至6美元的重体力劳动很可能会导致身体损伤，这足以使任何稍有数学常识别的人放弃这份工作。我认识到，这里同基韦斯特一样，仅做一份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劳力供求之间新的规则是，工资太低导致人们尽可能多地兼职。

我在波特兰东奔西跑地找了两天工作，然后强迫自己坐在6号汽车旅馆的小屋中等电话。我不得不还呆在这儿，因为蓝色大堂旅馆星期天才准许我入住。房间太小，我无法来回踱步，房内太脏，我根本不可能呆在里面做白日梦，而且也不值得进行这样的尝试。所以呆在这儿真的需要很大勇气。还好，午饭前电话响了两次，我立刻接受了这两份工作。我这么义无返顾，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原因，倒不如说我已经恐惧于被禁闭在这间小屋里。一份工作是每小时7美元的周末家庭保姆，明天就上班。另一份工作是美姿清洁公司宣布我通过了“准确个性测试”，星期一早晨7：30就可以上班。美姿公司给的薪水是铸小时6.65美元，这是我碰到的最大方、最高薪的女佣工资、不过如果我有一天不能上班，我就要有两星期只拿每小时6美元的薪水。我不是非常清楚女佣服务包括哪些，也不知道这种工作和办公室工作有何不同。但美姿公司办公室经理泰米告诉我这份工作很容易，因为人生来就会干清洁工作。鉴于我从玛丽美姿公司听到的警告，我不敢就此认定工作很简单，但我想我至少能干完一个礼拜。我每天下午3：30下班，这样我每天下班后还有时间找工作。我很想去一家薯条厂工作，因为从那家工厂开车到蓝色天堂旅馆只要10分钟。而且我还可以接着申请我中意的职位。这种安排已经像一个完整的计划了，干着清洁工工作的同时寻找更好的工作，用保姆工作帮助我度过这段过渡期。为庆祝我初战告捷，我在苹果饭店的酒吧里花了11.96美元吃了一个汉堡，喝了一杯红葡萄酒，还付了小费，虽然我坐在酒吧里不得不忍受我并不喜爱的电视节目。

我到波特兰的第四天早晨4：45就起床了，这样我才能在7点钟赶到伍德凯斯公寓（假名）上班。我的工作是食品助理。这工作听起来很重要、很专业，而且好像不难做。我穿着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戴着必须戴的发网，并自做主张地加了一条围裙。我不用自带午饭，因为我们可以吃房客吃完后余下的所有东西。负责带我的琳达是位三十来岁、满脸和气的女子。她告诉我不必忍受任何性骚扰，特别是老板的儿子罗伯特。碰到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找她，我觉得她很希望听到与罗伯特有关的抱怨。另一方面，这里对犯错也有严格的纪律，一位周末上班的小伙子将奶油块放到易化的容器中，结果融化的奶油流到了地上，搞得地上油腻腻的。琳达说不希望看到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当天的工作是将早餐从楼上的大厨房搬到楼下的小厨房，为用餐的房客服务，然后清理卫生，为午饭做准备。

这些活对于曾干过女招待的我来讲只是小菜一碟。房客们一般在早饭开始前40分钟就来了，他们走来走去，拉椅子，由着性子出出进进或为坐在哪儿吵来吵去。我跑来跑去地为客人倒咖啡，像在正式餐馆那样问他们想吃什么，虽然正式餐馆里很少有客人会像这些人一样身上散发着异味。如果有人不想吃法国吐司，我们就会做成吐司或坚果奶油三明治。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快用餐，避免他们因此犯低血糖或偷偷地溜回走廊。我需要干很多跑腿的活，但却不必担心会忘记什么，因为客人的记忆力也不大好。我尝试着记住他们的名字，玛格利特来餐厅时手里拿着一个玩具熊，除了腰间围了一块尿布外，什么也没穿。格莉丝一直好奇地盯着我，并让我给她还没动过的杯子里面续添饮料。利蒂是一个糖尿病人。她经常从别人的盘子里偷油炸饼圈，所以对她得时时留心。露丝将橘子汁倒在吐司上想让它变软，结果却倒了一桌子。她是另一个老小孩。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巴巴拉”。她立刻高呼“巴巴拉·布什”。虽然我一再辩解，这个玩笑还是在早餐时间出现了两次。

清洁工作是最令人恶心的。我并不知道食品助理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洗碗工。我需要清理大约40个护士、护士助理和房客吃完早餐后留下的现场。我用手将盘内未吃完的东西拨到桶里，擦洗盘子，将盘子泡在水里，再将盘子堆放在架子上，将架子放在洗碗机中，这个过程需要弯着腰将15至20磅的架子放到地面洗碗机洗完后等餐具凉得可以拿的时候，卸下架子，关好洗碗机，然后清洁桌子，给晚来的客人上餐。最高效的办法是在洗碗机洗完一批餐具时，准备好另一批待洗餐具。我从6岁起就开始洗碗，我妈妈让我干这活时可以在饭后忙里偷闲地抽一根烟。我喜欢干与水有关的工作。但我能做的也仅是将脏盘子放入大洗碗机中。洗完盘子后，琳达让我去餐厅吸地毯，但吸尘器根本不可能清除地毯上又粘又腻的污物。所以我需要不时地趴在桌子下面，用手指甲清除粘糊糊的糖饼。

上午休息的时候，我和当天当班的两名厨师中的彼特一起抽了根烟。我早晨7点到的时候，曾和他攀谈了几句。他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你从哪儿来？现在住在哪儿？结婚了吗？我简短地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但没说我是否有男朋友。我实在不知从何谈起并不住在一起的男友，而且我并不想把彼特视作同盟军来对别人品头论足。我认为食品助理工作应该和服务员一样都是依赖于厨师的。厨师可以给你很多方便，当然也会让你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答应和彼特一起到停车场，坐在他的车里抽上一根万宝路。除了为了散烟而敞开的车门，这还真像个约会。他问我是否喜欢这地方。我说还行，因为我父亲意外去世后我一直呆在家里。我说的是实话。他警告我要小心莫利，因为她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人。琳达还行，但她上礼拜训斥彼特将甜点放在了一个糖尿病人的送餐盘中（不能到餐厅就餐的住客，由厨房为他们专门准备饭）。她以为这是哪儿，医院吗？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儿。还要小自利昂，他有跟踪女同事回服务间的毛病。总之要小心所有的人，这地方充斥着谣言，你说的任何话转瞬之间就会成为公开的秘密。他还问我有些什么消遣。“读书”。不喝酒或去狂欢吗？我一本正经地摇着头，觉得自己像个假道学者或只是个无聊的笑料，根本不配有人陪伴。

我们并未谈及和男朋友有关的话题。彼特看上去要比我小10岁（他好像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当然也没有必要指出来）。很奇怪我们居然都喜欢时下流行的某位戏剧名星，不过彼特实在没有什么幽默感。如果他讲的故事可信的话，那他和我一样都是冒牌货（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每小时只挣7美元，也曾在餐馆吃过很多苦，但他的生活不成问题，因为几年前他赌博赢了一大笔钱，并做了几笔明智的投资。如果他真这么富，为什么他还开着辆锈迹斑斑的破车，为什么他的门牙如此松散。为什么一个如他这般自尊自重的厨师会甘心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眼睁睁地看着自已准备好的食品有2/3被倒掉。我当然不会说这些，“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工作？”他说他曾经试过呆在家里，但他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像个远离尘世的人。他这句话让我很触动，这个他认为如此病态的地方居然是真正的人类社会。也许哪天下班后我也应该去海滩走一走。我将思绪拉回来，融入到准备午饭的繁忙中去。

令人奇怪的是，有相当多的客人居然在午饭时间认出了我。一位客人在我给她上火腿排时拉住我的胳膊低声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好人。”结果我每次给她上茶，她都会重申一遍。另一个客人说我看上去很可爱，还有一个客人居然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在想，我将成为黑暗中的一颗明灯。也许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这就算是为我父亲生前受到的非人待遇所做的一种补偿吧。我很高兴满足她们要吃冰淇淋和烤奶油三明治的要求。她们和我一再开“巴巴拉·布什”玩笑时，我用笑声来回应。我的心情一直很好，直到我给一位矮小、肮脏、满头白发，蜷缩在轮椅中的老太太倒牛奶时，听到她说了一句：“我想抽你。”我听得不太真切，便弯下腰想确认一下她说的是什么，她突然将杯子里的东西泼向我，我的短裤从上到下全湿了。其他的人在旁边嚷着：“她弄湿了她的裤子。”我想在这个奇怪的白人世界里，我已经不是彼特说的那种远离尘世的人了。谣言和阴谋引诱我走进这个富人世界，结果我却接受了白色液体的洗礼。

星期六是我在6号汽车旅馆过的最后一晚，我不想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但是一个既没多少钱又对狂欢不感兴趣的人能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我曾多次开车路过市中心的“拯救”教堂，仅仅这个名字就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里果真会有一群从未看过詹姆斯·杰克的小说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的人们吗？或者更糟，这些基督徒会非常熟识同性恋者在丛林中强奸别人的故事吗？教堂前的帐篷张贴着的广告称星期六晚上有“露天复活活动”，这听起来似乎是我这个无神论者很好的娱乐活动。我开车穿过一片满是废弃房屋的危险地带，终于在黄昏中看见了若隐若现的帐篷。这儿看起来并不热闹，因为大约300把椅子只坐了五六十人，其中有三四个是有色人种，我猜可能是非裔或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每个人都面带愁容，看上去像乡巴佬，从遗传角度讲，他们和我都是同类人（艾赫伦里奇是婚姻给我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亚历山大源自肯塔基州）。

我同坐在旁边的妇女闲聊了几句，说了一些今晚天气很好，你住的离这儿远吗之类的话。她把她的《圣经》借给我，因为我是惟一一个没拿《圣经》的人。讲台上十来个人中的一个让大家站起来开始唱歌，我真要感谢他，因为折叠椅已把我疲劳过度的后背搞得生痛。我甚至和其他人一样有节奏地拍手和晃来晃去，以表明自己也参与其中。我想很少有人真正融人其中，大家只是跟着音乐，闭着眼，高举着手，倾听语意不清的歌词。

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祈祷就开始了。一个穿着长袍的男士告诉大家《圣经》是多么棒的一本书，并感叹人们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书。其实真正需要的只是这一本。有人在电视里说应该买某本书，结果这书立刻卖得很好。这叫什么来着？我想他说的是“推销”，但下边没人能提示他。不管怎样，这书能卖到3000册，然后是进入十大畅销书。哈！接下来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小伙子接过麦克风，紧闭双腿发表了一篇疾风暴雨式的对耶稣的忏悔。然后是一位年长些的白人抨击这个险恶的城市里的异教徒们很少向教会捐献。“这需要钱，这些帐篷不可能自己就竖起来。”他接着说，“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只顾为自己挣钱的人不能理解的。想想耶稣给了我们那么多可享受终生的财富……”

我禁不住想这种永恒的灵魂对身患重病的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今生是在轮椅上度过，头永远是45度后倾，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却不能发挥作用，就像我在伍德凯斯公寓照顾的很多人一样，那么谁还会期望有后世吗？我们在死时拥有的永恒的灵魂注定要目睹伍德凯斯公寓发生的一切吗？要目睹如此多的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和糖尿病人，安抚那些精神已经毁灭的死者吗？永恒的灵魂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灵魂吗，是人最高的认识力和精神需求吗？是否拥有永恒的灵魂就可以不去在意糖尿病人是否吃了糖饼，因为从救世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死了。

祈祷还在进行，不断地传出“阿门”的声音。如果上天真的可以理解这些人们忧郁的眼神，理解收人的不均和希望提高工资的愿望可就太好了。但是耶稣在这儿只是一具尸体；活着的人，大吃大喝的懒汉和有先见之明的社会学家永远不会是这里的话题，当然耶稣也不会说话。也许现代基督教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再折磨耶稣使他永远也不能说话。我很想在这儿再多呆一会儿，听听还能说些什么，但蚊子疯狂地攻击我。我趁牧师将头机械地转向另一边时站起身走开。我在夜色中寻找自己的车，心里却悄悄地希望耶稣会真的出现在黑夜中，伫立在帐篷之上。

星期天我如愿搬进了蓝色天堂旅馆，我很高兴终于可以离开6号汽车旅馆。新居没什么太大的缺陷，至少一切都可以忍受。房子比我想象中要小一些，因为房东占用了一部分空间改做了工具柜，这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厕所离厨房的小桌只有4英尺远，我吃饭时必须紧关厕所门，否则我就会觉得像在厕所中吃饭一样。床头离火炉只有7英尺，这意味着我煎鱼的味道会整夜飘荡在空中。我做饭只能做些煎炒的菜，因为我只有一个煎锅，一个盘子，一个小碗，一个咖啡机和一个大的喝水怀，我甚至没有一个壶。不过我马上有了应付之策：盛色拉的铂制容器可以当盘子用，大的盘子用来当切菜板，床中央的凹陷处可以在下面垫个毛巾找平。在6号汽车旅馆的种种不适终于可以缓解了。

我发现独自拥有一个单间的我已成为蓝色天堂旅馆住客中的贵族。我在公用洗衣间中遇到的长住房客们都是蓝领阶层，因为他们洗的都是制服或工装之类的衣服，而且他们在晚上都很安静。一般他们都是一对夫妇带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就像电视中偶尔出现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形象一样，只不过他们的住房条件不像电视中的一样，我的邻居们一般都是三四个人挤在一套一居室中。一个小伙子得知我住哪个房间后告诉我，他曾经和两个朋友在那个房间住过一段。一位已经有一个3岁大外孙女的中年妇女安慰我说，刚开始住在汽车旅馆时总是会不习惯的，特别是以前已经习惯于住正式房屋的话。不过不用多久你就会习惯的，因为她已经在蓝色天堂旅馆住了11年。

我星期一早晨7：30到美姿公司办公室上班时休息得很好，而且自认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对清洁工作一无所知，从给我的小册子中得知，这家公司在全国有三百多家特许经营分部。我对佣人这份工作的了解大多来自19世纪的英国小说《楼上楼下》，像是有什么预示一样，周末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身着黑白制服的佣人形象，比起那些没有经验、自私自利的主人来说，佣人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在美姿公司也得到一身制服，穿上去非但没有显得精神反而有些蠢笨。衣服很不合身，而且颜色搭配也令人不敢恭维，下身是绿色短裤，上身为艳丽的金黄色套头衫。书面规定称，我们需要经过一天半的训练，还要学习礼仪。规定还包括：禁止吸烟，至少在到达客户家后巧分钟内禁止吸烟；在房间内禁止喝酒、吃东西或嚼口香糖；禁止骂人，即使主人不在也不可以。也许是让我们提前进入状态的缘故，在公司内也禁止讲脏话。我想这些也许就是我需要在“楼下”学习的，只是我不知道还需要迈多少级台阶才能走到“楼上”。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了足足有40分钟，没有人搭理我，甚至没有人冲我点一下头。这段时间里，其他雇员也陆续到了。他们都已穿好制服，开始享用美姿公司提供的免费早餐，咖啡、面包圈。他们中间只有一位女性，年纪大约有二十八九岁，不过现代女性都很会保养自己。人们有的忙着吃早饭，有的忙着将抹布扔进塑料桶里，有的忙着往瓶子里倒洗涤剂，屋子里甚为热闹。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人们的话题仅限于询问一下周末的吃喝。房间里只有两把折叠椅，而且都坐了人。我和另外那个女孩只好盘腿坐在地上，安静且略带紧张地等待着把我们三五成群地分成不同的组，然后再派到不同的工作地点。一位同事告诉我，每个组并不总是打扫固定的房子，而且每个人也不是固定在某个组的。我想这种安排可能是为顾客着想的，因为这样安排就可以避免危险或犯罪的发生，客户只同办公室经理泰米、分部经理泰德和老板联系。这种安排对工人来说却很难说有什么好处。我听说一个独立清洁工每小时的薪水一般为15美元。我去泰米办公室领制服时听她在电话中对顾客的报价是每人每小时25美元，而我们每人一小时只能拿6.65美元。我以为听错了。几分钟后她给另一个顾客的报价也是同样的。我想这工作比做自由职业者有利的方面恐怕在于在这儿不需要找顾客，也不用备车。你可以接受救济或乘公共汽车来这儿，白手起家。

最后，在所有雇员都坐上公司引人注目的绿黄轿车扬长而去后，我被领进一间小房间，从录像中学习我未来工作的要领。我申请的另一家服务公司的经理曾告诉我，她不愿雇佣那些以前曾做过清洁工的人，因为他们会拒绝按公司的章程办事。鉴于此，我打算把我原来那点清洁常识全部忘掉。录像共分四个部分：清扫、盟洗室、厨房和吸尘，每个部分都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按照画外音进行清洁。吸尘部分从主人的卧室开始，清扫则直接从厨房开始。进入一所房子首先要把房子分成几个部分，然后从左向右，从上向下进行清洁。这样做就不会忽略任何地方。

我最喜欢清扫部分，因为清扫有自己的逻辑性和朴素的美感。走进一间房子，先把一块白色抹布喷上温蒂西清洁剂，然后放进绿围裙左边的口袋里。擦拭物品的干抹布放在裤子的右口袋里。闪亮的地方用清洁剂，木制品用擦亮剂，其他都用消毒剂。泰德时不时地走进来和我一起看录像，而且会暂停录像，给我详细解释一些关键的地方：“看见没有，她在躲着花瓶清扫，因为这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想要是泰德也出现在录像里，那肯定是个卡通形象，短粗的脸庞配上棕色纽扣般的眼睛，鼻孔朝天的小鼻子，再加上他裹在套头衫中的大肚子。“你知道吗，打扫的过程都是以秒表计算过的。”泰德很自豪地对我说。录像中警告不要过多使用清洁剂时，泰德在一边补充说，减少清洁剂的使用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使工作节奏变慢。他说：“清洁剂比你的时间要廉价。”我很高兴知道居然有东西比我的时间便宜，而且在公司的价值等级中，我的级别是高于清洁剂的。

吸尘部分是最乏味的。首先是两个小伙子介绍吸尘器的使用方法。一个胖胖的，自称为该种吸尘器发明者的小伙子介绍说，这种吸尘器需要绑在背上使用。他把吸尘器绑在身上后自豪地说：“看，我是一个吸尘清洁工。”他说吸尘器只重10磅，但我很快发现，加上围在腰上的附件，至少会有14磅重。真不知道我脆弱的背部要受怎样的罪？发明者开始讲述这种人机组合体的内部构造，吸尘器绑好后，人也成了吸尘器的一部分，而且活动要受电源线的限制。但吸尘器不会导致背痛。我无法忍受这些叙述，素性看第二盘带子。这盘带子开始讲述吸尘器的使用方法。我在想清洁工真的会像这位模特佣人一样干活吗，我们要打扫的房间真的如录像所示吗？真会有人把家装饰得如此糟糕，没有任何个性.而且在模特佣人打扫前就如此整洁吗？

我开始看厨房和盟洗室部分的时候觉得有些困惑，不过几分钟后我就明白了原因，因为整个清理过程几乎没有涉及到水。我妈妈是一个要强的家庭主妇，她教我用戴着橡皮套才能把手伸进去的热水清理污物，这样微生物几乎不用肥皂就可以清理干净。但美姿公司的录像却只字不提病菌二字。我们的对手全是看得见的东西：肥皂沫、灰尘、狗毛、斑点、油渍。我们只消用湿抹布和塑料刷就可以清除掉。我们只负责清理顾客用眼睛或用手能发现的污物，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就是擦拭。录像中没有说细菌会通过抹布和手传播，会从盟洗室传播到厨房，或从一家传到另一家的问题。录像强调的是如何做好表面文章。泰德走进来继续他的指点：把摆放散乱的枕头对称摆好；用婴儿油擦亮不锈钢下水槽；把调料瓶、香波瓶商标朝外摆好；把波斯地毯的毛边整理好；用吸尘器在地毯上留一个吸过的锯齿形痕迹；厕所的卷纸需折成宾馆里的那种样子；散乱的纸张，衣物或玩具都要堆放整齐；最后要在房间内喷上特有的花香清新剂，以此告诉房主他们的房间已清理过了。

经过一天的训练后，我可以和别人组队工作了不过我发现现实生活和录像并不一样，至少不像录像中清扫部分所示。和现实生活相比，录像中的一切都是慢动作的。早上，我们不是走着而是跑着将装满清洁剂和工具的桶搬上车。我们到达客户住所时，也是跑着将桶搬进屋里。我们的领队利兹是一个30岁出头，身体强壮的女人。她告诉我打扫每处房子的时间很有限，打扫一室半的公寓不能超过60分钟，打扫多居室住宅也只有200多分钟。我很想

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顾虑泰德说的时间限制。既然我们是按小时取酬，又何必着急呢？不过我没敢把问题说出来，以免被认为是态度问题。我们到达需打扫的房屋后，由利兹给我们分派活，我举手表示不打扫盟洗室，也不吸尘，但是清扫部分却要面临爬上爬下的危险。我擦门的上沿，趴在地板上擦墙边，站在桶上擦高处的架子。这样干了一小时后，我真想坐下来喝杯水。但只要你干完自己的活，领队就会派你去帮别人干。有一两次我因等待水分蒸发而不得不变慢工作节奏时，我被派去擦地板，将抹布放在脚下，来回擦抹。我坐到汽车里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已被拖地板和测抹布的脏水溅湿。而我的同事早已把车发动起来准备出发了。利兹告诉我，他们永远不会扔下任何人，即使谁也不认识的新人也不会被丢下。

我面试的时候知道我可以享受30分钟的午饭时间。但实际上，午饭时间只是在有便民店的地方停留5分钟的时间。我和组里的另外两个人一样，每天都自带火鸡奶油三明治，其他的人在便民店买点吃的，或吃早餐剩下的面包圈，或者什么都不吃。我组里的两位己婚年长些的妇女吃得最好，她们吃三明治和水果。年轻一些的妇女吃比萨饼，比萨圈（一种四周是面圈，中间是比萨汁的食品）或一小包薯条，我们自知并非白领职员，不可以悠闲地坐着，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吃喝拉撒。公司办公室墙上的张海报罗列了我们干的不同工作每分钟会消耗多少卡洛里，清扫会消耗3.5卡洛里，吸尘会消耗7卡洛里。如果在一天工作7小时（8小时工作时间减去路上耗费的时间）的时间，每分钟平均消耗5卡洛里，那么你每天就需要在剩下的卡洛里，大概是900卡洛里的基础上再摄人2100卡洛里的热量。让我说说罗丝丽吧，她和我一样都初来乍到，刚从缅因州北部农村的一所高中毕业。她的午餐少得可怜，一半面包是昨天剩的，加上一小半今天新买的。她告诉我她一无所有（虽然她和男友及男友的母亲住在一起），根本没有钱买午饭。我问她是否要从市场上给她带一瓶苏打水时，她告诉我她连89美分也没有。我替她买了苏打水，并希望我能像妈妈一样逼她喝些牛奶。她怎么能撑下一天八九个小时的工作呢？她告诉我她有时会觉得头晕。

我的同事们真是太穷了。任何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会觉得绝望，或认为这是一段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历史，但是我无权过问这些。教授行为举止的录像中，主人公并没有在握手后询问大家你们来这儿干吗？在汽车和办公室里，我从同事的谈话中了解到没有人是无家可归的。所有的人都和家人挤住在一起，有的家还和别人合住。人们的话题大都为去医院看祖父母；给侄女的丈夫送生日卡；单身母亲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或与同事或男友合住。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潘玲有自己的房子，但她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的四个成年子女和三个外孙挤在卧室里。

虽然没有人是睡在车里的，但我还是从一开始就发现了他们生活艰难的种种迹象：抽了一半的烟被重新放进烟盒里；人们在讨论由谁付50美分的过路费，泰德会不会很快就报销这笔费用；我的一个队友因长智齿而疼痛难忍，但她仍坚持打了无数个电话，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免费的牙科诊治。一次我们小组发现清洁剂用光了。我建议在便民店先买一瓶，这样就不用花费很长时间回公司取了。但是，我发现我一分钱也没带，而我们四个人居然凑不足2美元。我在美姿公司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天赶上了缅因州9月初少有的热天气我们路过的银行电子钟上显示的温度是华氏95度、我和一脸苦相的罗斯丽及组长麦蒂组成一组和利兹铁面无私的精神失相比，麦蒂的满脸愁容倒让我更舒服些。我听说利兹是级别最高的清洁工，应该算顾问级别了，她很喜欢打小报告少麦蒂是一位27岁的单身母亲，刚工作3个月，她为自己孩子的照看问题而忧心忡忡。在去打扫第一处房子的路上，她告诉我她男友的姐姐在照看她18个月的孩子，工钱是每星期50美金，这几乎是她在美姿公司薪水的一大半。不过正式的托儿所一星期要付90美元。我们顺利地干完第一家后，开始狼吞虎咽地吃午餐。罗丝丽吃了一点面包，麦蒂吃了一包胡椒农庄鱼。然后我们奔赴下一个工作地点。派遣单上注明这是一个有五间盟洗室的大房子。但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还是被房子的规模惊呆了，以至于我们为找到合适的入口而拎着桶站了好大一会儿。这所房子看上去像一艘停泊的大客轮，船首延伸至一大片绿色的草坪，船体有无数个窗户。麦蒂读着单子上主人的名字说：“哇！W太太和她的大笨房子。我希望她能给我们提供午餐。”

W太太看到我们时并不太高兴。当黑人保姆把我们带进她坐着的大厅或聚会室、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时，她一脸不高兴。不管怎样，她已经有保姆、厨师和一帮听候吩咐的佣人了。她不想带我们到各个房间转一转，因为她已经在电话里给我们公司交待过了。但麦蒂站在那儿不动，我和罗丝丽也站在她后面，直到W太太同意带我们走一圈。她领我们四处走的路上说，我们打扫时要把面上的东西都移走，一定要把墙角的每一处都擦干净。我算了一下，墙角至少有几里长。要小心婴儿，孩子正在吃奶，不能靠近任何清洁剂。

于是我开始了同灰尘的战斗。在这样一个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定义房间名称的地方，美姿公司特殊的打扫方式帮了我的大忙。我需要做的就是在房间里和房间之间来回走动，尽量记住不同房间的记号，以免我重复劳动。抹布在这里可谓大开眼界，因为每一件物品都要被举起来擦试一下。从房间的陈设中，我了解到W太太是一所重点女子大学的校友，现在的工作是掌管一部分投资和照顾孩子。我还发现了为照顾孩子而设计的专门表格，上面标有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最新喝的流质的浓度和颜色。在主人的卧室里，我清扫的书架上摆满了有关怀孕、哺乳、新生儿6个月、1岁、2岁的书籍。我在想是什么剥夺了麦蒂照顾孩子的权力。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妇女冥冥中已被分成两类：负责生产的和负责服务的。做佣人的女人是不应该生孩子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办公室经理泰米会戴着一寸长的假指甲，穿着套装。她原来也是佣人，现在她想以此显示自己已经上升到负责生产的级别，永远不会被派出去干活了。

屋子里很热，空调没开，我想这是为婴儿着想。一开始我还好，直到我开始擦玻璃门。每一扇玻璃都需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左到右涂清洁剂，擦洗、再擦净，直到玻璃干净得就像不存在一样。外面，我看见一帮建筑工人正在狂饮矿泉水，但我们的规矩是在房间中不能饮用或吃任何东西。汗如雨下对我来说已不是稀罕事了。我住在亚热带地区，即使最不爱运动的人一年中也有9个月在出汗。在我自已的生活中，我也干活，并且很为汗迹在T恤上形成的V字形而自豪。但在我正常的生活中，身体流失的水分很快就会补充起来，现在，人们就像需要照料的婴儿一样娇气，即使在机场这样的地方，人们也需要塑料瓶装水。然而现在的我挥汗如雨却得不到任何水分的补充和休息。汗水已不再是汗珠，而演变为水流，湿透了我的套头衫，顺着我的腿一直流下去。我早晨瞄的眼线好像在嘲笑我一样，一直流到了脸上。我的头发可以拧出水。我一直干到起居室，真希望W太太能有机会认识到她的与众不同和清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只是一个饥渴的人和一杯水之间的障碍。

我好不容易打扫完所有房间，再也找不到该擦的地方了。麦蒂又让我去擦厨房的地板。W太太正在厨房里，我得在她面前跪着擦地。我们没有我在自己家里用的那种拖把，这种跪式劳作的方式正是美姿公司清洁服务的卖点。公司的宣传手册是这样鼓吹的。“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擦地板——跪着用手和膝盖（特意强调这一点）。”这样做不仅可以更贴近工作，还不容易漏掉地上的污点。但是这种跪式服务的所有优点都被美姿清洁体系人为地破坏了，我们只允许用小半桶温水打扫厨房及相关地方的地面（早餐小饭厅和其他就餐区域），这意味着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把灰尘重新摊了一遍。偶尔会有顾客抱怨我们拖过的地面。比如，一位男士用纸巾擦我们刚清洁完的地面上的水时，发现纸巾竟成了灰色。一个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不仅会擦净地板，而且还会令干活的人更有尊严。但是正是这种一开始就采取的屈服姿式使顾客欣然接受了佣人服务这种方式。

W太太家的地板很硬，我想可能是用石头或仿石制品铺的地面，但我们今天没带膝盖垫。中产阶级的无知曾让我以为膝盖垫只属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但事实上我们的清洁设备中确实有这种东西。我跪在地上，在屋子里爬来爬去，就像狂热的信徒匍匐在十字架前。忽然我觉察到W太太正盯着我，她死死地盯着我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已是否在她的母校搞过讲座，而她已经在回想曾经见过的一切。如果我被认出来，我会被解雇吗？她会给我一杯水吗？如果她真给我那我就接受，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如果泰德知道了这件事，我就说我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不过，想这些根本没用。她盯着我只是防止我漏擦什么地方。当我疼痛难忍地站起来，透过汗水眨了眨眼睛时，W太太说：“你能再擦擦门口的地板吗？”

这天晚上，我奔回蓝色天堂旅馆的小屋，落下百叶窗，把制服从身上扯下来扔进厨房，站在浴室内尽情冲洗了10分钟，庆幸所有的水都是属于我的。浴室太小，根本不可能同时容下我和脏衣服。这些水我已经付过钱了，实际上这些水是我挣来的。我在美姿公司撑过了一个星期，没碰到倒霉事，没受伤，也没造反。我的背不疼，至少我现在没觉得疼。我患有关节炎的手腕也没复发。我的同事说第一次用那种肩背式吸尘器时累得头晕，但我觉得还好。我没把脏水溅到W太太白色夏季套装上，我也没用吸尘器碰坏任何中国瓷器或雕像。我总是精神百倍，充满活力，忙前忙后，具备了一名新雇员应该具备的一切素质。如果我能干完第一个星期，我就能干完第二个星期，这样我也不用花时间找工作。下午3：30下班的说法己成为一种神话，因为我们经常在下午4：30或5点才能回到公司。我难道要穿着湿透、粘粘的衣服去面试吗？我决定拿这段时间奖励自己，在夕阳中到老果园滩的海边散步

因为天热，海滩上仍有一些游泳的人们。但能穿着短裤和T恤坐着看海浪拍打着沙滩，我已经很满足了。太阳落山后，我走回镇上寻找我的车。我忽然很惊讶地听到只有纽约和柏林这样的大城市才会有的声音。一对秘鲁音乐家在码头附近的街头草坪上演奏音乐，有几十个当地人和度假者围在周围，表情安祥地倾听着。我挤进人群，找了一个能看见音乐家的椅子坐下，注视着美丽年轻的吉它手和吹笛子的高个子青年。他们来这个满是蓝领工人的小旅游度假地做什么呢？观众们会怎样看他们呢？伴随着打击乐传出的笛声既令人奇怪又似曾相识。这种旋律好像在几个世纪前就存在于我的农民祖先的脑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忘了，直到几分钟前我又突然想起。其他的人好像和我一样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两位演奏者在送出音乐的同时冲对方眨着眼睛，微笑着。我明自他们就是令全球下层人士享受欢欣、摆脱污秽的力量化身。一曲终了，我给了他们一美元，这相当于我10分钟的辛苦和汗水。

好女人的脾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的肌肉和关节还在和我合作，但皮肤已经决定和我作对了。一开始我以为胳膊和腿上粉红色的痒块可能是我被锁在门外时有毒的常春藤惹的祸。有时候，房主会忘了让我们来清扫这件事，或忘了在门口的小垫下留下钥匙，或改主意不想请清洁工了却又忘记通知泰德。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像学生们碰到下雪天那样欢快。因为泰德会因顾客的错误而训斥我们。在一天早晨出发前的例会上，泰德说如果顾客忘记我们要来就意味着，顾客不满意或不愿告诉我们。有一次潘玲当我们组长时，她打电话告诉泰德我们被锁在门外了，结果他的答复却是“不要告诉我这些。”所以我们在放弃之前总会像小偷一样先设法寻找一个可替代的人口，跨过绿色植物，从窗户向里窥视，敲打所有的门。我虽然没看见什么有毒的常春藤植物，但是谁知道缅因州的鸟语花香中是否有其他有毒的植物，辟如橡树或漆树等。

也许罪魁祸首是清洁剂。但果真如此的话，皮疹应该从手开始长才对。皮肤持续疼了两天后，病患处的皮肤开始腐烂，我在疼痛处敷了一些止痛膏，但这样做只能让我睡一个半小时，之后又会是钻心的疼痛。我醒来后想，我还可以工作但也许不该再出去干活了，因为现在的我就像一个麻疯病人。泰德对生病这种事是没有多少同情心的，而且有一天早例会的主题还是如何克服病痛。他说有人患偏头痛仍带病坚持工作。“如果我患了偏头痛，我就会吞下两粒止痛片，继续干活。”所以我是本着进行科学实验的精神走进办公室，询问我灼热的患处是否可以成为我呆在家中的理由，我想不会有人愿意让我这样的病人收拾孩子的玩具，接触浴室的香皂的。但泰德的诊断却是我患了橡胶过敏症。他让我不要再戴以前的那种橡皮手套，他说会让我用另一种橡皮手套。

符合我现在身份的做法是，我下班后找一家急诊室寻求治疗。但是疼痛在夜晚折磨着我，把我的脾气搞得很糟。我把手挥来挥去，使劲跺脚，尽量避免自己去抓挠患处。我不得不退回到我真实的生活中寻找帮助，我给在基韦斯特认识的一位皮肤专家打了电话，在电话里给他讲了患处的大致情形。止痛膏、皮炎平、皮炎膏等药物一下子就花去了30美元。患处还是很痛，有时我会在吸尘和清洁的时候盯着顾客的蓝色游泳池发呆，因为疼痛快把我搞疯了。后来开始因水冷、水热而受到影响。在最热的一天，萝丝丽、麦蒂和我打扫完一处有游泳池、阳台和池塘的房子后，我们坐在车里谈起了憧憬的现实，如果游泳池是大海，池塘是湖，平静如镜的水面泛着微波那该多好。我们是不可能在顾客家中洗手的，至少在下水道风干清理完之前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设法在下水道清理完后洗一下手，但是手洗完后却发现还有擦地板的脏抹布需要清洗。洗完手后，我还可能会从地上捡起一只臭虫，或为了清洁往手上倒一些消毒剂。在被疼痛折磨了3天后我再次来到老果园海滩，穿着衣服在海边趟水（我从基韦斯特来缅因州时没带游泳衣）。海浪打湿我时，我尽量表现得有此意外以免让别人认为我是可怜的街头流浪者，只能把当海滩作自己的浴室。

还有一些事使我不能保持十足的干劲。我以前一直为自己能同比我年轻二三十岁的女孩承担同样的工作而窃喜，但后来的事实却让我明自这种情形实际上对她们更有利。我们是彼此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人能力较差意味着其他组员要承担额外负担。我们经常会跑到药查买草药和非处方药来缓解疼痛。如果我不了解我的同事们是如何靠可怜的工资生存，或怎样在地狱般的条件下苦苦挣扎，我就不会了解她们会被背痛、抽筋和关节炎苦苦地折磨。劳瑞和潘玲因背痛免除了干吸尘的活，这就意味着别人都害怕和她们分到一组。海伦的脚不好，泰德曾经在她没来上班的那一天把病因归罪于海伦总是坚持穿廉价而不合脚的鞋子。马格尔的关节炎使擦洗工作成为一种折磨，另一位女工则不得不为扭伤的手腕去看理疗专家。罗丝丽告诉我，她的肩伤是小时候摘蓝莓时留下的，在我眼中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她的话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我在炎热的七月手捧满满的蓝莓，走在地里。但是罗丝丽小时候已经在缅因州北部的蓝莓田里干活了，她的肩伤是职业病。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疼痛，我们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用香烟做辅助治疗，在周末选择狂饮来忘掉痛苦。我不知道房主走进收拾得如宾馆般的房间时能否体会到痛苦的感觉？如果他们了解了一切，他们是否会厌烦这一切，或许他们会因为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凭生傲慢，向客人炫耀自己的地板是被人的泪水擦净的。我曾经遇到的一位房主是一位开朗健壮的女士。从她的书桌上，我知道她是一位业余形体教练。她看见我因吸尘而满头大汗的时候说：“这运动真累，是不是？”她的语气很友好，而且她居然还递给了我一杯水。但是，这种待遇我只碰到这一次。我没有遵守在房间中不能饮食任何东西的规定，我接受了这杯水，并特意剩下一点没喝完，以免她再给我续添。她说：“我和我的客户说过，如果想保持身材，就不要雇清洁工，自己干家务活。”我只哼了两声做为回答。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体育馆聊天，我也不能解释清洁工的运动是一种不对称的、残酷的重复运动，不仅不会强身，反而会破坏人体的肌肉和骨骼。

有时候，自我克制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有一次我替一位百万富翁打扫房间。（我猜她应该是百万富翁，因为她的房子有三层，而且面对一大片白色大理石包围的海岸。）她还是真正的巴巴拉·布什的朋友。她把我带到主人的浴室说淋浴间有点问题。问题似乎是大理石墙面的褪色染脏了铜制的淋浴器，我能清理掉这些坚硬的物质吗？我想告诉她，并不是大理石在“流血”，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流血，是那此开采大理石的工人，编织波斯地毯的工人，采摘放在你精致起居室的水果的工人，制造钉子的工人，开卡车的工人，建造这所房子的工人和现在弯着腰蹲在地上的清洁工人们在流血。

即使在我伪装身份的日子里，我也没把自己想成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我之所以能够不知疲倦地工作，是因为我拥有几十年较好的医疗照顾，享受着高蛋白的饮食，一年中要在体育馆花四五百美金健身。如果说我现在还算是工人阶级中称职的一员的话，那也是因为我干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没有把身体累垮的缘故。但是我要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我从来没有雇过一个清洁工，虽然我的同事和丈夫多年来曾多次劝我这样做。除了一两次为临时来住的客人收拾房间以外，我需要雇人的时候，也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但当时我雇不起。后来我雇得起佣人时，我还是认为这种想法令人难以接受。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母亲认为自己打扫房间是一个女人应有的品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坐的时间很长，做15或30分钟的家务对我来说是种休息。但是，我大部分中上阶层的朋友都有了佣人后，我仍然排斥雇人这种想法。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我想要的。

让我拿大便为例吧。清洁工每天都要面对大便。我第一次做为佣人面对厕所中残留的粪便时，真是目不忍睹。几小时前，某个吃饱了的家伙坐在这个马桶上排泄废物，现在我却要收拾残局。我想给那些从未打扫过肮脏马桶的人介绍一下，大便的残留物共分三种，一种是沿着马桶内壁向下延伸的大便，一种是溅到马桶内壁四周的大便，还有一种最恶心的是残留在马桶座边上的棕色固体物，这可能是粪便下落途中擦到了边缘上。你不想知道这些，对吗？我也不想面对这些。不过不同的残留物需要用不同的清理方法，好打扫的是马桶里面的，这可以用刷子来对付，因为刷子真可谓是一种有距离感的武器。令人讨厌的是粘在马桶边上的，需要用抹布来清理。

我还想说说另一种让清洁工恶心的东西——体毛。我不了解美国的上层阶级，但他们体毛脱落的频率太惊人了。浴缸、浴池、排水管甚至下水道里到处都是体毛。有一次我花了25分钟时间蹲在一个巨大的四人用浴池中清洗。茄紫色陶瓷浴缸中无数的黑色毛卷快把我气疯了。不过这倒让我开始猜测这位主人，一位商界巨子的样子，我想他全身一定是光溜溜的，没有一根儿毛了。

不过房主还可能做出比粪便和脱毛更坏的事。例如，他们会监视我们。我曾经问一位同事为什么在客户房间内不能骂人，她告诉我有的房主会在房间内录音。摄像是房主们想出的另一个办法，房主把摄像机放在值钱的东西附近，以便清洁工偷窃时能抓个正着。不论这一切是真是假，泰德都鼓励我们设想自己始终处在监视之下。还有一些房主会给我们设陷阱。在一所房子里，我因没能完全吸掉硬木板上波斯地毯上的灰尘而受到组长的批评。因为这位房主喜欢在某处故意放点尘土，以便我们干完活后检查是否完全彻底清洗了地毯。更常见的是，有些房主会在我们干活时呆在家里，以便检查我们的工作。有一次我在一对退休夫妇的家里吸尘，无意中看了一下我打扫完的房间。我发现女主人硕大的臀部正冲着我。我想她身子并不灵活，但她居然能趴在桌子下面寻找未打扫净的灰尘。

其实我更想多说说我打扫的那些房子，但是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那些墙上的装饰，地板的材料，灯具的样式，壁炉的设备以及门廊的雕像。关于室内装饰，我总的感觉是，人类因没有皮毛而不得不住在房子里面实在是一件很糟糕的事。那些建筑和家具显示出的种种缺陷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对我更有价值的是，房主拥有的书籍和印刷品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痛苦、自命不凡和不安全感。我了解到一位房主是宗教精神专家，另一位房主则自豪地宣称祖先源自某苏格兰族，恰巧与我同宗。还有一位将自己列入《美国妇女名人录》的证书装在镜框里。至于房主们的藏书，在文学类书籍中，我发现格利沙姆和林鲍的作品，艾米·谭的作品很多。

一般的，书只是房间的装饰品，食物的残渣、散乱的衣服和大屏幕电视机才是房间的主角。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大批购买的有年头的旧书。有时候我会发现主人把这类书摆在桌子上以显示其情趣和书的货真价实，好像主人真的在花时间阅读一样。例如有一本1920年版的《一个男孩的历险》。不过有限的工作时间不允许我进行这种文学调查。做为佣人，我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每个书架上书的数量：如果书多于12本，我们只要把周围的灰尘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如果书少于12本，那就得一本本移开，分别清扫。

我们的客户并不都是富翁，有大约1/4到1/3的客户仅属于中产阶级。有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很脏，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两星期打扫一次的中间没人清洁的缘故。但阶层只是相对的。有一次，我们打扫了两处家庭人口明显多于浴室数量，而且用玩具熊做装饰的房子后（这足以说明这家经济实力较弱），我问当天的组长荷丽，我们打扫的下一处房子的主人是否富有？荷丽的回答是这样的：“只要他们能请得起清洁工，那他们都是富翁。”

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天天都被派到荷丽的小组。薄雾开始笼罩着秋天的早晨，农田里南瓜已是收获的季节。坐在公司车里听收音机，古典摇滚电台一天几次播放着歌曲“MaggieMay”——“已是九月末，我真的应该回学校了。”人们都出门上班或上学了，只有我们像灰姑娘一样留下来打扫他们乱七八糟的家。流行音乐台在播放波儿·杰姆的《最后的吻》，曲调如此美丽忧伤，将失去亲人的痛苦描写得令人心痛而神往。我们彼此并没有讨论收音机中的音乐，也没有讨论美姿公司以外的任何话题，更别说是为打扫的房子发牢骚了。在这个最沉闷、最严肃的组里，我们早晨的谈话仅限于要打扫的房子。“玛菲，这是不是第一个需要干4个小时的房子？”“是，不过只要打扫完主人的浴室就万事大吉了。”或者我们会传看单子，研究一下泰米注明的房主强调的地方：强调的一般都是地下室，窗台和天花板上的吊扇，他们永远也不会强调贫穷、种族主义或温室效应。

荷丽看起来气色并不好，脸色比任何人都苍白。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不仅讨论房子，我们还讨论结婚礼服，肺结核和死亡这些事。关于荷丽，我只知道她23岁，刚结婚一年，每星期挣300到500美元来养活丈夫和一位年老的亲戚。假定她吃早饭的话，我想她早饭前的体重一定不会超过92磅。在一天八九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内，她只吃一小块夹有花生的奶油三明治。如果不是她每天下午两点半都会在车里挑起吃的话题的话，你准会以为她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她总会问：“马蒂，你昨晚吃了些什么？”马蒂是我们中间最年长、最富有的一个，这主要因为她的丈夫做水产买卖的缘故。所以她有时候会去星期五餐厅这样的好地方用餐。有时我们开车路过奶制品厂，荷丽会说：“这儿生产的圣代好吃极了，有四种味道：巧克力、蓝莓、黄油糖和软糖。这儿还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圣代，故意让它化了一点再吃，那味道简直是太棒了。”

今天，就连马蒂这个谈话的中心人物也注意到荷丽的脸色很难看。（马蒂经常会说些自己生活中的琐事，如看见了一只巨大的蜘蛛或往豆子上撒芥末粉之类的事）马蒂问：“你是肠胃不好还是吐了？”荷里承认自己吐了。马蒂接着问她是否怀孕了。荷丽没有回答。马蒂又追问了几遍，荷丽还是沉默。马蒂喊着：“荷丽，我在和你说话，回答我！”这时的气氛很紧张，马蒂在不停地追问，荷丽却避而不答。最后，还是身为组长的荷丽占了上风。

因为丹尼斯患偏头痛没来上班，我们组里只有三个人。打扫第一所房子时，我建议我和马蒂干吸尘的活，马蒂没有表示异议，但荷丽却不同意。我于是建议和荷丽一起清扫房间，这样我可以尽可能多帮荷丽干点活。我把自己的活干完后便冲到厨房去帮荷丽，没想到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以至于让我以为自己误人了某一个电影情节。荷丽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位组长，她斜靠在一个台子旁，手抱着头。她有气无力地说：“我今天真不该来上班。早晨我和我丈夫吵了一架，我本不想来上班了，但他非让我来。”她的信任让我非常意外，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她还在继续。问题是原来荷丽已经怀孕7个星期了，现在她开始不停地呕吐，她吃不下任何东西，所以才会这么虚弱无力。荷丽想暂时保密，直到她自己告诉泰德

我的一位社会学家朋友曾告诉我，缅因州人非常谨慎、小心。我抓住荷丽的胳膊告诉她不该这样做。即使她觉得身体还行也不应该接触我们使用的化学制品，她应该回家。不过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让她吃点我随身带的纯蛋白食品，这是我为应付三明治不够吃而准备的。一开始，荷丽拒绝接受，我一再邀请，她才说“真的吗？”用颤抖的手取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她还问我是否能帮她开车，因为她很担心自己晕忽忽的，开不好车。

我的佣人生涯中第一次有了比达到中产阶级唯美标准更重要的想法。我要干两个人的活儿，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干三个人的活。按荷丽和马蒂的说法，我们下一处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十足的泼妇，她就像玛莎·斯图尔特或至少像她敬业的随从。那所房子的每个地方都令人生气，甚至令人恼怒，即使我来这儿是参加鸡尾酒会，而不是和脸色苍白、营养不良的荷丽来辛苦劳作，我的看法也不会改变。房子大门上的铜制标牌告诉我们这座房子建于18世纪，酒吧里炫耀着单麦芽酿造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有四只大脚的巨型床上是华丽的罩盖，浴池如此之大，必须登上几级台阶才能走进去，如果注满水，可能在里面跳水也不会有危险。别人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就风风火火地打扫完了浴室，又想尽快打扫完厨房。这时马蒂来到厨房告诉我，天花板下的架子上挂了一串罐子和平底锅。按照事先讲好的要求，我需要一个个取下来，用主人特备的擦亮剂一一擦试。

取下这些锅的惟一办法就是爬到厨房的台子上，跪着把锅一一取下来。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锅并不是用来烧饭的，只是用作摆设的装饰品，可以反射太阳光，或照出主人光滑富贵的面孔。这些锅比想象的重，它们按大小排列。结果，当我跪着取下一个锅时，锅从我手里一下子就滑出去，砸在一个铺有鹅卵石的鱼缸上。鱼溅得四处都是，鹅卵石散落在地上，水这种最危险的东西渍湿了所有的东西，包括一摞烹饪书，许多小玩意儿，还有女主人。没有人对我发火，连经常被这种事困扰的泰德也没有。我最大的惩罚是看见荷丽的脸，当她冲进厨房目睹这一切时，她的脸因恐惧而扭曲了。

事情发生后，荷丽决定我们在一个便民店附近休息一下。我给自己买了一包烟，独自坐在雨中喷云吐雾。（我已经多年没吸烟了，不管怎样，吸上几口还是挺管用的。）其他的人都坐在车喝着可乐，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度过这个难关，没有人愿意在小河沟里翻船。此时此刻，我的动机也愈发强烈。没错，我要帮助荷丽和世界上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我是一个好人，就像我在护理之家被公认的那样。但是，我也为刚刚的遭遇而沮丧。正如杰西·杰克逊说的，也许我想成为某个慷慨的、有能力的、勇敢的、甚至引人注目的人。

美姿服务公司这样一个职业群体是不被人注意的。我们经常会为此感到愤然。在去玛莎·斯图尔特家的路上，荷丽和马蒂在一直抱怨她过去的目中无人。我冒昧地询问为什么许多雇主都对我们充满敌意或蔑视。荷丽说：“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很笨。他们认为我们除此以外什么也不会干。”马蒂突然很伤感地说：“我们对他们来说一钱不值，我们只是佣人，我们在其他人看来什么都不是，甚至每小时挣6美元的便民店售货员也看不起我们。”在基韦斯特的时候，我穿的套头衫经常会是谈话的引子，某位店员也许会问：“你在杰瑞饭店上班对吗？我过去曾在那条大街上的甜饼店工作过。”但是佣人的服装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饭店休息时，我想要一杯冰茶，但女服务员无视我的连声询问，继续和同事聊天。还有超市，我经常会在下班的路上停下来进去逛一逛，但我实在忍受不了那些冷冷的目光，好像在说：“你来这儿干吗？”不管我是否贫穷，至少我也买了一瓶啤酒。或许，劳累了一天的我有些狼狈，甚至身上还会有臭味和汗味，但是被人拒之千里之外的却是我这身清洁工的绿黄色制服，就像逃犯穿着囚衣一样。我想，这种感觉让我对黑人的感觉有了一丝了解。

看看我现在的样子，独自一人坐在加油站的马路边上，任由绵绵的细雨打湿早已浑身湿透的我。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但事实如此。在下一处房子里，当我把清洁刷从装满清洁剂的袋子抽出来时，水泼了我一脚，100%的厕所清洁剂顺着花边一直流到袜子上。平时，如果有人弄脏了你的脚，你可以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扔到一边。但我只有一双鞋，我别无选择，只能任由这些污水浸湿双脚，就像泰德教导我们的那样——克服困难。

原来的自我告诉现在的我，放慢脚步，首先是保持无私的态度。如果我不能忍受生活在苦难深重的人们中间，作为记者的我就得不到与低收入阶层有关的任何素材。而且，现在的我经济上也遇到了麻烦。我原来以为我同时做两份工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当然是在没有不幸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但是我在美姿公司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却没能拿到薪水。我被告知新雇员第一个礼拜的工资只能等到辞职或被解雇的时候才能拿到，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新雇员挥霍掉工资后无故不上班。除了没有拿到第一个星期的工资外，我还惊讶地发现蓝色天堂旅馆的周租金不是120美元，而是200美元，原因是旅游季节还没完全结束。而且，房间出租时虽标有配备家具，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我不得不去沃尔玛市场购买抹刀、罐头开启动器、刀具和扫帚等。如果我的两份工资收入都能正常支付的话，我想我还能应付得来，但是现在，当我干了快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已经捉襟见肘了，即使我在伍德凯斯公寓天天吃免费午餐也不能缓解这种困境。

辛苦劳作的穷人会得到社会的帮助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只有有决心、走投无路的穷人们才能找到。星期四下班后，我开车去了美姿公司对面的电话局，给普里博街道服务公司打电话。电话簿上标明该公司提供免费食品及全方位服务。但是录音电话称该公司下午3点就下班了，仅此而已。然后，我又拨通774帮助热线，我足足等了4分钟才有人接电话。我告诉对方我初来乍到，已经有工作，但现在急需食品和现金帮助。他问我为什么有工作还需要钱，我为什么没有带备用的钱？我告诉他租房把钱都花光了，因为租金超出了我预期的钱数。他又问我入住之前为什么不确认好租金。我在想要不要把我生皮疹的事告诉他，以减轻我的责任，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不到谈论我身体的程度。最后，他还是让步了，给了我另外一个号码。我又接连打了4个电话才找到一位提供帮助的人葛劳丽。她告诉我明天早9点至下午5点间去比德福特的食堂。我问在那里饥饿的人是否一整天都可以游荡在不同的“社区行动中心”和慈善中心接受救济？于是葛劳丽又让我打另一个电话找到凯润志愿服务中心，但我却被告知我的国籍不符合条件。逐渐地，我开始习惯于用申请信用卡的语气来申请帮助，我再一次费了很多口舌描述我的遭遇，强调了我一星期工作7天，一天干8个小时的现状，并强调我属于对方的管辖范围。最终，凯润志愿服务中心动了怜悯之心。她们不能提供现金，但可以打电话让我去南波特兰救助中心领取一份免费餐券。可是食品对我来说又能有多大帮助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无聊，很可笑。我要一顿饭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会吃一道三文鱼排加浓汤配一杯高档葡萄酒吗？但凯润公司并非在开玩笑。我得不到任何钱，因为我会在酒吧挥霍掉，而不会去买食品。凯润说我只能在下列食品中选两种食品：一盒意大利面条，一罐意大利面条汁，一盒蔬菜，一盒烤豆，一磅汉堡，一盒汉堡配菜，一盒金枪鱼配菜。没有新鲜水果和蔬菜，没有鸡肉和奶油，也没有金枪鱼。早餐我可以吃麦片和牛奶或果汁。这些已经足够了。我开车到救助中心服务台领了餐券。我领到一夸脱牛奶，一盒麦片，一磅肉末，一罐菜豆，我想后两样可以做个红辣椒炖菜，还好收银处的女服务员没让我把菜豆换成烤豆我本想谢谢她，但她却茫然地看着别处。我算了一下我的收获：价值7.02美元的食品花费了我20分钟的时间开车和打电话，减去2.8美元的电话费，最后我的所得相当于每小时挣了3.63美元。

伍德凯斯公寓的周末到了，我试图把这个时间当作真正的周末，因为在经过疲惫而伪装身份的几天后，我决心做点有意义的事来改变一下。我的姐姐写信和我说这一切一定很没劲，不过事情也不完全是这样、一旦把自己融入到房客中，忘记他们的身份，你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伙茶会上有皱纹的小孩。与美姿公司的同事相比，伍德凯斯的同事们更热情、开朗，虽然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换成不同的人。在与彼特拉开距离后（这多半是因为我不想和他一起吸烟），我和十几个厨师、护理人员和食品助理建立了初步的友好关系。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由和每分钟自由的运动。周末没有顾问，琳达这位名义上的统治者，一天也出现不了一次。我可以自行决定在任何一间房间收拾桌子和打扫地面，没有什么必须从左向右，从上向下的规定。我可以决定中午是多上些冰淇淋，还是多上些巧克力或草毒。如果房客不想吃菜单上的炸鸡或肉丸，我可以自行决定让他们吃什么，比如热奶油三明治和热西红柿汤。我自行判断是否需要洗餐巾和桌布。

但是这里的自由和运动太多了。在经历了金鱼缸事件后，我在星期六的7点钟到了伍德凯斯公寓，发现当天的另一位食品助理没来上班，我成了当天唯一的食品助理，只能独自为上了锁的餐厅服务。而且，彼特和其他厨师也不可能在我上菜的时候将盘子搬到小厨房里。还有更麻烦的，靠近餐厅的楼上的洗碗机坏了，我得先把餐具在楼上洗一下，然而再用小推车将餐具运到楼下大厨房旁边好的洗碗机里进行清理。最可气的是，我的那把楼上厨房的钥匙居然找不到了，每次进去，我都得麻烦一位护士帮我开门。这天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多，当天日记中对我的描述就像是一位攀岩者用完最后一罐氧气后的情形，气喘吁吁而慌乱：“先把盘子抹净，装上车、搬下楼，放进洗碗机。把没用完的糖浆和牛奶收拾起来，从楼下取回洗好的餐具，放到楼上的贮藏室里。将脏桌布、垫子、餐巾放进洗衣机里。清扫椅子下面，吸尘。”不管怎样，我熬过了这一天，这得多谢护士们的帮忙，她们帮我上菜，还要感谢在杰瑞饭店工作时得到的教训，不要停下，不要思考，甚至不要歇一小会儿，因为如果这样做，疲惫就会抓住双腿，进而占据整个身体。

下班后，找决定去城市公园逛一逛。这是彼特曾要带我去的地方。我想这算是对黄昏终于降临的一种庆祝吧。孩子们正在海边巨大的岩石上攀爬，平时我也会爬上去，但现在我的腿已不听使唤，所以我坐在一块岩石上，看着他们。开一家护理之家或护理中心一天的盈利是多少呢？当然，我对这种工作持肯定态度，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百病缠身的工人，会有人因为我的困境而免去我住在护理之家所需的费用吗？而且无休止地同时做两份工作会带来什么？作为作家，我也会一星期写作7天，但写作是一种自我补给，完全自我控制，而且还会不断享受赞扬。在这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星期六一天的英雄壮举（我后来把此番经历告诉了琳达，结果只换来一个漫不经心的点头）。如果你一年365天都在埋头苦干无聊的工作，你是否会经常感到情绪低落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但我能猜到这种工作一定会使人眼界陕隘。工作填满了一切，同事之间要么亲密无间，要么视若仇敌。蔑视伤害着每个人的内心，斥责使人们难以人睡。如果我吸尘时犯了什么错，我可能会在晚上花些时间来回顾，并为自己因此受到的责备申辩。我会对自己说，“录像中并没说要打扫地毯下面啊。”等等，其实我也记不清录像中到底说了什么。星期天晚上，在伍德凯斯公寓独立拼搏了一天后，我在凌晨3点醒来，心中萦绕着一个念头：是彼特别有用心地制造了这一切。他应该和我一起运盘子，但他一定喝醉了，因为我没有答应赴约，所以他决定戏弄我。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推测是没有根据的。下周六我去上班时，彼特居然给我带了一个自家制的蛋饼让我品尝。然而，我已经牺牲了大好的休息时间来揣测谁在我身上捅了一刀，这一点已经很值得人警惕了。我对自己说，我应该有自制力。

在美姿公司上班的第三个星期，我打算拥有一种超然的公平态度。生气是一种毒药，而且我的同事们也没有义务去分担我的不快，至少没必要以公开的方式分担。我只发现了两种形式的反抗，但这两种反抗都不是针对凌驾于工人之上的等级制度。一种形式是偷窃，我并没有亲眼目睹任何人的偷窃行为，但美姿公司的纪律和常识暗示出这种行为的存在。我们过分艳丽的制服和涂成绿黄色的汽车可能就是用来把我们和小偷区分开来，我们工装裤仁没有后兜，没准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装珠宝或硬币。有些房主会把硬币、支票摆在外面。也许他们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想把行窃的清洁工逮个正着。一天早晨例会上，泰德表情严肃地宣布出事了。罪犯已经被开除了。他说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准确个性测试”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辨别出不诚实的人（我想我一定是个例外）。

另一种反抗形式就是集体不遵守美姿公司的礼节。我的一些同事，包括组长在内，都喜欢高声按响汽车喇叭，吓唬一下我们的顾客。我并不奇怪泰德会接到这方面的投诉。有一次某位司机（她的假名字和普通的样子使人们很难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决定开车围着顾客的房子转几圈，与此同时汽车里还大声地播放着：“他妈的，混蛋”之类古怪的脏话，而顾客只能推着手推车缩在路边。我们坐在车后座上傻笑着，抓着扶手以免会晕车。但是这种反抗最多只伤害到街上的行人。我的同事们似乎满足于自己在不平等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毕竟，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势的人，也不会有佣人。

慢慢地，在刷洗、清洁和擦拭的过程中，我拼凑起一种伟大的不依附任何人的哲学。我记得那个没有在帐篷复活节出现的耶稣曾说过，最后面的人应该排在最前面；如果有人要你的毯子，你应该把身上的长袍也给他。我听说了一些二手的佛教教义。这些教义是我的一位朋友从加州北部的一家寺庙得来的。富人们通常会在周末去寺庙祷告、做杂事，包括家务劳动。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很是大笑了一番，但是富人们为净化灵魂而干的清洁工作已使这种工作变为一种精神净化手段。后来我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西蒙·威尔曾经基于我不能理解的、抽象的目的在工厂工作过，我想这是否也是净化灵魂的一种形式。基于这种美丽的神话，我现在并不是佣人，我已经融入到一种神奇的世界里，干着受人蔑视的工作，兴奋地、虔诚地等待自由的来临，同时，内心还在感激能拥有经历磨难的机会，因为这会为我带来荣誉。荷丽可以在我面前死去，我会认为这是神秘的上帝对她的垂青。我决定不再抱怨第一周的工资被拖欠这件事，我也不会发牢骚说我们每天都被克扣工资。我们每7：30上班，但计时器总是在8点钟我们下车后才开始计时。而且我们每天结束工作后呆在办公室的半小时也是没有工资的，我们需要用这段时间洗抹布，往瓶子里灌清洁剂。富人们可以付给寺庙钱去做和我们同样的工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少拿到钱了？

这种高亢的情绪只持续了一天，不过就是这一天里，我的情绪也低落过。例如我们打扫一所有手工壁画的大型乡间别墅时，我看见一个极具傲慢气派的书架。在那种情况下，我不由得想用新保守主义的颂词来辱骂这种现实，用放在我围裙口袋的细菌武器来向房主宣战。但是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拿清洁厕所的抹布擦拭厨房的桌台，这种行为让我高兴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佛教徒的家里处处弥漫着神圣的气氛。在很多房子里，我都能发现与宗教有关的东西，如名为《花园中发现的十种生活真谛》的藏书，墙上充满灵感的装饰物。这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家，主人昄依佛教，客厅里摆着禅宗的平装书和高三英尺的佛像。佛像安祥光滑的额头上贴着一张字条，警告我们不要碰佛像，那使掸灰尘也不可以。

我们离开这所房子时，荷丽把桶往车上搬的时候，被地上的一个小坑拌倒，她尖叫着摔在地上。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她坐在地上抽泣，死灰色的脸变得通红。她抽泣着说：“我的骨头断了，我听到了咔吧一声。”我扶着她站起来，又招呼在一边目瞪口呆的马蒂扶着她另一个胳膊。我说：“得立刻送到医院看急诊，照个X光片，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但荷丽只同意在下一处房子给泰德打个电话。她已不能开车，不得不让丹尼斯替她开车。我在车里一直劝她去医院，说了一大堆骨折、扭伤之类的话，好像我在这方面懂很多一样。但荷丽只是哭泣，念道着她上几周已经耽误了好几天的工作。其他人却好像丝毫不关心我们的谈话。

我们到达下一所房子时，荷丽让我看她的膝盖，我伏下身去的时候，荷丽说疼痛已经减轻了。我告诉她：“你不能带伤工作，听见没有？但她仍坚持在厨房里给泰德打一个电话。我听到她抽泣着给泰德道歉，嘟哝着说巴巴拉把一切搞得一团糟。一刹那，我觉得美丽的禅学中的超然的公平离我而去了，留下来的是我满脸的汗水。我冲过去要她把电话给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泰德在那边喊着：“巴巴拉，保持镇静。”我想他应该知道镇静通常是针对于气愤而言的。

我爆发了。我记不清确切说了什么，但我告诉他不应该以雇员的健康为代价去挣钱，我也不想听他那些“克服困难”的话，因为这个女孩子病情很严重。这时，荷丽正在浴室单腿跳着擦除浴缸上的体毛。

我挂上电话，跟着荷丽进了浴室，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我想说：“看，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博士，我不能袖手旁观……”但这些话只会让我显得不正常，荷丽又会在乎什么呢？据我所知，她曾因为丢掉了工作而被丈夫痛打。于是我选择了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我说：“如果你得不到救助，我就不干活。至少我们干活时，你应该坐下来把脚垫高。这叫停工，听到了吗？罢工。”我看着丹尼斯，希望得到支持，丹尼斯继续干着活，她的脸因难堪或者因为厌恶而扭曲。

荷丽安抚我说：“我只打扫浴室”。

“什么，用一只脚打扫？”

“我很固执。”“我也是。”

但是荷丽最终占了上风。她组长的身份战胜了我的母爱。如果走出去，我又能去哪儿呢？外面，马儿注视着青青的草地，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波特兰的北面还是西面？我真想叫一辆出租车回家，但我身上的钱不够，家里也没有现金。如果我会骑马，我真想骑上一匹马在草地上奔驰，穿过草坪和高速公路，一直跑到海边。我离开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增加其他三人的工作负担。荷丽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会一直干下去，直到有人从她冰冷僵硬的手里夺走最后一块抹布。

我别无选择，只能咽下这个苦果。泰德的暴躁，马蒂和丹尼斯的不合作，还有我自己的原因使我显得无助而可怜。我背起吸尘器，用带子把自己裹起来。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正在打扫的地毯上。因为我眼中的草地已化作熊熊烈火，房子里雪白的墙壁也开始一间间地燃烧起来。我的活干得乱七八糟，丹尼斯不怀好意地告诉我，我得把楼下重干一遍。坐在车里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人看我。然后荷丽像往常一样开始讨论吃喝：“马蒂，你今晚吃什么？蕃茄汤吗？”

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坐在车里，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在考虑，如果泰德因不服从命令而解雇我，我应该对他说什么。我会说：“我可以忍受这份工作需要面对的粪便、鼻涕和其他所有令人恶心的东西，但我不能忍受人们的痛苦。我很抱歉，我努力使自己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当我和哭泣、虚弱、饥饿或经受其他痛苦的人们一起工作时，我无法这样做。所以你最好找一个比我坚强的人来干这份工作。”离公司还有几个路口时，马蒂同情地看着我。我知道马蒂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我们曾一起讨论过荷尔蒙、忧郁症和其他中年妇女关心的问题。有一天，我们俩互相取笑汗流浃背的样子，干完活后，又一起跑到雨中，仰着头，伸开手臂，像一个无神论者那样大笑着，我很喜欢她那时的样子。马蒂说：“巴巴拉，你看上去很累。”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我用坐在前座的荷丽和丹尼斯能听见的音量大声地说：“我在想怎么和泰德吵架。”

马蒂轻松地说：“不要担心，他不会解雇你的。”

丹尼斯故意不看我说：“不用担心，工作机会多得是。看看那些招聘广告。”她们没有仔细阅读过那些招聘广告吗？她们难道不明白招聘广告的泛滥意味着她们将自己置于泰德的摆布之下，泰德可以要求她们干任何事，可以要求她们从早干到晚，却只支付每小时7.5美元的薪水吗？

马蒂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需要你。你不能将泰德置于困难而不顾。”

“为泰德担什么心？他还能找别人干这活儿。他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愿意在早晨七点半上班的人，只要这个人是清醒的，能站得直直的。”

荷丽终于插嘴了：“不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这份工作。必须通过‘准确个性测试’才可以。”

我惊呼道：“测试？什么狗屁测试？是人就能通过测试。”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不可原谅的。首先，这很具侮辱性，特别是对荷丽。她一直凭此信念克服病痛坚持工作。据我所知，识字不多的她能通过这测试确实很不易。我们这儿的人都能阅读，但荷丽写报告时经常会问我“拿”、“重”这些字怎么写。其次，这违反了在车里不许说脏话的规定。我的职业道德在哪里？指引我前进的记者的公平性在哪里？

控制我的无名火并不容易，爆发后的火气最终还是被侮辱和挫败的冰水浇灭了，也许事情本该如此。我知道荷丽会永远记恨我，一是因为我冒犯了她做为组长的尊严，另外则是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目睹她悲泣、恐惧的样子。马蒂也许会忘了这一切。但对我而言，即使是几个月后的今天，我还在责骂自己无法驾驭那天的事态。我应该在荷丽摔倒的时候就一言不发吗？或者我应该坚持自己一个人的罢工，直到荷丽让步，让我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或同意坐下休息吗？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所做的一切是我佣人生涯中最卑微的行为，我想这也是我所有生活中最卑微的行为。

泰德没有解雇我。第二天早晨，我在停车场碰到荷丽正一瘸一拐地向自己的车走去。她对刚好赶来的马蒂说：“你相信吗？泰德让我回家！”荷丽的语气像是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如果马蒂不在场的话，我也许会说：“对不起，好好保重。”但是我没能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我的辩解也显得酸溜溜的。在办公室里，泰德感谢我的提醒，并说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让荷丽回家了。但是，一切并不简单。我是不应该去帮助一个不想接受别人帮助的人的。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是我的母性在作怪。泰德试探地说：“我也为人父，这并未使我失去什么。”我平静而骄傲地告诉他：“这会令你拥有更多。”

泰德以沉默回应了我的话。几天后，我和仍旧一瘸一拐的荷丽分到了一组。荷丽仍旧把我视作怪人或等同于那些以次充好的清洁剂，特别是她从BP机上知道泰德让我开车回去参加另一个遇到困难的小组时，她的眼神愈发异样。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不清楚。也许泰德只想和我谈谈。我和泰德坐进汽车里后，他给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从别人那里了解到我干得很好，所以他决定将我的薪水涨到每小时6.75美元。我真难以置信，我打翻了鱼缸，威胁要罢工，居然是干得很好？他接着说他并不是坏人，他很关心手下的女工。他说有些女孩儿干得很好，像荷丽、利兹。不过他也有不满意之处，他觉得女工们的牢骚太多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我现在应该向泰德汇报几个人名，我的同事告诉我泰德的工作方式就是听员工的小报告，让女人之间彼此树敌。例如，他告诉过我们，如果某人没来上班，其他的人有责任报告，因为人手短缺是所有人的损失。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自荷丽摔倒以来就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荷丽因公受伤，她回家休养时是否还可以领工资？”“当然。”泰德的笑容有些勉强“你把我当成什么了？魔鬼吗？”我在心里说：“我把你看作是拉皮条的。”

为什么工作机会这么多，而人们还会忍受这种待遇。事实上，确实有一个女工因为找到更理想的工作而离开这儿，她的新工作是当肯店的售货员。但是坚持在这工作的人也有一些实际困难：换工作意味着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没有收人；美姿公司的“妈妈时间”也是另一个诱人之处，虽然我们通常下午5点才能下班；另一个比较虚的因素是泰德赞扬的诱惑。也许正是泰德的夸奖和钱促使荷丽克服恶心呕吐坚持工作，使活生生、勇敢的女人们对泰德的看法如此敏感。泰德的一句责备可能会毁掉她们一天的好心情，而泰德的一句赞扬则会使她们回味数周。我在潘玲上班的最后一天领略到泰德赞美的力量。潘玲已经67岁了，她干这活干了两年，时间超过了所有的人。这一点足以让她在总部出的新闻公报上列上一笔。她的背很早以前就有病，现在她不得不离开几周去接受膝盖手术，她说病因主要是因为繁重的清洁工作。但是那天早晨的例会上，泰德没有提到她要离开的事，更没有在下班时感谢她或给她说一句祝福的话。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那天我正好让她搭车回家。当我们穿过南波特兰滴雨的街道时，她谈起了要做的手术和需要几周时间康复。然后她要再找一份新工作，她说不想再找需要不断弯腰、起身和下蹲的工作。但是她谈得更多的却是泰德及她受到的伤害。潘玲说：“自从我因为背痛不能干吸尘的活儿后，他就再也没有喜欢过我。我曾问过他为什么我的薪水比别人少（我想别人指的是和她同处于高级雇员的那一帮人），结果他说因为我不能干吸尘的活。”潘玲的声音中没有苦涩，只有对未来的心灰意冷。她看着前方，看着灰蒙蒙的街道和无情的雨，仿佛看着自己生命的终点。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泰德的赞美如此举足轻重。据我所知，这多半出于我同事们的需要，源自她们被长期剥夺的权力。客户们不会因为房子打扫得干净而对我们有任何滥美之词，街上的行人也不会因为我们无产者的劳动而把我们欢呼做英雄。没有人会知道他烹饪烤肉的桌台曾经支撑过一个虚弱无力的女人，当然更不会有人因此而授予她一枚奖章，奖励她的勇敢。没有人会在我给10个房间吸尘后又去清洁厨房时对我说：“干得好，巴巴拉。”正如彼特所说，工作也许会避免你成为一个远离社会的人，但是我们干的却是一份远离社会的工作，不被人注意，甚至令人恶心。看门人、清洁女工、下水道修理工、成人护理员都属于这个等级，他们是民主的社会中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群。因此，泰德才会拥有这样超乎寻常的领袖魅力。泰德也许是个冷酷而无礼的人，但是他是美姿公司里唯一能代表更美好生活的人，在那个更美好的生活里，人们可以上大学，穿平常的衣服上班，周未出去购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足够需要清洁的房子的时候，泰德就会派某个小组去清洁他家。我听说他的家很漂亮。

也许是低收入工作本身使我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贱民。我晚餐时从电视中发现，电视里人们的薪水几乎都在每小时15美元以上，当然我指的并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录像和电视剧的内容一般都是描写时装设计师、学校老师或律师，所以这很容易让快餐店的员工和护士助理们认为自己是出席宴会的唯一的畸形人。在文化里，在政治讲话中，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中，在每天的娱乐中，穷人已经彻底消失了。甚至连宗教都很少提及穷人的困境。我想帐篷复活活动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放高利贷者最终把耶稣搞出了帐篷。

我上班的最后一天下午，我试着向同组的同事解释我的真实身份及来这工作的目的。这些同事比荷丽那组要更有生气。但是我的话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我不得不重复道：“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是一位作家，我要写一本和这个地方有关的书。”终于，坐在前座的劳里转过身捅了捅旁边的人说：“这挺有意思。你是在进行调查吗？”

我说并不仅是写这个地方，也不仅仅是“调查”。但劳里已经认准了这个定义。她大笑着说：“这地方还能用来做调查？”于是所有的人关注的不再是我是谁，我在这儿干什么，大家都在想我的所作所为给泰德开了一个大玩笑。

现在，我已经是个局外人，我可以提出一些很久以前就想提出的问题：你们对客户有什么看法，这些人拥有这么多，而你们却几乎一无所有。24岁的劳里负债8000美元，她这样回答我：“我只想有一天我也要拥有这些。他们激励着我，我一点也不怨恨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奋斗目标。”

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克伦平时是个爽快、活泼的人。现在，她却注视着前方，好像有人也在注视着她一样。她说：“我不在乎，真的。因为我只是个简单的人，我不想拥有他们有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希望能经常休息一天，第二天我还照样有钱去食品店买东西。”

我在伍德凯斯公寓只上了一天班，然后我打电话说自己病了。对不起！琳达、彼特及所有可爱、疯癫的老太太们！我星期天拜访了劳里，托她把我的制服还给泰德，并让她随便说个理由来解释我的不辞而别。

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做销售员

早春的明尼苏达是一派壮丽的景色——蓝蓝的天，蓝蓝的湖水，整洁地点缀着朵朵白云，绿色相间的田间玉带——一派葱翠、柔和的景色，从哪个角度你都可以看透它。几个月前我就打算到萨克拉门托或离伯克利不远的加州中央大峡谷的什么地方去，我以前曾在那里度夏。但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过敏，我打了退堂鼓。另外我还担心拉丁人可能把所垃圾工作和低标准的房间都抢去了，他们通常都会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会想到去明尼阿波利斯呢？也许我只是思慕那里的落叶树。我知道，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是一个相对自由而且更加为享受福利的人着想的地方。在网上搜索了约半个小时后，我发现了一家合适的劳动力市场，广告上说明最基本的工资是每小时8美元，也可能更多一些，小公寓房间房租为每月400美元，甚至更少一些。如果那些有进取心的记者想在黑暗的爱达华州或路易斯安那州体味一下低工资方式的生活，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就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吧，但是我这次处心积虑找寻的是收支平衡，一些温和的冒险，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我从一个和善的小伙子手中的拿起我的租主申请表——他肯定是著名的“明尼苏达好小伙”中的一个，就是那些在本地的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和收音机的古典摇滚节目做志愿者的人。我们都喜欢这些节目，因此我们的交谈很投机。例如，我们都喜欢基韦斯特的摇滚乐队“上帝使团”。我手中拿着在机场花10美元买的双城地区的地理图，朋友的朋友的一套公寓在他们去东部探亲期间可以供我免费使用数日。不过也不是完全免费。因为我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仔细照看他们的鹦鹉，一只笼养鸟。为了使它保持健康舒适，神经正常，我必须每天把它在笼外放养几小时。我在电话中对此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来到公寓近距离看它时，我是非常害怕它的，鸟的周围是大大的蛾子和柑橘之类的东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那里，很高兴这个城市和我的地图是如此的一致，我花了一个小时从主人那里学习养鸟技术。有时候，我的房东让鹦鹉出来活动一下，它就直接飞向我的脸，围在我的头边跳跃、啃啄和梳理，我忍耐着，低下头，闭上眼。

房东告诉我，不要让鹦鹉跑了，那样会很危险。这是一个极小的只有一张床的房间，装饰着救世军的画，装饰风格是70年代后期学院派风格。房东离开后，我发现橱子里没有橄榄油，没有香醋，冰箱里甚至半瓶夏敦埃酒（一种类似夏布利酒的无甜味白葡萄酒）也没有，也没有白酒，最好的大餐是人造黄油。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好了，甚至还很惬意，因为除了鸟以外，还有一张坚固的床，还能看到三条街道的景色。但从我在缅因州的同事们那里我已经了解到，没有几个人会在狭小的共享的空间内花费时间，那些依靠别人的施舍来暂住的人们总有一些不能忍受的事情，主要是不能与亲戚和谐共处以及其用一个洗澡间。所以就让这个鹦鹉（布吉，我这样称呼它，而不是它那自命不凡的狂妄的名字）作为闯入我故事中的吵闹室友的一个替身吧。这对于一个远离家庭、没有多少办法、处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

早上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这次我决定不再找女招待、房间清洁或护理工作了。从心态上讲，我想换一个工作。比如于干零售或者是去工厂工作。我开车去了最近的两个沃尔玛商场，填上工作申请表，然后开55分钟车去城市另一边的第三个地方。我意识到，单凭我申请书上填写的没有工作经验，而且还是一个离过婚的重新进人劳动力市场的家庭妇女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单位雇佣我。我不再忙着填写申请表，打算去沃尔玛尝试一下。我想亲自出马，展示一下我的活力、自信。所以我来到商场前的付费电话，拨通了商场人力部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罗伯特。她被我的积极性打动了，告诉我可以去商场后面她的办公室找她。罗伯特是一位金发、年龄约60多岁、思维敏捷的女性，她告诉我说我的申请表并没有什么不正确。在她到沃尔玛工作以前，养着6个孩子，正因为她是个“群众中来的人”，仅仅几年时间她就在沃尔玛上升到这个位置。她说现在就可以给我一个工作，但首先必须有一个小的“测试”。她向我保证，调查的问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仅仅是看一下我怎么想而已。在这之前，我已经在缅因州接受过沃尔玛的调查了，因此我充满自信，迅速完成了第二次测试。罗伯特把答卷带到另一个办公室，她说，计算机会给问题自动判分。大约10分钟后，她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回来了：我的答案中有三个是错误的。是的，不是完全地错误而是需要进一步商讨。

现在看来，上岗前我对那些明显的“犯罪”行为，比如吸食毒品和偷窃的看法还是留有一定的余地，我认为只有那样我看起来才不像是用欺骗的手段通过测试。但我的想法错了。当你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有潜质的雇工时，你绝不能表现得太倾向于受雇单位。就拿测试题目“任何时候都得遵守的规则”来说吧：我的答案是“强烈地认同”而不是“非常强烈”或者“完全认同”，而现在罗伯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对她说，规则有时是必须去解释的，人们不得不对此进行斟酌，否则也许机器就可以代替人类做所有的事情。她斟酌了一下，说“很好！”并快速记下什么东西。对于其他类似的错误答案，罗伯特向我介绍了有关沃尔玛的一些事情。在沃尔玛工作之前，她也曾读过萨姆·沃顿的书（他的自传《美国制造》）。发现沃尔玛哲学中的三个主要观点同样适用于她自己，就是服务、卓越或者类似什么东西。她记不起第三个方面了。服务才是关键的，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购物。我怎样看待这些呢？我认为在与零售相关的事务中有强烈的利他主义，甚至对与罗伯特共享这一文化而有点感伤。现在我要做的是通过毒品检查，她安排我下星期初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毒品检查，也许我已经停止奔波，但因为在最近的几星期内我有些化学过敏，因此我不敢肯定我能通过。罗伯特面试我的房间内的广告告诫人们，如果在过去的6个星期内吸食过毒品的话，就不要来进行测试了，也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想如果我食用的是可卡因或海洛因的话，那将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药物是水溶的，并且几天内就会被代谢到体外（致幻药物麦角酸酞二乙胺不在测试范围之内）。但是我因为过敏而吸食的是大麻，是被脂肪吸收的，据我了解它可以在体内存留数月。那么对于因为慢性鼻充血而服用的处方药又怎样呢？曾给我很好疗效的克拉利亭D（Claritin-D）是否会被认为是脱氧麻黄硷呢？

话题又回到我的车子和我用红笔写的求助广告，它们都刊登在《星论坛报》和一种随看随扔的《雇佣新闻》小册子上。我曾找过两个专门提供工业工作的咨询部门，他们证明我可以把20磅的东西举过头顶，身体没有问题。如果我知道有多少人举不起来的话我会感觉好一些。然后我又长途跋涉到城市的另一端，在那里我要接受一个已经约好的从事装配线工作的面试。我已经有几年在郊区高速公路上驾车的经历，自认为在大胆和敏捷驾驶方面是个高手，但最终下午的交通阻塞把我击败了，至少在下午5点以前，我没能找到那家工厂。我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找到了一条回去的路，发现自己就在梅那斯家具商场的前面。这是一家中西部家具连锁店。在这里，我看到一张“现在招聘”的广告，也许我应该采取我的面试策略，再来一下测试。我徘徊着走进商场后面的贮木场。我向一个胸前徽章名字叫雷蒙得的小伙子招手示意，他带我走到人力资源办公室，我问他在这里工作还好吗？他说还行。不过，这只是他的第二个工作，顾客还没让他发疯。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木头的问题，而不是他的错误。客户们？这肯定指的是顾客们，我很庆幸提前知道这个字眼，这样在管理人员面前我就不会畏缩或感到窘迫。

雷蒙得带我见到保罗后就离开了。与罗伯特相比，保罗是一个粗胳膊、皮肤白暂的家伙，但严重缺乏与人相处的技巧。听了我自编的故事后，他只是嘟嚷了几下，说“我对那不感兴趣”。然后把性格测试问卷交给我。这份问卷比沃尔玛的要短，并且明显针对那些行为粗鲁的人群：是否比别人更容易打架？在什么情况下吸食可卡因不是犯罪？问卷中有很长的一部分是关于偷窃的内容：在过去的一年里，是否从雇主那里偷过什么有价值的物品（下面标有金额）。在我做完以后，保罗扫了一眼问卷后大声叫喊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显然是缺少经历。“你很有进取心吗？”我就在这里，难道不是吗？我已经递交了申请书，因此只是做的问题。保罗让我从事水暖设备工作，开始的工资是每小时8.5美元。当然，还要等待毒品检查结果，我握着他的手结束了这场考试。

星期五晚上，我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呆了50多个小时了，驾车从城南跑到城北，递交了十几份申请书，进行了两次面试。寻找工作需要付出代价，即使对完全诚实的申请者也是如此，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就拿人格测试来说吧，事实是我并不介意在停车场甚至搬运零售物品时我的伙伴们有时会偷窃一点东西，如果我做了我当然也不会去自首，我也不相信神圣的权利的管理原则或优秀知识的纯粹生产力。但“调查”需要你的认可。一次调查在15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内使你屈服达50次，即使在需要很高的道德目的的情况下。因为在需要表明你的创造性的时候，你就不想仿照某人创立类似组织运动的工会。然后就出现毒品检查的威胁，就像突然降临的大学入学才能测验。当我知道工作需要的许多品质（我相信我可以提供）——诸如友好、可靠、乐于学习竟都能通过我的尿液检查出来时，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多么的伤痛啊。

本着对过去多种罪恶悔悟的精神，我决定牺牲周末的时间去解毒。因特网上的搜索显示我登陆的这家网站的人很多。有好几十家网站可以为将要参加毒品检查的人提供帮助，大多数以提供可摄取的物品的形式，只有一个网站允诺会分发一个干净的、无毒的、可以加热到体温的尿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订购并接受任何逃避药检的产品，所以我就在一家网站上逗留了很长时间，这家网站的数百封信都醒目地标着“求助！三天内测试”的标题，而审慎的回答是“用净化器”。现在我注意到我的瘦削是有优势的，那就是没有更多的地方来隐藏大麻衍生物。惟一的最有效的解毒方法是用大量的流体去洗刷那些遭人骂的毒品，至少每天用3加仑。为了加快这一进程，据说GNC可以提供一种叫克林P（CleanP）的产品，因此我驱车15分钟去最近的一个，在饮水机上痛饮了一顿自来水，然后问管理这个地方的小伙子解毒的产品在哪里放着，看来他已经对妈妈模样的需要格林P的妇女非常了解，因为他面无表情地领着我走到一个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上锁的大玻璃容器旁，上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GNC的解毒产品平均价格是49.95美元，或是因为需要它的人被认为是一些绝望的并且不特别遵守法律的人员。我看了一下说明，买了两样———样是肌氨酸，另一样叫UVA的利尿剂，总共花了30美元。然后我就不停地喝水和利尿剂（这是我个人对科学的贡献），避免吃有盐分的东西。因为盐分会促进水的滞留，这就是说不吃加工过的食品，不吃快餐或者任何的调味品。如果我想干梅那斯的水暖设备厂的工作的话，我就不得不先把自已变成没有阻塞的净化管道，也就是我自己首先要干净。

星期六的另一个任务是找一个住的地方。电话簿上标出的每一个寻找公寓的机构——公寓市场、公寓搜索、公寓供给等等我都联系过了，并给他们留下求租便条。我还试着联系了列出的所有公寓大楼，有两处给回了信。但我发现他们的租期都是一年。我走路去超市拿了份星期天的报纸，顺便停下来在那里申请了一份工作。是的，他们也在招工，在福利检查过去后的第一个月里，一切都乱七八糟。我只能等到下星期才能在这儿找到工作。虽然报纸上的信息让我有点失望，但双城地区还真有一个装修过的公寓，不过他们在周末没给我回电话。也许目前的租房行情就是如此，所以我也就没有公寓可以去看。晚餐我吃了从超市买来的1/4份BBQ炸鸡，喝了一杯无盐的、利尿的啤酒。

总的说来，这段日子不太好过。考虑到不断水肿的身体状况，在周末读读小说，事情可能会有好转，但是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什么休憩之处，在家中我的精神同样也处于紧张状态。回家后，布吉就想从笼中出来，它想坐在我的头上，撕咬我的头发和眼眶。为了尽量减少伤害，在我穿上兜帽汗衫，系紧并包严头发和大部分脸部以前，我是不会放它出笼的。我还得不停地把它从肩膀上移动到前臂上，但它马上又会回到我的脸上。如果有人来到门口，就会看到这样一番场景：一个缩手缩脚，从汗衫的开口处向外看的人，头顶着一只昂首挺胸（我可以想象得出，它非常乐于拥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有异国情调的大鸟。但我不能随意地关它的禁闭，照看它是我的工作—不是吗？我获得住所的手段，就是要成为这个家伙的朋友和代理。

遗憾的是布吉没有为我做同样的事。星期天我决定按我的意愿行事。纽约的一位朋友，一个年轻的非裔美国女权运动者，请求我去看一下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婶婶，除了社会责任以外，我也有理由去一趟：我一直在担心自己设计的这些行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缅因州的，都是完全虚假的。在现实生活中，谁会一下陷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没有房子，亲戚，甚至没有工作）而试着生存下去呢？准确地讲，我朋友的婶婶在90年代的早期就那样做了：她带着两个孩子，登上纽约的公交车，搬迁到了完全陌生的佛罗里达州。这个故事我必须得听，因此我打了个电话并小心翼翼地请求能否今天下午去看她。

凯罗琳一身威严的装束，高颧骨，一双滴溜溜飞转的萨满教的眼睛。见面后她递给我一杯水并把我介绍给孩子们，解释说今天是她丈夫的休息日，他正在楼上的床上休息。这是一座独立的小楼，每月房租825美元，在我看来房子还不错。但她还是向我表示歉意，逐条罗列了房子的不足：卧室有点小，街区内有吸毒者在捣乱，使用厨房上面的洗澡间时，厨房的天花板就渗漏，卫生间只能用水桶冲洗。为什么他们要住这里呢？因为像她这样在市区旅馆工作的助理图书管理员只有每小时9美元的薪水，加上做维修工的丈夫每小时10美元的薪水，在扣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和每周59美元的健康保险后（她有糖尿病，5年的哮喘病），他们也就只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了，但是你计算一下，他们每年的收人约为40000美元，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了。

虽然她的侄女已经简要地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但我还是向她说明我来明尼阿波利斯的任务，并请她讲一下大约10年前她是怎样来佛罗里达的。她不介意我作记录。其实，她的故事才是真正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新闻记者的一种工作而已。有的人在真实生活中所做的事，我现在做它只是为新闻工作服务。

她从前一直在新泽西居住，在一家银行工作。因为她的丈夫不管孩子，她决定离开他。她搬去奎因与她母亲一起住，但是发现从那里到新泽西去上班是不可能的，另外还要每天早上送最小的孩子去托儿所。没多久，她的哥哥也搬来了。三个成年人加上两个孩子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内，拥挤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她决定离开那里，去据说房租相对较低的佛罗里达。那时她们的全部家当只有她们的衣物，灰狗公司的车票和1600美元现金。她们在奥兰多稍南的一个小城下了车，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她至今仍然记得他的名字。他把她们带到了一家价钱比较低的旅馆。随后又找到一个教堂：总得找个教堂。教堂里的人开车把她们送到妇女儿童事务办公室（这是一个为孕妇和带小孩的母亲提供食品帮助的联邦机构），并为她12岁的女儿找到了一家学校，为幼儿找到了托儿所。有时他们还帮忙给她一些杂物。很快凯罗琳找到了一份清扫宾馆房间的工作，每天清扫28到30个房间，每个房间2-3美元，总计每星期约挣300美元。那时她每天睡觉和起床都要忍受背痛。在凯罗琳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以前，年幼的大女儿必须去托儿所接回最小的婴儿并照看他，这意味着她没有多少机会出去玩耍。

我问她，在一个完全新的地方开始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焦虑的打击，你明白我所说的吗？”她认为，是压力使得她患了糖尿病。在那里她总是干渴，视力模糊，还长了可怕的疥疮。她一点也不明白这些病意味着什么。一位医生告诉她可能是一种性病，但是她认为离上次性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不应该得这种病。一天早上她丈夫告诉她，“去医院吧，走着去，别骑车”。她走了三条街道，然后晕倒在医院。也许她丈夫就是想让她走着去，以便使她累得失去知觉，从而引起她的重视。

她也遇到过令人高兴的事。在她负责清理的宾馆内，她经常帮助一位患有癌症的男士，有时给他带去食品，甚至清理他身上气味难闻的疮疤，以至于他非常感激，有一次他给了她325美元，而这正是凯罗琳一个月的房租。她还交了另一位好朋友艾琳。她们是在达木普斯特相遇的，艾琳遇到了麻烦。她是印第安黑人移民农场的工人，有人把她强奸了，男朋友因此责骂她，并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难看的伤疤。她的男朋友后来找到了那个强奸犯并把他打死了，他也永远地被关在监狱里了。因此凯罗琳把她带回了家。一开始一切还好。艾琳在泰克贝尔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帮她照看小孩，为此凯罗琳非常感激她，把她看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不久，艾琳开始酗酒并在酒吧内跳贴面舞，最后跟一个男人一块过了。凯罗琳非常想念她，甚至有一次设法回到佛罗里达去找她。她也许已经死了，因为在她的右乳房上有1/4大小的癌变区，非常明显。

正是在佛罗里达，凯罗琳遇到了她现在的白人丈夫。但事实表明婚姻并没有结束她的磨难，他们继续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和孩子们乘坐灰狗公司的公交车多次进行州际间的行走。两小时后，我身要走，凯罗琳问我是否是素食主义者，我抱歉说不是。她快步跑向厨房，回来时手里抱着家用大小的容器，里面盛着她自己炖的鸡肉，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那就是我的晚餐。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她送我走到车边，我们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我又有了一位朋友，耐人寻味的是她才是原型——一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是一节一个脚印，带着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做到了这些的英雄。而我只是一个“冒牌的，呆板的，苍白无力的，没有孩子的假扮者。

但是到了星期二，当阵亡将士纪念星期开始后，我的生活又一次真正陷入了灰色和痛苦中。这一天我要去接受毒品检查，路上交通阻塞，天不停地下雨。第一项测试是接受沃尔玛公司的测试，在离沃尔玛高速公路几英里远的按摩师办公室进行，那项测试进行得还算顺利。他们分给我两个容器，一个盛小便，另一个盛从中取出的样品，然后把它们送到一间普通的公众休息室。如果我的衣袋中装有一个小瓶或在休息室遇到一个可能的捐赠者，用另一个人的尿样进行替换会是非常容易的。下一个是去梅那斯公司进行测试，他们把我带到西南城区，来到一家正规的对抗疗法医院，走廊里到处都是坐在轮床上的病人·在史密斯克林·比奇曼公寓的休息室里，先我而来的已有十几个人。根据我平时的经验判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属于低收入阶层。休息室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罗宾·吉文的谈话节目“宽容与忘记”。今天的话题是“你收留我，我将你一网打尽。”说的是18岁的可里从收留他的表兄那里偷东西，并破坏了表兄女朋友和孩子的圣诞节，可里并没有悔过。事实上他也没有为整个事件中他的欺骗和偷窃表示歉意，他的生活本来就是那样。罗宾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着，“可里，可里，不要再做牺牲品了！”是的，与犯罪相比，偷窃根本算不上什么。听着对可里的每一声强烈的斥责，观众们爆发了激动的掌声。他是个坏人，房间中一些冷漠的受试者也一样，尿样检测很快就会把他们暴露出来。此时我的心思又回到了沃尔玛测试中的一个题目“赞成/不赞成：每一个公司都为不守规范的人留有余地。”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正确的答案是“完全不同意”。

最后，大约过了50分钟，我被一个看似官员模样的拿着兰色刷子的女人叫出了休息室。她们要干什么？如果我提供的可供测试的尿液数量不够的话，难道他们要切开我的膀胱不成？我问他们除了毒品检查以外还做些什么，是的，还有很多要做的。她检查了我那带照片的身份证，然后在我的手掌上喷上了一些类似肥皂的东西，但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有问题。在她等待时，我要去洗澡间洗掉它，我把钱包交给她。我停了一会儿，举着粘满粘乎乎东西的手出去了，考虑着我们之间的信任问题。为什么我就相信她并把钱包交给她，而她却不信任我，怀疑我会在尿样中撒进一些毒品分解物质呢？但根据我的经验，任何态度的展示都会引导她对结果的倾向性。因此我温顺地走向休息室，把手洗干净，然后小便，小便时我的门可以关上，这些小小的拙劣的医学模仿程序都很健全。整个事情包括开车时间和等候时间，已经花费了1小时50分钟，与在沃尔玛的测试时间大致相当。在我看来，毒品检查的作用之一可能是限制工人的流动——也许是目的之一吧。每一项潜在的新工作都需要走下面的流程：（1）填写申请表；（2）面试；（3）毒品检查。所有这些都要考虑大约每加仑2美元的汽油费，且不说因此要支付给保姆的费用。

在知道毒品检查结果以前，我认为应该继续寻找工作。我的大多数遭遇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什么希望的，不过是填填申请表，回去后等等电话罢了。但我发现有一份工作与其他工作有些不同。那则招聘广告上写着“顾客服务”。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申请这类工作。因为这需要一份简历，而我要因此说很多搪塞的话，这不是我想做的。但这一服务性工作被描述成是初级的。所以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让我在下午3点钟准时到，并要穿着职业化。后面一项是一种挑战，因为我所有的衣服就是几件T恤衫，两条兰色真维斯裤子，但我有一件夹克衫，一双在纽约停留时买的得体的鞋子。我想，所有这些再配上口红和连腿袜，会使我打扮成给人深刻印象的贵妇形象。当我到达蒙太埃时（我们都这么叫它），在一座毫无特色的白色火柴盒式的建筑里面，其余9位申请者已经在等候了。这又是一次集体面试。面试在一间大房子里进行，我们这些申请者坐在椅子上听，约30岁的托德穿着笔挺的衣服，给我们演讲并展示幻灯片。

托德演讲的速度像唱歌那样快，我估计他每天可能这样讲好多次。他说，蒙太埃是一家环境咨询公司，为患有哮喘和过敏症的人提供免费服务的帮助。我们得自己开车去客户家中。如果在一个月中我们能完成54次2小时的任务，就能挣得1650美元。一般很懒的人才会只挣这么多（言外之意：工作时间更长，可以挣更多）。另外，还有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周末培训那样的奖赏，在那里可以听让人心动的演讲者讲话，而且你可以带着配偶一起去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我们所有人必须是年满18岁，要有证券抵押，要有一辆小汽车，家庭电话，并在明尼苏达居住一年以上。糟糕，他问我们是否有人不是明尼苏达州的长住居民，当我举手示意时，他说有些要求是可以放弃的。

蒙太埃公司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下面他读到了幻灯片上的一句话：自律，以赚钱为动机，积极的态度。我注意到幻灯片没有提到如何提供服务或治病。事实上，与沃尔玛假殷勤的服务道德相比，托德最终强调的更具新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独立的合同者，而不是雇佣工人。这意味着如果你对顾客撒谎，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我想，撒谎可能也是公司教给的销售策略中的一部分，这很明显也非常简单。托德向我们保证说，工作只是照看有严重问题的人们（虽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严重），使他们感到快乐。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我询问了一下产品是什么，因为据说我们工作中要使用某种产品。托德打开了一个纸盒，里面是一个卧式的、苗条的但样子很难看的一个装置，他介绍说这就是“过滤皇后”。有人问道，“这不是要我们做销售工作吗？”“不”，托德有一些激动地回答，如果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就给他们，但他没说是否免费。随后又进行了3分钟的个人面试。轮到我时，他问我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我不假思索地说是为了帮助那些哮喘病人。我还以为是在沃尔玛呢？因为按照预定的时间两小时以后，我被通知现在没有适合我的工作，不过，我被列入后备名单。也许是居住地的因素使我落选了，但我怀疑他们的通知是虚假的伪善。

同时，我更加拼命地找寻居住的公寓，你可以想象出我的样子：等候电话，寻找机会，一次次地给租赁部门打电话。因为是上班时间，所以我打电话时，另一端总有人应答，但他们很看不起我，也很让我沮丧。有一个竟直接告诉我到人行道旁的盒子里去找《废弃房屋指南》，但是这些房子都是包括热水浴、健身房，每月房租1000美元的地方。另一个人说我来明尼阿波利斯的时间选的不对，现在的公寓空置率低于1%。如果再考虑那些能支付得起的，那就是千分之一了。《星论坛报》的信息也是很少。没有人给我回电话。除此之外，我也认识到，明尼阿波利斯比缅因州的基韦斯特、波特兰要大得多，我可能的两个工作地点沃尔玛和梅那斯两者竟相距约30英里。事到如今，我在双城地区高速路上驾车的胃口已经大大降低了。我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他的敞篷运货小卡车里尾随我，让我看他们的生殖器。我可以疯狂地踩油门对付跑75英里的追随者，但我对那些开英格尔和德比车的人无能为力。因此我不想住在离工作地较远的地方，当然，如果我能找到工作的话。

在整个双城地区有一个装修过的公寓，房租可以付得起，租期可以是一星期或一个月，就是霍普金斯公园大厦，它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以后的三个星期我一直在想着这里。前两次电话都没人接，第三次是希尔帝接的，可能当时她什么事也没有。我想我还是应该去交上20美元的申请费用。当我找到这座由两栋两层砖楼构成的公园大厦时，另外几位租房的人：一位中年褐色头发的男子，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一位老年白人妇女，也正在等待希尔帝。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不给询问者回电话：现在完全是卖方市场，供小于求。最后，海得领着我们看了看房子。虽然这个地方的走廊有些黑暗、吵闹，而且弥漫着厨房散发出的气味，但总算还过得去。如果我想住的话，现在就可以有一间没有厨房的房间，但是在地下，每周房租为144美元，看起来有些过高。因此我决定等一间带有厨房的。海得向我保证房租是有竞争力的，不会很高。在当时看起来这是一个节省费用的决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我想，肯定在哪个环节上我做错了，我漏掉了一些线索。布吉的主人很有信心地认为“公寓搜寻”能为我找到一个住处。当我打电话给朋友的另一位朋友—圣保罗大学的一位教授时，他曾向我介绍过双城市的工业发展史。他也不知道该让我怎么办，他认为现在可支付得起的房屋存在一种短缺危机。那些对我很友好的租赁部门都向我推荐相同的东西：那就是找一个按周出租的汽车旅馆住下来，一直到经济有所好转时再去寻找公寓。因此，我又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找到了双城地区的11个汽车旅馆的名单，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但都提供周租，不过房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付得起的。从沙克比的希尔威纽的每周200美元到明尼阿波利斯西南双城的295美元不等，而且大多数都已客满。我又开车去希尔威纽，它需要交60美元的押金。走啊走，我离开了市区，把商业区远远地抛在身后，进人了开阔地带，感觉好多了，但那是对开车来说的，而对居住可不行。希尔威纽附近除了两个农业设备仓库外，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快餐店和百货店，没有商业建筑。这么远的距离是我不能接受的，而且房间里面没有微波炉，没有冰箱，除了床之外没有多少落脚的地方。如果我不想在床上呆时该怎么办呢？难道让我自己在卡特彼勒的零部件仓库里转上几圈不成？

至少双湖（不是真名）还在明尼阿波利斯。那位东印第安的业主告诉我，他的所有住客都是长期租住的工人，我可以在二楼开一个房间，那样白天我一个人在时就不必把窗帘拉死，这里同样也没有微波炉和冰箱。我谨小慎微地告诉他我要租下它，并在两天内入住。没有问题，他甚至没有要押金。我有一种不详的感觉，一是因为这里的每样东西看起来都是阴暗的，污迹斑斑的，而且在投币洗衣机旁有一个布满血丝的蓝眼睛的精神病人总是跟随我。

在找工作方面，事情进展比较迅速。梅那斯公司来电话告诉我星期三上午10点钟去熟悉情况。我估计我通过了毒品检查，所以我打电话去确认了一下，是的，他们正期待着我的到来，我希望这不是出于把我当作反而典型来当众指责这一目的。但是熟悉情况的见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快乐的。一同来的还有李·安，一位看上去50岁左右有些疲惫的女人。我在沃特的对面坐下来，他以一种幽默的、随便的方式把上要的事情罗列出来：对顾客要友好，即使在他们不能退回货物而因此发怒时也要如此，顾客总是设法退货的。不打招呼不能不来。要留神某个高级经理，他巡视商店时爱找女人，并且通常行为很卑鄙。我们要扎着腰带，那是供拴刀子（我想可能是用来开箱子）和皮尺用的。他在桌子上把这些东西的价格表推给我们，这些费用将从我们的工资中扣除。我们会不时得到一些“小礼物”—圆珠笔，咖啡杯，T恤衫等季节性促销产品。沃特又递给我们装饰布和ID徽章，我很感激地看到他给我准备了两个供我挑选，一个叫“巴巴拉”，另一个叫“巴伯”。

沃特离开房间出去了，我转头问李·安，“这意味着我们被录取了？”因为在我看来有点奇怪，没有为我们分配工作，也没有问我们是否接受。她说，“好像吧。”并告诉我说她甚至还没有进行毒品检查，因为她没有身份证，钱包也被偷走了，当然不会对她进行测试。一会儿，沃特回来带我去见史蒂文，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将担任我做水暖设备工作的监督。但在销售地点，我有些犯嘀咕，因为我一点也看不懂测量设备上的说明，而他们好像都很熟悉，这使得我好像得了失语症一样。我非得靠指点和咕哝声才能工作吗？史蒂文的笑看起来有些得意，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发觉我对此一窍不通。他说，从星期五开始上班，上班时间为中午到晚上11点。我想我没有听懂他说的话，就像沃特告诉我我的工资不是每小时8.5美元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0美元一样。

我想，沃尔玛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虽然可能他们需要我。罗伯特打电话时以一种虚伪的腔调告诉我，我的毒品检查没任何问题，要我明天下午3点钟去熟悉情况。毒品检查的结果并没有让我感到洗刷了罪名或被证明是清白后的释然，我反而感到很恼火，以至于禁不住想知道是否不花上那30美元和3天解毒的时间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我问她工资是多少，必须问一下，她没有向我提供这些信息。等她告诉我是每小时7美元时，我想，事情到此该结束了。但我决定，本着谨慎小心和咨询的精神，无论如何也要去沃尔玛熟悉下情况。从未曾预料到的生理上的原因来看，这是我犯的又一个重大错误。

从规模、程度、威慑理念方面来看，我怀疑没有任何家公司的“见面会”能超过沃尔玛。通知说这过程将持续8个小时，包括两次15分钟的休息和一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将像正常的上班一样支付工资。当我穿着卡其布裤子和干净的T恤衫，像沃尔玛的一名即将加人的员工一样来到时，我发现已经来了10个新加入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和高加索人。罗伯特领着一个三人小组正在进行情况介绍。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接受面试，每个人面前有一叠厚厚的纸，罗伯特又一次告诉我们她要照看6个孩子，要作一个普通人，她发现沃尔玛经营理念中的三条原则与她自己想的是一样的等等一些东西。先看了大约15分钟的有关沃尔玛历史和理念的录像片，人类学研究者也许会称之为“山姆的崇拜”。第一个出现的是身着制服的年轻的萨姆·沃顿。从战场回来后，他开始经营一家商店，是那种5个人的小店，结婚后他有了4个可爱的孩子。他从老布什总统手中接过一枚自由勋章；随后他很快就死了，赢得了一片称颂，但公司还要经营下去。随后片子快速前进，偶尔停下来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公司扩张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几个日子：到1992年，沃尔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店。到1997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8年，沃尔玛员工总数达到825000人，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企业。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沃尔玛商场前都挤满了购物的人群和工作人员，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都会看到漂亮的新商店和附近的停车区开业的场面。我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这“三条原则”：“尊重每一位客户，超越客户期望，追求卓越”，这三条原则看起来有些疯狂，雄心勃勃，却互不搭界。

“尊重每一个人”是我们这些员工的入门守则。因为无论是像沃尔玛这样大的公司，还是像我们这样小的个人，都是个体。每一件事都依赖我们。萨姆经常这样说，并以身作则。最好的办法来自于员工。例如，“群众式问候”就是出自一位老员工，就是在每一位顾客进商店时，向他们表示问候，并介绍情况。从3点持续到11点的见面会中，他们3次提醒我们这个好主意来自于一位极普通的员工，谁知道我们中有人会在零售业提出什么建议呢？因为公司喜欢我们的主意，何止是喜欢呢？我们不是把经理们看成老板而是“服务员的领袖”，他们为顾客服务，也为我们服务。当然，雇主和雇工之间不是每件事都是愉快的。一段关于“员工要诚实”的录像带演示了一名收银员因为从现钞机上装起几张钞票而被抓住的情景，不幸降临了，他被带上手铐带走，后来判了4年刑。

接下来放映的是一段12分钟的《你来到一个伟大的地方工作》。片子中演示的内容充满着正确的思想和积极的态度，但仍然掩饰不住其中的一些紧张的气氛。许许多多的员工出来证实沃尔玛大家庭式的管理氛围使得它已经如此著名，因此在沃尔玛我们不需要工会组织。很久以前，工会曾在美国社会有一席之地，但因为他们不再为工人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所以大批人们离它而去。沃尔玛依旧繁荣，工会组织却萎缩了，这是为什么呢？你自己可以判定一下。但我们被告诫说，工会又在瞄准沃尔玛好多年了。为什么呢？当然是钱的原因。想一想你加入工会会丢掉什么：那就是你所得的钱，也许是每月20美元有时更多一些；第二，不再有你的声音。因为工会会替你说话；最后，你可能会丢掉你的工资和利益，因为这些有在谈判桌上丢掉的风险。你不得不琢磨—我想我们中的一些年轻人也可能会那么想—为什么工会组织者这些恶毒的人，这些特别的人会被允许在地球上闲逛呢？

即使用一个学期长的时间来介绍沃尔玛，我想也没有人能完全吸收，因为东西太多了。从可推测的假定来看，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打算回家，都拿着沃尔玛员工手册，蜷曲在那里，培训者开始大声读，过几个段落就停下来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白瑞是坐在我左边的一位17岁的男孩，他嘟噜着说，“屁股都坐硬了”。索尼面对我坐着，她是位小巧的非裔美国女人，看起来处在恐惧之中。我也没有了精神，眼皮也开始打架，员工守则要求我们脸上和鼻子上不能带珠宝饰物，耳环要小而且适当，不要晃来晃去，除了星期五以外，不要穿牛仔裤，如果要穿得付1美元的优先使用费。不准吃散装的食品，不允许“时间偷窃”。最后这条使我的思绪飞到了科幻小说上：时间偷窃飞到3420年，伴随着从21世纪劫掠来的休息日和周末。最后是提问题，一个从事顾客问候工作的老年男子想知道什么是“时间偷窃”。回答是：在公司工作的时间内从事工作以外的事情，那就是“时间偷窃”。然而，管理层偷窃我们的时间却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三位初级培训离题的时间合计起来就很长。我们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或者伸伸懒腰。有时，我们的初级培训者已经读过手册的某个部分，然后，从其他地方回来的罗伯特又开始讲同一部分。我的眼皮聋拉下来了，走神了。在7个小时的飞机延误中，我就曾发现时间过得特别慢。现在想来，我还有些留恋那7个小时的延迟，至少比今天的培训要强一些，你能看看书或起来走一走，去方便一下。

休息的时候，我去吉尔快餐后买了一杯咖啡，咖啡的真正成分是咖啡因，主要是为了晚上驾车时保持清醒，而不是为了记住沃尔玛的这些琐碎之事。下面讲的是毒品，曾尝试过毒品的人应该感一些兴趣。我一般不喝咖啡，只喝冰茶。喝咖啡就是为了刺激一下，它和试剂安非它明有同样的效果：我会脉搏加快，大脑过热，结果导致神情恍惚。现在培训者要求我们做的是幼儿园级的任务，但我发觉还是受到了挑战，比如在我的身份证后面附上个人条形码，然后粘上字母拼写出我的名字。字母弯弯曲曲的，粘到我的手指上。我选择了“Brab"，

精确地说是“BRAB"。我开始想那些我所认识的近些年来把名字改成更高贵一些的人，比如把Patsy改成Patricia，Dick改成Richard等等。而我的做法却与此相反。然后我们依次去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名为“血原病原体”的爱滋病病毒检测模式把我吓了一跳，其中有一条教我们在卖血的时候，如何对付带爱滋病病毒病原体的血液。计算机教给我们要贴出警示牌，拿取时要带保护用的手套。我在想，果真如此的话一定会引起员工的反抗和顾客的骚乱。我已经学习了六项内容，比今晚应该学的还多三项。剩下的内容安排在以后几周的业余时间去学。随后一位培训人员督促我们离开计算机：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个不眠之夜。在沿着州际公路回家的路上，一个家伙以超过80迈的速度从我车的右边擦着车体飞驰而过，这让我认识到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总比能看见的出口多很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使得在其他任何高速路上出现的场面都大为逊色。时值子夜，我花了15分钟的时间找到个车位，又花了5分钟走到公寓。回来后，我发觉布占因为我长期不在而显得忧心忡忡，已经没有了精神、笼子下面的地板上洒落了许多羽毛，甚至在我大方地允许它在我头上站了50分钟之后，它还拒绝再回到笼子中去。明天是我从事水暖设备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应该显得有精神些。梅那斯公司仍然是我的首选——但许多小事出了乱子。在财政方面，没有什么事是小事，手表的电池没电了不得不花11美元进行更换，卡其布裤子上染上了墨水，用洗衣机洗了三遍，花去我3.75美元，用除污剂又花了1.29美元。在公园大厦的申请表花了20美元。在梅那斯工作需要一条腰带，又得20美元，这还是比较了寄售商店的售价后才买的。为什么我没问一下那把刀子和皮尺要花多少钱呢？我发现电话机已不能接受打进来的电话，来电录音功能也没有了，也不知道我错失了多少条租房信息了。大约凌晨2点钟，我用汽水来抵消仍然强劲的咖啡因，但在5点钟，布吉开始了它的报复，带来了拂晓的问候，远远地，舒适地，发出一系列使人愤慨的凄厉的叫声。

梅那斯的工作定于中午开始。此时，虽然我还未正式接受任何一项工作，但我意识到我已经被两家公司录取了——沃尔玛和梅那斯。也许我会同时做这两份工作，或者推掉沃尔玛的那份，选择去梅那斯干那份工资稍高一点的工作。但是沃尔玛没完没了的情况介绍已经像猛禽的利爪一样深深地抓住了我。有多份工作的人必须以牺牲睡觉时间为代价。我能在沃尔玛从3点干到11点，然后再去梅那斯上班吗？我不会那么干的。我很弱，我的大脑乱哄哄的。当我几乎不能集中精力为自己做一份花生酱和土司的早餐时，我又怎能去掌握水暖设备中的学问呢？世界就像一张向我走来的反差极大的照片，一点也没有叙事的连续性。我打电话给梅那斯，找保罗确认一下换班的准确时间。史蒂文（也许是沃特）说是中午到晚上11点。但那是11个小时啊。他说，“是的”，又问我是否想全天工作。我问工资是不是每小时10美元，"10美元？”保罗问道，“谁告诉你的？我去查一查吧，肯定不是这个数。”

现在我一点也不紧张了，我告诉他我不会一口气工作11个小时，这并不是因为我干了8小时后就没有时间。我没有给他讲为争取将工作日从10小时减到8小时，历代工人们所做出的牺牲和奋斗，虽然这些东西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只告诉他找会去把刀子和皮尺还给他们。明天我会自圆其说说服自己去沃尔玛工作，去那里工作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那可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但这仅仅是为我犯的另一个傻乎乎的错误找一种借口罢了。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太辛苦了，特别是连续工作11个小时。

为什么没有提前问清楚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问题呢？为什么罗伯特打电话告诉我已经通过了毒品检查时，我没有向他讨价还价谈一下工资呢？我还告诉他每小时7美元挺好，只要包括免费的热水浴就行？几个星期后，我才搞明白部分原因在于雇主对雇佣程序的熟练处理。首先你是位申请者，然后迅速对你进行培训。你递交上申请表几天后，就给你制服，并警告说不要带耳环，不许偷窃。在你把潜在的雇主看作是免费的机构时，这一过程中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申请和雇佣之间的毒品检查，是你而不是雇主有什么东西需要证实。即使在最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有十足的劳动力要出售的人都会感到地位的低下，就像一个伸出手去的乞讨者一样。那里的行情一定好过明尼阿波利斯的劳力市场。在那里，每一个商业机构都欢迎我申请工作。

今天是星期天，也是我离开免费的、有神经过敏的布吉鸟做室友的房子的时候。在我的房东回家前的几个小时，我收拾好东西，奔向双湖公寓。毫不奇怪，那里的整个二层楼的房间已全部住满。我预定的那个对着后院而不是停车场的单间，已经被一位带孩子的妇女占用了。店主说他不好意思让他们搬到小一点的房间去。因此我只能再找地方了。我打电话给另一家周租公寓——克来威纽旅馆。在那里住对我有两个好处：离我工作的沃尔玛开车只有20分钟，而住在双湖则至少要55分钟；这里的房租是每周245美元，而双湖则要295美元，这对我来说也是够高的，比我每周的税后收人还要高。但在我们最近的交谈中，海地已经答应到下周末给我一个带厨房的房间，我也有信心，如果我很幸运的话，我能在申请过的超市的面包房中找到一份周末的工作。

当然，说某些地方是全国最坏的汽车旅馆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旅途中已经遇到很多这样的旅馆——克里夫兰的那个一到晚上就成为妓院的旅馆，布特的那个窗户开向别的房间的旅馆。我还不了解克来威纽旅馆这方面的情况。我递给窗户里的东印第安店主255美元（10美元是为特殊电话服务的）——东印第安人都愿意在中西部开汽车旅馆。他的妻子把我带到一个充满霉菌与臭味的房间。我没有足够多的精神准备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不得不皱着鼻子，她没有提及这是否会导致过敏症的问题。我问她有没有空气清新剂，当她弄明白我的意思后，她建议我用香水。我们回到办公室时，她的丈夫又说还有一个好的房间，他眯缝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劝我最好不要放弃它。我勉强露出笑脸，但是有好几天我一直在嘀咕：这么多年来我是不是一直在愚弄着自己？我自认为是一个成熟稳重、头脑清醒的人，但实际上别人却把我当成一个粗人。

133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大衣橱，一台靠墙的电视机。我请他们再给我一只灯，以便使房间内更亮一些。除了发霉的气味外，我闻到了新鲜油漆和老鼠屎的混合气味。但真正的问题是窗户和门。房间惟一的那个小窗户竟没有纱窗，屋内也没有厕所和电扇。窗帘是透明的、薄薄的，门上没有插销。没有纱窗，晚上必须关上窗户，除非我愿意与飞虫和邻居们分享我的一切，否则只能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屋子里。那些邻居们是什么人呢？这家汽车旅馆围绕着一个停车场形成便盆状，四周的情形几乎都可以看见。可以看到一个女人胳膊上抱着孩子倚靠在一个房间的门上。两群年轻人，一群白人，一群黑人，他们好像住在相邻的房间，还有几个单身没有拖累的各个年龄段的男子，包括一个穿工作服的老年男子，他的汽车保险杠上写着“不要偷东西，政府痛恨竞争”。好像收入所得税是唯一阻止他现在住在使馆官邸的东西。天黑后，我走出去，试着从窗帘外面往里看，果然，可以看到大部分东西，至少是可以看到房间内东西的轮廓。晚上吃的是从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超市买来的精致的食品，.然后我合衣上床，但没有睡觉。

我不是个天生什么都怕的人，这一点你可以归咎于或归功于我的母亲。她从没告诫我做为一个女孩子的任何特别的弱点。只有当我进人大学后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强奸，并发现我独自不分黑白徒步探险陌生城市的习惯看起来是那么的轻率，而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古怪。对于基韦斯特的拖车旅馆或缅因州的汽车旅馆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拖车的门有插销，并且两者都有实用的遮蔽和纱窗。但在这里，只能关着窗户，室内令人窒息的空气提醒我确实是住在屋内；否则我几乎完全暴露在别人视野之中，高速公路上任何东西都能飘进来。我不会从我的房东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我把耳机带上以便阻挡隔壁房间电视机的声响，用床罩遮挡来自外面的停车场上的灯光。我认为保持各个器官的警觉是明智的。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又醒一会儿，听着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看着走过我窗前的东西的轮廓。

大约早上4点钟左右，我突然领悟到这个世界上不止我一个是夜游神。穷苦的女人——尤其是单身女性或是那些因某些原因暂时与穷人住在一起的女人——确实比那些家有两道门，有报警系统并且有丈夫陪伴的女人面临更多可怕的事情。我肯定是知道这些或至少听说过，但是现在我正在切身地体验这一切。

这就是我星期一去沃尔玛工作时的住处了。在经历熟悉情况见面会的劳苦后，我希望能有一个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也许是一个穿着亮兰色背心的庆祝仪式和在自动售货机上操作的约55分钟的培训。但当我早上到达，开始我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钟的工作时，好像没有人欢迎我来。我在服装区工作，有一种美妙的、隐隐约约的声响，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人私下里告诉我在女装部上班，我被派到试衣间旁的柜台。我被层层介绍下去，最后来到伊莲旁，她没穿马甲表明她是个管理人员。她分配我负责博比·布鲁克丝的网状夏季衣服，这任务就好像要测试你的认知智商。首先，衣服必须根据颜色来分组—橄榄绿、桃红色或淡紫色；然后根据装饰式样，多叶的、单花的、多花的来分类，在每个式样中再根据尺寸来分类。我完成后几乎筋疲力尽。然后我见到了美丽莎，她也仅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周，她和我处于同样的级别。她请我帮她归拢合并凯撒·李品牌网状服装，以便这一品牌中的光滑的那一部分服装可以在顾客来往频繁的区域争取到足够的注意力。在约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美丽莎干这项工作前是一位女招待，她的丈夫做建筑工作，孩子们也都成人。她的生活中肯定经历了许多不幸——她是一个遗腹子，曾经酗酒和吸毒，但那些已经成为过去，她现在已经成为清教徒了。

一天的工作都是些琐碎小事。就是把女装整理得方便客人购买，确实是这样。如果客人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就提供帮助。顾客的地位在我们这里已被提升到客人的层面。首先，根据录像片上要求我们做到的，我到处走动展示着“热情的好客”：每当有人走到离售货员10英尺以内时，服务员应立即热情微笑并提供帮助。但我从没见到任何一个经历丰富的售货员这样做，第一，因为客人在购物时被打断思路通常都很恼怒。第二，因为我们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在妇女内衣货架旁，最主要的任务是把“拿回来”的衣服——即试用过的衣服，抛弃的衣服，少量顾客购买后又退回来的衣服收起来，然后放回仓库。这一工作与草场上、花园里、家庭里的工作不一样。另外还有很多客人散落的衣服，丢在地板上的，从挂钩上取下来的，散置于货架上的，或在离原先存放位置较远的某个隐秘之处的，这些物品每一件也都要根据色彩、式样、价格和尺寸准确地放回原处。所有时间都消耗在这些工作上了。当我打电话给凯罗琳讲述这些事情时，她听了后同情地说，“哎，傻瓜”。

对初学者来讲任何事情都是不容易的。我不得不把衣服收起来，这很容易，但问题是把他们放到哪里去。第一天大部分时间的任务就是设法记住这些女装的式样，在被男装、童装、贺卡以及内衣包围着的近1000平方英尺大小的服装区里。站在试衣间旁，面对着商店主要的入口，我们直接就能看到帐篷式样的实用的加大号服装，即著名的“女人”尺码。KathieLee品牌，适合于日常或非办公室工作职业层次的女士穿用，位于最昂贵服装的左侧。沿着顺时针方向望去，看到的是一点也不性感的罗丝和和博比·布鲁克丝品牌，看起来好像是为那些矮胖的四年级老师去参加重要的烤肉野餐准备的。然后，在结实的瓦特·斯泰格品牌后面，是轻快的、透露的FadedGlory、NoBoundaries和Jonlance品牌，这是为年轻人和瘦削的人群设计的。隐秘之处是不太出名的品牌的港湾，比如AthleticWorks，BasicEquipment以及LooneyTunes，Pooh以及Mickey，这些品牌大多数装饰有人物特色的图案。在每一个品牌的位置，至少有几十类服装，甚至每一类又有几十种。例如，今夏的裤子式样变化多端，有古典的、木工装、挖蛤人的，以及穿长靴穿的，这取决于它们的长度和裁剪式样，也许我还遗漏了一些种类。所以我典型的站立姿势是以一只脚为轴心慢慢旋转，瞪大眼睛，手里拿着衣服，问自己，“我在哪里见过9.95美元Athletic编结衣服呢？”或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别人。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些种类需要花费特别的时间，而且还要去询问别人。例如，那些原来是女式现在逐渐演变成男式的服装，那些标签没有及时更换以体现新价格的应时的种类。

但当我已经记住服装的式样后，突然间一切又都变了。第三天的早晨，经过几次徒劳的搜寻之后，我发现罗丝品牌的短袖汗衫已经挤靠到Kathie品牌旁。当我嘟囔着责怪伊莲试图欺骗我，认为我正在拿的是Alzheimer品牌时，她真诚地向我道歉说一般的顾客每周到商场购物三次，所以必须让顾客保持新意。另外，如何摆放衣物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情，因为衣服以及售价都是由位于阿肯色的总部决定的。因此只要我记住了衣服摆放的位置，她就可恶地重新摆放。

对这件工作的第一反映就是失望和感到一种对女性的歧视。我也许能从事测量工作，记住各类阀门的名称，腰带上拴着各种工具，与史蒂文或沃特开着玩笑，而不是此刻把粉红色的比基尼放回百慕大游泳衣货架这样的工作。就我所知，这里没有什么重活或非常紧急的工作。如果我乱搅和的话，没有人会挨饿死去或受到伤害；事实上，又怎会有人知道我在乱搅和呢？

沃尔玛文化中规定的文雅使我感到压抑。根据店里的规章制度，禁止妇女大声喧哗或诅咒，而我们都是妇女。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我也许会完全消沉下去，我的大踏步也许会变成小步慢走，我有些失望。

然而，我的工作并不像开始时那样的文雅，这得多亏那些不断流动的衣物。在沃尔玛，人们不再谈论Lord&Taylor，顾客用类似超市形状的购物车购物，在去试衣间排队以前，大约有90%的衣物试穿后被抛弃在那里，由负责试衣间的工作人员将其折叠后挂在衣架上，然后放在新的购物车上给美丽莎和我。因此，我们的工作量就是由车来衡量的。美丽莎的班比我的稍早些，每当我来时，她就会告诉我事情进展的如何。你相信吗，今天早上有8车衣服，还有多少车衣服在等着我去安排呢。最早摆放一车衣服平均需要花费45分钟，而且还有3到4件找不到摆放地点的衣服。现在我把摆放一车衣服的时间缩短到半个小时，但装满衣服的车子仍源源不断地向我推过来。

因为大部分工作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件工作几乎不需要人际交流，不管是同事间平等的交流还是上下级之间的交流。我在换班时或在休息结束时，先评估一下此前顾客所造成的损害，数一下有多少车衣物在等着我，然后投入工作。大部分工作时间我都是一名聋哑人了，尽管最初熟悉情况时要求我们要微笑，要热情，但得自闭症也许是确定无疑的。有时，当工作不忙时，美丽莎和我会创造一些我们俩一块做的工作，例如，分区整理泳装，因为有些服装的带子缠绕在一起。她用那种基督徒方式咯咯地笑着，我则用更女性化的方式看着那小的无用的透露的披肩。或者有时伊莲让我做一写特别的事情，比如把所有BasicEquipmentT恤衫挂到衣架上，因为在衣架上的东西会卖得更快一些，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放置到货架上。我喜欢伊莲，圆熟的脸蛋。50岁模样。她肯定是“服务员领袖”的典范，或者用更世俗的话来说，具有夸大的“女权主义”管理风格。她说“请”和“谢谢你”；她使用询问的方式，而不用命令的口吻。而年轻的霍华德则不是那样。霍华德是一位经理助理，通常大家都那么称呼他。他负责整个服装区域，这个区域包括童装、男装、妇女装饰物以及内衣等。在我工作的第一天中，我被叫去参加一次售货员会议。光点名霍华德就花了10分钟，向我们每个人展示他那轻松的汤姆·克鲁斯式的微笑，嘴巴翘起时眉毛都聚到一起了。然后就是他惯用的伎俩（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过？）：让员工们站立着相互交谈，这当然是“时间偷窃”的最佳例证。

在沃尔玛工作几天后，当我回到克来威纽的家时，找发现房间已经被打开了，汽车旅馆的老板正等候在外面。排水管道出了问题，污水回流到整个地板上，好在我的衣箱还没有被浸湿。他们让我搬到127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纱窗比133要好一些，但也快成为碎片了，底部也不紧，在微风中毫无用处地飘摇着。我向他们要一个好一些的纱窗，他告诉我说没有。我要一个电扇，他说没有能用的。我问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还是个能开业的旅馆吗？他翻了翻眼珠，显然是做给同住的人看的：我不能告诉你原因。

因此我只好费力地把行李拖到127房间，然后设法重建我的小家。因为我没有厨房，我就用称之为食品包的超市里的袋子装茶叶、几片水果、从快餐店里搞到的各种调味包、半打奶酪——标签上说明应放人冰箱中，但我猜想装在塑料袋中也是安全的。我带着笔记本电脑，这是同我本职工作最主要的联系，必须对它多加注意。我猜想这也许是整个旅馆中最值钱的东西了，因此我很犹豫是否在我外出工作时把它放在旅馆房间里呆上9个小时。在沃尔玛工作的头两天里，天气很冷，我把它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但现在中午的温度已经达到华氏90度，我担心机器在后备箱中被煮熟了。此时最主要的是我的衣物怎么样了，它们大部分都装在另外一个深褐色充当洗衣篮的纸袋里。我的卡其布裤子在里面已经放了两天了，两件干净T恤也在里面，准备下次一块送到洗衣房去。说到T恤，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天下午，我的一个同事阿丽莎，她现在在运动物品区域，过来问我一件清仓处理标价为7美元的马球衫是否还有可能再降价？当然我不知道。伊莲根据清仓情况来决定是否还会再降价。但为什么阿丽莎会对这件特殊的衬衫感兴趣呢？因为我们的一条原则就是员工的衬衫必须要有领子，所以他们必须与打马球的人穿着一样，而不能穿一般的T恤。某种程度上，在培训期我漏掉了这部分内容，现在我正在琢磨我那裸露的脖子还有多长时间能引起霍华德的注意呢。每小时挣7美元，一件7美元的衬衫不会列入我的购买计划中。

现在时间是7点多钟，我边吃饭边回顾一天的行程。克来威纽城只向那些没有厨房的居民提供两种价格的选择（没有高价格的选择）—一份是中国人都能吃的牛排，一份是肯德基炸鸡，选择每一样都有它自己的乐趣。如果我在外面的牛排店里吃饭，我就可以看到墨西哥的大家庭或更大的、几乎全部人马都出动的明尼苏达安哥拉家庭。如果我在家中吃肯德基，我就能在五六个频道上看电视节目，选择后者看起来不显得很孤独，特别是我能找到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太阳频道的踢踏舞或第三摇滚。没有桌子吃饭是很麻烦的。我把食品放在抽屉里，在膝盖上放一个塑料袋。因为倾斜着吃饭时不可避免会发生喷溅，而这就意味着在洗衣房浪费时间和金钱。今天晚上在哥伦比亚电视台我发现了新的让我心动的节目——生存者，在那里“真人”挣扎着在裸露的胸膛上设法点燃火焰。真是一群疯子，他们用这些半出洋相的求生把戏来做虚假的让人胆怯的事情，以便取悦那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在哪里，以及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晚饭后，我把剩下的饭放入充当桌布的塑料袋中，把它系紧以避开那些自由出入我那没有纱窗住处的飞虫。现在是我该干晚上事情的时间了——写通讯稿，读小说，然后我熄了灯，坐在那里开着门以便能进人一些空气。住在我隔壁的两个非裔美国男人的门也开着，因为白天有时他们的门也开着，所以能看到他们的房间和我的一样，里面只有一张床，他们不是同性恋者，因为他们轮流使用那张床，中午一个在屋里午睡，另一个在外面的拖车里睡觉。我关上门，把窗户放下，在黑暗中脱掉衣服以便不被人看到。我还没发现和我类似的人在这里居住——一个单身女性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对一个富有到有一张自己的床，又没有人在上面制造声音的女人来说是更糟糕的。据我所知，这里不是吸毒和卖淫者的巢穴；这里住的都是工人，他们没有钱去租住一个正常的公寓房间。即使开始担心的那些年轻人好像也有母亲般的人陪伴，也许是我以前未见过的单身的母亲们，因为他们都在工作。

最后我躺下来，呼吸着胸中难以去除的沉重的空气。几个小时后我醒来，听到的不是从某个人的电视机里传来的声音：而是一个女人清晰的、世界上最悲惨的低音歌唱，难以辨别的抒情，同时还伴随着高速路上卡车的轰鸣。

早晨我开车去假日加油站的便利店，在那里我买了一桶有冰块的果汁饮料和两个煮鸡蛋。汽车旅馆里没有冰块，这是为冰茶准备的，我用盛有隔夜开水的塑料杯喝茶。旱餐后我整理了一下房间，打扫了床，用卫生纸清理了污垢，把垃圾清理出去。老板的妻子（也许是合伙人）每天早上都推着清洁车挨个房间清理，但她的辛苦更显示出这里无序的迹象。通常她都记得更换小毛巾，它们即使在干净的时候.上面有时也有些头发，而且发出类似烹调油的味道。除此以外，她还会丢弃手帕或空气清新剂的瓶子，表明她已经完成了任务。我想象出一幅关于“传统的辛劳妻子”的广告：在她出生的小山村里举行过婚礼后，扑通一声，她就与那个几乎不会说她的语言的美国丈夫一起到了明尼苏达的克来威纽，来到几千英里外的家中，一个教堂，一个布店。随后我打扮了一下，用好多发夹把凌乱的头发整理好，然后去工作。这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住在一个有厨房、洗手间和吹风机的正常房间里，而不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另一个个人习惯和安排的另一点是不上班时如何打发时间，看起来在沃尔玛的停车场或休息室中闲逛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家庭生活比我意识到的要沉重得多，如果我没有信心在搬到霍普金斯公园大厦以前熬过这段时光，我就会恐惧第二天的到来。我已经出现了少许的紧张症状。有时早餐后我会肚子疼，这样吃午餐时就有些风险。如果一顿主食都不吃的话，要想坚持到下个班次是很困难的。更多的干扰来自于我的手一闲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抓挠衬衫或卡其布裤子，我必须停止这样做。我的曾祖母至今仍健在，她已经101岁了，她才是恬淡自持的典范，她通常懒洋洋地抬起脸和手腕，搔弄身体上的暗红色的疼痛处，并抱怨说她也不知道正在做什么，也许这是遗传的痉挛，我将很快病人膏育。

工作的时候，我充满活力。休息时我在试衣间停一会和值班的女人套词，通常值班的人霸道、自我感觉很好——因为试衣间服务员和我的关系就像厨师对服务员一样。如果她想做，她就能把我弄得一团糟，把一车车弄脏了的装有外国的、不是女装以及没有好好折叠或挂好的衣服给我，让我去归整。“我来了”，我张开双臂大声说道（对于我的这一举动，雷达皱了皱鼻子，而雷恩则哈哈大笑。她是个骨瘦如柴、毛发皮肤都是浅色的女人，她正在做仓库清理工作，我到处找伊莲，发现她正在用价格枪做标签。我问她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我去做，她说没有什么。然后我发现美丽莎从远处取了一个运费单据。今夭她看见我时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也许我不应该做这些，你可能认为有点愚蠢，但她为我带来了午餐三明治。这是因为我已经告诉她我住在一个汽车旅馆中，吃饭几乎全是快餐，她为我感到很遗憾。现在该我感到难为情了。我发现从此慷慨已经超越吝啬，成为了主流。也许美丽莎不认为她过得很穷，但我知道她是那种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例如，有两次她提醒我说每个星期二可以从吉尔广播台得到一份价值68美分的特殊礼品，也就是一份三明治的价钱。我嘴里赞同地嘟哝着，推着车子走开了，车子装着博比·布鲁克丝天蓝色的松紧袖短衫和FadedGlory的V型领红色罩头衫。

工作的第二个星期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第一件是我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换到了下午2点至晚上11点，即所谓的晚班，虽然商店的营业时间仍然是7点到24点。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这是从休息室外面的玻璃窗里的时间表上看到的。现在我要工作9个小时了，而且包括不付工资的晚餐时间，我每天得多待30分钟。工作期间有两次15分钟的休息，在上午10点至下午6点的班中看起来有些多余，但现在变成了一种应急。如果把休息时间晚餐前都用掉，这样以后的两个半小时当我疲乏时就不能再休息了。如果我设法下午一次也不休息，那我工作两个半小时后就得再坚持马拉松式的3个小时才能休息，怎样最好地使用这15分钟的休息时间就很有学问了。比如遇到三件或更多的同时发生的紧急事情，比如小便、喝点什么、出去沐浴一下阳光，最重要的是坐一坐放松一下。在我打上工卡出去休息之前，我去上厕所，这一小会的“时间偷窃”大约能节约我一分钟的休息时间。即使出去休息，我们也必须去打卡，所以能偷窃来的时间少得可怜。步行走到商场门口大约需要75秒钟；如果我在吉尔快餐厅停下排队买59美分的小杯冰茶，大约需要4分钟。然后我到商场旁边狭小的没有栅栏的地方去，那里是唯一允许员工吸烟的地方，我可以有大约9分钟的休息时间。

发生的另一件事是纪念日星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总有几十名或更多的购物者站立在女装旁，到晚上又有一波一波“多代帮”来声援。其中包括祖母、母亲、购物车中的小孩，一群吵闹的用绳子拖着的愁眉不展的孩子。新的任务来临了。比如把购物车捆成一列跟在顾客后面，每半小时左右把它们推到商店的前面。现在我拣起的不仅有丢下的衣服，而且还有顾客从别的部门带来的扔在女装区的东西——比如枕头，室内装饰用的挂钩，扑克，耳环，太阳镜，动物玩具，甚至有肉桂面包，而且总有回来退货的。因此增加了大量的被扔在地下或者毫无目的地搬到不合适的位置去的物品。有时候是比较幸运的，工作只是把退货和散落在货架以及地板上的东西放回原处，这种平稳的工作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即使我能像重新放回退货那样快地拣起放错地方的物品，我的车子也从未空过，货物堆积在试衣间，雷达和她的晚间换班人就经常起哄：“巴伯，你怎么又有三车东西没整理了，又出什么问题了？”好像她们就是科林斯王（希腊君主）或巫师的徒弟。

当然，在当班的前半段时间，我仍然是很乐于助人的，我被多种族的购物队伍所迷惑——中东，亚洲，非裔美国人，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古式明尼苏达白人——我很平静地接受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值总是正的。令人吃惊的是，我得到了伊莎贝尔的表扬。她是一位瘦小的看上去70多岁的老妇人，好像是伊莲的助手。她说我做得棒极了，在工作上很容易相处。我继续整理着衣物，飞奔在一排排货架间。但是，大约6到7点钟的时候，当我坐下来歇一会的想法成为一个迫切的渴望时，很多顾客却把Dr.Jekyll与Mr.Hyde弄混了。我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正是由于顾客的马虎和无益的任性使得我弯腰蹲伏并来回奔跑。他们是购物者，我是反购物者。我的目标是使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就好像没有人来翻弄过那样。这时，“热情好客”就变成了“敌视”了。他们的购物车成群结队地奔向我，孩子发疯似地到处乱跑，一旦我站住并无助地看着那些孩子们把他们能够得着的所有东西都弄到架子下面时，我的脸上肯定露出了不应该把这些孩子生出来的表情，因为他们的母亲最终把他们喊停下来、

我甚至开始无端地怨恨起顾客来。比如，对于本地的高加索人，我讨厌他们的身架，这不只意味着肚子和臀部，还有身体其他部位巨大的突起，如脖子后部和膝盖一样。这个夏天，在我经常去买午餐的温迪西，我已经知道了动词“加大码”的含义.如果有人问你是否要加大套餐，就意味着需要双倍的食物和饮料，现在看起来，到这里来的女性顾客人数已经翻番了。我们都知道这些中西部人，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的较低层次。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土豆片和法国土司棒为主食，我也许不应该这样说。上早班时，Dr.Jekyll款式的衣服使我为肥胖者感到遗憾，这种款式的尺寸、带拉锁的短裤和巨大的横条装饰是对肥胖者的嘲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同情心消失了。在女装区工作，我们这些售货员按明尼苏达的标准都属于身材瘦削的人，都属于需要补充营养的行列。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我们担心，当肥胖顾客的巨大身躯在女装部狭窄的过道滚过去消失在恺撒·李紧身衣服装区时，我们会被压扁。

我只和衣服发生联系，不和顾客打交道，但我上班时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情：开始我认为衣服是属于我的，我并不是说我带回家或穿这些衣服，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企图，这些衣服只是由我来组织和管理的，整个女装区都是如此。在6：30美丽莎回家后，特别是9点钟伊莎贝尔也离开后，我开始控制着整个区域。这时是酒吧营业的时间。我推着购物车在周围巡逻，快速地把每一样东西摆得更整洁一些。我从不像顾客习惯做的那样抚弄衣物，而是直接地把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让它们挂得笔挺，或者静静地按极好的顺序躺在货架上。在这种心态下，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是顾客来回快速翻动衣物，弄错他们的位置。事实上，我讨厌这种衣服被出售的方式——从他们原先的位置拿开，迅速移动到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么无序的衣柜中。我想象的是女人的衣服用一个塑料包密封着，用汽车运到某些安全的地方，比如零售历史博物馆中。

一天晚上，最后一次休息后，我回来时已是浑身散了架一样，更痛苦的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可能是一位亚裔美国人或西班牙人，身高不足4.5英尺。她正在怀特·斯泰格区域整理T恤。早些时候，就是我吃饭回来的时候，晚上试衣间值班服务员就诉责我说我来晚了（实际上我没有迟到），并说如果霍华德知道这件事后，他可能不会朝找大叫，因为我现在仍然是个新手。但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那就不好说了。我刚刚说服自己，假如霍华德向我大喊大叫，我可以不介意，其实我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不骂出那四个字母组成的脏话我很难平息心中的怨气。因此我对这个入侵者是很警觉的。当然，在我们简单的介绍后，她转向我问到，“你每天都把这里的东西收起来吗？”“是的”。事实上我已经把今天的一些东西都收起来了，像我在以前的日子里做的一样。“但有些东西你放的不对。你看这些丝织物，它们是不相同的。”她把那些放错位置的东西扔到我的面前。是的。我发现这件橄榄绿衬衫是有淡淡的棱条，而其他的则是平滑的。她继续说，“你得把它们放回正确的位置。”她又问道，“你检查过它们的通用产品码了吗？”

当然我还没检查那十多位数字，它们正躺在条形码下面，没有人去数过。难道这是在国家科学院？我不知道在这里哪一种服从是应当有的：她现在是我的督察吗？或者我们正进入某种测试以便看一下到底是谁负责9到11点这个阶段？我并不在意自己犯了错，我只是很讨厌她借此找茬。因此我没骂人，只是说，第一，白天有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包所有来这里的顾客，为什么偏偏责备我呢？第二，现在己经是10点钟以后了，我已经有另一车满满的衣物需要摆放，如果我们都去整理购物车，而不是去整理那些该诅咒的T恤，是否更明智呢？

她恼怒地反驳道，“我不负责放回衣服，我的工作是折叠衣服。”

几分钟以后，我发现了她为什么不做和我一样的工作，原来她够不着货架。事实上，她得用梯子才能够到货架的顶层。你可以想象出当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小人物推着梯子到处转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恶意的微笑油然而生。我从工作着的Jordache服装区蹑手蹑脚地跟随着她，希望能听到她从梯子上跌落的噼啪声。

回想那天晚上我对这位入侵者所做的反应时我感到有些后怕。如果她是个督察的话，我可能就会为我所说的话付出代价，但更糟糕的是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说难道这是对9小时工作结束的正常反应吗？那天晚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件糟糕的事情。我回到试衣间的柜台旁去推另一车衣服，结果我发现了一个在柜台上回电话的小伙子。他愁眉苦脸地坐在一把轮椅上，双眼注视着上方，看起来比平时要伤心得多；但我当时的想法却是至少他可以坐着。

这不是我，至少不是任何状态下的我乐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做的我，就像我的小巧同事可能不是泼妇一样。她是那种整个晚上工作，而白天她的孩子打盹时她也打盹的人。后来我发现，她不是任何人的督察，而且当她与伊莎贝尔相遇时经常遭到批评。我要面对的是ID标签上的“Brab”这一名称。我与Brabara不完全是一类人。“Brab”是我孩提时的称谓，至少我的兄弟姐妹仍然这样称呼我，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堕落了，抛开经历和高等教育不说，也许留下来展现给你的就只有这个原始的“Brab"了。如果她的父亲没有设法爬出矿井的话，她也许会在沃尔玛工作一辈子。因此，看一看Brab是什么样的人，不仅不让人烦恼，而一定是很有趣的。她比我更自私，更容易怀恨在心，但没有我希望的那样聪明。

在我搬到霍普金斯公园大厦的那天，醒来后我一直在琢磨把我的那些东西放入冰箱：蛋黄肠，芥子酱，鸡胸等等。但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海地已经走了，顶替她的是一个乳房巨大的女人，她说我没弄清楚，房间得等到下个星期才有，并且我得首先打电话来确认才行。我真的被希望冲昏头脑了吗？是我“错误地理解”了那看起来已经很详尽的安排了吗？（他们说周六9点钟把钱带来，到4点钟就可以入住）。还是另有什么人在暗算我？没关系，我已经很清醒地知道在公园大厦公寓带厨房的房间是每周179美元，对于在沃尔玛每小时7美元收人的我来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计划是另找一份周末工作，我已经在原来居住过的公寓附近的“彩虹”超市进行了尝试，工资是每小时8美元。靠这两份工作，我每周可以拿到税后的320美元，因此179美元的房租大约占我收人的55%，这看起来还是可以付得起的。但是去“彩虹”干的计划未能实现，他们让我每周业余工作5天，而不仅仅是在周末。另外，哪天休息，我还不能说了算，霍华德已经安排我每周五休息，然后是周二和周三，我还得献点殷勤才能得到一份更稳定舒适的工作时间表。

此外.我还需要像美丽莎那样找一个丈夫，或像其他同事那样找到第二份工作。从长远看来，如果我每天早晨都得去找工作，并打算一直住在公园大厦或更好的合理的公寓（房租为每月400美元或每周100美元），那什么都完了。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将破产，至少对我们这些收入很低而住房房租却很高的住汽车旅馆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我给YWCA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有房间，他们让我到公寓援助去看一下，但哪儿也没有房间，只有每晚19美元的床位。我可以有自己的锁，而且第二天早上不会被锁在屋里。如果我愿意，可以整天呆在房间内。即使有这些诱人条件，我不得不承认当公寓援助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另一边时，我还真相信了。如果我还在沃尔玛工作的话，我就能省掉开车和油料的费用。也许我应该离开沃尔玛，住在房间里，从那里再重新开始寻找工作。但事实上我不准备离开沃尔玛，它是我与世界沟通的渠道，我身份的来源，是我在社会中的角色。

公寓援助的工作人员很熟悉低收入工人的住房遭遇，他建议我还是继续住汽车旅馆。他确信肯定有每周房租低于240美元的地方。同时，再住克来威纽旅馆一晚上竟然要我55美元，这意味着花两晚上的钱，花那些钱几乎可以住任何一家旅馆。我打电话问凯罗琳她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应该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几分钟后，她打电话邀请我搬过去与她和她的家人一起住。我拒绝了，我已经有了一次免费寄宿的经历。所以我现在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利用市场去找寻住处，但我有一种被天使触摸了一下的感觉。我曾经从美丽莎那里得过三明治：我不完全是孤独的。我又开始不停地往周围的汽车旅馆打电话，这一次找寻的范围更广，有的甚至出了这个城市，到了北边的小城以及西边的圣·保罗市。但大多数也没有房间，各种价格的房间现在和未来几周都没有一一他们说现在是旺季。虽然很难说像明尼苏达、克来威纽这样的地方在一年当中任何时间都会是出行的目的地之一。只有Comfort旅馆可以提供一个房间，每晚49.95美元。因此我预定了两天。离开这个国家最坏的汽车旅馆时我本应该得到解脱，但我却有一种被彻底击败的感觉。

我还能做得更好一些吗？6月13号我热切地从沃尔玛前面的信箱中取出那份《圣保罗先锋报》。该报为我提供了迟到的真实情况。报纸首页的标题写着“公寓房租猛涨”。仅在2001年的头三个月，明尼阿波利斯的房租就上涨了20.5%，当地的房地产专家说，这是未曾预料到的。与我切身利益相关的是，双城地区的客房闲置率在全国可能是最低的。谁知道呢？我出发前对房屋闲置率的粗略调查什么也没有说明。事实上，我曾经写过文章感慨双城市网络行业的不发达，这使我相信这一地区已经摆脱了狂野的房地产通胀的困扰。但很显然，不能用网络财富来毁灭一个地区的低收入居民。《圣保罗先锋报》引用HUD安德鲁·库玛的秘书的话说，繁荣正在使全国范围内的可支付得起的房屋数量减少：经济越强劲，房租上涨的压力越大。因此我不是贫穷的受害者，而是经济繁荣的受害者。通常我们会认为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相对独立的国家中：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一个提供低工资工作。但现在，穷人和富人已经不能共存了。

住进Comfort旅馆时，我带着强烈的愿望确信：只在这里住一到两个晚上，然后事情就会有所好转。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知道这竟是我被最后击败的时刻。玩完了，这个为付房租而挣钱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在大约三个星期内，我花了500美元，只从沃尔玛挣了42美元，只够熟悉情况的那一天晚上的费用。会有更多的人员来到沃尔玛，就像其他众多的低工资雇工一样。等到拿回第一个星期的报酬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

我做了最后的尝试，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家付得起房租的公寓或汽车旅馆。一天早晨我又到一家福利机构去寻求帮助。通过拨打明尼阿波利斯的联线，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又指派我到另一个机构，接着又依次让我去找离沃尔玛仅15分钟路程的“公众紧急求助组织”。在公众紧急求助组织的办公室内，我见到的场面令人烦心：里面有两个黑人，瘦瘦的。从他们的口音判断，可能是索马里人。因为在双城地区住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正在高喊：“面

包，面包。”听到没有面包的回答后，两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了。然后，一位50多岁模样的白种女人进来了，她的遭遇和那两个人没什么区别，一脸乞求的微笑尴尬地凝固在她的脸上。因为某些原因，也许因为我已经事先预约，而且没有把见面时的气氛搞砸的缘故，我被带进里间的办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接待着我，问我有没有小汽车，我说有。一两分钟后她又问：“你有车吗？”当我告诉她我在沃尔玛工作，每月挣多少钱后，她建议我搬进防空洞住，这样就能省下足够的钱去支付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然后她让我去另一间办公室，以便能得到帮助找到一个公寓，但这个办公室只是提供了一些可支付得起的公寓的名字，而且都是已经过时的了。我又回到第一间办公室。接待者问我是否可以用一下紧急食品援助。我又一次向她解释说我没有冰箱。她说去找点什么东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盛着一条肥皂，一瓶除臭剂，一些很没用的食品。在我看来，这些糖果、点心、一磅火腿，即使没有冰箱，我一次也能把它们吃完。第二天我带着原封未动的盒子，去了另一家为穷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我不能空手而来，那样就太小气了，而且绝不能把食品浪费掉。

只有当我带着用甜言蜜语换来的战利品离开时，我才意识到这次见面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重要。在商谈结束时，那位公众紧急求助组织的女工作人员曾就她几乎没记住我所说的大部分东西向我表示道歉，其实无非是我有一辆汽车，住在汽车旅馆内等等。她把我与另一个在沃尔玛工作的人弄混了。她解释说，那个人前几天刚刚来过。现在我注意到我的许多同事都很贫困。他们的牙齿都扭曲发黄，鞋子也不够穿，这些就是证明。我穿着舒适的旧锐步鞋，工作4小时后脚都受不了，那些整天都穿着薄底的皮靴来回奔跑的人又怎能受得了呢！从头发也可以区分人的等级。大部分的人梳马尾发型。还有就是有沃尔玛式特色的蓬头垢面和没有生气的披肩长发，用两个发夹使脸部露出来。

但我现在知道了另外一些事情。熟悉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商店的成功来自于我们这些员工。事实上，我们那明亮的蓝色背心后面就写着这样的话“在沃尔玛，员工改变着一切”。而那些穿着背心的人也许还需要接受救济，居无定所。

不管怎样，我开始在Comfort旅馆住下来了。我住的是带卫生间，有插销，有完整纱窗保护的大窗户的豪华房间，就像一个游客或商务旅行人员住的一样，但我在外面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来讲却是那么卑劣甚至沮丧的——午饭在温迪西吃，晚饭在斯巴落吃（一家意大利风味的快餐店）。在沃尔玛上班，如果Comfort旅馆的某些员工碰巧闲逛进来时，我穿的背心就会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我会因此而感到尴尬。当然，我希望霍普金斯公园大厦开业的那一天离开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虽然在这里住得很堂皇，但令人吃惊的是每天的花费居然比在克来威纽的筒子间里要少5.05美元。而且我不用再担心计算机被偷走或被烤化了。整个晚上我都能睡得着，令我不安的扯头发的小毛病也不再有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男人一样，晚上休息好后第二天就能担任外科医生或去当跳伞教练，所有这些我也能做到。在沃尔玛，我做得也越来越好，比我开始想象的要好得多。

星期六事情出现了转机。这是一个人们疯狂购物的日子。当我下午2点钟上班时已经有两车衣物在等着我了，地面上好多的地方扔满了一寸厚的各类物品。这里看起来不像是购物场，倒像是刚被掠夺过一样。这种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快弯腰，拿起东西，再举起来，推着车子在一排排货架间快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衣服很快整理好了。我已经下意识地做这些工作了。什么也不想，心中只有“怀特海军斜纹布衫”并坚忍不拔地搜寻同样的衬衫，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脑海中形成这件衣物的图像，并将它与看到的相对比，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我不知道这是如何进行下去的。也许我的大脑只是忙碌地矗立映入视觉的东西以至于不用绕过大脑左半球的语言中心，按照讨厌的指令去行事：到女装区西北角怀特区去，放在低层架子上。或者奥秘在于每一件衣服都想按照血亲关系和门派关系被放在一起。每个种类都想根据颜色/尺寸/等级占有它应有的位置，一旦我让衣服掌管一切，一旦我明白我只是它们重新归一的工具，它们就已经从我的车子飞回到那本来就属于它们的位置了。

当天，也许是因为新的速度使我有时间更清楚地多想一些，我与顾客们和平相处，发现了生活的目的，或者至少发现了我在沃尔玛生活的目的。管理层也许会认为这一目的是卖出货物，但对我来说这样就大打折扣了，那是最狭隘的资本家观点。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货物卖出，因为交易不在我的视野之中，而是在商场前面的交款台进行。我所看到的就是顾客们打开仔细折叠过的T恤，把衣物从挂钩和衣架上取出，拿着端详，无用地检查一会儿，然后把它们扔在某个地方，让我们这些人再去检起来。对我来说，产生愤恨念头来源于休息室附近的广告（休息室在商场的后面，只供员工进入），上面写道：“你的母亲不在这里工作，请照看好你自己。”我从它旁边走过好多次了，我想，“啊，那就是我工作的全部——在人群后面捡东西”，然后我又认识到：那些丢下东西让我再捡起来的人大部分是妈妈，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这里的工作与她们在家中做的没什么区别——捡起玩具、衣服以及纸条等。所以对大多数这类女性来讲，购物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们在这里的行为与乳臭未干的小子在家里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她们顾不上在购物车里的大喊大叫的孩子们，只顾到处乱扔东西让人去捡。这有什么乐趣吗？没有！除非这些衣服是为了这样而整齐地叠放起来的。因为顾客恶意毁坏而不停地重新创造有序的购物环境，这是非常可怕的，但那却是她们的本性：只有纯洁的整齐的展品才能真正打动她们。

我又在伊莎贝尔身上验证这一理论：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为女人在外面的行动重新创造舞台。每有我们的工作，虐待孩子的事情会突然猛涨。某种方式上我们像理疗专家那样发挥着作用，他们应该付给我们理疗费用，即每小时50至100美元。她摇摇头说.“你可以这么想”。但她露出了一丝迷人的微笑，这使我认为这不是个坏想法。

伴随这对工作应付自如而来的还有对现状的不满：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如此低的工资呢？真的，我大多数同事过得比我安逸得多，他们有丈夫、妻子或长大的孩子们陪伴，或者他们有额外的工作。一天晚上我与雷恩一起坐在休息室，发现这只是她的业余工作——一天6小时，而其余的8小时她在一家工厂上班，每小时挣9美元。不知道她是否感到特别疲乏？但她从来就是这么干的。吉尔快餐店的厨师另外还有两份工作。他们会因为工作很累而在休息室的海报上涂鸦似地乱写乱画，或在员工开会时大喊大叫吗？但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也许就是用毒品检测和人格调查淘汰掉“反叛者”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一种统一的百依百顺和没有特色的生产力，雇员甚至还陶醉于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参与到公司的分红计划美梦中去呢。开会时，他们甚至会应要求加入到“沃尔玛欢呼”中去，这是晚间试衣间女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很幸运，始终没有目睹这一丑行。

如果你在盒子里想象“盒子外”会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象“大盒子”外的事情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你进人后，就会发现沃尔玛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世界。一天下午当我在休息室看电视时，我看到了一则沃尔玛的商业广告，我感到有点失望。当一个沃尔玛人在沃尔玛的内部电视台上出现时，你不得不想一想外面的世界是否还存在。事实上，你可以开5分钟的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如到科玛特或Home或Target——你所看到的与这个商业巨人的秩序没什么区别。每一个本地的创造性和创新才能都被远方的总部扼杀了。即使树木和草地也已被剥夺了它们自由的生长方式，被混凝土强迫形成了一致。你所看到的高速路，停车场，商店等等就是全球化、一体化、合作化的产物。我喜欢看出售衣服的标签，看看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印尼、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南韩、斯里兰卡、巴西——但这些标签仅能提醒我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遥远，它们都已经被这个巨大的只知道赢利的全球机器吃掉了。

唯一要的事情就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为什么要呆在这儿？所以当伊莎贝尔第二次表扬我的工作时，我抓住机会说我真的很感谢她的鼓励，但每小时7美元让我无法生存。她怎样看呢？她与她已成人的女儿住在一起，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工资已经涨到7.75美元。她让我保持耐心，我的工资也会上涨的。美丽莎的丈夫也有工作，这对她很有利，她还说，这是一份工作。她做女招待时工资比这里要高一倍，但那里关门了。她这个年纪的人还没有被高消费工作辞退的经历。这是惰性在作怪，她不想再重新填写申请接受面试和毒品检查的挑战。她还想在这儿干一年。一年？我告诉她我正在想是否下个星期我还会在这里工作。

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友好恬静的美丽莎非常生气。她被驱逐到Bras去干了3个小时。我知道她感受如何，因为我也曾被要求到男装区工作了2小时，在那里我无用地徘徊在陌生的一排排迷彩服中，颜色和式样相同的服装使得我有点麻木了。这就是工作和假装工作的区别。把货物车向前推几步，手里拿着衣物停下来，皱眉搜寻一下周围的货架，然后前行并重复这一过程。“我只是不想浪费他们的钱，”当美丽莎被允许回来时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付我工资，而我却不能在那里做点什么。”对我来说，这种愤怒看起来莫名其妙。难道她以为沃顿会住在商店后面某个隐秘的房子里，难道沃尔玛会因为支付给她可怜的21美元就遭到重大的损失吗？绝对不会的！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她突然从我们站立的FadedGlory区域藏入到货架后面去了。我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冒犯了她，便跟在她身后。“霍华德”她低声叫道，“你看到他过来了吗？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交头接耳。”

我继续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时间是如此廉价，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否浪费它。”我也意识到这些不是事实，否则为什么他们会经常监视我们是否偷窃时间？但我争辩道：这让人感到耻辱。当然，在争执时我完全没有注意两个成年女性，两个工作非常努力的女人，当事情发生时正躲闪在一排货架后面去避开那个26岁的可卑的管理员，那简直不值得一提。

阿丽莎是我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当她回来再次检查那个7美元的马球衫时，她发现上面有个斑点。因为这样它会是什么价格呢？我想会折扣10%。如果再加上I0%的员工折扣，可能5.6美元就会买下来。我正在与试衣间女工作人员协商能否得到20%的价格优惠时，霍华德出现了，真倒霉！他宣布清仓物品不降价，也没有员工折扣，这是原则。霍华德走后，阿丽莎看起来很失望。我告诉她当你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件沃尔玛衬衫，一件上面有残污的清仓处理的沃尔玛衬衫时，肯定是哪里有些问题。她说，我听你的，并承认如果是为了生存的话，沃尔玛并没有为她做什么。

后来，我的行为有些鲁莽。当广播宣布下午要召开员工会议时，虽然大多数同事不去，但我决定去参加。我不明白开这些会有什么用。这些会差不多每三天开一次，大部分要进行人员登记，除非是霍华德开会，只有他一个人与我们多数人相对而谈。能有几分钟坐在那里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今天是在花园里的草坪开会，所以上面放置了一些肥料袋，你可以与来的任何一个人聊天，今天来的是一个光学器件部门的女职员。她带着好看的头巾，妆化得比我们大多数女性员工来说都要好。她说，因为刚刚离婚，她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当她发现健康保险是那么无用时感到很难过。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她以前的生活和不断下降的生活状况的长长的故事。像其他人一样，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因为我没有选择健康保险——我认为员工的份额看起来有点高。“你知道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我回答道，“我们需要一个工会”。话就是这样出口了。如果我过去一直很顺心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说“见鬼去吧”或“他妈的”，最好可以说“狗屎”这样的话，我也许不会这样说。但没有人公开禁止“工会”一词，现在它是我能找到的最有用的一个词。她回应道，“我们需要。”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了。现在我肩负一项任务：即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撒播下种子！休息的目的已经改变了——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但不久我就会见到他们了。为了这个目的我离开了休息室，因为电视妨碍我们交流。我知道，这些都是应该去做的。最好是到商店外面的吸烟区去，在可以吸烟的美国，吸烟者大多数都是叛逆的；至少在美姿公司是这样，不吸烟的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候工作，而吸烟的人在马路边会跳一段热闹的方块舞。另外，你总可以用借个火的机会开始交谈，当大风刮起时我总是这么做。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个部门工作，然后再问，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交谈，我很快就成为了他们牢骚的出气筒。他们告诉我说，在沃尔玛加班从未领取过加班费，虽然人们一直希望能实行。许多人感到不值得交纳健康保险。在工作时间安排上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特别是对新教会的女性来讲，她们永远也得不到星期天休息的权利，无论她们怎么恳求都没用。她们手里都有经理们的一些把柄；有的经理只知道怎样把眼含热泪的新雇员打发回家；有的只知道拿着尺子，把他认为凌乱的货架上的衣物敲打到地面上，因此你不得不从地面上拣起来并重新整理。

有时我发觉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那个令人痛苦的工资问题。例如，20岁、长着难看的不相称的牙齿的斯坦非常热衷交谈，他在吸烟区冲到我身边的凳子坐下来。但当话题转向工人的工资时，他的脸就耷拉下来了。按道理讲，他应该边工作边上学，上一个两年制的技术学校，但工作占用的学习时间太多了，因此他不得不中途退学，以至于现在——盯着烟雾缭绕的地面，他显得有些绝望。我提议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工会。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好像我说的是鸣着警笛行驶的警车或百忧解药一样。是的，也许他会去MediaOne申请一个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工资相对高一些——然后再设法去上学。

玛乐尼这样的人则属于另一个极端。那天我坐在外面与一个木偶模样的金发女孩聊天，开始我还以为她是高中生，但后来知道她从11月份开始已经从事全职工作了，并正在为她能否买得起一辆轿车而忧心忡忡。玛乐尼出来休息的时候，她点燃了一支烟，强烈支持我关于沃尔玛工资的看法。她说，管理层说要有某种精神，但他们没有提供这样做的任何理由。照她看来，沃尔玛宁可雇佣新人也不愿善待老职工。你可以发现每天约有十几个新人来熟悉情况，进行训练，真是那样。沃尔玛对新鲜血液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我们还曾被要求招募我们认识的其他商场的雇工到沃尔玛来工作。他们从不关心是否对你进行过培训或别的什么事情，玛乐尼继续说着，如果你有什么抱怨的话，他们就会让其他人来取代你。受她的热切的鼓动，我又一次冒险说出了那个“滚烫”的词。她听后一笑，说，“我知道这有违沃尔玛的哲学，但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工会组织。”所以我又接着说，“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而是关于尊严的问题。”她听后使劲地点了点头，又点燃了一支烟。在我离开时，我想应该立即让这个同谋到组织委员会中去工作。

与其说我是一个工会组织者，还不如说我是像伊莎贝尔曾经暗示的那种沃尔玛的“管理材料”。事实上，我并不像大多数工会职员那样认为工会就是万能的。当然，几乎任何一个过去的工会都会提高职工工资，扶持一些骨干，但我知道，即使最具活力和民主的组织也会受到内部成员的监视。当我下午在休息之后漫长枯燥的工作时间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只是以一种不伤害别人的方式自娱自乐。但必须得有人站出来戳破眼下流行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谎言，我们员工，以及我们的奴隶领导者仅仅被我们对富人的效忠联结在一起。总之，应当用一个比“机能失调”更宏大的词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就是少数人坐在桌子旁吃饭，而其他所有员工和所有黑皮肤的女裁缝，还有全球的制造我们所出售物品的工厂工人们，在地板上舔着丢落的饭菜，也许“疯狂”这个词会更贴切！必须把隐藏在“我们”中的某些人清理出去，这些人不属于我们背心后面标语“我们改变一切”中的一员。也许我本人也不应该包括在内，因为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每天我都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至今我仍然每天花费49.95美元住在酒店里，平时则要把沃尔玛的衣服收起来，本来我预留给明尼阿波利斯1200美元的费用，照这个速度，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我就会把剩下的钱全花光。

我可以讲几件有趣的事情。我发现了低收入工作，也许是很多中等收人工作的一个重大事实，他们的生活一成不变，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或者因为特别的事每天都出现，所以也就等同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但这条定律严格上讲不适用于迄今为止我所从事的服务行业。在干女招待工作时，你总有新顾客需要去研究，清洁工也需要研究不同的房子。但在这里，你已经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工作，以及我是怎样干的，我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我是怎样看待我在沃尔玛的生活的呢？我认为它们的每一分钟都是相同的，每一天更是一样。也许除了在圣诞节前的购物高潮外，这里没有任何危机。这里没有“M码”，意味着“人质危机”，也许没有F或T码（我在猜测这些字母的含义，我面试的笔记中没有记下它们，也许这是公司的秘密），意味着火或龙卷风——商店没有获得勇气或额外成就或突然解散的任何机会。一个不满的前任员工向沃尔玛乱枪射击或一群人拥进一堆衣物中这些爆炸性新闻发生的概率是1%。我的生活就是车，装满一车，倒空一车，然后又装满一车。

在这里工作你会衰老得特别地快。事实上，当生活平淡如水，没有一丝波澜时，时间也许会与你开些玩笑。我想我已经比开始的时候老了好几岁。在女装部的落地镜子前，你会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推着车子，脸上是一种荒诞的扭曲的表情，这就是我吗？当然不是！我什么时候变得与伊莲一样阴沉，与雷达一样好奇，与伊莎贝尔一样满脸都是皱纹了呢？当含盐高的快餐食品都不能使我每小时去小便时，我为脚病支付的费用却能使脚病学家的孩子读完大学。是的，我知道现在我每一天都想回到真实中的我，巴巴拉·艾赫伦里奇式的多彩多姿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想法支撑着我，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深信自己会升入天堂一样。不过，这些想法对现在的我却没有什么帮助，我还得受苦受累。当你开始以小时为单位出卖自已时，你并不知道你真正出卖的是自己的生活。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我出了什么事，也不是沃尔玛，不过这件事有着爆炸性的效果。那是《星论坛报》上的一个标题：1450名宾馆工人、雇工和酒店雇工联合会的成员，在本地的9家宾馆举行罢工。《先锋报》的一位商业作家对此发表评论，另外还有百事可乐瓶装工厂的一队工人的罢工和圣保罗肉加工厂的工会游行。“这吧将会发生什么？”那天上班时，我从商店入口外面的垃圾桶毫不费力地找到这张报纸——这不是难题，因为垃圾桶像往常一样已经满了。然后我走到休息室，让标题朝上把报纸放在桌子上，以防有人漏过了那个标题。这才是真正的爆炸性新闻，这让我忙起来，而且我还觉得自己很重要。在女装区我把消息透露给美丽莎，并说宾馆工人的工资其实每小时比我们还多l美元，但那并未阻止他们去罢工以求得更高的工资。她眨了眨眼睛，思索着。一会儿伊莎贝尔进来了，她说地区经理明天要来参观我们的商店。因此，这件事情必须做得特别周到细致，万无一失，这一天终于要等到了。

我的思绪不再停留在我整理的牛仔货架上。大约6点钟，我想打电话给两家每天只收40美元的汽车旅馆，在那里也许会租到房子，但我意识到把电话号码忘在车里面了。我不想使用任何休息时间去取它们，今天不行，因为有罢工这个话题要在休息的时候交谈。我敢尝试一下“偷窃时间”吗？我怎么才能在伊莎贝尔不注意的情况下溜出去呢？她刚批评过我把牛仔衣服叠错了，让我把衣服的脚踝部分放在里面，重复做了三遍，然后过来检查了两遍。在所有人当中，是霍华德给我提供了一次外出的机会，他突然来到我身边通知我去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新员工都被要求通过这一培训，即经员工的督察许可，可以离开服务区。我以前做得不是很认真。他说，现在还得重来，我应该立即去微机那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女装区了，但那里离出口要更远一些。我申请学习会计的永续盘存账系统，然后我机警地从微机旁站起来看一下是否霍华德就在周围的某个地方。好的，看清了。我有目的地朝商店前面走去，却突然发现他就在我左面大约100英尺处。我急忙奔向鞋区，发现他正行走在与我平行的一条道上。我又躲过他进入Bras区，然后掉转方向向右进入女装区的更远一端。我曾经在电影中看到过这类场面，是一个好孩子在复杂的公共场所内逃避一个坏孩子的追击，但我从来没想象过我自己竟也会这样做。

口袋里装着电话号码回到商店时，我决定再偷它几分钟，利用上班时间在附近的付费电话上打电话找住的地方。第一家汽车旅馆没有回话，即使在效率低的地方这也是不正常的，一时兴起，我打电话问凯罗琳是否在罢工。她说没有，罢工的不是他们的宾馆。但她笑着告诉我，昨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她看到她曾经工作过的旅馆的一个经理了，他是个白人小伙子，平时乐于提醒凯罗琳，是第一个被雇佣来从事比房间清理更好一点工作的非裔美国人〔现在他上电视了，手里拿着扫帚。在我打第二个电话时霍华德出现了，问我为什么没在计算机那边？他不怀好意地露出了微笑。“休息”，我说。如果你打算去偷窃时间，你就得作好撒谎的准备。当然，他立即就可以发觉，通过检查知晓我是否已经在卡上打洞了。我肯定被记录在案，被发配到Bras区去，被极度失望的罗伯特叫进去谈话。但第二家旅馆在几天内没有房间，这意味着出于纯经济上的原因，我在沃尔玛的生涯可能会突然中断。

美丽莎在6点钟准备下班时，我告诉她我准备辞职，也许是明天。她也准备辞去工作，因为她不想离开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我们都低头无语。我知道这不是表达爱，只是表示关切。你肯定不想与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或不喜欢与她在一起的人一起工作，你也不想不停地去适应新来的人。我们交换了地址，包括我真正的永久的地址。我告诉她关于我正在写书的事情，她点点头，不怎么特别惊奇，并说希望她没说太多关于沃尔玛的坏话。我肯定她没那么做，并且不会在书中暴露她的身份。然后如她告诉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每小时7美元对于她所付出的努力来说太少了，她会去一家塑料厂申请一份工作，工资可能是每小时9美元。

晚上10点钟我来到休息室享受我最后的休息时间，我脚步沉重地走到外面的吸烟区，把脚放到凳子上坐下。以前的休息时间里，我曾做了很多让我铭记在心的事，但现在一切都毁于一旦。周围没有任何人，只在结账处有一个女管理人员。那个晚班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除了我车里剩下的衣服，我不需要再面对比这更复杂的问题。休息室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大约30岁的白种女人正在看电视，我没有精神与她交谈，即使对于最热门的罢工这个话题也是如此。

感谢上帝的安排，电视里正在播放地方新闻，是关于罢工的。一个抱着小男孩的纠察员告诉记者，“是为了我的儿子，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儿子。”保罗·威斯通参议员也站在那里。他握着男孩的手说，“你应该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看到这些，我唯一的同事跳起来了，笑着，在电视机旁挥舞着拳头。我迅速给她一个向下指着的V型手势，意思是说“这里，我们，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她向我坐着的地方快速奔来。如果我还有点精神的话，我会向她走去。她倚靠着我的脸说道，“他妈的，太对了！”我不知道是我疼痛的脚或她说了“他妈的”这个事实，或者别的什么使得我流下了泪水。她和我的谈话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休息时间，可能也超过了她的。她和我谈她的女儿，说她工作那么长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她在一起，为此她感到很伤心。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的话，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如果我能在沃尔玛再干一段时间，工作更长一段时间的话，我想我能做一些事情。

后记    评价

作为一名低工资工人，我做得怎么样呢？如果先从好的方面说起，我的工作做得一点也不差，我认为这是一种成就。你也许会认为从事不需要技能的工作对一个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人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正常生活里，每隔几个星期都要学一些全新的知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没有工作是不需要技能的，无论这工作是多么低等，我从事过的六项工作都需要集中精力，大多数需要掌握新知识、新工具以及新的技巧。从学习使用计算机点菜到使用捆绑式吸尘器，对我来说，没有一件工作是我想象的那样容易；没有谁曾对我说过，“干得挺快！”或“你相信她是个新手吗？”不管在我的生活中取得过怎样的成就，在低工资收人的生活中我是个普通人，能够学会如何干工作，并能不断进步。

我也有辉煌的时刻。在美姿公司工作时，当我快速地完成了任务，能够为其他人做榜样时，我的感觉就非常好。在沃尔玛我也有转折点。如果我能管紧我的嘴巴的话，我坚信一两年内我的工资会长到每小时7.5美元或更多一些。我不会忘记伍德·凯斯公寓的那一天，在我给隔离的病人喂饭，并打扫干净屋子后，我仍能用微笑面对病人。

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工作本身。每一份工作都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代表着半包容的社会世界，有它自己的个性、体系、习俗以及标准。有时我会得到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材料，比如“从某某观察，他是个真正的笨蛋。”多数情况下，我需要推断出谁是负责的，谁是可以友好相处的，谁是可以与他开玩笑的。多年的旅行使得我有很好的适应能力。虽然在我的正常生活中，我通常的身份总是受人尊重的，甚至是备受瞩目的诸如“客座教授”或“课题负责人”。我发现，当你从社会底层往上看时，给人类的体系分类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样做还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是标准。如果想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你应当工作得快一些、全面一些。但不要太快、太全面，以至于在别人看来你显得很强硬。照看酒吧这样的工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在炉边餐馆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因为把做样品的甜点换成新鲜的甜点而受到斥责：顾客会因此要求我们一直这样做。因此我不再那么干了。如果有管理人员进行工作所需时间的调查，我就会故意放慢脚步，好像我患了关节炎。同样地，在沃尔玛一位同事曾建议我，虽然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但不要知道太多仍然是重要的，或者至少不能向管理层展示一个人所有的能力，因为他们认为你很能干，他们就会让你干更多的活，承受更多的责备。我的良师益友们都不懒；他们只是懂得英雄行为并不会带来奖赏，秘诀在于想出办法合理分配你的精力，以便为第二天的工作留下些余地。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体力，如果长期干的话，其中一些甚至还会造成伤害。现在，经过多年的举重和有氧锻炼，我的身体非常强健。但我学到一些在体育馆内没有人提到的东西：勇气往往源自如何面对脆弱。有时上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得病了一样，但只要休息一下就可痊愈。如果你用另一种方式解释，这种症兆只是你干了很久重体力劳动后，身体提醒你休息的一种信号。当然，这种自我欺骗是有限度的，如果我像大多数女人做的那样，干完各种工作后回家还要照看初学走路的孩子并料理整个家庭的话，我会很快完蛋的。但事实是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仍很好，在我50岁左右的这段时间里我从未崩溃过或需要时间去恢复，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另外，通常我总是能表现出工作所必须的品质：准时，整洁，乐观，顺从。这些都是福利部门工作培训教程中老师谆谆教诲的东西。我想大多数福利接受者已经具备这些品质，如果他们的孩子入托和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我只是遵循计划开始时我为自己定下的规矩，在每一件我从事的工作中争取做得更好。管理人员有时会告诉我做得不错，有时甚至说我做得很好。总而言之，虽然我也有缺点和尚须努力的地方，但公正地说，作为一个工人，一个干工作的人，我的表现可以是较好或良好。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我工作做得多好，而是我平时生活得好不好，这包括伙食以及居住条件。我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福利改革理论上认为工作是走出贫困的钥匙，福利接受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愿意走出去并找到一份工作。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有时甚至是多份工作，但是我在求生方面留下的记录比起我作为工人来讲的表现差得很远。在小节上我非常节俭，不去参加酒宴，不买奢华的衣物，不买任何会对穷人财政状况构成威胁的东西。是的，在基韦斯特30美元的一条裤子和在明尼阿波利斯20美元的一条腰带都是奢侈品。现在我知道我可以在十字军甚至在沃尔玛能做得更好一些。对于食品，我几乎把它变成一门学问，如果有一个厨房。我就会买下大量的带骨的肉，豆制品，奶酷以及面条，否则，只能吃快餐，每天只能花大约9美元。下面先来看一下我的收支记录吧。

在基韦斯特，我每月挣1039美元，在食品、煤气、化妆品、洗衣、电话及其他公用事业上大约花掉517美元。但房租才是真正的大户。如果我的房租一直保持在500美元的话，我将能够支付下去，并有22美元的节余（这还比月初我口袋中的钱少78美元。）如果我打算再这样过几个月的话，这也将是一种不确定的状况，因为不用多久我就不得不在医疗和牙齿保健或药品上花费一些。但是后来我搬到拖车旅馆。你想起来了吧，我干了份兼职的活，这样，我就能支付每月625美元的房租，这还不包括日用品的花费。如果我不开车，买一辆旧自行车的话，我还能节省下50美元。因此，我必须做两份工作或至少一份半工作，并且我知道我同一天内绝不能从事两份都需要体力的工作。

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城，我几乎能达到收支平衡，但那是因为我每周要工作7天。靠做两份工作，我大约每周能挣300美元（税后），每月支付房租480美元，大约是可支配收人的40%。另外，煤气和电费也包括在房租中，在护理之家每个周末还能得到二三顿免费饭，这也省了一笔费用。但我租房是在淡季开始的，如果我在那里待到2000年的6月份，蓝色天堂旅馆的房租就会涨到每周390美元，我当然无力承受。如果我要在那里住一年时间，从1999年8月份到2000年5月份，我必须节省足够的费用，来支付住公寓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些——能节省800至1000美元，当然这是在没有汽车故障或疾病使我动用存款的前提下。但我不能确认我是否能月复一月地持续每周工作7天的生存方式，或者避免在家庭清扫工作中遇到使我同伴烦恼的各种身体损伤。

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是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东西。虽然在汽车旅馆的生活费用和我寻找公寓的费用也许会使我积累第一个月房租和押金成为泡影，但如果我能找到一家每月房租400美元或更少一些的公寓，那么在沃尔玛税前1120美元的月收入也许还是足够的。一份周末工作，比如我差一点儿干上的超市每小时7.75美元的工作，将会有所帮助。但我不能保证沃尔玛会一直让我在周末休息。如果我干了梅那斯的那份每小时果真10美元、每天工作11小时的工作，我每周就大约能挣税后440美元，足够支付一家汽车旅馆的房租，并且还能剩下部分积累起来去支付公寓的开始费用。但他们每小时真能给我10美元吗？我每周5天，每天能站下11个小时吗？也许，想一想其他的办法，我也能在明尼阿波利斯生存下去，但我没有回去重新尝试一下。

总之，我犯了错误，尤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些错误让我有种失败和耻辱的感觉。我早就应该抽身而退，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我应该搬进最后我找到的宿舍去住（每晚19美元，即使一张床对沃尔玛的收入来说也是奢侈的。）但肯定地说，有很多人在犯同样的错误，在沃尔玛工作而不是到一家能找到的薪水更高的单位去工作（我想是因为交通问题）；生活在固定的住所，每周花上200至300美元。因此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失败和判断错误。当一个单身的、身体健康的、拥有一辆工作汽车的人，靠他的艰辛努力尚不能养活自己时，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非常大的问题。这不需要任何经济学知识，就能看出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房租太高。

房租问题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使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低工资工人来说也容易理解：那就是市场。当富人与穷人在公开市场上抢夺房屋时，穷人是没有机会的。富人们总可以出高于他们的价钱，买下他们的住所和活动房，然后再换成分户公寓，大房子，高尔夫跑道或其他他们喜欢的东西。因为股票价格和行政人员工资的提高，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们不得不到房租很贵，位置很荒凉，离工作地点很远的位置去居住。回想一下在基韦斯特，对在旅馆工作的人很便利的拖车旅馆的半间房每月要收625美元，这迫使低工资工人到更远处寻找住处。但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受旅游影响的城市，房租还是飞速增长的，在那里最低档的可支付得起的房子都坐落在内城，而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大部分都在外城，紧邻着房租明显支付不起的富人区。只要穷人们不得不在富人的寓所附近从事服务和零售工作，他们就得使用长途车票乘车往返，或者在昂贵的住房面前退缩。

低收入住房危机还没有令人感到不安，部分原因是它无法在官方统计出的贫困率中反映出来。在过去的几年里，穷人的比率保持在13%以下。穷人的住房遭遇和官方界定的“贫穷”相脱节的原因是：官方的贫困标准还是按老办法计算，即一个家庭吃饭所需的费用乘以3就是贫困线了。然而食品相对是耐通货膨胀的，至少相对于房租来说是那样的。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计算贫困率的办法修订以后，食品支出占整个家庭预算的24%，不再是往常的33%，而房租是44%。1999年，食品只占16%，而住房费用却上涨到37%。因此选择食品作为计算家庭预算的基础在今天看起来有些太武断了；如果把贫困线界定在娱乐书籍或牙科等多种花费上的话上，也许我们能摆脱贫困，至少在纸面上。

如果市场无力把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房子，分配给需要的人，政府介入并提供帮助是最稳妥的做法。我们接受这一准则，至少以一种将信将疑和摇摆的方式去接受。在健康保险方面，政府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为极其贫困的那些人，以及非常贫困的孩子们提供保险。但在住房问题上，因为价格飞涨，所以很多人都面临困境，而且失去了信心。公众房屋的花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公共房租补贴的上涨在90年代中期也已经停止。同时，对房主的房屋补贴（他们通常都比租房者富足得多）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我当然注意到了这些。作为暂时的低收入的工作者，现实生活中我实际能收到的住房补贴每年大约20000美元，是以按揭的方式支付给我。这种补贴能使收人相当低的家庭生活得相对好一些。如果在明尼阿波利斯每月能够支付给我这么多的安置费用的话，也许我已经搬到那种里面带有芬兰浴、健身俱乐部以及游泳池的分户出售的公寓大厦中去了

如果说房租能非常精确地反映出市场压力的话，很明显工资则不然。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城市都在经历着种种被当地商务人士称之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地方新闻对此的评论，以及无所不在的广告上都写着“招聘”字眼，有的甚至非常傲慢地写着“我们现在接受申请表”。然而在劳动力市场底层的人的工资仍旧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是“停滞的”。当然，《纽约时报》在2000年5月曾经报道过，通货膨胀时增长的工资在国民统计中不明显。联邦储备局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曾花费了大量时间焦急地分析最轻微的通货膨胀时的工资增长。2000年7月份他很高兴地通知国会说他的预测看起来基本上是准确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想的那么远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低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的经济规律可能不再有效力，就好像说供需规律已经没用了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争辩道这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看法赖于一种错觉：根本没有什么劳动力短缺，真正短缺的是愿意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你还可以说有人没有车是因为他不乐意花40000美元去买一辆轿车。

实际上，在1996至1999年间，工人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00年夏天在我到处拜访各类经济学家时，我曾抱怨说向初级工人提供的可支配的工资太少了。他们听后的第一反应竟是：工资正在上涨啊！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美国工人中最贫困的（占总人数的10%）那部分工人的工资已经从1996年的5.49美元上涨到1999年的6.05美元（按1999年可比价格计算），这已经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下一个10%部分的工资（我发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从19%年的6.80美元上涨到1999年的7.05美元。

很显然，我们在争论瓶子是半满还是半空这样的问题；工资的上涨看起来已经减轻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心理压力，但对我来说却不是那样。从某种悲观的角度来看过去4年里增长的工资，它们还远未像20年前（1973）工人们挣的钱那样有效地养活那么多低工资的工人。2000年一季度，10%最贫困的工人所挣的工资仅仅是遥远的水门时代和迪斯科音乐兴起时代所挣工资的91%。另外，对所有工人来说最贫困的工人的工资增幅是最小的。相对而言，阔绰的工人们处在第八层次，他们每小时挣20美元，是1973年的106.6%。当我坚持对经济学家挑三拣四时，他们通常都会让步，承认低层工资虽然在上涨，但上涨的速度并不快。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歇尔在我们谈话开始时对前景还半信半疑。但他观察到生产力已经以如此强劲的速度上涨，而生产力与工资在理论上是关联的，所以他也认为工人们应当得到更多报酬。

工人们没有得到更多报酬，最明显的原因是雇主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拒绝给工人们涨工资。在缅因州，我有一次就这个问题询问我的老板。也许你还记得我在美姿公司的老板泰德，他开车约50分钟送我到一间房子去支援一个缺少人手的小组。他在抱怨生活中的痛苦时，公然声称如果他能找到足够可靠的工人，他就能在一夜之间把生产扩大一倍。我尽可能礼貌地问他为什么不提高工资呢？他看起来尽量避免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提供母亲时间，意思就是说，每天的工作日好像在3点钟就已经结束了，有这样的好处，怎么还有人抱怨工资低呢？

事实上，我猜测他提供给我们的免费早餐就是他对劳动力短缺做出的唯一让步。类似的，我工作过的沃尔玛商店每星期为休息时的员工提供一次免费油炸圆饼。正如刘易斯在《纽约时报》上写的那样，很多雇主宁愿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免费就餐，交通津贴，物品打折，但就是不提高工资。这样做的原因，用一位雇主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东西在市场发生变化不再需要时，比起增长的工资来更容易砍掉。基于同样的精神，汽车制造商宁愿为客户提供现金折扣却不愿降价；折扣的优点在于它看起来像一份礼物，而且可以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它。

但是雇主的抵制只是提出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承受压力的工人本身不去直接面对这一阻碍呢？在规避工资增长时，雇主们的行为当然符合经济上理性的做法，他们的生意不是为了使雇工们生活得更舒适和更安全，而是为了把自己做大做强。这就是为什么雇工们的行为不按照同样的理性方式进行，而是需要雇主提高工资或者寻求工资更高的工作。供需规律后面的假设，应用在劳动力方面就是工人们将把他们自己有效地分类，就像斜面上的艺术品一样。倾斜向工资更高的工作，把对抗的雇主丢在后向或迫使他们提高工资。经济科学中高度抽象的“经济人”要做的，就是在某个限度内，把他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开始时.看到那些工人们缺乏进取心我还有些迷惑。为什么他们不像我从炉边餐馆迁移到杰瑞饭店那样，去找工资更高一点的工作呢？答案的一部分是现实中的人比艺术品受更多因素的制约。他们越穷，他们的流动性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没有汽车的低工资人们通常要依赖愿意每天搭载他们的亲戚，有时还要送孩子去托儿所或看护中心。如果你变换了工作，你也许会面临很难解决的交通难题，或至少得再去劝说一个不情愿的驾驶员。像在基韦斯特一样，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事们都是骑自行车去上班，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对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也存在汽油价格的问题。更不用说一般的难题，比如到处去递交申请表，去面试，去参加毒品检查，这当然对无车的人来说更费劲一些。我还提到过即使新工作有更好的工资捆绑收益，人们也不乐意放弃原先可恶的工作去从事新的不了解的工作。因为对任何一份新工作，你都得重新开始，一无所知，并且没有任何朋友。

低收入工人区别于“经济人”的另一点是济学中“参与者”需要很好地了解他们的选项。理想的例子，我已经了解到这方面的技术，将会是一个消费者，手拿掌上导向仪，上面显示着他或她走过的每一个酒店和商店的菜谱和价格。即使没有那种技术的帮助，寻找高工资的人也会研究一下未来雇主提供的工资，观看金融信息从而发现这些工资是否与其他地区所提供的一样，或者也许在接受工作前做一点讨价还价。

但实际上是没有掌上导向仪，有线频道或网站向寻找低工资工作的人提出建议。她手中只有招聘广告，而且其中大部分避免涉及工资等数据。因此关于挣多少和到哪里去这样的信息只是靠口头传达，出于文化上说不清的原因，这是一条非常慢而且不可靠的途径。双城的工作市场分析家克利斯廷肯定地称之为“金钱禁忌”的东西，就是阻碍工人乐观看待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的主要因素。她告诉我们说，有一套秘而不宣的规范围绕在与个人收入相关的事务当中。我们对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事情，性，犯罪，疾病都很坦率。但没有人想公布他们挣了多少或怎样去挣钱。金钱禁忌是雇主们通常可以利用的手段之一。我怀疑这种禁忌在低支付人群中操作起来会更有效，因为在一个无休止地赞美网络百万富翁和运动员亿万富翁的社会里，每小时挣7美元，甚至10美元就好像是天生下等的标志。

当然，雇主很少鼓励工人们节省开支，他们也许会劝诫潜在的消费者去“比较我们的价格”。但是他们从未想让工人们也讨价还价。前面我已经提及过整个雇佣过程看起来就是为避免任何讨价还价，甚至避免提到工资问题。在愚蠢的金钱话题被提出之前，就把申请者从见面转到测试了。一些雇主走得更远，他们不再依赖于非正式的“金钱禁忌”来阻止工人们谈论和比较工资，他们直接禁止工人们那样做。《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几起雇工们引起的诉讼，根据陈述，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一原则，他们已经被解雇了。例如，一个女性在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他们工作相同，但她的工资却低于别人。她要求涨工资时竟被解雇了。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判定因为工人透露工资数目就对其进行惩罚的做法是不合法的。但实际上，直到案发以前，各个公司仍在这样做。

对工人们来说遵从经济规律是困难的。他们很难作到比较不同的工作之后再转换到更好的工作去。为什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不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许是在工业哲学领域中众说纷纭的课题，在这里我只能对我所能观察到的进行评论。其中之一是团队精神，比较婉转的说法是组织或团队。在美姿公司，我们的老板作为惟一的男性，使用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家长式的统治。他试图证实我的一些同事是他进行斗争的而非艰难让步的对象，他需要员工们无节制的宽容。沃尔玛则有一些与个人无关的可能更有效的办法来使得工人感到自已是其中一员。每天把利润分配表张贴在休息室显著的位置，销售大厅的标语呼吁工人们和顾客们为二战老兵纪念碑的建设做贡献（萨姆·沃顿就是其中之一）。这体现了公司的爱国之心。还有员工会议负责组织鼓动性的集会，最后在沃尔玛的欢呼中结束。

把公司或老板等同于强大或富有的代表只代表问题温和的一面。别忘了，还有一根大棒：在低工资工作场所最让我惊讶和伤感的是（在这里，我所有的中产阶级优越感全都显现出来了）人被迫放弃基本的人权，即对人的自尊的损害。在我刚开始做女招待工作时，我就了解到这一点了，他们警告我说管理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搜查我的钱袋。我没有拿着偷来的盐瓶或其他什么东西，但仍然感到有可能被搜身。下班后，我到处问了一下，发现这种行为竟是完全合法的。如果老板拥有钱袋的所有权，当然是他的，老板就有权检查其中的东西。

毒品检查是另一种司空见惯的侮辱。国内自由主义者认为它侵犯了《第四修正案》中“无故搜查”这一条款；大多数有正式工作的人员和申请者也觉得这有些尴尬。在一些测试协议中，雇工们不得不脱光内衣，在助手或技术人员的注视下小便。他们对我还比较仁慈，让我穿着衣服，关上厕所的门，但即使这样，撒尿也是一种私人行为，在一些其他有权势的人员的命令下不得不这样做也是有失体面的。我将把雇佣前的人格测试加入到有辱他人人格的名录中去，或至少把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加进去。也许这些假设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比如如果有机会就会去偷或告发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同事等等，但有些问题是不正常的，比如你是否会自怜，你是否单身或你是否认为自己会被误解。最起码，让一个陌生人了解你的内心和小便是令人不安的，只有在医学治疗的情况下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私事。

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办法使得低工资的雇工保持安分。禁止“闲扯”甚至“交谈”的规则使得你向领导、同事散播你的抱怨非常困难。你有没有胆量去做一些工作来协助其他工人改变现状，例如，通过一个工会组织运动。那些出格的人通常会面临无缘由的惩罚，比如单方面改变他们的工作日程或工作任务，或者可能解雇你。那些与工会没有联系的低工资工人一般都按照雇主的意愿工作，但他们也是无缘由解雇的主要目标。

据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估计，因为参加工会组织的运动，每年约有10000名工人遭到解雇参加。参加工会活动遭解雇是非法的，所以我怀疑这些解雇往往是通过与此无关的别的小错误来实现的。那些反抗沃尔玛的雇工们，曾经参加两次工会运动要求公司为加班支付报酬，而他们被解雇的原因则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规矩，说了脏话。

如果说低工资工人的行为不总是以一种经济上理性的方式进行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地方。当你进入低工资工人工作的工厂，以及许多中等工资工厂时，在工厂门口你的自由突然终止了，把美国以及它所代表的所有东西放在身后，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你都得闭上嘴巴。这种投降的后果远远超出工资和贫穷这些事。如果大量居民把他们醒着的一半时间用来对付独裁的话，我们很难为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而感到骄傲。

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都有它的哲学工具。如果你被当作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一个可能的逃避责任者、吸毒者或是小偷，你也许会开始对自己失去信任。如果老板和不平等的规则经常提醒你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低下角色，你就会开始接受那种不幸的地位。揭开陌生生活的一角，我会发现做为一个生物体，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如果改变动物——比如老鼠，猴子，它们大脑的化学成分，强迫它们处在它们社会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它们就像人那样变得“压抑”，行为就会焦虑，就会萎缩；它们大脑反射的水平（由一些抗压抑的药物提高神经传送器能力）就会下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自卫中它们也避免抗争。

当然，人是非常复杂的；即使在非常顺从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用家庭的思想、宗教、对未来的期望来改变我们的自尊。但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凭借周围的人来判断自我形象，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便于迎合他们。我认为，正是那些强加在那么多低工资工人身上的侮辱——比如毒品检查、监视、解雇，才是使工资维持在低水平的主要的因素。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价值，你可能会认为你能得到的这个数是你实际的价值。

很难想象工厂里的专制主义还有什么别的作用。经理们也许会相信没有他们不懈的努力，所有的工作将会很快停止。但我看到的不是那样，我所见到的是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和已经学会如何安排自己能量的人，我从未遇见过一个真正的逃避责任者、吸毒者或小偷。相反，我会为如此骄傲的人们居然会接受工资和社会地位都如此可怜的工作而惊讶，甚至有些难过。事实上，所谓的管理只是工人完成工作的障碍。女招待认为经理对顾客太小气；家庭清洁工怨恨时间限制；零售工人们想使地面不要摆放太多经理们要求的货架。而对他们自身，他们修订合作和分工体系；当出现危机时，他们一起面对。事实上，管理除了让人们服从以外起不到任何作用。

看起来这里的工作似乎有个怪圈，而经济原因好像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文化、公司的决策者，如美姿公司老板那样很多的企业家，他们的经济地位要比那些他们仰仗的低收人工人高很多。因为阶层、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对工人产生畏惧心理和不信任感，所以他们总是会雇佣新的员工。因此，他们需要毒品检查和人格测试这样的强制管理措施来约束员工。但这些事情都需要钱。一个经理每年在这方面的花费约为20000美元或更多一些，还有额外的毒品检查费等等。这些花费也给雇员工资的提高形成压力。社会看起来陷入了同样的怪圈。在更多地投资于监狱和警察的同时，反而削减了向穷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更大的范围里，镇压的费用也是公共服务业扩大和恢复的障碍。这是一个可悲的循环，只会造成更深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没有任何人会获益，除了镇压本身。

我知道我的评论只是隔靴搔痒，不管什么原因导致工资如此之低，结果都是更多的人挣的比他们生活需要的要少得多。要花费多少呢？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一有一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每年平均花费为30000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小时要挣14美元。这还不是一个家庭能够生活的最低费用；预算仅仅包括健康保险电话，在有许可证中心的孩子看护费用。仅仅这些都超过很多人的能力。但这还不包括酒店饮食，视频房租，互联网接人，酒类饮料，香烟和彩票，甚至更多的肉食。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工人的大多数，约60%每小时的工资要低于14美元。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与另一个挣工资的人（配偶或长大的孩子）一起才能生活。一些人依靠政府帮助，以食品邮寄、住房担保、工资税的信用形式来维系生活，在福利相对慷慨的州，人们还可以享受孩子看护补贴。但另外一些人，例如单身母亲，无论家中有多少人在等着吃饭，也只有依靠工资来生存。

雇主们应当思量一下30000美元这个数字，那是他们支付给初级工人工资的两倍。用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只有破产。真的，由一个私人机构通过工资向每个人提供足够标准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即使再加上福利也不行。我们所需要的大多数东西，比如可靠的孩子看护，即使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也是相当昂贵的。很多文明国家通过政府提供相对丰富的公共服务，比如健康保险，免费和补偿孩子人托，住房补助，有效的公共交通等来补偿工资的不足。但在美国，公民仅以工资收入来维系生活，还要面对房租的市场化。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收人只有可怜的每小时10美元，甚至是8美元，6美元。

富裕的人认为贫穷的生活是可以维系下去的。也许生活很艰苦，但他们不也熬过来了，不是吗？他们始终与我们在一起。富裕的人看不到贫穷是如此严重：午餐仅仅是热狗小饼，人们在下班前就饿晕了。家就是汽车或货车。必须克服疾病或伤害，必须咬紧牙关过日子。因为没有劳保工资或健康保险，丢掉一天的工资意味着没有第二天的日用品。这些经历不是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是一种慢性摧残的生活方式和无情的惩罚。按照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属于危机。那么我们将如何看待成千上万低工资美国人的贫穷——看待这种危机呢？

2000年夏天，我终于回到了社会经济领域中我往常的位置。我去了比我工作过的饭店要好得多的餐厅，坐在桌子旁用餐，在其他人清理过的宾馆客房内睡觉.去商店购物，让别人清理我搞乱的一切。从最底层的20%人群中回到最高层的20%的人群中，我就像迈入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里，我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满足各种需要，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果我想快一点到达某地，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如果我年迈的父母生活吃力或不能自理了，我可以让他们去有人处理脏尿布和痴呆的地方。如果我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可以雇佣一个女仆或请家庭服务公司；下班回来时，我会发现房间已经不可思议地被清理完毕，显得干净整洁，便盆内没有废物，而且闪闪发光，放在地板上的鞋袜已经悄悄地回到了它们的正常位置。在这里，苦力、汗水只是对繁重劳动的比喻，但不是结果。每天许多小事情都被自动处理完毕，好像没有什么人干活。

最高层的20%的人掌握着世界的权利。这个阶层，包括在我早先的著作《职业经理阶级》中提到的，是我们的决策制订者，意见形成者，文化创造者。这些人包括教授，律师，执行官，娱乐圈人士，政客，法官，作家，制片人和编辑。一旦他们讲话，就有人听，一旦他们发怒，通常就有人一溜烟儿跑去解决问题并向他们表示歉意。如果他们经常抱怨，那么就会有财富和影响远在他们地位之下的人遭到惩罚，甚至被解雇。政治势力也集中在这最高的20%比例当中，因为这些人比穷人和中产阶级更热衷于分析哪位参选者更值得为之去贡献，参与他的行动并投他的票。通过这些方式，富人可以对不太富裕的人和穷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指定什么样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什么样的法规规定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待遇。

从穷人的生活中回到中上阶层，不管我经历的这段生活有怎样的人为因素和暂时性，我都为我发现的一切而震惊。我身处哪里？我在做什么？在两极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中，穷人在比他们经济上优越的人眼中是视而不见的，不屑一顾的。穷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富有的人，在电视上或在杂志的封面上。但富人很少见到穷人，即使在一些公共场所见到他们，也很少知道他们就是穷人。这得感谢寄售商店和沃尔玛商店的帮忙，因为穷人通常会把自己打扮成比较舒适的阶层成员。40年前，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是“穷人的秘密”，阿巴拉契业人的“穷人的口袋”。今天你可能又会发现关于穷人的“失踪”的评论，无论是在人口统计上，还是在中产阶级的想象中，穷人都消失了。

在2000年的一篇题为《消失的贫穷》的文章中，记者詹姆斯写到，从互联网暴发户的优越地位看，理解一个人得到百万美元来自于运气是很困难的，不用说那些干满一周才挣246美元的那些人。他和其他人引证的富人对穷人视而不见的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共享的空间和服务越来越少。随着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恶化，那些有钱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并在私人空间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比如健身俱乐部，而不是在本地的公园；他们不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他们从混居的邻居住处搬到郊区，有保安的社区，或有保安的公寓塔楼；他们在当今流行的专门为富人单独设计的“分类市场”商店中购物，甚至富裕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不喜欢花费夏天的时间去学习“其他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比如旅游景点的救生员，女招待或房间清理工。《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在他们喜欢从事与经历相关的活动，诸如夏日学校或在一个合适的职业地点进行实习，或从事“甜蜜的，低工资的和心态麻木的职位。”

政治上，人们对贫穷和穷人这个主题也采取“沉默策略。”民主党不再热心于从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发现的缺点，共和党也已经对穷人失去了兴趣，所以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也已经终止了。福利改革本身是影响仔细调查穷人状况的因素之一。两个政党完全赞同签署它，都承认低工资工作不能使人摆脱贫困，并认为这一点也许将成为灾难性的错误。事实上，对以前的福利接受者的命运人们知道的很少，因为1996年的福利改革立法没有写人任何跟踪他们接受福利后经济状况的条款。媒体执着地宣传好的形势，突出偶尔成功的事例，淡化大家都知道的不断增长的饥饿，这样的宣传有时看起来几乎是故意的欺骗。2000年6月份，媒体大力欢呼一项调查：宣传明尼苏达的“福利工作工程”已经大大降低了贫困，《时代》杂志甚至把这说成是一场胜利。综观这些报导，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试点项目，明尼苏达的实际福利改革方案不过是提供更慷慨的孩子看护和其他补助。也许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试点工程1997年终止。不过这个试点项目和明尼苏达正在进行的更大的福利改革计划有相同的名字——明尼苏达家庭投资计划。

你应当非常仔细地阅读大量报纸，一张一张地去看一下贫穷的迹象。比如，你可能会发现，在1999年，马萨诸塞州的食品管理人员的报告，该年对他们服务的需求比前一年上涨了72%，得克萨斯州的食品银行正在“搜寻”食品。尽管捐赠的东西与1998年的水平相当甚至略高，就像亚特兰大一样。在圣·迭戈，天主教堂从2000年10月份开始不再接收无家可归的人，而这里是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避难所，它的容量以及功能也扩大了一倍。你应当看过这样的新闻，其中说威斯康辛州的那部分邮寄食品家庭正处于“极度贫困”当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联邦贫困线还要低50%，这些家庭的数量在过去的10年已经增长了三倍，达到30%。你也许会发现，全国性的，美国的食品银行正在经历着一场“不能满足需要的急流”，而且根据一项美国市长会议决定的调查，请求紧急食品援助的成年人中有67%是有工作的人。

没有人愿意一股脑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并说全国都处于紧急状态。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看报纸的美国职业中产阶级人士通常认为贫穷是失业的结果。在里根年代的全盛期，它常常是（至今仍然是）许多内城居民没有办法得到数量猛增的在城市边缘的初级工作的结果。失业导致贫穷时，我们知道怎样陈述问题——典型的描述是“经济速度增长的不够快”。而且我们知道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全员就业”。但当我们全员或几乎全员就业时，当每一个能找到工作的人找到工作时，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事情就显得严重了，它就属于社会问题。根据最近的福布斯（一家波士顿就业研究公司）民意调查，94%的美国人同意“全职工作的人应当挣足够的钱来维持家庭脱离贫困”这一观点。我不断地听到令人乏味的论点，说“努力工作”是成功的秘密：努力工作就会成功或努力工作使得我们随心所欲。但没有人说过只要你努力工作（辛苦超出你的想象），你就不会深陷于贫困和债务之中。

当贫穷的单身母亲选择不工作而接受福利时，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却习惯于用那种憎恶、不耐烦的态度来审视她们：穷人之所以接受福利是因为懒惰，因为他们在经济不允许的情况下固执地继续生育，他们的假定的吸毒，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依赖性”。他们是“依靠政府救助”活着的东西，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通过一份工作来寻求“自立”。他们需要的是统一行动，勤快一些，走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大量削减了它的“救助”，既然绝大多数的穷人已经走出去在沃尔玛或温迪希辛苦地工作，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他们呢？什么样的观点才是对的呢？

你也许会想到一个词，“内疚”。难道那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感觉吗？但内疚没有什么用处，合适的情感应当是“羞耻”，为我们自身的依赖羞耻。在这里，为少支付给他人工资而羞耻，为一个人工作挣来的钱不够生活开支的现状而羞耻。比如，他忍饥挨饿，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吃得既便宜又方便，他已经为你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已经将自己的一部分才能，一部分健康，一部分生命做为礼物送给了你。“有工作的穷人”就是对他们合适的称呼。事实上贫穷的劳动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慈善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以使别人家的孩子得到照看，他们住在不够标准的房子里以使别人的家足够干净和优美；他们忍受匾乏以便通货膨胀能降低，股票价格能上涨。做为“有工作的穷人”中的一员，就是做一名匿名的捐赠者，一个其他所有人的无名恩人，正如我在一家酒店的同事格尔所说的“付出，再付出。”

当然，我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他们会厌倦这种回报很少的日子，会要求得到与其价值相当的回报。如果那一天到来，也许会有更多的愤怒，比如罢工或破坏。但天不会塌下来，我们最终都会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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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做好准备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做服务生

第二章 在缅因州做清洁工

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做销售员

后记 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