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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

陈独秀全传

王明年谱

新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1—1872）、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一 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入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作者自定。

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能在他们要求的短期内完成）。丛书交稿时，隗老师因其主持的重点项目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实无余力在短期内全部审阅各书，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参与者，且所居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当然也尽量考虑了所谓“可读性”，仍基本是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写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确认了自己所编的就是一套学术著作）。

丛书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书体例不一，遵照隗老师的指示，这套书以单本的形式申请省社科奖。《胡适传》被四川省历史学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候选者上报，但在上一级评审时引起了争议。据说有人提出，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该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结果讨论时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此时隗老师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绝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参与的前辈评委告诉我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隗老师的“拍案而起”。那位评委自己也很诧异，以隗老师向不与上级作对的一贯风格，何以能有那样的表现！的确，对那个年龄的学者来说，为一个刚出道的学者而冒与上级不保持一致的风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师的作为虽然维持了学者和省历史学会的尊严，但也直接断送了那套丛书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连申报都难，遑论获奖）。我想，出版社和策划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后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其实先已内定，就是三等奖也不可能。据说隗老师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张纸条，表扬该书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笔也异常好；同时申明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但这样研究胡适，不宜由政府来承认云云（因为那是政府奖）。结果，那一年的省社科奖，历史学科的一等奖竟然空缺，这在当年是相当罕见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参与各方，从不同评委到主事者，其实也都尽量以其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述了对学术的不同态度。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像我这样连杨奎松兄都以为属于“另类”（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贬义）的学者，其实屡屡获得隗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如今隗老师已驾归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师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面所说与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师的形象是否一致，这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记忆中的隗老师。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隗瀛涛老师的鼓励，要将我对胡适的一些看法较为系统地整理并表述出来就教于学界，恐怕还会是相当久远的事。当时勉强成书，或有辱师教，现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了。

二 人物与时代

尽管中国史书以纪传体著称于世，本书的传主胡适却一则说他“深深的感觉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再则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甚至“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1]他的意思或许是中国过去的传记不够“文学”，曾自撰《四十自述》以为文学性传记的尝试。却不十分成功——仅其中第一章类似“小说式的文字”，从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遂“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还有许多朋友写信”给他，说后写的“比前一章更动人”。[2]

其实文史本“不分家”，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对史料进行“剪接”，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从而展现“真实”。[3]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若叙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4]若写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5]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但正因此，胡适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后来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存歧义。20世纪90年代后，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海外亦不少。[6]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却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7]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这当然有读者一面的原因，从前述胡适写《自述》的尝试便可知，他本以为读者会喜欢“小说式的文字”，却有“许多朋友”认为，他按照“谨严的历史叙述”方法所写的，反“更动人”。而胡适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胡适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8]与晚年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9]

这是唐先生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胡适一生都非常重视“一致”，主张一个人应言行一致、今昔一致，为此而不惜调整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记录（详后）。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尤其成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国古人早就主张“多闻阙疑”，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不去“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10]

而且，如勒高夫所说，在历史传记这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恰隐伏着“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论世”以“知人”的方法，[11]反过来，也可“知人”以“论世”（对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双向处理孟子的“知人论世”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共同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2]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13]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这中间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是本书试图着力之处。本书初版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其与很多传记的写法不同，如一开始就专辟一章来讨论传主所处的“语境”，便曾使一些评论者感到不习惯。其实，为已成历史“人物”者写传，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为路易九世作传，便“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以交代“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他谦称“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而自己“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14]实际就是他对这些时代“标志”的理解与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断”对传主的叙述以说明其时代。

三 写实与写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还原其本相，但究竟何为本相或真相，其实不太说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强，以为通过所谓“科学”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对象到超过其本人的程度。对此我有些存疑。盖不论什么外在内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遮掩）。研究者能从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难得；进而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谓“同情之了解”，尤大不易。若云认识其人超过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为不有”（傅斯年语）的倾向，或不过凸显研究者的大胆敢言而已。

进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还有一个“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两者之中，后者更难，即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也。然而不论“形似”还是“神似”，都仅到“似”的程度；能似，就不简单。对史学来说，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难判断，遑论所谓“真”。在这一前提下，或不妨尝试先寻求呈现历史人物的丰富面相，即尽量重建传主已确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15]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重构出传主人生经历的丰富，说不定反因此而趋于接近其“本相”。

闻一多在写杜甫时曾说：

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

由于“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所以，他所描绘的诗人杜甫，虽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却可以说是他“个人想象中的‘诗圣’”。[16]

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一方面，往昔的追忆需要一个可知可见的具象，否则难以寄托；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仰慕和崇拜的凭借，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摹拟物。中国古人对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义），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写意”。但后来终抵挡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渐出现画像雕塑一类“写实”之物，现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写实”物品多系晚出，反蕴涵着较多的想象，未必就比“写意”的牌位更接近实在。

有时候，“写实”之物甚至真如闻先生所说，不过是捕捉梦魂中迷离恍惚的影子而已。《梦溪笔谈》曾记唐明皇梦钟馗捉鬼，命画工吴道子图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居然极肖明皇梦中所见，“上大悦，劳之百金”。这就是一个捕梦捉影的“实例”，其作品究竟算是“写实”还是“写意”，还真需要费心斟酌。惟梦不易说，说即难免痴人之讥。偏向科学者如胡适，就以为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17]则明皇所谓“卿与朕同梦”，或其作底子的“生活经验”相近乎？

过去的思想史研究或受哲学史影响，似偏于理智，而相对忽略情和感的部分。思想家的传记也相类。其实人的苦与乐，人对自然和他人的感知、感受甚至感应，都是古人特别重视的，在既存研究中却显薄弱；或因“研究”须严谨，而将研究对象“纳入”一种理智体系，遂“被”理性化了。其实我们思想史中很多人物的情感都很丰富，其感性的表现往往被压抑而不显，似还有伸展的余地。

今日科技的力量给史家以极大的帮助，胡适的容貌、声音都有记录而可亲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仍不能不据史料和想象以重建。本书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为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些微的补充。

胡适自己曾提出，写人物传不能细大不捐，“当着重‘剪裁’，当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书写。其余的细碎琐事，必须有“可以描写或渲染‘传主’的功用”，才能存留。[18]本书即以此为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为了接近传主想要清楚浅显的风格，尽量写得流畅些。一些繁杂的分析和史事考证，或已另文陈述，或当独立探索，在本书中就适当简化了。[19]至于再现了多少他的“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就要请读者诸君看了下文后予以指教了。

修订说明

这是本书的第三版了。第一版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年）。第二版是中华书局的修订本《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06年）。征询了一些年轻人的意见后，这一版恢复初版的书名。

第二版售罄后，据说网上已出现“议价”本。而不少旧雨新知前来索书，皆无以应，也觉歉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提出再版，二十年前的小书尚有人记得，使我感动。然而对于再版，与出第二版时一样有些踌躇。原因也相同——即使个人学无进展，他人的研究又已出了不少，似不能不做修订；而课业以外，文债积压甚多，若进行全面修订，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以目前的工作状况，那样的时间实在无法挤出。不得已，仍只能出个简易修订本。

初版的叙述实际只到北伐前，且20年代有许多重要内容也未曾包括在内，连“整理国故”都语焉不详。当初的“引言”曾说：“因了丛书的体例、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有许多思考不到成熟的层面，此次没有写入本书，也只能俟之以未来。”从那以后，我曾写过数篇相关的文章，然因他事繁多，始终没有时间来续写全书。二版的修订，原来的1—8章内容基本未动。第9章完全打破重写，增改为两章，所处理的时段也延续了数年，基本止于20年代末。再以后二十多年的胡适，希望将来能续写以成全传，或单独写一本“后传”。

与二版的修订相比，这一版的引言是整合旧说重新撰写的，最后一章是从第11章中切割出来改写的，其余各章内容基本未动，仅做了些纠谬的处理。初版所属丛书的立意，是希望能面对较多的读者，故注释西书的出版信息，皆模仿外国某派，仅注明出版地和年代。待出第二版时，已尽量增补为更详尽的模式，然有些西书一时难觅，不能不仍依其旧。其余所引各书，当年也都是找到什么版本就用什么版本，连胡适自己的著作也是如此，这次也没能统一，仅新写部分尽量使用后出的通行版本。

初版时曾说：本书的写作取向，是希望言人所未言，写出一些胡适较少为人注意的层面。故凡有已发表的研究，且个人能基本同意的，除极少数必不可少者（如余英时师的研究）大量采入而注明之外，一般均不多着墨，只略述及以维持全书的连贯性。当时余师关于胡适的宏文，大陆少有人能看到，所以较多引用，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得以分享。今既未能全面修订，亦暂不删略，以顺文气。

自本书初版以来，与胡适相关的资料又出版了不少，[20]有些在第二版新增章节中已使用，还有很多当在今后全面修订或重撰时参考。由于近年胡适研究偏热，论著甚多，而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发表刊出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非常困难之事。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缺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作品，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是本书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还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鸣谢

尽管本书尚不成熟，恐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烈五中学）、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

本书是在许多师友的热心鼎助下完成的，从勉励敦促、指点迷津到代为搜求资料，涉及海内外老中青学人甚多，全体列名则名单太长，且其中不乏声名极盛者，若点名似有“借力”之嫌，谨向他们深表感激之意！不过我仍要提到几位先生：素不相识的武汉大学易竹贤教授，当年慨然允借十八巨册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使本书初版得以完成；耿云志先生和周质平先生，这些年来编辑了众多与胡适相关的资料，皆蒙赐赠，大大便利我对胡适的研究；久居美国未曾到过四川的同乡李天一兄，抱负至高，人如其名，本习史学，屈尊以写电脑程式为生，却不忘有故人曾写胡适，在远不遗，不时惠我以相关剪报。皆深感而难忘！

另外，第二版时，蔡军剑先生曾代为将全文细心校阅一过，苏州大学的鲁萍老师曾代为核对全部胡适日记的引文，减少了若干错讹之处，也要在此致谢！仍存的错误，自然由我自己负责。年来身体的调理维护，在成都每依靠老友孙锦泉教授，在京则常亲近胡有衡大夫，故能继续秉笔，精力不衰，是要特别致谢的！

2014年12月16日于旅京寓所

[1] 胡适：《四十自述》（1931—1932年）、《领袖人才的来源》（1932年8月），《胡适全集》（18），第5页；（4），第536页。本书所引《胡适全集》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胡适：《四十自述》，第7页。

[3] 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3页。

[4] 勒高夫：《圣路易》，第11页。

[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8页。

[6] 耿云志、闻黎明所编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一书附有较详细的“胡适研究论著要目”，可以参考。此外，截至本书上次修订时，我所见的专书又有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易竹贤：《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胡晓：《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朱洪：《胡适大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胡明：《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作《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第231页。

[8]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中译本自序”，第3页。

[9]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第42页。

[10] 本段与下段，勒高夫：《圣路易》，第12—13页。

[11] 《孟子·万章下》：“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1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13] 参见（陶）孟和《随感录二十六》，《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92页。

[14] 勒高夫：《圣路易》，第15页。

[15]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0，第299页。

[16] 闻一多：《杜甫》（1928年），《闻一多全集》（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72—73页。

[17] 原话是“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胡适：《梦与诗》，胡明编《胡适诗存》（以下径引书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230页。

[18] 胡适：《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1936年6月21日），《胡适全集》（12），第335页。个别文字错讹已据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第5册原稿更正。

[19] 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胡适与中共的早期关系，我另有专文详论，已收入《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故本书的相关部分便仅简略述及。其中有关胡适访苏的几段文字，对两书所论都关联紧密，故两皆纳入。关于胡适的整理国故，也当另文专论。

[20] 特别重要的资料有耿云志所编的42巨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和《胡适英文文存》，两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周质平编《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等等。

目录

-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 一

- 二

-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 一 西潮

-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 三 西学为用

- 四 中学不能为体

-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 三 成了“新人物”

-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 一 初到北大

-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 三 思想与方法

-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 一 并非不得已

- 二 问题与主义

- 三 国际的中国

- 四 好政府主义

-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 一 暴得大名不祥

- 二 我称他皇上

- 三 礼教与少年心

-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 四 体验新俄

-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太炎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

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2]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

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3]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4]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5]这看起来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更多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6]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7]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实在不像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多仍是胡适投射进去的自己。

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8]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他也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9]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详后）。[10]

这样的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一向提倡“尝试”，也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11]

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12]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与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即预备以后要“讲学复议政”，[14]就是这一思路的明确表述。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如余英时师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且那本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15]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傅斯年对老师胡适直言：“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16]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超过其“长久价值”，大致也说出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他更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17]

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实际上，自从青年时“暴得大名”以后，胡适在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18]

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胡适一生不忘做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19]胡适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详后）。

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20]他那“为国人导师”[21]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不过，所有开拓者恐怕都不无遗憾。胡适晚年的自我认识，似乎不甚乐观。他在1961年说：有一位叫曼铿（H.L. Menken）的美国记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因为他能“对美国的种种都来批判”；而“他在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胡适之”。[22]则胡适自认他是自觉地对中国的种种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为也在这方面。就像他在1936年对汤尔和所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事业的“最大功绩”。这里当然有“故意说”的意思，或不无自谦（清季民初人特别愿意强调其破坏批判的一面，也是那时的一个倾向或一种风格）。[23]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但中国在“文化”上的进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胡适七十岁那年，向记者抄赠他二十五岁生日词，里面说他的“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并解释说，他葫芦里的“些微物”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础”。虽然“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四十五年前的药还有效，则其病仍未除，岂非他建立新基础的“成效不大”之注脚。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这个愿望，可惜并未实现。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在他1962年最后一次讲话中，说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数理、生物、人文三个大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24]尽管胡适向以“乐观”著称，好梦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

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书宋人陈简斋《临江仙》词赠故乡好友胡乐丰，词中有“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1960年底，台北的中广公司请胡适谈过去五十年，他谢绝说：“我不能随便谈的。过去四十九年来，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来的事情是不容易谈的。”这是公开的言论。在私下，胡适的悲观还更盛。他在同月11日致张佛泉的信中说：“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显的。[27]

为什么胡适的很多努力，到头来都好像一场空梦呢？这个问题，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风格去理解。

二

胡适作为开拓者的遗憾，部分因为他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第一代现代知识人。而胡适又惯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所以，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而且，胡适自己说过，他身上有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28]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他也并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然而他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结果，胡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而近代中国又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用朱自清的话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29]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所处时代社会的位置，不愿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适晚年还记得康有为曾对他说：“我的东西都是二十六岁以前写的。卓如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31]或许胡适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间的：他总想继续进步，处处像梁；而其主要的“东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书，正凸显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胡适还有一点像康有为，即他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述胡适关于儒家的定义及其对神会和尚的想象性描述，都是非常明显的夫子自道。更有提示意义的是前引他对传教士价值的界定——“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

这种使命感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为了维持心理和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不得不时时做出调整。如他本想昌明国学，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诠释为“打鬼”，要“化神奇为臭腐”（详后）。

结果，胡适每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都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胡适承认其“好名”，所以能爱惜羽毛。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正如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32]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做那个“胡适”应该做的事。

同时，带着使命感返国的胡适会发现，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这社会中就越像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他带来的“新”，是对立于既存之“旧”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漠然无动于衷”，也是本土的。他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正像在华传教士一力传播西学而终被渐成势力的西学大潮驱赶到边缘一样，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则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历史使命完结之时。

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却比传教士多一层悲壮的色彩：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留学生则不然，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他本身毕竟不是“外国的”。

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现代诠释。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不论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是把它视为“自由中国”并作为归宿之地的。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贡献。但不论台北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更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还想干实事，故胡适虽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

或可以说，胡适处于一个新旧中西杂陈的时代，他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他的理想大半都成梦想，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希望与梦，相去不远。没有梦想，何来努力？

鲁迅是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而《说文》对“道”的界定，即“所行也”。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34]就像他在“尝试歌”中所说的：“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35]毕竟，他已经实践了其所提倡的“实验的精神”，何况还留下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以及一条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适说过：“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余英时师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说：“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36]

余先生虽然只说了学术与思想，但他的话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谨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1] 两人的演说都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标出，大约是北京。

[2] 两次翻译分别见胡适日记，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书所用胡适日记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

[3] 胡适的《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原报难觅，本书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非留学篇》现已收入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早年文存》，第349—377页。

[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

[5]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57、5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14页。

[7]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8] 胡适日记，1915年3月8日。

[9] 《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10] 胡适：《非留学篇》；《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胡适全集》（4），第461页。

[11] 梁启超曾说王安石当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年10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页。

[12] 《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页（合订本期页，下同）。

[13] 按吴稚晖此说意在讽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所以他的实际指谓，仍不过是希望梁氏多“议政”而已。

[14] 此语出自1917年胡适归国前所赋诗《别叔永、杏佛》，最足见其从农学转为文哲学的思想转变：“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录在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15]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16]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357页。

[17] 《口述自传》，第48、40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下径引文名），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作《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4页。

[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 《谈话录》，第156页。

[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30] 《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31] 《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超自己的比较：“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90页。

[32] 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33] 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35] 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0），第48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有人或以为，那一定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那时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均还健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影响最大的梁启超不过四十多岁，决不可说是时无英雄。但是，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故此，余先生以为，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适自己在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层出不穷，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思想界其实也是新人辈出，但新人中确实没有能像梁启超那样一呼百应的时代人物。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政治变化的高潮恰伴随着思想变化的低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头去了”。这样一种政治发展与思想发展的时段错位，应该引起学人的进一步重视。新人辈出而又不能一呼百应，提示着一种存在问题又尚未解答的时代需要。

过去欧阳竟无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得沈曾植指点，寻找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这种读书方法，且发展出各种系统的理论，专讲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4]前后左右之书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语境；语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广义地看，胡适的一生也可视为一文本。要了解胡适，必须将其放入其时代语境之中参照考察。而且，只有弄明白胡适得名之前中国思想界处于何种状态，才能了解胡适何以能一举成为士林之首。故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胡适及其时代，又不可不先对产生那些“二十年前的旧角色”的语境认真检讨。

近代中国思想学术之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有关学术发展演变的一面，将在后文中专门讨论。本章所关心的，是近代几个大主题中的一个，即中国士人在西潮荡击之下被迫做出反应的进程。而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又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失去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到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已是一种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一场思想革命呼之欲出，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以下即对这一大环境略做考察。

一 西潮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王汎森先生说：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同样，鲁迅在此诗中发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也道出了许多知识人爱国救国和拯救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5]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之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6]清季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几十年间，从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更进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胡适在1914年写的《非留学篇》中形象地指出：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很明显，胡适正是将近代中西之争视为两个文明之争。中国一方既然失败，就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今人早已视留学为正途，但对有血气的近代中国士人来说，“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7]

有美国汉学家以为，西力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遵循了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8]由于西潮的冲击，这样一种变化模式在近代中国实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尽管西方自身在19、20世纪也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但对西方来说，即使是与传统决裂，仍可以是在传统中变。在中国则反是。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虽然各人的具体理解并不一样，“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在西人的引导之下，中国士人且逐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并非只是靠其科技和工艺，在器物之后尚有更重要的观念和制度。而中国人一旦接受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有遵循一个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对中国传统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都有，对西方思想主张全面引进或部分借鉴的也都有，唯独没有全面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不过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钱穆曾观察到，近现代中国人不论是信仰还是反对孙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据西洋思想来信仰或反对。[9]我们或可说，20世纪中国知识人不论是维护还是反对中国传统，基本都是以西方观念为思想武器的。假如我们可以把马恩话中的“资产阶级”换为“西方”的话，从鲁迅写前引一诗之时起，虽然“商品的低廉价格”尚在长城之外徘徊，可以说西方已用其他的方式迫使中国人在文化上按照西方的面貌来改变中国的世界。

失败之余，中国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来观念的天下，给他人作了战场。我们如果细查当时知识人提出的各种救国救文化的路径，大多与西方有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风行竞争的各种思想体系，即各种“主义”，就极少有不是西来者。[10]中国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中最具标帜性的关键词语（keywords）如“平等”“民主（民治）”“科学”“自由”等，也几乎无一不来自西方。从民初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到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再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在均是西与西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向知识人攻击传统最多的，不外小脚、小老婆、鸦片和人力车。其中后两样便是西人带来的。鸦片是不用说了。人力车虽不是纯西洋货，本由日本人创造。但其流入中国，却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舶来品竟然成了中国传统——即使是坏传统——的象征，最能体现此时西潮已渐成“中国”之一部。而西向知识人把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来批判，其实也是受西人的影响。盖鸦片和人力车曾被晚一点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并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人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好几次了。

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角色的倒置。民初的一个诡论性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提倡西化的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传统的］美妙事物”。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11]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清季以维护国粹为目的所谓“国粹学派”（以《国粹学报》为主要喉舌）和稍后出现的“学衡派”（即常在《学衡》上刊发文字之人，其目的与“国粹学派”颇类似），虽然都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也都在西潮的影响之下。余英时师已指出，“国粹学派”的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份为中国的‘国粹’”。[12]特别是“学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还超过大多数鼓吹“全盘西化”者。如《学衡》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13]这是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的典型例证。这两个所谓的“学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可商榷，这里无法详论。但这类人也受西潮影响如此之深，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

如果说“国粹学派”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是一种时人对西方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认同，对民国以后的人来说，这样的认同或者已无必要，或者意义已不相同。从广义的权势观看，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14]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人将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作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对于生在鸦片和人力车随处可见的时代而又不是事事都要考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他们所见的“中国”的一部分。吴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强调他是在“继承西洋之道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因为彼时两者已经有些难于区别了。对于更晚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由西向知识人所传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学”以及由吴宓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呢。概言之，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

这也说明，我们对西潮冲击中国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radigm）在美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前些年新兴的取向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亦即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15]这是美国汉学界的一大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的确，像西方、中国、思想这一类词汇的涵盖面实在是太广。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范围内，近代西方和中国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都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不变的一面，或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但是，不可否认，“西潮冲击-中国反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用这一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则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且不说西潮造成的中国问题）的反应多少也可说是对“西潮冲击”的某种“中国反应”。故费正清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当然，强调西潮冲击的影响，并不是说中国本身没有问题。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16]到晚清早已是问题重重了。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另外，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师转移到山林（龚自珍《尊隐篇》）。而文化重心的倾移显然为外来文化的入据正统提供了条件。经学家俞樾是主张以兴教化、劝农桑为中国自强之路的。他以为，照此做上数年，则“官之与民，若父兄子弟然”。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但俞氏也指出，当时的现象，恰是“官与民漠不相习”。[17]这正是清廷的一大难题，而且绝非数年可以解决。除了传统的“上下之隔”，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

西潮冲击与中国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西潮冲击下中国抵抗的无力恰有助于使中国士人认识到中国自身既存的问题和不足；其次，西潮入侵也给中国带来不少新问题；再次，因西潮入侵引起的新问题常常也起到掩盖中国自身既存问题的作用；最后，西潮本身确也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潮的冲击既暴露了也掩盖了中国自身的问题，既给中国增添了新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18]但是，西潮进入中国既采取了入侵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就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些新来的思想资源。蒋梦麟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19]这个形象的表达正提示了中国士人在接受西方思想资源时何以总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踌躇。

一般的看法，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这基本是不错的。但寻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国，就很值得研究了。这显然是中国士人在西潮冲击下信心大失的明证。林毓生先生曾提出，中国士人有一种从先秦即存在的传统，即“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20]但这恰不能解释一般所谓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是从器物到政制，最后才到思想文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器物-政制-文化”这一递进关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中国人固然有社会习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认同的看法（如“被发左衽”说），但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无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而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盖器物与政制与文化分不开正是西人的思想，并被其用来说服了中国人。故西人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一点尤其值得探讨。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中国为世界文化中心，就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21]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的自信心与日俱增，故19世纪来华之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就远没有耶稣会士那样高，而且随着其自信心的增强，可以说是与日俱减。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尚认为中国文化典籍至少在量上不仅超过任何非开化民族，而且超过希腊和罗马。到19世纪50年代，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远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22]到19世纪中叶，中西双方已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对方。

英国传教士杨格菲（Griffith John）于1869年指出：

难道我们不比他们［按指中国人］优越许多吗？难道我们不是更具男子气，更有智慧，更有技艺，更通人情，更加文明，不，难道我们不是在每一方面都比他们更高贵吗？根据我们的思想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根据他们的思想方式，答案是断然否定的。而且，要我们改变对此事的看法与要他们改变看法几乎是同样困难的。[23]

因此，问题最终还是在于到底是谁能使对方改变其思想方式。

但中西之间有一个根本的文化差异：处于中西文化之争前沿的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对于异教徒始终有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但中国儒生对非华夏文化的“夷狄”，则主要是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若“夷狄”本身无“变夏”的愿望，中国儒生一般并不觉得有努力使其“变夏”的责任感，更不用说使命感了。

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中外关系。中国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行夏礼而用夷礼，通常亦听任之。至于对不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西方传教士既然是骑在炮弹上飞到中国来，则中国人之不欲让其了解中国文化正在情理之中。19世纪中西接触之初，不仅中国书籍严禁出口给西人，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也是不准教授给西人的。因此，西方传教士远比中国儒生更热衷于使对方改变其思想方式。中西文化之争是以自觉而带进攻性的西方向防御性的中国挑战为开端的。中国士人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文化竞争，已是在西方发动一系列进攻之后了。

中西文化竞争的第一步就是要证明自身的文化优于对方。中国士人既然是竞争中被动的一方，一开始并未感到有必要证明其文化的优越。且中国人视经典文献为华夏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典籍的优劣是很难靠自身证明的。但有备而来的西人在声称其文化优越的同时，尚携有近代工艺技术为证明的手段。早期的中西冲突多在沿海，航海和海防恰又是中国工艺技术最为薄弱之处，乃进一步加强了西强中弱的认知。[24]

的确，强势本身也是一种说服的手段。船坚炮利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军事的效率，而且在于其体现船炮制造者本身的优越性。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有意识地使用当时最先进，也是英国第一艘铁甲舰“复仇神”号（the Nemesis），就是要向中国人显示其最新的近代技术。这一着显然达到了目的。“船坚炮利”给中国人的印象极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成为中国思想言说中西方“长技”的代名词。[25]

但是，对尚武轻文的中国士人来说，船坚炮利虽然能够证明西人有“长技”，尚不足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许多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的确也更愿意采取和平的直接说服的方式。盖强制只会造成口服心不服，说服才可导致真正的心服。一般而言，传教士虽然以征服为目的，其出发点通常是善意的。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确相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有好处。当其采用和平的说服方式时，这种善意就容易体现出来，也就可能缓解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之所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正是因为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而且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当然，传教士最后选择和平说服为主要手段也是有个过程的。在中西交往初期，许多传教士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对中国人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为威胁手段以迫使中国“开放”。这种明显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世纪西方尚武心态之无意识传承的影响。故传教士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近代化的过程。传教士自己在19世纪末变得近代化亦即更加尚文之后，他们曾选择了以传播西方科学这个手段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这一点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他们毕竟播下了种子。当传教士最后集中于利用出版物来影响中国读书人时，由于适应了中国士人的行为习惯，其效果即开始凸显出来。[26]

正如胡适在1926年对英国人所说：“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27]胡适自己是提倡或赞同某种程度的西化的，但他却不能接受压服。反过来看，和平的说服有时确能造成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主动配合，尽管配合者自己通常并未意识到他们所起的作用；其动机和目的，即要使中国富强并最终凌驾于西方之上，也与传教士的动机和目的相反。到西学获得了“新学”这一超越中西认同的普世性名称后，很快在中国成为显学，士人竞相趋从。一旦不存在认同问题，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

但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敌人学习，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现象终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有学者以为，只有文化失败才可能造成对征服者同时既憎恨又模仿，不仅自认不如人，而且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28]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是明显的，但是中国向敌人学习的情形似乎不能完全以文化失败来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确信中学可以为体这一观念使然。

近代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这样，西方虽然力图在中国取得文化控制，却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地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因此，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主动地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故中国知识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

不过，中国士人未能认识到，在中国，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抵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等因素，使得全面的领土掠夺对列强来说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列强退而采取一种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控制，同时寄希望于以文化渗透来为以后实质上的经济利益铺路。这就使西方需要不仅在物质上，而且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现其权势和优越性。换言之，西人是有备而来的。然而，也许正是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带来的潜存信心，使中国士人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故“西学为用”渐成士林共识，传播和推广西学的角色，也逐渐更多由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来。传教士要改变中国人思想方式的目标很快得以实现。[29]

三 西学为用

冯桂芬大约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始作俑者。冯主张为了攘夷，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器可用而礼不必学。其要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0]故冯实开了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先河。不过，冯氏一书所作虽早，流传却晚，早年仅以抄本传，至19世纪80年代始有刻本。到19世纪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已成时人共识。1891年，康有为即主张“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义之用，然后收其用也”。[31]次年，郑观应也明言“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到1896年，梁启超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两年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整合诸家之说，系统表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32]

过去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通常倾向于将其说成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其实若细察时人之意，恐怕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用”之上。而且，不仅梁启超、张之洞等人是如此，就是那些以西学比附中学之人，许多也是为了“投合吾国好古之心，而翼其说之行”。[33]盖主张变法之人，不过要学习西方，并无废弃中学之意。惟守旧之人对此不甚了解。张之洞将体用之关系讲明，正可释反对派之心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体西用”这一体系之中，“中体”虽置于“西用”（有无引号是否需要统一？［统一加引号］）之前；但从其产生的历史看，“中体”实在“西用”之后。

具体言之，《劝学篇》中讲“西学为用”的篇幅即多于讲“中学为体”者。张氏并在序中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个“用”字上。再参之以1902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的“变法三疏”，其目的和重心就昭然若揭了。言用而必言西，实已暗示中学至少在当下已无多大用处。更重要的是，张氏又发挥其旨意说，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在往西走的路上又进了一大步。中学既以致用为要，西学复以西政为要，则“中体西用”这一体系之中的“中体”实已被“西用”挖了墙脚。张氏所欲坚持者，唯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观念也。其余一切，大约均可不同程度地“西化”。

问题在于，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的。要将其用之于中国而又要不改变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问题。严复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驳斥“中体西用”这一提法时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4]严复此时之意，颇接近后来的“全盘西化”，此不详论。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

从魏源到梁启超那许多中国士人都倾向于认为文化体系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采纳异文化的某些部分并整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来，许多中国士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中西文化之间的会接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达。而且，文化可分论也是中国士人借以避开认同问题的实际理论依据。中国士人可以接受许多西方东西而不觉十分于心不安，仍能保持其中国认同，就是有文化可分论作基础。清季士人讲西学源出中国也好，讲“中体西用”也好，多半都是在保持中国认同的基础上，为引进西方文化找依据。

但是，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基本是主张文化体系是完整不可分的（这当然与基督教一神独尊的排他性相关联）。他们以为，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要么全盘拒斥，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即其所谓：“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35]因此，对中国士人来说，学习西方颇有点不归路的意味。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近代中国人学西方真可说是“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而之所以失了自己的“故”，原因固然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所坚持的文化整体论。要学习异文化，必同时摒弃己文化。两者不能妥协，也就谈不上什么会接了。

冯友兰说：“清末人本以为西洋人是野蛮底，其所以能蛮横者，纯靠其有蛮力。对于有蛮力者之蛮横，亦只可以蛮力应付之……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部分是由于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36]但是，中国人既然开始注重力而搁置自以为所长的理，实际上已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其早年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觉得与“夷人”不可以理喻，不得不讲求力，还是降而求其次的意思。到同治年间办洋务求自强，主张“破华夷之界”，虽仍未离师夷长技的思路，实已无降格之意，而渐有拔高中国自己之心。彼时反对师事西方的叶德辉，乃不得不反对“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37]叶氏所反对者，虽然未必就是其对立面所直接提倡者，但叶既感有必要提出反对之，大约已渐有类似的认知出现。后来一些中国人自认野蛮，正是以强弱分夷夏的结果。

这里仍有西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本崇让不崇争，《春秋谷梁传》（定公元年）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老子主张“不争”，墨子讲究“不斗”，思路相近。许多人心里未必真喜欢让，但表面上仍不得不崇之，盖世风使然也。这正是赫胥黎所强调而严复所不译的后天伦理作用。西潮入侵，国人由重理转而重力。过去受压抑的法家耕战思想被重新“发现”，进而引发出商战以至学战思想，[38]“争”渐具正面价值。这是后来“物竞”思想流行的土壤，只是还缺乏系统的表达。《天演论》能风行于世，正在其不仅解答了中国何以败——因劣，而且提出了解决的路径——即争。国人已先有争的意识在，自能不胫而走。要言之，争的观念因西潮而显，亦由西潮为之正名。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其关于中国近代的新著封面上以中文大书一“争”字，[39]盖有所得焉。尚争而不尚让，正是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到严复译述《天演论》，特别是他把进化论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并得到广为传播时，已经注重力并且尊西的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而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盖重力尊西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有此理论，强力就成了最好的说服手段。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西方在改变中国人思想方式一点上已基本成功。

中国士人一旦主动学习西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40]到1898年，热心传教事业的立德（Archibald Little）已肯定地写道：“西方思想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41]若比较立德的满怀信心与1869年时杨格菲的犹疑，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的确，问题并不在康有为所说的知多少西学。因为太平天国以还，出将入相影响朝政最大的几位汉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形下，“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42]如此流风所播，到20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故余英时师判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43]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44]一句话，中学已不能为体。

四 中学不能为体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据说主要为陶希圣所撰）中说：“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这正是在“西学为用”之后，中学却不能为体这个诡论现象的具体写照。严复在甲午之后主张把无用的中国学问“束之高阁”，已道出了中学不能为体的消息。不过，严复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起初尚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思想界。随着中国在义和团一役的再次惨败，严氏的观念不久即成为士人的共识。

1903年，一个湖南留日学生自问：“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这一问十分有力，而答案是否定的。故他断定：“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而且，据此人的看法，中国学问不仅不能救亡，实际上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局，正“守旧主义鄙弃西学者之一方针之所酿成”。[45]这个看法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也是中西学战的结果。章太炎注意到，西人欲绝中国种性，必先废其国学。初仅传教士鼓动之。后留学生接受了西人观念，以为中国科学不如西方，遂谓“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46]的确，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其主要的方式，就是贬低打压本土文化。在此文化竞争中，一般而言，被侵略各国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回向传统寻找思想资源和昔日的光荣以增强自信心。[47]康有为革新孔子，虽然已搀和了不少西洋内容，到底还是在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但中学不能为体之后的中国人则反是，他们回向传统看到的更多是问题和毛病。

结果，不仅中国学问是无用有害，中国风俗也变得野蛮起来。1904年，一位署名陈王的作者在讨论中国婚礼之弊时，先略述西方婚俗，断言已“足征其风俗之至则，人伦之乐事”。再“返而观之中国之社会”，所见则是“妇姑勃溪矣，兄弟阋墙矣，而大好之家庭，自此终无宁岁”。他进而总结出六条中国婚礼的通弊，下结论曰：“世界皆入于文明，人类悉至于自由，独我中国，犹坚持其野蛮主义、墨守其腐败风俗，以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遂使神明之裔濒于沦亡，衣冠之族侪于蛮貉。”[48]

论者显然是先存西文明中野蛮之定见，据西例以反观中国家庭。其实，中国婚姻固不尚自由选择，而家庭之稳固则远过于西方。论者本不知西，而敢下断语，足见中西文野之殊，已成为时人固定认知。认知一变，再据此义检讨所有中国制度风俗，自无不野蛮腐败，“侪于蛮貉”固亦宜焉。惟彼时人所用之“野蛮”，实亦与“文明”相对应，要皆新入之西词，已不尽是中文原始之意。其价值判断的强烈，犹远过于中文原始之意。

孔子尝谓：我欲仁，斯仁至矣。章太炎指出，这也可反推而言之曰：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传统范围本来博大，要找什么通常就能找到什么。关键还是人的主观取向在起作用。且中国传统本有一种“反求诸己”的取向。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有了问题先做自我批评。故我们若看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思想言论，凡说及中国的弊病，均下笔顺畅，出口成章；到说及救弊治病之法，则又多婉转羞涩，常常不知所云。到辛亥革命之前，据太炎的观察，反求诸己的取向已造成“糜烂不可收拾”之局面。[49]中学不能为体已是显而易见了。

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就难以为用。钱穆指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故“西学为用”其实也是不成功的。而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既是体用皆空的重要原因，更造成思想上的激进。钱先生观察到，晚清中国思想界正由专重经典转向积极入世，此时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进入，本易相投契。但积极入世在知识上和思想上都应有更多准备，中国思想界则对此准备不足，“自己没有一明确坚定的立脚点”，在西潮猛烈冲击之下，反而产生种种冲突阻碍，“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50]结果就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

的确，对中国士人来说，不过几十年间，就由文变野、由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到自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这中间的心态转变，必然是极其复杂的。不过，中国士人得出必须学习西方的共识并逐渐以西方为本位，亦有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盖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还不仅是要生存，而且是想要凌驾于西方之上。这可以说是一种理学模式的反应。陶希圣曾指出：“理学是什么？理学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而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5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由理学家魏源最先喊出，亦良有以也。

这样的观念在从冯桂芬到孙中山这些人的思想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冯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详论中国自强之道，主张半数以上的士人都改从西学，其根本的考虑就是要“出于夷而转胜于夷”。冯提出的具体方法尤有提示性，他强调，学西方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冯氏与反对学习西方的理学家倭仁的观念有同有异。冯和倭仁都要攘夷，也都相信中国不患无才。但倭仁以为只要发扬中国的传统学问，就“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而不必“师事夷人”。[52]冯则以为，攘夷“必实有以攘之”。为了最终的“驾而上之”，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53]冯氏之用是为了攘这个观念也为后人所传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就再三说到要凌驾于欧美之上。

理学模式中潜藏的这种有时并不自觉的关怀和目的感，与知识人当下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具体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种心态的紧张。中国士人既视西人为“夷狄”而不太看得起，且中国与此新出现的“夷狄”更常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之中；现在反要向其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又是“制夷”，其中的多重尴尬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如章太炎所观察到的：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54]故中国士人对学习西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心态的紧张又常常容易引起焦虑，因焦虑而更产生一种激进的情绪，[55]急于求成以摆脱这不得不进行的学习“夷狄”的尴尬。

中国士人思想的激进化尚隐伏着更深层次的心态紧张。中国士人虽然渐以西方为本位，却只是有意为之，未必能完全做到。因为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西化，知识人不管意愿多么强烈，终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存在而悬想。同样，即使那些西向的中国知识人自身也未能真正的西化。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56]胡适、傅斯年虽然处处努力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向往之，终不能完全摆脱羁绊，到达彼岸。这样的社会存在与士人愿望以及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其思想取向的双重差距，以及与后者密切关联的个人认同问题，造成一种更难化解的心态紧张，[57]进一步促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

同时，这里面也有一些中国士人在主动推波助澜。中国士人向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康有为以为：“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58]梁启超对此领会独深而行之甚力。他说：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这样，即使后人笑骂其为偏激无识，“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则既已达矣。”[59]故梁氏自己虽不真想革命，在其《新民说》中，却昌言冒险进取和破坏主义。

惟梁启超对中国国民的保守恐怕估计过高。特别是在中学不能为体之后，中国思想界本已不复保守而趋激进。以梁在世纪之交的影响，更有意识地操此术以“过两级”的方式昌言破坏，干柴遇上烈火，“破坏”遂成彼时思想言说中的口头禅。梁氏本意虽或未必真那么偏激，但其追随者在激进的道路上就走得不知有多远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自谓：“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但破坏这样的观念，岂是轻易可以提倡的。梁氏自己不仅没有回破坏之手段，后来更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了。民初和梁氏一样开一代风气的胡适自谓受梁的影响甚大，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60]胡适是以温和不激进而著称的，尚且有这样的感觉，遑论其他。

此时从西方输入的使命感更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61]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62]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6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反传统固然有爱而知其丑的一面，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因为中国知识人要打破传统，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这一点大约是西方诱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概言之，胡适回国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余英时师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4]一句话，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1] 本段全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7—8页。

[2]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

[3]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第3页。

[4] 这方面理论甚多，但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大概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页。

[6]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7] 胡适：《非留学篇》。

[8] 参见E.A. 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9]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第175页。

[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17] 俞樾：《自强论》第3册，《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页。

[18]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第18—19页。

[19]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4版，第4页。

[20] 参见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之危机》，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47—159页。

[21] 参见Arthur O. Lovejoy，“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sm”，in ide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Putnam，1960），pp.99-135，particularly 102-110.

[22] 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 1834），p.379；Eliza G. Bridgman，ed.，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Anson DF Randolph，1864），p.216.

[23] “Griffith John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a. 1869，in R. Wardlaw Thompson，ed.，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A.C. Armstrong，1906），p.254.

[24] 参见詹森（Marius B. Jansen）为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所写的第二章“国际环境”，特别是第41—57页。

[25] 关于the Nemesis，参见Daniel R. Headrick，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43-54.

[26] 说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东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7]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

[28] Jean-Francois Revel，Without Marx or Jesus（Garden City，N.Y.：Dell，1971），p.139.

[29]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一旦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输入西方文化的任务，传教士的影响立刻式微。西学在中国能形成大潮，传教士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但这股大潮却反过来把始作俑者推到边缘的地位，这个结局大约是传教士未能始所料及的。

[30]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31] 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177页。

[32] 各家说法皆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第522页。

[33]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原载《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第1卷（下），第500页。该书全3卷，由三联书店1960—1977年出版。

[34] 《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页。

[35] 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译书院重印本（光绪十八年初版），第28页A。需要说明的是，宓克本人并不赞同这种“吾非除旧，何由布新”之势不两立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晚清那些主张“翼教”的人，在文化不可分这一点上倒与西方传教士的观念接近。此不详论。

[36] 冯友兰：《新事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26—27页。

[37]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第9页B。

[38]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第244—247页。

[39] 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 & London：Norton，1990）.

[40] 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177页。

[41] Archibald Little，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1910），p.37.

[42] 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黄远生遗著》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上海1938年增订本，第120页。

[43]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第23页，邓实的话也转引自同页。

[44] 转引自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7.

[45]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原载《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上），第381—84页。

[46]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转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第81页。

[47] Cf. Isaiah Berlin，“The Bent Twig：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idem，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London：Murray，1990），pp.238-261.

[48] 陈王：《论婚礼之弊》，原载《觉民》第1—5合刊，1904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下），第854—858页。

[49]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

[50] 钱穆：《中国思想史》，第165、175页。

[51] 陶希圣：《北大、五四及其应负的责任》，《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第41页。

[52] 《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页；卷48，第16页。

[5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54] 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433页。

[55] 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Farrar & Reinhart，1941）.

[56]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

[57] 参见Joseph R.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2nd ed.（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1967）.

[58]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闢篇》，中华书局，1988，第3页。

[59]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上），第221页。

[60] 胡适：《四十自述》（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39年版，第100页。

[6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第1—6页。

[62] 君衍：《法古》，原载《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5月27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下），第532页。

[6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188—222页（以下简作《激进与保守》）；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6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页。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但依旧例，他是安徽绩溪人。小胡适出生不久，即因父亲的职位调迁而跟随游走四方，到三岁多父亲去世，即虽母亲返家乡绩溪上庄生活。胡适一生，从他自己所说的“做人的训练”到终生职业道路的选择，都有父母的深远影响。他后来的种种“开拓”与“落伍”“激进”与“保守”，多少都可从其少年经历去观察。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胡家本以经商为生。到其祖父一代，才开始步入读书人的行列。不过，开读书风气的胡适伯祖父星五公，“科场却不甚得意”，大约是以塾师终老的。到胡适的父亲胡传仍需先学经商而后才正式定下来主要读书。胡传不负族望，进了学成为秀才。但他在科场，也只比他伯父略为“得意”一点，省试那一级，就始终未能通过。大道不通，在官场即只能走旁径。胡传审时度势，看出边防需人，于是注意边疆地理学说，更亲往东北实地考察，以后在官场的发展，也基本在边防一路。靠着个人奋斗，后来居然做官至知州。[1]

旧制对商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是有很多限制的。胡传挣来的这个士大夫身份认同，确实来之不易，故他本人和胡家对此看得极重。这对于胡适一生的发展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胡传去世前两个月，给胡母和胡适都留下了遗嘱，强调必须让胡适读书。胡母贯彻胡传的遗愿，一直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要家乡的教书先生给小胡适讲书。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要讲出来。这是胡传的独特教书方式。他自己先已教过胡适认字，那时一开始就坚持讲解每字的意思给儿子听。胡适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他以为，读而不讲，等于白读。[2]

但胡传的意思，远不止是要胡适比别人更能读懂书。胡适自己说，他父亲遗嘱中让他读书的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遗嘱，掌财权的二哥未必会在家境十分困难时出钱让他到上海读书。实际上意义决不止此。胡家子弟，本来是经商也读书的。但胡传的遗愿，以及胡母肯付出比一般儿童高数倍的学费而努力为胡适所塑造的，是一个与其父亲类似，而与一般乡人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认同（identity）。也就是要步胡传的后尘念书出头成为士大夫。胡适成年后还记得，母亲所以常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读书成名”。[3]

关于胡适应该成为一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这一点，在胡适到上海读书之前，胡家大约已有一个基本的默契。管家的胡适二哥胡觉（绍之）基本上是支持的。在胡适的私塾老师自觉无力教他之后，胡母曾提出过胡适读书的问题。当时二哥三哥均未立即表示赞同。但当胡适真的辍学而出门跟舅舅学生意时，二哥大概觉察出这中间有着某种暗示（胡适真要学生意完全可以跟胡家人学，胡母这样做意味着孤儿只能靠寡母的娘家，这样的事对有地位的胡家是很失身份的）。于是，在胡觉的主动支持下，小胡适得以到上海读书。所以他自述说“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4]这两大恩人的所为，就是培养了与众不同的读书人胡适。

也就是说，对胡家和胡适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要读书，毋宁是要维持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恰如胡适所说：“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5]具体地说，胡母是不许胡适和“野蛮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而胡适幼小时本来也体弱不活泼，结果“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据胡适在后来的英文自传里说，得此名大约在他五岁时。不久，“人们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这正是胡母所希望塑造的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

有此认同，小胡适也就多了一层“超我”的成分，必须维护这一难得的认同。胡适自述道：“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野’了。”而且，胡母也得着一些同盟军。确有那么一些“大人们”有意无意间颇“鼓励我装出先生样子”。正因为如此，在一次胡适与小孩子玩“掷铜钱”游戏时，一位老辈跟他开玩笑说：“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立即“愧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那先生的称呼本是绰号，在别人或不过玩笑而已（但开此玩笑则说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固定认知），在胡适则已颇认真了。有意维护其特定认同这种“超我”，使胡适从小就养成他后来爱说的“爱惜羽毛”的特点（详后）。[6]

的确，胡适这十多年与父亲特别是母亲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主要是给了他“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胡适自谓：“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说过的，胡母是“慈母兼任严父”。胡适所受的做人的训练，许多也来自其父亲，只是从母亲那里转手罢了。胡适一生为人处世受父母影响极深，他自己回忆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其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适与父亲的接触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记得起的，就只有父亲教他认字、也是父亲学生的母亲兼做助教那一段“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7]

这回忆的“神圣”和可贵，或者也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所升华。胡适1907年做诗《弃父行》，有序，说这是“作者极伤心语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很能说明胡适的心境。除作者的伤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长的不够争气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谐。实际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于此”的意思在。声音笑貌既然只能“得其仿佛”，对小胡适来说，父亲的形象部分是由母亲的追述帮助塑造出来，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较懂事后去追溯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父亲留给他的，一方面是遗传，一方面是“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9]但父亲的影响，其实还要深远得多。

胡适未进学堂，已认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儿童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识字课本。他一进学堂，读的就是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的道理”。诗的第一句就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面紧接着又补充说：“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10]如果这里是在阐述《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的大道理，则自有理学家所谓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类的大讲究。[11]胡传虽理学中人，是否会让小孩子去体味这样深奥的性理之学，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面意，则第一句讲的是重自然的发展，以下接连以人伦准则约束之。这虽然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但与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见解也颇相近（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就将后者略去许多）。能将此两方面融为一体的确应可以成为真正的圣人，当然要做到实不容易。小胡适初读这些句子时虽然未必就能领会，但熟读成诵之后，其潜移默化的力量决不在年龄较长之后读懂的那些东西之下。观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12]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些关联。从这个视角看，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确影响了他小儿子的一生。

同时，胡传敢于闯荡边疆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对胡适也有较大影响。唐德刚先生说，胡传闯边的“最大动机”，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13]胡传的这种精神，他的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颇能继承。胡适是幼子，少无养家之责，只见父亲行事的精神，所以对父亲闯边一事十分自豪，也觉得父亲的成功与此相关，每乐道之；后来在美国时还曾劝他的二哥另辟蹊径，往西北发展。但是胡适二哥的观感就与其弟大不相同。胡觉因大哥不十分能干，稍长即随父亲闯边，在台湾时几至战死沙场；后来也曾步乃父后尘，往东北求发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责其弟“年轻阅历尚浅”后，绍之告诉胡适，从北京到新疆，那时路途就要半年的时间，“即使百折不回，亦不过徒抛心血”。重要的是胡觉特别指出：“先人之故辙，可引为鉴也。”。[14]两弟兄的认知，竟截然相反。

胡适对父亲所作所为的认知既然如此，其敢于另辟蹊径的胆量，的确是比他二哥和许多人都强。后来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就说胡适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过，胡传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为大道不通。胡适的不走大道，却更进了一层，含有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虽然也说他并无意要“立异以为高”，但又明确指明他的确不愿走“学这个，学那个”的“大道”，反宁愿放弃大道而“旁逸斜出”。[15]母亲有意培养的“异于群儿”的认同在这里多少要起点作用，而胡传不走大道却能“成功”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见。我们如果细察胡适一生的建树，几乎都是在不追随别人而主动开拓一面，就可知父亲暗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有时候，胡适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诲内容并不一致。胡家是大门上贴着“僧道无缘”条子的理学家庭。但胡适生活在其中的女眷们却个个都是深信神佛的。这里分明提示着过去中国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的不同传承方式：僧道无缘的理学一脉是靠文字传承的，重“眼学”而轻“耳学”；读书不多的女眷们又另有一套深信神佛的传统，却主要靠口头传播来延续。虽然各有各的精神世界，两者实际上也能并行。[16]小胡适起初不仅信神信佛，而且实际上是极怕地狱和来世变猪狗的。但胡适既然走的是读书一途，渐渐必然受着理学一脉的影响。到十一二岁时，读了司马光的家训和《资治通鉴》上记载的范缜的无神论观点，正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从此就变成了无神论者。而小胡适的这一次“思想解放”，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教我不怕”。[17]假如胡适父母对儿子的影响也存在竞争的话，胡母大概从未觉察到，她一力培养胡适做读书人，毋宁是在挖自己一边的墙脚。的确，只要中国文化维持讲让不讲争的准则，小传统就始终不能也不想战胜大传统（到中国人西化到既讲究“争”又讲以多数取胜的“民主”时，人数多的小传统就会逐渐占上风）。

无论如何，胡适母亲作为年轻的后母，在家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胡适父亲存在的基础上。胡适在1921年写的《先母行述》里，已说到他母亲“内持家政，外应门户……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在十年后写的《四十自述》里，胡适也说到他的六个哥哥姐姐的年岁都在与其母上下几岁之间，“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痛苦。”胡适晚年回忆母亲只活了四十多岁，仍归疚于“母亲二十几岁就守寡，那时在大家庭里受的气，又是营养不足”。三哥本出继，后穷困，胡母又接他回来，“从此我母亲受的气更大”，因为三嫂很厉害。胡适后来说三哥的儿子思永“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从其母得来的”，最能体现他对三嫂的认知。故“大家庭”给胡适的印象极坏，后来他支持别人进行家庭革命，大约自己的经历也在起作用。所有这些，据胡适自己说：“我写《四十自述》时是很客气的，还有许多都没有写出来。”。[18]

正因为如此，胡传的死讯传到家中时的状况，胡适在已成年之后写《四十自述》时仍记忆犹新。他记述说：坐着的母亲“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门槛上……一时满屋子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高大鹏先生特别强调这个印象对小胡适的深刻影响。高先生曾据此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认识胡适终生之行事为人，颇引申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伟论。外行如我，对心理分析不敢置一词，但高先生指出的胡适一生充满“热情和压抑”，而这一特征又多半因少时经历使然，确是见道之解。[19]

胡适自认受母亲影响最深。他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20]这大约即是胡适后来善与各方面人周旋——特别是与旧势力周旋——的来历，盖胡母正是胡家一新人而不得不周旋于既存各旧人物之间也。所谓和气、宽恕、体谅，无一不是待人接物亦即周旋的本事。胡适成年之后，还能背自己从儿时伙伴那里听来的《神童诗》，其中印象最深的两句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21]这些在少小还不懂诗句意思时记忆下来的话，已由胡适的人生经历所印证。成年后重提的回忆，有意无意间实透露出这已成胡适对人生的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大家庭中幺儿寡母的微妙处境，小胡适最初只能从母亲那里领会到，渐长后自己也能有所体会。胡母的家教，颇能体现中国传统中“反求诸己”的倾向，首先要让自己的儿子争气。胡适后来养成“爱惜羽毛”的性格，母亲的家教是一个重要原因。胡母责罚儿子的方法是不在人前打骂，而是在夜深人静或清晨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来”。[22]今日已少有人会公开赞成体罚，但李敖先生以为：“这种方式的教育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丢面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23]这大致是不错的。

李宗仁晚年评胡适，即以“爱惜羽毛”四字做结论。唐德刚以为，这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24]其实爱惜羽毛是事实，且始于未成名之前，更因盛名来之不易而加强。但是否就“必然畏首畏尾”，却还可商讨。人知自尊，然后有所为有所不为。胡适在1922年时曾特别指出这一点：“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钧任［罗文幹］有一次说得好：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25]正因为做事有最后不逾越的准则，有所不为，才能在民初被认为是人欲横流之时保留一点发言权。所谓爱惜羽毛，说到底，不过就是品德上的一种自我保护。这与努力不使“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本是一致的。

的确，胡适在幺儿寡母的环境下颇养成一点自我保护的习性。他自己叙述他十三岁出门到上海求学时说：“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26]那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真是呼之欲出。胡适后来多次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学，虽主要着眼于学术戒律，但以谨慎不出错为宗旨，还是一种防卫性的心态。而且，因为母亲不许他与乡间小儿为伍的缘故，小胡适不得不“久处妇人社会”。在此种环境熏陶之下，胡适自己也羞怯如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这样的习性，要独自闯社会是比一般人更难的。而胡适却又不得不少年就独自闯荡江湖，其一开始所处之社会恰又在洋人势力最大，因而中国人无意识中防卫心理也最强的上海，当更能助长此种习性。胡适一生，那种有意无意间自我保护的习性的确特别强。后来虽因生活中多次向上的转机渐脱扭捏之态，然无意中之影响仍甚大。

但唐先生说胡适“畏首畏尾”，其实也是很多人的认知。细心谨慎确实是胡适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里仍有个“超我”与“本我”的关系问题。大家庭中幺儿寡母的微妙处境，使胡适不得不养成细心谨慎的习惯。其用心之细微，常出人意想之外，最得孔子见阳货之旨。[27]1961年，老朋友蒋梦麟寄给胡适一本女作家的小说，似有请他做评论之意。胡适知道“往往有人会把我的信作为宣传的工具”，干脆连信也不复。[28]蒋既然不能明说，胡也就假装不懂。防卫之心，细如毫发。

胡适晚年见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先表扬钱“年轻有天才……英文好，中文也好”。但也立即看出钱先生一面不“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一面又“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将五六十年代大陆“旧知识分子”与“新时代”那种有意无意间的疏离和接近，体会得一清二楚（当年主持文艺批评者如果也像胡适一样心细如发，则钱先生休矣）。同样在晚年时，胡适说起傅斯年一次在美国讲学，不带一张纸，“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你看他记忆性多好”。胡知道傅是“不会演说的”，所以马上又补充说：“他也许早一晚做了苦工，第二天有意这样表演的。”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胡适一生不爱说无根据的话，曾说过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则他所认知的傅斯年讲学，很可能就是以他自己类似的“经验”为底子。[29]

胡适自己确实一向对很细小的地方都能注意到。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时，穿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在当时即颇出人意料，被看作是他的美德。而这样注意细行是有好报的。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所以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等，就都归了胡适之。这是很有体会的见解。胡适在1921年与高梦旦谈过自己的婚事后在日记上批注：“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30]这里所说的“人情”的“不知不觉”很重要。它提示着抑陈扬胡，已成那时的时代认知（perception），而陈独秀恰是最不注意细行的。[31]

不过外间的认知并不能完全代表真胡适。他曾自谓：“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而这方面“外人”并不知道。“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32]这最能表明胡适“自我”中的“超我”部分有时故意要掩盖他“本我”的一面，而他所努力造成的形象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在胡适，是少小就已从其母子的微妙处境中有意无意间领会来的。

胡适自述，他在大家庭中生活日久，“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既然体会到看脸色的痛苦，就终生努力不让人看他的脸色。胡适后来曾对妻子江冬秀说，他的脾气是，即使做的是“受罪”的事，“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付精神摆出来，总不要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大家跟着我‘受罪’”。这还只是被动的一面。在主动一面，胡适更努力让客人感觉如坐春风。他晚年说：“我受了社交生活的训练，总不叫客人坐着有间歇的时间。话说完了，不再说下去，等于叫客人走路，所以我总要想出话来说。”故胡适不仅努力维持自尊，也尽量给别人留面子。胡适去世那年，本计划好要到美国去，后来因事推延，表面上说是医生劝他不去。其实，如他自己所说：“我会被医生劝阻得住吗？我是为了［中研］院里没有人主持，不能离开，才说接受医生的劝告。”可知胡有些话不过是婉转出之而已，不能全从字面看。[33]

如果只看见胡适有意为之的“超我”一面，那就误解他了。胡适自己知道，“我有种种的病，但没有客气的病。我是最不客气的。”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曾当面说胡适修养高。胡适说：“我的脾气也坏，你不看我在文章里也大骂人吗？”[34]脾气坏而能使人觉得好，最不客气而给人以客气的印象，的确是修养极高。但胡适自己为“修养”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正如最喜欢玩却不得不装出小“先生”的样子，这种后天的压力必然会增强胡适内心的紧张。总要不时有小爆发的时候才行，否则就会有一个总爆发。

胡适自谓他最恨平凡和中庸，实提示着他先天有一股反叛气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之后珍惜得来不易的声誉，大约还要反得厉害。胡适在上海进的四所学校之所以都未能毕业，全因某种程度的反叛使然。而且他进这些学校又大都是有家庭私人关系的，故每次离异，都是得罪亲友（在这一点上，胡的二哥绍之对小弟弟确实是颇容忍的）。胡适一向不喜欢律诗，因为律诗、对联、八股等皆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中国传统，最不宜于有反叛气质者。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同学汤昭曾说胡“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因为“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摹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胡颂平说这是因为胡的天分特别高，“不愿意临摹人家的字”。[35]虽近奉承，亦半得之。其实胡适也曾学过好几家的字，但终因生性不喜摹仿而学不成。这正是胡的反叛性格的一个表现。胡传教导胡适为人要“率其性”，也是对胡适此类行为的一种理论支持。从这个视角看，胡适后来有截断众流的勇气，是由来已久的。

九年跟随母亲的生活，给胡适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先生”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以及超乎寻常的细心谨慎。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表现出一种“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36]小胡适的修养功夫，是远超过其同龄人的。后天伦理作用特别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但为人要“率其性”的父训，也不时要起作用。

除了“做人的训练”，胡适自称，他与母亲在一起的九年生活中，“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37]但这一点底子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的一点“国学”基础。胡适后来的读书经历证明，这点比许多同龄人略高一筹的旧学基础对他是大有裨益的。绩溪上庄的未得风气之先，在不少人看来或者是一个“落后”的因素，对于小胡适的成长甚至于其一生的成功，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胡适的家乡教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变化。他九岁时，偶然在四叔家里的旧纸堆中捡到一本破旧的《第五才子》（即《水浒传》），“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从此开始广觅小说阅读，几年间已读了三十多部。由于这些小说中许多都是白话，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四叔介如公是胡家少数几个专事读书的人之一，他是胡适的发蒙老师，又是家乡的“绅董”，后来还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38]这样一个士人，家中的旧纸堆中竟然有破旧的《水浒传》，正是晚明以来通俗文化中的小说、戏剧走入上层社会，有些士人将其与上层文化相提并论这一风气演变的例证。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39]论者或把胡适看通俗小说归入不够“传统”的一面，其实是传统自己在变，在绩溪的小胡适并未跳出传统。

看小说更直接的好处，是帮助胡适“把文字弄通顺了”。因为胡适的哥哥受了新风气的影响，未曾让胡适学做八股文。但胡适也因此就一直没有“开笔”做过文章。胡适看了几年小说后，就有了为本家姐妹讲故事的“资格”，而且乐此不疲，经常应邀讲述。他后来常说，要使你所得的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特别说到演讲的作用，因为这能强迫他“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40]这个观念，完全适用于胡适少时对人讲故事的经历。

这也正是小胡适最初的作文“训练”。把看过的书再口头表述一遍，且须有头有尾，实在也是一次使自己的“印象”系统化的再创造。故小胡适虽然很晚才“开笔”作文，却早已先“开口”，后来的开笔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开口罢了。而且这样的开口，正是由摹拟入手，学着别人的法子再表述一遍，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最合乎中国传统的学习作文之法。胡适自己的天性是不喜欢摹仿的，但无意中仍向讲究摹仿的传统靠拢了。不过，由于没有正式“开笔”，许多传统做文章的讲究，胡适并未学到。如中国文章最讲究的那种余音绕梁的含蓄，胡适就终生不向此方向努力。他后来的文章以浅显明白为特征，也与这少时的训练有关。

家乡传统教育打下的那点国学或非国学的基础，对胡适后来有非常人可及的自信起了重要作用。胡适曾自认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后来对新诗也自信不在徐志摩之下，这恐怕都是要打个问号的。这样的自信始于何时，还需要考证。他的上海读书经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胡适到上海读书，先入梅溪学堂，一日而跳四班；再入澄衷学堂，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养和家乡的教育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大约也就成长起来了。他自己说，到上海入澄衷学堂，“始稍得朋友之乐”；再入中国公学，所交皆社会经历丰富的老成之人，“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41]这大约又是一个转折点。而老成之人对胡适的爱护，如不让他剪辫，且使其主持一些像办报一类的事，应该都会对胡适自信心增强起作用。故少年时的上海读书经历，对胡适的成长，非常值得探讨。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在上海的六年读书，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是他“一生的第二个段落”，也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绩溪上庄不曾见过的新事物——从“第一次穿洋袜”，到接近革命党人办杂志，再到后来吃花酒作邪狎游，应有尽有。“第一次穿洋袜，是我的店里的程建泉教我穿的。”后面的两种，则都与革命党人有关系。他后来很爱说的中国人穿鞋方式的革新，估计也是在上海得到的新知识。胡适几次说过，“凡是文化的接触，都是各取其长的。譬如我们穿的鞋子，过去是不分左右脚的”。自从外国的皮鞋来了之后，“最早是陈嘉庚的橡皮鞋底，皮鞋是先在广东推行，再是上海的鞋匠模仿外国的做法，后来普及全国”，再后来则“大家穿的鞋子都分左右脚了”。胡适的意思是强调文化接触之后，“由下面渐渐的实行，而不是由上面来推行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同化力。但他兴之所至，又将同理推广到“女子的剪发”，也说是“没有谁来反对”，就不太符合事实了。[42]无论如何，对上庄来的小胡适，上海的“新”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

胡适对上海的印象，最多是好坏参半。如果从感情上说，恐怕是坏的部分要多些。胡适后来回忆在上海读书的经历时给上海下了一个定义，即“眼界很小的商埠”。这个印象，很可能是一开始就形成的。眼界小则胸襟自然不宽，在洋人势力最大，因而影响也就最大的上海，对于外来乡下佬的蔑视，恐怕又超过一般的地方排外意识。上海既不能张开双臂欢迎绩溪来的小乡下佬，而上海学堂的教育水准后来又证明实不见得比绩溪上庄的私塾高多少（详后），则其不十分热情欢迎小胡适就只能表明其“眼界很小”了。同时，胡家虽已实际上成了一个以商业为生的“绅商”之家，但以胡父的遗教和胡母的有意培养，都不仅要与一般乡人有别，而且也并不认同于“绅商”这个身份。其对商的接受，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大约也只是维持在“半肯半不肯”的境地。如是，则“眼界很小”与“商埠”连在一起，更别有一层含意。

胡适初到上海，进的是父亲的老朋友张焕纶所办的梅溪学堂。据他自己的叙述，入学之日，穿着极为土气，“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同学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43]从上庄的“先生”到上海的“乡下人”，仍然是与众不同，仍然是众目之的，却已从鸡群之鹤变为丑小鸭，由云中跌到池塘；而那睽睽之众目，也由上庄常见的仰慕变为轻蔑，真是今非昔比啦！这种境遇，对于“见人则面红耳赤”的小胡适，想必是难堪之极。此时若有一个热心的同学来略示关怀，胡适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必会好得多。可惜没有。几年后胡适的信心已大增时，曾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上写了一篇《杨斯盛传》，里面说杨“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时候，年纪才得十三岁，那一种孤苦伶仃的境况，真个如同梦境了”。这应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更因胡适不会说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故被编入“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五班，的确是到了最底层了。在此情形下，像其他许多初来上海的外地人一样，胡适心目中的上海形象自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后来胡适酒醉后骂租界的巡捕为“外国奴才”，也是其真意识之流露，最值得重视。这里面暗藏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文还要详论。此处我所关怀的是，那身为“外国奴才”的巡捕，多半也是胡适以及其他许多来上海的外地人心目中上海形象——特别是“商埠”那个部分——的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成分。不过胡适的“超我”使他将此观感久藏未露，只是到了酒后出真言之时，才“偶尔露峥嵘”罢了。

然而天不绝胡适。在胡母教导下决不肯落人后的小胡适，一直在做准备。他父亲的朋友办的虽然是新学堂，重的却是国文，而不像许多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重国文是小胡适得以绝处逢生的转折机缘。胡适后来每庆幸自己没有入教会学校，部分或者也就为此吧。梅溪学堂低级班的《蒙学读本》，对于“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自然毫不费力”。胡适一面下工夫“专读英文算学”，一面当然还要学那不会的上海话。终于有一天，“我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星期四，教国文的老师“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起来驳正他的错误”，随口将书里《易系辞传》的引文说成是《左传》的。“见人则面红耳赤”的小胡适虽然只是“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也走到先生那里低声“驳正他的错误”。“先生脸红”之后，就出题目让这小外乡佬开笔作文。胡适“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老师看后，对学生说，“侬跟我来”，径直将胡适带到第二班的教室。“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坐进新教室，还禁不住在那里“欢喜”。[44]

“我的机会来了”是传神之语。那里面蕴涵的等待和准备，已是呼之欲出。观胡适对此事叙述之遣词用句，前面处处流露出一种压抑已久的心态，后面虽然以婉词出之，可以想见其写作时仍不免“面有得色”的意态。一日而跳四班，是胡适一生第一次享受“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佳境，而且是在一度“沦落”之后，想必有一种格士塔式（Gestalt）的升华感。那种扬眉吐气的情形，真是历久弥新。故差不多三十年之后，胡适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梅溪学堂翻身的日子，是入学后的“第四十二天”。而且特意用彼时他还不甚熟练的上海口语记下了“先生脸红”之后师弟子间的那一段对话，确是胡适不多见的生动文字。

可是欢喜尚未完，愁云已至。第二班正上作文课，一个题目是“经义”，胡适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另一题是作“论说”：“论日本之所由强”，他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这下轮到胡适脸红了，此时才有些后悔不该“驳正”先生之错，也颇怪那先生“不应该把我升的这么高，这么快”。若非家中出事，遣人来将他唤回，胡适真不知道怎么下台。得此机会，赶快抄下题目，“逃出课堂”。原来胡适的三哥病危，几小时后即死在小弟胡适怀抱之中。赶来奔丧的二哥也将胡适解脱出困境。二哥那时是胡家最谙新学者，他检出一大篮子“新书”给胡适参考，里面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而主要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看了这些新书，胡适就凑出了他的论说，不久也学会了做“经义”而升入了头一班。[45]

从读古书和旧小说到接触《新民丛报》一类“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李敖先生以为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转捩”，[46]信然。胡适因此而“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不久就“自命为‘新人物’了”；再不久，更进而成了“传钞《革命军》的少年”，走向激进之途。新人物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与旧事物划清界限。胡适本已成梅溪学堂的佼佼者，却因拒绝应官厅的考试，很快离开梅溪学堂，旋因二哥的关系而进入更加有名的私立澄衷学堂。[47]

这个不完全重国文、其教学内容或更接近教会学校的澄衷学堂恐怕才是真正对胡适的“新学”（来自小说报纸杂志的除外）大有裨益之所在。入澄衷学堂后，胡适有了在梅溪学堂的经验，又拿出不肯落人后的拼命精神，一心致力于英文算学，在此方面用力最多而收获也最大，更因常考第一而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养再次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更大增。而在这里打下的英文算学基础，恐怕是胡适后来考庚款留学不致名落孙山的重要因素。同时，胡适亦因二哥的指点，开始接触宋人的理学，已在为今后的治学打基础了。

胡适对澄衷学堂的印象似乎是以正面为主，不仅“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而且开始“稍得朋友之乐”，逐步从“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解脱出来。到澄衷的第二年，在梅溪时一向被动的小胡适“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他在澄衷学堂里竟然主动发起组织学生的自治会，这在胡适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在升到该校的次高班“西一斋”时，胡适还做了班长。他在自治会里的某次演说，曾“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这个笔调，与他记述梅溪学堂的压抑笔调已大不一样。但或许是因为在梅溪时太少“得朋友之乐”，胡适很快即因太重“朋友之乐”，为一个同学被开除之事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结果带着“颇感不平”的心情离开了澄衷学堂，转考入开办不久的中国公学。[48]

胡适在澄衷学堂养成的参与意识，后来证明在中国公学是很有用的。因为中国公学本是由从日本因抗议而回国的留学生为自己办的，其间革命党人占的比例，恐怕还大于真正读书者。这些人的参与意识，又比胡适强得多。公学是真正自治的，胡适曾在学校的评议会外听评议员们辩论，印象颇深，“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在澄衷学堂的历练，胡适到此大概会很不习惯。[49]

但如果是来求学问，胡适到中国公学后恐怕就知道——虽然他没有说出来——这一次转学是大错了。胡适不久就发现“公学的英文和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一句话，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准还不如澄衷学堂。而且，一向以国文见长的胡适居然成了校中英文的佼佼者。[50]这当然又有助于增强胡适的自信心，但公学的水平可以想见。胡适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完全新式的学校，而是一步步转入更新一等的学堂，对他大概是一大好事。因为每一步都为下一步打下了基础，便不觉突然。若一下子就接触“全新”的教育方式，小胡适可能根本接受不了，极有可能打击他的自信心。

另一方面，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梅溪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晚年自称：“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这里的“幼年”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不知究竟指的哪一段。但从他读书的内容看，应是包括出国以前的全部学习时间（若以胡适后来自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为标准，这里的幼年实包括初到北大的那几年）。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胡适后来说：“我在家乡时，《十三经》还没有读完，《周礼》也未读，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对小学的工夫不深。”他小时候读《诗经》，只背朱熹的注，而老一辈的人则要背汉代的注，有时甚至不许背朱注（这里有所谓汉宋之争）。故胡适一生小学都是个弱项。他曾自谓：“我对金文甲骨文全不懂。你看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引过甲骨文字？”[51]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而在所谓国学系统内部，汉学也已不太时兴了。

更重要的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私立中学校的学生。后来有人据中国公学的自称（因设有高等科）而将其许为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实在有些顾名不顾实。按实际的学术水准来说，如果中国公学可以算大学，则澄衷学堂岂不是要算早期的研究生院了么！在中国公学的经历大约也是胡适后来不时表露出对留日学生看不起的根源。胡适一生与留日生交往始终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终是有些隔膜。所以后来周写信关怀胡适时自谓不知是否“交浅言深”，亦良有以也。或者正如胡适在中国公学学到的主要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行动一样，在日本的许多留学生大概也就是长于此吧。

从胡适的自述看，他在中国公学里学到的东西，多半都属于“功夫在诗外”的范围。但可以想见，公学教学水平的低下，是把少年胡适驱赶出学校教育范围的重要潜在因素。胡适对算学的兴趣就是在公学里失去的。他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因病休学期间受桐城派吴汝纶的影响喜欢上了中国古诗，又“发见了一个新世界”。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大朋友傅君剑在赠别的诗中为他写下了“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的诗句。这给一向为“超我”所制约的胡适增加了一层新的压力。胡适看了傅诗句即“吓了一跳”。他“真是受宠若惊”之余，将诗“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但胡适“从此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连上算学课时也在练习写诗。胡适后来说，此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52]但这决定一生命运的究竟是做诗的“兴趣”呢，还是“英雄”头衔下那份“超我”的压力？换言之，胡适究竟是在“率其性”还是要想“作圣”？胡适自认是前者，窃以为后者的成分要重得多。

在此期间，胡适竟然再次“转学”了。这一次是中国公学的“内乱”，许多学生和学校的干事会起了冲突，结果分裂出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果然又在新的一边。他初因生病，卷入不多，后来却成了主角之一，“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这再次从一个侧面证明少年胡适在同学里仍以能做文章见长。学校分裂的结果，胡适竟然成为新公学低级班的英文教员，在公学里也渐渐“出人头地”了。这样，胡适除在教书时得以将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学业上就不能有较大进步了。到了新老公学各自妥协复归合并时，卷入太深的胡适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怀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的心情成了少数几个拒绝回校的人之一。其结果，胡适在上海就读的学校一个也未能毕业。[53]

中国公学对胡适的学业增长虽然不如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以后到讲究参与的美国读书，这种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的参与意识，就很受用了。而且，对于曾经传抄《革命军》的少年胡适来说，中国公学是他真正接触到许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从“自命为‘新人物’”的阶段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物。实际上，在这革命党人众多的地方，胡适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民国前革命报人”（冯自由语）之一。

三 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产物。胡适在其英文的自传中说到了在上海读书时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学校的功课、林译小说、理学书和诸子书、梁启超的著作以及严复的著译。在大致列举了学校功课的科目后，胡适首先就说到因读林译小说而知道了欧西小说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几乎同时写的《四十自述》里，却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计，林译小说对胡适的影响当数第一（他读梁、严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这或者就是他将此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纾对胡适的影响也包括古文的写作，而且他在这方面至少到1915年时还颇受林纾的影响。

胡适把理学书和诸子书列入“新教育”是颇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学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将这些著作视为当时“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胡适的教育经历再次表明了中国传统自身的演变。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只是到了咸同之时，理学才略有复苏。胡家是个理学家庭，他小时候读经书即学的是官方采用的朱注而非汉儒之注。但读真正的理学书籍，却是这时候在二哥的指点下才开始的。清季汉学虽已在衰落，但宋学仍非主流。故除应试外，读理学书多少具有些求变即“新”的意思在。同样，诸子学也是到清中叶才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一些主流学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读诸子学也还是属于趋新求变的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诸子学，要到后来胡适执学术界牛耳之时了。在那时，这都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55]胡适“新教育”的这一个侧面，大约正是使他与许多受开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龄人的不同之处。那时受新教育者，大概没有不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影响的；但同时也认真读理学书和诸子书的，或者就不那么普遍了。

当然，那些年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胡适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是从梅溪学堂就开始的。而对他影响最显著者，据胡适后来回忆，是梁氏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以为，《新民说》是梁“全副心思贯注”之所在。作为该文的早期读者，胡适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动词（后辈人则常将“新民”二字联读为名词），其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的活泼的民族”。这正是胡适终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那时胡在梁书中所读出的主要内容则不是改造，而是“布新”之前的“除旧”、改造之前的破坏，即梁所明白提出的革命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胡适知道这是梁“主张最激烈”的时期，“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胡适自己就是这许多少年人中的一个。他的传抄《革命军》，就是在梁的思想影响之下。[56]

但梁启超同时也打开了胡适的眼界。胡是通过梁才约略知道了从霍布斯到达尔文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胡的眼中，梁对西方现代文明大为景仰（a great admirer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胡适在1931年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但中国人到底缺乏哪些美德，胡适在约略同时写的中英文本中所述不是很一样。中文本中大约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较泛；英文本则常加以明确的界定。同时，还有一些是中文本中有而英文本中无的。这些不一致处或较能看出胡适在说到某些概念时的真意。以下凡中英文本不甚一致处则将英文本意思附在方括号里。胡适从梁的文章中读出梁所特别强调中国人缺乏的是：公德、国家思想［民族主义］、进取冒险、权利思想［个人权利观念及对此的奋力捍卫］、自由、自治［自我控制的能力］、进步［对进步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与政治能力（有组织的集团协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躯体文化（bodily culture）和卫生］。中文本中有而未入英文本的西方“美德”，还有生利的能力、自尊、毅力、义务的思想及尚武等。

很明显，这里面应有相当部分是胡适把自己后来的认知放在梁头上了。其中有些不仅不是梁的原始意思，恐怕也不是上海读书时的少年胡适当下能领会出的。这一点胡适自己已说得很明白。他在《四十自述》里写到这一节时，无意中说出“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梁的文章］，还感觉到他的魔力”。可知一向认真的胡适在写自传时又将梁氏的文字读了一通，那时写下的感受就有二十五年后才得出者，已不完全是少年胡适的感受了。而英文本中那些附加的词义界定，显然又是胡适在对不同的人说不尽相同的话。

胡适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在英文本中，胡适则说这些文章“猛烈地撼动了我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这样一种美梦”。胡适在别处似乎并未提到他还曾经怀有这样一种梦想。如果确有其梦，则至少在绩溪时的小胡适，其思想倒很像后来陈寅恪自诩的，是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如是，则安徽绩溪与上海的那一段距离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约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考虑到绩溪所在的徽州素称商业发达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铺，信息的流通应无大妨碍，我们对清季中国城乡的差别，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差别，恐怕还应做进一步的仔细探讨。

同样，胡适认为梁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成名之后的胡适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开风气作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也只能是四十岁的成年胡适的评价，而绝非少年胡适的见解。但梁也只是开风气，不少具体的“整理工作”只在列出的纲目下注一个“阙”字。胡适自称他当时即有了为梁补做这缺了的几章的“野心”。这个说法，也只能存疑。因为当时胡的主要精力在学英文，而出国留学首选的科目是农学，与此野心颇不相符。但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观梁氏“论诸家学说”一章始缺而后只补了“子墨子学说”一篇，而墨子正是胡适在此段时间里认真读的诸子之一，后来更成了他之所长，则胡适读此文深得启发，是可以确定的（墨子可说是梁胡二人之缘。梁氏后来读了胡适的著作，乃重操旧业，再治墨子，并与胡互有论辩）。

胡适在接触《新民丛报》后不久，到了澄衷学堂之时，就通过国文教员杨千里而受到严复的影响。杨千里曾要学生买吴汝纶删节的严译《天演论》作读本，第一次看此书的少年胡适读后感觉“高兴得很”。杨先生曾出作文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胡适的作文颇得严复提倡的“竞争”意旨，他说：“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垒垒，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呜呼！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杨颇欣赏这个学生的文章，他的评语说：胡适“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57]可知胡适善于将其思想表达得系统化的特点在那时已经显露。而作文不留余地，无余音绕梁之意境，是小胡适不曾受过“开笔”训练的结果，后来却正应了时代的需要。

胡适在此文章中所表达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应予特别的注意。他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胡适自己名字中的“适”字，也是二哥从“适者生存”中取出的）而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恰“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这里的“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后来酒醉后骂租界的巡捕是“外国奴才”，他自己说那时主要靠“下意识”在起作用，正是他民族主义意识的表露。[58]胡适也是那些在民族危机下“投袂奋兴”的人中的一个，他后来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最深（详后）。

《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很能提示清季的“西学”或“新学”的含义本是极广泛的。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同一本书或同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是很不一样的。严复是当时中国最谙西学者，他在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成《天演论》时，已对原著进行了删节。赫胥黎主张以人伦准则约束人的自然发展这一重要观念就已被严大量删去。但如胡适所指出的，由于“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吴汝纶的节本再删之，不免又有见仁见智的取舍，而“太古雅”一点仍未变（吴是桐城正宗，删去的很可能还是不那么古雅的部分）。最大多数的追随者——包括读者和根本未读的听众——真正接受的，实只剩那几句化约到最简单的口号了。而且，读者或听众大抵是各取所需。梁启超曾说严译诸书“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暗示这是晚清西学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姑不论。但一般人所关怀的，恰是“时势”；他们从严译之书中想要看到的，也正是与时势不远者。故从接收者一边看，不论严复所译为新籍旧籍，大多数人所想看和看到的，只是对时势的解释而已。可以想见，即使读者所抱的关怀都是时势，读不同本子的读者所得的“天演”观念仍是不甚一样的，当他们都使用“天演”观念进行思想对话时，实际上彼此所说所指，还真未必一致。

胡适在此期间所受影响还包括恰在他到上海两个月后开始出版的《时报》，特别是陈景韩（冷血）在《时报》上写的短评。他在1930—1931年间写中英文自传时，对《时报》着墨不多，其实这一影响的意义颇大，不应忽视（此点李敖先生已注意到）。胡适在十年前就已说过，他在上海的六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并将许多《时报》的文章“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以广泛收集资料见长的李敖以为，这样的注意搜集资料分类保存，“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信然。胡适后来在史学上能颇有贡献，与这个少小养成的好习惯是分不开的。但是《时报》的重要远不止此。该报的出现恰值日俄战争初起，“全国的人心的震动”之时，在别的报纸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形下，《时报》却“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所以“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这种带典范转移性质的新事物对求“新学”的边缘知识青年有特殊的吸引力。胡适当年离开梅溪学堂是因为上海道袁树勋在处理周有生案时丧失国权，曾写信骂过他，故不愿接受上海道的考试。那件事就主要是受《时报》的影响。[59]

但是在别的学校都颇能“革命”的胡适一进革命党人充斥的中国公学，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巫见大巫了。胡适比一般中公学生年纪小很多，他自己说是“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马君武曾在1928年胡适任中公校长时指着胡适对中公的同学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系的小辫子，跷跷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但这条辫子，越来越“革命”的胡适在公学期间却始终未剪去。一个原因是“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认为胡适还能做学问而不强求他剪辫，是二十多年后胡的大同学之一的但懋辛（怒刚）告诉他的，或者有点倒着放电影的意味。据杨亮工的回忆，则只有因胡年纪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60]可知当时许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而剪去辫子的。但就胡适个人言，剪辫子而要别人逼迫，确实是不够“革命”。胡适能认同于革命事业，几次与学校当局对着干，却不肯剪去辫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气质、后天却又努力收敛的写照。

中国公学阶段的少年胡适，在思想和学理上已从主要输入变为也能输出了，主要是参与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持了革命党的刊物《竞业旬报》。该报起初是要把“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这样的宗旨“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以胡适在中公的年少，又能做文章，自然最适合此刊物的撰述工作。故同人初请胡适加盟，或多因其年少，但对胡一生的影响，却的确不小。而且胡适这个小大人似乎很有些将此报办成针对所有国民的意思。到胡适自己写该报宗旨时，已是“眼见那时势的危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才不得已来办此报，希望“我们的同胞”要做到他希望的五条要求。处处提的是同胞、国民，显然已不只是为“小学校之青年国民”说法了。胡适提的五条宗旨是：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要爱我们的祖国；要讲道德；要有独立精神。这些观念，除爱国胡适后来较少挂在口上以外，其余都是胡适一直强调的。故胡自称他的不少思想在此报纸中已可见“重要的出发点”，是很确实的。[61]

胡适后来认为，《竞业旬报》时的写作给了他“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他“可以把在家乡和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这是他继在家乡讲故事之后的又一次做“系统表达”的机会，而且他是非常认真对待这一机会的。胡适在1915年慨叹道，他已“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可知《竞业旬报》时的文字皆是“着意文字”。到他四十岁时重新翻看《竞业旬报》后，不无自豪地说，他少年时的这些文字，“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不过，那时的胡适所本的还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正如他回忆的，他在十六七岁时刊于该报之小说《真如岛》中，曾“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尚未能像留学时也将文学本身的优美视为重要价值。而且，那段时期的作文还给了胡适“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为他日后“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打下了基础。[62]

如果说中国公学在教育上给胡适的不是太多，那段经历却给了胡适不少处世的经验和教训。中公的放任，使胡适较能往“率性”一面发展，那时他和他的许多同学，正是处于“狂奴”的境地。胡适在中公的同学，也曾做过他英文班学生的杨杏佛，后来在赠别胡适的词中记他初来美国见到胡适，不免“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胡适赠别杨的词也说：“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两个“狂奴”而兼“酒徒”，那时的日子似乎也还过得潇洒。其实，正如少年胡适有时不免“强作愁”一样，“狂奴”的意思，大概也有点“强作乐”的意味。而“酒徒”恐怕就是真的愁在其中了。胡适留学时在日记中曾提起，“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那一方面是因为家境日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前途可忧。在这种情形下，如胡适自述：“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他就在这“狂奴”兼“酒徒”之中领略了十里洋场风气的另一个侧面。[63]

由于心境不佳，胡适就跟着一班失意的革命党人“在昏天黑地里胡混”，“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而且这混还不是一般的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整日的大醉。”[64]这样的混法，不免要沾染一些上海洋场的轻浮气。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向来颇重，而不被逼则很少有主动向人进攻之时。但后来“暴得大名”之初，自我收束便偶有不足。如对林纾的主动进攻和对梁漱溟的批评，都不能算是防卫性的。而且有时更稍露轻薄，与人论争时尤显。这大约都与其沾染的洋场轻浮气不无关系。1926年初胡适曾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Lewis Gannett）去见识上海风月，结果被根氏痛斥。根内特指出：“上海是个瘟疫区”，胡适在那里必受腐蚀，他如果不离开上海，则将一事无成。[65]根氏显然看出了上海对胡适的负面影响。

反之，胡适与这班穷朋友的接触，特别是他恰遇到比较讲究义气的四川湖南人为主的革命朋友，使他也领会了江湖义气的温暖。四川同学但懋辛在胡适向他借钱时，自己也穷得叮当响，却能马上典当衣服来筹款借给胡适。[66]这种朋友义气大约是胡适在这段“堕落”期间从他那“一班浪漫的朋友”中受到的最正面的影响，使胡适在十里洋场中并未完全消磨掉绩溪乡间带来的淳朴气息。以后胡适在关键时刻，也颇能仗义解救朋友的危难，或者与这段时间的经历不无关系。但这些革命朋友，对少年胡适的生活虽颇关照，对其思想成长却比较不那么关注。在那段时间里，据说只有安徽同乡许怡荪经常劝告胡适继续读书上进。胡适后来回忆说，他终因醉酒闹事而进了巡捕房后，突然醒悟，决心全力准备官费出国留学的考试。

实际上，胡适这段时间虽然偏于“率性”，以至于掩盖了其“作圣”的一面，但那一面却并未消失。想出国留学的念头，就一直萦绕于胡适心头。他在《竞业旬报》曾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67]但他自己则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这是胡适徘徊于“率性”和“作圣”之间的典型双重心态。近代中国读书人对西方及其象征英文那种又羡慕又憎恨但又不得不学的复杂心情，在此显露无遗。但胡适虽努力学英文，此时尚能做到不做“稀奇状”。后来他留学归国，任教于高手众多的北京大学时，就发现有时不得不拿英文做“稀奇状”以吓吓人了。

而且，胡适也只有在上海才是“狂奴”，回到家乡时，就又要做出“先生”的样子。胡适晚年回忆说，对岳飞的《满江红》，他在年少时喜欢说大话的句子如“壮志饥餐胡虏肉”。但在“十几岁的时候，思想是比较成熟些”；从上海回家时，曾以《满江红》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样的句子题赠比他还大几岁的外甥。[68]可知他一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即要暂时告别一下少年心态，重新拿出“先生”的样子来。这个样子当然也不全是摆出来的，他那“先生”认同的“超我”部分，其实也一直在起作用。

胡适后来的出国留学，绝非什么因醉酒闹事后的突然醒悟，而是他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08年夏，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这本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也已成少年胡适的素志。那时要不居人下，对胡适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来说，仍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正如他在赴北京考试之前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惟有”之“一途”，就是胡适选定之路。还在1908年7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以这个口气看，要出洋在那之前已是胡家母子的共识。[69]胡适后来在《非留学篇》里说，那些年的“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既以此为目的，则读书唯求速成，都想早得文凭，回国任事。要以“教育救国”，就必须痛改以仕进为目的之教育方针。他做此篇时应已基本脱此想法，但其所说的国内学生，大约就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底子的吧。

1908年底，胡适到新公学约两个月后，在致家乡友人信中说，因家境困迫，“决计暂且辍学，专为糊口之计”，所说即指为低班教英文事。他并说，“明年啖饭处大约仍在上海”，因为在上海有三利：“人地两熟，一也；可为吾绩旅沪旅淞诸人作一机关部，二也；课余之暇，尚可从人受学他国文字，三也。”可知刚开始组织新公学时，至少他个人心境并不见得非常好。而最后一点证实胡适要在“他国文字”上下功夫，是早已有的打算。1909年9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也说，他每日除教课四小时外，“有暇时研习他国文字，以为出洋之预备。”此事的确是一直在准备之中。[70]

一年多后新公学解散时，胡适不肯返回合并后的公学，一方面还带有前已述及的“城下之盟”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前途茫茫，毫无把握”，自觉“心绪灰冷，百无聊赖”。但他又不肯在这种失意的情形下回乡。胡适后来说他“不敢回家”是因为想在上海“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但两三个月后家乡的教育会请他任东山堂长，却为他所谢绝（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英文老师王云五马上就要帮他找到一份上海的教书工作）。有吃饭的地方不去，则留在上海应主要不是为了吃饭。耿云志先生以为这仍是出于想留学的考虑，信然。[71]当然，胡适酒后闹事也有刺激的作用。因为留学虽是胡适的愿望，但在“心绪灰冷，百无聊赖”的情形下，由于对前途确实“毫无把握”，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准备。闹事后，“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于是辞职“关起门来”一心复习考留美官费。更因闹事而促使亲友为之筹款应考。这些都是重要的转机。

赴京考试之前，胡适并无多少把握。但他以为，如果考取，不但可以上进，而经济上也有直接的好处。因为留学的官费十分丰厚，自用之外还可有余钱贴补家用。“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的确是一举两得。胡适已做好准备，如果考不上，“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而且回上海拟学习的是“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可知胡适那时对中、英文较有信心，但对“各种高等科学”，则知自己的学力尚不足，惟要考的决心已定。实际上，这也是胡适唯一的上进之阶梯，故虽“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为最上之策”。[72]

“自命为新人物”的胡适这时一心要考取的心态，与以前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后，胡母给他的信中说得很明确：“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这充分说明出洋是胡适的宿愿，主要不是他后来说的因醉酒后的觉醒。胡母当然并不止是为儿子高兴，同时也因为“汝得偿出洋夙愿，吾家家声从此可期大振”。胡母于困境中出重金培养儿子，正是为的这一天。在这封给儿子的信中，胡母曾说胡适“刻下想已抵美京入学”。胡适所去的学校并不在美国京城，读书而必在京城，不也是科举时代以为入了国子监一类观念吗？母子二人，心态颇能相通。其间的联系，正在胡适少小时母亲有意的培养。[73]初到美国的1911年旧历元旦时，胡适曾有一诗说到“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明确道出他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争名”。[74]

在胡适的心理活动中，与他自己在做人的“率性”与“作圣”之间的徘徊并行的，或者还有一个上海所代表的“新教育”与绩溪所传授的“传统教育”之间的紧张。朱文华先生以为，胡适“既有士大夫意识的残余，也有资产阶级商人气息的痕迹”。这话虽有些标签化，如果将此视为绩溪与上海两种社会教育在胡适身上不十分融洽的并存，则是有所见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期间一直不肯剪辫，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也是这种紧张的一个反映。到他最后出国留学时，终于将辫子剪下并寄回家保存起来。[75]这次剪辫或许有点象征性，它提示着“上海”对“绩溪”在胡适心目中意识层面的胜利；胡适似乎已决定将某种东西割舍并留之于家乡了。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还很难说，但取舍的选择是明确的。这一割舍对胡适能敞开放松地充分吸收美国教育是一重要前提。这样，他后来在对自己一生教育的自我评估中，就能给留学时期以高度的肯定，而无意中低估了家乡教育的重要性。

用今日的话来说，胡适的考取庚款留学，是一个集体的成就。亲友为之筹集巨款（“巨”指对胡适当时的经济境况言）；老师王云五为之补习英文算学；二哥陪他到北京，并为他找到好朋友杨景苏帮忙。在此以前，胡适学业上的每次转机，关键时刻都有二哥或他的“关系”在起作用。这次也不例外。杨先生不仅为胡适安排廉价的住宿，更重要的是指点他读《十三经注疏》。胡适过去基本是宗宋学的，从这时起才开始读“汉儒的经学”。后来他以考据文章得“国文”一科的满分，考前的临时抱佛脚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他的北上考试和后来出国都是不可能的。[76]而胡适一向有“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最能把别人的帮助运用得恰到好处。

如果把胡适的考取视为海上的冰山，则其水下的部分是远大于水面那峰顶的。这样的“集体成就”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功能的体现。中国传统科举制在理论上是对各阶层开放的，但其开放性常为经济的原因所限制，因为贫富确实可置考生于实际不平等竞争的情形之中。历代许多穷困者因读书而“发迹”的故事那一座座冰山之水面下，都充满了类似的各种“集体”帮助。如无此种“集体”社会作用，科举制的开放性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未出现西方那样的教育体制以至今人爱说的什么“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正在于那些制度（institutions）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看，中国确无西方那种特定的“民间社会”；但若从功能看，中国的民间社会恐怕比西方的——至少是近代西方的——还要有力得多。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近代中西政府组织机构的大小，就可知哪一边“社会”的作用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里可以论述得清楚的，但胡适的经历的确可以给喜欢讨论“民间社会”的人以启示。

*　*　*

胡适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但也不时要有所“率性”。他一生“做人的训练”，主要受其十几年跟随父母生活的影响。那段生活带给胡适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明显体现出“超我”对“本我”的抑制。按他父亲的教导，可以说是偏向“作圣”的一面。胡适后来遇压力即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颇有点“率性”的意思，但大抵都可从这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去考察。同时，少年的艰辛使胡适又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名声。所以，他在得名之后，除了有时对外来压力的反应外，所行之事，多半是谋定而后动，又很能约束其“率性”的成分。这在分析胡适后来的作为时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后天伦理作用特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他在1914年时曾“清夜自思”过去十年的经历，自我总结道：自到上海以来的新学训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胡适以为，这是他“去妇人社会”太久的结果。实际上，这恐怕更多与他在家乡时养成的防卫心态有关。不过，胡适在思念家乡的“久处妇人社会”之时，或者于无意中回想起了母亲“每为余道吾父行实”。那为人要“率其性”的父训，虽久遭压抑，究竟并未置之脑后，此时就在起作用。他认识到，“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结果是他“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术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77]这是胡适少见的措辞严厉的自我批判。其所强调的，正是太注重“作圣”而忽略了“率性”。后来胡适虽有意识地“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但总的来说还是“作圣”的一面为主流，特别是在得了大名之后。因此，胡适一生种种的“开拓”与“落伍”，多少都可以由此少年经历去观察。

同时，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生在上海，比胡适大三岁的顾维钧，在读完仅教识字的私塾后，便直接进入教会学校，以后的教育是越来越西化，结果到晚年还必须强调自己的中文可以写得“通顺”。[78]实际上别人也曾说过顾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认知，正是因为其他许多从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生在北京，比胡适小两岁的梁漱溟，则是在读完《三字经》后就读新派的《地球韵言》，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是殉清的，从根本上只能归入“保守”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趋新者。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79]

所以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在新学占了上风的大地方反已衰落。而胡适正靠着这点“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自己的天下，初步树立了这个少年乡下人的自信。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胡适得以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不过“一个月不曾看一场戏”，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1] 参见《口述自传》，第4—18页。

[2] 《四十自述》，第44—46页。

[3] 《四十自述》，第34—35、71页。

[4] 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再版，第23页；《胡适致胡敬仁》，《胡适研究丛录》，第206页。

[5]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6] 《四十自述》，第53—54页。又见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30，reprint，1942）中的自传条目（以下只引书名），p.239.也参见李敖《胡适评传》，《李敖全集》第8册，台北，1983，第391—392页。关于“超我”，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收在林尘等编《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57—209页。

[7] 《四十自述》，第55—57、32—33页。

[8] 《竞业旬报》第25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512页。

[9] 《四十自述》，第68页。

[10] 《四十自述》，第36页。

[11] 这一点承翟志成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12] 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1916年7月29日）中曾指出“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不知老之将至”是真孔子的精神。而胡一生所为也正符合这两条准则。

[13] 唐先生语见《口述自传》，第22页注14。

[14] 参见《口述自传》，第11—18页；《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页。

[15] 胡适与任鸿隽1916年7月往来信函，均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16] 这里所谓的大传统小传统，是套用西人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分法。如果从追随者的众寡看，下层文化这个传统当然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儒佛道之争的胜负还要重新研讨；而中国文化的宽容一面也在此凸显。这个问题太大，不能在这里讨论了。

[17] 《四十自述》，第68、73—78页。

[18] 《胡适文存》卷四，第238页；《四十自述》，第32—33页；胡适日记，1923年4月9日；《谈话录》，第55页。

[19] 参见高大鹏《孤儿胡适与文艺复兴》，《中央日报·海外副刊》1991年5月6、7日。

[20] 《四十自述》，第63—64页。

[21] 《四十自述》，第39页。

[22] 《四十自述》，第575—578页。

[23] 李敖：《胡适评传》，第391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5页。

[25]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7日。

[26] 《四十自述》，第86页。

[27] 阳货想见孔子，送礼到孔家。孔子对阳货的所作所为，很不欣赏，但家中收了阳货的礼物，不回拜又失礼；于是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希望做到既不失礼，又不见人。

[28] 《谈话录》，第141页。

[29] 《谈话录》，第12、103、20页。

[3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3页；胡适日记，1921年8月30日（9月1日眉批）；汪菊农：《胡适二三事》，《胡适研究丛录》，第19页。

[31] 抑陈扬胡之时代认知的另一例是胡适应聘为北大教授，本陈推荐，且以蔡元培委任的文科学长让胡，自谦说你未回来前我先代理。这本是客气话，但后来的传说真成了蔡请胡而不能即得，以陈暂代。参见［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以下径引篇名），本文于20世纪50年代分两段连载于香港《天文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所收无日期剪报。承王汎森先生赠以复印件，特此致谢。

[32]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

[33] 《四十自述》，第61页；《胡适致江冬秀》（1941年4月1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80页；《谈话录》，第196、227页。

[34] 《谈话录》，第231、137页。

[35] 《谈话录》，第211页。

[36] 《四十自述》，第114页。

[37] 《四十自述》，第55页。

[38] 《四十自述》，第46—47、40—41页。

[39] 关于这一倾向，请参阅余英时《从史学看传统》，收入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第14—16页；胡适日记，1916年3月6日。

[40] 《四十自述》，第46—53页；《口述自传》，第53页。

[41]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42] 《谈话录》，第252、76、148页；胡适：《十七年的回顾》（1921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5页。

[43] 《四十自述》，第87—88页。

[44] 《四十自述》，第88—90页。

[45] 《四十自述》，第90—92页。

[46] 李敖：《胡适评传》，第431页。

[47] 《四十自述》，第92—95页。

[48]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四十自述》，第95—97、108—110页。

[49] 《四十自述》，第118页。

[50] 《四十自述》，第112—115页。

[51] 《口述自传》，第38页；《谈话录》，第41—42页。

[52] 《四十自述》，第136—138页。

[53] 《四十自述》，第147—161页。

[54] Living Philosophies，p.247；《谈话录》，第280页。

[55] 参阅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收在《年谱长编》第1册，第63—74页；《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自《年谱》，第198页。

[56] 本段及以下关于胡适认知中梁对胡的影响，均见《四十自述》，第100—108页；Living Philosophies，p.247.

[57] 引自《年谱》，第12页。

[58] 《四十自述》，第100、167—171页。

[59] 胡适：《十七年的回顾》（1921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8页；李敖：《胡适评传》，第434页。

[60] 胡适：《中国公学校友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乙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杨亮工：《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1963，均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460、542页。

[61] 《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竞业旬报》第37期，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第29页；《四十自述》，第118—131页。

[62] 《四十自述》，第125—135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11日、8月18日。

[63]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8日、9月2日，1914年1月29日；《四十自述》，第161页。

[64] 《四十自述》，第165—175页。

[65]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内特同年3月5日致胡适信。

[66] 胡适日记，1910年2月9日。

[67] 《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8—29页。

[68] 《谈话录》，第243页。

[69] 《胡适致母》（1908年7月31日、1910年6月30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2、75页。

[70] 《年谱》，第18页；《胡适致母》（1909年9月13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4页。

[71] 《四十自述》，第162页；胡适日记，1910年1月25日；《年谱》，第21—22页。

[72] 《胡适致母》（1910年6月30日、7月2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5、76页。

[73] 《胡母致胡适》（1910年9月），《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74] 胡适日记，1911年1月30日。

[75] 朱文华：《胡适评传》，第40页；《谈话录》，第182页。

[76] 《四十自述》，第176—179页。

[77]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7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521、109页。

[79]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5—6页。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余英时师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1]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而七年的留学生活，就是为其后来的志业做准备。这对胡适而言，是非常清晰地有意识而为之的。要解读他在这段时间所形成的思想，不仅要细绎其文本，还要如陈寅恪所说，“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从考察他的美国生活经历开始。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胡适于1910年8月离沪，9月抵旧金山，休息两日后，乘火车到达康乃尔大学，入农学院。胡适之所以选农学为专业，以及他后来的转专业，都有二哥的影响。在胡适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学问的，可惜早死了”。他出国前，“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中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不过，这可能也并非全是二哥的意思。胡适在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如果考不取，则拟回上海学习“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以为明年再举之计”。这里的“各种高等科学”固然是为了考试，但是否也暗含着择业方向的可能性呢？[2]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上海时就坚持学英文，提示了“当时的价值观”，信然。但他继而认为小胡适一度专心于算学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迅速减退”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似就太过；到后来说中国读书人多选自然科学为专业是其“不断深化的异化感”的标志，也颇勉强。因为胡适还在中国公学时即已放弃对算学的热情，但那几年的时代潮流却未见什么特别的变化。而且胡适选农科为专业，在意识的层面是否有那么多层思虑的转弯，都是需要证明的。近代中西新旧间的关系复杂，中国知识青年的向往科学，确有厌旧尊新之义。但“异化”的深浅，实因人而异。许多人“异化”的程度，其实也没有我们今日想象的那么深。以那时人的见解，科学为中国所缺，而文科则中国尚强，至少也有余勇可贾。留学本要学中国所无者，当然以自然科学为正选。朱文华先生指出：“农科与茶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是有所见之语。家里开着茶叶铺的胡适，那时又哪能梦见几年后的飞升，既然要在自然科学方面选，以保险计，也是选农科为佳。[3]

何况，如胡适自己所说，康乃尔大学是“农科最著名，为国家农科大学”。凡读农科者不缴费，故“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谓大幸”。[4]这个经济上的考虑，对至少在理论上有养家之责的青年胡适，肯定是重要的。胡适此时对康乃尔大学的了解也略有误差。康大虽是私立，其农学院却是政府资助的州立，所以免学费。胡适此时英文尚不甚佳，不知state一字在美国主要指州（早年译作省）而非指国，故误以为国立。到后来英文渐佳，在1914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已知康大农学院是“省立”而非“国立”了。他所说的农科“最著名”，大约也有误解的成分。像康乃尔大学这样的常春藤名校，其农学院即使在那时的美国排名第一，在学校里面的地位也不可能到最著名的程度。胡适后来转入的哲学系，倒真是康大的一块牌子。这是否也是他转系的原因，尚待考证。

初到美国，胡适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他说：“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最后一句颇能道出胡适的心事。他对美国的种种虽然所知尚在表面，却暗中处处在与中国的情形比较。嘴上说的美国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却是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的情景。西人在公众场合的有礼貌和市容的清洁，多少年之前就使郭嵩焘以为是三代之治的重现，此时又再次感动了胡适。的确，以当时美中两国城市的景象，若由一个无成见的外星人分别做一次几日游，恐怕印象的优劣也会和胡适的差不太多。

胡适对美国的许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美国人那种肯为自己民族自愿宣传的习俗，的确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适住在纽约时还能请女佣打扫房间，其为买报纸而“步行”了六条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还记得以作为其急于要看报的例证，他留学日记中记载的出门所乘车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国过的是已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准的生活。这些都是胡适曾攻击过的庚款所赐。胡适在上海时曾斥责美国把庚款退还中国是“怀着诡计”。清政府不识，还“把美国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一般”。但他后来留美却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处的确大。一个在上海这个假洋场有时不得不将东西送进当铺的小学穷教师，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唤起婢女来，其变化之剧，真可以用霄壤之别来形容。感觉怎么会不好？而且庚款学生的收入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与美国人在生存上竞争，美国人竞争时丑恶的一面就未能在胡适面前暴露出来。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那批庚款留学生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所以只看见美国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是颇有心得的。[5]

不过胡适是以善观察著称的。他在《非留学篇》中说：“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也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故其对美国不甚光明的一面，其实也有不少了解，有时只是深藏不露而已。观其后来对中国出国人士的教诲，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他其实又何尝不知道。1928年，中国公学的学生周楠将出国留学前，胡适对他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保持我们炎黄子孙的好形象。”这是胡适的一贯思想。1961年劳幹受聘到芝加哥大学，将去，胡适告之以要记住他是“一个中国学者的身分了，到美国后，切莫省钱，有损中国学者的体面”。[6]胡适知道要维持中国学者的体面确实不易，足见其对许多中国人因省钱而丢面子并非不知。

实际上，胡适不仅了解“美之乡民，以为凡中国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园里就曾数见种族歧视的事例。在胡适就学于康大期间。该校的白人女生以种族歧视，曾两度试图拒绝有色人种女生同住校舍。两次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绪其实颇足的胡适都是站在反种族歧视一边的。1911年的第一次，校长否决了白人女生的请愿。三年后该校白人女生再次上书校长要驱逐两黑人女子出女生宿舍。校长初已同意。康大世界会的人乃力谋挽回之。此时已经以“最痛恶种族恶感”而著称于校的胡适积极参与了此事，为之写信给该校日报，终使校长收回成命。[7]

胡适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他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和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此时他已定下了爱国救国不能徒发空言，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的决心。胡适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谈不上自主，谈也无用。来美不到一年，他对西方人的了解已较深入了。不过他对美国主要是见其好处，说的时候更基本不说其坏处，也是事实。

胡适这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倾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号称十二三岁就已是无神论者的他，竟然于1911年入了基督教。1911年6月中旬，胡适得知他的好友程乐亭去世，心中难受，就去参加基督教会办的夏令营，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在夏令营期间，连日听有名传教士演说，特别见到他中国公学时的同学陈绍唐因入教而“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颇觉耶教“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遂有“奉行耶氏之意”。他在6月17日给章希吕写信，讲到在基督教夏令营这些感受，还说“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但第二天再听陈绍唐讲教义，“大为所动”，决定“自今日始，余为耶稣信徒矣”，那天晚上即在讲道时当场起立自愿入教。但是胡适终不能与耶教相得，从1912年起就逐渐“淡出”而脱离了教会；几年后回想起来，又认为是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反而“起一种反动”，深恨教会这种玩“把戏”的行为。[9]

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10]而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的。的确，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胡适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辫子留诸国中一样，也确实有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后来大讲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像”、“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了。

同时，胡适对基督教的反感，还在于更早就有的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行为的不满。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胡适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转换到“我们”，说明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那自然只能是在中国。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了。就基督教国家来说，到1915年胡适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而心绪烦乱时，更直接指斥它们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把这些“野蛮”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与基督教之间这一段合离，与他本人在美国留学时从初无太大信心到恢复自信的始末，几乎是同时的。[11]的确，胡适一生在生活经历的转换时，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而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此次的因情绪波动而加入基督教，也很像在上海初为受人轻视的小乡下佬。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不仅聪明过人，其能吃苦奋斗的精神也十分特出。他初入美国学校时，体育对其是一大挑战。开始他“一无所能，颇以为耻”。但体育是必修，不过关是不行的。胡适只好“竭力练习”，三个月后即见功效，已能跟上了。体育是小事，要跟上所学的专业，就更不容易了。首先对外国人来说，英文要过关就不那么简单。胡适到美后，仍像初到上海时专攻弱项一样，“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结果确有进步。后来他慨叹说：留学非易事。所处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完成同样的课业要耗美国人一两倍的时间。这些都是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的甘苦之言。[12]

对胡适来说，初到美国学习的困难与其所选专业也有关系。胡适学的是过去全无基础的农科，以前的积累没有多少用处，自然辛苦。开始时大约是努力要想集中精力学好，因此决定“此后不复作诗”，但到1911年2月初已不能坚持。胡适决定不做诗，很可能是受他二哥的影响，因为二哥在1911年3月还来信劝胡适不要太着力于旧学。二哥以为，经学知大意已足，诗词则更是无用之学。这个观点明显表述在胡适归国前总结他留学生活的一首诗中。他在那里面说，初来美国时，认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因此才“所志在耕种”。[13]

但胡适对农科了解越多，就越发现他实在不适于学农科。快读完第一学年时，就写信给二哥，说他想转系，请其“代决”。胡适以为，西方农业重利用机器，“非千亩百亩不为功”，而中国“地多零畸”，所以“不甚合宜”。同时，他领悟到“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于是他向二哥强调自己的天性“于文学为近”，拟转读文学。二哥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文学在西洋各国，固为可贵而难能，然在中国则明珠暗投，无所见长。以实际言，似农学较为切用，且于将来生计，亦易为力。”他并指出胡适关于中国土地的见解，是“拘于家乡山僻之情形”，而黄河以北，沃野千里，地广人稀，正需要机器耕作才能发展。不过二哥大约很了解他的小弟，同时他自己或者也是读过《学为人诗》的，知道“率性”与“作圣”很难两全。所以他承认天性对所学专业的重要，鱼与熊掌，“只有任弟自行决择耳”。[14]

此时恰逢中国辛亥革命起，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结果将胡适引入演讲界，而胡适因演讲的需要又对中国政治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这大概有助于胡适下决心率其性以顺从个人的兴趣和素养，终于决定“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以后胡适有数次长信给他二哥，告之决从事于文学哲学，欲“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到1912年春季学期，即改入文学院哲学系了。二哥回信，也只有赞同说他“立志未尝不是”，同时建议道：“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其功缓而微；不如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而且，中国“今日尤以此为急务”，故他颇希望胡适能注意于此。胡适具体写下“讲学复议政”已在即将回国之时，这个志向应当也有二哥的影响。不过，二哥也先警告他，既然改学文科，将来“恐寂寞无所见用于世耳”。[15]

胡适留学时，家中境况已甚困难，二哥虽在上海当差，到1912年渐渐也不能寄钱回家。胡母告诉胡适：“余每年家用总要洋二百元之左，此款全要坐靠吾男汇来。”胡适那时每月有八十美元的津贴，当时的汇率一美元约值洋二元五，则每年寄一月之津贴回家，即足家用，压力应不算太大。但1912年初转系，不但要交纳学费，而且要补交以前的学费，每月被扣去十五元，实则等于少了差不多三十元；三分天下去其一，自然不免要叫穷，也就难以像以前那样寄钱了。结果胡母不得不写信去催。次年胡适与上海《大共和报》达成定期撰文换钱的约定，该报每月寄鹰洋二十元到胡家，才基本解决了此问题。但此事也维持得不久。据胡适的自述，到美国之初，“尚能节学费，卖文字，略助家用。其后学课益繁，乃并此亦不能得。家中日用，皆取于借贷”。[16]

卖文及胡适时常外出演讲都对他的功课有所耽误。观胡适转系后的家信，里面常常说到要卖文和有“外事”，甚忙，则学习多少要受耽搁，自不言而喻。胡适1914年7月给母亲的信中说：“儿在此演说颇有名，故不时有人招请演说，演说愈多，工夫愈有长进，儿故乐此不疲也。”但下面接着说暑假中已演说两次，“当不再有他约矣”，是或已有所觉，并非真的乐此不疲。他同时收到好朋友许怡荪来信，非常担心他“一身常羁数事，奔走外务”，恐怕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因对胡适有“发心造因”的厚望，许氏嘱咐他“宜多读书”。不知是否因胡适去信时提到学位不足虑一类的客气话，许特意指出：“于学位亦宜留意图之。”[17]胡适一向说唯有许怡荪是他的诤友，信然。

胡适的大量外出讲演，终致耽误功课，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所得的“荣誉津贴”，即今天所说的奖学金，不久就被中止。胡适入研究院继续学哲学时，本拿到奖学金，大约每年要复审一次。1915年初，胡适申请续领，却被拒绝。主管教授“坦白相告，说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该项奖金”。此事显然对胡适转学有影响。因他既然先申请续领奖学金，当然是打算继续念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同时申请续读（许多常春藤盟校通常每年要走一次办续读手续的过场）。当年秋，胡适却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自述的转学原因之一，便是“经过一系列的公开讲演之后……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胡适本是最重人缘的，怎么会因人缘好而不舒服？但其转学显然是因为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却是无疑的。而这不舒服，正在讲演这造成熟人太多的起因之上。熟人太多而知其奖学金被中止，自非美事。因此而“颇思舍此他适，择一大城如纽约，如芝加哥，居民数百万，可以藏吾身”。这希望“不受别人注意”的“心境”，据胡适自述，就是“促成我转学的原因之一”。[18]

胡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点“转学癖”，且素不重文凭。他在上海就转了好几次学，无一毕业。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到美国后又思重来，胡适1911年6月17日致章希吕的信中，已提到“有去Cornell之志，不知能实行否？”不知因为什么，已对康乃尔不喜欢。可知胡适对此校有某些不满意，很早就有转学校的念头。如果成功，则至少在康乃尔又不会毕业。后虽坚持到毕业并继续念研究院，终不能久留，到底还是转走了。他在1915年3月22日给母亲的信和4月25日的日记中，都详细谈到演说过多之事，三年中演说已超过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废日力亦不少，故以后决意不再受演说之招矣”。那时大约已知停奖学金了。那年7月11日胡适给母亲的信中，列举了七条转学的理由，其中有的显然是信口开河（如说“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可知其转学确有不得不为之意。7月下旬起，日记中已多离别之言，但并不说要走；要到8月21日，才说“余已决计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19]

但这次转学对胡适的学业未必真好。胡适本来是只准备念两年博士班就毕业拿学位的，若留在康乃尔，并非不可能。他虽因演说而丢掉了奖学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在该校终是一个已建立名声的学生，美国大学是颇重此点的。到哥大则一切都要重来，特别是名声要重建，而他似乎也并未成功地树立起优等生的声誉。且胡适在康校所修多为哲学史，正与其后来所做论文近。他在哥大所修的课，好像有不少与他的论文关系不大。胡适在哥大主修哲学，副修汉学，写出来的论文实则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里，要一举通过，的确有些困难。杜威的名头诚大，在那时肯定是压倒康大哲学系的。但杜威并不做哲学史，大牌教授与一个只修过两门课、平时过从也不多的外国学生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思想交流。既无名声，又乏交流，到校不过两年，突然送上一本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几乎是史前时代的关于“化外之民”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视呢？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说，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洋人，尤其未必说服杜威。因为他对“传统的中国学术”既不了解，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

其实博士论文是小事，关键是胡适这两年间大概没有读多少书。胡适在转学时心已较花，旁骛确实太多。他虽自解说转学是因在康大应酬多，实则在哥大应酬比在康大时更多。胡适到哥大一年，自己统计收信999封，发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写两至三封信。观其摘录在日记上的信件，许多都还相当长。唐德刚先生注意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五个月，便发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读书将近两年期间，给韦莲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与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颇多。其间胡适还在搞他的“文学革命”（详后）。胡明复那时写“宝塔诗”赠胡适，就婉言说他整日不读书而专作白话诗。[20]这种情形下，如何写得好论文。难怪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出点问题。但有“转学癖”而又素不重文凭的胡适，大约也不是十分在乎，当着北大的聘书一到，就又像以前一样开步走路了。

不过，拿文凭的迟早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胡适的学业确实完成了。这与他家庭的支持和督促是分不开的。胡适读完第一学年后，写信给二哥，说他想在第二学年完后的暑假回国一趟。可是二哥“甚不以为然”，他肯定了胡适想念家人的“天性之敦厚”，但认为“学未成而归，岂不有负初志？”二哥特别举日本维新志士出外游学，立志“学若无成死不还”的例子，要胡适“务其大者远者，毋效妇人女子之所谓孝也”。[21]可知二哥自己虽然已不能奋进，对自己的小弟弟却有着厚望，也以成大器者勉之，与胡母的一贯想法颇接近。胡适曾说，家人中于他有恩者是母亲与二哥，是有深切体会的。

胡适在美读书期间的转学和续读，家人都颇能识大体，支持胡适自己的决定，不坚持自己一方的意见，这是胡适能够比较专心地读好书的重要条件。他的二哥虽不赞成他转读文科，但在表明自己的意见后仍让胡适自己决定。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得学士学位后，拟续读硕士、博士，须再留三四年。胡母虽思念儿子，特别想他回家完婚，但也考虑到他是公费，“将来回国必以毕业文凭位置录用”，不再念下去自然可惜；颇感踌躇之余，还是让胡适“自为决定，余不遥制也”。1913年，胡母病重，恐怕不治，吩咐家人说，如果真的不起，仍每月请人给胡适去信，免其挂念，影响学业；同时请人到家照相，以留给胡适回国时一见。到1917年，胡母或觉身体不行了，才开始有信促胡适早些归国。[22]

母亲的教导，也是胡适在这七年中进一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重要因素。胡适出国前的大醉，颇引起胡母的注意。她每次去信，都要胡适注意戒酒，并坚持到底。胡适虽远在海外，胡母仍随时教导胡适要谦虚。1912年胡适加入世界学生会后，写信回家，自以为增长见闻不少，或微露得意之色。胡母即去信，指出机会既然难得，“吾儿就宜谦逊，不可满足为是”。胡适后来在致江冬秀信中说：“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足见他很能记得母教。[23]

胡适归国后，显然以事业为重，在母亲前承欢之时不多。在他或者以为将来尽孝之日还长，但母亲身体已垮。不久冬秀也离乡赴京，胡母虽不十分高兴，仍促成之。结果胡母身边无人伺奉，终于病发辞世。据说是医生用药有误，则如在北京，或能延寿。但初到北大的胡适要打天下，尚未将接母亲到京同住提上日程。中国传统的孝道，重在传宗和立名以振家声，这两点胡适都做到了。以事业为重也是胡家的一贯思想，故胡母虽未能享到什么福，但已看到家声的重振，应能含笑九泉。

胡适在归国之前，反思他在美国的七年生活，心情十分复杂。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是他所“自造之乡”，其重要决不在真正的故乡之下。胡适说：“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也。”他在归国的船上做有《百字令》，其中说：“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并解释说，他的意思也就是陆游词所说的“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24]他乡是否胜故乡呢？至少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答案是肯定的。

胡适一向说绮色佳是他的第二故乡。但到将告别绮城去纽约时，“乃知绮之于我，虽第一故乡又何以过之？”他离家日久，已十一年多，“今心中之故乡，但有模糊之溪山，依稀之人面而已。老母，诸姐，一师，一友，此外别无所恋。”反观绮城，则山水师友，“历历在心目中。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一言以蔽之，这个“吾所自为”之乡对胡适的重要胜过了他儿时的故乡。胡适特别珍重的，是“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所以他也“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25]

这最后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上海就确曾把他视为外人，他对上海的感受也就不甚佳。绮城是大学城，康大是该城的重要成分，康大的学生当然也是。等胡适到了纽约的哥大，就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了。后来他因博士头衔的原因，每将哥大挂在口上，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意思，也就是周明之先生所说的“有几分做作”。[26]实际上，纽约这样的城市既不曾对哥大情有独钟，也不会把哥大的学生特别对待。所以胡适虽然常将哥大挂在口上，其实只能将感情寄托给纽约旁边的赫贞江（今译哈得逊河）。观其诗文中对纽约地区所回想的，实在也只有这条江。

在即将离美的那几个月，胡适已经在“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了。在他告别朋友并总结其学习经历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从此“讲学复议政”。这大约就是他此时所想的建设事业的一个注脚了。在这一建设事业中，胡适自己居于何种地位，他将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余英时师以为，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27]这个历史角色就是要做“国人之导师”。下文即探讨胡适这一“长期准备”的进程，以期为理解胡适后来怎样进行他的建设事业打点基础。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试图“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是胡适“返观国势”，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之后立下的志向，后来的变化只是将“周知博览”的单向发展改为要集博大精深于一体的双向发展。同时，胡适虽是典型的现代知识人，却以传统的士自居。他曾引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段话为“自课”之宗旨，并具体计划道：“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28]他入学后三个月已在体育上有大进，而且从小在母亲培养下早已具不挠不屈之精神，故其主要的预备，实际是在第三点上。

同时，胡适在“率性”与“作圣”之间的游移，也涉及他究竟是要做一个通才还是一个专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特别是在他完成本科学业之后。1914年初他已在自省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观此可知胡适读书的近期目的或在“争名”，而长远目的是用世益人，故对于自己的不能专精似深有所痛。但到那年的11月，他又在提倡“博”，因为“专”就像“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譬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他认为中国学者多是往专精一面发展，于所学之外几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这一点胡适曾屡向他人言及，但效果不佳。这里所透露的，不仅要博，还要变，即不拟“终身守一物”。要讲“生趣”，当然是想“率性”了。但胡适的思想始终在摇摆，到1915年2月，他又发现自己终“失之浅”，故“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不过，这次他已认为博与精应“相辅而行”。[29]

博与精应“相辅而行”，透露出胡适在这方面也有鱼与熊掌俱得之意。1915年2月18日，他在日记中主张“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并决定自己“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虽已有中坚，仍图博览。此时已是既博大又高深了。但鱼与熊掌俱得究竟不容易，到那年5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说：“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故他决定“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以此为择定之业。

胡适这次专业的最后确定，部分是受女友韦莲司的影响。那天他显然和韦女士有严肃的细谈，第二天胡适即给韦女士去信，感谢她在关键时刻像舵手一样矫正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只有她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信中承认，本已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那年初的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胡适再次表示决心按女士所说的去做。也就是头一天两人相约的，“各专心致志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30]欲为国人导师，是典型的“作圣”观念；但限于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又是“率性”了。胡适此时仍存“作圣”之想，但已在往“率性”方向移动。而且，专心致志于自己所择之业上并能有成，是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鱼与熊掌俱得的取向已被胡适逐渐“系统化”了。

不过胡适并不能完全做到专心于自己所择之业。他后来借以“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革命）论，就是他没能屏绝的许多事中的一件。观其后来，可以说胡适的职业取舍虽然已有，心里仍是终生徘徊未定。他对自己究竟“在搞些什么”，晚年也说“还不知道”。他每劝年轻人择业要依自己的兴趣，却又常鼓励人选学理科而不要学文科，[31]可知仍游移于“率性”和“作圣”之间。在胡适有意识的层面，他随时都在注意自己博而不精的弊病；但在其无意识的层面，实际上仍偏于往博大一面发展。这既因为胡适天生有点反叛精神，专精一门可能觉得太受限制，即他所说的“无有生趣”；同时，胡适聪明而胆大，在新领域容易有突破，所以常常开了风气就转向新的方面，就像他读书爱转学一样。

这种在求学上既要专精又要顾及“生趣”而趋广博的取向，也体现在胡适的学业之中。胡适与一般留学生的最大区别，就是其涉猎远超出专业的范围。他一开始就注意阅读美国人讨论中国的著作。他到美国约半年，读了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的全面提升》（The Uplift of China），认为“其言皆切中情弊”（按uplift一词通常也译作“社会进步”，意谓文化、道德、精神及社会的全面升格提高；但由传教士用来描述异教国家或地区的“进步”，就有极强的价值判断含义）。胡适那时本来就常常忧中国将亡，他在对中国情形的基本判断方面又接受此书的观点，且恰是在“弊”的一面，此时虽未必立即产生影响，但日后看中国情形常似出自欧美眼光，虽出于爱国之心，却每被人视为不爱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32]

1912年10月，胡适又读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和洛斯（E.A. Ross）的《变化中的中国人》（The Changing Chinese），并“皆作札记识之，以为他日之用”。第二天，他又读后来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的《远东思想政治情势》（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认为其中论中国“近二十年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一篇，“于实在情形，了如指掌。美国人著书论吾国者，未有及此书之真知灼见者也。”其中洛斯之书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者，欧洲中古之复见于今也。”胡适读了，“初颇疑之”。一年后，他在读了一些西方中古史书籍后，“始知洛氏初非无所见也”。西书读得稍多，西人的影响由潜在渐到明显，胡适无意中已慢慢“投降”了。[33]

但是，胡适读得最多的课外书，却是中国的传统典籍。他晚年说：“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这里的“基本”，可以因人而异，随便定义。他的口述自传本是要给洋人看的，为西人设想的标准，当然可以较低。若根据胡适后来开出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再看看他的《四十自述》和留学时的日记，则可知大部分这些书，都是到留学时才在读（有些恐怕是到北大任教时才读的）。胡适在留美期间，一直坚持自修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之书，均有所涉猎。那时他对中国旧学所下的功夫的确不浅。胡适自1910年冬开始读《左传》，到1911年4月读完；接着又读《诗经》，颇有解悟。他认为“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因为汉儒以《诗》作经典读，专事训诂，结果使诗的“天趣”湮没，不再是诗了。胡适打算全盘推翻汉儒注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胡适对汉儒的不欣赏，固然有宋学的门户之见，但从文学角度言，要还《诗》一个本来面目，也是有所见的。[34]

胡适大约自读《左传》时开始对文法感兴趣，他在1911年6月收到朋友张慰慈给他寄来的《马氏文通》。以当时的邮递速度言，则他提出要求至少在两三个月之前了。很可能是因为这一兴趣，胡适虽然极不欣赏汉儒以训诂解《诗》，他自己却很快就无意识中被汉儒“俘虏”，开始讲究起其训诂来。读《诗》一个多月后，胡适在1911年5月对《诗》中“言”字的字义，“忽大有所悟”，结果做出他第一篇正式的考据文字《诗三百篇言字解》。他自称该文所用的方法“不完全是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故知其同时在学其他的方法，实即中国人治学的方法。由于已经有过实际研究的经历，胡适读《马氏文通》或者比一般人的领悟要深刻些。他一读就“大叹”马建忠“真不可及”，自以为“有志焉而未自逮也”。[35]可以想见，胡适做《言字解》虽在其读《马氏文通》之前，但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一定是参考《文通》后进行了修改的。以后胡适做的几篇文字考据，也都深受《马氏文通》的影响。

《诗三百篇言字解》是胡适第一篇正式的旧学论文。余英时师指出：“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专业方面有成绩的人很多，但是在专业以外同时还能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却寥寥可数了。”胡适在写此文时还在读农科，这就是他过人之处了。而且，这篇论文的写作在胡适个人也是个转折。因为胡适“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这是他到美国以后重新开始以中文做正式的文章，他自谓：“久不作文，几不能达意矣。”一个多月后友人程乐亭去世，为之做小传，又说“久不作古文，荒陋可笑”。到8月下旬做《康南耳传》的结论，终日始成三百余字，再叹“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其艰如是也”。胡适重新开始以中文作文，标志着他的英文已经上路。而其花不少时间写正式的研究性文字，已是他终必转专业的先兆。他在那年7月写的《哭乐亭诗》中说：“我今居此邦，故纸日钻研；功成尚茫渺，未卜雏与毈。”[36]可知他此时已下了很大工夫去读故纸。但对能否成功，此时信心尚非很足。

的确，胡适到美之初，主要精力用于英文，结果进步明显。而且胡适很能发挥他善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一特长。他在英文课上读了《哈姆雷特》，“连日作二文，皆以中国人眼光评之”，起初“不知彼中人其谓之何？”结果，“以中国人眼光”为莪菲莉亚辩护的那一篇“颇得教师称许”。有了老师的鼓励，胡适不久又做一文，“以中人眼光、东方思想评倍根（今译培根）一生行迹，颇有苛词”。这次他仍“不知西方之人其谓之何”？后却不见记载，想是未得称许。但对西人以中国人眼光谈西洋事物，以后一直为胡适所发扬。到1914年夏，已颇有信心的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以后将“以中英两国文著述”，胡母颇以为慰。而且他也确实成为能在美国报章上发表见解的不多的几个留美学生之一。[37]

英文有了基础，又能以中国眼光出之，胡适在一定程度上就有比美国学生所长之处了。此时转系，证明对胡适是非常有利的。他的专业与学习兴趣一吻合，学业立刻大进。1913年修满学士要求的学分，并入选全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美国不少报纸“传载之，以为异举”。到1914年初，胡适已自觉“近来之心理”颇乐观，“吾与朋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到5月，胡适以《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一文，获得康乃尔大学的卜朗吟征文奖，得美金五十元。且他“以外国人得此赏，故校中群皆以为格外荣誉云”。胡适自己也十分兴奋，本来刚寄了一信回家，马上又写一信，向母亲报喜，以为此举“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38]

那年5月底，胡适再次说到“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肠，遂为吾乐观主义所热”。心境一变，更是凡事都能见其光明一面。过去徘徊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胡适，现在也觉得鱼与熊掌兼得并非不可能。实际上，他很向往一种“率性”然后“作圣”的高妙境地。胡适那时在美国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富兰克林和莫扎特等的文章，“极喜之”，并将其大要抄在日记之上。该文说这些人能有所成就，正因“其所建树，对于一己及社会皆有真价值者……以其对于所择事业具深挚之兴趣，故专心肆力以为之耳”。他由此得出关于择业的结论是，父母“宜视其子女兴趣所在以为择业之指南”。如是，则“率性”也就能“作圣”了。[39]

但也就在这年5—6月间，因同学有的毕业归国，颇引起胡适的乡愁。他既想归国，又想继续多学知识，甚感矛盾。他自我剖析道：“余素主张吾国学子不宜速归，宜多求高等学问。盖吾辈去国万里，所志不在温饱，而在淑世。淑世之学，不厌深也。”另一个使胡适暂时不想归国的原因，是国内局势此时颇乱，“归亦何补”？在此时刻，胡母来信要儿子“安心向学，勿以家事分心”，大力支持胡适读下去。但胡适去留虽决，终因“归思时萦怀绪”，心情不免烦躁动荡，行为也有些变化。其一个大转折，就是第一次去了女生宿舍访一女子，并“拟来年常为之”。几天后，“吾友维廉斯女士”也出现在日记中了（详后）。而且，胡适对中西家族制度的看法也改变了。[40]

胡适过去一向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能使老有所养，远胜美国个人主义养成的自助能力。此时他则认为中国家族制“亦有大害”，因为它“养成一种依赖性”。父母子女，相互依赖；“一子成名，六亲聚啖之，如蚁之附骨……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反观西方，则“稍有独立思想者，不屑为也”。胡适想归国的一个大原因，就是感觉到他对母亲家庭的责任。今既暂不拟归，就要在自己心里给自己的行为“正名”。但因此而一变其素志，以前读过的辛亥革命前后那种以中国家族制度为亡国之根的老观念，此时不呼自出，涌上心头，又有了新的意义。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他在前些时候所读的传教士明恩溥等西人谈中国的观点也于无意中融合进他的新观念了。[41]

思想发生了转折，在胡适进而讨论起中西个人主义之异同时，也就有了不少新看法。他认为“西人之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吾国之个人主义则以家族为单位，其实一也”。但他马上就指出了还有不“一”之处。因为，既然以家族为单位，则“吾国之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然”。结果，“西方之个人主义，犹养成一种独立的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同样是处于社会“对立面”的个人主义，西方则见其“独立”，中国则见其“若敌国然”，胡适在心绪烦恼之时，不知不觉中也用起他所反对的“双重标准”了（详后）。待他后来心情较平静之后，才认为中国家庭养成的依赖性和美国子女之疏弃父母，都是弊病。持论渐平。

这次思想心绪动荡后，胡适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强。而且自觉“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可以看出，他的观念有一个大的改变：以前常为中国各种风俗制度等辩护，此后则开始较多看到西方的好处和中国的不如人处；以前论事还多出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此后则渐偏向西方的思路。胡适以前一直极不喜欢西人到中国传教，但在那年8月却说，虽然“前此颇反对此举”，近来则觉得传教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人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42]胡适对传教这种宽容念头持续得并不久远，后来他仍时时攻击在华传教士和传教事业，终生以未读过教会学校而自豪，但此时的观念转变是明显的。

不久，胡适开始怀疑中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他也进一步发现了美国道德高出中国的地方。曾经做过狎邪游的胡适发现美国上流人士视嫖为“大恶”，而中国人士从无此念。他认为，只有知此为大恶，以后才可能有绝迹之一日。故中国“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使人人知这是大恶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也自誓，今后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论”。这一点，他只大致做到了。胡适在“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期间，就曾于1925年在武汉“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又于次年在上海时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去见识上海风月。根氏为哈佛大学高才生，那时已是美国名记者，正所谓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适狠狠教训一通。胡适也深自悔悟，向根内特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43]但胡适明知根氏为上流人士而要带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当年的想法，又可见当年观念不过是一时心烦所致。

那年7月，胡适在美国政治漫画中看到“风趣”的表达，立即认为“西洋政争之态度非东方政客所能梦见”。褒贬甚明。不过，胡适历来思虑周密。他虽然在往西方观念一边偏，但也知道有一点是根本不能变的：美国终非吾土。胡适在思乡之念“往来胸中”时，想起了王粲（仲宣）《登楼赋》里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美国再好，终非吾土，胡适的忧思又“何可任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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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的自觉是极为重要的。胡适在其《易卜生主义》中曾说，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句话他一生常挂在口上，用以引导青年（虽然在不同时期说此话意思也有变化），其实也以此自勉。而《易卜生主义》恰是在康大时即以英文先写出，回国后又改写成中文发表的。胡适在留美几年中有意识地往此方向努力的那种“自觉”，的确很明显。他的朋友郑莱曾称赞他为“留美学界中之最有学者气象者”。胡适听了，暗中下决心“自励以求能消受此誉也，否则真盗虚声矣”。这与胡适少年时受傅君剑夸奖一样，又给他加一层“超我”的压力。但“超我”也就是“自觉”的一部分。郑莱所言不虚。君不见当年《竞业旬报》先后三个编辑傅君剑、张丹斧和胡适，前两人后来都成报人，独“以舆论家自任”的胡适成了学者。[45]所以胡适后来说没有蔡元培他就会成为一个三流编辑，的确是有所感而发自内心的话。

在“超我”压力下的胡适暗中在与所有的留美学生比。1915年初访纽约时，知友人张仲述（彭春）已著短剧数篇，颇不错，不禁叹谓：“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这正说明他自己是有意要事事先人着鞭的。同时，胡适又有君子善假于物的大优点。他说，与朋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不管争论讨论，胡适都最善于整合别人观点，据为己有。留学生许肇南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特别倡社会改良。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46]这些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适自己的意见。观胡适许多书信文章中的新观点，常常能在其日记中发现不久前恰与人讨论或争论过。但有时胡适的整合也不一定成功，如他受傅斯年文章《周东封与殷遗民》影响所写的《说儒》，自己虽颇满意，其实凡傅文未言及者，多半都长于见识而证据不足。

胡适不但自己在为“他日为国人导师”做预备工作，而且也期之于他人。1916年6月他在纽约接待了九年不见的老师马君武，“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日记里说是“相见甚欢”。但晚年回忆说，“那时我很忙，我还陪他吃饭，出去玩玩谈谈”，微露一点勉强。这心情，很可能是因他对老师有点失望而生。日记中说他与老师聚谈之后，发现马氏“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故“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胡适以为：“先生负国中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胡在日记中这样写老师，后来出版时又不删去，“君武先生当然有介意”。但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马氏既然决心以工科为业，“也许根本便不发生什么‘预备’的问题”，胡适不过是把他对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觉地”转投射到马君武身上了。[47]

当然，正在预备的留学生也并不止胡适一人。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在1917年初访友人朱经农时，朱即向他提出“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立刻在日记中写下：“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48]重要的是，由于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者并无意预备或预备不足，就给像胡适和朱经农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坚持预备者提供机会了。这再次表明对个人的历史角色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大差别。

胡适一生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在他公开演讲许多次后，为提高技术，选修了一门暑假期间的演讲课；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时，虽是7月，却“仍然浑身发冷、发颤”，不扶着桌子就想不起讲稿，极为紧张，就是一例。后来到北大用博士头衔，甚至冒认他其实不愿认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为小乡下佬，在美国也一度有过波动，几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也有一个自我肯定的法宝。据他自己说，这种“戏台里喝彩”虽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49]凡不十分顺利之时，胡适即靠此法宝自我保护。且胡适毕竟聪明过人，又有少时的特殊训练，也的确能吃苦奋斗；通常都能迅速扭转局势，小挫之后，继以大成功。而小挫之后的成功比一帆风顺有更深的印象，也更有鼓舞力。胡适在将离康大时赠别任鸿隽的诗中说：“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50]自居留美学生做诗的首席，自信不可谓不足了。

胡适后来只大胆怀疑别人，却并不怀疑自己，甚至也不太准许别人怀疑自己，都是在上海开始建立、由庚款考试增强、再由在美国得奖巩固起来的自信使然。第一阶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别的“先生”认同不只是在上庄才成立；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在中国公学这样的高级学府，他都证明了自己的秀异。庚款考试的成功，使胡适由上海激进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跃而为全国性的精英，在美国的几次得奖，进一步向自己证实了他的不同凡响。其中胡适较少提到的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胡适所得的什么卜朗吟奖，虽然轰动，多半还因他是个来自“落后国家”的外国人；若在美国正式求职，那种奖未必上得了简历。至于那个什么国际和平会的奖，金额虽高，是专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说法，更加没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个联谊会的成员，表明他在美国一流大学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写在简历上而为上流社会广泛接受的。在胡适服膺的以西方标准为取舍的现代国际社会，胡适已达到最高标准了。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3—74页。

[2] 《谈话录》，第163页；胡适：《中学生的修业与择业》，《胡适作品集》第25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206页；《胡适致母》（1910年7月2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3]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7、9、36—39页；朱文华：《胡适评传》，第38页。

[4] 本段及下段，《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

[5] 《胡适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7页；《口述自传》，第35—36页，唐先生评论散见于第41—48页；胡适：《中国的政府》，《竞业旬报》第28期，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9页。

[6] 周楠：《胡校长为我出证明》，《胡适研究丛录》，第48页；《谈话录》，第166页。

[7] 胡适日记，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

[8]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3日。

[9] 胡适日记，1911年6月18日及所附同月17日、21日给友人章希吕、许怡荪的信。

[10] 本段与下段的讨论参见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49—55页；胡适日记，1912年10月12日、12月24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3月22日。

[11]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54—55页。

[12] 《胡适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7页；胡适日记，1911年6月3日；胡适：《非留学篇》。

[13] 胡适日记，1911年2月1日；胡觉信转自《年谱》，第26页；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14] 《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页；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15] 《口述自传》，第38—39页；《胡觉致胡适》（1912年春），《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81页。

[16] 《胡母致胡适》（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2期，第79页。

[17] 《胡适致母》（1914年7月23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第80页；胡适日记，1914年7月24日。

[18] 《年谱》，第40—42页；《口述自传》，第52—54页；胡适日记，1915年7月5日。

[19] 《胡适致章希吕》（1911年6月17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25页。

[20] 胡适日记，1916年9月22日、10月23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40页。

[21] 《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79页。

[22] 《胡母致胡适》（1913年7月7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2期，第82页；胡适《先母行述》（1921年6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40页。

[23] 《胡母致胡适》（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2期，第79页；胡适日记，1923年5月30日。

[24]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25] 胡适日记，1915年9月21日。

[26]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57页。

[27]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页。

[28] 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2月18日。

[29]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5日、11月10日，1915年2月3日。

[30] 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29日。

[31]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0页。

[32] 胡适日记，1911年3月12日。

[33] 胡适日记，1912年10月15、16日，1913年10月9日。

[34] 《口述自传》，第38页；胡适日记，1911年4月8、13日。

[35] 胡适日记，1911年5月11日、6月12日；《口述自传》，第119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0页；胡适日记，1911年5月11日、6月3日、7月12日、8月25日、7月11日。

[37] 胡适日记，1911年4月15、21日，5月7日；《胡母致胡适》（1914年10月15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3页。

[38] 《胡适致母》（1914年5月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第79页；胡适日记，1914年1月29日，5月9日。

[39] 胡适日记，1914年5月31日、7月16日。

[40] 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1—12、20日。

[41]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7日，下段并见8月16日日记。

[42]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

[43]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6月30日，1925年9月日记中所附“南行杂记”，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内特同年3月5日致胡适信。

[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46]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47] 胡适日记，1916年6月9日；《谈话录》，第143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8] 胡适日记，1917年1月27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9] 《口述自传》，第51页；《胡适致任鸿隽》（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50]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如果说留学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他在这段时间究竟选择了何种志业呢？换言之，他“讲学复议政”的打算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胡适选择的志业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而最终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许多人会说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胡适在留学期间形成的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人称作西化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深具诡论意味的现象？要弄清这一点，不可不对胡适再造文明的志业和他的世界主义进行认真的考察。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胡适既然立志要做国人的导师，他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关怀，就远远超过许多留美同学，所以别人才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国内政局的变化，并随时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往往表达了胡适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反映了潜藏在这些政治观念背后的思绪，值得略作参考。辛亥革命起，胡适起初担心国家从此不能统一，想起头一年所做的《重九词》有“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的语句，以为“竟成语谶”。一年以后，胡适的心情就轻松了许多，他从报上看到对他影响甚大的梁启超归国，京津人士都很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

1912年冬，中国局势又呈乱象。在中国海关任职甚久的英人濮兰德恰在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胡适“读之甚愤”，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之。当濮兰德到康大演说时，胡适当场起来质问，使其颇狼狈。濮兰德的到处演说也使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激愤，群思抵制之方。胡适在康大的学生集会上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消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消除党见以利国家的和平统一，是胡适对中国政治的一贯思想。1914年11月，他见报载汪精卫等与孙中山约，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开党禁，赦免革命党人，甚以为喜，以为这样“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此事后来得知并不完全准确。但胡适认为解决时局的责任确实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简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胡适已表明了极强的希望中止内斗以获真统一的意愿，但其立场基本仍在革命党人一边。[2]

次年初，胡适大约将此观点告知他二哥，并主张“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结果遭到二哥痛斥，说他“丧心病狂”。时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正高。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诉他，革命党人在国内很不得人心，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政治态度有明显修正。在1915年一篇题为《中国与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给韦莲司父女的信中，他认为革命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而他对中国的革命党人也确实同情，但并不赞成当下即起一个革命，因为中国还没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胡适并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担心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虽然并不确切了解共和是怎么回事，却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在胡适看来，帝制派虽也爱国，但他们和袁一样都属于过去，其所作所为对“少年中国”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影响。“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3]这里已经出现了胡适以后公开谈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坚持共和，主张以实行民主来获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适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个好政府的条件。

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胡适这个思想的一个来源，大概是他的老师马君武在约1906年的《别中国公学学生》一诗中号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4]其根本基础则是胡适在前引澄衷学堂时写的文章中已表达出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那时他就特别指出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也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机下能“投袂奋兴”的人中间的一个。国耻既因“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无学”，他终于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后的解决”也就在此，其有意识的一面，重在思考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而其无意识的一面，就是忧国家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总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具体言之，就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这段时间的见解虽然在变，关怀的问题则始终如一。[5]如前所述，胡适在1914年已将中西之争视为两文明之争。他以为，在西人为世界造新文明时，中国尚在酣睡。面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的新文明势力，中国数千年之旧文明“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失败之余，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中国从数千年“东亚文明之领袖”一变而为“弟子国”，在胡适眼中乃是“天下之大耻”“吾国之大耻”。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早在1907年，胡适在上海看轮舟快驰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6]其忧国家之将亡的心情，与当年胡林翼在长江上看见外国轮船飞驶时如出一辙。1910年胡适去美国，船经日本，见日人因朝鲜被正式并入日本而狂欢。他目睹朝鲜亡国，想起中国情形不佳，心里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这个港口不知是哪一个，因为他途经日本长崎、神户、横滨时，“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屋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7]

1911年3月，二哥来信说到他在东北“细察情形”，发现“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过十分之一分。将来此一分全满后，恐东三省地图之颜色又将改变”。胡适在两三天后致友人的信即“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记中说，连日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其所和朋友诗已有“应怜何处容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的句子。这正是他所说的“天涯故人，时念故国”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胁也使他认识到“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8]

胡适所至外国，凡有所见，必与中国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经历，应该读过一些晚清人所写的日本习俗正是中国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岛夷”蔑视之，不知是否因为中国公学那些留日学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对日本轻视之心。胡适一生对西方那种又羡慕又忌恨的心态最多只是若隐若现，但对曾向中国学习，如今却学西方且颇成功的日本，则在羡慕仇视之余，还带有几分轻蔑。不过他也曾读过晚清人关于“黄白种争”的言论，在更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中，同为黄种的中日，又应当是盟友。此时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国后见日本的强大，逐渐认为日本是“完全欧化之国”，开始重视日本。胡适感到“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是大误，曾下决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后来归国后接触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游日本，眼见其进步之速，远非中国可比，他对日本的观感就更加大不一样了，但对日本终存某种程度的小视之心。而胡适对日本的观感变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对西方态度的消息。

其实，胡适把日本以岛夷称雄看成中国人之大耻表明他仍是从文化上思考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还在《竞业旬报》时期，他已指出“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之事”。又说：“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竞业旬报》的五条宗旨之一就是“要爱我们的祖国”。胡适更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处处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10]

胡适到美国不久，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生基督教会的夏令营，其中一天的讨论题目是“孔教之效果”，由传教士李佳白主讲。言孔教而由美国人主讲，在胡适已觉是“一耻”。会后，有名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东传教的毕海澜Harlan p.Beach）者说，中国学生“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比奇又“大称朱子之功”。胡适闻之，“如芒在背”。这是胡适后来以国无大学为国耻的先声。几年后，他仍感慨地说，他所遇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才“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他对于中国学生没有几人能通晓中国文化传统，深以为“可耻”。[11]

胡适对欧洲学生的认知，或不免有误解夸大处。因为他自己那时除较知欧洲之文学外，并不太知其历史政治，实无从判断别人是否“深知”，想来遇到胆大敢说者即以为是深知了。而美国大学生，胡适见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发现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是运动竞赛的成败，其“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与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12]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为耻的中国留学生的状况，却不幸是准确的。胡适在《非留学篇》中说：“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历史文学旧籍，也难怪其不知中国之固有文明。这种情形到胡适的学生罗家伦留学时仍变化不大，罗每慨叹之。胡适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的结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无自尊心。因为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则一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必“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到这些人回国，自然会“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胡适是当时中国少数几个有意识地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爱国心的有心人。他在提出慎选留学生的办法时，曾列出一些“万不可少之资格”，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他自己入康大时不具备的。这有点像他后来所开列之“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据自己不得不经常自我补课的经验发现，如果出国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则到国外后必能学到更多西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国学、文学和史学”列为首要的三项资格，其目的，则“国文所以为他日介绍文明之利器也；经籍文学，欲令知吾国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学，欲令知祖国历史之光荣也。皆所以兴起其爱国之心也”（《非留学篇》）。

对胡适的《非留学篇》颇为称许的前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对胡适说：“教育不可无方针。君之方针，在造人格；吾之方针，在造文明。”其实胡适处处在讲造文明，钟氏正是看到了胡适特别强调注重人之爱国心的言外之意。胡适每受人称许，就要下决心努力以副其望，而且他又善假于物。后来胡适说得更多的，就是为中国再造文明。但他心里，仍认为造人更重要。两年后他在给许怡荪的信中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他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胡适在同一年送任鸿隽的诗中仍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13]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认为有百十个像他和任鸿隽那样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国，其精英观念是明显的。在这首诗中，胡适也指出，“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所说的即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实际上也不能输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也。”这些人学问再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又能输入多少文明，又能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多大益处呢！而胡适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所以，胡适强调，中国之教育，必须“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非留学篇》）。

胡适因而进一步提出“教育救国”的大目标。他认为中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为已到不得不为的境地。“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适指出：“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中国今日既然处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则在造新文明时，既不能“尽去其旧而惟新是谋”，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必须“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只有这样，中国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非留学篇》）。

“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就是办中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因为，“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就眼前看，中国人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所谓“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大学的作用，尤在不使“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无论如何，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非留学篇》）。

具体言之，自己曾从农科转到文科的胡适特别主张重文科，兴国学。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实际上，中国的诸多问题都不是“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可以解决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机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为它们所关系者不止是一路一矿的枝节问题，而是“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胡适以梁启超和詹天佑对中国的影响为例，说明文理科是本，实业是末，中国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适认为，办国立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昌明国学。他说：“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无大学，“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他之所以觉得把中国比作睡狮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只要中国醒来换上时装，就可以“百倍旧姝媚”。[14]

1915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不好意思，“无以对也”。老师告诉他：“如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思潮新知识皆无所附丽。”故“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不知是老师与他的观念完全一致，还是胡适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总之胡适自己是觉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证。老师并鼓励他说，“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胡适回来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今译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5]胡适这里所列的西方大学并不都是国立大学，可他愿望中的中国大学，却是国立的。其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不明显。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只有充分理解胡适这种从在上海做“新人物”时已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领会他那著名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真意。胡适自称，他的大同主义是“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一有统系的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他给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所下的英译名词是Cosmopolitanism或Internationalism（今译国际主义），两者意义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适在一开始时概念确实不十分肯定，后来才逐步发展确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传时，特别注意把他所谓的“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以后者来发挥他稍后的“新和平主义”。[16]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这恰是胡适的世界主义一开始就有的特点，其实也是自然的发展。要了解胡适的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最好是从其发展进程来考察。

1912年10月，胡适在读希腊史时，“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时他尚存晚清人的观念，并不十分欣赏世界主义。到1913年初，胡适曾就他的“世界观念”做演说，以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胡适给他的世界观念下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特别认为丁尼生的诗“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的见解暗合。这时胡适仍不欣赏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但已有了他的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主义”观念。这个见解胡适后来讲得不算多，实际一直保持。1917年时他还专门摘录威尔逊的话，威氏说欧战已使美国人不得不变成“世界公民”（此已与古希腊人之义不同），但并不因此减少其美国特色。[17]

到1914年夏，即前述胡适思想有所转变之时，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有变化。那年5月，康大学生对“吾国，是耶非耶，终吾国”（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这个观念进行讨论，胡适以为此意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写信给登载此言的该城报纸批驳之。胡适指出，这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即在国内实行一种标准，在国际又实行另一种标准。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之国家主义”。此信得到前校长夫人的赞许（其实可能是客气话）。胡适大概很受鼓励。两个月后，他又将此作为“狭义爱国心之代表”纳入他关于“大同”的演说。这一次就先后遇到两个人告诉他，其实他的理解是片面的。胡适演说刚完，就有某夫人对他说，那句话不一定理解成“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更多是“无论吾国所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的意思。次日，也听了胡适演说的一位英文教授告诉他，那句话的意思的确可有多解，但其本意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胡适表示同意此二人的看法。[18]

其实胡适心里并未全通。他以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是另一问题。胡适引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话，指出人皆有私心。“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胡适说，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胡适的意思，他对中国是有所隐有所不隐。但其举例皆用中外关系史事，提示了他颇为含蓄的言外之意：他的双重标准说其实是指西方言。他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道德标准不应对国人是一种，对他国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 people）又是一种。那英文的“化外之人”，正白人称殖民地人之语也。这也就是章太炎指责“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的意思。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胡适明知他理解字义有偏差，终不能完全心服的深意。[19]

后来胡适见纽约《晚邮报》社论，说：“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当由欧美两洲人独私有之。亚洲诸国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视之。”胡适因自己“久持此意”，马上给报纸写信表示支持。他读威尔逊在参议院演说，以为“陈义甚高”，实因其强调民族自决也。威氏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寻求将自己的政策加诸别的国家或民族之上。每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让其不受妨碍，不受威胁，不怀恐惧地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威尔逊也曾说：“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这正是胡适所希望的西方的态度。在国家与是非这个问题上，胡适觉得最理想的境地，仍是威尔逊所说的：“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他记录的卡莱尔与他“平日所持相契合”的一段话，仍是说的一种可以最爱自己祖国，但对他国也持公正爱心，同时又不伤害个人所信奉之哲学。像以往一样，胡适想要实现的还是鱼与熊掌兼得。[20]

而且，正如许多20世纪中国读书人一样，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向往着传统的士那种相对的超越心态。这种观念表现在当地一位支持胡适的报纸投书人所引用的孔子的话：“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1]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左传》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善。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适也与他们一样，事急则诉诸民族主义，事态稍缓，便又徘徊于各种接近“大同”的主义之间。故近代中国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但中国人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的具超越性的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

也在1914年10月，胡适的和平主义朋友讷司密斯向他推荐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学说。胡适此时对安氏并不以为然，认为其以生计之说来弭兵，是搞错了方向。因为欧人是为“国家”而战，不是为金钱而战。他说：“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为此目的，不惜灭人之国与种。胡适重申，这仍是因为对国内国际实行双重标准的缘故。欧人在国内虽有种种道义准则，却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三年前进化论者胡适初来美国时，听说美国那时有教师因“倡言‘天演论’致被辞退”，感到大不可解，慨叹为“怪事”！他开始了解到，中国尊奉的“西学”似乎在西方本身地位并不那么高（留学与看翻译西书的大区别就在此）。如今已对西学有更深把握的胡适认识到，达尔文的“优胜劣败”之天演学说“已含一最危险之分子”。所幸英人更有“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来进行限制。[22]

这就提示我们，胡适之所以服膺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而且他广读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经典似乎就是为了从理论上构建他的大同学说。他从斯宾塞、穆勒（J. S. Mill，胡译弥尔）、格林（T. H. Green，胡译葛令）、边沁等人（胡适统称为英国伦理派）的著作中一一读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的意思，而贯之以他提出的“一致”观念。胡适以为，个人伦理应首重一致，即言与行一致、今与昔一致、对人与对己一致。这最后一点，尤宜实行于国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所以，当他说大同主义的根本是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时，生于弱国的胡适实际是以世界主义来反强权，特别是反抗种族和国家压迫。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23]（有意思的是，严复也从穆勒的《论自由》中读出了“群”和“己”之权界，再往下推一步就是群与群之权界了。近世中国人因自身国力孱弱，读西人书的确别有心得）

这进一步揭示了胡适的世界主义或大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胡适就“人群之推广”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这正是西人论民族主义起源最常说的话。但胡适意不止此。他说：“今人至于国而止，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跻大同之域。”所以，“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也就是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重要的是人类不仅仅是一团体，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这里特别明显（康德和格林均同）。这样，胡适就把中国“道高于国”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准则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以“世界的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大同学说。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胡适知道爱国与爱主义有时会矛盾，他持和平主义的德国朋友墨茨，欧战起而不愿从军，就远避他国。胡适说他“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但胡适也指出这正体现了墨茨只能是一个“理想家”。如果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之时，胡适自己究竟爱那样更甚，用他的话说，要等到国家危难时才知。他在1916年9月作的白话诗《他》中说：“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日记中说是因东方消息不佳而做此自调，并加注说：“或问忧国何须自解，更何须自调。答曰：因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可知其虽自命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当年自命为新人物一样，并不能完全认同理想上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可知胡适虽爱国而有时做得像不爱，但发誓祖国有难时将体现其爱；最后更暗示若有别人爱，则自己或者宁可做些看上去不怎么爱的事。[24]

在胡适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是心与行动的区别，心可甚爱，行动则不必一定参与。一个是参与是否能改变局势的区别，如果不能，则如他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所谓待时而动，就是参与能改变局势的时候，就要动。后来抗日战争起，胡适觉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参与了。不过，他自己也一直有要以不朽来报国献世之心，故每引歌德的例子自安其心。歌德说，他凡遇政治大事震动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的学问以收束其心。当一向主张和平不争的韦莲司也为战争所激动，因报名从军未得批准而“感慨愤懑”时，胡适又将歌德的话转赠女士，果然生效。[25]

在理想的层面，胡适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他曾对本城一牧师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并举航海、无线电等为例；而世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域耳”。胡适自己就一向努力消除种族成见。他知道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他到处演讲的一个动机就是要“清除此种恶感”。[26]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适就可脱离不甚高明的中国人之认同而成世界公民，当然也就不受“种族成见”的影响了。但一“家”与世界公民并非同一概念。一家也好，大同之治也好，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胡适自己所持仍是中国观念。而且他一向心细，事情要反复想过。世界一家当然好，但现在实际尚未一家。胡适虽然以歌德自居，以安其心，还要能自圆其说，且眼下的危机也不能不顾，所以每不得不再进而自解。这一点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起的中日危机上，表现得最充分。

早在1914年8月初写的一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胡适就预感到战争可能波及中国。那时他已经据比利时抵抗而失败的例子，判断“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十天后，日本参战以得青岛之势已明，胡适还希望日本得青岛后“或以归中国而索偿金焉”。这个想法，“人皆以为梦想”。但胡适自有所本。原来他认为“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黄种今日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国者，日之屏蔽也。”所以，胡适觉得日本会为中国得青岛。黄白种争，本当年革命党人的口头禅，足见中国公学那段经历暗中仍在影响胡适。不过，胡适对国际政治的理想化和“乐观”，也的确超乎常人，难怪他的同学都笑他“痴妄”。[27]

但是胡适此时还没有想到假如日本的行为证明他确实“痴妄”，中国应何以处之。他在夏天与女友韦莲司讨论过这个问题，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胡适则持两端，觉国防也不可缓。到11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仍主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但在同月韦女士将去纽约时，两人又谈及不争问题。韦女士重申不争胜过争，她也以比利时为例明确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适已有同感。[28]但日本的威胁是明显的，争与不争，都要有个解决之道。

到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他因而从根本上考虑和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胡适以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强权主义，也就是以所谓“天演公理”为思想基础的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他显然已读过更多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天择”之上还有“人择”，养老济弱，就是以人之仁来救天地的不仁。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写的《非留学篇》中认为中国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今思想既然扭转，胡适乃专以此说来纠正优胜劣败之西说。他再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墨子，就发现其以争斗或不争不斗来区别人禽（其实儒家亦然）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他的大同主义。这样，对胡适来说，西方的“人择”说就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思想正名的作用。[29]

胡适问道：“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在他看来，即使中国的海陆军与日本并驾甚至超过日本，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日本有盟国，盟国还有与国。想以增军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和欧洲国家二十年不发展，中国之军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与之为敌的地步。所以，增军备不是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以目前言，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同时“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如果国际道德“进化”到重“不争”的“人择”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

胡适敏锐地认识到日本的行为是以“西方强权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他在下意识中也已暗示先秦中国思想实较当时的欧洲还更“进化”，但这一观念似乎始终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而且，胡适的这些观念不论有多么正确，他的解决之道也太多未知数：日本肯停下其行动来听中国讲人道和公理吗？美国愿意并能够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吗？后来的史实证明胡适方案中这主要的两点都是空想。

胡适认为远东局势的最后解决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与合作绝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产生。[30]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痛诟。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观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胡适与日本人的出发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胡适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而主张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那吻美人的角色。[31]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之时，首先要考虑其实际的利益及其能力的范围。当与其利益一致时，美国是可能愿意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的。但即便如此，美国是否能够做到其所欲为，还要视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定。一战时对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国人当然不止胡适，威尔逊也确曾努力想要实现其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但他的“新原则”终于斗不过欧洲的帝国主义“旧政治”，胡适和许多与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这些理想化的目的不能实现，中国当下应该怎样对付日本的侵略呢？这一实际而具体的问题，胡适并未回答。其实，胡适心中有一说不出口的答案。他知道他所说都是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且是“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如果有人认为这太“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换言之，中国眼下若与日本战，则只有死。正因为这样，他才专门讲大同、人道与和平。“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中国不能打，胡适要学歌德，不得已而言长远之计，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罢了。胡适后来说：“与韦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他这一次由半争半不争到完全不争的转变，就是在韦女士的步步“启发”之下完成的。韦女士对她此次成功，显然非常满意。因为“女士知吾思想之变迁甚审，今闻余最后之决心，乃适如其所期望，故大悦”。但是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并不是想取悦于女友，主要还是他早就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世界已成强权世界，对于弱者来说，除此又有何术？胡适心里明白，他的“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已哉！岂得已哉！”[32]

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又已大变了好几次。从为祖国辩护到看见中国社会体制的大病，再从认为中国的不争思想不适合时代和世界到专以此思想来矫正西人竞争之说，其变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频繁，都已可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还自觉其“思想之变迁甚审”，可知这里的“审”，主要是指思虑的周详。胡适每转变一次，都要试图自圆其说，且努力使之系统化，所下功夫，确足以当“审”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审”，还不知有多频多快。胡适的善变固然是其个人特征，但那段时间的中国甚至世界，都正经历着翻云覆雨、既快且频的大变，胡适已是有意想“以镇静处之”者，余人尚不知怎样变化来“赶上时代”呢！而且胡适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不变，那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仔细观察，每次变化的后面，都可见那一层“不得已”的爱国心。所变者，不过是其表述、诠释以及拟想中的解决之道罢了。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起，胡适认为，中国之事，“病根深矣”。许多留美同学“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反失了“大国国民风度”。在同学会集会专论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参加，先留一条子请会长代读。上面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结果，“会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鸿隽也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这“又来了”数字，暗示了胡适的不争主义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时当然更加不受欢迎。他继而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采取他所称的“理智爱国”（patriotic sanity）的正确途径，并重申：“吾辈远去祖国，当以镇静处之，以尽学子求学之责。切勿为报章之喧嚣所纷扰，致离弃吾辈之重要使命。吾辈当庄严、镇静、勿被扰、不动摇、安于学业。吾辈尤应自我预备，若祖国能渡此大难——对此余深信不疑——乃推动其全面之进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国起死回生。”[33]

胡适知其信不会受欢迎，结尾时特地提醒说，要骂我之前请先细读我书。结果如他所料，这封公开信激起了许多留学生对他猛烈攻击。也如他所料，并没有多少人细读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态度而不是信的内容，总的精神是大家认为他不够爱国。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颇能击中胡适的要害。一位学生批评说：“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则要驱逐他们势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国起死回生要远比在日本入侵之前进行抵抗要困难得多。”另一位学生虽然接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学习，但他也提醒胡适，一个国民有责任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胡适的确早就在思考一个“真正的最后解决”。他以为那不能是对日作战，因为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战；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凯政府正在进行的那样将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列强的支持。“真正的最后解决必须往其他方面探寻——他远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为深奥。余亦不知其在何处；余只知其不在何处。”[34]

实际上，胡适是有意不“逐诸少年之后”而“作骇人之壮语”，以体现其特立独行之处。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张奚若曾对胡适说：“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则天下事安可为耶？”胡适以为，“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35]胡适一向推赞其女友韦莲司的“狂狷”，原来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个，则其在韦女士那里，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率性”的一面了。

胡适下意识中颇欣赏自己少时的“先生”认同和读大学二年级时同学所赠的“博士”绰号，在四十岁写中英文自传时犹不能忘。那两者的共同点，其实主要不在胡适自己说的不爱游戏，而在其“异于群儿”。他这种从小由母亲着意培养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更由于父亲关于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导而增强。胡适有意无意间总爱维持之。他的朋友说他“好立异以为高”，喜欢“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这个倾向的发展。且胡适的立异是要立大异，他认为，在小事上自表与人异，而临大节则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36]胡适对中日关系本有些与人不同的观念，但他做人要“率性”，要与众大不同的倾向也是清楚明确的。

不过，胡适虽然认为在中国人内部“作骇人之壮语”于事无补，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执笔报国”的计划，即对美国报刊上不利于中国的“不堪入耳之舆论”，要予以“斥驳”。在2月初的《新共和》杂志上，曾刊有“中国一友”的来信，说中国人不适于自治，其共和制已失败，故日本的干涉，对中国对西方都有好处。此信的观点不久又为美国另一大杂志《展望》吸收进其社论。胡适“读之大不满意”，分别做书驳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国之友，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胡适肯定，已经推翻了满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之觉醒，也一定会永远憎恨任何外国外族的统治或“指导”。他强调，任何旨在使日本控制或“指导”中国的尝试都只会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中国眼下确实无力抗拒日本武力胁迫下的要求，但中国青年的英雄热血，尽管未必当下见效，必会洒遍共和之神州。胡适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实行共和不过三年，要判断其成败尚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尔逊的观点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权不受干涉地寻求自救之路。中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37]

这正是胡适在实行他以个人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的主张，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论来驳斥西方强权主义。对胡适来说，“执笔报国”的战场不在中国同学会里，而在美国的舆论界。胡适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他对西方有关政治理论的熟悉已达如数家珍的程度，这正是他长期“预备”的结果，也是他高于其大部分中国同学之处，颇能体现“大国国民的风度”。这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其诚挚不下于《留美学生月报》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论表述上则过之。胡适提倡“不争”本是不得已，他其实就很赞赏孔子表扬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家思想”。胡适以为，“国家思想惟列国对峙时乃有之。孔子之国家思想，乃春秋时代之产儿；正如今人之国家思想，乃今日战国之产儿。”[38]一次大战时代既与战国时代相类，则正宜有国家思想。胡适又何曾例外呢！

同时，胡适虽然提倡大家对中日争端以镇静处之，其实他自己的心情又哪里有那么容易平静。胡适在1915年5月29日给韦莲司的信（见日记）中承认，他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可知胡适再三劝大家要以镇静处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约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胡适与其他人一样，心中是极不平静的。心既不宁静，胡适就实行他要“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张，直接以斥骂传教士纾解其愤懑。

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39]

胡适并直接指出，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西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胡适见此消息，“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土耳其政府本来一直要与列强谈判解决此问题，而列强则要先观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维持治安，并以此为由拖延谈判。结果土政府乘欧战之机，一举废除之，“不复与列强为无效之谈判矣”。[40]胡适的口气是明显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面的。他当然更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这才是胡适民族主义真情的体现。

胡适之所以不能在意识的层面完全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胡适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是“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他还有个法宝，有时思不到底时便“展缓判断”。1914年1月下旬，胡适自称近来颇以“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一事“萦心”。其实这是他为康大基督教青年会所请，要在“宗教之比较研究”系列讲演中担任“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和“道教”三题目。但胡适因此提出许多问题，从立国是否须有宗教，到中国，再到孔教的定义和内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国古代其他诸子学说可否并尊，最后还想到如不当有宗教，则何以易之。所思甚宽而极细，条析论列，层层进逼，逻辑性相当强。胡适一向主张要有思想能思想，观此次关于孔教的思考所提的问题，知其的确比大多数人能思想。当他觉得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写下来“供后日研思”。[41]则其在不能决时便展缓判断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学实验主义而后有之。这一点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上也有体现。

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胡适想起十年前读其《湘绮楼笺启》，王氏曾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而且，中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如今“思想亦已变更”，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这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的反思，他从“去无道而就有道”之理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即“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中国人推翻“满清”，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好，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42]

但胡适也觉这样主动选择外国人治中国到底有点不太妥当，又自解说，要点还在“终”字上，“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可是他发现这实是“遁辞”，于理无法再论；又以威尔逊所说的“政府之权力生于被统治者之承认”来论证民族主义，仍发现承认也须有标准，是以种族为标准还是以政治之良否为标准，皆回到前面的两个论据上，故“终不能决也”。这是胡适“展缓判断”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现。实际上胡适是在为他在意识的层面不能服膺民族主义化解。民族主义的各种“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义本身也就“不能单独成立”，当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适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此时他是反对有人“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的，但是他又展缓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选择的“判断”。二十年之后，当日本的侵略再次紧迫时，他会发现自己也不得不认同于他本来十分不欣赏的国民党政权。不管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他终于以此为基础做出了判断。

*　*　*

在更广义的层面，胡适早已找到了他那“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他坚持认为：“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这造不能亡之因的办法，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兴教育办国立大学。胡适重申，一国无高等学位授受之地，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43]

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时人。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约略同时陈独秀因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章士钊提出“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一向主张推动长远之社会教育的梁启超也说：“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44]胡适见此文，觉“其言甚与吾意合”。因为梁也在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更与胡适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发展出所谓“活马做死马医”的观点。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这里的“死灰复燃”，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倒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45]

这么多人对亡国问题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说明这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他们共同的超越立场，很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历来主张道高于治的中国读书人在追求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的高远目标的同时无意中将自己置于国家民族之上的特点。在民初新旧过渡之时代，如果说梁、章二人已近“功成身退”的阶段，或可代表传统的“士”的余荫；陈、胡则是即将升起的新星，应属名副其实的新兴“知识人”的范围。双方在这一点上，观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潜意识中，大约都有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影子在。[46]清季人常说“亡国亡种”，这里的“种”，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取向定义的“天下”。所以国可以亡，新旧士人仍可以去尽“收拾民族”之责以保“天下”。

从现实层面看，如果可以视中国为已亡，则无论进行怎样的破坏，都不致过分。中国的激进化，又多了一层理论的支持。这正是胡适后来爱说的“正义的火气”的一个出处。超越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新旧读书人既可以置中国当下是否亡于不顾，也可以从为国家民族造不亡的远因这一正义目的出发去“拔本清源、斩草除根”。中国士人一向推崇“当仁不让于师”的特立独行风尚，其在担任“社会的良心”时所受的制约，又基本上全在个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义的火气”就最难抑制，而近代中国的激进化就愈发不可收拾了。

的确，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胡适也一向以为救亡已刻不容缓，他的留学日记中常可见到“今日急务”“今日先务”一类的词语，很能体现那时中国读书人的紧迫感。所以胡适有时也确实主张故意激进。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说：“今日思想闭塞，非有‘洪水猛兽’之验，不能收振聩发聋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为‘洪水猛兽’耳。”胡适本人就是中国社会思想演变激进化这一大趋势的产物，他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带着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后解决”方案回国从事其再造文明的志业。

民初时势造英雄的大局已经形成，而胡适确有许多他人不可及之处：他素有做国人导师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他处处把中西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考察，实际是要达到中外平等，故能从中西文化竞争和收受的层面观察问题；他为解决中国问题找到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国文明并立志为之奋斗，终生不渝。这种种条件汇集在一起，就把胡适推到了极少数精英的前列。

而胡适在考虑归国的问题时，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有时似乎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论述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学篇》中明言：中国正处于“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带回新的观点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1] 胡适日记，1911年10月27日、1912年11月10日。

[2] 胡适日记，1912年11月19、21、22日，1914年11月6日。

[3] 《年谱》，第41页；胡适：《中国与民主》，收1915年8月日记中；胡适日记，1916年1月11、31日。

[4]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1日。

[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18页。

[6] 《胡适诗存》，第11页。

[7] 《谈话录》，第169—70页；《胡适致乡友信》（1910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

[8] 胡觉信转自《年谱》，第26页；胡适日记，1911年3月23、24、28日，1915年1月27日。

[9] 胡适日记，1915年1月27日、5月2日。

[10] 《爱国》《本报周年之大纪念》《读爱国二童子传》，《竞业旬报》第38、37、28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476页和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9页。

[11] 胡适日记，1911年6月17日、1915年7月22日。

[12]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

[13]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

[14]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5年3月15日。

[15] 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21日。

[1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传》，第55页。

[17] 胡适日记，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无日），1917年2月23日。

[18] 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19] 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4），第433页。

[20] 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21]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

[22]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26日（以下两段也参见此）、1911年3月14日。

[23]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19日。

[24] 胡适日记，1914年12月6日、1916年9月6日。

[25] 引自胡适日记，1914年12月9日。

[2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7日；《胡适致母亲》（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谱》，第40—41页。

[27] 胡适日记，1914年8月5、16—17日。

[28]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

[29] 本段及下两段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27日。

[30] 胡适致《展望》杂志的信，收在日记1915年3月1日。

[31] 胡适日记，1915年1月4日、3月15日。

[32] 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33] 胡适日记，1915年3月3、1、19日。

[34]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页。

[35]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1日。

[36] 胡适日记，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37]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7日。

[39]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

[40]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1]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43]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21页。

[44]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第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第11页；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

[45] 《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见日记，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适将归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原出《伊利亚特》，而为19世纪牛津运动之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尚未归国，已有让人看到区别的意思，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后来他更浅白也更谦和地将此语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在回国初年的演说中，也不止一次引用并曾以英文读之。[2]实际上，胡适还未归国，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区别已出现了。这一革命，不久就扩大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影响深远，已是非常“不同”了。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之力，也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之力，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对胡适来说，这就是他再造文明志业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适在这一从文学到文化的运动中的努力和作用。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信然。关于文学革命，学界已研究得较多，但以胡适自己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文学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3]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以此衡量胡适的文学观。但胡适的文学观确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处。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发动之前，先简单考察一下胡适在此前后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胡适自称他的文学观是“历史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适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较少注意到他认为后一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时代的。胡适说，在文学方面，“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适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因此，“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胡适一反大多数人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观点，认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不仅诗，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还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4]

胡适也曾用他的进化文学观来解释西方文学史。他在论三百年来戏剧的进步时说，莎士比亚只有在当日才可算是“一代的圣手”，以今日的标准言，“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胡适认为《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决不做的“丑戏”。《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胡的评判基础，就在于他对戏剧以至文学有一根本的衡量标准，即19世纪的写实主义（今译现实主义）。依此去看，以前的戏剧都不足论。不过，胡适的进化文学观又不是完全彻底的。他对西方后起的文学流派也不十分欣赏。据此，他对民初中国那些以为写实主义已过时，说什么“今日的新文学应该谈‘新浪漫主义’了”的新人物，也只视为不可救药的“妄人”。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看不懂新派艺术作品：留学时曾看过一次，虽由韦莲司解释，终不甚了了；晚年仍说“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诗和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5]更可能是他认为中国的进化落后于西方，现在还没有到写实主义的阶段，当然也就不应率尔越级跳入“新浪漫主义”阶段。

这样的中西文学史观，不论在当时和现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独辟蹊径”了。而有意识地“另辟蹊径”正是胡适文学史观的又一大特色。胡适曾把他自己也说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白话文学史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这样一刀“截断众流”，置以前的文学于“边缘”地位，只有在进化文学史观武装下才有可能。但这还只是“竖断”，胡适还有更大胆的“横断”。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6]既然“旁行斜出”成了时代的代表，所有各具体时代处于边缘的文学家就摇身一变而成了“正宗”。简言之，胡适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先把所谓“古文传统史”划出去，再把历代的边缘文学串起来作为正统，然后据以否定历代文人自认的正统。这样的“竖断”和“横断”之后，一部新的文学史就出现了。可以看出，胡适治文学史的方法，实际是一种倒着放电影片然后重新剪辑的方法；以“另辟蹊径”的取向，集“旁行斜出”之大成。而其要点，就在于自说自话，根本不承认历代和当时的主流，当然也不与之对话。

前面说过，胡适先天有一股反叛气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大约还要反得厉害。这样的性格使他特别不喜欢律诗、对联、骈文、八股以及写作中的用典。因为这些东西都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中国传统，最不宜有反叛气质者。他常说律诗不通，一是要凑对子，一是要用典。胡适以为：“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他觉得“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一旦摒弃过去的观赏标准，评判结果当然不一样。故胡适虽然背了几千遍杜甫的《秋兴八首》，“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也认为苏东坡的文通诗不通，因其写诗好用典。胡适看了比他老一辈而享誉当代的律诗大家陈三立的《散原诗集》，发现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7]

不过，胡适反对律诗和用典的文章，也因为其“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他以为，文学的价值就在明白清楚。“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胡适一向强调写诗作文不能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能否看懂。他说：“我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的”，而且胡适写文章的确是有心栽花。“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因为“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胡适有意想学梁启超，因为梁就能使读者跟着他走。胡适知道，要文章明白清楚就很可能会造成“浅显”，但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8]作文要“处处为读者着想”而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已体现出文字不过是工具的意思。

胡适文学观的又一个特点即是文以载道观念，这也是其不脱离中国传统之处。至少到1915年夏，胡适对文学的理解基本是采文以载道的取向。他那时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为“甚不易读，其所写皆家庭及社会纤细琐事，至千二百页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终卷。此书所写俄国贵族社会之淫奢无耻，可谓铸鼎照奸”。小说而至于难读，足见胡适的认真。不过，如果托翁听见他的小说别人要靠耐心才能读完，岂不大愧。而胡适耐心读完之后，从书中所见却是“贵族社会之淫奢无耻”，颇类其读吴趼人、曾孟朴的谴责小说，这样的知音，大约也是要使托翁大摇其头的。一个月后他说，他在十六七岁时刊于《竞业旬报》之小说《真如岛》中，曾“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那就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此时他已认为少年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则文学本身的优美也是重要价值。[9]胡适虽然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少年时的局限性，但也许是因为少时的观念入其心中已深，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这一取向。

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其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结果其讨论评判常常多及形式少及内容，有时甚至只及形式不及内容，给人以重形式轻内容的印象。前述他反对律诗骈文的，其实都在形式。胡适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所以文学革命也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一生治学，都有重视作为工具的“方法”超过工具所表达的内容这种倾向。这又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不一样了。中国传统的观念，文既然是载道的工具，当然远不如其所载之道重要（实际也确有不少人为了“因文见道”，结果只在手段上下功夫，始终未达“见道”的目的）。但胡适却用他的进化文学观轻易化解了手段压倒目的这一矛盾，并以此作为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块基石。按胡适的意思，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新酒必须用新瓶来装；瓶子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与酒同样重要。所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0]

了解了这些观念，我们再来看胡适手创的文学革命，就较容易把握了。早在1914年夏胡适还没有自觉的文学革命念头时，他实际上已在开始文学革命了。前面说过，那年夏天他的思想一度动荡，此后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强，自觉“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体现在胡适一向自视颇高的做诗上，他已“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而且，胡适似乎特别喜欢做“吾国”所没有的事。那年7月，胡适做了一首纯说理的诗，颇觉自豪。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远不如西人。[11]我们且不管“言外之意”与“说理”之间有多少逻辑联系（实则恐怕根本是两事），但胡适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独创性。从方法到形式的“不依人蹊径”既然成为他做诗的一个发展方向，走向白话诗的可能性已见端倪，文学革命也呼之欲出了。

胡适自己把文学革命的开端定在1915年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学生开始着意于中国文字的改革。那正是在他转学前后，被停止奖学金，因中日交涉时的言论在留学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转学，心情大约比较波动，容易兴奋和激动。胡适自己解释所谓“逼上梁山”，即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那压迫他的“环境”，或者也就隐含这些扰人之事。有一位姓钟的留学生监督处职员，每在给学生寄支票时夹寄一些受传教士影响的文字宣传改革。胡适以前收到无数次，并不觉十分反感。但此时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关于中文应改用拼音的宣传文字时，一向颇有修养的他竟写信去骂钟某。寄信后又有些后悔，于是他约赵元任共同在美东中国同学会上发起了一个文字改革的小组讨论。[12]

但胡适所谓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主要还是“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结果却做出许多激进的事。这话中的“经常”二字尤其准确。因为胡适虽然不时“率性”，主要还是向往着“作圣”。而且，就对中国文字的态度言，胡适在那时确实属于偏保守的一边。那时在美国，“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胡适则认为：“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Inflexible），徒见其不通文耳。”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胡适自己有少年时的特殊训练，对中文运用颇能自如。而有些留学生不仅不通中文，甚而不会中文，看法当然不一样。中国的文字是胡适一生中一直公开肯定的少数中国事物之一，他后来多次言及中国文字的长处，包括在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时也是如此。而且，在那次文字讨论会上，赵元任的题目是汉语拼音化，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文言易于教授。从题目看，胡比赵还稳健保守得多。足见胡适在那时确不算最激进者。

实际上，胡适那时的有些观念还基本在传统之中。1914年他参观波士顿图书馆，见“藏书既少，而尤鲜佳者，《三国演义》《古今奇观》《大红袍》等书皆在焉”。在中国旧小说中，《三国》的确不是胡适最欣赏者，但后来逐渐“激进”起来时，也曾把《三国》捧得很高。此时却作为藏书不佳的例证，正是典型的士大夫观念。而且，胡适在留学时所做日记及其他文字仍用古文。他二十岁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那个调子来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这是晚年倒放电影时才觉得“难为情”，当时却不然。他写该传的结论部分，不过三百余字，竟“终日始成”，不禁慨叹“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其艰如是也”。[13]则知虽因久不做古文而笔已生疏，口气还是亲切的。值得一提的是，林译小说一般要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才较多被人用为古文范本（详后），胡适真要算林纾少见的知音了。

前面说过，胡适的防守心态甚强，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外来的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他自己所说，“一连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渐的强迫我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这些外在因素当然也不都是压力，比如胡适提到的“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康乃尔附近来了一个中国女学生陈衡哲。陈女士触动胡适的，也许不及她触动后来的夫君任鸿隽的多（至少从被触动者的一面是如此）。胡适在离开康大到哥大时，先以“我诗君文两无敌”与任鸿隽划分了文学领域的“势力范围”。可是一向被胡适视为忠厚的任鸿隽，在与胡适辩论诗的形式时一直不让步，多少有在陈女士面前争胜的心理在起作用。任鸿隽暗示胡适的诗言之无文。他说，中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所以，解救的办法在加强学问而不是在文学形式上做文章。他特别指出：“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14]忠厚的任氏尚且不让步甚而进攻，当然更促进了胡适的“斗志”。

关于胡适与其朋友就文学革命的辩论内容，几乎每一本有关胡适的书都所述甚详。[15]本书就不必重复了。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胡适认为可以用作文的方法做诗；因古文已成“死文字”，故可以用白话入诗，进而到完全用白话做诗。双方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我的朋友们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可知辩论双方，可能都有为取胜而强化立场的倾向。如胡适最强硬的对手、因辩论而几至绝交的梅光迪所说：足下“自居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不过，大体是胡适“激进化”的程度超过他的朋友们“保守化”的程度。实际上，梅氏就并不反对文学革命，他自己在这封信中就也提出四项大纲作为他的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16]

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诗中，有广为引用的几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这里胡适第一次点出了“文学革命”四字。但胡适这里要“鞭笞驱除”的鬼是中国的鬼，可是任鸿隽戏和其诗，挖苦胡适的“文学革命”不过就是将外国人名音译入诗；并将这些音译字集在一起，也说是“鞭笞一车鬼”，但特别注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意思遂一大转。胡适似乎并未读出他和任鸿隽两人取向的差异，这是他将要走上反传统路径的先声，只是还没有到“有意”的层面。但胡适知道任是在挖苦他。他虽强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终于还是觉得要讲清楚，所以在和诗中一面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一面希望大家“愿共努力莫相笑”。[17]

此后，胡适在颇感“孤独”的心境下，努力以“作诗如作文”的方式创作白话诗，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诗国革命”。他先定下了《尝试集》的题目，然后进行他的尝试，可知也还有相当的自信。胡适本自认是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也常有同学称赞他，如留学生张子高就说胡适的诗文足以当“雅洁”二字。胡适自己则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此话看来颇为谦虚，但如果对比前引胡适所说清楚明白就是有力量，有力量才是美的观念，这已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他在1916年初总结自己去国以来的成绩，觉得散文虽“有退无进”，韵文则“颇有进境”。这大约是他后来把作文的头把交椅让给了任鸿隽的原因。胡适到晚年看法依旧，认为他留学时的“文不如诗，诗已有了家数，能够达意，不用典了”。[18]

以今日对诗的看法而论，胡适以作文之法做诗这个“尝试”，并不十分成功。曾受胡适攻击的南社诗人柳亚子就说胡适“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柳或不免有反唇相讥之意，但诗与文如果全无区别，则何必写诗？一般而言，诗在宣泄感情上的功能似大与其表述观念的功能，而胡适做诗恰好反是。周策纵先生说，胡适的“个性太冷静、太‘世故’了……所以他的诗、文，都有点冷清感，与梁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大不相同”。比如，胡适哭亡女的诗就“写得太做作，太轻浮，太不能动人感情了”。又如，“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特别是写徐志摩那首，“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够深沉厚重”。更要紧的是，胡适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发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19]周先生的见解是有见地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

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的提供，恰说明连在他自己心中，这也并不十分肯定。但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胡适的尝试诗的路径，他实际是在把诗的形式的革新作为主要的目标。这仍是他几十年一贯的“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同一取向。胡适不但写诗是在发宣言，他的“怎样写”也是在发宣言，后者恐怕还是他想要发的更重要的宣言。

所以，我们不能据今日的后见之明来观察胡适的白话诗，也不宜据我们自己或别的什么人所持的标准来评判《尝试集》。问题在于，从发宣言的角度看，胡适是否获得了成功？梁启超在读过《尝试集》后，曾写信给胡适，说他“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梁是老辈，但也是最趋新者，善于领会时代气息；同时，他在旧诗上与胡适一样曾得力于晚清桐城文人。梁似乎读出了胡适要发的宣言，因为他在表彰之余，实际上对胡适诗的形式提出了批评，委婉指出胡适在诗最重要的“音节”方面，功夫太差。[20]虽然其所见是在负的一面，梁既然看到的是诗的“形式”，仍可以算是胡适的知音。可知胡的宣言没有白发。而且，以梁的身份，在颇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则《尝试集》在出版当时便有相当的“征服力”，也是无疑的。

要全面弄清《尝试集》在当时的威力所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只能俟之以将来。广而言之，《尝试集》主要是借了整个文学革命的东风，但其本身也必须有具体的能使人服的地方。换言之，即使这一诗集不过是把一般人吓唬住了，它吓人的地方究竟何在？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胡适的白话诗在格式上创新颇多，其以英语的译音入诗，就是一创举。最常为人引用的一句就是“匹克匿克来江边”。引用者多少都学过一点英语，他们的引用无不带点挖苦的意思。从他的老朋友任鸿隽到后来的新朋友溥仪及晚年的“好后学”唐德刚，均在此列。但是这些人未曾料及的是，在民国初年尊西成风时，许多外来字词正是靠着其译音而获得言外之魅力（charisma，又是一个难以找到对应汉字的词）。君不见民国初年“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比“民主（早年也译民治）”和“科学”说起来响亮得多吗！当年思想论争时，一方只要将“德谟克拉希”或“普罗”一类的字词挂在口上，通常就可操几分胜算了。故胡适本意虽只是略做尝试，但歪打正着，无意中恰增添了其白话诗的“力量”，真可说是“功夫在诗外”了。

歪打正着仅是一两个小侧面而已，绝不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所在。胡适自己认为：“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21]的确，“有意的主张”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与前此也有白话诗文存在的一个根本区别。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同为有意，还有进一层的区别。胡适在1922年时说：“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他认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22]

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师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他少年时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白话文字大概也都是写给“他们”看的。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而这一改变就使他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文学，使通俗文化有凌驾于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23]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胡适的确有意识要合“他们”与“我们”而成“全国人民”，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但没有做到不等于不想做到，胡适在意识的层面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这恰是他要仿效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胡适的民族主义思想正蕴涵在此。

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24]而且胡适又最善于对一个题目做有系统而合乎逻辑的表述，他论述白话文的重要，确实也比许多人更加透彻和系统。但这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的又一重要途径。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25]这就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文学革命的路径。盖其全从接收者一面考察问题。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我们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我们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不仅各自都较薄弱，而且几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过去对从文学革命到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认知，显然已说明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件之全貌。余英时师在讨论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之时，已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这里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层面着手，进一步从接收者一面考察和诠释文学革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余英时师认为，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础就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他们也是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章杂志的主要城市读者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观念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他们。“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陈独秀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6]

的确，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别人的“蒙”。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话。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被“启”的“蒙者”一边，自己是否承认被“蒙”，或其承认的“蒙”是怎样一种“蒙”（很可能只承认不识字而被“蒙”却并非是不知新知识那样的“蒙”），及其是否想要或愿意其“蒙”被“启”，恐怕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能讨论的问题。[27]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者先启自己的“蒙”，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可以做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仍是留学生，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当然就要拥护白话文运动了。前引陈独秀所说的文学革命社会背景，若仔细观察，实际上就只限于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或知识青年，真正通俗小说（未必白话）的读者群是不同的（详后）。民国初年的中国有一班不中不西，中学和西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之辈，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但其对社会承认的期望却不比上述任何一类人差。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是非常理解这种希望走近上层社会的心态的。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28]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29]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是事实。

胡适写那篇文章的口气，似乎尚未有意识地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看待。其实他们才真是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我们”。这些人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胡适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这已与其《文学改良刍议》的第三条矛盾了），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30]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边缘知识青年一夜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如前所述，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有意学梁启超，“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努力使他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别人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同时，白话文运动的迅速成功也还有另外的非思想的原因，那就是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

胡适曾说：“天下古今多少社会革新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作革命家。”胡适自己确实当得起“头脑细密，顾前顾后”这几个字。但他的性格又有反叛的一面，提倡怀疑，讲究“率性”，喜欢立异，且因少年以来的成功而自信心特别强，结果是“旁逸斜出”的胆子比大多数人都要大；更由于从小养成的防卫心态，遇压力就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所以胡适头脑并不简单却具备了头脑简单的社会革新家的许多功能性特征，两难之局在胡适身上竟能杂糅，发难搞革命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胡适终因头脑太细密，又要自我保护，鉴于在美国遭大家反对的经验，为了怕守旧派的反对，在写成文章发表时，故意委婉出之，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31]这说明胡适对当时国内情形的了解尚有误差。但其主张正适应了国内一大社群的需要，结果不仅未遇到反对，简直还大受欢迎。

对胡适来说，没有压力，便不会反弹。因为他原本就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眼看革命就要真的变成改良时，恰遇到陈独秀大张旗鼓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胡适与陈独秀的配合就更有意义了。陈是身与清末革命之人，胡则只是同情和间接参与；我们虽不能说陈的头脑简单，但其不容人反对的革命性确比胡强不知多少倍。正如胡适自己说的，当年他的态度太和平持重，“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两人不仅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互补，而且，如余英时师指出的“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32]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但是，胡陈合作的意义远不止此。它还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精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而且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33]梁氏著此书本为胡适所促，书成后又经胡适“有所是正”，不知这一段是否就是据胡适提出的意见增改的。因为胡适最爱引用纽曼的诗：“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则梁意不过为胡做铺垫罢了。不过，梁氏也指出，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这当然说的是晚清的现象，民国以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不过，虽然参加，又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就是与国内的精英，也没有多少沟通。

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胡适以为，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实际上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了。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要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觉参与无由。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34]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多在书信中，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上也只有留学生他们自己看。“出所学以饷国人”正是胡适的愿望，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预备。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的作用就在于使胡适和其他人“能出所学以饷国人”，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主要是为国内刊物《新青年》所写，发表后颇有“轰动效应”，于是一举成名。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许多人也认同这一观念。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35]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而一旦接收一面对其重要性有了“自觉”的认识，事物的发展又会很不一样了。

比如胡适提出的“活文学”，其实都是依其自定标准来判断。胡适非常认同于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观点，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这里就仍有“我们”与“他们”）。[36]问题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换言之，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士人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任鸿隽、梅光迪、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的。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37]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的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人——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人——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人似乎都不准备放弃；但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人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做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五四之前的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38]但在几年内最先接受白话者竟然包括素称落后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规定小学课本使用白话文。而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证实是哪些人在读文言小说，哪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39]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诸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知识精英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底）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民初新旧杂陈的现象后面还要进一步探讨，但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事实已隐然可见了。甚至可以说，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学革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务。

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看上去似乎与更早的文学革命运动相对立，至少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时的攻击目标，基本上是集中于已“落伍”的文学革命时的前辈。但两个运动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大致仍是遵循文学革命时期“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宗旨，而又认定文学革命者们已不能实行此一主张。“普罗文学”口号的提出，虽然有苏俄的外在影响，但也说明左翼文人已感觉到文学革命者生出交涉的一般人似乎还不够“一般”，所以才往更“一般”的方向走。故左翼文化运动的实亦沿着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发展：反对是表面的，继承是内在的。这当然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对像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是把当时讨论甚多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的“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考虑的。胡适也一样，根据他的进化文学观，“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文学革命之后，必然要进到思想文化运动的下一阶段。[40]而文学革命在接收者一面，则是边缘知识青年找到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立说接收两面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正以迅疾的速度向前发展。

胡适曾暗示，文学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激进化有关。因为北京“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采用国语。这远远超出了胡适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的预想。[41]如果以“守旧”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新，其余方面的激进自不难想见。当着文学革命走向文化运动之时，中国的激进化又有增无减，整个场面就更加不会平静了。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回国本意是要搞建设，他在回国前曾说：“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但到临动身前，他又发现国内局势不佳，南北分立，“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胡适担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画，思之怅然。”[42]不过，这最多不能建设，离破坏应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于很能建设的地位，他倡导的文学革命也强调其建设性，但实际却很快走向破坏，这大约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但这是为什么？又是“为环境所迫”吗？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可深化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至少有以下六点：中国正在激进化的大潮中；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异同；作为接收者的边缘知识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启蒙就要破坏；传教士的角色认定使胡必须批判；由此产生的不容忍“愚蠢”。下文即从这些方面来考察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近代中国在思想一方面，确是以不断激进化为主流。中国人的激进在与外国人比较中体现得最明显。留美学生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不激进者。但胡适观察到，康大世界学生会在1912年10月搞摹拟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时，温和派之塔夫脱，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投票。中国学生基本是选威尔逊和罗斯福者各半，两氏在那时“皆急进派也”。更有甚者，全会中“举社会党者共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43]留美学生如此，余人不难想见。

因为思想的激进，在社会一方面，也曾形成“新的崇拜”，社会变动的上升几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社会变化再回过来作用于思想，就形成了新即是善、旧即是恶的价值判断。表现在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竞争上，又以辛亥革命为一个大转变。最主要的变化即是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变了。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一段话说得简单明了：“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辛亥革命后就完全反过来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4]

为了拥护新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对干净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取向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胡适等人外出取经所负的“使命”原来就是要“以西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正如严复说过的：“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他们“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也是可以理解的。[45]同时，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人，都曾受过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礼，在心态和行为准则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气味”。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带着“正义的火气”。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则“摧残异己”也是合乎逻辑的了。这样看来，新文化人在此时强调破坏的一面，就可多从革命心态和陈独秀上面一段话去理解。[46]

正如胡适所说：“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其所攻击的八股、选学、桐城派，无一不是死老虎。胡适自己后来就承认，正是钱玄同提出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47]钱氏并非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只是后起的响应支持者，而革命的对象却由他来“找到”，其间所透露出的消息，意味就十分深长了。胡适所说的“找对象”，真是传神之语。钱玄同在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口号之时即指出：“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想要“找对象”的倾向甚明。后来“此辈”并不“咒骂”，颇使新青年同人扫兴。鲁迅在钱玄同约稿的要求里即看出了“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钱氏后来不得不自己化名出来咒骂自己，正是想要自增价值那种“找对象”情结的自然发展。[48]

萧公权先生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未能见到‘孔家店’已无多少顾客，要打倒它，无异是打一死老虎”。这是萧先生做学问太君子，所以被新文化人“欺之以方”了。若将陈、胡、钱的话联系起来看，则立新必须破旧，革命要有对象，哪里还管老虎是死是活呢。胡适晚年提出，有人说他打倒孔家店是不确的，当年是胡适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而非自打，似乎表示对打倒孔家店并不完全同意。若从胡适爱用的断狱方式看，支持打与自打当然有区别，但若从动机和思想倾向去看，两者殊无二致。那么，胡适的意思何在呢？他在《怀念曾慕韩先生》一文中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意所在了。[49]本此确可将胡适与“打孔家店的吴虞”（其实这也只是吴的一个“形象”，若把两大本《吴虞日记》读一遍，即可知吴氏身上“孔家店”的成分，恐怕比胡还要重）区别开来。这又可见胡适有些话是有所虑而发，且婉转出之，不能全从字面看。但他并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却又要支持的苦心，其追随者是无法知道的，结果当然是用力去打。

新文化诸贤在攻击传统之时常以小脚小老婆为标帜，亦多类此。但民初的新旧中西纠葛和错位也实在太复杂。社会地位本来不高的小老婆在成为革命对象后，居然也曾起过间接打击新派并刺激其进行“反击”的作用。赛珍珠（Pearl Buck）观察到一战后许多援法中国劳工娶回了法国白种妻子，有的已婚劳工实际娶的是小老婆。这些法国女子后因中国情形远不如其丈夫所描述而纷纷回国，但未受多少教育的劳工终可自夸曾娶过白种妻子，这就大大毁损了白人在中国的声望。这与梁启超等说西洋文明也出了问题恰好同时，因而也就进一步刺激了新派对旧派（已包括一些老的新派）的进攻意识。

而且，新文化诸人在安身立命之处是颇为传统的，其激烈反传统部分也是为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所鼓励，遵循一种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脉相传下来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进取向（说详第一章）。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路与此如出一辙。陈在论及社会进化的惰性作用时说：“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如一开始只主张五分，结果只能得二分五，中国社会进化就白受二分五的损失。鲁迅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胡适后来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50]“走极端”而加以“拼命”，反起传统来怎能不激进。

新文化人从传统中找到反传统的思想资源这一事实提示了他们与传统的若即若离。总的来说，新文化人属于因近代科举制废除和新学堂建立这样的社会变化而造成的新兴知识人社群。他们的观念与传统的士有同有异。前面已提到，他们大体上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或者说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但有一个大的区别，士要直接参政，而知识人则倾向于“讲学复议政”，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51]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最佳表述。结果，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都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实际上，民初不论社会区分上的士与知识人还是思想区分上的新派与旧派，其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

的确，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时代意义，就在于其迫使所有的中国读书人对中国传统（虽然当时并不用这个词）进行全面的反思。不论新派旧派，都必须面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士人的心目中经过了一个从世界的中心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到世界的边缘的历程[52]）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新旧两边实际上都想要找到重新回到中央，或至少是达到与西方平等的地位这样一条路径。这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两派的认识其实并无大的分歧。其对中国传统的诠释虽然各异，取向也不相同，但正如傅增湘所说，不论是“改弦更张”还是“匡掖废坠”，“趋途虽殊，用心则一”，[53]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考虑和最终的意图出发的。

新派反传统而主尊西，是基于对“中国学问有何能救国于目前”这一问题的负面回答。[54]旧派实际上也提不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其心中的想法与新派实相近而又说不出口；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丢弃传统，则人心更不可收拾。于是除了沉默地坚持，没有别的办法。正如胡适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清季以还不同时段的各种所谓旧派，其对问题的认知与各种新派实相近，而对新派的各种解决方法却又不能苟同。梁启超后来说，他诊断中国之病与共产党人是“同一的‘脉论’”，但又确信中国之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他虽自称有治病的良方，实际上却又提不出来。[55]这最能代表各时期的旧派那种所虑者远而当下无策的无奈心态。

传统的士的责任是务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远虑。这一点，民初知识人也力图继承之。鲁迅在批评晚清全国都去讲究实业制造的倾向时说，科学是本，实业制造是枝叶，舍本求末是不对的。但他也特别说明并非要大家都先去研究科学，待有了结果再去搞实业制造。所虑者“举全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终不能长久。因为“居今之世，不与古同”。故一般人讲求实利和学西方的技术均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结果于目前，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56]换言之，较合适的分工应是大部分人求枝叶而少数人寻其本。但民初包括鲁迅那些求本的知识人，不仅自己特立独行，对别人讲话也往往一开口就不知不觉中总是要说到本上去。本为多数人说法，却常常说到少数人那边去。自己所思者远大，也希望别人如此。到底还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总希望一下子有一个“最后的解决”。

一个社会通常只需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若人人都“屹然当横流”，则社会不复能有相对持续一段时间的“大潮”，一般人也无法随之漂泛。众无所趋，就只有成一片乱象了（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的大潮，如章太炎所说的“因盛雨而成横潦”，转眼即逝，也只会加剧乱象）。实际上，也只有具相当根基和学养者，才可以去求本。若人人求本，而又无学养上的准备，结果只能是本没有求到，枝叶也丢掉了。当然，枝叶的寻求，同样需要相当的根基和具体的学业准备。近代中国之人，讲制造时人人都在讲制造，眼看有了一点做事的气象，为真正的实业打下一点基础，却忽然大家都一转，去谈什么“西政为要”的西学，不复有人再讲制造，那好不容易造成的一点基础也就付之东流了。结果只剩下少数人坚持搞制造，那本应是大多数人求的枝叶，竟然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人在做，本末至少在分工上是倒过来了。

所以，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相表里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在一窝蜂似地“寻本”（即使讲制造之时，也是都以为在讲求富强之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倒是还留在那里讲求前次之“本”者，反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了。而一开始大声疾呼不要都去求末而忘了本的另一类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也常因更新的“本”又被发现而落在大众之后，旋即成了群众的尾巴。以后的情形大体类似，到民国初年大家都讲究文化时，讲西政又不时兴，这正是北洋政府能屡次停开或废黜国会的思想大语境。而且国会废了也没有几个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一则大家对北洋本无多少期望，更主要的还是都去寻求“更加根本的”文化，以为把根本解决了，政治也自然会好起来，还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看民初痛惜国会不存的几个人，多半是已“落伍”的什么“派”，找不到多少追随者。

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读书人的共相。这也反映了从士转化为知识人那一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的某种困境。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待在象牙塔里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的。[57]问题在于，读书人在社会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人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或者说，士与知识人在社会意义上似乎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离。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

胡适也是这样。他的知识人训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长远着眼，而且有时恐怕是太长远，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不免脱离当下的实际，难为人所理解。胡适在1937年致翁文灏的信中将其注重长远之计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他以为像北大这样的国立机关“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的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58]这话虽是新文化运动后二十年才说的，却与他早年的思想殊无二致。而胡适的士大夫意识又促使他关心眼前的国是，必须对当下的国事做出反应；不只是议政，而且必须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且胡适又特别注重青年，不管别人听不听，总要对他们说法。

结果胡适实际上是在同时向至少两方面的人说不同的法，但听众却未必总是了解他每一具体的“法”是在向谁说。当其对某一方面所说的法为别的方面听到时，自然不知其所云何意。且胡适这些“我们”有时说得顺口，或来不及分辨听众时，也常将高级机关应注重的事向大众说法，或反之。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景，未能形成今人所谓的共同思想言说。结果是大众常觉不知其所云，而高级机关如北大倒培养出不少更关心“十字街头”而少注重象牙塔的学生。20年代清华国学院鼎盛时，清华人常以为北大人只会搞运动，真正做学问的人还在清华，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某种程度上，能在许多人求末时提出还有更重要的本，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人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可是在求本求到文化之时，似乎也难以再进（再进就只有说什么“全盘”一类，连本带末一起讲了）。而且他们即使在务本时，讲的还是破坏多于建设。知识人既然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青年了。胡适与孙中山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的青年，正是“知”与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本来边缘知识青年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青年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59]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不能不说是受了激进趋势的影响与外在环境的逼迫。

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通常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胡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激进大趋势的驱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老师向学生靠拢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后文还要讨论。以胡适写文章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取向，即使他并不有意追随学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影响很可能也是使胡适无意中走向激进的一个因素。

而且，胡适既然要想启蒙学生，总不免要从批评现状开始，也就是说先要做破坏性的工作。余英时师已指出，近世中国士人把传统和现代一切为二，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之观念”。[60]因为与传统决裂正是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后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西方人重视传统的作用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其思想基础就是对理性的高度崇尚。既然是理性为尊，传统自然没有多少价值。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一开始无一不带有反抗既存权威的性质，均是在与社会既存权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故对传统都感觉到不同程度的压力。从文艺复兴的再造文明到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盛时的再造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都是面向未来，都要和传统进行不同程度的决裂。文艺复兴本是一种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如使用民族语言等），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认同，尚不与传统进行根本决裂（在这里传统是多元的，要决裂的是大帝国的传统，要认同的是大帝国中民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讲究阶级的认同，无意再造国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所以干脆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61]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的副标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借文艺复兴时欧洲国家的前例来说明中国问题。前面说过，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不同之处就是不分“我们”与“他们”而要合成一个中国的“全国人民”，其思想资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国语促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先例。但胡适也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另一不同之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作‘死文学’”。[62]换言之，文学革命的建设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要主动与传统决裂。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实际上恐怕主要不是这么一回事，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在传统没有粉碎和新旧没有打成两橛的情形下，康有为革新孔子，章太炎发展庄子的齐物论，虽然已搀和不少西洋内容，总还是在传统中寻找资源。这与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相去甚远。章太炎的齐物论融会佛老，“以不齐为齐”，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诸子学兴起时的多元倾向，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温故而知新”的传统精神。这与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正相对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后立的取向，一方面是受中国近世思想激进化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

沿此趋势发展下去，更形成不学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爱国的认知。民国以还，中国“新”的崇拜有增无减。林语堂在1926年参与东西方文明讨论时，认识到那些讲东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东方的忠臣义子爱国的成分”。他主张，爱国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为爱国，改进为媚外”，则对中国自身不利。[63]林氏的观点正确与否暂可不论。惟其在“以保守为爱国”之前加一反字，实透露出保守即不爱国的潜台词。且林氏这样说时毫不感觉有加以解释界定的必要，可知这已是许多人的共识。林语堂在民国远非以激进著称，尚且有此认知，余人之观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激进化进展中，胡适既深受这大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同时，胡适在归国前自定位为传教士的使命感，将会使他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的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

为了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胡适被迫做出许多调整。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在于其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例如，胡适本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后来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64]这样，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胡适态度的这一根本转变，除了他那传教士角色的认定，就是国内环境的影响使然。有此思想基础，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且并非只有胡适如此。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虽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纾的信中所说，他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聘桐城派之人。同样，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65]

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愚蠢”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这再次体现了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心态和胡适爱说的“正义的火气”。胡适一生谨慎，唯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这虽然与他“暴得大名”之后略有点飘飘然有关，但传教士应具有的“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所支持的对愚蠢的不容忍，应该是他这段时间颇具进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础。

正如前引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傅斯年如此，陈独秀亦然。他自己就曾叹谓：“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66]上面所引他所说的几个“不得不”，都属于这个总的“不得不”的组成部分，都分明告诉我们他那种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态——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都可割舍。既然如此，新文化人就走上一条故意激进之路。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攻击，就是遵循故意激进这一取向的。攻林最力的钱玄同1921年致胡适的信，就很能代表这些新人物内心的想法。钱以为，《三国演义》的用处即在高小学生“读过几部今语体小说之后，即可看此书，以为渐渐看古语体书之用”。他拟出今后学生看书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读不同程度的国语课本；第三，“读语体小说，不论新旧，但须有文学的价值者。”第四，“读《三国演义》，以为由今语入古语底媒介。”然后可看梁启超、胡适等当代人的文言文，最后则“大概可以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了”。[67]可见钱内心中还是把林纾的古文看得甚高。这最能体现新文化诸人反桐城派不过是故意取法激进，以得折衷的实际效果。其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学生能读古书，以继承中国的传统。这种苦心，人每不知，他们也不一定要人知。但后来的研究者也不知，说他们真反古文，是厚诬前辈了。鲁迅曾说，不读中国旧书，最多不过不会写文章，可知他是认为要写好文章，正应看中国书。只是他们觉得当时中国的急务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即要在“行”的方面以西洋之长补中国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读中国书的说法。[68]

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的笔战，就是考察民国初年思想界激进化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次象征性的新旧之争，一般均认为是以蔡胜林败为结局的，当然也就是新战胜了旧。这个看法，最多只有一半对。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恐怕应该说是林胜了蔡。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只要细看蔡元培对林纾的驳论，便可见蔡无非是一一力驳北大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实际上蔡在驳林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此虽是论战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争论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对方的观点，而无自己的立论，等于就是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如此，则即使胜了战斗，也是输了战争。

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为小说正名。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给小说以“现代学术荣誉”，也就是要“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诸人其实是继续林纾的努力。若论中国小说转向以西方为本位的典范转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小说在中国由士人不屑的“小道”而被提上台面，也是林氏的功劳。以前的文人写小说，都不署真名。林纾虽以古文名世，译小说却肯署原名。概言之，“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击胡适“把《水浒》来比《史记》”，则两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69]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最后得到承认却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

可是新文化诸人既然要找革命对象，就不能放过林纾。读过一百多本林译小说的胡适即曾主动攻击林纾那篇主张古文不宜废的文章，其本身的古文就做得不通。林纾在论古文不宜废时，曾老实地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据此指出：“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也。”其实这未必是古文家不通处。桐城派学习作文，本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由烂熟而能仿效，就是前一阶段。林纾虽被视为桐城派的殿军，或者还未达后一层次，“能”而不“大”，也就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可能是桐城派式微的内因。不过林氏只是桐城派以至“古文”的一个载体。据新文化人的观念，载体的高明与否，不应累及其所载之体以至所载之道。陈独秀在1920年就讲到白话诗文质量不高是因作者“艺术不精”和“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与“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70]而他们却不能用同理来对待“古文”，多半也是其“正义的火气”太甚的缘故。

关于整个事件，这里不能详论。无论如何，在一般人眼里，林纾是失败者。郑振铎说，这次争论之后，在一般青年看来，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郑想要给林氏“平反”，于是指出林的“主张”虽然失败，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71]实际上，林的失败恰是在“地位”上而不是在“主张”上。蔡元培的答书集中在否认北大存在林所指责的“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两点上。但蔡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假如蔡的辩驳是成立的，则北大所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只是程度还不够罢了。所以，如果从观念上看，应该说是林纾的主张取胜才对。

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到次年9月，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普及与提高》中，说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则胡适已认同于论敌了。陈独秀在年底的《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提高与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适关于北大学生应侧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学生水平一点上，与胡的意见并无两样。陈说：蔡元培长北大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混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72]用中国“旧思想”谈西方“新学问”，正是名副其实的“新名词运动”。两位老朋友虽然主张采取不同的对付手段，看法却是一致的。新文化人或者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了林纾的观念，或者因其与林氏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观念本相近。这样看来，民初的新旧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态度上而不是观念上。林纾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中国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受害者”。

*　*　*

胡适曾终生取笑林纾论古文不当废时所说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实话。但胡适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同样太计及长远而失之简单空疏，无法与再年轻一辈人所向往——且为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所支持——而理论又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竞争。郭沫若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出胡适过去的研究也是只“知其然”，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73]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郭类似，也指出胡适对中国社会未能提出系统和具体的论断。[74]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超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新”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新月异！

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1921年5月，胡适曾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75]

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号。[76]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

[1]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

[2] 胡适日记，1921年4月30日。

[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4页；《口述自传》，第137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页。

[4]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胡适文存》卷一，第45—49页；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6月3日。

[5] 《谈话录》，第66页。

[6]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1928，“引子”。

[7] 《谈话录》，第131、242页。

[8] 《谈话录》，第23、240、6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0页；《四十自述》，第123页。

[9] 胡适日记，1915年7月10日、8月18日。

[10] 胡适：《逼上梁山》，收入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111页。关于胡适思想中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的倾向，余英时师已有详论，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40—44页。

[11] 胡适日记，1914年7月7日。

[12]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8月26日、6月6日，1914年9月13日；胡适《逼上梁山》，第104—105页；《口述自传》，第137—140页。

[13] 《谈话录》，第280页；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1年8月25日。

[14] 《口述自传》，第141—146页；胡适日记，1916年2月10日。

[15] 胡适自己的叙述则参见《逼上梁山》全文（第104—132页）和《口述自传》第七、八章。

[16]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8日），在《年谱》第52页和胡适日记1916年8月各有所记。

[17] 胡适日记，1915年9月17、19、21日。

[18]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1日、1916年2月24日；《谈话录》，第280页。

[19] 胡适日记，1917年6月所附“归国记”；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4—276页。

[20] 参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242—243页。

[21]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7页。

[22]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92页。

[2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6—27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0页。

[25] 《口述自传》，第166页。应该指出，胡适的“最重要”是数个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2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陈独秀语也引在此。

[27]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8] 此文收入姜义华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引文在第239页。

[29]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10页。

[30] 《口述自传》，第229、166、163页。

[31] 胡适日记，1921年6月3日；《口述自传》，第149页。

[32] 《口述自传》，第164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3—14页。

[33] 本书所用的是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80页。

[34]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4年6月29日。

[35] 胡适日记，1917年6月所附“归国记”。

[36]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64—165页。

[37] 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24日（7月30日补记）。

[38] 《口述自传》，第164页。

[39] 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1981.

[40]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4、29页。

[41] 《口述自传》，第164页。

[42]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43] 胡适日记，1912年10月30日。

[44] 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第19—24页，引文在第20、24页。

[45] 参见《口述自传》，第43页注4；严复语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1页。

[46] 《胡适致苏雪林》（1961年10月10日），引自《年谱长编》第10册，第3768—3769页。

[47] 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胡适作品集》第18册，第16页；《口述自传》，第153页。

[48] 钱玄同自署名的“通信”及化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5年2月；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49]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第374页；《谈话录》，第240、233页。

[50]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1919年），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页；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第24页。

[51] 《口述自传》，第36页。

[52] 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122：2（Spring 1993），pp.125-150.

[53] 《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86页。

[54] 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5] 许氏的话引自胡适1914年12月9日日记；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1页。

[56] 鲁迅：《科学史教篇》（1907年），《鲁迅全集》第1卷，第33—34页。

[57] 《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58] 《胡适致翁文灏》（1937年5月17日），《书信选》中册，第357—358页。

[59] 毛泽东曾在湖南组织“问题研究会”，这样重视“研究问题”的在当时国内还不多见。参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恽代英信见《年谱》，第73页。

[60]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216页。

[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6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49页。

[63] 林语堂：《机器与精神》，《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65页。

[64]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1927年2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1页。

[65] 《谈话录》，第220页；林、蔡往来信函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7—275页，下文引及不再注出；陈独秀语见《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通信”栏。

[66] 傅、陈之言分别载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和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三联书店，1983，第323页。

[67]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38页。

[68] 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69] 《口述自传》，第230页；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收在钱锺书等《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7页；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

[70] 《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所载胡适撰“通信”；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04页。

[71]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的翻译》，第1页。

[72] 《年谱》，第88页；《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第5—6页（栏页）。

[7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74] 余英时师对此有精到的分析，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7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99页；《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书信选》中册，第295页。

[76] 《闻一多全集》（12），第50、52、380—381、402页；第2卷，第367—368页。参见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207页。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较长时段的观念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就在于提倡白话文。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今日就正在使用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也不会被取代。但是在胡适回国之初，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胡适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种思想和学术领域。自他得名以后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或批评，在许多学术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1]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思想“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他的“思想作风比我们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要‘现代’得不知多少倍”！[2]这真是胡适常说唐先生的“胡说”了。一个人的思想能风靡一时，必因其思想与其时代紧密相关联。如余英时师所说，“能造成轰动的思想，必然是由于这种思想恰好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那种超前“不知多少倍”的东西，藏之深山而风靡于后来是可能的；但在其同时代，岂止不能风靡一时，恐怕根本就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所以，还是余先生说得对，胡适能以少年”暴得大名”，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取得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一 初到北大

胡适在留学时已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是“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其实又何止文学，这实际上也是那时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全貌。所以胡适也隐约感觉到更广义的旧文明日渐消亡，而新文明之来又遥遥无期的困境。这是胡适留学时的一项主要忧虑，曾与多人论及。1912年底，他与新到美国的任鸿隽、杨铨谈。两人谈到国内“时下人物”，都有“晨星寥落之叹”。大约就在那次，任鸿隽对胡适说，中国“今日乃无学界”，这是指学人而言。胡适则进而认为，“岂独无学界，乃并无学问可言；更无论新文明矣。”[3]这种学术思想的空白感，是胡适回国后写的《归国杂感》的一个核心观念。由于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所以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章太炎在当时也有与胡适类似的感觉。他于1918年在重庆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关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中国传统观念，张之洞曾有典型的表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由此看去，学术思想的空白不但是民初国无重心这一整体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太炎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物“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也就不能持久。[4]太炎所说的历史是广义的，约略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文化传统。则国无重心正因为风云人物已不能把握中国文化传统。

但另一方面，太炎的话也提示了一种时势造英雄的意思。清季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时也不完全因个人的胸襟学养。太炎自己的“历史”知识，当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就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唐德刚先生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大的影响。[5]但以“历史”知识武装起来的太炎思想，那时似乎就与当下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不起来。

太炎真正持久稳定的地位，还是在传统的主流学术界。余英时师指出，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尽管儒学自晚清以来已受到西方观念和诸子学的强烈冲激，自身也因今古文之争而削弱，颇露摇摇欲坠之相；但大体而论，儒学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各挑战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胁儒学的理论体系，其载体也未能构成有力的社会依托。正因为如此，诸子学和西学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仍在相互声援。[6]它们在学术上对儒学的打击，多半是假手儒生本身。甚至可以说，实际打击儒学最厉害的，恰是经学领域内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顶尖人物章太炎和康有为。[7]

不过，余先生也指出，虽然在传统学人个人身上，儒家学理仍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的基本源泉。儒学作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言早在清末已开始破产。民国成立以后，各种尊孔、祭孔以及正式奉儒学为国教的活动，其实都是儒家意识形态崩溃的反证。“孔家店”实已不打自倒。但是，孔教问题不仅一度困扰远在美国的胡适，引起他的深思；同时也使陈独秀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将文学革命作为更大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预示了新文化运动最后会归宿到全面性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思想革命。

同时，从清季到民初的中国士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也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到文化的过程。清季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网罗”之说，实已包括文化在内。谭氏对时人的影响，特别在走向激进破坏一面，也不能说不深远。但“冲决网罗”提出之时，士人的主要关怀，不论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都还在政治层面。许多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立宪；另外不少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推翻清廷；更有大量的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共和。民初的几年，是使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失望的几年。这一段失望经历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人们因对共和制在中国实施的失望而对共和制度本身失望，进而开始对整个政治或中国的国家机器失望。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问题已不是帝制与共和的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国与民已打成两橛，于是存在一个先救国还是先救民的问题，既然国家机器已不可救，则不如先全力注重“救民”；在激进而主张破坏的大趋势下，沿着“救民”一途，更发展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造成国民性的传统文化这样一种认知。结果，士人的主要关怀就由政治而转向文化。[8]

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的确是光明得多。”那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从民国2年起就渐渐坏下去。“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9]这段话充满隐喻，把时人关怀的转变表述得非常生动。而且，希望之后的失望所带来的悲愤，又远过于本无希望时的痛苦。其容易走向激进，自不待言。这里面所说的“旧相”，就是新文化人要致力攻击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偏于建设的一面，如余英时师所说，民国初年“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晚清思想界对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梁启超所说的“举国以为至言”；而且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都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这部分是因为会西文西语的西洋留学生没有参加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故一般中国士人对西学“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同时也因为清季大量译书的情形到民国却未能继续。胡适注意到，民国“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非留学篇》）。这可能仍与中国的激进化有关。老的译家如林纾虽仍在译却已被视为“落伍”；当年转译日文书的东洋留学生或入政界，或已变为西洋留学生。新的译家尚未大量出现，翻译界也就处于一个低谷。

最谙西学并一直反对“中体西用”观的翻译大家严复，本来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老年仍持此基本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以前他事实上是在主张实行全盘西化，但心中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学“合一炉而冶之”的实际结果。晚年严复主政北京大学时，肯定这一取向已成“虚言”，继续下去只能是“终至于两亡”。所以，他打算把大学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0]

可以说，早年的严复所说的确是文化整体论，但他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文化整体论有区别，认为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严氏到晚年则进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观念。严的本意是要发展中国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当然只有回过头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翻译西学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所以严复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他个人的进一步西化。对严复这样真懂西学的人，西与新和中与旧之间并不像一般国人那样划了等号。可是严只是特例，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这样，胡适回国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盛雨”欲来风满楼，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只等一个可以与此盛雨“里应外合”之人来打开思想缺口，让人们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既然像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超这样的学界巨擘已不能适应“盛雨”欲来之前的满楼之风，而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者又无意为做“国人之导师”而预备或预备不足，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典范危机。中坚主干之位既虚，就给原处边缘者，特别给像胡适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长期坚持预备者提供了进取的机会。青年胡适恰好在此时出现，终得以借盛雨而成潢潦，开新风气，树新典范，并形成了席卷一时的“新思潮”。

据胡适给新思潮所下的定义：“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引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话，指出：这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在他那篇著名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同时提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具体地说，“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新思潮对中国旧文化的态度，是一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整理国故”；其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这就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观念。[11]

余英时师说，正是胡适提出的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张之洞等人关怀的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胡适完全同意，但觉失之以“简单拢统”。他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体明确。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而且他主张输入的，也全是“新”的西方学理，中国人当时趋新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新思潮就是“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新思潮首先是“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胡适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这再次体现了激进的中国环境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在美国念书时本来对尼采不甚欣赏，如今却引为新思潮的根本出发点，其态度之变化不可谓不剧。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12]所以，这一准则之用于中国文化，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这样看来，胡适不是全往尊西趋新方向在走吗？从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记住胡适是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就知道其实也不全然。他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确实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来，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新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3]这里的“学问平等”，正是针对的“世界上的学术”，是胡适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学”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了。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事业”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过，胡适的“本我”也时时在与其“超我”冲突。他既要做“传教士”，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趋新；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新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领域里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中国自身的学问而言，胡适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开来”四字概括之。一方面，他确实有意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这可以从他指明的新思潮将来的发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面，他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不过，胡适虽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他如果想在全国做国人之导师，首先必须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众学人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上层文化领域里树立自己。

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15]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他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这里的“口才亦不甚好”，很值得注意。胡适善于系统表述自己的见解，是从小讲故事就培养起的；后来在美国又专修过演讲课，且以长于演说著称于美东。世上哪有用自己的母语演说反不如用外语者？且墨学恰是胡适下功夫最深也最有心得的部分，讲起来正该得心应手，何以会表达不顺畅？实际上，胡适自己反认为马叙伦口才不好。他曾对吴虞说：“幼渔、夷初［马叙伦字］皆肯看书，而口笔二者均不行。”[16]胡适居然在与口头表达“不行”的马叙伦同台演说其最熟悉的墨学时而落得“口才不好”的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他当年已在外演说多次后初登演讲课讲台时仍发抖出汗的“前科”。这样看来，这次应该也是在内行面前缺乏自信吧。

胡适晚年提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钱玄同对他这位“留学生”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使他“受宠若惊”。因为钱“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17]这里说的虽是胡即将归国之时的情形，其实在这晚年的回忆中也可包括他初到北大那一段。胡适在这里无意间道出的他和钱玄同各自的身份认同——一为留学生，一为太炎门人兼古文大家，很能提示那时北京大学真势力之所在和胡自己地位微妙的消息。实际上钱至少那时还不能算是古文大家，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着当时最得势的太炎一派，应无疑问。这一“居然”的认可和“赏识”，对胡适在北大地位的支持极为重要，他晚年还记得的“受宠若惊”，信非虚言。

胡适初到北大时，当时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后来能聘到许多欧美留学生做教授，据蔡元培的回忆，还多是因为胡适的介绍。那时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东洋派。李敖先生以为，这些人“国学根柢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18]而胡适却偏偏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开始时的不见得受欢迎，也应在预料之中。

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19]

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绝对不承认。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非汉儒之所能。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纠正这个错误。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20]

不过这只是像其他许多次一样，属于开始时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复了。有意思的是，胡适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却得力于几个比较有权威的学生的支持。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以胡适少年受学的经历和当年靠考据得高分而获留学资格看，清季民初整个思想界虽然趋新，从下到上各级主持考试者恐怕都还相当“旧”。或者因为中国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终有限，评判起来较为困难，各级考试时国文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应不例外。这样，学生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因为自己少年受学经历的缘故，当然倾向于接近在国学方面已获学术声望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实际是站在我们今日所说的“保守”一边。这个情形直到1921年吴虞进北大教书时仍未根本改变。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必然偏向于后来取胜的“新派”一边。但我们只要细查北大“新派”学生名留青史者，始终也就是那么几位，就可知其在当年确实未必居多数。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实际情形，大约是教授中趋新人物多而学生中守旧者众。故新派教授对学生不免有一种提防的心态，陈独秀就颇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这样不久前还是黄侃高足者，是不是旧的一边“派来作细作的”。[21]

有了北大校园内这种“社会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学生帮忙对胡适的重要了。实际上，立说者的思想要能与各种范围的“社会”发生“里应外合”的作用，从社会视角看，也就是听众是否追随和追随者的多少的问题。在北大这样存在学生地位特殊这一传统的学术社区，听众的功能又更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氏自己也是怀疑者中的一个。这是胡适地位尚高而两人关系也很不错时所说。几十年之后，胡适在大陆已是批判对象，顾氏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他明言，因为胡适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22]

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这个“裁断”，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3]

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24]

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胡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25]这里大约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却远不止此。因为“我说胡适不通”时，还只是一厢情愿，或者确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到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时，已肯定是真觉得不通了。

“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26]今日自不必探讨翻译的准确与否，但那时的国人对此并无统一的认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适之前的北大，“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据此取笑胡适。我们切不可将历史的电影片子倒着放，以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顾颉刚读书时，陈汉章是教一年级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而胡适则是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27]两人的取向的确不同。对陈氏而言，既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则其用一年的时间只讲到《洪范》正无可厚非。过去中国人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以三代为最高境界，当然是主要讲清三代就好。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是有体会的。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中国哲学”之主要精神，却不容否认。陈氏本非讲“历史”而是讲“大纲”，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蕴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定。

反复申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要翻什么案，以贬低胡适所起的划时代作用。也不是说我们今日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可以取消（但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套中国思想肯定只能造成“始乱终弃”的结局）。正相反，这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胡适所开的风气之宽广。今日我们所说“哲学史”即“哲学之历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适开始肯定下来的。

余英时师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但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顾氏对胡适讲课的回忆已提示了答案。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换言之，顾、傅等人“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余先生进而指出，顾颉刚这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他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结果，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译作库恩）所说的建立了学术思想的新典范。[28]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的意味。

“异军”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但这些“异军”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这就可以看到“典范”的限制作用了。

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的书。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但蔡“序”特别强调胡适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则是个大误解。不过当时不止是蔡氏有此认知，自诩为“讲新学而力求汉学根底”的吴虞，在没与胡适见面之前就以为胡适是“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实际上，唐德刚先生已指出，胡适曾亲口对他说，他“绝对不承认”人家把他列入“古文家”一类。为什么胡适本不喜欢汉学，而人皆以为他是汉学家？这可能是因为前述胡适到北大后曾努力攻读太炎著作，且由于钱玄同和大量北大同人的缘故，不能不对太炎表示相当的敬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中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大的同事里，则说钱玄同、朱希祖都给了很多帮助。两人也都是太炎弟子。[31]而且，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为的考据，而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做考据便等于汉学家了。这恰是时人对胡适的新考据认识不足的表征。在胡适看来，他做考据用的是“科学方法”，非古文家所能梦见。而胡适对汉学家的看不上眼，也不排除其潜意识中有点宋学的影子在起作用。

胡适的少年教育基本是以宋儒的观念为依归的。1910年，在准备出国考试时，胡适得其二哥的朋友杨景苏指点，开始接触汉代的治学方法，并购置《十三经注疏》带到美国细读。但在读了汉儒的《诗经》注疏后，他觉得仍是他幼年所读的宋儒朱熹的注“比较近情入理”。所以，余英时师注意到，胡适早年对汉学大家章太炎的学术，“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1914年9月，胡适游波士顿，读到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颇怪之。则此时尚以经师视章而怪其不似经师。其隐含的认知是经师应没有太多“谬妄臆说”。可知他虽不喜欢汉学，心下对汉学家也还重视，但这种观念似乎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1916年初，他又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说太炎此论“可谓无的放矢”。[32]其余几篇早年考据文章，也多有非议太炎处。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1917年4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做的。余先生以为，这是胡适“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就其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此文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可以看出，胡适对汉学是批判多于亲近的。

但胡适虽然偏爱宋学，却并无真正宋学家那样强烈的门户观念。他在出入汉学与宋学，见其差异明显之后，用一句老话说，实际上也就走上了“调和汉宋”之路。胡适喜欢宋学，是因为其“偏重于哲学性诠释”。基于同样的缘故，胡适在今古文经学中也是站在今文家一边。他认为古文家“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了解”。1921年5月吴虞到北大，与胡适谈，胡对吴说：“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朱希祖字］犹信之，如何要得。”[33]胡适本视“古文”为已倒，自然不会亲近之。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即讲究理解，与宋儒“偏重于哲学性诠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胡适也认为，近三百年以考据为表征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其批判的精神，恰是源自北宋时期。因为宋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一学，就在其对更早的汉学的怀疑和批判。这是有心得的见解。因为考据的前提正是怀疑；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对汉儒是信多于疑，但却是在对宋儒大疑的前提下信汉儒的。胡适既然在宋儒中看到的是疑的一面，其融合汉宋就比较容易了。

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汉宋。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了。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新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句，最多为人引用。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35]

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早在190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他晚年自称，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式来“整理国故”，“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的意识的确很强。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词”的框框，离了这些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结局。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这里所谓“不好看”，也就是“好看”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学”的概念。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术语出之。到“中体西用”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和“西学”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但此时的中西“文化”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术语的转换正提示着思想界典范的转移。冯友兰回忆说，梁漱溟在1920年做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梁本是少不读诗书的，所以趋时较快；其学说很可能也主要以能趋时而行于世。因为梁氏学问，以自身的真体味见长，本不是容易造成轰动者；可知其学说的风行，多半是因为能得风气之先；其所借重的，正是思想界典范转移的东风。不过，思想界虽然有了从“中西学”到“中西文化”的典范转移，前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遗传给了后者。连北京大学的教授，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仍不能有一个肯定的诠释，遑论一般人。[41]这大约也是梁氏学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胡适的哲学史所起的开风气作用还不止在中国，罗素就认为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蔡元培指出的胡适所具备的许多人没有的长处，也基本适用于西方的汉学界。罗素指出，西方几乎没有一身兼汉学家和哲学家的人。以前西方人读到的中国“哲学”著作，都是由基本不懂哲学的人翻译的，译者对中文原著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而真懂哲学的西人，又读不懂中文。简言之，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的“哲学”一直是隔膜的。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之人，且能以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这在看不起美国人的罗素是褒中略带贬义的）表达出来。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的沟通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42]这个划时代的作用，要到冯友兰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才顿减其开拓意义，这就是后话了。

吴稚晖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流弊”，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43]这虽然是吴氏的门户之见，但也从反面论证了胡适开风气的影响有多广泛。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特别是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子》，尤为当时人所推重。吴稚晖并不是无的放矢。梁启超治诸子学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特别在“墨学”上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这时他恰好脱离政治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就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辨新诂》的刺激之下而写成的。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论证之。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44]

后来胡适驳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也爱说“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等，虽偶有说对的，然实多是待证的先入之见。所以柳诒徵说胡适的史论，“诬古而武断”，又“强词夺理”，[45]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胡适既然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我标榜的，当然也不能在每一点上都毫无漏洞。柳氏所说的“诬古而武断”，在胡适那里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阔斧而已。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46]是知胡适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

无论如何，如果说胡适在北大的讲课已树立起他的学术地位，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在上层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快从北大传布到全国。1920年梁启超综论清末的考证学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过一年，已被认为是在考证学的“正统”之内了。清儒之正统也就是汉学，这里当然又有误解；且梁氏自己在当时是否够正统或够资格评定正统，恐怕也要打个问号，但这究竟是一个重要的承认。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已相对稳固了。

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是同时看重他“截断众流”和“平等的眼光”两点贡献，而北大学生当初差点闹事则只看重其“截断众流”一点。这或者因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经学的大本营，太炎自己颇长于诸子学，故对他们来说“平等的眼光”是比较自然的发展。但“截断众流”则只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学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认为是“绞杀”中国思想。不过，对胡适个人来说，他以前对今文学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他的“截断众流”，以《诗经》为有据可依的古史的依归，还真是他在美国读书时所得，是以自我创造为主的。而且，胡适后来自己也一再强调杜威思想对他从《尝试集》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面影响。那么，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呢？

三 思想与方法

胡适在晚年做《口述自传》时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47]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在1915年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类似的话胡适在其中英文著作中曾反复说过多次，是不容不信的。但不少人觉得胡适此言总不那么能尽信。常见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杜威的信徒。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的凭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胡适自己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杜威影响的不很多，首先他就未能说服为他做《自传》记录的唐德刚先生。他的留学日记中极少提到杜威，更少提到杜威的哲学。据他自己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札记不适于记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并号称另有详细的哲学笔记；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札记被文学革命这个“最热闹的题目”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他受杜威先生的“绝大影响”。前者也是说得通的，后者大概更真实。胡适在哥大时平均每日要发三封信，有的还相当长，记日记的笔墨也不少，恐怕认真读杜威的时候都不多，遑论记。但胡适特别声明，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的提供，恰表明连在他自己的下意识层面上，杜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十分确定的。

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治学“大体上也是以‘整理国故’为主的。离开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胡适之就缴械了”！唐先生并多次指出，胡适治学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甚于其受西学的影响。因为胡适“对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48]那么，在治学所受的影响上，究竟是胡适的自我认知对呢，还是他的“好后学”唐先生更对呢？换言之，别人知胡适竟可能超过他自己吗？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用胡适自己的“小心求证”的方法去考察胡适的治学方法及其与杜威思想的异同。

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那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关胡适治学方法的思想资源，都未必得自杜威。而且那年夏天的发愤，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说的受康乃尔大学新唯心学派攻击杜威的影响，更多可能是因为那时要转学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恶补，正如初到上海用功于英文算学和初到北大后猛攻太炎学说一样。那么，在此之前，他又受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如果胡适确实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学方面受的是什么影响呢？

夏道平先生是认为胡适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个。他曾据胡适在40年代后期写的一篇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判定“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欧陆型的，没有美国型的特异色彩”。连美国型都不是，当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关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论。我的看法，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一点上，胡适的确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节主要讨论学术方法，这就不详述了。然而，以一种简单明快的读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要考察胡适服膺的是何种自由主义，自不能仅看其专论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而应看胡适的所有相关文章和其所作所为，因为胡适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只有将此大文本认真考察之后，才可以下结论。吴森先生是专治哲学的，他也认为胡适没有读通杜威，其所论证并非全无依据。[49]不过有些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理解诠释问题，似不宜以近年的后见之明来质之前人。如果我们非常简略地回顾一下杜威的实用主义何以在美国兴起，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9世纪末的美国还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美国理想主义因与清教的联系，特别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负，很像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通行有所妨碍，实用主义在他手里并不盛行。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对此杜威有非常亲切的表述。他认为讨论什么“国家”与“个人”这样的抽象词语起不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作用。杜威说：

如果我们讨论什么［抽象的］国家和个人，而不是讨论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则其意旨不过是将普遍概念的魅力和声威及其意义和价值凌驾于具体情景之上，因而就掩盖了具体情景的不足，也就隐去了认真改革的需要。

这样反空洞理论研究的话在美国人已感觉理论框框重负的情况下所说，对时人来说真有如释重负、大获解放之感，自然备受欢迎。当时即有人说：“我们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50]这么多年来，胡适是不多的读懂了杜威的工具主义对实用主义以至整个美国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国人。他敏锐地认识到詹姆士的哲学“终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战，将实用主义工具化和简单化，也就是胡适所引用并强调的：把哲学的对象从“哲学家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51]这不也正是胡适一生努力之所在吗！仅此一点，胡适已够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也是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不过与当年的美国人角度不同而已。他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与杜威思想有许多共通处：他先已在寻找一种“致用哲学”；杜威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胡适说杜是实验主义大师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他自己的看法也类似。所以余英时师说胡适还没有研究杜威思想时，“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52]

胡适在1914年初完成本科学业后曾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他在同一天记自己关心的问题有三，即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与天赋人权说之沿革。胡适曾说他在康大时“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康大的黑格尔派是所谓新唯心主义派，总爱批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自称他对杜威的兴趣即因此而起。[53]但更可能是因为康大的黑格尔派恰不那么经世致用，如果先存寻找“致用哲学”之心，则在那时的美国早晚要投到杜威名下。胡适在此时已明确地表露出了他后来的学术和思想的方向，即注重致用，尤落实在“术”之上，而不看重“新奇之学说”和“高深之哲理”。这里的“三术”，至少其二与他所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另一个西人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在1935年所做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揆诸上面1914年初的观念，至少赫胥黎这一部分是成立的。他最早受赫氏的影响当然是来自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但后来赫氏的“存疑论”（agnosticism）对他的启发更大。而怀疑又是胡适治学方法的一个主要支点。

两人对胡适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赫胥黎的影响主要是在消极一面的“怀疑”；在积极一方面，杜威教他如何求证，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套方法。所以贾祖麟以为，实验主义对胡适来说不过是怀疑的方法论，是对理性怀疑的必要甚或必须的补充而已。胡适特别声明，他的哲学史著作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导，这是不错的。胡适在哥大只修了杜威两门课，一是“社会政治哲学”，一是“论理学之宗派”。这两方面，都是胡适最受直接影响之处。前者是胡适一生努力实行者（详后），后者直接启发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结构。余英时师特别注意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么“名家”，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即“为学的方法”；后来他更把这一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杜威“论理学之宗派”一课的“洋为中用”了。[54]由此看来，胡适1935年关于赫、杜二人影响他最大的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怀疑也好，求证也好，不都是中国的考据也要讲究的吗？在胡适接触赫胥黎之前很久，他就已从父亲的遗教中领会了宋儒“学则须疑”的精神。疑了就要考，就要证，要证就要有据，这都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胡适在还不太熟悉清儒考据著作时，在1915年夏天曾讨论了“证”与“据”的差别。他说：“据也，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而“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吾国旧论理，但有据而无证。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结论是“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55]这正是他在发愤读杜威著作之时，这里的科学方法，除“根据法理”来证一条大约是新事物外，余皆清儒已用之法。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适的思想显然并非完全来自杜威的哲学。余英时师经过认真研究后下结论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

胡适曾自述说：“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胡适称他十几岁即知怀疑，也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这个方法即在对考据学的发展中求得。前面说过，胡适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调和汉宋”。他写《诗三百篇言字解》，就自以为此文所用的方法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而“不完全是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当然也没有胡适尚未感兴趣的杜威的份。几年后胡适写出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就已突破了《马氏文通》，特别注意到语言和文法随时代演进而变迁这一重要现象。但这里他也没有提到受杜威的影响。[56]

讲文字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可知其“大胆”假设的功夫，渊源甚早。他在1916年底的日记中说他治学是“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是知在1914年以前，胡适治学还颇靠“臆测”，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不够的。则胡适一生奉为依归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早有前者，到1914年始有后者，回国后才又从清儒那里发现，而两者均与杜威关系不大。胡适最早接触宋儒论“疑”的语录来自他父亲的日记。据胡适回忆，他父亲胡传在1868—1871年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时，书院的山长刘熙载每将宋儒朱熹、张载等人的语录印在作业纸顶端。胡适就记得在其父所收藏的作业上见到张载的语录：“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唐德刚先生曾查过《张子全书》，只找到诸如“学则须疑”一类意思近似的句子。余英时师以为最接近此语的应是《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信然。[57]

这是否张载的原话是一事，但胡适记忆中张氏的话其实反映了胡自己的认知。胡适把怀疑与进步连在一起显然已有与朱熹不同的“现代”含义。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崇拜“新”的大趋势下，进步本身已成最高价值。人治学不能不进步，今既然不疑就不能进步，怀疑在治学中的地位就相当高了。这个地位更因进化论在中国的“始祖”赫胥黎所正名。赫氏在西方，其地位最多不过接近中国的梁启超，在讲“哲学家的问题”的西方哲学史书中，便不会有他的地位。胡适是关注“人的问题”的，对此曾大表不满。但赫氏在西方专业哲学界的无地位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的权威，所以胡适在他那里引来“存疑主义”和“拿证据来”的口号，都极为理直气壮。[58]

冯友兰曾说，“疑古”是五四时期的一种风气。这里的“疑古”就有着某种现代意味，而且一些顶尖学者还在竞争谁更能“疑古”。冯氏回忆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这个问题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他未免耿耿于怀，因此更坚持他的说法。”胡适对梁和冯都确有耿耿于怀之处，是否即因此，当别论。胡适晚年仍记得在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上，其立场“反被认为比我的一些朋友们更为保守”。[59]他果然一直注意是否保守这一点。冯是过来人，有其亲身的体验，他的话大致是不错的。梁、胡、冯都是“疑古”这一条战线上的战友，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在立意上也超过乾嘉诸贤，是以主动“疑古”为出发点的。

唐德刚先生曾将胡适的治学态度与冯友兰的相比，他以为前者是“无征不信”，不肯犯错误；后者是“举一反三”，有所得就先发表出来，以后再来改正错误不足之处。从这方面看，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60]但这也说明胡适受传统学术影响之深，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观其在留学时以多修课而三年读完四年的本科，同时又多读中国古书，还要演讲、卖文、写信，则可知其应付西学实在是全凭聪明，而课外与学术有关的专门著作，读得并不多，也没有时间去读。可以说，胡适在学术上自称受的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也多半在能与乾嘉治学之道相通的地方。所以胡适不仅早年是靠“国文”立脚，后来也确是靠“国学”立威。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确是个“国学家”。

但杜威、赫胥黎在“正名”和“整合”两方面的作用是划时代的。不仅赫胥黎持“存疑主义”，要“拿证据来”，杜威也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下产生的”。[61]有了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胡适的观点就成为“现代的”了。同样，胡适以前熟悉的从宋儒到清儒的怀疑考证，都是相对零碎的，直到他细读杜威的著作之后才构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这种整合作用和本领正是使他能超过北大旧学比他好的师生之处。胡适少年时就有的怀疑倾向能达到“现代化”这样的高度，西哲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整合这一过程是极其关键的。胡适自己就认识到：“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的”，因而以前有关学术史的著作中所用的专有名词许多都有点“名实不符”。比如清代的考据被认为是“汉学复兴”，胡适便认为很不妥当。而胡适的贡献，恰在于“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诠释并写出了中国古典学术史。

胡适另外还列举过几位对他治学方法有影响的西人，一是在康大教“历史辅助科学”的布尔（G. L. Burr）教授，所教的东西胡适所记得的几乎全是与校勘有关者。布尔教授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胡适去看浦斯格（John 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版本学”那一词条，胡适在此文中发现原来中西校勘学的研究方法颇为类似，不过西方的要更彻底、更科学；他据此但改用中国例子写出了一篇《论训诂之学》的文章。胡适最后提到的是哥大的乌德瑞（Frederick Woodbridge）教授，胡选修了他所开的“历史哲学”一课，但胡适能回忆起的却全无“哲学”，仍是对史料的甄别校勘。[62]可知胡适从西人那里得到的几乎全是支持中国考据学的内容，这些内容中许多并不一定要从西人那里去学，则不止杜威、赫胥黎，其他胡适受业的西人给胡适的，主要仍是为他将从事的考据学正名和整合而已。

但杜威等人起的这个“正名”的作用在尊西崇新的民国初年却是极要紧的。胡适自己说，就治学方法言，“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不过，“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具体言之，杜威的帮助就在于使胡适对中国近千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治学方法有了“现代的理解”。胡适强调，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句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63]没有杜威，中国的考据就与所谓“桐城谬种”没有多大区别，既算不上什么“学”，恐怕还属于被“打倒”的范畴；有了杜威，考据就成了“考据学”，而且其身份认同也由旧变新，一举飞上枝头变凤凰，进入五四新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学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现代化”了。其间的差异，真是名副其实的霄壤之别。胡适怎么能不一再强调杜威的影响呢？中国的传统影响必须靠西人赫胥黎与杜威来正名，正名之后复取代原始影响而被认知为真正影响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个个人“文本”有意无意间深受尊西崇新大趋势这一“语境”所影响的最佳表征。

当然，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胡适的确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对此余英时师已从思想史和哲学方法论等角度做了清晰论证，就不详细引述了。简言之，余先生指出：“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他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从这个背景出发，胡适看到实验主义中的“历史的方法”及其“假设”和“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与考证学的方法同属一类。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胡适也深信这种“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特别声明杜威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特别的主张，只留下了一种名之为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正是因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从杜威基于美国社会背景而发展出来的一些特别主张中抽离出来，用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具体问题。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适应的范围越广，胡适的影响也就越大。

而胡适对杜威方法的处理也不无问题。正因为他认为这一方法已经抽离出来而具普遍性，他在套用此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时有时就不免反而学得太拘泥，忘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同时，胡适认知中的杜威方法也是经过整合的，有时也纳入了他在其他西人著作中所得的内容。比如，胡适所说杜威的“历史的”或“祖孙的”方法，即“总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种方法被胡适视为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重要武器，也是他列举的杜威方法最重要的一条。其实他在1917年读阿克敦勋爵书信集时，即已摘录其中说及思想的放射和发展，都有自己的祖先和后裔等。[64]

那时已在发愤读杜威之后，却并不见提及，只是到后来才渐归之于杜威。杜威论述此法当然可能比阿克敦勋爵更系统，但在胡适，这与他将有些中国东西归之于杜威大体相同：胡适所谓的“杜威方法”其实是个集大成者。杜威曾说：“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杜威不懂中文，他所认知的“中国”正是通过胡适等人之手，所以他看到的中国就已成“东西文化的交点”了。胡适也确实能实践他老师的话，他整合出的“杜威方法”就的确是个中西文化汇合的产物。

然而汇合的东西总要有所改变。贾祖麟注意到，温和的杜威到中国的胡适手里就变得激进了。他指出，杜威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设法使失调的社会或文化重新获得和谐；“创造的智慧”也是用来结合新与旧的。但胡适的态度似乎与此相反：他在介绍杜威思想时则强调“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因此他主张破坏旧传统，再造新文明；即使整理传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再造新文明，而不是作为造新文明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胡适把他通过严复接受的赫胥黎的天演学说的竞争性和破坏性融铸进他的“杜威方法”了。这就是胡适与杜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之所在。许多中国人已认为胡适太讲调和，但中国的激进大语境和胡适的传教士心态其实已使得他把更讲调和的杜威哲学激进化了。

在某种程度上，胡适言必称杜威也是他又一次自造的“超我”。他晚年论及神会和尚时曾说，神会能“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当年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已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65]这是胡适的又一夫子自道，而且也只能是他的夫子自道。试想神会不论信奉的什么宗，首先是个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也未必能灭尽争胜之心，但若有人一心只在革命、挑战、战胜、推翻等上面，还能立什么“宗”做什么“祖”，此人所在这个教绝不可能还是佛教。胡适眼中神会的种种所为，都是他自己在20世纪所为的投影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投射的对象又是个“传教士”。他要传的教或者就是杜夫子的教，他的建宗立派当然也就使杜威在中国连带升为“六祖”。两人都功德圆满之后，胡适就更不能在教义上有任何退缩了。

*　*　*

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可知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这是胡适病过且要大病之前，已露出疲劳之态，不那么能刻苦了。他知道“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此次就“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这是话说得委婉，其实还是一种防卫心态，无非是要做出来证明他有“拿绣花针儿的本领”，以后好多做开辟之事。这正像他对小说的考证，其真正的动机是要传播他所谓“科学的治学方法”一样。[66]胡适做事，的确都是有“宣言”要发的。但他一生治学，也没有下决断到底是主要“用大刀阔斧”还是“拿绣花针儿”，最后二十年多耗在《水经注》的考证之中，仍是在两者之间游移。

不过，这次的疲劳之态已透露出他的《哲学史》真可能写不完了。胡适的《中古哲学史》写了三次，1919年在北大一次，在中国公学时一次，30年代再回北大后又一次，却都未完成。胡适真是只写前半部书啦。他后来说是因为写到禅宗，有了疑问，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他一贯的“展缓判断”的态度，应该是可信的。唐德刚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胡适既要坚持自己提倡的“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又受其盛名之累，不能随便犯错误，让人抓住小辫子。结果搞不清佛教问题就无法把中古哲学部分写下去，而同样的因素又使他连佛教的问题也始终没有搞“清楚”。[67]

的确，胡适既然因要开风气而直接向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挑战，就更不敢犯错误了。太炎固不至于主动为难后辈，[68]其弟子中能做胡适所谓“绣花针功夫”的则大有人在，而且他们的气度涵养都未必有老师那么好。胡适若出言稍不慎，便有可能吃这些人的大亏。他的确“不得不特别谨慎”。胡适本以胆大见长，适宜做开拓事业，而一个“训练”，一个“盛名”，反使其变得比一般人胆小，学问做不下去，就不得不转而谈政治了。

[1] 本章的许多论述，都本余英时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收在《年谱长编》第1册篇首，第1—74页），凡正文中已提到是余先生的观点，不再注出。

[2] 《口述自传》，第77页注4。

[3]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2年12月1日。

[4] 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张之洞语已引在余先生文中；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759页。

[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9页。

[6] 参阅1919年4月21日《时事新报》所刊朱谦之《新旧之相反相成》，转引自《吴虞日记》上册，第462页。朱氏通篇所论，当时有新思想者皆治诸子学者。

[7] 关于康、章对儒学的冲击，参阅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8]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第72—88页。

[9] 《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1—22页。

[10] 《严复致熊纯如》（1912年4月19日），《严复集》第2册，第605页。

[11] 本段与下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151—164页。

[1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29—230页。

[13]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卷二，第286页。

[1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9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05页；参见同卷第213—218页所附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

[15]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16] 《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17] 《口述自传》，第152—153页。

[18] 李敖：《胡适和三个人》，《李敖全集》第5册，第329页。

[19]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缪金源致胡适》（1920年12月16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117、118页；《吴虞日记》上册，第450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第216页。

[2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5—76页；《口述自传》，第128、5页；参见李敖《胡适和三个人》，第303页。

[21] 《吴虞日记》上册，第585页；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第294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参阅前文第36页及后文第3页（后文系新增，单独排页）。以下所引亦同出此两页。两文均已为余英时师所引用。

[23] 胡适语转自《年谱长编》第1册，第297页。此事必须由黄门高足来做最后裁决，也提示着这将起的风潮或者也有教授间斗法的影响。黄侃的另一个弟子范文澜就告诉周作人，他曾在课堂上不断作乱，试图驱赶已往趋新一面走的黄氏同门朱希祖。周作人：《苦茶》，第276—277页。

[24]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转自《年谱长编》第1册，第296页；《谈话录》，第135、173页；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25]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4页。按冯氏在其《三松堂自序》（第200页）中又记此事，文字略不同。

[26] 《口述自传》，第229、249页。

[27] 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36页。不过，据冯友兰在前引文中所述，讲一学期才讲到周代的是陈黻宸；而他在1935年的回忆中又说：“民国四年沈兼士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了一学期的功夫，才讲到周代”。（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84—285页）有可能胡适以前讲中国哲学史的多用一学期来讲周代之前的“哲学”。

[28] 关于典范理论，参见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rev. 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29] 《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30] 本段及下段之大部，从观点到文字，几乎全部引述余英时师前述两文，故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引述中若有理解错误，自然由我负责。

[31] 《吴虞日记》上册，第480页；《口述自传》，第128页；并参见李敖《胡适和三个人》，第330—331页。

[32]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4日。

[33] 《口述自传》，第205页；《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34]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p.89-90.

[35]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57、100页。

[36]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37] 胡适日记，1916年9月16日。

[38] 《口述自传》，第249、210、204页。

[3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5—216页；《谈话录》，第160页。

[40] 熊十力语出自其《十力语要初续》，转引自余先生文；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41] 冯友兰语转引自余先生文；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330—331页。

[42]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43] 转引自陈源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4页。

[44] 《年谱》，第198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161—162页；胡适日记，1914年2月9日。

[45]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3—537页。

[46]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

[47] 《口述自传》，第94—97页。

[48]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口述自传》，第116页注29、第20页注8。

[49] 夏道平：《谈自由，念胡适》，《世界日报》1990年12月16日之《世界周刊》；吴森：《杜威思想与中国文化》，收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50] 参见Daniel T.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Basic Books，1987），pp.190—192，杜威的话引在该书第191页。

[51]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57—270页。

[52] 《口述自传》，第93页。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也有相似看法。贾氏关于胡适的名著，有两个中译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名直译，作者音译为格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和《胡适评传》（书名转译，南海出版公司，1992），都有小错而尚可。本书所用为后者，简作《胡适》，参见第42、99页。

[53]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5日、7月7日所附他1917年3月补记；《口述自传》，第91—92页。

[54] 贾祖麟：《胡适》，第97页；《口述自传》，第92页。

[55]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1日。

[56] 《口述自传》，第117—123页。

[57] 《口述自传》，第12页、第20页注8。

[58] 胡适发现，在一部康德占40页的西方哲学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决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适是否心服。参见其《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页；存疑主义见第36—41页。

[5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21页；《口述自传》，第252页。

[6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今日西人治汉学者中文程度渐深，可以预期冯氏的“贞元六书”将来在西方的影响还会增大。因为那里面恰多“举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内容，其出发点或视角又常与西人相接近，加点材料并再事发挥就可做成文章。这是题外话了。

[61] 《口述自传》，第117页。

[62] 《口述自传》，第124—126页。

[63] 《口述自传》，第97页。

[64] 本段与下段，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65] 《口述自传》，第214页；《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66]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5页。

[67] 参见《口述自传》，第181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

[68] 随着胡适影响的扩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后也越来越不容忍胡适及其方法了。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一般人都认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关怀有一个从制造到政制再到文化的发展模式。胡适的只讲科学，不讲和少讲“技术”和实业，即着眼在文化层面；反过来，强调文化也为不讲这些内容（包括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到了文化讲不下去，不得不“展缓判断”时，就只有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讲全盘西化或本位化，其实都是文化已讲到头的表征；二是回过头来讲政治，再由政治退回去讲实业（梁启超在20年代即是如此）。这两者都不能很成功时，就进一步提示“坐而言”的阶段已到头，不得不让位于“起而行”者，而后者更多是边缘知识青年。胡适在将要谈政治时，中国的政治恰在发生剧变。知识人的边缘化与社会演变中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结合起来，中国政治的意味就将全然不同。

一 并非不得已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1]这话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也曾广为人所引用，当然是可信的。但这话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及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他的真意，恐怕还都值得分析。胡适在即将离美的那几个月，自称主要在“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在他告别朋友并总结其在美学习经历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从此“讲学复议政”。这话他以前转系时并不曾说，应更多代表事后总结之意，大约就是他此时所想的建设事业的一个注脚了。[2]

胡适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举他留学经历为证。的确，他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但当他以“觇国者”自居时，政治无疑是其最关心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更明言：“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这就是他常以“觇国者”自居之真意。而且此意到老不衰，晚岁客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的唐德刚先生发现，胡适及其同辈朋友很少谈论学问，“他们所谈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3]

如果说“讲学复议政”是一种胡适一贯向往的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界的话，前面说过，在留学的后期，他确有往“讲学”一面偏移的倾向。这一方面因为他已渐打定主意要想从根本上即文化上造中国不亡的远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二哥的教导。本来二哥就教他“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且视为中国之“急务”，要胡适沿此方向努力。但因胡适在1915年初主张“中国须三次革命”，二哥痛斥之，并要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党人“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态度有明显修正，即偏于“讲学”而较疏于“议政”，但对后者的兴趣并未稍减。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自述的，在成年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亲切表述。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他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只“议政”的“舆论家”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适自己说，他初回国恰遇张勋复辟，到上海时，“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发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这话不完全可信。胡适初回国即先回家乡，路上最使他“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沿途的鸦片确已禁绝了”。[5]他在美国动身前，已担心去不了北京，后来的实际情形显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且既然已到最感动的程度，可知初回国时还不是一无好感，对国内的观感应不那么黑暗。但胡适对教育界，特别是他将去的北京大学，观察一定是细心的。那时蔡元培正在那里大声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未必用这个词），胡适不可能不注意到。胡适本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时代社会的位置，今既然发现国内知识界的趋势是不做官不谈政治，自然会调整自己想“讲学复议政”的计划。

简言之，胡适发下不谈政治不做官的誓愿可以是确有其事，惟本不全出于己意，而且恐怕主要意思还是在不做官上。他的名著《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一篇专讲实验主义政治的文章。胡适说易卜生最恨政客，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在他看来，“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6]或者是胡适要学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说自己的话，总之他也是不入政党，专抓思想革命。不过，胡适那时才二十多岁，二十年后也不过四十多，真要做官，其实也还留有较大的余地。如果上述分析尚能成立，则胡适出来谈政治是早晚的事。他后来爱说的五四运动造成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颇有倒着放电影的意味（详后）。倒是他说自己出来谈政治是“忍不住了”，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话。他的确已忍了很久了。

那么，胡适的政治观是怎样一种政治观呢？胡适从小养成的士大夫意识相当深重，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给胡适的最大影响之一即是使他由士大夫意识转向重视下层民众的“民主精神”。1912年胡适曾参加进步党的集会，见到许多康大的教授在场而主持者却是该校的管楼工人。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实则当时未必就已十分“神往”，尤其并不“之至”。他在几年后观看纽约女子参政游行时，发现“此邦哲学界第一人”杜威也参与之，又大受震撼。胡适吃惊之余，不禁慨叹道：“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他到晚年时对此记忆犹新，可见震动极大。胡适回忆说，杜威“还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对他的影响“至为深刻”。[7]其实“还直接”三个字，已暴露出他的士大夫意识至老也未全衰。有那样的意识，每次目睹此类事件，震动颇大是可以肯定的。而这样的震动多了，意识就不知不觉向“神往”这边转了。

1915年在纽约的那次震撼，说明他声称在转学前将杜威的著作通读，或有夸大。因为杜氏对当时欧美流行的“回向人民”运动极为倾心，也曾竭力鼓吹并直接参与之。胡适若通读了杜威著作，见其参加游行决不会吃惊。反之，“回向人民”这一运动的“回向”二字，又露出其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精英的运动。美国知识人的精英意识，因其历史处境又远比英国等地的要强（详后）。主张自上而下的计划政治，暗藏精英意识而又有“回向”大众的愿望，是胡适最能认同于杜威和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之处。故胡适在1915年或尚未通读杜威，但后来循序渐进，到其回国谈政治时，已深获杜老师的真传。他后来自称，在美国留学时目睹、参与和研究政治，对他后来关心中国政治和政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应是不错的。[8]

但胡适在美国获得的政治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周明之先生以为，胡适所吸取的西方价值观念加强了他那种超然的精英主义。“西方教育加大了他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尽管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国式的，他的大多数观念却［已］变成西方的。这样，胡适将逐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从外面来观察中国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据外国标准来判断中国事物。这是有所见的。但也应注意到，胡适曾声明，他谈政治仍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的应用。[9]他之所以用外国眼光和标准，特别是杜威思想，来观察判断中国事物，就因为他早认为这观念已从“外国”的特定社会环境抽离出来，不过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而已。同时，胡适既然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有时其实是不得不努力以“外国观念和标准”来观察评判中国事情。

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他的“好后学”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0]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孟子说“不教亦教”，何况“身教”；而且，“身教与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时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所以，当胡适“率性”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吧。

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个人请愿而死！

类似的话胡适后来还重复过几次。同年8月，他在安庆演说，就认定“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10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就在那个月，胡适做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主张换个法子纪念双十节，办法就是：“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13]

对这样激烈的胡适，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曾和革命党人长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革命报人”，如果不是要“作圣”，要当“传教士”，恐怕还真有可能参加革命呢。由于他初回国时已遵从北大风尚不谈政治，所以这些观念情绪大多以诗的形式宣泄出来。但我们看看这些情绪，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适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胡适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适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国后只与母亲短暂团聚，尚未能迎养以尽孝道。结果胡母因长期熬坏了身体，终于在1918年底病逝。这就使胡适要“率性”时少了一层牵挂。故胡适终于出而谈政治，既有一些长远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够较无牵挂地做事。

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胡适和孔子一样不是匏瓜，不能“系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挂在那里作摆设的角色是不干的。既然学术暂时搞不下去，不谈点政治又以什么服务于社会呢？

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交谈。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胡适本来就有“议政”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二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后来的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看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适个人，他当年已明说这不过是他谈政治的“导言”，离“本文”还差得远。三年后做的《我们的主张》，大约才属于“本文”部分，因为他在日记中说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可知前此所做，还不算正式的政论。其次胡适也并无意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冲突，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与他讨论的文章就刊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该文本是通信，连题目大概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这与研究系的蓝公武（知非）的文章先发在《国民公报》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专门谈输入学理的问题，实是正面回应李的主张。“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杂志发表，并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个层面的见解。[15]

1922年胡适写完《我们的主张》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李大钊字］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胡适是学了很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干实事者，也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好人”。关键是李在写争论文章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在胡适与之商量发“好人政治”宣言时已是，这一点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断无在写“导言”时已与之起大冲突，而到写完“本文”时还于半夜首先与之商量怎样处理这更要紧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次争论在胡李之间，及在其分别代表的“主义”之间，在当年对双方确实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适与另一个后来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关系还更亲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与陈合作提倡文学革命。胡到北大，也因陈的推荐。两人又是安徽同乡，据汪协如回忆，脾气不好的陈独秀遇到胡适就反而好。她说陈胡二人“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争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只听着适之哥的高声大喝和手杖敲地板声。陈老伯反而低声细语了”。[16]这个回忆的细节是否准确无关紧要。但以胡适的修养，而能对陈发火（也就是将一向挂在脸上的修养“面具”卸下来），可知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这只是私交，若论公谊，那时两人也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在陈独秀于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与胡适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胡适那时将陈算在“自由主义者”的范围内。他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认为，陈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17]揆诸当时陈独秀的言论，胡适所说的确不无道理。陈氏那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是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在同一期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陈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

胡适与后来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关系如此，实在看不出他在这段时期与“马克思主义者”能有多大的冲突。但是我们也不可因此就轻视这一争论。唐德刚先生一向看不起胡适论政，以为“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又是以常识论政”。他特别以这次争论为例说：“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其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18]唐先生虽然是半开玩笑，也有点故弄玄虚。实际上，讨论政治学理固不应以常识为据，具体的论政则正可以常识言。唐先生专治的美国史里面，早期就有个叫潘恩（Thomas Paine）的政论大家（准确说应是英国人），其论政的名著就题为《常识》。如果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必一定要有多少政治学的理论知识。半个多世纪后的两任美国总统里根，他掌握的政治学理论就未必有胡适多。

所以，此次事件中双方有意识的动机是一事，它实际造成的影响又是一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争论确实提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通过这一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问题就已摆在我们面前。过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讨论各方不同的意见，其实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同样重要。那时各方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即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当时最“保守”的安福系的报纸《公言报》即指出：过激主义这一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为政者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所以，“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而安福系有这样的看法，又是由于国民党孙中山的推动，是其为要联合孙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的结果。[19]这与前述胡适的观念是一致的，他也认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

与“问题与主义”论战约略同时的，有杜威与罗素的先后访华讲学。杜、罗二氏都是自由主义者，但其来华，至少从中国思想界人士的角度看，是安排来增强他们各自的地位的。杜威主要是《新青年》和北大新派同人一边请来的，而罗素则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或进步党一边请来的。这一点杜、罗二氏是否知悉尚搞不清，但他们的言论却不尽给安排者自身提供支持，有时恰给另一方提供了思想武器。有意思的是，杜、罗二氏提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当时中国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总是趋近于某种形式和流派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自由主义派也好，进步党即“他们”也好，激进者如李大钊、陈独秀也好，以及在论战之外但与王揖唐谈社会主义有关的国民党也好，虽然出发点不一样，用的标签不一样，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仍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或制度，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资本主义不行；他们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的解决。

可知当时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提出这一问题，正是针对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20]相差很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很能提示“社会主义”这一招牌在那时的吸引力。反过来。既然已经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则在胡适看来实在还不如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问题。

胡适不仅不反对而且自己就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详后）。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仔细阅读胡适那几篇文章，可以发现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安福系。胡适第一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这是以一条线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划开。但是他这篇文章显然写得仓促，因为文章中所挖苦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恰是安福系也正在攻击的。准确地说，安福系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过激主义”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社会主义，希望或能达釜底抽薪之功。胡适因仓促为文，心里想着攻击安福系，不知不觉却使用了安福系方面的材料。如果不是他进攻安福系的文字太明显，他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与安福系一致的。正因为胡适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出来委婉反驳他并不十分以为意。但研究系的蓝公武出来做长篇驳正，他就不那么能原谅了。胡适在随后不久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系的刊物名称《解放与改造》拿来作攻击的对象，后终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弄得相当对立。

上述这些只是近因，从思想资源看，胡适有关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主张渊源甚早。这里既有杜威的直接影响，也有在接触杜威之前已受到的影响。还在康乃尔大学时，胡适有一次做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去请教他的老师桑普森（M. W. Sampson），结果被老师责以“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胡适把老师的话当作不说违心应酬话的范例记得甚牢。但那还是言外之意。其直接的影响，虽然可能是无意中的，即是应该少谈主义，而多注重具体问题。1914年有个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当时就不以为然。他后来指出：“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不管位之高低，总“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简言之，“救国金丹”就是“执事者各司其事”。[21]这已是注重问题胜过主义的先声了。

到胡适接触杜威的思想后，他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观念就得到系统的武装了。胡适自称他谈政治也是实验主义的运用，这一点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表现得确实明显，不过有时用杜威用得不免拘泥。前面引述过杜威反对讨论什么国家和个人这样普遍抽象的概念，而提倡关注“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我们试比较杜威这段话和胡适在论《问题与主义》时所说的：“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连句式和用词都极为相似，渊源甚明，一看便知。

胡适那几篇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堪称是结合了进化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典型表述。他借用了佛书上“论主”这个词，提出一切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其具体内容都包括了“论主”本人的背景、时势以至个性，因此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所以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有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余英时师指出，这里的“创造的思想力”便是杜威所最重视的“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而胡适的意思，也就是“一切学说都必须约化为方法才能显出它们的价值”，因为只有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验证的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才不是“论主”本人种种主观、特殊的因素所能左右的。[22]

但是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是在美国人已感觉理论框框重负的情况下所说，故当时才有人说：“我们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话切合实际，自然受欢迎。反观胡适依样说同类话时，中国士人既已有意以西方为本位，而各种“主义”刚开始引入中国，只觉不够不详，不嫌其多。此时让人不谈主义，不免困难。胡适第一篇文章系因王揖唐也要谈主义而发，但王氏也要谈主义，正表明主义吸引人处。后来别的地方如长沙虽有“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恐怕更多说明胡适名字的影响力，未必全是其言论切中时弊。只要看后来各种“主义”仍愈见流行，连胡适自己也不能免俗，谈了不少主义，就可见场合情景不同，同样的话意思可以相差多远。

其实，胡适主张学美国式“一点一滴的改革”的渐进方式，本无可厚非。但胡适却忽略了一个他自己曾指出的重要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重心已失。这是中国与同时段的美国最不一样之处。余英时师在讨论美国的激进与保守时，清楚地指出其间有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23]这是美国可以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的根本基础。反观近代中国，所缺的恰是这样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除了尊西趋新的大方向一致外，各派各人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名副其实的五花八门，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据思想言论中心者也都是“小成即堕”，不过几年就让位了。在这种没有共同立脚点的情形下，决不可能搞什么一点一滴的改革。胡适学杜威最成问题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想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而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贾祖麟先生说，根据杜威的观点，自由主义取向的社会变革，其必要的基础是对“社会愿望和现实状况的体察”。贾氏认为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为最，在这一点上都未得其真传。因为从胡适的价值观念及期望，几乎看不出对其国人的“社会愿望”及生活之“现实状况”有什么真正的了解。[24]不过，贾氏这个说法虽似乎看到点什么，要成立还是有困难的。胡适对一般国人，诚缺乏深入的了解。但杜威对其普通国人是否就真了解，恐怕也要打个问号。杜氏学说能大行于当世，确因其道出当时许多知识人所欲言。但其对美国一般老百姓的了解，是否就超过胡适对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了解，是还需要仔细证明的。杜威确实有意关心一般老百姓的疾苦，而这一点胡适恰是完全追随了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一开始就强调“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25]在某种程度上，胡适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误，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使然。盖其关怀太切，乃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有时就不免南辕北辙了。

但是，胡适毕竟有先见之明。空谈主义在中国很快成为流弊，陈炯明后来称之为“主义毒”。对此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有较详细的观察：“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周氏进而指责说：“就今日中国的信主义与用主义者，至少有十分之九是非真诚的：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26]周氏虽不喜欢迷信主义，但其观察恰揭示了“主义”在当时思想言说中的重要。而且“主义”显然已具社会功用！既然权势名利吃饭穿衣均可自“主义”中来，当然有人尊奉。

同时，“主义”二字本身也渐具象征作用。凡事不必问内容，只要有“主义”之名即好。无怪马君武菲薄之为“主义癖”：“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其中每有不通可笑的，又有自相冲突的。”马君武举的例子，即英文的nationalism一词，在中国有人译为民族主义，有人译为国家主义，但20年代尊奉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与尊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却是水火不相容，彼此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27]从主义的角度说，这真是典型的同根而相煎。从空谈主义到“主义”自身被抽象出来成为空洞的象征，这都是胡适先前所反对并警告将发生的。但中国既已趋新到“尊西人如帝天”的程度，“主义”之具象征性的社会功用，也正是这一往西走的激进过程的自然发展。而胡适谈政治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主义及中国与西方的不平等关系问题。

三 国际的中国

胡适在1922年10月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这是他谈中外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他最不为人理解的文章之一。他到晚年仍慨叹共产党骂他这篇文章，“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意谓共产党实际上也未了解此文（详后）。[28]的确，胡适在中外关系上发表的言论，通常都不怎么受欢迎。这里显然存在着误解。胡适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最明显。但他这样做，是要表现他“大国国民的风度”，是有骨气而非取巧。简言之，胡适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国人讲话时，却处处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的表现。他一面呼吁中国人安心读书，主张即使亡国也不可怕；一面却在美国报纸上捍卫中国利益，正面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民气的高涨，同时还在美国教会里攻击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

这种情形一般人不知，胡适也不曾努力要让人知；他的士大夫意识使他很愿意体现他的“特立独行”，对这些误解并不辩解，只求自我心安。但这就造成了立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传播障碍。一是能听到或读到胡适对西人言论的国人并不多（因多为英文，且有时是演说，懂英文的也未必知道）；二是有时胡适的意见虽也以中文刊布，却又常因题目看上去相差较远，不能使人将其联系起来读。比如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强调中国自身的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就多看到胡适主张不反帝的一面。但他在1925年的《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因其听众是教会大学人员，就大量正面引述中共的反帝观点，明确指出这都是对外国侵略的正常反应，如果中外不平等状况一日不消除，反帝观念就不可能消灭。这些言论就没有引起反帝一边的中国人足够的注意。[29]我们今日有后见之明的便利，就必须把他在大约同时对中外双方面所刊发的言论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了解到胡适在特定时期对中外关系的真实看法。

1921年5月，胡适在清华演说，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他自己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说台上谈政治”。胡适的主要观点一是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二是“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他注意到听众明显地不理解或不认同其意见，自记说：“这篇演说似乎不大受欢迎。”其实，胡适此时考虑的问题与其他人也略同，即中日关系。他在两天前即曾对一位高谈“中日互助”的日本教授说：“日本当力求中国人懂得日本的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人虽多，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那样“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胡适以为，这才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真原因”。假如留日生中能有一百个周作人，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可亲善。[30]这样的观念，若在国耻日前后说给中国大众听，胡适的名声可能会失落得更快。这是胡适追求特立独行的又一体现，但其考虑的问题与众人相同，也是很明显的。

不过，胡适在与洋人谈话时，取向就全不一样。两个月后，他与英国使馆参赞哈丁（H.M. Harding）谈，毕善功（Louis R.O. Bevan）和丁文江等在座。久谈之后，谈到一个大问题上：“中国这几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胡与丁都主张，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这句话“自然骇坏了哈丁、毕善功一般人”。哈丁问：“难道唐朝的文化不如后来吗？”胡适答曰“自然”，并举诗、词、文章、经学、思想等为例。丁文江则举印刷术为例支持胡适。1922年初，胡适在协和医院做题为《中国究竟进步了没有？》的讲演。全文重申前次谈话之意，但强调“唐的文化太受史家过誉了（西洋人尤甚），其实并不甚高”。另一方面，“唐以后的文化太受史家诬蔑了，所以人们都觉得唐以后中国没有进化”。他列举许多事例证明之，其中说到“清之学术，真足以压倒千古”。胡适自己说：“此文为驳Wells［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而作，可算是一篇重要的文字。”[31]这是胡适为捍卫中国文化的“进步”而有意向西方史学权威的中国观直接挑战，但这篇重要的文字似乎没有译成中文刊布。胡适当时不过是对洋人说法，他决不会料到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又成一部分颇有影响的中国读书人再次反传统的重要思想武器。

胡适就是在1922年写《国际的中国》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所以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而“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如果做到这一步，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反之，如果国内政局纷乱，连中国人自己都还想寻求租界等外国在华势力的保护，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胡适的这些意见本身都不算错。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那就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胡适自己后来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32]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有多深，管得有多宽。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纲领中都强调反帝，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正是直接针对中国这个现代政治语境而言。而且，既然胡适也认识到中国民族自觉意识的高涨，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任何政党来说，恐怕都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实不可能放弃。

同样，胡适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注意到，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忙于彼此的争夺而暂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时，中国人自办的工商业就有很大的发展。这就表明外国在华势力是对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个直接压制，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首先就在于中国工商业者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外国同业竞争。列强中的大部分的确希望中国安定（日本显然除外，而这一例外本身又极为重要），但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时，任何列强都决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而且这里的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 advantages），后来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在这里展开论证了。

从广义的权势观看，清季以来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确立也是中国权势结构中外国在华势力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文化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33]所以，当时的人反帝包括反“文化侵略”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自己虽然曾公开不同意反对“文化侵略”，其实他至少在无意识中对此极为重视。他对西方“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和传教事业（这是从功能看，绝大部分传教士本身确有“征服”的愿望而决无“侵略”的动机），除了留学时加入基督教那一段不长的时间，一生都坚持批判之。1915年还在美国时，胡适即指出在华传教士可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教徒，二是传播基督教的理念，三是做实际的社会服务工作。他以为，越后面的越重要。胡适对传教士的要求有时已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他要传教士多做社会服务工作而基本放弃在中国发展基督徒，因为“这不是中国需要的”。其实传教士本非中国人所请去，他们当然也不会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安排传教事业。但胡适在1925年仍对教会学校的教职员坚持这一观点，并指出：“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得多。”明知不受欢迎，他仍宁愿做这种专说反话的“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34]可见胡适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抵拒之深。

胡适对传教士提出这样的要求正与他要求中国人不反帝的做法相同，他首先考虑的是“应该”如何，然后才问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其实胡适并不是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认识到这一民众情绪的力量。他在1921年6月曾作文批评英国人斯科特博士（Dr. Scott）提出的英国退还庚款计划，在结论部分提醒英国人说：“特别在今日中国，吾人切勿低估民族主义敏感性这一不幸因素。”其用词虽不免带有负面的色彩，但对洋人这样提醒，是语含威慑之意的。胡适反对斯氏计划的根本考虑，就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计划“或以为太见好于中国人，而中国人则以为太多英国的干涉”。[35]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形。双方的认知和立场相去太远，胡适在两方面都做“魔鬼的辩护士”的苦心，也无非是尽他国士之责，希望多少能弥合或缩小双方的距离而已。

尽管胡适一直私下或公开地攻击在华传教事业，教会方面却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仍尽力拉拢之。1922年4月，北京的青年会请胡适去主持传教士穆德的演说。胡以为彼等明知其为无神论者而仍邀请之，感觉“有些基督教徒真可恶”，于是正式写信重申其立场，信中并明言反对基督教诱人入教之举，因为他自己就认为当年在美国一度入教是上了这种当。胡适平日结交西人，也很注重其对传教事业的态度。当时任溥仪家庭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是民初提倡保全中国固有文化最力的外国人之一，胡适本是最反对外国人这种做法的，但对庄士敦却例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36]

而庄士敦也确曾帮助胡适等“反教”。1921年9月，胡适等与英美考察在华教会教育者一起吃饭。在座的如庄士敦和曾经留美的颜任光、唐钺等“都是不赞成教会教育的，故讨论甚激烈”。胡适的主张是：“1.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世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我们所希望的，乃是像罗克斐氏驻华医社［即协和医学院］的一种运动，专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不要含传教性质。2.但我们也承认传教运动的放弃在今日是做不到的，故退一步设想，希望你们能把现在这种散漫的、平凡的运动改作一种有组织的、集中的、尽善尽美的教育运动。罗氏驻华医社的长处就在此。若今后犹继续派出无数中下的庸才，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设几个半旧不新的小学堂，——这种运动不如没有。”下一年在与燕京大学教职员讨论“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位置”时，胡适又“希望教会内部自行改良以应时势的需求”，并具体提出四点：禁止小学中之宗教教育；废止一切学校之强迫的宗教仪节；与其教授神学，不如鼓励宗教史与比较宗教；传教的热心不当为用人之标准，当以才能学问为标准。[37]

胡适提出这样的要求，等于是要教会白帮忙为中国发展教育。这虽有些不近情理，但的确是胡适从1915年以来的一贯主张。他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的这种抵拒，正是晚清以来“学战”意识潜存的体现。也许因为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本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所以他对传教活动能“诱人”之处也最警惕。说到底，他不过是把他自己想当的那种“文化传教士”的标准拿来要求真正的宗教传教士。

在胡适看来，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国一边逐步主动地放弃特权，而中国一边致力于自身的改造建设，当两方面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渐渐靠拢时，中外之局面就可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妥善解决。这看上去真有点像白日做梦，但的确是一向追求鱼与熊掌兼得的胡适的真实想法，最能体现他自谓的“不可药救的乐观”。由于两方面都不可能按胡适所希望的去做，首先是帝国主义一面决不会主动放弃其条约特权，何况即使他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其心目中的时间表也远跟不上中国激进化的程度，故胡适的设想当然不能实现；再加上胡适的确表现出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又常常公开反对民族主义，中国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张不反帝的一面。

实际上，前面说过，胡适不讲民族主义是因为中国国力弱，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他讲世界主义恰是要抑制欧西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同样，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不讲世界主义也是因为中国弱，以为如果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关怀也是同样的。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的聚合力，而胡看见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从根本上，孙中山同样受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影响，他也不反对世界主义，只不过认为世界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事。而胡适主张世界主义，是想越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独立自主和国与国平等，其要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又与孙中山同。

然而，如果从传播上言，胡适的信息就并未能完全传达到听众（包括孙中山）那里，不但绝大部分同时代人都不了解胡适不接受民族主义的真意，就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这在写文章专以明白浅显出之，希望读者“跟着他走”的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悲哀。而且，由于长期在口头上坚持对民族主义保持距离，渐渐地有时也真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更要找出民族主义的不足来维持自己心态的平衡。“三人成虎”的功用并不见得只适用于听众，许多时候其实也适用于说话者自己。

但无论如何，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只是隐与显的问题：早年很盛，专讲爱国；中岁“作圣”心重，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故此情绪颇压抑；晚年老还小，民族主义复盛。胡适某次发现“考古馆里的殷墟石刻的照片，许多外国人看了很欣赏”，不觉自得地说：“他们原以为古代的文明只有罗马、希腊，看了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们那时还是小孩子似的。”1960年又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孔］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过的看法，但他接着说：“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人说过这些话。”[38]这样的话就不是以前会说的了。前面说过，胡适事事都在拿中国与西方比，但比而总见到中国高明之处，则是只有晚岁才有的情形，这才是其真情的显露。

后来胡适的确曾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39]当然，胡适也不是就毫无“西化”中国之意。余英时师说，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一词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但是“取近代西方文化为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

而且胡适以西方为模式有时也不太顾及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他提倡的文学革命，就是要不分“我们”与“他们”而要合成一个中国的“全国人民”，其思想资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国语促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先例。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更明确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主题，借文艺复兴时欧洲国家的前例来说明中国问题。其实这都是有问题的，那时的欧洲与民初的中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拉丁文与当时欧洲各族土语的关系，要与中国的文言和白话对看，最多意大利近之（也有很大不同），余则全不能比。简单地说，那些“国家”在那时都还不是正式的“民族”和“国家”，所以要“建立”民族国家；中国则既已久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国家，何须再建立呢，岂不又是在“制造”一个革命的对象？这又是胡适套西方模式呆板之处了。

简言之，胡适与不少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故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不可否认，因为胡适有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现得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据唐德刚先生回忆，晚年在美国与胡适来往的青年后辈，多半还是稍微有点旧学修养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华裔，与“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的胡适，反而无话可谈。[40]这是胡适那种中西之间边缘人的最佳体现。其本不够西，也无法真正接受什么全盘西化。而西方人内心并不承认这些专讲西方文明之人为平等（表面上的承认是不算数的），又是这类人最觉尴尬之处。

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世界主义者的胡适其实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羁旅异邦的唐德刚先生即颇能领会这中间的微妙。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41]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作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50年代的美国人尚且不能在内心里平等看待胡适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在20年代中外谈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种表现，就不难想见了。因此在那个时候，任何人谈政治谈到中外关系问题时，都不能避开或必须回到文化层面上去。胡适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表面上的缓和，其实也由于列强中多数认为领土的掠夺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体的权益既然已由条约所保证，于是双方的争斗在表面上集中在条约的修订及废除与否之上。进而言之，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仔细研究过20年代中外修约谈判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中外之争往往不是实际利益的得失之争，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斗争，即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之争。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在这种情形下，胡适在列强和反帝的中国人各自面前都做“魔鬼的辩护士”，实在也有多层次的苦衷。不过，胡适谈“问题与主义”和“国际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都还不全是谈政治，多少有理论和文化的成分。他真正谈而且差一点就干政治，还是在“好政府”的问题上。

四 好政府主义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而其基础则在于社会上的“好人”都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换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其所针对的，第一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偏重于中文的字面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专指从西文译过来的那个“无政府主义”）；第二是实际上的由“不好的人”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恶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论的层面，也允许改良不成之后的革命。

胡适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应渊源较早。还在1919年或最迟不过1920年，那时政治态度还颇温和的恽代英就写信向胡适提出好人应当出头的意思。恽代英说：“我相信善人应该做事，这是救中国，亦是救世界的惟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让不善人做了。”他认为“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养势力”。但当时“学生的势力不配说是善势力。他们的根性同缺点，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有能力的人没有品格；（二）有品格的人不完全有能力”。所以要先“磨练有品格人的能力”。[42]

到1920年8月1日，《晨报》刊出一篇以北大同人为主的《争自由的宣言》，胡适也列名其上。那篇宣言的精神与恽代英的观点也有相近之处。宣言指出：“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可知那时南北读书人有一种隐约的共识，就是当时从上到下实际干政治的和希望干预政治的在政治上的程度都不够高，都有一个提高的需要；故长远之计是培养国人或最有意干预政治的学生，当下之计则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来才行。

到1921年夏，胡适的思想逐渐系统形成。他在6月18日的日记中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这是准备要谈了。那年8月初在安庆，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1）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2）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并由第二点引申出“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监督、修正、改造、更换之；若工具全部不良，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这是前述胡适一贯的激进观念，不过这一点主要是为学生说法。他的真意是，“好政府主义”实行的主要条件就是“好人”结合起来为此目标积极奋斗。[43]这比较温和的一面，就是后来胡适“好政府主义”的基本内容。

那段时间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仅政治逼迫学者出头，许多方面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而且各既存势力也在探索改组或重组。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面争取的对象；以前不怎么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俨然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21年，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就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由林长民（宗孟）出面劝顾维钧发起，但许多人不够热情，事未成。而胡适、丁文江等英美留学生自己于1921年5月间（正式定的成立日是6月1日）却成立了一个小型而不公开的“努力会”，明确了“讲学复议政”的宗旨，即在发展各自职业的基础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进步”。丁氏本是追随梁启超的，这次却显然没有将此事告诉研究系；同时胡适这边却请了蔡元培和王云五等少数非英美留学生参加，可见胡适在其中的主导作用。[44]

1922年春，研究系又开始活动，这回他们先说动了罗文幹，并由罗去说蔡元培等北大人。罗先说服王宠惠，责备王“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王同意后，罗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学兼新旧的北大校长，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实际的主动权。当讨论合适的人选时，罗提与梁启超亲近的蒋百里，蔡勉强接受。罗再提胡适、蒋梦麟、顾孟馀等北大人，蔡均赞成。罗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为研究系头领，不宜拉入。林氏同时自己也去找胡适，胡“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回来马上问蔡元培。蔡立刻发现此事“主动者全是宗孟”，于是决定以后取不合作态度，再来说就拟谢绝之。[45]

可见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系，因研究系以前与各军阀关系较深，时人颇以为属于已“落伍”的一边，更不用说梁的进步党与蔡的国民党曾是对头。胡适就认为：“此事终宜慎重。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结果有两条可能：或是我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我们能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若做到第二条，非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但胡适觉得他们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极闲，则“谁占上风，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还是先考虑派别利益。由于研究系不见容于人，这就成为胡适后来出头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于4月26日直接去见蔡元培，蔡主张不组织团体，可发表意见，也可以有人出来主持裁兵。林等就拟请胡适起草宣言，胡适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没有接受。[46]

但是研究系的这些活动显然使各方都开始活跃起来。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胡适的朋友如李大钊、丁文江等都与直系的吴佩孚一派有相当多的接触和联系，胡适自己也参与一些接触。他们在直奉之间是明确倾向于直系的。而努力会的活动也开始具体起来，首先是决定出版主要议政的《努力周刊》。胡适为此刊写的《努力歌》中说，“你和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出来努力，中国的事就没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义即“自命为好人者”。歌中又说：“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个调子与胡适的《炸弹》诗没有多大区别，更有意思的是与他后来颇看不上眼的北伐时之标语口号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47]

《努力歌》虽然是喊口号，胡适却在考虑写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见的务实正论，拟名为《我们的主张》。他再三考虑后，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这是胡适论政的“本文”了，所以甚为认真。由于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一直写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写完后胡适意犹未尽，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会蔡宅的皆胡适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议定后，下午王宠惠和罗文幹始来，反成后加入者。但王、罗二人都是曾经为官者，其积极又过于多数北大人，后来直接进入“好人政府”而成为主干的，也是他们。不久原参加的顾孟馀退出，因顾本国民党，此时搅在这些人中间，或觉不便。而胡适的朋友高一涵和张慰慈也加入。胡适已俨然成此小团体的中心了。[48]

《我们的主张》中许多观点或已为别人说过，或有人与胡适讨论过，但把这些观念结合起来表述得系统化，就是胡适的长处了。文章要求各政治派别“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提出“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文章以为，现在中国政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运动，所以，好人必须起来“做奋斗的好人”并产生“决战的舆论”，然后就提出了以南北和会为核心的五条十六款具体主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指出：我们要求“有计划的政治”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49]强调计划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这个观念为胡适所长期坚持，这里已显露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端倪。

《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50]

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51]

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余则为北大派的人。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这一次研究系特别注意胡适，不知是真醒悟胡适已暗成中心还是仍以为胡适为“处女”而好控制，若是后者，则必然更加吃亏。胡适的公开态度大约仍是“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52]

不久王宠惠出面邀吃饭，所邀者有蔡元培、罗文幹、梁启超、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胡适所记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这大约是他第一次与这些人会谈。此次会面的“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以后罗文幹又邀吃饭，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适外，基本为顾维钧、汤尔和等半独立的技术型官僚，后来不少进了内阁。研究系的影响已明显减弱。那次饭后蔡元培对胡适说，“教育总长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适去做次长，“蔡先生劝他不必开口，蔡先生也不赞成组政党事”。以胡适那段时间的热衷来看，如果不是蔡拒绝在前，他自己的态度正未可知。从这时起，胡适与这些人的过从就是经常性的了。

关于组党事，胡适的意见倒与蔡元培接近。对于胡适和其他一些转型中的现代知识人来说，迈出由不议政到议政这一步并不难，因为士对国是的关怀本为他们所传承，但从谈政治到干政治那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意识层面，他们有时又离传统更近些。针对那些要求“好人”组织团体的意见，胡适个人认为：“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将来政治走上轨道之后，出来“造政党”直接干政治。这是胡适表现出的典型的中国士大夫观念。以西方的运动规则言，如果裁判可随时视情形的变化而决定自己是否下场改做运动员，实际上是无法执行其裁判职责的。只有中国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运动员，而且不时变换身份，既出仕天子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决天下之是非为士之己任。对民初刚从传统的士蜕变而出的现代知识人来说，“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觉中就更接近于“士”而疏离于“知识人”了。[53]

的确，整个这次“好政府”的主张及后来“好人政府”的组成，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地位虽在边缘化，但士人那种“正义权威”的余荫尚在。那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就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这话颇能证明士人的余荫。[54]

但余荫毕竟只是余荫，1922年8月王宠惠主阁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阁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胡适后来又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结果，除了增加新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后胡适不得不承认“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但谈具体的“问题”，“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至于“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其实他有段时间几乎一直在干），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5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胡适明确说政治方面的“问题”已不可能谈，那就只好回头去谈“主义”了。

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56]

*　*　*

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详后）。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并“很劝我不要办报”。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57]

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何去何从？“率性”还是“作圣”？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1] 《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2]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3]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4] 《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5]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6]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7]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8] 《口述自传》，第36页。

[9]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1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11]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12]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

[13] 胡适日记，1921年8月4日，10月11、4日。

[1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30日，8月28日。

[15]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91—198页。

[16] 转自石原皋《闲话胡适》，第66页。

[17]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书信选》中册，第282页。

[18]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2页。

[19] 《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55—256页；关于安福系与孙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20] 胡适：《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50页。

[21]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22] 《胡适文存》卷二，第147—198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41—43页。

[23]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191—192页。

[24] 贾祖麟：《胡适》，第294—295页。贾书最后一章两个中译本都欠佳，有条件的读者最好看原著。

[25] 《胡适文存》卷四，第14页。

[26] 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自刊本，1928；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第1页。

[27] 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第1页。

[28] 《胡适致郭廷以》（1960年1月），引自《年谱长编》第2册，第508页。

[29] 两文分别刊于《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三集卷九，第1159—1170页。以下不再注出。

[30] 胡适日记，1921年5月9、7日。

[31] 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1922年5月19日。

[32]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页。

[33]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3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166—1170页。

[35]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日。

[36] 胡适日记，1922年4月7日、1921年5月13日。

[37] 胡适日记，1921年9月21日、1922年5月23日。

[38] 《谈话录》，第44、47页。

[39]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

[4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

[41] 鲁迅：《论辩的魂灵》，《鲁迅全集》第3卷，第29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7页。

[42] 《恽代英致胡适》（约1919年8月21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第531—532页。（关于此信的日期，恽代英日记1919年8月21日记其“写致适之先生信”；次日记其“写致东荪先生信，与昨致适之先生信，皆我联络善势力，以得正当助力之企谋”；同年9月8日写给王光祈的信中，一个重点内容仍是好人应养成善势力以扑灭恶势力，与致胡适信内容甚接近，似可暂时将此信系于此日，参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609—610、621—625页）类似的观点恽代英至少持续到1923年末。参见代英《怎样才是好人》，《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6页。

[43]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多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针对“坏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胡适主要针对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响的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他们稍后反胡适的重要原因。

[44]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年谱》，第95页。

[45]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

[46]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7日。

[47] 胡适日记，1922年5月9、14、7日。

[48] 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12日。

[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页。

[50] 这些反应的文章收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5—90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25日。

[5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9页。

[5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14、21、27、30日。

[53]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1922年5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68页。关于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1921年5月）。

[5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7日。

[55] 关于胡适向王内阁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9—128、143页。

[56]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57]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7日。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胡适在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的议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发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这里的“偶然”用得很精确，新文化诸人那时对中国的各方面确实都是攻击多而赞成少。攻击人就始终受欢迎，只不过“偶然”不攻击，马上就不受欢迎，这最能体现中国的激进化。胡适“因此得一个教训：大凡政论者所应取之态度，只可骂人，切不可赞成人”。[1]他这句虽然是说的反话，但有此认知，难保不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觉中说话就会小心许多，很可能仍会攻击更多而赞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进的人，也可能在激进大潮的冲击下无意中仍激进。反过来，在意识的层面，胡适一直向往特立独行的风貌，此时再坚持而说“赞成”的话或做“赞成”的事，恐怕就只有“落伍”。而胡适又是要不时“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不得不落伍了。

一 暴得大名不祥

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除了前面的论述，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赶着写”三个字着实写出了胡适趋时的形象。民初的中国，能趋时，就易得名；但也必须不断地趋下去，一停下来，就要落伍。唐先生又说，胡适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而且是最合儒家原来面目之孔孟精义的士大夫。[2]这也是有体会的确评。在新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但要维持这一点也甚难。也就是说，如果胡适一旦不能趋时，或不能维持其新旧兼容于一身的形象时，他所“暴得”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前面说过，从社会的层面看，在民初的社会要能得名并且维持之，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胡适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辈的拥戴。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本是民初中国要实行以多取胜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后果。对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能够做到“保护”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结果。胡适所直接了解的“西方”，恰是读书人地位最高的美国（详后），也是“大众文化”兴起之前的美国，而他接触的美国人，又基本是中上层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礼，对于听众来选择立说者这方面，体会并不深。他也不曾深究过，留美学生归国者那时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独愿意与他往还？在他自己，或者以为全凭个人的本事。这当然也不错，没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但听众的拥戴，恐怕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国人”已经承认他为“导师”，正是这“国人导师”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饭桌上指斥现任内阁总理。

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拥戴与否，对胡适的名与位都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个实数，多用于此，必少用于彼。胡适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边缘知识青年；他少年时养成的防守心态又使他不得不与各方面周旋；随着胡适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异乡连吃饭也无保障的青少年经历渐淡，而与各种高官名流的应酬交往日多，更加没有多少时间专为知识青年说法，疏远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为胡适维持自己的名声增加了困难。

几十年来，胡适好名已成固定认知，论者比比皆是，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胡适许多所为，也不仅仅是好名，有时还有为公众维持一个正面形象的深意。他曾说过：“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3]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极大，对此他深有体会。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颇叹“盛名之不易处”。[4]这是胡适的甘苦之言，但也说明，他维护自己的名誉也有为社会考虑的一面。

胡适好名之心确实超过一般人，也最能体会少年得志者爱惜羽毛的心态。他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起梁启超成名太早，知道别人会收集他的字，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唐先生以为这是胡的夫子自道，信然。胡适一生基本坚持记日记，他后二十年的日记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写《胡适之传》。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要收藏此日记，胡适马上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此词唐先生译作‘核阅’，是客气的译法，实际也可以有删削注改等意］一下。”后来便没有下文了。现在印出来的胡适前几十年的日记中，有些所缺的地方，可能就是胡适细心“核阅”之后将其抽去了。正如唐先生所说，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所以，要了解晚年的胡适，“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5]实际不仅晚年，得名之后的胡适都只能从仔细阅读分析中得之。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6]这话是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的，当然对于胡适不是很亲热，因为周氏兄弟都或明示或暗示说刘半农以中年而不得不到法国去读博士是为胡适等人所迫，此时半农已去，想起来不免仍有点抱不平。但胡适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却被描绘得很传神。

正因为胡适好名，又颇具防卫心理，所以有些对其名声的树立有利的说法，他明知是错的，也佯作不知；有时还不得不略微说点谎以维护其名。如他对蔡元培、梁启超说他治学继承了古文家绩溪胡氏的方法及在北大先用博士称号等，多半都是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习惯使然。50年代胡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另外大约还有什么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却对人说“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也可见其爱名之一斑。1952年胡适到台湾，当记者问到美国文坛情形时，胡适表示只好“缴白卷”，因他不过随时选读一两部上了排行榜的美国畅销小说而已。这在胡适或觉已十分谦虚，逢场作戏说点小谎话无伤大雅。但细心而又熟谙美国文坛情形的夏志清先生立刻看出胡适这次“提劲”却搞反了。一是美国畅销小说出得太多太快，胡适哪里能随时紧跟着看；二是那本是“下里巴人”看的，并不能代表所谓“文坛”，胡适是说了外行话了。[7]

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的英文条幅。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义。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时，也还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8]

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确超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charism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10]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新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超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超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的形象，其“作圣”的本领远过常人。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当胡适要“率性”时，他也不怕“落伍”。这又可见胡适虽然好名，但也并非事事为名。他那时去见早已为人冷落的清废帝宣统，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二 我称他皇上

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2]

这段对话的后半截回忆不是很准确。因为据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宣统帝来电话的当时就约次日谈话。胡以有课不空，因宫中逢二放假，就改约阴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见面的时间是当时就约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宣统帝逐出皇宫后，由易培基等人组织了一个故宫博物院。胡适回忆说：“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那个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气的胡适在这次写去的。后来胡适也“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并“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13]

到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溥仪本是临时起意打电话玩，当然没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见胡适用心之细。一则了解背景，恐为人所利用。二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点合理的依据。据溥仪的回忆，胡适此次见庄士敦也澄清了勿须磕头这一“进宫的规矩”。这大约也是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14]

5月30日，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用车到胡家接胡适。他其实仍有课，但“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可知颇重视。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好还是仔细看看胡适自己的记述：“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15]

这个记述，与溥仪后来的回忆大体一致。我们看这里的宣统帝，衣服已不穿黄色了，可证其已平民化，胡适的观察真是细心。特别是宣统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他本想谋独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确实值得同情的。胡适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的那篇《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中也特别强调这是“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而宣统帝所读的东西又不够好，也正需有人指点。胡适以为：“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适观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这个看法的。[16]

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适居然见旧传统的一个象征逊清皇帝，确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除了个别报纸外，大部分的舆论用胡适的话说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言论”。约两个月后还有人在传播什么“胡适为帝者师”和“胡适请求免跪拜”的说法。其实在溥仪一边，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忆说：“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可知这事还真有点两边不得人心，民初时新旧之间的成见，的确不浅。据溥仪的回忆，胡适见他后曾给庄士敦一信，称“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一席地位”。[17]从行文看，确很像胡适的手笔。后来许多人据此攻击胡适，不知他这不过是对洋人玩一下“洋规矩”，洋人才讲究初次见面后写些客套话寄去。其针对的是庄士敦而非宣统，而且那些客气的应酬话也是不算数的，因为英美人如果讲套话而又不是客气之意时，讲完后要特别申明我这不是当客套话讲的。

后来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将清帝逐出故宫，对“孤儿寡母”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曾大打抱不平，并曾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当面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这正是胡适最主要的考虑，即中国在洋人那里的面子问题。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的，连他一些相当“温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和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但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这也是胡适特立独行、讲义气的表现。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特别是鼓励“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18]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是否会有都不知道）。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发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他那时的“率性”，也还不止此。

三 礼教与少年心

由于胡适平时“作圣”的功夫很深，一般人并不真知胡适其人。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而且，“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过很快活与放浪的生活。这一层“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不过，也要不时“率性”的胡适认为，这些别人不知的真性格，“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实际上，胡适“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20]只有认识到胡适的这一面，才能理解下面一段胡适的“率性”经历。

1923年10月11日，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向来访的徐志摩出示其烟霞洞杂诗。徐似有所感，于是“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似有所顾忌”。两天后，二人再次长谈，“谈读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无所不至”。这一回，匿而不宣的诗也出示了。徐氏读后下一断语：“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引资料。”[21]胡适自称是讲究“诗的经验主义”的，主张“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他的诗正像他的梦：“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形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梦与诗》）[22]所以，胡诗的冰山下面，正隐藏着他生活的经历，可惜徐志摩那段重要的启示，并未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周策纵先生曾说，胡适个性“太冷静”，故他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意见要发表，“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这是不错的。胡适做诗既然以经验为底子，又主张以作文的方法做诗，故其诗多平淡无余味。唯有他的爱情诗，因为那经验的底子就是动感情的，故写出来也分外动人，与其他诗大不相同。换言之，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不过周先生终是胡适诗的一个真正解人。他看出胡适在其涉及爱情的诗中努力用理智道义来约束纯粹的情欲，所以“他诗中所写的爱情多已遭理性约束”。胡适的“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一诗“固然是他对自己约束自由恋爱的一种解说，我看他内心还有时难免有一些‘烦恼竟难逃’的”。[23]胡适在自解之时，是在“作圣”，但这也未必就掩盖得了他内心的烦恼，所以总会有以“率性”为爆发之时。徐志摩目睹的情景，就是这样一次“率性”。

那位使胡适做诗而不敢宣者，就是曹珮声，小名娟，学名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曹约小胡适十岁，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曹是伴娘之一，胡适自己一向称为珮声表妹。珮声曾嫁上庄胡冠英，在其兄曹诚克支持下于1920年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时参与编《安徽旅浙学会报》。1921年5月5日胡适日记中有珮声为该报乞序，胡允之。同日记载当时戏曲名家吴梅著有白话《聊斋》，也向胡适乞序，却不允。亲疏可辨。1922年冬，曹的夫家以其结婚三年无子，给胡冠英娶妾，结果次年春珮声即与胡冠英离婚。1923年胡适到杭州养病，再见曹珮声，遂有一段挚热的爱情生活，近年才渐为人所知。[24]

胡适一生，尝试过与发妻江冬秀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也尝试过与陈衡哲的“高洁之友谊”；与曹珮声这一段，则是他晚年为人书写条幅最爱写的“山风吹不散的心头人影”。那段“高洁之友谊”，学者多有争议，也有不少误解，本节不拟涉及。但后一段胡适爱情生活的高潮，则与他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不是十分成功有关，所以不得不简单论及。

诚如一般所见，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相当勉强的。他自己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25]1914年，胡适得家中照片，冬秀也在其中。有诗记之。里面说到“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然后一面对久未归娶致歉，也再次承诺“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在描绘了一幅“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田园诗后，胡适点明这一切的“真趣”都在于“可以寿吾母”。[26]这首被许多人引用来证明胡与江情意的诗中，有关冬秀部分的总纲就是这一句，正可为前面那句话做注脚。其实无非是一种“由分生情意”的心境写照；“分定”之后，只好以“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处之。

胡适在留学时曾提出：“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中国人订婚之后，双方对对方都能产生“特殊之柔情”，虑其所虑，喜其所喜。到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这里恐怕半是自解，半是希望。胡适起初也很想发展他与冬秀那“名分制造的爱情”，多次提出与冬秀通信，而竟然终不可得。一方面因为冬秀识字不多，写信困难，但主要还是因为以传统礼俗论之，这样的通信实是“越礼”，故江冬秀不得不“避嫌”。[27]

同样，胡适在结婚前一直想见冬秀一面而不可得。他在归国前的诗中自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晚年仍在说：“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可见他终生不能忘记那次专程去看人而不达目的之事。这当然仍怪不得冬秀。唐德刚先生是极少看过江冬秀日记的人中的一个。她在日记中记述了胡适初回国时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颇“不好意思”，想见又不敢见，不得不躲在床上装病，自己又暗暗落泪。实际上，她也不可能“敢”，因为家里的人仍不准她“越礼”。[28]

而胡适于婚姻重“名分”和“实际需要”的倾向在前面那段话中也表现得很明白。胡适后来虽然提倡易卜生主义，但自己要“作圣”，便不能走极端。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脸色度日，后来能留学美国念博士，来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母亲对他的深情，他更有充分的体会。所以即使不“暴得大名”，他也未必能进行彻底的家庭革命。1915年胡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说：“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彼时的胡适未必就能梦见两三年后即为士林之首的佳境，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已经形成。所以胡适也一向反对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29]

胡适在留学将归国时有一首《朋友篇》的诗，其中说道：“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以他受过西方民主洗礼的人，在美国时又很注意观风，而全不提名分上的未婚妻江冬秀，可知那名分造的爱情，本来不深。婚后，胡适才发现他过去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他以前所说的“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但这种理想的情谊往往因实际上的反证，遂完全消灭”。考虑到他的“理想”是在结婚之前，而说“实际的反证”是在结婚之后，胡江之间的感情生活，想来就不会十分融洽了。[30]

1918年婚后不久，胡适译了一首“世界情诗之最哀者”的《老洛伯》，言一女子因洛伯照料其父母，心虽不爱而身终嫁之：“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也并不曾待差了我。”该诗有跋，说“全篇作村妇口气”，是知译诗时心中有“村妇”在。其实就是他的夫子自道。的确，胡适对此婚姻虽觉勉强，但江冬秀一等十三年，二十七岁始出嫁。在当时的农村，也不知受过多少白眼，他又怎能不努力做个好丈夫呢！实际上，他为了“博吾母欢心”，确曾“极力表示闺房之爱”。在胡母去世之前，胡适是做到“力求迁就”的。[31]

胡适的努力，似乎也有些效果，他在1922年4月做了一首《小诗》：“我们现在从生活里，得着相互的同情了，也许人们不认得这就是爱哩。”这大约就是说他与冬秀了。但“人们”（实即自己）还不十分认得这是爱，到底还不是很肯定。胡适在两年前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把他们那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关系描绘得很清晰：“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恼她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我们常常这样吵嘴——每回吵过也就好了。”十年后胡适写《自述》时，说他自十四岁起，“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虽是怀念母亲深情，也道出一丝深深的孤独感触。则婚后在冬秀那里，至少未能得知音之遇，大约是可以肯定的。[32]

但胡母去世后，胡适或有责任顿卸之感，身心为之一松。1919年2月26日，胡适译了一首诗，名曰《关不住了》，专言爱情是关不住的。两日后，又有译诗，要和爱人一起“把糊涂世界一齐打破……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可以见到胡适此时心情之一斑。看来他是在往“率性”的方向走。

1920年11月，胡适有一首诗《一笑》，记以前有人对他一笑，“我不但忘不了他，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不仅如此，胡适“借他做了许多情诗”，记述不少欢喜伤心。西湖养病之后的1924年初，胡适又有一首诗：“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诗后有跋，正是徐志摩所谓可疑者，当系为曹珮声所做。则以前有人对他一笑，即珮声也。这一笑的时间，是否即在做伴娘时，已不可考，但必在那时的前后。那次胡适返乡后，曾写有《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我行山雪中，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初或无心，后终难忘，渐生朦胧的情意。此后胡适所做的“情诗”，恐怕不止是“借”她作题材，而其实就是“为”她所做吧。

还在1919年做了《关不住了》后两月，胡适曾借亡友诗意，以《应该》为题写出一种“很为难的爱情境地”，正是使君有妇不爱，却另有情人。情人反劝他“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此时的心情尚在依违两可之间。到是年6月，写下《爱情与痛苦》，又是有“后记”的，竟已喊出“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不过此时仍在游移，到1920年8月，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说张的妇人诗“用意都比别人深一层”。在此诗中明说“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明珠者，两眼中的笑意也。不过“低头一想”，“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终于决定还是做个“节夫”。但到1920年做《一笑》时，情意已更深，只是还未到坐不下忘不了的境地罢了。

这段时间，胡适的心境大概一直是处在矛盾之中。1918年5月，可能是陶孟和向他提起小说《苔丝》（Tess）的女主角苔丝的爱情遭遇很像《老洛伯》中的锦妮，他回家读后颇有同感，但指出，锦妮是18世纪的人，所以取妥协的态度。苔丝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间接感化”，所以取革命的态度，敢于杀了所嫁而不爱的人。此时胡适显然想到了自己，他表态说：“中国的我，可怜锦妮，原谅锦妮；而西洋廿世纪的我，可怜Tess，原谅Tess。”[33]这是所见胡适唯一一次提到他身上有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他在家庭爱情问题上究竟是取革命的还是妥协的态度呢？胡适大概又在想走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了。

1923年4月底，胡适南下到杭州养病，见到了在那里念书的曹珮声。5月初他到上海，住在美国记者索克思家治病养病。胡适说，“我是不惯寂寞和闲散的人”。有工作而寂寞，还可以过。“但寂寞和闲散同时来，那是很苦的”！养病期间除做完前已动手的《〈镜花缘〉的引论》外，只做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一篇。自己以为“皆不费力。此外别无所作”。但是那段时间胡适与曹珮声时有书信往来，恐怕已经动情。当时“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所战方酣，胡适心不及此，自称“只做了一篇很不庄重的《孙行者与张君劢》”。做文也不庄重，很能代表他当时的心态。丁文江就以为胡适在科学与玄学论争中是由庄严变滑稽，丁虽与胡在一边，仍觉得胡的文章“恐怕嫌刻薄一点”。[34]

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不久在给友人汪孟邹的信中，说到“我决计在西湖的烟霞洞过夏，略需一些东西，叫思聪回来购买”。可知在烟霞洞过夏之事非预计在先，很可能这时已准备当一下“西洋廿世纪的我”了。胡适于6月下旬移住烟霞洞，那时与曹珮声过从甚密。8、9月间，曹也搬至烟霞洞同住，开始了胡适后来所说的“一生最快活的日子”！[35]

那段时间胡适做诗较多，曾辑为《山月集》，专门记录他们那“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今辑本似已不存，诗则有许多还在。胡适晚年未编完的《后尝试集》中就有不少，后来以手稿形式在台北影印出版。但因他有意掩饰，或故意将诗不依时间次序排，或根本不署时间，若不仔细辨认，就可能搞错。其中胡适在8月中旬做了一首《怨歌》，专述他和曹珮声的往事，承认确实是在1917年底一见就有意思。那首诗他当时并不避熟人，同乡汪静之往访，即曾出示。但那首诗他却没有收进《后尝试集》，大陆胡明所编收诗最多的《胡适诗存》也未收，所以值得全文录在下面：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花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

这回我又回到山中，

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

可怜他已全不似当年的风度了。

他们把他移在墙边的大松树下，

他有好几年受不着雨露和日光了。

害虫布满了叶上，

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样了。

他们嫌他总不开花；

他们说，“等的真心焦了。

他今年要还不开花，

我家要砍掉他当柴烧了。”

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

也不禁为他滴几点眼泪。

一半是哀念梅花，

一半是怜悯人们的愚昧。——

拆掉那高墙，

砍倒那松树！

不爱花的莫栽花，

不爱树的莫种树！[36]

在烟霞洞期间，胡适已完全沉浸在恋爱之中，性情言动与平素截然有异，和一般人印象中温文尔雅的胡适不大一样。徐志摩记得很生动：某日见了汪精卫，为其貌所感，“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又一日，张君劢初见陈衡哲，“大倾倒……尊为有内心生活者。适之不禁狂笑”。陈氏与胡，本有一番旧情，此时既笑且狂，有深意焉。胡适自小斯文内向，素有“先生”的雅号。像这样活泼泼的胡适，实在不多见。而且这还是“暴得大名”之后的胡适，无怪乎徐志摩慨叹道：“适之是转老还童了。”[37]

那年7月29日晨，胡适与任白涛、曹珮声一起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两日后有长诗记之，毫不涉恋情，但写久待后日出时刹那间那种格式塔式的心理转变，颇传神。五个月后，胡适在翠微山的月光下再次“经验这样神秘的境界”，忆起的却是“南高峰上那夜”，而非那晨。可知日出时所感的那种普照一切的心情，原来是头一晚月光下已有的升华感觉的延续。约四年后，胡适写了一篇《情死强国论》，由那日同看日出的任白涛推荐在《近代恋爱名论》的卷首。任氏并写信给胡适，说既然胡赞成情死，“假若你能够实行一下子，那我也是当然赞同的。因为我看你同她……但……”从任的口气看，胡适并未向任宣示什么，但任氏却已看破；或者胡适本也无意隐瞒。徐志摩记与胡适、朱经农等同游西湖赏月，“曹女士唱了一个《秋香》歌，婉曼得很”。[38]

当时高梦旦父子曾到烟霞洞与胡适同住了一段时间，胡适有诗送梦旦并题在其子仲洽的扇上。诗里说到高氏父子像知心朋友，时对坐以福州话谈笑背诗，“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望着他们……”[39]此时似乎并无别人同住，则旁边的两人之一，大约就是曹珮声了。高梦旦以前很佩服胡适不背旧婚约肯做大牺牲。此时高氏父子对讲福州话时，那边厢一定是对讲安徽绩溪话了。高氏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此时曹胡间事对许多朋友大约都是不隐瞒的。以胡适一贯的慎微，竟能不避写在纸扇上送人，或者当时真有心下决断也未可知。至少曹珮声过后就公然对汪静之说她同胡适要好了。倘若胡适有心保持隐情，曹大约不会轻易将此事对人言。

胡适回到北京后，那年底到次年初一段时间，回味烟霞洞的情诗非常频繁。其中“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两句，胡适自己常爱用来替人写条幅，已是为人传诵的名句了。但人影既只在心头，胡适的决断终没有下。原因很简单，江冬秀不同意。徐志摩后来有诗论此事：“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40]

江氏属虎，颇有自己的决断，决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妇女。她的办法是以最直截了当的大吵大闹对付青年名教授胡适。住在胡家的石原皋即曾目睹一次。冬秀“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而为石氏劝解开。历来做名人的代价之一就是少了隐私，什么事情都在“公众兴趣”的监控之下。胡适的恋爱，本来“只有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但一闹开则全国皆知。胡适当然深知冬秀不简单，大闹之下，他就不是对手了。石原皋以为，在名与爱不可兼得时，胡适选择了名。信然。[41]

1924年初胡适有一首《烦闷》诗，记述坐不住玩也无心，提笔一天只能写头二百个字，“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两个星期后填的《江城子》中，胡适已在“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曹珮声已只能做孤星了。到这年下半年，胡适仍然“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能忘”！但这诗的题目是《多谢》，起首便言“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忘当然忘不了，一声多谢，也有些结束语的意思了。

后来胡适有一首《猜谜》诗，说有人“三次寄书来，这谜依然难解：几个铅丝细字，道一声‘多谢’！”这谜一样的“多谢”很可能就是曹珮声对他那“多谢”的委婉抗议。所以胡适“遥想寄书人”，自己也觉“应有几分不忍”。曹珮声于1925年师范毕业，后入中央大学农学院，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4年到美国留学，入胡适念过的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3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及沈阳农学院。其后也曾与人恋爱，未成功。她一度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门，为其兄曹诚克敦劝下山。后一生独处。[42]

此后两人间尚偶有诗书往来。1943年，曹托人带一首《虞美人》给在美国的胡适，词云：“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可知曹对“痴情”的坚持。1948年底，胡适到上海，友人汪孟邹请在亚东书店吃徽州饼，胡即请汪约也在上海的曹珮声来一起吃饼。这或者即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吧。1949年后，曹留大陆，1973年病逝。其晚年有诗曰：“徒夸生平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怨是有的，然而不怒。[43]

据云曹珮声将有关此事的书信等材料全部保存，但除个别知情好友外不曾示人。今黄鹤已去，材料不知是否尚存。恋情确应属个人隐私，但胡适对近代中国太重要，而这一段“率性”之事，又与胡适在那段时期对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关联，不可不述。若二人在天之灵闻而能谅，则作者心安。

有情人未成眷属，实人生之恨事。但中国的传统，向来反对离婚，尤反对喜新厌旧。名教的力量，虽无形而甚巨。读书的士人，被视为社会行为的典范，道德要求又更高。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是极大的。前引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对“暴得大名不祥”之古训的肯定，是他的甘苦之言；名誉伴随着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这样的“盛名”，的确很“不易处”。

1925年，胡适做了一首诗《一个人的话》：“忍了好几天的眼泪，总没有哭的机会。今天好容易没有人了，我要哭他一个痛快。”哭完之后，才一切轻松。当年胡适的母亲解决家庭纠纷的办法就首先是忍；实在忍不住时，就哭，也并不骂一个人；哭到把年龄相仿的媳妇们折服为止。[44]这大约就是胡适这首关于哭的诗的出处。旁人只见胡适少年得志，不知他一向与旧势力周旋，在社会压力下赔笑脸，也有许多的苦处。

1922年6月，胡适有一首诗《有感》，结语是“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那天的日记中称“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三十多年后，又自己加注说是纪清宣统帝。这是徐志摩所说应该注意的那一类诗了。的确，在胡家住过几年的乡亲石原皋即直指此诗是为曹珮声所做。无论为谁所做，少年要冲破的，是千年的礼教。1936年胡适做有一首《无心肝的月亮》，自述是取明人小说中“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意思。周策纵先生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两句诗，本是《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写女子企图私奔的故事。周先生确是胡适诗的真正解人，他虽不知胡适那段时间颇涉一些情缘，仍看出胡适《无心肝的月亮》所写的主角“对感情压抑得很厉害”。[45]胡适在诗中自白道：“孩子，你要可怜他，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那年曹珮声恰从美国归国，此诗大约不是为珮声而作，却表述着某种持续的无奈——礼教虽然锁不住少年的心，少年也终于跳不出他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实不也都是殉道的牺牲吗！

*　*　*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自“暴得大名”后不过数年，即因其“好邀众誉”，且“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许多人视为落伍，后来更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被认为是认同于北洋政府。重要的是，说胡适落伍不只是激进派的看法，曾任北洋政府部长、比胡适还更“落伍”的汤尔和，也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46]而且，因为哲学史有点写不下去，谈政治又谈到“向壁”的地步，胡适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是不知何去何从。一向不习惯寂寞和闲散的胡适，在那段时间里确有点像他1923年在索克思家养病时所说，是“寂寞和闲散同时来”，对他来说，那的确“是很苦的”！

有时胡适的落伍其实是吃了朋友的亏。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适家听到王世杰大骂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而学生则真是受骗送死。胡适听了一言不发。[47]可知当日“英美派”心中的确有此认知。但此话在家骂是可以的，一公开发表，客观上就是为杀人的军阀政府开脱，所以鲁迅等就不能不出来说话了。而《现代评论》派在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当然也就要大降。胡适既然一言不发，对此也许还有点保留，但一般的认知，他当然是《现代评论》派的，所以他也只能跟着“落伍”了。

到北伐时，胡适明确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这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48]本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其思想以外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就在有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今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有些落伍了。

民初士人在激进的大潮流下，许多人的思想可以说是数年一变，速者一年数变。因为“潮流”本身变得太快，不如此即赶不上“潮流”。而由于思想的追随者有意无意间渐据主动地位，立说者要跟上“潮流”，实际上就必须跟着听众变。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是，这些“曾开风气人”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落伍”，因而必须“跟着少年人跑”。胡适就认为，梁启超和章士钊都曾不甘心，梁“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章则不然，他是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做首领。[49]

但是民初世风的转变太快，梁启超个人的转变可谓快而频，仍跟不上，在壮年即不得不“功成身退”，不再占据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跟了而没跟上，那不跟着少年跑的章士钊就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其实，钱基博认为，梁启超虽乐于引胡适之说以自张，但他“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50]这就提示了一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在“跟着少年跑”已成时代风尚的语境下，要想“调节其横流”，也必须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既然先有了要想“调节其横流”之心，往往也就只能得一个跟而跟不上的结局。

钱基博后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说，胡适与梁启超一样，对时代也是“惟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前面说过，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部分是因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曾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少年跑”，但他与梁启超一样，又不时“思调节其横流”。唯一存“调节”之意，就不仅“调节”未必能成功，自己也可能因跟不上而“落伍”。

其实胡适自己也清楚这一点。1936年周作人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胡适立即“抗议”说：“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要对他们说我的话。”[51]胡适之所以不能抓住青年，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在跟着跑时总思有所调节。虽然抓不住，却不肯放弃，还是要抓，这是胡适的老实话。因为他深知五四运动后，学生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有力量有用处的新成分”，各派力量都在努力争取。胡适自己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唐德刚先生曾说，“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大的变动”。因为他“享有盛名”，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这个说法恐怕只看到钱币的一面。晚年的胡适有时确有“返老还童”之状，如民族主义情绪较强，略近于他留学之前的心态。这或者给人以长期不变的印象。其实胡适的老朋友任鸿隽就认为胡适“最能意外出奇，使人惊喜”。[52]“最能”者，其转变自非一两次也。

与其同辈人一样，胡适也不断在变，以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同样，他也的确是一直努力向学生辈不断跟进，只是不愿挂在口头上。可以看出，在这一般认为他“落伍”的时间里，胡适对他“暴得大名”之后的去从，是有所反思，有所斟酌，也有所计划，有所调整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胡适向学生辈跟进的调整幅度有多么大。

[1] 胡适：《这一周》（1921年11月1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17页。

[2]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87页。

[3]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书信选》中册，第294页。

[4] 印出的此文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的“山中杂记”中。

[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41、108—109页。

[6]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

[7] 《谈话录》，第48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夏志清序，第24—25页。

[8]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8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7页。

[9] 《谈话录》，第194页。

[10]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98—199、94页。

[1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第116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第1922页。

[12]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页。

[13] 《谈话录》，第255页。

[14]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4日；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0—141页。

[15] 胡适日记，1922年5月30日。

[16]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1页；胡适的《宣统与胡适》曾刊《努力周报》第12期，胡适1922年7月23日日记中有剪报。

[17]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41、116页。

[18] 《我的前半生》，第179—180页；胡适与其朋友们关于此事的辩论参见《书信选》中册，第268—282页。

[19] 罗尔纲：《关于胡适的点滴》，《胡适研究丛录》，第16—17页。

[20]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

[21]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1、13日，收在其《爱眉小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127，129页，以下注为徐日记及年月日。

[22] 《胡适诗存》，第230页。本章所引胡适诗词，凡自此书并标出篇名者，一般不再注出。

[23]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4—76页。

[24] 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6—57页；沈卫威《胡适的婚外恋》，《名人传记》1988年第8期，第68—71页；田柚《千年礼教锁不住的少年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1年3月26日。

[25] 《胡适致胡近仁》（1918年5月2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10页。

[26] 胡适日记，1914年6月6日

[27] 胡适日记，1914年1月4、27日；《胡适致母》（1911年6月22日），引自《年谱》，第27页。

[28] 《谈话录》，第232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26页。

[29] 《年谱》，第45页；胡适：《美国的妇人》（1918年9月），《胡适文存》卷四，第54页。

[30] 胡适：《贞操问题》（1918年9月），《胡适文存》卷四，第73—74页。

[31] 《胡适致胡近仁》（1918年5月2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10页。

[32] 《四十自述》，第64页。

[33]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年谱》，第62—63页。

[34] 胡适日记，1923年5月21日；《丁文江致胡适信（残）》，附在胡适日记，1923年5月24日。

[35] 《胡适致汪孟邹》（1923年夏），《胡适研究丛录》，第234页；胡适日记，1923年12月12日。

[36] 胡适日记，1923年所附《山中杂记》，8月17日诗。

[37] 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11、13日。

[38] 《任白涛致胡适》（1927年5月23日），《书信选》上册，第432—433页；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21日。

[39] 《胡适诗存》，第277页。

[40] 按此诗原稿收《后尝试集》，出版时编辑仅疑为徐作，经请方家辨认笔迹，确为徐的字。有学者以为是胡适做，不仅字不像，意思更不妥。以民初的世风和学者的素养，此类话若出自事主，太陋。

[41]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38—39页。

[42]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6—57页。

[43] 分别转引自颜非《胡适与徽州文化》，收在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第92页；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7—59页。

[44] 《四十自述》，第62页。

[45]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6页。

[46] 《张奚若致某人（残信）》（约1920年），《书信选》下册，第516—517页；《钱玄同致胡适》（1919年2月）、《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25、545页。

[47]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73页。

[48] 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第13—14页。

[49]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64—168页。

[5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354页。

[51] 《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52] 《口述自传》，第80页注22、第130—33页注2；《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12页。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很能反映立说者当时之所思所虑。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同一时段的思想发展，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轨迹。

1923年及前后的一两年，确实是中国思想的转变时期。胡适那时也正在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是向着集团主义在走，胡适有意无意间也在不断跟进。他开始赞扬王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1922年，还略早于其自划的分界线。此后胡适的思想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一个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的人来说，这个步子迈得好像很大，也显得太突然，其实这应该是他经过反思和斟酌的谋定而后动。

基本上，胡适的步子也是随着中国形势的演变一步步逐渐迈出的。但正像他当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补了中国思想界典范危机的空白一样，胡适这次谋定而后动的整体转变幅度虽大，每一步迈得却不算大，而他变化的速度又未必赶得上中国激进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进方向去的领导空间已被新文化诸人中的“急进派”捷足先占了，则胡适所能做的只是认同于既存的集团主义势力。在胡适个人，步子或已迈到最大，而在许多激进的青年看来，则或许还不够“时髦”吧！

或正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胡适的调整和转变都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适这样一个已确立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能往这个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进世风的影响，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激进化的进程。在此进展中，深受外在大趋势影响的胡适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要了解胡适赞颂新俄与社会主义的个人心路，还要回头看看中国当时的思想环境。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中国自主动“面向西方”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需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适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是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3]

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陈独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一次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张奚若就提醒胡适说，《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4]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由美往俄的转移进程。[5]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贴切。[6]重要的是率先转过去的是五四的学生一辈。余英时师说，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7]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现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这一点胡适讲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8]

一年后，他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中共《主张》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9]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显然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不要忘记胡适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他说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说陈独秀，关系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气。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夏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如果说陈或因老朋友的关系，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语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11]

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12]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其实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

胡适曾说，1925年时，“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他终未加入。接下来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13]特别是胡适自己到下一年就大赞苏俄（详后），以行动表明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这显然不是无源的突变。在别人或觉意外出奇，在胡适自己，可说更多是谋定而后的有意转变。因为他一向自称不肯学时髦，恰证明这次他是谋定而后动，也就是老师向学生靠拢。其实不仅对新俄的向往，胡适关于西洋文明的分段及各期“宗教信条”的论述，与一般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多少有些“隔”的感觉，但是与罗家伦在《新潮》第一期的《今日世界之新潮》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深知胡适的张慰慈说过，“适之又是最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的。说胡适受学生影响而向左转，大约可以不错。[14]而他那时的激进，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高度推崇。

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人，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对此，晚年的胡适曾有清楚的自我供证。

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引用了他的一位仍在政府任“公务员”的朋友两年前来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值得引证在这里：

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在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引了这段话后，胡适自己忏悔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15]

像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我们熟知的胡适形象有相当的出入。这一方面因为胡适素来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温和渐进取向，晚年更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同时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赞，有些是以英文在国外发表。即使在胡适用中文发表的言论中，或者也因其论说星散各处，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要了解自由主义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爱，最有提示性的就是从他本人的中外思想资源去考察分析，下面就胡适所亲近的英美自由主义的渊源流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做一大致的勾勒。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自20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常喜欢将英美二字联在一起，从政治到文学艺术，似乎都有英美派。英美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无疑的，但两国间亦有许多不同。同样，英美的自由主义虽是同源，也有相当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在20年代的中国，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曾被中国思想界对立的两派分别请来助阵。故说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将英美并提要格外小心。

就其本身来说，则不仅美国自由主义源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且这一流派的自由主义所有的基础理论，可说尽出于英国。所以要检讨英美自由主义，必须从英国入手。

英国自由主义也是多源头的，而且甚难清楚地界定。1848年时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曾试图将其界定，结果发现其含义“非常之不精确”。[16]不过，英国经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渊源有两支，即17世纪洛克（John Locke）和弥尔顿（John Milton）等人的政治思想和18世纪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从历史角度看，自由主义与对宗教和既存政治权威的抗议是一致的。由于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工业革命后的中产阶级对抗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需要，到19世纪时自由主义在英国成为显学，并在政治上亦居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的理论也在此期间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个人自由。但是怎样达到个人自由的目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却常常不能达成共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根源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理性、个人主义和人类进步的必然性。且特别强调法律愈少个人自由愈多，故主张国家对个人的干涉越少越好；经济发展是个人自由之一部分，国家对此也不应干预，让其按工资铁律的“自然法则”自身发展。这种理论在19世纪的最明确表述者即李嘉图（David Ricardo）。[17]经典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计划性的社会改革，认为最好的改革就是去掉对个人和经济运行的法律束缚。这一点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律多为前工业社会所制定，受惠于工业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然要反对。

这种反对整体社会改革的主张很明显地体现出受到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影响。边沁实际上主张改革英国所有的制度习俗，但要一样一样地改。边氏以功利为检验各种制度习俗的唯一标准。他对每一项制度习俗都提出两个问题：在哪方面具备功利，对谁具备功利？换言之，对所有制度习俗均应随时考察其是否为人提供快乐，及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提供快乐；最终要达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目的。边沁以为个人与社区（community）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后者的利益不过是前者利益的总和，故此政府不应干预经济。[18]

但是边沁既以功利为检验一切的标准，就为集体主义一方的政府或社会干预的观念提供了同样的思想武器。如果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实行干预，也完全理直气壮。且边沁（以及李嘉图）关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一致的观点暗示着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内部的一大隐忧，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社会的平等公正本来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大原则。

随着工业发展到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劳资关系成为英国的社会问题。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危机更凸显了这些社会问题。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发展首先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基础的，则社会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利益显然已不一致了。同样，工厂主的个人利益是要从工人身上获取最大利润，这与工人利益必然冲突，则个人利益自不能说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是自由和平等的竞争。但是每个竞争者如果一开始就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则竞争必有利于原处优势者，结果只能是更不平等和不自由。[19]不能提供均等机会的自由制度是真正的自由吗？这些道义问题困扰着许多自由主义者。

所以，19世纪后半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困扰和转变时期。这段时间的代表人物是穆勒（John S.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及在中国名气稍逊的格林（Thomas H. Green）。穆勒基本上站在经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对自由主义的诠释渐侧重于思想和道义方面。同时按边沁的以功利为检验标准的思路，穆勒虽仍坚持政府应尽量不干涉私人，却也接受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府改革措施。[20]严复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就很能道出穆勒立场妥协的消息。

斯宾塞本是社会学的鼻祖，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可他同时又坚守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并且以新出的达尔文进化学说为支援，为一种可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概念论证辩护。既然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则欲以国家方面的蓄意行动来达到社会目标不仅不必要，而且是自毁性质的。[21]

站在斯宾塞对立面的是格林。格林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引入自由主义。他颇受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认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故每一个人都应与他人一起造成一种包括自身和他人利益的“共善”（common good），而政府就应代表这种共同的道德意志。但是格林也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和剥夺性的政府手段，仍坚守自由主义的基点。[22]

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彼时英国自由主义的分歧和路数。穆勒居中，两边是维持传统的斯宾塞和向福利国家路径迈进的格林。但是斯氏之必须用新学说来维系旧传统已很能说明经济放任自由主义的危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也渐成显学；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更有取代自由主义之势。

社会主义亦是词义纷繁概念极难界定，其流派之多恐怕更在自由主义之上。但19世纪英文中社会主义的政治涵义大致有颇不相同的两大类：一是将社会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体系的简单表述，一是着重区分于个人的，特别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前者主张社会改革、社会秩序、确立和扩展政治自由、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要终止过去的不平等和特权等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相通，故有人亦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继续。为行文简便，且称其为社会主义甲。后者则与个人主义形式的社会理论对立竞争，主张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主要指社会秩序而非平等）在生产方式私有制之下均不可能达到，只有在社会公有和社会控制取代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实现。为行文简便，暂称其为社会主义乙。

在英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各种称为社会主义运动者多为甲的不同侧面，所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理论，反而是达成自由主义目标所必须的。如费边主义者即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理想的经济侧面”（萧伯纳语）。因为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也含有抗议既存政治权威的成分，可说是更早的自由主义的必然延续。只是到了20世纪初，甲乙两派才最后截然分离，乙派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而两派均相互指责对方不是真社会主义。乙派认为甲派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故径呼其为自由派；甲派则重视自由主义价值与其社会主义的自然关联，他们认为，乙派既然反对自由主义，就不是真社会主义。在关于甲派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认知上，大家其实是相同的。[23]

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自身出现危机时，又遇到社会主义从外部的挑战。结果到19、20世纪之际，从穆勒-格林的趋向渐渐发展成一种新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即是霍布豪斯（Leonard T. Hobhouse）。现代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经典派认为是，故主张只有去掉权威才有个人自由；现代派认为不一定，则为了社会自由也必须有社会约束——即国家和法律的作用。

现代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对某一个人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现代自由主义援用边沁以功利为检验标准的取径，允许并主张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的调节和干预，以应付因生产社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种运用公领域干预私领域的主张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到1911年，霍布豪斯在其名著《自由主义》之中更进而提出并论证了“自由社会主义”。霍氏针对“适者生存”的社会观，进一步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和缓的集体主义制度，即在保全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或者说是在福利社会中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24]

霍布豪斯要在英国做的，正是胡适的老师杜威要在美国做的。与霍氏一样，杜威受格林一派自由主义影响甚深，也提倡公领域的干预和控制。[25]不过美国自由主义有与英国很不一样的发展进程。

首先，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斯密的《原富》同在1776年发表，但《原富》在美国出版已是在十三年之后了。特别是刚独立的美国缺乏资金，不得不一开始就利用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故美国人受经济放任自由主义影响较晚。结果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是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主，与经济组织方式联系较少。这一点与英国的经典自由主义有较大的区别。只是到了19世纪初，斯密的《原富》在美国读者渐多，经济放任主义才渐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后来者的地位使经济放任主义在美国处于一种后来居上的争正统的地位，而不像在英国其本身就是正统。[26]

其次，由于美国基本没有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也缺乏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所以自由主义在美国一开始就不仅不具有抗议的性质，而且一直是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关于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非常精当的分析。他说，美国思想传统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美国政治传统常是保守的。故美国的“道统”对“政统”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道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对政统之保守的一种反作用。[27]

二战后美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其实不过是老自由主义（经典派）换了包装。保守主义之前加的新字固然是迎合美国人典型的喜新厌旧气质，实际也透露出保守主义本身没有多少市场的消息。反过来，正因为保守主义在美国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批判力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乃不得不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批评。结果造成美国思想界之激进与保守通常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中轴的左右摆动。而且到二战后一度出现一种“形左实右”的现象，即新保守主义是求变的（从现状往老自由主义方向变），自称自由主义的反而是保守的（要保持罗斯福新政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现状）。[28]

美国自由主义不得不自我批判这个因素进而造成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认知，即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通常是比现状更偏激进一面。霍夫斯塔特以为“自由主义的”（liberal）在美国的含义即是“大众的、民主的、进步的”。这也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19世纪以来的大众主义（Popu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血缘关系。故美国自由主义虽然不具先天的抗议性质，其中更“自由化”的一支却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渐与所有具有抗议性的思潮和运动认同，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近朱者赤的粉红色思想。[29]

美国的大众主义是一种渊源于清教的自耕农理想的“重农”思想，依据新教的平等和互助（博爱）的教义向往一种前工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和社区协作的理想社会。[30]近年的研究表明，同样的新教理想和前工业社会的社区观念正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31]这样一种兼含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理念乃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甲的又一先天相通之处。特别是在美国，平均地权派（Agrarianism）和经典自由主义均可溯源到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因为杰氏本为平均地权派的鼻祖，后来又接受斯密的放任主义经济学说并大力鼓吹之。1848年美国的《韦氏大字典》就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派使用的新术语，两者间的关联可见一斑。

19世纪美国思想界对英国情形所知最悉且追随亦紧，当社会主义在英国渐成显学时，其在美国的影响也日大。我们今日讲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多侧重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殊不知其本身也有甚强的正面道义诉求，而这正是它在当时吸引人之处。在进步主义初期的1880年前后，社会主义在美国知识界非常风靡。而且美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的欣赏，不仅因其对工业社会弊病的反应似乎比经典自由主义更切近，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对新教平等博爱道义精神的承接。美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支后来变成基督教社会主义，即是明证。

只是因为种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当英国知识人从自由主义迈向费边社会主义时，美国士人反从社会主义回归自由主义，而形成一种与霍布豪斯十分相似的现代自由主义。美国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一度向往实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认知，后来的总统威尔逊在此时即认为：“就基本理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如果不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基本相同的。”[32]

胡适的老师杜威即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中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注重社会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曾服膺当时流行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不过杜威在社会有机论方面比斯氏走得更远。同时杜威更身受1880年前后美国的“返向人民”（Back to the People）运动的直接影响。这实际是个国际性的运动，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人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霍布豪斯在英国也参与这一运动并曾到民间去组织农业工人。此运动在美国风行时杜威正在密西根大学任教（1884—1894），那时影响杜威最大的是名记者福特（Franklin Ford）。福特特别强调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在福特的感召下，杜威在1892年时曾计划出版一份报纸，专论哲学可运用于社会，并可提供“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此举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后来报纸未能出版，但杜威本人以后终成为自由派刊物《新共和》的重要撰稿人。而从哲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乃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33]

19世纪末的美国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实用主义在詹姆士手里并不盛行。更因美国理想主义与清教的联系，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学人思想上的重负，颇类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欢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的通行有所妨碍。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盖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即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

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34]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由于美国本无贵族，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正统，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均得以在名大学任教、往来于上流社会之中。所以在看上去较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人虽然关注大众，却不能认同于大众。反观英国，费边社诸人多是记者文人一类，很难被既存上流社会接纳，于是不得不往权势圈外寻求影响，路数又大不一样。[35]

明白了英美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特别是其在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我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向往社会主义，就较易理解了。胡适所服膺的自由主义，正是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式现代自由主义。[36]其与社会主义的容易相通，可从以上讨论略见端倪。但容易相通不必一定相通，胡适本人对社会主义的赞颂和向往，主要还是受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环境及个人的心路取向所左右。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为显学，中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本文不能一一申述。前面已提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反传统或反既存权势方面，在英国和中国都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对英美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其正面的道德诉求。其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从新教平等理想发展出来的经济平等思想，最合于中国传统的均富观念。同时，社会主义强调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干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最快发展这种观念，也极易为贫弱中国的知识人所接受。

但是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同时还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自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人中长期不得人心的状况其实也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的程度。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分等或早已渐变为士商工农，大量关于商的专书的出现早已不知多少倍于农书。但士对商的轻视仍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均是外来新名词，其与中国传统概念最相近的是商与商人。所以，在士人潜意识那安身立命之处，资本主义可说是先天的不逗人爱。这在前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在后来各方的观点都极明确，分歧也凸显出来之后，梁启超在1927年还特别声明：“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37]梁氏这段话，最能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38]

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从反面增加了其批判者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且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有增无减，也是社会主义能风行的土壤。萧纯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则愈见其为独到者。今日国内之谈社会主义者，即大率类此”。[39]萧氏的观察若去掉其情绪化的部分，大体是可靠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除资本主义外的其他各种“主义”，也都甚有活力和吸引力。

而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激进化已达一个新的高度。1924年秋江浙战争时，浙江卢永祥在其辖区征收“军需善后米捐”，买卖米均须纳捐。上海市县两商会曾呈请减免，卢氏复电称，军需和民生都应照顾，较次的籼米可以免捐。较好的粳米，则“均为有产阶级所购，区区饷捐，摊之于各人，为数极微”，必须照纳。[40]阶级意识既已见端倪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则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

过去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试查旧文，则一向冲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周作人认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这当然也包括周氏自己。实际上，周作人根本认为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才不赞成共产主义。[41]周氏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涵盖甚宽，约近于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主义。这个观察大体是不错的。

罗素描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时，即说中国的青年及其优秀教师中的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42]罗素接触的人当然有限，其所谓优秀教师者，大约应为多少说点英语之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不过是向往而已。但这样的人中若已多数向往社会主义，其余自可想见。实际上中国士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罗素自己也有贡献。周策纵先生注意到罗素在华演讲的中文译稿中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与其在别处的英文叙述有些不甚相合，[43]但大多数中国人认知的罗素正是来自那中文的部分。因罗素是梁启超“他们”请来助阵，且常讲中国传统有许多不错的地方，胡适对罗素是不满意的。但罗素对社会主义或更切近中国国情的论述，或者也影响了胡适。

由于其所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缘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起源相当早。还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国大选中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演说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威尔逊在那时主张“小政府”，让国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党的主张了）。而罗斯福则要想“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类今日民主党的主张）。胡适说，在二者之中，“吾从威氏”。[44]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动荡后特别偏向西方而疏离于中国观念的一个表现，因为罗氏的主张显然更接近中国固有的政治观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证，胡适后来至少有二十年是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有计划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适在此时大约是在意识的一面从威尔逊，无意识的一面恐怕还是更倾向于罗斯福的。

两个月后，有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胡适以为，中国之病“不在无自由平等之说，乃在不知此诸字之真谛”。他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胡适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他认为：“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胡适进而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因为“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45]这里的表达虽然尚不十分系统化，已是清楚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而其不想拾人唾余走西方老路之意，则已直指社会主义了。

到1917年，胡适曾摘录他致朋友郑莱的信，里面说到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因为欧战就是人类未能控制民族主义所致。因是摘录，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胡的确切意思，但大致是较机械地运用所谓实验主义，要在实验室里出思想，并在实验室里检验思想。[46]无论对思想进行何种控制，这样的实验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相通的地方显然还多于其与自由主义相通者。当然，这主要是体现了胡适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社会的杜威式取向。

综观胡适一生，他不但在哲学方法上把握了杜威思想的基本精神，其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改造社会”，即是杜威思路的最亲切体会和运用，而且有时甚至不免用得拘泥。我们试比较前引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和大家熟知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时极相似的一段话，其渊源甚明。同样，胡适在他那篇引起争议的《我们走哪条路》中提出的贫穷疾病等中国“五大仇敌”与上述杜威要在美国革除者，又何其相似。但杜威所在的美国社会与胡适所在的中国社会不啻霄壤之别。胡适所说的五敌当然都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可是这背后尚有更大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47]

反过来，贾祖麟批评胡适对中国人的社会愿望和实际生活条件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有违杜威的师教，也未必正确。[48]其实胡适不完全是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而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才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搞有计划的政治和自上而下的逐步改革，都是杜威解决美国问题的重要“方案”，胡适一学，自然发现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

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说，那天他上课讲的就是王莽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以为“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不久，胡适就写成并发表了《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文。他确认王莽“均众庶，抑兼并”的各项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王莽将许多“公共用具”“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表明他“的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因为那个时代“国家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时不会收效，但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49]

这篇意在“伸冤”的文章对王莽的研究并无什么贡献，但对认识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好材料。王莽既然因实行“社会主义”而当得起大政治家，足见此时“集团主义”的思想在胡适心中已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大计划的干涉政策”一语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点睛之笔。胡适后来在1930年自己选编了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胡适文选》，自认是代表那时他思想的全貌，其中就包括他1926年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在那篇文章里，胡适正式宣布：“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胡适并论述这二者间的过渡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这正是典型的英美现代自由主义的推理。但胡适是在崇尚“最新最好”的中国，故他比英美自由主义者又迈进了一步，直接诉诸社会主义：“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其结果是财产私有为神圣人权的观念已动摇；被轻视的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50]

1926年，在写此文三个月后，胡适途经苏俄到英国参加庚款会议。那时他曾准备以这篇文章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并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详后）。此时胡适心目中的西洋近代文明，既延续了他此前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也有他本人访问莫斯科而感受到的新俄之刺激，以及这一刺激引发的“兴奋”。考察他访问的几项记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当时的心态和他的思考。

四 体验新俄

胡适1926年夏途经苏联时，曾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51]与当时在那里的左派中国学生长谈，校长拉狄克也参与。这次谈话是反映当年胡适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史事，可惜在场的中大学生和苏联方面的记录现在尚未发现。[52]近年发掘出的胡适日记留下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记录，[53]目前我还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稍更深入的体会。

两份他人叙述都是出自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对其所述内容要有所斟酌。然而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值得将其稍详细地摘录在下面。曾就读北大的毛以亨1926年追随冯玉祥到苏联，他记载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似乎胡适之的幽默战胜了拉狄克，倘不认为吃了胡适之的亏的话，大家不会气愤历久而不已。共产党与其同路人，后来就以骂胡适为原则，好像要谈革命就非先革胡适的命不可似的，其以前对胡氏的态度并不如此。以后中国学者如非革命党人要去参观就不许了，张君劢先生过俄时即想去孙逸仙大学，终于未得其门而入。[54]

另一份记录出自汪菊农，他本人是留俄的学生，但胡适到中山大学时他因病在克里米亚疗养，所以他的记录也是听同学转述的：

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55]

胡适自己的日记为了解此事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他于7月29日下午2时到莫斯科，到旅馆洗浴后即出门前往中山大学：[56]

旅馆中有浪人名Dobbin的，能说英国话，愿替我作翻译。我带了他出门，先访Radek［拉狄克］。到中山大学时，他已走了，学生皆在乡间歇夏。我想把Karakham［加拉罕］的介绍信留下，恰有中国学生一人出来，我问他，他对我一望，说：“是胡先生吗？”此人名周达文，曾在北京听我演说，故认得我。我把信交给他，就走了。到中国大使馆，见着代办郑子俊先生、参赞夏君。晚上我出来走了一会。回来见于右任先生留下一张条，不知他怎样知道我来了。

（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8月1日）：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可以看出，胡适自己的记录也有其选择性，且不够详尽，尤其是省略了他与蔡和森“舌战”的具体内容这一要素，故此事的“全貌”仍待中共和苏联方面的记录佐证。但胡适至少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主要是中山大学等中国学生齐集车站迎接胡适以及他到中山大学演讲都只是传说而非事实。整体而言，汪菊农所记虽更多具体的细节描述，而毛以亨所记相对更符合于胡适日记中的记述。至于胡适与中国学生和拉狄克等的讨论内容，毛、汪二氏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57]然根据胡适其他的文字表述看，两人所记大致都非常接近，似可以互补。

譬如，毛以亨所记胡适陈述其对苏联的观感是“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这在胡适一面，完全是实话实说，并非毛氏所说的“幽默”。胡适在1922年做的《后努力歌》里已提出：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在其稍来公开发表的赞颂苏俄文字中，胡适明确提出“我们要干政治”的主张，而且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58]可知“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乃胡适那几年素所向往，用之于表述对苏联的观感，在他个人已是相当高的赞誉。

又如汪菊农所记胡适区别美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对华政策亲善”一语，也是他向有的主张。胡适在1922年10月所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就说，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故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中国人如果“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使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59]

而汪菊农的回忆明确了中山大学“同学们”和拉狄克对胡适不满之所自，即他表彰苏联不够，又公然为美国说好话。此虽为传言，也相当能说明问题。胡适实在有点不通人情，苏联也曾退还庚款，当年北大发工资即曾靠此款。今在苏联而不先表扬苏联所为，却强调美国的“首先”，当然容易使人不快。赞扬美国的确是中共对胡适最不满之处，曾与胡适“好人政府”主张相当接近的恽代英到1926年也说：就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亦以有教大［按似指教会大学］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术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60]

可以说，胡适与中共当年在政治主张上的一大歧异，就在反帝方面。但这一分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胡适这样有着“反封建”佳绩的知识精英所取的联合态度，胡适访苏期间中共（以及苏俄）便对他实施了“争取”的努力。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倾向大体吻合。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本盛，到五卅后更有增无减。张彭春曾说，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61]

胡适对苏俄的态度与思想界上述倾向非常接近，他虽不曾“主张共产”，大体也属于张氏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从其日记可知，胡适甫抵莫斯科即径往中山大学访拉狄克，很能体现其心情的迫切。他在当面称赞苏俄时仍保持着一定的分寸（然如前所述，这在他个人而言赞美已不算低），只不过是秉其一贯的立场；观其在寄往国内的书信及稍后的文章中大赞新俄，甚至引起许多政治倾向接近的老朋友公开或私下的质疑，便最可见其心中的真实感受（详后）。

在苏俄与中共方面，毛以亨注意到中共以前对胡并不取“骂”的态度是个敏锐的观察，时人传言中的学生“齐集车站欢迎”虽非事实，仍揭示出某种心态；那时正与中共青年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于右任当晚即往访胡适（后来胡适正在于之住处见到蔡和森等），颇能印证中共和苏俄确实对胡适的访问期望甚高。这里很可能有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所起的作用，而加拉罕为胡适写介绍信给拉狄克，更说明中共和苏俄的确非常想“争取”胡适；蔡和森与刘伯坚在“舌战”后仍希望胡适能“在俄国久住一些时日”，提示着他们并未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

实际上苏俄已尽量努力影响胡适，且其努力还相当成功。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被连续安排去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第一监狱，让他从不同侧面认识新俄。从那两天的日记看，他的观感和反应完全是正面的。第一监狱是关押重罪犯的，胡适看到“每二人一室。不穿囚犯制服，允许穿其家送来之衣服。每日工作八时，所得工资，除必需之费用及作工原料外，皆寄与其家人。作工之外，各依其性情与教育，组为各种文化的与教育的活动，如补充教育，音乐会，文学讨论会，政治讨论之类”。狱中“每室有自来水，有一桌二凳”；有一室因一犯人为音乐家，“平日须作谱”，特增一桌。监狱有常驻狱医，专门医生如花柳专家、心理病专家和牙医也不时会来。他并试吃了犯人自做的面包，觉得比他所住旅馆的还好。[62]

而中共方面给胡适的实际影响或更直接，使他产生了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念头，胡适8月3日的日记说：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图略）。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63]

胡适早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就说，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64]这次有心出来组党做政治活动，仍“以改革内政为主旨”，是其一贯思想的具体化。此时的思考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即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不过，胡适显然认为，若用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政治”来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至少比强调阶级斗争和“一阶级专制”的苏联方式更合适于中国的国情。恰因不甚赞同正在仿效苏俄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

尽管胡适组党“干政治”的冲动后来未能付诸实践，但日记中那一段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扩充史非常值得注意，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胡适眼中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很多面相开放。他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此缩略为“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但他明确针对“共产党的朋友”问道：“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65]

这样，一般人眼中对立冲突的政治和社会取向，胡适却能看到其共性；许多人视为对立的苏俄和美国的发展方向，在胡适眼中就呈现出一致性。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在胡适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邻室恰有一位苏俄外交委员Theodore Rothstein，在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亲美而不那么反帝且怀疑苏俄的专政）后，Rothstein指出：“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胡适以为，“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面孔”。[66]

当然，胡适也不止听信苏俄的“一面之辞”，他与那时恰在莫斯科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C. E. Merriam两次交谈，第二次更“谈甚久”。胡适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Merriam）以政治学说史家的眼光看苏俄，感想如何？以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的存在，于自由的关系如何？所谓Dictatorship的时期究竟何时可终了？既不许反对党的存在，则此训政时期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Merriam答复说：“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残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的，总想愚民以自固其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Socialistic generation’，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基本接受这一解释，以为“此论甚公允”。[67]

他立刻将这位教授的观念引用到寄回国发表的书信之中，指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68]这一看法并非完全无因。在斯大林1927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中心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确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只是到了1927年后因注重专门技术人才的训练，才开始逐步放弃以前的教育方式。[69]

胡适到苏俄是1926年，苏俄教育尚未改变，他自己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莫斯科期间特意阅读了苏联“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其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70]两年后胡适的老师杜威访问苏俄，仍然“大夸许苏俄教育”。[71]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上，一向反对专制的胡适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这让他的许多朋友不解。

在访问莫斯科的同时或稍后，胡适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推崇新俄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甚至认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这一切，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的兴奋”。[72]与几年前陈独秀提出的“拿英美作榜样”相比，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竟主张以当时几个最著名的集权国家为榜样！这是胡适性格中感情一面暗藏激进的又一次表露，其观念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也可见胡适那时在往他说的集团主义方向走得有多远。[73]

这样一种观念的巨变，显然与胡适对苏联现象的现场观察直接相关。正如徐志摩所说：“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74]

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人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且“新俄”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苏俄的“新教育”和莫斯科第一监狱的现象对胡适而言正可谓“求仁得仁”（若后者的安排不是出自胡适本人的要求，说明俄方对胡适还确有几分“了解之同情”）。

如果苏俄和中共对胡适前次未接受蔡和森等多住一些时候的邀请可能有些失望，他们随后即从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看到了苏俄新气象的真正影响力。胡适到美国后得知，李大钊曾提出：“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75]看来中共对“新俄”的魅力颇具信心，故希望能进一步向胡适展示。

其实胡适自己也想多看看新俄，他当时给张慰慈写信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他也确曾把经苏俄回国作为一种选择，并说：“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76]可知其想要深入了解新俄的愿望是存在的。当然，对中共而言，两次试图增强印象的努力都未成功，或成为后来其不欣赏胡适的伏笔。

从胡适与前引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可知，怎样认识苏俄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那时特别关注并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能接受“新俄”的关键。任鸿隽虽然同意胡适所说中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底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底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还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77]

对胡适而言，任鸿隽提出的关键问题已由那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帮他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用孙中山的“训政时期”来指谓苏俄的“一党专政”，这既提示出他对国民党政治的某种看法，也暗示了他在提问时已将苏俄的“一党专政”预设为一个可以有下限的历史时段，故其得到的仍是“求仁得仁”的答案（这里也隐伏了胡适稍后对国民党的正面肯定：既然苏俄的“训政时期”可以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接受苏俄援助并仿效苏俄政治行为的国民党之“训政时期”自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转化）。

胡适的另一朋友徐新六也对胡适那“新的兴奋”有所疑问，他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他也指出：“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氏认为：“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他显然注意到胡适急于要“干政治”的兴奋，特地提出：“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在胡适“对于政治如未用过上述几层工夫以前，不必急提方案，而却不可不苦用一番工夫，或可终于提出一个方案”。[78]

徐新六的观察甚敏锐，“力大”（因而效果明显）正是新俄对胡适（及其他许多人）的魅力所在。他的问题实际是：对苏俄的“共产”和“党治”，中国究竟学不学？如果不学，又学苏俄的什么？胡适那时主张向俄国人学习的，首先是“努力肯干”的认真精神。当时《晨报副刊》上一篇署名伯山的作者就看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他发现，胡适“近来的精神”就体现在“他那‘肯干’‘能干’的豪气”上。[79]

可以说，重在行动是胡适当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那段时间特别强调努力肯干，虽然给人以“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主要还是针对他所认知的国人“政治活动能力薄弱”这一缺失。而立足于行动的基础也使一些在常人看来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政治趋向可以被胡适“兼容并包”而熔于一炉。不了解这一点，就较难对胡适那段时间所表述的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解之同情”。

然而任鸿隽关注的“俄国式的劳农专制”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的对立和竞争关系本实际存在，胡适自己对此也并非没有疑虑。在这方面，他进一步得到了罗素的帮助。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罗素即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胡适反对说，“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告诉他，“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觉得“此言也有道理”。[80]

以前罗素说中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时，胡适曾做有《一个哲学家》的诗，说罗素自己不要国家，却要中国人爱国；自己不信政府，却要中国行国家社会主义；这都因为罗素认为中国人还不配走自由主义之路。胡适曾“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如今他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转变了，罗素再教他为了国家好而牺牲个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罗素在1922年著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就是要“使俄国美国化”。[81]胡适当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并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坚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82]但在思想转变之后，再加上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的推理，则社会主义专政的将来总还会到民治；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83]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欢的罗素的观点。不过，罗素一向是将“美国主义”作为挖苦对象的，他说俄国走美国路本略带贬义。而在胡适这里，已是明显的褒义了。

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或者让他回想起Merriam当初类似的观察，即苏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而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感叹道：“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84]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

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是反对多而赞成少，但都承认这是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胡适是乐观的实验主义者，故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诠释这些新试验。而且，他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了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新宗教信条之中，在这一点上他比张君劢等进步党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张忠栋先生曾提出，胡适在1927年初从欧洲到美国后，即扫除了他对苏俄的兴奋，再度认定美国的价值。[85]此说颇为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其实恐怕误解了胡适。胡适当然更加认同美国，不过他到1930年仍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断言表明，胡适认同美国方式并不以放弃对苏俄的“兴奋”为代价。另一方面，胡适在苏联时就公开表述了其倾向美国的态度，且因此引起招致拉狄克和中共学生的不满，他完全无需到欧美考察后再“重新”认识到美国方式的价值或“回归”到美国方式。

对胡适来说，既然他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显然更强调两国“取径”的“共同”而非其“不同”。胡适对西方有着自己的亲身认识，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看待广义的“欧美”或“西方”政治。观其当时公开说英国不足学，可知他在英国的观察较多负面印象，这与他对苏联的颇多正面印象非常不同，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胡适那段时间一直把苏俄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1919年开始，他长期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输入什么样的学理、怎样输入，以及某些学理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但从未质疑这些学理属于“西方”。

其实胡适对苏联的好感和他对苏俄政治方式的保留都是持续的，他承认和接受苏联所进行的“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并不意味着他已认可苏俄的政治方式。同样，胡适对美国政治方式的赞赏也是有分寸的。尽管他长期以来有意无意间试图将美国方式运用于中国，但因“议政”而较仔细地考察过中国国情并实地体验了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后，胡适对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与蔡和森等人的“舌战”给了他思想上的刺激，使他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想法。

简言之，若用之于中国，胡适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而是强调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他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人为制裁管理“资本主义之流弊”列为其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其设计的自由党“党纲”凡四条，其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此可与徐新六所说苏俄的“政治上党治”和“经济上共产”两大“试验”对看）。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国内反帝一方的思考。

胡适是西方式的进化论者，在他看来，中国尚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阶段，或最多不过刚迈过这一阶段，后面经济上还有工业革命，思想上还有启蒙时代，离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尚远。他后来说，只有基础坚实的国家，才有精力去讨论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国家还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还不是一个政府”，甚至缺乏“保证这个民族本身的生存方式”，则“我们如何配讨论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呢”？中国不仅与欧美不能比，与苏俄不能比，甚至与土耳其也不能比。所以，“现时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哲学决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积极有为［按指公领域的干预作用］的政治哲学。”[86]不过，尽管中国离社会主义时代尚远，西方却已经差不多了。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前面说过，胡适在1926年9月曾准备以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合成一本叫作《西洋文明》的书。他在日记中自述说：“此书的动机固然很早，这几年我常常想着这个文化问题。”从已发表的东西看，所谓“这几年”至少可从1922年讲王莽时算起，正是胡适自己划分的集团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讲自由主义的一章拟从穆勒而不是洛克和斯密讲起，颇类似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的取径。这也表明胡适服膺的是英美一支的现代自由主义。穆勒正是英国自由主义从经典到现代、从完全个人主义到兼容集体主义的转型人物。由此方向走下去，到达社会主义是自然的发展。这本书他后来没有写成，但已列出子目，其中科学、自由和社会主义各占三章。这大概就是彼时胡适心目中西洋近代文明的全貌了。[87]

在此后的几年间，胡适多次向欧美听众谈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的基本思想。其中也有些细致化的小修补，但大体没有变动，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越来越高。

胡适以为，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说法已使西方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即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他给西人鼓劲说，西方文明正迅速成为世界文明。而中国能对今后的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胡适反复对英美人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88]

像这样对社会主义的高度推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中，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在那几年间，胡适对他所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曾试图改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宗教信条”，但意思大致不变。其倾向是徘徊于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过胡适对社会主义虽推崇备至，主要还是从西方文明正变为世界文明的角度出发，是要帮助西方人认识到他们认识不到的价值。一旦回到中国时，他的立场还是踏在自由主义之上。

尽管胡适这许多话是在为英美人说法，他常常还是从中国的视角在看问题。一战后东西方精神物质文明之争在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确是热点，而西人对此本不甚注意，哪里谈得上蒙蔽西人耳目的功用呢！但是在中国，那场争论倒确实改变了一些人一味崇洋的心态。其实还不仅是梁启超“他们”在一次大战后看到西方也有不足，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8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等人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西洋文明的长处。

但胡适看到的竟是西人认识不到的社会主义，恰又揭示了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思想言说中的一个主流倾向。胡适对社会主义的赞颂，虽然不少是英文，中文那篇也很够味道，并没有引起时人多少反应。但差不多同时胡适对新俄也颇多美言，却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当时抽象广义的社会主义已是士林之大势所趋，故胡适谈社会主义既未遇到知音，也未见什么人反对。但具体到苏俄，则不仅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苏俄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故不容不做出反应。

1933年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时，重申了他对苏俄的赞赏，并进而表彰了苏俄领导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次他明确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赞颂，强调都是西方文明不可分的一部分。[90]到1934年底，胡适为《东方杂志》做了一篇《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的长文，在文中他再次重申了他在“对西洋文明态度”一文里提出的民治和社会主义阶段说，同时仍将苏俄归入往民治发展的一路。[91]胡适是反对中国独裁的，但又向往社会主义和苏俄，所以干脆把苏俄诠释为不是独裁的。这是胡适中西不同说的典型表现。

胡适晚年说，他到1941年就已看破社会主义而不再向往。这个时间略可商讨。那时他的确已讲到集权和民主的斗争，不过仍把苏俄划在民主一边。至少他对“新俄”的梦想还持续了几年。但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立脚点他基本未曾移动。同时，胡适也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苏美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路。且美国在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正因为自由主义立场坚定，胡适在40年代中期已渐渐认识到他多年“对苏俄那样热心的期望”不过是场梦。前面说过，胡适一开始接受现代自由主义就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把“对某一个人的自由的约束是其他人自由的条件”这一现代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一国不能干预他国之事）。最终使胡适放弃“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的，是《雅尔塔协定》和战后苏联对东北的清洗。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毕竟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92]

在此之后，胡适在1947年8月1日发表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最后修正了他关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的说法，提出“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和“三十年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的说法。但即使在这篇讲话中，胡适仍坚持要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93]大约同时，胡适仍撰文指出，百年来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英国工党靠非暴力的议会选举改革社会。[94]他对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向往，其立场仍在霍布豪斯和杜威的现代自由主义之上。

*　*　*

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是“一种自觉的尝试”。其对新俄的向往及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大致都是这类尝试的一部分。但就像他的《尝试篇》所说：“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那“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后来不得不放弃；于社会主义，则以合始而以离终。这些尝试，可以说都是偏向“失败”的。不过，“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行了“实验的精神”。

如果说这是胡适在理论层面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尝试，与此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他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

[1]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

[2] 胡适日记，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3号，1920年12月，第107页。

[3]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8页；黄炎培语转自陈独秀《俄国精神》，《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1页（栏页）。

[4]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书信选》上册，第31—32页。

[5] 傅斯年语在《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第129页；陈独秀语载《每周评论》第8号之《随感录》；《时事新报》社论转自《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11页。

[6] 北大民意测量转引自陈福霖（F.Gilbert Cha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ew York，1981），pp.21-22；吴宓语见其1927年1月在清华的演讲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p.2.

[7] 余英时：《激进与保守》，这段话在本书所用版本中漏排，见《历史月刊》第29期，第145页。

[8] 《胡适致陈独秀（稿）》，《书信选》上册，第119—120页。

[9] 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67—169页。

[10]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

[11] 关于邓中夏，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04—205页。

[1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即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选》的“自序”。

[13]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页。

[14] 张慰慈为《一个态度，一个按语》写的编者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15]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演讲集》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第47—48页。

[16] Harold J. Schults，ed.，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Lexington，Mass.，1972，p.viii. 本节关于英国自由主义的讨论，多借鉴此书的材料。另外，以下对我们较熟悉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因版本甚多，除直接引用外，一般不注明版本。

[17] David 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21）.

[18] Cf. Jeremy Bentham，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and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798）.

[19] 此观点参见E. H. Carr，The New Society，New York，1960，pp.20-26.

[20] John S.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and On Liberty（1859）.

[21] Cf. J. D. Y. Peel，Herbert Spencer：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London，1971.

[22] Cf. Thomas H. Green，Prolegomena to Ethics（1883）.

[23] Williams，Keywords，pp.239-241.

[24] L. T. Hobhouse，Liberalism（1911）. Stefan Collini，Liberalism and Sociology：L. T. Hobhouse 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1979，特别是前四章。

[25] Schults，English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p.97；亦参见杜威长期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合编的教材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A Source Book，2nd ed.，1954，vol. 2，pp.1012-1013.

[26] 参见Frank Bourgin，The Great Challenge：The Myth of Laissez-Faire in the Early Republic，New York，1989；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6，chapter 9.

[27] Richard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pp.12-14.

[28] Peter Steinfels，The Neo-Conservatives：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New York，1979，pp.2-4，16-17；余英时师在其《激进与保守》中对美国以自由主义居中的激进与保守有扼要中肯的分析，参见191—193页。

[29]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13，60-61，260-261；Williams，Keywords，pp.150，205，210.

[30] Hofstandter，The Age of Reform，pp.22-59，62-64.

[31] Willard Wolfe，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New Haven，1975；Stanley Pierson，Marxism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ism，Ithaca，1973.

[32] 关于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何以回归自由主义，参见Dorothy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Academic Social Thought in the 1880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 History，XI（1977-78），pp.5-79，威尔逊的话引在该文71页。

[33] 参见Lewis Feuer，“John Dewey and the Back to People Movement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959），pp.545-568.

[34] Rodgers，Contested Truths，pp.187-193.

[35]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pp.45-61；Ralph H. Gabriel，with Robert H. Walker，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3rd ed.，New York，1986，pp.347-350；Stow Persons，American Mind：A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1958，pp.394-407.

[36] 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余英时师有清晰而持平的分析，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7—45页。

[37]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

[38] 要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才开始给资本主义正名，并逐渐放弃“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的理想，得出“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殷海光语）的结论。本章开始所引胡适的讲话，就是这一“思想转弯”的一部分。可参看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7期，1989年12月，第130—138页。

[39] 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第1卷第1期，1922年1月，第1页（文页）。

[40] 卢永祥事见《银行周报》第11卷第39号，1924年10月7日，第33页。

[41] 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周作人全集》第1册，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2，第284—286页。

[42]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Century，1922，p.235.

[43]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chapter 9.

[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

[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6] 胡适日记，1917年2月21日。

[47]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53—59页。

[48] 贾祖麟：《胡适》，第295页。

[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31—42页。

[50] 本段与下段，《胡适文选》，1953年台北年重印本，第115—116页。

[51]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见Min-li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95.

[52]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专门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余敏玲教授，她说未见关于此事的俄文记录。胡适日记中提到积极参与谈话的学生如蔡和森、刘伯坚等皆中共党员，以中共和苏联方面对此事的重视（详后），我猜想当年应有某种形式的记录或报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搜寻。

[53] 胡适当年游俄时的日记不知为何没有收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后由耿云志先生设法找到并整理刊发在他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上，现已纳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以下径引书名）。

[54]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83，第166页。

[55] 汪菊农：《胡适二三事》，《胡适研究丛录》，第20页。

[56] 本段与以下数段，《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29、31日，8月1日，第235—238页。

[57] 两位叙述者各自的立场值得注意，毛时在海外，基本倾向于胡适一边；仍在大陆的汪则大致站在中山大学学生一边，惟其与胡适有个人关系，也颇注意不把胡适“讲坏”。（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转引自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39页）

[58] 关于胡适对苏俄的赞颂，参其《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3—90页。

[59]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0] 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原载《广东青年》第4期，1926年6月30日，收入《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26页。

[61]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62]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0、31日，第235—236页。

[6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3日，第238—239页。

[64] 胡适：《国际的中国》（1922年10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a-i。

[65]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85—86页。这个自由主义的阶段扩充史还要与前引胡适所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一语对看。

[66]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8月2日，第238页。

[67]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5—236页。

[68]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5页。

[69] 参见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40-43，74-76.

[70] 《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7月31日，第236页。按胡适对苏俄教育的观察或也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他几年前即有“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期许。而有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的陈独秀对苏俄办教育的认识则远更“现实”，他说：“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苏俄虽然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胡适：《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答适之》，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8、31页。

[71] 胡适日记，1934年5月31日。参见John Dewey，“What Are the Russian Schools Doing；” “New Schools for a New Era，” in idem，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 3（1927-28），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41.

[72]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8—79页。

[73] 按晚年的胡适已甚温和，他在1961年说，德国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们的民族有点像英、美，不会狂妄到了极点”。（《谈话录》，第165页）这可以说与早年所见截然相反，更能反证他当年追随世风时的确激进。

[74] 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75] 胡适：《漫游的感想》（1927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61—62页。

[76]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页。

[77] 《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书信选》上册，第411—412页。

[78] 《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书信选》上册，第419—420页。不过，任、徐二氏的质疑都只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适对新俄的赞颂和提倡“干”的主张却是公开发表的，这当然会有不同的影响。身在国民政府治下的顾颉刚稍后就告诉胡适：先生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26页。

[79] 伯山：《与适之先生论“干”并及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页。按伯山还挖苦说：“近来青年作文，动辄是手枪炸弹，后面再写上几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话下用三个希望的符号。”这是影射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但的确把握到了胡适那时精神上新的兴奋。

[80]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7日。

[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82]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4日。

[83]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4] 胡适日记，1930年3月5日。

[85]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页。

[86] 《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第49号，1933年5月7日，第6页。

[87] 胡适日记，1926年9月23日。可对比陈独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

[88]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1926年11月26日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演讲，均为当地报纸报道，收在胡适同日的日记中。更详细的论述见前引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及胡适的英文论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Cha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89] 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49—55页。

[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91] 《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92] 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第49页；《胡适致周鲠生》（1948年1月21日），《书信选》下册，第316—320页。

[93] 参见《年谱长编》第6册，第1981—1987页。

[94]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转自《年谱长编》第6册，第2044—2047页。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在胡适的思想向集团主义趋近的同时，他在实践一面也曾对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寄予厚望，从哪里看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这与他对新俄的高度推崇相关，而联俄正是那时国民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南方的联俄实践对北方的思想冲击极大，1925年时苏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也就是前引胡适说他拒绝参与的那次关于“赤化”的辩论。那次辩论实际是以亲国民党的知识人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种“温和”派别的为另一方，以《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是在高层次的知识人中间进行；与当时北洋军人的“反赤”虽然同时，思想上也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1]

那时苏俄问题已成中国士林思想言说的热点，胡适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争论，但他随后对新俄的赞颂甫出，北方即有人认为胡适“表同情于共产”，而在南方胡适的主张则“常称道于人口”。[2]重要的是胡适曾把“反赤”讨论的两造区分为“少年人”和“学者们”，他后来的大赞苏俄以行动确认了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一边，因为这些少年多少也代表着加入国民革命（含国共两党）的五四青年。方向确定之后，一般视为自由主义知识人代表的胡适，在1926—1927年间对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多有表彰，然而他在1928—1929年间又曾与新执政的国民党有过一段尖锐的冲突。

两者之间显然有直接的关联，对前一段的“表彰”认识不足，对后一段的“批判”就不易充分理解；而前后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怎样转换过渡这一进程本身，也非常值得考察分析。由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这一前恭后倨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知识精英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对一向最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而言，这背后还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他一生中多次论及的中国文艺复兴。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著有英文的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3]中文也曾以各种文字和讲演进行阐述，可以说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但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也是有变化的，有时变化还较大，这方面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4]

上面的论述是胡适在1923年的看法，那时他主要是看有无“新精神”，对于他早年和晚年都强调的“再生”一层意义，不是十分强调。胡适在留学结束归国的船上，曾再读西人的《文艺复兴史》。关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字义，他那时以为“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即所谓“再生时代”。1958年5月4日，胡适曾有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自称说的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其实具体只侧重在五四前后那一段。胡适在演说里面明确说到，所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中，他觉得还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合适。胡适并再次解释说，英文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就是“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可知胡适到老强调“再生”一点不变，但后来已从众将那个字译为“文艺复兴”，而不再坚持译为“再生时代”了。[5]

但是胡适在1958年那次演讲中说，他讲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四十多年来的运动”。这就提示着那前述的第四期“中国文艺复兴”，也并不止于新文化运动，还包括以后的国民革命直至国民党到台湾后的活动，或者可说是一种介乎于广狭二义之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一般人较少注意到的，其中最不含混的部分就是胡适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知。

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此后的政治运动之关系，胡适的认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他晚年颇爱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当年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颇不以为然，曾就此面质胡适。唐先生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此事。[6]其实如果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改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再去掉“必然”那类字眼，则唐先生所说，正是胡适自己的见解，而且他早年还有清楚的界说。据说唐先生每次录音之前，都要先做准备的“功课”。这一次要么是他的功课做得不够好，要么就是胡适又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怪不得唐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胡适“并不就那样老实”。

按照前引胡适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1923年以前“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以后则是“集团主义时期”。胡适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几年列入第一期意味甚长，两段间的关系若从字面看，正好是第二段反第一段，胡适岂不是自认他参与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结束或过时，则胡适又将认同于何处呢？

其实，至少按胡适二三十年代的观点，这两阶段都同属更大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此大运动中，第二段恰是第一段的继续。而中国文艺复兴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唐先生看了恐要吐血）。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

所以，在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阶段里，新文化运动实已开始向第二阶段转，而完成其转变的则是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容共。胡适将新俄视作西方的一部分，故联俄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7]不难想象，后来的政治运动也可依同理逐步纳入胡适这套思想体系。

而且，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定义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渐倾向于他所谓的集团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运动。1925年他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说，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近代之最高者”。这在一向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胡适已很难得，接下去他更进一步说：“新文学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一年多后在美国，胡适更系统地把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定义为“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根据我们的历史传统去制订方案以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一种自觉尝试”。[8]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定义，与一般人心目中面向西方的新文化运动相去何止天远。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1926—1927年时的胡适思想已相当激进。他对新俄的赞颂表明了他站在“少年人”一边的政治选择，在一般人心目中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认同于北洋政府的胡适，此时实际已倾向于国民党一边。认同于国民革命不过是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大致也是自然的发展。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除了曾参与《竞业旬报》的编辑而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有所关联外，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关系远不如他与共产党人那样亲密。从这个角度看，他于1919年到上海迎接杜威有附带的重要意义。那次胡适在蒋梦麟介绍下见了孙中山，从此与国民党人有文字往来，如撰文欢迎《星期评论》，评介《孙文学说》，及与国民党人论学等皆由此始。但在1922年6月3日，胡适与蔡元培联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之役，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此举遭国民党人痛诋之，友好时期就暂停了。胡适此时正与“好政府”诸人往还密切，多少有保全中央政府以维系全国统一之意，所以在同月《努力》的时评“这一周”里说陈炯明推翻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斥孙为“倒行逆施”，更受国民党人攻讦。但胡适次年到杭州养病期间，汪精卫又通过任鸿隽主动与胡适联系，双方的关系又有所缓和。[9]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胡适曾说“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这大体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包括北洋军阀）的认知，是“好人政治”的主张得以流行一时的一个重要基础。但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提示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从苏俄借鉴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的功能一发挥，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

胡适对国民党的好感，大约产生于1925年他南下武汉时。在那里他碰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刘文岛，据胡适的日记，刘氏“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俄国人只有军事上顾问的事，并不干预政治。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这些正是胡适愿意听到的话（也可能他只记下了他想听的话）。他知道刘文岛“本是反对共产派的人”，所以觉得刘的话“是很可注意的”。但他不知道刘是代表唐生智去与广东谈联合，此时当然要说广东方面的好话。从这时起，胡适在南北之间开始明显倾向于南方。到次年他离开中国时已预计“吴佩孚三个月倒，张作霖六个月倒”。[10]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大概是他的几位美国朋友。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国民》杂志的记者根内特。那时根内特刚访问了广州将回美国，胡适与他“谈得很多”，想必从那里得到很多“亲国民党”的叙述。另外，胡适在上海期间也会到他很熟的朋友索克思。索克思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对国民党内情甚悉；他与鲍罗廷极不相得，但在南北之间显然支持国民党。胡适与这两人的谈话因无日记可征，不得其详。他在1926年10月14日在英国见到武汉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ogan H. Roots）的儿子小吴（John McCook Roots），畅谈广州情形。小吴于是年夏天也曾访问广州，会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胡适认为他的观察与根内特和索克思所述“大致相同”。故从小吴所说，大略可知前两位的观感。而根内特和小吴又都曾将其所见撰写系列文章在美国发表，其中前者尤多，不久即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出版。他们的意见，也可从这方面检核。[11]

那时胡适最关心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的情况，这不仅因为这两人恰是广州最有实权者，而且因为“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小吴告诉他：鲍罗廷“极有见地，极有勇气；广州人士谈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广州人的态度也可从鲍府“终日有人来请教”一点看出。小吴只见到蒋几分钟，但转述鲍罗廷的话说，蒋是一个好革命家。这些内容与根内特和小吴公开发表的言论是相符的。胡适同意鲍罗廷是“奇才”，并“很盼望［宋］子文诸君在他的训练之下能有大长进。只怕广州诸人之中，无一人能继Borodin之后”。对于蒋介石，胡适最关心的是他“可算得政治家吗”？这一点，可惜小吴“不能答”。胡适以为：“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12]

可以看到，胡适此时的态度和倾向已很明显。从1926年11月起，胡适开始在英美两国“谈政治”。在一系列的谈话演说中，胡适强调中国当时的根本问题是新旧两个中国之争。他以为，辛亥革命后十五年的民国完全是个失败，但那只是“旧中国”的失败，因为“新中国”在此期间并无权势，当然也不对失败负责。在某种程度上，胡适暗示，这与西方倒不无关系；因为西方又要中国现代化，又要中国保持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这是胡适跑到罗素的老家去反击罗素在中国的言论。他继而挖苦说，西方人又何尝懂得他们想要保存的中国传统这些优秀成分呢！[13]

在南北政府之间，胡适明确站在南方一边。他一开始就告诉英国人，南北之争的结果必定是南方取胜，因为南方军队有理想，而南方政府则是中国最好也最有效率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南方的事业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南方也并未“赤化”。实际上，中外报纸关于“赤化”和“讨赤”的标签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目前的战争不过是吴佩孚和孙传芳以“讨奉”为口号的战争的继续。

胡适特别注意在中外关系上为国民革命正名。他劝西方人不要太在意中国人的排外，特别是非基督教举动；因为中国人同时也在进行反孔教和道教的行动，这一切只不过是新旧之争这一大冲突的组成部分，是正常的现象。与他在国内常常强调中国的问题不应都归咎于帝国主义相反，胡适在英国明确谴责不平等条约。他同时告诉英国人说：中国青年跟着俄国跑不是因为俄国人会宣传，其根本原因乃是不平等条约，而列强在中国维护条约的行为恰起到替俄国宣传做证明的功效。胡适强调，中国的“赤化”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俄国主义”。那时中国的三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在要求中国的民族自决权一点上是一致的。

胡适对英国人提出一个对付他们老对手俄国的办法，即釜底抽薪，主动与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1927年到美国后，他又劝告美国人说，正确的事情还必须在正确的时候做；美国当年归还庚款即是好事做在好时候，如今中国人切盼美国能带头支持修订不平等条约，美国人应抓住这一心理时机。胡适对英美感情大不相同，他的确期盼他寄予厚望的美国能在修约一事上采取主动。

但胡适的呼吁并不能在“实际政治”层面打动西方人。确切地说，胡适在西方人心目中，主要仍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象征，他的影响大约也多在这一范围之内；对“实际政治”层面的西方人来说，胡适大概也没有多高的地位。这既增加了胡适这类中西边缘人在中国的尴尬，也使他们对西方暗中失望。1928年3月有个传教士对胡适说：“此时中国需要一个英美式的鲍洛庭”，胡适略带挖苦但又不无怨望地告诉他：“可惜英美国家就产不出一个鲍洛庭。”[14]鲍罗廷象征着主动宣布废约的新俄，这一点英美却做不到，这大概是最使他失望的吧。

但是鲍罗廷的象征不止于此，他还给中国人带来了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这是胡适最为推崇的。胡适告诉英美听众：西方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迄今为止中国人仅得其皮毛，并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人才第一次学到了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胡适是把苏俄视为西方的一部分的（西人自己对此有歧议）。他称赞俄国人帮助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而国民党人学到的俄式西方组织功夫，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手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胡适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他认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党“实际上已成一体，至少也是连锁式地结合起来了”。这一点，胡适认为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北方］没有组织的军队”。近代以来，士人多对中国人不善于组织而常为“一盘散沙”所痛心疾首。正是因为所痛极切，自由主义者胡适才可能这样称赞一种显然与自由主义精神很不相合的集权“组织方式”。在此心态下，胡适理直气壮地告诉英美听众：俄国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健康的”，鲍罗廷也是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

有意义的是胡适特意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内容择要正面介绍给美国听众，他强调孙的这些思想不但不受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反倒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民主自由传统影响之下（这里面的许多内容，正是两年后胡适将进行大肆抨击，指斥其不民主不自由者，详后）。从表面看，胡适的言论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强调苏俄在中国的影响是健康的；另一方面，他又尽力辩称国民党孙中山并不怎么受苏俄的影响。但只要将这个矛盾纳入胡适所说的“苏俄走的是美国路”这一思路中，就可自然得到化解。

在此基础上，特别也由于国民党因“容共”而吸收了大量趋新青年，胡适把国民革命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阶段，正式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中，也就是他此时所说的“新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作为中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胡适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就已成为一体。

但这显然与胡适过去认知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对此胡适也有解释。他于1926年11月25日给丁文江的信很能表明他那时的态度。胡适分析当时中国的大局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即［便］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15]这是在规劝丁氏，但胡适自己有意“加入急进派”的倾向是明显的。

如果说此时胡适似乎还留恋缓进的大路，不久他更进一步分析说，曾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因同人开始谈政治而分裂为急进和缓进两派。缓进者仍主张继续从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教育着手；急进者则认为政治运动和非政治运动应双管齐下。几年的内忧外患使新文化诸人认识到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毫无疑问，这里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从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其实他的步子也是随着他所说的中国思想界由个人主义阶段向集体主义阶段转移这一过程一步步逐渐迈出的。然而，胡适的这些表态都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一般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北伐初期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效力。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发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16]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认知差距问题：胡适把国民革命纳入他认同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他看来可能已尽了最大的宽容努力，真有点大恩大德之意；但在国民党一方，却未必感恩。因为国民党人自有其同盟会以来的渊源和传统，他们可以借思想革命的东风（即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但根本不屑也不会认同于这半路杀出来的什么新文化运动。双方在这一点上并不投契。

就在胡适在英美为国民革命大做宣传后返国的同时，革命运动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4月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正式分手。有意思的是，那时在不同的地方及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现象有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在上海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而在南方的前北大学生、那时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顾颉刚则说：“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17]

高、顾二人写信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见仁见智，相去何止天远。但彼时国民党已开始“清党”杀人，一般知识人对此极少有不反对的（许多人不公开反对，心下也极痛恶）。而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顾氏竟视而不见，以为“气象极好”，可知他那时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几年前曾与胡适同游杭州的旧识任白涛在约一个月后告诉胡适：“西湖目下的空气，着实没有从前清新了。”[18]所见虽不似高梦旦那样差，与顾氏所见，终大不同。

顾颉刚曾向胡适建议说：“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其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警告老师：“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同时又婉转进言说，胡适最近“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19]

可见由于胡适对国民党的赞颂主要是在海外以英文发表，在国中当权的国民党人并不十分领情，他们所知道的，仍是胡适上一年发表的赞颂苏俄的文字。问题是，国民党各实力派此时正先后与苏俄断绝关系，胡适这个称赞的分量不但大大减轻，恐怕还有适得其反的可能。故国民党内虽有郭泰祺等少数人曾提出委胡适以重任，后均无下文。倒是胡的老朋友高梦旦也警告胡适说，在此无言论自由的时代，“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不如暂居日本。[20]

但胡适仍决定回国。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她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胡适自己在那时的看法：胡适显然为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所困扰，而且他对时局的发展也还有些疑虑。不过，胡适也指出，他的朋友多数是站在南京方面的，虽然这些人充满怀疑，对前途很不乐观，但南京看上去会赢得这场斗争（这大约既指宁汉之争，也指南北之争）。胡适本人则对三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知识分子（按指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参加南京政府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具有得到公众信任的道义影响。胡适也相信，那时还在宁汉之间徘徊的宋子文很快会加入南京一边。有宋的理财能力、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和三老的道义影响，就可能形成中国有权威的重心；而这一重心的确立即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否则中国至少还要乱十年。[21]这些观念与胡适散见于其他地方的论述是基本吻合的。

胡适回国初抵上海，即在他住的沧洲饭店与吴稚晖“大谈”。恰值老友胡明复等来探望，知吴在内，坚不肯入。他们对胡适说是不想打断吴的谈话，但也很可能是避而不见那时正支持“清党”杀人的吴氏。那次的谈话，胡适在后来责备吴“以理杀人”时仍“至今不忘”。而所谈的内容包括吴氏自己真能不要钱，故“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大约总与解释吴何以会支持“清党”有关。后来胡适也曾出席蒋介石的婚礼（可能是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但仍是一种姿态），并见到吴稚晖，聆听了吴对蒋的吹捧。[22]

胡适回国约一个月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胡汉民即邀他去南京面谈，胡适以私事未及安顿婉辞。[23]在那年7月与蔡元培的一次谈话中，胡适正式向新朝进言，提出开“约法会议”的主张。他建议“根据中山的《革命方略》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请三四十个人（学者之外，加党、政、军事有经验声望的人）起草，为国家大政立一根本计画，以代替近年来七拼八凑的方法与组织”。[24]这大约是胡适最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的带根本性的建议，虽然理想意味十足，但颇能体现胡适愿为新朝出力的心愿。不过，对“党国”实际政治更具“了解之同情”的蔡元培，很可能根本未将此提议转达实际当权者。

在与另一个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字志希）的谈话和书信中，胡适认为“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实际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至少没有胡适所希望的那种中心思想）。但他仍对新当政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希望罗家伦“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稚晖、孑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25]从“大改革的机会”“新国规模”等用语及将蒋介石、胡汉民与蔡、吴并列为“当能赞助”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的国语这些思路看，胡适此时对国民党所望甚殷，态度是正面的，且非常积极。

然而，高梦旦所说的“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并非无稽之谈。北方固然在其管辖境内以捕杀教授学生的方式“讨赤”，但主要发生在北京，规模其实不算太大。在南方，先是出现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过火”，被当时一些中外人士认为是“赤色恐怖”；而随后出现的“清党”运动，大量的青年学生在此运动中丧生，被中外人士认为是更可怕的“白色恐怖”。主张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就公开说南京等地“清党”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于两湖的“赤色恐怖”。[26]周作人当时即指出，“清党”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杀人”，这是他“所觉得最可恐怖的”。[27]“恐怖”二字的频繁出现，的确揭示了那时许多人对“清党”的当下观感。

胡适除晚年提到他当年曾对“清党”的南京政府表“同情”外，几乎从未对“清党”发表过公开的正式评论，他当时的真正想法只能从其既存的日记和书信中钩索。不过，当时许多趋新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在对其他事件的态度上长期与胡适相近的一些人（如《现代评论》的作者、周作人等通常持“温和”态度者以及像吴稚晖这样的当事人）对“清党”的观感，或者对认识和了解胡适看法的形成与转变有所帮助。

这些人的观感与胡适未必会相同，但他们的观念向为胡适所重视，他们的书信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必然引起胡适的关注，因而也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应”（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因此，下文在讨论胡适对“清党”的反应时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知识精英的观感，希望通过部分重建当时的语境来增进对胡适这一文本的理解。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对不少趋新知识人来说，更使他们痛苦的毋宁是在新旧之争中的南方新派杀起人来不仅不比旧派的北洋军阀差，而且更有过之。周作人说，过去“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但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却是“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即“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显然提示着南京不仅与北京没有多大不同，在杀人上恐怕还胜过北京。《现代评论》一位署名“英子”的作者说：湘鄂因土豪劣绅之名杀人，北方以三民主义之名杀人，南京以共产党之名杀人，实际上都是“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结果是“湘鄂愈杀反共产人，苏粤也愈杀共产党人”。[28]

周作人认为，那时“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正弥漫中国，这比“守旧复古”更加“反动”。北方的“讨赤”固然属于“棒喝主义”，南方的“清党”亦然，“因为它所问的不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对周氏这样的新文化人而言，“新派”在负面行为即“以思想杀人”方面超过旧派，隐喻着中国的没有希望（即“新的”中国实际也将是“旧”的，而且更“旧”），这是最令他们痛苦的。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在总体上属于新派的国民党也大肆杀人之时，许多反传统的新派人竟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孟之道。周作人和《现代评论》那位署名“英子”的作者，都想起了孟子的名言：要使天下“定于一”，则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周作人说：“这句老生常谈，到现在还同样地有用。”英子则说：“这是一句好象极迂阔的话，可是我们希望革命首领们不要忘记了它。”[29]

两人对引用这句“孔家店”的话显然仍略带抱歉之意，但都指出其在当时的“有用”和不能忘。传统在这一特殊情形下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复兴”，其意义真有无数层次。进而言之，对许多知识精英来说，本来不太讲规矩的武人嗜杀或“暴民”不珍惜人命，他们虽不舒服，还多少可以“谅解”；但南京治下杀人的厉害，却更令他们难以接受，因为“南京政府的主持者不少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如果“与军阀说话是‘对牛弹琴’，同暴民说话是‘与虎谋皮’”的话，对“思想清楚、眼光远大的人”，就应该有所忠告了。故前引《现代评论》那篇文章对南京提出：“我们希望不再见胡乱的杀人、不经正式法律手续的杀人，为了政见不同的杀人而杀人。”

的确，南京方面有着具正义象征的著名知识人蔡元培和吴稚晖，且两人都在“清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蔡元培或主要是起名义上的作用，吴稚晖则显然比较积极地实际参与其事。《现代评论》另一篇署名文章说，中国这几十年的扰乱，都是政党之争和武人之争。就宁汉的对立言，“武汉派固然不即是共产派，然而却是以共产派为中心的；南京派中虽不无武人专政之嫌，而却是专为三民主义而反共的”。文章特别指出：“南京派中之蒋，我们不敢保他不是新军阀；而蔡孑民、吴稚晖等，我们可相信不是纯为军阀作走狗的人。”[30]这里的口气虽已不那么肯定，但对蔡、吴仍存基本的信任。

周作人在1927年7月的一篇文章里挖苦说：“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因为孙传芳以赤化罪名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公愤，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赞成这种杀法罢？大约因为调解劳资的公事太忙，没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罢？——然而奇矣。”到发现吴氏不再“沉默”，反而发表赞成言论后，周氏再也忍不住，遂摘去绅士面具，以“十字街头”的方式骂道：“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周作人所说的是吴氏在8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一封致汪精卫的信，说江浙“清党”被杀的人“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周氏在举出也有死得安详从容的例子后，进而谴责说：“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身后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31]

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在“清党”时连写三信给吴，要他提醒蒋介石：“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剧”；希望能影响蒋的吴氏不要因缄默坐视而成为社会革命的阻力。“哪知稚老不独不劝阻蒋氏悬崖勒马，反而助纣为虐，帮着上演那出革命大悲剧”。最后，年轻气盛的曹不能不说吴“言行相违，成为社会革命的叛徒，太使我们失望了”！据曹回忆，以往他给吴写信，吴都“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独有这一次却只字不答。老来气平的曹氏为吴设想，“相信他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32]这是有所见的。吴稚晖又何尝没有苦衷，观其后来给胡适的信（详后），也知道杀人不妥。他赞助“以思想杀人”，其实大约也就是出自胡适常说的“正义的火气”，与新文化人为救亡而不惜反传统的取向正复相类。故吴虽尚有良知，却能行为依旧。

今日能看到档案的人当然知道吴稚晖根本就是“清党”的始作俑者（不过开始时并未主张杀人），但在当时不了解国民党政治运作内情的一般读书人（特别是身在北方者）的认知中，吴对“清党”的态度有一个从缄默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些人对吴由信任、疑虑到失望，更因此而指斥的过程在时间上与前一过程略成正比。正如高君珊在1928年8月时所说：“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如蒋结婚时之捧场演说等等，都大大的损其人格。”[33]

素有名望的知识精英的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损毁了民初知识人所凭借的士的余荫。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34]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知识精英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周作人就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人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当胡适在上海演说讲到中国还在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时，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党狱，“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确地谴责说，胡适“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35]

其实胡适对吴稚晖的观感也有一个由信任、疑虑到失望的过程。他在归国途经日本时，遇到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赫氏以为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因为宋子文曾亲口告诉他：“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不久前还对宋子文的“长进”寄予厚望但其实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适立即反驳说，“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谈话，也强调蔡、吴“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36]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观念与此基本相符。

但这只是带有强烈希望色彩的遥远观测，所根据的基本是胡适在日本读到的报纸，到他回国之后，渐明真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就逐渐改变。胡适号称支持国民党的“清党”，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蔡、吴是对的”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言，胡适对北伐的呼应及其对国民党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通过联俄学西方有成效；但与“清党”直接关联的，就是国民党的绝俄，这一举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实际上，胡适了解到吴稚晖积极参与“清党”后，对他早就不满。1927年7月，吴稚晖在与杨虎论陈延年案的书信中捧杨说“将军真天人”。胡适读了此语，为之“大生气”，认为是吴“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达几个月之久。其实吹捧只是生气的一个表面原因，吴在此信中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而“尤属恶中之恶”，故“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37]以当时情形，吴不写此信，陈亦不能免死，但吴写信终有怂恿之心。

延年父陈独秀与吴在民初新旧之争中，都属新派，虽各为其党服务，究竟也算有旧交，而吴竟必杀其子以为功，这恐怕才是胡适“大生气”的真正原因。对此胡适显然是不原谅的。他在8月31日为《现代评论》上一篇评美国的“萨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发表在9月）所写的“附记”里说：“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这当然是在挖苦吴稚晖。

1928年春，胡适做了一次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里面颇赞扬了吴。他并写信给吴说，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一则因当初吴“身当政争之冲”，这文章虽然是述学，却“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就因为对上述吴氏吹捧杨虎之事不能释然。胡适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希望吴不要见怪。以胡适的细心，当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白其“责望”，吴不能不见怪，但他终觉此事不吐不快，所以还是要“重提此事”。[38]

吴稚晖的回信颇有深意，他说：“到了二十世纪，还得仗杀人放火，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39]胡适只说他吹捧杨虎，但吴氏显然知道胡不能释然的是吴“怂恿杀朋友”，故干脆自己点破。

胡适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详陈他“几个月来的疑虑”，说自己曾在“七月间细想先生所以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缘故”，并“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为吴对“苏俄花大钱制造共产党，不觉大生其气”；自己真能不要钱的吴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在主动为吴开脱之后，胡适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故吴虽仅“差以毫厘”，仍如他自己所说，已“失之千里”。[40]

在信的最后，胡适再申“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还是要说出来。实则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盖吴赞助杀人之论言犹在耳，而他竟将其捧得甚高，尽管动机如他自述是“借刀杀人”，心里终有几分不安，表态之后，感觉或好受些。一年多后，胡适又读到吴稚晖吹捧冯玉祥一身“为国家世界社会所托赖”，终觉吴那段时间一再吹捧“武装同志”非出偶然。他说，“恭维人也应有个分寸”，吴的吹捧“未免叫我们读了替他难为情”。把吴看穿后，胡适反觉前年为吴捧杨虎而“大生气，其实似可不必也”。[41]这里的后悔恐怕是多重的，因为他不久前正将这使人难为情的吴氏提到近世中国反理学运动这一大思想倾向之最后代表的极高地位，如今吴的“不争气”，未免使胡适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难为情”。

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42]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长蔡元培请胡适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胡适给蔡元培写信推辞，说明彼此意趣相左，无法追随。他说：“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除这种带根本性的冲突外，“清党”显然仍在影响胡适的态度。他对吴稚晖等所办劳动大学大加挖苦，因为吴氏曾“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问题是，“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接下来胡适说出了他攻击的实质：“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成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43]将胡适此时的观点与他对斯特朗所说的中国社会政治重心的建立就靠蔡、吴等无政府主义者与蒋、宋的军事、财政能力结合对看，“清党”对胡适观念造成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但胡适在蔡元培的再次敦请下，仍就此职。控制新政权教育大权正是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上述思想的胡适，当然就不太受他们的欢迎了。蔡或尚能取其一贯的“兼容”态度，但吴氏及与胡适特别不能相得的李石曾，恐怕就不那么能容忍。1928年5月中，北伐军将进北京，中国的局势已基本定局。已回国一年的胡适对自己这一年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感觉“惭愧之至”！已露出欲有所动的心态。那时南京方面正动员他去参加新政权的全国教育会议，胡适也曾推托，但已在南京的不少朋友均来信劝驾。钱端升认为“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劝胡至少来南京演讲。本已欲有所动的胡适也知道“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决定去走一趟。到南京一看，他才发现“会场上大半是熟人”，而大学院中也还有“一班熟人”，可知所谓英美派多半早已为国民党所用。[44]

胡适也见到吴稚晖，这是他们自蒋介石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关系显然已较疏远。虽然北伐军已进北京，吴氏对时局却“很悲观”，其所虑者一是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广东去报仇，二是“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胡适“却不这样想”，说明他此时还比较乐观。到5月19日国民政府的晚宴上，胡适讲了话，要求政府“给我们钱、给我们和平、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但各报纸刊发的消息中，则都将“一点点”三字删除，胡适认为已“失了我的原意了”。这说明胡适此来颇有点修好的愿望，但基础是要有“一点点自由”。当天他也曾与蔡元培“细谈”，蔡有意委胡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实际负责校事。胡拒绝，主要的考虑是任校长的戴季陶“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45]此时国民党如果以校长许，即无所谓正副校长“合作”的问题，则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但蔡大约也不具备要戴让贤的能力。

5月20日，在游紫霞洞时，胡适也凑趣求签，结果得一“下平”签，为“安贫守正之象”。签诗云：“恶食粗衣且认真，逢桥下马莫辞频，流行坎坷寻常事，何必区区谄鬼神。”一向不“迷信”的胡适显然读出了其中消息，自己说别人的签都无特别处，“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看来胡适暂不可能在新政权之下有所为，则又“何必区区谄鬼神”，故他决定“还是早走为是”。本来胡适当晚就拟回家，“竟走不成”，第二天还是走了。[46]

从南京回到上海，胡适遇到老熟人王伯秋，说起过去也曾反对“党化教育”的陶知行（行知）现在“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胡适以为，“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难免招人轻视”。他觉得陶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所以在会上并不张扬。有的人则不但迎头赶上去，“还要在额角上大登广告，故更为人轻视”。[47]可知国民党新政权当时还是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拥戴，惟胡适则宁愿仍保持一段距离。

但国民党似乎尚未从“马上打天下”的心态中疏离出来，仍保持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不容忍精神。果然不出顾颉刚所料，1928年6月15日在南京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反对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更反对任命李石曾为校长，即被吴稚晖直指为“反革命”。胡适日记上记述的情景是：吴“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你末就是反革命！’”三十多年后，胡适又复述当时的情景说，“吴稚晖坐在我的旁边，站起来，把椅向后一移”，并学吴氏用无锡话说：“你吗，就是反革命！”可见印象之深刻。[48]

这里的前科，就是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的那场持续斗争，即吴稚晖所说的蜀洛党争。胡适虽自称无党派，也因南下而未参与后半段的斗争，却一向被人视为东吉祥派（他的倾向性确实也颇明显），这正是吴氏口出恶言的出发点。关键在于，吴稚晖说出了胡适等“英美派”在国民党新政权里的实际地位：“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不计较他们罢了。”东吉祥派本有反国民党的前科，如今投靠国民党而能为其所容，当然应自己知足知趣。这话无疑是指向胡适本人。

胡适在会场上虽然“十分忍耐”而“不与计较”，实则至为不快，回来即写一信致吴，自称“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要吴氏“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条例》的第几条。此信语气不太平和，终未寄发。但胡对吴的观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报》（成舍我办）发表“北平市民大会”主张通缉“反革命罪魁”的电报，除段祺瑞等北洋当局者外，“附逆党徒”基本为“东吉祥系”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适。胡适得知此事即请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经农调查，并怀疑是吴稚晖在“背后玩把戏”。[49]可见那时吴稚晖在胡适心里信誉已差到什么程度。

同时，胡适在6月15日会后当即给蔡元培连信辞职，宣布“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蔡也连函挽留，说对胡的辞职“并未默许，仍请继续担任”。胡适的第三封辞职信说，不管蔡批准与否，日后他“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他在此信中指责“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的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胡适自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由于胡适辞意甚坚，为此先后共致蔡五信，此事终以准辞了结。[50]

不过，胡适一向主张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所以虽然辞去了大学院的职务，且对许多知识人“迎头赶上去”的行为甚觉不齿，也还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文字。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不久终使他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民党要“党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面做新政权的“诤友”。

实际上，“性好发表意见”的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对当下进行中的“党化政治”不出恶声也不太可能。前面说过，当胡适在上海演说人力车不文明时，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质问胡适为什么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斩首也不很文明？胡适当然明白斩首更不“文明”，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方向。他既然以辞职的方式与国民党“绝交”，其“恶声”也呼之欲出了。

而担任“呼”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当时攻击国民党甚力的国家主义派就力促胡适站出来说话。《醒狮周报》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对胡适使用激将法，该刊从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联想”到刘的朋友和同乡胡适，并“听说胡先生近来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办一种什么刊物来批评党国”。《醒狮》表面上还在劝胡适不必说话，因为“说得太软，有失胡先生的身份，只足以丧失自己的信用；说得太硬，又适足以取辱”。在国民党的党治之下，已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该刊并暗讽专讲西方文明的胡适实行的仍是“东方文化的所谓‘明哲保身’”。这样处处紧逼，实是非要胡适出头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当面指责胡适“太胆小”。胡适不承认，自称“只是害羞，只是懒散”。但后来胡适不再“害羞”而开口“批评党国”时，旁观者即有人认为颇类《醒狮》的言论，可见国家主义派对胡适确有影响。[51]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关资料。3月间马伯援对他描绘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开会，下焉者分赃吃饭”，几天后更获悉国民党新政权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结伙卖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适到九江，试图在街上寻找“革命影响”，结果“除了几处青天白日旗之外”，只在“路上见两个剪了发的女子，这是两年前没有的”。新政的形象显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梦旦辞商务印书馆职，说该馆“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胡适认为“此语真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历来善于人自为战，却“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52]可知他此时已认为国民党不能维持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国民党学会了俄式组织方法、既能服从又有纪律而称赞国民革命。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国民党有本质的大变呢，还是胡适自己的观念变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大概是双方都已有些“非复当年”了。这在胡适，恐怕是个带质变性质的转折：国民党既然从学西方的典范变为与复社相类的传统中国式组织，则其已不可能为胡适所推崇。北伐尚未统一，胡适对国民党的观感已急转直下，到北伐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更多是一个知识精英与当国之政党或中央政府的关系；胡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为只有那样“国际”的观感才比较好），其立场不能不朝着“进谏”的方向发展，在“诤臣”与“诤友”间徘徊。[53]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54]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

到5月中旬，胡适认定“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5月21日，他在中央大学宴请大学委员会委员时致词，自己认为是“说了几句不很客气的话”。在回忆了九年前北大与南京高师的对峙后，胡适说：“今者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而南高经过东大时期而成中央大学，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重心。”[55]这其实不过略有怨言，已算相当客气。不过在当时对新朝的一片颂歌声中，胡适的话虽不无捧的成分，到底也有几分不入耳的弦外之音。

1928年6月，胡汉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标，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甚远”。他自解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子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胡汉民此话基本是写实，但胡适显然不满意。因为他不仅主张治本，就是政治，也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最不欣赏政治上“临时的冲动”。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56]这正是针对着“临时的冲动”而言，但此文还比较客气，基本是着眼于思想文化。

9月初，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已数月后，他仍认为当时中国实无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在那时谈分治合作正如他以前谈联省自治，都缺少这个基本条件。不过此时胡适与国民党还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也希望各新兴的地方势力能“合力造成一个稳固而有威信的中央”。正在中山大学服务的傅斯年在那年8月13日给胡适的信对他当有些影响，傅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些事实只可以改朝换代观之。不然，废约之论亦非‘君子相’也”。这个观念当然可以引申到对其他“非君子相”的事务的谅解。到年底，胡适“在南京观察政局”后，得出一时不会有大变动的结论。他认为“现政府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派，故可幸存。若有一年苟安，中下的人才也许可以做出点事业”。这个观察的基础之一就是“外交上的成就”（指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地方实力派不敢破坏统一。同往常一样，胡适非常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57]

尽管这个观察（特别是有关地方实力派的部分）颇具一厢情愿的理想，却较能体现胡适此时的心境。这样，他在息笔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做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是《新年的好梦》，对“统一后的第一年”可望出现的“好现象”做些想象，他希望能有和平，更进而能裁兵，并因关税新约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现铁路及收益国有（而非各地军人占有）、禁绝鸦片等，最后则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而已。[58]这个“一点点”确是胡适一贯的意思，但是到底多少算“一点点”或“偶尔”，恐怕双方的认知相当不一样。

胡适还有个关键的伏笔：虽然孙中山说政府是诸葛亮而国民是阿斗，“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而是要做可以“赛过诸葛亮”的“臭皮匠”。其实胡适真正想要做的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他根本就视南京诸公为阿斗，在他所做《名教》一文的手稿中，“现在的治国者”一语最初正是写作“许多‘阿斗’”，最足反映胡适的真意。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胡适的希望的确只能如他所说是“白昼做梦”罢了。

1929年春，胡适及一些在上海的留学英美学人结成一个松散而小型的组织平社，半论学半论政，定期讨论，并拟出《平报》以表述他们的观点。[59]但促使胡适公开表态的导火线则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代表陈德徵在三全大会上提案，主张处置反革命分子不必经司法机关，只要党部定案即可交法院处置之。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近来国中怪象百出”，而陈之提案为“最可怪者”。他问身为“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的王氏，“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后来王宠惠复信说此案“并未提出，实已无形打销”，语尚平静。但胡适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则说“过去我和亮畴先生闹翻了”，可知此事在胡适心里并不那么平和。他以为，从前清到民初都能维持司法独立，“到了亮畴先生，他手下的两个人在上海的胡闹，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我很生气”。[60]

那时胡适已决定站出来说话，故将他的信交国闻通讯社送各报，却不能刊出，但陈的反攻文字倒先在报上出现了。陈不加掩饰地指出：在以“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者“便是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这样的逼迫，恰使胡适更觉不能忍。于是他针对陈德徵的观点写出了第一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61]

不过，胡适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与陈德徵对着干，而是有备而发。1926年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即已准备回国时“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1927年6月他正式向蔡元培提出了制定约法的建议；而“平社”的活动也渐集中于准备发表言论。1929年4月，国民政府命令保障人权，胡适发现“此令但禁止‘个人或团体’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应尊重人权”。他开始注意人权问题，而重心则在“政府或党部”实际是否超越于法律之上这个关键。几天后，胡适的老师、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此时马氏开始后悔当年反对国会的举动，因为“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得］多多”，故“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马君武的主张成为后来几个月胡适论政的核心观念，他补充说，民初贿选，尚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62]

《人权与约法》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所论也基本不出上述范围。到陈德徵再强调“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均当治罪”后，胡适的攻击目标进而直指“遗教”的作者孙中山。从5月起，胡适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写出几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厉害。这些文章俱在，可以复按，且已为多人述及，这里不详述其内容。但有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胡适这次攻击国民党孙中山的许多内容，恰是他两三年前在英美正面鼓吹过的。同样的内容何以昨是而今非，颇值玩味，但这种细致的分析只能另以专文探讨了。[63]

胡适当时的心态在其日记中表露甚明，在写完《人权与约法》后，胡适想起他的朋友丁西林的话，“今日我们应该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特别指出“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也”，可知他是有意为之。几天后他写完《知难，行亦不易》，更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64]

想要“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是胡适主动的一面，他的攻击同时也还有因国民党逼迫而造成反弹的被动一面。前面说过，靠个人奋斗从社会基层跃升到上层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特别强，他一生中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正如他这时对周作人所说：倘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但“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65]

在1929年6—7月间，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有一度的缓和。先是王宠惠于6月中旬告诉他：“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胡适也在国民党全会的决议中看到一些似乎回应他在《人权与约法》中所提要求的内容。接着宋子文在6月末出来调停，要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这很符合胡适要做“思想上的诸葛亮”的自定位。宋指出：“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可有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这不知是指蒋桂双方还是指东北因中东路事件而将起的中苏军事冲突，或者是两者都指。胡适自己大约也有类似的感觉，故有详细的进言。其基本主张仍是制定约法，但进而提出许多约法制定前的临时性具体建议，包括以各级党部暂行议会的职权（但须与行政权分立）、实行专家政治、容纳异己人才（如用无党或左派人才于监察院）等。[66]

1929年7月1日，胡适在致李璜等信中，指责国家主义派在争论中对凡有利而未必是事实者皆用作材料，有时且捏造材料；他认为这是“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并强调“在这种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而胡适毕生所努力想要实现，也期望国民党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能参与的，正是造成“好政治”和“高文明”。在这封信中他说道：“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纵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67]可知在此缓和时期，胡适对国民党已有宽恕的念头。

这里的“政治敌人”与“思想敌人”很能启发人，胡适一生虽然讲究容忍，但一般而言，对“政治敌人”往往还比较宽恕，对“思想敌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却常常不放过（当然只是在“思想”上不放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社会角色自定位主要在思想文化一边，而把“实际的政治”留给别人去干；同时也因为这些“思想敌人”实际上与他的思想更接近，最能影响他的潜在追随者。

如果国民党肯接受意见，胡适当然可以对之宽恕。他的真意，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68]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读到斯大林所说的“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对一般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决定于革命军队底行为，决定于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决定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一语时，即在旁边批上“有见识”三字。[69]

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70]这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他正是希望以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来达到对内釜底抽薪，绝共产党动员民众的基础，以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演讲记录虽未必是胡适的原话，大体与其观念相符），实现其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

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来防止“赤化”，是当时所谓“英美派”的共识。银行家陈光甫那时也认为，“赤化”产生于20世纪社会的特殊状况，“非以兵力所可遏止之者。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若徒恃强权，必至全国促成赤化之局。因果相随，无可逃也”。《现代评论》也针对“清党”指出：“共产党里面虽然有许多极无聊赖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实行的毅力的青年。”“我们希望不要为了杀几个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们更希望不要杀几个共产党而驱人表同情于共产党。”[71]

后来的时势，恰是朝着“英美派”所担心的方向发展。这是否就因为当政的国民党未能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尚需更深层次的研究；但在边缘知识青年对政治运动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近代中国，国民党因“以思想杀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说是其由兴盛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正因为有这种釜底抽薪的主张，当知识青年进一步左倾而像《现代评论》撰稿人预计的那样转向“表同情于共产党”时，胡适即使有意追随也难以跨过这一步。结果，胡适先前主动认同于国民革命并未能得到大量时人“了解的同情”，而他对国民党的攻击也引起各种相当不同的反应。

曾入仕北洋政府的汤尔和原以为胡适近年已“论入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胡适学生一辈的江绍原认为胡适所发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但亲国民党者则指责“胡适忽变了曾琦一流人物，思想太落伍了”。[72]那些亲国民党者尚且认为他落伍，“表同情于共产党”的激进边缘知识青年，当然更不会欣赏主张釜底抽薪的胡适。早年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的张岱年先生，就是在看出胡适写文章“针对马克思主义”后，视其为“时代的落伍者”，而放弃了对胡适的追随。[73]

胡适对宋子文那些“补偏救弊”的谏言，与那时国民党的“党治”精神也相去实在太远，决不可能为当政的国民党所接受。胡适虽然对宋子文说过，他与《新月》同人持的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74]但这里仍有个胡适与国民党双方认知的差距问题：在国民党看来，胡适所要“补救”的，已是触动其统治的根本合法性的问题。这样，国民党势不能不做出强烈的反应。从5月起，国民党对胡适发起名副其实的文字“围剿”，并伴以各地党部对法办“反革命分子”胡适的纷纷要求。到1929年11月，光明书局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并附有第二集的广告。[75]胡适想要做的“思想诸葛亮”实非国民党这个“阿斗”所能接受。

在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颇为失望的胡适在1929年11月又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讨论“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这样，几年前他在欧美强调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之间的关联如今已被基本划断。胡适指出，国民党已“大失人心”，其原因“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他警告说，这一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76]

这里所谓“前进的思想界”，其实多半是胡适自己。因为其他许多知识精英以前“同情”国民党远不如他，后来追随国民党实超过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父（不是唯一的）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毋宁是学梁启超与“过去之我”战，将他此前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革除出门（后来到50年代又曾再次纳入）。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胡适已从认同于国民革命转到站出来公开批评“党化政治”。这看起来像是个突变，其实这一转变自有其发展衍化的内在理路。

当初胡适将国民党纳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基于新旧两个中国之争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77]根据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国”思路，胡适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即是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和徐新六在与他讨论“新俄”问题时提出的“党治”之下是否能实行民主的问题。胡适认为苏俄走的是美国路，其基础是苏俄在专心办教育，可以通过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如果联俄的国民党也走同样的路，则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新中国”应该可以同样走向民主。

但胡适虽然一度主动认同于国民党，国民党却未必认同于他那新文化运动。从北伐一开始，胡适就担心能打仗的蒋介石能否成为“政治家”，他一直关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国民党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他希望的“有计划的政治”。“党治”初期的经历已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曾专心办教育，而且还要“党化”教育，这样当然无法朝着胡适希望的民主方向发展。后来的发展说明，国民党实际是想要“党化”一切，这个政策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相距越来越远，他终于不得不与其一度试图认同的国民革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站出来做“诤友”，专门讲人权问题。

发生在大学院会议上的一件事，颇能体现胡适与国民党认知的根本差别。在讨论学生军训法案时，胡适提出增加“有正当主张不愿加入者”可不军训的内容（所根据的是美国有些反战的和平教派可不服兵役），因为，“爱国固重要，但个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杀”。代表军方出席会议的何应钦则对于“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认”；他根本以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须加严格训练”。[78]中国人自由太多本是孙中山的见解，何的话尤其能体现那些“马上打天下”的国民党军人对孙氏建国理论中“训政时期”的理解。

而蒋介石更认为，“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组织之唯一要素”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79]这一观念连宋子文和国民党内许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证明蒋介石并不会向胡适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发展。新当政的国民党显然仍欲维持其“革命党”的认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实行胡适向往的“有计划的政治”。

所以，胡适在1932年总结说，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拥戴的国民党“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80]这开始失去资格的日子，大约即在1928—1929年间，其实就是胡适自己态度转变之时。

不过，促使胡适站出来批评“党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要“澄清天下”或做“社会的良心”的那种新旧读书人都有的责任心。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中国“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故虽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81]

胡适一生，实际是能谈政治时就谈政治，到政治谈不下去之时，才又转回来“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在上海的那几年，恰是胡适在“暴得大名”后声誉渐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时候。当时他想去北京去不成，留上海又不自在，只好到光华大学一类尚未充分树立其名声地位的民办大学去教课和演讲，实甚感寂寞。用胡适自己的话说，那三年半“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候”。这里所谓的“闲暇”，是特有所指。因为胡适接着就说那也是他“最努力写作的时期”，总共“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82]可知这里的“闲暇”，正是指学术以外的寂寞。

后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结胡适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说，他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83]如果去除其情绪化的偏见成分，国民党的总结倒还把胡适这段时间非学术的所作所为概括得大致不差。特别是该党部指出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胡适潦倒海上”而“野心之未逞”的结果，亦不无所见。

向有“觇国”习惯的胡适，即使不身与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政治，也有“为国人之导师”以澄清天下的素志，其实从来就不曾仅以学术为他的志业。从前引他给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条路看，胡适早已决意不参与“反动的政治”，而最初两三年的“党治”经历使他认识到，他实在也“不能加入急进派”；这样，胡适就只能回到学术思想上的缓进之路，从“人权”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长远和广义层面向新政权进“诤言”。在这样的行为也不能为国民党所容忍后，胡适干脆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将国民党革出新文化运动的教门。

问题在于，这样的划断干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在一年多前就领悟到，虽然中华民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而运会和时势却使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的大国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事业。新当政的国民党所面临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不能却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适可以不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但他不能不做“国家的诤臣”。且正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文章中所说：“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除非放弃士人澄清天下之志，真的像国家主义派讽刺的那样做一个“聋哑”的学者，否则与“一国之公器”又怎么可能划清界限呢？从这个角度言，“诤友”与“诤臣”实难以区分，胡适仍不得不在此间徘徊。

进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传统原则还是西方的近代理论看，一国的中央政府显然是“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际政治层面，要将“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时候。结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造成的危急时局又把胡适逐步推向当政的国民党，他又不得不在国难的压迫下逐渐维护他所不欣赏的中央政府，逐步缓和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对立，先从讲“人权”退到讲“民权”，后来连“民权”也不讲了。

到抗战爆发，在真正的国难面前，胡适完全放弃了他年轻时所说的可以让国亡了再来救的观念，他的爱国观已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此后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国时的话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85]

*　*　*

胡适在1934年曾慨叹说：辛亥时的革命者就“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从名义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部分出于牵制英国和法国的考虑，美国在处理战时和战后事宜中，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四强的行列。久处边缘的中国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视，他曾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装，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治。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胡适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

到1947年，胡适已可以强调，贫弱的中国已跻身世界四强，政府当然要维持这难得的“国际威望”。对始终着眼于“世界”的胡适来说，从“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到“世界四强”，这无疑是几代中国人期盼已久的质的转变。岂止国民党政府希望维持，胡适更希望其能够维持，他不能不支持“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他三大国所否认。所以，胡适公开宣布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动员令”，认为政府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既是自卫也有此义务。[86]

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1] 此事学术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2] 《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06、426页。

[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4] 胡适日记，1923年4月3日。

[5]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85页。

[6] 参见《口述自传》，第198页。

[7] 胡适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阶段性系统论述，主要见于其1926—1927年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重要也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后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8] 胡适讲、孟侯记《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页；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

[9] 《年谱》，第112—13、123页。

[10] 胡适日记，1925年“南行杂记”10月5日条、1926年9月3日。

[11] 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并参见Lewis S. Gannett，Young China，rev. 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McC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 Asia（Feb. 1927），pp.91-97，157-160，“The Canton Idea，” Asia（Apr. 1927），pp.285-288，346-352，“Sun Yat-senism，” Asia（May 1927），pp.361-365，436-441.

[12]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14日。根内特对鲍罗廷和“清党”以前的蒋介石的看法都与此相同，特别是对蒋，连提的问题都相同。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这些顾虑，与宋子文颇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只是在“清党”之后，根内特才写过攻击蒋的文章。不论他和胡适是谁影响谁，他们显然是讨论过这些问题。参见Gannett，Young China，pp.27-31.

[13] 本段及下多段均参见胡适1926—1927年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最详细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和前引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并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14，11月2、4、26日。以下凡有关胡适在英美演讲的内容不再注出。

[14]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日。

[15] 信的摘要见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5日。

[16] 胡适1926年9月的日记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欧华侨同胞》为题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

[17] 《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27、430页。

[18] 《任白涛致胡适》（1927年5月23日），《书信选》上册，第433页。

[19]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书信选》上册，第426页。

[20] 《高梦旦致胡适》（1927年4月26日），《书信选》上册，第427页。

[21] 斯特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斯特朗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8，第30—31页。

[22] 胡适：《追想胡明复》（1928年3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九，第1221页；《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9页；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日。

[23] 《胡汉民与胡适往来信》（1927年6月），《书信选》上册，第436—438页。任白涛1927年5月23日致胡适函说到胡适回国之初曾到南京演讲（《书信选》上册，第432页），但任氏或笔误，盖胡适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说他“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

[24] 胡适在1928年对正在拉拢他的桂系代表重提此议，但他们“仍很不了解此意”。胡适日记，1928年4月28日。

[25] 《胡适致罗家伦》，《书信选》上册，第503页。此信选辑的编者以为在1928年某时，但以内容看，恐怕在1927年，因为胡适到1928年时对国民党的观感已不甚佳（详后）。

[26] George E. 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

[27]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433页。

[28] 周作人：《谈虎集·偶感四则》，《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2页；英子：《不要杀了》，《现代评论》第55卷第128期，1927年5月21日，第463—464页。

[29]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英子：《不要杀了》。

[30] 无名：《从南北到东西》，《现代评论》第6卷第131期，1927年6月11日，第524—526页。

[31] 周作人：《谈虎集·人力车与斩决、偶感四则》，《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5、292—293页。

[32]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第308、315页。

[33] 《高君珊致胡适》（1928年8月23日），《书信选》上册，第491页。

[34] 胡适日记，1925年到武汉之“南行杂记”。

[35] 周作人：《谈虎集·怎么说才好、人力车与斩决》，《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7、294—295页。

[36]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第10卷第1号，1954年1月1日，第5—6页。

[37]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65页；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日记并附有吴稚晖致杨虎书。

[38]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67页。

[39] 《吴稚晖致胡适》（1928年3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467页。

[40]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9页。

[41] 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

[42] 《丁文江致胡适》（1927年8月16、26日及一无日期信），《书信选》上册，第440、441、454页。曾服务于北洋派的丁文江对南方的内乱并不幸灾乐祸，颇有政治家风度。他觉得北方许多人对沪宁分立的局面“大高其兴，至为可笑”。相反，丁氏观察到“日本方面，又借此大活动。东三省大约至少又须送一条铁路给他”。照丁文江看，“真正可怕”的，是“日本在东三省及内蒙的野心”。至于国内局势，不过才“大乱方始，岂是一时可了。”

[43] 《胡适致蔡元培》（1927年10月24日），《书信选》上册，第447页。

[4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7、18日。

[4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19日。到晚年时胡适承认自己对共产党的估计错了，觉得吴的“远虑是很可以佩服的”，但那时的语境和心态都已大不相同了。参见《年谱长编》第3册，第732页。

[46]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0、21日；《年谱长编》第3册，第734页记有胡适晚年的回忆，略有小误差，但受签诗影响急于要走的心态是明确的。

[47]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2日。

[48] 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谈话录》，第143页。

[49] 《胡适致吴稚晖（稿）》（1928年6月16日）、《朱经农致胡适》（1928年7月，无准确日期），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7月5、8日。

[50] 《胡适致蔡元培（稿）》（1928年6月16日）、《蔡元培致胡适》（1928年6月24日、8月13日），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1928年7月8日日记；《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6月27日），《书信选》上册，第483页。

[51] 胡适日记，1929年2月28日所附剪报，6月16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书信选》上册，第540页。

[52]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26日、4月7、4日。

[53] 胡适在1933年谢绝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说，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4月8日），《书信选》中册，第208页。

[5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4日剪贴有此演说内容的报纸。

[5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21日及所附剪报。

[56] 《胡汉民致胡适》（1928年6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437—38页；胡适日记中有《名教》的原稿，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对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大加挖苦，其实他当年写的《努力歌》中，也不乏“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样的句子。其调子及格式都与胡适另一首以“《炸弹》诗”而知名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没有多大区别，在那诗中他也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与他此时颇看不上眼的国民党之标语口号并无什么大的区别。

[57] 胡适日记，1928年9月3日、12月4日，傅斯年信收入1928年8月胡适日记。

[58] 本段与下段均见胡适日记，1928年12月14日。

[59] 参见胡适日记，1929年3—7月。

[60] 《胡适与王宠惠往来信函》（1929年3月26日、5月21日），《书信选》上册，第508—509、513页；《谈话录》，第139页。

[61] 胡适日记，1929年4月1日及所附剪报。

[62]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1、26日。

[63] 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从胡适日记中可看到一些关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读书笔记，从稿纸和所用的笔看，大概是在美国介绍孙氏学说所写，那时并无批判的意思，则对孙的批评部分很可能是1929年后加的，故胡适批孙其实也不过像他论吴稚晖一样是“借刀杀人”。

[64] 胡适日记，1929年5月6、13日。

[65] 《胡适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66] 胡适日记，1929年6月19日、7月2日。

[67] 《书信选》中册，第516页。

[68]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8—469页。

[69] 斯大林语引自其《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上海解放社，1950，第148页，胡适的批语见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该书该页。

[70] 《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71] 《陈光甫致梁士诒》（约1927年3月），《档案与史料》1987年1期，第66页；英子：《不要杀了》。

[72] 《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江绍原致胡适》（1929年10月13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书信选》上册，第545、547、540页。

[73] 张岱年：《论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11页。

[74]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

[75] 张振之等：《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上海光明书局，我所见的是1930年的再版，承邹重华先生代觅，谨致谢忱。

[76] 胡适日记存《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新月书店1930年版的《人权论集》。

[77] 胡适：《中国与民主》，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8月18日。

[78] 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

[79] 蒋介石1928年8月7日的讲话，《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

[80]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

[81] 胡适：《人权论集·小序》，第1—2页。

[82] 胡适：《〈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的《淮南王书》。

[83] 《申报》1930年11月15日，转引自易竹贤《胡适传》，第332页。

[84] 胡适日记，1928年4月4日。

[85] 《胡适致江冬秀》（1939年9月21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7页。

[86]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第2—4页；胡适对“戡乱动员令”的评论见南京《和平日报》1947年7月7日，转引自贾祖麟《胡适》，第261页。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1]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靠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2]

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3]

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4]

这段话颇能道出关键。观其从“不必”到“必须”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个“后学”在给“先生”写信。徐氏显然代表着什么人在为胡适“定位”。胡适若坐任偶像，“垂拱而不治”，则必受各方欢迎。若不肯做“保姆”，犹思为“斗士”，特别是要介入而居“两造”之一方，就免不了要像其他斗士一样受点“皮肉”之苦，此时而再想“领导群伦”，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胡适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1961年10月底，胡适在中研院欢迎胡夫人的茶话会上重申自己的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5]那时他说的，恐怕不全是他与江冬秀之事，大约更多是对当时台湾情形的一种态度。以七十之年说出此话，颇有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的意思。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但这只是心向往之的“作圣”，也很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这仍是胡适自少年以来就存在的以“超我”抑制“本我”，内心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终不得不以“率性”的大声疾呼而告别尘世。

就在他发表了“宁愿不自由”的讲话后一个星期，胡适于1961年11月6日对外国人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自己在日记中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自任“魔鬼的辩护士”，说容忍缠足达千年之久的东方（中国）文明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而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中国人“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胡适指出，这次演讲就是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1926—1927年在英美的几次演说的重申，如果不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这样的价值重估，“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胡适讲话时显然比较激动，因为第二天就检查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6]

从演讲的内容看，胡适显然不能满足于做偶像。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强调中国人对西学“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那种复杂心态。而且，这仍然是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以胡适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即使像他那样早已进行了“价值重估”的人，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里仍不能觉得“心安理得”。那么，他是在自责他所做的“价值重估”还不够彻底吗？这个问题已因胡适不久就匆匆撒手仙去而得不到解答了。

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7]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

在攻击胡适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写的长两万七千字文章，颇能道出一些关键。那人说：“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可见攻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盘”。此人并攻击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适自辩说，他并未“吞没”这些中基会的经费。但胡适自己未吞没，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将其分给朋友。可知这也是学术界的旧怨再提，正与50年代大陆有些批判胡适的作者同。这一攻击也从侧面证明胡颂平所说的胡适转变台湾风气的作用——胡适到了台湾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8]

而攻击胡适最厉害的还是徐复观。胡适讲话后，徐在《民主评论》上撰文攻击胡“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他“宣布”：胡适做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徐并指出，他这样说，不是因为胡“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9]

原来徐氏当年给胡适写信的一个目的，是请他到东海大学演讲。但胡适在东海大讲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后来人走错了路，就缠小脚写律诗了。徐即席反驳说，缠足不是中国文化。胡再反问，如果缠了一千年的小脚还不算中国文化，那借鉴了大量佛教内容的宋元理学又算不算中国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胡适住院时，秘书等本想将此事瞒着，但到攻胡已发展到“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成报纸新闻时，就瞒不住了。胡适自己也开始收集有关文章，自称“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但他马上想起了当年杨杏佛骂他，他曾报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显然是已很生气，于是书写前人咏弥勒佛的对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觉此事“难容”了。到看了徐复观的骂人文章，气已甚大，自己也说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10]

一个多月后，1962年2月14日，胡适在中研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11]

胡适的这些话蕴涵着多重意思。人人当然都知道这里有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但胡适也不全是说反话。因为政府里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是个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胡适所认同的竟然与他此时所说的全然相反，那中国有一个胡适与没有胡适不是就没什么区别了吗？胡适的一生岂不成了一场大梦！胡适不肯信，也决不会信。

更重要的是，胡适这个“不可药救的乐观主义者”也确实还有深一层的希望。在内心的深处，他始终希望他的祖国、他的民族在他所构想的现代世界里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人后，当然也包括在言论自由方面。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故胡适说这些告别之言时——虽然他不是要告别——很可能衷心希望他所说的全都是事实。他大概也希望他这一次的反话会使他的同胞，包括质询和围剿他的人，听了这些话后能往言论自由的方向多走一步，这样他的话终会更接近事实。

胡适早在1916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12]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有望才有怨，怨是为了望。一代哲人正是在这怨和望交织之中与世长辞。后人若只看见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适之！

*　*　*

拙书初版一年后的1996年9月，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邀请，到那里做了关于胡适的专题演讲。其间也曾前往毗邻的胡适公园墓前凭吊，思绪万千之中，仿佛仍看见胡适那临去的微笑。也许，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论耶稣说：

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13]

就影响的广狭来说，以胡适比耶稣，或有些“拟人不伦”（傅先生是把耶稣看作人类之一的）。若不以功业论，则胡适秉承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说，“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我们能不向此长阶上的石级报以微微一笑，在

这微微一笑之中，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14]

[1]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9、211页。

[2] 《谈话录》，第179页。

[3] 《谈话录》，第302—303页。

[4] 转引自《谈话录》，第269页。

[5] 《谈话录》，第232页。

[6] 《年谱长编》第10册，第3801—3806页。

[7] 《谈话录》，第232—233、272—274页。

[8] 《谈话录》，第264—265、54、272页。

[9] 本段及下段参阅《谈话录》，第268、276页。

[10] 《谈话录》，第272—274页。

[11] 《谈话录》，第300页。

[12] 《致胡近仁信》（1916年9月4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09—210页。

[13] 傅斯年：《前倨后恭》，《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第784—785页。

[14] 按傅诗原句为“证明你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冒昧易数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著.—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

（近世中国）

ISBN 978-7-5097-7072-6

Ⅰ.①再… Ⅱ.①罗… Ⅲ.①胡适（1891～1962）-传记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9374号

·近世中国·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著者/罗志田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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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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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70千字

版次/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072-6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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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绪论

- 第一章 长校，1917～1922

- 第一节 现实境遇与思想资源

- 第二节 延揽人才与重塑学风

- 第三节 开出风气与酿成潮流

- 小结

- 第二章 辞离，1923～1926

- 第一节 怀疑之声渐起：1923年辞职风潮

- 第二节 已有微词：1926年复职风波

- 小结

- 第三章 淡出，1927～1930

- 第一节 北伐前后的南北教育界

- 第二节 蔡元培与北平大学区风潮

- 小结

- 第四章 纪念，1917～1949

- 第一节 北大校庆纪念中的“蔡元培”

- 第二节 蔡元培纪念仪式之解读

- 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

- 小结

- 余论

- 参考文献

- 索引

- 后记

绪论

一 问题缘起

蔡元培从清朝翰林公到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从兴办新学、游学欧洲到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是从声望、资历还是从对教育的实际影响来衡量，民国教育界中恐怕难有出其右者。比起其他近代教育思想家与实践家，蔡元培已经超越具体的教育领域而具有思想文化的精神意义。

诚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杜威的这段评价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从某种层面上说，无论作为历史过往的杜威或其他的同时代者，还是栖身于当下的诸多研究者，皆不过只是蔡元培个人历史的诠释者。但是，当此后诸多研究者不断重复引用杜威的评价之时，杜威诠释者的角色就已经开始逐渐淡去，历史叙述便成为另一种“历史”。与其说研究者在不断引证中达成了对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看似一致的理解，毋宁说引证背后也暗含各个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立场、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这里并非否定杜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历史评价，更不是要抹杀蔡元培在民国教育学术理论与实践中无可替代的贡献，而是意欲追问：这种不断追述、叠加的叙述方式是否给对蔡元培的诠释带来了影响？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2]与之相关的大部分问题，如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背景、具体过程及后世影响等，学界都已有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和理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认识已经成为理解和诠释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的“常识”。不过，“常识”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或掩盖历史本身应有的多姿多彩，某些太过大而化之的写意描述，反而使蔡元培在“炙手可热”的研究中缺少了些许人性的光彩。梁漱溟尝言，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3]如何开风气，如何酿潮流，非短期可以预见，需要在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与历史沉淀之后才能更加彰显。比如说，蔡元培在长校期间给北大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该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北大教师与学生以及其他大学如何看待蔡元培和北大？对蔡元培的诠释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否也存在着互动？如果这种互动存在，它又是怎样影响对蔡元培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解读的？这些都是以往研究关注不够、未能尽然解决的问题。

近代中国大学是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与承袭中国已有的教育学术传统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诸多杂糅中西的思想与制度上的革新，重塑了北大自身的品格和传统，不仅被视为近代大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也逐渐成了近代大学改革的精神象征。不妨先看三段论述。

1978年5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参加了蔡元培墓竣工典礼之后感慨地说：“在学术‘自由’、‘容忍’与‘尊严’的理念导引下，蔡先生为学术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实政治（当时的北洋军阀），社会势力（当时舆论对他领导的北大绝不是没有批评的）之外的天地，一个纯净的、独立的学术天地。……蔡先生一度建立的具实的学术天地，已成为一象征的学术世界。这个象征的学术世界是百家争鸣、千岩竞秀的世界，它是读书人所永远梦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征的存在也必将是永恒的！”[4]

1998年5月，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提交论文《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总结了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他认为，尽管蔡元培长校时间不长，“但他在北大所奠定的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却一直绵续下去，垂诸久远。而且它的影响极为深广，远远超越北京大学一校的范围”。[5]

2005年4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以《世上已无蔡元培》为题，面对悄然落幕的北大人事改革，感慨道：“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6]

表面看来，列举相隔近三十年的三则引文有些突兀，不过，无论是曾为蔡元培撰写口述自传的高平叔，还是曾为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抑或是当下北大燕园一分子的韩水法，表达出的都是对蔡元培的历史地位基本相同的体认，即都把蔡元培置于超越个人层面的思想史上进行讨论，将其代表的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与传统作为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精神的象征。这种由个人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的超越，根源于蔡元培在民国教育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与实际成就。尽管论者更多是从经验层面而非严格学术层面强调蔡元培的象征意义，但其合理性正体现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之中。蔡元培获得的超越个人意义的解读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实现的。这种基于经验层面的解读，特别是民国教育学术亲历者的体悟，殊为珍贵。不过，若进一步追问对蔡元培的诠释是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形成，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仅限于经验层面的描述性判断则略显出解释力的单薄。

伴随着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掀起的追溯北大历史的热潮，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的历史也与梳理中国大学传统、提炼中国大学精神、展望21世纪大学发展等一系列讨论联系到一起。以此为契机，不少有关北大历史与蔡元培思想实践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7]与从经验层面讨论蔡元培的超越意义相比，蔡元培在北大的诸多革新被视作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且开始以一种学术化姿态呈现。尽管有学者在研究策略和叙述笔调上选择了“第三种笔墨”[8]，但从学界整体研究热点来看，对蔡元培超越个人意义的解读还是在中国大学精神的内涵、特征等结构性框架“规范”下逐渐走向了抽象化和概念化。[9]大部分讨论大学精神的著作皆采取了相似的叙述策略。具体来说，更关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十余年间，尤其是1917～1923年实际长校期间的历史，通过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方针、教师聘任、课程设置、学制改革等方面的考察，对比蔡元培长校前后北大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学术风气开放与政治觉醒，以此证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而抽象出若干描述性特征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代表。作为一种研究取向，以预设的逻辑框架将对蔡元培的诠释分割为若干抽象化的概念，固然可以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抽象化、概念化的框架排斥的正是社会中感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反而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简单化。这种基于抽象层面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解歧义、史实模糊等诸多问题，反而为理解蔡元培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混乱。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中国大学的某种象征，因为其不仅是停留于思想领域的乌托邦，更重要的在于曾经真正尝试着在实践中去推动某些变革。但是，无论是从一般经验出发，抑或是抽象讨论大学精神，关注的都只是抽离于历史具体情境之后的结论，放弃的是考察蔡元培及其北大改革如何获得普遍象征意义的过程。而对进程的忽视，也就同时丢掉了只有在过程中才能显现出的某些问题。历史本身呈现出的复杂性有时会远远大于我们的认知。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并不只是象牙之塔的内部活动，而是牵涉到晚清民国以来的教育文化传统，动荡政局影响之下的多重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学术派别之间学术观念的此消彼长等诸多因素。而以蔡元培塑造的北大作为效仿的对象，由认同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继而追寻蔡元培的办学足迹，更是包含了对中国大学发展之路的理性探索和复兴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并进而与近代中国大学重塑自己的传统和精神联系到一起。因此，本书选择以历史记忆的视角来描述蔡元培如何被记忆、被重构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关于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历史记忆的流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大学精神逐渐凝炼形成的过程。

二 记忆史的视角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大踏步发展，历史学危机之声不绝于耳。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叙事的转向”，使历史学的客观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场由史学理论研究者推动的变革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历史学的基本定位和假设进行反思，历史如何书写与记忆如何存留的问题即是其中讨论的热点之一。

历史与记忆都是与探讨如何看待过去相关联的，学界也存在着将两者径直等同或相互对立的看法。[10]与心理学关注记忆的心理机制不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较早关注了记忆的社会性问题。他认为，“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历史只有在回忆无法存留时才被需要。[11]1925年，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作为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的哈布瓦赫，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的“集体欢腾”概念，做了进一步引申，提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12]以往人们对记忆的认识，大多只强调其个体性，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他区分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使个体可以将自身置于框架之中来进行回忆，同时集体记忆也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中体现自身。所有有关个人回忆的讨论都需要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特定的群体情境中的个体，都是利用相应的集体记忆才得以凝聚记忆或再现过去。[13]哈布瓦赫的开创性研究，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研究中区分出来，奠定了此后有关记忆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围，如遗忘、纪念性活动或仪式等主题。

在哈布瓦赫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提出了“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概念，探讨的是“群体的记忆如何传送和维持”的问题。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4]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他指出，社会记忆通过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和最具操演性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形塑个体记忆。具体来说，“仪式”是指“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仪式是对过去的重演的一种方式，其重复性本身就是延续过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个人和认知记忆的集体式变体以外的东西”。仪式对参加者起到了说服的作用，参加者不能仅仅“在认知上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操演”，还必须习惯于这样的操演。这种习惯会表现于“操演的身体基础上”，即“身体实践”。[15]

在讨论记忆的基础时，哈布瓦赫和康纳顿都强调的是其社会层面。哈布瓦赫甚至略带夸张地表示，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没有任何记忆。但即便是个体记忆也是以语言和意识为基础，同样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如哈布瓦赫所言，纯粹的个体记忆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一个例外”。[16]在此基础上，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将记忆分作三种形式：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维度的个体记忆、属于社会维度的交往记忆和属于文化维度的文化记忆。[17]“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是指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依存于个体之间，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产生，随着代际更替而变化和消失，时间跨度以三四代为限度。从结构上而言，交往记忆颇为接近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强调的都是记忆的社会维度。“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中的“文化”是指“为了构筑各具特色的群体并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联系而进行的各种活动”。[18]文化记忆在离开承载记忆的主体之后仍能够存续，是以象征物的形式被客体化的记忆。[19]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有不同的“时间结构”。交往记忆在三代人之间循环，因此会组合为“共时性的记忆空间”；而文化记忆指向的则是遥远的过去，形成的是“历时性的时间轴”。[20]

文化记忆概念的提出，也是与二人具体的史学实践密不可分的。以扬·阿斯曼为例，他在专著《摩西这个埃及人——西方一神论中对埃及的记忆》中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记忆史”（mnemohistory）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观念史、心态史等的史学分支。作者以摩西形象的被改造、摩西崇拜的埃及根源以及摩西在近代的被接受情况为中心，集中考察了一神教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对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阿曼斯教授在书中指出，“记忆并非简单地对过去事实的储存，而是持续不断的重构想象的工作”，所以，记忆史是“有意识地淡化所探究的对象的共时面向，以突显回忆之贯时的或垂直的轴线。它集中于那些意涵或相关性的面向，这些面向在参照到过去的意义下是回忆的产物，并且唯有在后来的回溯及文献的光照中才会站到前景来”。[21]也就是说，“记忆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发掘关于流传的可能“真相”，“而在于把流传当作是集体的或文化的记忆的现象来研究”。在此基础上，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的研究领域。[22]随着阿斯曼夫妇专著简体中文版的译介与出版，二人对记忆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手法上的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文学界的关注。

在史学实践层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投身记忆的研究。以法国为例，自197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家对“集体记忆”问题的关注与心态史研究的多样化以及“民族回归”“民族特性的复归”等主题相关。[23]到了1980年代前后，这股潮流从社会史转向政治史，重点在于研究法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他认为，历史与记忆远非同义词，而是相互对立的。他给出的“集体记忆”的定义是：“如果从最为相近的意思来说，集体记忆就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鲜活群体对过去的、被赋予神奇化的经历的回忆，或是这些回忆的总和，不论这种回忆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的认同是通过对过去的感情整合而形成的。”[24]此后，他萌发了撰写“场所”（les lieux）丛书的计划，并先后召集了120位作者，历时十年，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25]“记忆之场”是指集体记忆的凝聚点，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地区、城市、名胜古迹；象征物，如国歌、口号、谚语等；或是某些机构、出版物、公共节日和历史事件等。他表示，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差别只在程度不同。他进而举例说，像档案馆这种看起来纯粹实用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象征性的光环赋予其上而成为记忆的场所”；同时，像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等纯粹功能性的场域，“也只是因为它们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才进入记忆之场”。[26]诺拉进一步指出，记忆之场是记忆和历史相互作用和影响。要有历史、时间和变迁的发生，且有“记忆的愿望”，才能形成记忆之场。他继而解释道：

场所是混合的场所，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中。这螺旋就像自我盘绕的乌比斯环一样。因为很显然，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显然这是要将这些东西变得引人入胜，记忆之场只能来自它们在持续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中的变形能力。[27]

以《记忆之场》为代表，诺拉也在法国史学界推动了对历史学的反思，使有关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28]

从记忆相关的主题来看，记忆问题的讨论是与回忆、纪念、遗忘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哲学层面，记忆是构成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之一，而遗忘则可能导致历史解释链条的断裂，因此有关记忆的研究也反映出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反思。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也曾涉及“社会忘却”问题。他虽然肯定了仪式的作用，但并不认为所有的社会事件都能成为纪念仪式，被选中的纪念仪式也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因此如何做出选择就关系到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他指出，“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沉淀，因此有破产的危险。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29]

自198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不少学者借由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的对历史创伤的研究，开启了对“历史记忆”问题的持续关注。[30]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指出：“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31]凯尔纳指出了“历史记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历史记忆”在根本上是指通过语言而表现的记忆，历史并不是记忆凭借语言所做的直接描述，而是运用作为历史文本存在的记忆进行的重构。所以，就某一历史事件而言，有关它的认识与理解会随着历史文本的增加而不断叠加，而由不同表现方式构成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必然使历史本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

同样是关注大屠杀主题，美国学者罗森菲尔德（Alvin H. Rosenfeld）对《安妮日记》作者、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自二战后近60年形象变化的考察，则从史学实践的层面证明了“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考察了安妮·弗兰克及《安妮日记》如何通过舞台剧、电影、传记等方式不断被重新书写，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进而指出，虽然安妮·弗兰克的名字仍将被记住，但具有“操作性”的“修辞行为”却逐渐“违背了历史记忆和对真理本身的诚实”，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住她的方式却会有损于记忆纳粹屠犹本身的历史准确性和道德责任感”。[32]

阿莱达·阿斯曼进一步指出，记忆与遗忘都有“破坏和治愈的作用”，何者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具体语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和总体形势”。二战后，德国选择走出战争，因此选择“交际性缄默”的遗忘策略，与“复兴的精神和面向未来的情怀联系在一起”。1980年代之后，遗忘与记忆的性质互换，遗忘开始被认定是消极的，是与否认、掩盖联系在一起的；而原来意味着固守过去、带有复仇等负面意义的记忆，则被定义为“具有治疗作用的伦理责任”。[33]

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回忆的链索”将“此时的过去”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34]不过，正如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教授指出的，“不是每个记忆自身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只有当这个记忆超越了这个人或者群体的人生阶段的限制，才应该说有某种‘历史的’记忆”。[35]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以“记忆”的视角介入历史之中，也成为勾连历史与现实的一条路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他认为，通过纪念场所、纪念日、纪念活动等文化符码和行为而得以保存、展示和延续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正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纽带。[36]在塑造民族-国家这个主题之下，美国学者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则分别考察了美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及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形象在几代美国人心中经历的变化，从另一侧面论证了记忆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建构过程（constructive process）；同时，变化的林肯记忆中也存在某些维续的层面，所以，“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积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episodic）的建构”。[37]

与西方学界相比，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个案分析，中文学界起步都较晚，但也已涌现出不少有分量的成果。较早开始关注“历史记忆”问题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他提出“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的概念，采取了“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的新态度。[38]在分析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时，他表示：

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39]

围绕族群认同等问题，他通过重新审视特定文化社会中的“历史心性”产生的不同历史记忆，考察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40]

王明珂还曾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进行过简单区分。相对来说，“历史记忆”所指范畴更小，是表示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的记忆部分，强调的是与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41]也就是说，“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序列中的一环而参与到历史过程本身的建构之中的。

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人分任主编的“新社会史”丛书已经出版了三辑。作为“新社会史的尝试”，“记忆”一直是重要的论题之一。其中，潘光哲对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的分析，黄东兰对“岳飞庙”创造的公共记忆更替的考察，黄克武对史可法历史形象变迁的讨论，陈蕴茜对上海外滩公园在形成民族集体记忆之中作用的考察，孙江关于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黄帝叙述的分析，皆是在全新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尝试。他们分别选择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层面和较少注意到的史料，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认识论层面的重新思考。[42]赵世瑜也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传说”纳入讨论的史料范围，集中分析了太阳生日传说、山西大槐树传说等多个个案，这些可以看作其一直倡导的社会史视角的具体实践。[43]卢元伟则通过对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几个版本的文本分析，考察了不同时代林则徐形象的差异及造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历史因素。不过，文章整体分析略嫌简略，不免影响了其最终的解释力。[44]此外，景军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和道德》也选择了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切入，通过细致而深入的田野调查，重构了甘肃省大川村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庙宇重建的历史进程，进而考察了与庙宇相关的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等具体问题。他关注的焦点在于，记忆是如何通过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被表述和传达，以及人们是如何运用记忆重构各种社会关系的。[45]

另外，潘光哲、李恭忠等人对“国父”称谓与孙中山如何关联起来的研究，也可以看作“历史记忆”视角下的尝试。潘光哲的专著《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描绘了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史”，勾勒出华盛顿的形象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回响及其政治效果。他重点考察的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华盛顿神话”对孙中山走向“国父”圣坛及形成“孙中山崇拜”的影响。[46]李恭忠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则可看作对潘光哲已有的“孙中山崇拜”研究的新扩展。作者转换了以往孙中山研究的一贯思路，从“生前”推展至“死后”，以孙中山逝世后的葬事操办为个案，从墓葬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中山陵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营造过程，剖析了孙中山成为“国父”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民国再造之间的关系。[47]

具体到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记忆的考察，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的最后部分以及其他一些论文中，选择从记忆角度切入论题，重点对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对“五四”的记忆和阐释进行了讨论。[48]罗志田在《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则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在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49]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中文学界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等主题进行讨论。尽管在各自的论述中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等诸多提法，但大多数研究者皆能从各自的研究文本出发，根据具体的论述需要选取相应的中心概念。可以说，研究者对各式“记忆”的基本内涵及其背后的方法论预设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差别只是在于所使用的概念外延的大小。[50]在史学研究领域，与西方学界由关注二战大屠杀而掀起历史记忆讨论热潮不同，中文学界开始关注记忆问题是在社会史研究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而展开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追求，中文学界相关的研究也多少带有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即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层面持续深入的讨论。而在研究对象和主题的选择上，也大多仍在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基本范畴之内。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与其说是给冠有各种头衔的“记忆”披上一种严格学术理论的外衣，毋宁说它们更倾向于是一种切入问题的视角，或者说是看待历史、解释历史的一种态度。

三 史料状况与研究回顾

蔡元培位尊名显，历经晚清至民国的社会巨变，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他在近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仅其论著得以系统收集、整理，与之相关的其他史料也大部分得到保存。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有关蔡元培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也有了厚重的学术积累，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专著、论文。

蔡元培在世之时，除其自行出版或参与编写的书籍之外，由于其特殊的影响力，相关生平资料和言论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已展开，其中以新潮社于1920年9月编辑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最为典型。此书收录蔡元培传略一篇，言论部分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教育问题，有关北京大学问题，关于中西文化沟通的问题，一些普通的问题及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共计84篇。另有《华工学校讲义》及有关大学改制问题三篇作为附录。[51]但全书整体编排太过仓促，有不少错讹之处。蔡元培自己就曾亲自校阅，发现排印错误79处。[52]1933年，上海广益书局也以类似的形式出版了《蔡元培言行录》，分美育、思潮、文化运动、教育、演说、杂著六部分，共122篇。书前有《敬致读者诸君》《蔡孑民先生年记》《言行杂记》等。虽然蔡元培生前曾有请高平叔代为搜集整理，自编文集的打算，但因战乱等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43年为配合重庆各界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高平叔编辑的《蔡孑民先生传略》才得以出版。该书收录了高平叔所记蔡元培口述的《传略》（下）及所藏几篇传记，并由吴稚晖、朱家骅作序，黄炎培撰写跋语。

蔡元培逝世后，追忆其生前事迹的回忆类文章陆续发表。作者多为与蔡元培相识之人，记录内容也多为对蔡元培生前往事的回顾，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如1941年浙江研究社出版了《蔡孑民先生纪念集》，选辑悼念和纪念蔡元培的电文、挽联、讲话、新闻报道、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或某一片断反映了蔡元培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对他一生的思想、学术、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像《大公报》《中央日报》《晨报》《宇宙风·乙刊》等各大报刊也多有纪念特辑出版。

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完稿于1941年，因战乱等延至195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是研究蔡元培思想最早一部专著。此书从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分别介绍了蔡元培的贡献，以此说明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紧密关系。对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作者认为是时势与英雄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蔡元培在北洋军阀时代而非清政府或国民政府时期主持北大，开辟了北大的新局面，正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53]此书试图从多侧面介绍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但所陈条目过多过细，致使内容较为松散，又未能把蔡氏的思想和活动结合起来考察，予人以割裂之感。

此后，台湾也出版了几本关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专著，如孙德中的《蔡元培教育学说》[54]，是第一本研究蔡氏教育理论的专书；孙常炜的《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55]，附有《蔡孑民先生传略》，内容除讨论蔡元培的事迹、学问、人格和信仰之外，也偏重教育方面的说明；陶英惠编著的《蔡元培年谱》[56]，具开创之功，可惜只编到1916年，下册一直未能出版。英文方面，1977年美国学者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所著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Ts’ai Yu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出版（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这本概说式的传记，是目力所及的外文中最早的蔡元培研究专著。

1980年至2000年前后，是蔡元培研究的高产期，也是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作品的时段。自1979年起，早年即受蔡氏嘱托编辑著述的高平叔，在蔡元培家属的支持下，又开始着手蔡元培文集的整理工作，并于1984年到1988年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七卷本的《蔡元培全集》，收录了蔡元培撰写的专书、论文、小说、序跋、演讲词、谈话录、书信、电文、宣言、译文等，为蔡元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7]1984年出版的周天度撰写的《蔡元培传》，详细梳理了蔡氏一生的言论活动，因当时《蔡元培全集》尚未结集，该书多直接引用第一手资料，既使用了当时并未结集出版的蔡元培手稿，又颇注意搜罗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报道，是为蔡元培研究的必读之书。作者充分肯定了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贡献，认为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发动的一场革命，是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及学术思想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58]梁柱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是第一部专门探讨蔡元培与北大关系的著作。作者叙述了蔡氏在北大锐意改革和整顿学校、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推动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等的情形，对他开创学术研究和思想、自由的风气，在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奋起应战，以及反对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等方面也有相当多的讨论。[59]2006年，梁柱又出版了《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一书，专论蔡氏教育思想。[60]

进入1990年代之后，借《蔡元培全集》（七卷本）出版之东风，蔡元培研究又进入高产期。1993年张晓唯的《蔡元培评传》，被收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61]全书除了叙述蔡氏的学术生涯、生平行谊、为学风范、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教育事业外，还着重说明蔡氏的学术贡献，对其著述做了概括介绍，是为此书的一大特色。[62]此外，作者还撰写了《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一书，论述了蔡元培、胡适二人的交谊、文化思想的异同、教育独立之梦、红学之争、政治情结、人际交游与做人风范，透过对比二人的立身行事，更多关注微观上心态的发展与变化。[63]

1994年出版的金林祥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是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之一种。[64]该书在全面回顾蔡元培生平的基础上，分别以专题形式探讨了蔡元培在大学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活动及主张。2004年，作者又以蔡元培的大学教育为中心，系统讨论了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的思想与实践。[65]

蔡建国的《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讨论蔡元培早期经历，探讨了蔡氏如何从士大夫转型为新式的知识分子，如何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如何受到日本、德国、法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开展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等课题；下篇主要从思想文化层面分析蔡元培与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关系及其意义。此书把蔡元培放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以专题形式做出研究，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着墨，实为用功之作。[66]早在1984年，作者便编写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搜集、整理了散落在当时各大报纸上的纪念性文章，对当时刚刚展开的蔡元培研究多有助力。[67]

1996年，高平叔先生在1980年《蔡元培年谱》（简编）的基础上撰著而成的三册《蔡元培年谱长编》（共四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年谱共200余万字，史料翔实，考辨严谨，是近代名人年谱代表作品。书前有高平叔先生之自序，记载了从六十年前受蔡元培嘱托编写文集，记录口述自传，到1980年之后开始整理蔡元培遗著，编写年谱等诸多前因后果，也是不可多得的对蔡元培研究史进行详细梳理的作品。

1997年，为纪念蔡元培诞辰130 周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蔡元培的有关资料，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8卷本的《蔡元培全集》。与中华书局版的《蔡元培全集》相比，它增加了报刊资料、以前尚未收入的佚文500多篇，还有蔡元培亲属提供的未刊资料，是迄今最为完备的注释本。[68]1995年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元培文集》，按专题分为14卷。另外，台湾学者孙常炜先生继其《蔡元培全集》之后编著了《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1999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在《蔡元培全集》的基础上，出版了《蔡元培书信集》。书信集增加了新发现的信函，共收录蔡元培信件1671 件，还附录他人致蔡元培的信函201 件。

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陈平原在《读书》杂志上连载了有关北大校史的杂说系列，以及发表于其他报章上与北大校庆相关的文章，分别收录于《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两书之中。作者以“大学故事”的方式来讲北大历史，笔调轻快，行文自如，十分引人入胜。陈平原还与夏晓虹合作编辑了《北大旧事》，并与郑勇选编《追忆蔡元培》等，辑录了时人对北大及蔡元培的评论、追忆，已经成为研究北大与蔡元培的必读之书。与之相似的资料还有1998年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蔡元培纪念集》。该书不仅收录了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也收录了蔡元培研究会成立前后的相关报道，以及蔡元培逝世后《大公报》《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陈洪捷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分为两部分，上篇主要讨论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产生经过，介绍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的大学观，并说明古典大学观在19世纪的影响；下篇则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探讨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通过讨论蔡氏留学德国的原因和经过，解释其大学思想与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接受德国大学观的情况，以及他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借此了解德国大学观通过蔡氏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从而使中国学术得以转型——确立了学术的自主性，产生了新学术观念，并树立了学术平等观念。

在众多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以“蔡元培研究会”名义出版的一系列论文集。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3月，在组织上挂靠在北京大学，北大校长丁石孙为首任会长。1988年5月4日至7日，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主办者把大部分论文结集成《论蔡元培》一书。这次讨论会将蔡元培思想研究向前推动了一步，不再单单是发表纪念性文章，而是从学术层面重估蔡元培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书中对蔡元培东西文化交流观的讨论，也反映出当时以“中西文化交流”为热点的研究动态。此后的1998年及2008年，蔡元培研究会均在北京大学举办诞辰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及“蔡元培与现代中国”，会后均有论文集出版。

从大陆的蔡元培研究和史料辑录的整体状况来看，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蔡元培的评价完全呈一边倒的趋势，一改新中国成立前一味称颂的状况，把蔡元培划归为“资产阶级教育家”，“将教育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69]进入1980年代之后，对蔡元培的研究工作得以真正展开，也渐成研究热点。[70]研究的规模和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主要内容除了以往所讨论的蔡元培的教育方针、“五育”思想、对北大改革的理论及实践外，还讨论了蔡元培的人才思想、高等教育思想、美育思想、教育独立论、科学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及实践、教育管理思想等。讨论的重点则在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兼容并包方针、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以及对蔡元培历史地位的基本估计。[71]近年来，特别是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蔡元培思想研究以及校史研究的叙述框架问题，尝试从蔡元培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大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考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美国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指出，“历史记忆”中也包含着体验性的意味，是亲历者将经历复原和转换为叙事的过程。[72]可以说，这种“体验性”来源于记忆的各个主题，是记忆主体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具体到本书的论题来说，蔡元培在革新北大的同时，与北大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历史”或“记忆”存在了。蔡元培革新北大的过程，也是相关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试举一例。1924年，因“罗文干案”赴欧留学的蔡元培以个人学术研究难以中断为理由，婉言拒绝返校的请求。他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说：

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刍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73]

蔡元培的这段话颇堪玩味。一直以来，他都被视为北京大学的缔造者，而他“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需要再进一步探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和记录的过程。其中既包括由不断重复追忆而保有的连续性，又包括无意或刻意规避而呈现出的断裂性。哈布瓦赫曾言：“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4]客观地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并未过多直接参与北大所谓“新旧之争”，更多的是尽自己做校长的职责，从北大发展的大局着眼，营造一种风气与氛围。开风气之事并非人人皆可为之，非有大见识、大气度不可。蔡元培本人的品格与德行也有颇为人所折服之处，他能得到众人的一致赞誉并非偶然。自京师大学堂创办起，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一直处于学界独尊的特殊地位。这其中有历史积淀的基础，也得益于蔡元培的用心营造，还要加上北大之外包括学界、政界在内不断积累起的对北大负担起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承担意识的认识。特别是在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民族危机加剧之后，蔡元培所营造的五四以来北大的学术繁荣也就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与追求。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并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的事件。它不断地被提及、被追忆、被纪念，皆是亲历者、追慕者或是当权者在各自立场与现实情境下选择的结果，包含着以个人记忆重构社会记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又被赋予接续北大传统、重建“北大精神”以及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意义。因此，要考察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不能仅仅以蔡氏生卒年代为限，而是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勾连历史与当下，既能借助后见之明以期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能历史地看待当下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同样持有历史记忆的视角，不同的论述主题和基本史料，都会带来具体研究策略和处理方法的差别。相对于以事件为中心的讨论，对以人物为中心的相关历史记忆的考察，因为有了被记忆者的参与，从而使整个建构过程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但是，就目前国内外已有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考察来看，如上文提及的施瓦茨对华盛顿及林肯的考察、黄克武对史可法的考察、潘光哲等人对“国父”孙中山的考察，都存在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即关注的都是被记忆者离世后其形象如何被重新塑造的过程。而记忆的生成过程，显然并不是完全以被记忆者的自然生卒年代作为时间的限定，而是与被记忆者生前身后动荡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关联，同时也是与被记忆者所存在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互动的社会过程。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被记忆者生前诸多超越常人的特质，才会存在其身后不断被纪念、被重复叙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本书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相关历史记忆形成过程的考察，更多地将关注点置于更具有历史动感和历史复杂性的时限之内，更侧重于对蔡元培生前个人参与的历史记忆的建构。

本书希望从两个层面解读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首先，考察蔡元培与其直接参与建构的北大的关联。这一层面是理解蔡元培何以成为北大精神和中国大学理念象征的根源。其次，从记忆、想象与认同的层面，分析带有神化色彩的蔡元培与北大是如何形成的，即关注蔡元培与北大关系之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再造的过程，关注如何在不断地想象同时又不断认同这样想象的过程中造就的蔡元培和北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层面并非完全割裂，贯穿于其中的是历史进程中的蔡元培与北大，以及“他者”眼中的蔡元培与北大。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即形成了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之间的解释空间。因此，本书力图在重建不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呈现时人与后人如何理解、重述、建构这一段历史，以及又是如何基于此不断叠加记忆的过程。

按照记忆形成的先后顺序，本书围绕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从被怀疑到被认同以及其后人们的不断追忆等关键性环节展开。此进程同时也对应着蔡元培从实际长校到名义上的校长再到与北大脱离实际关系的过程。本书想要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在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北大的诸项革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蔡元培如何成为学界之领袖？其次，在蔡元培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北大师生围绕是否请其回校继续担任校长，有怎样各异的想法？不同时局之下，这些请其回校的想法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该如何解释？在此期间，蔡元培的声名、威望和形象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蔡元培去世之后，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评价蔡元培生前的功过是非？对蔡元培的形象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志田对民国史“倒放电影”倾向的批评，以及王汎森对文本“去熟悉化”的呼吁，强调的都是要在遵循历史进程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推演，而非将研究者自己超越时代判断的观点强加于历史。[75]因此，本书的论述希望以立体化的多维度、多层面来考察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的变化。这种立体化的展开，既体现在对时间维度的古今观照上，也体现在历史实际与文本记录的互动之间。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通过研究欧洲政治思想史，提出了关于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互动的理论，认为：“要理解某一论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作者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76]这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也必然会带来史料的极大扩展。自创设之日起，中国教育史学科就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从以往的研究惯例来看，对教育家的思想研究属于教育思想史领域，而对具体教育实践的研究则多归于教育制度史的范畴。[77]在具体的研究中，多以整理和诠释经典思想文本与制度文本为主，而较少关注教育思想或制度生成广义上的“语境”（context）等问题。而实际上，教育问题牵涉颇广，包含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所谓教育思想，只是提供了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面相的记录。与活生生的历史场景相比，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绝对划分，无疑割裂了这种必然的联系，往往使研究变得僵化，缺少灵动。教育思想的提出往往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在内，由此也很难完全作用于现实。即使在某些范围内得以实施，由理想化思想产生的力量亦不免随着外部条件的限制而被削弱，甚至完全与思想家的初衷相背离。而“历史记忆”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都纳入一个新的诠释体系中，即将研究的目光转移到教育思想在现实实践中复杂的过程，以一种立体化的动态方式来进行分析与考察。这或算是沟通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一次尝试。

[1]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22页。

[2] 相关代表性论著，可参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叶隽考释《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吴家莹《校长如何实践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经验》，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该书初版名为《蔡元培与北大校务革新》，由台湾花莲师范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于1992年出版）；张晓唯《蔡元培》，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有代表性的论文包括：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2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99～269页；戴维翰（William J.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史华慈（B. I. Schwartz）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以蔡元培1917年～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可参见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以及北京大学校史馆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所列论文目录。

[3]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第144页。

[4] 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第86页。

[5]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研究集》，第122页。

[6]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读书》2005年第4期，第3页。

[7]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北大历史和蔡元培的著作，包括：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8]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372页。

[9] 相关著述可参见高天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4年10月；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另外“大学精神”也以标题形式出现在有关中国大学问题的历史文选中，参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何光沪等编《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4～6页。

[1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德〕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伟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87页。

[1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4页。

[1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68～71页。

[14]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0页。

[15]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1页，第49～51、81页。在对仪式研究较为深入的人类学领域，仪式一直被视为诠释人类情绪、情感以及复杂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从表述和内容方面看，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对仪式问题的关注有一个明显的从“宗教”到“社会”的内在变化。仪式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仪式的集中讨论，可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对于中国具体问题的集中讨论，可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6]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18～19页。

[1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

[18]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金寿福译，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19] 〔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1页。

[20]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23页。

[21] Jan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汤志杰：《追寻记忆的痕迹——二阶观察的解谜活动》，《新史学》第14卷第3期，2003年9月。

[22]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Summer，1995），pp.125-133.〔德〕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兵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德〕扬·阿斯曼：《文学的记忆》，曲平梅译，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39～55页。

[23]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443～455页。相关的方法论的反思，可以参考Jeffrey K.Olick，Joyce Robbins，“Social Memory Studies：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24（1998），pp.105-140。

[24]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09～210页。

[25]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16页。

[26]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0页。

[27]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艳红译，〔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第21页。

[28] 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76～89页。

[2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8～10页。

[30]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导论”第17～20页。

[31] 〔美〕汉斯·凯尔纳：《此刻“不再”》，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第252页。

[32] 〔美〕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梁民政译，宋立宏校，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

[33] 〔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还是遗忘：如何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30～32页。

[34]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04，第21页。

[35] 〔德〕约恩·吕森：《消解历史的秩序——现代和后现代交叉处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记忆的问题》，张永华译，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第7页。

[3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7] Barry Schwartz，“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eds.，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1990），pp.81-107.具体论述可参见施瓦茨的两本专著：George Washington：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 （New York：Free Press，1987）；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38]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页。

[3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53页。

[40]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

[41]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8页。

[42] 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收录的相关文章。

[43] 赵世瑜：《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氏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第297～323页；赵世瑜的《传说·历史·历史记忆》和《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均收入《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第73～124页）。

[44] 卢元伟：《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第65～70页。

[45] 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为：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46] 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

[47]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8]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另见〔美〕薇拉·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147～174页。

[49] 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44～174页。还可参见罗志田《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第37～45页。

[50] 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997），pp.1386-1403.

[51] 新潮社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20。

[52]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误》，《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271页。

[53]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第20～21页。

[54] 孙德中：《蔡元培教育学说》，台北：复兴书局，1956。

[55] 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56] 陶英惠编著《蔡元培年谱》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57] 1959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蔡元培选集》，收集他1902年至1937年的代表作67篇。这期间台湾、香港地区也曾编选蔡元培的文集，但大都“简略而草率”，参见高平叔《为了蔡先生的嘱托——〈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页。

[58]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123页。

[59]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60] 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1]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62] 高平叔：《序》，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第2页。

[63]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4]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65] 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66] 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67] 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68] 《蔡元培全集》出版之后，陆续发现新的蔡元培佚文，如桑兵曾考证《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见《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为蔡元培所撰，但并未收入《蔡元培全集》，见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27页。陆续还有学者发现了蔡元培题写的序言等，参见钱斌《蔡元培佚文六篇辑录并述略》，《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6期，第70～74页；钱斌、宋培基《新发现蔡元培与北大学人相关的六篇佚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2～35页；钱斌《新发现蔡元培七篇序文述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48～53页；王丽、钱斌《蔡元培佚文〈张川胡氏宗谱序〉述略》，《浙江档案》2009年第5期，第 58～60页；周雷鸣《蔡元培轶函四则考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6～19页；柳和城《蔡元培轶文资料六篇》，《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0～24页；宫立《蔡元培佚简两通》，《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第154～156页；周雷鸣《蔡元培轶文函件五则考释》，《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第329～339页。

[69]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68页。

[70] 具体的研究文献目录，可以参考《蔡元培研究集》，第579～593页；《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

[71]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第194页。

[72] 〔美〕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赵晗译，《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第84～95页。

[73] 《复傅斯年罗家伦函》（1924年12月4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第708页。

[74]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59页。

[75] 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270～274页；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第183页。

[76] 〔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71页。

[77] 参见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73～75页。

第一章 长校，1917～1922

若从京师大学堂算起，到蔡元培正式就职的1917年，北京大学已经有了19年的历史，校长也已出过十几位。民国之后“京师大学堂”一变而成为“国立北京大学”，历任的几位校长——严复、何燏时、胡仁源——也曾尝试办好北大，但因种种原因，北大并未由此发生实质变化。蔡元培尽管名义上居北京大学校长之位十余年，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正是这“五年有半”的时间使北大一改“官僚养成所”之气，成为引领学术之风的学府。

蔡元培出长北大之时，已年逾半百。他的前半生经历绝对算得上辉煌：从资历上看，他既是革命党，又办过新式教育，还曾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从学问上看，他是前清翰林，又曾留学德、法。无论是政治观念上的新旧各派，还是学术追求上的新旧士人，都能从蔡元培身上找到共鸣和认同。所以，周作人曾引时人评价说，蔡元培办学称得上“古今中外”[1]。所谓“古今中外”，既是指他秉承的思想资源，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行事风格。蔡元培之所以被视为近代大学领袖人物，正是因为他的苦心经营重新塑造了北京大学的性格，同时又对近代中国的大学理念有颇多启示。

本章并不是要描述整个革新的过程以探求其背后的“真相”，而是尝试着考察蔡元培是如何在实际长校期间重塑北大，北大师生如何认识这种变化，蔡元培又是如何逐渐得到北大师生以及教育界认同的。对这一阶段史实的重构，既是理解这一时期北大何以成为追慕对象之根本，也是解释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如何被记忆之基础。

第一节 现实境遇与思想资源

一 “官僚养成所”

早在民国初建之时，作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曾发布《大学令》，要求“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虽然民国后最初几任校长对北大的改革并不如蔡元培所做的那样声名远播，但也应承认，正是他们奠定了北大崛起的绪端。[3]对于大学应负起学问上的责任，他们也有较为一致的认识。民国后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表示，大学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4]严复发此议论正值北大内外交困之时，教育部有传言要关闭北大，学校内部则是联合罢课，反抗教师，冲突不断，此时以精心于高尚学术规劝学生，其作用显然是微弱的。严复被迫辞职，由马良（相伯）接任。暂时代理校长的马良在就职演说中就已言明：“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云。”[5]此后一周，梁启超也被邀请到北大演讲，他继续马良的思路，强调大学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6]梁启超将北大与国家文明、学问生命联系在一起，同样是希望学生能将学问本身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负起应有之责任。

曾任校长的胡仁源在《北京大学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但是，“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分析个中原因，认为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所以，他主张“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优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7]但理念与施行之间的鸿沟并不容易弥合。蔡元培之前几任校长扭转学风的努力，都没能使北大学风有实质性的改变。

那时的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气象。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8]

比顾颉刚晚两年考上北大预科的陶希圣说：“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预科三年，分文科和实科。……预科设在译学馆，有一个独立的局面；而预科的学生甚至对本科的学生看不起。”但他也承认学生之中仍有不少贵族子弟，政治社会风气仍是“满清末年留下来的”。[9]

如果说顾、陶二人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多少有些夸大，那么，北大学生陈其鹿对自己三年的大学生活的失望，则更直接、更真切。他说：

初意大学为人文荟萃之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孰知不然。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终日孜孜于残缺不全之讲义，习应试之资料，而忘学问之精英。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如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于色，此一类也。又或以内国学生，终不若出洋之为尤美也，乃竭力运动，以冀西游，归而干禄，宜若易然，此又一类也。……我非谓学生之中举属无心肝者。其中诚不乏一二俊彦，刻苦修学，矻矻穷年者。然统全体而观之，则不堪问矣。必人念硕果之可珍，学殖之宜养而后可，必不醉生梦死和光同尘而后可。[10]

这样的学风当时并不只存于北大一校，而是弥漫于整个教育界。杜亚泉观察到，尽管科举已废，但观念仍存，“其视学校也，不以为一切事业必经之径路，而以为希求仕宦进身之阶梯”，所以，“入校肄业，多为士籍及有希望仕进资格之人，此外每存观望”。[11]时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描述了当时的学风：“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驰，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12]众人对法政学校的吹捧，无疑是看中了它是做官的捷径，非为求学而来。当年冯友兰在报考文科时就曾被“好心”提醒，可先考法科。[13]1915年他进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更是有切身感受：“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14]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对大学堂之风有切身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接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15]

蔡元培同样把北大“腐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洗尽官僚的习气，“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16]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学校本从科举之制蜕变而来，“故形式虽仿欧洲，而精神则尚不脱离科举时代之习惯。父兄之送其子弟于学校也，初不问在校有何所得，惟望其能毕业；毕业以后，又可进较高之学校，以至于毕业，如科举时代之由生员而举人，而进士而已。……于是学校遂为养成资格之机关”。所以，革新北大需要从根本上拔除“科举时代所遗传之虚荣心”。[17]

二 德国的经验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一般都被看作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1907年到1911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凭兴趣与爱好自由研修。蔡元培选择留学德国，是出于对学问之真精神的不懈追求，看重的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8]在不到三年的留学时间里，他共修了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19]顾孟余评价说：“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当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20]蔡元培所推崇的老师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兼治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兰普来西则是“史学界的革新者”；而孔好古的研究亦“颇有新义”。蔡元培深受这种“宏深博大”学风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学术兴趣，也使日后北大的“兼容并包”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度。

日本学者吉田熊次在《德国教育之精神》中总结了德国大学的特点，认为：“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本施极严肃之训育，惟大学则全然不同，而施无制限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于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遂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21]回溯蔡元培在德国的经历，他生活和学习的范围主要以大学为中心，注意力也多集中于他所偏好的哲学与美术，而对德国教育问题的考察，可供参考记录的，只有翻译他人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1910）与《撒克逊小学（国民学校）制度》（1911）。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蔡元培了解德国大学的程度还难以妄下定论。[22]但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分析，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的理解可能更多是基于自身的经验认识，而较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比较了解的德国大学——无论是莱比锡大学，还是柏林大学——所秉承的都是由洪堡所开创的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学风。受此种学术氛围的熏陶，再加上蔡元培“性近于此”，“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认识就更为强化。

他选择留学德国，除了认定“世界学术德最尊”之外，也暗含着学习德国大学救国经验的动机。[23]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先贤薄尔泥曰：‘将来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尔见拿破仑蹂躏柏灵，乃立市中，扬言曰：‘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24]能在日记中摘录此段名言，显然是对引用的观点颇为认同。1910年底，蔡元培所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此篇为故柏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部分）。博士在德国学界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25]文中对德国大学职员的选举，教授的任免，校内有决定权，以及德国大学将学术研究与讲授知识“融合而为一”等均有扼要的论述。此文作者巴留岑（今译鲍尔生）将欧洲近代大学约分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将“德国大学之特质”概括为“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并认为：“大学教育，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实为事理所必至。盖其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26]蔡元培选择此文进行翻译，除了其“为名著”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看重其“参考”价值，即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27]

吴稚晖1913年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行，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28]至蔡元培就任校长，他在邀请汪精卫任教北大时，也坚信“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蔡元培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正是发端于大学教育的改良，还把汪精卫与菲希脱（今译费希特）相类比，希望汪氏能起到“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的作用。[29]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把北大与德国大学做了一番比较。他从校制沿革“颇与德国大学相类”出发，认为如果北大“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在蔡元培看来，德国大学初立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而北大近年来的改革“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按照这样的思路，如果北大于文、理两科的“内容以渐充实”，自然“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30]

柏林大学的主要倡导者是人文主义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认为，大学的任务可以概括为“由科学而达致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纯科学，是指哲学。它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在大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修养的目标就都会随之实现。所以，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学生的任务也并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诱导学生的研究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并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由洪堡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这种大学的新模式，无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在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便在德国得到普遍的接受。……（新的大学观念）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被广为接受，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活动和科学的崛起”。[31]

柏林大学建立时，德国即有把它发展为德国科学与学术中心的愿望，希望能用德国大学的脑力来弥补普鲁士在物质方面的不足。[32]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大学的学术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跻身世界强国。就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确实在某些方面与当年的德国相类似。由此，教育救国无论在理路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了可以利用的经验，援引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也变得顺理成章。蔡元培一直苦苦寻找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似乎也随之明朗起来。

从京师大学堂算起，近代中国的大学有着自己的特殊发展轨迹，并不具备西方大学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精神”。所以，如何在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之中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需要的不仅是破除各种阻碍的勇气，更是能包罗众家的气度和见识。可以说，蔡元培早年的学术观念和性情，是使其选择留学德国的重要因素。留学期间沐浴在由洪堡所开创的德国大学氛围中，则使蔡元培以学术为本的大学观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归国之后，他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将其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教育实践，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节 延揽人才与重塑学风

一 “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33]此消息一经公布，天津《大公报》便发表了《为大学校前途祝》的评论，认为蔡元培“留法有年，学贯中西”，“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同时，上海的《时报》也表示，蔡元培就任校长“此诚教育前途之一线曙光”，“秉绩学之奇姿，以刚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于教育界也”。[34]蔡元培可谓带着各方期待就任北大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向北大学生提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此后不久，他给老友吴稚晖去信，也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蔡元培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二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35]蔡氏的这两次叙述，时间相近，改革北大的思路也颇为一致：选择以传统儒家修身与致知合而为一的思想开始他的改革之路，希望北大在学术和道德上都能“以身作则，力矫颓俗”。[36]

蔡元培改变北大学生的求学观念，是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开始着手的。[37]总体来说，学界对此的研究多是从学术史或文学史角度切入，一般列举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人被聘任的经历，以此证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和知人善用的领导风范。若从教育的实际过程来看，聘任教师的行为本身只是施行改革的最初一步，如何凝聚众多个性迥异的教师，共同实现蔡元培研究高深学问之设想，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38]

关于蔡元培选择文科作为改革重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文科中顽固守旧的人较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有学者则认为是蔡元培“曾广泛涉猎文科的各门知识”，对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对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39]其实，除此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学术传统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学术分科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科目大多划归文史类学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为改革中心并非偶然。再加上当时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其所受到的关注自是较其他系科更多。经历过“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的杨亮功回忆道：“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40]从聘任教师到办杂志、组社团、改革学制，这些影响北大今后气象格局的举措，大部分发生在文科各系，所以本书的考察还是多以北大文科为中心。

陈洪捷先生运用韦伯（Max Weber）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来诠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中表现出的品质，认为经历、人际关系和学术气度以及和平敦厚的性格造就了蔡元培的“卡里斯玛”资质，由此奠定了北大的基础。[41]这样的论断大致不差。因蔡元培的提携而入北大的梁漱溟，感触则更为深刻。他认为，蔡先生虽未必能做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工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才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并进而将蔡元培的成功归结为他的“真好恶”，认为有真好恶，而后“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意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42]熟悉蔡元培的人都颇为信服对蔡元培“完人”的赞誉，由人格魅力所散发出来的“真器局、真度量”，正是他得以汇聚人才的关键。

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追求的是学问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结合。作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显然也在践行着这一传统信念。他自认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一生追求的还是学问本身。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也成了他的人生态度，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北大改革的诸多取向。五四后，蔡元培留下一纸启事，毅然返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将先回故乡，……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43]这样的研究计划恐怕早已定下，而非五四之时烦乱状态下的突发奇想。蔡元培的书生本色由此可见。蒋梦麟把“蔡先生的精神”归结为“温良恭谦让”“重美感”“平民生活”，谓此种精神源于蔡先生的“学问”，并以此勉励北大学生积极向学。[44]梁漱溟更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注意，“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而“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45]

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正式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于当月进京任职。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即由上海迁入北大。选择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正可体现蔡元培对道德与学问的双重追求。蔡元培曾致函教育部，称陈“品学兼优，堪胜斯任”。[46]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47]这段回忆多少有些“后见之明”，不足以尽信。实际上，陈独秀的学问当时曾遭到质疑，理由是他“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元培却认为，陈“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48]北大文科学长初为夏锡祺，但“颇不为学生所欢迎，故文科中常有风潮，因之益畏学生，偶有与教员龃龉者必两面敷衍之”。蔡元培任校长之后，夏氏“自知其位不固，遂辞去文科学长一席”。陈独秀一入北大便有“调和新旧两方面之思想，使‘古代为黄金时代’与‘愈至后世愈近化’两说并存”的主张，“颇不合于旧派文学者之心理”，遂在第一次文科教授会议上生出一些争论，也因此引起外间不少猜测。但据“当时在坐（座）某君”的回忆，此次大学文科争议，“反对最烈者为陈介石、黄季刚二教授”，但各方大部分是出于学术见解的差异，一直僵持不下，“遂不免言语之冲突”，绝非如外间所传闻，“可断为当然之争议，且各出于良心之主张”。[49]后世论者有时不免夸大新旧两派冲突的程度，其实“新”“旧”本是相对而言，若从另一角度观察，因学术观点和见解的差异而起的争论，正可说明学长陈独秀任职之后带来的不同气象。

之所以想到聘请陈独秀担任学长，是因为汤尔和曾给蔡元培看过“十余本”《新青年》；而陈同意任职，也是因为蔡元培同意他可以在北大继续办杂志。[50]有研究者分析，聘定陈独秀首要考虑的与其说是其学术专长，不如说是其在当时思想界足以影响青年学子的特殊地位。[51]围绕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北大教授有了一个聚拢的平台和向公众表达思想的媒介。冯友兰后来回忆说：“蔡先生把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52]此段追述虽掺杂了不少后来的观念，不过也颇能证明当时北大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桐城派独掌教鞭的盛况，到民国以后桐城派式微、太炎门生崛起，再到《新青年》集团进入北大，北大文科内部学术派别的更替，虽然不免掺杂人事纠葛，但从总体上看，北大所聚集的无疑都是当时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一校一刊”的结合，更使《新青年》有了引领新思潮的可能；与此同时，北大也借助了不少《新青年》引领学界新思潮的力量，重塑了大学的形象和地位。[53]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成功，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54]尽管《新青年》第4卷第3号才声明，“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55]但此前各卷不少作者都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1919年2月，《新青年》第6 卷第2 号刊出启事，特意澄清自己与北大的种种关系。“启事”称：“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56]这则启事虽有针对保守派攻击、保护北大的考虑，不过却正好反证外间确有将《新青年》与北大相提并论的情况。

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只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屈指可数的文章，并没有特别站出来为《新青年》说话。但在蔡元培心中，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其主编的《新青年》一直都是颇有分量的。1933年4月，汪孟邹为接济入狱的陈独秀，重印了《独秀文存》，并请蔡元培作序。在序言中，蔡元培除了回顾陈当年出任北大学长的来龙去脉，还特别指出，这部文存收录的都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旧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57]陈独秀此时已在狱中，蔡元培选择以此种方式回溯历史，有替其脱罪的考虑。不过，他特意再次强调陈独秀“创造”的“态度”和犀利的文风一直都是青年的模范，足见陈独秀在蔡元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又联合推出了重印本《新青年》。蔡元培亦为其题词，称《新青年》是“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可看作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的依据。[58]

对于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聘任陈独秀看作蔡元培“兼容”新派教员的明证，但如果从陈的黯然辞职来看，蔡氏的“兼容”显然有不少变数在内，落实于现实的“兼容并包”多少都会打些折扣。[59]到了1919年4月，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梁漱溟语）还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去职，其原因正是陈作为进德会评议员私德不俭，违反会约，以致遭受社会舆论及同事的攻击。关于陈独秀的去职，曾有传闻说是因其“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所以被辞退。[60]对此，蔡元培曾专门致函报道此事“最详细的”《神州日报》，为陈独秀“辞职”等事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举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61]但不管蔡元培如何为陈独秀辩解，陈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事已是定局。事后多年，由胡适与汤尔和的通信可以窥见，陈的去职并非仅是学校内部职位变动那么简单，人事纠葛恐怕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胡适回忆说：“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指汤尔和——引者注）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62]蔡元培作为一校之长不得已的苦衷，不易被人理解。就连与蔡氏私交甚好的胡适也怪罪蔡元培“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认为蔡元培是被沈尹默“几个反复小人”利用，才会“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63]被胡适称为“反复小人”的沈尹默对此倒也坦白，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64]可见，蔡元培所倡的“兼容并包”真正可“兼容”的范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广阔，人事上的争斗有时往往成为蔡元培推行改革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登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描述了北京大学的基本思想状况：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65]

若暂不考虑此文的政治背景，其以“新”“旧”为标准划分北大文科虽过于绝对，但也足以说明北大内部学术派别的争斗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921年，入北大不久的吴虞，观察到的仍是“北大学生中主选派及申叔、季刚一派者居多数，其主桐城派者亦有，然不盛也。大别北大党派则为新旧二派，细别之，则多矣”。[66]1924年，刚刚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回北大历史系教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他很快发现：“北大的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67]此后不久，由“女师大事件”而引发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也正是因为“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68]。这虽是后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蔡元培长校的1920年代初期前后，北京大学的党派之争不可能无声无息。曾经在政界学海浮沉多年的蔡元培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但行事未脱书生本色的蔡元培，判断教员优劣的标准仍尽量控制在“以学诣为主”，即使是“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都在“兼容”之列。[69]

蔡元培曾言：“一种思想之产生，一种学说之成立，断非偶然之奇迹。吾人如能基于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则无论为符合或反对，但于此种思想、学说，都应切实研究，唯研究乃能附和，亦惟研究乃能反对，盖真理惟研究乃能愈益接近也。”[70]他一向颇为大度，这与他对学问持有的开放态度是一致的。在传统读书人的观念里，学问与生活并不是完全割裂，讲求的是学问与人生的互相滋养，对学问的一丝不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同样，日常待人接物处事方式也正是学问内在涵养之表象。蔡元培曾表示素来信仰学术上的派别都是相对而非绝对，[71]也更多是出于学术上而非只从人事上的考量，所以才会有“兼容”。正如毛子水指出，有人误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只是“勉强混合”，其实，他是经过了“是非的择别”。“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72]

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相联系，可追溯至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北京大学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此处，蔡元培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一句来形容。[73]次年3月，在与林纾的论战中，蔡元培再次解释了“兼容并包”，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74]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蔡元培也曾表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75]从中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理解是基于“兼收并蓄”的本义。此后他对大学的体认也是由此而来。他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辍也”。[76]从上述蔡元培的种种诠释可知，“兼容并包”的重点在于通过容纳不同学术派别对高深学问的追求来营造北大学风，由此带给北大学术自由争鸣的学院氛围。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77]论者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理解，可谓汗牛充栋，但梁漱溟能从性格入手，以“天性上喜欢如此”作为“兼容并包”的注脚可以说抓住了根本。蔡元培自认“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78]尽管他一生亦学亦政，最终也未能真正如愿以偿，归于学术，但学术无疑仍是他心灵的最终归宿。

不过，蔡元培有此等学术气度和修养，固然可以做到接纳不同学术偏好的教师，但并不表示在北大的实际运行中教师聘任问题没有受到任何质疑。1917年8月13日的《晨钟报》就以《蔡元培辞职之内幕》为题，公开谈论北大的教师聘任问题。报道说：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君自客岁任事以来与该校学生感情颇欠融洽，加以主张变更校制，同校管教各员除由蔡援引者外，亦多不以蔡为然。因此校中反对蔡氏之暗潮无时或已近乃愈闹愈大。探闻前日该校学生暨反对蔡氏之诸职员联名上书于段总理，历叙蔡不克胜任并喜任用私人多方弊端，请另简贤员以重校务等语。段总理接禀后即请蔡到，将原禀交阅。蔡阅毕向段总理云，外间既谓我任用私人，我只好辞职不干，由我敦请之职员亦当随我而去，云云。段总理当下未置可否，闻已有允意，曾托人邀严范孙出而担任。严辞不就。以故继任人物刻下政治物色中，大约物色定后蔡当去职。惟闻蔡亏欠该校款项有三万元之多，将来不知何以了结也。[79]

事件缘起于8月1日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据8月17日、22日《申报》接连刊登的《北京大学改制与蔡元培》一文称，北大师生对改制的具体方案颇为不满。蔡元培遂将议案提交教育部，经部批准照办。但是“学生反对蔡之声浪乃愈高”，且以全体名义在院部两处控诉蔡元培。段祺瑞不得不将学生呈文交予教育部处理。所以，外间才会传出蔡元培意欲辞职的谣言。[80]不过，这期间确有被裁汰之失职人员广为联络尚未定资格之职员，鼓动起反对蔡元培的风潮。若再联想到此前蔡元培曾因辞退不合格的教员，与外籍教习对簿公堂之事，[81]《晨钟报》的报道本身不妨视为“虚中有实”，即报道描述的具体事件可能存在不实之处，但是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学校内外对蔡元培用人的质疑却是一直都存在的。此段报道提供的可说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社会语境之一面。

蔡元培后来曾不断地提及“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82]此段话一般被认为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但若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状态相联系，不妨视作他对自己充分而深刻的体认，因为他深知北大的改革是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而可为的。所以，胡适认为，这正是蔡元培“做领袖的绝大本领”：“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83]

二 学风之重塑

周作人曾评价蔡元培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施为更重”。[84]其实，若从五四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恐怕失之笼统。此段时间，蔡元培对大学的体认，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蔡元培借助创设各类刊物和举办各种社团，一方面引导了北大内部学术风气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重新塑造了北大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其思想意义的彰显是与他在北大的具体改革实践相关联的。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是从重塑北大学风入手，而所谓“学风”，是不可简单量化的，既可看作一种“态度”，也可看作一种“氛围”。1919年1月，《教育杂志》刊出主编朱元善的《改造学风》一文。作者认为，学术“纯为精神上之产物，萌于人心而系乎风习”。而所谓“学风”，最开始“恒由一二人心意之所向倡之于前”，然后逐渐“誊为口说，布为声气，群众共趋，锲而不舍，遂独自成为一种好尚”。所以要想改造学风，可以从学校与社会两方面努力。其中，学校方面，首先就是要求校长教师联结一心，以忠实恳挚之精神研究各种学术或组织学会，事事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其次则是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时时以学为生命，而不以学为借径”。如果各个学校皆能如此，“则学校之学风自得而良善矣”。[85]朱元善所言将“学风”解释为学术风气，认为改造学风的关键在于营造众人虚心向学之风气，此点也与蔡元培所设想的改善北大校风相一致，也可视为时人对此的普遍观念。

蒋梦麟将蔡元培出长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86]以校长的身份，蔡元培曾多次在开学典礼、学校庆典等公开场合强调学术风气的重要，不过问题往往是，校长如何说是一事，教员学生于此种舆论环境下如何想、如何做则是另一事。只有当向学之风成了北大师生普遍关注、参与讨论的话题之时，蔡元培在北大投下的石子才能真正荡起涟漪。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与他对德国大学的基本认识是相一致的。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87]此后每年开学典礼，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的学理取向。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中，无论是制度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蔡元培认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88]在他看来，德国大学教育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其强调“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并不只是简单的“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89]蔡元培希望通过强调学问和研究本身扭转北大学风。到了1918年初，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之议”，不久也在北大评议会的讨论之下得以通过实行，北大开始了一系列学制改革，如将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90]可以说，此时的学制改革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蔡元培改革北大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初衷。192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更是将自觉之学术研究落到实践中。[91]

蔡元培重塑学风的提议一经提出，即引发不少北大教师的回应。文科学长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也提出，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理为目的，为此，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一是要“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书所有”，所以要求学生必须精通外国语；二是“废讲义”，因为“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是“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92]他还以文科学长的名义通知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洋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93]此外，理科教授俞同奎也曾专门写信，回应理科学长夏元瑮提出的“若何引起研究所趣味之问题”，认为在理科仪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可从筹备实验室开始，“有实验而后研究之问题可解决，研究之问题有解决之希望，则研究方有兴味”。[94]北大立校之基础的文、理两科，可谓皆呈现出一种全新气象。

1918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育问题。北大特意将“大学应如何注重学理研究，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以及如何“奖励大学毕业生入大学院研究之办法”列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95]11月19日、20日，《北京大学日刊》不惜篇幅，连载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许肇南的议案《人才教育之方针与办法》，看中的正是此项意见书与北大所提出的大学改革议案可“互相发明”。[96]1919年2月，教育部则依照北大提交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的原案发布训令，要求各校“遵照办理”。[97]整顿学风之议获得了制度的肯定。

与此同时，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则是将风气的转换付诸道德修养的提升。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将他早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等人一起创建的进德会引入北大。其实，蔡元培早有此类计划，只是“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1918年初，亦即蔡元培接任校长的第二年初，北大“改组之议，业已实行。而内部各方面之组织，若研究所、若教授会之属，体育会、书画研究会之属，银行、消费公社之属，皆次第进行”，北大进德会则“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蔡元培希望进德会能起到“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的“清流”作用，与“敝俗奋斗”。入会之效用，要达到既“可以绳己”，也“可以谢人”，以期实现“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至范围愈狭”之目的。[98]

自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几乎每天都会刊发入会名单，至5月底教员已入会者76人，职员已入会者92人，学生已入会者301人。[99]而这一年，北大在册登记的正式教员有149人，职员44人，学生1695人[100]，参与人数可谓相当可观。更有学生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表示赞成，认为进德会规定中尤以“戒嫖”一项最为切中北大时弊，建议“作一剀切详明之告诫，连登日刊上一二星期，稍作鼓钟之警”。[101]文本科国文门的学生陶明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进德五箴》一文，分别从戒游冶、戒博塞、戒饮食、戒作官吏、戒作议员五个方面讨论了他对进德会的理解。[102]周作人译自日本油谷治郎七所著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特意表明“进德会译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一周。[103]5月28日，北大进德会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致辞说：“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即孟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之义。”[104]

可以说，自蔡元培发起进德会起，高悬的德性与学问双重立意，使北大校园内外师生重新找到了久违的道德归属与学术热情。《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的持续增长的入会数字、各种进德会的通知布告和不断寄往北大要求入会的各式信笺，都昭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势。不过，其中也有例外。据北大档案记载，行事狂放的北大教授黄侃就曾在回复进德会入会邀请时表示，他对进德会的宗旨“本极赞成”，但是“入会与否系个人自由。此时信向不出本心，则时守之不力，万不敢自欺复欺”，最终退回了进德会入会志愿书。[105]

如果说黄侃拒绝入会只是特例，那么，进德会在具体运行中受到的质疑则是不少人共同的困惑了。进德会成立不久，北大学生朱一鹗在进德会大会上针对“外间毁誉”有感而发，着意说明了入会会员要抱有“责任心”与“自信心”，号召大家“勿为内欲所克制，勿为外力所牵动”。[106]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发了北大学生梁绍文写给蔡元培的信，说明了自己“狠怀疑的事”：他曾听到过不少与进德会旨趣相悖的负面传闻，所以“好几回，想写信来与先生商量一个好方法，来止止他人的谤，又因谤的事情太多，所以到今日，始能把这封信作出来”。如此境况让他觉得“进德会的条文，不过一种欺人之具罢了”。[107]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质疑的声音存在反而可以看作受到关注的另一种表现。进德会的创办是欲借助于外力对每个人的道德进行监督，约束力自然相对薄弱。但蔡元培选择从道德入手，显然并不是希冀获得短时的效用，更多是着眼于施行后的影响。当时就有人赞誉进德会是“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京大学校长所发起，其意义自更深长”，看到的正是其超越现实的表率作用。[108]

从提升学问和道德修养入手重塑学风，蔡元培是着眼于北大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的，但是总体来说收效甚缓。而且，施行中往往多有曲折，引起外间许多不必要的怀疑。为此，蔡元培选择了“主动出击”的方式，由校方出面创办《北京大学日刊》，旨在强化北大积极向上的一面，故也可看作重塑学风的一种努力。

作为北大校方出面办理的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主要设有命令、法规、校长布告、各科通告、公牍、纪事等专栏，同时也刊登师生对改进教学及管理工作的建议，并发表学术论文、演讲实录等。初期只有两版，后扩展为四版，又因增加“杂录”“通信”等栏而扩展至八版。自1917年11月创刊，至1932年9月10日因改作周刊而终刊，共出版2885期，其间由于政治环境及学校风潮曾有短暂停刊。以初期改版变动最大，如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行不久即进行改组，扩大了机构规模，下设编辑、经理二部。由蔡元培请徐宝璜教授为主任，总理一切。[109]编辑部主要负责编辑各类稿件、审定各种规则、决定办刊方针；而经理部则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发卖日刊等工作。[110]后因“销数日广”，已有“与中西各大日报交换”的考虑，为此《北京大学日刊》还特别向中华邮政总局申领执照，被认定为新闻纸类，准许公开发行。[111]至此，经过改组的《北京大学日刊》不再只是北大普通的校内刊物，而是担负起向校外主动发布北大动态的责任。10月初，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召开之时，《北京大学日刊》就曾特意在头版刊发启事，给来京参会的各位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免费发放《北京大学日刊》三天，以便交流。[112]主要面向大众的《晨报副镌》也曾为《北京大学日刊》做过介绍。其中有“足供全国教育界及志愿升学者之参考”一句，颇能显示出北大对自己处于学界领导地位的自信。[113]由北大参与筹办的《新教育》杂志，也在第1卷第2期上刊出《北京大学日刊》详细广告，称“本日刊乃北京大学之出版物，纪载校内近事极详而校内教员学生之著作亦日有登载。诚为研究学问或欲知本校情形不可不看之报”。[114]到了《新教育》第3卷第1期，与北大相关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大月刊》、《北大学生周刊》、《新潮》、北大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北大第二院画法研究所编《绘学杂志》，等等。以北京大学名义编辑出版或与北大有关的期刊、书籍逐渐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此时陷于危机中的上海亚东图书馆正是得益于代销北京大学出版的期刊、书籍，才逐渐走出经营困境。[115]可见“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在时人眼中还是颇有些号召力的。

作为沟通校方、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北京大学日刊》主要承担的是传递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作用。这种交流是以多方互动的形式展开：一方面，与学校及各系所有关的各种消息和规章除去临时发生或系紧急事件外，均由《北京大学日刊》发布；[116]另一方面，教职员、学生也可以借此对校内各项事务表达意见，公开讨论。北大校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媒介，师生间的关系日渐融洽。法科学长王建祖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表示：“半年来教员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相互之关系，因有日刊及其他各种集会之机关，日渐融洽，深为可喜。”[117]蔡元培也观察到，《北京大学日刊》创办之后，“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而且也可借此将北大现状告知全国教育界，可谓一举多得。[118]对于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日刊》起到了加强学校与学生联系的作用，让“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119]

作为北大内部公共信息传达的渠道，与改良北大校风有关的问题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日刊》的版面上，构建出一个平等的舆论空间。比如，当时还是本科二年级的顾颉刚，观察到图书馆存在呆滞停顿的现象，就撰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十多天。顾颉刚对图书馆的建议主要涉及图书定购类别、编目及归类方法、借阅规则、阅览环境等二十一条。其中，他特别提到希望图书馆能够及时公布新购图书目录、捐赠图书目录、出版图书目录、代售图书目录以及分类阅书统计、分日阅书统计等项，务使读者能够了解图书馆的最新情况。[120]此后不久，法科经济学门的学生周君南也以《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为题致函日刊，讨论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阅览规则、硬件设施等问题。他从应对学生施以“自动主义”教育入手，认为改良图书馆正是解决蔡校长提出的防制学生沾染赌博恶习的方法。之所以学生会有赌博恶习，是因为“校课过宽，无事可为而为此者，实占大半”。如果一面减少课堂讲授时间，令学生自习，各班主课每月作一文，详列参考之书，记作平时成绩；另一面尽力改良图书馆，诱发学生研究精神，“既有专注赌念自可潜消感化，自然固非徒具形式之责罚可比”。由此，图书馆的改良，实际上便是“不仅关乎智育已也”。[121]

对于这些建议，北大图书馆早已开始积极寻求改良方法，并经由《北京大学日刊》将图书馆的变化传递给北大师生。[122]自《北京大学日刊》第6号开始，图书馆便已不定期列出馆藏西文书目、新到国文书目等。顾文全部刊载完成两日后，图书馆又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馆藏中国英文书籍目录，并附有各册图书简要介绍。[123]图书馆后又在春假开始前发布通告，要求教职员和学生归还所借图书，以便利用假期对中西文书籍改编书目。[124]行动也可说相当快速。不久，图书馆便延长了开放时间，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半，晚七时至九时，星期日仍照常开馆。[125]此外，从1918年5月3日开始，图书馆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上月借出及阅览情况月报，分别对教职员、文理工法四科学生、校内外各机关人员借阅情况做出详细统计。同时，《修正图书馆借阅规则》也在《北京大学日刊》予以公布，严格规定了图书借阅制度。比如，重新规定教职员及学生借书册数，并表示无论教职员学生借书，逾期不缴，就立即停止其借书权。过期一日便惩罚一星期不得借书。[126]此后，北大图书馆亦不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各类馆藏目录、新到杂志书籍介绍，及时将各种相关信息广而告之。

力图做到沟通各方的《北京大学日刊》记录了北大师生的改变，也呈现出北大新校风。无论是以提升个人修养为目的的进德会，还是种种改良图书馆的努力，其初衷无疑都是与蔡元培所倡导的北大应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的设想相一致的。不同于以往官僚养成所以升迁进阶为目的，北大师生借此共同参与到创建全新北大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北大所负担的学术和道德重任的新认同。

由北大教授共同编撰的《新青年》更是北大风气转换的一个标志。当《新青年》以“坚硬的争论与柔和的诗文”形象公之于世之时，北大所开启的由文学而至思想的新风气也已逐渐传播开来。[127]1919年1月，被看作《新青年》“助手”的《新潮》杂志在北大校方的资助下得以创刊，这种思想的力量已然由北大教师一辈影响到了学生一辈。《新潮》办刊之旨趣在于希望养成“自别于一般社会”的学校风气，最终达到通过大学的思潮来影响社会的目的。“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128]定位为“学生刊物”的《新潮》的发行，在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也将以往《新青年》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影响，扩大到了小青年、中学生之中。[129]

从一定程度上看，蔡元培苦心营造扭转学风的努力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亲历此一变化的罗家伦，曾描述过五四前夕充满学术自由风气的北大：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去订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总以讨论尽兴为止……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掊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130]

1918年，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北大一年的情况做了总结：“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专己守残之习也。”[131]尽管蔡元培仍不忘提醒北大师生“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但还是无法掩盖他在语气之中表露出的自得之意。

第三节 开出风气与酿成潮流

蔡元培聚拢人才与重塑学风的努力，不仅使北大校内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也逐渐得到北大校内教职员与学生的认同。蔡元培革新北大，影响不止于北大一校，而是“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32]顾颉刚晚年回忆说：“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133]所以，本节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林（纾）论战与五四之后全国学界掀起的“挽蔡”运动，旨在说明蔡元培如何从一校之长而成为学界领袖，这对学界评价蔡元培出长北大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蔡林论战的社会意义

1919年1月，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正式创刊发行。定位于“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以刊登学术著述，“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也登载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134]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就曾明言，《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各方面的意见均可通过《北京大学月刊》宣布，“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正是在这份发刊词中，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联系到一起。他将大学看作“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希望大学能做到《礼记·中庸》所言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35]

尽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围绕着“兼收并蓄之主义”立论，但在时人眼中，其影响力相当有限。就连蔡元培也并不十分笃定《北京大学月刊》“是否能副此希望”。再加上此后一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兼容并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难与大学理念画等号，完成两者勾连的正是《〈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发表四个月之后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谓将五四之前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于此，“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136]其实，蔡、林二人论战不过是一来一回一个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该文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写回信，对林所指责的两个方面逐一驳斥，于3月21日首先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此后，林纾又于3月24日在《公言报》上发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除对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认自己听信失实传闻，请蔡元培原谅。蔡对此未予回应。蔡、林二人的论战即告结束。据何思源回忆，“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137]论战中，蔡元培虽仅回复两函，即《致〈公言报〉函》及《答林琴南函》，却得到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此轮“新旧之争”[138]中占得先机。

罗志田先生曾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诠释了这场论战，认为蔡元培在批驳林纾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所以，林纾的失败在“地位”而不是“主张”上。[139]这样的观察可谓洞见。北大内部新旧杂陈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林纾虽不能容忍北大“趋新”的一面，却也不能无视相对“旧”的一面的存在和影响。特别是处于当时那种“过渡之时代”，“新”与“旧”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林纾的论点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140]据毛子水推测，蔡元培当初之所以并未聘请林纾在北大任教，“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141]

从社会舆论来看，时人对林纾的指责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观点上的偏颇。《每周评论》4月13日第17号、4月17日第19号曾特别增刊四个版面，刊布“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辑录各大报纸对此事的评论。从转录各文分析，整个舆论都偏向于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认为林纾指责的几点，如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和新文学，都是思想学术层面的问题，“苟其思想确有合乎真理，不背于大势，则虽极相反对之二思想不妨同时并存。且辩难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论之反对，乃发展学术之所必要者”。[142]如果“其认为不能满意，尽可平心静气，为论理上之研究，则真理将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纾那样“一笔抹煞，使尽灌夫骂座之身段，是不特于新派之主张丝毫无损，而转于自身之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143]显然，在时人眼中，林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为守旧的卫道士，其德行也已恶劣到了极点。

蒋梦麟担任主笔的《新教育》杂志，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学新旧思潮冲突实录》为题，刊出了蔡、林二氏“辨难之来往函件”。前有编者按语，称：“大学既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则众家共处一堂，必有主张不同，互相辨难之好现象。北京大学之新气象，实由此不同之主张及互相辨难而生。世界文化之进步，思想之发达，皆由此种活动而生，此足为吾国学术前途贺者也。”语气中显现出颇为豁达的学术气度与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新教育》杂志本就是由北大参与创办的，自然要站出来替北大说话。[144]此段“实录”，先是在标题中将蔡、林分别划归于新旧冲突的两派，其后又言要“阅者平心读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记者代为下判语也”。这也就是说，论辩结果已被认定是毋庸置疑的。[145]

林纾引起北大“趋新”教师群起而攻之，其实也掺杂着学术观念上的“新旧之争”。民国之初，北京各级教育大权均握于浙人之手，“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146]太炎一派借此机会亦纷纷移席京师，学界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此时的桐城派早已不负当年叱咤北大教坛的风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纾更是不可能扭转其逐渐衰微的颓势。但向来以著文见长的“桐城派”，却被指责不会作文，则颇有些诡论的意味了。《每周评论》第13号就刊出了署名“二古”的“一中学校教师”来信，指出了这位古文大家的为文诸众多不妥之处。信中说，适逢校中“文课之期”，以林纾文章“有未安之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接着，对林纾的小说《荆生》逐字逐句地评论、删改，“以改中学校学生文章之手腕，而施之于海内所称大古文家之林先生”。这无疑是说，林纾此文的水准还不如中学校学生。[147]

从学术观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对桐城派，贬林纾尤甚。[148]师从章太炎的钱玄同在出面支持胡适文学改革建议的同时，就曾批评林纾所译的“欧西小说”的价值还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149]这无疑表明，以“旧学”立身的钱玄同已然加入新文化一派倡导新文学的行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旧’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150]他们共同的敌人正是所谓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于思想实际上归属于“趋新”行列的蔡元培，虽未曾站出来明确支持新文化派的观点，但他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已然说明了一切。[151]从学术背景来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旧学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学德国，“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152]，无疑对学术流变中的“新”与“旧”都最有发言权。他在回应林纾时曾言：“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53]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桐城一派已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不过，当时也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只是虚造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借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154]近代社会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为特征的思想权势的转移，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进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贴上“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落后的、下降的、将要灭亡的。[155]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新”与“旧”的蔡元培和林纾，在未开战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周作人曾指责古文复兴运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156]这恐怕也是时人的某种共识。林纾影射小说《荆生》发表后不久，关于北大的种种谣言就跟着开始流传。[157]林纾立刻被视为罪魁祸首，被嘲讽为只会“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指林纾一派——引者注）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158]。刘半农后来也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159]在新文化一派眼中，“伟丈夫”荆生就是当权者，即是安福系徐树铮，此点已毋庸置疑。本来《新青年》讨论的只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而且“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尽可从容辩论”，林纾却“倚靠权势”，“暗地造谣”，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160]新的传言不断出现，称林纾“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61]此条消息虽未有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但是，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确曾据总统徐世昌的授意，致信蔡元培，主题即是希望其针对“稍逾学生范围之外”的《新潮》“加以检约”。[162]此后，社会上又不断传出林纾与政治丑闻间的难以辨明的传言，虽说大部分难以证实，却也多少有些无风不起浪的意味在内。

面对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养，一般很少主动辩驳，即便有所回应，态度亦是不卑不亢，颇有大将风度。对此，傅斯年则提醒说：“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163]在处理与林纾有师生之谊的北大学生张厚载时，蔡元培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张厚载曾以《神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关北大的谣传。[164]林纾《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发表之后，张曾去信解释与林的种种关系，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还戏称可将林纾的几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张厚载落笔之间不乏一股戏谑的口气，把北大的名誉当作儿戏。就算蔡元培的涵养再好，对于“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许将关乎学校声誉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辞颇为严厉，称：“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校之心，安乎，否乎？”[165]北大早已是“众矢之的”，国立大学显然并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赢得关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对北大的猜忌，可见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会形象。3月31日，北大评议会将临近毕业的张厚载开除学籍，理由正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学校名誉。[166]

至此，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告一段落。回顾整个事态的起承转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论上的缺陷，论战之初就足以预见必败的结局。以蔡元培的阅历和学识来看，这样的结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蔡元培是有意借此机会重申改革北大“兼容并包”的主旨，但从论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他选择应对林纾挑战的初衷多少让人觉得并非那么单纯。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纾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德性上都已无立足之地。社会舆论也因鄙视林纾的行为而对北大的种种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兼容并包”被视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挽蔡”运动的影响

就在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开始淡出人们视野之时，越来越多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逐渐占据了各大报纸的版面。本以为协约国的胜利可以为中国带来“新时代之新纪元”[167]，却未曾想巴黎和会也只是一场骗局。人们从最初的期待到沮丧再到愤慨，越来越难以抑制的情绪终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此后，各方利益团体的冲突不断升级，运动规模逐渐扩大，局面一度扑朔迷离。[168]5月9日晨，蔡元培在营救出各校被捕学生之后，留下一则启事，悄然出京。蔡元培的出走立刻掀起了一股各界挽留校长的风潮，“挽蔡”运动更成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各方与北京政府斗争的焦点之一。

以往大部分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多从“斗争”角度，将“挽蔡”纳入五四运动整体叙述中，认为其是新旧思潮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扩大，同时也是政治斗争以及教育界内部复杂人事关系斗争的反映。[169]但若从此一事件的社会影响来看，已成为五四运动一部分的“挽蔡”，同时也是与北大和蔡元培在近代教育进程中地位的变化相关联的，是影响蔡元培出长北大相关历史记忆形成的关键性事件。正是轰动全国学界的“挽蔡”运动，使“北大校长非蔡元培莫属”的观念开始被学界认同，并由此逐渐深入人心。

蔡元培后来回忆五四后突然提出辞职，是因为被拘的学生虽已保释，但“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170]蔡元培这次出走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为8日晚他仍有“安慰学生之演说”。且“当时有人向之言，恐不免有人设计危及先生”，他也只以“一笑答之”，“并云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而蔡元培“出走之事竟不与人谋”，且连“平日最亲信之人事前亦不与闻”，无怪乎当时舆论皆怀疑他是因“最大暗潮所逼迫而行”。[171]9日上午，蔡元培的留笺“已由北大油印传遍学界”[172]。这则用典古奥的启事，立即引起了各方的怀疑和猜测。为此，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特意逐字逐句做出解释，才渐渐平息事端。[173]不过，即便是能够解释清楚字面含义，也并不妨碍人们猜测启事的“言外之意”。《申报》有“杂评”就读出了蔡元培出走的“内幕”，认为“大学内部尚有难言之隐”，而且将蔡元培的留书出走与此前蔡林论战引发的“新旧之争”联系到一起，认为“暗潮之鼓荡，本非一日。不幸此次学生事件，会逢其适”，所以，蔡元培是以一人之力“当内外交谪之冲，又焉得而不走”。[174]

13日，《晨报》曾刊出未具名之《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的文章，实为蔡元培手笔。查蔡元培5月12日日记，有“晨，幼轩去，携去辞职真因一函”[175]的记录。当时各方情势未定，他不便出来说话，此文当是其以另一种方式发表的声明。文中除详述蔡元培出走前的内幕外，还提及了五四后政府已有更换北大校长的决定，辞职是欲“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176]蔡元培本意或许只是为突然出走向学界做一非正式交代，但文中屡次提及的政府“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等语，却正好坐实了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的传言。

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马叙伦、李大钊、马寅初等人就代表北大教职员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11日，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再联成一气”，一致认为“蔡之能挽回与否，非校长之去留问题，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如至无法转圜之时则亦唯有罢课之一法。倘政府以学生罢课为不足惜，则即自行全体解散，各校决取一致行动”，誓与北大同进退。[177]同日，天津学界联合会成立，宣布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178]12日，新成立的上海学联亦致电北京教育部，称：“蔡先生学界泰斗，自长大学，全国交庆得人，今犯何罪，欲加撤换？务望毅力主持，毋使奸人得逞，否则全国青年将起为大学学生后盾。”[179]接着，上海学联又发表宣言，再次详述反对撤换蔡元培的理由：“方今国中恶劣之空气充满四隅，惟赖青年学者除旧布新，发聋振聩，以期进与世界之新文明携手。蔡先生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大学，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顽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界思想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学生等一息犹存，不能坐视学术之日即沦亡而不救。”[180]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组织机构接连致电国务院、教育部，请求挽留蔡元培。[181]在时人眼中，挽留蔡元培已不再是北大一校之事，而是全国青年、全国学界的大事；蔡元培能否出长北大也被视为学界与思想界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当时北大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面是政府消极敷衍的态度，一面是全国学界积极有力的支持，北大全体师生更是因此而激荡起抗争的决心，13日晚，北大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商量维持大学之法。会议一致认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誓要“竭力维持蔡校长年来所苦心经营之大学”。[182]

但是，北京政府对全国教育界呼吁的态度并不明朗，14日晚，仍是将挽留蔡元培命令与挽留曹汝霖、陆宗舆的命令一并发表。[183]同时，又为五四学生事连下两道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及各省省长、教育厅厅长对学生切实加以约束，“毋得干务政治”，“其有不率训诫，纠相滋事者，查明斥退”。[184]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北京政府有“于八面求圆之中而寓以袒护国贼之意，政府挽留蔡之诚意果安在哉”。[185]

5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受安福系攻击而正式辞职，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186]钱能训内阁又出于与安福系政治交易的目的，决定提议安福系的田应璜为教育总长。[187]但田纯系政客，且“品卑学陋”，政府亦迟迟未敢公布发表。[188]安福系这一提议，立即引发学生们强烈反响。19日，北京十八所专门以上学校正式罢课。早在5月16日，《申报》“杂评”栏就发表评论，承认学生即将采取的罢课行为“实出于情不获已”，但同时也表示了担忧：“然吾人之所顾虑者，以一无顾惜之当局，对此情不获已之请求，苟不视为可怜而视为要挟，一任学生之罢课与否，则学生又将奈何？”[189]17日，《申报》又以《可以出矣》为题，劝说蔡元培复职，认为“蔡氏之出，此其时矣”，“不然而罢课之举成，非特益陷全国教育于纷扰，且适以快彼日夜谋摧残者之心。蔡氏其忍乎？今后之教育，诚难维持矣。然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又非担当大任者所应尔乎？”[190]时人已将目光聚焦于蔡元培一人。蔡元培复职或辞职已被视作能否收拾此局面的焦点。

不过，此事实际上牵涉政治格局走向、学界各方切身利益等，并不是蔡元培出来复职即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于此点，有着丰富政治实践经验的蔡元培应该不难做出判断。蔡元培于5月9日出京后并未立即南下，而是到16日才乘车南下，次日晚抵沪，并于第二天上午与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会晤，“商发一电于总统、总理、教育总长”。[191]在江苏省教育会众人劝说下，蔡元培的辞意已不如先前坚决。20日，他即发出通电，称：“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192]“挽蔡”之事似有转圜余地。不过，北京各校学生因罢课一事与政府的冲突愈发升级，致使局势又趋复杂。21日，时任总理的钱能训答复了各校学生罢课时提出的“切实挽留蔡校长”“教育总长不予更动”“准许学生自由集会”“惩办曹、陆、章”等六项要求。但学生们对此并不满意，一致决定“仍不上课”，且有组织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护鲁义勇军，发行《五七》日刊等为后续。[193]25日，教育部连续发布多项训令，令各校学生“限三日内一律上课”。[194]但学生仍复以罢课相对抗，且时有与军警发生冲突。[195]26日，蔡元培明确复电政府，表示“卧病故乡，未能北上”，[196]但此前蒋梦麟描述蔡元培的精神状态是“仍抱积极精神”。[197]所以，此时称病，应有时局并未明朗，按兵不动的考虑。袁希涛曾有致黄炎培密电，称“大学情形极复杂，日内孑老来，恐亦难以处理，尔和意见相同，适之赴津，俟回与商，如尚有办法，当再电告”，并不赞同其此时复出。[198]蔡元培复职之事虽未有特别清晰的步骤、计划，却也是大势所趋，但何日何时复出是颇费思量的。

6月3日，北京政府因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酿成了“六三”事件，事态急转直下。[199]当日，汤尔和致函蔡元培称，“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劝其不可轻出复职。[200]5日，上海工商界亦予以响应，纷纷罢工、罢市，风潮渐行扩大。同日，教育次长袁希涛被免职，傅岳棻被任命为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201]6日，大总统徐世昌宣布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又引发学界新一轮“驱胡挽蔡”的斗争。7日，北大开全体教职员紧急大会，决议“不承认胡仁源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由大会用公函告之，以示决心”。[202]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致函胡仁源，表明了立场：“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回复教育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是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尤非蔡校长个人问题。”[203]同日，北大学生也开大会，认为胡仁源“学问信望均不称为大学校长”，表示一致反对。[204]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此宣言是蔡元培“初出京时所草”，故语气仍相当决绝。[205]蔡元培特意选择此时发布，当是另有深意：一方面，北京各校校长与各校学生对于蔡元培返校复职，仍相当坚持；另一方面，新任教育次长傅岳棻也十分清楚，“不觅蔡孑民返校，此事无从结束”，再加上胡仁源无论德性与学问都不可能与蔡元培相提并论，且有欲分裂学界团体、分裂大学的消息传出，所以蔡元培才选择了以退为进，以另一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求能尽快恢复五四前教育界状况。

教育部迫于各方压力，宣布将胡仁源调入部中办事，并计划派秘书徐鸿宝（前北大图书馆馆长）偕同北大教职员代表及联合会代表南下挽留。[206]6月17日、18日，国务院、教育部又分别致电蔡元培表示挽留。20日，蔡元培在复电中再次请辞北大校长职务。[207]教育部再做答复。24日，蔡元培接马叙伦、康宝忠函电，称：“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208]马叙伦亦致函汤尔和，请其催蔡元培发表通电，宣布回任。7月9日，蔡元培才正式致电教育部，表示同意复职。此消息即刻得到北京各校师生的热烈回应。[209]

此前《申报》有消息称：“外间多谓前此蔡孑民之秘密出京，必系得有危险消息者，此时尤未必肯来也。今日晤某要人谓此事不难解决，即蔡先生暂时未返，亦只有胡仁源解职而由蔡先生指定一人，暂摄校务，维持目前，则危难悉解。”[210]虽然当时各方“尚在混沌之中”，但“某要人”的指点却正好与后来最终事态的发展相合。7月23日，蒋梦麟以蔡元培个人代表的身份，代理蔡元培主持北大。[211]全国学生联合会亦发表宣言终止罢课。[212]因五四运动而起的“挽蔡”斗争亦告一段落。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正式到校视事。[213]此前仍有蒋智由将长北大之传闻，又为蔡氏复职增加迷雾。[214]对此，《申报》“杂评”撰文分析了个中利害，颇为深入：

慰留者欲用之意也，排斥者欲去之意也，然而当局之手段，则往往互用。表面上欲勉从多数人之意，则不得不出于慰留，慰留又不便于己派。于是阴行排挤之，使不能自留而去。今又以此手段，施之于蔡校长矣。蔡方抵京，而即有种种攻击之论，散播之谣，旁敲反击，日出不已，能令人安然以居校长之席耶？然自蔡来而北大学生之心方定，且将开会欢迎，作学潮最后之一结束。若果迫使不得安居，则恐又将扬其余波也。

当局而诚不欲多事者，可不有以遏止之乎。[215]

不难看出，处在激烈争夺中的各利益群体看中的皆是北大在全国教育界、思想界的影响力，都想利用北大做一番文章，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去留问题由此便成为争夺的焦点。而蔡元培最终得以回校复职，可以说，是教育界在争斗中暂时稍占上风。

蔡元培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被迫出走，使全国学界的目光被迅速带入“挽蔡”风潮之中。北大一校的校长问题便由此成为全国学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话题。从“挽蔡”风潮的整体走向来看，蔡元培是与身边诸多好友，特别是江苏教育会诸人，共同做出的出走与复职的选择，所以不妨将其视作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与北京政府的主动博弈。与此同时，随着五四运动而引发的时局不断变化，全国学界也越来越肯定地将北大校长与蔡元培画上等号。可以说，经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影响亦由此逐渐扩大。

小结

多年之后，周作人曾评价道，北京“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正是“由五四运动而来的”。发起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之主动，因此北京学界的声名自然也随之而四远传扬，隐然成为全国的重心了”。“中国是在革命时期，所谓学术文化的中心也脱离不了这个色彩，所以北平学界的声名总是多少带着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寻常纯学术的立场。”[216]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曾评价说：“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217]将学术与思想分开评论，只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开创之功，而不提学术成就，显然是认为北大的地位与所应取得的学术成绩并不值得夸耀。不过，对实际成绩的理性考量与当事人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往往会相互冲突。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北大的教职员和充满激情的学生，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种相当积极的态度。

1917年夏天到北京大学参加入学考试的蒋复璁，偶遇校长蔡元培，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若干年后，他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边空院内等考卷，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朱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据旁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从小学即晓得的蔡先生。我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我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218]

严格来说，“幸福”只是一个带有个人体验性意味的描述性词语，但是，如果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北大校园弥漫的普遍情绪，那么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一股无形的校园风气，更是一种自信与气度。北大新闻研究会会员李光宇，曾帮助北京中小学校联合运动会编辑新闻，结果得到“全会人一致之称赞”。他特意写信给校长蔡元培，表示“所刊新闻亦能引起全场人之注意，认为会场中不可少之一发布消息机关”，并进而特意指出其背后的意义，即“于此足见吾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社会服务之精神及任事之能力”。[219]

1926年9月才进入北大预科的千家驹更是在入学之前即对北大满怀深情。他回忆说：“我对本校发生感情，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新潮流也渐渐的灌输到交通比较不便的金华来了，我才知道有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并且有《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北大的先生及同学们。我相信学生是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是应该站到民众之前去引导他们走；而不是站在中间或跟在后面的。而那时候配得上引导民众的，只有北京大学。我便非常羡慕本校，以为进大校［学］必须进本校才对！”[220]

北大越来越显现出的活力以及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身在其中的教职员深受感染。1920年9月，北大新任教授陈衡哲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语气中也透露出能加入北大的自豪。她说：“这个大学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他的进步，真所谓‘一日千里了’。所以我对于北大全体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心，是一种没有疑惑的希望心。……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愿诸位知道：我到这里来，对于诸位是负有领路的责任的。我应当尽我的力，去帮助诸位发展各人的天才的。我应当引起诸位对于学问的兴趣的。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先生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221]

吕思勉曾言：“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其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似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先有风气转变，后有五四后的“新纪元”，而之所以这种变化，则是因“有蔡孑民先生的主持北京大学，然后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的转变”。[222]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也开始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可替代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向往新文化青年追捧的对象。1919年3月的《东方杂志》转载了《时事新报》记者公时对北大的报道。报道称，蔡元培乃“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223]1920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曾转发上海《新申报》的报道。该文的“主脑”是讨论“废除道尹制，多设大学校”问题。文章从北大已有的成绩谈起，认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自五四之后已“渐渐有了大觉悟”，“晓得他们的职志，在制造文化”。于是，北大“一洗从前顽旧不堪的习惯”，做出了“文化运动”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作者还在文中感慨道：“要是中国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设满各省，这文化运动的势力，足以改良社会而有余。”“要是没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那么这文化运动就失了主持者，就不能够发生文化运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北京大学是最应当希望他扩充的，各省也最应当多设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大学校”。[224]

1921年7月，蔡元培游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在旧金山华侨的欢迎会上，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介绍说：“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225]北大在当时学界的统帅地位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治理之下，可谓重获新生；而蔡元培也借北京大学这个舞台成就了一生功业上的辉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经由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不再仅仅是北大一校的领袖，而是拥有了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意义。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的地位也由此逐渐确立起来。

[1] 周作人：《红楼内外》，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93页。

[2] 蔡元培：《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 212页。

[3] 民国初年（1912～1916年）到蔡元培就任之前北大的改革状况，可参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35～49页；〔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第79～117页。

[4] 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9页。

[5] 《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36页。

[6]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41页。

[7] 胡仁源：《北京大学计划书》，转引自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47页。

[8]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第11页。

[9] 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4、46页。

[10] 陈其鹿：《听蔡孑民先生演辞感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第51～52页。

[11] 杜亚泉：《教育之指导》，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332页。

[12] 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10页。

[13]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第56页。

[14]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65页。

[1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00～501页。

[1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10页；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话》，《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页。

[17] 蔡元培：《在直隶省定县中学的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4页。

[18]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16页。

[19] 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66页。关于蔡元培在德所修课程，可参见〔德〕费路（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第460～465页；还可参见〔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李张林、沈国琴译，《应用心理学》1996年第2期，第56～60页。

[20] 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7页。

[21] 〔日〕吉田熊次：《德国教育之精神》，华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编译，商务印书馆，1916，第19页。

[22] 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间（1907～1912）只有1911年日记以及蔡元培两篇回忆录——《口述传略》（上）和《自写年谱》可资参考。但日记记录颇为简略，两篇回忆录又多是记载大学周边的所见所闻。

[23]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16页。

[24] “1900年4月17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60页。

[25]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6页。

[26]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8页。

[27] 陈洪捷先生从译文上讨论了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参见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7页。

[28]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528页。

[29] 《致汪精卫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5页。

[30]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 202～203页。

[31]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第37～38、106页。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国的大学中实行过，德国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话”之说。参见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第24～26页。蔡元培与洪堡似乎有着同样的境遇，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不断地被人们所追述，但理念与现实的差距少有人去考察。可参见〔美〕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读书》1998年第8期，第84～90页。

[32] 〔德〕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124～125页。

[33] 关于蔡元培选择就任校长的原因，大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蔡元培出长北大是受命于孙中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参见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93页；另一种则认为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及北京大学特定的时间、环境、条件及蔡本人‘教育救国’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参见杨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 121～126页。也有学者认为马叙伦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真实，参见林辉锋《再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由来》，《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第134～136页。

[3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632～633页。

[35] 《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页。

[36]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9页。关于蔡元培与儒家传统的讨论，可参看〔美〕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第265～288页。

[3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页。

[38] 相关的研究，可参考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5页；桑兵《近代中国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3～40页；〔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04～190页。

[39] 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92页；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北大精神及其他》，第32页。

[40]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第18页。

[41]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8～183页。

[42]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6～147、149页。

[43] 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0页。

[44] 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75页。

[45]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5页。

[46]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27页。另有学者认为，蔡元培在此函中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 134～141页。

[47]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65页。

[48]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感旧录之一》，童宗盛编《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第55页。陈独秀招致反对，既有他文字学造诣并不广为人所知的原因，也与当时北大文科章太炎弟子主导下的考证学风有关，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4页。

[49] 《北京大学文科之争议》，《申报》1917年10月17日，第6版。

[5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0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72～173页。

[51]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 25页。

[52] 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166页。

[53]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4期；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

[54]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192页。

[55]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56] 《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57] 《〈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428页。

[58] 《〈新青年〉重印本题词》，《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133页。

[59] 还有一例便是辜鸿铭。他一向被看作“兼容”的守旧一方，但在1920年，辜鸿铭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所以有学者认为，“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36页。

[60] 《学海要闻》，《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转引自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第239页。

[61] 《致〈神州日报〉函》（1919年3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3页。

[62]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63]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第294～295页。

[64] 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38页。

[65]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0～582页。关于1912年北大文科的人事变迁与学风转移，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1～48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33～40页。

[66] “1921年3月2日日记”，《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85页。

[67]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8～29页。同样的观察还可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00～102页。当事人自己的叙述可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追忆蔡元培》，第135～143页。

[68] 《顾颉刚致胡适》（1925年8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341页。

[69]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70] 蔡元培：《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缘起》，《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412页。

[71]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页。

[72] 毛子水：《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46页。

[73]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2页。

[74]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75]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502页。

[76] 蔡元培：《大学教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97页。

[77]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5页。

[78] 蔡元培：《传略》（下），《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140页；《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7～38页。

[79] 《蔡元培辞职之内幕》，《晨钟报》1917年8月13日，第2版。

[80] 《北京大学改制与蔡元培》，《申报》1917年8月17日，第6版；1917年8月22日，第7版。

[81]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6～27、30～32、33～34页。

[8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0～511页。

[83] “1935年7月26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533～534页。

[84] 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34页。

[85] 朱元善：《改造学风》，《教育杂志》第11卷第1号，1919年1月。

[86]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第119页。

[87]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8页。

[88] 蔡元培：《读周春嶽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0～291页。

[89] 〔德〕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蔡元培全集》第9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48页。蔡元培对大学“学”与“术”分途的过多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学观念的某些不足。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创设之日起即未能摆脱职业取向的影响，而洪堡所开创的这种近代大学的理念，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而到20世纪初期，德国大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以“术”为重点的各类学院业已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反观蔡元培此时对大学的体认，则难免有些略嫌不足。关于德国大学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发展情况，可参见〔德〕鲍尔生（F.Paulson）《德国教育史》；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90] 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55～259页。

[91] 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建及发展，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92]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三联书店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第290页。

[93] 《文科学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36号，1918年10月25日，第1版。

[94] 《俞星枢教授致夏学长信》，《北京大学日刊》第67号，1918年2月8日，第3版。

[95] 《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北京大学日刊》第240号，1918年10月30日，第3版。

[96] 《人才教育之方针与办法》，《北京大学日刊》第253号，1918年11月19日，第3版。

[97] 《教育部训令（第六十二号）》，《北京大学日刊》第317号，1919年2月25日，第1版。

[98] 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38～241页。

[99] 入会名单连续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发表多日，计有：1月22日38人、23日84人、24日18人、25日50人、27日48人、31日30人、2月3日66人、6日6人、9日10人、27日48人等，《进德会最终成立之日的名单可参见进德会通知及名册》，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568～2571页。这里的统计也包括了外校报名者数人，见《进德会近闻》，《北京大学日刊》第117号，1918年4月22日，第1版。校外进德会会员名单，可见《校外进德会会员签名薄》，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1 8002。

[100] 《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3263页。关于1918年度教职员及学生统计的数据，目前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一为《国立北京大学统计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9日第58号第4版，统计的是从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的人数，其时教员人数为148人，职员人数为44人，在校学生人数为1503人，毕业生393人，辍业生111人；另一则是《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4日第235号第4版。与统计进德会人数的时间相比虽有差距，但教职员人数大致未有过多变化，学生人数因有新生入校则有近200人的增加，暂取后者。

[101] 《陈君仲与来书》，《北京大学日刊》第52号，1918年1月22日，第4版。此信可与上文顾颉刚回忆相参看。

[102] 陶明浚：《进德五箴》，《北京大学日刊》第65号，1918年2月6日，第4版；陶明浚：《进德五箴》，《北京大学日刊》第66号，1918年2月7日，第4版。

[103] 《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北京大学日刊》第76～82号，1918年2月25日～3月4日。

[104] 《进德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50号，1918年5月30日，第3版。

[105] 《进德会入会愿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BD1918002。

[106] 《朱君一鹗在进德会大会中之演词》，《北京大学日刊》第153号，1918年6月3日，第4版。

[107] 《梁绍文君上校长书》，《北京大学日刊》第229号，1918年10月17日，第3版。

[108] 《进德会报告》，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575页。

[109] 《日刊编辑部组织法》，《北京大学日刊》第67号，1918年2月8日，第2版；《北京大学日刊投稿简章》，《北京大学日刊》第67号，1918年2月8日，第2版。

[110] 《日刊之改组分编辑经理二部》，《北京大学日刊》第70号，1918年2月18日，第1～2版。

[111] 《本校日刊已经邮局挂号》，《北京大学日刊》第72号，1918年2月20日，第2版。

[112] 《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及中学校校长注意》，《北京大学日刊》第241号，1918年10月31日，第1版。

[113] 《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镌》1922年10月25日。

[114] 见《新教育》第1卷第2期起刊登的广告插页。

[115]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第37～40页。

[116] 《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9号，1917年12月20日，第2版。

[117] 《本校二十周纪念演说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30号，1917年12月21日，第2～3版。

[118]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0页。

[119]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42页；余毅（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45页。

[120] 顾颉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4～9日、13～16日。引文见1918年3月13日。

[121] 周君南：《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3～28日、3月30日、4月9日。

[122] 关于北大图书馆发展的整体情况，可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3] 《图书馆所藏关于中国之英文书籍目录》，《北京大学日刊》第94号，1918年3月18日，第5版。

[124] 《图书馆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04号，1918年3月29日，第1版。

[125] 《图书馆布告一》，《北京大学日刊》第109号，1918年4月12日，第5版。此前图书馆的开馆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见《图书馆书目编订室日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号，1917年11月22日，第2版。

[126]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北京大学日刊》第108号，1918年4月11日，第3版；《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11号，1918年4月15日，第3版。

[127]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第1～31页。

[128]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29]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大学总务处，1923；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201页。

[130] 罗家伦口述，马星野笔记《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蔡元培纪念集》，第236～237页。

[131] 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2页。

[132]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44页。

[133] 《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27页。

[134] 《编辑略例：附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缘起》，《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135]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2页。

[136]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

[137]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1992，第66页。

[13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55页。

[139]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27页。

[140] 林纾在撰写《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时时间颇为仓促，也可能是其立论不周的原因。其时，林纾已将另一篇影射小说《妖梦》寄往《新申报》，却正好收到蔡元培的来函，引介他“品题”“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林纾连忙一面复函蔡元培，一面又命人去追回《妖梦》，但已是覆水难收。3月18日，《公言报》登出林纾回复蔡元培函，第二天《新申报》即开始连载《妖梦》。林纾行为更显卑劣。参见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第125～148页。

[141] 毛子水：《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46页。

[142] 平平：《北京大学暗潮之感想》，《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

[143] 遗生：《最近之学术新潮》，《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

[144] 《本校担任新教育社经费纪》，《北京大学日刊》第269号，1918年12月11日，第3版。

[145] 《北京大学新旧思潮冲突实录》，《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第336页。

[146]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2页。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可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8～64页。

[147] 《评林蝟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148] 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8页。还可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67～70页；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86～293页。对于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尚存争论，可参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605～620页。

[149] 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0页。

[150]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17～132页。

[151]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31页。

[152] 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268页。

[153]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154] 《辟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说》，《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155] 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56] 周作人：《现代散文选序》，氏著《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5，第105～106页。

[157] 《申报》1919年3月4日曾刊载消息说：“北京大学有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还可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54页。

[158]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159]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第354页。

[160]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大的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64页。

[161] 只眼（陈独秀）：《林纾的留声机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71页。还可参见《傅教育弹劾说之由来》，《申报》1919年4月1日，第6版；《新旧思潮》《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劲案》《新思想不宜遏抑》（均录《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

[162] 《傅增湘致蔡元培函》（1919年3月6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 396～397页；《复傅增湘函》（1919年4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 395～396页。还可参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11页。

[163]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89页。

[164] 胡适就曾两次致函日刊澄清张厚载的谣言，见《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28号，1919年3月10日，第4版；《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29号，1919年3月11日，第3版。

[165] 《张厚载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1～392页；《复张厚载函》（1919年3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931页。

[166]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84页。

[167] 蔡元培：《新教育共进社缘起》，《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50页。

[168] 详见彭明《五四运动史》及〔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等书的相关论述。

[169] 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92页；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117页；林辉锋《“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170]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

[171] 《学界又发生大问题 北京大学校长出走》，《晨报》1919年5月10日，第2版。

[172]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133页。

[173] 《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学生常惠书》，《北京大学日刊》第375号，1919年5月12日，第3版。

[174] 庸：《蔡孑民出走》，《申报》1919年5月13日，第11版。

[175] “1919年5月12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71页。

[176] 《蔡元培辞去校长之真因》，《晨报》1919年5月13日，第2版。文中所称“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应是蔡元培为免于学界赴津挽留而故意为之。

[177] 《教育界之人心皇皇》，《晨报》1919年5月14日，第9版；《蔡校长出京后之情形》，《申报》1919年5月14日，第6版。

[178]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申报》1919年5月14日，第6版。

[179] 《学生联合会电》，《申报》1919年5月13日，第10版。

[180] 《学生联合会第二次宣言》，《申报》1919年5月15日，第10版。

[181] 《挽留北京大学校长电》，《申报》1919年5月13日，第10版；《和平联合会挽留蔡校长电》，《申报》1919年5月15日，第10版。

[182] 《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378号，1919年5月15日，第2版。

[183] 《昨日之教育界消息》，《晨报》1919年5月15日，第2版。

[184] 《大总统令》，《晨报》1919年5月15日，第6版。

[185]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135页。

[186] 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据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影印，第82页。

[187] 《傅增湘去后之教育界》，《申报》1919年5月19日，第7版；《酝酿中之北京罢课风潮》，《申报》1919年5月20日，第7版。

[188] 《田应璜提出后之形势》，《申报》1919年5月22日，第7版。

[189] 默：《留蔡》，《申报》1919年5月16日，第7版。

[190] 默：《可以出矣》，《申报》1919年5月17日，第7版。

[191] “1919年5月18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1～72页。

[192] 《致徐世昌政府电》（1919年5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08页。有研究者也指出：“江苏省教育会的意图是维持北大不被解散，并尽快恢复教育界原状，除了一些光明正大的原因外，还另有考虑，即保住袁希涛教育次长和蔡元培北大校长的位置，以便继续为他们在教育界拓展地盘提供方便。”林辉锋：《“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193] 《昨日二十二校长与钱总理谈话情形》，《晨报》1919年5月22日，第2版；《二十二校长与学生之交涉》，《晨报》1919年5月22日，第2版；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138～139页。

[194] 《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日刊》第388号，1919年5月27日，第1～2版。

[195] 《武力包围中之京学界》，《申报》1919年5月30日，第7版；《京学界不受压迫上课》，《申报》1919年5月31日，第7版；《罢课中之京学界消息》，《申报》1919年6月1日，第7版；《京学界不因压力软化》，《申报》1919年6月2日，第4版。

[196] 《复国务总理教育总长电》，《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0页。

[197]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

[198] 《袁希涛关于限令上课期满部持冷静态度密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238页。

[199] 参见勿勿《三日学生演讲之被捕风潮》，《申报》1919年6月6日，第7版；《北京大捕学生之惨象》，《申报》1919年6月7日，第7版；霜羽《占领校舍之交涉 学生拘留之实况》，《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一士《愁云惨雾之都中学子》，《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四日以后之京学界》，《申报》1919年6月9日，第4版；一士《恐怖潜伏之都城》，《申报》1919年6月10日，第4版。

[200] “1919年6月3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6～77页。

[201] 《北京大捕学生后之别报》，《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

[202] 《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议决将王建祖驱出学界 反对胡仁源为大学校长》，《晨报》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3] 《京校教职会函阻胡到校》，《京报》1919年6月14日，第3版。

[204] 《北大学生亦反对胡仁源》，《晨报》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5] 《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页。

[206] 《北大校长问题》，《晨报》1919年6月16日，第2版；《北京学生界近闻》，《申报》1919年6月22日，第6版。

[207] 《复国务院电》（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2页；《复傅岳棻电》（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3页。

[208] “1919年6月24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0页。

[209] 《蔡孑民应允回任》，原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8号，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00页。

[210] 霜羽：《北京通信：最近大学校长问题之纷纠》，《申报》1919年6月17日，第7版。

[211] 《北京大学近闻汇志：欢迎蒋代校长》，《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3期，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01页。

[212] 《中国大事记·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终止罢课》，《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1919年9月，第229页。

[213] 《蔡元培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38号，1919年9月16日，第2版。

[214] 《北大校长事之蔡蒋往来函》，《申报》1919年9月4日，第10版。

[215] 默：《蔡校长之前途》，《申报》1919年9月17日，第7版。

[216] 周作人著，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第 27页。

[217]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80页。

[218] 蒋复璁：《追念蔡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85页。

[219] 《李光宇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49号，1919年4月11日，第4～5版。

[220] 千家驹：《我对于本校的希望》，《北京大学日刊》第1981号，1926年11月16日，第2版。

[221] 《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第2～3版。

[222] 吕思勉：《蔡孑民论》，《蔡元培纪念集》，第543～544页。

[223] 公时：《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第162页。

[224] 《三月二十日的上海新申报》，《北京大学日刊》第570号，1920年3月24日，第3版。

[225] 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9页。

第二章 辞离，1923～1926

对北大和蔡元培来说，1920年代都称得上是一段攘扰不安的岁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兼具学界泰斗与革命元老身份的蔡元培，其声名与威望不断增加，其学界领袖的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由此成了各界各派竞相争夺的对象。自1923年因“罗文干案”出走之后，围绕着其是否继续担任北大校长的问题，教育界屡次掀起风潮。直至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之后，这仅存的名义上的联系才告一段落。此后蔡元培事业的重心偏移到政治上，但以其在教育学术界之声名，以及北大之特殊地位，即便不再担任此职，始终还是与这所经其一手改造而得以闻名于世的大学保持着关联。

有论者分析，蔡元培是“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境遇造成了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此论注意到内部心态层面之变化，虽颇有“理解之同情”，但对于蔡元培去留之选择，还需要细致考察不同辞职背后的具体语境，其中既有其对当时政治局势及教育境遇的主动判断，同时也有教育界内部派系争斗背景下的被迫选择。

蔡元培一生中不乏以辞职为抗议之举，但1923年因“罗文干案”辞职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是其与北大关系的转折点，其影响甚至超过因五四运动而辞职。自1923年起，蔡元培只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而不再过问校内具体事务。但自此之后，北大师生也开始就能否请蔡元培继续长校问题引发多方争论。这一看似“突兀”的决定引发了外间不少的猜忌和批评，时人眼中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也由此又一次得到修正：由五四后学界“北大校长非蔡元培莫属”的认识，到稍有怀疑之声，再到屡次“挽蔡”不成而渐次走向评价的反面，甚至对蔡元培为人做事而颇有微词。作为北大校长和学界领袖的蔡元培，其理念易为后来者所效仿，其处事亦常被苛责者批评。正是在时人不断的关注之下，北大校长蔡元培一面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一面也在时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同的痕迹。本章将视线聚焦于1920年代由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而掀起的风潮与风波，旨在通过重建基本史实，展现时人在此过程之中对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认识与理解的变化。

第一节 怀疑之声渐起：1923年辞职风潮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2]其中以1923年辞职影响最大。这次辞职起因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中践踏人权，干涉司法公正，为保持独立人格，故而采取“不合作主义”。[3]有学者从近代法政关系出发，分析了罗案告诉与检审的过程，指出针对罗文干的三项犯罪指控并非虚构，其诉讼程序虽有不尽规范之处，但国务会议申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证蔡元培等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抗议举动，缺乏法律依据”。[4]这一观察十分敏锐。蔡元培的出走除了有以退为进对抗军阀政治的意图之外，更多是基于五四后社会现实境遇引发的借机而退的个人选择。不过，辞职宣言的发表，因其本身带有的反抗军阀的政治意义，不仅引发胡适、陈独秀等人激烈讨论，更是由此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驱彭挽蔡”的风潮。在这次风潮中，蔡元培“不合作”的对抗方式以及其政治意味一直为时人关注的唯一焦点。这种聚焦于“政治”的解读方式，反而使挽留蔡元培成了政治运动次要而顺带的结果。由此，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知也随着“运动”的一波三折而有所修正。

本节无意去辨别罗案本身的孰是孰非，而是选取蔡元培个人、北大师生及社会舆论等不同角度，讨论在学潮和强大的舆论环境之下，“驱彭挽蔡”运动对蔡元培的声名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早有去志”：蔡元培的态度与舆论的反响

1922年11月，因军阀内部斗争，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指控在与奥地利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国会以国家利益严重受损为由，提议严办，总统黎元洪下令京师警备厅将罗文干逮捕。1923年1月11日，罗文干受贿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但国务会议对此不满，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复议案，使罗再入监，并以受贿伪造公文书，损害国家财产等罪名起诉。在此背景下，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愤而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呈，避走天津。[5]

蔡元培在提交辞呈的同时还向外界发表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6]1月23日，已经抵达天津的蔡元培一面发表谈话，解释自己的辞职并无偏袒罗文干之意，与彭氏亦非意气之争；[7]一面又公布《关于不合作宣言》，称：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8]

面对北大教师学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发函说：“弟之去志，早为诸先生所洞鉴。此次因彭事而实现，不过提早几日耳。既已决行，不惟彭之去否毫无关系，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条件，亦复义不返顾。”[9]由之前种种“罪恶”的忍无可忍已有“数月”，到历数自五四至今内心的数次“必退”“告退”的决心，都可显示出蔡元培此次辞职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去志”。

如前所述，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初，将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学制、课程的凌杂与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10]到了1922年，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又总结了任职几年间北大的变化：一是为提倡学理风气，将工科归并于北洋大学，仅设文、理、法三科；二是沟通文理科，取消学长制，在各系设置教授会；三是贯通中西课程。[11]即便因经费及外部的政治环境问题北大的成绩打了不少折扣，但其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的设想逐步展开，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若能跳出1923年辞职事件本身，蔡元培所言之“语境”分析，或许也就不难理解其所言早欲告退之意。

1920年12月到翌年9月，蔡元培曾赴欧美考察各地大学教学管理以及教育经费的分配状况。其间德国大学“学问上研究上完全自由”“毫不受革命影响，独立如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2]而此时国内的教育状况是：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学校“岌岌可危”，“已山穷水尽，无力维持”。[13]两者相较，更是引发了蔡元培的无限感慨。1921年8月，他还在洛杉矶参观期间起草了《教育独立演词稿》，意在“不受宗教与政治之干涉”。[14]在蔡元培的理想中，教育应超轶于现实政治并且独立于政党和教会，教育家可以专心于学问本身，不必因政权的更迭而减损教育的成效。民国初建，蔡元培就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集中表达了其对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设想。他从康德二元论哲学出发，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部分。蔡元培将“实体世界”解释为“不可名言”的“观念之一种”，类似于不同哲学或是宗教流派“所达之最高观念”。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方面，犹如“一纸之有表里”。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统一。他还把教育划分为两类——“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乎政治者”，提出政治家所追求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现世幸福；宗教家则是通过“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以追求实体世界；而教育家应该做到的不是只满足于现世之幸福，而是“立于现象世界”，同时朝向于追求实体世界。也就是说，共和时代可以开始考虑怎样办理“超轶于政治”的“新教育”的问题。[15]到1922年《教育独立议》发表时，蔡元培更是将这种交织着现实主义关怀与理想主义信念的教育图景推到极致。他提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6]

从民国初年号召“超轶于政治的教育”，到此时列举出“实行实然的教育”的办法，“教育独立”已然由理论层次的思考，逐渐深入制度化雏形的建构。若再加上此后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尝试，“教育独立”勾勒出的是由思想领域到教育实践的贯穿一致的路径。

若说蔡元培的苦心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派学术的“兼容”，那么他一直追求的超轶于政治之外的独立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北大改革“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主义期盼，都只能在五四之后的社会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最终也难以摆脱略显悲剧色彩的命运：蔡元培在北大努力实践的“兼容并包”，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具体的实施，都越来越偏离他最初的设想，逐渐蜕变为以理念形式存之于世的精神追求。教育独立虽是针对社会现实，却始终难以摆脱理想主义色彩。带有强烈现实观照的理论设想并不能表明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逻辑上的推理始终难以替代具体的实践。与五四之前的北大改革相比，蔡元培越是强调教育独立，越是表示他是在着力建构“兼容并包”得以实现的最为根本的外围基础——环境与秩序，而不是此前径直指向“兼容并包”的核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

一战结束之后，在北大已占据言论核心位置的新文化一派的师生中间，不得不出来谈论政治的看法已逐渐成为共识。比如，胡适就曾说过，“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17]他后来还回忆道：“在民国六年（1917年——引者注），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谈它。”[18]五四以后，当时的军阀政府认为“五四事件”是提倡白话文和攻击礼教的结果，所以也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施加压力和威胁，使原想置身政治之外的读书人的看法，比此前又进了一步，感觉非研究政治、过问政治不可。[19]从学生一辈看，国势衰微，“救国”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学生们普遍认为，要想“救国”，根本就在于“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于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成立。聚集了《新潮》与《国民》主要成员的讲演团，逐渐将以往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思想争论带到了街头及乡村。[20]在北大庆祝蔡元培五四后复职回校的欢迎会上，学生代表方豪的致辞颇具代表性。他说：

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21]

在一战后的社会现实中，如何取舍学术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已愈发困难。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一方面竭力使北大成为思想演进的学术机构，专研学术，与世俗社会的腐败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希望北大对社会有所影响，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尽管蔡元培试图努力使政治和教育相互独立，但他在北大培养社会使命感的尝试和对教育平民化的支持却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在此氛围中，要想分别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政治已越来越困难。[22]

唤起民智以图救国，可谓时人共识。北大师生间最主要的分歧只在于究竟选择何种道路、何种方式：是牺牲学术，发起运动，还是更为沉潜，以学问救国。蔡元培曾说过，“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23]但这并非代表他希望学生们只是固守书本中、校园内的小世界，更多是希望学生们选择更理性的方式，最为重要的还是以积累知识、探求学问为根本。其实，蔡元培从就任北大校长之时起，就曾多次强调大学应该“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4]他肯定五四运动对学生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25]而这两点皆可归结为学问的修养与提升。

直至五四热潮渐渐消退，蔡元培的这些设想才得到北大方面的一些响应。1920年暑假，已在美国留学的杨振声给新潮社同人来信，总结了五四后一年间学生思想上的变化。他说：

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动了！但是大家都站起来了，向那一方走呢；……所以我想我们以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不但要用杂志上零碎的知识来引导社会，促动社会；还要供给社会一种有系统的知识，有本有源的知识……不是东剽西窃，抄些无头无尾的学说去纯盗虚声。如此看来，我们尽现在多读书多研究学问，造成坚强的有永久性的学识，好预备作社会的真正贡献，倒是更要紧一些了！[26]

类似的思考也可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寻得共鸣。[27]但是，较之此种理性思考，学潮已渐有泛滥之势。1923年初，杨中明在《民国十一年之学潮》中列举的前一年各种起因的学潮就达123次之多。[28]梅光迪观察到，“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29]然而，五四后军阀政府更为严酷的压迫和威胁，反而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制造了理由。这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薪潮、学潮互为作用，扰攘不安，[30]无疑是蔡元培最不愿意看到且无力解决的局面。由此，他逐渐萌发的辞职念头，终于在遭遇“罗文干案”后爆发。所以他说此次辞职不牵涉个人意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使蔡元培治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那么，由北大内部的讲义费风潮而引发的蔡元培心态上的变化，更让其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北大校长生涯。所谓“讲义费风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至24日，北大部分学生因不满讲义收费而围攻校长办公室，并由此引发从校长蔡元培到总务长蒋梦麟及其他行政负责人沈士远、李大钊、李辛白等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校务陷于停顿的事件。蔡元培将其定性为“多数学生的暴动”，足见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31]可以说，自讲义费风潮之后，蔡元培在心态上已开始倾向于悲观，而“罗文干案”的发生更使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才会有“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决绝和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的感慨和行动。[32]

1920年前后，教育经费问题“实一最大而最要之事”。[33]国立八校为“饭碗问题”引发的索薪风潮就未曾中断过，甚至酿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华门惨剧”。虽然蔡元培认为，“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是“世间最痛心的事”，但在事关国立八校教育经费问题上，亦不惜代价与其他七校同进退。[34]国立八校曾多次尝试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但仍是一筹莫展。风潮发生前一月，各校索薪又未果，致使八校校长全体辞职。此时“岁达一万余元”的讲义费，也就成了北大一项颇占分量的开支。其实，蔡元培早在就任之初就提出过改良讲义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发过讨论，只因存在部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未能完全执行。[35]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与蔡元培讨论讲义收费的来往信函。众人皆希望“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赞同。他所署回信日期是17日，应是上午写就付印，此时风潮还未发生。蔡元培同意讲义收费，一方面是因有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短缺的实际情况，希望“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36]讲义收费案，本是评议会已讨论通过的议案，但仍未公布，写信众人并非当时参与讨论的评议员，自然无从知晓。[37]在学校经费愈来愈拮据的情况下，《北京大学日刊》此时刊载这样的讨论，可看作讲义即将实行收费的信号。

蔡元培这样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风潮：“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38]据在场的顾孟余回忆：“蔡先生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十人；其实当日为首者虽只几十人，而附和者实有几百人；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大家拥挤不肯走散，遂使当日秩序大乱。”[39]蔡元培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谦谦君子，但当日却对学生挥拳作势，怒目大喊“我给你们决斗”，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可以想见，蔡元培目睹学生“暴举”应是气愤到了极点。《京报》记者邵飘萍曾在风潮后建议“征收讲义，不如尽废讲义”。蔡元培阅后回信，解释北大讲义收费是在区分不同学科的不同需求基础上进行的，与私立学校强迫收费不同，认为“似乎体谅学生已极周到”。[40]显然，蔡元培已是认定，学生应该十分清楚学校正面临诸多难题，但学生不仅未能体谅，还从“内部破坏”，所以“很抱悲观”。

五四后，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41]蔡元培这种担心可谓颇具远见，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版刊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正可说明他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布告说，北大部分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蔡元培对此种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且语气甚为严厉地责问学生：“为教员者虽抱有满腔循循善诱之热诚，然岂能牺牲其人格自尊之观念。万一因少数者不慎之举动，而激其不屑教诲之感想，则诸君之损失何如？本校之损失何如？返之于诸君自爱及好学之本心，与爱护母校而冀其日日发达之初志，安耶否耶？”[42]事情的缘起，可从1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致教务长顾孟余的信中窥知一二。燕、王两位教授在法律系讲授行政法、国际法时，由以往的“纯粹讲义制”改为采用“简单讲义方法”，即“使其自作笔记，并以余暇翻阅参考书籍”，结果招致学生不满。为此，两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所采用的“教授方法殊难变更”，并声明“如竟不能得学生诸君一部分或全体的谅解，学校自有维持纪律义务。如竟不能维持，杰、棠等亦不愿牺牲正当方法，备员讲席，以至有负学校之委托”。[43]蔡元培之所以会如此“兴师动众”，正是因为不能容忍学生们“宜顺一时冲激，有自损人格之举动”。在这场争执中，蔡元培担心的正是学生们这些“外乎情理之举动”逐渐显露出的激进趋向与态度。

风潮因讲义收费而起，但风潮起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却认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44]他在10月25日风潮平定后的师生大会上说：

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

虽然事后蔡元培也承认对第三条猜测“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但他仍忍不住反问学生：“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45]语气中似怒气未消，也多少表露了一些心态上的悲观失望。在风潮发生前一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组织“北大同学会”，希望能以此联络感情，相互提携事业，以求改进校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46]当蔡元培满怀希望开始尝试改变北大精神涣散、形同散沙的面貌时，这突发的讲义费风潮无异于“起于内部”的“精神方面”的破坏，对他来说应是不小的刺激。

蔡元培承认，五四风潮之后，他就已经抱了“必退的决心”，但因为“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遂加紧评议会等各项制度建设，希望不会再“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当一切已经布置妥当之后，“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所以，此时蔡元培仍抱有一线希望，虽早已有了“退”的念头，却还未付诸行动。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宣言》里还提到，“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47]罗文干案交与法庭时间在1922年11月下旬，也就是说，蔡元培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计划退出。对此，胡适的回忆也可佐证：“蔡先生自去年十月讲义风潮以来，即有去志。他来劝我告假时，曾说自己也要走了，因为不愿在曹锟之下讨生活。……蔡先生去志既决，故于廿五周年开学纪念，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纪念已过去了，反动的政治更逼人而来。”[48]

让蔡元培下定决心的是彭允彝提议对罗文干案再审。蔡元培在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的辞职启事中表示：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49]

他在《不合作宣言》中详细解释了辞职的原因。文中开头便说“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他说道：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50]

以其人生阅历和经验而言，理应对此举所引发政局之动荡有所预见。蔡元培想要以隐退的方式间接做积极的努力，且早有此意，彭允彝事件是触发其实施辞职的导火索。

据深知内情的胡适回忆，最初是邵飘萍将罗文干再次入狱的消息相告的，蔡元培听后“很愤激”，便与汤尔和、胡适及蒋梦麟商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决定以辞职为抗议。在汤尔和的建议下，蔡拟定了辞职启事，并即日出京。[51]

蔡元培辞职本有借机对抗军阀政治的目的，邵飘萍也将辞职事件定位为“非蔡校长一人之进退问题，乃北京教育界奋起而与人格破产者战”，不仅关乎北京教育界之荣枯问题，实乃“中华民国全国教育界之存亡问题”。[52]但胡适认为最终结果“殊使人失望”。因为他的本意是极力想把抗议之事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但启事“专以彭允彝为主题”，外间也只注意到彭蔡之争，而“反动势力之卑污，真出人意外”，所以“不但不愿与为伍，并且耻与为敌对”，再加上实际响应的人“真太少了”，更让胡适不由得生出“饭碗的势力可怕，政治知觉的缺乏更可怕”的感慨。[53]

不过，胡适所言未能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只是以其所欲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而言，未免悬之过高。无论是社会舆论关注蔡元培以辞职为对抗的方式而引发的讨论，还是学界掀起的“驱彭挽蔡”运动，从其大幕拉开之时便早已身陷政治的泥沼，难以自拔。蔡元培辞职当日，陈独秀即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认为中国政治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比较进步的党派”来打破黑暗的反动政局，号召青年“万勿把蔡校长辞职当作仅仅一个教育问题，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54]社会舆论亦立即响应。《申报》有评论者敏锐地指出，蔡元培此次辞职，“虽发端于彭氏之干涉司法独立，而其实在原因则甚为复杂，与前几次辞职，实有不同”。正是军阀无日不存破坏教育的野心，逼迫其选择“洁身引退”。文章重提几个月前的讲义费风潮实有军阀在背后作用，同时又举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刘彦、农业专门学校校长章士钊为例，称他们“皆政学系，皆湖南人，又皆国会议员”，以此证明彭允彝是有意借此极力扩充党派势力。文中还提到虽然彭尚不敢公然夺取北大，但此前不久下达的整顿学风的训令，已是“匣剑帷灯，固已隐有所指”，因为此前彭就曾对内阁总理张绍曾说过，“北京学风之嚣张，实自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始”，言语之间颇多暗示。[55]

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舆论枪口便一致朝彭允彝开炮，除了对干涉司法公正的指责之外，其出长教部之后不容于学界之“倒行逆施”也要逐一清算。人们眼中只有彭蔡之争，对于蔡之辞职是应时而起，还是早有计划，无暇顾及。且到了辞职事件发生之后，比起探究蔡辞职之原因，如何平息学潮、政潮和法潮才是关注的焦点。

彭允彝之所以能够署理教育总长，得益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保荐。[56]早在1922年12月署理命令发布之时，教育界就通电表示全体反对。[57]彭执掌教部虽时间不长，麻烦却是不断：先是教育部职员罢工索要薪水，再是法专校长问题，学生指责其任用私党，又有随意裁撤教部职员引起抗议，还有八校亲往谒见提出经费问题等。[58]他想动用行政权力整顿学风以规束各校，虽已通过阁议，却没有任何反响。[59]待到罗文干案再审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对彭允彝之攻击呈排山倒海之势，甚至颇有些“墙倒众人推”的意思。[60]

这种“一边倒”的局面，虽使得彭允彝的回应略显微弱，却也是十分重要的观察角度。1月19日，即蔡留书出走后的第三日，彭就公开发布通电，为自己的行为辩驳。他说：

查声请再议，本告诉人一种权利，此案既显然损害国家，国务院为代表国家执行政务机关，国务员为国务会议中之一员，依法提议，责所当然。至再议后，如何侦察，如何处分，其权仍在法庭，何谓破坏司法独立？虽经再议，诉讼应否成立，自可依法办理，何谓蹂躏人权？以国务员商议国务，何谓侵越权限？国会为代表民意机关，对于罗案，屡有提议，自应郑重办理，何谓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同意案之条件？若果如蔡校长所云，国务员对于国务不能置议，蔑视国会而不顾，目睹国家蒙受损害而不理，如此即可见好士林，不受国人与天良之谴责乎？蔡校长身为国家最高学府表率，且曾任最高行政长官，乃亦发出此不规律之言论，实深惋惜。且允彝以国务员议国政，则被蔡校长任意指摘，而蔡校长以校长资格横干国政，又将何说之词？允彝不自量度，妄欲整顿学风，为国自效，讵料国立大学校长亦出位越轨如此，瞻念前途，至为可痛。除呈明大总统外，特将国务会议议决罗案声请再议始末详电奉达，即希察鉴。[61]

彭允彝此番通电从其身份与职责入手，主要回应蔡“蹂躏人权”和“干涉司法公正”的指控。其立场也并非没有支持者，《顺天时报》就刊发评论说：

退一步而言，本善意以解释，亦可认蔡校长之出此举，乃厌恶之出此举，乃厌恶政党势力侵入学界，特借此以泄公愤也。果而，蔡校长之行为，殊不能不谓为一种巧妙策略也。换言之，即无异制敌人之机先，乘敌军策战尚未完备，突然实行奇袭，冀借此博得世间之同情，使政学会狼狈不堪，蔡校长或可不去。纵蔡校长或竟去职，而胡适及其他教授亦或无务去之必要耶。[62]

《大公报》上也有类似言论：

英文北京日报，亦于昨日论说中，评判蔡氏之辞职曰：吾人以蔡氏今次所出之行动，不能认为贤明之处置。蔡氏辞职之原因，谓在于教长之干涉司法独立。而一学校长，与司法独立问题，果有若何之关系耶。时彭教长为提议之逮捕罗氏者，然该提议既经国务会议议决……且国务员不论为教长、财长，均是政治家也。蔡氏特一学校长，决非政治的领袖。蔡校长之辞职，决非贡献于司法独立者，斯种辞职，仅有惹起教育界新风潮之效果，非有若何裨益于司法独立者，且致损伤蔡氏所努力保持之人格也。[63]

相对于铺天盖地讨伐彭允彝的言论，此时替彭说话，无异于是助纣为虐。坊间早有传说，彭允彝发出整顿学风之令，意在向教育界安插私党，是其以政党干涉教育的罪状之一，但以“巧妙策略”来形容蔡元培，将二人争斗视为派系之争，甚至在某些人眼中，将蔡看作“学阀之领袖”，也是借其声望鼓动学生，在本质上与彭允彝并无不同。[64]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之下，以派系来揣度蔡元培恐怕是触犯了学界之底线，看似在替彭辩驳，反而使彭之为人更显卑劣。对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一边发表通电，一边还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不断为自己申辩。[65]彭允彝辞职举动被指责为缓兵之计：先是以退为进保住自己的位子，再徐图排除异己，占领教育界。[66]不久又有消息说，彭允彝曾面见黎元洪，称蔡把持京师教育多年，且鼓动和利用学生发起学潮，理应对蔡“加以惩戒，以儆效尤”。[67]此后黎元洪退回其辞呈，似也坐实了黎与彭本是沆瀣一气。1月27日，彭允彝再次提出辞职，但其辞呈中全然没有要退的意思，仍是大谈其为经费筹措之计划，其中“部校经费无着，深恐整顿学风，不能始终贯彻”等语，不过仍是借此为自己辩解而已。[68]

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几乎销声匿迹，只在1月23日抵达天津后有一公开应答。[69]胡适后来称自己“在这时候差不多成了蔡先生的唯一辩护人”，是因为蔡元培辞呈与启事公布之后，他曾连续在《努力周报》上刊发多篇文章，态度积极。在胡适看来，“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为抗议’的决心。他这一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还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胡适之所以称赞蔡元培此次的举动，“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70]蔡元培确曾引《易传》“小人知进而不知退”的话，认为近年来的许多纠纷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他才选择“退的举动”，目的就是要“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71]

胡适读过蔡元培的《关于不合作宣言》之后，借用《晨报》说法称之为“不合作主义”，对其“不合作”也有解读，认为并不能简单去判断蔡的态度是“完全消极”的，因为他的一去“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无论如何，他的去志十分坚决。所以，以“一去为奋斗”的蔡元培是决不会回来的。明白了这一点，与其主张挽留蔡先生，“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72]

对于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社会舆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支持蔡元培的出走，但认为其行为仍免不了要做“北京万恶政府的文化事业上的一个装饰品”。[73]陈独秀也希望能通过此次事件引发民众反思，但言辞语气却激烈得多。陈独秀曾在《向导》杂志上连续发表数文，评论蔡元培的出走是“一个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义”，“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他认为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是“消极的”和“非民众的”观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因为如果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只采取消极的态度，非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反而会“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这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陈独秀对蔡元培一直倡导的“教育独立”也表示质疑。他说：“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我又要问：若只是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这种军阀横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独立的教育经费有何力量可以保证不被军阀拿去？”[74]陈独秀由此认定，“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断然不能采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批评想要“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75]邓中夏也对蔡元培奉行的不合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是消极的。他提出，此次运动的目标不应该特别注意“挽蔡”，也不应该特别注意“驱彭”，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将军阀政治根本推翻后，这两个小问题便迎刃而解，从而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整个反动政权。[76]

从性格上讲，蔡元培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的信念可以带领他满怀希望开拓功业；不过，当这样的努力遇到现实政治的强烈刺激之后，他性格中不妥协的一面也会有相当决绝的表现。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蔡元培皆曾居高位、掌大权，但他并不十分看重“位”和“权”，而是首要判断“位”与“权”是否皆由“道”而出，颇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意味。不过，虽然蔡元培能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且在宣布辞职之前已在心态上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是这些变化皆属隐秘的内心活动和情绪积累，不会轻易外露，外间自然也不易察觉。所以，当蔡元培宣布辞职之后，以其在社会各界的威望所积蓄的能量来看，自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二 “非蔡不可”：教育界的“驱彭挽蔡”

五四后，学界对北大校长“非蔡莫属”渐成普遍认识。蔡元培辞职的消息一经公布，学界立即提出“驱彭挽蔡”的口号。在“蹂躏人权”和“干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下，面对不可调和的彭蔡之争，学界理所当然地选择站在蔡元培一方。随着学界抗议运动的深入，彭允彝卑劣之为人和品行暴露无遗，学潮与政潮相互激荡，事态愈发难以控制。“驱彭”之声也不再只出现于北京教育界，而是逐渐成了一场全国学界齐动员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蔡元培除了在天津发表《不合作宣言》作为声明之外，并未在后续的运动中发声，而这也给“驱彭挽蔡”留有很大的“运动”空间。

在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北大学生。18日晨，北大各院即有“驱彭挽蔡”之标语出现，甚至有在法学课堂上师生共同痛哭者。[77]当日下午，北大学生开全体大会，商议应对办法。到会者近两千人，众人一致认为，此事“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会议议决：（1）驱逐彭允彝；（2）拥护司法独立；（3）挽留蔡校长；（4）警告国会。若皆不能奏效，则采取五四之时对待曹、陆的手段来处理。[78]显然，无论是北大教师还是学生，此时直接利用的思想资源都是五四运动中“挽蔡”斗争的先例。18日下午，八校校务会议也召开紧急讨论会，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行挽留蔡校长，遂赴蔡宅请其收回成命，却未能如愿见面。[79]因事关重大，各校未敢轻易表态，定于1月20日详细讨论后再予决定，务求保持一致态度。[80]19日上午，北大教职员亦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五项：（1）发表宣言与呈文表示态度；（2）组织临时教职员会；（3）照常上课；（4）与学生取一致行动；（5）反对彭允彝。[81]

18日北大学生全体大会上曾有人临时动议，难保黎元洪不被人利用，同意蔡辞职，所以又选派代表赴黎宅请愿，但被告之黎氏尚在办公，遂有翌日上午面见总统之举。[82]19日，黄日葵、杨廉等代表四人面见黎元洪，当面提出罢免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要求。但黎之态度颇为敷衍，称彭之去留，权在国会，自己并不能做主，教学生向国会方面做功夫。[83]19日正是众议院内阁投票之期。当日下午，北大、法专、医专、工专等校学生约千人，赴众议院请愿勿投彭同意票。学生手持“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拥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小旗，大队之前还有“警告国会”之横幅。不料却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计受伤者二百余人，重伤入院者五十余人。[84]学生请愿被打，立即引发多方持续抗议，事件进一步升级。[85]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北大教职员于当日再次开会，进一步提出罢免彭允彝的要求。[86]呈文将此次辞职与当年五四后出走相提并论，认为“事略相同”。当年全国学界为此扰攘了数月，所以假使蔡元培此次不能立即回校，“必致影响于教育前途者甚大”。而彭允彝“一日在职，则蔡校长一日不回”，所以要求“立即罢免彭允彝教育总长之职，并切实慰留蔡校长，以安教育而弭学潮”。[87]

学生正当请愿被殴打，不仅再次印证了蔡元培辞职宣言所宣称的无比黑暗的现实政治，而且也成了彭允彝摧残教育界的有力证据。社会舆论明显倒向于交锋中处于劣势的学生。高一涵在《努力周报》上评论说，宪法准许人民请愿的规定，本是为了防止人民“轨道外暴动”，是减少革命流血，但当政治本身清明无望时，便不能坐以待毙。只要不是态度消极，立刻可以联想起来的是“只有革命”这四个字。议会对待请愿学生的方式并不是要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绝灭人民对于政治的一线希望”，反而是在制造革命。无论是使国家免去革命祸乱的人，还是以革命自命的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政治前途令人忧虑。[88]还有人直指彭允彝是“顽钝无耻之徒”，因缘附会，靠依附军阀才得以出长教育，其“生平无所为，亦无所不为，惟视其能否达升官发财之目的以为进止”。[89]对此，彭允彝一面欲缓解事态，发表辩解之词；一面提出辞职，虽被黎元洪退回辞呈，但仍散播辞职出京之言论，以避攻击，实则赴西山后即潜回北京，积极在议员当中上下运动。[90]

在这样强烈的流血对抗之下，学生群情激愤，被打当日即在法专开会，决定组织“北京公私立各校学生联席会议”，延请律师控诉纵警行凶之主使，且将具体情形通电全国学界。同时，大会亦计划致函国会表明态度，反对彭氏出长教育，敦请蔡元培回校。[91]彭允彝控制下的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决定解散该校学生会，重新组织学生委员会，与北京各校代表联席会一致行动。[92]

然而，学生们流血请愿并未发生作用，众议院仍投彭允彝同意票。[93]据吴虞分析，彭本不能通过，但因北大学生请愿，“议员深恨学阀，始特将彭允彝通过矣”。[94]北大教职员、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或为学生受伤事件发表宣言，或发表上府院之呈文，坚决否认彭允彝，挽留蔡元培，并要求彻查打人事件。[95]华北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均对受伤学生表示慰问，并发表宣言谴责军警之残暴行为。[96]江苏省教育会发表通电，表示“抱教育救国之志愿”，谴责彭允彝破坏司法公正。[97]另有自称江苏公民的杨鄂联等二十五人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五条办法，并特意提及政府若不罢斥彭允彝，则“全国公民不论学商各界，本五四精神与之立抗”，态度相当坚决。[98]上海商会会长曹慕管也致函蒋梦麟等人，将此次学潮看作“革新政治导线”，表示商界也要“与学界一致奋斗”，并称已派代表往见孙中山表明决心。[99]社会各界也接连发出电文，表示支持北大师生，一致要求“驱彭挽蔡”。[100]

胡适曾将学生请愿被殴事称为“国会对教育界宣战，也就是恶政府对清议宣战”。[101]北大全体学生后来发表宣言，也意识到校长蔡元培的辞职“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宣言称：“蔡先生这次离开北大，的确是为政治糟得不像样了，的确是不忍苟安于这种政治状况之下。他的辞呈的确是一篇对于现政治的‘抗议书’。我们学生也有国民的天职，对于这种政治情形，也不能漠然坐视。我们‘爱国勿忘求学，求学勿忘爱国’，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也必有一种恳切的表示和运动。”[102]“爱国”“求学”之论本是五四后蔡元培率先提出的，他想要劝诫青年们不能因为爱国而荒废学业，救国仍要把研求学问作为根基。[103]此时，学生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实际政治的旁观者，而是要求有“恳切的表示和运动”。北大学生却以蔡元培所言之反面立论，恐怕多少也让人有些无奈。

但也有记者从“某校学生领袖”处得悉，1月19日下午学生赴众议院请愿，本意是想闯进众议院，扰乱全场秩序，使当日无法投票；还想以五四时对待曹、陆、章之手段对付某议长。其目的就是要扩大风潮，联合全国学界，“对国会做某项根本举动”。[104]此论言之凿凿，虽无旁证，却也并非完全不足信。其实早在此次学生请愿被殴事发之前，《申报》杂评作者“冷”即对可能到来的学潮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将已成形之“军祸”“议祸”与“将行发轫之初”之“学祸”并列为“三祸”，认为青年学子是出于国民的社会责任与“二祸”对抗，但若“执政之人不思消弭之或且激荡之”，则“他日养成之果，将视今日之军祸、议祸而未必稍减者”。[105]随着北大教职员、学生以及京师教育界的风潮日趋扩大，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尽量消弭各方冲突，控制风潮范围，于是以大总统黎元洪名义发电慰留蔡元培，一再要求“能以教育问题为范围，勿涉其他政治，免致反对者有所借口”。[106]

蔡元培辞职事件，本只关乎北大一校，若从驱彭角度考虑，法专因校长问题也算是牵涉其中。但学生请愿事件之后，事态扩大。20日，各校学生先是各自表态，北京中等以上二十余校代表又联合起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委员会，一致行动。[107]同日，八校联席会议开会，议决发表宣言，反对彭允彝，呈请府院予以罢免，并挽留蔡校长，彻底查办众院殴伤请愿学生之指使。同时，经各校商议，只谈“驱彭”，不谈罗案，以免教育界招致政党色彩。[108]但事态发展至此，走向如何，能否不涉政治，已经越来越失去控制。

1月23日，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派代表蒋梦麟、杨栋林、陈启修往见总统黎元洪。代表希望对“驱彭挽蔡”有更明确的表示，黎当即说，“你们学界被人利用”，“你们学阀，动辄聚众，所以巡警辄打起来，并且他们不知来的人是学生，且彭之罪何在？再罗案是法律问题”。教职员代表谴责彭干涉司法公正，黎则回应说：“在法律上彭并未破坏司法，而教育界人，却反借法律问题干涉行政。”代表与黎又就罢彭及学生被殴等问题辩论良久，黎又有“学生不应恃众而有越法之举”“教职员动辄教学生恃众要求，亦属不合”等论。[109]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断难调和。

面对学界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反对声音，彭允彝也有所行动。他见已获得众议院同意，态度反而逐渐强硬起来，甚至向黎元洪放言，“如蔡氏复职，我必退职，决不恋栈”，另外还不忘攻击蔡之辞职“内容极其复杂”，因此其整顿学风之目的就是“决不能为一党一派所征服”，颇有不惜与学界决裂之意。[110]

彭允彝之所以有此等信心，也是与投票之前并不明朗的形势有关。虽有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议员审慎投票，但人数上并不占优。[111]参议员中还是有不少彭的拥护者，他们准备投彭的目的，是想借其严苛手段整顿不靖之学风；另有部分议员则游移于两派之间。[112]1月24日，虽有各校学生再次请愿，但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下，参议院仍投票通过彭允彝。[113]北大学生当晚即召开大会，明确表示将“驱彭留蔡而扩为否认国会、脱离教育部”，同时通电全国，宣布国会及政府罪状，并派人广泛联络社会各界适时罢工、罢业，以为后援。有人曾对此后的政治局势表示担心，称：“彭氏未通过前之学潮，虽内幕中原因复杂，然表面上究为彭蔡二人问题。若彭氏果被否决，无论蔡氏是否回京，学生及教职员，皆无题目可做。乃一般政客，竟不肯抛除私见，目下已明明成为政治问题。”[114]新一轮风潮正是由此继起，甚至连“久不与闻此事”的严修也发函，沉痛表示“恐前途将发生绝大危险”。[115]

1月25日，女高师校长许寿裳、美专校长郑锦、医专校长周颂声、工专校长俞同奎，不忍见于教育沦为政争之具，廉耻道丧，集体提出辞职。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收拾。随后召开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商讨应对办法，议决：（1）继续上书，要求罢免彭允彝。在未得替任者之前，所有事件均不经由教育部直接与总理交涉，以示决绝。（2）派代表慰留四校校长，且表示除现任校长之外，无论何人拒不承认。同日，学生联合会也在北大开会，针对彭之问题议决多项。[116]学界态度虽然坚决，且从彭允彝署理教部之日起，反对者与日俱增，但两月以来，彭之地位非但未曾动摇，反而在痛骂声中顺利过关，蔡之辞职与预期差距甚远。“挽蔡”与“驱彭”本是一事之两面，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驱彭”的议题更加占据上风，而“挽蔡”的呼声似乎微弱了不少。

1月26日，国立八校联席会议代表十人赴国务院请见国务总理张绍曾，将昨日决议当面转达。代表会面之初便申明是专为请罢斥彭允彝而来，不涉及蔡之辞职及罗案，并历数彭到部之后种种措施乖谬之处，谓之“毫无人格，非去不可”。对此，张绍曾却拿出“对事问题，易于解决，对人问题，颇涉纷纠”的态度，甚至有“世间较彭更无人格者甚多，此时不必计较，俟机会到来，自有局面开展之日”之语。[117]张对彭有意偏袒，会面最终不欢而散。同日，彭允彝忽然再次提出辞职。舆论评论说“其假惺惺之辞职正为满腔得意之表示”。[118]面对舆论一片声讨之声，张绍曾默不作声，助长了彭之气焰，其与学界之对抗也进一步升级。

对于如何处理蔡元培的辞职，尽管北大教职员、学生在外界看来是采取了一致行动，但在北大内部最初讨论之时，各方特别是教职员意见并未即刻达成一致。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吴虞在日记中说，蔡元培辞职后召开的全体教职员大会，“教员到者，不过三分之一”，“人心亦殊可见”。[119]他们在具体讨论时也多有分歧，“有主张激烈者，有主张和平者，有折衷持平于两派间者”。激烈一派主张继续请愿，甚至不惜再次上演流血惨剧。和平一派则以为，流血之举无益于实际，只须专注“留蔡去彭一点上缓和做去”。而最终则是折中一派“大占优势”，具体的主张包括：不采用破坏秩序之举动；不坚持非蔡来不可，但须贯彻去彭主张；始终抱教授治校之主旨；等等。而其中的中坚人物，如胡适之、顾孟余等，极力反对停课，还特别提出“如有校长则非蔡来不可，蔡不来，则无校长亦可以维持”。[120]五四之后，北大逐步实行教授治校，即便是校长不在校，也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进行。在这样的情势下，北大内部越来越多的有关校长人选的不同声音，可以说是教育界内部多元化的缩影。

蔡元培最初以个人名义提出辞职，而非援引之前国立各校一并行动的惯例，正是因为“法专与农专为彭系的人”。[121]早在前一年，北京教育界内部就已不复五四前后共同进退之势。据胡适1922年4月9日日记，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大会。会上多数人主张延长春假，实则是不满政府拖欠薪酬变相罢课。蔡元培亲自出席会议，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坚决不肯延长春假，并表示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但不能抵抗”，各校仍一律开课，但联席会议各代表则选择一齐辞职。[122]1922年7月，在中国教育改进社济南年会上，众人因是改革还是取消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问题发生争执。此后，报章舆论即出现北大企图吞并法专的消息。[123]曾任年会高等教育组主席的蔡元培特意撰文说明真相，感慨道：“方今全国教育事业，均有朝不保夕之势。北京国立各校，尤危险万状。彼此互助不遑，岂宜再于内部争无聊之闲气。”[124]蔡元培不想为“无聊之闲气”起争执，但已有某些人认定势必要争一争高下。当然，所欲“争”的不单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更有京师国立各校的地位与利益。北大因其特殊之地位，向来以群伦领袖自认，处处争先，却也因此树敌不少。[125]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就职之后，学潮亦未因寒假开始而稍有停歇，再加上教育经费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126]彭允彝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派代表当面挽留蔡元培。[127]北大方面态度强硬，表示自2月1日起绝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公文，具体校务由评议会维持，同时继续“驱彭挽蔡”运动，拒绝政府任命校内外之任何人出长北大。[128]对此，彭允彝也不甘示弱。2月9日，他与大总统黎元洪联名发出了“整顿学风”的训令，指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表示将“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准备再施重拳。[129]之所以有如此决绝的态度，除了要压制愈加高涨的学潮之外，也是针对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后迅速掀起的各校学生的声援而渐有的“学潮”“工潮”合并之势。[130]政府的态度无疑意在阻挡蔡元培返京，想以最快速度抑制风潮扩大。直到2月底，双方仍在僵持，学生开始出京寻找外援，而彭允彝也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对抗又有逐渐扩大之势。[131]此时，上海《申报》以《北大校长问题之各面观》为题，分析了此次风潮可能的走向：

若是仅就北大一校现状以观，在彼等教职员及学生，固明知蔡氏必不能来，而仍口口声声谓非留蔡不可者，则以其最后有两种目的焉，第一目的在于倒彭，第二目的在于离教部而独立，或即由此创成一种废弃校长，教授治校之理想新制，倘二者不能达其一，则无论何人来长校，皆不能让其安稳接办下去，此则彼等业经决定之主旨也。[132]

与民国期间的历任教育总长相比，彭允彝恐怕是声名最差者。除了干涉司法公正的罪名之外，每每披露于报刊之上挑衅和侮辱学界之语，以及与学界之人对话时居高临下之姿态，都是其招致众人唾弃的原因。且不论蔡元培本人是否同意回校，在彭与学界水火不容的情况下，只有彭去，蔡才存在回京的可能性。以此来看，“驱彭”是实现“挽蔡”的前提。

3月，北大正式开学，评议会与总务长、教务长继续共同维持校务。[133]北大教职员、学生仍坚持“驱彭挽蔡”运动。[134]彭之行为，各地学界亦有目共睹，纷纷加入驱彭队伍，以示声援。[135]经亨颐后来评论说，国会议员对学生、职员的请愿、抗议置之不理，甚至是藐视，正是因为“他们认学生完全是对手了”，“他们是政客生活中人，并非看学生都是政客，一定是看学生所敬爱的蔡先生是一个大政客。彭允彝也不过是政客，半斤八两，对手八马，所以有此结果”。[136]其间，彭允彝威逼利诱，用尽手段，不惜在各校造谣生事，离间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意在酿成风潮，借机以私党替换各国立大学校长。[137]“五四纪念日”当日，学生谈起四年来一事无成，群情激愤，遂提出要像当年一样，向与曹、陆有相等罪恶的彭允彝“下一总攻”，非实行驱逐不可。会后学生分作两队，一队往教育部请愿，一队则赴彭宅抗议。彭允彝似早已得消息，躲避不见，赴教育部一队遂散。至其私宅一队，因见彭不获，以砖头瓦块撞门，又向门窗掷入无数石块，险些酿成惨剧。彭允彝因八校教职员屡次索薪及反对教育当局之积愤，借此诬陷教职员指使学生攻击其寓所，先是通电并发训令，大骂蒋梦麟、杨栋林、马裕藻等北大教职员，并向地检厅提起控诉。[138]北大教职员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一面通电全国澄清事实，一面亦向地检厅提起反诉。[139]双方剑拔弩张，毫无转圜余地。6月初，医专因改大学事和法大因校长事再酿风潮，北京小学校教员又因经费无着宣布罢课。[140]以上种种事情尚未了结，6月中时局却大变，张绍曾辞职，教育总长彭允彝虽不舍官位，却也无奈随之去职。“驱彭运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告终结。

彭允彝正式就任之后，“驱彭”声浪就盖过“挽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大始终是与彭允彝交锋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蔡元培提出辞职之后，行踪不定，联络不畅。1月17日，蔡元培发出启事，提出辞职；当众人以为其早已南下之时，蔡元培却在津门做寓公；4月初始离津赴沪；5月中最终确定赴法行程后又往浙江上虞、绍兴等地游览，间或演讲。[141]北大教职员在得知蔡元培赴法行期已定之后，向其致函，请其回校；同时，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面陈请其返校复职之决心。信函列举其中一条理由为：

吾国社会之不良，政治之腐败，非从根本上加改革不可。而改革之方，端在从实际上积极的进行。若消极的与恶社会宣告脱离关系，以云独善其身则可矣，以云改革，则同人等未敢遽然赞同也。况先生居吾国最高学府领袖地位，先生诚欲力挽颓风以与恶社会、恶政府图，正可借此机会，积极从实际上进行，以收万一之效，断不宜因厌弃一二小人之故，立即置身事外，飘然远引，堕数年缔造之功，遂奸人破坏之愿也。故揆之于理，先生似不可去。[142]

书信最后还提及“驱彭”运动的善后问题：

再就现在实际情形论之，在先生既因不屑与彭允彝伍而去职，或因此物不去，不欲返校，同人等亦未尝不了解先生之苦衷。故在勉力维持校务之时，无日不以驱此恶物为帜志……先生若竟去国，则此物虽去，同人等又将何以善其后乎。

信文最后有“事机迫切，急不择言，失检之语，惟先生谅之”等语，执笔者应也察觉文中所述较为直白，不过总体来看，行文重点仍在以情动人，其“赌注”似放在蔡不忍心对其付出心血撒手不管之上。北大教职员请求蔡校长回校，并非敷衍的官样文章，只可惜对蔡“早有去志”之语未能领悟。站在蔡元培的立场，既已离开，便无法回头，其好友张元济就曾来函相劝：“一彭允彝去，而来者无非彭允彝，且愈趋愈下，尚有不如彭允彝者。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143]最终，蔡元培亦如张元济所言，不为与北大之情所动，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申明自己不能复职的苦衷，旋即携眷远走法国。[144]至此，蔡元培1923年辞职事件告一段落。北大校长一职，蔡元培仍援引五四运动后之先例，请蒋梦麟予以代理。[145]这样的安排又为蔡元培1926年归国后的复职风波埋下了伏笔。

与五四之后的“挽蔡”运动相比，尽管是同样的函电交驰，但无论是政府一方还是教育界一方，辞职事件发生之后，不仅少有直接发给蔡元培表达挽留的函电，而且也少有派遣代表当面劝说蔡元培的实际行动；与此同时，蔡元培本人态度也远不如五四之后积极，并未就辞职问题有过多表态。特别是当社会各界将注意力集中于蔡元培辞职背后的政治问题之时，挽留校长蔡元培的要求反而退到次要的位置，只是达成“驱彭”目的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尽管蔡元培的辞职，从一开始即非孤立的教育事件，而是蕴含着反抗黑暗政治的意味，但“驱彭挽蔡”运动自一起，就超出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最初预想，最终由“学潮”扩大至“政潮”，京师教育界更是将蔡元培的辞职转化为争取教育界权利的一次斗争。蔡元培在此一过程中的角色，可谓颇有些尴尬：众人欲借重其声望向现实政治施压的出发点，再加上逐渐失去控制的政治运动的走向，都使得蔡元培在整个事件中逐渐陷入某种符号化的境地。蔡元培的辞职，众人有欲借此事反抗军阀政治的意味，蔡元培自己也有欲借机而退的个人选择。而随后掀起的“驱彭挽蔡”运动，强调的只是其反抗军阀的一面，而少有关注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蔡元培的所思所想。在这样并不对等的聚焦之下，蔡元培因其反抗军阀的一面而被视作了追求独立精神的代表。

纵观整个“驱彭挽蔡”运动，北大内部师生之间以及京师国立各校之间在如何挽留蔡元培的步骤和方法上多有分歧，但基本上能保持对“挽留蔡元培”行动的认同。作为一场以“胜负论英雄”的政治运动，对运动结果的过多关注，往往容易遮蔽或是有意忽略行动背后的众多分歧。蔡元培是历史记忆的参与者和书写者，他的选择也会影响记忆之形成。对待怎样挽留蔡元培的问题背后映射出的正是民国教育界五四后之分化，同时也说明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也有了细微的改变。

第二节 已有微词：1926年复职风波

自1923年初蔡元培因“罗文干案”辞职远走欧洲之后，关于他能否继续担任北大校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从1924年开始，每当国内政治环境稍有变化，北大师生即频繁发出函电，催促蔡元培回校复职。1926年初蔡元培归国之后，面临的是北伐在即的政治变局和经费枯竭的教育状况。毛子水将1923年曹锟贿选以后至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北大的“晦盲否塞”时代。[146]正是出于对当时现实形势的实际考量，蔡元培才会对北上复职一直踌躇不决，并最终选择上书国务院及教育部，想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留在南方为新政权奔走筹划。

客观地说，与五四运动中的“挽蔡”及1923年的“驱彭挽蔡”相比，1926年的蔡元培辞职事件，并没有引起全国范围内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其影响大致只限于京师教育界，特别只是在北大教职员、学生内部。但此一事件正是蔡元培与北大关系的转折点：蔡元培本来被北大师生赋予厚望，但他非但未能临危受命，反而采取断绝关系的辞职方式。北大师生频繁急促的慰留函电背后，外间的猜忌和怀疑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时人记忆中的蔡元培的形象，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 竭力挽留：各方对蔡元培复职的认识

1923年12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会上，代理校务的蒋梦麟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北大虽屡经风潮，但正是因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因此“至今犹能巍然独存”。[147]其实，蒋梦麟对“北大精神”的概括，仍源于蔡元培长校之时屡次强调和遵循的治校原则。自蔡元培离校后，北大校务不过是因循旧例，勉强维持而已。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期教育经费愈发难以筹措的状况之下，蒋梦麟曾坦言，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48]

尽管自1923年后蔡元培已经不再过问具体校务，但北大师生仍坚持认定蔡元培为校长，盼望他能早日回校，一遇机会便发函电促其归国。1924年底，北京政局激变，贿选总统曹锟去职。“各方面皆抱有更新之希望”。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北大评议会、北大学生会，纷纷致电远在欧洲的蔡元培，劝其归国主持校务。[149]傅斯年、罗家伦也写来长信陈说蔡元培归国之必要，“情词悱恻”。此时同在法国的刘半农更是受命亲自相劝。然而，蔡元培对此显得多少有些冷淡。他只是分别致函评议会和蒋梦麟，解释自己在欧洲的美学及人类学研究刚刚开始，“未便中辍”，并未答应回校复职。[150]蔡元培后来又给评议会发一长函，恳请援引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至少于暑假后再续假一年”，继续留欧研究。[151]他的申请经评议会讨论通过，其归国时间遂延至1925年暑假前后。不过，蔡元培归国行期一拖再拖，初定于1925年5月间，又因事耽搁延至9月，再改为11月，及至启程动身，已是12月中旬。

1926年初，当离开北大将近三年的蔡元培自法归国的消息公布之后，北大学生会便首先行动起来，开始筹备欢迎校长之事，并最终商议确定了先行去电欢迎、派代表赴天津欢迎、抵京时全体赴车站欢迎、停课一天开欢迎大会等众多计划。[152]2月初蔡元培抵达上海之后，一直忙于参加各类团体的欢迎会，并未对是否回北大复职问题公开发表任何看法。[153]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蔡元培复北京一友人的电报，称“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154]当时，北伐在即，南北局势已是剑拔弩张。蔡元培有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4月初，他又公开致函北大评议会和代校长蒋梦麟，表示自己“目前尚难于抽身，稍缓即决定行期”。[155]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中国年少之士，被其所毒，非加遏制，则政府难安。”[156]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蔡氏返京已难以立即成行。

在时人眼中，蔡元培对于北上，略显推诿，也由此引来不少猜忌。就连平日向来很少过问校务的周作人也特意致函蔡元培，劝他早日回校。周作人表示，自己在得知蔡元培返国即行北大的消息之后，“以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之中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所以“不胜欣忭”。但是，翘望数月，自春徂夏，却未见蔡来京。且近来又有蔡暂不北上的消息传出，“不能无惑焉”。周作人对蔡元培不忍与卑污政治为伍的行为也表示“非不能了解”，只是存有一些“未敢尽赞同者”。所以，他说：

先生当年因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周作人此信言辞恳切，同时略有质问之意，可谓相当直接。从行文看，他先是消除了蔡元培复职政治上的顾虑；再举出北大当前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动之以情；最后则将因蔡元培不允回校可能引发的北大规章冲突，引申为“北大法治之精神”的失落，而补救之道则唯有蔡回校。此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4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北大校方显然也有欲借周作人此信表达众人之意的意味。然而，相对于周作人的“语长心重”，蔡元培的回复则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在周发信二十余日之后的5月15日，蔡元培才回复一短函，表示“感荷无已”，但仍表示自己“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只是因为胃病发作，不能立刻北上。[157]

4月底，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北京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乱。[158]奉系军阀派兵包围北大，蒋梦麟被迫避险逃走，校务几乎停顿。[159]到了5月13日，北大发电报再次催促蔡元培于新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蔡元培将回复周作人的信文，在字词上稍作修改后发给了北大评议会，仅答应俟胃病稍愈“即行首途”。[160]18日，北大评议会觉得以往催促蔡元培返校的电文未能尽言，特意再发一长函，详述挽留理由。此前，评议会中已有人揣测蔡元培之所以“行止之不决”，“或不是因为本校外界环境有何危险，而系于对本校内部之改善有所疑虑”。对此，评议会特意“敢负责”地解释，尽管自蔡元培离校后“外间对于本校诚然有不少的攻毁”，“虽不敢谓外间攻毁，概属非是”，不过，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所以，“假使先生北来，则凡先生图利学校与学术之计画，实不难次第实行”。此外，信中还抛出北大“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想借助蔡元培“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之职，为北大筹措经费。蔡元培读过此信，也表示“函中情词勤恳，面面想到，培非木石，能无感动。苟能力疾启行，自必即日首途”。[161]

但是蔡元培再次食言。6月28日，他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及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之职。[162]此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北大师生及京师教育界的强烈反应。7月2日下午，北大评议会开会议决，一面致电蔡元培请其打消辞意，一面函请教育部速去电挽留。[163]后又开第二次评议会，议决两项办法：（1）再去恳切详细公函，请立即打消辞意；（2）召集教职员大会，讨论办法。[164]4日上午，北大学生会暑假留京代表也开大会讨论蔡元培辞职问题。会议一致议决，除了致电蔡校长“请其顾念及全体同学爱戴诚意打消辞意，早日回校主持一切”之外，也函请教育部恳切挽留，并表示“在蔡校长未回校之先，部派任何人为代理或正式校长，均不承认”。同时，学生会还要对外发表宣言，表示“除蔡孑民先生外，国内任何人均不堪胜任北大校长之职；故苟有妄冀为北大校长，而冒昧一试者，将以极强之手段对付之”，“务达到蔡校长回校之目的而后已”。[165]

8日上午，北大教职员再开全体大会，讨论挽留蔡元培的具体办法。到会人数甚多。大会由谭熙鸿任主席。首先，法律系教授黄右昌发言道：“蔡先生长校已有多年，其学问道德为人人所钦佩，能容纳各方建议，不分党派，使各种人才得尽量发展所学，始有本校现在之精神，为他人以党派色彩办理校务者所不及，故为北大前途计，非挽留蔡先生不可，并非为蔡一人计，或教职员私人饭碗问题计。”接着，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提醒教职员们注意政府的态度。因为据某英文报消息，政府对蔡元培第一次辞职，当然挽留，二次再辞则当即批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则分析了外界种种推想，认为“蔡先生前承认回校后，忽然辞职，必有重大原因”，所以要专派代表到上海，向蔡元培表明态度，解释种种误会，并表示“非蔡先生回校主持校务不可”。其后继续发言者甚多，大意相同。大会讨论基本达成一致认识，即“非蔡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最后，大会通过三项办法：（1）与教部接洽，请其专派代表到沪，切实挽留，并对教部坚决表示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2）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其打消辞意不可；（3）对外发表宣言，申明北大非挽留蔡先生不可之理由。[166]北大教职员的态度和行动可谓相当坚决。

在教职员大会召开当日，《北京大学日刊》即刊发了北大评议会致蔡元培的长函。信文从蔡元培关系北大生死存亡立论，语气和态度都相当坚定。评议会表示“决不能任令先生与学校脱离关系”，因为即便蔡元培此时不能返校，“尚不过使校务进行，暂时略受影响”，但若直接去职，则“直可使学校生存根本发生危险”。评议会以相当沉痛的语气表示：“近数月来，校中同人，不避艰苦与危险，继续在此间奋斗，亦无非欲继先生之志，为国家成就一个真正讲学机关。倘斯校竟因官僚之压迫摧残而遭横死，先生对于学校、对于在此间继续奋斗之同人，其感痛为何如！倘先生之坚决言去，实速其死，先生之感痛更将何如！用是本会一面向政府严重交涉，促其切实挽留，一面函恳先生立即打消辞意，以全学校。”[167]北大评议会诸人自然深知蔡元培为人，知道于北大有着深厚感情的蔡校长是决不会置北大的生死而不顾的，遣词用句也有些许逼迫的意味，所以信末也自称“情急言戆”，请求蔡元培谅解。

教育部方面对挽留蔡元培的态度也算积极。早在7月7日，教育部已经召开部务会议，就挽留蔡元培的问题达成了一致。[168]同日，教育总长任可澄亲自发电慰留。11日，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的代表又往见任。对代表所提的“北大教职员坚决挽蔡”且“非蔡不可”的要求，任说，“昨已去电挽留，此事毫无问题”，而且表态道：“北大校长，除蔡外，难有相当人物。不特北大非蔡不可，即教育界还有许多事件，亦须蔡出为帮忙。外传政府拟批准辞职等语，全属子虚。”[169]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局之下，教育总长也难有绝对的权威，其发表慰留函电也只能算是敷衍。而从任可澄的言外之意来看，之所以爽快答应慰留，恐怕背后更多是有在俄国庚款问题上借助蔡元培声名的考虑。蔡元培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之所以要辞去俄庚款委员会委员之职，正是已察觉到有被利用的前兆。[170]

蔡元培对于众人的挽留非但未有太多积极的回应，反倒是在7月12日又发一电给教长任可澄，再请辞职。函电称：“一月以来，衰病渐深，北大校长职务，实难担任，仍盼俯赐体谅，另荐贤能接替，俾免旷误。”[171]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将回复给曾以“私人资格”来函的北大某教授的信文，发表于当时的各大报刊，再次表示“辞意已决，无论如何，决不回校”。[172]

此后“挽蔡”运动逐渐走出北大，成为京师教育界关注的话题。15日，北大乙丑毕业同学会临时召集大会讨论挽留办法，并致电蔡元培，希望他能“体念教育前途，维持母校生命，打消辞意，速驾北来”。[173]16日，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也加入“挽蔡”的行列。他们致函蔡元培，表示值此“京师教育屡频危境”之时，“补救维持非异人任”，“不独九校同人深资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庆更甦”。[174]

22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举出的挽留代表钟观光、谭熙鸿到达杭州，当面劝慰蔡元培。[175]两日后，蔡元培态度发生了些许改变，显然是代表们的当面劝说发生了功效。钟观光向北大教职员汇报说：“连日长谈，于学校方面之愿望，与先生所有难处，彼此谅解，言无不尽。”他们判断蔡元培“对于吾校爱护之志意，仍极诚挚”，所以，把能否留任归结为教职员此后的努力程度，并提议为蔡回京筹备川资，以表诚意。[176]虽然此时蔡元培仍回复教长任可澄表示不能再任北大校长，“祈速觅替人”，但在写给北大全体教职员的信中，他也表示了可以在“替人未到以前”，“与诸先生共负责人，维持本校”。[177]但此信最初在《晨报》发表时却被删去“已又函请教育部速觅替人，以使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自当与”二十五字，变成了蔡已应允回校，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后来《晨报》记者才了解到蔡氏本人辞意甚坚。之前京城流传的蔡已打消辞意的传闻只是“望蔡主持北大过切者故造之空气”。[178]为此，《北京大学日刊》还特意刊出《紧要启事》进行澄清。[179]8月底，北大又发函促蔡元培还校。[180]此时蔡元培则忙于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难以抽身。到了1926年底，奉系军阀接管北京，再下严令控制教育界。1927年7月底，有改组国立九校的计划，至8月初即把北大并入京师大学校。[181]后又宣布新任教育总长刘哲兼任京师大学校校长。[182]

可以说，在这次风波之中，尽管也有不少人喊出“非蔡不可”的口号，而且北大也有派出代表南下当面挽留的行动，但较之于此前蔡元培1919年因五四运动辞职及1923年因“罗文干案”辞职之时掀起的全国学界的风潮，此次运动的规模以及其影响范围已不能同日而语。从1923年到1926年，即蔡元培仅在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的这段时间，北大师生亲历了政界、教育界的种种风潮，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无时无刻不给北大带来生存危机。不过，蔡元培当年出走的选择，使其未能在此时对北大校务有直接的介入，而客观地说，蔡元培的缺席却恰好使其在五四前后的北大革新成为无可替代的理想状态。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追忆无不从蔡元培出长北大之时开始。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仍是将北大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回校之上，希望凭借蔡元培的声名和威望重整北大。

二 “毁誉听之”：蔡元培的态度

有人曾评论说，蔡元培的“风度是柔和雍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其最犀利的武器充其量不过是‘不合作’三字而已。他是柔性型的人，如拿一些硬性或刚性的词语来说他，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实则，凡是亲炙过先生的人，都知道柔是他的外表和风度，至于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183]蔡元培自1923年辞职之后，即未曾正式踏入北大。尽管北大师生从未放弃过挽留蔡校长，但以蔡元培的性格来看，他既已抱定了“不合作主义”的决心，便能保持绝对的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在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后不久，蔡元培也向胡适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国民晚报》与六月一日之英文《导报》均载某与《密勒评论》主笔之言，其所准备，可以想见。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复何所畏”之忠告，诚见爱人以德之美意。然牺牲主义，本以所为牺牲之事实为标准，而并不以年龄为标准。今所为牺牲者，乃一本人所认为万无希望之公债，则不敢认为有牺牲之价值也。[184]

蔡元培继续言道，曾听来自北京的友人“传某方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而且又曾接到消息说，政府中人将北大校长人选看作政治交易的筹码，早已另有安排。所以，在“先辞职”或“待免职”孰为妥当的判断中，蔡元培认定“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便毅然决定主动辞职。蔡元培在信末还特意叮嘱胡适，“此函承阅后请付丙，请勿示外人。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

蔡元培这封信是特意向胡适解释，所以其中的信息可谓窥探其内心想法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提到的辞职原因皆是指向外部的现实政治，而丝毫未提及他一直向外界宣称的身体原因或心态问题。不妨说，蔡元培对北大仍抱有相对积极的认识和态度，并未如启事中所宣称的那样完全决绝。“不合作”是指不能与军阀政府合作，不能在军阀势力之下办学，而并非针对北京大学。蔡元培还在信中向胡适表示，如果科学研究院能够成立，那么，“凡现在由北大散去之学者，与北大现在尚未能延揽之学者均能次第会聚，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则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无所补偿，而弟个人对于北大之罪疚，亦得稍从末减矣”。[185]后来，他又对胡适说：“北京国立各校将来终有统一之办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时局若无新发展，北京政府殆无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学术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转之。”[186]

蔡元培之所以会想到要转移文化中心，与1926年之后北京愈来愈严酷的人文社会环境有关。1926年初，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清明政治存有的幻想。周作人评价说，“三一八”惨案“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代表了知识阶级对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代表北京政府对知识阶级以及人民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的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187]《国闻周报》的记者严慎予则以“黄昏景像”来形容此时的北京教育界。他认为“教育界遗失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却“保留着五四运动的皮毛和政治罪恶两种结果的总和”。而蔡元培是“不再想在政治上有活动，也不想在商业上求立足，又不是思想消极，但求优焉游焉以乐余年的人”，所以，即便他“对于教育实在是有兴趣又有勇气的人，实在是环境不容许他向前罢了”。[188]

此时仍在北大任教的吴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记中描述了北大教师的生存境况：“因北京困难，纷纷他去，如化学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颜任光，数学主任冯祖荀，哲学教授胡适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钱玄同等。或被他校请去。或宣告暂行离职。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因政治关系未到校授课。蒋梦麟、马叙伦，亦皆销声匿迹，不敢再露头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况则更趋恶化：“学校放假，几同倒闭，开学无期。北大教授，除党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迹外，鲁迅、陈垣十余人或附厦门，或往清华。闻黄晦闻（庵）下季亦将请假。二三硕果，风流云散。惟一般谈乡谊，保饭碗辈，继续活动。”[189]因经费的拮据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北大已难以再现五四前后的辉煌，蔡元培等人于是便有将北大这一学术文化中心做一迁移的考虑。由此看来，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却也在现实面前无法对回校复职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细检视蔡元培与北大各方的来往信件，他对胡适所言之“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更透彻地说，是“无法与辩”的意思。所谓“无法与辩”，既是说无论是辞去北大校长还是回京复任，已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牵涉到现实政治和教育界的派系争斗，蔡元培很难做出公开解释，同时也是指对不同立场和观念的质疑之声，蔡元培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无需辩白。可以说，“毁誉听之，不愿与辩”的态度正是蔡元培此后多年对外界的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正是这种态度给外间留下了不少可供想象的空间。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对各方发出挽留函电的回复都很简略：在提出辞职之前，一直都并未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辞职之后则表现得相当坚决。他之所以不在欧洲考察期间或回国之后就提出辞职，也是因为有很多顾虑。早在1925年蒋梦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学校内外，现甚平静。对于将来维持计画，亦已筹及。第一步谋减轻先生责任，使但留校长名义。第二步始能谋摆脱也。办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变故。一切详细办法，容当面罄。”[190]后来，蔡元培又在回复老友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本欲再留两年，而蒋梦麟兄来函，言有种种为难情形，非弟回国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则亦可回而复出；并承彼代弟计画，于暑假中暂回，要求电告。弟此时若提出辞呈，则使梦兄益增困难；不辞而又不回，则态度又太暧昧，故复电允于暑假中回国一行，而要求再得续假一年，备暑假后再作欧游。现尚须观察时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国之情势，则准回来一次。[191]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劝慰的来函中也表示：

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192]

蔡元培想脱离北大固已有年，但问题在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声望，北大校长一职并不是那么容易辞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师教育界此次“挽蔡”运动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之前各次，尽管蔡元培一直都坚持表示自己的辞职决心，但却不免被众人视为托词；而蔡元培所取的“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态度也无意中加重了外界的猜测，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国闻周报》上发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3]文章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看似公允，毫无偏向，但细读之下却能发现作者实则另有深意。此文开篇即摆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势。作者说，“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这个题目，“在北京的智识阶级中，差不多是不许平常人随便讨论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样圣贤和北大校长怎样非他不行一类的论调”。作者以为，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病态”，但“也不能算是健［康？］的表现”，因为“凡一社会问题，若是不能容人公开讨论，不能容人自由发表意见，不能容人尽量批评，那个问题的里面，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隐处。换句俗话说，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因为背后有一部分学阀“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争夺北大的教育权。虽然蔡元培无心把持，“而旁人却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来蔡先生要辞职，把持派却绝对不愿他辞职，不准他辞职（不愿蔡先生辞职者，固不尽属把持派，不过他派对之不似把持派态度之坚决耳）。”接着，作者详述了把持派不让蔡元培辞职的理由：一是“现在的中国人，除蔡元培外，再无人配做北大校长”；二是“他人若做校长，定将破坏北大，摧残教育，所以维持北大及保护教育计，无论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不可”。由此，能担北大校长重任的标准便是：“应有普通学识”，“应有专门学识”，“须有发达高深学术的愿力和能力”，“应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标准，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余三条，或完全没有，或仅有其一部分”。作者顺势对北大校长人选做了大胆的预测，并提名胡适、胡敦复、蒋梦麟、李石曾和吴稚晖，尤其推崇李、吴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强调，北大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对于这个问题均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职员的个人私事就好了”。话锋至此，难免让人怀疑此文应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标准”，那么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胁迫把持北大，与其说是在揭露教育界内部的黑幕，毋宁说是为提名李、吴做一铺垫罢了。本不欲陷于任何政争的蔡元培，仍是难逃被用来做政争工具的命运。

其实，与到此时才出来争夺教育权相比，由五四而成长起来的更激进的学生一辈，早已不满蔡元培在谈论教育问题时相对保守的态度。早在1923年9月，恽代英就以《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为题，表达了自己的质疑。[194]当时蔡元培刚刚因“罗文干案”远赴比利时研究美育，曾对国内政局及教育方针发表评价说：“中国有识之士在野运动以民众势力推倒军阀，此诚为根本要图。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余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不务实力，且借口于志在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落，此则余所反对者也。”[195]恽代英文章开篇即引用此段评论，也同意蔡元培对那些“只知空空洞洞的干喊革命，实际没有组织，没有办法，亦并无丝毫真个去进行革命的诚心”的浮嚣虚伪青年的批评。不过，他觉得蔡氏所发之要救中国“诚然非教育学识不可”之类的话，不过是“似是而非的议论”。他要追问的是：“究竟哪一种教育学识，才能救中国呢？纵然有了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中国便有希望了么？”在后文的分析中，恽代英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提出要去追求“教育的功效”，认为“社会的无组织，民众的如散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训练的原故”。恽代英认为，“要靠训练一般民众的领袖，利用民众骤发的团结，以进行推倒军阀的革命”；然后再去“发达大的实业，与人民以直接参政权，这才是有效力团结民众的办法”。所以，“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亦要研究了得着甚么结果，便自己向前试验去”。这样的教育训练才是真的教育训练。发表恽代英此文的是作为中共青年团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它担负的正是宣传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的任务。[196]此时恽代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长，同时兼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已走上了革命道路。[197]而蔡元培所依靠的教育救国的稳健方式，已渐渐被视为落伍。所以，恽代英特别提醒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

到了1926年，同样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纯”的作者则批评了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说。[198]蔡元培演说时曾表示希望“现在勿再有学潮发生”。[199]这可谓他对待学潮的一贯态度，而且五四之后也曾不断言及。但作者却直白地批评说：“蔡先生没有一句积极的话，只是空空希望‘勿再有学潮发生’，只是空空希望即有学潮，亦勿‘退学’或‘转学’，即是要心悦诚服地低首受压迫与束缚。”此文作者其实和恽代英有着同样的困惑，即是“蔡先生办北京大学亦七八年了”，但是为什么“这七八年不看见中国有转机”，反而朝着越来越恶化的方向行进。寻求救国新道路的更年轻一辈，希望看到更快更直接的结果，而蔡元培看似已经过时的陈词便必然开始引发怀疑。正如作者所言：“蔡先生的‘新精神’每一天更成‘往迹’了，青年学生应该景仰的只能是‘新精神’时代的蔡孑民先生，至若今天的蔡先生，咳——而今已矣呵！”

回想五四前蔡元培、林纾的论战，尽管蔡元培也未有过多回复，但参与双方总算有来有往，皆是据理力争；而当时未直接参战者，或选择参与其中，或选择冷眼旁观，由此才有可能营造出一场影响甚大的论辩。而此时的蔡元培除了不断致函表示坚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之外，一直在南方忙于苏浙皖三省的政治重建，反而较少以教育家的身份直接出现在时人视野中。与此同时，他又选择了不予辩解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质疑，颇有些准备逐渐淡出教育界的意味。由此，外界对蔡元培的关注相对其出长北大之时已少了很多。蔡元培越是对外界置之不理，反而越是纵容了外间的有意利用，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多的猜忌和怀疑。趋新的年轻一辈，更是由此一方面批评蔡元培观念的落伍，一方面又开始追念引领五四新潮流的蔡元培。特别是随着19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人们更愿将记忆留驻在五四前后北大最为辉煌的时期，更愿意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校长。

小结

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是“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200]此说虽略带贬抑，却也大致符合蔡氏一生政学之间的现实境遇，但算不上知人之言。相对来说，傅斯年的评价则多了不少“了解之同情”。他在纪念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时曾表示：

（蔡先生）始终有几分隐士风气，有时人以为他对世事冷淡。这因为蔡先生受中国道学先生——真善的道学先生——之影响极深，很注重消极方面的道德，兼以寒士出身，有守二字，做得认真，这也本是中国传统良士之好尚，所以自表面看，有时蔡先生不是一个积极的人。但是，若揭去这些外层的习惯便知他对于每一个人，全个人类，都是泛爱的。……他对于个人的态度，温恭而不热烈；他对于整个的世事却是热烈内含，恬退外露。他最不能忍耐的，是见人受非法的虐待，在这时候，他动起感情来，可以牺牲性命，牺牲事业，牺牲一切。在这时候，他并不是表同情于朋友，他对于不相识、不同道，乃至于看不起的人，也是一样。他自己能忍受，而不能看着别人忍受。凡是强者压迫弱者，最能引起他的憎恶，以至反抗，赤手空拳的反抗。世上泛爱众者不为不多，但什九是有所为的，他老先生是绝对无所为的。我平生所见，只有他老先生是把天下人皆看作平等的，无智愚，无贵贱，并而爱之。但他心中很有分寸，贤不肖之判别甚严。只是这个判别不影响他对人的态度，除非绝不得已，知其不肖者还要假定其为肖。[201]

在1923年及1926年两次辞职事件中，蔡元培可以说都是“以辞职为抗议”的主动放弃。不过，以蔡元培自五四之后在学界之地位和身份来说，无论其举动是否出于主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免不了被放大为一场学界风潮。在两次辞职事件中，北大学生、教师以及社会舆论念念不忘的皆是蔡元培在五四前后给北大及全国学界带来的不同气象。而且，在此过程中，众人亦不乏对刚刚过去的五四经验的直接引用，只是这种经验的引用更多是限于抗议的形式，而少有精神层面的借鉴。

尽管1920年代教育界的境况早已不可与五四之时同日而语，但是，五四时代北大的辉煌仍历历在目，只不过多少有些恍如昨世。面对越来越窘迫的现实境遇，时人最直接的想法便是唤回给北大带来五四辉煌的老校长蔡元培。但蔡元培对于回校复职的态度却并不积极，1926年归国之后更是不顾众人苦心劝说，将事业重心转移到政治之上。

蔡元培复职的希望破灭之后，蔡元培革新北大时所秉承的诸多理念便因现实的刺激，而常被时人提及和模仿。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就有不少后来的民国大学尝试以蔡元培办北大的方式来办教育。五四时期正在北京的张澜，就曾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情况。因而，他自己后来成为成都大学校长时，也对蔡元培的做法多有借鉴。张澜学蔡元培办学，最突出的是对校内各党各派、各种学说兼容并包，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202]曾经是成都大学学生的廖友陶也曾回忆道，张澜“常对部分师生讨论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表露的对高等教育的一些观点，如‘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03]1930年，吴芳吉写信给吴宓时也言及张澜办成都大学之事，有“张公之办成大，一仿蔡公之办北大”之说。[204]

1945年11月，管理西南联大校务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表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205]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的何炳棣也认为，五四以降北大的“兼容并包”传统，西南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206]

不过，无论是偏安于西隅的成都大学，还是处于战火频仍中的西南联大，抑或是其他近代以来的大学，恐怕都难以汇聚蔡元培出长北大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在更长的时间里，蔡元培革新北大所秉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更多是以一种口号的形式出现，其实际意义也逐渐蜕变为精神象征。这种蜕变并非表示其已在现实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作为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象征的“兼容并包”，更因其现实的坎坷境遇而激起人们的无限怀念和追忆。客观地说，也正是蔡元培晚年在教育界的缺席，反而成就了五四前后北大革新难以超越的地位。

[1] 吴方：《昨夜启明之星辰——蔡元培先生的“内在理路”》，《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27页。

[2] 八次辞职分别为：1917年7月，因张勋复辟而辞职；1918年5月，学生为反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举行游行，蔡元培劝阻无效，引咎辞职；1919年5月，因“五四运动”而辞职；1919年12月，因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与各大专校长一同辞职；1922年8月，因教育经费问题，与北京国立各校校长一同辞职；1922年10月，因北大讲义费风潮而辞职；1923年1月，因“罗文干案”辞职；1926年7月，称病辞职。

[3] 有关1923年蔡元培辞职，已有研究者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可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240～250页；唐振常《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当代学者自选文集·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12～332页；张晓唯《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氏著《旧时的大学与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第11～22页；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202～213页。

[4] 参见杨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20～42页。

[5] 胡宝麟：《罗文干签订奥款展期合同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89～95页。

[6] 蔡元培：《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声明》，《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11页。

[7] 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答友人问》，《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1页。

[8]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8页。

[9] 《致北大教职员函》（1923年春），《蔡元培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198页。

[10] 《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页。

[11] 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834页。

[12] “1921年3月15日日记”“1921年3月17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116、118页。

[13] 《北京国立八校校长京师学务局长为请于四月五日前拨发两月经费公呈教育部总长文稿》，《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89页。

[14] “1921年8月2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149页。

[15]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9、12～13页。

[16]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85～587页。

[17]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第241页。

[18]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第188页。

[19] 参见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于1920年7月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宣言》一开头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20]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601、2611页；〔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01～107页。

[21] 方豪：《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欢迎蔡校长返校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94页。

[22]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第196～197页。

[2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

[24] 蔡元培：《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12页。

[25] 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616页。

[26] 《杨振声从哥伦比亚寄给新潮社同人的信》，《北京大学日刊》第649号，1920年7月2日，第4版。

[27] 参见《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

[28] 杨中明：《民国十一年之学潮》，《新教育》第6卷第2期，1923年2月，第148～156页。

[29]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第6页。

[30]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188页。

[31] 关于北大讲义费的风潮，已有论者做过考察，但对其影响估价仍嫌不足。具体参见张华、公炎冰《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述评》，《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第65～67页；张晓夫《我看讲义费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2期，第40～43页；散木《也说“北大讲义费风潮”——兼说蔡元培的“小题大做”和鲁迅的“即小见大”以及冯省三其人》，《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2期，第57～65页；张耀杰《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16～132页。

[32] 蔡元培：《向大总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9页。

[33] 蔡元培：《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开幕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679～680页。

[34] 蔡元培：《在北大欢迎蔡校长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大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94页。

[35]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0页。关于讲义存废的讨论，参见1917年12月6日及1917年12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

[36] 《复周鲠生等函》（1922年10月17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160页。

[37] 讲义收费案已在1922年8月1日的评议会上议决通过，见《北京大学评议会十年度第九次会议记录》，《蔡元培全集》第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411～412页。但到8月19日，李辛白在给李大钊的信中仍在询问何时刊出讲义收费事的布告，《李辛白给李守常的信》，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790页。

[38] 蔡元培：《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84页。

[39] “1922年10月20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849页。

[40] 《蔡校长致本报飘萍记者书》，《京报》1922年10月23日，第2版。

[41]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25～126页。

[42] 蔡元培：《劝北大学生尊重教师布告》，《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490页。

[43] 《燕树棠王世杰先生致教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884号，1921年11月5日，第2版。

[44] 《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84页。

[45] 《在北京大学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88～789页。

[46] 《组织北大同学会缘起书》，《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77～778页。

[47]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9页。

[48] 《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5页。

[49] 蔡元培：《向大总统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呈》，《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9页。

[50]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7～38页。

[51] 《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6页。

[52] 飘萍：《教育界之奋起》，《京报》1923年1月18日，第2版。

[53] 《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6、184页。

[54] 陈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25～226页。

[55] 曼：《北京通信：北大校长辞职问题》，《申报》1923年1月22日，第4版。

[56] 《汪内阁发表之经过》，《晨报》1922年11月30日，第2版；《赵恒惕保荐彭允彝原电》，《晨报》1922年12月1日，第2版。

[57] 《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22年12月2日，第2版。

[58] 《教育部罢工风潮难解决》，《晨报》1922年12月3日，第3版；《彭允彝对法专学生之专制》，《民国日报》1922年12月29日，第6版；《八校代表谒见彭允彝》，《晨报》1923年1月16日，第2版。

[59] 《请看彭允彝之整顿学风案》，《民国日报》1923年1月14日，第3版。

[60] 《蔡元培不屑居彭允彝之下》，《晨报》1923年1月18日，第2版；《请看彭允彝无耻求官之反响》，《京报》1923年1月18日，第2版；《彭允彝滥用私人》，《晨报》1923年1月19日，第3版；《彭允彝可如此倒行逆施乎》，《京报》1923年1月19日，第2版；《湘人将革除彭籍》，《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61] 《蔡元培与彭允彝为罗案各走极端》，《益世报》1923年1月20日，第6版。

[62] 《蔡元培校长之辞职》，《顺天时报》1923年1月19日，第2版。

[63] 《蔡元培离京之真象》，《大公报》1923年1月21日，第6版。

[64] 蓝人：《学潮与法潮》，《大公报》1923年1月22日，第3版。

[65] 《黎元洪退还彭允彝辞呈》，《民国日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彭允彝态度之顽强》，《大公报》1923年1月22日，第3版；《彭允彝自辩之辞》，《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6版。

[66] 《彭允彝与北京教育界》，《民国日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参议院对教育风潮大注意》，《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67] 《请看中美社为彭宣传之消息》，《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68] 《彭允彝再辞教长》，《申报》1923年1月28日，第4版。

[69] 《蔡孑民宣布辞职之真相》，《京报》1923年1月23日，第3版。

[70] 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

[71] 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6页。

[72] 胡适：《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努力周报》第39期，1923年1月28日。

[73] 寿康：《读蔡元培的宣言》，《孤军》第1卷第6号，1923，第1～2页。

[74] 陈独秀：《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8页。

[75] 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7页；陈独秀：《再论不合作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43页；《评蔡校长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1～232页。

[76] 邓中夏：《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第213～214页。

[77] 《昨日北大讲堂中之哭声》，《晨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78] 《专电》，《申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79] 《国立八校一致慰留蔡校长》，《京报》1923年1月19日，第2版。

[80] 《八校校长教职员今日均开会》，《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81] 《昨晨北大教职员会议情形》，《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北大照常上课》，《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82] 《彭允彝惹起教育界大风潮》，《京报》1923年1月19日，第2版；《罗案风潮牵动教育界》，《申报》1923年1月21日，第6版。

[83] 《教学生向国会方面做功夫》，《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84] 《众议院门前大流血》，《晨报》1923年1月20日，第2版；《众院门前流血后之学界态度》，《晨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85] 《罗案风潮牵动教育界 众议院门前之一惨剧》，《申报》1923年1月22日，第4版；《北大代表与黎黄陂谈话》，《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6版。

[86] 《昨晨北大教职员会议情形》，《京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87] 《本校教职员全体呈总统文》，《北京大学日刊》第1160号，1923年1月20日，第1版。

[88] 高一涵：《国民应该起来制裁这制造革命的国会》，《努力周报》第39期，1923年1月28日。

[89] 湘君（姚鹓雏）：《彭允彝》，《民国日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90] 陶然：《彭蔡交涉之近况与内幕》，《益世报》1923年1月21日；《彭允彝与北京教育界》，《民国日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北京彭允彝通电》，《申报》1923年1月21日，第6版；《彭允彝辞职之呈文》，《申报》1923年1月22日，第6版；《张阁对教育潮之间接表示》，《申报》1923年1月25日，第6版。

[91] 《因人格问题奋斗之教育潮》，《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2版。

[92] 《京学潮范围扩大》，《申报》1923年1月24日，第6版。

[93] 《阁员同意案通过众院》，《申报》1923年1月22日，第6版。

[94] “1923年1月19日日记”，《吴虞日记》下册，第83页。

[95] 《国立各校长教职员一致奋起》，《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2版；《北大教职员全体为学生受伤事件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62号，1923年1月23日，第1版；《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呈府院文》，《北京大学日刊》第1162号，1923年1月23日，第2版。

[96] 《华北大学生之愤激》，《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朝阳大学亦奋起》，《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97] 《江苏省教育会之有电》《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13版。

[98] 《教长干涉司法之反响》，《申报》1923年1月23日，第13版。

[99] 《上海曹慕管致蒋梦麟等诸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168号，1923年1月30日，第2版。

[100] 《反对彭允彝之继起》，《申报》1923年1月30日，第13版；《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月31日，第3版。

[101] 胡适：《今日之事》，《努力周报》第39期，1923年1月28日。

[102]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63号，1923年1月24日，第1～2版。

[103]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41～643页。

[104] 陶然：《彭蔡交涉之近况与内幕》，《益世报》1923年1月21日，第3版。

[105] 冷：《政府与彭》，《申报》1923年1月20日，第3版。

[106] 《张阁对教育潮之间接表示》，《申报》1923年1月25日，第6版；《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3版。

[107] 《国立各校长教职员一致奋起》，《京报》1923年1月21日，第2版；《学潮扩大中之各面观》，《益世报》1923年1月22日，第3版；《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宣告成立》，《京报》1923年1月22日，第2版。

[108] 《京学潮日趋扩大》，《申报》1923年1月25日，第6版；《教育界人格运动之确定范围》，《京报》1923年1月22日，第2版。

[109] 《总统袒护彭允彝》，《晨报》1923年1月24日，第2版。

[110] 《彭允彝态度之顽强》，《大公报》1923年1月22日，第3版。

[111] 潘大道：《为学潮事敬告参议院同人书》，《京报》1923年1月23日，第2版；孔庆恺：《致两院同人书》，《京报》1923年1月23日，第2版。

[112] 《参院投票前之教长形势》，《申报》1923年1月26日，第6版；《一片参院否决彭允彝之声》，《京报》1923年1月22日，第2版；《参院未投票前之同意案形势》，《晨报》1923年1月23日，第2版。

[113] 《昨日参院投同意票详情》，《晨报》1923年1月25日，第2版；《学潮将愈不可收拾》，《晨报》1923年1月25日，第2版。

[114] 曼：《彭允彝通过后之学潮》，《申报》1923年1月27日，第6版。

[115] 《京学界驱彭风潮仍剧烈》，《申报》1923年1月28日，第6版；平心：《学潮澎湃中之各校近况》，《申报》1923年2月1日，第6版。

[116] 《反对彭允彝大学潮不可收拾》，《京报》1923年1月26日，第2版。

[117] 《教育界一致与彭允彝决战》，《晨报》1923年1月27日，第3版。

[118] 《张敬舆彭允彝态度均顽强》，《京报》1923年1月27日，第2版；《彭允彝再辞教长》，《申报》1923年1月28日，第4版。

[119] “1923年1月19日日记”，《吴虞日记》下册，第83页。

[120] 平心：《学潮澎湃中之各校近况》，《申报》1923年2月1日，第6～7版。

[121] 《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5页。

[122] “1922年4月11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614页。

[123] 《教育改进社议废法专之经过》，《申报》1922年7月19日，第7版；《教育改进社议废法专之经过》（续），《申报》1922年7月21日，第7版。

[124] 《对于李建勋君“改正蔡元培君对于废止法专案说明书内之失实处”之答辩》，《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09页。另可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47～548页。

[125] 参见《顾孟余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06页。

[126] 参见《京学生在四城大演讲》，《申报》1923年2月3日，第7版；《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2月3日，第3版；《京学界反对教彭愈力 六校声明与教部脱离》，《申报》1923年2月4日，第6版。

[127] 《彭允彝就职后之京学潮》，《申报》1923年2月2日，第6～7版。

[128] 《评议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171号，1923年2月23日，第1版；《北京大学教职员全体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80号，1923年3月6日，第1版。

[129] 《请看黎元洪整顿学风令》，《民国日报》1923年2月19日，第7版。

[130] 《学潮七日记》，《民国日报》1923年2月19日，第6版；《黎元洪的整顿学风》，《民国日报》1923年2月19日，第3版。

[131] 《京学潮仍在酝酿中》，《申报》1923年2月24日，第10版；《京学潮仍难平息》，《申报》1923年2月25日，第7版；《北京各团体将有大规模运动》，《申报》1923年2月27日，第10版；《黎元洪仇视教育界 北大教授已被监视》，《民国日报》1923年2月21日，第6版。

[132] 《北大校长问题之各面观》，《申报》1923年2月26日，第7版。

[133] 《评议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180号，1923年3月6日，第1版；《北京大学教职员全体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80号，1923年3月6日，第1版。

[134] 《本校全体教职员呈总统文》，《北京大学日刊》第1183号，1923年3月9日，第2版；《本校教职员告诉彭允彝数罪俱发诉状》，《北京大学日刊》第1242号，1923年5月18日，第3版；《本校教职员呈催传彭究办并辩明诬捏诉状》，《北京大学日刊》第1244号，1923年5月21日，第1版；《本校学生干事会致蔡校长电》，《北京大学日刊》第1251号，1923年5月29日，第2版。

[135] 《表面沉寂之学潮》，《晨报》1923年2月14日，第2版；《东大学生声讨彭允彝》，《民国日报》1923年2月24日，第6版。

[136] 经亨颐：《北京学潮平议和解决方法》，张彬编《经亨颐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第277页。

[137] 《彭允彝对付学潮之办法》，《晨报》1923年2月15日，第2版；《相持中之教育界与彭允彝》，《晨报》1923年2月23日，第2版；《彭允彝破坏八校团体之毒计》，《京报》1923年3月1日，第3版；《范源濂不就师大校长》，《晨报》1923年3月2日，第3版。

[138] 《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晨报》1923年5月5日，第3版；《彭允彝诬陷教职员》，《晨报》1923年5月8日，第3版；《彭允彝诬陷教职员之反响》，《晨报》1923年5月9日，第3版；《彭允彝受窘后之告诉》，《民国日报》1923年5月9日，第7版；《彭允彝定要摧残教育界》，《晨报》1923年5月10日，第3版。

[139] 《教育界与彭允彝不两立》，《晨报》1923年5月20日，第3版；《北大教职员告诉彭允彝》，《申报》1923年5月21日，第7版；《北大教职员请法庭拘传彭允彝》，《晨报》1923年6月6日，第3版。

[140] 《医专改大案引起风潮》，《晨报》1923年6月2日，第6版；《医专评议会请罢免彭允彝》，《晨报》1923年6月4日，第3版；《法大学生驱刘运动》，《晨报》1923年6月4日，第3版；《小学教员全体罢课》，《晨报》1923年6月6日，第6版。

[141] 《蔡元培行踪不明》，《京报》1923年1月24日，第2版；《蔡元培之行踪》，《晨报》1923年1月29日，第2版；《蔡元培并未南下说》，《大公报》1923年2月19日，第3版；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621、624、632、634页。

[142] 《本校全体教职员致蔡校长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251号，1923年5月29日，第2版。

[143] 张元济：《致蔡元培》（1923年6月17日），《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第463页。

[144] 《致北大教职员函》（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 201～202页；《致北大学生函》（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03～204页；《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05～206页。

[145] 《复北大评议会函》（1923年7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10页。蒋梦麟曾写信给胡适诉说苦闷。他说：“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饿教职员，三千的惹祸的学生，交了我手里，叫我什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我今天电蔡先生，请他改代理校长为个人代表。我也请评议会把代理改代表。不知他们允许我否。到了这时候，我已失却自由，只好被人宰割罢了。”见《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210～211页。

[146] 毛子水：《国立北京大学简史》，《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9页。

[147]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第259～260页。

[148] 蒋梦麟：《北京大学开学词》，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第257页。

[149] 《北大电蔡孑民归国主持校务》，《京报》1924年11月1日，第3版；《北京大学再催蔡元培回国》，《晨报》1924年11月5日，第3版。

[150] 《致北大评议会函》（1924年11月3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22页；致蒋梦麟函》（1924年11月3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23页。

[151] 《致北大评议会函》（1925年1月3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 226～227页。

[152] 《北大学生会筹备欢迎蔡校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864号，1926年2月1日，第2版；《北大电请蔡北上》，《京报》1926年2月11日，第3版。

[15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21～723页。

[15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23页。

[155] 《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1926年4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2页；《复蒋梦麟函》（1926年4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3页。

[156]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30～731页。

[157] 《复周作人函》（1926年5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4页；《周作人致蔡元培函》（1926年4月25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5页。周作人对此回复甚为失望，再加上蔡元培此后取消青年运动等言论，周作人走向了“反蔡”的一面，参见张晓唯《周作人与北平大学区风潮》，氏著《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第202～204页。

[158] 焦菊隐以“北方最混乱的时期”来形容1925～1926年的中国政坛，参见焦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五），海南出版社，2006，第92～116页。另可参见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六章、第七章。

[159] 《各社要电》，《申报》1926年4月29日，第4版；蒋梦麟：《西潮·新潮》，第 148～149页。

[160] 《复北京大学函》（1926年5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7页。

[161] 《北京大学评议会致蔡元培函》（1926年5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9～260页；《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1926年5月29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59页。

[162]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33页。

[163] 《专电》，《申报》1926年7月4日，第11版；《北大评议会力挽蔡校长辞职》，《申报》1926年7月8日，第11版；《本校对于蔡校长辞职事件之函电》，《北京大学日刊》第1948号，1926年7月5日，第1版。

[164] 《北大教职员开会议决挽留蔡元培》，《申报》1926年7月12日，第7版。

[165] 《学生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949号，1926年7月8日，第1版。

[166] 《北大教职员开会议决挽留蔡元培》，《申报》1926年7月12日，第7版。

[167] 《评议会致蔡校长公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949号，1926年7月8日，第1版。

[168] 《教育部开部务会议纪》，《申报》1926年7月11日，第11版。

[169] 《北大挽蔡代表昨访教任 任谓留蔡毫无问题》，《晨报》1926年7月12日，第6版；《各社要电》，《申报》1926年7月13日，第6版；《任可澄致蔡元培电》（1926年7月7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7页。

[170] 《复胡适函》（1926年7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3～265页。

[171] 《复任可澄电》（1926年7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7页。

[172] 《复北京大学某教授函》（1926年7月1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8页。

[173] 《北大毕业生发电挽蔡 南下代表并携教长一函》，《晨报》1926年7月17日，第6版。

[174] 《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挽留蔡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951号，1926年7月17日，第1版。

[17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738页。

[176] 《谭熙鸿等向北大教职员报告函（一）》（1924年7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70～271页；《谭熙鸿等向北大教职员报告函（二）》（1924年7月27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71页。

[177] 《复北京大学教职员函》（1926年7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70页。

[178] 《蔡元培辞意仍甚坚》，《晨报》1926年8月11日，第6版。

[179] 《紧要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958号，1926年8月17日，第1版。

[180] 《北大又促蔡元培还校》，《晨报》1926年8月21日，第6版。

[181] 《教育总长刘哲呈大元帅未订定国立京师大学校筹备委员会规程缮折呈请备案文》，《政府公报》第4064号，1927年8月15日，第4页。

[182] 《兼任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刘哲就任日期通告》，《政府公报》第4076号，1927年8月27日，第11页。

[183] 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16页。

[184] 《复胡适函》（1926年7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3～265页。

[185] 《复胡适函》（1926年7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65页。

[186] 《复胡适函》（1926年10月8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80页。

[187] 周作人：《红楼内外》，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06页。

[188] 慎予：《蔡元培与北大》，《国闻周报》第3卷第29期，1926年8月，第4～5页。

[189] “1926年6月22日日记”“1926年9月19日日记”，《吴虞日记》下册，第319、330页。

[190] 《蒋梦麟致蔡元培函》（1925年2月26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33页。

[191] 《复张元济函》（1925年3月10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29页。

[192] 《复傅斯年罗家伦函》（1924年12月4日），高平叔、王世儒编《蔡元培书信集》（上），第708页。

[193] 本段引文皆出自老敢《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国闻周报》第3卷第36期，1926年9月19日，第1～5页。

[194] 本段及下段参见代英《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第2～5页。

[195] 蔡元培：《学校应提倡体育》，《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83页。

[196] 张羽、铁凤：《恽代英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第339页。

[197] 李宁、周恩珍：《恽代英年谱初编》（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5～11页。

[198] 纯：《寸铁：“而今已矣”的蔡孑民先生》，《中国青年》第125期，1926年7月3日，第703～704页。

[199] 蔡元培：《过去学潮与现在学潮之异同——在南洋大学第26届毕业式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00页。

[200]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633页。

[201] 傅斯年：《蔡先生人格之一面》，《蔡元培纪念集》，第397页。

[202]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第102、107页。

[203] 廖友陶：《张澜兴建的民主与科学堡垒国立成都大学》（二），《四川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2期。

[204] 《与吴雨僧》（1930年3月15日），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选编《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第1014页。

[205] “1945年11月5日日记”，黄延复、王小宁编《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184页。

[20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53页。

第三章 淡出，1927～193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北伐前夕的中国教育界，“乱象丛生”或许可算得上贴切。在军阀政府控制之下，作为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北京，逐渐失去了活力，不少学人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出路。南北教育界之风气随之而变。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成立之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名义上仍然代表着中华民国教育最高行政权力。南北政局由对峙走向统一，教育亦受此影响经历波折动荡。早在北伐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力图扭转颓势，一意合并改组国立九校，虽反对之风潮一直未曾消歇，但改组后的京师大学校仍存在运行了近一年时间。此时的南方，作为北伐革命的大本营，又是另一番景象。从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再到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改革，北伐的节节胜利也给教育带来了权力和利益的争斗与重组。

有学者早就观察到，这段历史“尚有待深入搜求和细致梳理”，[1]这一看法时至今日仍未失其意义。1920年代后期，蔡元培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高峰”，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仍是身处高位之国府要员。看似达至人生巅峰的蔡元培，其此时的境遇却颇为耐人寻味：他虽然希望构筑远离政治与派系的教育行政制度体系，但苦心维系之大学院与大学区失败的原因正是其着力避免政治与派系之争；他虽然有意回归北大，却仍未能在一片挽留声中如愿以偿。各方力量均想借重其在教育学术界无人能及之领袖地位，蔡元培被迫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赞誉者有之，诋毁者亦有之，别是一番滋味。这期间蔡元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均开始有所下降，相应的选择亦是被动多于主动。

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蔡元培的不同历史记忆，是与北平大学区风潮前后北大校长人选的争论密切相关。首先，蔡元培是事件的核心，没有他应时而变的抉择，后续之讨论便也无从谈起。其次，蔡元培的友人、同僚等实际决策者大多占据要职，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核心人物；但越是重大的决策，当事者越是讳莫如深，由此也给时人及后人带来很大猜测与评论的空间。最后，北大教职员和学生是蔡元培回校一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关注蔡元培的一举一动，盼其回校的诸多呼吁也是出于真诚。相比于了解事件背后的隐情和体贴蔡元培内心之艰难，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利益，难以接受其面对时局之无所作为，所以适时转变了立场和态度，并以此重新定义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

傅斯年曾说蔡元培此段时间的进退关乎“一生大节”，[2]但受到资料限制及研究视域的影响，以往对蔡元培1920年代后期经历的讨论，大多注重其政治活动以及担任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的学术贡献等相对“积极”的一面，而对大学区制改革的失败及其引发的学生风潮、参与“清党”等讨论，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是不着任何笔墨，或是小心论证，强调此段经历只不过是其人生的“弯路”“歧途”，且不乏为其开脱辩护之词，颇能显现出后人对历史记忆有意识地遮蔽和剪裁。

第一节 北伐前后的南北教育界

一 北方教育界：国立九校之改组

自五四之后，北京国立九校[3]可被视为北方教育界之代表。在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的一年时间里，国立九校改组为京师大学是北方教育界之最大事件。其间，北大又进入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师生虽有不满改组的抗争，但不同利益诉求也使得群体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同时，战事日亟，政局走向并不明朗，更多人选择静待政局之变。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刘哲为教育部长。[4]8月4日，阁议通过教育部改组国立九校计划。[5]推行改组主要是针对九校间“各不相谋”以致“名实不符，虚糜国帑”，拟将各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分设文、理、法、医、农、工六科，师范一部，商业、美术两专门部，另设女子一、二两部。其中北大原有之文、理两科改组为京师大学文理科，北大法科与政法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法科。京师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各科部设学长一人，分掌主管校务。同时，另将九校经费由原预算的每月20万元减为15万元。[6]筹建京师大学校各校工作随后展开：8月9日，成立京师大学校筹备委员会；10日，确定各校筹备员名单；23日，任命教育部长刘哲兼任京师大学校校长；25日，刘哲宣布就职。[7]

客观地说，刘哲重组九校之计划并非一无是处。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以合并的方式集中办学资源，聚零为整，有机会使北京教育界面貌改观。但改组之事此前毫无准备，不顾已有传统，贸然推行，自然是危机重重。[8]自晚清至民国，北京国立各校发展已历经多年，其间关系盘根错节，人事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特别是自1920年代中期之后，因政治环境变化，各校经费支绌，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因政局变化而中途介入者，不管是教育部长还是各校校长，几乎都寸步难行，更替频繁。多年以来，各校已达成某种默契，遇事多能共同进退，协商解决，但也并不妨碍各有打算。关于北京国立各校合并改组，早在1925年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之时即有类似计划。章士钊提出四项“整顿教育”的方案，希望借此整合办学资源，集中师资，改善学风。[9]但骤然的改组，却使得章士钊与北京教育界的关系更趋恶化。在女师大风潮的“反章运动”中，北大有退出教育部的激烈之举，女师大则借北大脱离教部之名逼迫章士钊下台。[10]章士钊辞职之后，改组计划便告搁置，直至刘哲上任才又被提起。

改组之前，刘哲就曾对九校代表明确表示，“合并计划未决定以前，积欠不负责”，并且承诺只有改组才可获得“月筹十五万”的经费。[11]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经费问题是历任教育总长上任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大事。当年声名狼藉的王九龄决定出长教部之时，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即致函王九龄，有若能将积欠经费一次尽数发清即可走马上任等语，虽引来不少质疑，亦难掩无奈。[12]1926年是国立九校领到经费最少的一年。财政部放款只合算一月有余，另加上各校教职员自行筹集之款，也不过四个月的薪酬。[13]到1927年初，已有不少教授因此而选择离京另谋出路，留京众人也迫于生计，多次大举索薪。[14]因战事不断，交通阻隔，各校开学、招生等各项事宜均受影响。北大往年招考，一般会有两千人左右来报名，而此时投考者却仅七百余人。[15]报考人数锐减，报名费损失最大。校方只好从在校学生身上想办法，开始频繁催缴学费、注册费、宿费等。有一百五十余名学生因逾期仍未缴费，被校方予以休学处理。[16]经费问题成了刘哲推动改组之事的关键。

各校教职员对改组一事反而表现得较为平静。一贯代表各校利益出面与政府交涉的教职员联席会议，只是觉得“教育当局对之非常漠视，且有怀疑态度”，才公开表示愤慨，但也只是初步商定抗议之宗旨仍以索欠为目的，而对于改组一事则“不愿积极有所主张，恐生其他误会”。[17]随后召开的九校代表会议，对于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一事各有顾虑，难以达成一致。此时，各校校长或代理校长均已离京，[18]在与教部交涉过程中，各校虽仍名为联席会议，但已不复当年豪情，很难继续共同进退。[19]讨论结果只是以“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公开致函刘哲，表明反对态度，索要薪酬积欠。信中公开表示，民国肇建十余年来，北京国立各校未达完善，不是没有改组的必要，但教育仍无进步之原因主要在于经费缺乏；在当时的条件下，若无经费而空言整顿于事无补。颇堪玩味的是，信函中还有十余年来教职员“自备资斧，设法维持”，勉强使各校不致关闭，因此各校教职员“所出之资，当有所取偿”，才不失“保护人权之真义”等语。[20]此信洋洋洒洒，看似为九校利益着想，却句句不离索薪，恐怕在不少人眼里，拿到手的薪水才是可靠的，而改组与否早已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对此，刘哲代表教部回应，只会“以匿名信视之”，根本不必作答。[21]教职员方面此后也未见进一步行动。反倒是学生表现得更加积极，反对改组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不仅很快就公开发表宣言陈述反对改组之理由，还计划组织“九校学生会反对九校合并联合会”，誓将反对改组运动进行到底。[22]

在北大内部，持这种不作为态度的教职员并不在少数。比如，这时的周作人就已对“北大的光荣”颇有质疑。他说，北大近十年来所做的只不过是“幼稚运动”，“殊属过奖”。北大的教员学生也只是普通教员与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所以，对于合并九校之举，他“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为他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之毁坏殊不甚足惜”，就算是因北大取消教员随之消灭，反倒可以落得“下学年可以不告假而告假，比以前可以少几点钟的功课”的好处，未尝不可。[23]周作人后来还在其补写的日记中写道：“北大消灭，当然去职。京大成立，女一部见招不去。”[24]其中“当然”两字可见其态度。有此想法并非什么“虚无主义思想和阴暗心理”作怪，[25]对比前文所述教职员的反应，周作人的想法或许可以代表1920年代后期尚留守北京的北大旧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8月底，各校筹备员陆续开始接收工作，师生之间分化愈发明显。以北大接收当日为例，文科筹备员陈任中、理科筹备员刘风中到校后，想与北大职员与学生见面。职员方面并无特别表现；而传见学生时，开始无一人到场，后经多方召集，才有数人与陈、刘见面。见面之际，学生仍抓住机会力陈九校不能改组之理由。[26]北大学生虽因暑假在校人数不多，但还是在宿舍内遍贴反对标语，还以十人为单位组成百余个“救校十人团”，以为应对。[27]

相较于他校，北大的总体表现之所以尤为激烈，是因为此次改组可说损失最大：其他几校虽也要改换名头，但算不上伤筋动骨，而北大文、理、法三科均被强行拆散，无异于釜底抽薪。北大学生会在宣言中直接批评教部改组之决定并未考虑到各校实际情况，只是因要削减经费便以缩小范围的办法强制将各有传统的各校合并在一起，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反而是“其居心，自别有在”。[28]客观来说，学生之批评可谓直中要害。按惯常思维来看，北大教职员面对北大之存亡问题，理应有所发声，但教职员方面对改组一事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甚至北大学生会还曾特意致函各教职员，请其从速组织反对九校改组委员会，共同进退。[29]教职员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像胡适等此前颇为活跃之人均已南下，北大内部环境已然大变，同时留京众人“多为循规蹈矩之辈”，迫于生计只能选择默不作声。[30]据报载，刘哲曾对人言，对于教职员，若“不作无理取闹举动”，则“将使之与各部官员欠薪，视同一律”。[31]如此赤裸裸的要挟，若不是毫无出路，又有何人能受此侮辱。与学生相比，教职员多有家累，不可能无所顾忌，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9月20日，京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刘哲在致辞中要求学生“除去恶根性”，批评部分学生脑中只有“不合作、反对、打倒”三件事，别无其他，还以北大校友身份劝诫学生虚心向学，教员安心教书，勿再轻言政事。同时，他还提出“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的办学宗旨，以使作为研究学术之高深学府的京师大学名实相符。[32]刘哲“礼教化”的办学方针颇受诟病，更是被视为有违学术自由，是相当危险的。[33]其余言论则无甚高义，规劝之言更属老生常谈，但同样的话，自其口中说出，却为不少自重身份之学者所不屑，免不了对其冷嘲热讽。[34]

以整顿学风为名，刘哲长校之后便开始推行各项改革。他先是发通知至京师大学各科部，要求无论新旧学生均须于报到时“亲署不入党籍之愿书”。[35]不久，为防止学生有轨外行动，又下令不得再组织学生会，并责成各科部学长严加审查。[36]他还限令在京各生及早报名注册，若有延迟则以开除处理。[37]为改革京师大学校务，校方尊奉教育部令要求“各科部以后一律禁用白话文”，教室内男女分座以示“尊敬女生共维礼教”等。[38]

刘哲之所以有此等改组声势和力度，恐怕与张作霖的支持分不开。张作霖手握重兵，与此前占据北京者不可同日而语。刘哲颇受张作霖器重，被委任为教育总长，又以改组方式重建了国立九校之秩序，同时还自兼京师大学校长，实际上已将北京教育界牢牢控制。京大开学不久，多次大肆搜捕有党派背景的学生，甚至连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高仁山也被捕入狱，处以极刑。面对如此强硬之政府，改组消息公布之初，北大文、理两科学生尚算积极，相约以暂不注册对抗改组。[39]但刘哲以开除学籍相胁迫之后，学生便不再采取进一步举动。而对刘哲此后整顿教育之举动，也未见京大师生有特别反响，就连社会舆论似乎除了偶尔的嘲讽之外均未见太多评论。

个中原因，除了刘哲背后有张作霖为靠山、态度颇为强硬、教育界不敢过多正面对抗之外，或可从以下方面做出解释。首先，五四后教育界怪象屡屡上演，刘哲改组九校之招数也不过是重复前人，更像是闹剧重演。教育界众人、不愿与刘哲为伍者见怪不怪，且无力改变；而愿与刘哲为伍者，则乐得参与其事，分得一杯羹。其次，刘哲自6月底接任教育总长后对筹款一事颇为用力。自1920年代中期后，北京国立各校最关注的莫过于“索薪”。1924年《中俄协定》明确表示退还庚款，但退还之后谁来分配、如何分配的问题喧扰多年。[40]刘哲接任教长之后更是极力主张利用俄庚款补作京师大学经费，甚至不惜以“非常手段”强制拨用。[41]刘哲此举实乃出于无奈，不把此事解决便不可能坐稳教长之位，没有经费也不可能推行改组，京师大学校长也做不长久。经过多方筹措，京师大学正式开学后，三月内办学经费均能按时发出。[42]在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再加上不时传出的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更容易让人觉得这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国立各校教职员也就更愿意选择隐忍度日而非直接反抗。

1928年6月初，奉军撤出北京，刘哲亦随同回奉，[43]京师大学校长由文科学长江瀚继任。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北大文、理、法三科学生自发移除了京师大学招牌，改悬“北京大学”四字。[44]虽然他们对率先入城的阎锡山的队伍并无好感，[45]但还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国民革命军临时办公室表示慰问，还主动于校门前悬挂青天白日旗以示欢迎。[46]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续写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的辉煌指日可待。

二 南方教育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

在北伐军攻克北京之前，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学院分别是各自管辖地域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就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为筹措经费一筹莫展之际，由广州迁至南京的国民政府则开始推行一系列教育行政制度改革。作为占据革命先机的南方，其于1927～1929年相继推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度，是对教育学术界结构布局的重新规划，带有明显的试验意味。其最初的改革主要集中于江浙、广东等省份，此项制度虽不久即被废止，但其影响仍然达至北方，成为此后北大复校运动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1926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并指导监督地方教育行政。[47]据吴稚晖提议，1927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会议第76次会议议决，添聘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4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北迁。6月7日，国民政府核准蔡元培在第102次会议上提出的变革教育行政制度的呈文，以教育行政委员会名义拟定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模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区内行政事务由大学校长处理，并选定在江苏、浙江试行大学区制。[49]6月13日，国民党第105次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了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同年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以下简称《大学院组织法》）。[50]10月1日蔡元培在南京正式宣誓就任大学院院长，北大校长名义始得取消。[51]

大学院及大学区制的设计，是希望将“教育学术化”与“学术研究化”合于一体，以大学与学术作为教育运行之核心，也是蔡元培教育独立之理念由理想渐进于实践的过程。从民国初年写作《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到1922年又作《教育独立议》一文，蔡元培更加明确地提出“教育独立”一说，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几项实施办法，其中已经看到大学区制的雏形。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

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52]

相较于此前对“隶属于政治者”与“超轶于政治者”的区分，此时蔡元培对教育的解释更注重针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和计划。此后，他又作《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针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对各省实施大学区制做出设计，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着力发展北京各国立学校、江浙及广东等东南地区的大学，以及山西、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大学，给这些学校宽裕的经费和设备，使其担负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的责任。[53]

从其一贯思路来看，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时，民国共和新制初立，政局尚不稳固，他虽有意引领教育界革故鼎新，但难免处处掣肘，教育设想尚未及实施便随内阁辞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再次获得实现其教育独立理念之机会，其换取之“条件”为宁汉对峙之时支持蒋介石并参与“清党”。[54]对此，蔡元培回忆说：“当时国民政府方以全力应付军事，对于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余与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诸先生以教育不可无主管机构，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因有设立大学院之主张。”[55]从蔡元培的立场来分析，此时提出改革教育行政，主要是为解决“官僚化教育”问题，希望通过行政上的改革，以“改官僚化为学术”。[56]1923年，蔡元培因“罗文干案”远走欧洲，尽管事隔多年，但仍难挡其对北京教育部腐败的深恶痛绝之感。他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也曾明确表示：“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57]

蔡元培希望大学院可以具备“学术、教育并重”、“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以及“计划与实行并进”的特点，设定其性质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并以“大学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决定全国教育学术上一切重要事项；同时，另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院等学术机关。[58]1927年7月4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大学院组织法》，将上述设想落实于制度。此后《大学院组织法》分别于1928年1月27日、4月19日及6月30日进行了三次修订，主要是围绕着大学院隶属关系、内部组织结构、下设各部门分工及职责进行了补充。修正后的《大学院组织法》最为实质的变化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了大学院的“隶属关系”，规定其“直隶于国民政府”；第二，添设副院长，“分划政务官与事务官，并设立事务官之领袖，使政务官一旦随政潮罢去，事务官仍能继续维持院务”；[59]第三，添设了下设机构，下设秘书处、总务处、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社会教育处、文化事业处等。总体来看，大学院在机构名称、设计理念上有所创新，但对比其修改的条文，却愈来愈与教育部的职责相接近。且如此频繁地修正，不论是出于制度初定不够完善，还是因为反对者意见无法迁就，[60]都表明此项改革未能做好准备。

就在大学院紧锣密鼓地着手设立之时，大学区制也逐渐开始试行。1927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并分别于1928年1月27日、5月3日、12月11日公布了《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有学者将大学区制的特点归纳为四点：第一，教育区域与普通行政区域不必一致；第二，大学校长兼管全区教育行政；第三，教育行政与研究联合进行；第四，教育行政之评议与执行分立，而以校长总其成。[61]大学院与大学区制互为配合，关于两者之关系，教育部提交的提案中有详细说明：

鉴于吾国年来大学教育之纷乱，与一般教育之不振，其原因固属多端，而行政制度之不良实有以助成之，大学教员勤于诲人者已不多得，遑论继续研究，欠薪累累，膏火不继，图书缺略，设备不周，欲矫此弊，谓宜注重研究之一端。凡大学应确立研究院之制，一切庶政问题皆可交议，以维持学问之精神，此制度之宜改良者一也。一般教育之行政机关，簿书而外，几无他事，其所恃以为判断之标准者法令成例而已。不问学术根据之如何，于是而与学术最相关之教育事业，亦且与学术相分离，岂不可惜。谓宜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区内之教育行政事项，由大学校长处理之；遇有难题，得由各学院相助以解决之，庶几设施教育得有学术之根据，此制度之宜改良者又一也。[62]

吴稚晖也解释过大学院与大学区制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国试行大学院制，本意欲将教育变为学术化，使行政为其附属之一事。……大学院制乃全国止有一大学院为主校，于是分区设立大学，为其一种分校；由区大学分设中学、小学等，为其第三种、第四种等之分校。即以旧日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之行政事务，附属于大学院及大学、中学等，以便与政府亦有联络。目前大学院虽有研究院等之设施，但因经费问题，及高等专门人才，尚多为国家社会所需用，为进一步之研究者，人数尚少。故主校设立课程问题，尚需时日。惟旧日教育部转来之行政事务，不能不先行成立。[63]

在大学区的设计中，大学校长是大学区制度的核心，不仅要引领发展学术，也负责区域教育之行政。从其实际运行而言，大学校长之责任与权限均被放大，但在制度上缺少相应的监督与制衡。大学学术运行之规则是否可以用来作为不同阶段教育的标准，并不只是理念层面的问题，更多是与具体实践层面的问题相关。比如，在学制上，大学虽与中小学相衔接，但此前联络毕竟有限，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政。大学区制的试行，实际上把中小学原有之权力架空，自然触动部分群体利益，引发不满。自中央大学区改革之日起，反对之声就未曾停止。在此过程中，各方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的分配以及人事安排的争斗甚是激烈。[64]其中反对之声最为响亮的是由南京、上海等地部分中学组成的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1928年6月，他们上书国民政府，详述五大弊端，历陈“一年来身经之痛苦”，呈请变更大学区制。[65]

大学区制风潮不断，也使推行该项试验的大学院颇受诟病。1928年8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经亨颐、郭春涛等在五中全会上公开向大学院“开炮”，认为其不称“国民政府教育部”，而名“中华民国大学院”是“不伦不类”，冠以“中华民国”字样，其意究竟隶于国民政府，抑或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并建议废止大学院，重新设立教育部。[66]对此，蔡元培也公开承认大学院与从前之教育部无大分别，对于五中全会提议改回教育部之事当听大会解决，并无成见。[67]两天后，蔡元培又与李石曾就设立北平大学区事发生冲突。此事对蔡元培刺激颇大，翌日即递交辞呈辞去本兼各职并于当日即离开南京。此后虽经国民政府多次慰留，但其去意坚决。10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蔡元培的辞职，并宣布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19日，中央政治会议改任蒋梦麟为教育部部长。23日，国民政府正式明令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附设于行政院。大学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办理。存在仅一年有余的大学院寿终正寝。至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议决由教育部定期停办试行大学区。[68]

有学者认为，大学院与大学区所经历的曲折是一种“象征”，从中可以观察“‘国家’是如何对教育与学术进行渗透”，其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将教育与学术纳入政权建设框架的需要”[69]“教育”历来都是一种稀缺资源，更代表着一种特权。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来说，谁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教育之责也变成了各方争夺权力的目标。

第二节 蔡元培与北平大学区风潮

蔡元培自1926年回国后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新政府的组建工作，但大学院院长之职仍使其难以隔断与教育学术界的密切关系。北伐军克复北京之后，蔡元培本有意重长北大校印；北大师生也为此事积极筹划。众人皆以为复校有期，可再现五四辉煌，却被卷入了从改名中华大学到试行大学区制的风潮之中。

蔡元培虽曾热心筹划大学区制，却也认识到了浙江、江苏两地的大学区在实际运行中的重重危机，并不赞成继续北平的试验。但李石曾一派意欲通过推行北平大学区改革，重组各校资源，以控制北方教育界。蔡、李两系之龃龉逐渐公开化，也一度影响到时人对蔡元培的评价。蔡元培在其中扮演了相对被动的角色，不仅对社会质疑之声少有公开的说明，绝大部分时间都以沉默对之，即便是对甚为投契之旧友故交的回复也只有寥寥数语，甚少坦露内心世界，给重组这段历史带来了很大困难。

有关改名中华大学的冲突及后续的北平大学区风潮问题，研究者大多从教育制度变革历史及民国教育界派系之争角度进行讨论，[70]而对蔡元培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的行为表现与心态变化，以及与1930年代前后多变的政局之间的关联尚缺乏解释。若从蔡元培一贯的言行来判断，从内心而言，其并不愿卷入任何派系之争，但蔡李之争已成不争之事实。北大师生在复校运动中曾多次明确提出蔡元培回任校长之要求，但与此前蔡元培辞职后的慰留相比，北大内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均发生了分化，力邀其回校的出发点亦更趋复杂多元。此时，蔡元培虽然仍取其不合作主义的应对方式，且同样规劝学生不要因参与过多政治运动而荒废学业，但其也正因此被逐渐视为保守和落后的代表，也使得部分学生转到批判蔡元培的立场上。北大成就了蔡元培之盛名，他虽曾流露出重回北大之意，但对处在旋涡之中的蔡元培来说，北大却已变得“回不得”和“回不去”了。

一 从中华大学到北平大学区

当时就有杂志评论说：“北京教育界的中心是在北大，所以我们要改良北京的高等教育，必须先研究北大的历史。北大本是京师大学堂的化身，在前清时代已经是全国的最高学府。”[71]正如此段所述，在不少时人的观念中，作为表率的北大，已有了辉煌的历史，也理应成为改革的先锋。而只不过现实总能出乎意想，学校的历史和传统，既可以凝聚为无形之力，也可以让任何“风吹草动”变得草木皆兵。从1928年6月京师大学各校独立，北京大学改名中华大学，再改北平大学，又改北大学院，直至1929年7月大学区正式撤销，改回北京大学，这一时期是北大校史上变动最频繁的时期。其间各方利益纠葛难辨，为便于后续分析，先对此过程做一简单梳理。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接管北京，京师大学校亦随之宣布终结。是日，国民政府召开第七十次会议。会上蔡元培以大学院名义呈文国民政府：“北京大学在教育过程中有悠久之历史，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农、工、医、法、政、艺术等科及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名曰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绝对不能沿用，拟请明令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并请任命校长，以专责成。其内部组织，统由新校长拟具办法，呈由职院核定，借谋整顿，而促进行。”[72]对此，经亨颐提议将北大改为中华大学，得到多数人赞同。至于校长人选问题，易培基已在会前同吴稚晖、张静江达成协议，一致推举李石曾为校长；蔡元培虽有意自兼，却不方便提出，而会上只有孔祥熙一人提议蔡可自兼校长，但并不能左右结果。会议最终决定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蔡元培任校长，未到任前由李石曾代理。[73]蔡元培执掌大学院，虽然不太可能北上到任，但李石曾此时也未在国内，参会众人意将北大付与何人已然明了。

6月15日，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中央大学及中华大学校长人选等问题。按照《大学院组织法》第三条之规定，大学院下设大学委员会，负责“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1928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更明确列出“大学院长及各国立大学校长之人选”是大学委员会议决之事项。[74]此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辞去中华大学校长，改推李石曾为校长。蔡元培虽仍有意自兼，且曾于会前托杨杏佛向易培基转达代为提名之意，却得知其与吴稚晖、张静江已商定推李，蔡只好主动提出不再任校长一职。在此次会议上，胡适还与吴稚晖发生冲突，甚至被指责为“反革命”。[75]6月19日，国民政府第七十三次会议照准大学委员会商议之结果。[76]蔡元培对15日大学委员会的结果甚为失望，一时激愤，准备辞去大学院院长，后经劝解打消此意。此后，他继续奔波于各地，在各种职务角色间频繁转换，对北大方面的一切邀请，皆以手中事忙无法北上为由拒绝。

8月16日，大学委员会开会讨论设立北平大学分区案。李书华提出《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谓此为李石曾先生之主张”，“众即漠然”，唯有朱家骅“略有表示”。此提案就此通过。蔡元培虽为主席，却于会场中“未赞一词”，翌日更是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携眷离宁。[77]从1927年6月大学区制开始试验已是一年有余，危机重重。[78]相对于其他大学区，平津、河北等地各校历史与境况千差万别，对大学区制改革的诉求更是各不相同。[79]刘哲时代只针对北京各校合并就已风潮迭起，更何况是范围更大的北平大学区改革。因此时国民政府尚未正式通过和公布《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到底如何操作并不明朗，北平各校又忙于为即将到来的开学筹措经费，而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则在集中全力抗议大学院对北大的接收，此消息一经公布并未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而蔡元培的反应则有些“出人意料”：8月17日，蔡元培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提出辞职，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旋即携眷离开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再慰留，但蔡去志坚决，义无反顾。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七次会议批准了蔡元培的辞职，并改任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此次选择辞职，和前几次方式相似，但心境已然不同，此后他大多扮演“救火者”兼“和事佬”的角色，[80]平衡各方利益。风雨飘摇之际，北大师生迭发函电请其回校主事，却从未得到实质性回应。其对北大之事看似即若即离，其实更多是有心无力。

9月21日，国民政府第九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以北平政治分会的管辖区（即北平、天津两市和河北、热河两省）为北平大学区。高等教育由大学本部掌管，设校长一人，副校长一人，秘书长一人。具体来说，该计划仍是遵循刘哲打造京师大学校的方式，将北京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分别与他校合并重组：北京大学文学院与保定河北大学文科合并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理学院改为“北平大学理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法政大学、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预科则改为“北平大学文理预科”。[81]

在得知成立北平大学区消息后，除北大外，如天津的北洋大学、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等其他被并入的高校，也纷纷表示抗议。[82]因经费问题，此时北平国立各校学生虽已大半到校，但尚未正式开学，学生遂发起“读书运动”，要求上课。11月1日，李书华到北平，着手组织北平大学。11月10日，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正式通过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规程，设立校长办公处开始办公，并正式开始施行改组合并计划。[83]李石曾因病于11月底才到北平，[84]但为避免引发更激烈抗议并未立刻宣布就职，北平大学具体事务靠李书华维持。但李书华资历、威望尚浅，各学院教授均不肯合作，北平大学校务仍然停滞不前。李书华、萧瑜等人不惜暗中使出招数，被学生识破之后矛盾进一步激化。[85]

11月29日，北大学生五百余人手执“打倒二李”“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万岁”等标语，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北平大学区办公处，二李等人适均在外未归，学生们无处泄愤，遂入室内将门窗器具捣坏，各房门玻璃亦皆被捣碎，并拆毁招牌等物。毁毕，又至李石曾及李书华私宅，因闻讯有警备部派军警保护，学生未有举动即去。[86]北大复校之事最终还是发展到付诸武力的地步。针对如何处理学生这一越轨行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北平政分会，北平市卫戍部各有打算。[87]为缓解风潮，蔡元培、蒋梦麟和吴稚晖则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先是蔡与蒋以私人名义联名于12月6日致电学生，告其勿走极端，称“大学区制静待试行，校名虽更其实无损，长思远瞩勿复反李”。[88]其后，吴稚晖出面调停，与北大来宁请愿学生代表李辛之、赵子懋等晤商变通办法。经多次商议调整，最终达成妥协办法：将大学区内原北大三院统称“北大学院”，改文科为文学院、理科为理学院、法科为社会科学院。三院仅为挂牌名称，行政方面不予适用。学校英文校名仍称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陈大齐为北大学院院长，北大学院院长为北平大学区当然委员，下设各院主任可出席北平大学院长会议。经费仍按从前北大最高预算支给。[89]此种方式使北大的完整性得以保全。至此，北大学潮暂告解决。

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停办大学区制。[90]6月25日，教育部电令北平大学区于当年暑期内停止。[91]8月初，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相继复校，天津的北洋大学也脱离北平大学，其余北平各校重组为北平大学。

二 “洛蜀交哄”

从1928年6月决定改名中华大学到1929年8月北大在北平大学区停止后复校，国民政府大学院及教育部对北大的接收与改造始终处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蔡元培、李石曾两派是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政令的决策者、推行者，也可以说是直接引发风潮的当事人。以往研究大多从派系角度做分析，从两派冲突分析教育界风气之变换。只不过，学界中之派系与政党政治之派系仍有不同，之所以组“派”成“系”，乃因意气相投而至交往频繁多过互为利用，但其组织大多是随意松散的。派系之名有自封者，亦不乏被贴上标签、强为命名者。对派系之内的当事者而言，是否承认属于该派与被认为属于该派，始终存在区别。学界之派系并不似政党之派有外在严苛的规章约束，其归属感受自身派系观念之强弱影响更大。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往往只见表象而并不全然了解内情，无从分辨（也有可能是不愿分辨）每人之差别，再加上文人相轻之习，旁观者恶意揣测派系之争也并不少见。派系之间即便有观点相悖，但并不是事事都剑拔弩张，因此引发冲突的关键性事件是讨论派系问题的切入点。本段主要围绕6月8日、6月15日以及8月16日三次有关北大改名及改组事件展开讨论，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系列事件对蔡元培在北方教育界影响力的转变。

从前文梳理来看，北伐军进入北京后接收北大、改名中华大学是蔡李两派冲突之始。《大公报》曾有一文从派系角度详细回顾了中华大学问题之由来：

当平津克复，百端待理，教育其一。时沪电称蔡元培先生将来平，闻蔡初意确欲来平，即为整顿教育。后在南京会议，对于北平各校，蔡意拟将北京大学名义合并各校。时经亨颐则极端表示反对，谓如此办法，敢必甚引起风潮。事实上恐不能办到。盖经氏前曾为师范大学总务长，闻亦思自树一帜，而为某派者也。后经氏主张合并各校，而名为中华大学，合中央、中山为三“中大”，此三大为中国有特殊地位之大学。此中华大学之名所由来。后当讨论校长问题，孔祥熙即提议蔡元培，似蔡之意亦愿自兼，即不能亲自北来负责，拟以徜徉沪滨之胡适之博士为副校长。故当时曾有陈西滢将为文科主任，周鲠生为法科主任等传闻，而经亨颐、易培基等则阴为反对，李书华等之所谓中法派，早已暗中活跃。后蔡提出李石曾为校长，时李尚在美国，盖现国中之校长人选，当以蔡李与吴稚晖三人为适当。吴人知其不能干，故此一席，非蔡即李也。[92]

从上文记述来看，蔡元培并非反对九校合并，而是希望将各校纳入北大之统领，显然他也有重回北大之意。只是此时蔡元培尚不知易培基等人已在会前有所动作，因此会上仍同意担任中华大学校长。

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再开会议，讨论中央大学易长以及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会前蔡元培与杨杏佛特意发快信，请在上海的胡适“务必去一趟”。此时中大校长事，张乃燕与杨杏佛形同水火，[93]胡适认为蔡自请处分“必系代杏佛受过”；且几日前蔡与杨抽出时间参加中国公学校董会，使胡适觉得“不能不去‘报聘’”。蔡元培的确是在找胡适做后援，无论是在中央大学还是在中华大学问题上，都有奋力一搏之想，而胡适参会前显然并不觉得中华大学会成为问题，因此才会感慨“谁也不知道今天会上的大争论却在北大的问题”。[94]

会上，蔡元培报告北大问题经过后提出两点：（1）改名中华大学；（2）自己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定李石曾为校长。听闻此言，不知前因内情的胡适起立发言道：“（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李煜瀛）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言罢，张乃燕、吴稚晖、易培基、张仲苏等相继发言，力挺李石曾为校长。易培基还详述了6月8日会议提名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之经过。他说：

他先和稚晖、静江商定了推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决定之后，那天早上来寻蔡先生，只见一面，未及交谈，见着杏佛。杏佛说，“寅村先生来的正好。大学院今天预备提出北大的事，蔡先生自己愿意兼，不好自己提出，请寅村先生提出。”易就去寻蔡先生，说，他不能提蔡先生，因为事前已和吴、张两位商定了推石曾先生，若该推蔡先生，岂不成了“卖友”？所以后来国府会议有调停的办法，请蔡先生为校长，未到任以前，由李石曾先生代理。[95]

胡适还是坚持维持国府原案，即蔡元培做校长，由李石曾代理。蔡元培认为不好，还是决定请李石曾为校长，并补充易培基前述发言说：

那天我就没有想到石曾先生要做校长，后来才知道你们几位先有了一个会议，已决定了。但那天匆匆地我一时没有余暇回转过来。现在都明白了，所以决定请石曾先生为中华大学校长。

随后，吴稚晖有长篇发言，矛头直指胡适，说他是“反革命”，还翻出“三一八”惨案后李石曾等人被通缉之事，暗指是东吉祥胡同一系背后鼓动所致。据胡适的描述，吴稚晖演说中情绪渐进失控，先是“大说”，再是“直跳起来说”，又到“直跳起来，离开座次，大声说”。会议几乎变成吴稚晖对胡适的讨伐，丝毫不容胡适辩驳。支持李石曾者占绝对优势，胡适也只能妥协。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蔡元培辞去中华大学校长，改任李石曾。

散会后，吴稚晖摸出几张电报丢给胡适，电报所示解释了吴氏会上举动异常之原因。胡适记曰：

（吴稚晖）说：“哪，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我打开看时，都是石曾给静江、寅村的电报，一封说：中华大学校长事，须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柽章、（李）书华、（肖）子昇三人接收中华大学。一封说：加派沈尹默接收。电文中全不提大学院与蔡先生。我说：“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大概稚晖也不满意这件事，所以他屡次说，“平时我们无论怎么样，到了有争论时，我总不好不站在石曾先生的一边的。——就是蔡先生也不能不站在他的一边的。”[96]

胡适对吴稚晖“也不满意”的判断应该大致不差，因为“不满意”才会在会后给胡适看那些电报，但也正如吴氏自己所言，“不满意”与“站队”始终并不冲突，特别是关系到各派相争之事。当日会上，胡适说李石曾派别观念太深，张乃燕却反驳道：“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97]李石曾一派并不讳言自己的派别观念深重，反倒有些引以为豪的意思。且越是派别观念深者，越是看重这种“站队”，也会以同样的想法揣度对方，把“站队”一事想得极为重要，因此吴稚晖在会上一再提起“东吉祥系”，即是表明立场、选择了“站队”而已。[98]

晚饭时，胡适听蔡元培感慨地说：“他（指蔡元培）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他们逼他兼司法部，却不许他做北大校长。这种干法，未免太笨。”在此情形之下，第二日胡适便致函蔡元培，要求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甚至说如果蔡元培不允许，自己也会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99]而早在15日会议最后，蔡元培即席提出要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还请众人商议继任者。参会者自然不能同意，但蔡元培却有“那我只好一丢就走了，将来还得你们诸位选出继任者”之语，也才会有当天饭桌上的那一段“肺腑之言”。

蔡元培的容人之量，众所公认。不过，“无所不容”也有可能被解读为“滥好人”。沈尹默说蔡在北大时就是被“包围”的。所谓“包围”，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龃龉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100]关于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交往，已有学者做过详细讨论。[101]李石曾，名煜瀛，清末名臣李鸿藻之第三子。二人初次会面于1902年的上海张园，订交于德国柏林，皆醉心于互助论，可说志趣相投。1913年后旅欧期间，二人过从甚密，共同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组织“世界编译社”，创办华法教育会，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二人合作无间。蔡元培聘李石曾为北大哲学教授，后又聘其担任北大生物系主任。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后，李石曾被选为评议会评议、行政会议委员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图书委员会委员，又兼研究所委员会委员。[102]二人还致力于中法教育事业的扩展，先后创办孔德学校、里昂中法大学等校，这一时期也是“二人合作最长、最好的一个时期”。[103]1923年至1926年蔡氏在欧期间，二人交集甚少，而李石曾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颇为活跃。[104]此段时间李石曾似在有意扶植自己的势力，扩大在北方教育界的影响。其中与北大最为相关的是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件。北京各校因声援女师大风潮掀起反对教长章士钊运动，李石曾等人提请评议会通过决议脱离教育部。[105]李石曾与胡适为赞成与反对两派之代表，就北大脱离教育之正当性、评议会权力问题大动干戈。[106]这也是胡、李二人早年较为激烈的一次交锋。当时站在李石曾一边的主要以“法日派”为主，也是此后李氏在教育界倚重之人。据顾颉刚转述，“当年北平挂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个之多，有人背后还称李为‘北方王’”。[107]借北大改名中华大学以占领北方教育界，李石曾似有志在必得之意。

6月15日会后，蔡元培虽经众人劝阻暂时打消辞意，但胡适却一直未能释怀，21日再次给蔡元培写信询问是否已同意自己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之事。他还在信中劝慰蔡元培在此“时势之下，一动不如一静”，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要“与此复杂的社会相周旋”，就“不可不有一番通盘筹划”，并建议选择“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集中于几件道地的教育事业，用全力做去”，切实做法，才能不辜负“一个做事的机会”。[108]在大学委员会中，只有胡适始终站在蔡元培一边。对此，蔡元培回信说：“承规劝之言，甚佩，当铭诸座右。”他还提到“有一事可奉告者，亮畴（即王宠惠——引者注）即将回国，司法部之交还，一月后必可实现，目前无法摆脱”，[109]俨然对辞职之事已经有所计划。胡适还在21日的信末感慨道：“暑夜独坐，静念十年来朋友聚散离合之迹，悲哀之怀不能自已，想念及先生，提笔草此书，略写一时的感想，先生不见罪就够了，不敢百忙中赐答也。”[110]蔡、胡二人亦师亦友，蔡元培当然不会见怪，而胡适的感慨也颇能代表不少北大旧人失落、沮丧之心态。

从6月中开始至8月中正式提出辞职，蔡元培对北大之事多以安抚方式处理，并未做出任何切实的许诺。他曾致电北大表示待大学院事告一段落后即行北上，[111]但大学院此时正处于存亡关头，恐怕很难等到“院事完毕”之时。虽曾不时传出蔡要亲自接收国立九校的消息，但最终其均未能成行。[112]此段时间蔡元培忙着出席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处理中央研究院院务，根本无暇顾及北大。待到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大学院改教育部已成定局，大学委员会又于8月16日通过设立北平大学区决议。翌日，蔡元培便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国民政府提请辞职。[113]其辞呈中有“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等语，引发不少两系相争的猜测。[114]另“据知其底细者”称，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辞”，并不是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115]

蔡元培是携眷出京后才递交辞呈的，且选择了先到各地游览再回沪的路线，以避游说。[116]8月21日的国府会议发布指令慰留，还派宋子文亲往当面表示恳切挽留。[117]但蔡元培并不为所动，在回复于右任、宋子文、李烈钧等人来函时有“自知辁材，难膺烦剧，去志早决，万无反顾”等语，辞意坚决。[118]他致函谭延闿表示，“初以北京未下，后因全会将开，突有表示，易招妄测，忍隐未发，忽又逾月。兹全会告竣，正澄清吏治，登进贤能之机会，自维溺职，不去何待”[119]，也可印证前文对胡适所言静待时机之语并非虚言。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派孔祥熙亲往退还辞呈。虽然蔡元培去志甚坚，但连日劝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申明“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同时还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120]最终大学院改教育部后，由蒋梦麟代替其职位，而监察院院长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

蔡元培的请辞也对李石曾北上的计划产生了影响。[121]8月底，李石曾一面派李书华来平与各方接洽一切，一面却提请辞去中华大学校长。[122]蔡元培得知此事后，立即“去电阻止”，私下评论说“太滑稽了”。[123]李石曾此举颇有些以退为进之意，也可看出其为人处事之法。顾颉刚回忆说，当时李石曾是“蓄意打倒”蔡元培的，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他还提到，李氏作为法日派领袖并不直接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124]国民政府明令慰留李石曾后不久，李书华就被任命为中华大学副校长，也印证了顾氏的观察大致不差。李石曾之侄李宗侗也是替其出头之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李石曾的角色只是“从旁赞助”，“因蔡先生为北大老校长，人地最相宜”，但国府既不能任蔡他去，亦不能任李辞职，李辞校长“当然作为罢论”，意在暗示李氏执掌北大是临危授命。[125]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经费问题的确是当时国立九校最大的困扰，二李曾以校款无着为由，提出过辞职，[126]长时间不就职也算是事出有因。对此，蔡元培也对李石曾有所回护。[127]此事若从正面看来，本无不妥；但若从了解李氏为人者看来，恐怕又会因此增加不少负面评价。李对北方教育界表现得太过积极进取，甚至提请辞职之后，“仍愿以个人名义，对于筹划经费，极力赞助”，[128]不由得让人怀疑其辞职只是故作姿态。

其实，李石曾因筹款不能北上之说并非托词，国立九校最终不致关门也的确与他努力奔走筹措款项分不开。[129]但北大复校运动迁延过久，再加上学校又因经费问题始终难以开学，学生情绪渐进失控。11月29日，连日抗议复校无果的北大学生，捣坏北平大学区办公处，并径直进入李石曾、李书华等人住宅实行破坏，酿成大风潮。得知此消息后，蔡元培即于12月1日致电二李表示慰问，[130]后又与蒋梦麟联名以个人名义致电北大学生，规劝诸生不必“以一时之不察，起无谓之风波”。蔡元培尽力疏解诸生对大学区制的抵抗情绪，强调自己“实创其议”，还以自己早年在北大兴革之事，采用的也是“有利则存，见害则徙”的原则，希望学生不要操之过急，静待实验结果。[131]面对学生的越轨举动，仍未正式就职的李石曾并未出面处理闹事学生，而是等待行政院及北平政分会命令再做行动。[132]12月4日，行政院会议决定，由教育部发电剀切晓谕，如不遵令即依法律制裁。[133]教育部遂于5日电谕北大学生，主要从北大传统及应负责任入手，称赞北大“循流竞进，不主故常”，希望学生不要“封故抱残，徒争形式”，措辞极为温和，应该与教育部长蒋梦麟的授意不无关系。[134]

李石曾最初对此事的回应并不算积极，除了不在其位的原因之外，他深知如果学生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使北平大学区风潮更趋恶化，因此他不似蔡元培等人直接批评学生，而是主张在和平解决的原则之下公事公办，实际上是将难题推给了教育部，最后仍是要靠蔡元培和蒋梦麟出面解决。此后虽有强行接收北大之举，也是以“维系国府威信”为名，要求军警不携任何武器、不带皮带，以避免与学生有所冲突。[135]已经不再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选择此时与北大学生直接对话，并将抗议行动定性为“举动有违常规”，是出于对北大的“爱护之情，不后贤者”。他有意淡化风潮之严重程度，并不愿见北大卷入学潮。他在给北大学生电文的最后还特意提及校长李石曾，称其“德业高越”，还历数其辉煌事迹：“昔教授北大，群情翕然；经纶教育，亦多宏业。又其辅弼总理，领袖伦彦，勤劳党国，昭在有目。”希望学生长思远嘱，不必听信空穴来风。[136]蔡、李二人此前因中华大学改名事嫌隙丛生，其虽被怀疑是李氏“蓄意”而为，但二人早年情谊甚笃，此后在政事上也有不少交集，再加上有吴稚晖从中调和，[137]此时关系尚未完全闹僵。电文中对李石曾的推崇，并不只是敷衍之词。

但派系之事最易成为解释矛盾冲突的借口，如报载消息称：“李石曾与蔡元培素极重视北大地盘，李此次北上，蔡派对之不满，此次反对李之学生，即与蔡有密切之关系。李未到校之前，即欲借证明学生学籍而开除一部分之学生，故学生辈打人先下手，反李之声浪以启。李氏一派，则主张表面暂持不理主义，然内幕中活动颇紧。”[138]再联系到蔡、蒋电文开头处即有“护校之举曾得培等同意，虽知好事之徒，虚构谰言，别有用意”等语，可见当时流言之盛。[139]对此传言，李石曾也站出来回应，北大事件与蔡有关只是外界故意挑拨，继而说道：“蔡与余系老友，学潮发生后，曾来电慰余，即可概见。”[140]自改名中华大学事起，蔡李两系龃龉便已逐渐公开化。不管散播流言者是否有党派色彩，抑或当事人是否自认存在派系之争，流言渐起之势都说明，蜀洛交哄已成既定事实，甚至到了可以被利用的地步，对此后教育最高领导权的布置影响颇大。陈布雷在1930年接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就颇为踌躇，深感“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他说：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蒋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141]

以陈布雷对1930年之后的观察和判断来讨论1928年底的事件算不上十分妥当，但不到两年的时间两系冲突就已到了影响教育部正常运行的地步，甚至要靠蒋介石出来调和，可见其事态已经相当严重。舆论一向喜对党争内斗之事捕风捉影，当争斗从局内人逐渐扩大为公共事件之时，无论当事人本身派系观念是否深重，实际上都已没有了置身事外的辩解机会，也很难阻挡流言传播。有些时候，流言还有可能反过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更偏向利用派系加以解释，反而坐实了派系之事。

李石曾在处理北大事件时特意对公众强调与蔡元培关系密切，虽是出于消弭流言的目的，但或许也希望借助蔡之威望为自己铺路。李氏多年来虽也有意在教育界培植自己的势力，但对争夺北大始终有所顾虑。[142]他在推行北平大学区时所受阻碍，大部分来自北大师生的反对，其在北大师生中的声望甚至还不如吴稚晖，遑论蔡元培。[143]在北大复校运动中，请蔡元培回平长校作为请愿要求之一不断被提及。因此，对于北平大学区风潮来说，局内人的决策固然会影响时势走向，局外的北大师生和社会舆论，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造势者”。

三 造势者

五四后教育界的政潮、教潮与学潮，常常互为因果，相伴而生。教育行政权力更迭频繁的恶果之一，是办学经费无以维系，学校运行因此而中断。比起教职员去留的抉择，对于尚在求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无论是留下继续学业还是转投他处，都要付出更高代价。胡适曾经感慨五四后北大同人“死者死，杀者杀，逃者逃”，“北大久不为北大”。[144]北伐胜利及政权转换终于给北大带来新的转机，恢复“北京大学”的名称与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北大教职员与学生的共同目标。北大师生与大学院/教育部的函电交驰，再加上面陈利害，甚至是武力对抗，半年时间内北大始终处于名称更替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都与北大师生的抗争有关。不过，抗议的过程充满着变数，看似一致的目标背后逐渐显露出教职员与学生的不同立场和诉求。五四后，学生已经俨然成为影响教育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1928年到1930年的复校过程中，部分学生表现得尤为积极，实际上主导了北大的复校运动。作为缔造北大历史的老校长，提议蔡元培重新长校是抗议初期复校宣言中频繁出现的要求之一。不过，随着北大复校之事久悬未决，社会舆论对蔡元培的“不作为”颇有微词，他回校的可能越来越小，其与北大的关联也逐渐微弱。

对北大来说，北伐军入城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接收京师大学的问题。6月8日，九校教职员召开联席会，表示刘哲时代的被迫“隐忍服务”已告结束，各校都要求恢复京师大学成立之前的原有校名，并将会向大学院及时汇报进展情况，[145]由此拉开各校复校运动的序幕。10日，北大教务长陈大齐召集各学系、科、部、研究所主任开会，讨论北大接受事宜，议决会同学生代表接收北大各院。[146]与此同时，北大学生也早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部分学生先是与代理京师大学校务的文科学长江瀚达成协议，取消期末考试。随后即开全体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并于7日上午即召开成立大会，着手进行复校运动。[147]9日，江瀚即向大学院提出辞职。[148]在辞呈中，他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学生受积年压迫，“或不依于常轨”，极易酿成事端。[149]北大复校运动大幕拉开之后，事态发展不幸确如江氏所料。

北大复校运动会首次宣言称，军阀恶势力并没有摧残北大“固有精神”。“有三十年来光荣的历史”的北大，肩负着“社会指导者”的责任，“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民众运动的领袖”。所以，要继续北大光荣的历史，发扬光大北大精神。[150]改名中华大学消息传出后，设立于首都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也呈请国民政府及大学院，要求保留北大旧名，并从历史传统、社会地位、现实状况、域外经验等方面详细列举了七条理由。宣言特别强调，“北京大学四字已超出北京地名关系以外，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固有名词”，所以北大也“应随中国民族文化之发展，而万古长存”。[151]同时，上海的北大同学会也对母校的复校运动表示声援，也呈文国民政府，从学校历史地位与文化传统等方面详述北大不可更名之七项理由。[152]对历史的回顾和梳理被用来作为重新解释现实的工具，这也为后续的北大复校运动定下了基调——从北大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强调北大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以保存“北京大学”校名和保持学科建制的完整。

早在6月6日大学院院务会议上就传出消息，蔡元培将会到北平办理接收北京政府下设中央教育学术机关。[153]当听说蔡元培不日将会到平后，北大教职员协进会即商议派人到天津迎接，北大毕业生则开始着手准备筹备盛大的欢迎会。[154]不久大学院又改派社会教育处处长陈剑修，秘书高鲁、齐宗颐为特派员接收北平教育机关，[155]却又因中华大学改名而被叫停。之后，代理校务的陈大齐和李书华都曾致电蔡元培，请其早日北上接手校务，但由于此时已经确定李石曾将出长中华大学，蔡元培分别复电婉拒。[156]北大的复校运动，自此又加入反对改名和拒绝大学院接收的主题。6月20日，学生方面再开代表大会，议决发表保全旧校名宣言，并呈文国府陈诉理由，同时联合教职员选派代表南下请愿。[157]7月初，接收九校专员高鲁等人到平，虽有蔡元培出面请沈尹默、李书华等人协助，但大学院接收北大之事仍然遇到了很多阻力。[158]学生普遍认为，如果同意接收即是同意改名，因此一直对接收一事颇为敏感。复校运动委员会在此过程中态度逐渐强硬，表示如不恢复原有校名将拒绝接收。[159]他们仍采用致电大学院、上呈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派代表赴京请愿等办法，宣传复校运动，并请蔡元培从速返校主持校务。其呈文立意仍注重对北大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的阐发，指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实有其光荣之历史，与不可废灭之精神在焉”，且“北大已成为文化史之一专名，国际间之誉辞，早凌越于地域之意义以外”。[160]呈文递上后，国民政府及大学院均并未做出回应。7月11日接收当日，高鲁等人以书面声明保证接收与改组无关，且在复校运动并无妨碍之后，才得以完成清点和接收。[161]

在复校运动的第一个月，北大师生对复校一事甚为积极，定期召开会议制定相应对策，同时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宣传和影响。7月9日上午在北大召开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便成了北大表达诉求的机会。此次大会有李宗仁、吴稚晖、阎锡山及白崇禧代表等军政各界人士共八百余人出席，场面宏大。会场布置除了常见的彩坊红灯之外，还出现了“北大复活”“反对改名华大”等标语。北大教职员代表与李宗仁、吴稚晖等军政要人均有发言。北大代理校务的陈大齐、教职员代表朱希祖、学生代表赵子懋等从不同层面着重强调了北大与文学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以及北伐的关系。李宗仁、吴稚晖的演讲虽然也肯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但最终落脚在规劝学生不要把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而是应该埋首读书。[162]这场“另有所图”的纪念大会，并未产生特别的效果，两天之后大学院特派员完成了对北大的接收。而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学院仍未对北大反对改组更名之事做出回应。

早在1928年7月底，社会舆论就对蔡元培回校不抱乐观，北京教育实际上“内容空疏，名实悬远”，“大学院远在南都，蔡孑民兼差四五，对于北方教育，实嫌过于冷淡”。[163]这一观察甚为写实。北大校务自接收之后仍没有改变无人负责主持的停滞状态。[164]组织此次复校运动的核心，是由教职员与学生联合组成的复校运动委员会。该会虽有联合名义，但仍以部分学生起主导作用。对外宣传办法也与历次抗议运动相似，大致采用惯用的发表通电、呈文政府等方法寻求各界支持，但总体来看，实施效果并不让人满意。其影响范围基本限于北大校园之内及部分北大毕业生，而且很少得到社会舆论的回应，甚至连北大内部反响也不强烈。复校运动以恢复北大校名为主题的运动更易被认为只是北大的内政，不似军阀时代抗争主题常与爱国运动、黑暗政治相关联，不足以扩展为可以广泛动员与号召的主题。从政府一面来看，大学院因推行大学区制不力颇受诟病，五中全会上已确定其行将废止。蔡元培辞职后将大学院事务托付副院长杨铨处理，杨铨不久亦提出辞职，直至9月底才选定蒋梦麟继任，院务受到不小影响。[165]蔡元培此时态度消极，已基本断绝了重回北大之想，因此于公于私均不可能对北大师生所请有所回应。

群体性的抗议请愿，因牵涉人员众多，在策略上如果能一鼓作气，往往可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若是迁延过久，请愿者内部很可能先会自乱阵脚。据报载，北大的复校运动因届假期，委员会工作多有停顿，曾引来留校学生之不满，甚至出现了该会与留校学生“直函质问”和“贴宣言标语攻击诋骂”的情况。9月初，不少学生返校后也对复校运动委员会表示不满，认为其“常以空言塞责，无具体计划及相当成绩表见”，遂另组敢死队、读书运动会，后又合组为“北大护校读书会”，与复校运动委员会对立。另有部分学生虽赞成复校，但鉴于已将中华大学名义取消而更名为北平大学，似愿让步，希望能将视线集中于开学复课之事。[166]

9月21日，国府会议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中华大学改名北平大学，另将北洋大学、河北大学等校一并重组。直至此时，复校运动才渐有起色，开始得到各界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平大学区的成立，不仅涉及北平各校利益，且还牵涉河北、天津等地学校，他们纷纷加入抗议队伍，声势得以壮大；[167]另一方面是因为开学日期已过，九校为争取经费恢复上课，已至声嘶力竭之境地，对读书运动的呼声更加强烈。复校运动加入“读书”主题，更易获得关注和同情，其自身请愿抗议等行动的合理性也由此得到加强。

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自加入九校读书运动会后，也对筹备开学一事颇为用心，积极与在平北大教师联络，拟联合组织“学生学业维持会”，先行开学授课。[168]10月20日，北大行开学礼，到会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四百余人。[169]但复校运动并未终止，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上呈国民政府，历述北大开学情况及复校决心，并再次电请蔡元培来校主持。[170]11月初，李书华携筹集到的五十万元经费来平，开始着手组织北平大学区改组工作。[171]此后，各校学生会、九校学生读书运动会以及各种团体组织等行动更加积极：有继续明确反对改组，要求各校独立者；有希望早日上课，请李书华前往接收者；也不乏会后临时起意即赴李书华私宅示威者。[172]《益世报》记者观察到北平大学学生因意见分歧也有了派别之分：

北大学生现分三大派，一为复校运动派，对李石曾、李书华组织北平大学，以为对北平教育一网打尽，根本反对，于蔡元培则表示好感。第二为京大派，即刘哲手中所招之京师大学文科学生，及文科编级生，而为旧北大生所驱逐者，彼等颇欲拥李，借以恢复其学籍。第三为读书运动派，但图早日上课，对蔡李无所可否。反李派之其中主干学生共二十人……分别向同学中团结护校团，以学生宿舍所在，每五人一组，每组各举一组长，团结进行。此项小团体之组织，颇令拥李派失其活动之力……校中教职员与蔡多为旧人，且又未开学，不能接受任何人之命令，故对学生之活动，只得取放任主义。[173]

在当时的局势下，学生意见的不断分化，说明各派之间势均力敌，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反而会使事态恶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大复校声势越大，越映衬出政府方面的缺席。有人对北大复校呼吁无门的冷落状况很是同情，“对教育当局表示万分遗憾”，甚至开始怀念起刘哲时代来，表示刘哲在校时尚能借来俄庚款，而凭借国民政府之力，却不能维持原案，原因就在于“政府不为”，“非不能也”。[174]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信中不无讽刺地谈道：“北平大学在筹备开门，唯北大学生尚在反对改组，此辈刘哲时代顺民到此刻忽然抗（扛）出‘北大光荣’的牌子来要保存整个的北大，未免可笑。”[175]一时间，教育界之乱象“尤甚于往日”。《大公报》社评曾对此乱象有过详细描述：

自大学副校长到平，吾人以为废都教育，负责有人，当可由安定而入于整理改造之途。乃迩来学生方面，不安之状，似尤甚于往日。北大有武力护校之宣言，女大有反对合并之运动，师大艺专则有校长人选之争执。喜事者奔走呼号，徒令社会视听为之混淆。沉潜好学之士，则彷徨忧虑，大有后顾茫茫之感。而躬负责任之当局，更无诚挚明了之表示，以安学子之心，而慰社会之望。道路传言，依然不脱旧日纵横捭阖联络排挤之积习。夫当局既有整顿之决心，便应有彻底之办法，担起担子，放手做去，宣布理由，出以正大。若认得环境困难，遽难改造，即当明白发表，一仍旧章，泯息纠纷，徐图整顿。若长在暧昧不明之间，不痛不痒相敷衍，则既无章士钊之勇气，结果将令刘哲笑人。此吾人所认为遗憾者也。[176]

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乱象”或许才是北方教育界的常态。从北京到北平，从京城到“废都”，生存环境的改变给教育界带来了不小的落差，似也因此失去了引领学界的天然身份。北大复校运动开始进行以来，种种诉求非但未能达成所愿，却先使自己失了方寸。不管抗议运动的背后是否掺杂了党派利益之博弈或是政治势力之渗透，对手一方的“暧昧不明”和“不痛不痒”实际上起到了减缓甚至是消解复校运动力度的作用。其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因此，这种冷淡也就更为复校运动的倡导者所不容。

在此背景之下，舆论也开始对同样态度冷淡的蔡元培颇有微词。北大学生李增浓投稿给《大公报》，在声援北大复校的同时也提到了蔡元培。他说：

蔡先生，他是北大多年有力的保育者。他和北大关系之密切，当然比我们重而且大加十倍百倍！现在他做中央政府的教育最高长官，他亲自将他多年提携保育的北大宣布死刑了！我们听到北大灭亡都惊心动魄，眼泪注注，“如丧考妣”！然而，蔡先生怎样呢？我们从军阀的消亡时开始至现在，天天千唤万呼：“北大复活！继续和发扬北大光荣的历史！北京大学万岁！”并且也曾向中央政府，并大学院蔡先生处，文电交驰，三番五次的请求：“请维持北京大学！”然而直到现在竟不得蔡先生之一答！大概蔡先生觉得北大灭亡是应该，而我们的呼号不值一答罢？然而我们总想：我们所敬爱的北大之保护者，蔡先生决不至于如此罢？然而事实竟是那么样，那是为什么？[177]

蔡元培长校之后在北大推行的改革历来都被视为典范，其处事风范与人格魅力更是堪称领袖。无论他是否真正长校，在师生眼中，蔡元培与北大已经浑然一体，是无法超越的校长。而上文所引不惜以恶意而妄相忖度，实际上透露出教育界的某些变化。1928年对蔡元培来说算得上是不太顺利的一年，尤以教育界最令其殚精竭虑。早在5月的全国教育会议开幕式上，蔡元培就对五四后学界以爱国运动为名，实则干涉校务、规避考试的行为提出过批评。[178]8月初的五中全会上，蔡元培再将此案提出，并有《对青年运动问题的提案》公布于各大报纸。随后他又撰写《说青年运动》一文，批评学生不应“或为学校改换名称，要增加经费或校舍”的原因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殴人，这些行为都失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179]虽然蔡元培和杨杏佛都曾出面解释，称该提案并不是蔡个人之提案，而是大学委员会及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未决之案，但还是引起不少争论，也不乏直接的人身攻击。[180]蔡元培提出辞职后，众人目光暂时从此提案转移到北大复校一事上来，其消极冷淡的态度也就成为受到质疑的另一目标。对于这一批在校的北大学生来说，他们入校的时间大致在1925年至1927年，而这一阶段正是北大校史上较为动荡的一段时期。他们更加熟悉的场景是索薪、抗议和请愿，而常被众人津津乐道的文学与思想革命，只有在追溯过去时才有机会重述。他们无疑认同北大的传统，但这种认同的建立是可以脱离蔡元培而存在的，是直接植根于抽象的北大历史传统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否认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他们才会将希望寄托在身居高位的蔡元培身上，并据此提出诸多要求。而当他们的要求无法满足时，怀疑、批评甚至谩骂便极有可能会接踵而至。[181]

11月初李书华到平之后，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正式成立，北平教育终于结束了无人负责的状态。北大复校运动的诸多抗议活动，也加入与李书华接洽的主题。[182]按照惯例，北大秋季学期开学后即需改组学生会。11月19日，北大学生会成立，复校运动委员会宣告结束，复校工作由学生会接手。[183]作为代表全体学生的机关，北大学生会再次发表宣言重申复校运动三个目标，即北京大学名称不改、北京大学组织不改、北京大学直隶中央。[184]与此同时，与学生会对立的读书运动会也以发表宣言、散发传单的方式，希望学生们可以在“保持学校的名称”与“保持学校的实际”之间做出权衡。对于外界局势，他们认为：

从政局说起，自张继、李石曾二氏先后来，北平政治分会渐行增加重量。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北平大学区，也就愈觉得有恃无恐。纵令我们能派代表赴京请愿，其势力真是比较的微乎其微！不见得国民政府就能因此取消它的决议案，变更全国制度。蔡校长如能回校，自然是全体同学所渴望，但是实际上蔡先生已成政界要人，其必不能来平长校，系人所共知。蔡先生若是能来，早就来了，何至于弄到现在这种地步呢？[185]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大学生会与读书运动会旨趣各异，但其诉求均已不再过多纠缠于校长问题。从前文所引《益世报》记者的分析来看，北大内部各派之间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如果单从人数上说，坚决反对改组者或许还不如读书运动一派。“11·29”北大风潮之后，沈尹默就曾说过：“北大现存学生，为数共有四百余人。其中有三百人，皆急欲读书上课，其坚决拒绝接收者，只有百零数人。”[186]不过，显然闹出事端比埋首读书更易引发社会关注，使复校运动加快了进程，渐进尾声。

11月30日，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开会商讨处置办法，除向国府报告事件经过之外，议定先行接收北大三院以控制局势。负责地方治安的阎锡山亦致电国民政府说明情况。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训令北平特别市市政府，“迅速查拿暴动为首之人”，依法惩办。[187]12月1日，北平大学接收北大三院被拒，双方对是否调用军警武力接收一事各执一词，再次分别致电中央各机关说明情况。[188]因12月1日系周六，国府须待周二（4日）才会召开会议，双方相持不下，只有静待中央命令。5日，行政会议议决北大风潮解决办法，由教育部“严令制止”，若不听劝阻即“严法判裁”。[189]这也基本确定了处理该次风潮的基调——“和平解决”。此后，北平政治分会遵照中央指示，致函卫戍部及市政府“依法办理”。[190]因风潮涉及治安问题，本为卫戍部职责范围内之事，但此事被怀疑背后有党派力量暗中运作，且顾虑如未妥善解决会再引发学生过激行为，故卫戍部的处置十分小心谨慎，甚至是略有拖延。[191]

此段时间，北大内部各派学生意见分歧更加扩大。北大学生会议决派出李辛之、赵子懋为代表赴京请愿，坚决要求保存北大完整。与之对立的上课促成委员会则仍以即日开课为根本目标，要求援照女子大学前例，另赁校舍以便开课。他们不承认学生会派出的代表，曾致电中央各机关，称李、赵二人是“假窃公名”，别有企图。[192]李、赵二人在南京、上海等地颇为活跃，曾谒见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坚持要求取消北平大学区。[193]蔡元培对此表示，“李（石曾）先生办学主张，与余相同，其在北平大学主持教育，与余无异。余与李数十年患难至交，反李即是反余”。[194]此段表态或许并非蔡之原话，但从其对此次事件的冷淡态度来看，所言应该大致不差。

在吴稚晖的调停下，南下代表接受“北大学院”的称谓，并同意对文、理、法三科进行改组以保存北大之完整。尽管学生对此办法仍有不少分歧，但对复校之事“均趋于主张从速解决之一途”。[195]此前已宣告结束的读书运动会再发宣言，仍主张尽快开课。宣言中提到：我们以为是张三来也好，是李四来也好，只求他是有诚意来办学，倒不妨在学术上来详细商量。若是我们只认定某人就配长北大，除某人外他人就不配长北大，那么北京大学便成了世袭万世一家一姓之学校了。[196]这份宣言有156人签名的上课宣言，参与人数占到当时在校生人数的半数以上。[197]复校一事对于大多数北大学生来说，已经不堪其苦，无论是否改名，不管何人长校，但求早日开学。北大教职员及学生大多建议“趁机收束”，赵子懋等人也感到“努力无方”。1月底，学生会最终经投票议决，同意以北平大学北大学院为校名，并以陈大齐为院长，仍照北大原有预算75000元为最高预算。[198]至此，北大复校运动暂时画上了句号。

可惜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得太久。1929年6月25日，行政院第27次会议议决于当年暑假内即行停止浙江大学区及北平大学区，年底前结束中央大学区。[199]消息传出之后，北大复校之声再次响起。北大学生会议决宣布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改悬挂新校牌，并联络学校当局及教职员致电蔡元培，欢迎其回校主持一切，同时还致电国府及教育部请求任命蔡元培为校长。[200]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此时也向国府递交辞呈，请蔡元培回校。[201]

对于北大方面的盛情邀请，蔡元培的回应仍算不上积极。他对宁汉冲突升级之后的政局更为失望，离京赴沪，继续以“沉默对之”。[202]6月初，他再次明确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一职，并于同日上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正式递交辞呈。[203]自1928年8月辞去大学院院长之后，蔡元培对政治大势的判断一直颇为消极，此时他已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中央研究院的建设，希望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而他虽然不可能完全隔绝与教育界的联系，但对北平教育界诸多事情，非必要时并不会介入。[204]

6月29日，蔡元培带病出席在天津召开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205]得知此消息后，北大教职工会及学生会均派代表赶赴天津，请其回校主持一切。蔡元培以体弱为由并没有答应去平，只是劝慰学生要以镇静态度对待复校，希望以法律途径表示诉求。[206]此后，北大教职员工会、学生会、南京北大同学会等迭次致电国府及教育部，请求明令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后又派出代表南下迎接蔡返校。[207]北大学生之所以坚决要求蔡元培回校，也有现实考虑。他们希望借助蔡元培的号召力联络北大，把已离校的旧教授尽数召回，且最好能将北大校务理出头绪。[208]对此，傅斯年也有清醒的判断，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北大学生之欢迎先生，非高阳相国（指李石曾——引者注）部下所喜也，亦非现在北大之教职员（无论以前与先生有无交情）所喜也。然学生之欢迎则出于真诚，其故有三：一、北大之传训固与先生不可折而为二，愿先生重来以为精神上之光宠。二、愿先生来能以宽博之态度拉回若干好的旧教员，增加若干好的新教员。三、愿先生来北大隆高其社会上之地位。然此三事，除第三稍须与名相干外，其他皆实事，非可以挂名之法满足人意者。故若于下列各事无充分之成绩，则此日北大学生热烈欢迎先生来校之忱为之散消。[209]

出身北大的傅斯年恐怕最能了解北大内部众人的心态。作为旁观者，傅斯年或许还能冷静分析，而处于旋涡之中的蔡元培顾虑就更多。或是感于北大学生热情邀请，或是不愿见北大校务一蹶不振，蔡元培最终允诺九个月后“若无特殊阻力”便回北大。[210]9月10日，行政院第三十七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到任前由陈大齐代理。[211]

其实早在7月底就已经传出消息，会请蔡元培出长北大。当时，因李石曾与李书华均表示坚决不就北大校长之职，教育部长蒋梦麟在与李石曾、蔡元培、易培基、吴稚晖等人会商之后做出决定。[212]这之后的一个月，迟迟未见正式命令发表，说明蔡元培自己也还在犹豫。早在7月，当傅斯年得知蔡元培有意长校时，就曾致电劝阻：“必于经费、人才办法皆得解决，方孚众望。若但挂名，由人盘踞把持，大损盛名，且事恐不可收拾。”[213]8月底，傅斯年再次致函蔡元培讨论北大校长之事，说明蔡当时尚未下定决心。傅斯年在信中以“蔡先生不来，北大没有办法；蔡先生来，蔡先生没有办法”来概括当时的窘境，并细致分析道：

斯年下忱以为，先生如来，则真来；不来，则真不来。……真来的两个条件：一人、二办法。须于半年之内，能招致十个以上之教员，（新者）旧教员再有一部分回来，更须有几个负责任的人，然后可以济事。教务长、三科院长似皆不便仍旧，盖旧者无非意在盘踞而已。……此一层实是难题。

办法则有下列之要点。一、必与学生约，不胡乱管事，［二］、必与教员约，逐渐减少兼职，以至于无。

若不来，似亦不妨直说无办法故不来，学生如不用功，教员如不辞兼职，来亦无益，等。如此，明达者或亦可谅也。

斯年不敢劝先生究竟就否，但愿先生来亦积极，退亦积极，如走中间之一路，后来恐不可收拾耳。[214]

他还说，从感情论，蔡元培是“不可不来”，但就事实而言，一来“即须与固位者争”。若只是挂虚名，又会让学生以为“虽蔡先生来亦不过尔尔”，从此爱戴之心付诸东流，反而使“讥诮者更振振有词”。傅斯年站在蔡的立场考虑，所言确有见识，无论“人”还是“办法”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7月底，蔡元培在日记中列出了一个北大主要人员名单，[215]可见其对回北大之事并不是没有动过心，傅斯年所提之事也应仔细考虑筹划过。最终，他仍选了一条偏向“中间”的道路——缓期回校。“九个月”的约定，看似时间明确，九个月中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是否会有“特殊阻力”亦无法得知，这一承诺多少有些“镜花水月”之感。不过，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长的消息，仍不失为一剂安抚的良剂。此后，蔡元培忙于中央研究院事务，始终无暇回到北大。直到1930年9月19日，国府第94次会议议决，照准蔡元培辞职，遗缺由陈大齐代理，并于12月4日正式公布蒋梦麟为北大校长，北大另一个时代也由此开启。[216]

小结

192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三十一年。对于历劫重生的北京大学来说，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集会以重振士气。虽然并非大庆之年，但校庆纪念活动的规模仍甚为宏大。纪念会各项活动被安排到三天举行，北大三院张灯结彩，遍悬彩旗。除了17日当日的纪念大会之外，各项成绩展览、学术演讲、表演游艺、运动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217]《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作为纪念大会的保留节目也按时出版。在沪休养的蔡元培，因病不能回北平参加纪念会。不过，他在校庆前一个月就完成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言的写作，以文字表示庆祝。在序言中，他提醒全校同人注意两点：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二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与一般概念中校庆主题的祥和之气不同，他以颇为严厉的语气说道：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在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218]

蔡元培虽然名义上仍担任北大校长，但立论上只谈规劝学生专心学业，不再涉及对北大过往的总结和以后的计划，言辞之间已经没有了周年纪念刊序言中那样的热情和希望，更多的是洞彻时局之后的清醒与超然。

1920年代末期是北大历史上颇为纷乱动荡的时期。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接手北平教育界之时，都不敢对这所自认为引领学界风气的学校掉以轻心。无论是刘哲对九校的改组还是北平大学区改革，虽然其出发点是对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但背后无疑也包含了占领北大的考虑，因此也有前后相继的共通之处。北大与蔡元培被认为是一个理想时代的象征。自1928年6月改名中华大学起到1929年9月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长止，恢复校名、废除北平大学区、要求蔡元培出长北大等一系列要求，始终贯彻抗议运动的始终。不同于以往北大师生声势浩大的“挽蔡”行动，北大教职员在这场运动中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在此过程中扮演运动主导者、推动者角色的，是部分坚决主张复校的学生。但因其抗争主题只关乎北大一校之兴衰，即便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试图扩大该运动的影响力，却未能如愿掀起席卷全国的大风潮。这种落差一方面带来了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使蔡元培与北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隔膜。虽然蔡元培仍取其一贯的“不合作”态度，但其在1923年辞职时备受推崇的“不合作主义”，却已被解释为消极的“不作为”，舆论已经悄然改变了对蔡元培的评价立场。

对于蔡元培自己来说，这一时期也是其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转折。1929年8月，当蔡元培尚在犹豫是否接任校长时，傅斯年来信谈道：

以环境与先生不适之故及少人之故，先生于政治大体上未作积极之表显，而于进退之际，或未得尽合时际之要求，故先生在世俗中之盛名，不复如昔。（即如去年先生去大学院，各地教育界并无如何表示。）此固不足计较，然一人声名得如先生当年之地步，既非偶然且不容易，持此可以建树事业，失之则吾等源源本本知其内外者，不能不发历史的悲叹。而此日北大同学热烈欢迎先生者，无非瞻望典型，怀念前修，若无以满足之，则先生在他们心中之信仰，必大为底略，如此则鄙夫易培基之党可以振振有词，而高阳相国日以争经费为口说者，真成北大元勋矣。若要倒此田地，实竟不得不下台，而先生盛名最后之留余地不复存矣。[219]

“盛名”与“声名”虽有时会被看作虚妄之物，却也代表了一种无形之号召力。处于乱世之中，持守“盛名”不易，蔡元培适时之进退，虽有出于爱惜羽毛的考虑，却也难掩其在新政局中败退的现实。

[1] 张晓唯：《蔡元培传》，第100页。

[2]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49页。

[3] 1925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另成立女子大学，亦属国立性质，“国立八校”遂改为“国立九校”。“九校”是指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4] 刘哲（1880～1954），字敬舆，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兼教育会会长、省议会议员、议长、中东铁路理事等职，参见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张氏帅府志》，沈阳出版社，2013，第272页。

[5] 《专电》，《申报》1927年8月5日，第7版；《大元帅指令第一六五号》，《政府公报》第4073号，1927年8月24日。

[6] 《教育总长刘哲呈大元帅为拟具京师国立九校改组计划请鉴核示遵文》，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13～14页。

[7] 《大元帅指令第一○七号》《教育总长刘哲呈大元帅为订立国立京师大学校筹备委员会规程缮折呈请备案文》《教育部令第一二五号》《大元帅指令第一六五号》，均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14～17页。

[8]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

[9] 章士钊：《教育问题——答蔡元培》，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第24～26页；《章士钊对大学教育之兴革》，《晨报》1925年5月1日，第2版。

[10]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第234～246页。

[11] 《京闻纪要》，《申报》1927年7月24日，第4版。

[12] 《京教育界反对王九龄就职之激昂》，《申报》1925年3月19日，第11版；松：《又是教育风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1925年3月21日。

[13] 《教部昨向阁议提出说帖 请财部拨发教育经费三月》，《世界日报》1927年1月23日，第6版；《国立九校去年领款总数》，《益世报》1927年2月11日，第17版。

[14] 《北大教授联袂离京》，《益世报》1927年2月17日，第17版；《国立五校教职员预备总辞职》，《益世报》1927年2月17日，第17版。

[15] 《各校招生困难，投考学生为数寥寥》，《世界日报》1927年7月16日，第6版。

[16] 《大批北大学生被休学》，《益世报》1927年6月20日，第16版。

[17] 《代表联席会议将开紧急会》，《顺天时报》1927年8月7日，第7版。

[18] 《校务讨论会向政府索款》，《晨报》1927年8月6日，第7版。教育部致电各校校长通知改组接收事宜时，接受电报地址均为京外，参见《教部接收国立九校后》，《世界日报》1927年8月12日，第6版。

[19]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0] 《为国校改组事九校教职员函刘哲》，《益世报》1927年8月4日，第16版。

[21] 《张作霖今日下九校改组令》，《世界日报》1927年8月6日，第6版。

[22]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3] 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第24～25页。

[24]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第543页。

[25] 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0页。

[26] 《接收北大之情形》，《益世报》1927年8月20日，第16版。

[27] 《教育界对接受九校之酝酿》，《顺天时报》1927年8月17日，第7版。

[28] 《合并九校与各方面 教育界合力反对》，《顺天时报》1927年8月9日，第7版。

[29] 《京大筹备昨闻》，《益世报》1927年8月23日，第16版。

[30] 《学生与教员对改组国校最近态度》，《顺天时报》1927年8月14日，第7版。

[31] 《九校教职员志在索欠》，《顺天时报》1927年8月11日，第7版。

[32] 《京大校长刘哲昨日在该校之训词》，《顺天时报》1927年9月21日，第7版。

[33]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

[34] 《关于京师大学的开学盛典》，《语丝》第152期，1927年10月8日，第20～22页。

[35] 《京大学生禁入党》，《顺天时报》1927年9月24日，第7版。

[36] 《京大防止学生轨外行动》，《顺天时报》1927年9月29日，第7版。

[37] 《京大学生限期报到》，《顺天时报》1927年9月22日，第7版。

[38] 《京大校务八项》，《益世报》1927年10月23日，第16版；《京大男女生分座》，《益世报》1927年10月18日，第16版。

[39] 《京大文理科学生报到尚有问题》，《益世报》1927年9月23日，第16版。

[40] 《俄国庚款管理权问题之内容》，《益世报》1925年3月2日，第6版。

[41] 《刘哲极力主张以俄庚款作教育费》，《晨报》1927年7月18日，第7版；犹豫：《潘复刘哲将动用俄款》，《申报》1927年8月2日，第7版。

[42] 《京大昨发讫九月份经费》，《益世报》10月5日，第16版；《京大十月份经费已发出十二万五千》，《益世报》1927年10月27日，第16版；《十一月份京大经费昨发出》，《益世报》1927年11月27日，第16版。

[43] 《刘哲昨与教部员话别》，《晨报》1928年6月3日，第7版。

[44] 《青天白日旗下京校焕然一新》，《益世报》1928年6月9日，第16版。

[45] 赵子懋：《国立北京大学复校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50页。

[46] 《北京教育界》，《大公报》1928年6月10日，第3版；《鼓舞欢忭之北京教育界》，《民国日报》1928年6月21日，第4版。

[47] 庐：《粤省组设教育行政委员会》，《申报》1926年3月2日，第11版。

[48]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关于教育行政委员会行使教育部职权案复国民政府秘书处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1页。

[49]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3～25页。

[50] 《大学院组织缘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1页。

[5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8页。

[52]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86～587页。

[53]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32～734页。

[54] 美国学者林敦（Allen B. Linden）指出，蔡元培之所以支持蒋介石，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密友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都是积极支持蒋介石的，他们说服了蔡元培；二是蔡元培和李石曾相信，利用他们在国民党的影响可以在中国建立类似法国教育制度的近代教育体系。参见〔美〕林敦《蔡元培和中国国民党（1926～1940）》，《论蔡元培》，第283页。

[55] 蔡元培：《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09页。

[56] 《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大纲》，《申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

[57]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59页。

[58] 《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09页。

[59] 参考浙江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全集》中对《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的注释，见《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455页。

[60] 陶英惠：《胡适与蔡元培》，氏著《中研院六院长》，文汇出版社，2009，第148页。

[61] 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上册，1972，第199页。

[62]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3～24页。

[63] 吴稚晖：《向大学院提分区大学问题之余议案》，罗家伦、黄季陆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167页。

[64]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65] 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将大学区制弊端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经费分配不均，大学呈畸形之发展；第二，易受政潮之牵涉，各级学校均有横被牵连之危险；第三，酿成学阀把持之势力、评议会之组织，侧重大学而忽视中学，且仍受校长之操纵；第四，行政效率减低，校长、处长对校务、政务不能兼顾，各校公文往往延至三月尚未批答；第五，大学屡起风潮，延及中学，对学风影响负面。参见《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关于大学区制忽略中等教育请设法变更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9～41页。

[66] 《郭春涛、刘守中等在国民党二届五次全会上提议撤销大学院改设教育部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47～50页。

[67] 《蔡元培谈青年运动及大学院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8月13日，第2版。

[68] 《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7页。

[69] 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0页。

[70] 关于北平大学区的相关研究，可参看赵峻岩《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90～219页。有关北平大学区风潮的研究，可以参看严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85～94页；许小青《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 （1925～1929）》，《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7～88页；宁卫萍《吴稚晖与蔡李之争——以1928～1929年北大护校风潮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3期，第5～9页；黄启兵《北平大学区时期北京大学的合并与分离》，《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第83～89页；王昊《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63～66页；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19～222页。

[71] 《国立九校改组》，《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7页。

[72] 蔡元培：《关于恢复北京大学校名的提案》，《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47页。

[73] 《北大改名中华大学》，《申报》1928年6月10日，第12版。

[74]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37～39页。

[7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159页。

[76] 《国府七十三次会议》，《民国日报》1928年6月20日，第4版。

[77]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78] 参看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79]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80] 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第34～38页。

[81] 《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第1卷第11号，1928年。

[82] 《北洋大学学生会拥护独立运动》，《大公报》1928年9月6日，第5版；《保定河北大学反对归并北平大学区宣言》，《益世报》1928年9月24日，第16版。

[83] 《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会议记录》，《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第1期，1929年3月11日。

[84] 《李石曾启事》，《京报》1928年11月30日，第2版。

[85] 《风波突起之北大》，《教育杂志》第21卷第1号，1929年1月，第178～180页。该文中还详细记述了李书华等人自到北平之后的工作状况：“一月来北平大学校务，毫无成绩，无一学院正式上课者。而改组之惟一手段，即为接收北京大学。近来李书华去函北大各旧教授，阻其赴北大授课以图使北大学生内部破裂，趁机接收。事为北大学生会探悉，未得胜利。继又实行经济及新闻封锁政策，使北大内部因无经费而停滞，但仍无效果。近一周来，李书华谕大学秘书长萧瑜运动其至戚北大学生贾国永，在内部破坏学生运动。复命自称代表到北平大学请求接收，但北大学生会认贾为卖校份子，被逐出校。”

[86] 《北大学生百余人捣毁校长办公室》，《大公报》1928年11月30日，第2版。

[87] 《大学当局昨未再接收》，《大公报》1928年12月3日，第2版；《昨日行政院会议 北平学潮决严令制止》，《大公报》1928年12月5日，第2版。

[88] 《蔡蒋劝导北大学生》，《大公报》1928年12月8日，第2版。

[89] 《北大学潮已告解决》，《申报》1929年2月5日，第17版。

[90] 《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令》，《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7页。

[91] 《北平大学区即将停止》，《大公报》1929年6月26日，第5版。

[92] 《九校问题之经过谈》，《大公报》1928年10月22日，第8版。

[93]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60页。

[9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1、155页。

[95] 本段及下段引文均出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6页。

[9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8～159页。

[9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5页。

[98] 胡适后来曾给蔡元培写信，再次提起被吴稚晖指为“反革命”一事，仍是难掩心中怨气。他说：“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为限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此信并未发出，估计是胡适也觉得言语表达上不够妥当。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3页。

[9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59、160页。

[100] 张晓唯：《周作人与北平大学区风潮》，氏著《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第203页。

[101] 张晓唯：《蔡元培与李石曾》，《蔡元培研究集》，第 505～519页。

[102] 傅振伦：《李煜瀛事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北京出版社，1988，第27～31页。

[103] 张晓唯：《蔡元培与李石曾》，《蔡元培研究集》，第 513页。

[104] 陈纪莹：《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 185～198页。

[105] 《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之索隐》，《申报》1925年9月12日，第9版。

[106] 《北大脱离教部问题之纷争》，《顺天时报》1925年8月25日，第3版。

[107] 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4页。

[10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62～163页。

[109] 《复胡适函》（1928年6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363页。

[11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63页。

[111] 《蔡元培月内来京》，《京报》1928年6月19日，第3版。

[112] 《蔡元培不久来京》，《京报》1928年6月14日，第2版；《蔡元培今日可到京》，《京报》1928年6月17日，第3版。

[113] 《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87页。有研究者分析，蔡元培之所以此时才提出辞职，是为了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对大学院之存废问题有所交代。最终五中全会决议设立五院，教育部归属于行政院，蔡元培便也没有什么留恋。参见陶英惠《胡适与蔡元培》，氏著《中研院六院长》，第148页。

[114] 《蔡元培辞职之原因》，《大公报》1928年8月24日，第3版；《蔡元培尚作汗漫游》，《京报》1928年8月24日，第3版。

[115] 《蔡元培一度辞职之原因非为反对大学区》，《益世报》1928年8月28日，第 7版。

[116] 《蔡元培正遨游》，《大公报》1928年8月26日，第2版。

[117] 《国府慰留蔡元培》，《京报》1928年8月29日，第2版。

[118] 《复于右任等函》（1928年9月1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398页。

[119] 《复谭延闿函》（1928年9月1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397页。

[120] 《致蒋介石等函》（1928年10月10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408页。

[121] 《李石曾展期北上原因与蔡辞职有关》，《益世报》1928年8月21日，第6版。

[122] 《艾华在教职员会上报告南下交涉之经过》，《益世报》1928年8月30日，第16版；《国府退还李石曾辞呈》，《京报》1928年9月6日，第3版；《国府会议任命李书华为中华大学副校长》，《京报》1928年9月7日，第3版。

[12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258页。

[124] 《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27～28页。

[125] 《李石曾张继不久均可来平》，《京报》1928年10月1日，第2版。

[126] 《北大经费仍无着落》，《申报》1928年10月9日，第11版。

[127] 《胡蔡李诸委员抵京后言动》，《申报》1928年9月21日，第9版。也有消息称李石曾迟迟不肯来平，有人事上考虑，见《张继态度消极》，《申报》1928年9月7日，第8版。

[128] 《北平各校开学有望》，《申报》1928年9月17日，第11版。

[129] 《九校维持费有着落》，《大公报》1928年11月1日，第2版；《北大问题》，《大公报》1928年11月7日，第3版。

[130] 《致李石曾李书华电》（1928年12月1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422页。

[131] 《致北京大学学生电》（1928年12月6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424～425页。

[132] 《蔡元培慰问李石曾》，《京报》1928年12月4日，第3版。

[133] 《行政院处理北大学潮》，《民国日报》1928年12月5日，第4版。

[134] 《北大南下代表二人已推定》，《京报》1928年12月7日，第3版。

[135] 《北平学潮益烈》，《顺天时报》1928年12月2日，第7版。

[136] 《致北京大学学生电》（1928年12月6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424～425页。

[137] 吴稚晖曾给蔡元培复信说：“弟于教部、研究院、中大、老大，以及北平学界、北平文化，皆无从主张。不过夹在中间，彼此嘱我传话。弟之主旨，不愿见洛蜀之交哄。其法以五雀六燕，均得其平为原则。以不令毛细得失，牵及巨大政潮为希望。两方于我，初无利害可言，此必先生所洞知也。”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第309页。

[138] 《学潮内幕索隐》，《顺天时报》1928年12月2日，第7版。

[139] 《致北京大学学生电》（1928年12月6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424页。

[140] 《北大学潮即可解决》，《民国日报》1928年12月8日，第5版。

[141]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79～80页。

[142] 《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28页。

[143] 比如朱家骅在与蔡元培商议中山大学委员会时曾提议由蔡元培、吴稚晖和胡汉民担任委员。朱家骅对吴稚晖的评价是：“稚晖先生义士仁人，闻者响风，列名于中，引人奋发，以为表仪，幸无过之。”参见《朱家骅关于中山大学校务情况兼及广州“清党”事致蔡元培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26页。

[14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122页。

[145] 《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决复活》，《申报》1928年6月19日，第11版。

[146] 《致评议员公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 19～20页。

[147] 《北京各校之新气象》，《世界日报》1928年6月7日，第6版；《各校学生之开会忙》，《世界日报》1928年6月8日，第6版。

[148] 江瀚系刘哲委任，却向蔡元培辞职，周作人曾评论此事“可谓滑稽”，见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77页。

[149] 《北大复校声中江瀚向蔡辞校长职》，《益世报》1928年6月13日，第16版。

[150] 《北大复校运动宣言》，《京报》1928年6月13日，第5版。

[151] 《北大同学会呈国民政府文》，《民国日报》1928年6月19日，第4版。

[152] 《北大同学会请恢复北京大学原名》，《申报》1928年6月19日，第11版。

[153] 《蔡院长将赴北京接收教育机关》，《申报》1928年6月9日，第16版。

[154] 《北大教职员派代表赴津》，《京报》1928年6月20日，第3版；《北大毕业生筹备欢迎蔡元培》，《世界日报》1928年6月20日，第6版。

[155] 《大学院接收北平教育机关》，《民国日报》1928年6月28日，第2张第3版。

[156] 《复李书华电》（1928年6月21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362页；《蔡元培中止北上 昨有电致陈大齐》，《世界日报》1928年6月21日，第6版。

[157] 《李石曾长北大》，《京报》1928年6月21日，第3版。

[158] 《接收九校专员办公处已于前日成立》，《益世报》1928年7月5日，第16版；《蔡元培加委沈尹默等会同接收中华大学》，《世界日报》1928年7月9日，第6版。

[159] 《北大复校运动》，《京报》1928年7月5日，第3版。

[160] 《北大反对改称中华大学》，《京报》1928年7月8日，第3版。

[161] 《北大复校运动委员会对于此次接收北大宣言》（上），《京报》1928年8月22日，第5版；《师大北大俱接收》，《益世报》1928年7月13日，第16版。

[162] 《北大北伐庆祝会之第一日》，《世界日报》1928年7月11日，第6版；《李宗仁吴稚晖在北大庆祝会之演讲》，《申报》1928年7月17日，第10版；《吴稚晖在北大亦劝学生埋首读书》，《益世报》1928年7月11日，第16版。

[163] 《今后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0日，第2版。

[164] 《北大校务停滞》，《京报》1928年8月21日，第3版。

[165] 《杨铨辞大学院副院长原呈》，《益世报》1928年8月27日，第16版；《大学院正副院长之内定》，《申报》1928年9月24日，第11版。

[166] 《北大复校之花花絮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032～3033页。

[167] 《各大学联合反对改组》，《京报》1928年9月8日，第3版。

[168] 《各大学积极筹备开学上课》，《京报》1928年10月10日，第3版；《北大教职员赞同上课》，《京报》1928年10月15日，第3版。

[169] 《九校教职员今日讨论维持学业方法》，《京报》1928年10月21日，第3版。

[170] 《北大勉强开学后》，《大公报》1928年10月25日，第8版；《李石曾如不能兼顾即请另派负责校长克日来平》，《京报》1928年10月24日，第6版。

[171] 《北平大学各院长已定》，《京报》1928年11月5日，第2版；《李书华已允女大独立存在》，《京报》1928年11月19日，第3版。

[172] 《大学分会不日开会》，《京报》1928年11月7日，第3版；《北大学生有请接收者》，《京报》1928年11月28日，第2版；《北大昨开全体大会 正式组织学生会 积极反对大学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51页。

[173] 《北平大学学生不读书却分派别》，《益世报》1928年11月13日，第16日。

[174] 《北平学生之读书运动》，《大公报》1928年9月4日，第1版。

[175] “1928年11月17日”，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119页。

[176] 《北平九校师生之庄严责任》，《大公报》1928年11月13日，第1版。

[177] 李增浓：《为什么我要求北京大学存在？》，《大公报》1928年9月29日，第10版。

[178] 《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28页。

[179] 蔡元培：《说青年运动》，《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77～278页。

[180] 《宁各界请愿撤政分会 反蔡》，《京报》1928年8月14日，第2版；《杨杏佛谈青年运动案》，《申报》1928年8月5日，第13版；《沪学联致蔡元培函》，《申报》1928年8月2日，第13版。此外，还出现了不少用词激烈、明显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文章，如培鑫《蔡元培先生出奇的思想》，《判断》第5期，1928年，第19～20页；《蔡元培吓煞青年》，《贯彻》第10期，1928年，第11～12页；是敌《救救蔡元培先生》，《谷风》第2期，1928年，第20～21页。

[181] 周作人在给江绍原的信中也曾表示：“他们反李而拥蒋（“蒋”系“蔡”之笔误。——引者注），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魁首（？），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运，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为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均欲打倒，唯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参见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125～126页。

[182] 《大学分会不日开会》，《京报》1928年11月7日，第3版。

[183] 《北大复校会结束》，《京报》1928年11月19日，第3版。

[184] 《北大复校运动发表宣言》，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54页。

[185] 《北大风潮仍难乐观 学生会议决复校 读书会主张上课》，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52页。

[186] 《只有静待阎等处置》，《京报》1928年12月3日，第2版。

[187] 《军警函北大学生会请开示负责人名单》，《京报》1928年12月1日，第2版。

[188] 《北大武力护校团昨日拒绝接收》，《世界日报》1928年12月2日，第3版；《北大又演风潮一幕》，《大公报》1928年12月2日，第2版。

[189] 《昨日行政院会议》，《大公报》1928年12月5日，第2版；《教育部告诫北大学生》，《大公报》1928年12月7日，第2版。

[190] 《政分会昨函卫戍部市政府对北大风潮促依法办理》，《京报》1928年12月13日，第3版。

[191] 《解决北大卫戍部似仍主和平办理》，《京报》1928年12月19日，第3版；《张荫梧今赴津参列国术会》，《京报》1928年12月23日，第3版。

[192] 《蔡元培蒋梦麟告诫北大旧生》，《世界日报》1928年12月6日，第3版；《北大南下代表二人已推定》，《京报》1928年12月7日，第3版；《北大上课促成会致中央电》，《申报》1928年12月11日，第9版。

[193] 《北大护校运动近讯》，《大公报》1928年12月26日，第3版。

[194] 《蔡元培劝告北大护校代表》，《大公报》1928年12月25日，第2版。

[195] 《北大学生对学潮意见纷歧》，《申报》1929年1月15日，第11版。针对吴稚晖的调停计划，傅斯年后来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做过分析。他说，吴稚晖“知术而不知政，扶植一人便一头撞到底，其他牺牲不计也”，所以其“爱蒋（介石）爱李（李石曾）”，实际上却是拉蔡“为上一人捧场，为下一人负锅”。吴所筹划之计，“仍是为高阳相国（指李石曾——引者注）谋出路”，提醒蔡元培多加注意。《傅斯年致蔡元培》（暂系年于1929年7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7～159页。

[196] 《前北京大学学生读书会发表宣言》，《世界日报》1929年1月7日，第6版。

[197] 《昨日前北大学生全体会未开成》，《世界日报》1929年1月13日，第6版。

[198] 《胡适抵平后之北大学潮》，《教育杂志》第21卷第2号，1929年2月，第 130～131页；《北大学潮已告解决》，《申报》1929年2月5日，第17版。

[199] 《行政院廿七次会平浙大学区暑假停止》，《京报》1929年6月27日，第3版。

[200] 《北大昨晨恢复校名》，《顺天时报》1929年6月28日，第7版。

[201] 《李石曾电北大荐蔡自代》，《顺天时报》1929年7月3日，第7版；《李石曾辞意坚决》，《顺天时报》1929年7月12日，第7版。

[202] 《复张元济函》（1929年3月22日），《蔡元培全集》第12卷，第12页。

[203] 《致蒋介石函》（1929年6月7日），《蔡元培全集》第12卷，第44页；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第352～353页。

[204] 或许还因派系之传言有特意避嫌之意，此点可从胡适的想法中推断出来。胡适自1925年离开北京之后留下了不少藏书，但直到1929年初得知北大学潮暂告结束的消息之后才取回。他曾对北大学生说：“去年六月，即有来平运书之意，只以避免误会，恐人家疑我来占北大，迟迟未行。”参见《胡适抵平后之北大学潮》，《教育杂志》第21卷第2号，1929年2月，第130～131页。

[20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第356页。

[206] 《教工欢迎蔡蒋代表赴津》，《顺天时报》1929年7月2日，第7版；《北大学生努力复校请蔡长校》，《京报》1929年7月4日，第6版。蔡元培到天津之前，李石曾曾致函北大各院院长、教职员工会及学生会，也透露了蔡即将到北平来的消息，并请其“一致请愿，早复原职”。《李煜瀛荐蔡元培自代》，《京报》1929年7月3日，第3版。

[207] 《旅京北大同学会进行复校运动》，《京报》1929年7月16日，第6版；《北大学生请明令蔡元培长校》，《京报》1928年8月23日，第6版；《北大师生代表今日南下》，《京报》1929年8月24日，第6版；《北大学生请教部速解决校长问题》，《京报》1929年9月2日，第6版。

[208] 《胡适有将任北大副校长说》，《顺天时报》1929年8月26日，第7版；《北大生决请蔡长北大》，《顺天时报》1929年9月5日，第3版。

[209]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8页。

[210]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1929年9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2卷，第57页；《致北京大学学生函》（1929年9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12卷，第59页。

[211] 《昨行政会议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京报》1929年9月11日，第2版。

[212] 《蔡元培将长北大》，《顺天时报》1929年7月24日，第7版。

[213] 《傅斯年致蔡元培》（电稿）（暂系年于1929年7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7页；《傅斯年致蒋梦麟》（电稿）（暂系年于1929年7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7页。

[214] 《傅斯年致蔡元培》（1929年8月24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5～166页。

[215]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第360页。

[216]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第459页。关于蔡元培的辞职，《申报》记者从教部某君探得消息称，“系本年四月间事，并未现在始辞。且蔡氏并未有推荐陈大齐继任北大校长之事”。（《蔡元培辞北大校长续闻》，《申报》1930年9月17日，第9版）不过此说未见其他旁证。另外，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第459页所录《民国日报》12月5日国府命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请辞职，蔡元培准免本职。此令。”另《申报》1930年12月6日第6版上所载《国府文官处更正命令》称：“关于北京大学前校长免职案，四日国府发表令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请辞职，蔡元培准免本职。此令。系误抄本年九月青令，府文官处文书局五日函各报，更正为代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着毋庸代理。此令。”

[217] 《北大纪念会开幕盛况》，《大公报》1929年12月17日，第2张第5版。

[218]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37～438页。

[219]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8页。

第四章 纪念，1917～1949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走完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中国古语有“盖棺论定”之说，但有关“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的话题，并没有随着蔡元培的逝去而消散。尽管晚年的蔡元培面对教育界纷争主动选择“毁誉听之”的方式，但社会舆论对其不能挺身而出重长北大已有微词。不过，随着作为历史中鲜活个体的蔡元培的离世，一切可能的言说和辩驳皆由此而逝，留下的只是一段任人评说的过往。

傅斯年在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时曾表示：“也许蔡先生的传记不应该在三年五载之内成就。因为，凡是一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其人品之正形，人格之全观，在盖棺未久之时，不特有心渲染和有意避忌者，要把是是非非说得颠颠倒倒；即在意诚气平之人，也有些不能说的话，甚而至于有些看不出的道理。”[1]不过，傅斯年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所做的判断，在时人追悼蔡元培的纪念之中却显得不合时宜。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的逝世更像是精神偶像的丧失。时人不断重复地隆重祭奠和悼念，既是在寻找一种贤者逝去后的情感寄托，同时也含有承继和延续蔡元培精神遗产的现实追求。

扬·阿斯曼指出，交往记忆是建立在“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的基础上。其典型范例是代际记忆，即“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这种记忆“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于集体之中”，“是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的”。当其实体化的承载者死亡之后，它便让位给一种新的记忆。[2]与蔡元培丰富多彩的一生相比，时人及后人对其出长北大经历的追忆，更多是立足于现实回望，同时也是基于各自对蔡元培认识与理解的个人经验。在与蔡元培有所交集的同时代人的眼中，“蔡元培”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在那些与蔡元培并无交集的人眼中，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经历已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大学的办学典范。随着时间的流逝，当那些在交往基础上的对蔡元培的代际记忆逐渐消失之时，基于当下立场的新的解释逐渐登场，其不同取向则续写着人们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

无论人、事或物，其开始与结束都被视为象征除旧布新与代际更替的重要的时间点；而“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过程”，也常以“周年”为单位，予以纪念。在新的纪年开始之时或旧的纪年结束之际，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常常融于一体，不断被人们重新赋予意义。本章围绕“纪念”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分析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生前的校庆纪念以及身后的逝世纪念等活动被不断重述和重组，不同时代的叙事又呈现出怎样的不同，以此勾勒出时人基于不同立场的追忆所显现出的历史复杂性。

第一节 北大校庆纪念中的“蔡元培”

北京大学举行校庆纪念的提议最早出自校长蔡元培，而1917年12月17日首次带有校庆性质的演讲会则源于学生的建议。北京大学并不是近代中国大学之中最早举办纪念庆典的学校，不过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自此之后，周年校庆纪念会便伴随着这所大学的成长，成为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1949年之后，北大校庆悄然改期到5月4日的青年节，这一变化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波澜，而近四十年后有学者则将其解释为“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3]扬·阿斯曼指出，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根植于其中的回忆将被遗忘，而在新时代，有组织的回忆工作会代替“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的回忆”，因此，新时代的文本不再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重新阐释。[4]百余年来，世事变幻，政权更替，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畔，作为“校园风景中的永恒”（钱理群语）的蔡元培校长，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有论者指出，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与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已经“内化成一种象征与启示”。[5]还有论者认为，蔡元培与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6]这些判断大致不差。本节分别选取几次规模较大的1949年之前北大校庆纪念中有关蔡元培的叙事作为讨论对象，以校庆纪念刊、演讲词及宣传材料为分析文本，[7]侧重讨论不同时代评价标准的变化如何影响到人们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经典叙事如何形成，以及“蔡元培”又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学精神”建立关联的。

创设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在建校初期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举行过特别的庆典。纪念校庆的提议者蔡元培，本来的计划是等到北大二十五周年之时以出版丛刊的方式加以庆祝。[8]但是1917年南洋公学和北京高师都举行了风动一时的纪念活动，不甘落后的北大学生遂临时起意，发起校庆纪念会。[9]因是临时起意，故筹备时间颇为仓促，学校遂采纳学生建议，采用演说会和发行纪念刊的形式来庆祝。[10]

17日的纪念会于午后2时在法科大讲堂举行。到会者先行摄影留念。为求整齐划一效果，学生们都被要求穿着北大制服或乙种礼服（长袍大褂），以示庄重。校长蔡元培宣布开会并致辞。随后，由专人演奏文科教授吴梅特为此次纪念会撰写的《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接着开始演说，发言者除了蔡元培与北大学长、教授之外，还请来了曾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另有学生代表也发表了讲话。时近薄暮方告散会。[11]

作为首次校庆纪念会，筹备时间虽短，形式上也略显简单，但众人热情甚为高涨，演讲中无不感慨北大建校二十年时光飞逝，也对北大此后的发展充满期待。法科学长王建祖的演说颇有代表性。他说：“自大学之开办，迄今已经廿载，其制度及范围时有变更，惟其精神上之进步，则以今日为速。昔者教员与学生接近之机会极少，学生与学生之间亦然。今则各种团体逐渐创立，又有《日刊》，自后教员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有相通之道，无隔膜之虞。”[12]1917年校庆之时，蔡元培任职尚未满一年，北大师生却已欣然发现北大已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这种对未来充满期望的情绪弥漫于校园。吴梅所作《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也表现出这种情绪。其歌词如下：

棫朴乐英才，

试语同侪，

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景山丽日开，

旧家主第门桯改。

春明起讲台，

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

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13]

此歌特为纪念会所作，融北大二十年之历史于音符律动之中。其中“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一句，尤其是“喜”与“幸”两字，颇能说明当时北大人对校长蔡元培的特殊感情。

校庆当日讲演结束后，《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的编辑被提上日程。[14]蔡元培亲自督促此事，邀请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担任总编辑。[15]文科教授刘师培、陈汉章、马叙伦和担任讲师的李石曾，都题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内容除了蔡元培的序言及校庆当日讲演会演说词外，对北大校史沿革、校内各项规程通则、校内各类社团的介绍及相关经费、图书馆等数据图表都有详细收录，同时还收集了在校教职员、学生以及毕业校友的详细名单、籍贯等。纪念册最后还有陈汉章撰写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详述三代至清大学制度之沿革。这本纪念册将全校力量动员起来，代表着北大师生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正如蔡元培在序言中所言：“往者已矣，伏愿自此以后，本此二十年之成绩而奋进不已，使他日为二十五年纪念时，顿增重大之关系，略可以减吾人之惭而益其慰，则此纪念册之编辑为不虚耳。”[16]

1918年校庆纪念会的准备比起上年要从容得多。作为北大历史上发展颇为迅速的一年，纪念会仍以讲演为主，只是在形式上略有调整，新增了画法研究会与书法研究会作品展。一百余部作品陈列于礼堂两侧，供人观览，也是对这一年北大面貌悄然改变的最好诠释。[17]蔡元培的纪念会开会词并无长篇大论，更像一大家之长如数家珍般细数孩子一年来之进步，务实亲切。他赞赏了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的成绩，还特别提及了应时而设的校役夜班与消费公社之商业夜班，充分肯定了北大的变化，最后还不忘向师生报告学校在校舍与经费方面的计划。[18]随后的演讲中，众人也从不同方面对北大的成绩和肩负之责任做出解说。[19]1919年的校庆形式及规模与此前两年基本一致。从蔡元培的致辞中也能看出他对北大两年来的变化算是满意，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肯定了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自动之精神较前大有发展；二是提出北大各行政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已渐次成立，学校已经初具规模。[20]这年校庆的特别之处是，来访的杜威也在纪念会上以《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大学的重要不在它所教的东西，在它怎样教和怎样学的精神”。大学代表着“知识的重要”、“光明”和由理性生成并经过实验的“真理的势力”。所以，大学要做“活水的源头”，它的责任是传播知识。[21]

在最初三年北大的纪念会上，无论是蔡元培还是北大师生，都对学校的未来和自己身上的责任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正如1918年校庆纪念会上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在致辞中说的那样：“今值世界和平，又国内亦将促进和平，大学进行实有伟大之希望：在教授诸君抱乐育英才之宏愿，自能牺牲一切，视学术为神圣事业，以造国家社会之幸福；在就学之青年，尤望视学术为神圣事业，群焉致力其间，以谋国家社会之共同发展，庶世界进化，我亦得与参列其间。”[22]这种必然“参列其间”的自信，源自蔡元培长校后北大从物质层面至精神层面的改变，师生目睹和参与了这些变化，不再只是做旁观者，更愿意选择主动融于其间。历年校庆纪念都以仪式化的方式对北大的变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再加上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共同患难也使得北大师生间感情变得更加深厚。

按照一般惯例，周年庆典都是在纪念结束之时举行。北大校庆的特别之处在于，1917年到1922年间，即蔡元培实际长校时期，均是以周年纪念开始之日作为纪念日。蔡元培曾在1922年的纪念会上对此做出解释，提前庆祝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新纪年的开始就“振起精神”，好好预备。所以北大分别在1922年12月17日和1923年12月17日举行过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前者是为庆祝北大成立已经年满二十四年，开始进入建校第二十五年；而后者则是为庆祝北大成立已满二十五年，也是蔡元培就任之初便已确定的大庆之期。北大这两次以“二十五年”命名的典礼，正好对应于蔡元培实际长校终止前夕与名义上担任校长之后，其对比也显露出校长实际人选变化带来的改变。

1922年纪念会的规模超过了以往，早在11月底学校方面便已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详细制订各项计划。[23]纪念会分别在四天内举行，动静结合，形式上也有颇多创新。16日下午，先期举行提灯会。其形式源于生辰前夕的“暖寿”习俗，师生手持红灯两千余盏，整队游行，并高呼“北大万岁”。17日校庆当日，上午举行庆典仪式，下午则为教授演讲。17～18日举行展览、游艺活动，展览主要是展示北大收购的明清档案、墓碑拓片、清嘉庆道光朝进士殿试榜以及各类出版品、美术作品等。19日安排了北大恳亲会，全体教职员、在校生、毕业生共聚庆贺，犹如“外宾既散，特设家宴，以图家人之欢聚”。[24]正如科瑟（Lewis Coser）在解读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概念时所言，“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25]北大一年中虽然不乏纪念庆典的机会，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每年都会在5月4日进行规模较大的集会和演讲，但其意义与年末的校庆并不相同。从北大发起校庆纪念开始，其最初形式与北大人的家庭聚会颇为类似，少数校外演讲嘉宾则像是受邀来访的客人，整体上看，典礼仪式所营造出来的是师生团聚的和谐大家庭的氛围。随着校庆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22年校庆纪念的设计之中，展览、体育、游艺等形式的加入，增加了校庆纪念的狂欢成分，也使对校庆的记忆更加多元和深入。

12月17日校庆当日是整个纪念活动最为集中的一天。蔡元培在演讲中将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898年到1912年、1912年到1917年以及其接任校长之后。他回顾了自己长校后北大在学术风气、系科设置、行政组织等方面的诸多变化，并希望能早日建起大礼堂和图书馆，筹划多年的丛书也可早日出版。[26]演讲是北大校庆最常采用的形式，在众多演讲中，医专校长汤尔和的致辞颇有新意。他说：

大我生命，全仗小我来维持。我们因为希望大我进步太快，遂觉得有不满意的样子。其实北大自蔡先生长校以来，进步已不小了。社会上有崇拜的，有嫉妒的，无非是重视北大心理的表现。五六年来，北大状况与从前真是截然不同，你看他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何能与欧洲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大学相比呢……蔡先生本是一个好的保姆，还有诸位教授，又肯是好的看护妇，那还怕发达不好吗？所以要看他的发达，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不要用肉眼看。[27]

与蔡元培的演讲类似，汤尔和也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北大。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过往的筛选与重塑；既是总结过去，更是展望未来。北大的改变有目共睹，人们欢庆北大的新生，与此同时自然也要感念带来这些变化的蔡元培。比如，北大校庆期间《顺天时报》对此事也有详细报道。具体内容除介绍参观校庆展览的观感之外，也对校长蔡元培的功绩有所评论。文中说：

自蔡氏长校以后，不过数年，而学风斐然一变，挹取欧美新教育新文化，施之朝气勃勃的青年，使学生的思想根本改革，高等官僚制造所一变而为新文化策源地。蔡氏之功，将来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是可断言。[28]

以今日之后见之明来看，作为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亲身参与的最后一次校庆纪念，1922年的校庆纪念带有一个时代结束的意味。蔡元培自我的总结与外界的评论互为呼应，这种以蔡元培长校前后的对比为中心的叙事，不断被后续的校庆纪念复述和延续。

到1923年底，北大建校已满二十五周年。年初北大发起并参与了“驱彭挽蔡”运动，学校正常的秩序直至暑假前后才算正式恢复。蔡元培远赴欧洲，负责校务的蒋梦麟虽按时举行校庆纪念，但因经费问题，规模仅为一年前的六分之一，且之前所计划的编书、建造图书馆和大礼堂等目标无一实现。[29]或许是1922年校庆纪念时曾由《北京大学日刊》出版过校庆增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受外界干扰并无更实质的成绩，《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整体上要比《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逊色不少。虽然其中不乏学术论著和诗歌作品，但主题确定和编排处理都略显简单，参与写作的教员数量也大为减少。受刊物主题限定的影响，纪念刊所录文章的标题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是“希望”和“精神”。

纪念刊为首一篇即为代校长蒋梦麟的《北大之精神》。文中将“北大精神”解释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在论述“大度包容的精神”时提到：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辨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30]

在谈到“思想自由的精神”时，他又说：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蒋梦麟此番宣示的潜台词是，向北大师生公开表示在其再次代理校务期间仍然会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作为治理北大的基础。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叙述也是结合北大的历史与现实对这一理念的重新解释，并最终以“北大精神”这个更为抽象的表述加以概括。

在《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学生对“北大精神”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朱务善的文章便直接以《北大精神》为题，通过对北大历史的回顾，提出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31]另有学生将“北大精神”总结为“直率坦白的精神”、“兼容扩大的精神”和“毅勇坚敏的精神”。他将第二种精神解释为蔡校长的兼容并包主义，而第三种精神则体现在蔡元培与彭允彝的斗争之中。[32]在校庆这一主题之下，尽管师生仍以北大的历史和责任作为讨论的核心，但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已经开始趋向一致。

哈布瓦赫以“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对记忆做出区分。“历史记忆”是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触发，可以借助纪念活动、法定节日等形式存续下来；“自传记忆”则是指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但参与者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日趋淡化。除非通过“与具有共同的过去经历的人相接触”，才能周期性地强化这种记忆。[33]哈布瓦赫之所以对两者做出区分，是因为两种记忆在记忆主体、记忆产生以及存续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但从北大的历史来看，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记忆则兼具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的双重属性。

1923年的北大校庆，是蔡元培离开北大仅在名义上担任校长之后举行的首个纪念会，其转折意义不言而喻。自此之后，进入北大执教的教员及就读的学生都不再与蔡元培发生交集，也都不再是蔡元培长校期间的亲历者。随着记忆对象的出走，此后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记忆，并不直接由对象本身生发而来。出于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认可，这些记忆并没有随其出走而中断。不过，不同人群获取记忆的来源也由此开始出现分化，呈现不同的状态：曾与蔡元培有交集者，或是采取回顾与其交往的细节，或是以分享在北大求学任教的亲身体验等方式接续记忆；而对于新进者来说，进入北大时大多是慕名而来，或至少在入校前已对北大有所了解。他们对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理解，一部分来自坊间传颂的大学故事；另一部分则是通过亲炙者对蔡元培事迹的回溯而获得，即其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是建构于叙述者之上。随着亲炙者离开北大，新进者已经无法为蔡元培长校期间的历史叙述添加细节，于是那些细节便渐渐停留和固定于已有的叙述文本之中，而新进者只能基于这些文本通过对抽象的“北大精神”的不断诠释来接续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

校庆纪念活动提供了集中诠释北大历史与传统，进而塑造“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的机会。1923～1929年，北大只在个别年份举行过小规模的校庆纪念，直到1929年北平大学区完全终止之后，得以独立的北大才重新恢复校庆活动。在此期间，北大处处受到掣肘，而当其面临重组或重建的关头，北大师生希望蔡元培能够重掌校印，即便在当时内外环境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仍有不少人执着于以蔡元培回校作为平息抗议风潮的交换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抗议斗争的活动，却也正好填补了亲炙者与新进者交替有可能带来的记忆的中断。为了达到复校的目的，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不断被重述，也使其相关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

1929年9月，蔡元培在名义上再次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北大选择了以庆祝建校三十一周年的方式，向动荡的1920年代告别。这次的校庆纪念会，也是北大历史上较为隆重的纪念会之一。北大学生会早在11月初就开始着手筹备。[34]纪念会持续了三天，包括了学术演讲、展览、球类比赛和游艺活动等内容，规模上也与1922年纪念会大致相仿。[35]17日校庆当日的纪念活动由总务长王烈主持。他在致辞时总结了北大三十一年中“可资纪念之事”。他说道：

其一，因蔡校长对于新旧人才兼包并蓄，极力延揽，对于旧方面，则有辜鸿铭辈，在新的方面之发展，则提倡新文化运动。虽当时社会目此运动，以为斯文道丧，然其影响社会，有功文化，盖已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及后参于政事之窃陋，而稍稍有政治运动，总之北大之精神思想，均站在时代之前头，不落常人之窠臼，而常超越常人之见解者。其二，此十余年中，固为北大最长足进展，最可纪念之时期，然同时亦为最危险之时期，因其不落常人窠臼，不能与俗苟同，故其处境至难，无时不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维倾圮，虽历遭危险，会庆已复旧观，蔡先生已再度长校，将来发展，当可预期也。[36]

回顾建校缘起与发展历史是校庆纪念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王烈是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进行发言的，其整段叙述基本上延续了前人的策略：先是讲旧闻，再是谈变迁，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与“北大之精神”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校庆主题之下，经过类似过程的不断演绎，此种叙事也逐渐凝聚为北大师生在回忆蔡元培校长时的典范。

在《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文章采取了相似的思路。比如，《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转载了《北京大学概况》一文，其中对“校风之特点”介绍如下：

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以后，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主义，办理北大，于是全国各派学者齐集该校，因而在学术上及思想上分新旧两派，互相竞争，轰轰烈烈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大告成功，而旧派学者亦努力求其学问之日昌。所谓北大精神，盖一方面因其含有革命化之新思想，为文化中心，他方面又无所不包至大无外也。十余年来，该校此种精神，并未亡失，学生研究学问常能努力于真理之寻求，同时以自由发展为原则，分道扬镳，成就甚大。再则学生性情品格之熏陶，在该校此种校风之中，亦有特别效果，即（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做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37]

该文的关注点仍在思想文化层面，其出处虽无从考证，但能够被收入纪念刊中也说明了北大众人的认同。此外，纪念刊中还发表了李辛之所撰的《北大之过去与现在》，立意大致相似，具体讨论更进一层。李文在回顾北大校名沿革和学制课程之演进的基础上，讨论了北大“今日之精神”以及“明日之目标”。在解释“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原因时，他给出了三点理由：（1）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领袖人才为目的；（2）始终与旧势力抗战；（3）领导新思潮运动。他在解释第一点时谈道：

我国教育自民元蔡元培先生发表新教育意见之后，教育界空气为之一转，全国风气亦为之一变。后蔡先生来本校，将其教育之理想次第实施，极力提倡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主义。在教员方面，新旧派别，无不网罗，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于是在同学方面而相习成风，各走各路，极复杂之能事。[38]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先是细数了北大历史上六件对抗恶势力的具体事例，再是列举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师生创办的各类杂志，以此证明北大始终处于与恶势力对抗及引领新思潮的领导位置。总体来看，其中第一、第三点含义相近，都是从思想与学术层面来谈北大特点以及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而第二点所举诸项大部分也与蔡元培有莫大关联，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是五四运动、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驱逐彭允彝运动以及北大的复校运动。

可见，在1929年的校庆纪念中，虽然参与者在回顾北大校史时运用的叙事方式不尽相同，但延续的仍然是1923年校庆纪念的基本思路，即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驱彭运动”展开，强调这一系列事件对北大传统与精神的塑造作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以上种种与蔡元培相关联的叙述，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细节、不带情感的客观描述，只是为论证观点的一条论据而已。此外，复校运动得以在纪念刊中出现且被不断提及，主要是因为这场迁延两年的运动刚刚结束，余温尚在。这一主题的加入，呼应了北大刚刚结束的抗争运动，带有鲜明的年代特点，同时也使得北大传统得以续写，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历史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属性，要在“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通过集会的方式来“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之时，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39]蔡元培长校期间的纪念会奠定的此后北大校庆的基调，是由当时众多参与者共同塑造而成的；当其离校之后，这些记忆又通过校庆纪念会以及纪念刊的方式，开始形塑后来者的历史记忆。时间是形成和存留记忆的基本要素，时间的流动与社会环境与语境的变化相呼应，因此也使得历史记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校庆纪念中不断增加或删减主题和内容，即是观察历史记忆之更迭的一种方式：历史记忆中的某些主题，因其重要性或特殊性，会作为记忆的内容一直传承下去；某些在过去看似重要的东西，也有可能因时间的流逝而降低了重要性，便不再出现在校庆纪念之中，进而逐渐被遗忘；与此同时，某些新的主题也会因为世事变幻而加入校庆纪念之中，并以不断重述的方式刻入众人的历史记忆之中。

上述变化在1933年的校庆纪念及《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年的校庆纪念活动只办了一天，上午的纪念大会照例是发言和演讲，下午安排了各种游艺活动。[40]校庆活动的筹划及纪念刊的编辑，全部由学生会出面组织。纪念刊面向教师、学生及北大已毕业的学生征稿，但由于时间仓促，除了蔡、蒋两校长的题词之外，教职员中只有刘复、陶希圣和艾克敦（Harold Acton）发去了文章。纪念刊共收录了在校学生文章十余篇，毕业学生文章一篇，颇能体现学生在此次校庆中的主导作用。[41]虽然筹备会申明稿件去留以不涉攻讦和谩骂为标准，但仍然难掩纪念刊相对激进的编纂态度。

在纪念刊中，教师与学生的意见近乎针锋相对。刘复希望学生更应当关注“努力雪学术耻”，陶希圣也提醒学生“不要把自己太看重了”，皆是从教育与学术思想层面去讨论北大应扮演的角色。[42]但面对战争形势的日趋恶化，学生们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关切，逐渐超越对学业本身的关注。他们利用校庆纪念回顾北大历史，旨在以此对北大未能起到引领学界的作用集中进行反思。纪念筹备会发表了《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明确表示了此次纪念是“为过去的北大敲着葬钟，在葬钟的丁丁声中，要把死气沉沉的北大惊醒”。与此前由校方主导的校庆纪念意在营造大家庭聚会的方式不同，学生更为关切的是，“不抵抗主义断送了东北四省”，为什么“北京大学却成了哑巴，一声不响的静寂着”。他们号召“从来站在时代最前线的北大”，“应该负起新时代的任务”，应该“醒来，向前，向前”。[43]

比起以往借助历史以获得认同的路径不同，1933年的校庆纪念对北大历史的回顾虽然基本上也是从五四谈起，但其有非常现实的诉求，着眼的还是当下。比如，有的学生强调五四运动的倡导者是北大，五四精神是“北大精神”的“副本”。所谓“北大精神”，即是“革命精神”，因此“推进北大精神”就是要用革命的行动去实现“革命精神”。[44]有的学生表示，自己是抱着对“北大”二字的信仰来到学校的，现在却只感到“失望”，觉得北大的“骨子里实在缺少一种向前发展的精神，暮气沉沉的好像个近死亡的老太婆”。他继续说道：

人都好拿着过去的光荣来炫耀，所以北大的同学动不动就说我们五四时代如何如何，认为是无上光荣的历史。可是五四的时代早过去了。时代的轮子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过去的功绩，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不配拿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当前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我们来努力。我们只会引证一些过去的史绩来夸耀，那不是我们的光荣，乃是我们的耻辱。[45]

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当下与未来的可能性，认为北大若只是停留在对过去的夸耀之中，便是类似于“老了想当年”的懦弱表现，是不能代表北大应有之精神和地位的。[46]他们还表示，五四运动的精神固然值得纪念，但不应止步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和发扬五四的精神才是纪念它的本意。

对比前文纪念刊中有关叙述，“蔡元培”的缺席也预示着变化的开始。“五四运动”一词虽然仍会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频繁出现，但其着意强调的是其作为反抗恶势力的政治意义，却几乎不再提及思想文化层面与北大的关联。一方面，从学校外部来看，政治军事环境恶化，威胁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从北大内部来看，蔡元培自1930年前后淡出后，威望与影响力均已大不如前。纪念刊中五四已然过时的论调，背后或多或少也包括了蔡元培也已过时的意思。其间回顾“五四运动”的方式，接近于扬·阿斯曼所说的“回忆附着的象征物”。他认为，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历史却并不因此而变得不真实，反而是由于获得了更多符合当下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而变得真实。[47]由学生主导的《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利用校庆纪念更新了对北大传统的解释。这种立足于当下的表述，也使北大新一代建立起新的认同，代际转换亦随之悄然进行。

综观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北大校庆，虽然整体上来看主题和形式变化不大，但仔细对比师生不同时期的发言，仍可发现时代烙印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梳理回忆内容差异的基础上，可以更明确地观察到蔡元培的角色与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从校庆的参与者变为追怀的回忆对象，再至淡出人们的视野，与他在北大从长校到淡出的过程相呼应，也是其对北大的影响从具体实践转化为北大精神的开始。

第二节 蔡元培纪念仪式之解读[48]

1937年11月底，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化名周子余隐居港九。直至去世前，除了仍挂怀中央研究院的事务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深居简出，专心于养病和《自写年谱》的写作。据王云五回忆，1940年旧历新年时，蔡元培偕夫人公子等来访，午膳后顺游浅水湾等处，“游兴甚浓，精神亦健”。但3月3日，他在寓所不慎失足跌倒，本以为并无大碍，不久竟口吐鲜血。入院后，精神尚佳，并无异状，不料两日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经医生诊治，认为系胃瘤出血，虽经输血施救，却已无力回天，终于3月5日上午九时三刻逝世。[49]

3月6日，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便出现在各大报纸的重要位置。相关的报道均详细描述了蔡元培最后的救治情况及临终遗言。吴铁城、王云五、许地山、叶恭绰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负责主持丧礼，并初步确定7日下午入殓的各项事宜。自6日起，林森、孔祥熙、孙科、于右任、戴季陶、居正、张群、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白崇禧、潘公展、马超俊、程天放、洪兰友、邵力子、黄炎培、徐崇清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等社团，各地北大同学会纷纷来电致唁。[50]《大公报》当日即发表短评《悼蔡孑民先生》，概括蔡元培的一生“奔走革命，开拓文化，手造中国的新教育”，同时刊出了时任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来的唁电。同日，《中央日报》的长篇社论特别强调的则是蔡元培“思想革命，学术救国之信念”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3月7日下午，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由蒋介石代表吴铁城及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钧主祭。前往致祭者三百余人。10日，蔡元培灵柩出殡。灵柩停放妥当之后，即设奠致祭。除家属行礼之外，由吴铁城代表中央主祭，治丧委员会则由俞鸿钧代表，先后行礼。港都亦请罗旭龢代表到场致祭。当日执绋者五千余人，与祭者则逾万。全港学校商店均悬半旗志哀。

更为隆重的祭奠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3月15日，《中央日报》头版位置刊出《蔡委员孑民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启事》，公布了筹办公祭的若干事宜。[51]16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称：

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方期辅翊中枢，裁成后进，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乃以旧疾未痊，滞居岭表。遽闻溘逝，震悼良深！着给治丧费五千元，派许委员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崇重勋耆之至意。[52]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议决全国各地于3月24日同时开会追悼，并将于当日全国邮局收发信件之时刻制“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邮戳，以志哀思。[53]

3月24日，浙江、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同时举行公祭和追悼蔡元培大会。战时行都重庆举行的各界公祭和追悼可谓规模宏大。大会的时间、地点都经过精心选择：24日电码为“敬”字，示崇敬元老之意；地点选择在美专，是出于纪念蔡先生提倡美学。会场经由特别布置，美专大门外搭彩牌两座，以鲜花缀成“蔡孑民追悼大会”字样。进门为重庆北大同学会横额“山颓木坏”，内为国民参政会额“教泽长存”，灵台上悬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横额“群伦师表”，次为国府主席林森额“勋宏作音”，两侧悬蒋介石挽联“教化宏敷，于古应尊大乐正；艰难多助，匡时赖造出群才”。上午八时半，公祭开始。公祭仪式首先由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率领留渝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吴稚晖、叶楚伧、何应钦、邓家彦、王宠惠、张群、孔祥熙、戴传贤、张继、陈立夫、刘峙、陈济棠、陈诚、于右任、萧同兹等，向遗像致祭，上香进献花圈，并宣读祭文。接着由张继代表国民政府致祭。再次由国民党中央各部、监察院、考试院、行政院各部，中央研究院，重庆市党部，中央大学，重庆北大同学会等公祭。午后三时，继续举行各界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各机关团体代表于右任、张继、居正、叶楚伧、吴稚晖、陈立夫、邵力子、章士钊、左舜生、张君劢、褚辅成等五百人。先由张继报告悼词。继由吴稚晖发表演说。他除了追述蔡元培生平事迹，还特别发挥了邵力子诔词中“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之主旨以概括蔡元培的一生，认为“天下无不死之人，未死者追悼死者，应该继承死者的遗志，‘无所不容’，虽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然而‘有所不为’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借此号召大家继承延续蔡先生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以促成抗战的最终胜利。[54]

在香港举行的各界追悼蔡元培大会，因其特殊的地点而得到国民政府官方的更多关注。3月24日下午二时，香港各界在香港大学大礼堂开会追悼。追悼会场经过精心的布置，素洁又不失庄重。主席台上悬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及蔡公遗像，下悬国民政府褒扬令。另有蔡氏家属挽联悬于遗像两侧。四壁满悬挽联祭幛。全港各社团学校代表、社会名流千余人参加。国民政府代表许崇智、蒋介石代表陈策、香港各界代表罗旭龢、北大旅港教职员同学代表叶恭绰、同乡代表宋汉章、亲友代表张一麐、治丧会代表王云五等皆有祭文发表。主席团代表罗旭龢在大会上特别表示：“今日国难当中，蔡公遽然逝世，在国家失去一柱石，在国人失去一导师，凡我同胞，莫不深为痛惜。虽然，蔡公虽死，其伟大之精神犹在，故嘉言懿行，是吾人应注重之事。”旅港北大同学会的祭文也特意提及蔡元培的逝世“非仅一所大学之损失”，而是“系于世运及国家民族者至大”，并表示要秉承蔡元培遗教，“隐为国家社会培其元气与桢干”，以待他日重建北大。[55]

1940年3月6日，《中央日报》在蔡元培逝世第二天发表的社论中回顾了蔡元培的简要生平，历数了他在沟通中西学术、倡导普及美育、主持中央研究院等方面的贡献。通篇社论提及最多的词语是“青年”。社论有言：

辛亥革命之前，先生领导青年，推翻帝政。辛亥革命之后，先生复领导青年，进攻军阀。洪宪之变，复辟之役，苟非先生在思想界已确立坚牢不拔之根基，则事势所趋，或有不堪设想者矣。当北洋军阀猖獗之时，先生孤军深入，以北京大学为思想革命根据地，不畏威武，不辞劳瘁，指导青年，训练青年，组织青年，卒能发挥最大效用，而收获五四运动灿烂之成果。

再加上蔡元培本人“求知之切，洵为当今所仅见。毕生光阴，皆消耗于书卷中，个性极强，同流合污誓不屑为”。所以，他“所怀抱思想革命，学术救国之信念，更必为代代青年所服膺”，“能永为青年之导师”。[56]蔡元培临终曾留有遗言“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是针对处于僵持阶段的抗战时局而发。之所以不断重复提及蔡元培与抗战建国事业的关系，不断追述蔡元培晚年为抗日救国事业积极奔走的事迹，也正是看到了蔡元培在学界及青年学生中的声望和影响。[57]时任北大旅港同学会负责人的北大毕业生陈良猷的追忆可谓颇有代表性。他说：“在这个国难严重的时期来追悼先生，必须要彻底了解他对于救国的主张，作一深刻反省的检讨，把他遗留给我们的一切宝贵教训，用行动来接受我们这位民族导师所留给我们的遗产。”[58]在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主题之下，蔡元培作为凝聚民族精神、唤起爱国热情的青年导师的形象被有意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在其他官方政治力量介入较少的地区，政治色彩则要淡化许多。悼念仪式的主要参与者以分散在各地的北大毕业生或是曾在北大任教的教师为主，悼念的主题更多关注的是蔡元培与教育学术发展以及与北大发展的关系。比如，3月24日重庆各界公祭和追悼大会午间休整之时，北大参与祭奠的在渝师生曾有短暂聚餐。席间负责西南联大校务的蒋梦麟就曾表示，西南联大虽是联合大学，却是“内容简单，绝无人事问题”，这都是蔡元培生前遗留下来的包容精神发挥的作用。他进而表示：“蔡先生办学的精神，影响不仅及于北大，全国学校都受影响，在办学的立场言，北大师生应该继续这一种精神，发扬这一种精神。”[59]

同日，在昆明举行云南各界追悼大会，参加者有龙云、梅贻琦、熊庆来、赵世卿、袭自知等人。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主祭，恭读祭文，继由梅贻琦报告蔡元培生平事略，次由袭自知讲述蔡氏生前努力思想解放及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之精神，再次由北大校友常宗会演说，末由林文铮代表蔡先生家属致答词。

贵州各界的追悼大会则在省府贵阳举行。到会者有各机关团体学校民众两千余人。由党政军各界组主席团，教育厅长张志韩主席，报告蔡先生“温、良、恭、俭、让”之美德和“德、智、体、群、美”之主张。继由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夏元瑮报告蔡先生言行，全场情绪极为肃穆。会后各界民众前往致祭者，自晨至暮，络绎不绝。

广西各界也于当日齐集桂林省府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各机关团体代表、各校学生、北大同学等千余人。大会由省主席黄旭初主祭，并致哀悼词。北大同学会则由省民政厅长邱昌渭代表致追悼词。仪式庄严肃穆。是日《广西日报》《扫荡报》《力报》《救亡日报》等均出特刊，刊登了各界纪念文字。会后集结各类追忆纪念文章为《广西各界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册》出版。[60]

纪念仪式呈现了对过去的仪式性记忆，也使参与者更加集中地达成集体认同。[61]不难发现，各地的蔡元培纪念仪式都包含了大致统一的时间和相似的祭奠顺序。国家行政命令统一规定的祭奠时间，强化了这一纪念仪式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在由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出面组织的纪念仪式中，参与者的身份、级别可谓高矣，绝大多数政界、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均参与其中。因蔡元培生前交游广泛，且对后辈或是提携相助，或是施以援手，其身后哀荣备至。参与者缅怀贤者多出于真心实意而非外力强制，按照既定规则的操演，又为纪念仪式注入了更多理性化的成分。纪念仪式通过不断重复叙说蔡元培的生平事迹，使得参与者的理性与感性情绪得以抒发。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肯定了蔡元培的特殊贡献与功绩，确认了其作为青年榜样，是无可替代之导师。

1940年3月，即蔡元培逝世当月，是各界公祭与追悼最为集中的时间。如果以此时间为限，尽管各地的公祭过程中均不乏当权者的身影，但用力最勤者仍属教育文化界。比如，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舆论媒介就是其中颇为活跃的代表。它们凭借快速更新的消息和广泛的传播，突出和强化的是蔡元培自晚清以来执掌文化教育界的一面，特别是其出长北大与创办中央研究院的经历，以及由此映衬出的蔡元培品格德行与人格魅力等精神层面，而较少关注其国民党元老的政治身份与其现实中的政治立场。

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一经披露，各大报纸、杂志皆适时开辟纪念特辑或专号，以资纪念。香港《大公报》利用在港出版发行的便利，第一时间对蔡元培在港救治及临终情况进行了及时报道。有关蔡元培遗体入殓、灵柩出殡以及香港各界送葬、祭奠等一系列后续事件，该报也都有详细的介绍。作为中国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之外，也于3月24日各界公祭当日特辟“蔡委员孑民先生追悼纪念特刊”，以五个版面的篇幅分别刊载了蔡元培生前的代表性忆旧文章《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以及吴稚晖、朱家骅、王世杰、蒋梦麟、陈独秀、罗家伦、翁文灏、陈西滢等人的悼念和追忆文章二十余篇。

3月24日，在重庆发行的《新蜀报》也出版了“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特刊”。张申府在特刊上发表了《蔡先生的一生与我们应当怎样悼念他》一文。他特意署名为北大就读时的学名“张崧年”，以示对蔡校长的崇敬。张申府以三点来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一是宽宏博大，兼容并包；二是好学不厌；三是有骨气，有志气。所以，他提出：“我们不但不可以因他非一派一系之人而不大悼念他，我们实在更应该因他非一派一系之人，而以为他为国家的人，民族的人，来悼念他。”同时，张申府表示，纪念和追悼蔡元培不仅是应该继续他的精神，传衍他的事业，“更应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与事业”，甚至是“宣付国史立传，优给治丧费；更进一步予以国葬，都是应该的”，都还做得不够。所以，他还建议“编刊其全集；以至为之办纪念学校，设纪念图书馆”，“无一不是应该而必要的”。[62]

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则通过他主编的《时事新报》（渝版）《学灯》版传递了另一种方式的哀悼。3月24日各界公祭蔡元培当日，《学灯》便刊载了蔡元培生前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一文。此后三期《学灯》接连发表了李长之的《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为纪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作》、朱宝昌的《平心物》、潘菽的《美育管见——纪念蔡元培先生》等文章。宗白华在每篇文章之后都附以编辑按语，不仅重温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与见解，也借纪念蔡元培之际引申展开了关于美育问题的讨论。[63]

1940年4月16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37卷第8号，开设“追念蔡孑民先生特辑”。除特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的贡献》之外，另收录《大公报》《国民日报》开会追悼蔡元培当日吴铁城、许地山、顾孟余、叶恭绰等人的纪念文字。由林语堂等人编辑的《宇宙风·乙刊》，也在1940年5月1日出版的第24期开辟“蔡孑民先生纪念特辑”，收录周成、吕思勉、蒋维乔等人的追忆文章。商务印书馆另一颇有影响力的刊物《学生杂志》，也在4月出版的第20卷第4号开辟专栏，追思蔡元培生前事迹。

总体而言，各地追悼祭奠的参与者，以及各纪念专刊撰写追思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有多重身份。特别是自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像翁文灏、丁文江等不少知识界的一流学者都开始参与到实际政治中，由“议政”而至“参政”，行走于政学两界。[64]传统士人政学本是合而为一，只是民国之后才渐有分途，但在心态上却往往纠结于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蔡元培曾力倡政学分开，更倾向于做一个纯粹的学人。所以，当年他一入北大便费尽心力地向学生灌输求学不是为了做官的观念。不过，蔡元培后来的现实境遇却并未能完全如其设想，而是时时处处陷入为学为政的冲突之中。

若从另一角度看，蔡元培纪念仪式的参与者呈现出的这种多重身份，正好与蔡元培生前亦学亦政的经历相对应。由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分别凸显出其生前不同的面相：一个是参与创建民国与积极为抗战事业奔走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另一个则是作为北大校长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纪念的主题也根据参与者而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有的是在抗战建国主题之下强调蔡元培作为凝聚民众精神导师的政治意义，有的是追述蔡元培在近代教育学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特殊贡献。蔡元培在港去世，消息突然，纪念仪式参与者此时的叙述，大多带有亲炙者个人的情绪情感体验，通过回忆与蔡元培交往的各种细节，构建起一个以学术与道德救国的长者形象。在各大报纸杂志集体追忆的作用之下，蔡元培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兼容中外的思想气度得到最为集中的再现与梳理。蔡元培的生命也以基于交往记忆的形式延续下来。

扬·阿斯曼指出，仪式的作用就是“要使集体的认同体系保持活跃而不至于陷入停滞状态”。通过仪式，那些“与认同相关的知识传达给了每个参与者”。[65]综观包括蔡元培公祭追悼仪式以及报纸杂志的集体追忆在内的纪念仪式，无论是更多出于现实情势考虑的政治权威力量，还是相对单纯的教育学术界，都以各自的现实需要强调蔡元培某一面的特有品质。得益于这些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有关纪念主题的政治与学术的不同取向得以以调和的方式共存。不过，这种并存只是围绕着纪念活动而暂时存在，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短暂的平衡被打破了。

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

自蔡元培去世之后，关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的变迁，不仅是学术界追思往事以应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也与现实政治的起伏密切相关。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群体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纪念仪式之中，而蔡元培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好成为各方为自身利益而展开的重新诠释历史之争夺的思想资源。由于蔡元培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特殊的身份与地位，特别是与北大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如何定位和评价蔡元培一生的功过是非，便成为国共两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时人有意无意的宣扬与遮蔽之下，蔡元培以及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如何被赋予追求独立精神代表身份的。

1943年，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社论开篇即有言：“蔡先生的生平，不是一言可尽，但是人人印象深处，有一个蔡先生，人人精神境界中，有一个蔡先生的典型。”[66]虽然纪念仪式发挥出的效力最直接体现在仪式性的场合，但仪式产生的潜在影响却并不完全以此来衡量。从一定程度上说，纪念仪式带来的情感与精神上的冲击力是有限的，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而后人不断重新叙述、书写与解读的过程却更持久、更易于映射出历史记忆的流变。扬·阿斯曼提出，对亡者的回忆可以区分为“回溯性”（retrospektiv）与“前瞻性”（prospektiv）两类。“回溯性的对亡者的回忆”，是指群体与亡者有共同生活，亡者被不断带入当下，并以此方式构建出一幅关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图像，亡者自然而然地被纳入此幅图像之中。而前瞻性对亡者的回忆，受到文化的影响更大，注重的是“功绩”、“名望”及其获取的方式。[67]

作为五四期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因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解释权的纷争而成为共同争夺的思想资源。处于合作抗日之中的国共两党，其政治立场上的差别以及各自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都影响了对历史记忆的剪裁与取舍。特别是自1940年代起，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蔡元培逝世纪念仪式中隐含的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也由此日益显现。这里“不同取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学术文化界与政界之间的差别，另一个则是指现实政治语境中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围绕着不同的纪念内容、不同的纪念途径，学术文化界与国共两党这三方力量也构建出了不同侧面的蔡元培形象。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徊徨，这本是蔡元培最难以释怀之事。蔡元培生前或为学或为政的选择，皆与其当时所处环境、心态与立场相关联，也是内在统一于蔡元培个人复杂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不过，在蔡元培身后的各色纪念中，这样的统一却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对蔡元培的纪念更多时候凸显和强调的只是其复杂人生经历的一面而已，甚至不乏非此即彼的绝然论断。

一 学术界的纪念：“立身处世的模楷”

与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后由国家统一组织的纪念活动不同，1940年到1949年之间，和蔡元培密切相关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皆是由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同学会出面举办的。组织者的改变，同时带来了纪念形式与主题的变化。

1941年3月5日，即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央研究院与北大重庆同学会师生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周年公祭。与祭者二百余人。继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委员吴稚晖、陈立夫、翁文灏等人均发表了演说，追述了蔡元培生前德行功业。中央大学农学院还特意赠送公祭纪念树两株，由北大校友代表亲植于会场附近。同时，在渝北大师生亦议决自行筹措经费建立蔡元培纪念堂，陈列蔡元培生平研究所用之中外书籍等。[68]

1943年3月5日，适逢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中央研究院和重庆北大同学会又组织“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等四百余人到会。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带领行祭礼后，又由吴稚晖讲演“蔡先生之生平”、蒋梦麟讲述“蔡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之贡献”。大会还议决此后于每年改为蔡元培诞辰（1月11日）之日举行纪念。[69]同日，《中央日报》以《纪念蔡先生》为题发表了社论，并开辟了《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专版，刊发了吴稚晖、朱家骅、陶孟和、汪敬熙、陶希圣等人的追念文章。所述仍以追述蔡元培生平事迹为主。[70]

到了1945年1月初，蔡元培诞辰纪念形式又有变化，蔡元培生平事迹回顾与学术讲演结合起来进行。每年由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中推定一人，或请院外专家一人或数人举行专门演讲，演讲词均由中研院负责付印出版。[71]当年的纪念即由于右任报告“蔡元培先生之生平”，同时由李四光发表学术讲演。[72]同年3月，受到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影响而在成都创办的美术期刊《新艺》月刊，也以“纪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五周年”为主题，分别刊登了蔡尚思的《蔡孑民先生的生平》与署名“觉玄”的陈中凡的纪念文章《蔡孑民先生和美育》。[73]

1946年，正值蔡元培八十周年冥诞。中央研究院与重庆北大同学会依照历年旧例举办纪念会。由傅斯年演讲“蔡先生北京大学时期”、丁燮林演讲“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时期”，并由中研院评议员吴有训做学术演讲。[74]

而到了完成复员工作后的1947年，蔡元培诞辰纪念则被安排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分院举行。到会者有邵力子、段锡朋、吴有训、徐中舒等约八十人，由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傅斯年等人做了报告。除了简短的纪念仪式之外，纪念的主题已经走出了单纯的情感抒发和感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层面的问题，如开始着手进行蔡元培生前著述手迹的收集整理工作、处理各类善后事宜以及为蔡元培制作塑像等。[75]1947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予蔡元培以国葬。[76]5月，国葬令正式发布，宣布蔡元培为“兴邦耆宿，群士导师，升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77]不过，因经费及战争的影响，蔡元培的国葬最终未能举行。

1948年1月11日，中研院及北京大学南京同学会联合举行蔡元培诞辰纪念会。到会者有陈雪屏、田培林、何联奎、杨钟健、程希孟、萨本栋等200余人。首先由朱家骅演讲中研院、北大历史及现状。继由李济发表学术演讲。[78]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三、四次会议，除了选举出首届院士81人之外，也通过了《蔡元培纪念办法》，共计7条，主要包括：在中研院评议会内设立蔡元培学术纪念委员会；设立蔡元培学术奖章、奖学金；中研院每年于蔡元培诞辰举行纪念会及学术讲演；等等。[79]同年6月9日，正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雕塑大师刘开渠雕刻的蔡元培铜像于当日在中研院正式揭幕。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意从上海赶至南京，行揭幕礼。[80]

与之前全国范围的纪念相比，1940年之后纪念的参与者虽仍不乏国家政权中心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大多是以中央研究院成员或北大人的身份参加，而不是为了履行国家行政命令。作为组织者的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更多的是将相关纪念主题限定于回顾与追忆蔡元培生前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此外，学术演讲与报告方式的引入，契合了中央研究院与北大作为学术研究与传播机构的定位，也增添了纪念活动的学术色彩。对于中央研究院与北大来说，这些纪念蔡元培的后续活动仍是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时的纪念仪式的自然延续，整个纪念过程中的参与者、纪念主题、纪念方式虽有些许调整，但总体上仍持续了原有的集体认知，也达成了扬·阿斯曼所言的通过“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的循环促生了一种‘共识’”。[81]

蔡元培出长北大与创建中央研究院的经历，仍是参与者不断叙述和追忆的主要话题。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和中研院院长的学者与道德表率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纪念空间与纪念参与者的作用之下凸显出来。记忆的传承，除了通过纪念仪式获得的回忆之外，回归日常生活之后，“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能够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82]

由蔡元培生前学界友人撰写的回忆录和思想传记，也以更易流传的书册形式开启了勾画蔡元培人生历程的序幕，也延续了对蔡元培的历史记忆。1943年，为配合重庆各界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重庆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高乃同（平叔）编著的《蔡孑民先生传略》（以下简称《传略》），并于纪念大会之前特意在《中央日报》头版刊登销售广告，以扩大影响。[83]高平叔编著的《传略》只是抱着“给读者一个简短的参考”的初衷，但由吴稚晖、朱家骅作序，黄炎培撰写跋语，并经过翁文灏、朱家骅、吴稚晖、王云五、蒋梦麟等人详加校阅，从中仍可看出寄予了诸多参与者的无尽哀思。《传略》收录了由蔡元培口述的个人生平记录《蔡孑民先生传略》（上）（蔡先生口述，黄世晖记）、《蔡孑民先生传略》（下）（蔡先生口述，高平叔记），还有蔡元培生前好友王云五、蒋维乔二人的追忆文章《蔡孑民先生的贡献》《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以及蔡元培生前自叙《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验》。[84]

《蔡孑民先生传略》编就之后，编者高平叔也在序言中表示过担心，因为连他自己“也嫌它写得太简略，不足以表达蔡先生于万一”，但若“能引起读者加深对于蔡先生的认识与学习”，“那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传略》出版后，叶圣陶曾特别向青年人推荐，正是看到书中“大部是自叙性质的文字，平实的写下去，没有什么夸饰装点，可是在种种事为之中，自然表现他（指蔡元培——引者注）的崇高的人格”。[85]曾是南社社员的陆丹林也特别肯定了此书对基本材料的选择。他认为，《传略》收录的各篇文章包含了蔡元培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分析，做到了对蔡元培主客观两方面的综合介绍，同时又经过详细的校订，“可说是空谷足音，使人蛩然而喜”，便不由自主地会将蔡元培视为“立身处世的模楷”。[86]

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时，曾任《越风》半月刊主编的黄萍荪，也选取了“记叙先生性情之文若干篇”集为《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由浙江研究社公开出版。《纪念集》收录了文章33篇，其中包括《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孑民口述、黄世晖记）、《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黄炎培）、《纪念蔡孑民先生》（柳亚子）、《蔡孑民先生的著述》（许地山）、《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悼蔡孑民先生》（朱家骅）、《蔡先生与新中国》（梁漱溟）等文。黄萍荪在序言中表示，此前读韩愈《原性》“知人之于七情”一节而曾有“人之于性，性之使情，竟有若是其难”之叹，而当他读到蔡元培的好友门生所述“行宜习尚品性之文凡若干篇”时，便颇有感触，认为：“近世唯先生之情，能超然不受性之所趋，岂真有合于（韩）退之所谓动而处其中者在耶？”具体来说，即是“行事抱乐观，过难无难色，是其喜也；愤而疾俗，起而革命，怒也；政见不合，惕然而去，惧也；士无贤不肖，教之不疲，爱也；绝乡愿，去伪学，恶世之所恶，恶也；研旧学，阐新知，孜孜不倦，欲也”。之所以要编这样的文集，也有把蔡元培视为道德楷模的考虑，要使当时之人“知先生之自由今日者，于学问道德而外，尚有得于古之所难得者在焉”。[87]

同一年，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已经完稿。尽管书稿因种种缘由未能立即公开出版，但从选材、体例上看，其仍不失为对时人眼中蔡元培形象的一种记录。蔡尚思在1950年此书出版的自序中回忆写作的初衷，就是要使“读者看了本书，不但等于看他的全集，而且比看他的全集更能得其体系和要领。又本书既然到处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去看蔡元培先生，所以同时也就可以当作‘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大要’去看”。[88]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学术思想传记尽力搜罗了有关蔡元培的各类见闻、书报刊载的蔡元培著述和各类搜集到的文稿等材料，在第一时间对蔡元培做了总结。蔡尚思认为，蔡元培“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不因年龄之老而后退，不因地位之高而妥协，不因年老位高而不虚心请教，不因兼容并包而无中心宗旨，虽反对旧道德而仍注重自身的修养，虽非专门研究而终不失为开山祖师”。概括说来就是，“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无畏，在朝在野相同”。蔡元培的特色就在于“思想的前进”“功业的伟大”“人格的高尚”“学问的广博”，做到了学问与思想二者合一，可谓“重要的一个宗师”。

在1941年写成的“序例”中，蔡尚思表示要运用“新逻辑新史观”，“用历史的态度，社会的眼光，来论述先生的一切”，所以他选择以“学术思想传记”的方式来组织整部著作。他在序言中特别解释了“学术思想传记”几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第一，包括了“学术思想”与“传记”两大部分；第二，可理解为“侧重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种传记”；第三，虽以学术为范围，而“在实际上却仍侧重思想（广义的思想），尤以教育、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宗教等各种思想与方法为主要”；第四，循已有先例称为“传记”；第五，涉及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众多人物，故以“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为副名。蔡尚思此书尽管以“学术思想”为主题之一，不过，客观地说，在具体行文之中却并未将其设想完全贯彻。综观整部著作，与其说大部分篇章是在讨论蔡元培在各个学科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不如说更偏重于讨论蔡元培之于各学科的影响。蔡元培学界领袖的地位正是通过能对众多学科的设立与发展产生影响而体现出来的。

整理编订蔡元培遗著、组织编写蔡元培传记，辑录时人悼念文章，都是记录和传达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学术界对蔡元培生平的书写，一直是围绕着蔡元培出长北大、创建中央研究院的经历展开。具体的行文除了肯定蔡元培的创设之功外，更多关注的是蔡元培在北大革新中表现出来的品德和聚拢新旧各派人才的气度，而正是在此种方式的不断叙说中，蔡元培道德与学问楷模的形象逐渐流传于世。

二 国民党的纪念：“忠实党员”

1940年3月，陈独秀在《中央日报》悼念特刊中发表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他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89]这段文字一般被用来证明蔡、陈、胡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却常常有意取头去尾，往往忽视了关键的“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一句。如果能与1940年之后政治社会语境互为参看，或许更易理解陈氏所谓“疑义”之说。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国民党开始贯彻“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随着现实政治中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加剧，国共两党纷纷展开对“五四运动”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行动逻辑、意义等问题的重新解读。[90]蔡元培虽被尊奉为国民党“元老”，但就其一生的政治立场而言，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91]不过，思想上想要处于一种超然的位置是一事，面对现实政治时能够最终成为何种利益的代表则是另一事。蔡元培与国民党素有的历史渊源和晚年高调从政的经历，皆成为国民党可堪利用的思想资源。

1940年3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针对当日各界追悼蔡元培大会发表的社论，其论证过程中处处可见欲借蔡元培而发抒国民党政治倾向的论调。社论先是肯定地表示，即便是在“万感交集的今天”，也要“猛忆着一个事实”，即是“在抗战紧张的时节追念蔡先生，在国家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悼思蔡先生”。“在今天的环境中，蔡先生的精神就是国家民族生存奋斗中一盏明灯”。那么，蔡元培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蔡先生生前表现的道义勇气”。文章至此话锋一变，转而说道：

革命党整个的动作，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本党从前的推翻满清，打到北洋军阀，今日的抗战建国，就是一个道义的勇敢行为，道义的勇敢是根据信仰发生的。蔡先生一生奋斗前进，蔡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蔡先生的勇敢是跟着他的信仰而来的，今天追悼蔡先生，要效法蔡先生毕生表现之道义的勇气。只要是根据道义的，我们要向前进攻向前奋斗。[92]

社论最后更是直接拿蔡元培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做起文章，说道：

蔡先生是鼓舞我们这种勇气的榜样，我们须学蔡先生的勇气，同时我们还须学蔡先生的信仰。蔡先生是数十年来本党一个忠实党员，三民主义一个信徒。探本穷源，蔡先生的精神是发源在此，蔡先生事业的发扬亦在此。追悼蔡先生要攀绕着蔡先生的精神，追溯蔡先生的精神，要提倡信仰，信仰救世的三民主义，信仰救国的中国国民党！

整篇社论的逻辑论证理路是：由蔡元培具有道义勇气的精神，到抗战建国的革命也是道义勇敢的行为，再到蔡元培是信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的。由此便直接得出结论：悼念蔡元培的最好方式便是像他那样信仰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这样的逻辑推演，每段论据看似皆出自事实，并无太大漏洞，而问题正是出在对论据的选择上，即抽离于历史情景的解读愈深入，恐怕离历史真实愈远。

与上述社论中相对生硬地论述蔡元培与国民党的关系比起来，国民党对蔡元培的纪念和重塑更多是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而关联到一起的。1919～1949年，国民党一直在不断调整对“五四运动”定位的论证，最主要的就是尽力将“五四运动”纳入其发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序列。[93]在此过程中，作为五四时期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亦随之被屡屡提及。1940年5月4日，《中央日报》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中，特意强调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在民国八年，亦即新近逝世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任校长后的第三年，依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那时候之所以会有‘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直接间接，都可说是受着本党革命精神所领导”。[94]1942年，王星拱在《“五四”的回忆》一文中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他说：

辛亥革命，虽告成功，然而国民党的力量和意识始终没有跨进北京城一步。……自从蔡孑民先生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于是有若干国民党人，以及趋向与同情于国民党者，才能活动于这个污浊颓朽的大圈子中的一个清明奋发的小圈子里。他们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处处都采取对敌和革命的态度。至于破除广被朝野的迷信、诋毁剩余不合时代性的礼制，都是向这一个目标进攻的连带方法。风声所树，传播极广，所以五四运动发动之后，不出旬日之间，自北京而传至全国，自学生而传至各界，有如古人所谓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是诚为历史上不曾多见之事例也。[95]

王星拱的文章发表于1942年《世界学生》杂志第5期。当期和接下来的第6期曾连续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吴稚晖、顾颉刚、许德珩、王芸生、罗家伦在内的“五四运动”当事人与亲历者都参与其中。对此，罗志田先生曾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特别指出，无论这次《世界学生》的文章是受国民党“指示”而做，还是为了能使国民党接受对五四的纪念而做，都属于根据“当时需要”修改历史记忆的举措，并且除了顾颉刚外实际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立言。[96]相对来说，蔡元培一生党派意识皆较为淡漠，即便是在晚年与国民党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其也将行动基本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之内，甚至多次选择以辞职为抗议。可以说，蔡元培一生皆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为当权者的现实政治所左右。[97]而此时着意强调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国民党员身份，是在以现实的需要重塑过去的记忆。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的社论则通过对五四后蔡元培读书救国之论的重新解读，树立了一个治学兼救国“典型”的蔡元培形象。社论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国国民党的先进”，进而强调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接着社论转入正题，从蔡元培五四之后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个“平易的告诫”谈起，告诫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识，用思想与器识去役使技能”，尤其强调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与“救国”可谓蔡元培生前“名言”，从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贯态度来看，尽管他将读书与救国并论，但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强调以学术救国。社论将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与求真理”，并进而总结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条”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国要读书，读书不离开国家，将学与行合并为一”。“救国”与“读书”都是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后一直被各方势力转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就曾以《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为题，在开展的“读书运动”中告诫各校学生要以读书为重，且不时以蔡元培作为读书求学的榜样。[98]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学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时无人能及。国民党此番社论则是在现实境遇之下将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后更是提出了纪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国青年“要从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学与救国”，“国家的责任落在全国的青年双肩上，全国青年应该永记蔡先生生前的诏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99]

到了1947年“五四”纪念日，蔡元培当年留书出走之时引用《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也被《中央日报》社论借该日纪念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社论认为，蔡元培当年是因为“忧虑此纯洁的爱国运动过度发展，将丧失其自发性”才决定辞职出走。而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没有隐秘的阴谋，没有外来的操纵，只有纯洁的爱国热忱，只有坚强的真理信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发自觉的精神”，五四运动才会“对于科学思想民主政治和国民革命有伟大的影响”。社论将蔡元培此引语解释为“学生运动激起了别人的同情，可是别人不负责任的鼓励和怂恿，甚至于操纵和利用，必予青年学生以重大的损害”，并进而明确指出中共是在“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正是蔡元培所说的“道旁儿”。社论甚至还指责共产党在学生群众中发展，就是利用“抑制青年的自发和自觉性”的办法，所以对青年学生提出告诫，要时刻“怀悟蔡先生‘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警语”，“珍惜五四时代自发自觉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纪念日，《中央日报》的社论还是旧话重提，再次强调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的“心理是极纯洁的，感情是极奔放的”，所以当时的学生才会“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争入监狱而不悔”。但是，学生是“纯洁易受尘污，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当时“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告诫，就是“要极力保持学运的纯洁性”。社论利用蔡元培所说的“极诚挚而深刻”的话，对青年学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坚持学生运动的自发性与自主性，不陶醉于道旁杀马的欢呼，不迷惑于职业学生的骗局”，然后才能“维持五四的传统，开展文化运动的前途”。[101]

《中央日报》创刊之际就将自己定位为“国民党的喉舌”，要“发扬国民党的主义，解释国民党的政策，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102]。自蔡元培逝世之后，该报围绕着与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相关的纪念，勾勒出了一个国民党政治宣传需要的蔡元培形象。它为了强调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影响，而一再强调蔡元培的国民党党员身份，特别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蔡元培对北大以及由北大而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缔造之功。蔡元培出长北大的那段经历，也因国民党着意的历史书写而呈现出另一种色彩。

三 共产党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自蔡元培逝世之日起，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起和组织了一些系列悼念活动。194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蔡元培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慰问，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题写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9日，中共中央也发出唁电：“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为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103]3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短评，对蔡元培的评价与历史定位有了更详细的说明。短评表示：

蔡先生的死，对中国文化教育界和革命青年是一个很大损失。蔡先生从加入同盟会迄今四十余年，始终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对推动新文化运动与发展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功绩，培植了很多的革命青年。先生对“五四”时代的军阀卖国政府非法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青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曾不惜以辞职来要求当时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先生曾积极赞助。抗战前很多主持正义的人士，为反对非法逮捕和暗杀革命分子，在上海组织“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亦有先生参加。先生对这次国共合作对日抗战的促成，也出力不小。[104]

整篇短评对蔡元培的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分别选取了蔡元培“加入同盟会”、“推动新文化运动与发展教育事业”、营救“五四”被捕学生、赞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组织人权保障同盟等几个重要事件。不难发现，对蔡元培人生经历的叙述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不仅是站在以革命政治高度进行的一次总结，也呼应了中国共产党此前不久大力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述。短评给予蔡元培正面的积极评价，认为他“始终是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拥护民主自由和团结救国，反对压迫专制独断，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短评结尾处还不忘强调：“只有彻底实现民主宪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才是对蔡先生最有意义的追悼和纪念。”“蔡元培”已经开始脱离历史的具体语境，而是逐渐在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进程中被赋予象征意义。

自1930年代末起，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青年的毛泽东正是被五四运动唤醒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此，“他的主要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或许就是受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五四运动’理解的影响而形成的”。[105]随着1940年代毛泽东作为“五四”话语权威的逐渐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创造的五四话语产生了双重意识形态功能。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毛泽东本人）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找到了合法性解释；其次，它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奠定了历史上的合法性。[106]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由此在中共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姿态。

1940年3月24日社会各界公祭蔡元培之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以《悼蔡孑民先生》为题发表社论。[107]文章以毛泽东“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开篇，首先便对蔡元培学界领袖和道德楷模的地位给予了明确定位。与之前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中以自由教育概括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相似，《新华日报》的社论中也多次出现“自由”这个关键词。其所言的“自由”大致从革命与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具体来说，社论首先从蔡元培曾论及的“自由平等”谈起：

蔡先生是一个倾慕自由平等思想的学者。他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揭橥之“自由平等博爱”为纲，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留学欧洲，相当研究了法国的革命，而且是因为他亲身所处的中国，也正是多年来为独立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斗的国家。法国大革命是真正“民众的革命”，因为民众，大多数在重重压迫剥削之下底“下层”民众，都独立地起来，以自己的革命信心，自己的力量，英勇地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封建残余存在的国家，不以革命的斗争，就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欲达到此目的，就必须以此来唤起民众，就必须以此来教育青年。

显然，社论之意不在谈论“自由”，而只是从“自由”引出对“民众的革命”与青年之间关系的讨论。社论认定“凡是纪念蔡先生的人，当誓以鲜红的血，抗战到底，不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就应当不中止”，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表示纪念蔡元培对争取革命胜利的作用。而青年作为唤起民众、争取自由的中坚力量，需要更多的引导。所以，后文对蔡元培以往教育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晚年为抗战所做宣传的肯定，看中的是当时抗战救国时代主题下蔡元培对青年的号召力。

接着，社论又转向了研究的自由，讨论了自由研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蔡先生对青年的新思想，是主张启发，而不是加以遏阻，是主张自由研究，而不是加以限制和强迫。所以历史上著名的反帝和反孔家店的新思潮“五四”运动发生及其发展，固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主观的原因；然而这新思潮之主要发源地，正是蔡先生和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所主持之北大。北大的师生在“五四”运动中曾尽了他们重大的作用。

可以说，这是中共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功绩颇有代表性的叙述。此论基本的假设和逻辑思路在于北大校长蔡元培鼓励和倡导下的自由研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且随着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形态的确立而逐渐形成解释蔡元培长校期间诸多问题的基本话语体系。由此，纪念“五四”期间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也成为“五四”权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社论强调，对蔡元培的纪念，“应当继承蔡先生的学术研究自由、信仰自由的精神，对青年学子的学术研究予以启发扶助，对青年思想信仰，予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若再进一步分析，《新华日报》此篇社论以“自由”为主题立论或有强调“选择的自由”之意。此时国共两党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时期。而此篇社论的倒数第二段“插入”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解释，甚至还特意以放大一号的黑体字置于报头右侧再次予以强调，正可说明其社论确有“言外之意”。社论有言：

我们，共产党人，固然始终为劳动群众利益而奋斗，可是我们是一向尊重和爱护一切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一切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只有与广大劳动人民携手，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才能得到自己真正的发展和出路！

从基本的行文规则来看，此段文字的讨论与整篇社论“自由”的主题似乎并不完全对应，甚至可以说有些突兀。不过，若联想到此前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便也不难理解社论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1939年10月，身在延安的艾思奇便发表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一文，提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重要的任务之一即是“要善于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08]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醒党员要“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将其上升至“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的高度。毛泽东表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当前严酷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9]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纪念当日，毛泽东再次论述了共产党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之间的天然联系。他表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10]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斗争形势而做出的积极判断和调整。在此种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对蔡元培的纪念，也带有现实政治的深刻痕迹。从纪念活动的实际影响来看，中国共产党经由对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之间关系的诠释，既表达了中共对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贤逝去的哀思，也借由蔡元培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毋庸置疑的号召力，适时配合了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

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又特意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到会者有吴玉章、艾思奇、范文澜、丁玲等文化界的代表，另有延安各机关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千余人。会场布置极为哀穆，悬挂各方送来之挽联、花圈。大会首先由吴玉章报告此次追悼会的意义，接着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继由范文澜简略报告蔡元培生平，并由文化界代表艾思奇、青年界代表刘光相继发言。最后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以大会名义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并电慰家属。唁电表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做到了“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所以，“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111]

4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刊出了吴玉章的悼念文章，再次总结了蔡元培革命一生中“可纪念”之处：一是“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二是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勤工俭学；三是出任北大校长，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四是组织民权保障同盟，为保障人权而奋斗。[112]吴玉章的叙述和评论中规中矩，论断总体上亦未超出上述《新中华报》短评及《新华日报》社论，也可以说，对蔡元培生平事迹的选取和评价已经基本定型。

1943年3月初，在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又以《怀念蔡孑民先生》为题刊发社论，对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历史予以评价，认为北大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113]社论表示：

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们怀念北大，我们更怀念到蔡先生。

中共对蔡元培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做贡献的定位，是通过肯定北大在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作用而实现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蔡元培的各种纪念，绝大部分被纳入现实政治之中，皆不难从政策层面找到理论上的支持，由此也带有更多政策宣传的色彩。

1945年1月11日，胡绳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蔡元培是“争民主的战士”。文章将具有蔡元培标志性色彩的“无所不包”以“民主作风”加以解释：

假如有人想把蔡先生捧进文庙，来磨灭他的光芒，而有人只用空洞的革命的字眼来装点他，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他之所以是一个革命者，就因为他的一生贯彻着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他以“无所不包”的民主作风，扶助着进步的文化运动，他以“有所不为”的操守对抗着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他以学者的胸襟而成为民主斗争中的一个战士。[114]

胡绳此文发表于蔡元培诞辰之日，其中还特别强调了真正伟大的学者，是“把在学术思想上的真理的追求和现实的政治斗争集合于一身的”。同时，胡绳还引用蔡元培写作于1920年的《洪水与猛兽》一文，认为其“要扑灭危害人民的旧势力，要让进步的新的事物自由发展”的主张贯彻于他的一生。

蔡元培在生前曾极力倡导教育之独立，但其一生都在政治与教育的纠葛之间徘徊。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他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其出长北大的历史，都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随着“五四运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地位的确立，蔡元培作为五四运动领导者的一面得以凸显，这也影响到大陆1949年后对蔡元培的主流认识。

小结

1946年7月底，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抵达北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大要继续蔡孑民先生的容忍精神”。[115]经历了八年多的战乱，由昆明迁回北平的北大也带给人们新的希望。复员后的北大保留了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增设了农、工、医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系，教授与学生人数成倍增长。[116]10月10日的开学典礼上，胡适重申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一个像样的学校”和“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希望学生能“作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117]

194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四十八周年校庆纪念。一般而言，一所大学的校庆未必会引起全国的注意，但北大始终是个例外。[118]这一年的校庆纪念会，除了原有的演讲、聚餐和游艺等项目外，还增加了向国旗、校旗、孙中山先生遗像以及蔡元培故校长遗容致敬等四项仪式，意在表示“兼容并包之精神”。[119]虽然胡适因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未亲临纪念大会，但北大历经抗战，重回阔别九年之沙滩红楼，重拾北大精神也是他的出发点。

胡适在此前不久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议从事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利用十年时间，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号召“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120]如同多年前蔡元培接任校长时在北大倡导学术研究之风一样，胡适也希望复员后的北大能承担起建设学术重心的重任。

1947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了隆重的五四纪念会。纪念会上，胡适再次谈及北大与五四之关系，也借此缅怀蔡元培和陈独秀。他说：

我们怀念五四时代的蔡孑民先生，把一个旧式大学，变成一个新的大学；蔡先生不是一个演讲家，不是一个文学家，何以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一）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张勋复辟时，辜鸿铭也不为蔡先生所弃，对旧时代的与新时代的，一视同仁。（二）办学校不独揽大权。当时新派的教员，将北大分部别系，组织若干委员会，将校长权力剥夺，蔡氏亦以为是。……北大精神为自由与容忍，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运动。[121]

此次五四纪念活动历时三天，除了话剧展演之外，重头戏为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五四史料展，共展出五四前后杂志、相片、函件、著述等51种。[122]胡适还写作《“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详细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123]回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胡适重提蔡元培、五四记忆和北大精神，其作用接近于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地点的记忆”，即强调“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124]其意在借助纪念的方式续写传统。

同样出于纪念目的而筹建的，还包括由北大上海同学会提议筹建的“孑民图书馆”以及由胡适发起的为庆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献礼的“孑民大礼堂”，只是这些设想因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实现。[125]不过，1947年10月北大红楼里还是出现了以“蔡元培”命名的“孑民图书室”。这座图书室后来被证实是由北平地下党倡议而创建的。以“孑民”命名是出于斗争的策略和需要，看重的是蔡元培“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又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声望，更易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避免被寻衅破坏。在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旗帜下，图书室“合法收集和传播革命书刊”，成为“第二条战线上的新战场”。[126]

1948年底，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北大在炮声中度过了五十周年校庆。[127]原计划的校庆活动大部分都已停止，文法学院虽仍有展览，但因时局关系，珍品早已撤回，前往参观者亦甚寥落。[128]胡适校长已离开北平，再次缺席了校庆纪念会。他提前写好的祝词，收录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首篇。在文中，他以“沉重的心情”叙述北大五十年来多灾多难的历史，提到了蔡元培和蒋梦麟两位校长如何为建造“新北大”殚精竭虑。风雨飘摇之际，他从记忆中寻找安慰，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向北大告别。

在矗立于沙滩大街的北大红楼旁的民主广场上，北大学生为了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举行集会游行，气氛热烈。[129]自蔡元培长校以来所塑造的学校传统依然延续，本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定义的北大精神也浇灌出了“革命的种子”。[130]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鲁迅所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131]

[1] 傅斯年：《蔡先生人格之一面》，《蔡元培纪念集》，第396页。

[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4页。

[3] 《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530页；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第108页。有关北大校庆日期及改期的问题，可参见陈平原的《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和《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第95～104、105～115页。

[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61页。

[5]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417页。

[6] 可参见〔美〕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读书》1998年第8期。已有人关注与蔡元培有着同样境遇的洪堡对德国大学发展的象征意义。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国的大学中实行过，德国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话”之说。参见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第24～26页。

[7] 如果以是否出版纪念刊来衡量纪念规模的大小，那么1949年之前北大分别在1918年、1923年、1929年及1948年举行过规模较大的纪念。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1917～1923）只参加了1917年、1918年、1919年及1922年校庆，其余年份他或是外出考察不在校内，或是北大只是在校庆日放假一天，并没有举行相关活动。

[8] 《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02页。

[9] 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编辑处编《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1918，第1页。

[10] 《本校二十周纪念之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第22号，1917年12月11日，第1版。

[11] 《通告同学诸君》，《北京大学日刊》第27号，1917年12月16日，第4版；《本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第27号，1917年12月16日，第1版；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1页。

[12] 《王学长建祖之演说词》，《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8～9页。

[13] 吴梅：《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歌》，《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3页。

[14] 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1页；《纪念册编辑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0号，1918年1月8日，第4版；《纪念册编辑处致本校同学各团体公函》，《北京大学日刊》第51号，1918年1月20日，第3～4版；《纪念册近闻》，《北京大学日刊》第112号，1918年4月16日，第3版。

[15] 蔡元培：《本校二十周年纪念册之筹备》，《北京大学日刊》第55号，1918年1月25日，第1版。

[16]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06～307页。

[17]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秩序》，《北京大学日刊》第274号，1918年12月17日，第2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75号，1918年12月19日，第4版。

[18] 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84页。

[19]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75号，1918年12月19日，第4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6号，1918年12月20日，第3～4版；《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8号，1918年12月23日，第2～3版。

[20] 《本校二十二周年纪念会纪略补志》，《北京大学日刊》第513号，1920年1月13日，第1～2版。

[21] 〔美〕杜威：《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3页。

[22] 《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会纪事》（续），《北京大学日刊》第276号，1918年12月20日，第4版。

[23] 云：《北大筹备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1月30日，第10版。另据胡适回忆，蔡元培大举庆祝，也有“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参见《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第175页。

[24] 静观：《纪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2月20日，第6版。

[25]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4页。

[26] 蔡元培：《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833页。

[27] 静观：《纪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申报》1922年12月20日，第6版。

[28] 《北大廿五年纪念》，《顺天时报》1922年12月18日，第2版。

[29] 《北大廿五周纪念之第二日》，《顺天时报》1923年12月18日，第7版。代校长蒋梦麟曾致函学生，陈述学校的艰难处境，希望他们筹划校庆活动“以简而易举，无碍学业，不耗财力者为限”。参见《学生干事会念五周年纪念筹备会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第1326号，1923年10月29日，第2～3版；《蒋代校长为本校念五周年事致学生干事会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331号，1923年11月3日，第1版。

[30] 本段及下段均见蒋梦麟《北大之精神》，北大总务部日刊课、廿五纪念册编辑处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第1～2页。

[31] 朱务善：《北大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17页。

[32] 关蔚华：《北京大学诞生的背景和他应有的使命及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32页。

[33]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2页。

[34] 《北大筹备卅一周年纪念》，《大公报》1929年11月9日，第2张第5版。

[35] 《北大卅一周年纪念第二院展览会》，《大公报》1929年12月15日，第2张第5版；《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大公报》1929年12月16日，第2张第5版；《北大纪念会开幕盛况》，《大公报》1929年12月17日，第2张第5版。

[36] 《北大纪念会开幕盛况》，《大公报》1929年12月17日，第2张第5版。

[37] 《北京大学概况》，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第15～16页。

[38] 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96～98页。

[39] 〔美〕刘易斯·科瑟：《导论》，〔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43页。

[40] 《北大今日纪念卅五周年》，《益世报》1933年12月17日，第3版；《北平两最高学府北大师大成立纪念》，《益世报》1933年12月18日，第2版。

[41] 《编者底话》，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33，第1页。

[42] 刘复：《三十五年过去了！》，《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陶希圣：《北大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4页。

[43]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1页。

[44] 顾麟生：《我们底北大》，《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

[45] 直声：《我所认识的北大》，《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

[46] 奚停：《“老了想当年，穷了提方便”的北大三十五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第1～2页。

[4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 46～47页。

[48] 保罗·康纳顿在解释“社会记忆”时探讨了仪式的作用。他借用卢卡斯（Steven Lukes）的定义，强调要关注仪式的隐性象征内容，而不是形式。把握仪式的内容，就是要从仪式的结构入手。“仪式”与“活动”相比，强调的是象征性所传达出的文化意义。他进一步指出，仪式具有“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作为仪式的一种，纪念仪式具有“一种明显的返观和时序的性质”，“它们并不仅仅暗示对过去的延续，而且明确宣称这样的延续”。〔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60、50～51页。

[49] 运公：《举国悼念蔡元培》，《东方杂志》第37卷第8号，1940年4月16日，第54～55页。

[50] 本段及下段均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6～528页。

[51] 《蔡委员孑民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启事》，《中央日报》1940年3月15日，第1版。

[52]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8页。

[53] 《蔡孑民先生追悼会定二十四日假中央党部举行 各地亦同时开会追悼》，《中央日报》1940年3月22日，第2版。

[54] 《追悼蔡元培 蒋委员长亲临致祭 全国各地同时开会追悼》，《大公报》（重庆）1940年3月25日，第2版；《蔡孑民先生追悼会 全国昨日沉痛举行》，《中央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2版；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台北，1987，第808～810页。

[55] 参见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5日报道，转引自《东方杂志》第37卷第8号，1940年4月16日，第55～56页。

[56] 《吊蔡孑民先生》，《中央日报》1940年3月6日，第2版。

[57] 关于蔡元培晚年支持抗战的事迹，可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第七章第三节，第359～367页。

[58] 陈良猷：《追悼蔡先生我们应有的认识》，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386页。

[59] 《蔡孑民先生追悼会 全国昨日沉痛举行》，《中央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2版。

[60] 参见《广西各界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册》（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40年）中相关文章。各地悼念情况均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下册，第 808～810页。

[61] 〔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88页。

[62] 张申府：《蔡先生的一生与我们应当怎样悼念他》，《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40页；张申府：《从1911年到1948年期间曾投过稿的报纸期刊等》，《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 145页。

[63] 宗白华：《〈美育〉等编辑后语》，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261页。

[64]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140～147页；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344～358页。

[6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149页。

[66] 《社论：纪念蔡先生》，《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67]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56～57页。

[68] 《蔡元培逝世周年祭 昨在中央图书馆举行 北大师生筹建纪念堂》，《中央日报》1941年3月6日，第3版。

[69] 《故院长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启事》，《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1版；《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 昨举行隆重纪念》，《中央日报》1943年3月6日，第3版。

[70] 《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5版。

[71] 《纪念蔡元培 中研院十一日举行 将设纪念学术奖章》，《中央日报》1945年1月4日，第3版。

[72] 《纪念蔡元培 请于院长报告生平 李四光作学术讲演》，《中央日报》1945年1月9日，第3版；《纪念蔡元培会 于右任李四光等演讲》，《中央日报》1945年1月12日，第3版。

[73] （蔡）尚思：《蔡孑民先生的生平》，《新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16～18页；觉玄（陈中凡）：《蔡孑民先生和美育》，《新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5年，第19～24页。

[74] 《蔡元培诞辰 中研院将扩大纪念》，《中央日报》1946年1月9日，第3版。

[75] 《蔡元培诞辰明日开会纪念》，《中央日报》1947年1月12日，第5版；《中研院昨纪念蔡元培氏诞辰 傅斯年报告蔡氏生平》，《中央日报》1947年1月12日，第5版。

[76] 《国防会通过实施建警案 张自忠蔡元培予以国葬》，《中央日报》1947年4月12日，第2版；《蔡元培等国葬事 正研究具体办法》，《中央日报》1947年5月13日，第4版。

[77]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32页。

[78] 《中研院及北大同学联合纪念蔡元培 李济之与会作学术讲演》，《中央日报》1948年1月12日，第4版。

[79] 《首届院士八十一人 中研院昨选出公布 设学术奖章纪念蔡元培》，《中央日报》1948年3月28日，第4版。

[80] 《中研院成立廿周年纪念 蔡元培先生铜像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2日，第1版；《中研院今开会庆祝二十周年 蔡元培铜像同时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9日，第4版；《蔡元培铜像在中研院揭幕》，《中央日报》1948年6月10日，第4版。

[81]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146页。

[8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87～88页。

[83] 《蔡孑民先生传略出版预告》，《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1版。

[84] 高乃同：《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3。

[85] 叶圣陶：《读〈蔡孑民先生传略〉》，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第26～32页。

[86] 陆丹林：《评介〈蔡孑民先生传略〉》，《文化先锋》第16期，1946年，第20页。

[87] 黄萍荪：《蔡孑民先生纪念集序》，《蔡孑民先生纪念集》，浙江研究社，1941。

[88] 本段及下段参见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蔡尚思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38、195、143～144、142页。

[89]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转引自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 389～390页。

[90]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

[91] 有关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问题，目前研究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其参与的“清党”运动以及后来参与创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问题，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有失偏颇。已有的研究可以参见〔美〕林敦（Allen B. Linden）《蔡元培和中国国民党（1926～1940年）》，《论蔡元培》，第281～303页；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第 34～38页。另可参看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92] 本段及下段引文皆出自《社论：今天的追悼大会》，《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 2版。

[93] 参阅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第66～107页。

[94] 《社论：“五四”勖青年》，《中央日报》1940年5月4日，第2版。

[95] 王星拱：《“五四”的回忆》，《世界学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第3页。另有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3期，1964年9月。

[96] 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173页。

[97]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第 216～228页。

[98] 杨廉：《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杨厅长廉廿日在读书运动讲演大会报告》，《安徽政务月刊》第6期，1935年4月，第58～60页。

[99] 《社论：纪念蔡先生》，《中央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00] 《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第2版。

[101] 《社论：念五四·看当今》，《中央日报》1948年5月4日，第2版。

[102] “中央日报出版广告”，《申报》1928年2月1日，第1版。

[10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2），第527页。

[104] 《短评：追悼蔡孑民先生》，《新中华报》1940年3月12日，第1版。

[105]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487～488页。

[106] 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第5页。

[107] 本段及下段皆出自《社论：悼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1版。

[108]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1页。

[109]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0、618页。

[110]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6页。

[111] 《哀穆的空气中追悼蔡元培吴承仕》，《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第3版。

[112] 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中国文化》第1卷第2号，1940年4月，第49页。

[113] 本段引文皆出自《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第2版。

[114] 胡绳：《争民主的战士永生》，《新华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3版。

[115] 《胡适校长论大学教育》，《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16] 《傅斯年谈北大复校》，《大公报》1946年5月6日，第3版。

[117] 艾治平：《听胡适校长讲演》，《山西文学》2006年第5期，第14～15页。

[118] 《从北大的校庆说起》，《申报》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119] 《北大纪念校庆》，《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第3版。

[120]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第165～169页。

[121] 《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2] 《北大五四纪念周结束》，《大公报》1947年5月8日，第3版；《北大展览五四史料》，《益世报》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3] 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大公报》1947年5月4日，第3版。

[124]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44页。

[125] 《北大旅沪校友发起孑民图书馆》，《申报》1946年2月18日，第2版；《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大公报》1948年3月25日，第3版。

[126] 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4页。

[127] 《大炮机枪声中北大渡过校庆》，《申报》1948年12月18日，第2版。

[128] 《北大首脑忙逃难 校庆纪念欠热闹》，《益世报》1948年12月17日，第3版。

[129] 叶向忠：《北大的情缘》，《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97页。

[130] 项子明：《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第363页。

[131] 鲁迅：《我观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87～288页。

余论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恐怕是谈论近代中国大学最难绕过的话题。蔡元培曾说过，“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正是他在校期间的诸项革新，一扫官僚养成所之风，才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品格与灵魂。如果以民国教育变革的实际结果为标准，无论是其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是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行政制度设想，在现实的冲击下，或改弦更张，或灰飞烟灭，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无疑是个“失败者”。但是，蔡元培却一直被视作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典范”与其说是从蔡元培的道德抑或事功层面而言，毋宁说是指他自晚清至民国的漫长经历中所持有的独立精神与人生境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其在改革北大期间所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道，不仅成为近代大学追求的办学理念，也被视为“蔡元培精神的象征”[2]，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固有的现实观念与史料文本之间的差距，使这个“典范”的形成过程本身有颇多可堪质疑之处。这里所谓“质疑”，一是源于对蔡元培一生内心相互冲撞的理想憧憬与现实挫折的切己体察，二是源于对蔡元培与北大作为学界领袖盛名之下逐渐显露出的无力与无奈的阅读经历。因此，本书最终之立意并不仅停留在整理和诠释蔡元培诸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思想渊源与逻辑思路本身，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充分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揭示了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如何被记忆、被重构、被追忆的过程。

毫无疑问，蔡元培是人们俗语里常说的“好人”。他年少得志，学问与事功都可称当世俊杰；他虽身居高位，声名远播，却能身正令行，无论是面对波诡云谲之政治界，还是派系纷乱之教育界，都自有一番原则与操守；他性情温和，处处为他人着想，平日待人接物极为友善，使人如沐春风。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待人友善，且声望极盛，故而不时被人“包围”，常有人利用其声望做文章，使其陷入左右为难之境地。

吴稚晖曾评价蔡元培是“以周公型之人物，处武侯型之时势”，故而感慨其未能有“彰彰之成就”，言语之中惋惜之情尽现。[3]吴氏之言恐怕只注意到了此中颇为消极的一面，而忽视了“武侯型之时势”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蔡元培在实际出长北大的五年半时间内，以传统与域外的双重经验革新北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大的学风与品格。但是，蔡元培及北大学界领袖地位得以确立，也受到当时北大特殊的办学条件、政治环境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从实际影响看，蔡元培自1923年仅名义上担任校长期间亦未从北大的历史叙事里消失。围绕着时人或劝阻其辞职，或请求其复职，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方式及“毁誉听之”的态度，为人们自主诠释蔡元培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也不断修正着人们对蔡元培的认识。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的各种纪念仪式因纪念者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使有关记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提升至精神层面，愈来愈成为一种象征。

总而言之，从纵向的历时性变化来看，本书在梳理蔡元培何以成为学界领袖的基础上，围绕着蔡元培的多次辞职（即1923年、1926年及1928年）进行分析，希望回答的是这位担任北大校长仅仅五年有半的蔡先生，为什么在其离校多年之后还能受到北大师生的爱戴，又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喊出北大“非蔡不可”的口号。在是否回校重长北大的问题上，当事者、旁观者的评价和观察，都是分析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形象变迁的一面镜子。在蔡元培与北大师生、蔡元培与社会舆论的各种互动之中，其形象变迁之线索也大致被勾勒出来。蔡元培一生多次的辞职、去留之间的抉择，使得其形象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从横向上看，本书从三个层面来诠释北大校长蔡元培形象的生成和变化：首先是作为被记忆者的蔡元培对历史记忆形成的主动影响，蔡元培在世期间始终是其形象和记忆的塑造主体；其次是与蔡元培有交集或不同时代的参与者（各校师生、社会舆论等）对历史记忆建构过程的影响；最后是关键性事件对历史记忆形成的影响。前两个层面呈现的是同心圆结构，处于核心的是作为记忆主体的蔡元培，其外围为不同参与者基于记忆主体的不同建构；两者互相作用，亦互为因果。关键性事件则是这一同心圆的半径，一方面勾连记忆主体与记忆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是观察历史记忆形成及其蔡元培形象变迁的切入之处。

本书将具体考察下限划定在1949年，是因研究时间及精力所限，并非表示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历史记忆和形象变化的终结。实际上，因循时间的流动，直至今日，相关的历史记忆仍在不断修正已有的含义，同时又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从学理上分析，根据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间性（temporality）关系的不同，历史记忆所建构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实际存在两种维度，一种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它确保了过去的主导地位；另一种则是非连续性，它以现在的态度为中心，贬低过去以肯定现在的价值。[4]随着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治风潮的起伏与大学观念的变换，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大致以1978年为界，分别呈现出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不同特点。而且，与当下现实在时间上愈是接近，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愈是被特别强化其连续性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对蔡元培革新北大历史的过程被不断重复地叙述。特别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前后，对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历史的叙说也带有了更鲜明的时代印记，越来越多与当下大学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

围绕着中国大学精神的热烈讨论，使蔡元培成了“曝光率”位列前茅的近代大学校长之一。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时所倡导的诸多理念被视为大学精神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被符号化解读。其背后实际关联的是研究者的学术取向、研究立场与基本的历史观念。若进一步分析这些看似繁荣的“研究”，则会发现，它们或是流于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或是限于历史掌故的猎奇阅读，严谨深入的学术研究似并不多见。

具体的史学研究，看似极易入手，背后实则高深莫测。陈寅恪先生曾言：“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但有人“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结果是“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先生强调需要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欲达此“了解”，最重要的即是重建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但今人毕竟身处当下现实，若欲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不免悬得过高，由此从体悟现实入手或更易理解历史，也更易深入。“由今知古”与“由古知今”进路不同，但殊途同归。今日研究常有为历史考察寻找某些特别的现实意义之举，似乎只有存在现实意义的题目才有研究价值。这样的取向无疑从其理论预设之初即人为割裂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天然联系，似并不足取。

历史学家布洛赫曾表示：“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6]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从未断裂，如何认识现实必然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反之亦然。不过，笔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却并不代表认同完全以现实为取向进行研究。在笔者看来，目前学界对蔡元培与北大研究的最大问题，恐怕即是存在将解读蔡元培思想与实践视为批判现实工具的趋势。当对历史的回溯带有过于强烈的现实指向之时，不仅历史叙述者自己的研究视界容易被遮蔽，更为危险的是，掌握着话语权的叙述者们选择的“扬古抑今”的呈现方式会带来对历史存真价值的消解。蔡元培常常被抽离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抽象化、概念化的姿态出现于北大历史的叙述之中，致使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书写与被记忆的便只有其象征意义。因此，“回到蔡元培去”[7]的意义便不仅是解读蔡元培理念与实践的具体操作方法，更是一种不断朝向于追求历史真实的努力。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8页。

[2] 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大学之理念》，第84页。

[3] 吴稚晖：《吴稚晖先生序》，高乃同编《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4，第1页。

[4] 〔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第592～593页。

[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1999，第279～280页。

[6]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36页。

[7] 语出蔡仲德的论文《回到蔡元培去——论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及其意义》，《蔡元培研究集》，第250页。

参考文献

一 蔡元培论著及北京大学档案史料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BD1918002，BD1919017，BD1920009，BD1923024。

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蔡孑民（元培）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蔡元培：《蔡元培言行录》，广益书局，1933。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

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编辑处编《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1918。

北大总务部日刊课、廿五纪念册编辑处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

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

北大学生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出版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33。

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大学总务处，1923。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二 报刊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大学月刊》《晨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孤军》《国闻周报》《教育杂志》《京报》《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努力周报》《申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现代评论》《新潮》《新华日报》《新教育》《新青年》《新中华报》《益世报》《中国青年》《中央日报》

三 文集、书信、日记、回忆录等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

艾治平：《听胡适校长讲演》，《山西文学》2006年第5期。

北京大学校史馆编《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1898～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

（蔡）尚思：《蔡孑民先生的生平》，《新艺月刊》第 3～4期，1945年。

蔡尚思：《蔡尚思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与中国学术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据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影印。

傅振伦：《李煜瀛事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史苑》编辑部编《北京史苑》，北京出版社，1988。

高乃同（平叔）编《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4。

宫立：《蔡元培佚简两通》，《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顾颉刚：《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广西各界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册》，1940。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京出版社，1992。

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编《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

胡宝麟：《罗文干签订奥款展期合同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02。

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

黄萍荪：《蔡孑民先生纪念集序》，《蔡孑民先生纪念集》，浙江研究社，1941。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总务处编《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大学总务处，1923。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日〕吉田熊次：《德国教育之精神》，华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编译，商务印书馆，1916。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

焦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南出版社，2006。

觉玄（陈中凡）：《蔡孑民先生和美育》，《新艺》第3、4期合刊，1945年。

李宁、周恩珍：《恽代英年谱初编》（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廖友陶：《张澜兴建的民主与科学堡垒国立成都大学》（二），《四川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2期。

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柳和城：《蔡元培轶文资料六篇》，《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

陆丹林：《评介〈蔡孑民先生传略〉》，《文化先锋》第5卷第16期，1946年。

罗家伦、黄季陆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感旧录之一》。

童宗盛主编《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毛子水：《国立北京大学》，《中华民国大学志》，台北：“中国新闻出版公司”，1953。

钱斌、宋培基：《新发现蔡元培与北大学人相关的六篇佚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钱斌：《蔡元培佚文六篇辑录并述略》，《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6期。

钱斌：《新发现蔡元培七篇序文述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钱玄同：《钱玄同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三联书店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

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孙常炜主编《蔡元培年谱传记》（上中下册），台北：“国史馆”，1985～1987。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王丽、钱斌：《蔡元培佚文〈张川胡氏宗谱序〉述略》，《浙江档案》2009年第5期。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册，三联书店，1998。

《吴虞日记》（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杨廉：《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现在有实行之必要——杨厅长廉廿日在读书运动讲演大会报告》，《安徽政务月刊》第6期，1935年4月。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主编《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张彬编《经亨颐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张申府：《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

赵子懋：《国立北京大学复校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周雷鸣：《蔡元培轶函四则考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周作人著，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

周作人：《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5。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四 相关研究专著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读本》，冯亚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德〕鲍尔生（F.Paulson）：《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蔡元培研究会主编《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

陈新、彭刚主编《历史与思想》第1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何光沪：《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黄东兰：《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英〕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金林祥：《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

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

孙常炜：《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

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陶英惠：《中研院六院长》，台北：文汇出版社，2009。

王笛：《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美〕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吴方：《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吴家莹：《校长如何实践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经验》，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

叶隽考释《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三联书店，2004。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张晓唯：《蔡元培》，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张晓唯：《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

张晓唯：《旧时的大学与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张羽、铁凤：《恽代英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赵峻岩：《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主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6。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

五 研究论文

〔美〕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梁民政译，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

〔美〕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赵晗译，《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美〕戴维翰：《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戚雯英译，姜义华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

〔美〕戴维翰：《蔡元培与儒家传统》，张力译，〔美〕史华慈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

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高天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04。

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读书》2005年第4期。

黄启兵：《北平大学区时期北京大学的合并与分离》，《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李张林、沈国琴译，《应用心理学》1996年第2期。

林辉锋：《“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林辉锋：《再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由来》，《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

卢元伟：《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限制——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9期。

罗志田：《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宁卫萍：《吴稚晖与蔡李之争——以1928～1929年北大护校风潮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3期。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散木：《也说北大讲义费风潮——兼说蔡元培的小题大做和鲁迅的即小见大以及冯省三其人》，《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2期。

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

汤志杰：《追寻记忆的痕迹——二阶观察的解谜活动》，《新史学》2003年第3期。

唐振常：《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当代学者自选文集·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2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上册，1972。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2003年第4期。

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王昊：《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百年潮》2002年第2期。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美〕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读书》1998年第8期。

许小青：《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 （1925～1929）》，《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严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德〕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兵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德〕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陈国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

杨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杨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应星：《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以蔡元培1917年～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甘阳、李猛主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张华、公炎冰：《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述评》，《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

张晓夫：《我看讲义费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2期。

张晓唯：《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书屋》2006年第11期。

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

张耀杰：《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六 外文研究论著

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997）.

Barry Schwartz，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orge of National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Barry Schwartz，George Washington：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 （New York：Free Press，1987）.

Jan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Barry Schwartz，“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eds.，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1990）.

Jeffrey K.Olick，Joyce Robbins，“Social Memory Studies：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24，1998.

索引

A

艾思奇 258，259

安福系 77，83

B

巴留岑（鲍尔生，F.Paulsen） 40，42，59

北大精神 4，5，24，28，29，44，107，132，191，220～222，224，227，229，262～264

《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220，221

《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213，214

《北京大学日刊》 60～67，71，91，103～106，135，137，140，216，220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207，224

《北京大学月刊》 54，70，71

北平大学 171，173～176，194～196，199～202

北平大学区 135，154，169～171，173～176，181，183，185，186，189，194，195，199，201，202，207，208，222

《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 173，174，194

《不合作宣言》 108，116

不合作主义 94，114，115，141，171，208，266

C

蔡尚思 2，20，242，246，247

曹锟 107，131，132

曹汝霖 83

陈布雷 187，188

陈大齐 176，190～192，201，202，204，206

陈独秀 44，45，47～51，57，60，73，76，77，95，99，109，114，115，236，245，247，248，262

陈衡哲 90

陈立夫 230～232，241

陈其鹿 36

《晨报》 20，81，114，140

D

《大公报》 20，24，43，112，177，196，197，230，233，236，237

大学区制 98，153，154，163～170，173，175，176，183，186，193

大学院 60，98，142，153，154，163～173，175，176，178～180，183，184，186，189～193，197，201～203，208，231

《大学院组织法》 164，166，172

德国 2，12，14，23，25，38～43，45，58，59，75，97，181，212

邓中夏 115

丁文江 237

《东方杂志》 91，99，233，237

东吉祥系 180

杜威（John Dewey） 1，216

杜亚泉 36

段祺瑞 56，135

F

法日派 182，184

范源廉 213

冯友兰 37，47，48，268

复校运动 162，163，171，173，185，189～195，197，199，200，202，203，225

傅斯年 26，27，69，77，133，145，149，150，154，201，204～206，208，210，242，261

傅增湘 77，83

G

高平叔（乃同） 1，4，20～23，27，41，43，52，56，74，78，125，128，133，134，136，139，145，187，203，206，230，243～245，254，266

高一涵 47，99，117，118

庚款 138，139，162，196

顾颉刚 251

顾孟余 39，104，105，124，125，132，143，237

国立八校 97，103，116，119，123，124，155

国立九校 139，140，153，155～158，160，161，171，183，185

H

何思源 72

洪堡 25，40～43，59，212

胡敦复 146

胡仁源 32，34，85～87

胡绳 260，261

胡适 2，6，22，44，45，48，49，51～54，57，72，73，75，76，78，85，95，99，104，107～109，112～114，119，124，125，130，139，141～144，146，160，166，172，177～180，182～184，189，202，203，210，217，237，248，251，261～264

黄侃（季刚） 35，48，52～54，63

黄日葵 68，117

黄炎培 20，36，38，40，84，85，230，244，245

J

吉田熊次 39

集体记忆 7，9～11，15，16，18，27，218，221，225

记忆史 6，9～11

纪念会 41，65，97，132，206，207，212～219，222～224，226，241～243，262，264

兼容并包 5，23，26，39，42～44，46，50，51，53～55，71，79，99，144，151，152，221，223～225，236，246，262～265

江瀚 162，190

讲义费风潮 94，102，104，107，109

蒋复璁 89

蒋介石 165，184，188，203，230～232

蒋梦麟 46，58，73，84，85，87，99，101，102，105，108，119，121，128，130，132，133，135，143～146，169，173，175，184～186，188，193，201，204～206，219～221，234，236，241，244，264

教授会 48，50，61，82，97

教育部 33，47，56，60，61，81～84，86，88，97，110，122，123，125，127，131，136～138，140，141，153，155，156，158，161，163～169，172，175，176，181，183，184，186～189，200，202～204，216

《教育独立议》 98，164

教育史 19，25，26，30，42，59

教育总长 1，32，33，77，83～85，94，95，110，117，126，128，138，140，155～157，161，162，164，165，213，231，245

进德会 50，51，61～63，68，69

京师大学（校） 93，140，153，155，156，160～162，171，172，174，190，195

京师大学堂 28，32，35，37，42，48，155，171，172

经亨颐 127，169，172，177

L

黎元洪 43，95，96，107，112，113，116～118，120，121，125，126

李大钊 69，76，81，99，102，104，143，161，257

李烈钧 184

李石曾（煜瀛） 52，61，132，146，163，165，169，170，172～182，184～188，191，192，195，199，201～204，215

李书华 57，137，173～175，177，184，185，188，191，192，195，199，204

历史记忆 6～8，12～18，26，28～31，80，94，131，154，211，213，221～223，225，226，239，240，244，247，251，267，268

梁启超 33，34

梁漱溟 3，44～46，50，55，70，245

林纾（琴南） 50，53，54，71～79，149

林语堂 75，237

刘复（半农） 51，57，76，77，133，226，227

刘师培（申叔） 52～54，215

刘哲 140，155～158，160～162，173，174，190，195，196，207

鲁迅 51，102，144，159，264

陆宗舆 83

吕思勉 90，91，237

罗家伦 26，27，43，68，69，133，145，168，236，251

罗文干 26，93～96，102，103，107，108，110，131，140，147，165

罗章龙 47

M

马叙伦 43，52，81，86，143，170，

215

马寅初 81

毛泽东 254～256，258，259

毛子水 53，72，73，131

梅光迪 102

梅贻琦 151，152，234

N

《努力周报》 113，117

P

派系 73，93，112，144，153，170，171，176，177，187，188，203，266

彭允彝 94～96，107～113，116～119，121～123，125～129，141，221，225

评议会 51，58，59，78，82，104，107，125，127，128，130，132～138，168，181，182，243

Q

千家驹 89，90

钱玄同 51，53，54，57，69，75，143

驱彭挽蔡 95，109，115，116，119，121，125，127，130～132，219

S

邵飘萍 104，108

社会记忆 8，15～18，28，229

《申报》 56，76，80，83，87，109，119，120，125，126，206，253

沈兼士 57，143

沈尹默 48，51，52，57，179，181，192，200

《顺天时报》 77，111，219

宋子文 183，184

索薪 103，127，157，158，162，198，225

T

谭熙鸿 137，139，188

谭延闿 184

汤尔和 48，51，85，86，108，218，

219

陶希圣 35，226，227，241

桐城派 48，52，74，75

W

汪精卫 41，61，163

汪孟邹 49

王宠惠（亮畴） 95，182，231

王世杰 88，89，105，230，236

王星拱 250，251

文化记忆 7～10，211，212，228，238，240，244，263

翁文灏 236，237，241，244

吴宓 151

吴虞 52，118，119，123，124，143，144

吴玉章 259

吴稚晖 20，41，44，61，97，146，163，165，167，168，170，172，175，177～180，187，189，192，193，201，204，231，232，236，241，244，251，266

五四精神 119，227

五四运动 18，35，50，68～70，72，77，79，87，88，90～94，99，101，102，116，130，132，140，143，184，216～218，225，227，228，233，240，248，250～256，259，261，263

X

夏元瑮 60，234

现代评论派 52，188

校庆 4，5，24，26，58，132，206，207，211～229，262，264，268

《新潮》 65，68，77，100

《新华日报》 256，257，260

《新教育》 65，73，74，101

《新青年》 47～50，56，68，77，90，99

《新中华报》 254，260

行政院 169，174，175，183，186，188，200，202，204，232

徐宝璜 64，215

学潮 52，87，95，101，102，110，112，113，116～127，130，148，175，176，186，187，189，201～203

学风 22，34～36，39～41，43，47，52，55，57～61，63，64，68，70，91，109～113，122，125，126，156，161，168，181，219，266

学生会 66，118，132，133，136，137，158～161，174，175，195，199～203，223，226

Y

严复 32，33

阎锡山 162，192，200

燕树棠 105，137

杨廉 117，252

杨亮功 45，80，83，84

杨铨（杏佛） 172，178，193，198

叶圣陶 245

仪式 7，8，11～13，15，17，217，218，229，231，234，235，238～240，242，244，262，266

易培基（寅村） 172，177～179，188，204，208

《益世报》 195，200

于右任 184，230～232，241，242

袁希涛 83～85，216

恽代英 147，148

Z

张厚载 78

张继 124，185，199，231，232

张静江 165，172

张澜 151

张乃燕 178，180

张绍曾 110，120，123，128

张申府 236

张元济 129，145，202

张作霖 93，155，158，161

章士钊 109，156，181，196，232

章太炎 47，74，75，149

赵子懋 162，175，192，201，202

中华大学 170～172，176～179，182，184，185，187，191，192，194，208

中央大学区 168，173，178，202

《中央日报》 20，24，230，233，236，239，241，244，247，248，250～253，256

中央研究院 1，153，154，156，166，167，183，184，203，206，229，231～233，236，238，241～244，247

周恩来 254

周作人 32，57，62，76，88，134，135，143，158，159，181，190，196，199

朱家骅 20，143，173，189，230，236，241，243～245

朱务善 221

朱希祖 103，192

宗白华 237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选定题目之后，论文写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新视角解读的期待以及对自己驾驭该问题能力的怀疑。即便是在毕业后多年重新提笔修改之时，那种交织着复杂情绪的记忆和当年写作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仍会不时袭来，挥之不去。这一情绪状态，或许大部分只是性格使然，却相伴游走于写作始终，冷暖自知。

如影随形的惴惴不安，最初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情绪问题大多不受理性控制，而越是受感性的控制反而越有可能偏离研究正轨。不过，幸运的是，这种状态却为我接近和理解研究对象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虽然蔡元培所处之时代、所历之事、所见之人，与我的日常经验可说是天壤之别，但从他的文字和时人的记述中，他的以教育学术为出发点，诚意正心处事为人，虽不时落入争斗泥沼，做事多有掣肘，却又能泰然处之的人生境遇和心态，与我在写作及修改时之心境颇为接近，自然而然地成为解读的切入点。正所谓“知人论世”，有此立场，蔡元培之于我，便不再只是书本上那个百余年前行走于政教两界的历史人物，而成了映照自身、反躬自问的良师。正所谓“史无定法”，面对这个已有丰硕成果的主题，能做到自认为与研究对象有心灵相通之处，也是可遇不可求。从心态和心境入手去体贴人物，虽算不上剑走偏锋，我却是想借此独辟蹊径。

过于贴近自己的研究对象，会有“为贤者讳”的危险，也是人物研究的大忌。教育学界对归属于“教育家”的人物研究，一般更注重的是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但晚清民国一代的学人多是“跨界”发展，教育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而专门的领域。他们以教育学术救国，所得助力部分即来自教育学术界之外，教育界无时无刻不被牵涉进复杂动荡的时局之中。如何去重建晚清民国变局之中的历史语境，将教育放置于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之中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去理解那一代学人的痛苦与抉择，恐怕是进行与教育相关人物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更偏向于认可这样的假设：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无法预知未来和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当下如此，过去亦然。面对各种选择和无尽的可能性，历史人物也有七情六欲，即便他们天赋异禀，抉择时的踌躇不安也恐难以逾越。从动态历史中互通的情绪和心态入手，有助于将历史人物回归于“人”本身，这一点在蔡元培研究中尤其具有意义。

我的情绪虽于研究不无裨益，却也因此烦扰了不少师友。如果说这本书在教育史研究中能取得一点点成绩，实得益于于师述胜的悉心指导。在求学阶段，幸得于师不弃，得以忝列门墙，聆听教诲。在我的思路陷入僵局之时，于师寥寥数语便助我拨开迷雾。只可惜那时懵懂无知，加之当局者迷，于师肺腑之言大多还是未能参悟透彻，要到毕业多年之后才有所体会。于师对学术的勤勉和专注，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榜样。

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正值蔡元培研究会组织“蔡元培与现代中国——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我得以结识诸多蔡元培研究的前辈学者，特别是南开大学的张晓唯先生、北京大学的蔡磊砢女士、台湾花莲教育大学的吴家莹先生、绍兴文理学院的钱斌女士，他们或指点迷津，或惠赠资料，论文写作能够顺利进行，多赖于他们的热心帮助和提携。

本书部分章节曾发表于《教育学报》。该刊是我国学界中为数不多的还为教育史类文章留有版面的学术刊物之一，诸位编辑老师的鞭策和督促，也使我有机会反思自己的研究，不断寻找新的突破。

当然，本书的写作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对蔡元培与北大的解释也还有拓展的空间，如对蔡元培入北大之前的经历，特别是他早年之人际交游往来对其长校后延揽教师的影响未能有充分的讨论。此外，对1949年之后蔡元培之于北大的影响也没能涉及。希望今后可以有机会弥补以上缺憾。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离开北京是自出生后从未想过的事，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未知，留沪工作的决定给父母带来的影响多过于我，至今令我心怀愧疚。这本书也献给他们！

2017年5月3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娄岙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201-1196-6

Ⅰ.①重… Ⅱ.①娄… Ⅲ.①蔡元培（1867-1940）-人物研究 Ⅳ.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037号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

——记忆史的视角

著者/娄岙菲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梁艳玲 肖世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52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196-6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简体字版前言

春寒料峭情迟到，花立寒春分外娇。在经过了北京历史上少有而漫长的超低温寒春和重污染雾霾之后，和风和暖阳终于姗姗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拙著《陈独秀全传》简体字版也随之而至，给我有久渴逢甘露之感。命运之眷顾确是很难预测。

饮水思源，拙著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首先我要感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是他们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2009年）接受了我长达100多万字的初稿，然后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请专家匿名审读，与我共同进行（通过电子邮件）编辑、修改和整理，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了繁体字本。该书不到两个月就获得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11年度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充分展示了香港出版界、学术界和媒体界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因此也在港台和海外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内地的读者亦然。之后，令人意外的是，这部本应被冷落（篇幅太长且是学术著作）的初版书，竟然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被读者抢购一空，在2013年春节前出现脱销现象。一些购买者奔走相告，有的甚至“投诉”到我的邮箱中。出版社立即加印修正版二刷，节后即应声入市。在此，我对广大读者和出版社的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直在关注着我的这本书。他们以诚意和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理解、宽容与合作，最终获得出版简体字版的版权，使我的“中国梦”——拙著返回生我养我的故土，报答父老乡亲——得以实现。我现年已经74岁，以此句号，结束学术生涯，足矣。

在繁体字版面世期间，我收到了港台、海外读者和内地读者的大量来信，除了殷殷鼓励之外，也有不少古道热肠的指教和建议，许多是不曾谋面甚至不留真名（电子邮件用的是化名）的“一字师”。其中最使我感动、最应该纪念的是以下几位。

一是我的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铁健研究员。他对于陈独秀1925年一首重要政治诗（羁情脉脉感年芳，余梦愔愔入渺茫）的字句辨认提出了正确的读法，对诗中的“白塔”也提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

二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的领导和教员们。他们最早关注、研读繁体字本，并专门召开了此书的研讨会，热情邀请我去参加聆听和讨论，使我深受教益。特别是李东郎教授的发言，主要谈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弱点和责任问题，入情入理。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李教授的发言，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在这次简体字版中增加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弥补了本书一个重大的不足。

三是本书的审查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他们抱着对学术和学者关怀的态度，以尊重本书对史料的运用、保护独立见解为出发点，认真仔细地审读了全稿，指出了严肃的问题和许多中肯、具体并可操作的修改意见，终于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以上不少意见，已经在繁体字版二刷改正，还有些意见，也已在此简体字版中修改。此外，简体字版并在篇幅上略有增加，内容更加充实。但必须说明：在基本史料和基本观点上，两个版本的书是一致的。

虽然本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做了以上努力，但毕竟学识有限，种种舛误和不足尚不能免；有些学术问题，更可以再探讨。学无止境，本人愿意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继续给予批评指教，以使拙著再有进步。

唐宝林

2013年4月于北京

繁体字版前言[1]

1979年，我40岁。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运动”中浪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后，我由一个大学的政治教员，茫然地跨进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中国革命史研究。社科院近代史所位于北京王府上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曾是明代的特务机关、北洋政府黎元洪大总统宅第、学术大师胡适的住宅。对于自己学识水准能否胜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机构的任务，我心中一点也没有数。

然而，我是一个幸运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领导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开朗、热情提携后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过去亲密无间的战友，一夜之间就翻脸不认人，都被咬得遍体麟伤，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也决不捏造罪名陷害他人。她为此吃尽了苦头，伤透了心，有点“看破红尘”的心绪，故而要求调到研究所来，清静地研究一点历史，了却余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弯，与陈独秀还有点远亲关系。几十年来她在党内总听到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终拿不出一条证据来，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现在想弄弄明白。她说：“小唐，你就与我一起做陈独秀的研究吧！先从他的后期着手。”——因为，上述陈独秀的罪名，都发生在他的后期。

做此研究，谈何容易！陈独秀案是在极其复杂的年代中党派斗争的产物，被中共中央数个决议所铁定。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后成立了中共反对派组织，也即中共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反对党。因此，他的后期历史资料是严厉封存的绝密档案。别说学者，就是高官，没有特殊的理由和审批手续也是不能查阅的。陈独秀研究成了禁区，能发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学家中，个别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客观评价过陈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击和迫害。

机遇终于出现了。当我们开始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各项工作包括各地的档案管理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们花了约一年时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当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和中国托派的系统资料，犹如发现了一座储藏量丰富的金矿。系统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它包括了从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中国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陈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进行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书信。

为什么这些资料会如此全面而系统？中国托派产生及陈独秀加入后，组织和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国辐射。其活动完全归结为一张机关报上的宣传及散发小册子和传单，由于地下斗争的恶劣环境，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蓝纸手工复印或手写的原稿。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除少数托派领导人把组织转到境外之外，绝大多数托派分子转入地下，继续收藏着这些资料。中共忙于对付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整顿经济，托派分子以为可以继续活动，因此又活跃了起来。没料想，他们的组织与活动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泽东的要求，全国统一行动，对大陆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实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继而在全国掀起肃托运动，把散落在民间及所有图书馆中的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资料全部彻底地清查出来，经过整理，加以封存。

获得这批后期历史资料后，为贯彻资料共用和推动全国陈独秀全面研究的原则，我们于是联络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对陈独秀有研究的学者收集、研究陈独秀并最终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共分四卷。安徽学者主编第一卷（1879～1915），即陈独秀早期资料，陆续收集到《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迄今发现的陈独秀最早的著作《扬子江形势略论》、早期创办的刊物《安徽俗话报》等；北京学者主编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陈独秀在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出版的《广东群报》，记录了陈的大量言论和活动；上海学者主编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陈独秀领导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资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时期陈主持的中共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尤其珍贵；近代史所则利用上述资料主编第四卷（1927～1942）。这四卷资料都是综合性的，包括陈独秀未发表过的论著、有关各种档案资料、亲友回忆录和各方评论等，准备交中央直属的，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冲破阻力，纷纷发表文章。有的对陈独秀的诬名提出质疑，有的直接为其辩诬。笔者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刊物《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发表了处女作《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接着又运用整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写了三万多字的论文《试论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该文批驳了陈与托派相结合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点，获得该杂志优秀论文奖。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气，乍暖乍寒。1984年初，《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初稿陆续编出，第一卷已经被人民出版社审阅通过。然而此前，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成立的观点，被定为学术领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现，受到了批判。《陈独秀研究资料》的出版也受到指责。有关部门称：“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致使《陈独秀研究资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开始撰写《陈独秀传（下册）——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此著为李新主编的革命史丛书之一，该书上册已由丛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任建树先行接手），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迫结束以后得以面世。但由于形格势禁，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该书在观点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资料运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受到了欢迎，在上海图书馆的借阅率好几年名列前茅。而且，由于陈独秀后期档案资料很快又被查封，并转移到北京中央档案馆，不让学者研究使用，这本书成了所有研究陈秀后期历史的学者必阅的“工具书”。

就在《陈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新观点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轮流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

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时候，199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陆续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录的是关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1920年创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和详细地看到，陈独秀怎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中共，又怎样被迫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怎样被迫接受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弃独立发展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主张，接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让步、屈服，从而成为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怎样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样把失败的罪责推到陈独秀身上。所有这些，彻底地推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除陈独秀问题外，本人还在多个领域从事研究，著有《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中国托派史》等，多数获得重大奖项，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该奖是为那些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但我也因多次闯禁区、踩线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严惩”的边缘。有人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学者，不为现实政治服务，违背正统观点，是严重错误。”我回答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况且，党的基本原则正是“实事求是”，我求真实写历史，无愧于党，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历史。

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笔者企图把自己近30年来积累的资料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为陈“正名”的战斗中结为战友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我也要说明，本书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贡献陈研资料和许多反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资料和陈研会员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胆地取名为《全传》。为了求“全”，初稿近百万字。由于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若干内容只得割爱，减缩成现在这个版本，但与国内外几本陈传相比，还是最全的，所以未改书名。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的所谓“全”也是相对的，只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所以，本著实际上是广大有良知的陈研学者集体的创作。为此，我向广大陈研学者，向广大原陈研会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还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 カ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和弘前大学李梁教授的热情帮助。这种国际友情产生于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的时期，让我十分感动。另外，我还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国托派中央临委邵鲁之子）和原中国托派老人、已故的郑超麟、王凡西（英国籍）先生提供的许多资料和信息，在此也一并感谢。

本著的撰写，是我在陈研会无法立足时向会员的许愿之举。但是为了照顾妻子的病体，研究与撰写工作只得断断续续地进行，本来准备两三年完成的工作，现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许多朋友和陈研会员等得太久，这也是需要说明和表示歉意的。这一点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为我三十年学术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后勤保障，让我能够专心于学术研究。为此她操劳过度，从2003年起，几次发生脑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状况，近年来发展到全身瘫痪，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书在出版社审阅期间，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遗憾之至！

明年我将进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笔者的封笔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为本著的出版热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对他们无比感激。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吴永嘉小姐和出版社为此延请的特约编辑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国际规格，要求甚高，所提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我也曾努力为之，但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已深，尤在资料的运用和注释上限制较多，致少数地方仍有缺憾，望读者见谅。

200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时完成，乃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唐宝林

2008年10月初稿

2009年7月修改

[1] 此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繁体字版前言，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

唐宝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个重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做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时机，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汉奸”罪名完全是诬陷之外，有的属于权力掌握者的“理论解释权”（即“成王败寇”）的产物；有的则是把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结果。因此，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此案是中共党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一 “五四无陈论”与“一大错误选择论”的破灭

关于五四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2日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最近，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作用的估价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论述和资料的编辑，因而屡次被提出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丛刊》有一本《五四运动》，就因为不能肯定陈独秀的文章可否选入而只得暂时把编好的稿子搁下来；《中国青年》编辑部曾经怀疑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论文是否可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马列学院编辑中国革命报刊史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最近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也来信问：苏联对革命叛徒贝利亚的文章和照片统统烧掉，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

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为。[1]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泽东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曾对斯诺说：他在1920年听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引者）。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时，他们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是全党“错误的选择”。[2]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研究五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都举行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其中，针对以上情况，也提出了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将闻名的萧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3]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泽东深情地说：

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4]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及“不准翻案”，但其中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获中宣部、文化部奖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可见，此时已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念。

二 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5年12月1日，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刺杀。此案由于凶手和侦查凶手的人员很快被消灭，至今还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时机，对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大审判、大清洗。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国内的，经过逼供信后，全部枪毙；原先已被驱逐出境、辗转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也被斯大林派去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联共的这个疯狂运动，当时在莫斯科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正、副代表的王明、康生（1937年11月回国）先后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延安的《解放》和武汉的《群众》及《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此说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虽未闹上法庭，却一直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5]

1930年代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叛徒”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此是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不同意的，但后来发生了转变。因为，在王明、康生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其中被呼吁的40个党派及团体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还发表“时评”，对陈独秀表示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7]但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解决了王明企图夺权的问题后，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提出质疑。笔者也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8]，进行论证。此事立即引起重视。1984年中宣部的13号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终于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进行了平反。

三 “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9]起，中共领导人及几乎所有大陆学者，都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蔡为适应斯大林和中共丑化陈独秀的需要，就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此，大陆学者都不再认真去读陈独秀文章的本意，而是因循讹传蔡和森的观点，故意不提陈独秀文章中紧接着还有另一句话：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即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十月革命。改革开放后，首先是大庆师专的贾立臣先生在主编《中国现代史》时，否定了关于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的论述是所谓“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认为陈“对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已做出了科学的预见，较之认定只有一种前途的观点是很大的进步”；“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预见，对推动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贡献”。[10]随后，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更明确地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11]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并以陈文中所述的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佐证，强调从来没有人说领导这个过渡的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

但是，由于政治压力和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贾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编修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笔者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提出疑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由此，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笔者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最终解体的历史教训和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奢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所以，陈独秀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这时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动摇的。直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论述。这时，陈独秀才变成上述批判中所称的地地道道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者”。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晚年也明确指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论，就是这个意思”。[12]

改革开放后，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起初对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得很激烈。邓小平说，不争论这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先干起来再说，因此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四 新版毛选放弃了五项“反革命罪”的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下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这样，慑于党的纪律，没有人提出异议。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从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开始接触，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大多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2日，在上面的命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密封存。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被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暴露。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看到了这些档案，终于了解到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在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覆灭的历史全过程。

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他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撰写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在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期间，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文章指出：在陈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日反国民党”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其为“反革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而言，这没有错，只是在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时成了教条主义，自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而且，从长远来看，陈独秀对中共政权的命运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观察。至于说陈反苏、反共产国际（主要是反斯大林），这倒是事实，但这种反对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预见，不能被定为所谓“罪名”。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两方面的强烈反响。学术界认为填补了一项空白，1983年纪念《历史研究》杂志社成立三十周年时，该文与其他8篇文章一起，获得《历史研究》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

但是，有关文件提出：“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因此很长时间不再发表有关陈独秀研究的文章。

因为“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所以，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0辑共632人中，没有陈独秀。而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并连任党的五届中央最高领导人。虽然时间不是最长，但连任届次是建党以来最多的。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两个内部发行刊物刊登陈独秀1934年在国民党狱中写的一组七绝诗《金粉泪》五十六首全文及手书墨迹影印和著名学者陈旭麓作的注释一事，也被说成“很不妥当的”。《中共党史资料》为此被迫做了检讨。而这五十六首诗的全部内容是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腐败、卖国、独裁罪行的，一点“反共”的色彩都没有。

与此同时，1984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的陈独秀文集也受到限制，最后只能以《陈独秀文章选编》之名“内部发行”。其他计划出版中的该书的补编以及陈独秀研究资料等，都因各种规定限制而被迫取消。

但是，学术界继续沿着求真求实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不仅再次全文收录了陈的《金粉泪》五十六首并作全面注释，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其中也收录了《金粉泪》五十六首，以及陈晚年的书信和文章。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包括《金粉泪》，并有详细注释。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中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以上传统观念给陈扣的十顶帽子。1994年，鉴于广大学者对“不能把陈独秀看作党内人物”这一规定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所谓“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罪名，也不能成立。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陈独秀”的注释，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类的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13]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在当时情况下武装进攻大城市，“首先夺取一省或数个省的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极左路线，也不是什么“取消派”。虽然就党的体制和立场言，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提出并坚持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实属违纪，所以，执行党的纪律，把他开除出党，别人无权置喙，陈独秀对此也理直气壮地承认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说他是“反革命”。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这条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至于反共产国际的问题，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谓“反苏”，就是反斯大林，也是从反共产国际衍生出来的。原则上来说，“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都没有错。斯大林有那么多错误，甚至杀人如麻，不应该反对吗？他和共产国际对别国革命瞎指挥，不应该反对吗？陈独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深刻教训中体会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莫斯科遥控。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毛泽东也是这个观点，否则他也会成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剧人物。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中央还反复宣传这样一个观点：希望中苏战争快快爆发推动世界大战发生从而引发中国革命高潮早日到来。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并指出战争无论怎样爆发，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受害的都是中国老百姓。陈独秀的这种立场和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为“反党、反苏、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14]

五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之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打上了“汉奸”“反革命”的烙印。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15]

紧接其后就是上引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那些文字。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中共文件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汉奸”“反革命”。

当初王明、康生诬陷陈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也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上文已详述，早已被证明是诬陷。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20世纪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被否定。

正是在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年这一年，笔者应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此前一年已经完成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中国托派史》1994年在台湾出版）。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2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都派人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与“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放在一起的说法，做了注释：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16]

这条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这对于1942年已经逝世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对“陈独秀取消派和反革命”的最彻底的平反。因为当年说陈独秀是反革命的唯一根据就是他“与托派相结合”。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六 解铃还须系铃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联共对各国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虽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党”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加上了一个“苏联老大哥”。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真相始终未能揭开。所以，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17]

第二，如1957年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对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卡达尔所说的，从1927年以后，中共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需要苏联的援助；建国后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苏联援助和经验借鉴。为此，没有必要去得罪斯大林和苏联。[18]

第三，毛泽东还对卡达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为了国际斗争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斯大林的领袖形象。1963年在中苏大论战中，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也指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相比之下，陈独秀的冤屈乃是一个小问题。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因此党内定了一个规矩，批判党史上的错误，只批判我党领导人，不批判共产国际，更不批判斯大林。谁违背这个规矩，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19]

第四，在1931年至1945年毛泽东革命路线战胜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莫斯科在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压制党内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满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第五，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之后，赫鲁晓夫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在当年的中共八大上也提出防止中共党内的个人迷信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他坚决维护斯大林的崇高地位，提出“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20]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斯大林，揭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真相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革命中，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等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时，陈独秀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解体，过去封存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年、1998年，这套档案中有关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立即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批档案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读到公开出版的这批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研究。

恰巧，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上的三大机会主义让步、汪陈宣言、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当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21]

随后，1999年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由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7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则发表了笔者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监督下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转眼到了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中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也出版了很多党史著作。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摒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批、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提法，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22]

在民间，陈独秀研究也有广泛的基础和较大的影响。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学者成立了第一个陈独秀研究会，接着，安庆、合肥、上海也先后成立研究陈独秀的学术团体。他们分别于1989年（北京）、1992年（安庆）、1994年（江津）、1997年（上海）、1999年（北京）、2001年（温州）、2002年（南京）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还直接促成了日本陈独秀研究会的成立，并在东京召开了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一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陈独秀研究会在香港出版了3本反映目前陈独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陈独秀研究文集》，还从1993年开始，在缺乏经费的困难条件下，编辑出版了会刊，不仅提供大量珍贵史料，还使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得到及时交流。所有这些，大力推动了陈独秀冤假错案辩诬工作的开展，扩大了这项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

自然，要真正恢复陈独秀的历史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还相当激烈，有时甚至出现倒退。如有的党史论著还提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说法，在否定“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继续保留“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说明，陈独秀的“正名”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本文原载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世纪》，2002年9月，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修改）

[1] 《一份关于陈独秀的文件》，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期（1993），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内部资料，第4～5页。

[2]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第38、54页；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238页。

[3] 转引自《欧远方文选》，香港：语丝出版社，2002，第457页。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1984年3月19日。

[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第137～139页。

[7] 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8]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

[9]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1928年。

[10] 贾立臣主编《中国现代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87页。

[11]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东方学报》第62册，1990年3月，第547页。

[12]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38页。

[14] 参见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45～53页。

[1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70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976页。

[18] 参见《卡达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第173页。

[19] 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红旗》1963年第18期。

[20]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红旗》1963年第18期。

[21] 唐宝林：《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讨论会侧记》，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1999），第20页。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280页。

目录

-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

- 一 早年传奇（1879～1905）

- 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

-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 厌弃科举的“选学妖孽”

- 蒙了一个秀才

- 没有爱情的婚姻

- 成“康党” 舌战群儒

- 学西学 转为“乱党”

- 初出茅庐 叱咤风云

- 何梅士、苏曼殊

- 创办《安徽俗话报》

-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 信仰无政府主义

-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 辛亥革命中一飞冲九天

-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 以编辑为生 静待饿死

-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 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

- 文学革命中的“黄金搭档”

- 两位特殊的战友

-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 培育一代“新青年”

-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爱国运动

- 明星如此闪烁

-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 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 误入“列宁主义”

- 脱下西装和长袍 到工人中去

-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 奠定中共基础工作

-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 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和建党活动

- 五 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

- 接任共产党领导时的特殊心态

-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 第一年的辉煌业绩

- 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与困惑

-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 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误解的消除

- 提携毛泽东

- 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 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 与鲍罗廷的初次冲突

-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1922～1927）

- 父子无情亦有情

-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 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 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 国民党二大

- 中山舰事件

- 整理党务案

- 反对北伐风波

-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 在汪、蒋之间

-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 与瞿秋白的分歧

- 十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 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 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 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

- 起草《汪陈宣言》

-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

- “不堪回忆武昌城”

- 关于执行国际执委七大路线的争斗

-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 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 舔吮自己的伤口

- 文字学研究中苦度艰难岁月

- 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 十三 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 在党内正式组织反对派小组织

- 被开除出党

- 十四 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

- 领导托陈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 饱受莫斯科回国托派组织的排挤和打击

-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 果断整顿无产者社 最终促使托派统一

-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 走上了颠沛无尽的不归路

- 十五 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 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 制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

- 托洛茨基的复杂表态

-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

- 十六 在狱中（上·1932～1937）

- 被捕

- 假作真来真亦假

- 审判

- 狱中斗争

- 冠盖云集的探监者

- 患难得真情

- 狱中的研究工作

- 《自传》之“瑰宝”与遗憾

-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 狱中的特殊战斗和《金粉泪》的沧桑

- 十七 在狱中（下·1932～1937）

-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 继续反极左 企图遥控托派

-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开除”陈独秀

- 思想转变的滥觞

- 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 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 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 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同时拒绝“回党三条件”

- 不舍托派观点 深陷书生议政误区

- 最后一次救国实践及其夭折

- “汉奸事件”

-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 对托派极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绪的回归

- 与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谊

- 十九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 《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 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合作主义”

- 最后的思想辉煌

- 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开人世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

一 早年传奇（1879～1905）

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这一年阴历是兔年。后来的经历表明，陈这个生日，与两窝兔子有关，可以说“五兔闹人间”。与陈这只兔子同一年出生的还有与他同月出生而比他小19天的托洛茨基，比他大十个月的斯大林（斯大林出生为1878年12月6日，阳历与陈虽不是同一年，阴历却同为兔年）。这两个人决定了陈后半生的悲剧命运。斯大林更是直接制造了同年出生的陈、托这两只兔子的悲剧命运。同时，比陈大一轮出生的蔡元培、比陈小一轮出生的胡适，这两只兔子则扶助了陈前半生的喜剧命运，铸就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辉煌——新文化运动。围绕着陈传奇一生周围总共五只兔子的故事，也算是另一种巧合，另一种传奇。

陈独秀出生的怀宁，今称安庆。其实，当时怀宁又名安庆。自1760年起，安庆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所在地。所以，说陈生于安徽怀宁或安庆均可。

陈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后来，自己取名，用作化名、别名、笔名的，现已查明有四十几个，其中重要的有：独秀、众甫、CC生、三爱、陈仲、山民、只眼、王坦甫、致中、T.S.CHEN、撒翁、顽石、雪衣、三户、鳦儿、孔甲、明夷等。一个人，一生用那么多名字，这大概是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汉字文化和姓氏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表明经历的曲折和复杂。为什么不能始终用一个名字，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躲避文字狱，远的不说，就从秦始皇开始，哪朝哪代没有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中国文人，从这血迹斑斑的教训中，学会了用不断变化的化名、别名、笔名来掩护自己，希望既能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又能成为“漏网之鱼”。陈以上的CC生、三爱、王坦甫、致中之类，就属此类。二是为了明志和寓意，以上只眼、撒翁、顽石、雪衣、三户等，就属此类。这每一个名字中，都有一个深刻的故事。本书在以下这些名字出现时，再做交代。

关于陈这一支“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据“文化大革命”中陈家一名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和安徽史学家张湘炳先生的考证[1]：“陈”这一氏姓的始祖是虞舜的后裔——虞思。

唐朝时，这支正统的陈氏家族出了一个陈阔公，字伯宣，少有才名，在战乱之年，到庐山去访宦友马总，见庐山风光秀丽，不舍离去，便在庐山义门地区结舍居住下来。伯宣公就成为义门陈氏的始祖。

到陈阔公系下第十三世陈汝公这一房，分徙到安徽省怀宁县，最后在怀宁县棕阳门外金锭桥大江一带的柳林湾安家落户。这地方可能就是陈独秀《实庵自传》中所写的渌水乡。陈汝公可算是陈氏家族怀宁始祖的第一世始祖了。此后第19世就是陈独秀这一代。所以，章士钊说：“陈，怀宁旧家子，自幼读书有声。”[2]这陈家的确是个“怀宁旧家子”，已经在怀宁定居19个世代了。与陈一起共度过领导中共与托派两个风火岁月的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陈传》残稿中，曾提出陈家在怀宁“已有好多世代”，但说不正确。张湘炳先生正确列出了陈汝公到陈独秀再到其子共20世的世系表，可见其研究学问的功力不小。

出生于1901年的郑超麟对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颇有研究。他从陈自传中提供的少量文字中，探寻陈家的渊源，讲得头头是道。渌水乡在长江边，有江堤叫广济圩拦着江水。可是每年潮汛一来，常有水堤被冲毁的危险，全乡就会被水淹没。这样的旧家子，有一套严密的宗族制度。乡里设有陈家祠堂，订有族规，推选出族长管理全族事务。为族长办事的名为“户差”，执行族长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时还有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是专门利用神鬼迷信骗钱的。陈说：“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奇怪的是，“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3]陈将母亲这种既不信任他，又很恭敬地款待他的做法，说成是“优容奸恶”。其实表明当时这种迷信习惯势力之强大，明白人也不得不违心顺从之。后来在写自传时，他才明白，这种现象虽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却普遍地存在，连他这个硬汉有时也不能免。大革命中，他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路线，多次听从国际命令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于共产党致命的让步。这表明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陈把这说成母亲性格的“遗传”，似乎有点道理，但也是简单化了。陈说：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4]

说陈的话“简单化”，因为这种情况还发生在许多没有母亲遗传的人身上。这大概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吧。

族长权力之大，可以令户差逮捕族里犯了族规的子孙到祠堂受处罚，直到处死。自然，族长也要领导大家兴办种种公益事业，如赈济救灾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不用说，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贵族地主。陈自传说：“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所以，族长实际是当地的统治者。朝廷如果在当地设官，如乡长、村长之类，不是由他们来担任，也是由他们来操纵。这种制度，一直到陈这一家迁徙到城内还有影响。

陈氏家族这样变迁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缓慢地变化。随着城市的兴起，乡村里的人，有些人家就迁居到城市里来。进城的，除了城市的催生婆和商人外，多半是乡村中富裕的地主、富农，此外就是教书的、做手艺的，吃衙门饭的，等等。陈这一房，是什么时候、什么因由、以什么身份进城的，已难以考察，但是，宗谱上记载到陈父亲陈衍中一代，已经“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说明已有十二代没有当过官了，而主要以教书为业。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关于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陈本人在1937年发表的《实庵自传》中说的一句话引起的。陈在自传中详论了科举制度在旧社会的重大作用后说：“我们这一家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

于是，不少学者（包括笔者以前的论著）在写陈出生在什么样人家时，都说他出生于“小户人家”。其实不然，陈说的是“本是个小户人家”，因为在科举为上的社会中，衡量一家是大还是小，唯一标准是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得到功名。而他家在父亲辈以前，虽“十二世业儒”，却未得一个功名，所以是被绅士们“瞧不起的”。但陈出世以前，陈家这种“小户人家”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他的父亲陈衍中曾考中秀才，叔父陈衍庶（字昔凡，又名庶）在23岁时还中了举，之后就官运亨通，先考取誊录馆，议叙后补知县，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被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荐直隶州用。后调往盛京（即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将军裕禄赏识，奏留奉天（今辽宁），署奉天府军粮同知，历任怀德、柳河等地知县。据《怀宁县志》记载，他为官很有才干，以柳河署为例，“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无弊”。在一次赈灾放粮活动中，“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陈衍庶有很高深的文化修养，特别在书画方面造诣更深。著名画家黄宾虹把他与清末安徽的名画家放在一起，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独秀受了这种家族传统的影响，一生除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之外，在书画和文字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陈衍庶还是一个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在升官发财之后，他就开始收藏、经营书画古玩业，在沈阳、北京曾开设有古玩店。北京的店，就在中外著名的古玩街琉璃厂，店名“崇古斋”。所以，陈独秀出生时，陈家已经成为官宦世家。对这一点，凡是与陈交往很深的朋友，都了解。1942年，陈逝世后，郑超麟应陈的终身至交汪孟邹的提议撰写《陈传》。郑拟出的提纲中，根据陈的自传，有一句“陈出生于小户人家”，汪看后很不以为然。胡适明确说“他家是所谓大世家”。[5]章士钊说：“陈独秀，怀宁世家子，自幼读书有声。”[6]王森然说：陈“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误，应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资丰厚，为安徽怀宁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厂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华胄公子也”。[7]

陈家虽然“十二世业儒”，但在陈衍庶当官以前，由于家贫，都是自家人课授后辈。陈衍庶虽然比其兄陈衍中才小三岁，但从小却在其兄的教导下读书。据《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先是太恭人（即陈祖母劳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为虑，象五承母志，训诲季弟，无微不至。距太恭人丧不数年，昔凡举于乡矣，而象五之心始慰。”一个秀才哥哥教出一个举人弟弟（陈独秀也曾在其兄课读下考取秀才），可见手足情深。所以，陈独秀不满二周岁丧父后，立即立嗣给陈衍庶。独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实际上为陈衍庶所养育，特别是经济上。陈衍庶在东北为官期间，一度还把陈带在身边，曾教陈练过字，干过一些文案工作。陈后来一手好书法，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也许说陈家是“大世家”是指他家是巨富。1925年秋，陈领导的五卅运动进入尾声时，受到沉重打击的英国，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勃劳顿尤其同情中国人民，来到上海访问，在拜见陈时问道：“国内外报纸尝载陈家拥巨资，确有其事乎！”陈幽默地指着隔壁一间屋子说：“吾之财产，全此乎矣。”而隔壁所藏却是党中央的文件。[8]其实，在陈独秀出生前后，陈家的经济状况有一个由穷到富又到破产的过程。陈家到陈独秀祖父、父亲这两代时，还很穷，《宗谱》上说，在他父亲青年时期，甚至穷到“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主要靠祖母做女红来维持。直到陈衍庶中举、当官后，才慢慢发达起来。所以，陈出生时，陈家可算是个小康之家。

后来，陈家果真成为大富，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时，陈衍庶正好在东北做官，战场正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当时战争双方都需要马匹等物资，一些商人便从蒙古一带贩运马匹等到战区，陈衍庶就乘机抽牲口税。这种特殊税收不入国库，而是收入他自己的腰包，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以后，他用这些钱置地、盖房、开店做生意。据统计，最盛时，陈家家产总计达6万元左右。其中有奉天彰武县的土地200亩；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余亩；奉天和北京的两家古玩店；安庆有两处房产：一处在四牌楼附近，10家铺面房，每月租金可收200元左右。一处在南水关，花园式自住用房19间，加出租平房8间。[9]所以，中国第一个为陈作传的王森然，说他家是“安徽怀宁大地主”，说陈幼年时是“华胄公子”。

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底，陈家就破产了。原来，1909年，陈衍庶辞职归乡时，曾到浙江探望老友、拜把子兄弟曾子固。此人乃是他的东北前任州知府，这时升任浙江巡抚。在他的撮合下，曾子固作为官保，陈衍庶以浙江益大公司的名义与上海怡德洋行签订了一项大豆交易合同：英方出定金沪银71280两，由陈以财产契约为抵押，在东北为英商代购3万吨大豆；而英商不得在东北自行收购大豆。陈以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却不知其做官可以，做生意不行，特别不是老奸巨猾的英商的对手。签约后不久，他与曾就发现，英商违约抢先在东北大量收购大豆，造成价格猛然上涨。陈若按约交售大豆，必大大亏损。于是，陈、曾二人按约向政府提出诉讼，取消合同，交还了那笔预付款。陈、曾官司赢了，然而，在办理除约退金手续时，英商与姚买办欺侮陈、曾不识外文，搞欺诈舞弊，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到1912年，耍无赖的英商竟然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反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勒令益大公司东人，将原付定银清还”。[10]查阅字据，陈、曾有口难辩。于是，陈一病不起。

问题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陈独秀自己却不以这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为荣，更拒绝享受这个家世提供的庇荫，一生过着清贫险恶的生活。上述胡适在北大的讲演说（当时陈被国民党关在监狱中）：“有一次他（陈）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即琉璃厂的古玩店——引者）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所以，陈独秀后来多次宣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还把这句话作为他两章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接受这个家庭出身，这就要说到本传主人公的特殊品性了。这个家庭的品位与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产物。所以，它把“忠”“孝”视为最高准则。“忠”即无条件地拥护统治者，特别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陈衍庶，对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则无条件地听从家长的意志，特别在事业和婚姻问题上。而陈是个天生“不忠不孝”的“乱臣逆子”。他一生坚决要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在事业和婚姻问题上，陈更是离经叛道了。事业上，如上所述，他母亲和陈衍庶曾对他寄予厚望，走仕途，升官发财。他却偏偏厌弃科举，当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在婚姻上，竟然在与元配保持夫妻关系的情况下，与小姨子双宿双飞，在封建家长眼中，简直是“乱伦”。于是，陈衍庶就与陈脱离了关系，并把其与小姨子轰出家门。胡适甚至说陈不仅参加政治革命，还“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11]在这种情况下，陈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所谓的父亲了。幸亏他的亲生父亲去世得早，否则也会被陈活活气煞。就这样，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来了。

厌弃科举的“选学妖孽”

陈独秀可以拒绝家庭出身，但是摆脱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在陈这个特殊的孩子身上，产生了各种奇特的效应，影响了他的一生。观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到，人对教育的传授，一般采取两种模式：正面承受与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单纯的继承，即所谓“听话”，“顺者为孝”，当“驯服工具”，一般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没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继承上有所发扬，才可能成为杰出人物。后者的逆反承受，若无理性指导，必成为罪犯一样的破坏者；若顺应时代突变和飞跃发展的潮流，则可成为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人。陈从小就是这样的逆反承受者，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保持着这样的品性。胡适曾送他一个“终身反对派”的诨号，他竟然乐意接受。在中国或世界上，很少有陈这样彻底的逆反承受者。既然是逆反，为什么还承受呢？二者岂不矛盾。不，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真如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承受着社会的某些传统，而陈这样的人，却同时又以敏锐而挑剔的眼光，激烈反对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传统。

不用说，逆反的承受者因为要自己动脑子，找出种种反对旧传统的理由，绘出新世界的蓝图，一般都是比较聪明的孩子。

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传统就是“科举”。陈家“十二世业儒”得以存在而不败，也是有赖于这个传统支撑的。陈在上述自传中，对这一点有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独生子恭维他将来，“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独生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八十个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主榜上无名，回家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又是在“十二世业儒，功名未显”的家庭里，陈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就可想而知了。他的自传中说，从六岁开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他身边的三个亲人：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六岁到八九岁，由祖父亲自教他读书。关于这个祖父，他说：“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可是，这位饱经风霜，一生不富，官运也不通的封建传统的笃信者，晚年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陈独秀身上。尤其是因为看到小孙子比大孙子聪明，对陈独秀更是心切而严狠。“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陈这里说的是，祖父一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又动不动进行体罚——打板子。要求太高，当然达不到；达不到，就狠狠地打；而你越是狠打，我越是不好好读，以至有些该背的书也背不出来了。如此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当然这条小性命就难保了。好在祖父也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受害者——受不住这样的气。陈说：“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12]同时，在背后，他又对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成蛇。”[13]

现在看来，这位老爷子只说对了一半。陈在自传中说：“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就是说他没有成蛇。而对于“家门”，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他岂止是“龙”，而是偷天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那样的伟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陈家、中国的命运。

陈独秀与祖父的关系弄得如此紧张，母亲的软功——眼泪就出来起作用了。陈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很了不起，陈对她十分敬爱。他在自传中说：“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所以，当祖父生气骂孙子“真是家门不幸”时，他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他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儿子揩眼泪，一面责备道：“你这孩子，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1937年，陈独秀59岁时写这篇自传时还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实际上，母亲的眼泪只有在祖父的板子陪衬时，才显示出这样神奇的功能。这也算是“刚柔相济”吧。

不能说这时陈独秀对祖父的对抗是针对科举制度的，除了根本达不到祖父不切实际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外，主要是儿童的兴趣，他不喜欢这种枯燥乏味的书和死记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这样在这种逆反承受的启蒙教育中，陈度过了三四个春秋。祖父在世的时候，陈独秀不适应，也得忍受着；祖父去世后，情况相反了，连续请了几个塾师，陈独秀都“大不满意”，辞掉了。当时的陈独秀，虽然还是个孩子，却由于他过分地聪明、反抗、倔强、淘气、刁钻古怪，一点也不老实，活像一个解除了紧箍咒的孙悟空，那些书塾老师自然对他没有办法。陈在自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族里的阴差又到他家来。一进门就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着胡话，说阴间祖宗叫他来要纸钱和银锭……陈独秀就约了十几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着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便回到阳间来，闭着眼睛问道：

“这边有了火烛了吧？”

“是的。”

“这说得不错吧，我在那边就知道了！”

陈独秀就在旁边弯着腰，缩着脖，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

看得出来，那时的陈独秀，这类促狭的事一定做了不少，自然也饶不了那些令他“大不满意”的塾师们。这回，被邻居们称为“女丈夫”的母亲也没有办法了。到陈独秀十二三岁时，由大儿子来教小儿子读书。可是，这位被陈称为“阿弥陀佛”的大哥陈孟吉，老实厚道、善良顺从，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孝悌”的标准，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弟弟那样的才气，对弟弟更是没有办法，又不得违抗母亲的重托和严命，于是，老好人的他只得顺着弟弟的性子来。陈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

陈独秀十七岁时，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他说：“考期已近了，你也该看看八股文章罢！”他勉强答应，表面上是在听大哥的讲解应考的文章，心里还是想着《昭明文选》……厚道的大哥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陈的自传中这样说：“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来的。”

陈独秀不喜欢四书五经八股文，而喜欢《昭明文选》。此书内容活泼、文字清新，思想比较自由，不像四书五经、《左传》和束缚思想自由的八股文那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昭明文选》也在受批判之列，“选学”被斥为“妖孽”，所以陈独秀后来就自谑少年时期是“选学妖孽”。同时，为了应付考试，哥哥还辅导陈独秀读了金黄与袁枚的制艺。总之，在祖父启蒙教育的基础上，在成年（考秀才）前的四五年中，即人生汲取知识最重要的年代，陈独秀在哥哥的帮助下，打下了坚实雄厚的旧学基础，尽管陈不喜欢四书五经，由于逆反承受的法则威力，反而使他比一般人学得更深刻，尤其在书法、诗词、文字学以及对诸子百家的研究等方面，后来其造诣之深，可以与同时代一流学者相比。因此，陈对哥哥的感情十分深厚。他说：“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感情。”陈孟吉于1908年因肺病死在沈阳。陈独秀长途奔丧到沈，抱其遗骨归葬故里。当时他特地写了一首五言长诗《述哀》，表示对兄长的深切缅怀之情。他的自序中说：“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季秋之初，迭获凶电，兄以肺疾，客死关东，仓猝北渡，载骨南还，悲怀郁结，发为咏歌，情促辞拙，不鬯所怀，聊写哀曲，敢告友生。”诗中用“青灯课我读，文采励先鞭”，缅怀兄长对他的辛勤教诲。

蒙了一个秀才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也像历史一样，充满着这种神奇的偶然性。按那时的规定，十七岁的陈独秀，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秀才了。以他对八股文和考试的态度，可想而知，不会考出好成绩的。因此，县试、府试都是勉强通过。到院试时，宗师出了一道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是科举考试中的截搭题，即是截取《孟子·答梁惠王》中的两句话中的各半句接搭起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在这方面做一篇好文章，对于陈来说不会是很难的。可是，陈偏偏在这关系到个人命运的第一个关口，别人都认真对付也唯恐不好通过的时候，他却开玩笑似的胡来了一下：“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鱼虫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回家后，他把文章稿子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

不料，“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

就这样，陈独秀蒙了一个秀才。陈一生有许多奇迹，这可算是第一次。用“不通的文章”“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蒙了一个秀才，这是陈自己说的。他还用哥哥的反应来旁证那篇文章的确“不通”。但是，有的学者如冯建辉教授认为这是“对陈的很大的误解”。因为“截搭题”是用以考查学生对四书五经的熟悉情况（即知识面），以及巧妙的构思能力和发挥议论的能力。陈能够考中秀才，说明他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并且思路敏捷，议论上乘。陈后来反对八股文正是“杀回马枪”，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深刻有力。[14]

冯教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些误解。第一，说他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了一个秀才，并不抹杀他“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实际水平。因为他是故意用“不通的文章”戏弄“不通的宗师”，并不代表他的实际水平。第二，陈说他那篇文章“不通”，一是可能晚年写自传时的自谦，二是按当时正统的标准来衡量的。而考试成绩的好坏，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往往因判卷的老师不同而不同。看陈那篇文章的宗师肯定不是被这篇文章“蒙住了”，糊里糊涂给了第一名的。陈说：“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说明事后，这位宗师认真琢磨了陈独秀的这份考卷，随后给了他第一名。这里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宗师从这份考卷中的确如冯教授所说的看出了考生“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实际水平。二是宗师也与陈一样，不喜欢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中死读书、读死书，而喜欢《昭明文选》《康熙字典》，博览群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总之，世界上的事，有些只能见仁见智，是不必非求统一的。说这位“山东大个儿李宗师”是第一个发现陈独秀是千里马的伯乐，也未尝不可。

没有爱情的婚姻

陈第一次考试，就得中秀才，立即在亲友邻舍中引起轰动，特别是一些被认为“眼皮子浅”、看不起陈家的人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还造出许多神话来。说陈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安庆的标志性建筑）是陈家祖坟前的一支笔，还说陈独秀出生前夜，他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说：“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这位新秀才，争先恐后地托人上门说媒。母亲因此“大乐而特乐”。

那时年轻人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连陈这样有主见而倔强的青年，也对这个陌生的领域，不知所措，最后听从母亲和叔父兼嗣父的陈衍庶之命，与安庆府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登科原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托福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竟与陈衍庶同科考中举人，后又在镇压太平军时，立有军功，清廷曾赏赐黄马褂，且给以世爵，清末做过南宿州的游击（统带绿营兵的将军，职位次于参将），继又任安庆统领，后升至副将，家有四千多亩土地。这安庆大将军竟看上陈独秀，实令陈诚惶诚恐。于是，陈独秀在两亲家的抬举下，稀里糊涂地娶了一个与自己人生态度、性格兴趣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妻子——高大众。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大众是她的乳名。不少学者说她正名高晓岚，张湘炳先生指出：“当今史学界以大众名晓岚，其实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人。笔者曾对此作过深入调查和考证。查得霍邱确有个晓岚，也是一家富门望族，但与高家毫无干系，霍邱县志载她，1907年尚在美国留学。”[15]其实，她的三儿子陈松年多次受访问时说过：“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16]陈氏宗谱上也没有。不知道什么人给她取了一个“晓岚”这个名字，后来就流传开来，并列入所谓陈家“世系表”。[17]其实，陈松年的说法是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的。中国旧式女子都没有名字，在娘家时，在姓后面加一个氏，她即为“高氏”，嫁到夫家后，应称为“陈高氏”。所以，乳名“大众”倒可能真实。为了叙述的方便，暂时以此呼之。她的同父异母之妹，因为在北京师范学习过，所以取名高君曼。

大众比陈大两岁，由于年幼丧母，受继母亓氏虐待，在家中处于奴婢地位，只能穿布衣，吃粗饭，干重活，当丫鬟使唤。高登科常年在外，后来知道大众的处境后，由于自己童年时期也有类似经历，十分同情女儿的遭遇，于是严斥亓氏一顿，把大众带在身边，亲自教养。然而，一是忙于军务，二是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也没有怎样特殊地教育。因此，大众长大后，成了一个目不识丁、三从四德的典型的旧式女子。但是，大众十分勤劳朴素。据她的侄媳妇邬兰芳回忆：“她个条很高，总是穿着长长的大襟褂子，老蓝布的或是由洋蓝布做的，长裤的裤管用小绳子扎紧着，是一双小脚。我没有看见她穿过鲜艳的衣服。”陈的早期至友潘赞化说：她思想“完全旧式的，与陈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而陈是一个性情中人，思想距离导致感情不融洽，“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嘴”。[18]大众特别不支持陈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其实这是一个妻子的普通要求，只是这种要求对陈而言，太难以忍受了。陈这时已经眼观中国，心怀世界，小小的家庭，岂能笼住这只雄鹰。因此，他也不妥协，再加上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这是陈后来浪漫情史的根源。而高大众却只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因此，陈婚后不久写的批判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特别深切感人：

夫妇乃人伦之首，为人间第一件要紧的勾当，若无夫妇，便没有世界。偏偏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原来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若是配得两下里都还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样不合式，便终身难以和睦，生出多少参差，闹出许多新鲜的笑话儿来……男女婚姻，乃终身大事，就是这样糊涂办法，天下做老子娘的，岂不坑害了多少好儿女吗……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19]

为此，他提议，对于不合情理的婚姻，男女双方有离婚和再婚的自由，并深刻认为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增进人类幸福；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

在这个问题上，陈给予妇女更大的同情，因为妇女是封建传统观念最大的受害者，他说：“我们中国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等的事吗？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我们中国还有一样坏风俗，说起来更是可恶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续弦，人人不以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若是夫妻恩爱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这也是她的恋爱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这本是不通的话。但是，她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旌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陈这时以“三爱”的笔名，写了三篇《婚姻》文章，涉及说媒、婚礼、婚后生活等有关婚姻爱情的广泛领域，对于封建的婚姻传统观念和习俗，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至今还是这个领域的好文章，并不失为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深刻之作。可见，从1897年稀里糊涂地接受旧式婚姻而结婚，到这时（1904年）写这三篇文章，这七年中，他对男婚女嫁问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做了广泛的调查和思考。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想通想透了，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再也无所顾忌，成为一个彻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世俗者瞠目结舌的事情来。但当时的社会毕竟在封建伦理的桎梏中，所以，他的妻子（包括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却不得不忍受封建传统及他的乖张行为带来的双重苦难。

成“康党” 舌战群儒

1897年8月，在陈独秀与高大众订婚以后，陈到南京参加乡试，若考中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回，该应着那句“有意栽花花不发”半句话了。本来，陈独秀是做了准备，希望中举的，倒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指进京考进士——引者）”。为此，在中举人后约一年的时间里，“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而且，对他这第一次离家远行去考试，全家着实是隆重安排了一番，竟有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同行，对他来说颇有一种保驾护航、保送考中的架势。

但是，这次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他，他落榜了。奇怪的是，他非但不沮丧，反而有一种解放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为了应付母命，十年寒窗，读那自己不喜欢的四书五经和练八股文的苦日子，现在终于结束了。他的思想可以冲出牢笼了。他自述：“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说明他并不把读经书、写八股当作“正经学问”，但是，十年来，他又不得不受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现在他多么希望能迅速摆脱这种束缚，到他认为“正经学问”的广阔天地里去自由飞翔。此其一。

其二，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往往把考试视为“灾难”。尤其是科举考试，因为如果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被迫服从他人之意来答题，还要遵守那些严格的规则，对于少年陈独秀来说，对考试不仅厌恶，更是害怕。请看他在自传中对这次灾难的回顾：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考场了。我背着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在写此自传时，正在狱中，过去他也坐过几次牢，从来没有见他讲述过在狱中生活如何难受到这种地步，可见这考试的“灾难”在他心目中留下多么难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还把这次科考落榜当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在考场上，看到一个徐州来的大胖子考生，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本来对科举制度没有好感的陈独秀，对这个怪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可见，他事先做的考试准备，根本没有发挥出来，思想完全开了小差，怎么能考中？可他却说这次乡试，“不料其结果对于我意外有益”：“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想到这里，他已经顾不及“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的事了。

实际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战败的刺激和维新思想的启蒙，在乡试前，就已不再把个人与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关注国家命运了。他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时说：

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出呢。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20]

这里说的思想启蒙，如以上他自述所指，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时务报》的影响。这份正好在陈参加科举考试的1896年8月9日创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报纸，在当时发行量达万余份，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特别在陈独秀所在的江淮地区。当时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21]顽固派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22]特别是主编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变法思想，批判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是伪造的文献，以激情洋溢的笔调，阐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又以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完全适应当时初次接触和渴望新事物的知识分子心理，从思想和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这样的思想和文章，自然得到自小就讨厌四书五经、八股文的陈独秀的喜爱。所以，乡试结束后，陈即与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等维新派人士交往，宣传康梁派维新主张，“谈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3]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等“一辈后生小子”，当时舌战群儒，是多么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用说，当时的保守势力是强大的，但在气势上，他们却害怕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于是，陈等人就被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24]

就这样，陈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觉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实际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选择，他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拥护者。

陈独秀这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充分地表现在迄今发现的他的第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中。

书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当时中国已被瓜分、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惜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

为此，作者采用旧有资料、旅行者的记述和外国人的一些论述，写了这部著作，略述长江（当时称扬子江）沿江形势，提出各处重要地段军事设防意见，供清政府参考，以“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

该著从四川上游开始，到东海出口，围绕长寿、荆州、岳州（今岳阳）、武汉、九江与南昌、三山（小孤山、马当山、金鸡山）、安庆、芜湖、金陵（南京）、镇江、吴淞口等十几个要镇为中心，详细叙述了万里扬子江各个江段的地形地貌、水文交通（如江水迂回曲折的流向、水中流沙的运动、潮汐规律与江水涸涨等）、军事教训、历史变故等种种情况，有针对性地、十分具体地提出一系列如何加强军事设防的意见（如何处可凭险而据，“一人守御，万夫莫伐”；何处平坦，需驻重兵；何处可“恃水为防”，需开浚江道；何处需利用高点架设炮台；何处潮汛莫测舟过需谨慎；何处地势隐藏可泊战船；等等）。从文中注释看，这些设防意见还是粗略的，同时，作者还有一篇《扬子江筹防刍议》，至今还未发现。

这部石刻竖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撰于光绪丁酉（即1897年）冬，并在文末特别注明：“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如果没有如此明确的署名、时间及注识，我们很难想象这部资料如此详尽、专业知识如此高深、思想如此深刻、眼界如此高远的军事著作，竟然出自几个月前南京乡试时还没有出过家门、一直读四书五经再加一点《昭明文选》的十八岁的年轻人之手。设想他乡试后亲自沿扬子江从头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乡试后，的确在南京安庆之间中外书报广泛传播的新知识海洋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采摘着，咀嚼着，最后形成这篇至今仍不失有参考价值的军事名著。由此也足显他的天赋之高。

有学者认为，对陈独秀写这篇著作有直接影响的是当时两本日本人写的关于扬子江的书：林繁撰写、汪国屏翻译的《扬子江流域现势论》；国府犀东撰写、汤钊翻译的《最近扬子江之大势》。[25]前书共分四编，第一编“序论”三章的标题是：“沿岸繁盛之情况”“航路”“沿岸之铁道线”；第二编标题是：“就富源上所见之扬子江”；第三编标题是：“就兵备上所见之扬子江”；第四编标题是：“结论”。后书共六章：“航行水程”“沿岸产业之概况”“沿岸之诸港”“长江之汽船”等。可见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对扬子江沿岸形势叙述的资料，不少来自此二书。而对于列强侵吞中国的危亡之“杞忧”，并从加强扬子江的防务着手挽救此危的爱国主义心绪，则可能是受了林繁作其书意图的刺激，并与这两本书的译者序言相呼应的。

日本法学士林繁在其“序论”中明白写出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的贪婪心态后，竟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写这本书的意图也是效法于他们的：“呜呼！国于东亚万里之外者，其情尚如此，况吾日本界处东洋，与之仅隔一衣带水，而今乃如睹对岸火灾，视为不甚干己之事，岂不深足怪哉。故余不敢辞撰述之势，而作是编，亦欲我日本人之耳目，与欧人同一视听已。”

中国译者汪国屏则在序言中说：“萧何收秦图籍而定汉业，读史者皆服其此举之智矣。呜呼！庸讵知今日他国之为萧何者，如林如雨，而吾华无远近大小，皆在其所收图籍之中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他国之智于知我，而我华人而不惟不知彼，且竟然不知己也，不惟不自知己，且并他人所知之我，而己亦不知之矣。呜呼！是何待战而徒败？”汪国屏指出，这种不自知的情况，使吾华“自落于印度、埃及之窠而后已”。为此他“惧吾华人将千秋万岁终无有自知之一日，虽或知之，终无有自立之一日也，因亟取日本林君扬子江一书而译之，使吾国人见他国萧何之智能焉”。

汤钊在序言中的抱忧更是深沉。他在论述扬子江对于中华民族犹如“呼吸血管”和“生命”后指出：“浩浩乎，扬子江之河流乎，主吾国者宜如何宝之也？而乃百务废弛，国政萎靡，行政理财诸大道，曾不知所措理之。呜呼，土地不能自治，财权不能自振，外人焉得而不觊觎之。自甲午以来，欧人之注意于吾国，欲择肥而噬之者，莫不经营方略，立说陈词，殷殷岂堪于扬子江畔，谋广植范围之势力矣。噫，如此国土，如此富源，如此繁庶之人民，如此膏腴之土壤，己不能治，而人欲治之，己不能谋，而人代谋之。遂举数千年之古国，黄帝之子孙，而为之轭之塞之沦陷之，为他人掣其项，绝其生机矣。前途茫茫，岂堪问乎！”写到此，他深深地感叹：“山河如昨，陨泣新亭，卧榻嚣然，任人鼾睡，我国民岂能超然乎！”

陈独秀则即在他的著作末尾呼应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在南京

陈独秀在文中说他“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并参考了曾国藩、胡林翼“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即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供清政府防内乱，御外侮之用。在表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了维护清政府、鼓吹改良主义的立场。

存在决定意识，陈独秀当时的这种思想立场，是完全符合历史状况的。当时是康梁维新主义思潮上升时期，连孙中山也曾向李鸿章投书，主张变法自强。同时，他的祖辈和父辈，也都参加了镇压被称为“长毛造反”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把曾国藩、胡林翼视为为国除奸的英雄。

陈独秀此著虽是传统的石印本，印数有限，却在当时的书店出售过，并且还有一定的影响。据程演生说，他在旧书店看见过陈独秀的这本书，“后面有批语，说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学的话。是一个老辈的口气”。[26]

学西学 转为“乱党”

陈独秀在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落榜以后直到1901年10月之间的历史，由于资料不多，情况不清。国内外多部论著[27]都认为陈独秀在1898年曾入学杭州求是书院，在此，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但根据何在，均无考证。后来，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励学译编》第一期上，发现了两条关于“陈仲甫先生”的讯息，很有价值：一条是在该志所载各代售处中，有“安庆，南门内名利栈隔壁陈仲甫先生”一处；一条是为该志“助资诸君姓氏”名单中，有“陈仲甫先生捐银三元”的记载。

这两条讯息，说明陈独秀当时与《励学译编》杂志关系密切，并且可以折射出陈怎样由儒学转向西学、由封建主义士大夫转向民主主义者初期的状况。他自己说过：“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读西学者，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28]而不久，他成了“欧文西学”的狂热崇拜者和实践者。这份《励学译编》乃是最早对他影响的刊物。这就涉及《励学译编》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编译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励学译编》是我国20世纪初最早的启蒙杂志（月刊）之一，在苏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设的“励学译社”主办。以“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为方针，分期译载新学图书，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后，有些有识之士逐渐感到中国的落后，开始有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觉悟。于是，开学馆，学外文，出外留学，译介西学论著，逐渐流行起来。自然，这些事，开始时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进行的，民间是没有条件的，而且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最早从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着手。从时间上来说，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随着洋务派主持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介绍和学习自然科学的工作，开始受到重视，逐渐发展起来。1862年，主持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奏准在北京设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文字。但是，该馆设立之初，并无学习自然科学的课程，只是给开设学堂学习外国知识创了一个先例。然后，主要在上海和广州这类学堂逐渐地多起来，教师大部聘用外国人担任，开设英文、法文、物理、化学、电学、矿学、医学、天文、地理等课程。中日甲午战争后，改良派认为日本所以战胜中国，首先是日本遍设各类学校，技艺先进，人才众多。他们要求政府积极提倡设立新式学堂，并学习德国、日本的经验，光绪皇帝特下明诏，命令全国各省、府、县、乡，一律兴办学堂。于是，又掀起一个西学高潮。虽然1898年的维新运动是失败了，但向西方和日本寻求救国方案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重点迅速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移，一时，译介西方新思潮在爱国知识分子中成为时髦和渴望。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成立公开的翻译出版机构“译书公会”，声明其章程为“以采译泰西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等地，购买关于政治、教育、法律、天文、商务、军事等方面的新书，次第译出，每周汇订成《译书公会报》，精印发行，并汇译当时各国报纸如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勒当报》、德国《东方报》、美国《自立报》等内容，辅以编者和译者的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

可能是受了上海“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的影响和启发，江苏吴县的汪郁年、包清柱、祝天龄、顾培基等人，同年夏，在苏州城里亦成立“励志会”，研习英、法、日语和外国学问。隔年戊戌变法时，他们又议设蒙学学堂，旁及阅报藏书会（图书馆）。后来，变法失败，同志星散，游学而去他省。1900年夏，这些人倦游归苏，复聚集在一起。恰逢北方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进京，国事迫在眉睫，于是他们相商译书办刊物事，准备“人译一书，月出一编，以质海内”。这是《励学译编》创刊号上《励学译社缘起》一文中说的他们筹备的过程。进而，声明他们的宗旨是：“日本之盛也，其书足以资我，其学足以师我”；而其始也，只是二三学人翻译西学图书，并且锲而不舍，以至译学大昌。今日同社学之，持之以恒，他日“民智赖以疏通乎，世变赖以挽救乎，未可知也。同社勉之矣”。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在1901年4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创刊号上刊出的安庆代售处联系人和捐银者名单中的陈独秀，在1898年9月后与励志会同人游学各省时相识，1900年《励学译编》筹备时，给陈独秀通了信，请其允设代售处，陈还愿捐银三元。而对他们仿日本、传西学、疏民智、挽国亡的做法和宗旨，陈独秀是完全赞同的。只是陈的外文还没学，不能参加而已。而且，从《励学译编》所载的“本社译人办事诸君姓氏”及代售处名单中，该志联络之人及地区相当广泛，除了苏州、安庆外，还有上海、无锡、杭州、南昌、南京、江阴、日本等处。这些地方中，日本留学生与励志译社及《励学译编》的关系最密切，因此也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据励学译社成员包天笑回忆：“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委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栋、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政法的。”在创办《励学译编》时，“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29]

实际上，这里提到的杨廷栋、周祖培等留日学生，与苏州的励志译社互为影响、互相支持，做着同样的工作。原来，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有一个“励志会”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春，其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是一个联谊性组织。但是，由于国难频频，政治热情也很高，经常探讨中国衰弱的原因和变革转强的出路。于是，在苏州《励学译编》创刊前四个月的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为江苏人的杨廷栋、周祖培等人，就创刊了《译书汇编》，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常识，设有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很受留学生和国内先进分子的欢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日本留学生中，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的《译书汇编》，其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被称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日本的这些江苏留学生当时都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们边学边用，就把日文版的西方政治学说著作翻译过来（如杨廷栋译的卢梭《民约论》，此外他们还译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正好适应了留学生追求学习西方先进思潮的需要。而苏州《励学译编》与他们不仅有通信联系，还有业务联系，所刊译著大半译自日文，而且转载《译书汇编》上的文章。《励学译编》在东京的代售处就是《译书汇编》发行所，同时，《励学译编》还刊出代售《译书汇编》的广告。苏州吴县人周祖培不久回国后，参加了励学译社工作。

安庆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这几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并足以否定多数学者所定的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接受西学的说法，实际情况是陈独秀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后来留学日本期间。由于大战和大地震等原因，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都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等等，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某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文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的精神表现，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与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这也是与他留学的目的是寻找救国的方案而不是学一门专业的思想一致的。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1898年，在参加南京乡试后回安庆、与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并在各种新书报中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陈独秀，与游学各省到此的苏州励学译社的成员相识。然后，随嗣父陈衍庶到东北，住了一段时间。昔凡善长诗赋、书法和绘画，并酷爱收藏书画古玩。聪明而爱好不同的独秀在这里受到熏陶，文化修养得到进一步提高。[30]

次年，兄弟俩得到母亲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陈后来悼念兄长诗中，有一句说：“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这里的“南奔历险”，有人说是在途中遇到东北的土匪“红胡子”劫财，要杀。后来知道他是陈衍庶的儿子。不仅归还财物，还护送他俩入关；孙伯醇还说：陈衍庶为奉天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陈予以相救，并招安。[31]查张和陈的历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张作霖被招安收编是在三年以后的1902年。当时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韫，不是陈衍庶。从《怀宁县志》记载，这时的陈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级的“新民府擢道员”。由于如前所述他在东北任职期间，“悉得民隐”。对此，当时红胡子张作霖也表示钦佩，所以放了陈独秀弟兄俩。这个解释似乎更符合实际。

弟兄俩“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可惜未能“骨肉全”——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是当时陈独秀心目中最敬爱最眷恋的亲人，“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32]这可能是重感情、知恩情的他，一生中第一次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然而，使他更为痛苦和迷茫的是他的改良主义信仰由于戊戌政变的失败、康梁出逃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而遭到沉重打击。于是，因母亲逝世，陈独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东三省。这一次他在帝国主义侵华第一线亲身体验到国亡家破民苦的滋味，更坚定了他探索救亡道路的决心。

1900年春天，由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山东、河北地区农民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由于被清政府利用，很快席卷平津城市，东北的义和团也向沈阳发展，给帝国主义各国以沉重打击。英、法、美、俄、日、意、奥、德遂组成“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宣战，8月中旬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派出十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分五路，入侵我国东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如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火烧瑷珲城等。中国居民被杀害二十余万人。有些情景，还为陈独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忆说：

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他又说到中东铁路的情形：

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33]

1895年甲午战败时，陈独秀还年轻，只是听人家说，已有触动；这次亲身目睹，受到极大刺激。1904年，他回顾说：

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34]

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这时梁启超的《时务报》已经被查封，苏州的《励学译编》等新书报，也已满足不了陈独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国衰亡原因的要求。于是，他从沈阳回安庆只承担了一期《励学译编》代售处的工作，从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第二期起，安庆的代售处改为“姚家口藏书楼何春台先生”。这位何春台，当时也是一位激进的爱国者，与陈独秀关系密切。据当时报纸报道，何春台在这年3月24日上海张园举行的反对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爱国集会上，曾发表“激昂感慨”的演说，近千人“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35]

何春台与陈独秀相识于何时，不清楚，但从《励学译编》代售处地址和名单的变更，说明上海演说后，何即回安庆，与陈联系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励学译编》才由何任该杂志的代售。陈独秀要准备去日本留学了。陈独秀原来说要“去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五次都去了同一个国家——日本。除了去日本经济和方便之外，主要是当时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这里，已经可以满足他寻求救中国道路的愿望。

在《清国留学生第一次报告书》中，我们发现了由陈独秀本人自填的留学时间是“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学校”。陈独秀不是由国内某个学校因学业成绩优异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学生，而是不懂日语的自费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过苏州“励学译社”和东京“译书汇编社”的朋友介绍（这两社的几位朋友本身即在东京学校读书），进入专门为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日语的“东京学校”，同时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其他功课。

但是，陈独秀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死读书的学生。既然他不是来单纯学习知识，而主要是来寻找中国衰弱原因的，所以，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但是，这时“励志会”及学生中的思想状况已经与一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原先这些学生对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很景仰，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而且，由于梁启超倚仗在刚刚失败的戊戌政变的声名，在学生中有更大的影响。励志会中的有些会员如秦力山、沈云翔、戢元丞、吴禄贞等听了梁的召唤，还回国参加了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军在江淮地区进行的拥护光绪帝君主立宪的勤王起义。但是，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些会员的思想发生变化，励志会分裂为两派：稳健派和激烈派。稳健派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接近官场，凡有政府派员考察日本，常任翻译，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并站在维护清王朝立场上，鼓吹君主立宪，被激进派的人士视为堕落的官场走狗。激进派中有秦力山、戢元丞、沈云翔、张继等人，认为清政府腐败，难以挽救，受卢梭《民约论》影响，倾向于民主革命。秦、戢、沈等人是参加自立军起义的。秦在失败后到新加坡斥责康有为贪污起义经费，愤然与康绝交；又回到日本横滨找梁启超，梁为躲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而他去。于是，秦力山跑到东京，与同为找梁算账不着的戢元丞一起在1901年5月办起了《国民报》，倡革命、排满之说。明确与已经堕落成保皇党的康梁派划清界限，发表激烈批判康、梁的文章。秦力山自任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编辑《译书汇编》的杨廷栋、杨荫杭、雷奋，还有张继等。于是，《国民报》成为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并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理论武器，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在留学生中独具特色。秦力山等人在创办《国民报》同时，还组织了“国民社”，张扬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

以自立军失败为转机，秦力山等人抛弃改良主义而转向革命，说明留学生思想的急剧分化。这些人，都因《励学译编》的关系，成了陈独秀的朋友。他们和他们的报刊，都给陈以影响（在后来创办《青年杂志》时，还可以看到《国民报》和国民社给陈的影响），所以，陈虽曾接受过康梁改良派的主张，陈的思想日渐左倾。再加上，因戊戌政变和“勤王”起义失败，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挥之不去，他急于采取行动。所以，不久，陈即与张继退出励志会，并于1902年3月回国，约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书楼是类似图书馆那样的公共场所，1901年由当地开明士绅所创设，宣传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西学图书。现在，除了原来苏州《励学译编》之外，陈独秀又从东京和上海带来许多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学说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报展览，于是吸引来众多青年学子。陈独秀还和几位友好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读书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发表对时局看法。他们还每周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排操口号。

当时的《大公报》还报道他们拟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36]

《大公报》上的这条消息，可以说是关于陈独秀一生中进行爱国和启蒙活动最早的报道。而这也的确是陈一生革命与启蒙运动、政治生涯的开始。

不过，实事求是说，陈独秀他们当时的思想，还只是在反帝爱国的改良主义水平上，还未达到孙中山的推倒清政府的“革命”程度。因为当时对他们刺激最强烈的是八国联军的军事入侵和俄国拒绝撤军所造成的亡国危险。此乃燃眉之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甚至还没有达到康、梁（改革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深度。但在活动上，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即着重于广大民众的启蒙，着眼于从根本上救国的远景，而不是像康、梁注重于上层而又醉心于保皇，也不是像孙中山依靠少数激进志士及华侨，并以单纯“排满”为号召。当时保皇改良派与排满革命派互相攻讦，争论得很厉害，陈独秀却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立场。他作诗曰：“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他独立思想者的特色。

不过，从广义上说，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是民族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内容。而且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势力互相勾结的特殊关系，反帝必然导向反封建、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所以，1902年陈独秀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标志着他自己所说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转折：由“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也说明，陈独秀的思想发展是与时代先进思想的发展同步的，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而且他更注重实践。

果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醉心卖国求存的清政府，对陈独秀等人的反帝爱国活动不能允许。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一起再次赴日，进入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们仿照意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名称，成立了“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还合影留念。[37]1902年冬出版的《逸经》杂志第1卷第31期刊登了这张合影照片，其中陈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见。这是又一份十分难得而且稀有的记录陈独秀早期事迹的真实史料。

1902年的这些活动，标志着他自己所说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转折。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拉开序幕，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一方面表现了革命志士英勇牺牲的精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以“排满”的种族革命为旗帜，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基础狭窄，起义规模较小，都以失败而告终，社会影响也不大。

进入20世纪，以留日学生中《译书汇编》《国民报》的创办、励志会分裂、青年会成立为标志，表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崛起，积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这个阶层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是中国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加入，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面目为之一新，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民主革命中，排满以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的色彩较重，因此这个革命无论在反帝还是在反封建上，都是很不彻底的。唯有陈独秀等一开始就根据西方民主主义，自觉地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平等、民主、自由目标而奋斗。所以，陈是一个真正的自觉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论从时间还是从思想上说，他不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

初出茅庐 叱咤风云

青年会创立后，陈独秀即积极参加或组织身边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动。鉴于当时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正当权利，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训曰：“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还把姚的辫子悬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38]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会屈服，更不允许这种无法无天的造反行动。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可是，他们一回到上海，立即汇入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

1900～1903年，在日本留学生中出现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并由维新向革命激进转变，产生青年会的同时，国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和新派人物。他们是1901年、1903年上海两次拒俄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同时，他们还以上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导火线，发起席卷吴兴、杭州、南京、上海各地师生退学、罢课、集会反抗学校中封建势力的“学界风潮”。

1903年3月陈独秀（左一）与友人摄于东京

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这些激进组织和报纸，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章士钊等。他们当时的革命活动，主要是组织集会，出版书报，发表政论，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

《辛丑条约》，中国以巨大的屈辱为代价，换取八国联军撤军的承诺。另按1902年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东北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独霸东北。消息传出，曾在两年前上海张园举行过两次抗议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集会的上海士商汪康年，会同蔡元培、吴敬恒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组织，在4月27日，发动千余群众，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抗议，并致电清朝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39]同时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40]

在东京的留学生立即响应。29日，四十余人集会，汤槱、钮永建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钮还提议：“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41]于是，在会上，留学生纷纷签名加入“拒俄义勇军”。

上海又与东京留学生互相呼应。30日，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校学生及各界群众一千二百余人，在张园再次举行拒俄集会，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当场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签名入会者六百余人。会议高潮时，得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急电，又决定也成立上海义勇队（后来两地的义勇队都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推蔡元培、吴敬恒、章士钊为首。据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回国的潘赞化回忆，被驱逐回国的陈独秀这时也参加了上海的运动：“留学生返国者，始在上海组织（加入）爱国学社，于英租界跑马厅旁。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陈独秀主持之。未几，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章士钊、陶严兄弟、秦力山等十余人也来加入军事，声势浩大。”[42]但是，可能陈在当时上海名气还没有别人大，并且，上海人才济济，他作为后来者也插不上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所以当时的报纸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一般都没有提到他。可是，紧接着陈独秀到安庆响应上海、东京而发起的安徽拒俄运动，他就成了当然的领袖。而且，在当时报道的各地响应掀起的拒俄运动中，安徽拒俄运动也较为突出。

1903年5月初，陈独秀回到安庆，就与潘赞化、潘璇华、王国桢、葛光延等人，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在各学校及闹市区广为散发张贴陈独秀起草的《知启》：

呜呼！事迫矣！势亟矣！若我国人心稍懦，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敬爱、最可有为的大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哉！

为此，《知启》疾呼：

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43]

《知启》通告“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阳历5月17日）”在藏书楼开演说会，“议补救之方，善后之策”；并声明“风雨无阻”。

是日，虽然大雨滂沱，但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发动下，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校师生及其他群众三百多人，还是冒雨来到藏书楼举行拒俄集会。据报道：楼内容纳不下，“多立门外而听，众情踊跃，气象万千”。[44]

报道说：大会由陈独秀主持，“陈君仲甫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郗歔”。[45]接着，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他在逐条痛斥沙俄侵华七条要求后指出：

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然后，他讲述庚子年自己在东北亲眼目睹“俄人虐待我中国人”之惨状，并说“不但俄如是也，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这里，最凸显出陈独秀一出山就不同凡响的是，他特别从国民性质上思考国亡危势，从改造国民性质、唤醒国民大众来救亡，而不是依靠少数热血之志士推翻腐败清王朝为目标。他说：

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辱我中国者……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为此，他提出三条挽救意见：

第一消息。此次俄之密约，上海及沿江沿海已传遍，欧美及日本也宣传各报，惟内地不知何日可得此消息。“中国人尚不知，其何以防之。”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启蒙）。

第三体魄。发展体育以强健之。

最后，他热切表示：

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此即今日开会本意。[46]

且看，陈独秀此时就已明确用正面教育和反面的激将法，来做国民的启蒙运动。所以后来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全国启蒙运动，不是偶然的。

适值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陈独秀当场宣读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陈独秀并当场宣称爱国会“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侵凌”。[47]说明他们立此团体和活动，并不局限于一省，而着眼于全国，着眼于救国。由此也看到，当时陈独秀他们与全国各界的联系，特别是学界的联系，已经相当广泛和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连成一气，再加上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具有全国指导中心地位的《苏报》的报道，使陈的活动得以宣传，这就为陈高瞻远瞩，眼观全局，叱咤风云，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创造了条件。

接着在“各学堂魁杰”演说后，当场公布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爱国会拟章》，宣布宗旨为：“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现办之事为出报和体操（每日习操二小时）。规则和戒约中，对社员的要求亦极正派和严格，如：“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本社员素谓群谊，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如一家，务各互相敬爱，见以至诚”；“除星期外，社员仍宜各励实学，不得常至各处聚谈，荒嬉学课”。最为可贵的，是“五戒”竟然把自由而不妨害公益，反帝而不盲目排外，赫然列入，即“戒盲昧仇洋；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说明起草者起点之高，已达何等境界。而这时的陈独秀才只有25岁！

此爱国会章程公布后，“立经全体赞成”，当场在《爱国会会员名簿》上签名入社者126人，并公推陈独秀等七人组成干事会，分理会计、书记、体操、报务等事宜。

陈独秀这次发动的安徽拒俄运动，犹如一声惊雷，震动江淮地区。当时报纸报道就有这样评论：与会人员“旨趣皆相同，而规则整严，精神团结，此吾皖第一次大会，而居然有如许气象，诚为难得”。[48]

相对于广东和江浙东南沿海各省，安徽在政治上是比较闭塞保守的。在思想界，戊戌政变后，有所变动也多数限于上层的信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现在，这一潭死水，被陈独秀等人搅得波澜四起了。会后，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要求学校改变旧的学习科目，加强体操训练，健身强体，以备反抗入侵者。当时安庆最大的学校“安徽大学堂”四名高材生回校后即要求学校停止各课和自修日记，专习体操，遭到拒绝和威胁后，5月20日自行退学。接着，又有八人相率告退，谴责学校“素已腐败，禁阅报章，除经史日记而外，毫无功课”。[49]一位历史教师胡某在讲课时责问参加演说会的学生说：“汝年幼，何亦往演说？前次日记，吾尚取汝为第一，汝何随人妄动？”学生答：“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老师不以忠义提倡学生，而以考取日记高下诱掖后进……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学生万不甘为亡命之学生。”[50]言辞慷慨，声泪俱下，当场告退出堂，为此事，又有二人自动退学。

武备学堂、桐城学堂等学校，也是如此。陈独秀的演说，激起学生爱国热情，“各学生印入脑筋，勃发忠义，走相告语，或拟请抚皖电奏，或拟公电上达政府。数日之内，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51]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深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能与众多知己一起参加到崇高的救亡运动中来而热血沸腾。这种心绪，热烈洋溢在这年8月发表的两首诗中：

哭汪希颜三首[52]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吴君茂良以事亡于海上故兼悼之）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汪希颜是后来陈独秀终身挚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胞兄。陈在信仰维新主义时相识，二人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实行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方针有共识，也曾交流国家救亡与建设之种种设想，被青年陈独秀视为一难得的知己。）

题西乡南州游猎图[53]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前诗表明陈独秀对有思想的革命志士的重视。国民大多数处于愚昧状态固然可悲，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少数先驱者去做启蒙的工作。后诗则表现了在这国家大变革时期，将不顾敌手如何强大和左右怎样的干扰，自己决心独立思考和探索，牺牲个人利益而为国事勇于献身、一往无前的精神。

拒俄运动一开始，就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和恐慌。东京留学生集会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便致电两江总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54]同时，清政府也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55]虽然后来清廷否认曾发出此谕，但清政府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

陈独秀在藏书楼的活动，也受到当局的注意和查禁。知府桂瑛甚至化装混到现场听陈独秀等人演说。当时报纸报道：“闻来往是处（藏书楼——引者）之人，均系极有热心主持维新之士。其中有数名，乃近由日本留学而归者，彼等常在是处，谈议维新之法，并在是处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华报。其报乃为华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屡行封禁，均无成效。安庆府知府桂某闻藏书楼代售是报，则大为愤怒，故当此藏书楼开会议时，该府亦往而旁听。彼闻会议之人论及东三省之事，心甚不悦。一回署后，印签差往拘学生。”[56]桂瑛在藏书楼贴出镇压布告曰：

访闻近有东洋游学回国之人，在该处私设会社，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现奉抚面谕，不准演说，私设会社，如违拿办。[57]

同时他又呈报两江总督端方。安徽巡抚聂某也亲自出马，宣布学生不准“妄动”，否则立即“开除”，并饬令严缉陈独秀等人。

端方接阅呈报后，立即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独秀一体缉获。”[58]端方同时还奏请政府饬令各省一体缉拿。于是，藏书楼即被查封，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被大学堂开除。

陈独秀则险些被捕。安庆统领韩大武之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电令后，连夜把电令内容通报给陈独秀及爱国会有关人员。于是，陈及有关人员星夜逃走。次日，韩大武令吴汝澄将电令译出，再派人去逮捕陈独秀等一干人时，陈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陈独秀在安徽发动的拒俄运动，是安徽及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报纸报道爱国会章程时评论说：“此事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事虽不成，其拟章实是为安徽志士之一纪念，故录之。”[59]参加这次活动并被开除、后来成为著名国民党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经历》回忆录中说：“此时，革命情绪更一发而不可遏。”[60]因此，史家认为，“清朝末年，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将陈这一段的活动概括为“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61]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有人认为，这时的陈独秀在爱国会拟章中提出“遵守国家秩序”、“恢复国权基础”等，没有提反清口号，陈还是一个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其创一国民同盟会，“不受异族之侵凌”之异族是指外国侵略者，不是“排满”。因此他是一个“改良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历史的逻辑是：以媚外卖国求自存的清政府，连这样的爱国者都不能容忍，终于把陈独秀这样的大批原来崇尚改良的爱国者推上革命的道路。所以，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陈独秀由改良转向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章士钊等人及其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有强烈的仇满情绪。他们当时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反帝宣传，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满族统治，并以《苏报》为主要阵地。尤其是1903年6月聘用章士钊为主笔主持报务后，《苏报》实行重大改革。其改革宣言称：“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暗之中。”[62]公开揭出用革命舆论指导中国政局变化的旗帜，对清朝反动统治和保皇派发起激烈攻击。当时正值剧烈鼓吹“革命排满”的邹容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名著《驳康有为》先后出版，《苏报》即发表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公开号召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推翻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疾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于是，清政府即行镇压。6月29日发出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陈范、章炳麟、邹容、龙积之等七人的牌告。30日，在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然后，章又写信劝邹容、龙积之等投案。当时，督办此案的候补道俞明震本打算吓退当事人，不了了之，不想真的逮捕人，扩大事态，不可收拾。所以，他们都有机会逃脱。但是，章炳麟却书生意气，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来向社会宣示这种反清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坐等巡捕来逮捕。邹、龙二人也来投案自首。这固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的英雄献身精神，但革命者还是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独秀一生多次摆脱缉捕，同样表现了另一种革命精神。

陈独秀逃到上海时，革命者正利用外国租界与清政府的矛盾，反对清政府把章炳麟、邹容从租界引渡出来给予严惩的要求。东京和国内的革命运动暂时低伏。为了继续革命，在《苏报》被封后，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章士钊于1902年3月到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汪希颜是同学。这时正好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南京拜访汪希颜，与章士钊结识。汪希颜于这年暑期病逝，而陈与章却结下了一辈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1903年8月7日，陈独秀参与章士钊等筹备的《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主编。在这里，陈又结识了苏曼殊、何梅士、陈去病、林獬、刘光汉（即刘师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国民日日报》接受《苏报》被封教训，文章“论调较舒缓”，且多不具真名，说明革命者在斗争中正在成熟起来，开始讲究斗争策略。章士钊回忆说：“《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但论调之舒缓，即远较《苏报》之峻急有差”，不“为爆炸性之一击”。[63]该报的另一个特点是“格式多创作”。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带来的这种风格，以及他后来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与章士钊主持的《苏报》《甲寅》比较来看，活泼、新颖、讲求宣传实效，是陈的一贯风格。因此，《国民日日报》，因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并且比《苏报》“规模尤大”。[64]

陈独秀给《国民日日报》出了多大力，发生多大影响，可以从章士钊回忆中深切看到。陈独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寿里《国民日日报》编辑部，与章士钊、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陈、章与张继三人主编，实际是陈、章二人总理编辑事，甚至负责全部文字校对，每天工作至凌晨，习以为常。[65]而当时他们生活条件之艰苦、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后，“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66]（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陈独秀穷干实干革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及至1941年5月，即陈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斗争发生多少冲突，陈多次严厉抨击他并表示与其绝交，章士钊还写诗深切怀念他与陈的这段日子：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67]

章士钊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计其功过，就以其在政治、学术、法律、文坛上所达到的成就来说，不愧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陈后来对他发出多么严厉的抨击和批判，始终没有影响他对陈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谊。这也可反映出陈独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同时，从当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陈独秀不愿意享受其嗣父陈衍庶为其创造的公子少爷那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却挑选这种危险艰苦潦倒的生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情趣和志向所在。

但是，《国民日日报》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当局看出。报纸仅办两个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镇压，便发通令不准商民售阅：“上海逆党著书刊报，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日日民报》，提究。”[68]而且，清政府派人侦得，“该报执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于为非，扰害大局，怂人观听，藉广销场。但使无人阅其报纸，彼必支持不住，不难立即闭歇”。于是，又传令总税务司和各地邮政局，严禁销售，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69]10月7日，上海知县汪郁琨即发出告示：“不准商民购读或寄销《国民日日报》。”[70]

可见，清政府对《国民日日报》是十分害怕的。但是，由于当时民心所向，该报未被清政府压垮。总税务司给清廷复函说：“如此禁寄，防不胜防。”“清廷遂不得逞。”[71]12月初，该报终于停刊，却是毁于内讧。因社内职工连某与卢某私人纠纷，酿成该报与国民丛书社之间的诉讼，最后虽得调解，但经此风潮，该报大伤元气，难以为继了。

从其1902～1904年的革命活动可以看出，陈一开始就以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着眼全体国民的发动、重视宣传、组织工作的领袖姿态出现，与那些重行动而不重思想启蒙，或依靠少数人而不注意发动群众，或轻视实践的口头革命派及没有组织能力的一般战士，形成鲜明对比。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弱小，决定了像陈这样的革命者是少数，因此他们不可能改变中国民主革命初期失败的总体结局。

何梅士、苏曼殊

——早期的两位特殊友人

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以前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陈独秀也进行了许多文化活动。可贵的是，他在进行这些文化活动时，是自觉地为政治活动服务的，带有反对封建旧文化、提倡民主新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并以这个标准处理朋友的亲疏，从而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

在1903年《国民日日报》时期，与章士钊、陈独秀同居的是何梅士，福建人，当时正拟东渡日本习陆军未就，暂住此处。此人立志高远，品性豪放，情趣浪漫，因此与陈一见如故，双方都觉相见恨晚。这时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门闺秀，与何梅士一见钟情，在热恋中似胶如漆。但沈家以何贫而反对，棒打鸳鸯，将棋卿强行送返原籍，以断绝二人往来。此事激起陈独秀和章士钊深切同情。第二年2月16日，何梅士在东京因患脚气病逝世。章士钊与陈独秀得讯，皆以为何为棋卿殉情跳海而亡。章士钊为此而以何、沈原型创作了小说《双枰记》，当时在芜湖的陈独秀则写了两首情真意切的怀友诗：

哭何梅士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72]

此诗刊于1904年4月15日，说明陈写此诗时，还不知何死真相，还以为是为棋卿殉情。在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同时，感叹了人世沧桑和生命的短促。章士钊得此诗后，一面告诉陈何死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诗两首，并披露他们当时已经以“革命党”自居，称何为“吾党健卒”，而他们三人是最相投契者，因为他们三人在编辑《国民日日报》时，曾“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谈至漏尽”，“同享友朋之乐也”。而“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报书，谓梅士之变，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章曾将何耗讯广告友朋，望“集梅士之友为诗哭梅士，庶足以尽待死友之道。今应声而同感者，只之一诗”，可谓知己难得。

由此亦可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个很有个性，又是一个很重友谊和情感的人，非常人所可比拟。从章士钊的复信中得知何死真相后，更激起他情感波澜，以觉醒记梦的手法和浪漫主义情调，又写一首歌行体长诗《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中云：

故人一别流水东，我悲朝露齐翁童。理为万劫不复值，胡意梦中忽一蓬。谈笑颜色一如昨，我亦知尔为鬼雄。

……

神州世变日益急，方以病亡为尔惜。今知拯弱横葬沧海东，男儿壮举何悲泣。况复捐躯从知己，同种同心此爱一。我惊此梦百感来，灯火不温人语寂。

吁嗟呼，众生九道相轮移。动植沙石流转何离奇，与尔有缘得再随。不知尔为何物，我为何物在何时。[73]

此诗在前诗基础上，继续表示赞赏死者对纯真爱情的执着和对自己失去知己悲痛的同时，上升到了为革命失去一“男儿”的悲惜。因为“神州世变日益急”，正需要何梅士的智行胆识为拯弱救亡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时候，他却“横葬沧海东”，此事是何等的悲泣！

同时，何梅士与沈棋卿的恋情被拆散事件，也在陈独秀的头脑中产生挥之不去的悲情。当时他显然把控诉和批判包办婚姻剥夺青年恋爱自由权利的事件，看成与救亡同样重要的革命内容。所以，接着在5月，在他主办的《安徽俗话报》批判“恶俗篇”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发表于9月）。6月又发表《说国家》的救亡文章。这说明，陈独秀一开始就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救亡与批判封建传统的文化革命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这是他的一贯思考，所以，当后来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的政治革命暂时失败时，文化革命在他心目中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主题。

这时期与陈独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还有苏曼殊。何梅士由于很快去世，没有在革命运动中继续发展与陈的友谊；陈与苏曼殊的相处，也主要在《国民日日报》时期，也是短暂的。但二人的友谊基础比何梅士与陈的友谊基础广泛深刻得多。如果说陈与何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基础上，那么，陈与苏的友谊则是建立在反对“孔子的奴隶教训”和“抢夺他人财产”的统治者的革命基础上了。此外，二人还有共同的爱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处世、愤世嫉俗的性格。

苏曼殊也是一个陈独秀式的怪才。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为日本人（另一说其生母是中国人黄氏，日本人非其生母）。1884年生于横滨，6岁时回归原籍广东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因此他一生漂泊，未享父母之爱。有人说他与陈因此有共同的“仇父情结”。陈独秀因婚姻、爱情与革命，与嗣父决裂，最后还“拒认家产”。他则在1904年父亲病重去世时，“拒奔父丧”。他还深爱过一个日本女子，但未成功。陈的第一次婚姻也不幸福。因此这方面也是同病相怜。这些都是使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1902年，苏曼殊在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时，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青年会，与陈相识。现在又与陈住在一起，为《国民日日报》撰写小品。此人绝顶聪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爱读并翻译过拜伦、雪莱的诗作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还长于文艺、绘画和作诗，风格清丽，间有俊逸豪放之作。在这些特长与爱好方面，他也与陈有许多共同语言，并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后来与苏曼殊有深交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柳亚子回忆苏曼殊在某些方面曾深受陈独秀的教益，甚至说曼殊是受陈独秀的影响而启发了自己的天才。

那时，苏曼殊很喜欢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决定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国民日日报》。连载时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差，“不工为文章，造词多乖律令。而独秀殷勤启迪，不啻师之弟子”。[74]柳亚子说：陈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字句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此后，独秀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此人真是一个怪人怪才，汉文根基不好，竟然还想作诗。惊人的是，曼殊后来竟还真成了一位诗人。原来，曼殊学作诗也在这个时候“由独秀指导”。可能老师对学生很严格，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75]

曼殊因身世飘零，又受佛教和西方悲剧作品影响，佯狂玩世，在与陈一起加入“青年会”后不久，即厌世而削发为僧，法号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但又耐不住寂寞，又以僧装还俗，加入到《国民日日报》工作中来，后来做过不少革命工作。但他又生活无节，嗜酒暴食，1918年35岁时即英年早逝。

那时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献身革命，饱受反动当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个人自由，与现实专制社会格格不入，缺少社会（包括家庭、亲友、恋人）温情，因此备受折磨。体质稍弱者，往往早逝。社会发展中，这种精英早殇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与陈这段时期有接触的就有汪希颜、邹容、何梅士、苏曼殊、吴孟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陈对重要亲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写诗或作文悼念，有的还写长诗，而且他写诗文并非一般应酬，而是挥洒真情。如他早期写的《哭汪希颜》、《夜梦亡友何梅士而赋此》、《述哀》（哭兄）、《存殁六绝句》，晚年写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这里充分表现了陈品性中重感情的一面。这与他对敌人深恶痛绝并以“四十二生的大炮”进行轰击的战斗精神，形成鲜明对照。

陈独秀后来对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忆。1926年9月6日，他对柳亚子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儿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不仅如此，在陈的调教下，他不仅能把大部头的外国名著翻译刊登出来，还能做最难的翻译外国名诗（拜伦、雪莱的诗）的工作，而且不久还成为诗文、绘画俱佳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陈感叹说：曼殊“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陈独秀还讲到东京同盟会时期，章太炎与刘申叔的冲突与他们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当时曼殊与他们住在一起，看透了人情世故，“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的样子，以佯狂免祸罢了……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地跑来告诉我”（所以，陈独秀对同盟会和国民党，由于很了解它们的弱点，有很不好的印象）。陈独秀最后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76]

在教曼殊的人中，还有章士钊。那么，谁对他影响最大，是他最好的老师呢？陈独秀。柳亚子在曼殊去世17年后的1935年写诗这样说：

名扬画虎惜行严（即章士钊），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陈时在南京狱中——引者），曼殊朋友定谁贤？

关于二人翻译《惨社会》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剧意味了，并可见二人友谊的思想基础。

《国民日日报》停刊时，《惨社会》只发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况全对陈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77]《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曾一起在上海赁屋同住过一段日子。不久，喜欢浪迹天涯的苏曼殊去了香港。于是，陈就接受了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接着翻译下去的工作。《悲惨世界》的原著是法文的。在当时的日本，这样的名著，肯定也有英译本或日译本。现在不知道苏曼殊所译的书，是法文还是英文或日文。陈独秀在日本留学，自然首攻日文，同时也精通英文，因为几年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模范英文教科书》。但有人说他还通法文，就无从查证了。这时，陈独秀两次留学日本的时间加起来，已有约12个月，以他的天赋，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译外国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到第十四回。镜今书局于是就在这年（1904）年底印出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陈同译”。

这本书，因是出于这样两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国第一次翻译雨果名著，所以，它不仅以后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义的是，苏、陈二人并不把这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有意把它作为一件载体，载负揭露现实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的任务。因此，不仅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且从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过他来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这又是我国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这种事也只有他们两个具有这种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干得出来。像章士钊这样的人是干不出来的。所以，章士钊说：陈与苏共译的小说，“极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78]

关于曼殊译《惨社会》，陈独秀说：“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79]这说明在苏曼殊开始翻译该著时，陈就知道并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是同意从第七回开始添加进去这么一个故事的。因此最后三回多，由陈继续“乱添乱造”下去。那么，苏曼殊和陈独秀通过编造的故事，到底宣传了些什么“政想”呢？至于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代表了陈独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

第一，称颂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故事的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反“难得糊涂”之意而用之。

这是译者要歌颂的正面人物。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满洲狗，影射汉族官僚）等。通过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描写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声称：“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听他过去”；“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这些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男德要铲除的人间不平，主要是“官府”，矛头直指清王朝。他说：“你看世界上那些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还要对着那主人翁说什么‘食毛践土’，‘深仁厚泽’的话哩。”（下面会讲到，把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视为反对满族的种族革命，不是陈独秀的本意，但考虑到此故事主要是由苏曼殊创编，出现这种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有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

第三，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书中多次写道：“世界上物件公有，反对财主不劳而获”，并明确提到“社会党”的主张：“世界上物件，就为世界人公用，那（哪）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私产吗？”男德说：“我看世界上除了能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班蟊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儿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

有人把这说成是陈独秀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显然是误解。当时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中，对中国留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如张继、吴稚晖、刘光汉及其妻子何震、苏曼殊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但是，当他们把这种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思想接受和宣传的时候，还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即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并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下，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人们也不注意马克思的学说，最崇拜的是克鲁泡特金。至于用暗杀等个人恐怖的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革命，则信仰者更多，包括蔡元培、秦力山等。他们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甚至把“暗杀”列入纲领。所以，陈独秀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是不奇怪的。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如上所论，这时期陈独秀本人所写的信仰和政治文章中，几乎没有这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字。赞成个人恐怖手段，也主要发生在1905年一个短时期内。因为正如以下他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所明确阐述的，陈独秀基本的革命思想是唤醒全体国民，具有“理性革命”的色彩。所以，如果硬要把《惨社会》中的思想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联系起来，正如以上把反清革命具“反满”色彩主要应该视为苏曼殊的思想那样，陈独秀即使同意，在他当时驳杂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时也应该肯定，这种思想表达的建立一个政治平等，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的主张，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许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赞成的。

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隶思想。故事中，批判最烈的，莫过于借男德之口，攻击孔子把全中国人民变成了“奴隶”：“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贼种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象都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在这个问题上，上观陈独秀童年时期对四书五经的厌恶，下看新文化运动中他对法兰西文明的歌颂和对儒家伦理的轰击，可知这才是陈独秀的一贯思想。

创办《安徽俗话报》

——对国民性的初步探索

如上所述，可能是从小就厌恶孔夫子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原因，陈一开始革命就重视反对封建传统的文化革命，把它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或配合政治革命的进行，从而在思想境界和革命觉悟的深刻性上，高于同时代一般的革命者。关于这一点，集中表现在1904年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

1903年底，陈独秀回到安庆。他经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学堂。这个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字挚甫）去日本考察学制后创办的新式学校，聘用陈独秀的两位友人——房秩五、吴汝澄为学长。陈独秀就经常向他们宣讲形势。房秩五回忆说：独秀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意气甚豪。他对当时意气风发的陈独秀极为推崇。有一天，陈终于说出想法，“约共办安徽俗话报”[80]。但是，当时桐城学堂要迁回桐城县城，改名桐城中学。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学，吴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课。于是，陈即写信商之于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写信给在芜湖经办“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胡对当时只有25岁的陈也极为推崇，信中说：“陈君重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于是，经汪孟邹与图书社同人议妥后，欢迎陈独秀到芜湖办理，并以图书社作为发行机关。[81]

就这样，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开始时，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汝澄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一人负责。陈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等工作。[82]因芜湖科学图书社无印刷设备，所以由陈独秀将稿件汇齐后，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制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陈独秀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83]不久，房去日本，吴赴桐城，报务遂由陈一人负担。这种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陈独秀思想（办报宗旨）高远，知音难觅；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以偷天火启蒙天下的工作为自豪，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他不再看中点点滴滴的改良，也不急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而想从提高国民群众的思想素质着手，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启蒙工作。陈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84]

这时，科学图书社也创办不久，以贩卖新书报、教科书为业。陈独秀一到，就在墙上写了一副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气吞山河，豪气冲天。从此，陈与汪孟邹及其图书社（后改名为《亚东图书馆》）结下了永恒的友谊。直到陈逝世，几十年中，汪孟邹及“亚东”给了陈许多极其宝贵的帮助，特别在经济与出版上。

说《安徽俗话报》思想高远而深刻，首先表现在它的对象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无钱多读书的穷人”，而不是对上层及其他少数人的，这就说明它与当时的保皇改良派及排满革命派是不同的。陈独秀在创刊号《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宣布，他办报的“两大主义”是：“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好有个防备。”说明他要告诉大家的事体，不是一般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在《安徽俗话报章程》里，概括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为此，他表示要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的办法来办报。

此报上每期重要文章，都由陈独秀亲自用“三爱”笔名发表。

于是，俗话报第1期第一篇重要的文章《瓜分中国》就讲当时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形势，说由于中国官怕洋人，各国就来“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照他们的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义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

接着，文章说，要是中国不答应洋人的要求，洋人就要大动干戈。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兵力，要和外国打战，那是怎能够打得胜呢？”接着他简单论述了长江防务和其他情况，认为若是外国兵马一涌而来，中国是没法抵挡的。但是，“这样看起来，难道外国兵来了，我们就顺手归降他不成吗？我想稍有点人味儿的，那肯做外国顺民呢……不如趁着外国兵还没有来的时候，偷点空儿，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点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洋人欺负的道理呢？”

文章接着批评了“只晓得个人躲在家里舒服”，不问国事的现象，指出“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家，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

实际上，陈独秀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救亡宣传和鼓动工作，他的重点是寻找导致中国衰亡的原因，企图从根本上来做救亡工作。

这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清朝政府和官吏的腐败。“三爱”在《安徽俗话报》上有许多抨击这方面的文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眼看着他占了奉天，那敢道个不字”；“那班带兵官，别说是打战的本事了，那不吃鸦片烟不克扣军饷的，到有几个呢？”[85]谴责最严厉的是在同期俗话报上发表的《醉东江——愤时俗也》那首词：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

但是，陈独秀探索的结果认为，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不少人对陈独秀这段话不以为然，把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排除在中国衰亡原因之外，似乎不是爱国者、革命者应有的思想。其实，陈独秀这里并没有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辩护的意思，不过是把这两个因素视为当时中国衰亡的现象来对待，把它与国民性不好相比较来看，后者具有根本的意义。应该说，这个观点与我们惯常把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腐败当作中国衰亡主要原因的传统观点比较起来，是更深刻的。因为，若当时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是衰弱的；若没有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衰亡的现状。

接着他写《亡国的原因》[86]，举了两种不好的国民性质，并进行分析批判。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做官的，“无非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硬，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

陈独秀指出：“列位呀！要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然后，他以庚子赔款四万万两银子，乱事虽然在北方，南方几省也要摊赔款，百姓都要出捐，来讲“一国大乱，一家不能独保”的道理；并以犹太古国的百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被灭国，犹太人没有国家保护只得东飘西荡，被别国人欺侮的实例，进行论证。

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文章批判了“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等一系列“糊涂的俗话”，指出：“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我中国人都是听天由命，不肯尽人力振作自强，所以一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洋人占夺去了，也不知设法挽回哩。我看日后洋人来灭中国，中国人做奴隶，扯顺民旗的，少不得又是这班听天由命的人了。”

文章以科学的知识解释道：“列位要知道天是一股气，并没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命是格外荒唐的话了，俗话说得好：‘祸福无门，为人日招’，那有什么命定的话呢？不过是算命的胡乱凑几个天干地支叫做命，骗骗饭吃罢了。”

陈独秀1901年去日本时，就自觉地怀着一颗探寻“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缘故”的心，现在，经过几年的探索，他初步找到了这个答案——国民性质不好！而从他对国民性质的分析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

民主问题，当时突出表现在对“国家”认识上：国民的普遍认识是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所以，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也就不关心国家危亡形势，不参加救亡运动。

陈独秀认为：“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行使主权的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这里，陈的武器，显然是卢梭《民约论》的思想。

国家是全国人的大家，政府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君主与国民是平等的——这就是当时陈独秀的民主观、国家观。与后来《新青年》时期的陈相比，这时他的民主观显然是初步的、肤浅的，但与当时一般国民比，甚至与先进的革命志士比，却是先进的。特别可贵的是，他一开始就不同意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把革命视为“排满”的种族斗争。当时的革命志士中，大多数是仇满者，认为中国的衰亡、外敌的入侵，都是满族统治的结果，甚至认为清人入关，推翻汉族的明王朝就是“亡国”了，即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因此，他们认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当时的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这种思想。而且他们都聚集到孙中山的旗帜下，于是也影响到孙中山，“驱除鞑虏”这个种族革命的口号，写进了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誓约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了同盟会的宗旨。当时这种“革命排满”的舆论在革命者中形成强大的压力，而且贯穿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的全过程。对待“排满”的态度，甚至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线。

但是，陈独秀独立思考，明确表示不能苟同。他在《安徽俗话报》上的文章，承认清朝皇帝是中国的皇帝，清政府是中国的政府。他在解说“亡国”二字时指出：

这国原来是一国人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这国里无论是那个做皇帝，只要是本国的人，于国并无损坏。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与朝廷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为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可称做“换代”，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87]

在当时的“革命排满”论高扬的情况下，能用这样明白的语言说出清朝皇帝也是中国人，清朝灭明不是亡国，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的。把亡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国民性不好，这国民自然包括汉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汉民，更要有勇气。更可贵的是，他接着还说了“亡国还不必换朝”的道理：

不但亡国与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只要这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而国却真是亡了。

这是多么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观察。联系到当时的革命者对《辛丑条约》以后的中国的认识，有几个有这样的深度？联系到以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和汪伪时期的中国，它的远见性也显而易见。深刻性和远见性，就是真理的彻底性。陈独秀宣讲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所以，陈独秀一生革命始终不忘反帝。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彻底，总是失败，就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总是抱有幻想，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反清反北洋军阀。

话又说回来，发展中的客观事物总是不可能那么完美。陈独秀的思想也许太理性、太彻底了，所以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往往曲高和寡，不为世俗所理解。因为，几百年的清王朝的确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大汉民族，而且这个民族统治集团的狭隘性，使它不能实行“满汉一家”的政策，始终想表现和保持其满族的优越性，时时不忘记在阶级压迫之上，再加种族压迫，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忠心效命于清王朝的汉官，也受到猜忌和排斥，更不要说它不得不任用的其他汉官了，这表明它的统治基础是很孤立很脆弱的。因此，在革命风潮到来时，“革命排满”的口号，不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宪”，而且比陈独秀的“国民启蒙”口号，更能吸引革命者。这大概是陈独秀为什么参加革命较早，而在以后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却少有作为，以及与同盟会元老们关系密切，却始终不参加同盟会及以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中国人的悲剧，也许也被这时的陈独秀点中了。因为即使在现在，又有多少中国人能自觉理解陈独秀的国家观、民主观、科学观，并为此而去努力奋斗呢！

1904～1905年的陈独秀，探寻中国衰亡原因，找到了国民性不好的答案，并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本来应当继续深入探索国民性所以如此不好的根源是什么，即是什么导致国民不关心国家危机？是什么造成国民听天命、迷信鬼神？又如何改造这种不好的国民性？陈独秀当时没有能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过去一般的研究主要认为是客观形势有了变化，因为1905年，由于革命派三个小组织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并立即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高潮，陈被卷入到这个高潮中去，无暇再做这种理论探索工作。这当然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从主观上来分析，当时的陈独秀，的确也缺少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更新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在更加丰富的实践中产生的。陈虽然是天才，也不能凭空产生思想。

从现存22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来看，内容虽然十分广泛，有政治、矿务、民俗、教育、历史、地理等，说明他知识广博，但都紧扣两个主题：一是政治上反帝爱国救亡；二是文化上宣传民主、科学。对象是广大民众，而不是上层和少数人，即反对国民对国家危亡形势的麻木及思想意识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后。不过，如上所述，这时陈独秀所宣传的民主，主要是反对国民对国事的麻木，即把国家主权和命运交给皇帝和政府胡为的传统观念。例如《论安徽的矿务》和《安徽的煤矿》二文，[88]具体列出安徽十几个州县煤矿资本情况后指出：“二十几处，就有十七处，或合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人独自办得妥当的却很少。”接着就深入浅出地讲述一般老百姓不明白的帝国主义由经济侵略必然发展到军事侵略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倒）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着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他们洋人，占人家的土地，灭人家的国度，其先总是哄着那地方的官民，开采几处矿山。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既开矿山，又造铁路……那洋人必定借保护商务为名，调洋兵来驻扎矿山铁路左近。到了洋兵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强梁的举动，还用再说吗……单看看眼前的东三省，当初也不过是让俄国开几处矿山，造一条铁路。东三省的人，都看着不在意哩，那晓得到了拳匪乱起，俄国只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就把偌大的东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

陈独秀讲历史，也是重在讲述历朝兴衰原因，褒贬朝政善恶，鼓吹革命。如他写的夏、商、周更替这段历史，就用了《汤武革命》这个标题，说夏桀为王时，横征重税，搜尽百姓银钱，全国人民自然要切齿痛恨，反对朝廷了。成汤便大兴人马，直向京城进发，“不几日革命军便破了王军”，推翻夏桀，建立商朝。成汤用伊尹做了宰相，在京城内外，“设了些大小学堂，教育众人的德性才艺”。这时候读书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专心经营衣食，不暇求学，因此认识字的都很少，汤王设了这些学堂，倒着实有益。六百多年后，纣王接位，加收重税，招养兵卒，“压制众民，不许议论国政。那晓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越发激成民变”。周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汤王废君救民的念头，一天访得一位贤人姜子牙。这姜子牙的为人，与众不同，生平志气，“只知有保国救民四个大字，除此以外的钱财官爵，都看做狗矢一般”……在《十四年共和》中，陈独秀讲周厉王暴政被推翻，也用了“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新词，说厉王每下一旨意，万民同声怨骂。于是让一位善于警察的卫巫带领许多无赖之徒，四下里明察暗访，如有二人私聚在一处谈论国政的，便拿去斩首，“国民莫不怒发冲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涨似一天。国民正在惊涛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聪明人，发出一种壮快的议论，大声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象春雷一动，百草发芽一般，国民无不揭竿响应，革命军大得胜利”。“厉王逃去之后，国民新创共和制度，不立国王，公举周公、召公二人，为全国国民的代表，协办内外一切国政，号曰共和。”

如此“故事新编”，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使我们想起了后来鲁迅的“故事新编”。这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革命斗争，看来陈独秀是创始者。前有改译《悲惨世界》，利用小说宣传革命，现在又改编历史故事，表明陈独秀不仅敢于革命，还善于革命。如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思想，反动当局当然是无奈的。

陈独秀讲地理，说到海岸，注明哪些口岸被那个外国占据，让人知道我国九千里海岸，可是沿海一带重要口岸很多被外国侵占了；说到交通，也是注明哪些公路、铁路归了那个国家造，“行路虽很方便，但是大权落在外国人的手里，真要制中国人的死命哩”；所幸邮政局由国家办理，但“要请外国人管理，实在是可耻得很哩”。

说到商业，“我国出产虽多，可惜工艺不精，都是些粗货。所以商务虽盛，却是外国货进口多，本国货出口的很少。因此中国的银钱，都让外国人弄去了”。东西各国，来我国通商的，有英、俄、德、法、美……十八国。但是我们中国人去到外国通商的，除日本、美国之外，他处极少，“这岂不可恨么！”

为了改善国民性质，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向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开火，进行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预演。

除前述反对包办婚姻的恶俗外，他还反对妇女“只为要讨男人的喜欢”而过分“装扮”，致使妨碍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89]

“唱戏”被陈独秀称为使男女老少诚心悦意接受教育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但是，他认为戏曲有好有坏，必须改良。如何改良，他提出了五方面的意见：一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二可采用西法，即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物理）的学问；三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四不可唱淫戏；五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这些意见，不用说，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而对于戏曲在救亡中的特殊功能，陈独秀更是有独到见解：

现在的国势危急，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各处维新的志士没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90]

可见，当时的陈独秀想什么问题、干什么事，都联系到革命、救亡和启发民智。对于“国语教育”，也是如此，他说：“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哪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国语教育，全国人才能够说一样的话……若是再不重国语教育，还成个什么国度呢？”[91]为了创造全国统一的语言，陈独秀后来在革命工作之余，做了一生的研究工作。而在这纯粹的学术工作里面，也浸透着他热烈的爱国情感。

与革命、救国和启发民智紧密相连的，陈独秀还有一个一生关注的问题就是教育的改革，在《安徽俗话报》上也提了出来。他借用“解释”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宣传以下教育改革思想。

一、反对只教学生“熟读古书做好文章去应考，混那功名富贵”，而把做人的道理丢在九霄云外。

二、教育童子的方法，一要“用顺性开导主义”。就是说“要顺着儿童原来的性情志意，渐渐的培养他的长处，警戒他的短处”，“应该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自然晓得学好”。二要实行“儿童快乐主义”，不要“待学生如同阎王待小鬼一般，百方压制，百方威吓，终日拘在学屋里咿咿唔唔，不许丝毫活动，弄得那柔弱的儿童，便合八十岁的老寡妇一般”。而应“鼓动学生的志气”，“养成儿童的活泼的性子”。三要反对体罚，“捆打辱骂种种野蛮的法子，以至儿童看学堂合监牢一般，看先生合仇人一般，象这样不但学生万万不能得益，而且廉耻丧尽，养成一种诡诈庸劣的下流性质”。

三、教育方针应学西洋，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中国“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有提倡”的传统。“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就此，在课程上，应该设置音乐、体操：“歌诗是最容易感动人的，礼仪也是很可以训练人的”，“音乐、体操两项，正合先生歌诗习礼两项”。特别是体操，“不但礼的仪节，可以令儿童整齐严肃，而且可以运动身体，调和血脉，坚强筋骨”。

四、教育目的应该“重德行轻才智”，培养学生“存良心，重志气”；不应培养“读书万卷，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卑鄙龌龊的小人”。

五、教育要不断改良，劝人莫随俗见。[92]

1904年，25岁的陈独秀，就能说出如此系统的教育改革主张，回顾那时以来百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史，谁能否认这些真知灼见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而且今天还有现实性！

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具有如此特殊的内容、特殊的风格，很快使它声名鹊起，发行仅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均有代派处，“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93]特别在安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强烈影响，著名革命者吴樾、朱蕴山等，都从《安徽俗话报》中接触到“新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94]

同时，也必须指出，文化知识是在继承中发展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中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正如他在十八岁时能写出那样知识广博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是参考了许多别人的研究和著作一样，也是参考了当时几家白话报的，并且在思想和内容上受到它们深深的影响。因为《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已是中国白话运动的中期。白话运动是1898年维新派人士裘廷梁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口号以后出现的。那以后，白话文书刊大量涌现，单就白话报而言，据香港学者陈万雄统计，到1904年，就已有40多种。这个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1897年、1898年，这两年出了8份白话报。第二个高潮是1903年、1904年，由拒俄运动引发的，共出了28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就是在这个高潮的后期诞生的。所以，陈独秀在办报缘故中说明：白话报“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的中国白话报以及杭州、绍兴、宁波、潮州、苏州等地的白话报，“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钱来，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

在他看到的几种白话报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分别是1901年6月和10月创刊的《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还有上海宁波同乡会马裕藻（幼渔）等人1903年11月创刊的《宁波白话报》和12月林獬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这几份报纸，都带有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叙述当时国家被瓜分的危亡形势，揭露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为先导，然后以派兵来华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的侵略手法。上引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的观点甚至有些用词都与他们十分相近；有的报纸如《苏州白话报》（该报在安庆设有代售处，并与和陈独秀有直接关系的励学社关系密切）首先提出“国破家亡”四字相连之语和百姓赶快猛醒救亡的呼喊。

各报对于民间恶俗，也都痛加批判，与安徽不同的是，各地的恶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对象也都有差异，如《宁波俗话报》主要批判宁波流行的赛会风、厚葬风和赌博风。各报也都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人力，宣传科学知识：“鬼是断然没有的”，“凡事都靠人力，没有人力，徒然倚仗鬼力是万万没有用的”。对于教育也都极为重视，甚至有教育救国论者，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上也主张重视体操和唱歌，并进行家庭、交际、自立、人格、公德、国家等全面的教育。更有意思的是马幼渔也在《宁波白话报》上写了一篇《论戏曲宜改良》的文章，并指出戏曲是“开人智识的一件最快最要紧的东西”，并指出改良的宗旨有三：一明国耻，二作民气，三是描摹社会上的现状。所有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比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上的相关内容早一些时候或前后刊出，明显有相互影响、异曲同工之妙。

比较而言，在内容安排上，反复宣传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急形势，“历史故事新编”和利用小说宣传政治主张，乃是《安徽俗话报》的先导。

还有，《宁波白话报》和《中国白话报》都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但并不引导人民去进行反帝斗争，前者鼓吹“实业救国”，后者主张“排满革命”。陈独秀《安徽俗话报》 在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传中国危亡形势，以及主张暂时无法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老弱残兵，打土匪也有些费事，若是外国兵马一涌而来，那里抵挡得住”[95]）这几点上，基本上与他们相同，但主张“改善国民性”以救国，则与他们有别，即在中国衰亡原因的观点上有分歧：不是中国经济太弱，也不是满族统治所致。

过去传统的“左”倾观念，都把陈独秀等这批白话报运动的主张批判为“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数排满派除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如此来探索中国衰弱的原因，并提出种种救国方案，满腔热情地敢于如此公开地宣传，表现了一种先知先觉的品性，是十分可贵的，而且像陈独秀这样的人还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更何况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非全无道理，难道能要求他们像过去的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发动人民去与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硬拼吗？或像后来的共产党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吗？

[1]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2～6页。

[2]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5页。

[3]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

[4]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

[5]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91页。

[6]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7]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223页。

[8] 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1卷第18期，1932年。

[9]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19～20页。

[10] 《咨复外交部，据陈衍庶呈复亲赴上海与英商怡德洋行理结经手帐项由》，《安徽公报》1912年9月18日。

[11]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1页。

[12] 《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文中所述陈独秀《自传》的内容，均引自该作，恕不一一注释。

[1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14]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页。

[15]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17页。

[16] 参见刘禄天、李永堂访问整理《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5期；沈寂访问整理《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陈的生平和家世——日本学者横山宏章访问陈松年及有关人士的记录》，张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22页。

[17]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页。

[18]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徽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19] 三爱：《婚姻》（上），《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三爱”是至今发现陈最早用的一个笔名，专用于他主办《安徽俗话报》期间。从其用此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内容看，“三爱”似乎指“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是否如此，待考。

[20]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21] 《戊戌履霜录》卷2，民国二年刊本，第2页。

[22] 《翼教丛编》卷3，光绪二十四年刊本，第26页。

[23]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

[24]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

[25] 张湘炳：《陈的第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26]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27] 如日本学者多波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成》、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研究指南》、美国学者科·托马斯的《陈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郅玉如的《陈独秀年谱》等。

[28]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

[2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203、197页。

[30] 参见孙雨航《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安徽文选》第1、2期合刊，台北，1973年7月。

[31] 参见《ある中国人の回想》，东京：东京美术社，1969，第7页。

[32] 陈仲：《述哀》，《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33] 陈由己：《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34]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35]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36] 《纪爱国新报》，《大公报》1902年4月19日。

[37] 《壬寅东京青年会成立摄影》，陆月林编《逸经》第1卷第31期，1937年。

[38] 章士钊：《疏〈黄帝魂〉》，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2，第229页。

[39] 《呈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40] 《寄各国外务部电》，《苏报》1903年4月28日。

[41]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42] 潘赞化：《辛亥安徽革命运动回忆录》，手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43]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4]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5] 《安徽爱国会知启》，《苏报》1903年5月25日。

[46] 陈由己：《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47]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48]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49] 《苏报》1903年5月26日。

[50] 《中外日报》1903年5月29日。

[51] 《苏报》1903年5月30日。

[52] 上海《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9日。署名由己。

[53] 上海《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7日。署名由己。

[54] 《苏报》1903年5月30日。

[55] 《苏报》1903年6月5日。

[56] 《中外日报》1903年6月7日。

[57] 阙名：《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未刊稿。

[58] 阙名：《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未刊稿。

[59] 《苏报》1903年6月7日。

[60]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61] 安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82页。

[62] 《苏报》1903年6月4日。

[63]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386页。

[64]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第135页。

[65]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第1卷第4期。

[66]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67]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68] 戈公振：《中国报刊史》，三联书店，1955，第155页。

[69]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第97页。

[70] 蒋帧吾：《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逸经》第1卷第26期，1937年。

[71] 《江苏》第6期，第145页。

[72]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

[73] 《警钟日报》1904年5月7日。署名由己。

[7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出版社，1978，第98页。

[75] 柳亚子：《曼殊全集》（5），北新书局，1929，第9、10、77页。

[76]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4、285页。

[77]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283页。

[78] 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第17页

[79] 柳亚子：《记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第283页。

[80]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1]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82]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83] 汪原放：《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84] 《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题词》，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第200页。

[85] 三爱：《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本节所引陈文，均署名“三爱”，以下不再赘述。

[86] 《安徽俗话报》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87] 《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8期，1904年7月27日。

[8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89] 《妇女的装扮》，《安徽俗话报》第12期，1904年9月24日。

[90] 《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1日。

[91] 《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

[92]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二），《安徽俗话报》第14、16期，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93]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安徽革命史资料》第1辑。

[94] 李正西等：《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第11页。

[95] 《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无政府主义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志士中，特别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朋友中，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主张实行暗杀的个人恐怖。为此，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曾成立“暗杀团”秘密组织，主要活动是练习射击、制造炸药等。主持者杨笃生、何海樵等，开始是六人，后来逐渐扩大，蔡元培、章士钊、黄兴、陈天华、张继、蔡锷、刘光汉、熊成基等人都参加。当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革命派经过组织和宣传，从1903年开始，进入暴力革命的行动阶段。行动分为两种方式：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方，主要从事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动；另一方即以上的热衷于暗杀活动。但是，二者实际上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即只有少数人想纯粹靠暗杀进行革命，多数人只是把它作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为此在1903年7月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改组方案中，明确规定革命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其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1]所以，应该把这些从事暗杀活动的人视为革命分工的产物，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不愿意做艰苦革命工作、不相信人民群众”，幻想杀几个满族权贵，就可使革命成功的“犯急性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实际上，很难分清谁是暗杀派，谁是起义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张起义，又参与暗杀。后来，为了响应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拟在1904年11月16日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发动长沙起义，又以上海暗杀团为基础，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以暗杀为主，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陈独秀在1904～1905年也一度受此影响，甚至在1904年秋主编《安徽俗话报》期间，加入过暗杀团，并与蔡元培共事过一段时间。陈独秀后来在哀悼蔡元培逝世时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孓民（蔡元培）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2]蔡元培也说：“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适内层志士，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3]

暗杀团成立后，首先把暗杀目标定为顽固派元首慈禧太后。为此，杨笃生亲率何海樵等六人潜入北京，伺机行刺，但终无下手机会，因经费不支而放弃。上海爱国协会的暗杀团分会成立后，决定分地区活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杨笃生、何海樵、张继负责；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钊、陶成章负责；中江以安徽为中心，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刘光汉、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加入者必须“歃血为盟”。据柏文蔚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光汉还在安徽公学内为此组织了黄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4]

于是，暗杀事件频频发生，但又每每失败。其中与陈独秀有关的是吴樾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他谋炸清廷五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史家常常提及。但是，由于此事策划极其秘密，主人公又决心牺牲自己保护同志，所以事件真相极少有人知道。事后，清廷派人侦查，企图株连他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据云现在诸生（指吴生前所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师生——引者）并无与吴樾亲故知交，自属可信……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樾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犯匪貌似安分，并无异常言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5]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史家在撰述此事件时资料匮乏，给人印象似乎这仅是吴樾个人行动，一个孤立的事件。[6]其实不然，它是同盟会前身之一军国民教育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直接参与策划的是杨笃生、赵声。陈独秀也有所介入。

吴樾于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因与陈独秀少年时的好朋友张啸岑同窗，又得到陈1902～1903年在安庆的革命活动消息，对陈独秀十分敬仰。他先与陈独秀、潘赞化建立通信联系，1903年8月回家度假时，还特意转道上海，拜访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社。二人议论国势大计，十分投机，建立起更深的友谊。据与其同行的同学马鸿亮说，吴“排满思想于此澎湃而蓬勃”[7]，回去后，在保定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积极宣传革命。据吴樾自述，第二年得知万福华、吴旸谷刺杀铁良未遂后，他便萌生了暗杀铁良的念头，还典当了衣物，购买了日本手枪，急于行动。[8]这种情绪可能被陈独秀察觉，所以陈乘潘赞化考察北洋警察来到保定的机会，进行指导。[9]张啸岑说：潘下榻于两江公学，“朝夕聚谈，每至夜分。孟霞（即吴樾）、啸岑、进化（即赞化）三人交换南北同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且商讨革命工作的如何组织，如何进行”。潘就转达陈独秀的意见，“指示主要的是：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10]

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实际上表明他主张侧重于发动群众革命，不要急于进行个人的暗杀行动。但是，吴樾恰恰认为当时由于孙中山革命派策划的多次起义的失败，中国还不是“革命时代”，而先要有一个“暗杀时代”，并根据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说：“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布其种子者”；在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在中国“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他还是一个极端的仇满主义者。他自问自答说：“我中国之人，与满洲之人，为同族乎？曰：否。中国乃汉族也，满族是通古斯族耳。又问之曰：满洲人之为我中国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余年，则现土地之为满洲所据，我国权之为满洲所夺，我子女为满洲所奴，不亦二有六十余年乎……不排满则不得复我土地，不排满则不得还我利权，不排满则不得归我子女……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11]吴樾这种把革命简单归结为“排满”的观点，陈独秀也是不能苟同的。

潘赞化还向他们通报了赵声要来保定洽谈的消息。赵与陈独秀认识于1902年南京陆师学堂。此后二人关系密切。1904～1905年期间，赵经常到芜湖，与陈及柏文蔚等联络。这次赵赴保定活动，显然也是陈独秀他们的安排。[12]立志于军事行动推翻清朝统治的赵声，早已潜入军界。这次他以考察北洋新军的名义来到保定，与吴樾“聚首一日夜，彼此各抒己见，无不志同道合”。[13]于是，赵就发展吴加入了“少年中国强学会”。赵尤为吴争当革命先锋、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离保定后，即赠吴诗四首：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怀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行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14]

该诗激越悲壮，义薄云天，吴樾读之，激动不已，泪流满面，更加坚定了献身的决心。他在给赵声回信时自谦地表示：暗杀容易，起义艰难，“某（指自己）为其易，君为其难……盖易者不过顷刻之苦，此后尚可尽乐于余生；而难者艰险为备，责任为巨，一日不达其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他嘱望赵声，“勿出于私而忘其公”，“异日提大军北上，而为某兴问罪之师也”。[15]这说明赵的革命思想更接近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起义为主，但是，并不绝对排斥暗杀论者，反而乐助其成，因为二者的目标毕竟是一致的。

鉴于此，赵声路过北京时，就把吴樾介绍给了杨笃生。当时杨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逃到北京，厕身于译学馆内，以教习身份作掩护。他来到保定，与吴樾、马鸿亮等人会面，双方一见如故，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杨亲自监誓，吴、马等六人刺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并成立该会保定支部（又称“北方暗杀团”），[16]吴任支部长。吴完全赞成军国民教育会宗旨，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7]而他自己则立志于“手提三尺剑……愿为同志诸君之先鞭”，“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扑，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然后，他领导的“保定支部”，在杨笃生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清廷重要大臣的准备工作。

1905年春，万福华等三起刺杀铁良的事件未遂，王铁汉因失败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给了吴樾极大的刺激。他说：“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于是，他利用这年春假期间，赶紧写完遗著《暗杀时代》，阐明自己的革命主张，揭露清廷的腐败和铁良的罪恶，以明自己暗杀铁良的原因。书后附有告同胞书，给妻子、章太炎和赵声的信共十三篇。接着，他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安徽老家，事先安排后事，途经芜湖时，他又去拜访陈独秀、赵声于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三人进一步研究了吴樾的暗杀计划。赵声还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18]于是议定，即时置酒，慷慨悲歌，如荆轲刺秦皇以壮其行。

不过，这时吴樾的暗杀对象还是铁良。6月14日，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备实行宪政。吴樾认为，这是清廷欺骗民意，“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为此，他与杨笃生商量后决定，狙击对象改为五大臣，为了“保定支部”的长远计划，保护其他同志，决定乘当时东北为编练新军创办“武备速成学堂”缺乏教员机会，派马鸿良等三人前去任教。一切安排妥当后，吴樾写了一封绝命性质的《意见书》，痛斥清廷立宪阴谋，敬告同志：“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我愿四万万同胞，前仆后继，请为之先”，[19]表示了自己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决心。

《意见书》写完后，他连同《暗杀时代》，交给张啸岑保存，嘱其“在他完成任务以后，如果离开人世，就设法交付可以发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间，即将其焚毁，免得牵累。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20]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轰然一声巨响，暗杀终于发生。由于是自制炸弹，性能不安全，因火车开动时的震动而自爆，仅炸伤载泽、绍英二人，而吴樾本人却壮烈牺牲。

因吴樾被炸得面目全非，清廷一时难以查清凶手是谁，而远在南方的陈独秀，却在事后旬日致函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21]张即把吴樾的《暗杀时代》和《意见书》寄给了陈独秀。陈又将其寄往日本东京革命党人。同志读到吴樾遗著，热血沸腾，后来将其刊登在《民报》临时赠刊“天讨”号上，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传世之作。同时，吴樾到北京行刺前，又曾将其自己的部分遗物交予张榕，请他交陈独秀，再转杨笃生，以作为同谋者的纪念。陈独秀收到后，即将其交给当时唯一在国内的暗杀团骨干蔡元培保存。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蔡元培说：“吴樾死难之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绝命纪念者。”[22]陈独秀当时以安徽省代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并当场录自己于1910年夏写的怀念战友诗《存殁六绝句》，赠给了章士钊。其第一首就是赞颂吴樾和赵声的，可见吴樾事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诗曰：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从吴樾两次临终遗托以及陈独秀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到吴、陈二人心中明白双方友谊的性质和程度。由于在“反满”和“暗杀”两个问题上实际存在差异，吴、陈友谊的基础主要是革命精神，而在前两个问题上，吴樾只与杨笃生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感情，所以，吴把杨作为最后的精神寄托；此外，杨是军国民教育会的负责人，而陈仅仅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同情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性格中一个复杂的方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虽然他是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性情中人，但他也会把原则与友谊分开，既坚持原则，又保持友谊。在社会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关于这一特点，在以后他与章士钊、胡适的关系中，将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

吴樾的行动，在当时几起暗杀事件中影响是最大的，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立后第一个稍有成果的行动，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炸弹”。尤其是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事虽未成，而满酋丧胆，四万万汉族，悉从酣睡中警醒，厥功因其伟也。”[23]事后不久，孙中山在东京接见张啸岑，听了吴樾事件经过后，也表示：吴的牺牲“虽云可惜，但是影响于国内外人心者至大”。[24]

除了以上颂诗外，1914年11月，陈独秀也在文章中称赞吴樾、赵声等人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25]

自然，孙中山和陈独秀赞扬的主要是吴樾的革命牺牲精神，并非赞同其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赞成用这种方法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就说过，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26]

陈独秀虽然参加了暗杀团，也试验过炸药，并参与了吴樾暗杀铁良的有关策划。但从上述请潘赞化转达的意见来看，实际上他是不主张急于采取这种行动的。但是，毕竟是人各有志，陈独秀站在友谊的立场上，是难以阻止吴樾、杨笃生这类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活动的。陈独秀参加暗杀团，也应如是分析，不过是保持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这些老朋友的友谊，学一点军事知识。因为，他本身虽是中江地区暗杀团的负责人，但并没有去积极组织这种暗杀的实际活动和宣传，而且接着，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训广大革命干部的事业中去了。

综观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至1905年的思想，反帝爱国是主旋律，十分明确而坚定；清政府腐败，不能依靠它来教亡这一主张也逐渐明确起来，至于革命主张就相当驳杂了，既有法兰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国之人、政府代表国民的君主立宪因素；既有唤醒国民起来的大众革命思想，又有参加暗杀团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既有反封建统治思想，又有同情革命者的“反满”情绪。

由此看到，这时陈独秀还很不成熟，思想处于混沌状态。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人的成长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即使是天才也是如此。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吴樾谋炸清廷五大臣失败，实际结束了吴樾所说的“暗杀时代”，促使革命志士更加重视集合团体力量、准备群众起义的组织工作。恰巧，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1905年8月20日，集合了国内14个省，代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几个革命团体的100多位革命志士，在东京召开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又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样，各地缺乏组织革命运动骨干力量的问题就突出了。

吴樾牺牲后，陈独秀化悲痛为力量，并按自己的唤起民众的革命思路，继续做扎实的基础工作。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工作重点由办报宣传调整到培训干部上来。1905年8月，也就是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同时，陈独秀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办“安徽公学”“安徽初级师范学校”，组织“岳王会”的事业中去，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全力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培训骨干。这表明，陈独秀从当时一系列的暗杀失败中，认真吸取了教训，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影响。不过，一直到1923年，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之后，他才对这种暗杀的革命方式，做出如下深刻的理性批判：

（进行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的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27]

陈独秀办的第一个学校——安徽公学的前身是李光炯（字德膏）、卢仲农在长沙开办的“安徽旅湘公学”。李、卢都是比陈大二三十岁的教育界老前辈，因赞赏陈的革命精神而与陈建立了忘年交的友谊。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举人，因随同当时学界巨子、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国后在协助吴创办桐城中学后，1904年春，又应邀到长沙与同乡又志同道合者卢仲农开办了“安徽旅湘公学”。陈独秀当即给予支持，在刚刚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第2期上为它宣传，说该校“专收安徽人……学规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哩！”[28]

陈独秀对此校如此推崇，号召有志青年到那里去，除了他与李的友谊之外，主要是该校不是一般的学校，而实际是一所革命学校，黄兴、赵声、张继等革命党人都曾到校任教，进行革命宣传。赵声、张继等都是陈独秀当时的挚友。如此贵重的师资，办在湖南长沙而专收安徽人，势必发生种种困难，如师资上的“浪费”和生源上的“不足”等。更由于这一年2月15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和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0月，他们策划的在慈禧七十寿辰起义的计划事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株连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多人。李光炯以全家性命为质，营救于藩司张筱传，筱传言于巡抚赵小冀，搜捕令因迟延未下，党人得以从容避免”。[29]但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安徽旅湘公学因此受牵连，“环境困难”。于是，开办不到一年，就搬到省内第二重镇、陈独秀所在的芜湖市，而据从那时至陈去世都是陈挚友的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30]学校即改名为“安徽公学”。

既然如此，以陈独秀本人及他的革命影响，和与他联系的人文资源来办此校，可见此校将是一座何等的革命学校！学校于1905年2月开学，《安徽俗话报》就刊出这样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招生条件则强调：“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31]这里，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志趣远大”赫然列出，且在“国文通顺”之前，充分体现了陈独秀一贯的革命教育思想。

由于1903年拒俄运动后群众斗争和暗杀活动频发，这时的清政府颇有风声鹤唳之感，对革命事物十分敏感，镇压严厉。而革命者也更加成熟，讲究斗争策略。陈独秀虽为该校实际主持，却以“代课”之名到校讲授，对外则聘请李鸿章后裔——前驻英钦使李经迈和淮扬道蒯光典为学校名誉总理，著名书法镌刻家邓石如的后人邓艺荪（绳侯）为副总理，监督李光炯等。而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学校所聘教员，则大多数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刘师培、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赞化、潘璇华等。这些人中的多数，原属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旋即成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均觉非革命不足以救亡，乃联络皖中各县学校互为声援，复与留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各城市革命组织潜通消息，图伺机大兴”。[32]所以，1906年8月署太平府汪麟昌对安徽公学所做的《履勘调查报告表》称：“教员系日本、上海、南京、安庆各学堂毕业生，想均熟谙教法，并无编辑讲义。”试问，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何以能编成讲义呢？这位知府大人可能已经嗅到点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所以，他在《报告表》最后的“总评”一项中，自圆其说地写道：“该堂教员、管办员及学生均各精神奋发，志气轩昂，可推府属学堂之冠。惟教员多因出洋剪发，学生薰陶所及，去发辫者甚众，谈论举止，饶有重外轻内思想，若能歙才就范，讲求伦理，尊君爱国，宗旨一归纯正，则将来造就未可量也。”[33]

这位汪大人希望安徽公学造就“讲求伦理”，“尊君爱国”的“纯正”人才，乃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由于其革命的影响，该校成了中江流域（长江流域中游）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甚至有人说它是中江流域的“革命之策源地”。[34]它为日后江淮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在《安徽俗话报》上刊登的广告标明，招生不限于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时，它又与安徽其他地区的革命学校联络，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革命组织互通声气，再加上创办后不久，陈独秀又在学校内建立“岳王会”的总机关，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和策划重大革命行动的基地。所以，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蕴山说：“这是安徽革命运动的序幕。”[35]冯自由亦称：“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36]

安徽公学校务的实际主持人是李光炯，陈独秀只是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培养干部、策划活动。同时，1906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干部，陈独秀还亲自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这一史实，过去鲜为人知，后来发现一份与署太平府汪昌麟履勘安徽公学报告表相似的对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的《履勘调查报告表》，[37]才发现陈独秀还担任过这个学校监学，并任教育、地理、东语（即日语）课教员。表上称“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即1904年4月）旅芜徽州人筹款开办”，而各科教员几乎全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安徽公学的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如伦理兼心理教员金绍甫（刘光汉）、理化教员潘璇华、博物生理教员潘赞化、算学教员卢仲农、经学国文教员汪宗沂等。其课程设置、教材等情况，也与安徽公学调查报告表上的反映相同，并特别指明：“教授均用新式书籍，并无编辑讲义。查经学一科，教授钟点过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博物、理化译用日本理化教科书”。因为学校已经放假，汪昌麟可能从课程表的安排和口问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恰恰说明这个学校是一个讲授新学，宣传革命的学校。至于“上奏章程”强调经学，不过是争取合法，掩“官”耳目。这个真相，自然不能让清廷官吏知道的，所以汪还说：“教员教法，不得查知”；学生实际所用的教材，“因学生已多收招，不及调查核对，所开书目似均平正”。

另外，有些学者根据1906年阴历七月廿五日苏曼殊给刘三的信和柳亚子所写的《曼殊全集》序，认为陈独秀这时还在皖江中学任教或代课，则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实际上，皖江中学与上述安徽公学、师范学堂相类似的革命学校。所以，知府汪昌麟对这三个学校一起履勘后，针对已经嗅到的革命气息，在《署太平府汪昌麟申学务处前奉委查卑属学堂原禀表格文》中这样写道：“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用东洋……重外轻内”，“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持学堂为护身之符”。因此，报告表示要对三学堂进行整顿，“申明定章，严加约束，令修身经学教员择集经书要言，切于正心行事，尊君爱众者实力宣讲”，并要求上峰授权“本道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质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38]所以，安徽公学和徽州初级师范学校虽有较好的掩护，最后还是被侦知是革命党人的基地，受到压迫。

陈独秀在利用和创办学校宣传革命、培养干部的同时，还于1905年夏，在安徽公学基本稳定后，与柏文蔚等走访淮上各县，串联革命志士，重建起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

过去一般史家都认为岳王会是陈独秀所独创，有人经过详细考证发现，在陈独秀之前，安徽已有此会，陈独秀不过是重组而已。因为据老岳王会会员杨鼎鼐、张树侯的后人杨慕起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说：清末出现于江淮之间的岳王会创立于1898年冬的寿县，是豫皖间哥老会的别部，以反清为目的。当时是哥老会首领郭其昌来到寿县找到杨鼎鼐和张树侯发起的。由于哥老会反清活动早为清廷注意，故取名岳王会。后来发展到附近几个县，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范传甲、郑赞丞等人相继入会。张树侯所在之伟才学校创办人、名门之后孙少侯（孙毓筠，其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及光绪帝师之职），因看不起帮会组织哥老会，不参加岳王会，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资助。但到1903年，会首郭其昌举行起义被绞死狱中；1904年，张树侯、柏文蔚离开寿县到安庆武备学堂任教，岳王会处于散漫状态，名存实亡。[39]

说到陈独秀1905年重组岳王会的情况，当事人有许多回忆，陪陈独秀走访皖北、寻访同志的柏文蔚、胡渭清的回忆最为清楚。当时柏文蔚已到安徽公学任体操教员。经军国民教育会等各革命团体和陈独秀等人的鼓吹，为了强国救亡，体操已成为爱国革命志士的必修课，所以，体操教员大受人们的尊敬。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陈独秀就约柏文蔚、宋少侠诸君作皖北之游，途经各县，最后到达老岳王会创始地寿县。一路上，他们遍访了各地豪杰和原岳王会成员，到寿县后住柏文蔚家半月，会晤了张树侯、郑赞丞、孙少侯等。[40]

从寿县回到芜湖，陈独秀就与柏文蔚等重组了岳王会。据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忆：安徽公学成立不久，“学校里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在成立黄氏学校从事暗杀工作同时，大家以为“排满革命，徒从宜多，主义虽定，宣传宜广”。于是，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组织了一个岳王会，“秘密结合，采取烧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对外不发表文字，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41]

岳王会经过这样一批革命党人的重组，自然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的帮会式的岳王会何以相比！

首先，在宗旨上来说，它从一个反清复明帮会组织，成为一个反清革命的进步团体。

其次，规模迅速扩大，深入到各个阶层。岳王会成立后的这年寒假，常恒芳趁到安庆尚志学校（校长邓绳侯）任训导主任的机会，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常恒芳任分部长。同时，柏文蔚在南京联络了一些人，又成立南京分部，柏任分部长。皖北也成立了一个分部，石劲武“被推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陈独秀则坐镇芜湖，任总部会长。这些分部又有外围组织，致使势力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岳王会最大的贡献是为当时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岳王会最出色的工作是在安庆、南京两地及军队中的工作。1905年安徽开始筹建新军，其中第二标第三营中的革命分子最多，如后来成为同盟会骨干的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毕靖波、石德宽、张汇滔、范传甲、张绳武等。他们“革命情绪都很高”。于是，常恒芳到安庆后，就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岳王会安庆分部的外围组织“维新会”（有人说是“励学会”。薛、倪、熊先去南京加入了那里的岳王会）。1906年秋，清政府决定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的军制，在安庆举办军官训练班，常恒芳感到要革命非有武力不行，看见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找了督练公所中两个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教练官，“请他们把我保送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我入训练班后，虽然是学员，但因为我是岳王会的安庆分部长，仍然可以对岳王会的同志起领导作用。那时像迎江寺宝塔里和大观亭后面松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42]这些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军去，又继续发展会员，如此滚雪球，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岳王会会员自然很快膨大起来。此外，他们还在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巡警学堂师生中直接发展会员。据记载：“凡在新军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亲与接纳，推食解衣，均有布衣昆季之欢。每宣布满人之残暴祸国，无不愤激涕淋，同呼效死。新军两标余众，无不舍命是听。”[43]

南京岳王会的发展，也以薛哲、倪映典、熊成基所在的南京陆师学堂、炮兵速成学堂以及新军第九镇为主要对象。第九镇练兵，赵声得陶俊保的介绍，为新军统制徐绍桢所信用，使其主持政务。于是，南京岳王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吴阳谷等均由“赵声的援引入新军，充中、下级军官”。[44]而赵声、柏文蔚、倪映典、郑赞丞、宋玉琳等，常到芜湖科学图书社与陈独秀“举行会议”。[45]

最后，岳王会与同盟会结合后，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行动，为安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06年春，参加东京同盟会成立会的吴旸谷，奉命回国建立同盟会安徽分部。他先到南京，动员了岳王会南京分会会员柏文蔚、倪映典、胡维栋、龚振鹏等加入了同盟会。然后，吴旸谷到安庆，安庆的岳王会会员也多加入同盟会。常恒芳说：“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组织章程和书籍带回来啦！从此以后，就干得更有劲了。”岳王会由哥老会改组而来，毕竟带有帮会色彩，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和作为。现在会员纷纷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是又一次改组，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部分，岳王会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岳王会总部在1906年夏天正式做出决议：接受吴旸谷、张钱仁之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在各校各机关者，另组华族会；在陆军营另组慰心会，乃是外围组织。但是，由于当时岳王会总部的负责人是陈独秀，而陈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有没有这个“全体加入同盟会”的决议，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正因为岳王会是松散的帮会性质的团体，不仅没有政治纲领，而且总部与各地分部及会员之间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实际上各自独立活动，因此，大多数会员被当时高举“反满革命”旗帜的更为激进和严正的同盟会所吸引，也是事实。而且，这些岳王会会员在加入同盟会以后，又成为同盟会及后来国民党的重要骨干。现在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如除以上所提到的外，还有张劲夫、张汇滔、刘文典、倪树屏、王正藩等。

更重要的是，此后，岳王会的活动完全纳入了同盟会的计划，从而在江淮地区策划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协助安庆徐锡麟起义的熊成基起义。

徐锡麟早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是反满革命派中的激进派，早在1905年9月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时，就想借开学典礼举行起义。因时机不成熟，被陶成章所阻。后来，他设法混入清军中，并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1907年任安庆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等职。当时，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浙省主盟人秋瑾女侠已接收大通学校，筹划这年7月的绍兴起义，并约定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为呼应。徐在准备安庆起义的过程中，其骨干均为原岳王会成员。不料，6月，党人叶某在上海被捕叛变，泄露起义计划，供出同党别名及暗号。两江总督端方将名单电告恩铭，嘱其拿办。恩铭不知名单中也有徐锡麟的别名及暗号，召徐计议。徐见名单，担心事已泄露，即在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提前起义。当场枪杀恩铭。但因提前行动，岳王会等外地会党均无配合，最后失败，徐被捕后被斩首、剖腹、剜心祭恩铭。

徐锡麟牺牲后，安庆岳王会范传甲、熊成基决定为徐报仇，积极谋划新的起义。1907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调回安庆，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即与熊成基、范传甲、薛子祥、方楚翅等密商革命进行。原计是年（1908）除夕举义，派范传甲驰宁，告诸军届时响应。不料，2月11日事泄，当局下令捕人。倪只得把后事托付给熊成基等，走粤另图。这是一次以岳王会为主体的未遂武装起义。

岳王会不负重托，再度发动起义。这年秋天，清廷命令湖北第八镇和南洋第九镇两镇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熊成基等决定利用此机举事，推作风稳健、果断善谋的冷遹任总指挥。但是，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所以，11月19日，当岳王会熊成基领导的安庆炮兵营起义仓促发动时，只经过一昼夜激战，即告失败。能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田激扬、李朝栋、张星五等，几乎安庆岳王会的全体骨干，先后被捕牺牲。常恒芳得到一个亲戚帮助，赴日本留学而逃脱。他说：自从我离开安庆后，岳王会也就关门了，只有维持会还在活动。

陈独秀虽然未参加这些起义的具体策划，并且在恩铭被刺事件后也避赴日本，但他看到自己亲手改组缔造的岳王会发动或参加这一次次起义而失败，大批战友牺牲，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复杂的波澜。

人们也许会问，1902～1903年参加青年会、挥剪清廷官吏发辫、发动安徽拒俄运动时锋芒毕露的陈独秀，为什么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各地起义不断而走向革命高潮时，却不见踪影了呢？从表面上来看，一是正因为前两年过于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二是正因为当时是革命在走向高潮，急需宣传群众，培养干部，所以他眼光远大，去做办报、组校、结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有没有更深沉的思考呢？例如对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钊、吴樾等从事的暗杀活动，对岳王会、同盟会这样的组织以及他们策划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他有什么看法？

看来，他对岳王会、同盟会这样组织及进行的这一系列起义（除了安徽外，同盟会还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东北、浙江、四川等地发动了一系列起义），是有看法的。因为岳王会成立后，我们只看到主要是南京、安庆两个分部与同盟会合作进行的活动，没有看到陈独秀主持的芜湖总部的活动，和他对分部工作的态度。好像陈独秀总部被架空了。所以，在1910年他为纪念他最亲近的12位战友而写的《存殁六绝句》中，只有当时还活着的郑赞丞曾是岳王会的干事，像柏文蔚、常恒芳远在郑之上的岳王会重要人物，都不在他眼中。同盟会那种以“反满”种族革命为中心的纲领，他显然是同情而不拥护，因此身边如此众多骨干参加同盟会，他却无动于衷。不能说他当时已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因为直到1924年12月，总结27年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时，他才明确说出这样的话：

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而，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46]

陈独秀这里对辛亥革命错误的批评和教训的总结，虽然包括辛亥年推翻清朝统治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但“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而放松了帝国主义侵略”，却点中了1924年与共产党合作前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革命活动错误的要害，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1903年拒俄运动后，不参加同盟会、国民党，不积极参加他们领导的武装起义，自己也不发动起义的主要原因。

显然，对于如何进行反清革命，陈独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必须在发动民众的基础上进行军事行动，即民众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第二，推翻清朝统治必须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时进行，即反封建与反帝相结合。但是，这种主张太理性了，在当时同盟会的排满革命纲领得到热烈响应、广大民众和革命者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把反帝与反封建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进行的时候，陈独秀的这种主张只能是曲高和寡的，而陈独秀又是一个很有主见，不随俗流，不怕孤立的人。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从1906年下半年开始，当局开始加强对安徽公学、初级师范学堂管制，更对陈独秀与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科学图书社严密监视，革命活动的环境恶化，“奸民候补道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47]于是，芜湖侦探密布，端方还拟出了逮捕的名单。革命党人纷纷离开学校，李光炯也暂避九华山。挨到1907年春，陈独秀也不得不再度赴日。

1901～1915年，陈独秀多次赴日留学或逃亡避难。当时许多青年和革命者也都是如此。在1920年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发起组向俄国派送留学生以前，日本是培养中国早期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者的摇篮。这些青年之所以如此轻易来往于中日之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格审查与烦琐的手续。一位当时的留学生后来回忆说：“日本是外国，自不必说。拿现在的标准来说，赴外国留学，不知在国内先要费多少时间，办理出国手续；并须请驻在中国的日本领事官，为我们签证护照，方能起程。但那时候一切手续都不要。中国政府对于出国的人民，都绝对不管。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愿意去日本，你就去；什么时候愿意回国，你就回。绝对不受留难。而日本方面，对于中国人，也绝对许其自由出入，不要护照。”[48]这位回忆者还说，当时去日本的旅费也不贵，以1915年他去日本的旅费为例：由上海乘日轮到日本横滨船票，统舱，只需15元国币；而坐船由上海到长崎，再乘火车到东京更便宜，船票7.5元国币，火车7.5日元。当时国币与日元币值几乎相等。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2004年笔者应日本东京大学佐佐木·カ和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邀请，赴日学术访问，曾参观正在移地扩建中的该校，现在它已成为日本著名的多语种的外语大学。该校提供的历史资料表明，陈独秀在校期间，用的是该校创办人自编而各个大学普遍使用的模范英文教科书，所以吸引了如陈独秀那样许多外国学生。正如后来中国著名评论家王森然所述，以陈独秀的天赋，力求创新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然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三年以后，他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当时的广告这样写道：

陈独秀著 模范英文教本

是书英名Lesson，乃揉合会话、文法、翻译而为之，且译之以国文焉。盖习外国文与本国文异趣，必于读书文法外加读是书，始易于曲喻而灼解也，其编制体裁，系由浅入深，由简之繁，别为四册。第一册释八种词之要略，第二册释各种词之不规别法，第三册释各种词之特别要点，第四册动词之各种用法（mode、infinitive之类）及各种前置词之用法，措辞严洁，引例显豁，先生得意之作也。

可见陈独秀对这次英文学习用心之深。而且此书必然借鉴日本正则学校的教科书不少。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最长，除了第二年秋天短期应邀回国参加安徽教育总会召开的教育大会、在会上发表改良教育的讲话之外，在日本约有两年。除英文外，还学习了法文，这无疑是与他独钟法兰西文明，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有关。后来他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封面上，用的词就是法文“LA JEUNSSE”。

因此，由于过去对陈独秀1907～1909年的行踪不清，有人曾以为他到法国去留学了。为此，1902～1912年先后在法国的李石曾和李书华写信给正在作《陈独秀年谱》的郅玉如先生证明：陈独秀“未到过法国”。[49]所以，他是在日本学的法文。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在《陈独秀年谱长编初稿》中曾说陈独秀在1914年还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过法语。另一位日本学者曾是这座学校的学生，在回忆文章《坂口安吾待过的雅典娜法语学院》中，也引用过这条材料。虽然该校的资料已经毁灭，此说无从查实，但应该是可信的。笔者2004年访问该校时，发现该校最早是1913年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一部分，课程是“高等法语”，第二年在日本学者丸山顺太郎的协助下，才加设初等科。这说明陈独秀在该校的初等科一开始就加入了进去。笔者参观时，该校已经迁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建筑了雄伟别致的校舍，并且成了法语为主、兼学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外语大学。该校如陈独秀所主张的那样，教学相当灵活，有入门科、本科（初级、中级、高级）、专科、视听会话科、夏秋旅游研修课等。

但是，凡与陈有接触的历史名人，都说他会法语，而且水平不低。胡适说：“陈独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书。”[50]王森然说：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51]柳亚子甚至说：“曼殊生平第一个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汉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52]

这两年，除了参加亚洲和亲会外，陈独秀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他不像其他一般的革命者那样踊跃参加同在东京的同盟会，而参加亚洲和亲会，倒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因为，和亲会完全是一个亚洲革命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组织。章炳麟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称：“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53]据参加和亲会成立大会并保存约章中文抄本的陶冶公在抄本“附识”上的记载：中国参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外，还有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刘申叔之妻）、苏子谷（无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陈独秀的好友。陈多数时间也与曼殊同居一屋。和亲会由这些中国人与印度的钵罗罕·保什等首先发起，日本、缅甸、菲律宾、朝鲜诸国的革命者陆续加入，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亲会约章规定：“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为宗旨”；“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54]

日本参加这个和亲会的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山川均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竟然变成拥护日本侵华的“爱国主义者”。为此，陈独秀专门撰文谴责他的背叛：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55]

对于山川均来说不只是“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还背弃了1907年他亲自参加的亚洲和亲会的约章。而当时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亚洲和亲会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实际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个“星期五演讲会”，刘光汉与张继搞了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1907年8月31日），又与何震夫妻俩创办《天义》《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外，没有搞什么活动。章太炎与张继则忙于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与刘光汉热心为上海的《国粹学报》写文章，鼓吹“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实际上没有什么精力主持亚洲和亲会的工作。不过和亲会的意义不在于进行了多少活动，而在于它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组织国际反帝同盟的最早尝试者。这样的组织，只有各国政府出面，才可能有所作为，若是民间人士组织，肯定不会有结果。况且约章中本来就表明这个组织是一个思想上的大杂烩：“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这样，思想上就没有共同语言，开起会来就变成一个“吵闹不休的俱乐部”，怎么可能会有统一的行动。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组织就无形消散了。

从现有资料看，陈独秀参加亚洲和亲会后，也没有什么活动。不过，这么长时间与他在一起的上述参加和亲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肯定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这时再一次表现出“出淤泥而不染”的独立精神。他没有赶时髦成为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既没有在上述两个演讲会上演说，也没有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十月革命以前，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向往社会主义，像陈独秀、苏曼殊译的《悲惨世界》中借男德所宣扬的那样，主张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与压迫，甚至把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也介绍翻译到东方来。但是，他们还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般都景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虽看到了二者的区别，也不重视，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战友。刘师培在当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言中，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不易之说”，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功不殊，可是不及无政府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学说也处于这样的混沌状态。所以，直到几年后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他虽然把社会主义视为三大法兰西文明之一，却独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高远，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看来，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内同盟会与各地会党联合发起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围朋友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包围中，陈独秀在坚持唤起民众救亡革命的总立场下，对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既不盲从，又无所适从，处于彷徨状态。所以，国民党理论家傅斯年说到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思想时说：“清末陈氏在日本时，加入革命团体，而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亲密，与粤浙各部分较疏，又以他在学问上及著文的兴趣，与国粹学报、民报诸人同声之来往最多，然而因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56]

在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巨大的潮流面前，能保持独立不附，的确需要“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素质，但正确的出路在何处？这时的陈独秀还不能“分解透辟”，这自然不能苛求于陈独秀，而是客观条件还没有提供这种思索的条件。陈独秀虽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观实践的总结。于是，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汉学和西方新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后来在1915～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对东西方文化、思想、学术有那么精深的研究和独见，看来主要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结果。具体说来有：对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佛学的研究；对诗词字画的研究；对音韵学和文字学（古称“小学”）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的状况和成果，以后各章都会陆续介绍，这里只叙述他与苏曼殊共同对梵文和佛学的研究状况。陈独秀这时期对这方面所以特别感兴趣，与章太炎、刘光汉、何震特别是与他住在一起很长时间的苏曼殊有关。章太炎由于从小受外祖父、父亲精心调教，后又受朴学大师俞樾严格教诲，在汉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周作人回忆陈独秀有一次在《民报》社与章太炎讨论汉学问题，曾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戊申年（1908），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迎来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陈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道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执教，陈独秀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化运动来，风靡一时。“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57]

陈独秀与苏曼殊这时期互相影响，更是达到珠联璧合的地步。二人不仅在狂放不羁的性格上颇相似，在对佛学、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诗词字画的兴趣方面，也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到痴迷的程度。柳亚子说：苏曼殊信佛，甚至削发为僧，于是学梵文研究起佛学来，陈独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译了过来出版了，还请参加亚洲和亲会的印度革命者“法学士波逻罕居士”、章炳麟、刘光汉、何震、熙州仲子（陈独秀）题词写序。陈独秀的题诗诗名很长：《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内容是：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县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58]

此诗充分表明陈独秀当时对佛学研究与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么程度。他称颂佛学是“千年绝学”，赞扬苏曼殊竭尽全力、满腔热情振兴将要失传的千年绝学，并且竟然认为被茧缚的众生和堕落得毫无生气的人性以及他自己，只有靠佛学来拯救（佛经上称喜玛拉雅山为雪山，是佛家圣地）。为此，苏曼殊决定像当年唐僧那样，“西谒梵士，审求梵学”。而陈独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当然，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实际上表示了他对苏曼殊的深厚情谊。但苏曼殊后来真的去过印度朝圣，为此还差一点命丧佛国。

据后来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向当时与陈、苏住在一起的邓仲纯了解，翻译《梵文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学的过程。何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在仲甫先生遗箧中，发见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迹很像仲甫的手笔。我就去问邓仲纯，他告诉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邓——引者）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59]可见，陈与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对佛学的兴趣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讨厌”“吵嘴”也不在乎，真是两匹不羁之马。

苏、陈这时如此痴迷地信仰与研究佛学与参加亚洲和亲会有关，实际是和亲会活动的一部分。和亲会约章规定：“振武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即把佛教、孔教、道教，视为拯教东方各国社会道德的祖传药方。为此，他们曾成立“梵学会”和拟建“梵文书藏”。但是，这种事毕竟应者寥寥而卒不成。

与其他大教一样，佛教是一门广大精深的哲学，有许多善行道德的教诲，但它的核心是因果报应论，要求广大受苦者对人间恶行采取忍受和献身精神，导致人们对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奋斗、对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是消极与冷漠，苟且偷生。

这里就可以探讨为什么1905年以前陈独秀积极参加革命组织、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成为江淮地区的革命领袖；而在以后，同盟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陈独秀却非但不参加同盟会，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学中消极退忍思想的影响；二是如前述对同盟会纲领及骨干分子们“误解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单纯是一种（排满的）狭隘的种族革命”不认同；三是如前述对同盟会强调反满而不反帝国主义侵略不认同；四是对周围同盟会骨干分子反映出来的同盟会内部钩心斗角的矛盾有看法。如这两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章太炎、张继、刘光汉三人。章由于原是光复会发起人、发表大量极端的仇满言论、博学的国学基础（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和星期日讲习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曾受业）、《苏报》案的影响和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领导与保皇派的论战等，当时在革命派中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孙中山。但是，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张继、刘光汉都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如对待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出于利用矛盾的考虑，不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孙中山提倡民主立宪，他们反对任何立宪；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发展实业”，刘光汉主张农民群众自发行动，“杀尽资本家”；等等。章太炎还为《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大相龃龉。他们把这些矛盾公开暴露出来，攻击孙中山，甚至酝酿改组同盟会。至1909年章太炎终于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任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刘光汉则心术不正，竟从极左而变为叛徒。他不仅反对孙中山，继又与章太炎、陶成章闹翻，与革命党人关系全面恶化，并挑拨同盟会内部各派常起纠纷，进而提议改组同盟会总部，妄图夺取干事职权。而此议遭到拒绝后，他竟萌生异志。190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为了分化革命党，派人到东京用官职金钱暗中收买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权（均为同盟会会员）三人随即变节，成为密探，后来干了不少坏事。陈独秀为人正派，光明磊落，虽然当时不知这些人后来堕落到那种地步，但对他们的为人和活动，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因此1910年他写《存殁六绝句》怀念最亲密的十二位朋友中，没有章、张、刘三人。同时也因此影响到他对同盟会这个组织的看法，使他不愿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借用冯自由评没有参加同盟会的徐锡麟的话：他“与孙中山一系人在人事关系思想气质方面都有相当距离，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们均具‘志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独立性格”。[60]

但是，说陈独秀对佛学的信仰，绝没有达到信徒迷信的程度，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似乎更正确些。正因为他对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能对佛教对中国国民性的危害给予深刻的批判。

陈独秀、苏曼殊的友谊，可以说达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二人不仅合译《悲惨世界》，合译《梵文典》（陈独秀是帮助），共研佛学，还有字画合作。陈独秀对苏曼殊情谊深厚。如1906年，苏、陈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时与邓以蛰关系密切，有一次苏画一幅葬花图赠邓，请陈题字，陈写了一首五绝：“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年事，双燕语便便。”[61]曼殊也是个多情种，曾有“不爱英雄爱美人”的诗句。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游，回国时，在船上闲聊。曼殊说到在日本与女友亲昵之事，陈、邓二人开玩笑，故意表示不信，逼得苏把女友的发饰等物给他俩看。之后，因不能与心爱之人长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抛入海中，转身痛哭起来。陈独秀见此状，表示同情，又题诗一首：“身随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62]1913年，陈独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户省亲路过上海的曼殊，陈又激动不已，给苏题诗一首：“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63]

苏曼殊对陈也是情深谊长，一分离就常作诗以寄托思念。如1909年1月时，苏与陈曾同住东京清寿馆，3月，二人又同迁江户，5月，苏返东京时作过《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诗一首，颇为真切：“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64]一个感到无限孤寂而对仲兄深深怀念的疯和尚的形象，多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陈独秀面前。从下一节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首陈独秀抒发孤寂之苦的诗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二人友谊之深，另一个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两颗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苏曼殊又一次东行时巧遇陈独秀，这时反袁斗争失败，陈又在“静待饿死”，苏只得匆匆离去，又作诗《东行别仲兄》诗曰：“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65]

这不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情感，是多么的感人肺腑。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陈独秀从1902年加入日本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起，就以满腔激情投入到一系列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的运动中去，但是，其结果是不断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诸多战友被杀或被迫流亡而去，报纸学校纷纷解散，更有岳王会的弟子几乎是集体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他又因对其纲领、组织、行动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随“俗”，陷于自我孤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自己探索的唤起民众、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这些使他从1907年起逐渐陷入寂寞、消沉、苦闷、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因亲爱的兄长陈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赵声等人的相继去世，这种孤苦、消沉的情绪又加重到了极致。

1909年9月、10月间，陈独秀由日本返国，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讯，到沈阳护孟吉棺木返回故里，忆及早年兄和母亲抚育之恩，不禁泪如泉涌，作《述哀》五言长诗痛悼：“……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66]

这并不像1903年《哭汪希颜》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抒发豪情壮志，而是述说“儿命青丝悬”，希望与兄同去“双还”；表示悲伤之深，同时也表示其这时的志气之消沉。

陈独秀这次住家，时间较长，约有两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胡渊如曾去拜访程演生，二人结为终生友好。程演生与陈是同乡，曾游学欧洲，学识广博。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安徽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罗（泰国）。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曾亲自支持陈对文科教学进行改革，嘱陈“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67]

己酉岁末（1910年2月初），陈独秀再到杭州。有人说，他此次在杭州隐居一年半左右，根据是1911年1月5日《民立报》上“小奢摩室诗话”栏里发表的陈独秀所写的两首《感遇诗》。编者“大哀”在诗前序中说：

吾友怀宁陈仲甫，弱冠工属文，往曾访予扬州，相得甚欢。此后，君即留学东瀛。去岁归国后，隐居杭州，日以读书为事。所为诗日益精进。今春曾以《游山》诸作见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记。昨又得近作《感遇诗》五古念余首，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

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大哀”即王旡生，名钟麒。1908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路过扬州时，王曾拜访。为什么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不仅因为二人是安徽同乡，都博学并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王旡生对时政、民生、宗教、文艺等都有研究，发表过重要文章，并擅长骈文，熟于稗史，能够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志），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进派。王曾历主激进的《神州日报》《民吁报》《天铎报》笔政，现在又主政《民立报》，受到陈独秀的信任和尊敬。于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诗话”成为陈独秀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王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生计。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扬州。所以，陈独秀与他保持密切关系，说明这时他虽有消极情绪，但反帝反清激进派的立场没有改变。

陈独秀这时的确情绪消沉。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全国反清排满革命运动是如火如荼，风云激荡，而他却“日以读书为事”，还有心思“游山”，写诗吟诗，发“忧时感时”之情。这是为什么？这20首诗，充分展示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和对人生与革命重大问题的一些思考。《民立报》只发表了两首，后来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杂志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据此诗作和参考王昭训女士《陈独秀〈感怀〉20首阐释》及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先生《陈独秀诗集》注，来全面观察一下陈独秀当时隐居、读书时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读书中的故事典故即兴抒发自己的情怀和经验。

第一，抒发自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又对当时的形势悲观，行动上自然处于一种消极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感叹找不到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第一首：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前四句，把自己比作天生丽质的“佳人”。陈早期诗作常以屈原、湘娥、灵均自喻，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后四句，虽然志在江湖万里，即心怀国难家仇，但只得闭门弄琴，因知音难觅。反过来说，就是现在因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同志，只得闭户读书，等待时机再施展救国救民的抱负。又如第二首：

春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晓镜览朱颜，忧伤自此始。

前四句写革命形势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后四句借用帝舜两个妃子万里寻夫，已到湘江苍梧之野却见帝舜已死的故事，哀叹革命屡遭失败，战友相继离去、病逝或牺牲，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彷徨与惆怅。这种情绪，在陈独秀1910年所作的《存殁六绝句》[68]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在该诗中，他一一怀念了12位一起奋斗的挚友，其中六人已逝或牺牲，六人还活着但已远离。

第十三首表现了同样的心境：

威凤敛羽翼，众口誉焦明。焦明与威风，异命不同声。

西巢三珠树，振翮一哀鸣。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

威凤是才德高尚之人的古称，焦明是古代神鸟之一。诗人以威凤自喻，说焦明本不如威凤，却因后者敛羽而受到众口赞扬。这里显然表示了诗人自己几年来的奋斗中的一种感受——孤芳自赏与自信：自己唤起民众的革命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却得不到张扬而没有多少人响应；而鼓吹狭隘的排满革命的人，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接着，诗人以栖息在珍木三珠树上的美丽的翡翠鸟，在猎人追捕下振翅哀啼的状态，比喻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当然包括诗人自己）遭遇的险恶。关于末句“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西王母为古代众神之首，董双成是其侍女），有人说是诗人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钦佩，也有对其难得一见、脱离群众的批评，似可商榷。因为，从对同盟会态度来看，他似乎对孙中山并不怎么看重。说他还没有找到让他佩服的领袖或他自认为领袖但还没有被人认识，似乎更有道理。

第十二首在谴责了统治者面对国家危机依然过着腐化奢靡生活的同时也表达了这种惆怅心情：

列星昼陨队，华灯耀疏堂。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

鸱枭岂终古，惊散双鸳鸯。美人怀远思，中夜起彷徨。

其中“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还表现了诗人在举世混浊、是非颠倒、好坏不分之世而唯我独醒的自负，也因此而更加焦虑和忧伤。

第十六首则表现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而社会改造艰难的惆怅：

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琅玕出西极，光彩粲九州。

鸾凤一朝去，宫馆颓山邱。崦嵫不可望，望之令人愁。

但是，他的消极、彷徨、惆怅只是因暂时找不到出路而苦闷的表现，他对革命和国家前途并不悲观。如第二十首：“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意为尽管天下妖雾笼罩，自己的心情却明朗宁静；“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意为让阳光照彻那阴暗潮湿的地方吧，光明就在前头。

第二，揭露了清王朝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表示了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切同情。如第十一首：

古人重附民，后世重兵车。鲛革与铁釶，兵败于垂沙。

田野有饥色，千金购莫邪。将军不好武，守身龙与蛇。

谴责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屠戮人民；对外屈辱妥协，主权沦丧。

第十八首表现诗人同情劳动人民苦难：“哀哀世上人，果腹任鞭棰。栖迟尘网中，局蹐待销毁”；此外，更有号召苦难中的人民起来斗争，以争取如天上般美好的人生，如第十九首：

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第三，总结多年来奋斗的经验，悟到一些重要的人生、革命和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以自励励人。

如第八首告诉人们，事物和事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要想成功，必须依规律而行：

木鸣响焦杀，怪星党天居。人情有忧乐，天意亦惨舒。

穆王得造父，八骏供驰驱。如何致千里，辟马驱毁舆。

这后四句，以穆王西游的故事，说明倘无良驹好车，即使神御手造父也不能驾跛马破车日行千里之遥。为此，他在第十首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赞颂了纷纷出国寻找救国之道的留学生们：

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高情薄尘俗，入海求神仙。

归来夸邻里，朱楼列绮筵。今日横波目，昔时流泪泉。

又如第三首告诉人们，特别是革命的领导者，时势有时瞬息万变，要善于明辨抉择，果断处理，还要有顽强意志和勇于追攀的精神：

得失在跬步，杨朱泣路歧。变易在俄顷，墨翟悲染丝。

人心有取舍，爱憎随相欺。八骏虽神逸，绝尘犹可追。

关于革命者要有不怕失败、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第十七首中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故事，更是对此集中发挥：

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

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

诗人所以特别提倡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因为由于保守或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或改革事业的发展是曲折艰难的，如第四首中引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失败的故事：

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眄妍。

变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成，美人空弃捐。

在循规律而行的经验中，他最重视领导者善于用人和人的素质的问题，即用人和为人。如第五首，他以对比方法，批判了吴王刘濞轻贱智者而败，肯定了梁孝王、伯乐善于用人制胜的道理。

第九首则进一步指出了用人之道首先应重才与德；第七首，以鲧治水无功而被处死，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而顽民反抗周的统治被杀戮的事实，指明才德高尚的人是主持公道的，好坏应当分明，但是，假若人们连是非观念都没有了，对他们讲是非则是徒劳的。这是他为什么始终重视国民性素质改造的一贯思想和他的独特理念。

所以，善于用人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统一的。而在为人之道中，诗人又最看重不怕打击甚至杀头而持正义又能敢说敢为的品质。而且诗人一生就是这种品质的典范，如第六首：

筑墙非过计，邻人乃见疑。忠言戮其身，哀哉关其思。

周泽即云渥，爱憎谁能期。奈何婴逆鳞，福祸岂不知。

此诗用两个故事——智子疑邻和关其思进忠言遭杀，赞扬了刚正不阿的臣子明知要触犯君主，仍敢于进谏的精神。

总之，这组诗，以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古喻今，托物咏怀，感时伤世，表现了诗人杰出的才华。全诗二十首，主题明确，内容广博，情感激越，哲理深刻，异彩纷呈，“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不禁慨然叹为奇绝！”[69]确如编者王旡生所说，有陈伯玉、阮嗣宗诗圣的遗风。因为，由于提倡诗风革新而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唐代诗人陈伯玉代表作即为《感遇诗》38首的组诗。陈独秀把自己的诗取其同名，显然受其启发和影响。陈伯玉组诗的内容和特点，就是以古喻今或托物寄情，抒发作者怀抱，讽揭时弊，又以无奈而感叹人生祸福无常，向往避世隐居的消极思想。这是他在武则天时代曾提出一些进步主张而未被采纳、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屡遭打击时的产物（他最后被武三思所指使的人诬害而死，年仅42岁）。与陈独秀当时的心情颇有相似。

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追求自然壮丽，又多用含蓄的比兴方法，为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辟一条抒情述怀道路的先驱诗人是魏晋时代的阮嗣宗。包括上述陈伯玉在内，陶渊明、庾信、李白等都受到他的代表作《咏怀诗》（82首）的影响。此组诗多数表现诗人疏狂自放、孤郁嫉俗的情感。这是他对当时鼓吹礼教而又腐朽、残暴的司马氏统治集团不满并遭到迫害的结果。他反对礼教而走向另一极端——崇尚老庄哲学。

所以，从作诗的心情、个人遭遇的不幸、诗作的内容与表现手法——五言诗与比兴手法等各方面来看，有理由可以认为陈独秀作此《感遇诗》是在读了陈、阮之诗后的有感而发。所不同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陈、阮作诗时，他们的进步主张败局已定，而陈独秀作此诗时，正是辛亥革命胜利前夜的黑暗。所以，陈独秀诗中除表现陈、阮诗作中这种消极心绪外，还有不甘消极、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和又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惆怅。

但是，由于陈、阮二人所处时代的限制，其诗不能直白心意，不得不较多地用比兴手法，虽有含蓄、隽永的优点，也带来了旁人和后人“归趣难求”“难以情测”的问题，以上对陈独秀诗的诠释，也只供参考。

其实，陈独秀在《感遇诗》中那种消极、苦闷、彷徨的心绪，在1908年、1909年已有充分表露。这就是1908年夏末秋初陈独秀游览日本名胜风景区华严泷时作《华严瀑布》十四首组诗，[70]翌年1～8月与苏曼殊同住东京清寿馆时，二人又有唱和诗《本事诗》十首。这些诗主要表现作者几年奋斗迭遭失败及目睹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惨遭镇压后的痛苦、彷徨心理，和以屈原、拜伦自喻，孤愤抑郁、忧国忧民的情思。如《华严瀑布》中：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本事诗》中第四首苏曼殊的原唱曰：

淡扫娥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陈独秀的和诗曰：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山不见有啼痕。

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第五首苏曼殊原唱：

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夬玉浅含颦。

卿自无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陈独秀和诗曰：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频。

尽日欢场忙池，万家歌舞一闲身。[71]

如以上的分析，对比起来，1910年《感遇诗》中虽然还有这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但已经开始有从中挣扎出来的愿望。这就是陈独秀辛亥革命前三年思想的基本状态。

好像是对这十年中国最初的民主革命做一总结一样，1911年初春，陈独秀把对这一时期最亲密的战友（死去的六位和活着的六位）的怀念，压缩在六首七绝中，进行纪念：

存殁六绝句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

何朗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殁为福州何梅士）

夬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谈骋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恸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殁为徽郡汪仲伊先生）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爱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邱郑赞丞，殁为正阳熊子政）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殁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72]

以上12人中，赵伯行和吴孟侠，已在前文吴樾案中说过；章行严（士钊）、何梅士、曼上人（苏曼殊）、孙少侯（孙毓筠），之前也有较多的叙述。汪仲伊大陈独秀42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由汪孟邹引荐，与陈结忘年交，1906年与陈合办徽州初级师范学堂，汪任总理，陈任监学。学堂因培养革命（造反）人才，不久停办。汪也随之谢世。郑赞丞与葛循叔，曾与陈共同发起安徽藏书楼学说的拒俄运动，成立岳王会，参加反袁斗争。章谷士是陈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报正阳关发行代办。此诗简绘十二人物与陈独秀的深切缅怀，手法之简练，意境之高雅，一时舆论轰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见章士钊时，竟能背诵，一字不讹。[73]

陈独秀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是很珍爱的。据这一时期与他关系密切的程演生说：“仲甫有古诗近体诗一册，民四（即1915年——引者）我在上海向他借抄一副本，还录了好多首登入《丙辰》杂志文苑门内。后在北京，还看见他的手写本。”[74]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陈独秀这三年苦闷的生活中，也有慰藉和甘泉。这就是他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心爱的伴侣——高君曼。关于这三年陈独秀的行踪，学术界曾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分歧有三点：一、1909年陈独秀迎兄灵柩回安庆后，何时再到杭州？二、何时到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理教员？三、何时何地开始与高君曼同居？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了程演生写的《陈独秀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结合其他已刊资料，去芜存菁，可整理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行踪如下。

据张湘炳访问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记录，陈说：伯父（陈孟吉）1909年在东北逝世后，“父亲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里，这次父亲在家住的时间较长，有二三个月，所以我在第二年九月（阳历十月）出生”。[75]这说明1909年陈独秀没有在安庆与高君曼同居。程演生说：宣统元年（1909）底（即阳历1910年1月、2月份），陈独秀曾与胡渊如一起到他家拜访，从此，二人结为好友。随后陈独秀即赴杭州。这说明，陈独秀的确是在1910年初到达杭州。然后就是王旡生说的在杭州“隐居”了约一年。在此期间，他与自己妻子的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由相爱而同居。姐夫与小姨子相爱，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不容。特别在当时封建礼教十分严厉的氛围中，男女双方走出这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叛逆的思想和炽烈的爱情。这几年陈独秀多次去日本留学，又多次到杭州，在经济上主要靠嗣父陈昔凡的供给，而陈昔凡这时正在杭州与浙江巡抚曾子固合伙做东北的大豆生意。看来，他与高君曼相爱的事，陈昔凡起先不知晓，后来东窗事发。陈昔凡本来对这个“不忠不孝”的嗣子，又疼爱又害怕，爱的是他的才气，怕的是他的叛逆精神，早晚捅出事来，给家门带来不幸。现在出此种逆伦之事，坚决执行“家法”。陈独秀却不妥协，二人只得脱离父子关系。陈昔凡宣布他“不准进我家门”。自然，安庆老家特别是妻子高大众，得此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雳，“反对最烈”。从此，陈独秀不仅产生“仇父情结”，一再对外宣布“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愿继承陈昔凡的遗产，而且再也不敢面对妻子高大众。高大众从34岁起就落寂至终。

1930年冬，高大众离开了这个给她悲哀多于欢乐的世界。这个善良与认命的女人，非但没有怨恨背叛和伤害自己的丈夫和妹妹，反而还惦念着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共产党首领丈夫的安全。两年后，陈独秀入狱，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也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松年知道父母感情不和，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之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76]

高君曼与高大众不一样，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每与姐夫陈独秀相谈，十分投契。于是两人渐渐坠入情网。对于她的行为，作为霍邱将军的父亲高登科坚决反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她也像陈独秀那样，被逐出家门。在旧社会，有多少男女因这样的私情不见容于社会和家庭而惨遭迫害，甚至殉情而死。好在陈独秀已是一个浪迹江湖的革命者，在各种生活条件下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于是，陈独秀终于走出靠家庭供养的优裕的生活环境，摆脱“隐居”生活，彻底踏上了自谋生路的穷困而危险的职业革命家之路。以他当时的才识、影响、人际关系等种种条件，他很快就在杭州陆军小学谋上了一个历史地理教员的工作。陈独秀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他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实际上也是地理著作。然后不久，大概日本留学第一年，他就参照日本的世界地理书，编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程演生证实说：他“编了一本商务地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约清末），我见过”。[77]商务印书馆老人回忆说：“早在清末光绪年间，陈独秀就和商务印书馆有了联系，他赴日本留学时编写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十分畅销，而一版再版。”[78]从此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社建立了一生的联系，直到逝世后出版他的遗著。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张元济和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对陈独秀最早编的这本畅销书和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主编《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等十分敬重，曾于1918年赴北京大学拜访陈独秀，共商编辑与稿酬事项。1921年，陈独秀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书记时，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馆外编辑。所以后来，他自己因忙于党务，无力撰述的情况下，在他的推荐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还聘瞿帮助编译百科全书，又出版了蔡和森、王若飞等人在国外所译的书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就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因为政治（“共匪首领”遭通缉）和技术上的原因（制版上遇到困难），未能出版。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写了大量的文字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再不避嫌，其所办的著名的《东方杂志》，及时发表他的多篇论文；还把每期杂志及时从上海发往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直到晚年，陈独秀流亡在四川乡下，还不断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书稿。陈逝世后，照顾他晚年生活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陈独秀的全部遗稿，又和陈的家属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签订了出版协议。

话再说回来，陈独秀留学日本第一年就注意到地理学这一学科，说明他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对中国人做启蒙工作。因为，几千年的中国皇朝统治，总宣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自大愚昧思想，因此对近代列强入侵都想不通，于是就不思图强。如去日本留学以前的陈独秀那样，不知道世界是分一国一国的，而且有强国，有弱国。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为什么要成为弱国中的一国，而被别国欺侮呢？陈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自然也贯彻着这样的启蒙教育。

这时，陈的收入虽不多，但还满意。尤其他与高君曼的相爱，由于摆脱了各种羁绊束缚，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大有一扫几年来因革命失败带来的愁云惨雾之势，并愿将这几年来用于自娱、记述内心世界情绪的诗作示人（一般说，只有在走出内心阴影、情绪低潮时，才愿意将这类东西示人，包括给王旡生公开刊登在《民立报》上）。这可以从当时他给苏曼殊的信中看出：“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今仅将哭兄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79]所以，程演生在回忆中说道：“他与他第二夫人高君曼在此时相爱上。他做四首七律赞颂她的美好。他又写信给朋友说：‘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可见那时与高君曼的得意。”沈尹默的回忆也说：“陈独秀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80]可惜，四首诗，现在只留下了两句。晚年流亡美国的高君曼的女儿陈子美曾托笔者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设法寻找陈独秀的遗诗《忆君曼》，[81]可能就是指这四首诗。这四首诗在陈独秀逝世后，即使存世，也逃不过“文革”的洗劫。许多陈的朋友都谈到“文革”中被迫销毁陈独秀文字的事。

这里，“哭兄诗”即作于1909年的《述哀》，“与公有关系绝句”即《存殁六绝句》。最后两句诗，则表明他当时对“新得佳人”高君曼的情爱之深，新婚之喜溢于诗信之内。喜怒哀乐，政见上也不管正确与错误，他总是这样率直与透明。杭州山水本有天堂之美。于是，陈独秀与高君曼及友人在游山玩水时所作的诗，也不再有如游日本华严泷时那样的愁苦，而是充满着清新、亮丽、欢快、激昂的情趣，如《游虎跑》：[82]

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山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

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

神虎避人去，清泉满地流。僧贫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锁暮愁。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虎跑”是杭州名胜之一。传说唐代高僧寰中居此，苦于无水，忽一日，见二虎刨地作穴，甘泉涌出。“祖塔院”即传说中的“济公”塔院遗址。诗中表现了一个久搏沙场的战士在新的激战前小憩中的恬逸。又如《咏鹤》：[83]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返。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杭州西湖孤山有北宋诗人林逋之墓，此人曾隐居孤山二十年，不婚娶而以种梅养鹤自娱，有“梅妻鹤子”之谓。陈独秀游此，借咏仙鹤优雅、飘逸、崇高的奋飞态势，进一步表现了自己暂憩杭州，犹存冲天之志，并将不息追攀的心绪。而在《灵隐寺前》[84]一诗中，他更以“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诗句，表示自己仍然具有诗酒豪情、指点江山般的少年意气。

在《雪中偕友人登吴山》[85]和《杭州酷暑寄刘三沈二》[86]二诗中，他述说自己因与高君曼相恋而与嗣父断绝关系后，生活一度十分困难：“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作者把自己比作从杭州西北方向的安庆飞来的穷艰饥极的“冻鸟”，在陆军小学任教不过是“啄枯枝”暂谋生计。生活之饥寒和孤独无助的情境，写得淋漓尽致。

在杭州的这段清苦生活中还给他情趣的，就是他与义士刘三、沈尹默以及马一浮、谢无量等人的友谊。除了游山玩水、吟诗作词之外，还观赏和研究书画、文字学等。

对于书法，陈独秀这时已有较深的造诣，从而在无意中帮助沈尹默书艺大进。沈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写字，祖父和父亲都是善写字的。但他回忆说：“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初次见面，就直率到如此当头一棒，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也只有陈独秀才能做得出来。还好，沈先生毕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之雅量的士大夫——“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87]如何发愤钻研？后来他说：陈独秀“所说的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执着笔……一直不断地写到1930年”。“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笔以来运用这样工具作字的一贯方法。”[88]

艺高胆大，陈独秀当时能对沈尹默的字作如此大胆的评论，是因为他对书法已有相当的研究和实践。据当时同在杭州的马一浮先生说：“那时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有一二年。不过仲甫先生不论做诗呤月也好，酒醉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89]这一二年，他每天都要写几张篆字，怪不得我们今天发现的大批陈独秀晚年给杨鹏升、台静农的书信，不是豪放的狂草，就是漂亮的篆体。[90]把书信当作书法作品来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陈独秀墨迹，右上为给陈钟凡写的小篆，右下为给江津诸友诗

自然，说陈独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倒不见得，因为，如上所述，沈尹默受了陈独秀的“刺激”，也“每天清早起来……”而且“一直不断地写到1930年”。而陈独秀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就全身心投入政治运动，一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投入监狱，无暇再练字了。所以他对狱友濮清泉说：“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因此，谦虚地认为自己的字“差得很，差得远”。濮清泉理解他的“意思是天分有一点，功夫是不够的”。实际上，书法这门艺术的确是要勤学苦练，不能间断的。所以，他被捕后，就利用一切机会练字，如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等求字、监狱看守求字、探监的亲友刘海粟等求字，以及作诗写词等，他都认真对待，作为练字的机会来利用。以至于晚年给亲友写信，也是如此。

陈独秀不仅对书法有如此勤奋的练习，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外甥葛康素，是陈独秀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和安庆藏书楼时期的战友，又是清朝杰出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的外孙，对书法有相当造诣，他对陈独秀的书法水平和见解却有很高的评价。1939年秋，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养病时，葛康素曾与陈独秀有一段时间的接触，尊称陈为先生。陈当时“偶为人书字，然多不经意之作”；而葛“终日习书，殆废寝食”，因而专门向陈讨教书法。陈独秀写了“论字三则”给他：一是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二是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是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91]

葛康素评论说：先生不经意之作虽有可置议之处，然此论书三则，于学书之道颇有深见，非特初学才宜适之也。先生为人书多作草字，信笔挥洒，有精神贯注气势磅礴者；有任手勾勒拖沓笔画者；一循情之所之。先生不求工不求名之志可谓尽矣。

葛康素还就当时他见到的陈独秀的几幅字，做了以下的评价：

余所见狂草一幅，书余先外祖邓绳侯公赠曼殊和尚诗：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用笔遒劲，墨气盎然，直追古人。又为余写屈原《哀郢》手卷，一笔书成，行路极佳。诚可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也”。又赠余兄小幅，自书赠友人诗：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均有独到风格，卓荦肆姿，堪称此老心书也。（此诗同时也赠方孝远——笔者）

陈独秀书赠友人诗

书谱曰：“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日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先生之草书其气势具于此矣，或功力有不到者焉，故稍有“鼓努为力”之嫌耳。

先生书法以小篆第一，古隶稍次，然求书者难得其篆隶也。就余所见，以为余舅父邓仲纯先生书篆联最佳。联文曰：

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和姿态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先生字有如此纯静者盖渺矣。

三十年前先生在西湖曾寄余舅氏诗，颇有倜傥风流之格。诗曰：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先生为古隶书此诗，浑厚朴质，如汉之瓦当，屈铁成字，乃先生气魂高逸，始有此神工，非特手技可致也。

可惜，陈独秀晚年时，此书，邓仲纯已失，应台静农之求，陈重写时，已不再是古隶而成狂草了。

陈独秀书西湖十景诗之一

关于这时期陈独秀研究文字学的情况，资料不多。据后来何之瑜调查的情况透露，当时甲骨文研究专家刘铁云编写了一部《铁云藏龟》（全是甲骨文龟背片影印）的书送给了谢无量。谢不懂文字学，从北京带到杭州，放在马一浮家里，一放就是两年，没有人看它。但是，马说：“一天仲甫先生看见，非常重视，便拿去了。”[92]从此，无论经过多少烽火岁月，陈独秀一直视这部书为珍宝，随身带着，直至逝世后成为他的遗物之一。谢无量、马一浮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大家，但因对文字学没有研究而对这本书不感兴趣，唯有陈独秀把它视为珍宝，可见，陈对文字学的爱好和研究的功力。

陈独秀如此作诗写字，主要集中在1915年以前的早期和1932年入狱之后的晚年。为什么在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时期的中期，至今没有发现他的诗字？有人同意李大钊的说法：“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93]这里，说陈独秀因“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无情趣、无时间再作诗写字是可信的，而说其“蚁视雕虫小技”，则不大说得过去。至于陈独秀“不置辩”，并不能说明他同意这个说法，恐有不屑一辩之意。一个以“白发老书生”而终的人，决不会“蚁视”作诗写字为“雕虫小技”的。

辛亥革命中一飞冲九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打破了陈独秀在杭州教书、吟诗、写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恬静的生活，也是他向往的摆脱寂寞岁月，寻找同志，实现冲天志向，追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无悔艰苦人生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独立的光复运动中，浙江省府杭州的革命志士也很快行动起来。陈独秀所在的陆军小学就是革命党人的一个联络机关。已经毕业的第一期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武昌首义。在校的第二期、第三期学生也积极准备起义。第三期学生还提前发了枪。两个队长，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葛敬恩，一个是光复会会员周亚卫。商文蔚等六七个排长都同情革命。教员中更有陈独秀、罗嗣宗等进步分子。

周亚卫队长说：起义工作从宣传鼓动开始，对杭州各机关学校等散发传单。“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褚辅成说贴在衙署），第二天虽然檄文已被清政府揭走，原位置上改贴了抚台衙门的严厉镇压的告示，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4日，新军起义，浙江巡抚曾韫等官吏逃窜，第二天就成立浙江军政府。但陈独秀未参加同盟会，同时与浙江革命领袖人物没有深谊，所以在新政府中没有陈独秀的位置。显然，他的位置在安徽。

安徽的光复过程比较复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洪流来到时，同盟会派至国内联络长江中下游起义的吴春阳，联络安徽革命党人韩衍、管鹏、高语罕等人于10月31日在安庆发动起义。但是，安徽巡抚朱家宝负隅顽抗，在前一天就遣散安庆新军六十一标工程、辎重、炮、马、步各一营。起义失败。接着，朱家宝见大势已去，与省咨议局勾结，接受袁世凯计议，诡诈地表示愿意转移政权，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朱家宝任都督。革命党人受到排挤。与此同时，原受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影响的寿州、六安、怀远、霍丘、合肥、芜湖等地，纷纷独立，省城安庆“已同孤注”。[94]但是，各地独立后均成立军政分府，形成地方割据，形势混乱。于是，吴春阳向九江都督马毓宝请求援兵。马派团长黄焕章率由洪江会党组成的浔军800人入皖，赶走朱家宝。16日安徽重新成立军政府，黄焕章自任总司令。但是，浔军入皖后抢掠不止，糜烂地方。吴春阳直入黄焕章司令部斥责其行，竟被黄枪杀。革命党人准备武装驱逐之。江西都督马毓宝派参谋长李烈钧进行调处，带走浔军。12月2日，孙毓筠出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并依靠军政府参谋长兼青年军总监韩衍统率的军队和南京临时政府陆军第一军柏文蔚的军队，打败了清军倪嗣冲部，裁撤各地军政分府，实现了全省的统一。

孙毓筠出身满洲贵族，本人纳资捐官三品道台。由于岳王会时期与陈独秀建立友谊，深受陈的影响，倾向革命，东渡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后被孙中山派回国，运动长江流域各地新军起义。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南京光复前，恢复自由。孙毓筠十分了解并仰慕陈独秀的才智，因此得知被选为安徽都督后，即急电召陈回皖共事。陈独秀也欣赏孙出身贵族而不保守，在1910年春所写《存殁六绝句》诗怀念他的最亲密的十二位朋友中，孙即其中之一，称“夬公说法通新旧”。于是，陈即响应，辞去杭州教职，来到安庆，任安徽都督府顾问。过去一般论著根据张啸吟的回忆，都说陈是任都督府秘书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安徽公报》（第4期）公告，秘书长另有其人，是泾县人查秉钧。陈独秀等八人为顾问，在秘书长之上。当时所定的《都督府临时官制》写道：“府内于各主务职员外，置顾问员，备一切政务之咨询，由都督延任，定额不得过八人。”这八位顾问都是当时安徽社会名流，除了陈独秀外，还有与陈终身相伴的高语罕，有《存殁六绝句》诗中怀念的“汪叟剧谭骋古今，论才恸惜老成心”汪仲尹老人的儿子汪律本。汪仲尹1906年曾与陈独秀合作主持培养革命人才的徽州初级师范堂，其才识与热忱深为陈独秀所敬佩，可惜于同年冬谢世。不过，既然是都督府的顾问，秘书科的工作自然也要“顾问”，秘书科也欢迎并利用这些社会名流的影响力，所以，陈独秀等这些顾问的名字又经常出现在秘书科对外的文件中。如1912年1月30日皖都督府秘书科电祈孙中山赦免释放刘光汉的电文，署名十人中就有“陈仲”，[95]是14位“议董”之一。当时因1911年“六月间，无为、庐州、合肥、当涂、芜湖、繁昌各州县均遭水患，死亡枕藉，惨不能言”。12月，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等名流组成的“全皖工振筹办处”，为安徽灾民募集赈灾款。[96]陈独秀是这个办事处的14位“议董”之一。而由于陈独秀名气之大，大大盖过别人，因此，亲朋好友的回忆录，也往往把陈独秀这个顾问当成“秘书长”。

从现有资料看，在孙毓筠任内，陈独秀主要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上述的安徽赈灾工作；第二件大事是大力推行旧官僚机构的改革。

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吟说：“陈仲甫当时提出改革的意见，大体可归纳三个方面：一，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二，旧官僚不能都敬克任用；三，对那些对革命事业有阻碍、违背革命利益的事，应大刀阔斧地将它除掉。”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陈独秀革命者的本色：一旦有了权力，不是做官当老爷，鱼肉百姓，为个人谋取私利，而是利用权力来打碎旧世界，推动社会的前进，为人民谋福利。这也表现了他是一个实践家的品性，以及几年的寂寞、思考和彷徨，急于抓住时机，一展抱负，干一番事业，有所作为的心情。因为，“孙少侯是少爷出身，又因吸食鸦片，不理政事，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仲甫”。

但是，改革之难，远远超过推翻一个旧政权。陈独秀的这次改革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张啸吟所说：“陈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唯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少侯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孙少侯认为，所谓革命，就是把满清推翻，现在满清政府推翻了，就万事大吉。在都督府任用人的问题上，孙少侯重用的是旧日的官僚人员，对那些留学生反不甚信用。陈仲甫的看法则不同，他的目光看得远些，认为把满清政府推翻，事属破坏，今后需要建设的事则更多，且更为重要。”[97]

把这次改革失败归结为“陈独秀性情急躁”，显然不得要领。实际上是当时根本没有改革的条件。

首先，从革命党方面看，像孙少侯（毓筠）这样的人很多，占了主导方面，连孙中山、章太炎也不例外，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谁来掌权无所谓，所以，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或保守势力反扑面前解除了思想武装。陈独秀一个人主张改革，连革命党都不支持，如何进行？而革命党人所以如此软弱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再加上这次革命没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更显得弱小。

其次，从全局来看，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很快篡夺中央政权，各省旧势力纷纷复辟，仅安徽一省进行改革，也是独木难支。

所以，在复辟守旧势力的阻碍下，不要说陈独秀的改革不可能进行，就是连革命的成果也难以保持。陈独秀眼看时局危急，不甘心失败，秘密到浦口会见他的岳王会时期的另一个老战友——柏文蔚。柏是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军军长，是陈独秀朋友中唯一掌握强大军权的人。陈独秀请其回皖主政，说明陈的革命思想成熟了一步——对武装力量的重视。柏文蔚回忆说，当时他统率第一军驻浦口，（江）苏人张謇、马良，以苏人治苏相号召，要吾离开。“是时，陈独秀亦由安庆来浦口密商，以袁世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革命党内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处境确甚困难，要我即回安徽，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返皖计划乃定。”[98]

由此说明，柏文蔚回皖任都督，陈独秀起了相当的作用，而且二人对安徽及全国时局的认识一致，认为孙中山让出政权给袁世凯后，革命陷入了危机，他们想保持安徽的地盘。这种对形势深谋远虑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同盟会领导层内部也很少人有此认识。因此，柏文蔚回安徽后，陈独秀任秘书长，又成了都督府的核心人物。从拥柏回皖至选陈为秘书长，柏与陈可谓是力任时艰。对此，柏文蔚又回忆说：

安徽本是一个穷省，大乱以后财政更感困难。本党同志意见未能统一，纷扰于内；乱党政客，构陷于外。盘根错节，毕现于前，时时有捉襟见肘之苦。本党一部分同志主张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袁氏，如陈独秀、管昆南……一部分人主张纳入袁氏，以巩固地位，代表如孙少侯（后来孙果真去北京投靠了袁世凯——引者）……此时余之秘书长为陈独秀，机要秘书王树笙，参谋长为徐子俊，高级参谋徐介卿。所有机要皆由四人与余密商解决。当时的方针：决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独秀负责，与上海陈英士随时接洽掌握，决不能违背我们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所动。[99]

就这样，柏文蔚在陈独秀等四位参谋的辅佐下，在安徽苦撑了一年多，进行了多方面的整顿和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里当然饱含着陈独秀的志向和辛劳，概括起来，以下几方面较为突出。（1）整顿扩充军备。（2）充实整顿都督府及所辖各行政机构，尽量安排革命党人。（3）整顿财政金融，实行开源节流，缓解财政困难。当时安徽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为此规定全省行政开支必须量入为出，军政费用只占全省收入的1/3。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等占2/3。还由安徽中华银行发行100万元公债，五厘行息，一年支付息金。（4）发展教育事业。革命战争中，许多学校被毁、被占或停办。新政府发表通令，各军、团、社不得任意破坏，而给予保护，迅速恢复发展。又将教育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计划，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因此，1912～1913年安徽教育发展较快，全省60个县增加中小学校达270余处。（5）严厉禁烟。1912年5月15日，柏文蔚向中央和全国发出《条陈禁烟通电》：“皖省土税、膏捐一律停止，统限一年内禁绝，不使稍留余毒，病我同胞。”“如有甘为戮民，不得不执峻法以随其后。”9月30日，又宣布取消烟照，鸦片店一律关闭；又严令禁种，私自种鸦片百株以上者，即行枪决。9月中旬，安庆水上巡警从英轮上查获走私鸦片。柏文蔚下令焚烧。英商调军舰威胁，索取赔偿，被严词拒绝，被列为柏督一大政绩。（6）破除迷信，将各处庙产逐渐收归公有，限制迷信活动。（7）禁止妇女裹足，扶持天足会组织，幼女一律不准缠足。（8）开办实业，发展交通，继续建筑芜屯、芜广、安正公路，蚌埠开埠，省政浚坞，修固堤圩等。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民俗，在《安徽俗话报》和孙毓筠督皖时期，陈独秀都大力提倡并望实行，现在终于得到可以实施的机会，陈独秀当然踌躇满志，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负、改造社会最得意的时期。虽然只是在一省的范围内，并且只有一年的时间，与他期望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毕竟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柏文蔚虽是都督，但因是武将重在军事，全局的综合治理主要靠陈独秀等人。柏尤其对陈十分信任，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记》[100]手稿本中说：

最可异者，中山先生但听落伍者之谗言，颇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实作去，一面求吾皖内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国。如此机要，只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相与计议，其他即多年之患难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盖因权利冲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民立报》则说，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陈独秀，是因为陈“学识优长，宗旨纯一”，意为德才兼备，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亲时，甚至把安徽民政长（相当于省长）事宜委托给了陈独秀。陈一度为一省之首。为澄清吏治，缩减编制，皖省决定这年4月1日起，军民分治，对都督府与行政公署进行改组。[101]看来，陈独秀又在为参与执政以后的改革大业呕心沥血了，并有“日理万机”之感。不过，这次似乎比在孙毓筠任内遇到的内部阻力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较好，在紧张的工作中，不乏浪漫与洒脱。如当时在安徽高等学堂教课的苏曼殊致邓庆初的信中谈到，他常去陈独秀处，唯仲兄忙极，又好讲笑话。当时由应溥泉安排与陈独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忆说：

我在安庆最初的一个月中，因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里，几乎每日必见一次或两次。他与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楼上，我居楼下客房中。我到安庆的次晨，应（溥泉）先生见他（独秀）下楼赴署办公的时候，即为我作介绍。他长方的脸，不高不低的身子，声音响亮，脚步疾速，一见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识，能说能行的能干人。那日黄昏他归家时，特来与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书，即问我道：“周先生，你有没有阅过江浦儿（即英国人之别名）和他的岛（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书？”我答道：“没有。”他道：“你快去买来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书馆，嘱他们向外洋代购一册。后来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讽刺英国的书；英国所有的风华人情，皆加以特异之见介。英国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发笑。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约九点之后。一觉忽醒来，听得唱声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无锣鼓声。我自忖道：“这是什么呀？”半夜三更，为什么大弹大唱？难道邻家做寿唱堂会么？再仔细一听——都是女人声，都是烂污京调。次晨早餐时，溥泉先生默默告诉我：“昨天夜里，他（指独秀）请客，唱戏的都是班子中唤来的伎女。”[102]（这里的伎女，是指卖艺的歌伎——引者注）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不过，内部阻力虽小，外部的压迫却逐步加大了。柏文蔚这次赴宁省亲，实际与国民党激进派计议反袁，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保持革命成果。因为，袁世凯夺取大总统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误以为民国已成，以后可以专心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同盟会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更是醉心于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主张两大政党的和平竞争，限制总统的个人独裁。为此，他竭力推动同盟会改组成一大党，并在1912年7月21日同盟会选举大会上，当选为总务主任，实际主持全会工作。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任财政、政事主任。随后，8月25日，同盟会与另外四个政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在这年年底到1913年3月上旬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对亲袁政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因此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慌，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孙中山彻底醒悟，决定发动第二次革命讨袁。于是，在4月中下旬于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柏文蔚、陈独秀积极响应，决定由柏以赴南京省亲为名，密赴上海参加此皖、赣、粤、湘、闽五省代表举行的会议。

会上，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柏文蔚、李烈钧的坚决支持。柏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稳健派首领黄兴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京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103]实际上，他们主张法律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仅议定进行反袁准备。由此看到，在当时全国形势中，柏文蔚、陈独秀主持的安徽省在反袁斗争上，一开始就站在最前线。而且，正是在柏文蔚赴上海开会期间，陈独秀主持的安徽，因袁世凯为镇压革命党而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外债2500万英镑，以柏文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战斗性极强的讨袁檄文：

政府借款，不由议院议定之通过，无论君主共和，凡世界立宪国均无此例。民国宪法未颁布以前，临时约法当然有效，曾经大总统三令五申，全国人民共闻共晓，借款必由参议院决定，明载约法，中外皆知。宪法未颁以前，今参议院，其职权与前无异。国家一日无法，则人民一日无命。不图政府竟与五国银行秘借二千五百万英镑，未经议院通过，径与签约，人民闻之，无不喘汗相告。宋案证据内，有政府发给资助杀人之语。兹复当政府交替之时，蔑视议会，秘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谨言守法之人，莫不闻之痛心，言之发指。万恳大总统为国法计，为人心计，立罢前议，以解天下之疑，则国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国会议决，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虽愚，素不敢持迂阔之论，阻止不计也。若政府今日之所办，誓死以为不可，临电忧愤，敢负罪言。[104]

此电用词婉转，却说理充分，矛头犀利，直指袁世凯违反国法民意。这充分表明，在当时革命派之内，柏文蔚与陈独秀等安徽派是激进的反袁派。他们主张尽快讨袁（为此，袁世凯曾派人到南京刺杀柏文蔚，未遂）。但是，由于黄兴等稳健调和派力量较大，讨袁军事一直拖延不决。

趁国民党内争动摇之机，袁世凯却双管齐下，疯狂向革命党杀来。一方面，调兵遣将，日夜备战，准备武力消灭国民党；另一方面则用政治手段削弱和瓦解国会内和各省革命党的力量。5月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资格，6月9日免去武装讨袁最激烈者李烈钧赣督职务，14日免去粤督胡汉民职务。陈独秀立即感到下一个必是安徽无疑，就准备待变。17日，苏曼殊致刘三信中即透露：“顷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果然，30日，袁世凯即免皖督柏文蔚，派其亲信孙多森任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陈独秀的代民政长自然也就结束。同日，陈独秀呈请辞职。《民立报》记者说：陈独秀“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105]陈独秀绝不会与袁世凯派来的旧官僚合作，看来，此记者对陈颇为了解。不久，北京的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批准安徽都督府秘书陈仲甫辞职。[106]陈即携高君曼妻儿随柏文蔚同迁南京。两家同院而寓，闭门谢客。柏文蔚与陈独秀及徐子俊等人几乎每天黎明乘舟至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表面上不问世事，实际上二人在密谋今后的出路。

7月初，孙中山终于说服党内稳健派，兴师讨袁。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向北军发起猛攻，打响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第一枪。第二天，他被推举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5日，南京响应，宣布独立，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徽介于南京和江西之间，对于革命党来说，进是前哨阵地，退是重要屏障，因此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但是，由于柏文蔚身在南京，安徽军事力量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为此，黄兴在南京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

这时，南京柏文蔚与安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络人就是陈独秀。黄兴与柏文蔚在南京积极筹划讨袁期间，陈独秀正在安徽奔走，企图统一安徽各派军事力量，结果无功而返。柏文蔚说：“此时独秀由皖返宁，知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龚振鹏、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在正阳关召开军事会议未成。龚振鹏带兵赴芜湖溃散，几遭不测，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能安全到芜。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时回皖。”[107]柏文蔚这里提到的安徽军事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当年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的成员。但是，由于陈独秀一没有参加同盟会，二手中没有军队，所以，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岳王会总会长的号召力，已经远没有柏文蔚这位分会长大了。

柏文蔚接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后，即与陈独秀、徐子俊等人会商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事宜，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南方军队已成强弩之末，时机一误再误”；“不过，我们能有树倒不乱的精神，不怕牺牲，目前的颓势不是说绝对不能挽回，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统一意见，以中山先生的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以付以重任”。随后，陈即携家至沪，安排后即与柏返皖发动。这时安徽各地原淮上军将领龚振鹏、张汇滔、范鸿仙、张永正等纷纷发表讨袁檄文，湖芜、寿州等地宣布独立。27日，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又任秘书长。

但是，淮上讨袁军在袁世凯派来的讨伐安徽的倪嗣冲部及豫军的联合进攻下，连连败北。受柏文蔚派往太湖方向作战的胡万泰部率部回归安庆，与其他叛将联合围攻都督府。这时，柏文蔚也已接到反袁军总司令黄兴密电：“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108]柏文蔚、陈独秀等只得败走，向芜湖方向突围。胡万泰即宣布取消安徽独立。

这时，发生了被史学家称为“陈独秀第一次被捕”的事件，即芜湖的反袁军旅长龚振鹏差一点误杀陈独秀。起因是陈独秀听信谣传：龚振鹏由于军事失利，在芜湖“惨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以致英领因每日枪声不断，出而干涉。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师长袁家声因其残暴，痛斥其非，均遭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不下毒手”。[109]柏文蔚接着说：“龚振鹏之为人，富有革命性，惟头脑简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来这事也与柏文蔚有关。高语罕说：“曾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先生（独秀）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某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文蔚）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张子刚三先生力救得免。”[110]常恒芳也说陈独秀这次在芜湖被捕要杀，是因为龚振鹏等旅长“始终反对柏烈武”，后因“芜湖有张永正一旅军队驻在那里，反对龚振鹏等杀陈独秀，说要是杀了陈独秀，他就要率兵拼命，故陈独秀后来仍被释放了”。[111]龚为什么与柏文蔚“不谐”，是因为责怪国民党决定讨袁军事太晚，贻误了时机，所以开始讨袁时，柏在南京消极，待到入皖行动时，龚振鹏等已在省内发动。

对于这次生死考验，陈独秀表现如何，以上高语罕说是先生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而柏文蔚说陈是“饱受惊吓”；程演生说：事后“回去的人说，当时仲甫被绑时并无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无变了”。这些说法都在情理之中。问题是陈独秀这样的人物如果这样被杀死，太不值得，以后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之所以没被杀死，除了张永正旅长的武力营救之外，还因为在场的范鸿仙、刘叔雅等人的劝阻。范鸿仙旅长说：“陈独秀是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流，杀不得。”[112]因此，8月13日，柏文蔚一到芜湖，与龚振鹏嫌隙即消，龚亲到江边拜见柏文蔚，并接到司令部，“聚谈甚欢”，面对失败之局，共商善后之策。

龚振鹏枪下留人，袁世凯却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冲兵占安庆，第二天，叛军胡万泰进入芜湖。安徽的讨袁革命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倪嗣冲进入安庆即饬令军队捕拿柏文蔚前秘书长“陈逆仲甫”及其父陈衍庶，逮不着就抄其老家。当年嗣父陈衍庶和妻子高大众反对陈独秀参加“造反”而祸及家门的事，终于临头了。陈独秀下一辈（即“遐”字辈，陈延年即遐延，陈乔年即遐乔）的一位陈家老人陈遐文回忆说：

民国二年，袁世凯当大总统，倪嗣冲在安徽做督军，马联甲那时当统领，说陈独秀私造枪炮子弹，带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干净，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画一抢而空。统领手下的人，还到处捉拿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要除根。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四子（延年），长长瓜子脸，一个叫小五子（乔年），圆脸儿，小六子（松年）年纪还小。当时，小四子、小五子就从屋上跳下来，连夜跑到乡下，找到我家。我把妈妈的床拉开，在床里边搭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边睡了三夜，后来家里来人才找到他们。据说当时没有逮到延年乔年，却把陈独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113]

倪嗣冲没有逮着陈独秀等人，就通缉安徽革命党人，陈独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志谋叛之犯”。[114]

这一年，陈家的命运与整个革命形势一样，多灾多难。曾给陈氏家族带来骄傲的陈衍庶，因前一年与洋商合伙做东北大豆生意被骗破产，受到严重打击，自叹不懂洋务，受人愚弄，不识洋文，两眼漆黑，一病不起，于1913年5月10日，即陈独秀与柏文蔚策划反袁事宜前，去世了。从此陈家也就衰败下去。陈松年说：“倪嗣冲派兵来我家抓人，昔凡公的灵柩还停在家里。”[115]陈独秀的嗣母“经过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后，有人去上海，见到陈独秀，告以家中的遭遇。陈愤愤地说：“恨不得食肉其人”，“过几年再看吧”。[116]

这说明，陈独秀对这次革命失败，并不气馁，而且，从此以后，他的革命志向，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更加坚定彻底了。而且由于家庭的遭难，他从此再也无颜见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庆。客观上，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反动当局长期的通缉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以编辑为生 静待饿死

辛亥革命和讨袁革命失败，陈独秀逃亡上海。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在一场革命失败后，有的悲观失望，甚至自杀；有的消极厌倦，从此远离政治；有的虽不屈不挠，却只会重蹈覆辙，从失败走向失败。陈独秀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一边把精力转到他喜爱的文字学或其他纯学术研究的领域，打发革命低潮时期的寂寞岁月，一边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当重任。所以，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人物，具有领袖与书生双重人格。学者的求实品性，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风，但不具有政治领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会使其燎原，更不能创造系统的理论。这是他的人生充满喜剧与悲剧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时，学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饱受折磨和疲惫的身心得到疗伤和休息，重振起老战士的雄风。

陈独秀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能维持这样革命家与学者的生活，得之于一个同乡至交汪孟邹的帮助。安徽都督府组建时，受旧传统的影响，不少人靠“裙带关系”弄了一官半职。汪见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也动了这个心思，特地从芜湖来到安庆，找陈独秀帮忙，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里许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仲甫却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为此，“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帮我的忙，凑点股子，再到上海开书店”。[117]

此事首先说明陈独秀为人为政的正派，绝不以权谋私，用人唯亲；同时也说明他对政治和革命风险意识的深刻体验，和他对汪孟邹这类“生意人”深切理解与真诚的关怀。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也这样语重心长地嘱咐过汪孟邹及其侄儿汪原放，不要从政和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延年、乔年牺牲后，他还嘱咐三儿子松年，千万不要参加革命，学一门手艺过生活（松年学了木匠），为陈家留一根香火。这说明他自己虽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也一贯主张充分发动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具体到某个人时，他又认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直接投入革命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人物。

汪孟邹听了陈独秀的话并且受了他的帮助，到上海开了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书店，主要经销新式图书，同时又是一个出版社，出版新式图书。讨袁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上海，就利用这个关系，结合自己的知识和兴趣为其编写书籍。

陈独秀绝顶聪明，学识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几个月工夫，在1913年冬，他就写出一部文字学书稿《字义类例》。此书内容共分十类：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俗误、辨伪、异同、正俗、类似，类后有目，目下举例。

正如王森然所论，陈独秀作论写书，必有创意，绝不无病呻吟，更不人云亦云。对于这本《字义类例》，他在自序中谦虚地说：“这本书是我于民国二年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做的，其中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的意见，要求读者加以注意！”“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我所以允许亚东主人将他出版。”[118]识者的评价更高一些，说其各目的举例“极为详明，而对于假借，尤其有特殊的意见，以近世视假借通用为同实异名，故或称通假，陈氏则以造字之假借，为六书之专名，用字之假借属之通用，而别之为两类。识字，为读字之初步，工夫似最浅近，翻阅是书，知真正识字，亦复不易也”。[119]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近代学问重在分析”，分析就是独立思考，就是寻找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创造发明，推动世界不断前进。这是他抓住的人生真谛，不仅仅是做学问，进行政治改革，参加革命斗争，亦是如此。这是与提倡死记硬背、独尊儒术的八股传统根本对立的。

如前所述，陈独秀当时还编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从1922年《新青年》上刊登的广告看到，陈独秀对这本书也是下了很大工夫，并把自己学习研究英文的心得“糅合”其中，使其成为一部有特色的英文教科书，而绝不是为了挣点编辑费的抄袭之作。而且，他能编教科书，说明他的英文水平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还表明他的文字学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文字，还包括外国文字。后来我们还知道，外国文字中，他不仅对英文有研究，还对法文、拉丁文、世界语有兴趣。广告上还说第一、二册定价每册五角，第三、四册“在编著中”。以每册五角算，全册为二元。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月薪才八元，看来这部书不便宜。可是，据汪孟邹说：这部书也就出了两册，因为生意不好，第三、四册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陈独秀也没有“编著”完成。陈独秀当时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解释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120]

《字义类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范英文教本》的命运又是这样，那么，靠编辑为生的陈独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两个儿女——1912年生的陈子美和1914年生的陈哲民即陈鹤年），自然就断绝了生机，只能“静待饿死”了。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章士钊是了解并看重陈独秀的才识的，绝不会让这位天才“饿死”。于是，当陈独秀请他觅一世界语教科书，“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时，1914年5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请陈独秀襄助，继《国民日日报》后，二人再度合作。

《甲寅》是宣传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政论性月刊。郑超麟说：“《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响最大了。”[121]11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某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轫之杂志。”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统治下一种在野党刊物，但不是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而是站在中华革命党右边的黄兴支持的刊物，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黄兴参加了筹备工作。章士钊后来讲杂志起名时说：“与克强（即黄兴）议名，连不得当，愚介以其岁牒之，即名《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是志，名终得立。”[122]说它是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后，陈独秀《新青年》以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不仅因为它的文章倾动一时，而且其文体亦成风气。胡适称之为“甲寅派”或“政论文学”，并借用别人的话称赞它是“集‘逻辑文字’之大成”；“政论的文章到这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了”。[123]《新青年》也称其“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说理精辟，其真直当为当世独一无偶”。[124]但郑超麟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认为：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士钊”印记。

笔者说这次是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再度合作，也只是从工作上说而已。陈既不是此志经费的提供者，也不是共同创办时的“社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主张上，有些相同的同时，又有深刻的不同。

同者，二人都认为国家在袁世凯的罪恶统治下，形势岌岌可危，人民生计断绝，必须推翻袁世凯才有出路。在1914年6月出版的《甲寅》杂志上，章士钊公布的上述陈独秀“静待饿死”信中，陈独秀还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这是猛烈抨击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大大地倒退了。又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这是悲愤控诉在袁世凯统治下，不只是他个人“静待饿死”，而是整个民族“生机断绝”。这些话，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罪恶是多么尖锐深刻的揭露呵！所以，章士钊在公布这封信时写的按语中激动地说：“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读者，然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所以，陈独秀在《双枰记叙》中说：“烂柯山人（章士钊——引者）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125]

不同者，章士钊一贯注重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总统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执政者能“有容”，择贤“用才”，“调和立国”。陈独秀则认为中国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必须要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但是，如何来进行这场革命，他当时还没有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那是一句反话，意思是在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比做西方文明国家的殖民地还要黑暗。章士钊不解其意，说他“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不过，从国家与社会的变革道路上说，二人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即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依靠上层改革与依靠人民革命之不同。这说明二人的分歧在此已经显露。终于，在《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后移到上海出版时，陈独秀早期与章士钊合作革命的“蜜月期”结束了。二人从此分道扬镳，后来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钊不仅拥护北洋军阀的统治，还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他绝交。不过章士钊的“有容”倒是十分彻底，尽管陈独秀对他如此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而被捕后，却自告奋勇地要求为陈做辩护律师。于是，在法庭上，当他按自己的思想风格进行辩护时，发生了被告否定自己律师辩词的怪事，一时传为陈独秀的佳话。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续终身。

所以，章士钊后来叹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陈独秀。[126]他说陈独秀“因皖中贤士汪铸希颜葛襄温仲识之，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人”。[127]正因为如此，陈独秀1914年在《生机》那封信中写尽的“社会状态”，即使是当时“执笔终日的第一号政论家”章士钊也是不能言的。而更令章士钊和当时整个舆论界瞠目结舌的是，陈独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的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和革命奔波不断受挫后的初步总结，在当时思想界的激烈争论（改良与革命、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激进与缓进）中，是陈独秀独辟蹊径，独具慧眼，鹤立鸡群的又一次表现。他批评了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中国人的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陈独秀这个思想的中心观点是“近代国家观”。这个观点，在1914年9月陈独秀于日本江户为章士钊以烂柯山人笔名写的小说《双枰记》所作的序中，已有酝酿。小说以他们二人亲密的朋友何靡施（即梅士）经历及最后自杀为原型，表现了国家与人民、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无情地鞭笞了专横的国家政治与社会习惯对人民与个人自由权利的摧残；宣称：“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128]

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传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对皇帝的“忠”高于一切，人民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要为社会（宗族制度）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陈独秀现在要把它翻过来：团体要为个体维持权利，否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这又是与他给章士钊那封信中说的“国人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牢骚话，相呼应的。顺着这个思想，他继续探索下去，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然不是让“外人分割”，而团体——国家和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关键是人，中国人的素质，转了一圈，又回来，还是他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提出的那个命题：“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在当时陷于革命连连失败、政治黑暗的境遇中，思想是十分悲观的。他在《双枰记》序言中，借着何靡施自杀这个情节，想起这几年在奋斗中牺牲或自杀的另几位战友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等，在无限悲痛的同时，对今人的麻木与堕落，十分感叹。他说：“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甚于今日”，但他们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但“国人已忘其教训”。他还自责说：“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此实民族衰弱之征”。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国民性质”“民族衰弱”的问题呢？当年，他没有找到答案，现在，他又有了十年的经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了。于是，他就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129]

文章开宗明义：“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但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接着，文章以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所以，“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其蔽一也”。

然后，文章在深刻揭露袁世凯政府“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残民的罪恶活动后，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哉，实欲以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人受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没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自觉心”，把忠君视为爱国；而且“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即既不知建国之“目的”，又不知国家危险之情势。“所以，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家，所以无所谓亡国不亡国。于是，对照当时印度、朝鲜等国，文章的结论是：“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陈独秀这篇文章，具有何等惊世骇俗的震撼力，只有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是“忠君”，所谓“忠为八德之首”。忠君也就是“爱国”，所谓“朕即国家”。所以，不忠君，不仅要杀头，而且要满门抄斩。几千年来，图书、戏剧、故事等，反复宣传这个道理。于是，老百姓就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国家大事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明君及清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清王朝连连失败，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开始怀疑“忠君”的威权，但因为面临入侵，代替它的是“爱国”。郑超麟说：“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起初，与陈独秀一起战斗的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党人，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保守派。可是后来保守派也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进步派了。康、梁保皇党反对革命的诸论据中，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所以，革命党人都是“不爱国”，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革命党方面只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为理由去回答保皇党，却不敢进一步说：“在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国甚于被瓜分。”辛亥革命毕竟爆发了，而且革命胜利了，中国并未被列强瓜分去，革命党似乎可以堵塞保皇党之口了。然而，继承清王朝政权的袁世凯，只愿意施行“伪共和”，却不愿对国民党让步。袁世凯所用的种种论据，最有力的仍是“党人主张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是主张内阁制、联邦制的，主张削减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是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何况此时欧战爆发，国家主义成了时髦。英语民族盛行一句口号：“My country，right or wrong！”意思是说：“我的祖国做得对也好，做得错也好，它总是我的祖国！”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口号。袁世凯更加振振有词责令人们为了“爱国”起见，再不可反对他，而应当拥护他。

“爱国！”“爱国！”袁世凯政府及其舆论工具，以此口号标语为武器来攻击那些失败亡命的革命党人，来责斥党人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甲寅》杂志也在内。“谁反对政府，谁就是不爱国！”在这个打击之下，反对党只好低下头来了。他们忙着声明：他们反对政府仍是为了爱国。为此缘故，他们竭力从法理上说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反对党的这种抽象论据是不能驳倒政府党那种现实论据的；无论法理上如何说得圆满，国家和政府现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幸，当时舆论上流行的都是这类文章。人们不谈政治的根本，只谈法理，只注意上层政治制度问题，如什么君主制和民主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统一制和联邦制、一党制和多党制等。人们好像以为中国只要采取而且实行良好的政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陈独秀当时已经超出这种言论以外了。他已从上层政制问题走到政治根本问题。他明白，要抵抗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乞灵于法理是没有用的，分别什么“真爱国”和“假爱国”，也是没有用的；必须进一步检讨：什么是国？如何去爱？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首先提出“自觉心”来对抗“爱国心”。爱国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是有自觉心与之相对。“自觉心”至少与“爱国心”处于相等的地位，前者出于“智”，而后者出于“情”，二者不可偏废。但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单就中国来说，则中国根本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根本“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既没有国家，就谈不上什么“爱国”。所以首先要懂得什么叫作国家，它以什么为目的，它的情势怎样，即首先须有“自觉”。所以，在中国，自觉心不仅与爱国心并驾，而且驾爱国心而上之。

有了自觉心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要爱国。陈独秀指出：国家不是绝对必须去爱的，国家必须本身值得我们爱，我们才去爱国。既然懂得“爱国”是以国家本身值得爱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国也不见得怎样可怕。于是他说出了“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危言”，并指出：“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在当时“爱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道德，任何人不敢也不能怀疑的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立即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政论文章，对它与《甲寅》风格的不同，以及它在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郑超麟有较深刻的论述。他说：

那唯一的论文，好象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

《甲寅》在陈独秀思想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环，他开始从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会的改革了。

少年陈独秀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其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时的。五十多年前（甲寅杂志出版前二十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本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传统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诗歌等等。总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来代替东方的封建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运动开始三年后，未满二十岁的陈独秀就被吸引而积极参加成为很活跃的一员了。但不多久，政治事变紧张起来，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渐渐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后面去。运动愈扩大，改革的范围愈缩小而集中于政治，最后甚至集中于“排满”和“起义”两个意义上面。人们疏忽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排满观念，以增强起义力量原故，人们甚至与运动初期相反，去赞美中国旧的传统而走上保存国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陈独秀从加入改革运动以来就随着运动的主流前进；他离开了主张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维新党而走向主张革命的驱逐满族的革命党；他投身在联络会党、游说新军、武装暴动的行动里面；他参加安徽光复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最后他分担了革命失败的命运而过着亡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130]

但是，在当时“爱国心”高于一切的情势下，陈独秀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弹，而且一致表示抗议。《甲寅》这一号出版后，停刊了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以后才在上海复刊。杂志迁移是与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有关系的，因为这年5月出版的第五号上第一篇论文《时局痛言》就是评论此次“国耻”的。

到了8月出第八号，杂志不能不答复读者的抗议了。因为章士钊得到了十几封信，诘问斥责陈文“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看来，《甲寅》是没有其他论文曾引起读者写了十多封信来诘问斥责的。可惜这十多封信中，除了那一句骂陈独秀是“狂徒”的话外，只发表了李大钊的一封，显然，这时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还没有认识。

李大钊的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投信者的意见，因为信写得很委婉，虽表示抗议之意，却无斥责之词。信的标题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以与陈文对应，批评陈文是“厌世”的，“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辞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响“甚巨”；认为方今政象阴霾，众生厌倦，“作者之责在于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激吾民之觉悟”。同时，李大钊也似乎感悟到了陈文有“言外之旨”，但它“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于是，他试着来“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但是，他申述的结果，还是反驳陈独秀的观点的。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还不同意陈的“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

因此，李大钊从陈文中引申出来的主张是：“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为所逢情势，绝无可为……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131]

看来，李大钊仍旧是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的，仍旧认为恶国家究竟胜于无国家的。由此看到，李与陈从第一次文字接触，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陈是机智而狂飙。李的议论固然不错，但往往流于老生常谈，但当时中国昏暗如磐，正需要惊世骇俗的呐喊和狂飙，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谈。当然，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机智与厚道、理智与狂飙就应该相得益彰了。

陈独秀的机智，就在于针对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国民大喝一声。但是，这一声能不能唤醒国民？如何让中国人培养起“近世国家观的自觉性”来？他自己在当时也没有找到答案，只知道十几年来奋斗的经验证明，直接、单纯地从政治革命入手不行。所以，李大钊“申独秀君言外之旨”只能是对陈文的肤浅阐释。

无独有偶，章士钊在他回答读者诘问斥责、替陈独秀辩护的文章中，也努力把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转移为老生常谈。他认为“国不足爱”的话固然可以抵御政府党手中那个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国侵略者的危险。他提出了“解散国家说”。他说这是根据卢梭民约论的。国家是人民订立的契约的产物，中国国家既然不好，我们可以宣布废弃旧的契约，解散这个国家，然后订立新的契约，建设新的国家。

其实，李大钊和章士钊的文章发表时，已是陈文发表八九个月之后了。这时，中国论坛风气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人们看到陈独秀的话完全应验了：袁世凯这个恶政府，的确是亡国的政府；这个自称是国家的恶国家，的确甚于无国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它的高压统治呢？“自觉心”果然起来排挤“爱国心”了。李大钊信内就说到，他有一个朋友起初不以陈独秀的议论为然，“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章士钊辩护信内也引证了梁启超新写的论文《痛定罪言》。梁启超设为“客问”，提出若干种理由说明“有国不优于无国”，而这些理由，梁启超都说是“余厥然无以应”的。梁感叹说：“夫客之言虽曰偏宕，不诡于正乎。然事实既已若兹，则多数之心理，不期而与之相发。呜呼！吾见夫举国人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听敢质言耳。”章士钊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说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也，劝人不为煽诱激刺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此固圣者因昆制宜之道，然而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试想：八九个月以前，陈独秀那篇文章的议论为举世所怪骂，如今据梁启超说，持此议论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数当然是自发的，但不能说陈独秀的文章没有发生影响。所以，章士钊说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郑超麟先生在1946年3月6日写完一文评介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后，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发现了胡适一首新诗，题为《你莫忘记》。这首作于陈文五年后的诗，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竟然与陈文一样，不过是把陈文变成了一首诗，不知是胡适受了陈文的启发，还是英雄所见略同，至少说明陈文的思想具有何等的深刻性。兹录于下：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竟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1914～1915年，陈独秀在东京襄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期间，还结识了三个以后对他的人生有深刻影响的朋友：李大钊、吴虞和易白沙。李大钊与陈独秀看来是以文会友认识的，除了那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对话外，李大钊还向《甲寅》投有其他稿件。作为编辑，陈独秀当然会通过其文，认识其人。二人风格虽不同，但救国救民之心是相通的。所以，后来二人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等一系列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携手合作，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陈独秀在《甲寅》期间编辑处理过多少来稿，现在难以查清，但后来陈独秀说新文化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闻名的“蜀中名宿”吴虞的一组《辛亥杂诗》是陈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陈为此对吴十分“钦仰”。[132]因此，吴虞接着就成为陈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最得力的反孔主将。

易白沙与陈独秀是同在《甲寅》的编辑。在工作中，陈独秀十分欣赏易白沙的才识，因此，1915年6月陈独秀回国时，易白沙与陈同往，成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主要助手。不过，1917年初，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带走《新青年》时，他没有同往，而是先后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但因见政治日渐黑暗，忧国忧民的情结不能释怀，1921年端午节那天，他学屈原，在广东新会投水自杀。

陈独秀则在屡起屡折后，不气馁，不悲观，决心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郑超麟对陈独秀不出来为自己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辩护，对章士钊的辩护和李大钊的批评及引申其旨的信，也不发表意见，感到很奇怪。章士钊当然劝过陈独秀出来回答读者的信，但是，陈在章士钊答文前一期《甲寅》发表的替苏曼殊的《绛纱记》写的序中，却表示“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对此，郑先生这样解释：

第一，他（陈独秀）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第二，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郑后来对笔者说是汪孟邹）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郑先生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陈独秀认为对于那十几封信的“诘问斥责”和章士钊、李大钊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两封信可以解决的；同时，这类问题，也不是靠文字和话语可以释疑的，更不是如梁启超所说，一个“二十一条”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经觉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质。这才是陈独秀要自己办杂志的根本理由。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基本上是辅助别人行动，如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象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134]但是，倒袁以后的陈独秀，不再是“鲁肃”（别人的助手和秘书），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中华书局，1981，第62页。

[2]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3] 蔡元培：《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4] 参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5] 《吴樾狙击五大臣后倪嗣冲上袁世凯密禀》，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9，第588页。

[6] 如邹鲁的《吴樾烈士历史》、冯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吴樾》、章士钊的《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中之《吴樾》亦未脱此窠臼。

[7]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8]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9] 潘与吴樾是桐城同乡，1902年留学日本警察科，毕业回国后，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衔，但他暗中与陈独秀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11]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2]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13]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4] 《赵声遗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第1391页。

[15]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6] 曹亚伯：《杨笃生蹈海》，《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曹是杨的挚友。

[17]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8]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2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1]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2] 《蔡元培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词》，《追悼吴烈士大会纪念册》1912年3月。

[23]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5] 《双秤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刊登在烂柯山人著的《双枰记》内，没有署名，但“叙”（即序）文一开始引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诗中纪念何梅士一句诗后称“此予辛亥年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绝句》之一也”。可见此序是陈独秀所作。

[26] 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

[27] 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 李则刚：《安徽历史辑要》，油印稿。

[30] 高语罕：《百花亭畔》，亚东图书馆，1933，第35页。

[31] 《安徽俗话报》第17期。按其半月刊时间安排，该刊第16、17期应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陈独秀主持迁校事宜缘故，在该刊第19期《本报告白》中，说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32] 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143～144页。

[33] 《安徽官报》第15期，1906年8月。

[34] 《李光烔先生事略》，未刊自印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35] 朱蕴山：《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位杰出人物》，《团结报》1961年10月4日。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第62页。

[37] 《安徽官报》第15期，1906年8月。

[38] 《安徽官报》第14期，1906年8月。

[39] 参见杨幕起《岳王会早期情况简介》，手稿，安徽省政协藏；连荪《辛亥革命前的柏文蔚》，《皖西史志通讯》，试刊号。

[40] 参见《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柏委员烈武事略》附录，蚌埠市各界追悼柏文蔚筹备会印于1947年；《胡渭清回忆稿》，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藏。

[41] 参见李光炯《安徽公学与岳王会》，《团结报》1961年10月4日；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42]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1962。

[43] 《范传甲传》，未刊稿，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藏。

[44] 束世徵：《赵声传》，《文史杂志》第2卷第3册，第35页。

[45] 李宗邺：《吴樾》，《革命人物志》第2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第269页。

[46]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14年。

[47] 许承尧口述、郑初民录《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中华民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册，第184页。

[48]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第11页。

[49] 郅玉如：《陈独秀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74，第16页。

[50]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1页。

[51]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

[52] 柳无忌：《苏曼殊及其朋友》，《曼殊全集》第5册，北新书局，1928，附录第76页。

[53] 朱务本：《亚洲和亲会的作用、局限及其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54] 约章全文刊于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868～1918）》，中华书局，1979，第243页。

[55]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1卷第22期，1938年。

[56]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57] 《周作人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455～456页。“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昭明文选》。

[58] 《天义报》1907年9月1日。

[5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

[6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63页。

[61] 《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蜇君为题一绝》，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编《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6页。

[62] 《偕曼殊自日本归国途中》，《陈独秀诗存》，第36页。

[63] 《曼上人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陈独秀诗存》，第37页。

[64]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51页。

[65]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59页。

[66] 《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

[67]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68] 《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69] 《陈独秀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第122页。

[70] 《民立报》1911年2月19日。原诗14首，王旡生只选其中八首刊出。

[71] 《南社》第3集，1910年10月。

[72] 仲甫：《存殁六绝句》，《民主报》1912年3月9日。

[73]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

[74]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75] 张湘炳：《史海抔浪集》，第261页。

[76] 唐宝林：《访问陈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77]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78] 钱普齐：《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党史信息报》1994年1月16日。

[79] 柳无忌编《苏曼殊全集》第5册，第283页。信未署日期，但从程演生的回忆和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的《秋桐日记》内容考察，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09年底或1910年初。

[80]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1] 《纽约陈子美来函寻找陈独秀遗著〈忆君曼〉》，《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2期，2000年11月。

[82] 《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署名仲甫。

[83] 《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署名仲甫。

[84]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5]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6] 《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署名陈仲。

[87]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8] 尹默：《书法漫谈》（二），《新民晚报》1955年5月8日。

[89] 1946年9月7日何之瑜访问马一浮记录，转引自《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90] 陈独秀晚年给杨鹏升的40封信，藏中央档案馆。1939～1942年陈独秀致台静农等102封信及诗文、题字、对联、手书自传影印件，载《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扎》（一）。

[91] 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年，第8页。

[92] 《何之瑜致胡适》，1947年11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

[93]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1979年第12期。

[94] 《卸任安徽军事参议官唐启尧呈袁世凯禀》（原件），宣统三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95] 《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

[96] 《全皖工振筹办处公告》，《民立报》1912年2月5日。

[97]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98]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9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第22页。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101] 《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

[102] 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六十回忆》，太平书局，1944，第60页。

[103] 转引自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8页。

[104] 《民立报》1913年4月24日。

[105] 《民立报》1923年7月8日。

[106] 《临时政府之尾声》，《民立报》1913年7月7日。

[107]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1981年，第23页。

[108]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09]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第25页。

[110]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111] 常恒芳：《安徽革命始末》稿本，藏安徽省博物馆。

[112] 胡渭清：《我陪陈独秀去寿春》稿本，藏安徽省文史资料委员会。

[113] 《陈遐文谈陈独秀》，《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0月。

[114] 《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安徽都督民政长勋二位倪令》，民国2年10月21日。

[115] 唐宝林：《访问陈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116] 《张啸吟回忆》，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馆藏。

[117]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118] 此书到1925年才出版，这年3月陈独秀写了这篇序。

[119] 《新闻报》1942年6月4日。

[120] 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CC生”显然是“陈乾生”的化名，陈乾二字的英文拼音，是C打头。

[121]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22]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86，第115页。

[124]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25] 《双枰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1915年。

[12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127] 孤桐（章士钊笔名）：《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第1卷第30号，1925年。

[128]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29] 《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

[130]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1] 《甲寅》第1卷第7期，1915年。

[132] 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33]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1946年3月6日，手稿。

[134] 《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全民书局，1929，第316页。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从1909年与陈独秀结合起，高君曼随陈多次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生活，也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结束，甚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陈乔年和君曼所生的陈子美、陈鹤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而高君曼及四个儿女，除了陈延年、陈乔年主要靠勤工俭学维生外，另要拜托给汪孟邹照顾了。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君曼又得了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药贵而难治，因此被称为“痨病”、“富贵病”。人们谈痨色变。同时，陈延年因不满父亲与姨娘高君曼的结合，也常闹纠纷。[1]在这短短的四五年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五味俱全，使高君曼感慨万端。于是，一是几年来受陈独秀的文化修养的熏陶与耳濡目染，二是参加了柳亚子为首的以写诗咏词为主要活动的南社，高君曼在诗词创作上大有长进。于是她在愁苦中，写下了许多情意绵绵、心细如发、感人至深的怀念陈独秀的诗句，兹录其在《月词》、《饯春词》[2]中的数首如下：

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绣幕深沉人不见，二分眉黛几分愁。

头两句应该是描写上海初春夜雨刚停时的景象，她似又失眠了，站到窗前感到一股寒意，看到月光映照在庭院里青翠的花叶上尚在流淌的雨水，思念不禁又送到那远在日本的心上人陈独秀身上，但在深沉绣幕后面却见不到人，只见自己的眼波眉语间几分的忧愁（眉黛，古代美女的一种称谓）。

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

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

头两句写她经常不自觉地站到窗前发呆，以向遥远的（经常作诗自称“嫦娥”）的丈夫寄托思念。可惜中日两国隔海好似天地遥远难以到达，只得无语痴立多时。

寂寂春城画角哀，中霄扶病起徘徊。

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

寂静的春城忽然响起画角（古代一种竹筒似的主要是军中用的乐器，声音悲壮而高亢）悲壮而高亢的声音。夜半扶病百无聊赖地闲步在院中徘徊。对亲人的思念洒得满地却又无着落，我的病情和对他的思念，不知陈独秀知道否！而这种愁绪却夜夜袭来。

密云如望来迟，为拜双星待小时。

偷向丁帘深处立，怕他花影妬腰支。

（为期望陈独秀早日归来）拜牛郎织女星多时，可能是浓云密布的阻滞不能如约而来；我偷偷地躲在幕帘深处，怕他来时如婀娜亭亭的花影那样妒嫉我那纤弱的腰肢。

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

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羞见影双双。

早春寒风吹冷了“银缸”（灯盏），摇动的翠竹影子不时投到连锁图案的纱窗。回忆从前曾与你凭肩依立在花丛下面，何时还能与你含情脉脉，俪影双双？

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

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往事如烟泪暗弹，依然故我却失去了当年的美好。伤心最是当前景，往日与你共倚栅门的幸福到哪里去了！

洛阳三月春犹浅，刚觉春来春又归。

若个多情解相忆，征鞍还带落花飞。

春天在洛阳的三月似乎就要过去，使人觉得春来春又归；哪个多情人能解我的思念，恐怕只有常年在外征鞍奋蹄带着落花飞扬的他（陈独秀）。

离筵惆怅日西斜，客舍留春转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归来依旧是天涯。

红日西斜，离别筵上惆怅多多；客车之行发出像留不住春天辗转哀嗟的声音；又恐明年有报春花早发的消息，归来时不要又去天涯（希望亲人归来，又怕归来后迅即远去）。

羌笛凄凉怨玉门，春来春去了无痕。

年年载酒长安道，折得杨枝总断魂。

羌笛的凄凉声是抱怨挡住春风的玉门关，使春来春去无痕迹；虽然年年在长安道上来往喝酒，每当折得杨枝报春，却总有梦断魂销之感。

楼下花骢花下嘶，殷勤还与订归期。

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楼下的青白马对花丛高声嘶鸣，似问主人何时归来；问君到底有多愁？哪忍心把宝贵的年华换取一次次离别。

这些诗，对时令、花、月等景物如此的敏感，以极其细腻的女性的笔触抒发了对亲人陈独秀的情爱，离别哀怨、急盼思归之情是如此的深切，读了无不感人肺腑。

这种煎熬难忍的心绪必然加重她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不止，因此急坏了汪孟邹。汪就急信催还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回国。在船上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周围的中国人看热闹，颇与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日军残杀中国人时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情景相似。陈独秀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多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却听到日警叽里咕噜地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的话，又一次深深刺痛陈独秀的心，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6月20日，陈到上海，汪孟邹还为他设宴洗尘。[3]

这时的形势，由于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想当皇帝，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并因此悍然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又激起全国反袁斗争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陈独秀周围，进行倒袁活动。柏文蔚也从南洋汇来募捐之款，作为活动经费。但是，陈独秀这时正筹备“自己的杂志”，酝酿另一种革命，所以对这样的政治活动兴趣已经不大。于是，正如以上吴稚晖所说，陈让章士钊做“诸葛亮”，以章的住宅为活动基地，自己只当“鲁肃”，安排这些同志活动。

陈独秀当时一贫如洗，创办杂志谈何容易，只得靠他的革命威望和友情。汪孟邹想帮他，但当时汪的力量还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汪即介绍他去找开办“群益书社”的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二陈乐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双方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1916年由《青年杂志》改名）第2卷第5号，都在上海出版，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除各期的重要稿件都由陈独秀亲自撰写外，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叔雅、谢无量、潘赞化、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苏曼殊、吴稚晖、刘半农、胡适等。还有专门从事编译的李亦民和陈嘏。据程演生说，这陈嘏就是陈独秀哥哥陈孟吉的儿子陈遐年，他翻译的四部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恋》和英国王尔德的《弗罗连斯》（悲剧）、法国龚枯尔兄弟的《基尔米里》，从《青年杂志》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个侄儿，成为陈独秀在《新青年》初创时期的得力助手。从以上《新青年》创刊初期的作者群看到，他们基本上是《甲寅》的编者和作者，再联系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与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的联系，可以说，陈独秀在《甲寅》一年的编辑生涯，为《新青年》的诞生，打下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

经历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近一年的观察与思索，陈独秀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近代西方人那样的“自觉心”，怎样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已经找到答案，不必再用那种“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手法，去刺激昏睡中的中国人民，而可以用正面阐述、宣传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国民性。但由于中国人受封建思想毒害太久太深，同样也要用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话语，去喝醒他们。在相当于《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极其鲜明的文字，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4]

任何一个思想家提出先进思想都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背景。陈独秀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与梁启超的“新民”标准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即“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5]但是，在中国那个时代，唯有这个思想是先进的、科学的。

同时，与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思想家一样，陈独秀也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6]所以，这六条标准，首先是新青年的标准。

说也凑巧，《青年杂志》出了几期后因声名鹊起，引起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抗议，说此杂志因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损害其权利时，得提起诉讼。其实《青年杂志》是月刊，《上海青年杂志》是周刊，无论刊名、周期和内容，二者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出版方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由陈子寿到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当时汪孟邹也在座，赞成改名。陈独秀亦只好同意。所以，这次改名，并非出自陈独秀的本意。这从当时（1916年8月13日）陈给胡适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于是，从1916年9月1日即《青年杂志》创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想不到，正是这个名字，连同“陈独秀”之字，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一块永恒的丰碑。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又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讲民主侧重于“人权”即争取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提出“德先生”、“赛先生”时，他把民主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等一切领域，而“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这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从此，陈独秀联合远近志同道合的战友，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惊世骇俗、影响深广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统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由于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伟大事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因此又称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震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伦理学说即伦理革命上，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7]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这也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

国家的政治救亡，必须从国民的文化革命开始。这个思想无疑是新颖而深刻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支撑它的支柱是三根：一、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二、儒家伦理思想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包括“文以载道”、宣教儒家伦理思想的旧文学，灌输这个思想并教育青年只知个人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和教人认天命、不抗争、迷信鬼神的佛教和消极退让的老庄哲学；三、时时想灭亡中国、遭到抵制后转而支持中国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只是触动了一下政治体制而未动摇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主要攻击矛头集中到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思想和封建文化，把封建统治下沉睡的广大人民唤醒，人人成为有独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权的战士，自然具有空前伟大的意义。陈独秀的思想逻辑是：只有自由独立的人民，才能有自由独立的国家。同时，这次还与他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基石）的关系，即“个人”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即从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入手，来拯救国家的命运，具有更深刻、更彻底的意义。

所以，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8]

正因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启蒙与救亡是统一的，所以，在他批判旧文化的文字中，处处从当时中国的危亡形势出发，紧扣救亡主题。

如：强调改造国民性重要时，他说：“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之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其灭自灭也。”[9]

批判独尊儒术时，他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无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0]

所以，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一开始就与后来加入运动的胡适等“纯文化运动派”不一样，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与胡适派决裂而转向政治救亡，乃是自然的结果。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政治救亡。

如果说批判儒家伦理是陈独秀发起的这场运动高扬民主精神的体现，那么，批判宗教迷信、批判旧文学、旧教育，则更多地体现了科学精神。

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迷信传统和老庄退让苟安忍辱哲学，陈独秀认为是造成中国国民性腐败堕落的最大原因之一，并且完全适合儒家奴隶伦理的需要，所以，新文化运动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说：“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11]又说：“老尚雌退，儒尚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不可得也！”[12]“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13]

如此批判佛教老庄哲学，确有振聋发聩、惊世醒言之力。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从创刊到迁移北京前的上海时期，攻击的主要矛头是儒家伦理和佛老学说，即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这时期的杂志完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而且他发扬主编《安徽俗话报》时期的精神，不仅是主编，还是主笔，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亲自撰写，不仅写主打文章，还写其他文章；不仅撰写，还搞译作，还以“记者”为笔名，编写每期的“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同时回答读者来信，等等。所以，这时期的《新青年》，连“同人杂志”都称不上，而带有“独人杂志”的色彩，往往在一期上出现他署名“陈独秀”或“独秀”的文章不止一篇，如第1卷第1期目录上有四篇：两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两篇译作。第1卷第3号、2卷2号、2卷4号，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两篇。若再加上他写的国内外大事记和通信，那么，他在每期上发表的文字就相当可观了。可以说，《新青年》时期，是他一生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所以，后来收集起来出版的这时期（到1922年止）《独秀文存》，其版税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费的主要来源。

但这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发轫期陈独秀筚路蓝缕、孤军奋战的悲壮情景。如鲁迅后来所描写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时还没有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一本杂志的影响总是慢慢扩大的。而《新青年》的初期，还没有像鲁迅说的那么糟。

这时期的《新青年》作者，除了陈独秀外，虽然还有几个常著的作者和译者，但紧紧围绕陈独秀文章的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题的，主要有三个人，高一涵、易白沙、吴虞。而高、吴并不在陈身边，一个远在日本，一个远在四川。

高一涵可以说是陈独秀进行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位得力助手。他虽比陈小六岁，但早年与陈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他是陈的安徽同乡，幼年也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并中过秀才。后来，他进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接触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并亲眼看到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未果被剖腹剜心事件，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民国初年，他到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政治系，系统研究西方民主政治，这为他以后成为陈独秀得力助手、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奠定了专业基础。在此期间，他被“头号政论家”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所吸收，成为其编辑部的主要编者，于是与同在编辑部的陈独秀相识，同乡加同志，二人一见如故。正如吴稚晖所说：“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15]因此，陈独秀回国后创刊《新青年》，便向他约稿，他总是按要求及时供稿。当时因《甲寅》也迁回上海，高一涵一时生活困难，陈独秀的约稿，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后来他回忆说：“余时已到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16]而陈独秀对他写的稿子则视为雪中送炭，总是安排在他的主打文章下面，成为贯彻《新青年》宗旨的重要言论：阐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青年与人生的价值等。如第一卷头五期的前二、三篇稿件安排：

敬告青年（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一涵）

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一号）（高一涵）

抵抗力（陈独秀）

民约与邦本（高一涵）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二号）（高一涵）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高一涵）

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高一涵）

一九一六年（陈独秀）

我（易白沙）

自治与自由（高一涵）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奇故事。李大钊相识高一涵，就是通过《新青年》：“守常读《新青年》，见余文，知在东京，访问半年余，终无人见告。迨帝制事起，东京有留学生总会之组织，守常见留学生总会中有余名，转辗询问，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钊名片上楼，余览片竟不知为何许人。及接谈，始知守常已访余半年矣，此为余与守常相见之始。因纵谈国事，所见无不合，遂相交。”[17]

因为这个缘故，1917年8月，陈独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开创了后来“南陈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说高一涵注重引进西方民主思想，那么四川的吴虞则注重批判儒家伦理与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这一新文化运动中最富战斗力的口号，就是吴虞提出来的，所以胡适称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伦理革命中，高与吴二人可谓是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陈独秀对于吴虞文章的赞赏，如同《新青年》第1卷中对高一涵的文章一样，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号以后的连续五期，吴虞的文章都排在陈独秀后面的第二篇的位置：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

对德外交（陈独秀）

读荀子书后（吴虞）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陈独秀）

消极革命之老庄（吴虞）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

礼论（吴虞）

时局杂感（陈独秀）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

下一期即第3卷第5号，只在中间插了一篇刘半农的文章：

近代西洋教育（陈独秀）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刘半农）

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吴虞）

截止到1922年，即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中，如以上这样编排高一涵、吴虞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表明了高、吴二人在陈独秀心目中的地位。

陈独秀所以如此安排吴虞的文章，是由于当时吴虞给陈的一封信引起的。信中说1906年吴游日本时曾作诗数首，“注中多‘非儒’之说”。归国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对照研究西方孟德斯鸠等人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十年以来，粗有所见”，写了以上诸篇，并在投登《甲寅》的《辛亥杂诗》中，发表了“非儒”心得。吴虞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信中又说道，这些“非儒”文章，由于内务部朱启钤电令封禁，“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尘清监，教之为幸。”[18]

陈独秀接读此文，如同又得一知音，当然十分激动，回信说：早“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指《辛亥杂诗》——引者），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并表示：尊著倘全数寄赐，载于《青年》，“嘉惠后学，诚盛事也”。接着，陈独秀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与吴同样的“非儒”观点：“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最后，他对吴虞的文章寄予极高的期望：“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教之为幸，瞻仰弗及我劳如何！”[19]

由于吴虞与陈独秀以上的关系，1919年，吴虞也被邀请到北大任教。

易白沙是跟随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助其创办《青年》的主要帮手。在《新青年》的上海时期，他写的批判儒家伦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上述吴虞给陈独秀的那封信中说“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从而引发他寄“非儒”诸篇的，具体是指易白沙的《孔子平议》。

易白沙对诸子百家都有较深的研究，批评中肯，也比较平允，所以他用了《孔子平议》的标题。这在当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文化派比较偏激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可贵，对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击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保护。文章说：“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20]

众所周知，这里说的第一端，即是当时陈独秀非儒给保守派的口实，也是后来评论新文化运动的一般学者，在肯定新文化运动成绩后，总要说上的几句话。虽然陈独秀一再申明，他所批判的一是儒家伦理学说对国民素质的毒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适合现代生活，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相反，他对儒家学说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时期的历史进步作用、它的反宗教鬼神思想、它的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等，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是注意到了的。但是，人们无视这些，硬说陈和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全盘否定儒家学说，显然偏颇。这里除了这些批评者自己偏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为了推动伦理革命，陈独秀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放在孔子学说消极面上，而不可能同时去花许多精力阐发儒家学说的积极面如何如何。

易白沙用较多篇幅阐述孔儒的历史面目及其不足，指出：“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大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但是，“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祀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进而，易文在揭破“中国二千余年尊孔大秘密”之后，详细论述儒学自身的问题，驳斥了“以孔子一家之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教，指出：“孔子之学只能渭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21]

易白沙如此评论孔子，似乎更能为广大中间派人士所接受。

但是，必须指出，如城门失火，殃及鱼池那样，任何革命在摧毁旧事物的时候，总会发生一些偏颇的现象，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在革命过后，也早晚会重新树立起来。然而，要革命在“保证不发生偏差”的情况下才能爆发，却是可笑的，因此总是指责革命的偏颇，指责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错误也是可笑的。

所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绝对化”，笔者同意陈金川先生的评议：对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战士而言，当时“反传统”是有特定含义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因为当时正值民国初创之际，封建余孽和封建幽灵仍在四处猖獗地活动，成为阻挠民主、科学精神传播的最大障碍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协地与旧的传统势力彻底决裂并全力铲除它，才能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学精神的确立扫清障碍。所以说，陈独秀的这种反传统主义不仅具有唤醒民众的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当时个别新文化战士提出过废除汉字、取消中医、改良种族之类的过激观点，但有这种主张的人也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种反封建的急躁情绪的随意发泄和矫枉过正的激将法而已。陈独秀本人并不赞成废除汉字，只是主张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虽然他提倡白话文，但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格律诗词的艺术价值；虽然无情抨击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但对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当之尊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骂倒。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陈独秀的反传统主义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总是貌似“辩证”地挑剔其中全盘否定封建传统所犯的“绝对化毛病”，其实这是最缺乏辩证眼光的庸人之见。如果对当时为害甚烈的阻挠社会进步的封建传统，也持“公允”的、“一分为二”的含糊态度，还有五四精神和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门的新文化运动吗？！是否可以这样讲，在当时条件下，这种“绝对化毛病”是为了彻底反封建而在认识论上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片面性，就没有新文化运动。[2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人们总想折中、平稳地发展，但客观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自然，作为历史反思，我们应该在以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尽量减少矫枉过正带来的负面影响。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

按照鲁迅的感觉，初期的《新青年》（主要是上海时期再加到北京后的初期）和陈独秀是寂寞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形成“运动”（这是细分而言，总体来说，所谓“新文化运动”，当然从1915年《青年》创刊就开始了）。走出寂寞，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的转折点，是《新青年》移到北京，而关键性的人物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这位曾受过清王朝恩宠的翰林大学士，早就是清王朝的背叛者，他曾是光复会的创始人，1905年还曾一度与陈独秀等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辛亥革命时，他在孙中山民国政府中任教育总长。失败后，赴欧洲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坚定民主政治的同时，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产生浓厚兴趣，树立起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一国立国之本，教育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强弱兴衰。西方一些国家所以先进强盛，都是由于教育发达，因而，国民文化素质高，人才辈出，科学昌明。而中国所以落后，是由于教育不发达，因而，国民文化素质低下，人才奇缺，科学不昌明。1916年9月，他还在法国时，即收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为他施展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提供了机会。当他回到上海时，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对他去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他却回答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23]可见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坚定。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翻开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

建立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但其腐败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学生多以它“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不感兴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女集中地）嫖妓者，时称“两院一堂”〔即嫖妓比较多的是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和大学堂（即北大）的教员和学生。在这方面，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浮筠，也有不检点的地方，后来成为保守派造谣盯死的缝隙〕。因此，学生对专业教员不欢迎，甚至反对；而对政府官吏兼职的教员，即使不学无术，也热情笼络，以为可做将来仕途的靠山。因此，学校内学风陈腐，复古主义思想泛滥。蔡元培教育救国，决心从改革北大开始，并首先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文选派占优势，亟须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所以，蔡元掊对于聘用文科学长一职，特别慎重，曾请当时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人才。

这时，陈独秀正巧在为“亚东”和“群益”两书社合并之事帮忙，帮他们起草合并协议，又与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筹集股份。到北京后，在琉璃厂，陈独秀偶遇在北京大学的老朋友沈尹默。沈随后告诉在北京医专的汤尔和。于是，沈和汤分别向蔡推荐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告诉蔡：陈独秀就是当年的陈仲甫，还拿了几本《新青年》给蔡元培看。蔡对陈独秀原本怀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特别是对于他早年编发《安徽俗话报》，鼓吹民主思想，很是钦佩；现今，他再翻阅《新青年》，更赞同其主张，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他就决定聘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24]

陈独秀当时住宿前门一小旅馆——中西旅馆。蔡元培诚聘陈独秀的经过十分感人，颇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精神。他从汤尔和处打听到陈独秀住处后，就亲自登门拜访。据汪孟邹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记载：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25]

为什么谈了好几天呢？因为陈独秀起初不答应。陈回沪后对安徽老乡、老友、邻居岳相如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26]陈又提出正在主编《新青年》，摆脱不了。蔡元培则答应他：《新青年》可以带到学校里来办；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了解你，我不搞论资排辈，只求真才实学的人，没有教过书，主要做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陈独秀拗不过，最后答应：“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27]

1917年1月13日，即蔡元培校长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函字第十三号发出：“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函复。”

随此复函，附教育总长范源廉令乙件：“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8]

15日，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布第三号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这个布告引起当年北大二年级学生冯友兰先生晚年一个回忆：蔡元培先生到了，他当时先换文科学长。“新学长就是陈独秀先生”；蔡先生“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可见，二人都是不尚空话而重实践的人。

因此二人一来，北大就立即大变样了。“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文科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点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学校的主要工作——教学而言，冯友兰接着说：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者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先）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29]

从北京大学档案中看到，当时陈独秀地位之尊，竟然在蔡校长之后排在第二位。如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签署的批准温宗禹代工科学长的教育部指令文件上，附签的北京大学领导人中，蔡元培校长是第一名，第二名即文科学长陈独秀，下面是理科学长夏浮筠等。虽然夏元瑮的工资比陈独秀多50元，但在工资表上，陈独秀也排在第二位。在北京大学领取薪金的签名簿[30]上，第一名是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是文科学长陈独秀300元，第三名是理科学长夏浮筠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张表上李大钊是文科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只拿120元。毛泽东作为图书馆助理员，仅拿8元。这张工资表保存在北京大学档案中，陈列在北大旧址（现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红楼”）举办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地位。历史无声，却是最铁面无私的法官。当然，整体评价这三人的地位，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后来有些人写这一段历史时，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李大钊放在陈独秀之上，甚至在“红楼”东侧五四纪念碑的浮雕上，只有毛泽东的头像，而无陈独秀的头像。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渎。

巧的是，几乎与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同时，陈在蔡不知道的情况下，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以“记者”笔名，发表了两篇蔡元培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的演说。而这期的第一篇即主打文章，恰是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二人观点完全一致。并且这期通信中还有一读者建议邀请蔡元培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从此，蔡元培也与《新青年》发生密切关系，不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动上也支持，如蔡改革北大的一个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说”，就首发在《新青年》这年8月号上。次年5月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有关“大学改制”的文章。11月欧战结束时的那一期《新青年》上，竟然发了蔡三篇文章与演说。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新觉悟的《劳工神圣》。

这个事实表明，蔡元培与陈独秀的结合，不仅有历史情结，还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是互为影响，共同进步的。

就这样，蔡元培不拘一格聘人才，教育部“品学兼优”随声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举在中国近代史上意味着什么！他们请出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悟空。从此，沉睡数千年的旧中国，再也不得安宁。

陈独秀也是一个爽快人，回沪后，安排一下妻儿，只身就来北京。因为本来是来试干三个月的，没有长远打算，也就不必迁家来京了。由于《新青年》带到北京，他的编辑部和住宅也就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没有重点，蔡元培到校后，重点扩充文理两科。于是，文科学长陈独秀与理科学长夏元瑮地位突出，从上文那张薪金表上即可看出。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与文科教员接触后，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态度和学识水平。陈独秀就把志同道合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后来，又陆续增加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高一涵、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阵营。于是，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编辑部会议，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一、“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31]二、“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32]并从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总负责依然是陈独秀。

这样，《新青年》就由一人刊物，转变为多人编撰的同人刊物；编辑成员也不负众望，结合自己之特长，发出一篇篇批判旧文化、扶持新文化的战斗檄文，形成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新文化运动也由一人一刊为中心，变成一校一刊为中心，迅速向全国思想舆论界辐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个新文化运动阵营是怎样形成的？即这些“干将”是怎样陆续团结到陈独秀身边的？简单的情况是这样的。

1917年7月，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任图书馆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钊又兼文科教授。

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推荐下，在美国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

9月，1916年进北大给沈兼士代课的钱玄同，任文科教授，热烈支持陈独秀的文化运动主张，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

同时，1916年在上海就投稿《新青年》的刘半农，进入北大文科预科任国文教授，热情投入新文化运动。

1917年4月，鲁迅之弟周作人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编纂员，不仅勤于译写，而且是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陈知道鲁的才华后，即派周作人或钱玄同多次前去启发尚处于极度悲观中的鲁迅，并一次次约稿、催稿。于是鲁迅“一发不可收”，写出了一篇篇代表文学革命实绩的文章——《狂人日记》、《呐喊》……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巨匠，据他自己说，首先应归功于不让他在“铁屋子”中等待死亡的“先驱者”、“主将”——陈独秀。

1917年，鲁迅在政府教育部任职，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1920年夏，兼职北大教授。

此外，这时在北大教员中，成为陈独秀志同道合、共同为新文化运动奋斗的好友，还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朱家骅（后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去台后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法科的陶孟和、高一涵，可以说网罗了北大各科的优秀人才。在陈独秀周围，这个“新文化运动阵营”，真是人才济济，高朋满座。所以说，陈独秀在当时能领导起这样一个在全国轰轰烈烈、至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自然，按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在北大也有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对立的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等。他们的存在和斗争，非但没有阻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显示出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盛况。冯友兰说：斗争是有的，“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学生中也有左、中、右之分，并各有杂志，相应为《新潮》、《国民》、《国故》，并且都发行全国。

总之，陈独秀于1917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

文学革命中的“黄金搭档”

就促进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言，新文化运动最有深远影响，获得实际成果最多的是文学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变革，以及使用标点符号（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各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各省教育厅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等，使中国在文字语言和文学以及书写与印刷格式上，率先跨入近代化的大门。其影响之深刻，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还这样说：当时我们“听他（陈独秀——引者）说要用白话文，文章要用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

关于文学革命，人们总是说是胡适先提出“文学改良”，陈独秀才把它上升到“文学革命”。其实，“文学革命”这个词也是由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序幕也是由胡适拉开的。早在1914年，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律诗时就发现，“排律”并非古诗一贯本性，它可能起于排偶之赋。对偶之入诗，初仅偶一用之，自汉伊始，入晋成风，“贤如渊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诗佳处都不在排”。如此对古诗排律特性的否定，的确是他的独到见解。因此，他主张“有心人”当“以历史眼光求律诗之源流沿革”，推动吾国文学史的进步，流露出要打破这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堡垒——排律诗的传统，创作白话诗、白话文的最初意向。同时，他自己创设了标点符号释例，尝试白话文的写作。而他对白话文的研究，却受了一个怪人的激发。

那是1915年，胡适作为“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已经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他每月应得的费用，均由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的钟文鳌先生寄出。这位钟先生可能在美国的时间长了，受传教士和国内革命的影响，有一个怪行为，常利用发支票的机会，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胡适从信中取出支票时，总发现里面夹着些小传单，上面印着类似现在公益广告这样的文字：“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等等。

胡适当时少年气盛，对这样的说教很厌恶。有一次，他接信后，以下犯上斥责钟先生：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但是，信发出后，胡适自觉有些莽撞了：既然训斥钟先生不够资格谈论这个问题，难道自己就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了吗？这“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才是。[33]恰好，这一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股的委员，于是便与学友赵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国文字的问题”。8月26日，他写成《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了古文的文字是“半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观念。接着，他在与几位同学好友的交往中，都纷纷作诗相送，并讨论起文学来。他答赠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的诗都是白话诗，而且在诗中甚至明确提出“诗国革命”和“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答任鸿隽的诗曰：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34]

胡适在给梅光迪的诗中甚至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蜚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35]

胡适在此诗自跋中称：“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招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36]可见，文学革命的确起始于胡适。

但是，胡适关于白话诗文和文学革命的主张，遭到了周围几乎所有好友的反对。包括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杨、朱甚至这样说：“兄于文学界能自树一帜，本为弟所倾慕。但愿勿误入歧途，则同志幸甚！中国文学幸甚！”[37]

胡适不为所动，坚持他的研究工作。4月5日，写出《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中非创见也。”以韵文为例，由三百篇变而为骚；又变为五七言古诗；赋而变为骈文；古诗而变为律诗；诗又变为词；词又变为曲，变为剧本，已经过六次革命。“文亦遭几许革命矣。”由先秦诸子到汉代之文，由韩愈的“复古”散文到宋代的语录体，到元代更出现了白话小说。针对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反对“俚俗文学”的尖锐批评，他特别强调：“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无可疑也。”可是，“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最后他惊呼：“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38]

这篇札记，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总目标是在创造“言文一致之语言”。这个目标后来被陈独秀接受并推动，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话诗对古诗的挑战、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标点符号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横向书写和排版、中国文学改革和国语化运动等，中国文字、文章、文学和语言能有今天这样的进步，首先应该归功于胡适和陈独秀当年的开创性工作。

胡适认为，这篇札记是他文学革命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回顾说：这年二三月间，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39]

在写了《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后，胡适的研究工作继续深入，并不断取得成果。4月17日，作札记《吾国文学三大病》：“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40]6月下旬，在与梅光迪辩论时，又明确提出文学应“普及最大多数国人”和“影响于世道人心”的功能的主张：“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41]

8月19日，胡适在复朱经农所劝“勿误入歧途”的信时，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纲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1）不用典。（2）不用陈套语。（3）不讲对仗。（4）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5）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6）不作无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方面。”

胡适把这“八事”写信给另一位在美国的友人江亢虎时，也受到梅光迪那样的反对。

很奇怪的是，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探讨，在与在美同学和朋友激烈争论并几乎遭到一致反对的情况下，竟然在大洋远隔的这边，找到了一个知音——陈独秀。

此外，胡适这时期其他方面的思想，与陈也有许多暗合之处。如对中国家族主义的批判，二人也是相同的：胡适认为中国的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曰扬名也，曰显亲也，曰光前裕后也，皆自私自利之说也；顾其私利者为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个人主义犹养成一种独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42]他认为养成依赖性是中国家族制度的最大弊病。陈独秀接着创办《青年》，一开始就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权说，批判中国的家族主义——儒家伦理。

后来文学革命起来后，即1918年10月15日，陈独秀还在与胡适联名答复易宗夔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易提出的文学革命只限于提倡“言文一致”而不必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破坏古文的主张，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43]

又如对于中国衰弱的原因，这时二人都看重国民性落后的内因，而忽视列强侵略的外因。陈以《自觉心与爱国心》为代表，胡适则在1915年3月3日写给张亦农（即张奚若）的信中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44]

又如对当时一些爱国志士杨笃生等因一时挫折而自杀的现象，胡适认为：他们皆属可以有为的人，以“蒿目时艰，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主张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希望所在，生命存焉”，殊以自杀为谬。陈独秀对这种自杀行为的评价与胡适不一样，认为与苟且偷生比，以自己的死来唤醒同胞，是悲壮的，精神可嘉，并非“其志可哀”；但是“其愚可悯”，陈是同意的，因此他也不主张自杀。他一辈子受了多少挫折、多大打击，从未产生自杀念头。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处境：他们激进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围亲朋的反对。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和主张，不仅遭到元配和嗣父的反对，以反满种族革命的朋友们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钊、李大钊及给《甲寅》写了那些抗议信的“爱国者”们的反对；胡适的革命思想，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同学朋友的反对外，连在国内的二位兄长也写信来，批评胡适说的“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的话是“丧心病狂”，“恐国中无一人赞成”，痛诋革命党“间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无德，根器不固。两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也”。所以，两颗心都是备受煎熬，孤独无助。但二人又都决不妥协。

因此，陈、胡二人，虽然一个是早已出名的革命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一个是还在美国的留学生，但是一经接触，立即成为关系密切的忘年交（陈大胡12岁），特别在文学革命上，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正是在1915年的8月，胡适把自己译成的德国小说《柏林之围》寄给《甲寅》，并致信章士钊。不料稿件遗失，信件却在《甲寅》上刊了出来。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结合的主张，认为输入之文明，需“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45]陈独秀觉得胡适之意与己甚合，可谓难得的知音，铭记在心。《青年杂志》创刊，就决定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是绩溪同乡，认识，就由汪首先与胡联络。

10月6日，汪孟邹因接手《甲寅》的销售工作，致信胡适，请他代催在美各大学寄售《甲寅》书款，顺便寄赠《青年杂志》创刊号一册，并告称“乃炼（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转达了陈向他约稿之意：“拟请吾兄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至祷感幸！”[46]两个月后，汪又寄上《青年杂志》第2、3号，催促胡适：“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下一封信又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陈独秀对胡适期望如此殷切，求贤若渴，实在令人感动。

胡适当时正忙于准备博士论文，同时又与梅光迪等人争论文学革命问题，无暇他顾，但无奈年长老友（汪大胡13岁）特别是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的再三催促，就在次年2月初，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并在信中向陈披露了“创造新文学”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作老祖宗新文学可言也。”[47]

因《青年杂志》改名纠纷，陈独秀对胡适这一封信的答复拖到即将出版《新青年》第2卷第1号的时候——8月13日（1916年）寄出，一开始就表示“罪甚罪甚”，并通知他《决斗》发表于此期；因对中国社会弊端及改革有同感，再次表示仰望之情：“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飨国人耶？”——这里，二人再次表示了借助西方文明，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的意向。

在苦等上述陈独秀第一封回信而未到之时，胡适翻阅手头的《青年杂志》，看到陈独秀写的《欧洲文艺史谭》和与张永言谈欧洲文艺发展史的通信，犹如孤旅苦战中遇到援兵，又触发他8月21日给陈写信的冲动。因为陈在文章和通信中，讲述了欧洲文艺史的发展，恰与胡适讲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谋而合，都是“文学革命史”。

陈认为欧洲文艺的发展是从古典主义进到理想主义，再进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其复古保守之病，与中国相通：“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文学，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主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象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48]

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论证欧洲文艺为什么有这样的变革时说：“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49]由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反映和歌颂这样的时代变迁，因此，“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50]

胡适在给陈的信中，另一方面欣喜在美国“苦斗”中终于在国内找到了第一个知音，赞赏地说：“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更钦佩“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另一方面猛烈批判“今日之文学腐败极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他还用杜甫、屈原等人的一些作品证明了“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又直言指出《青年杂志》第3号上发表的谢无量的长篇诗作《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用古典套语一百”，而陈独秀以“记者按语”却赞其为“希世之音”：“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良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欸，于此征也。”胡适说陈：一面在与张永言的答信中，主张写实主义，一面又如此恭维谢的诗，是“自相矛盾之诮”（胡适后来说：陈“也承认他矛盾”）。陈在回信中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但又解释因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太少，本志文艺栏“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

胡适信的最后，郑重推出其在美国屡遭反对的文学革命八条主张：“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不仅意志坚决，而且语气上也坚决，一口一个“文学革命”，而不是“文学改良”，而且表示：“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要求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公开讨论。但是，也许他的这个主张在美国遭到太多太尖锐的反对，他也有一丝保留和谨慎，表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51]

胡适的这些主张，在今日看来极其平常，在当时却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震撼威力。因为当时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是有诗必律，有文必骈（骈四俪六，对偶排比），文以载道，内容陈腐，之乎者也，八股文独霸。所以，胡适的“八事”，从内容到形式，是对文坛传统的一个全面否定。

胡适后来说陈独秀“想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52]这“后来他知道”，就是看了胡适此信后。当时陈如获至宝，称其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他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53]

胡适遵嘱照办，立即写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的文章，但是，正如上述，胡适坚定而内敛的性格凸显，标题强调谨慎的试验性，称“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学改良刍议》”。用胡适后来所说的话是“一篇对中国文学作试探性改革的文章”。陈阅后“快慰无似”，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同时，陈独秀又考虑到当时中国旧文化传统势力之巨大，“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而胡适受阅历、地位等因素的局限，他的“八条”尚有不尖锐和不彻底之处，因此在下期刊物上，陈独秀又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为胡文呼号助威，并弥补其不足，恢复其“文学革命”的气势。他写道：“文学革命之是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还宣告：凡“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样，陈独秀就把胡适的“文学改良”，上升到了一场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上了。胡适在经过一段筚路蓝缕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踏上了浩荡的坦途。

一个是早已在全国著名大报上多次露面、在革命志士中闻名的大名人、全国最高学府教授、文科学长，一个是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就这样结成了“文学革命”的“黄金搭档”。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慧眼识珠，不拘一格举人才；对于胡适来说，竭尽困顿之后，千里马终于找到了伯乐。所以，后来二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二人之间的友情终生长青。

由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与伦理道德政治等革命相通，并且陈、胡很快相聚北京大学，所以胡适后来说：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整个思想革命！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54]

胡适作为当时与陈独秀的亲密合作者，对陈做这样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说到陈独秀当时“一往无前的精神”，更是精到。与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比，胡适是激进而革命的，但是，与陈独秀相比，一种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文学革命之火被胡适和陈独秀点燃时，胡适一时还不适应陈独秀的那种叱咤风云、狂飙席卷的风格。1917年4月9日，胡适十分激动地给陈写信说：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中国人士之讨论，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55]

同时表示，对于他的“八事”和陈的“三大主义”的讨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立即回信：“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6]

这里再次表现了二人在共同奋斗中的不同风格。有人认为胡适的表现“暴露出胡适软弱、动摇性”、“软懦游移的弱点”。[57]其实二人各有千秋，似不必称其为“弱点”。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评论较为恰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58]

胡适自己在五年后写的一篇长文中，用第三人称做了这样的解释：文学革命起初，如他在美国留学时那样“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了民国六年（即1917年——引者）1月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六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认为文学革命正在讨论时期。他当时正在用白话作诗词，取名为《尝试集》，并坦率地承认：“他的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接着，他用陈独秀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话，说：“这种态度在当日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59]

胡适的这段叙述是实事求是的，充分说明胡适的求真求实，谨慎探索，实验主义的精神，与陈独秀的烈马嘶鸣，狂飙席卷，摧枯拉朽作风的差异与互补效应。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典型。

“不容他人之匡正”，似乎有些霸气，有人认为不利于学术之发展，其实是不解其意。陈意很明确，并不反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他之强调“不容他人之匡正”是“独至改良中国文学”而言。但是，他也不是不讲道理，他解释说：“盖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60]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发表，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很快发展成一次全国性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运动。到1921年1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8卷第5号，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等12人发起成立“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止，仅在《新青年》上，就刊出讨论文学革命的重要的文章、通信50多篇，除胡、陈外，参加者中后来成名的有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朱经农、任鸿隽、欧阳予倩、周作人、俞平伯、朱希祖、潘公展等。在讨论中，胡适和陈独秀又发表了多篇文章和答信。至于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讨论文章，就无法统计了。反对者的声音当然也不绝于耳，当时两派对比，据陈独秀所说是“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可见斗争之激烈。最早的一篇反对文章就是被称为“古文大家”的守旧顽固派首领林琴南写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胡适见此文说：“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61]

所以，当时的旧文学根本不堪一击，新文学运动一路凯旋。

如果说蔡元培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是他不拘一格聘人才的贤举，那么，举荐胡适入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并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则是蔡元培和陈独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乐相中千里马的又一个实例。因为当时胡适才26岁，而此举酝酿于胡适还未毕业之时。早在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而遭到拒绝时，陈就推荐由胡适出任。因为胡适尚未毕业，故由陈暂代。当时陈致胡适信说到为亚东图书馆谋扩大招股事，“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又告，蔡元培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62]

这年4月，胡适才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但是5月22日进行博士论文最后考试（口试）时，由杜威教授等6人组成的主试者，没有通过他的论文（此事当时知之者甚少，40年后，在袁同礼编辑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才披露出来）。胡适于6月回国，7月10日到上海，即给母亲写信，其中说道：“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内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写何时归里。”[63]陈独秀因何来上海？与胡适交谈什么内容？至今材料阙如。胡回家后，9月10日才北上到达北京，即任北大教授，初与高一涵同住。蔡元培和陈独秀得此久盼而来的教学与文学革命大将，自然十分兴奋。胡适不负所望，21日，北大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即作演讲《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给这个古老的学府吹进一股强劲的新风。接着，他担任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学，立即成为北大最年轻最得力的教学骨干，月薪一下子定为280元，比陈独秀仅少20元。胡立即兴喜地写信给母亲，表示今后大嫂、三嫂及侄辈的生活，“概可由适承担”。由于倡议文学革命，他一回国就声誉鹊起，各处纷纷前来聘请演说，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3日，胡适创办的哲学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时兼任英文教授会主任。

从此，陈独秀、胡适团结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其他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教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大力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如革新学校领导体制，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校长领导制，仿欧美大学，实行民主的教授治校（胡适是此案创议人之一[64]）。办法是成立蔡元培主持的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员由各科两名教授组成，实际上是教授会，校长和陈独秀等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胡适称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亦是胡适所建议[65]）；在预科首先实行白话文教学；等等。

两位特殊的战友

说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除了主将胡适和掌握帅旗的陈独秀之外，还应提到两位干将：钱玄同和刘半农。

钱玄同在当时就被人称为“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又说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后来则称他是“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革命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比陈独秀还要狂狷和偏颇。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旧学的功底十分深厚，而思想的发展也与同时代先进分子相似，信仰过康、梁维新主义，转而赞成“排满革命”。1905年赴日后，参加过张继、刘师培举办的宣传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又与鲁迅兄弟等一起听章太炎讲述中国国学，成为“国粹派”，“一志国学，以保持种性，拥护民德”，[66]坚决主张“师古”、“复古”、“存古”。这样的守旧顽固派，按常理说，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运动，令人奇怪的是，钱玄同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反过头来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比，他的批判虽然缺少深刻的理论思维，也缺少充分严密的论证，但其激烈程度超过陈独秀和其他同人。许多学者探索过钱玄同突然发生如此大转变的原因，一般都不得要领。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钱是一个感情富于理性、性格外向、心中没有什么城府的坦荡君子，与胡适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倒与陈独秀有某些相似，如觉今是而昨非，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能够坚决而轻易地放弃过去曾经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促使钱玄同实现这个180度大转弯的主要因素，就是陈独秀已经出版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即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刚刚发轫的包括文字、文章、语言在内的文学革命。

清代中叶以后，文坛上主张“阐道翼教”的桐城派成为散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还有讲究句子骈俪、用词华藻的“文选派”与它并立，窒息着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在北京大学更是如此。1902年，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任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请了桐城派文人林纾、陈衍等当经文科教员。1914年，夏锡琪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引进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学者来北大任教，打破桐城派一派独大学风，推崇晋宋之文，音韵考据之学大盛，被称为“文选派”。两派形式虽不同，却都主张“文以载道”，宣传封建主义的宗族观念和孔孟之道，窒息青年的思想发展。钱玄同受陈独秀正在提倡的文学革命的启发，在1917年1月1日与沈尹默的访谈中说：“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到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67]接着，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激烈攻击了当时神圣不可侵犯的桐、选两派，说他们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积极拥护胡、陈提倡的文学革命。对钱玄同明确参加文学革命阵营，陈独秀十分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68]陈独秀对钱玄同把文学守旧派概括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特别欣赏，在他的文章中经常采用，甚至在晚年写的未完成的两章回忆录中，还戏称自己童年时是“选学妖孽”。而陈独秀与胡适二人发生关于“以白话文为正宗”是否可容他人匡正的争论时，钱则坚决站在陈独秀一边。7月2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69]

与此同时，钱玄同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花两个月时间，写出了《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信，提出应用文改良十三事：

一、以国语为之。

二、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

三、凡一义数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

五、书扎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

六、绝对不用典。

七、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意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八、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九、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

十、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

十一、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十三、印刷之体，宜分数种。

从此内容看到，经钱玄同这样一规划，原来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胡适文学改良主张，扩张到书写、印刷、语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70]

陈独秀见后表示：“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71]并很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改革中试行推广。其中大多数都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习惯，而在当时却具有何等重大的革命意义。

但是，钱玄同也的确具有比陈独秀更多的书生气与感情用事的成分。有人说：“新文化运动诸人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传统思想，但其顶尖人物则是钱玄同。”确实如此，以钱玄同提出的废除汉字主张而言，就成了当时和以后守旧派人士攻击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口实，也是使这个运动失去许多一般群众的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钱在读了陈独秀的“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文章后，写信给陈表示：“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72]因为汉字是儒家伦理的载体，所以反孔也就必须废除汉字。

这个逻辑也太形而上学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钱玄同只是当了首先说出的炮手而已，因为这个主张不仅是他信中提到的吴稚晖首先提出，陈独秀、刘叔雅、鲁迅（周豫才）也有这个意见。在给陈写这封信以前即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钱写道：“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

因此，此信发表时，陈独秀附言表示赞成，甚至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将来废除汉语亦是必然的趋势。他说：“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天难逃。惟仅废中国之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地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于汉语，他认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将来“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73]

可见，在当时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浪漫到什么程度！不过他毕竟已有较深的阅历，特别是他在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期进行改革失败的教训，在现实斗争中，他知道想的与说的、做的之间，应该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应该让遥远的将来可能实现的设想，来干扰当前的斗争。所以，他没有把文学革命引进废除汉字、废除汉语的死胡同，并且努力减少这种片面主张带来的负面影响。1918年8月，《新青年》公布的任鸿隽致胡适的信中，批评了钱玄同废灭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伤感）”。1919年1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漫画，又讽刺钱的这个主张。7日，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给傅斯年的信，声称《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等等，这些批评表明钱的这个主张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不止是保守派，中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难以接受了。陈独秀不得不出来声明：钱的主张是“用条石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同时，他也为钱的主张做了最大限度的辩护：“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74]

至于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家关注的重大问题。1927年以后，钱玄同进行反省时，对早年的激烈言论颇多后悔，但是，对提倡“国语罗马字”一事却始终坚持，并提议从汉字注音或改用罗马字拼音入手。陈独秀深以为然，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专心于此，写出了《中国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从以上可看到，当时《新青年》同人中，对文学革命的大业无大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急进与缓行之别。陈独秀、钱玄同等确是把这当作革命来干，为达目的可以不讲究方法和手段，对旧的落后的东西疾恶如仇。而胡适等人主要视其为学理上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主张以充分说理取胜，行动上虽带有很多的书生气，但理性思考较浓。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于顽固的保守派甚至当权的反动派来说，后者是无济于事的，但对于广大中间群众来说，前者不容易得到同情。

如任鸿隽1918年9月5日致胡适信就认为，钱玄同、刘半农演的“王敬轩”双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他找张厚载写探讨文学改良的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对方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钱玄同对此却十分不满，回信说：张厚载的文章“实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骂胡适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狠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75]

由于钱玄同以上文化革命的主张，比陈独秀还要激进，就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和阵营内部胡适等人的批评，所以这位被鲁迅称为“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很快就不干了，宣称“五年内不发一言”，深深地陷入到“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驰”了。1920～1921年到上海、广州的陈独秀与胡适等北京《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分裂时，陈还想挽救，多次催促他们供稿，他们始终怠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声明说：“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一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76]这括号中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回敬胡适的。

刘半农也是一个怪才。他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读到中学因爆发辛亥革命，学校停闭而辍学。以后凭着自学，对中外文学的研究颇有功底，先后受聘任上海《中华新报》、中华书局的编译员，从事翻译和创作。他发表的《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言情小说，当时很有影响，受到陈独秀的注意。所以从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除就为刘半农开辟《灵霞馆笔记》专栏，连续刊登他研究中外文学的心得。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后，就邀请他任北大预科教员。胡、陈发动文学革命，刘立即响应，先后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77]，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对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并有不少创见，弥补其他人的不足。如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文章注意分段等，无论对旧文学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的建设，都保持着较清醒的头脑，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勤奋做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如亲自用传统风格写了不少通俗小说、白话诗文，还征集大量民间歌谣。他写的白话诗、无韵诗，语言明快，内容进步，颇受群众欢迎，一度广为流传；数年内，他征集了几千首民间歌谣，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140首，开创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先河。他还创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赞扬。鲁迅很喜欢这位战友，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对比陈独秀与胡适讲究“韬略”来说，鲁迅更喜欢半农的“忠厚”，说：“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78]

这里所说的“大仗”，特别是指1918年《新青年》实行轮流编辑之后，3月15日，轮到刘半农编辑第4卷第3号时，为了刺激舆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与钱玄同商量后决定演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当保守派，给“《新青年》诸君子”写信，对文学革命提出种种责难；由刘半农出面作答，逐条进行批驳，嬉笑怒骂，激情喷发，并指名批判了顽固派首领林纾。此着果然在读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响，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也不多的寂寞处境。这一幕“固然近乎恶作剧，却是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79]缺点是过分渲染了反对者的“无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的裂痕。胡适本来就看不起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拿过学位更没有留学外国的刘半农，现在更不屑于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陈独秀处理这个事件也不够冷静。当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名义提出抗议，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时，陈独秀竟然这样回答：本志对于“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睛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80]这就太意气用事了，不仅刺激对方过度地反弹，也会失去中间群众的同情。如当时还在国外留学的张奚若给胡适的信中说：读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后，“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但因社会不能停滞不进，而且我们总是带有几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赞成之意多于反对之意”。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者们，说话“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他甚至说：“你老胡在他们这一党里算是顶顽固了。”[81]

且看，连胡适这种在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温和”的人都被称为“顶顽固了”，那么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在中间派眼中会是怎样一种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时，都怀疑中国文学界有创造新文学的能力。所以如前述胡适第一次向陈独秀寄《决斗》译稿时的通信，希望“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但是，后来陈发现“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82]于是他又热心推动本国新文学的创作，终于点燃起又一支文学革命的火炬——鲁迅。

鲁迅见《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学革命”，但内容却长于议论，文学作品又只注重发表外国的译作，且全是文言文，没有本国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客气地说自己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发表，“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83]

与陈独秀一样，鲁迅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留学日本时，经过了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痛苦摸索，最后认识到救国之道首先在于医治国民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认识本来是与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动机接近的。然而，陈独秀从辛亥革命失败中经过短暂的彷徨而奋起时，鲁迅却陷入更深的消沉之中。鲁迅说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斗争的失败，就“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此，新文化运动开展已两年了，他还是站在运动的大门外，感到非常的“寂寞”。他说寂寞就像“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使他“太痛苦”。他就“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办法就是“钞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84]要不是陈独秀把他唤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说，将在“昏睡中死灭”。

正在这时，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宣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钞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

鲁迅起先还想拒绝。他痛苦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85]

这里，反映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态度，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无望的，只能使少数清醒（觉悟）者更加痛苦，因此他采取了消极的态度。鲁迅的这个观察有深刻的一面。他看到《新青年》（或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关心的并不多，因此也是“寂寞”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认为钱玄同就是因为陈独秀们“寂寞”而来找他的。后来热闹起来，也并不像后世人宣传的那样轰动。陈独秀自己在五四运动时就承认：“大学风潮，报纸上虽然说得很热闹；但是毫无根据，不过是几个冒充古文家的老头儿、冒充剧评家的小孩子，在背地里串起来蠕动罢了。”[86]

但是，鲁迅这里说的“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正在“昏睡中死灭”的中国人，倒是正确地描绘出了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钱玄同等少数人的心态。

于是，在文学革命上的激情一点也不比陈独秀弱的钱玄同回答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抱着这一线希望，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向《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见鲁迅的稿子以白话小说的形式，内容又“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悲愤地控诉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乃“吃人，吃孩子”的本质，最后发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警示，和“救救孩子”的呐喊，完全与自己的思想吻合，并且发挥出政论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他后来曾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87]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白话文，又是攻击旧礼教，把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结合起来，好极。因此，从1918年1月起，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尤其在1919年五四运动及1920年陈独秀筹组共产党后，新文化阵营分裂、《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胡适等人不写或很少给《新青年》投稿，陈独秀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88]其急切诚恳之情不亚于当年请在美国的胡适写稿。

鲁迅说，于是“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小说模样的文章”。直到1933年陈独秀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还这样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89]

就这样，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鲁迅在该杂志上共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部小说，还有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特别是他的五部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陈给周启明的信中，还表示要为鲁迅出版小说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90]

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此前的那种消极悲观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91]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新文化阵营分裂后，随感录的稿子少了，陈独秀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92]

陈独秀讲的是当时的实情。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开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随感录，全部署名“独秀”，好孤独呵！所以才有上述呼吁。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从以上陈独秀与诸位新文化运动干将看，每位干将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识，陈独秀则能充分发挥、运用、呵护每个成员的专长，向旧文化的腐朽领域攻击，从而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陈独秀自1902年加入青年会起，可以说是一个终身革命家，教育革命也是他一贯的追求。他认为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93]所以，教育对象不仅是青年学生，而是全社会人。因此，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是十分宽泛的，既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又是它的具体形式。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一生都在从事教育革命。谁能说他著书作文、办报办刊、组织社团政党、进行革命宣传和斗争等，不是在教育人甚至教育全体中国人呢？他大半生的精力花在“改造国民性上”，这是最伟大的教育工作。他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教育革命。所以，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伟大的教育革命家。实际上，他的教育革命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动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他就明确刊出《今日之教育方针》。

就学校教育而言，陈独秀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早在1905年、1906年，他就主持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为安徽公学，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在两校任教，进行教学改革并为革命活动服务。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期，他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教务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其为北大文科学长时称其校长），再次推行教育改革，为保守派所阻，最后甚至被保守派策动的学生所驱逐。当时该校后继教务主任周越然生动地回忆说：

溥泉先生的继独秀先生而为皖高等教务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没有人才，实在是本省人才不敢应召的缘故，陈独秀是被学生赶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师严几道（复）也是被赶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学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对付，独秀先生的离去高校，全为学生要求不遂。据说当时他与学生代表最后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末，你太野蛮了。

（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于是，喊打之声四起；同时，全校电灯熄灭，变成黑暗世界。独秀先生到底是活泼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钧一发”喊打未打之际，无影无踪的脱离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独秀先生辞职，教务由郑某代理，不久，郑某辞职而由溥泉继任，暑假前溥泉又辞职返，教务由我主任。[94]

陈独秀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驱逐，这是第一次，下面讲到，以后还有两次。可见教育界保守势力之大，教育革命之艰难。原因很简单，教育革命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社会革命不成功，单独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为革命家又怎么能不关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呼号，就实践。这时，他主编《新青年》，继而又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然积极推行。

如前所述，陈独秀从小就厌恶旧传统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抵制为了参加科举、当官而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文。科举废除后，这种为了升官发财而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养成所”。所以，陈独秀首先从教育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教育与青年成长的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彻底否定旧教育，提倡新教育。他痛切地指出：

余每见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乘风破浪，制胜万里之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95]

为此，他认为教育三要素是教育之对象、教育之方针、教育之方法。其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我国家教育方针的制定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去其不适以求其适”，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教育方针的内容：“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教育的目的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都得到发展。为此，他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四大主义：

一、现实主义，即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对宗教迷信。

二、惟民主义，即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

三、职业主义，即“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

四、兽性主义，即体魄强健能力抗自然者，意志顽强而善斗不屈者，能独立奋斗而不他活者、顺性率真而不饰伪自文者。[96]

从以上四大主义可见，陈独秀这时已经对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具有深刻的思考。

后来，陈独秀主持广东省的教育改革时，把以上四大主义的教育方针又进一步地概括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结合”。他认为旧教育的根本缺点是“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侈奢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又指出：“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因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所以，“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97]

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陈独秀也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主张，其基本原则是反对旧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改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为此，他用对照方式介绍三条西洋先进教育法：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98]

据此，他把旧教育方法的“缺点和罪恶”归结为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考试”上：“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拼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学生求学的目的，不是为增加学问，不是为社会进步，而是专为考试，“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99]

必须指出，陈独秀以上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至今还是中外教育改革的目标。但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只知道争权夺利，不为国家兴亡和人民利益着想，教育改革至今一直收效甚微。

在当时，陈独秀的这种教育革命思想，也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思想吻合。他不拘一格聘用陈为文科学长，说是看了几期《新青年》后，赞同其主张，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其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看到头几期上陈关于教育问题的见解。所以，陈独秀一上任，立即在蔡的支持下，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纠正人们对旧北大的错误观念：“培养官僚”，强调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大学学生之三目的中，唯“研究学理”“始与大学适合”。为此，他主张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恃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100]

当时，陈独秀把北大当作教育革命和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试验场。所以，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实行。例如：1917年春，文学革命刚拉开序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就组织刘半农等教员，首先改革北大预科课程，并且实行白话文教学。当时的北大，各科都分为本科和预科。本科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研究生院。高中毕业生考入北大，必须先读3年预科，毕业后才能升入本科（3～4年）。1918年改为预科2年，本科4年。

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

1918年1月19日，陈独秀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该会入会标准是，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再加二戒，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6月，进德会选举评议员，蔡元培212票，陈独秀152票，章士钊111票，王宠惠81票，沈尹默、刘师培31票当选。

1918年2月，陈独秀支持胡适等人发起的“成美学会”，捐款120元。该会目的是“协助德智优秀，身体健壮，自费无力的国立大学生”，为国家增进人才。

6月，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蔡元培），对入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9月25日，为加强宣传法兰西文明，推动北大的编译工作，陈独秀参加北大编译处会议，议定陈独秀、胡适代表该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翻译事项。

同时，陈独秀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学生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早在1917年秋就“纯由觉悟而结合”，并想创办类似《新青年》的文学杂志，但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难，求助于学长陈独秀。陈给予了出乎他们意料的热情支持，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101]于是，1918年11月19日，他们先成立“新潮社”，后来请胡适任顾问。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给予支持，拨出一间房作“新潮社”办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由于该杂志完全支持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实行三条指导原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很快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伙伴，受到广大先进青年的热烈欢迎。而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也就成为陈独秀、《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直接培养的第一批“新青年”，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学术界、政治界的重镇，兹列几位如下。

傅斯年：历史学家和通俗作家，后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罗家伦：历史学家、教育家、通俗作家，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顾颉刚：历史学家

毛子水：教育家、历史学家

江绍源：教育家、宗教史学家

汪敬熙：作家、心理学和生理学家

何思源：教育家，曾任山东省主席、北平市长

俞平伯：散文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郭绍虞：作家、考据史家

孙伏园：作家、编辑家

张申甫：哲学家，早期中共党员、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

叶圣陶：作家、诗人、教育家

冯友兰：哲学家

朱自清：散文作家、诗人

此外，还有段锡朋、许德珩等没有参加“新潮社”的其他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些知识精英，虽然后来政治态度和党派不同，不少人先后还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对立面。如黄侃在课堂上似泼妇骂街那样攻击新文化时，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曾跟随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时，陈独秀一度怀疑他们是“奸细”。后来他们又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健将。这种在文化与政治两个不同领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见的现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在当时北洋军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传统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进行教育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以上的成果，是与蔡元培的支持分不开的。而蔡元培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推行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实现的。北大原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堡垒，封建专制主义对别的思想文化是不允许“容”与“包”的。蔡元培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既长北大，实行改革，自然要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02]正是在这种方针下，北大在这次改革中，虽然也引进了一些旧学人士，但是更引进了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派，并以文科为重点进行改革，进而对全校进行改造。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北大这个以腐败、堕落、落后而闻名的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一个注重研究学问、学术空气活跃而又浓厚的中国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所以，蔡元培的这个方针，对陈独秀的新文化派起了保护、支持的作用。

为此，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陈独秀感言说：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陈独秀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03]这里讲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就是新文化运动及其在北京大学的试验。

关于蔡元培与陈独秀改革北大、民主办校，还有不少故事，这里只举一例。

据当时在北大英文学门（即英文系）上学的许德珩回忆：陈独秀来北大之前，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了，因为他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的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104]

真是不打不相识，他们二人以后的关系很好，下面有所叙述。

传统党史为了政治需要丑化陈独秀，往往把陈独秀描写成爱发火、拍桌子、训人骂人那样的“家长主义”，“凶神恶煞”。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讲理，也很风趣的人。前述陈独秀与黄侃的调侃，对沈尹默字的评论，都是如此。冯友兰也说过一个故事：“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后，我们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于是大家“哈哈”大笑起来。[105]

1918年夏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前排右三为陈独秀，右二为梁漱溟

沈尹默这个人也很有意思。陈独秀对他写的字，上门直率恶评，促使他狠练书法，对陈感激一辈子。胡适与他没有交恶，他却把胡适说成是不肖之徒：“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他说有个叫陈仲恕的人，“震于胡适之声名”，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就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又说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做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做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106]

沈先生攻其一点，否定全人，没有看到胡适确有“大学问家”的一面，可见评人之难。当时在这个新文化阵营中，胡适除了陈独秀这位“伯乐”之外，与其他人如鲁迅（“武器库门上拈小纸条”比喻）、钱玄同、刘半农（关于“王敬轩的双簧戏”及瞧不起刘半农当时没有留过学）、沈尹默等人的关系都不好。似乎在人际关系上，胡适有点傲气和霸气。自然，这里也有中国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轻。但陈独秀则相反，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容讨论”的霸气，在人际关系上，却能团结各种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也暗藏着将来陈独秀一走，《新青年》阵营必然分裂的危机。

培育一代“新青年”

从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了四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处；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于是，这个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一股冲击波。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等）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根本性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这一代人，除了《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他们在发起和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自己的世界观也得到了转变）、《新青年》和后来《每周评论》的作者群〔《新青年》虽然是一个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编辑部成员撰写，但也发表了不少编辑部以外作者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1～9卷共54号上公布的读者来信，就有109封，扣除重复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读者（有的是以学校集体或其他团体名义写的信，如此就不止88人了）〕，及上述北京大学和北京直接受到教育的学生以外，像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彭述之，湖北的恽代英，天津及随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礼。

据统计，《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初期的1000册，1917年以后发展到一万五六千册。[107]而从以下毛泽东及周恩来的叙述中可知，一本杂志往往不是一人阅读，而是转辗传阅。那么，全国各地有多少万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想象是相当的可观了。许多读者受到思想启蒙后，情不自禁地发出心底的激动，称陈独秀《新青年》为“思想界的明星”“金针”“药石”“良师益友”，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108]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所以说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新时代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是绝不为过的。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内部讲话中，面对中共夺取政权的第一代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09]

毛泽东说这一段话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是这一代人中受陈独秀《新青年》培育和影响最大最深的人之一。

早年毛泽东有与陈独秀相同的思想历程。从17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阅读《新民丛报》等维新派书报，对他们的思想主张赞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视为自己人生的“楷模”。但是，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后，该校有位教员杨昌济，早已受《新青年》影响，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批判封建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他主张的德智体并重，反对偏重于智、德而轻体育的思想，这些对毛泽东影响极大。他还善意栽培毛泽东，曾致信章士钊特别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恳切劝他重视毛、蔡二君，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10]1918年杨进入北京大学陈独秀领导的文科当教授，教伦理学，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加密切，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所以，这时受杨昌济的直接引导，毛泽东阅读《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听他说，学白话文，写文章要加标点符号。“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11]

毛泽东既然把陈独秀等人视为“楷模”，立即起而学之。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上，并写上自己的心得，还常与朋友们讨论这些观点和问题。

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毛泽东学习楷模陈独秀的第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受杨昌济的教育的影响，就是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杨昌济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繁体字“毛澤東”三字笔画数），寄给了心中敬仰的陈独秀。陈独秀立即将其发表，以表示对他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早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也是《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造就一代新青年的例证。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1902年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的谈话中，就提出德、智、体全面发的教育主张。《新青年》创刊后，他在批判旧教育弊病时，更是痛斥其使青年“柔弱若病夫”，致使“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毛泽东也对旧教育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与“体力”全面发展。他根据自己体育锻炼的体会，写成了《体育之研究》。对照前引的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段话，可看到毛文不仅吸收了陈独秀的思想，而且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

文章在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益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在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并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教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这实际上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

当时毛泽东还把陈独秀当作“大哲学革命家”崇敬，决心投身革命运动。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的日记，记述了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毛泽东的一段话说：“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以，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112]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完全相符。

1918年4月，即《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年后，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新民学会会章规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也明显仿照北京大学进德会的内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响出现了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激进团体。

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的时间。为解决生活问题，由已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期间，他不仅如饥似渴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报，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直接接触以后，对比之下，他产生了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13]的感受。

从此，毛泽东与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五四运动、创建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方面，双方互相配合与支持，而陈独秀给毛泽东更多的关照和提携，有待后文论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来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17年6月，19岁的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靠友人借一笔钱，到日本留学。这时，他也如第一次留学日本前不愿意做“只知道吃饭睡觉”的平庸之人的陈独秀一样，要做一个立志救国的人。他在第二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14]

但是，怎样救国？他当时十分茫然。开始时，他看到中国太弱，受之前留日学生中流行的“军国”思想的影响，产生过军国主义救中国的想法。关于人生，又信仰过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的思想，但残酷的现实总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这个痛苦才渐渐地打消了。

怎样“打消”——走出这个痛苦绝望的境地的呢？——阅读《新青年》！

就在这“打消”“无生”之道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指陈独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进而，他回顾道：

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

与毛泽东一接触《新青年》就像过电被磁吸一样不同，周恩来受《新青年》的思想冲击和影响，是另一种典型：开始没有感觉，当摸索别的道路着着碰壁，痛苦绝望时，蓦然回首，却见她在灯火阑珊处……终于，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她——《新青年》的怀抱中。原来，他从天津临来日本时，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有第一篇陈独秀的主打文章《时局杂感》，第二篇吴虞的反孔檄文《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陈文针对当时黎元洪、段祺瑞之争正在造成的张勋复辟的乌烟瘴气的政局，严斥“自袁氏执政以来，故纵此骄兵叛将，为害遍于国中。段氏继之，亦未能制止。今一明目张胆、万恶不法之张勋、倪嗣冲，竟横戈跃马，逞志京津自称起义矣。国中贤豪长者，不思讨贼，且以调和之说进。呜呼！中华民国，尚复成何世界”。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寄望黎元洪、孙中山等人“以社会之中枢国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杀。而社会为自救计，亦勿以细故而杀之，使一国人才完全破产也”。

显然，这位朋友看了这期《新青年》受了很大启发，才推荐给周恩来。周在赴日途中阅读，“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三卷全份，心里越发高兴，顿时拿去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第3卷的内容相当丰富而尖锐，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陈独秀、吴虞、刘半农、蔡元培等写的攻击孔教和佛、老消极思想，以及主张文学革命及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内容的。以此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周恩来为什么受震动。首先，他在这天日记的开头，兴奋地写下两句诗：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收练了几天，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谓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支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这里讲的“三个主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欢用“三个主义”这个词），是他在这年春节这一天写的日记中为自己立的三条行动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显然，《新青年》最符合他这三条要求。他并且表示：“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

于是，15日以后，周恩来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在17日、18日的日记中，他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进道路的兴奋和激动之中。

于是，当两个月后，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事件后，周恩来立即带着《新青年》给他的觉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国的运动中，逐渐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间派之外，如以上这样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人，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广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读者，特别写信给陈独秀，表示他虽已56岁，但“生平趋于革新派”，对《新青年》极有好感，常劝人购读，有时多买数册以赠人。《新青年》甚至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正如当时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说：去日途中及到日后，所遇人物皆极称赞（请注意是“极称赞”，不是一般的称赞——引者）《新青年》。而高一涵1918年2月13日在日本写信给陈独秀和胡适，更是十分激动地说，在日本一个纪念会上，他做了一个报告，“大家仿佛得了宝贝一样的欢喜”。会后的情况更是热烈：“此地有许多人对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社同人当作天使一般看待”；“这是你们鼓吹的功劳，也就是你们无穷的不可推脱的责任，还望你们快快努力，尽你们‘天使’的责任才好！”[115]

就这样，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终于从身边的北京大学学生到全国的广大青年学生，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新青年”，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大革命的开展，准备了较好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从帝国主义（德国）手中收回权利的机会。这时，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独秀再也不能对现实政治保持沉默了。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样，接连发表政治主张，投入到积极争取中国权利的斗争风潮中，从而与坚持只做文化运动方向的胡适等人发生分歧。

从陈独秀思想历程来考察，他是中国人中较早感到亡国危机的人之一，从18岁时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和1904～1905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再到《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都是有力的证据。而救亡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他才独辟蹊径，企图从文化革命着手，寻找新的救亡之路。所以，他从事文化运动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为此，他从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起，一天也没有停止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事件。有人以《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给一个读者要求批判袁世凯帝制运动的一封答信，批评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陈独秀在信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皆枝节问题。”但是，陈独秀这里所指是他办志的宗旨，而在具体贯彻这个宗旨时，他不必也没有“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时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一起做编纂员工作的周作人回忆说，当时复辟的严重气氛，也是使陈独秀重拾政治运动的一个原因。当时北京神武门内仍有宣统小朝廷每天上朝，还有每天拉玉泉山泉水给皇上用的黄车。陈独秀在景山前街经常看到戴着红顶帽的旧臣上朝及黄车滚滚的街景，而这时封建王朝已经推翻6年了。特别是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与段祺瑞“马厂誓师”反复辟的双簧戏，北京城里一会儿挂龙旗，一会儿挂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怀念清朝一统，过安定生活的。陈独秀见此，与《新青年》同人议论，一定要写反复辟的文章，讲清批孔与反复辟的关系，要改变“不谈政治”的初衷。[116]每期《新青年》都设有“国内大事记”栏目，就是一个明证。他在上面发表了《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对德外交》、《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密切配合政治斗争。他在那封答信中和一篇文章中说的话——“国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政府矣”；[117]“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节问题”[118]——与其说他“和当前的政治斗争脱节”，不如说证明他对当时政治斗争认识的深刻。果真，由于伦理问题不解决，袁世凯倒了，又出现了一场张勋复辟；北洋军阀虽然不搞帝制，却搞了个假共和，政治状况与袁世凯时期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早在欧战结束前的1918年7月，他以特有的敏感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将有大变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现出要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态度。他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为题，开宗明义就纠正人们对《新青年》不谈政治方针的误解：“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19]

但是，陈的“同人”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在上海停留期间，“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20]看来，胡适是下了死心要走从文化着手改造国民性这个根本上救国的道路的。而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他一致，但具体实践上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是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当初胡适加入新文化阵营，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但是，现在陈要谈政治，却不是违背这个约定，为此，陈做了以上的解释。

11月14～16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北京各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28～30日，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演讲。在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蔡元培、李大钊、陶履恭三个人的演讲，他们开始注意俄国的十月革命对战争胜利的影响。蔡的演讲题就是《劳工神圣》，李是《庶民的胜利》，认为德国失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同期还发表李的《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高呼：“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胧意识到，将来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讲了什么，没有报道，同期却发表了陈的《克林德碑》一文，是检讨义和团用迷信和愚昧的方法反对八国联军入侵的。那是因为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封建迷信的色彩。特别是“政府当局的人……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开口一个礼教，闭口一个纲纪”；倾向共和与科学的新派人物，在代表专制迷信的旧人物看起来，“无非是叛逆，是异端邪说；所以时时刻刻想讨灭”。最后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国民“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才好呢？”[121]可见，陈独秀这时的思想还是文化启蒙与政治救国紧密结合的。表面上看，陈独秀是落后于蔡和李，但是，早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对大战的结局就有准确的预测，对我国国民从中应该吸收的“觉悟”就有深刻的论述。

当时中国一般人都有严重的“恐德症”，误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与德国单独议和，从而增长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气焰，对中国与世界前途不利，所以对大战双方持“滑头中立”，以图协约国“败则苟免，胜则坐享其成”。陈却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吾国民……自应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122]

从这篇文章和当时陈独秀的表现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陈独秀，思想还停留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认识上，即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人道主义战胜侵略主义。表面上看，陈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不如李大钊甚至蔡元培那样敏感（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是李、蔡理想中的那样）。更有一般的学者持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把欧战结果说成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对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胜利是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但是，必须承认，陈的这个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然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个插曲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就以陈独秀本人和中国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足以引领起一场爱国运动，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与即将成为新潮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互为融合、互为影响的。受历史曲折惯性的冲击，陈独秀这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所以，他能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把以上蔡、李的文章作为重点来处理，并不因为他坚持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排斥态度，而是欢迎。而且接着在4月份发表文章，对十月革命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23]这表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很快就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乃自然的。

欧战结束后的放假庆祝和演讲，“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胜利”、“劳工神圣”思潮的流行，极大地调动起中国人民爱国救国的热情。当时报载：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124]“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25]特别是青年学生界，更是反应强烈。直到12月上旬，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男女三万余人”。[126]11月30日下午，还举行了学界提灯大游行。住在天安门附近箭杆胡同里的陈独秀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股爱国热情，认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要有另一个刊物更有力地推动形势的发展。

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协商决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评论》。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阐明本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提出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接着，在29日出版的第2号中，他又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27]——这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两个基本要求：反帝和反封建。虽然在具体革命道路上，他不可能提出正确的设想，甚至还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幻想，被威氏的一些漂亮言辞所迷惑，以为他会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但在当时能像陈独秀那样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没有第二个人。如在1918年5月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后、1919年1月在学生救国会基础上成立的国民社，虽是京、津、沪三地爱国学生组成，但由于不能提出这样的纲领，还因为不重视已经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其《国民》杂志还一律采用文言文，所以在社会和青年中的影响不大。

领导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旗，就在《每周评论》创刊这一天树立起来了。而且，最为可贵的是，此刊一开始就把言论主题锁定在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即收回原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的权利，实现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夺回权利的胜利。形势强于人。由于此刊由陈独秀主编，包括胡适、鲁迅等《新青年》同人都陆续参加进来，编辑工作又继续贯彻新文化运动的方针，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与政治隔离的纯粹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尽管如胡适和新潮社的骨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后来在口头上还坚持新文化运动“不问政治”的方向，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还是被迫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大潮。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斗争，陈独秀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即当时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具体的斗争方式是“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这显然是总结了他早年参与并领导的拒俄运动和1918年的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斗争的经验。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虽然在《新青年》的启蒙和示范下，各地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团体和刊物。如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8]但《每周评论》创刊后，学生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蒙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129]——这种情况自然有利于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学生运动发挥指导作用。

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的态势时，陈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斥问和会“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公理何在？”；更对威尔逊幻想破灭：“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似这样爱国激愤的情绪，自然对国民特别是爱国学生产生极大的感染力，起到了调动他们斗争积极性的作用。

随着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着着失败，和《每周评论》以及其他报刊的宣传鼓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首先起来的是那些三年来直接受《新青年》启蒙的青年学生。早在1月27日，中国代表首次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时，日本代表就以中日间已有密约为由，予以驳回。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还奉命到中国外交部施压，指斥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5日，北京大学学生闻讯后，即在与陈独秀的箭杆胡同住宅仅有一墙之隔的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对日本代表在和会上的横蛮态度以及小幡公使的无理质询，表示严重抗议。会上，还推举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拍电报给和会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陈独秀立即把这条消息，刊登在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8号上。

于是，从2月初到3月中，全国各地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抗议，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层的广泛的通电抵抗运动。

同时，由于日本以中日密约为由抵制中国收回权利，国民同时又开辟一个反对卖国贼的运动。陈独秀立即揭露日本自“二十一条”、日中军事协定以来的种种侵略中国的罪恶和北洋政府为满足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当，揭露双方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进行侵略和卖国：“试问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行动，是叫中国亡国还是和中国亲善？二十一条和军事条约，是亡国的条件还是亲善的条件呢？”[130]公开点名批判日本寺内首相“扶助中国军阀压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恶人”，[131]点名批判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币制总局总裁、中华汇业银行总理）三个卖国贼的丑行。[132]——这里，实际上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更高更具体地举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帜。三个卖国贼因长期以来屈膝媚外，丧权辱国，特别是直接与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和山东济顺、高徐铁路的换文，从而招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很快成为国民的众矢之的。《每周评论》又及时报道这一斗争：4月11日，章宗祥请假由日回国，3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133]

4月30日，巴黎和会在大国操纵下最后做出决定，山东问题上满足日本的要求，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消息传到中国，人们震惊了，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彻底破灭。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不仅属于战胜国，而且为胜利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大战期间，英法联军前线曾一度告急，请求中国援助。于是，从中国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等8省招募了约14万名劳工到欧洲前线，担负起修筑铁路、公路，架设桥梁，挖掘战壕甚至掩埋尸体等重苦力劳动。后来，中国对德宣战，许多劳工还直接上了战场。所有这些，有力地帮助英法联军扭转了危急的局势。而且，最后由于战乱与疾病，共有两万多名华工的尸骨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可以无愧地说：中国的贡献和牺牲不亚于任何一个战胜国。关于这一点，每一个欧洲人都无法否认。因为在法国土地上，现在还建有许多中国华工的墓园，其中以法国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诺莱特华工墓园为最大，里面长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绝大多数是山东人。因为当时输出华工人数最多的是山东省。这是由于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英国驻华公使馆军事参赞罗伯逊从他们殖民多年的招工经验中知道：山东劳工不仅能耐寒冷，而且强壮能干，因而山东是“最好的招募区域”。巴黎和会的决定，不仅抹杀了中国是战胜国的历史，更是抹杀了中国华工在战争中的这种巨大贡献和牺牲。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

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校长在学校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讲述了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134]然后，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3日晨，北京大学各公告牌上都出现了当晚七时开会的“措词慷慨激昂的布告”。

当晚，一千余名北京大学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场面无比激愤。会议由对陈独秀十分崇敬的学生、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市学联主席段锡朋[135]主持，最后决定：（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5月7日国耻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4）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住在与北大三院（即法科礼堂）仅有一墙之隔的陈独秀立即在第二天（5月4日）要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出中国人民的最强烈的愤怒与号召：“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36]

“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当天，陈独秀为这个运动提出的行动纲领。这就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一般地表示表示民意，而是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政府不能达到民意，那么人民将“直接解决”。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我友各方的动向，更及时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不断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力图使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列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中日军事协定到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等一系列卖国行为，再到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学生，逼走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种种罪恶，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137]

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的错误认识，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敬告中国国民”应该全民起来奋斗：“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138]

文章同时警告北洋政府：“政府若是听从亲日卖国派的诡计，凭空断送重大权利，酿成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问题，这种卖国大罪，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了！”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139]

又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文明。”[140]

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在上海）信，报告北京五四运动情况

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就成为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座右铭。毛泽东在指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

在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也为了改变北京运动囿于学生圈子、目标只指向三个卖国贼的状态，为了实践“出了研究室”不怕“入监狱”的诺言，陈独秀竟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起草了内容，并请胡适译为英文，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又亲自到闹市区香厂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人群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而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表现了反日的彻底性；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位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当时北洋政府军权）、段芝贵（陆军总长、京畿警备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的官职，并“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这就把一般的爱国政治运动，导向革命的道路了。

综上所述，陈独秀及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们——蔡元培、李大钊等，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阵地，为五四运动提出了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陈为此还被捕，三个月后由于全国营救才获释。陈独秀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并直接指导运动的。这也雄辩地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据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调查，询问被访问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国内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141]这样的历史地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作用。八十多年来，不少人以阶级和党派的偏见，极力贬低或抹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是多么的无知和妄说。

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取得了1840年以来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各大中城市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特别如上海、天津等地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包括学生、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三罢“斗争的结果。陈独秀提出的运动不应局限于学生，应该最大限度地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主张，虽然在北京没有实现，但从全国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虽然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最高目标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但是，争其上而得其中，也是一种不错的收获。

五四运动胜利时，陈独秀尚在狱中。对于他来说，五四运动的胜利和收获，使他的人生观又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明星如此闪烁

从当时京师警察厅的档案看，陈独秀在6月11日被捕。这并不是他初次散发传单。此前他约李大钊等已经在群众中散发过。暗探发现传单后即进行侦查，发现“陈独秀等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并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印刷机关实属妨害治安”。于是，京师警察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所以，当6月11日陈独秀再次约高一涵等上街分头散发传单时，自然就被捕了。[142]

由于四年来主编《新青年》，领导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已是全国著名的人物，所以他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国震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社团、机构深为愤怒，纷纷致电致函政府，要求释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援救陈独秀的人士中，既有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反对甚至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人。后者主要出于对陈独秀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的敬佩，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称：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安徽省长吕调元在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中，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于过激派无涉。”甚至在北京大学直接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的守旧派教授刘师培，也来报答当年陈独秀营救他的恩情，在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143]

自然，这些人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过激，也在情理之中，陈独秀是绝不会同意的。

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人营救陈独秀，主要出于对他发动和领导新文化运动功绩的赞赏，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借此机会正好检阅了一下自己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到陈独秀这颗“思想界明星”，如此闪烁！

如一直不注意群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只注重少数人武装起义和依靠地方军阀进行共和革命的孙中山，受到学生运动的震撼，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并深刻认识到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五四以后“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动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惟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44]孙中山从此开始改变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145]“欲图根本救国，非使国民群悟觉悟不可”。[146]——革命救国应该从思想和文化上启发国民的觉悟入手！这个认识就很接近于陈独秀的思想了。

孙中山是一个实干家，一有所悟，立即行动，6月8日就指派戴传贤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榜样，创刊《星期评论》；8月1日，又指派朱执信创刊《建设》杂志，加入了新文化运动行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正在这时，传来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此时与陈还素不相识的孙中山，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崇敬，立即投入营救活动。他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的“南北和议”代表许世英时，气愤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147]孙中山当时是全国第一的革命领袖，也是当时广州军政府的精神领袖。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岑西林也致电北京政府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请释陈独秀。因欲与南方谋和，徐世昌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148]所以，此次陈独秀获释，可以说孙中山起了重要作用。

最能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中影响以及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地位与分量的，是与陈独秀一起进行斗争的人们，如李大钊等，还有亲身聆教于陈独秀的毛泽东等人。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说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149]同期，还发表署名“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称“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最干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何如？”李辛白的诗《怀陈独秀》，更是悲情诉说：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远在上海的李达，也深表敬意：“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眬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示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150]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带着遍访新文化运动干将而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的感受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14日，得到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消息后，毛泽东就仿效《每周评论》创办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想为宗旨”。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即“民众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民众联合的方法，做“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湘江评论》第2～4期中，毛泽东专门发表重要连载文章《民众大联合》，阐述陈独秀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五四群众运动，总结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民众大联合而失败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立即受到全国舆论界的注意。陈独秀入狱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其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适则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介绍《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51]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创刊号上亲自写了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精神最深刻的了解和最崇高的敬意。文章在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京沪等地营救活动后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152]

文章结尾，毛泽东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并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想，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从这篇文章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所以，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被视为与托派相结合、被共产国际定为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不得罪共产国际和迁就大多数而维持原案的同时，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虽然经过了26年的巨大变迁（中共决议把陈开除并定他为反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虽然，这些话是在中共内部讲的。

综上所述，当时，陈独秀在囹圄之中，但在神州大地上，这颗“明星”却如此闪烁！

患难识知己，高山觅知音。这次被捕事件，除了毛泽东，最深切了解陈独秀人格魅力和思想价值的要算李大钊。陈在狱中时，李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是为一证。陈出狱后，李又作《欢迎独秀出狱》诗三首，更富激情，意蕴深远：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即《每周评论》——引者）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每周评论》在陈独秀入狱后的8月31日被反动当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慑，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当时陈独秀的朋友很多，但像李大钊这样的知音不多。可以说二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而肤浅。

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开始批判旧伦理、旧文化，虽然到1917年以后形成一个以一刊一校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但总体上说，与旧思想旧势力对比，新文化阵营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这位“总司令”的命运，必然是“堂·吉诃德”的下场，也并不奇怪。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由于在进步青年中和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出版家胡晋接当时就写信给陈独秀，盛赞《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张，称“屡读大志，深佩卓识。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来学说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153]另一方面，旧派人物却自命清高而摆出一副不屑置理的态度。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趁轮值编辑第4卷3号《新青年》之机，演了那出“双簧戏”，诱发了旧派人物的强烈反弹，于是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势很快逆转。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至少受到三股势力的压迫。

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

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又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特别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辜鸿铭公开作文《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说文言文并非是“死文字”，它可以传“道”，而白话文“使人道德沦丧”。[154]可见也是形而上学。文字就其表达的内容来讲，不过是一种工具，既可净化心灵，又可传布邪恶。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成立《国故》社，刘、黄任总编，主张保存“国粹”，宣扬旧文化、旧道德，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对垒。黄侃还骂白话文是“驴鸣狗吠”。他于1919年秋去见林纾，竟“一见如故”。梁漱溟则竭力反对“欧化”，主张“东方化”，成立“孔子研究会”，宣扬儒学和佛学。但是，这帮保守派由于与新文化派同处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顾及面子和旧谊及为维持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双方保持各自的观点，没有采取严重对抗的行动。严重对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首先是当时的舆论重镇《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先后推出他自己化名伧父写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评判》译文。

杜的《迷》文，对新文化深表不满，而对“君道臣纲，名教纲常”赞叹不已，认为以儒家为主的吾国“固有文明”是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标准和“国基”，是决不能移易的；攻击自西洋学说输入以来破坏吾国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标准，造成国事之丧失，精神之破产，人心之迷乱。所以他恶毒攻击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战国秦始皇、今之欧洲德意志主义那样，对文化进行“统整”，“以强力压倒一切之主义主张”，以恢复“君道臣纲，名教纲常”的“国基”。[155]

《功利主义与学术》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功利主义，于中国文明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最大罪状是崇欧美而败先贤。《中西文化评判》[156]主要引用德人台里乌司氏对中国当时大儒家辜鸿铭（即胡氏，时在德国）所著《春秋大义》的称赞，承认孔子伦理优越于西洋文明，德国的君主制优越于美国的民主制。

对于以上三文，陈独秀首先于1918年9月15日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提出16个问题进行质疑。杜亚泉在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记者质问》，进行辩解，却对多数质问不做回答。于是，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予以严正批驳。

针对杜亚泉一面称颂儒家伦理，一面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帝制复辟派、不认辜鸿铭为同志的虚伪心理，陈独秀指出：“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辜鸿铭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张勋所言所行，亦尊君也：当然可作一联带关系。此数者，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乃其共性。”

关于功利主义，陈独秀指出：“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功利主义，在形式上虽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时产生，其相互关系之深，应为稍有欧洲文明史之常识者的同认也。”论证了杜亚泉是借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民主共和、反对进化、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质。

对于杜亚泉呼吁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文化，陈独秀指出：“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徵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独尊一说，以统一学术思想，是“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其“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

此外，陈独秀揭批了杜亚泉用中国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义”篡改近代“民主主义”的无知妄说，指出民主与民本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政治原理绝没有民主主义。所谓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实行“仁政”，给民些“恩赐惠施”，民则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而民主则是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载诸宪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属于全国人民，即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所以民主与民本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随杜亚泉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旧派人物翻译家林纾也跳出来，向新文化派发起疯狂攻击。林当时年垂七十，博学多才，通几国外语，应该是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早年曾有爱国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遗民”“清室举人”自居，一直留着辫子，并在致蔡元培信中公开声称“今笃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坏。他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157]竭力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为首的一班人。《荆生》中，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在古代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适，“胡”与“狄”都有蛮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适”，据《论语气·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之舆比。”）和金心异（钱玄同，“钱”与“金”同义，“同”与“异”反义）三人，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倡白话，废文字，诋毁孔子伦常，被伟丈夫荆生听见，把这班人痛加殴打。《妖梦》说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某人梦见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非圣非贤，后来被一个食过太阳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荆生”和那个怪物，暗指当时崇拜林纾的皖系实力派人物徐树铮将军。这两篇小说，言语污秽，暴露了他们要求军阀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险恶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在徐树铮主持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对新文学和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发起攻击，指责北大“复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予还击，指出北大教员不曾以“复孔孟”教授学生；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宜的言论，并非以孔子为敌；北大课卷仍皆用文言，但讲解古书必赖白话。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捍卫了新文化运动，信的最后，宣布了他在北大办学的两大著名主张：一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为“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尽管如此，蔡元培为了保护北大，还是做了一些妥协，如在1919年3月1日，召开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后实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其目的就在于变相免除陈独秀学长职务，以保护陈和北大免受攻击。

二、反动当局的镇压。

杜亚泉和林纾都提出了依靠强权镇压新文化派的要求，说明保守势力在无力抵抗进步势力发展时，都会乞求反动势力的帮助。

林纾的丑行在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揭露和批判后，一面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一面却做“伟丈夫”主子的工作，“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同时，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58]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教员。安福系议员张元奇果真提出了这个弹劾案。大总统徐世昌也召见蔡元培，施加压力。国会虽慑于学生和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最终没有通过这些弹劾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将出面干涉的流言却颇为盛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不发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将会受到军阀政府的镇压。五四发生后，政府虽然穷于应付运动和外交，还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过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单，进行监视，所以，陈独秀在6月9日上街散发传单时即被逮捕。学生被逮捕，一般营救，即被释放，而他被捕后，虽经各种势力特殊营救，却被关了三个多月，而且出狱后还被监视，说明在反动当局眼中，他的确成了“洪水猛兽”。

三、谣言杀人。

自从杜亚泉、林纾等保守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并发出政府干涉的要求后，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其中最恶劣的是两个。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已经被北京大学驱逐。此谣言首先出自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张厚载之口。此生在军阀徐树铮办的立达中学读书时，是林纾的学生，进入北大后还兼做保守派报纸《神州日报》的通讯记者，还做林纾的情报工作，收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诽谤性材料，提供给林纾和报刊。他本人因崇尚旧文化，酷爱旧戏，与主张废除宣传封建迷信、旧道德的旧戏的新文化派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重对立。早在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答复张厚载用化名写的来信时，对于张说的旧戏有“隐寓褒贬”作用，就斥之曰：“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学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159]陈独秀等新文化派的这些主张自有一些道理，但旧戏的这些缺点，可以通过改革消除，而增强其进步的教育民众的一面。但过激的思想，促使他们提出了“废除旧戏”的革命主张。对于演剧和歌曲，胡适甚至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即话剧）。张厚载对此恨极，寻机报复。现在沉渣泛起，围攻新文化派，他一面把其中学时的老师林纾写的造谣小说《荆生》、《妖梦》转寄《新申报》发表，一面自己向《神州日报》提供歪曲材料，说陈独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已经被迫辞职，蔡元培也不否认，等等，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也给北大很大压力。谣言不胫而走，北京、上海各地，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进步人士纷纷在各报上发表评论，对国立大学教员因在《新青年》、《新潮》等出版物上发表创文学革命之论而被驱逐之事表示谴责，指出“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当干涉。虽是谴责政府，但反过来，又扩大了谣言。

陈独秀对于来自政府的压迫和谣言的中伤，甚至对于新文化运动可能失败的前途，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1919年新年号《新青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一开头就说：

本志经过三年……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我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

这里，他无意中已经暴露出对新文化革新事业前途的动摇，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将发生新的转折。但是，在新道路找到以前，他对于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信念依然十分坚定，指出反对本志的人：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为此，他表示：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60]

一面是对新文化运动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观，一面又对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信念表示坚定，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一生中多次表现出这种信仰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展现了他为人的特点，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的伟人思想家的素质，往往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动上，他对改造社会和救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准备不足，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而发生动摇。所以，他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而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的中国首先是由于内忧外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政治救亡的任务十分迫切；而同时，所以陷此亡国危机，是由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所致，要救亡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层次的压力：国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实际和具体，给人以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救亡革命又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至于社会改造和国民启蒙更是一个至少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可能见成效的事业。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上的双重矛盾。陈独秀的伟大和悲剧就在于他明白认识并参加到这两种事业中来，而在这种双重矛盾中，对于以上种种迫害，他不得不受尽折磨，饱受苦难。

针对以上谣言攻击的严重性，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不得不花费不少精力来认真对付。胡适首先出来严厉批评张厚载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161]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蔡函特别指出：“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162]但由于另一个嫖妓谣言的影响，教务长制提前实行，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提前取消，进而又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致使“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由非而实。陈独秀也揭露林纾和张厚载的可耻嘴脸：“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的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以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163]为此，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最后通过决定，开除了张的学籍。

对于林纾企图依仗权势压迫新文化，陈独秀也及时给予揭露：“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哪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164]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谴责下，林纾和张厚载不得不公开认错。——这表明谣言命短。为人之道，观点尽可相异，手段必须光明磊落。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此谣言最具杀伤力。因为，当时社会虽然嫖妓是较普遍的现象，妓院业是公开合法的，但道学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况且陈独秀是蔡元培倡导的北大进德会的成员，“不嫖”是基本一戒。于是，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和与陈独秀私谊很好的人，在听到此谣言后，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陈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压力下，来到汤家开会，沈、汤这两位两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谋士，这次“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是，蔡元培毕竟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最后不得不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决定在4月8日召开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马寅初为教务长，陈独秀、夏浮筠（理科学长，也有嫖妓问题）被改聘为教授。陈的文科学长之职，实际被撤销了。当初三顾茅庐请诸葛的蔡元培，这时的心情该是“挥泪斩马谡”吧？

陈独秀十分鄙视汤尔和的小人伎俩。4月11日，汤尔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见陈，见他面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之。

然后，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则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感叹道：“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劣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劣根性的表现。”[165]

陈独秀是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的人。他只痛恨无理的强权与谣言，而不怕与保守派对立，并认为社会发展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对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地发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狱而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信中说过以下一些极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话：

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引者）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接着，他对“儒家孔学”，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含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处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样专制办法为然。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种理由。[166]

谣言止于智者。在陈独秀被谣言中伤而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在一些“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时候，胡适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而拒绝信谣传谣。他后来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责问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认为，若无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独秀后来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为此，他对汤尔和非常不满：“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可见，胡适在这次事件中，对陈的处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义愤。汤尔和对此，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167]

可是，正是这位以谣言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的人，却在后来日本侵华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长，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效劳。

[1] 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别载《民国日报》1916年7月12日、14日。对诗的注释参照了安庆黄河先生的注释，唐宝林主编《简报》（陈独秀研究会会刊）2004年2月号。

[3] 《梦舟日记》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2～6页（本文对这六条标准逐条进行了论述）。

[5]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

[6]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6页。

[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

[8]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9]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0]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11] 陈独秀：《答李大槐》，《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

[12]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

[13] 陈独秀：《答李亨嘉》，《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

[14]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74页。

[15]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先生文粹》第1册，第316页。

[16]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5月23日。

[17]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5月23日。

[18] 《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9] 《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20]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21] 易白沙：《孔子平议》（上、下），《青年杂志》第1卷第6、7号，1916年，第1、7页。

[22] 参见《陈金川在南京全国第七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唐宝林主编《简报》（陈独秀研究会会刊）第3、4期合刊，2002年，第43页。

[23] 《蔡元培致汪兆铭》，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6页。

[2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66页。

[25] 《孟邹日记》，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

[26] 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27] 岳丹秋（岳相如之子）：《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28] 以上教育部两件原件皆存北京大学。

[29] 《冯友兰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39页。并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书的内容。

[30] 北京大学档案，转引自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影印件。

[31]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

[32]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

[33]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34] 《胡适留学日记》（三），商务印书馆，1948，第790页。

[35]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4页。

[36]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5～786页。

[37] 《朱经农致胡适》，1916年8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

[38]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62、867页。

[3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40]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93页。

[41] 《胡适留学日记》（四），第955～956页。

[42] 《胡适留学日记》（一），第251页。

[43] 《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44]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577页。

[45] 《致〈甲寅〉编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61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47]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5页。

[48] 陈独秀：《答张永言》，《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49] 陈独秀：《欧洲文艺史谭（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50] 陈独秀：《欧洲文艺史谭（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51]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52]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3页。

[53]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

[54]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3页。

[55]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56]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57] 陈漱渝：《搴旗作健儿——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国春秋》1989年第3期。

[58] 陈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9页。

[59]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86，第137～140页。

[60] 独秀：《再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1] 《致陈独秀的信》，1917年4月9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2] 《胡适来往书信集》（上），第6页。

[63] 《胡适书信集》（上），第97页。

[64] 《胡适给母亲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适书信集》（上），第111页。

[65] 《胡适给母亲的信》，1917年10月25日，《胡适书信集》（上），第111页。

[66] 《钱玄同日记》，1909年1月22日，手稿，鲁迅博物馆藏。

[67]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手稿，鲁迅博物馆藏。

[68] 钱、陈二人通信均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69] 《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0]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1]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72]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73] 《通信》，《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74]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75] 手稿原件残片，无日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76] 《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2月1日，国家文物局藏。此信连同1920～1932年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11封信，是2009年国家文物局从住在美国的胡适儿媳妇手中征收的。

[77] 二文分别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第5号，1917年5月1日、7月1日。

[78]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4、75页。

[79] 陈平原：《序三》，《回眸〈新青年〉》，第13页。

[80] 问答二信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81] 《张奚若致胡适函》，1919年3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页。

[82] 《陈独秀致胡适信》，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

[83]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5页。

[84]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85]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86] 《陈独秀答某某的信》，未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可能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前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而落到胡适手中。

[87]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8月22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88]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3月11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89]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90] 《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91] 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

[92] 《陈独秀致周启明信》，1920年9月28日，《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9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94] 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六十年回忆》，太平书局，1944，第65页。

[95]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96]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97]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广东群报》1921年1月3日。

[98]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号。

[99] 《教育缺点》，《时报》1920年3月30日。

[100] 《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下引陈独秀在北大的活动，除另有出处外，皆载该《日刊》，恕不一一注释。

[101] 傅斯年：《〈新〉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第199页。

[102]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71页。

[103]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104]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5] 《冯友兰自述》，第39页。

[106]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68页。

[107]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4，第316页。

[108]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09]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110] 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第386页。

[111] 斯诺：《西行漫记》大连光华书店，1948，第127页。

[112]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61页。

[113]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114]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1918年2月6日，中央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周恩来旅日日记出处同。

[115] 陶孟和书信手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16] 参见《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306～310、312页。

[117] 《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118]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

[119] 《新青年》第5卷第12号，1918年7月15日。

[120] 《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

[121] 《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122] 《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123] 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124] 《顺天时报》1918年11月13日。

[125] 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126] 《申报》1918年11月16日。

[127] 只眼：《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128]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第125页。

[129] 胡适：《文学革命》，《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页。

[130] 只眼：《亡国与亲善》，《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131] 只眼：《世界第一恶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2] 参见只眼《日本人与曹汝霖》、《四大金刚》、《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舆到底是那国人？》，《每周评论》第13、19号，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133] 转自只眼《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9日。

[134]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何参加了这次会议。

[135] 段直接具体参与领导了这场运动。北京高潮过去后，6月5日，他与许德珩等作为北京学生的总代表，参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经验。会议克服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决议坚持三罢，不达目标，誓不反顾。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并出任会长。6月21日，巴黎和约签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国学联与上海各界联席会议，通过对内对外宣言，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直到胜利。可以说在整个五四运动中，他是第一号学生领袖。后来段成了国民党官员，进行反共活动，但他对陈独秀的尊师之情一直维持着。这种感情集中表现在陈独秀晚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一直到陈逝世期间，段对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给予的关切、探望、帮助（钱和物），在同辈北大学生中是最多的。

[136] 只眼：《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137] 只眼：《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8] 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139] 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5日。

[140] 只眼：《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141] 朱务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42] 《外右五区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号，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143] 以上数件资料，均蒇于北京市档案馆。

[144]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66页。

[14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146]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147] 《沈定一致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77页。

[148] 《神州日报》1919年7月9日，《申报》1919年7月15日。

[149] 《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30日。

[150] 鹤（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

[151] 《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

[152] 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第3页。

[153]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54] 《密勒氏评论》，1919年7月12日。

[155] 《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

[156] 《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

[157] 分别载于《新申报》1919年2月和3月。

[158] 参见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和《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论》第15、17号，1919年3月30日、4月13日。

[159] 《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

[160]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161]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162]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163]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4] 只眼：《林纾的留声机器》，《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

[165] 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166] 手稿，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167]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致胡适的信和胡适的回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94页。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陈独秀能成为当时广泛阶层衷心拥戴的政治明星和思想明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15年起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收到丰硕成果，广大民众，特别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奴隶”的儒家伦理中解放起来，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发扬光大；同时，少数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在内，感觉到“爱国”“救国”已经不能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而应该走向“直接行动”，但如何行动法？又遇到一个指导思想即途径与理想问题。既然在巴黎和会上，西方的民主主义已经被误认为破产，于是大家就来寻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时，十月革命后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冲破重重障碍，传播到了中国，满足了这个社会需要。这个历史转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曾提出如果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转向马列主义和创建共产党，坚持思想启蒙运动会如何如何，这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承认假设。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五四时期，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压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实际上，他从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变：从启蒙转向救亡。因为客观形势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不独立富强，谈不上个人的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多数先进分子的共识。由于陈独秀当时处于思想领袖的地位上，所以，他就带动了一批先进分子，共同实现了这个转变。只有少数人如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人，依然停留在启蒙的立场上，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阻碍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势力，而认为国民性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只要坚持做启蒙工作，国民性先进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思想显然太脱离现实，所以被淘汰了。

不过，陈独秀从崇拜18世纪的法兰西民主主义转变到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据胡适说，陈独秀的这次思想转变是从狱中悟出的。这应验了陈独秀的监狱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说法。胡适说陈独秀这次被捕，对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1]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2]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他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不是“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这些已经被科学证明破产了的东西：“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具体说，他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耶稣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3]

能对基督教精神做此概括和论述，说明他的确把监狱当研究室，对基督教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这里我们无须评论他的概括是否正确，因为他对任何学说的研究，都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和需要而取舍，研究方法是实用主义的。

其实，正如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一样，陈独秀概括的基督教教义，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和阶级调和的平等博爱宽恕精神等。所以，他在出狱后，曾一度信仰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11月2日，他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宣传美国杜威博士的“民治主义”即西方的议会民主加阶级调和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说，杜威的民治主义有四种元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世间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他宣称：“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

显然，他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马、恩的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潮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区别是要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及“消灭资本家”。为此，他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4]进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他发表《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见”时，更明确地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于是，他就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陈独秀是个富于感情、疾恶如仇的人，1919年4月，北大提前实行教务长制、陈独秀实际被解除文科学长，改聘为教授后，他就不屑与小人为伍，萌生去意。所以，到11月，据当时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杨亮功回忆，陈的早年朋友、后来转到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刘申叔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葬礼上对陈钟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这里指的“派别”，显然不是指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派别，而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内部主张谈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派与主张谈实际问题和实用主义的胡适派，以及在所谓个人道德作风上反对陈独秀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改组计划已经实现”，则是指他在北大文科进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因为他不当文科学长和随后离开北大而被取消。离开北大后干什么呢？陈表示要“专心从事社会运动”。[5]

陈独秀所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试验以上新社会的“工读互助团”运动。这个运动最早是外来的“新思潮”——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影响的结果。运动的最早发起人是原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的记者王光祈。他受新文化运动熏陶，于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任执行部主任。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企图把进行了数年的新文化运动，推向实践。8月，他就提出把进步青年组织成一个个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的“新生活”设想。然后他又提出在城市中实行这个设想，并给这样的团体赋予“工读互助团”的名称。没有想到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多年来受到新文化运动启蒙，冲出封建礼教、家庭、婚姻的束缚而团聚到《新青年》新文化阵营周围来寻找出路的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给予支持。他们等17人在《新青年》、《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6]为它的尽早诞生筹集经费。启事指出：互助团“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为宗旨。互助团成立后，规定：团员每人每日必须工作4小时；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也由团体供给，唯书籍归团体公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

可见，当时陈独秀与这些互助团员，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满怀憧憬。

当时北京的互助团有4组，每组10～13人，分别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团员都是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所以，他们很便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最可注意的是，毛泽东、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罗汉、李求实、缪伯英、刘伯庄等后来中共的早期骨干，都曾是互助团的成员。他们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布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这个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以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或准备成立类似团体。

上海的工读互助团，是陈独秀到上海后在1920年3月，与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毛泽东、肖子璋等26人发起的。

但是，互助团的进行，太理想、太脱离实际了，很快就碰到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经费不足，收入难抵支出，纷纷面临饥饿。接着就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最后就逐渐瓦解。大概到1920年六七月份，这些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坚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这个互助团试验失败的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建立当时以为可以达到理想王国的共产党。

误入“列宁主义”

陈独秀及同期的一些先进分子是怎样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确地说，是怎样转向“列宁主义”的？因为在十月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支流。前者根据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手段，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坚持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序言中就说：

从今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形式来报偿选举权，以此作为各国工人的范例……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过去那种一直延缓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

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7]

但是，陈独秀在1920年接受列宁主义之前，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分裂状况的。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陈独秀就接触到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内的体系庞杂的新思潮之一“社会主义”。所以，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近代文明时，这样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也。[8]

但是，他根据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先着力于宣传和实践前二者，即民主（人权）和科学（进化论）。对社会主义虽然不知其详，但总体上认为应该在民主资本主义实现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应该是在经济发达之后。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于是，他把法国大革命时的“巴布夫（Babeuf）”财产共有制主张、“圣西孟及傅里耶”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及马克思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等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的”，因为他们的政策是“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对于拉萨尔主义，因为拉氏主张与反动的俾斯麦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批判其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陈独秀把四者并列，可见，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多么混乱、模糊与肤浅。但是，他抓住了根本的一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后，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人人过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这又不能不说，他还是在模糊中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然而，陈独秀当时虽然还迷恋于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义，却拥护接近第二国际主张的阶级调和政策，在上述文章中宣称：“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

正因为他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所以，在十月革命前有人把社会主义视为“近世文明之真谛”，要陈独秀研究宣传时，他断然拒绝，指出：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9]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理智而深刻的！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也符合近百年后今天的国情。所以，当一个月后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表示高兴，并预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俄国，“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10]这种思想都是从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出发的。

但是，历史的曲折，往往在短时间内难遂人愿。几个月后的十月革命，竟把陈独秀称赞为“御外敌”、“弭内乱”，不与德国“单独言和”的临时政府打翻了；代之以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赔款60亿马克的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单独言和的苏维埃政府。继而，在陈独秀处在难以理解的惊讶中还未醒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又戏剧性地以德国等一方失败而告终。1918年秋，这一极大的冲击波，很快使人们将心头那片苏维埃曾与德国“单独言和”的阴云放置脑后，[11]而陶醉在协约国的胜利中，尤其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称赞十月革命对大战胜利的影响。《新青年》编发了一期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号，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2]都是歌颂苏维埃劳工新政权的。

但是，陈独秀还是陈独秀，他的心情与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日子里，即11月15日，写了一篇《克林德碑》，坦露他的心绪：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13]

请看，他关心的还是：一、政治体制（德国因失败君主体制倒了），二、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与专制统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国联军入侵时，义和团运动以愚昧落后的宗教和统治者专制的方式去抵御外敌的入侵，结果得到了一个耻辱的“克林德碑”。现在，由于德国的战败，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国何时进步呢？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救国道路，他一点也不感兴趣。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可见，十月革命一年后，他的信仰还是民主共和！对于俄国的苏维埃道路，根本不予考虑。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闻》甚至评论陈独秀对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是取“防遏”态度的。厚道的李大钊，虽然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文章，但联系到中国国情，也是拥护陈独秀的主张的。[14]直到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俄国苏维埃前夕的1920年1月，他还在回答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提问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时说“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当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经9年，但他说：“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帝政底苦功。”[15]而且从上述所阐述的理由看，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冷热不同的鲜明态度，完全是从当时的中国国情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好恶的感情出发的。

但是，时代的潮流毕竟强于人意。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澎湃席卷各国的激进派，连陈独秀这样的人也难以抵挡。

陈独秀第一次对苏俄新政府表示同情，是在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中。针对“日本人硬把Bolsheviki（即布尔什维克——引者）叫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和平”的情况，他为苏俄大抱不平：“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权利，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16]

那么，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明确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呢？

首先还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入侵以来，特别是1901年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多少中国人为收回被掠夺的国家主权而前仆后继地奋斗，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以全国人民的激烈斗争，保住了山东的权利，陈独秀也因此坐牢近三个月，并且丢掉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可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发表了要放弃沙皇俄国过去在华掠夺的权利的宣言（虽然以后在执行时并不完全，如中东铁路，就以国民党政权是“反共政权”为名，一直拒绝交还中国，这是后话）。这个宣言在发表一年多后，终于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31个社团发表感谢电。陈独秀自然也就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17]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口吻是赞扬的，措辞却是谨慎的，说明还是有所保留，坚持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说。

过去，中国史学界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中共的建党思想来自俄国。其实，第一，如上述，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派，不能笼统地提马克思主义。第二，从具体接受途径来看，在中共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最早接受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也是来自日本，随后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通过查阅日本、美国、俄国与中国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汇总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陈独秀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立即认识到这个历史转折点将对中国命运产生的影响，自然也不可能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太多关注。陈独秀依然陶醉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领导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但是，也正是这个运动，打开了国外各种“新思潮”汹涌进入国门之闸，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而来。通过日本书文介绍，比较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首先对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月、2月，他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他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9]

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究其原因，一是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20]当时的河上肇，一边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一边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有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改造解放人的灵魂。所以，有人评他的思想是“灵肉二元论”，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二是可能李大钊自己还未真切地看清苏俄新社会初期的状况，特别是苏俄政府放弃侵华特权的宣言。所以，当次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并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运动时，他也紧跟上来，并在7年之后（1927年）为之而献身。

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发展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由此看，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

1920年，陈独秀于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共时，有一个日本小组，其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但是，由于资料缺乏和周佛海后来成了汉奸等原因，日本小组在中共建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与陈独秀的关系，中国学术界过去很少论述。实际上，这个日本小组对于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及其建党思想，具有特殊的贡献。日本小组的工作特点是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其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在指导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上所述，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也很混乱，凡外来思想，均称“新思潮”，多有人接受。除了各类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这些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列宁强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5人组成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纲领。据施存统回忆，它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21]施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的监控报告中，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都称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22]

然后，施存统带着这个纲领由戴季陶介绍到日本治病和留学，住在友人宫崎滔天家中。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看到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由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的文章《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积极评价苏俄的“劳农专政”后，深受影响，并立即把此文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后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22～29日）上。同时，施存统以及随后去日本的周佛海，还运用这些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不少通俗文章，通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陈独秀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开始，也是他与无政府主义脱离关系的开始，与胡适等反布尔什维克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决裂的开始。

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对这一过程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后到上海指导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给这两地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仿佛忽然给陈独秀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大门。这些大量的系统的资料，代替和补充了零星的日文资料。这充分反映在5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停刊、9月复刊，实际成了发起组理论机关报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在这一期上，不仅在首篇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而且开辟了专门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

这种变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战友的不满，特别是胡适，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这里的英文词Soviet Russia，过去没有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有的人还把它译成《布尔什维克》，并以此证明中共的指导思想来自俄国。其实留学美国多年的胡适此处实指美国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的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周刊，Soviet Russia），它是五四以后的1919年6月才创刊的，它提供的新苏俄国内的情况当然具有权威性，适应了当时已经读到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沙皇政府时期掠夺的一切侵华特权）[23]后急切想了解苏俄政府的情况及其革命与建国指导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的需要。后经石川祯浩在美国找到几期当时的Soviet Russia核对，惊人地发现，《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的文章，绝大多数译自Soviet Russia，内容都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陈独秀们也正是从这份杂志中第一次较全面正确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如《新青年》和9月起出版的上海发起组政治机关报《共产党》上分别译载的《列宁著作一览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据茅盾说，由于他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只译了第一章。[24]其实他忘了，当时他据以翻译的母本美国《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上提供的也就是该著的第一章，当时美国还没有该著的英文全译本〕、《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的演说）》、《我们从哪里做起？》（托洛茨基著）等文章，都译自《苏维埃俄罗斯》。当然，《新青年》和《共产党》上刊登的不止《苏维埃俄罗斯》一种刊物上的文章，还有美国其他先进杂志。如《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登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L.W.W的恳请》两文，是P.生（茅盾）分别译自美国芝加哥的“美国共产党”（即美国统一派和共产主义劳动党合并而成的美国统一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1920年6月12日和《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1920年9月号。他们翻译的多是美国新出的杂志，从美国出版寄到中国，再译成中文刊登，时间相当的短，表明陈独秀和发起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此外，他们译登的文章，还有些来自美国《解放者》（The Liderator）、《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等进步刊物。

不仅如此，石川先生还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号的复刊号新设计的封面图案，也是模仿美国社会党的党徽。茅盾说：“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这个党徽在当时经常出现在美国左翼团体的著名出版社查尔斯·H.克尔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图书的封面上。中共早期马克思著作翻译家柯柏年说，当时“向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Charles H. Kerr & Co.）购买了一批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25]

这说明，“维经斯基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了大量文献资料”，实际上是带来了一笔经费，使贫穷的陈独秀们能够（当然不排除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从美国或美国在上海的代理机构购买这一大批英文的《苏维埃俄罗斯》期刊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杂志。这显然比维经斯基从苏俄直接带来苏俄的“违禁刊物”更为安全、方便和迅速。因为当时陈独秀们懂俄文的几乎没有，而英文的资料当即就可以翻译。

于是，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而对西方民主主义失望和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新气象的向往中，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刺激下，陈独秀一下子投入了列宁主义的怀抱。《新青年》复刊号首篇刊登了他这个转向的庄严宣言《谈政治》，文中没有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当然也没有用还未产生的“列宁主义”这个专用名词，而是直接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政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并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刚信仰过“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人道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厚道而崇拜陈独秀的李大钊，也跟了上来，与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

来自日本（施存统和周佛海）和美国（维经斯基的帮助）的两股列宁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从此汇合了，陈独秀们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洗礼。

在施存统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列宁主义者的同时，陈独秀也转变为列宁主义者。二人的思想互相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乎同时发表的两段文字的对比中看出来。

施存统在1921年6月的《共产党》第5号上发表《我们要怎么干社会革命》，指出俄国革命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时说：

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

身在广州却领导着上海的建党工作的陈独秀在1921年1月的《广东群报》上刊登并于同年7月1日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转载的《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

于是，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过去的“国民”、“民众”的观念，逐渐被“阶级”的观念所代替，他开始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家与社会问题。他说：“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的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26]

但是，有一点特别要说明，此时的陈独秀在接受列宁主义的同时，依然坚持着民主的理念。

后世不少学者说陈独秀五四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抛弃了民主思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实际上，他只是接受了列宁的思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民主，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也就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多数人的民主。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列宁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而“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27]

而陈独秀也理直气壮地说：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28]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29]

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他也明确拒绝，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现在，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30]

过去，他宣扬耶稣的“宽恕”“博爱”精神；现在，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有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陈在写这段文字时，特别注明‘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31]

而且，针对当时有人用“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口头禅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陈还责问：“（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32]

试想，一个一直思想进取、一直把国家的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经对法兰西文明的民主主义思想狂热拥护，却在巴黎和会和当时各国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其因虚伪而彻底破产的陈独秀，在接触到列宁主义的这种思想时，能无动于衷吗？于是，从1920年开始，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列宁主义，把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舍前者而取后者，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最民主”的政权，最终完成了一次彻底的世界观的转变，并且诚心诚意地按列宁的思想，从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中走出来，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致力于建立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

脱下西装和长袍 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在北京被警厅拘禁3个多月后，终因“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乡保释。[33]但当局对这位过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规定他有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并且在他家附近增设岗哨，进行监视。殊不知这个从小就桀骜不羁的陈独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趁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筹办员汪精卫、章士钊邀请他也出任筹办员之机，摆脱监视，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汉，在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堤口下段保安会等处，连续发表讲演。演讲内容，除主张教育改革外，鼓吹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和信仰》一篇最引起注意。其中提出的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阶级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信仰是：平等，劳动。[34]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和言论见报后，先是“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则“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35]他秘密回京后，京师警察厅也闻讯连续四天派出巡长王维藩等四人，来侦查陈的行踪。2月9日，陈正在家中写请柬约胡适等几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来敲门盘问是否出门，并说：你如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然后要走了陈的一张名片。密探回去后禀告说：“未听说其（即陈独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陈这时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还会回来找麻烦，所以他请柬也不写了，便偷偷跑到胡适家。但警察知道陈与胡的关系，所以觉得胡家躲不过，因而又躲到李大钊家，最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6]

14日，陈独秀自认脱离险境后，给京师警察厅吴总监写了一封信，揶揄说：“夏间备受优待，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37]

19日，阴历大年三十，陈独秀到达上海。当时北大学生许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国勤工俭学，接李大钊电报后，知道陈独秀这次是到沪长期居住，就与在沪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另一北大学生张国焘（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一起，帮助陈独秀安排住处，最后定在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

这时的陈独秀，思想上正在多种“新思潮”影响下，逐步转向列宁主义；行动上则脱下西装和长袍，接近工人群众。他作为长期在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小圈子中奋斗、倍感孤独无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觉悟，一是十月革命后“劳工神圣”观念的影响，二是总结他亲自参加的两个运动得到的经验。

一、对于五四运动。早在1919年10月12日，他在参加《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并欢送许德珩等赴法勤工俭学大会上，一面赞扬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时期”；另一面又指出，国民觉悟层次不一及不足，即“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但对“政治不良之觉悟”，人数就大大减少，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一部分而已；而对“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38]这里，他再次表现出革命的彻底性，他的理想，是要把救国的民族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政治革命和改造旧社会的社会革命，三者合一，彻底进行。进行这样艰巨的革命，力量到哪里去找呢？仅靠学生运动是不行的。因此，1920年2月19日，他一到上海就发表谈话，对北京的运动始终未能走出学生圈子表示遗憾：“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39]

陈独秀此番话表明，以近代产业社会观之，北京由于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基础薄弱。所以，他这次离京到沪，不仅是工作和住址的变动，而是奋斗方向将由学生和知识界的救国运动转向革命的工人运动。

二、关于工读互助团运动。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与王光祈、毛泽东等人发起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在27日的筹备会上，他还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如工读互助团成员可以进行印刷装订、种菜等工作。可是，一个月后，传来北京和上海互助团纷纷瓦解的消息，他终于放弃此空想，并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40]。

这个总结，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

陈独秀是个实干家，说干就干。他一面学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上。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这期五一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41]

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发起的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会议，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工旨要》指出：当前劳工运动“应当以减少时间，增加工资等切身问题入手，然后才能图谋解决其他问题”。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他还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于是，他在各种工人集会上频频发表演讲，发表通俗文章，提高工人觉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同时指出：“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但“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42]

对于被压榨被侮辱的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听大学教授讲这一番话，以及《劳动界》上陈独秀等人写的通俗文章，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极大震动。更令人惊异的是，陈独秀本人前一年还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竟在文盲的工人群众中做这样的通俗普及工作。在当时哪个大学教授能放下这样的架子呢！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会，纪念劳动节，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军警霸占体育场进行阻止，群众四次转移场地，最后在靶子场举行。会上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议军阀的压迫。由于苏俄政府对华宣言正式传到中国，会上及会后，各团体还发表宣言答谢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扩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提出的。

5月以后，陈独秀在参加以上活动的同时，开始了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于是工人运动纳入共产党的革命范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43]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44]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45]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46]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47]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但可能因为是“秘密”，档案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情况应该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推测出来的。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许多省市活动。正如蔡和森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48]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了个5号，就改名为“伍豪”。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他和当时的中国都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次集会陈独秀未参加，是因为他当时“逃亡”的特殊身份，不仅李大钊把这次集会的内容告诉了他，还有材料证明鲍立维的活动很频繁，这样的集会不止这一次，而且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秘密会见了鲍立维。所以，鲍立维在天津企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陈独秀显然是知道的。因此，后来解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党情况。虽然陈独秀最初的建党活动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却没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这应该是与陈独秀由接受苏俄的建党方针（只要亲苏的就可以接受）逐渐转变（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有关。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引者）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49]梁冰弦也回忆：鲍立维希望俄共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因此和黄凌霜等人相识。他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50]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过去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苏俄更需要中国出现一个推翻现政府的共产党，而且在筹建过程中，不仅苏俄及其工具共产国际给了陈独秀许多帮助，陈独秀也给了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一般认为，这个建党事件发生在1920年。然而，有资料表明，早在此前，俄共（布）、共产国际及他们的远东机构，就开始派代表在中国积极活动，寻找合作对象，创建亲苏的革命团体。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第一次成为现实，也使苏维埃新政权顿时陷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处于严重的困难和孤立之中。于是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和活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关注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对苏友好至少是不敌视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国出现有利于苏俄的革命，出现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可见，无论是苏俄政府还是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第一目标都是俄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俄国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共和国等各个系统的机构纷纷派出人员到中国来寻找这样的政党、团体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于当时苏俄远东地区的内战尚在进行，局势不稳；二是由于共产国际、俄共（布）、苏俄中央政府及其远东地区的党政系统不仅经常变化，而且各自开展对华工作，结果出现了十分混乱和有趣的情况：因为没有找到像陈独秀这样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无所成就。连当时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副主席M.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M.阿布拉姆松给俄共中央的报告都承认：“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共产国际、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的情况”。[51]例如，共产国际信任旅俄华侨刘绍周，派他去中国工作。虽然他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东方民族处却认为，“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上述报告还指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旅俄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

由于苏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北京皖系政府追随帝国主义推行反苏政策，他们曾争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到1922年，越飞还写信对吴佩孚说，吴“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双方合作。[52]同时，他们又对多年来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对俄国友好的孙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合作，从新疆方向“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53]他们还称福建督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云南督军唐继尧为“人民运动的领导人”，甚至称赞“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54]

与中国先进分子的接触，如上所述，开始时也十分广泛，他们自称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学生组织联系，“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55]其实，他们联系的绝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所以，在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来华通过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前，苏俄以上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活跃的情况外，寻找代理人以组织革命政党的努力，端无成就。

那么，陈独秀又是怎样成为中共的创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陈独秀最后才真正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物色的对象。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资料表明，有关陈独秀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与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919年8月，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在得到批准后，他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是：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56]

这个指示，充分反映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总方针是把维护苏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工作十分广泛，帮助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革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其成员有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及维经斯基等。维连斯基则继续以外交部全权代表的身份，配合远东局的工作。

远东局一成立，维经斯基即带领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到中国来（同来的还有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正式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并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说明维经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双重身份，而且来华绝不仅仅是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顺便说一句，这个来华代表的名单，记载在俄共中央档案中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12月21日写的报告[57]中，可以纠正以往观点所持的陪同维来华的是波林、马马耶夫及其夫人马马也娃的说法。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由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接触。一见面，俄国人就称李大钊“达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释自己不过是在学习，哪里称得上“同志”。维说读了他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认为已经达到了他们同志的水平。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由此提出了建党的问题。于是，一直敬佩陈独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钊，把他们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最后大家决定《新青年》“还”给陈独秀，移到上海编辑。于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编著者继续供稿外，陈独秀在上海重组编辑部，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震瀛）、沈雁冰等对马克思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分子加入。《新青年》与时俱进，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进而成为筹建共产党的基地。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并由陈联系，与热心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进行座谈。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有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人创立的《星期评论》，这时李汉俊参加主持，又有一批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如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与《每周评论》一起，被称为中国“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58]《新青年》也称其为“最有力的周刊”。[59]其次是1919年8月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主持的《建设》月刊。此二刊都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及经济支持。还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人主持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研究系张东荪、俞颂华主持的《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这些人以及陈公培、李季、沈雁冰、周佛海等，多次进行座谈，讨论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的其他工作也进展顺利。1920年5月，即与陈独秀接触后不久，他就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由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书记。临时执行局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任务是：（1）通过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展开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60]

6月，维经斯基在给远东局的一份报告中，较具体地讲到他在陈独秀帮助下工作取得进展的情况：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区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即印刷经销《新青年》的单位，实际上是指《新青年》——引者）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61]

这个报告还讲到另一件事，说明维经斯基当时对陈独秀的意见重视的程度。关于南北战争，“陈独秀认为，如果南方取胜，它会立即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会马上开始援助取胜的南方。一句话，要利用北南之争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是在双方士兵中间开展互不残杀和发动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

但是，这个报告反映出当时俄方与陈独秀之间在中国建党指导思想上有一个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个对中国现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党，明确认为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们在天津、广州、南京等地联系的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上海联系的人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上述李大钊等人在天津“商讨”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也有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梁冰弦等。他们在北京和广州都有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和刊物，与鲍立维关系密切。陈独秀则要建立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所以，由鲍立维支持的“社会主义同盟”在北京、上海、广州产生时，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而参加这些同盟的也多是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由于陈独秀的抵制，维经斯基计划在7月初就召开陈独秀“写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派来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的意图，没有实现。对于俄方来说，这个计划和意图，显然是不了解中国情况和好大喜功的产物。

维经斯基显然听取了陈独秀的意见，变通办法，采取在上海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方式。他向参加座谈会的人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62]于是，维因势利导提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立即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陈望道回忆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63]

但是，也有人表示异议。张东荪只参加一次座谈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酝酿建立共产党时，他说不能同孙中山国民党断绝关系，也声明退出了。实际上，此二人只是赶了一阵宣传社会主义的时髦，思想上另有所望。可能是这两个代表当时重要党派的人的阻挠或其他原因，维经斯基帮助中国革命者迅速建党的计划遇到了障碍。

7月4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书记维连斯基由海参崴赶到北京，5日至7日，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鲍立维和斯托扬诺维奇等10余人参加。会议就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1.我们工作的成果。2.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3.出版、报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64]

会议认真讨论了维经斯基来华的工作进展，提出了尽快促成建立共产党的要求。然后，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7月中，东亚书记处又在上海召开了“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再次强调在中、日、朝等国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迅速组建共产党的任务。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大家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根据8月17日维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在这次会上或会后，他与陈独秀等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领导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等工作。[65]

但是，这封信还表明，维经斯基等人还没有放弃在天津、广州以及汉口、南京等地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在这些城市也建立了类似上海革命局这样的领导机构。因为在这些城市里他们联系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也因此注定了他们的这些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们的胃口还很大，要陈独秀等人与他们一起在上海和这些城市中的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会中央局”，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信中说：“这一周，我们组织部（即上海革命局组织部——引者）要召开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对此，陈独秀又进行了抵制。

陈独秀长期住在上海，并从这年2月到沪后就深入工人中间，与现有的由资本家代理人、政客、工头、帮会控制的各种黄色工会打交道，深知在这样的工会组织基础上进行建党工作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他说：“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所以，他主张“觉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66]而这样的工人团体（工会）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维经斯基计划中的各地工会代表会议和工会中央局没有实现。

学生中的工作也是如此。维经斯基等俄国人和陈独秀曾联系过当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会并被选为评议长的龚德柏（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狄侃、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程天放以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和全国学联在沪代表及有关省市的代表。但是正如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承认的：这些学生及其团体大多受胡适等“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的影响，主张“依靠民主美国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可以通过利用外国非侵略性资本（美国资本）发展中国民族经济的方式来拯救国家”。[67]因此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根本不感兴趣。

龚树柏后来回忆与陈独秀的接触时说：“我在上海开会期内，我个人可说是绝无活动，以为将来地步。但他人对我则设法纳致，以为其党。比如陈独秀即其最著一人。陈氏这时住在上海，隐然以中国列宁自居。他托人约我谈话……我们两人谈话约两点钟，我对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总离不开欺骗。我那时已是二十九岁，常识很丰富，他的欺骗话，我完全清楚。谈过后，我对他左右的人痛骂他欺骗。后来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脱离他的圈套。这是我的性格与共产党人绝对不合……我天生反共性格，无法妥协。”[68]

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青年都拥护马克思主义，都愿意追随陈独秀。但是，陈独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龚树德接着说：“留日学生所选的另一代表方维夏，后来作了共产党。他是否受陈独秀的欺骗而参加共产党，虽无从证明。但可能性很大，他在北伐时，任革命军第二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他的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现在共党政权的第二流要人。”

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只能在共产党成立后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奠定中共基础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复刊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胚胎组织上海发起组，终于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等。显然，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员外，有些是维经斯基说的陈独秀写信请来的外地同志。陈独秀被推选为党的书记，全面负责建党工作。随后，一些成员因留学、工作或其他原因，离开上海，也带着到各地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如施存统和周佛海先后到了日本；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刘伯垂去了武汉。他们在各地建立组织后或筹备过程中，继续与陈独秀上海发起组保持联系，以不断地得到指导。另外还有陈独秀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党。陈还亲自到广州重建那里的共产党，又与李大钊协商北方的建党工作，主要由李大钊负责。除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北京党支部之外，李还派人到济南、天津、唐山、郑州等地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的指导下，双方互相帮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许多工作。

第一，如前所述，大量引进英文版的书刊，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新政府的状况，着重分清列宁主义与各种新思潮的界限，从思想上为全国建党做准备。

《新青年》复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成为发起组公开的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实际上成了《新青年》变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除了表明他坚定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之外，还用阶级分析方法、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指名批评了胡适、张东荪、无政府党人和上海资产阶级在“不谈政治”的假面下，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如国家、政治、法律、强权、理论等，都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的说法；论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合理性。

这就使《新青年》将1918年以来在内有胡适等人反对，外有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攻击面前，遮遮掩掩、勉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尴尬彻底摆脱，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也以此为标志，完成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

虽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陈独秀对自己的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对此，他在10月1日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并再次宣布：“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而且，“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69]陈独秀的这个思想，虽然对于“共和”代替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在时间的估计上有严重的不足，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随后，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陈独秀为主力，又开展了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批判。这场论战进行了一年多，发展到全国各地，划清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解决了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问题。以陈独秀为首，同时开展的对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则解决了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中共一开始就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在当时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的斗争中，明确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

中共筹建时就排除走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和平改革的道路，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积压太重，积愤太深，改良主义没有生存的条件；二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残暴掠夺使第二国际和平改革道路破产，国内自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先进分子一直迷恋于崇拜暴力革命的激情中。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哪一条道路正确，毋庸说当时很难分辨，实际上是后来的历史才能判决的问题，即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类实践才能被人们认识的问题。人类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没有捷径可走。所以，中国走和平改革还是暴力革命道路，不是理性思考问题，而是形格势禁所使然的客观趋势问题。陈独秀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与选择。

《新青年》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如前述，主要译载当时各国报刊书籍中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和苏维埃政府状况的资料，主要译者多是上海发起组成员，如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而且，从格式上，《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实行了我国书写方式的一场革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文章横排。

发起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又称“新青年社”）名义，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第一批主要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由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的我国第一个全译本，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由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社会主义史》，柯普卡著，由陈独秀委托李季翻译；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原名《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等等。

第二，出版党内机关报、制定宣言，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之际，上海发起组创刊了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当时的创建者陈独秀、维经斯基等都认为这就是革命政党，不过还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较混乱。如后来发现的发起组成员之一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其那主义和波尔雪维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其那主义，的确是盲从的。”[70]可见，这时的发起组不仅思想上在无政府主义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变中，连党的名称“社会共产党”也是非驴非马的。8月后，初步定下来时，叫“社会党”。所以，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71]

在这两段话中，一直以国民、民众代表说话，反对政党政治的陈独秀，三次用“吾党”的名义表示政见，并且两次把“社会党”与“劳动者国家”并列，说明当时他和他的同志已经公认这个发起组是一个政党，并且此党名为“社会党”。用当时参加者之一的俞秀松的日记所记为：“后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意见，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最后共同确定叫共产党。1920年暑期，张申府还特意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讨过建党问题。”[72]所以，11月创刊党的政治理论刊物《共产党》不是偶然的。

据当时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信中说：《共产党》的创刊词《短言》是陈独秀所写。此文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阐明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来，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读到这样的文字，以及以上《谈政治》等陈独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说陈独秀已经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有异议吗？难道在当时还能找到比陈独秀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可以断定，陈独秀在撰写这个发刊词前后，还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起草了第一个党纲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的中文稿已经遗失，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有它的俄文件。[73]前面的译者说明写于1921年12月10日，表明这个文件当时曾提交给参加1922年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讨论，并说明：“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即1920年——引者）十一月间决定的。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可见，这个宣言是当时作为“临时党纲”使用的。其内容与上述陈独秀撰写的《共产党》发刊词完全一致，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阐明按照俄国的榜样，由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党》月刊和这个《宣言》广泛发到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勤工俭学的革命者手中，特别是《共产党》，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而陈独秀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由于1920年5～8月中共党成立的模糊性及党名的混乱性（“社会共产党”、“社会党”），再间接证以《新青年》复刊号，所以，重于文字档案资料考证的石川祯浩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正式成立于1920年11月。

不仅如此，石川先生还根据对中共代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供的报告[74]中提到的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的详细考证，认定在这年7月现在通称的“中共一大”之前，就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制订了正式的党的宣言和临时纲领；他并同意最早（1971年）发现《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75]的苏联学者佩尔西茨的观点：“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76]

第三，开办外国语学社，培训干部，建立青年团。

发起组成立后，在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公开挂牌，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生，作为掩护，实际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训干部的“党校”。学员主要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如1920年暑假，萧劲光、任弼时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后来刘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学习过。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响，离开家庭和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谋求出路，投身革命。发起组就把他们安排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主要由他和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随后选拔一部分去俄国深造。学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先后分三批到莫斯科学习，其他则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为早期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发起组先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共青团员中有位叫金家风的青年，出身于富裕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来上海后，办“外国语学社”“建团、建党”缺经费时，是他托言要留法十年，向家庭要到了6000银元。钱给了陈独秀后，法国未去，陈将他和其妻子毛一鸣介绍给蔡元培和李大钊，进入了北京大学。1921年他到了北京，跟随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领衔发表《非基督者宣言》；1922年5月与邓中夏一起作为北京的代表，出席了全国首届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77]

实际上发起组的成员都参加了青年团。陈独秀经常参加青年团的会议，并在指导各地建党时，同时要求成立青年团，而且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在条件不成熟时，要求先建团，后建党。陈独秀直接指导下的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因此在“一大”召开前，湖南只建团，没有建党。陈独秀等还帮助把青年团章程发向全国，因此，上海发起组同时也是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

第四，建立工会，重点开展工人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组织若不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走不出知识分子小圈子，就没有任何力量。但是，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一参加革命就重视研究国民性、改造国民性的陈独秀，深刻地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发起组成立后，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运动。从到上海后进行的工人运动中，陈独秀发现原有工会组织是由“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而且这些工会大多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没有工人群众基础，严格说来，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工人群众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是，在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就把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上面。

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周刊）。17日，《民国日报》在《劳动界出版告白》中指出：“此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一个中国劳动界有力的言论机关”。此外还有面向店员的《伙友》周刊，“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称：该刊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宣传工人的重要地位和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和批判资本家与黄色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和破坏，号召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真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工人运动上，而且他十分注意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所写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他在《劳动界》创刊号上发表的《两个工人的疑问》中说：“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以此宣传了“劳工神圣”的思想。8月22日，在第2册《劳动界》上，他又发表《真的工人团体》，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为了排除其他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9月5日，他又在《劳动界》第4册上发表《此时中国劳动劳动运动的意思》，指出：“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的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时，他又针对当时有人诋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的说法，批驳说：“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的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又说：“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之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马克思——引者）社会主义底需要。”[78]发起组其他成员，也积极为《劳动界》写稿，而且语言通俗，事例生动，深入浅出，因此很受工人欢迎。

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写信给陈独秀说：“我们苦恼的工人……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不晓得多少年了！……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79]工人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从第3册至第19册，共刊登工人来稿30多篇。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就代表了一个觉醒了的工人的心声：“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80]文章还号召工人要一面做工，一面联络，把工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力量。

这些声音表明，当时陈独秀等人在工人中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即开始在工人中组织工会的工作。10月3日，在渔阳里六号（即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所在地）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到会的有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陈独秀、李汉俊等六人以“参观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由海军造船厂工人筹备会主席李中任临时主席并主持。会议欢迎陈独秀等六位“参观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演说，称赞机器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好。陈独秀指出：工人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81]陈独秀和李中还为这个机器工会草拟了章程。这是中共领导下制订的最早的工会组织章程。陈独秀还出任工会募经处主任，为工会活动募集经费。

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近千人。孙中山和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陈说：“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82]这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党又在印刷、纺织工人中成立了工会，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10月10日，陈独秀还参加店员工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会，为其刊物《伙友》写《发刊词》。[83]

陈独秀在工人中做的这些工作，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成为工人运动领袖。10月27日，当时在湖南省最大的工会“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曾慕名致函陈独秀，报告该会简章内容，请求指导。

但是，由于原有的军阀和资本家支持的黄色工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例如10月16日，上海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就在报上公开登出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第二天，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立即发表决议进行批驳：“据本会章程，非机器工人不得入会……陈独秀实非工人，何能组织俄党”，“更何能加入组织”；“本会与社会党、俄党，实无丝毫关系”。[84]（可见，这时外人还把陈独秀组织的上海共产党叫“社会党”——引者）又如在与工商友谊会及其《伙友》合作两个多月后，从《伙友》第8册开始，由于主张改良主义的童理璋的操纵和破坏，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终于与工商友谊会及《伙友》断绝关系。[85]

第五，指导各地建党。

上海发起组是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后人随意说成的，而是因为它对各地建党工作有过直接指导和推动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述外，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建党活动是与上海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互相响应的。济南的建党活动首先是由陈独秀写信给王乐平开启的。王是山东省议员，比较开明，因欣赏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与陈独秀有联系。上海发起组成立后，1920年10月，他在济南开办“齐鲁书店”，出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王烬美与王乐平是亲戚。王烬美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会员，王乐平鉴于身份，不便出来组党，于是就由王烬美与另一名济南五四运动领袖邓恩铭两个年轻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济南共产党。武汉的建党工作，先由李汉俊委托在汉的董必武发起，随后由陈独秀派回武汉工作的刘伯垂推动。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因赴法国任教，陪同前往，路经上海。陈独秀给张写介绍信，嘱其到法国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86]当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受教于李大钊并称其为“我的导师”的赵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在临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他到环龙路陈宅拜访，陈独秀明确表示对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表示怀疑，认为“工读兼顾是办不到的”。陈的态度很坚决，没有给赵以提问和陈述的机会，因而给赵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信心强，判断力强。赵到法国后，就仿照李、陈在国内的做法，先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他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后面的硬纸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87]于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然后组织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法之部”的青年团组织，分别接受国内党、团中央的领导。

去日本建立共产党小组的施存统和周佛海，也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联系，而且，正是通过陈独秀，施存统最早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翻译传播到中国来。[88]1920年7月，施在参加陈独秀召集的共产党筹备会后不久，即到日本东京，住在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宫崎滔天家里，一边疗养肺结核病，一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高津正道等人来往，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断翻译介绍给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等人，并奉陈独秀之命，与后来到日本留学的周佛海组成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被日本警方派人严密监视，因此，他以上的一切言行和书信往来，在日本的外交史料中保存得相当完整和详细。例如大正十年（1921年）5月20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了住在鹿儿岛的周佛海给东京施存统的信的全文，其中写道：

关于陈独秀主张让我等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贵意如何？我在三四月间给“C”杂志（即共产党发起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引者）草拟一文，其内容为我等应夺取政权。现在一般青年忌谈政治。我想告诉他们，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四月的《改造》（即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引者）被禁止发行，但我已获得。其中有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我已翻译登载于《新青年》（即该志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出版——引者）。[89]

这个材料说明：当时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依然主持着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及其机关刊物《共产党》和《新青年》。此其一。其二，在当时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占优势的进步青年（包括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中，周佛海、施存统、陈独秀等人，开始重视“无产阶级专政”（即“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一点在紧接着5月25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的施存统给上海邵力子的信（1921年5月8日）中，表现得更加明确：

苏维埃的性质，今天读了山川均的《苏维埃研究》（刊于日本《改造》杂志1921年5月号——引者），认为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由于我生病，不能完全翻译，今译出其梗概。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换言之，即对反对阶级实行强制专政的组织。因此，当阶级对立消灭时，全社会都被无产阶级同化、吸收，“苏维埃”也成为国家组织，将渐渐失去其功能。换言之，“苏维埃”是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到组织产生强制力的“苏维埃”完全无用时，只剩下一个劳动组合。我等由此而知“苏维埃”性质的大要。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执政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想化了的马克思《哥达纲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随后，5月26日，施存统在给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种思想：“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施存统的这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书信和文章，通过国内《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1年7月15日，题为《一封答复“中国式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等刊物发表后，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受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陈独秀。于是，他领导的彻底清除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进行了两年之久。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黄凌霜，曾公开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90]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领导，反对组织纪律，率领5人退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经过陈独秀的批评教育，逐渐有所转变。1922年5月，陈独秀还在上海《新青年》社热情接待黄凌霜，并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然后，陈独秀介绍黄去苏联实地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情况。当时的苏联，还未出现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黄回国后思想大转变，致函陈独秀说，未去苏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相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陈独秀复函说，“精研笃信安其那（即无政府主义——引者）”在中国为“第一人”的黄凌霜，“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并说：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91]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能读到许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熟练地在演说和文章中运用，热情宣传，又在实践中努力运用而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1922年4月23日在中国公学的演说《马克思学说》，就大量直接引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四大思想：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而在这年5月广州举行的马克思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演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他强调：“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种就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92]

可见，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

至于陈独秀亲自到广州重建那里的共产党和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党的情况，下面再叙述。

在上海发起组以上几方面的建党工作中，陈独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由于这些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又由于长期的局势动荡，没有留下书面资料，所以，中国学术界长期不清楚。但是，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很多材料，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93]和9月1日东方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94]，还有6月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信，系统汇报了维经斯基在4月到中国后的工作情况和成绩。而这些工作和成绩，恰恰与上述我们根据现存零星史料整理的陈独秀上海发起组进行的建党活动相合。由于陈独秀在建党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这三封信毫不掩饰对陈独秀的信任和崇敬，称他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第六，开创妇女解放运动。

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妇女解放运动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参加陈独秀召集的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座谈会人士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学界所遗忘。施存统回忆说：“上海小组的成立经过：一九二零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95]陈公培的回忆中，也说在“陈独秀家里座谈”时，除以上那些人以外，“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96]所以，后来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都提到这个女的，但是又说：“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97]那么，这个女的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此女是曾在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过教员的上海《星期评论》社成员丁宝林。但是，当时《星期评论》社成员之一杨之华的回忆并没有证明此事。李立三的《党史报告》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此人“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党”。直到1991年建党70周年时，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洁披露俞秀松1920年6月至7月日记内容时，这个谜才揭晓。

原来，这位女性叫“崇侠”，与沈玄庐一起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因为共同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产生了很深的爱情。但是，当时沈已有四个夫人，所以，他们的爱情受到四个夫人的强烈忌恨。同时，同在一个社里的沈仲九也爱上了崇侠。而且沈仲九因与沈玄庐发生矛盾，一度出走，准备自杀。崇侠夹在这种种矛盾冲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寻找摆脱这种环境的出路。恰恰沈仲九和刘大白对佛教很感兴趣，经常在崇侠面前谈佛论道，于是她深受影响，终于产生了出家当尼姑的念头。时间是在1920年7月。以上情况，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记》和日记中抄录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侠致沈玄庐的信（7月21日）中，有详细的记载。[98]如6月17日的日记说：“玄庐和崇侠很亲爱……玄庐与崇侠谈天，我就加入进去，他们就对我宣布他们俩底爱情怎样深切。”当崇侠无法摆脱对玄庐的爱情与改造社会之间的矛盾时，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来成全玄庐改造社会、在故乡浙江萧山衙前做农民运动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记写道：“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7月21日的日记终于有了结果：“上午，玄庐接崇侠来信，这是伊别玄庐的信，伊不知到那里去做尼姑了。伊信里有一首血书是：‘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意恐转误人。书留热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可见，她参加了陈独秀5月召集的第一、第二次筹备共产党的座谈会后，就很快“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印证了李立三的说法。而沈玄庐的确受了这个刺激和激励，把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搞得相当的轰轰烈烈。

此事件，也说明当时参加筹备共产党活动的人们，思想状况的确是很复杂的。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当时形成的新文化风气中，不仅中国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女子参加政治运动也有了开头。这无疑是陈独秀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等妇女运动，是当时陈独秀进行建党活动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织袜女工因反对资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体罢工，女工吴莲溪发起成立织袜工会，并拜会陈独秀请予助力，指示进行。陈详细询问情况后，表示“尽力协助”。[99]10月，陈独秀帮助成立的上海店员工会“工商友谊会”机关报《上海伙友》发表女工陈亲爱的信《女工为什么不入会》一文时，陈独秀亲自为其写按语，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陈女士挺身出来为女同胞奋斗。”[100]次年1月，他应邀去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更把妇女运动当作一件重要事情来做，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妇女界联合会等单位连续发表演说或写文章《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大做妇女启蒙运动，并指出彻底解放妇女，“必须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101]并且还运用他手中掌握的教育大权，把李季调到广州，创办了专门宣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刊物《劳动与妇女》，在省立一中首创男女同校等。10月回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又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女子学校”，以培养妇运人才，正式开展党领导的妇运工作。李达任学校校长，陈独秀等亲自任教。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来看，是不是当时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呢？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确给了中国革命者许多帮助，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陈独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给了莫斯科许多帮助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继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发动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吁：“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毛泽东正确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对象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宣传，争取外省支援。毛泽东负责北京代表团的工作。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向总统府、国务院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外，与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102]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响，也没有肃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103]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另一件能证明毛泽东此时虽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思想上还是“大杂烩”的事实，除了他在北京和上海参加工读互助团活动之外，就是他这时还十分信仰胡适“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火热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个章程中所列的144项问题，是对胡适文章所提到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可见毛对胡的思想和主张是认真研究、衷心拥护的，不是随便附和。因此，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后，还代表新民学会上书并拜访胡适，争取胡支持湖南的驱张运动。1920年1月5日胡适日记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胡适1951年5月16～17日日记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104]所以毛泽东在当时给朋友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05]——从他在信中的叙述来看，这个自修大学，实际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参加过的“工读互助团”那样的组织。

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思想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106]

1920年4月，毛泽东在上述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离开北京，5月5日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进入到驱张以后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他带着这个与胡适交谈过的同样的话题拜访陈独秀，与陈做了一次长谈，结果得到与第一次拜访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同样的印象——唯陈独秀给他的影响最深。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7]

陈独秀这时的“信仰”，就是上述他对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和抛弃，和对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制度和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拥护。看来，陈独秀的新信仰，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起了“画龙点睛”“拨云见日”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感受。

接着，毛泽东又读了上述三本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他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08]

毛泽东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决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同时，毛泽东这时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点，不像陈独秀与胡适那样，各趋极端，而是善于吸取各种思想主张的长处，为我所用。就在毛泽东与陈交谈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他还是念念不忘胡适，不忘胡适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后，立即给胡适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109]随后，毛泽东一面奉陈独秀的教导，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湖南共产党和青年团；一面又奉胡适的指引，办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不过，这时的自修大学，由于北京、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相继失败，更由于陈独秀给了他更大的影响，它不再是实行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工读互助团，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了。

毛泽东致胡适明信片

毛泽东是1920年7月离开上海的，但至今没有资料说明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酝酿工作。现有资料只是表明他与陈独秀关系相当密切，并且从此开始，在陈的指导下，在湖南进行建团建党工作。据当时毛在长沙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日记记载：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毛泽东与张在长沙第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110]原来，毛泽东回长沙后，就学新青年社，筹备文化书社。8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111]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时，如书社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选择，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112]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做“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书刊杂志中，已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理论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2000册和5000册。这样大的销售量，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说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另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的过程中，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因为上海已经成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俄罗斯研究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派出任弼时、萧劲光等六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然后赴俄进东方大学深造。

说明这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莫过于陈独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直接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了。鉴于当时先进分子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较多，所以毛泽东在陈独秀指导下筹建党、团组织时，特别强调要找“真同志”，工作谨慎，强调先建立团组织。湖南的工作是在原有的新民学会基础上进行的，由于新民学会内思想斗争很复杂，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团，还未进入到建党阶段。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进行建团工作的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1920年11月、12月陈独秀与毛泽东在这项工作上的亲密关系：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2日，现在青年出路，做社会主义实行家，必定要亲身入工厂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觉悟，而实行社会改造。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时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当时湖南建党、建团所以采取这个“找真同志”、“只宜从缓”的方针，主要是因为这项组织建设是在原有的新民学会基础上进行的。而这时的新民学会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连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他受工读主义的影响，已如上述。关于无政府主义，他自己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年夏天，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清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时，也开始清除新民学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这时在法国的蔡和森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所以，毛泽东在这年秋天给蔡的信中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在另一封给会友的信中又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的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3]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上海发起组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由于主要内容是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张文亮日记记载：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一是社会主义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在比较后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4]与会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同样的工作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一时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

《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1921年春天，他在广州还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在中共“一大”后，湖南得以顺利地建党，并在陈独秀的具体指导下，建党初期的工作取得了优秀于其他各地的模范的成绩。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李大钊、陈独秀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之时，《新青年》编辑部和新文化运动阵营，也随之发生分裂。这是近代先进思想界和变革队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革命派与康梁改良派的分裂。这第二次是由于李、陈转变时，胡适等人仍停留在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对于社会改造，胡主张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李、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但是，由于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思想和民众情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高压下出现了崇拜暴力革命的狂飙，总的趋向是越来越激进，所以，改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被排挤出历史潮流之外。这种历史趋势的是非与长短，以及对陈独秀等人物在这种趋势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评述，见仁见智。但是，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种趋势，谁也无能为力，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思想家。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实际上爆发了新旧之争和东西文化之争，陈独秀是这两场论战中革命一方的领袖和先锋。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又发生了第三场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论战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内部，而且陈独秀因在狱中未能参加。

但是，这场论战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或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而是以什么主义来谈中国的出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19年6～8月这场论战前后是完完全全参加了的，并且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也是新文化阵营分裂的过程。

1919年《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制，陈独秀仍是总负责。5月，李大钊主编的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引起胡适的不满。

陈独秀入狱后，李大钊也避难出京。胡适于是接办《每周评论》。从此，该刊突然改变为鼓吹实验主义改良哲学的舆论阵地，第26号还取消了原刊头，代以“杜威演讲录”。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便发表了胡适的挑战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来他说：这时“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即皖系军阀——引者）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15]

可见他也承认这是要什么“主义”之争，而不是要不要“主义”之争，而且他从此开始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立场。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把谈主义贬斥为“阿猫阿狗都可以干的事情”，要求大家都抛开主义，只注意眼前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验主义为指导实行改良。这是他改良主义政治态度的首次声明。对于胡适一生思想转变也是一个标志，从一直表现为“不谈政治”的无党派人士，转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有鲜明立场的政治代表人物。7月26日，曾琦就写信给胡适，“万分佩服”其文“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际的言论痛下砭鞭”。李大钊则立即做出回应《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十分分离”，为了要解决一种社会问题，就需要有动员大家一致努力的一种理想的主义，不能因有人冒某种主义的牌号，便放弃正当的主义。然后李明确挑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116]

紧接着，胡适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117]也明确表示他主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他指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养成“阶级的仇恨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说，当时，正是争论正在激烈时，京师警察厅总监把他找去，“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过完了”。[118]8月30日北京警察厅下令查封《每周评论》。31日出版的刊有《四论》的《每周评论》成了终刊号。十几天后陈独秀出狱时，这场论战已经终止。于是，陈独秀对这场论战的态度，就成了一个谜！其实，从陈当时的文章、演说和对他深切了解的李大钊、胡适的评论看，这个谜还是可以解开的：开始是“中立偏胡”，然后“偏李批胡”。

在这场论战前，即5月份，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由胡适陪同巡回做报告，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陈独秀虽不似胡适那样成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时有赞赏之言，说明他对实验主义是赞成的。直到他11月2日写《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还说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拿英美作榜样”，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而与这篇文章同时发表的《〈新青年〉宣言》，在阐述《新青年》同人理想的新社会后，还宣布：“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19]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拿达尔文的进化论做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实验哲学也是建立在此进化论基础上的。所以，陈独秀接受起来很容易。台湾资深学者余英时甚至说：“陈独秀在‘五四’前后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是接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120]这个说法，除在时间上有颠倒之误外，意思还是可以的。（即与其说是陈接受了胡、杜影响，不如说后二人的影响适应了陈的需要。因为陈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早在1915年就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兰西文明中产生了，怎么能说是接受了1919年胡、杜的影响呢？）所以李大钊在答胡适的文章中，转引日本《日日新闻》的评论说：“仲甫先生和先生（胡适——引者）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面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面防遏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潮流。”[121]胡适晚年也回忆说：“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设想得太多。”[122]

同时，也应该指出，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是激进的革命派，因此又是与主张“根本解决”的李大钊心心相通的。早在胡适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中形成改良主义思想时，陈独秀就已经抛弃康梁改良派，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共同奋斗的腥风血雨中培育起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暴力革命观。1919年4月27日，五四运动前夕，他在评论南北政府代表和平谈判状况时，就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123]在五四运动中，他又发出国民“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24]的号召。这里就埋下他必然与胡适分裂的根源。

正因为这场论战不是主义与问题的争论，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争论，所以，一旦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之时，也就成为他告别胡适之日。十几年后，胡适为此而感叹道：“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125]

胡适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点自大。因为在北大时陈从事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当然要团结胡、陶等新生力量，一致对外——封建顽固派，并非是陈受了胡、孟的影响。至于在编辑过程中，某具体问题的争论及破裂时《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有时的确考虑过胡的意见，那是另一回事。

同样道理，正因为这场论战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不要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争论，所以，在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还会说出一些似与胡适相同的话。如1920年10月他在《敬告广州青年》上说：“我希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营造逋逃薮安乐窝。”[126]谈到工人运动时，他又说：“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以“求那比较更实际的效果”；“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致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127]

随后，陈独秀写了一篇《主义与努力》的短文，对这场“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做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制度改了，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

但现在有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28]

这篇短文，概括了当时先进思想界的两大弊病，既反对了“空谈主义不去努力”的倾向，又反对了“不谈主义盲目努力”的倾向。同时明确表示拥护李大钊的观点（他的行船方向论是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的观点），批判了胡适的思想。

陈独秀与胡适必然分手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是新文化运动要不要谈政治，即要不要与政治相结合上的分歧。如前述，在这个问题上，二人原来是默契的，都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国民愚昧落后，而这是旧文化毒害的结果，因此救亡应该从改造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着手。所以，陈独秀在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时，同意“不谈政治”的约定。但是，陈独秀与胡适二人的性格如同火与冰，完全不同。陈疾恶如仇、激情澎湃，是情系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的爱国者和革命者。胡则理智冷静到几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对国家危亡的危机，他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读书和研究学问以及文学改革之外，什么救国运动、革命斗争，都不应该进行。1915年他在美国留学时，日本继侵占我国山东后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生皆极愤慨，纷纷集会抗议，甚至有准备回国参加对日作战者。3月1日绮色佳城的留学生集会，商议反对日本的进行办法。胡适不仅不与会，还写一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此条在会上一读，大家都嗤之以鼻。连他的好友任鸿隽也怪他的“不争主义”。[129]

可是胡适并不以此为错，第三天（3月3日），他还就此事给张亦农（即张奚若）写信，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唇相讥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至于责人无巳，尤非忠恕之道。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130]

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发生后，陈独秀坚决要谈政治，于是创办了《每周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份周报是陈与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运动要不要谈政治）的产物。由于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胡适被运动热潮所裹挟，没有像1915年那样对抗，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宣传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上，并因此而与李大钊发生了主义与问题的论战。现在，陈独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边，接受马克思主义，二人的分裂——新文化运动的分裂终于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了解李、胡之争后，在寓所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试图弥合裂痕。会前，胡适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意在独霸编辑权。鲁迅则说：“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131]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7卷1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2月，陈独秀去上海时，就将其带到上海。

鲁迅所以提出这个主意，显然不是随意一想，而是出于他对陈、胡二人的认识——陈独秀待人的真诚品格给了他太深的影响。后来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那门是开着的，里面几把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却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内无武器，请勿疑虑。’”[132]

由此看来，鲁迅对《新青年》给胡适办是不放心的，而对陈独秀却一百个放心。应该说，鲁迅对二人的认识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于陈独秀到上海后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随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号是“劳动节专号”，第8卷第1号起又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陈独秀估计到北京同人必有异议，就在吸收陈望道参加编辑部后的4月26日即“劳动节专号”出版前，致函李大钊、胡适等12人，征求《新青年》今后怎么办。他提出：是否继续出版？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133]此举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员都没有表态。实际上，胡适等人对撰稿开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号编辑好后，由于出版商群益书社在定价与登广告问题上，与陈独秀多次发生冲突，5月7日，陈独秀又给胡适和李大钊发去一信，催促北京对办《新青年》的意见，“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并告之与群益老板的冲突，甚至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为此，他又提出两个新的办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信的最后还强调说：“我因以上各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134]

此信发出后，又发生一件事：因五四运动一周年来临，京沪等地一些学生，以抗议“山东问题”而举行罢课集会等活动。胡适、蒋梦麟于5月4日在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规劝学生安心读书。结果有人在上海的《正报》上发了一篇骂胡适的文章。陈独秀趁机在上信发出四天后的5月11日，又在胡适等北京诸人没有回信的情况下，把此报寄给胡适，并附信说：“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妥办，他又不肯放手，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信中还第一次附和胡适对学生运动的主张，认为当时形势不该轻易发动学生运动，所以表示对《正报》的骂胡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的宝贵时间，实在可憎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便更是可憎了”；并热情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135]

请看，半个月内，陈独秀单方面连给胡适三封信，说明陈独秀既是一个硬汉子，也是很重感情的人，如初交时那样的确对胡适的才华特别欣赏，而且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与创新亢奋中结成的情谊，难以忘怀。

胡适终于被深深打动，立即回了“快信”，并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担心经费问题，劝其不要独立招股办《新青年》。陈独秀在19日回信胡适，表示了坚决招股独立办刊的四条理由：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不便招股。（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那里来？（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东；此事我誓必一意执行，成败听之。（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体解释了他与群益的冲突原因加强了他执意独立办刊的决心：“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才（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136]

但是，独立自办《新青年》，谈何容易！不仅有经费缺乏问题，还有稿荒问题。胡适等北京诸人由于陈“一意孤行”，也只好静观待变，不供稿，待尘埃落定再说。陈独秀又焦急起来，原来打算与一家叫“兴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对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陈又致函胡适商量解决办法：“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较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信中提到的约稿，除了胡适的一篇演说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译稿已经收到外，还提到张申甫的译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鲁迅兄弟的小说，要胡适“分别催来”。[137]

就这样，以6期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满七卷后，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在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并由酝酿建立共产党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办刊的经费和稿源的问题也总算解决了。因为，自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成了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经费自然由带着经费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逐渐被发起组的成员所取代。对胡适等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满怀希望和热情的陈独秀也渐渐失望了。这可以从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138]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用的信纸，上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印刷体口号，下有“劳工神圣社制”的标记。这与文中提到的“兴文社”一样，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动作，在于掩饰俄国人维经斯基出资办杂志的真相。因为，若让胡适等人知道《新青年》现在在拿卢布“自办”，那陈独秀还有何脸面做人。

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想最后争取胡适等人。8月2日，第8卷第1号的稿子凑齐时，他又致函胡适，望其为第2号供稿，并点题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139]

当时在思想上，无政府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手。鉴于胡适反对空谈的“主义”中，包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想引导胡只反无政府主义而保护马克思主义，使胡成为反无政府主义的同盟军，可谓用心良苦，却是对牛弹琴。胡适不予理睬，继续怠工。陶孟和则写信给陈独秀和胡适，提议办一日报，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为主体，多请外间专门家撰稿，主张以“稳健”为得。初拟办法为：“（一）专门问题请专门家担任。（二）终年不停刊。（三）社论等皆署名。（四）无‘法律编辑’，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负责。（五）扩张通信一栏，取为舆论之参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暂不支薪。”[140]

此议显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无论就私（陈独秀个人）还是就公（上海发起组），陈独秀都不可能答应，故而未见他对此有何答复。而由于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陈独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发起组成员加入编辑部。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出版后，他写信给北京同人，报告现在编辑部新加入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主要编辑工作仍由陈望道负责，并告他本人不久将南下广州。

但这时陈独秀还想维持与北京同人的联系，甚至不惜迁就他们的意见。12月16日他赴广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适、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41]

这一下如捅了马蜂窝，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强烈反响。胡适接到1日的信后就给大家传阅，并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邮寄；接到16日信后，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辩与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近年思想见解一直相左，责怪陈独秀竟然相信谣传。

但是，陈独秀还不知北京方面这些反应，仍在1920年12月21日从广州致函高一涵与胡适，报告17日从上海动身，昨天到广州，“此间倘能办事，需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一涵兄能南来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和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142]

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认为《新青年》的事，对胡适等北京同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而由于应广东省长陈炯明聘请到广州来办教育，就专力思考广东的教育建设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反而对办《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陈独秀那样，十分热心起来了。所以，陈独秀的这封信，有点“对牛弹琴”。

与此同时，北京同人开会讨论《新青年》办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给胡适一纸条，赞成第三种办法——“停办”《新青年》，并劝胡不要对陈独秀说的他俩与研究系接近的话而生气：“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但在此纸条纸边又轻蔑地补充说道：“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应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143]

1921年1月3日，胡适把各人意见归纳起来复函陈独秀，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办法有三：（一）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移北京，并发表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此为陶孟和提出）。此信发出后，鲁迅并代表周作人声明，三个办法都可以，“而第二办法更顺当”，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胡适再次致函陈，强调移北京有两种办法：不发表宣言或发表宣言不谈政治。[144]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前两种都意味着分裂，第三种是瓦解，而陈独秀还想维持。所以，他接信后很生气，1月9日，立即回复，并异乎寻常地写了致适之、一涵、慰慈（张祖训）、守常、孟和、豫才（鲁迅）、启明（周作人）、抚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对“不谈政治”极为不满，认为“另办一杂志”的主张是“反对他本人”，声明胡若另起炉灶，“此事与《新青年》无关”，逐条答复了三种办法：

第三条办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甚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出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 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 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更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本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145]

但陈独秀还是想维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后又附言：“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社颇忌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

胡见信后颇感委屈，认为“独秀答书颇多误解”，“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因陈生气，他出于多年来对陈的真诚情谊和尊敬，以及他的宽宏胸怀，表示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取消“另办一杂志”的主张，单提出“移北京编辑”一法，并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他并抱怨《新青年》“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苏维埃俄罗斯——引者）的汉译本”。

这里，胡适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坚持《新青年》的文化运动方向，坚持哲学文学的内容，主要矛头还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反对《新青年》落到陈望道等上海共产党人手中而成为共产党的机关报。于是，北京同人又开会表决。1月26日，胡适整理表决结果：

赞成移北京编辑者：慰慈、一涵、守常；

赞成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可任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豫才、启明、玄同；

赞成移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办，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致破坏《新青年》之团结：抚五、孟和。[146]

当时钱玄同比较厚道，力挽新文化阵营分裂，他致函胡适，恳切地说：《新青年》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家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大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不可能要求他们停办。”[147]

钱玄同致胡适信

实际上，当时北京诸人也不可能让上海的《新青年》停办。至此，新文化阵营终于四分五裂。

胡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绝不妥协的态度显然也刺痛了陈望道等上海编辑人员。1月15日，陈望道给胡适一封明信片，很生气地表示：“新青年内容，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148]胡适还给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争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编辑，而是办报方针。他直率地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在给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信还指出胡适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引者）。”[149]

可见双方分歧之深刻，分裂已成不可挽回之势。陈独秀只得接受这个现实。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适：“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时，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唯求助于你们两位。”[150]

至此，《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新青年》由一个文化刊物变成一个政治刊物，意味着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此后的文化改革、文艺改革、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虽然从未中断过，但作为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确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曾企图挽回，提出过重整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1]但是，一是胡适这时还远没有陈独秀那样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于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陈独秀作为一个弄潮儿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潮流所裹挟，并且被推到浪尖上。这是他一生悲喜剧、曲折人生的总根源。

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

《新青年》风波平息后，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走英美资本主义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决。但是，由于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于是，二人以后的关系发展，呈现出一条奇特的轨迹：政治思想上不断争吵，个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关心和帮助。

在双方分裂，北京同人实际上已经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一年以后，陈独秀还是把他们视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1921年9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一短信说：“《新青年》已寄编辑部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示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与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还推荐胡适或任叔永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认为“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以全体赞成”。[152]

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适对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总是耿耿于怀。经过约一年多的酝酿，他终于在1922年5月创办起“另一刊物”——《努力》周刊。但他也不遵守“不谈政治”的诺言了，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实行计划政治的政府。同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153]

这个纲领发表在5月14日出版的《努力》上，而胡适30日又入宫去见了溥仪，事后撰《宣统与胡适》一文登在《努力》第12号上。他在给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154]当时许多进步人士都很鄙夷胡适的这个行为。

当有人劝他全力教书、著书，不要办报时，他还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宁可因讨论话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恭绰的报纸充篇幅”；又说自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在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主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155]

可见，胡适办《努力》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后，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第一次直接攻击中共政治纲领，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称现在“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156]

接着，1923年1月，陈、胡又因蔡元培辞职事件发生争执。当时蔡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请辞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掀起一个驱彭挽蔡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行为，应该同情和支持，但陈独秀却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陈独秀此论确是过左，是唯我独左的“革命万能论”的表现，所以引起胡适过度的反应，著文反驳时，竟对陈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其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其那，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于1921年上半年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157]

8月以后，二人又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短兵相接。当时发生了以张君劢等人为一方与丁文江等人为另一方的这场论战。前者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内心修养，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后者则鼓吹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又认为人的感觉也是物质，即物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觉官感触的集合”。因此“科学派”实际上也是一种唯心论。胡适在为这场论战的论文集写序时，支持后者，并明确批判陈独秀的唯物史观，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

陈独秀也为该论文集写序，答复胡适，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是“一元论”，而非“多元论”。然后指出：“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当有心的原因……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胡适则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158]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不仅如此，争论之激烈时，有时还大失学者风度，发展到人身攻击。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159]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160]——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因为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是抹杀不了的。而胡适的矛头所向，却是借题发挥攻击共产党。

1925年，胡适参加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后会议”，被社会上讥笑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说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陈独秀听到此事后，2月5日致函适之表示支持，但嘱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对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态度：“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对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可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161]但他对胡与章士钊合办报纸、效力政府的传说，却竭力表示反对，言辞激昂。

胡适接信后，10日回信，责怪陈听信关于他与章士钊合办报纸之谣言。陈在23日接读后，立即回复，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并说《申报》、《新闻报》、《北京新闻》“讥你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信中又说：“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道及”；唯有些话需要再说一下：“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行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还太不够……”[162]

可见，陈独秀对胡适，在政治上还是关心的。但是胡适却认为自己已经成熟，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不需要陈瞎操心，而且认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非但毋庸关照，而且要斗争到底。

于是，两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儿，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163]

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发生争吵。《晨报》是有梁启超研究系背景的报纸，当时站在安福派一边，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当时有人出来指责学生行动是“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陈独秀又站在共产党的“左”倾立场上为学生行动辩护，指出像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那样，不能这样“抹杀”“北京市民运动”。[164]胡适即写信批评陈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表示：“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同时又攻击陈和共产党：“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165]

当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有缺点。他也只是谴责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没有看到他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这就加大了他与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的对立情绪。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这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美德：思想分歧不影响个人情谊，诤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贵。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因《新青年》“过激”、“违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并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视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灾乐祸。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为提前释放陈独秀，胡适也出了力。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包括陈独秀领导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敌我关系，陈还一直被视为“共党首领”，被国民党以万金悬赏通缉，而胡适并不因党派之见而落井下石。

陈独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后，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虽然表示怠慢，但有时也会应付一下，在《努力》创刊前，给了几篇诗作和一篇《国语文法的研究》。后者分两次连载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号的第一篇。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把这类稿子放在首位，可见陈为争取胡之用心良苦。后来，陈还求胡为共产党的骨干张申府寻找工作，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书籍等。1932年10月10日双十节时，闻胡适外访回国，他还致函胡适，拜托两件事：一，求为李季翻译马氏巨著《资本论》筹措生活费，因为译此书“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并建议胡商之于“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称赞说：“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求胡适把他存于胡处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务（印书馆）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悬案；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桩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后写了一句戏言：“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166]

“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显然是对胡适政治态度的调侃。胡适一方面总是埋怨国民素质和学生运动“野蛮”，另一方面又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推翻现政府，更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这等于说现政府和支持现政治的帝国主义是“不野蛮”的。可是，此信后第五天，陈独秀本人即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囚禁了。

陈被捕入狱后，又求胡适提供狱中研究用书和纸笔等，甚至再次要求胡帮助解决李季翻译出版《资本论》，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并认为中国字“实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又劝胡从著不从政，[167]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独秀知道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168]

这时的陈独秀确实怪可怜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心血来潮，要做太平天国史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原放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当一回事。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169]胡适一直把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视为“政治偏见”，而且二人在改造中国上，至此还有革命与改良之别。这是胡反对陈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友谊，除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之外，也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彻底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放过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陈独秀晚年，看到斯大林专政下的许多罪恶，否定了自己多年来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重新估价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价值，写下了不少文章和书信，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地下集资印刷。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170]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这时，两人经历20多年的分道扬镳，终于又在思想上达到了一致。

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和建党活动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迅速升起的一颗明星，不仅引起中国思想界、青年学生界和苏维埃俄国及共产国际的尊重，而且引起中国其他各阶层的关注，包括那些统治着中国的大大小小军阀们。北洋军阀自然是把他视为“过激党”、洪水猛兽，进行打击。南方的地方军阀，如统治广东的粤军司令陈炯明，由于在军阀争斗中处于劣势，则企图利用陈独秀和苏俄的力量与影响，一度表现得相当亲共，甚至高喊社会主义。他当时追随孙中山，在孙的大力支持下，于1920年10月驱逐桂系军阀，进驻广州。11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与北京政府对立，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

陈炯明一上任，即电邀陈独秀去粤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171]陈独秀提出三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1/10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表示同意，拟废教育厅，设教育委员会，聘其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并保证以全省岁入1/10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172]

接着，陈独秀致函各地党支部，征求意见。李大钊等人复函支持陈赴粤：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组织。12月17日，陈独秀偕袁振英登轮船赴粤。行前，把共产党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由李达代理），《共产党》月刊主编交由李达担任，《新青年》交由陈望道主编。可能陈原打算走陆路，所以有毛泽东的长沙“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的说法。

12月下旬，陈独秀乘坐的轮船中途停泊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位先进青年慕名登船拜访，并带来他们编的《真善美》刊物给陈看。陈看后倍加赞许，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革命理论。三人欣然接受，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创始人。[173]

29日，陈独秀抵达广州，舆论十分关注，进步报纸《广东群报》刊出了欢迎文章和陈独秀的大幅照片。

遗憾的是，被陈独秀看好的国民党骨干朱执信，这时在联络民军驱逐桂系军阀时，在虎门遇害。朱执信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孙中山同盟会的创建，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特别在五四运动后，创办《建设》杂志，与陈独秀的《新青年》一起，为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做出了重大贡献，给陈独秀很深刻的印象。为此，在1921年1月23日广州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时，陈独秀特意送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并给朱很高的评价：

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

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174]

陈独秀对国民党人做如此高的评价，这是一个特例。

陈独秀这次赴任广州，主要做了两件事：重建广东共产党与推行教育改革，并且使二者互为利用，互相推动。

如前述及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表明，广东的建党工作比较特殊而复杂。早在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等酝酿建党同时，他的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由李大钊推荐的北京大学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与上海一样，成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广州革命局”，并建立了俄国通讯社，成立广州“共产党”和青年团，创办《劳动者》工人刊物。但这个“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中，除了两个俄国人之外，7名成员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劳动者》印数达到3000份，并有两个工人组织，每个组织各有四五十人。[175]但是，他们在工人中却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传统党史，把这个《劳动者》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劳动界》并列说成立共产党的工人刊物，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做过陈独秀学生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在1920年暑期毕业回粤后，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政法学校任教。在接受陈独秀关于在广州建党的任务后，他们经常深入学生中宣传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争取影响了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因与无政府主义者观点不同，拒绝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党团组织。这年8月首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76]10月，他们又在陈炯明的赞助下，创办了一份宣传新文化的报纸——《广东群报》。陈独秀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但是，由于工人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们只在学生中活动。而且在他们的团组织中也混进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区声白。

据这个材料和当时广州“共产党”中7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刘石心的回忆，陈独秀到粤时，广州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所以，维经斯基及两个俄国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广州建立了共产党是不对的。陈独秀到粤后，就以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工作。陈对谭平山等人说：“到广东后，听了你们的介绍，也从别的朋友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曾有这样的设想：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经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177]谭平山等人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年春，成立了共产党。党员开始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个俄国人也转了过来。最初的书记是陈独秀，不久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随后整顿青年团，清除无政府主义者。从此，广东的革命状况为之一新。

陈独秀在建立广东共产党和重组青年团的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对方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据当时北京政府打入北京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探给北京军警头目王怀庆的密报称，1921年3月11日北京互助团开会时，黄凌霜报告广州区声白给他的信说：“本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乃吾人在粤曾为一度开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178]于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179]

广东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就把广东教育工作与党的工作——主要是推广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广东掀起了一场震撼各界的革命。为此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改革教育计划：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绝对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实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被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

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180]

同时，又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制定了教育经费年表等。可以看出，他真是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并且把这些改革措施，多纳入广东共产党的工作之中，具体如下。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中，养成所的经费30万元，为最大项。陈独秀说创办该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实际上是要把它办成广东省共产党的一所党校。该所学员从社会青年中招收，每期五六十人，毕业后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组织骨干。养成所由陈独秀去后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宣传部领导，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陈公博为校长，陈独秀有时也到校讲课。这年广东共产党向中央报告说：“这个学校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关，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181]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1921年2月10日，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182]陈独秀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帮助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他尤其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的工作。广州的河南机器总会机器工人开办补习学校时，陈独秀为董事，谭平山为董事长。在陈独秀和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了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此外，他们还注意“向农民进行宣传”，党员褚诺晨曾创办《新农村》，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83]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势力的反对。斗争结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陈独秀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从上海调来沈玄庐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并且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注意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在普及文化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时的教育革命思想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五四前期，他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化论思想出发，在中西对比中，感到中国一切都不如西方，“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因此力主“取法西洋教育”。[184]现在，他则对中西教育都能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式的”，“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多”。[185]

因此，从上述陈独秀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实践看，他比较注重中国教育的实际，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时又实行社会教育，即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是重视一切教育机构和工具（这是与他自己自学成才的经历分不开的），并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受到教育，使社会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劳动民众受教育，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所有这些，都使历来被少数人垄断、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传统教育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从而在广东掀起一层层波澜。

陈独秀是一个天生而执着的社会变革家，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里就在那里引发“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这时到广东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广州的住所取名为“看云楼”。其实，他不只是观看风云，而是倒海翻江自搅风云。

可是，一是陈独秀重建广东共产党和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这些措施触动到广泛阶层的利益，于是，很快就遭到保守派及极左势力的强烈反对。当时一篇文章指出：“现在广东的空气，都充满着反对陈独秀的声音。反对陈独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议会；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旧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186]1921年3月中，他们首先策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反对省长关于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的决定。他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187]同时，他们还挑动广东高师的学生反对陈独秀，在省议会中提出驱陈议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甚至“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的政学系更是猖狂，竟在其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新报》上公开造谣，攻击陈提倡“废德仇孝”、“禽兽学说”。温宗尧氏所操纵的广肇公所甚至以同样的论调致电政府当局，对陈采取措施。北京《晨报》记者石龙因在广东谋取第二小学校长被陈独秀“严词拒绝”，也与夏重民等造谣说陈计划改组编辑部，收取《晨报》社，“归陈独秀个人主持”。[188]

所有这些，正如当时《广东群报》上一篇文章指出的，广东高师、省议会、上海《中华新报》、广肇公所、北京《晨报》、无政府党和政学会所掀起的四次攻击陈独秀的“联合运动”，所放出的谣言原本是“北京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北京大学的谣言”和“英日两国的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俄国劳农政府的谣言”。[189]足见陈独秀在广东的作为及其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围，而是一场社会的革命。

对此，陈独秀和袁振英、陈公博等人，利用《广东群报》、上海《民国日报》等阵地，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陈独秀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在指出谣言的无稽之谈后，奉劝政学会“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应取“磊落光明的态度”。[190]袁振英和陈公博的声明和文章，也揭露谣言制造者的丑恶用心。《民国日报》郑重发表《广州特约通信——辟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的谣言》，指出了这些谣言的来龙去脉。文末附记者访问（陈独秀）记。陈独秀对“讨父”、“公妻”谣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191]

谣言脚短，本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的广东社会毕竟还是反动和保守势力占优势的社会，决不允许陈独秀的活动继续发展下去，所以，他们掀起了这一个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的无政府派联合起来的反陈运动，一时闹得十分嚣张，以致一直支持陈独秀的陈炯明也动摇起来。在一次宴会上，他问陈独秀：“外间传闻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则正正经经地回答：“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192]陈独秀后来讲到他说这几句话后的当场气氛是：“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其实，陈独秀是话外有音，指出在“睁大着眼睛看着”他的人中，多数是那些制造谣言却未见陈受中伤、依然故我而生气的人。陈独秀为此还特意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随感录”，表示自己的心态：“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的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勇气的人！”[193]他还拿出前年对付反对《新青年》恶势力的大无畏精神表示说：“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194]

于是，实际的压迫终降临到陈的头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实施开始遇到障碍，原来保证的权力和经费经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本来应由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任命新校长，但钦廉善后处擅自决定由某人接任，越过陈独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为了筹办大学预科，陈独秀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未去参加，但预算出来，校址择定，经费却迟迟不给。

至此，陈独秀感到，“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但是，陈炯明还想挽留他，5月中旬，陈炯明甚至“亲到慰勉，说明经费延拨等之原因，表示自己兴学之决心，声明无论经费如何困难，总之对于已批准之预算案，刻日饬厅拨交”，以开办编译局、宣讲所、第一师范，筹备西南大学等。[195]于是，陈独秀又勉强在广东待了三个月。

国民党内有些人见陈炯明如此倚重陈独秀，颇有醋意。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一直把广东教育发展的成绩，归功于汪精卫（广东教育会会长）、胡汉民（孙中山大总统府总参议）和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7月28日，他在《民国日报》头条发表重要言论——《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一面为陈独秀辟谣，一面却说：“陈独秀在广东，是教育行政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他所做的事，是全体委员所决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

陈独秀清楚，叶楚伧的文章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态度，而代表了国民党多数政要的观点。对此，陈独秀就难以容忍了，恰巧这时上海中共“一大”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连电催促他回沪主持全党工作。于是，8月17日，他致电在广西前线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陈炯明，坚决请辞。奇怪的是陈炯明还是不放，而且诚意感人，24日复电：“仍望以教育为重。当凤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并在其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贞固有为，凤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议云。”[196]要不是第二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人们会以为陈炯明对陈独秀多么情深，实际上，陈炯明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与孙中山国民党正统派的较量中，利用一下陈独秀以及他在广东的力量。显然他当时不知道陈独秀已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陈独秀是一厢情愿，不知道有更重大的事业需要陈独秀去奋斗。

陈独秀终于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请假离粤。他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事业自然也就随着他的离去而停止，但他在当地留下的变革精神和培养的革命种子，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陈独秀来说，虽然在半生革命奋斗中，又遭到一次挫折，但他没有消极，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道理。在月1921年7月、8月间，改革事业最困难的时候，他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面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197]又说：“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政党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98]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他还明确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要从经济和政治制度入手，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所以，对于如广东教育改革这样的事业的失败，他是有思想准备的。现在，终于可以摆脱那些无聊的谣言困扰，从事那更重大的事业了。

[1] 《胡适手稿》第9卷（下）卷3，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第545～550页。

[2] 《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3] 《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4]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5]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手稿，在1945年后为郑超麟写“陈独秀传”而写，所以在1952年12月23日夜郑被捕时，此稿亦被抄没，现藏中央档案馆；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16页。

[6] 《新青年》第7卷第2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5日。

[7] 本序言是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这里的引文摘自〔法〕让-马雷、阿兰·乌鲁合著的《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第44～45页。

[8]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9] 《褚葆衡来信与答书》，《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0]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第1页。

[11] 各国学者因此事一直怀疑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从德国秘密回到俄国策划十月革命是德国当局派遣的，列宁是“德奸”。此说似有道理，但可能这是极端秘密的策划，证据确难以服人，成了一大世界之谜。

[12] 两篇演说均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8年，第438、436页。

[13]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第449页。

[1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5]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实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3日。

[16] 陈独秀：《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7] 陈独秀：《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18] 〔日〕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9] 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第228页。

[20] 河文载《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福著由同文馆1913年出版。

[21]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第7页。

[22]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A-3］外秘乙第五二三号；［A-4］外秘乙第五六0号。

[23] 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列宁时期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显然由于害怕其影响，北洋政府进行了封锁，直到第二年才透露出来。不过，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时期，苏俄没有真正履行宣言中的诺言，如中东铁路虽改为“中苏共管”，实际仍为苏霸占。

[24]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出版社，1981，第176页。

[25] 柯柏年：《我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简单经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第29页。

[26] 《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1日。

[2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643页。

[28] 《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29] 《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30]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1]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2] 《答柯庆施》，《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33] 《陈独秀恢复自由》，《申报》1919年9月17日。

[34]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35] 《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

[36] 《京师警察厅中一区警察署1920年2月10、11日记录》，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86页。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一文中说陈在自武汉回京前，他们就得到警察要逮捕陈的消息，所以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车站把陈接到王星拱家，暂避一时，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此说与胡适所说不一，本文取胡之说。

[37] 《陈独秀被捕卷》，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

[38] 《国民》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

[39]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40] 《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1]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第7页。

[42] 《民国日报》1920年4月3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44] 1920年2月13日（即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还从日本写信给胡适和陈独秀，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45] 《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46] 前文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后文刊《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

[47] 转引自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页。

[48]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6页。

[49] 《“一大”前后》（三），第483页。

[50] 梁冰弦：《解放别录》，《党史学刊》试刊第1期，1980年。

[51] 《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6页。

[52]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99页。

[53]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4页。

[54] 《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32～133页。

[55] 维连斯基：《关于在东亚各国人民中的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0页。

[56]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8～39页。

[5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0～51页。

[58] 《教育界》第5期，1919年11月。

[59] 《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60]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9页。

[61]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8～29页。

[62]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

[63] 《1956年6月陈望道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0、23页。

[64]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1～42页。

[6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9、31、33、35页。这套档案资料的编者注释说7月19日的会议就是维经斯基计划中7月初要召开的各城市革命者的“联合代表会议”，显然是搞错了。这两个会议是两回事。后者根本没有条件召开。

[66] 《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6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4页。

[68] 《龚德柏回忆录》，第58页。

[69] 《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

[70] 《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第297页。

[71] 《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72]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第220页。

[73] 《宣言》的中文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47～551页。

[74] 《远东人民》（俄文，苏联伊尔库茨克发行）第3期，1921年8月。

[75] 俄文打印稿，藏于当时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所收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文件中，内容与上述《远东人民》上所刊几乎完全相同。

[76]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06、207页。

[77] 《晨报》1922年4月4日。

[78]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79] 《劳动界》第5册，1920年9月3日。

[80] 《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81]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年10月10日。

[82]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83]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0日。

[84]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0日。

[85] 《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86] 《张申府谈话记录》，1961年1月27日，《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册，油印资料，第110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87] 王渔：《“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源于何处》，唐宝林主编《简报》2003年第7、8期合刊，第942页。

[88] 石川祯浩编注《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刘传增译，《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89] 日本外交史料《外秘乙第六九一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90] 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第466页。

[91] 《答黄凌霜》，《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9月1日。

[92] 二文分别载于《新青年》第9卷第6号和《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93]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1～35页。

[9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8～42页。

[95]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5页。

[96] 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二），第564页。

[97]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材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第51、103～104页，

[98] 《俞秀松日记》复印本，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藏，是安志洁1991年建党70周年时赠送该馆的。

[99] 《申报》1920年5月29日及31日。

[100] 《伙友》1920年10月17日。

[101] 参见《广东群报》1921年1月24日；《劳动与妇女》第2、4期，1921年2月20日、3月8日。

[102] 斯诺：《西行漫记》，1948年版，第134页。

[103]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

[104]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该书无页码，按日记日期先后排行，即日期就是页码。

[105]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23页。

[106]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107]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27页。

[108]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27页。

[109] 《毛泽东致胡适》，1920年7月9日，明信片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10]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48页。

[111]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112] 《新民学会资料》，第277页。

[113]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00页。

[114]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115] 《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116] 《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17] 《每周评论》第36、37号，1919年8月6、7日。

[118] 《胡适钞汤尔和日记并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88页。

[119]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20] 余英时：《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121] 《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2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95页。

[123] 《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124] 《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的原件影印件，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12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2页。

[126] 《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日。

[127]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

[128] 《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129] 《胡适留学日久》（三），第570页。

[130]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577页。

[131] 《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文学史料》第3期，1983年，《周作人回忆录》，第338页；《沈尹默访问记》，1980年5月5日，朱广沪记录，未刊稿。

[132]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5页。

[13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90页。

[134] 《陈独秀致适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国家文物局藏。此信及本书注为“国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信和钱玄同、Turexy致胡适的两封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国家文物局从在美国的胡适的儿媳妇手中征集到，并请笔者鉴定。因为笔者手中有236件封陈独秀亲笔信及诗、文、字联等原件影印件、复印件和照片，其中仅亲笔信就有196封。对照笔迹、内容、签名等各种特点，可以断定，这11封信确为真品，而且在大陆从未公开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135]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11日，国家文物局藏。

[136]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19日，国家文物局藏。

[137]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0年5月25日，国家文物局藏。黑体字“从速”，原稿为加圈。

[138] 《陈独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国家文物局藏。

[13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7页。

[140] 《陶孟和致陈独秀、胡适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1]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

[142] 《陈独秀致一涵、适之信》，1920年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藏。

[143] 《Turexy致适之的纸条》，国家文物局藏。无日期，应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写。英文名为陶孟和，根据陈独秀16日的信和胡适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种办法“此为陶孟和提出”。笔者断其为纸条，不是信札，因为一不是书信格式，而且没有日期，用纸也是小纸片。

[144]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45] 《陈独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适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国家文物局藏。

[146]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47]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8] 《陈望道致胡适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49] 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百科知识》第1期。

[150]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5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52] 《陈独秀致一涵、适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国家文物局藏。

[153] 李大钊应胡适之请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原因是复杂的。学术界的分析有以下说法：一、出于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反封建主义斗争中是一个应该争取的对象；二、这个“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纲领在当时是进步的；三、当时李大钊对赞成“好人政府”主张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存有幻想；四、当时李正奉共产国际之命，争取吴佩孚亲苏护共，而且李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也需要争取吴佩孚的保护。五、胡适夜里写好这份政治主张的初稿，首先想到打电话与李大钊商量，说明他对李的信赖。李为人宽容厚道，希望保持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友谊，不致因拒绝签名而损害。陈独秀随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了这个主张。李大钊积极拥护，大力宣传，并提供给胡适等人，用实际行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54]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第116页。

[155]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6月18日。

[156] 《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

[157] 胡适：《蔡元培是消极吗》，《努力》第40号，1923年2月4日。

[158] 陈、胡二人的序皆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

[159]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160] 胡适：《努力的问题》，《晨报》副刊1924年9月12日。

[161]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5年2月5日，国家文物局藏。

[162] 《陈独秀致适之信》，1925年2月23日，国家文物局藏。

[16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5页。

[164]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16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5～357页。

[166] 《陈独秀致适之信》，1932年10月10日，国家文物局藏。

[167] 《陈独秀致胡适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3页。

[168]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0页。

[169]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第50页。

[170]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

[171]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3日。

[172]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2日、18日；《时事新闻》1920年12月31日。

[173] 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446～447页。

[174] 《挽朱执信联》，《陈独秀诗存》，第182页。

[17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3页；《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0页。

[176] 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1922年3月14日），《青年周刊》第4号，1922年3月22日。

[177]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州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

[178] 北京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

[179]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1页。

[180]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

[181]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三），第446页；《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2页。

[182] 《广东群报》1921年2月13日。

[183]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4页。

[184]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185] 《教育缺点——在江苏教育会上的演讲》，《时报》1920年3月31日；《新教育是什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广东群报》1921年1月3日。

[186]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7日。

[187] 《广东教育界新旧两派之争斗》，《晨报》1921年3月24日。

[188] 《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18日。

[189] 《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广东群报》1921年3月21日。

[190]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日。

[191] 《民国日报》1921年3月21日。

[192] 《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193] 《反抗舆论的勇气》，《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

[194] 《答张崧年》，《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195] 《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晨报》1921年5月24日。

[196]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197] 《答蔡和森》，《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198]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五 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

接任共产党领导时的特殊心态

1921年6月，上海中共发起组代理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催促下，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自然，最要紧是催促在广州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一大，为此还给陈寄去了200元路费。结果，陈独秀决定不去，而指派陈公博、包惠僧出席一大。陈独秀的理由是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但他让包惠僧带去了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四点意见：1.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2.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又要集中；3.加强党的组织纪律；4.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1]

这四点意见，正是他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斗争坚持的立场，即不能把党建设成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化的没有集中、没有纪律、不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无政府主义的党。在一大上，多数代表赞成陈独秀的意见，在《党纲》中写进了“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以及对党员严格要求的规定。

大会通过的《党纲》，在党的目标上，沿用了上一年陈独秀起草的《共产党》发刊词和《宣言》的内容：

我党的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此外，《党纲》还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党员“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就涉及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大会讨论时，虽然有人以陈独秀在广东政府中做官为根据，提出异议，但多数代表确认了这样的规定。

所有这些说明：由于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所以采用了俄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模式，排除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影响，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产物。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与主张和平过渡的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且与中国客观存在的崇拜暴力革命的救亡思潮相适应。

由于党的创建者们还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走俄国人的路”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达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牺牲。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参加了一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临时决定由张国焘主持。因为上海发起组临时负责人李汉俊、李达书生气太重，不善于与各地组织及共产国际的联络。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大会最后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设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在担任发起组领导人之后，再次正式被选举为领袖，而且是缺席被选，说明陈在创建共产党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确认，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也说明共产国际仍然对陈独秀有极高评价，虽然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这时还并不认识陈独秀。1919年就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党员、1921年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绝密报告，还称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家”。[2]

所以，这是历史的选择。后来有人因以后的变故，说一大选举陈为领袖是“错误的选择”，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

人在创造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往往不知其重大意义而不介意。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亲手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但是，1921年7月召开正式成立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二人都因他务而没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这次中共的成立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其实，即使亲自参加这次会议的13位代表，当时也没有太看重这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为直到19年后的延安时期，在曾参加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亲自主持下，决定党的生日纪念时，竟然也都忘了一大开会的日期，于是，只好大约地定为“7月1日”。这个日子，就成为法定的“党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先生受命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组织一批著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

不仅陈独秀、李大钊没有把一大当一回事，连来中国亲自促成并实际主持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14年后中共已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的在华工作的回忆中，都没有把这一被后人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看得多么重要，甚至没有积极的评价，相反，他认为中共是一个“早产儿”，[3]当时只能成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他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4]这与此前一年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成立中共发起组时的重视程度、迫切性和工作热情，完全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这样？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看，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事，无须作为共产国际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对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是奉命到广州去了解广州政府情况的。显然，这个工作比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报告接着谈到一个情况，虽然并不正确，却反映了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认识。他说陈独秀去年底去广东，是根据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央谈判的结果，“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这时苏俄对华工作的重点放在首先争取吴佩孚，其次争取孙中山、陈炯明这些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身上。这也是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华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他们看不起力量弱小、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党。给马林的任务只是对中共的工作顺便过问一下，远东局甚至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更没有给他成立共产党的指示。他说：“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后来因联吴失败才转向孙中山——引者），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支配。”[5]

这里所说的“伊尔库茨克局”就是从中国回去后任书记的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说明在1920年帮助中共建立后，“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取消极态度。所以，马林说：“从伊尔库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多少。”“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6]

所以，传统观点说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传统党史中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党组织，开始称“社会党”，11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共产党》机关报以后，就正式定为“共产党”。现在，从公布的共产国际关于帮助中国建党的原始档案和中国参加者（包括陈独秀）的回忆文章看，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组织称为“共产党”，各地组织称为“共产党小组”或“共产党支部”。虽然不太统一，但都有“共产党”之称。只有马林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在提到香港海员罢工时，说了“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1936年7月，一大代表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党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中国学术界就把这种说法统一沿用下来，以表明一大前没有成立党组织，把一大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唯一标志。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为建50周年献礼推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从马林提出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或“在陈独秀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时的思想情绪来看，他明显是要贬低一大前的党组织。他不懂得任何新生事物在产生时，都是不完善的。当时，从表面上看，1920年维经斯基回国后，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实际上正如上述，维经斯基走后，上海及各地党组织还是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状况来说，处在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讨论、教育、宣传和各地组织的筹建、完善、整顿阶段，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马林因此而贬低一大前的共产党，不愿意视其为政党，只视为“小组”，显然是一种偏见。

其实，关于中国革命，从上述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分析，共产国际给他的任务是研究调查，而不是成立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这个任务与1920年维经斯基的任务完全相同，而且维经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到1921年，情况好像又重新来过，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维连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等都没有了，只剩下“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的共产党小组”。这说明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混乱。

有人分析说，认识到来中国是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是尼柯尔斯基。此人早于马林到上海，过去都说他是受赤色职工国际派遣来华的代表，但荷兰保存的马林档案和苏联有关的档案表明，他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的，其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建立“统一组织”，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成立于1921年，而不是否定1920年的建党工作，这个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而且尼是主角，马林处于“帮助”地位。所以，马林“并没有十分看重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件事”，“实际上，远东书记处给他（指尼柯尔斯基——引者）的指令是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所有会议，而马林只是局限于帮助他执行远东书记处的任务”。[7]

这也符合马林在第二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的说法：“实际上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确说：“我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8]这再次证明马林并不负有到中国来成立共产党的使命。可是中国大陆学者总是特别强调马林是来帮助建立中共的，极少提到尼柯尔斯基。

因此，当时的俄共中央、共产国际、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不重视一大建党这件事，陈、李甚至不参加，就很自然了。

从陈独秀自身思想来考察，还有更深的原因。这位一贯把提高国民性、思想启蒙、唤起民众放在首位，然后才能有统一的有效革命行动的思想家、革命家，这时还是把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成员——放在第一位，特别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占相当优势的情况下，他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更不急于发动革命运动。因此，他对于一大前后上海方面遵照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参加一大，随后又催他赶快到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很不满意。

到广州接他回上海的包惠僧回忆说：“关于党怎么搞法，他（陈独秀——引者）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9]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而棘手的问题。因为自从外国殖民者侵入中国以后，他们见中国太大，又因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难以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只得寻找中国内部的代理人，而且由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代理人也不同。于是，一切革命党派和其他政治派别，在进行争斗时，总寻找对方与某个帝国主义的联系，指责对方拿某个列强的钱，是“卖国贼”、“走狗”等，激发民愤，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置政敌于被动。这个反帝反军阀的法宝，陈独秀当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厉害。所以，他在建立共产党后，对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就十分敏感。当时他还分不清西方“殖民主义”与苏俄宣扬的“国际主义”（实为“红色殖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大国，很难实行所谓“洁身自好”政策。

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一开始领导共产党的工作就具有“慢慢来”的思想，与俄共和共产国际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孤立无援状态的“急迫”心态格格不入，这里就埋下了日后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共产国际无穷矛盾与冲突的基因：一边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利益，一边是立足于苏俄的民族利益；一边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要慢慢来（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边是根据苏俄的要求快快干，恨不得一个早上就使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一个与苏俄友好甚至结盟的国家。

所以，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国际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这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对困难看得多一点，把时间想得长一点，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与农民——的力量和觉悟估计得实际一点。

但是，这种思想，在革命激荡的年代很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主流派思潮所认同。

但是，平心静气考察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看看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再看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欧洲和俄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出来时，无论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取得胜利，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再到十月革命的胜利，都经过了几百年的很长的过程；再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更不知还要经过多少个世纪。陈独秀当时说“可能要一百年上下”，已经是极而言之，但还是估计不足。

如追随陈独秀半辈子革命的郑超麟在陈独秀逝世时写的悼文所述：单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启蒙与革命运动、社会变革的规律来看，典型的法国大革命，先是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批判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以提高国民的觉悟，半个世纪以后，才有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传播半个世纪以后的19世纪中叶产生，又过约半个世纪，到20世纪初的1917年才发生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在欧洲，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党指导下的革命运动，花了约150年的时间。[10]

而在中国，从1915～1919年的启蒙运动到1920～1921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五六年的时间。除了少数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比较熟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绝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别的各种错误思想中徘徊，更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了。这说明，中国要在几年时间里走完西方150年所经历的思想、革命、社会变迁历程，必然会遇到许多西方和俄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是对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严峻的考验。

然而，也正是因为中国当时所处世界的动荡和新思潮的传播，才使中国先进分子产生种种错觉，以为既然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来临，那么中国就可以不必走西方已经走过的几百年弯路，而是可以直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实行共产主义。殊不知，先进的思潮可以很快传到中国，个人的世界观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那样），但是，社会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还是全体人民思想习俗，从封建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几天、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陈独秀思想中的价值、尴尬与无奈。一方面，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较快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担任了共产党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要急”，还是先要统一思想，特别是先进分子要统一思想，就是如包惠僧说的：“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11]

所以，要不是广州实在待不下去，陈独秀不一定这时就接任共产党领导工作。

形势强于人，陈独秀就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从广州来到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角色，主持起中国共产党最初年代的工作。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尽管陈独秀上任时还有以上“慢慢来”的思想，但他干起来一点也不消极。他就是这种风格：要么不干，要干就雷厉风行。

在20世纪50年代联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原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份用毛笔写的《中央局议决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书记T.S.Chen”。[12]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中央第一个工作文件，而且从其苍遒的笔迹和署名来看，这是陈独秀亲笔起草并签发的。这个文件表明，陈独秀回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就担负起了建立中共全国组织并领导全国革命的工作。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主要处理了两个很麻烦的事件，排除了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重大的干扰。

第一件事是与马林的冲突。马林染上当时俄共和共产国际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风。马林本来就对陈独秀不参加一大有意见，更对陈当上中央局书记后迟迟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满意。他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中国共产党书记，应该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于是才决定派包惠僧到广州把陈接来。

陈独秀到上海后，发现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党的建设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与马林有着广泛的分歧，并在几件具体事情上，爆发了冲突。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帮助建党工作的正式代表尼柯尔斯基根据指示，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会议必须有他参加”，马林向国际报告说：“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13]当时中共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陈独秀及党中央这样的态度，无可置疑；二是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擅自密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三是张国焘与马林商定，关于一大后成立的专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给工作人员发薪金。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14]这种情况，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挟马林以自重，封锁中国同志，更造成马林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对立。李汉俊、李达等都对马林的傲慢态度和张国焘的附庸作风十分不满。

陈独秀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极大伤害，斥责张国焘和马林的观点是“雇用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15]“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16]

陈独秀介绍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就这样，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闹得很僵。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17]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于是，陈独秀几次拒绝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并要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张国焘甚至认为“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马林也对陈有绝望之感，挑动张国焘来领导共产党。他向张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甚至鼓励张像列宁当年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他的老师”。[18]

第二件事是再次被捕。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统的斯内夫利特（马林）档案表明：至少从1920年12月起，荷兰政府就知道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进行革命煽动”，并通知马林护照上允许经过的各国政府设法“阻止他得到签证”；尤其得知他将来华的消息后，更“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不使之入境”。虽然这一切企图都未得逞，但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经意大利、新加坡来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国警方及荷兰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公使及荷兰驻沪总领事的监视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虽然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中途还是被侦探侵扰，最后一天通过各项决议和选举，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而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由于与马林接触，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再说，陈独秀1920年春节前脱离北洋政府警察的监视后，从广州回到上海，由于广州的反陈派大肆宣传、造谣，诬蔑陈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当局的注意，于是上海密探也跟踪起陈独秀来。看到他与马林相会，一位密探捕风捉影，竟然编出这样的情报来：

广州见陈独秀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词句，故极端反对。全省人民请求陈炯明省长将其驱逐出境。陈不得已避居琼岛。彼处人民亦不容留。万分无法，遂即潜行来沪与在申一般无聊政客既第一第二两届议员相周旋。恰有俄之过激党徒古立脱甫（即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引者）来至上海，正拟传播该项主义无人与其接洽之际，陈独秀遂往见焉，自称为中国过激党首领。古立脱甫欢迎之极，接洽妥协立拨巨款交陈，请其酌派相当之人分赴各省积极煽惑一般劳动界为入手，然后渐及军人，以蒙俄攻至张家口，北京必致动摇，届时彼辈为全体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说，这个密探的想象力相当的丰富。

于是，10月4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捕，同时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党员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并搜出《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用假名“王坦甫”，以为掩护。但是，随后去陈家拜访的国民党名人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被蹲守在那里的暗探逮捕，带到捕房，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后放了。陈独秀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实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因为，被捕前陈曾接到马林一封长信谈及中共工作，他怕此信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陈独秀被捕后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登记

陈被捕一事在报纸上披露后，全国又掀起营救浪潮，但起关键作用的却是马林。因案子发生在法租界，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钱聘请著名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又找铺保保释，并打通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26日，法国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唯查出《新青年》因有“过激”文字，判罚一百元了案。[21]

若如张国焘所说，马林本来可以乘此机会除掉与他不合作的陈独秀，扶持张国焘为中共领袖的。但马林却如此大力营救陈独秀，可能是因为陈独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十分看重的人，马林是不能凭个人好恶弃之不顾或不予救助的。

由于在这次营救中，马林出了大力，加之陈独秀本是一个重感情、重实际的人，从开展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与马林和解了。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已收到“国际协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于工人运动和印刷宣传）。

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也做了妥协，收敛了自己傲慢的态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两天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由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22]

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当然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产国际的钱。一是他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联系，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名誉编辑，工作虽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点生活费。二是他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讲，有稿费。三是他还不断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书社出版了他的《汉译英文选》，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著的《模范英文教科书》的第一、二册。1922年，亚东又出版了他的《独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汇编。此书十分畅销，出版后两个月内就售出6000册。那时的版税高，此书的版费，竟然补贴了陈独秀此后大半生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费。

陈独秀排除了以上干扰，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中，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国组织。由于马林已在10月下旬离开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个《通告》可以视为中共中央独立做出的。它文字简练，布置各区委以下工作任务：

（一）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三）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四）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另外，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半年多的时间里，要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说明陈独秀当时的工作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也说明党中央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工青妇的工作，是全面领导中国革命。

而且，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表明，这个工作计划在“明年七月”即中共二大前出色地完成了。一大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二大时达到“一百九十五人”，超过了150人的指标。五大区委得以成立，因此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

为了进一步健全全国组织，在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提出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第一年的辉煌业绩

相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当时尽管党员这么少，但在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积极领导下，依然发挥星火燎原的精神，一年里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第一，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的影响。1922年元旦，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上海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团员，与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00余人，工人50人，在上海市内散发“贺年帖”6万张。此帖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内容的口号和“太平歌”歌词，如“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推翻财主天下悦”，“不做工的不该吃”等。同时又在“新世界”等群众聚集处，散发反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传单2万张。群众见了说：“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了。”[23]

1月15日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两周年纪念日，各地党组织都在本地举行纪念会，散发了5000本纪念册。在上海全体党员联络几个革命团体举行的纪念会上，陈独秀任大会主席之一，并做演讲。广州党组织的这次活动，吸收工人2000多人参加游行。[24]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各地党组织又开纪念会，散发马克思纪念册两万本。另外，1月，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倡议的太平洋会议期间，上海散发小册子传单六万份，揭露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散发5000份小册子，表明中共联合国内民主派反对军阀统治的立场。

同时，中央还设立了“人民出版社”，印行马列和共产主义书籍12种，每种3000本。

以上这些，使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一面特殊的旗帜，较好地扩大了影响，为争取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

第二，全党工作的重点在劳动运动方面，因此陈独秀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也最多。

中央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设立分部，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的合法的机构。中央指示各地区委领导人直接负责开展工运工作。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最多时一期5000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发16.5万份。这时的工人运动因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对工人宣传教育，提高觉悟，同时发动和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争取改善待遇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本由张国焘负责，1921年10月后，张因率领中国参加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离去。李达主要负责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马林已经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体事务，并不久就离开上海，到南方去拜访孙中山，考察国民党地区的政治形势。于是全面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就由陈独秀一人承担。从宣传教育到建立机构，从发动罢工时机到注意斗争策略，从结束罢工的谈判条件到工会的建立和巩固，等等问题，往往是由陈独秀直接与工运骨干、工人代表协商决定。

据现存资料不完全的统计，从1921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指导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就全面阐述了工人运动的纲领和政策。

首先，文章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厂、矿山、交通（铁路、轮船）部门劳动的“近代产业工人”。因为这三种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些工人“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这一点认识，对于在产业不发达、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种劳动者占优势的中国活动的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使中共一开始就建立在近代产业工人的基础上，保证了它的阶级性质和先进性。

其次，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策略，文章指出：“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为此，“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

这个认识表明，陈独秀已经纠正了建立共产党发起组时那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个认识的确立，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民主革命的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对于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罢工，文章提出了谨慎发动、审时度势、尽量争取胜利的原则，指出：“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因为若在资本家企业失败时或劳动市场供过于求进行罢工，罢工失败，是劳动运动最大的打击。”

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工人组织与政治党派的关系，“最应该亲近”共产党，而与别的党派划清界限；工人团体（工会）自然首先在本地区本行业建立，但应该“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等等。[25]

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一个从事建党和工人运动才两年的共产党领袖，在理论政策和策略上，已经相当成熟，有了丰富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而没有国际工人运动中通常发生的机会主义因素。他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随着工运工作的开展，各地很快出现罢工斗争。陈独秀密切注视斗争动向，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及黄色工会破坏罢工的阴谋，协调各地区工人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即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因为他们觉悟到无论是路工是海员，无论在广东在他省，都同属一个劳动阶级，都应该互相援助，这就叫劳动阶级的觉悟”。同时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具体情况，教育工人除有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26]

为了帮助工人从黄色工会中摆脱出来，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陈独秀发表多篇文章，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性。在陈独秀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22年上海发动了六次较大的罢工斗争，并在这基础上逐渐成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会。工人们纷纷离开原来的“招牌工会”。那些招牌工会不甘失败，在1921年11月，以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会、中华印刷联合会的名义，成立“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与共产党争夺工人群众。陈独秀即揭露说：从前军界有“点名发饷”的规矩，于是多的不过几千人，少的甚至于数百人也称军称师。“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底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内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你说可笑不可笑”；“工人、军人都是国家重要分子……我们希望有好的军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军队、工会为国人所厌弃，这才是国家底幸事呵！”[27]

当时虽然党员很少，但由于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内仅上海就成立了烟草、机器、印刷、纺织、邮务五大工会。北京成立了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武汉成立了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扬子江铁厂和烟草工人三个工会。长沙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和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在这个基础上，陈独秀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出今后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工会、全国纺织工人总工会；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上海、广东、武汉；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即培养工会干部的党校——引者）：北京、上海、汉口、广州。

可见当时陈独秀党中央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宏伟规划和巨大热情。相对于当时只有195名党员的共产党来说，这样的工作成绩和规划，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很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达100次，罢工工人数21万。而且，由于贯彻了陈独秀提出的谨慎发动、争取胜利的原则，再加上反动当局和资本家初次面临如此规模的罢工潮，没有经验，惊慌失措，大多数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故而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的美称。

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与困惑

1922～1924年，使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是国共合作。这也是给陈独秀一生带来辉煌同时又带来灾难的事件，还是中国史学界至今争论不清、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

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出生于荷兰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在资本主义的荷兰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会主义而投身工人运动，并同情荷属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参与了印尼共产党的建立。在斗争中，他获得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的经验。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以自己的斗争经验，衷心拥护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会后被派往中国。于是，中国的斗争就成为他贯彻这种理论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广阔的试验场。

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世界革命及其理论和策略的信仰和忠诚，所以他能较迅速地结束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冲突，1921年10月下旬由张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国民党控制地区的状况，并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直接接触。当时广州正在举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次反英大罢工于1922年1月12日爆发，6000多香港海员参加，3月初即增至十万人。罢工坚持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在对中国南方的形势和国民党的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以后，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并要中共中央迁往广州，遭到陈独秀党中央的断然拒绝，气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说成“早产儿”。[28]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中国革命运动状况。报告显示，他的确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第一，关于形势，报告说：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巴黎和会“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强烈冲动，已经完全消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政府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因此，学生的组织从那时起也变得没有价值了”。“整个生活从政治上看仍在外国势力控制下，还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阶级能在当前这个时代指出前进方向。”

第二，关于工人阶级，报告说：“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仍然是中国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来自贫苦农民中的劳动力却为数众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农村的家庭保持着联系”。“工人绝大部分目不识丁。”

第三，关于农民，报告说：“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

第四，关于南方和国民党，报告：“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总是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分子）、士兵（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工人。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而“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报告还说国民党领导人“对俄国革命都持赞同态度”，并愿意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第五，鉴于以上情况，马林再次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以“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同时他也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一个原来不了解中国、第一次来中国又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只通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就能写出这样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除了他对国民党的观察有点表面化之外，其他情况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远比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这些激进派实事求是而高明得多。过去一些中国学者说报告高估国民党资产阶级，低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特别要指出，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学者把后来大革命失败归罪于党内合作策略时，都追溯到这个策略的始作俑者马林，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马林对这个策略的实施是有条件的：第一，共产党“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第二，实行这个策略的目的仅仅是使共产党早日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通过国民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总之，是一种“借壳发展”的策略，完全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的。可是后来，这个策略被俄共中央操纵的共产国际批准并迫使中共接受后，马林就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接着派鲍罗廷来执行这个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弄巧成拙，被蒋介石反利用，斯大林、俄共中央、共产国际及他们的代表与蒋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弃了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并且只是为着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利益而严重损害共产党的利益，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责任是不能由马林来负责，更不能由陈独秀来负责。

马林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大胆的创造，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革命中也没有先例，所以，史学界称其为“斯内夫利特策略”。

与此同时，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思想也有重大转变，随着十月革命引起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退去，列宁更重视殖民地附属国特别是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支援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成“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就意味着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的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而成了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目的本来是想将使这些国家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向社会主义发展。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不但要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要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而且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其国内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般也比较幼弱。这样，列宁主义实际上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比俄国共产党艰巨得多甚至难以达到的目标。共产党和工农参加民主革命的结果几乎全被资产阶级甚至封建贵族所利用来改朝换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也经历了1927年的失败，才达到1949年的胜利。

列宁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亲自接见了由张国焘、张秋白（孙中山指派的国民党代表）、邓培（铁路工人）组成的代表团，促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他问张秋白和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回答：“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张国焘也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宁很满意。[29]

1922年三四月间，在马林于中国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孙中山的工作，提议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因看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30]因此，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中央虽仍不同意党内合作，但对国民党的对立态度有所转变，其结果是接受建立联合战线总路线，[31]但还是坚持与国民党党外合作。

陈独秀听取张国焘汇报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和列宁接见情况后，深以为然，表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同发展；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对列宁提议国共合作，陈独秀“深表同意”。

于是，就决定按照去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通告，举行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并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于李达家中召开。代表的产生方式，有别于其他各次大会，不是各地选举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32]结果有12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根据上述《中央通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兼《向导》主编，张国焘为组织部长。

但中共“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33]陈独秀对于国民党的情况和这些毛病，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从1901年参加革命起，他就与后来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在一起奋斗，关系十分密切，并参加他们组织的励志社、青年会、暗杀团、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小团体，以及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一系列活动。但是，他却和苏曼殊、章士钊等几个朋友相约：不加入同盟会。他领导的“岳王会”成员，后来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唯独他例外。所以有人说他是“不参加同盟会的同盟会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太了解同盟会、国民党的毛病了。

关于“投机取巧，易于妥协”，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胜利后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在力量对比上，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力量大于革命派的力量是一个客观原因，但陈独秀主要不满于革命派纲领的错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以为推翻清政府就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最明显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陈在东京时，他身边发生的章太炎、刘光汉与孙中山之间的钩心斗角和章、刘以后的堕落。特别是刘光汉（刘师培）这位旧学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左很快被清政府收买，成了同盟会中的坐探，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对柳亚子谈起这件事时，还表示他对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叶楚伧等人对陈独秀在广东教育改革成绩的忽视甚至否定，更加深了陈独秀的这种观察。

至于斗争方式上，“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更是孙中山的弱点——对外依靠列强，尽管列强一再欺骗和欺压他；对内依靠军阀甲反对军阀乙；战斗力量依靠会党（即帮会，往往是“土匪”）和华侨，而不依靠工农劳苦群众。

陈独秀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使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甚至说出“宁死不参加国民党”的话来。

陈独秀所指国民党的这些缺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满”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具有推动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复杂、不依靠工农，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不是孙中山一个人能够克服的，而其重视军事斗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大优点。

因此，马林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自然遭到强烈反对，不仅是陈独秀，而是全党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特地给维经斯基一信，郑重表示：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信的最后强调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34]

可见当时全党态度之坚决，似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必须指出，当时陈独秀反对的是党内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后，陈独秀党中央坚决扭转了一大时排斥与资产阶级党派联合的观念，而树立起明确的统一战线观念。就在给维经斯基写信的4月份，陈独秀在上述《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就有所论述。接着，6月1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向全国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35]

可见，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早在1922年就被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自觉地认识到了。而且历史证明，使共产党最后胜利的法宝，恰恰是这个“党外合作”的统战政策。

陈独秀写此信目的是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阻止马林的意见成为国际的决定。但是，没料想，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马林报告后，做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决定。

首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似乎没有理会陈独秀4月6日信件的意见，而是站在马林一边，在7月18日会议后，立即签署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与菲力浦（即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36]

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后初期的情况，由共产国际给马林这位“钦差大臣”一把“尚方宝剑”，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听马林的。

其次，由共产国际负责人拉狄克亲自主持拟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称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

一、“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这表明还是强调把国共合作后的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愈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这表明国共合作只限于统一战线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应该退出国民党。

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一个小组，在全国开展工作，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组织中华民国。“如果可能，这个组织的建立应取得国民党的同意，但是又应该完全不依赖国民党。”——这是想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个共产党，即“党内有党”，这是后来造成国共合作出现矛盾并最终破裂的导火索。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根本不允许“党内有党”。

四、“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体”。[37]

从这四条内容来看，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我为主，利用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随时退出国民党的灵活性。而不是后来那样，做国民党的附庸，国民党屠杀时也不退出。

由于马林同时提议“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负责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革命运动，而且这两个国际“应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够了，共产国际又做出了《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38]——这就是说马林具有了相当于远东局书记的权力。这样，马林不仅是中国的“太上皇”，还是远东的“太上皇”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次共产国际做出这么多决定，却没有一个直接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而只是又给了马林一把任意处置中共的尚方宝剑。为什么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陈独秀4月6日信还是起了点作用。就是说，共产国际一方面无法反驳马林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竭力反对，强调自己的独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独立性的同时，把权力给你马林，等你回去说服中共以后，再由共产国际做出正式决议。——这个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能不能通过，最后看你马林的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当时俄国的外交利益出发，莫斯科正在做联吴反奉的好梦。由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和我国东北地区争夺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于日本，而直系为了与奉系及南方的孙中山争斗，有意表现左倾，向莫斯科示好，争取援助；又通过李大钊向共产党和北方工人特别是对于他用兵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京汉铁路线上的工人群众表示友善。这种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马林所说：俄国人这时“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而孙中山却把掌握中原的吴佩孚视为他北伐的主要障碍。他的策略是与奉皖结成三角联盟，先打垮吴佩孚。奉、皖也利用这一点，迎合孙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频繁接触。在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之前，踌躇满志，对马林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不太欣赏，声明在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事实上是不可能”[39]的，现在只考虑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所以，这时共产国际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方针时，马林还没有说服国共双方同意。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执行的是莫斯科的“联吴疏孙”的方针，当然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国共合作的决议和指示，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和马林回中国后的工作，以使莫斯科保持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莫斯科这种态度在马林回中国后利用陈炯明叛孙、逼迫孙联俄联共，又以共产国际的权威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还没有转过弯来。以至于在1922年11月召开共产国际四大时，拉狄克在发言中，当着陈独秀等中国代表的面，竟然还说出要共产党联吴的话来：

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作后盾，但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人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期间，党代表牢牢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军队使用。在中国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斗争……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同志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40]

把吴佩孚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把反日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这是多么错误的观念和荒唐的逻辑。

就这样，马林对莫斯科的“联吴疏孙”方针憋着一股气，同时，又以那样的身份和“全副武装”，于8月中旬来到上海，一面命令共产党执行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一面做国民党的工作。为此，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频繁接触，还把李大钊调到上海，帮助工作。因为李对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有较大影响。这时，孙中山因受到陈炯明背叛的沉重打击，处于“光杆司令”的极度困难和绝望的精神状态中，所以，非常欢迎共产党和青年团这批“新鲜血液”的输入，以挽救国民党。这也就是他非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只同意党内合作的根本原因。但共产党内，除了李大钊等个别人之外，陈独秀等绝大多数还是抵制共产国际的方针。

于是，8月28～30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决定。会上，由于陈独秀等多数中央委员继续反对马林的意见，发生激烈争论。马林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陈独秀反对，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马林只得拿出“尚方宝剑”，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不同意也得服从。陈独秀无奈地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他提出的条件是：孙中山必须取消按手模宣誓服从他等封建独裁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关于这一点，马林在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认为是国民党的缺点，所以是支持陈独秀的。李大钊也表示支持。但张国焘、蔡和森仍反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表决，最后以多数通过了陈独秀的意见，但没有形成文字决议，提供给中共三大做出决定。

如上分析，当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正式做出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是，马林却充分引用共产国际给他的权力，压服了中共中央。陈独秀是一个言而有信、光明磊落的人，既然服从，就决不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于是，我们看到他在思想上仍有保留的情况下，行动上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密切配合马林的行动。

杭州会议一结束，陈独秀即与马林、李大钊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孙听取陈独秀等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在9月4日召集了国民党各省市50余名负责人开会，讨论改组问题。会后，在孙中山同意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按手模宣誓效忠于他的情况下，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6日，陈独秀等9名国民党骨干即被孙中山指定组成国民党政务改进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廖仲恺等21人为国民党本部参议。4月10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命令，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与马林共同制订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一计划后，委托陈独秀修改，制订出一个更详细的计划，最后为孙中山所接受，开始改组工作。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发挥其宣传、教育方面的特长，对国共两党内对党内合作方针尚有疑虑或激烈反对的党员做工作，在多家刊物上发表阐述国共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文章，造成一种重大的舆论影响。

例如，他一接受国共合作方针，就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重要文章，宣传国民党的革命性，号召大家都来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中国现在政治状况的特点之一是“政党之萎弱”。由于这月中旬刚刚被捕后保释，为了对付反动派的耳目，他故意写道：“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意在说明共产党还“很萎弱”；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极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因此要倾覆封建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41]

《民国日报》在刊登此文时，特加“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

同时，陈独秀的文章还针对有些国民党员担心共产党来赤化国民党的疑虑，指出：中国阶级斗争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成及意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期还未成熟。”

对此，《民国日报》在9月14日发表重要文章《国民党主义并无变更》，解释由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引起的“种种揣测”和“殊多误会”，称：“中国国民党为民国惟一之政党，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已允加变通……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党纲，则决无所更变。陈独秀君最近曾有《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曾载本报来论栏），其加入中国国民党，于思想上亦似无矛盾也。”

总之，陈独秀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政党都很幼稚和萎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强大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国民党有民主主义的历史的影响，所以应该把国民党作为这个联盟的形式。

不过，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明显受到了马林观点的影响，改变了过去一贯的特别是4月6日给维经斯基信中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这表现了他理论上的弱点以及思想方法上时有片面性，过于敏感，容易受表面现象所惑及听信他人之言的缺点。例如，9月20日，他为了说服党内反对者，在机关报《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是什么》，竟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他的错误在于一个阶级在某个历史阶段提出符合“国民的一般利益”的政纲和党员中有其他阶级的成员，并不能改变这个政党的阶级性质。正如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纲是反帝反封建，保护资本主义，允许其他阶级成员入党，并不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一样。不过，陈独秀的这个错误观点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改变了。

由于中共中央接受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加上11～12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对此再次加以确认，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做出了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这同陈独秀一样，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为当时国民党的表面（如支持香港罢工等）所迷惑，抹杀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

二、关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党内合作的形式。“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以上两条，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来对照，陈独秀是接受的。

三、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原则是：

“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目的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这些规定无疑是十分明确而正确的。中心思想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支持国民党是有条件的：“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失去了这个条件，中共就应该及时退出国民党。

这就表明：除了对国民党性质判断失误外，共产国际当初制定这个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正确的方面，明显是受了陈独秀4月6日信的影响。此后，陈独秀在宣传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时，还强调：“此种联合，纯粹是两阶级革命行动之联合，决非两阶级主义之联合，此绝对不容混同者也。”[42]但是，在1925年8月以后，共产国际受了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压力，逐渐违背这些原则，剥夺中共的独立性，使其变成任国民党宰割的附庸。陈独秀在这个过程中也深受其害。

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个党内合作的方针，也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孙中山所以同意甚至欢迎共产党加入，是要共产党接受他领导，真诚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不是借用国民党的旗帜搞什么共产主义。这一点，孙中山也是光明磊落的，他通过1922年初《孙越宣言》（孙中山与越飞分别代表国民党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公开声明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所以，这个党内合作的方针，一开始就酝酿着日后必然分裂的悲剧。

陈独秀由竭力反对党内合作的方针转变为积极贯彻这个方针，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这个转折，也即对这个方针，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在读了托洛茨基的有关文章后，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个方针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根源。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与上述陈独秀的观点相同，认为这是错误的方针；另一种意见认为，方针本身没有错，是当时共产党走出知识分子小圈子、成为全国群众性政党的最好途径。问题是后来斯大林和鲍罗廷执行时犯了错误，没有允许共产党保持独立性，更不允许共产党在合作发生危机时退出国民党。笔者持后一种观点。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陈独秀本可以如其他中共领导人那样，多次去“朝拜”当时马列主义的“圣城”、国际共运的中心——莫斯科。但是，他只去过一次——参加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中共代表团只有三个人，陈是团长，团员是王荷波、刘仁静。王是一个地道的产业工人——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钳工，建党前就投入工人运动，建立浦镇机器厂工会，任会长，后率此工会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党，然后就作为代表赴俄，说明当时陈独秀对产业工人的重视。刘仁静实际上是翻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陈独秀虽然英文不错，但口语不行。所以陈在四大上的报告由刘翻译。当时的陈独秀可以说是“神采奕奕”。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旅莫支部领导人彭述之，在已与陈独秀反目成仇后的晚年，还这样回忆说：

陈独秀抵达莫斯科时，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岁出头了。他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43]

这再次说明，陈独秀是个风趣的人。大智者多数是幽默之人，人们没有想到一向在政治和文化阵地上叱咤风云、冲锋陷阵的陈独秀也有此一面，既不是面目狰狞的好斗者，也不是整天板着脸孔的训导士。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前排左一为陈独秀

彭述之感觉，中国代表团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他说：会议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所有应予关心的问题中，却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甚至对陈独秀作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领袖，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同时，对陈独秀的出席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此，陈独秀对中国留学生谈起这次四大时，没有多大热情。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因为共产国际对陈独秀那封4月6日信和中共中央曾经坚决抵制加入国民党并且总是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满。因为在刘仁静代表中国代表团所做的报告中说：“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即大会主题“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引者），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44]

这代表了当时陈独秀党中央同意加入国民党的真实思想：以我为主，利用国民党。从共产党的立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新上任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拉狄克却认为这样想还不够，他以教师爷的口气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即“学而时习之”——引者）”，并对各国代表说：“我们的中国党……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45]

彭述之说，这时的陈独秀对加入国民党行动上服从，思想上还有保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还力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便遭到来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反驳”。

可是，就是这个拉狄克，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得力干将后，严厉抨击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陈独秀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物色党的干部。对于共产国际四大，可能由于拉狄克的不礼貌举动，彭述之说，陈独秀“不愿多作评论，而当跟我谈到中国形势的前景时则是滔滔不绝。在这一点上，证明陈独秀不愧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当时“最大的忧虑是如何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而最紧急的问题是干部的不足。

随着党组织健全、革命运动开展而要求的党内思想纯洁化和实干能力的提高，建党初期的骨干离去不少，陈独秀深感干部的奇缺。中央机关经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加深了所谓他的“家长制作风”的传说。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正好第一批留学莫斯科党员回国，于是，他们就作为二大的主要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应代表各省党组织，其中有刘少奇、彭黎和、袁达时等。

由于这批党员经过莫斯科党务和革命工作的系统训练，所以都成为党的重要骨干。他们的素质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为此，他觉得培养干部的重要，不能靠寻找自发成才的“千里马”，这样来的干部少、慢、难，而要靠自己有计划地培养。鉴于当时在国内没有条件办正规的党校，于是，他打算连续不断地派同志到俄国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也要转到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此事与俄国当局协商后得到允许。陈独秀当即给在法国的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兼青年团性质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书记赵世炎写信，劝其迅速回国。开始，赵世炎不愿去，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回信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46]这时，旅欧少共也正好为归属国内青年团事要请示陈独秀。

旅欧少共成立于1922年6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宣传部长兼机关报《少年》主编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10月，召开大会，决定加入国内的团组织，成为其“旅欧之部”，并派李维汉回国与团中央接洽。当李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北京时，陈独秀已经赴俄。少共中央得知后，当即又写信给陈，提出此要求。陈独秀复信批准少共加入国内青年团，但名称应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为这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解释了他们对共青团纲领的两个误解，指示他们在欧活动的方略。与此同时，国内党中央和团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做出回复，意见与陈独秀相同。于是，旅欧青年团就在2月遵循陈独秀指示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后回国。但是，据彭述之回忆，在做出此决定前，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陈延年、陈乔年等八人，就到了莫斯科。在吕克斯豪华旅馆与陈独秀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小小晚会。“陈独秀主持了晚会，发表他自称是庄严隆重的演说，但演说并不遂人意，他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的父亲讲话。然而全场却一致鼓掌，总的说来，是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此时，大家心里充满着的是同一希望，这希望也就是他曾经带给我们的。”

但是，据郑超麟回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赵世炎同意赴苏后，只是“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经过比利时、德国，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陈独秀早在1月初已经回国。

两人说法不同，郑说比较真实。因为他的回忆以20世纪40年代写的《回忆录》为基础。而彭的说法写于80年代。不知道彭说的陈独秀与两个参加共产党后的儿子首次“欢聚”的故事，来自何处。

关于陈氏父子是否有这次欢聚，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无足轻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是，陈独秀决定利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后来新建的中山大学，自觉地有计划地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即中共第一代领导骨干。这批中共骨干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艰苦奋斗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和陈独秀一起出色地领导了中国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数都牺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过多大的错误，但毕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时，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文件和论著中，陈独秀被定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典型代表。然而总结中共8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世界近代史近400年的历史，这个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

此事起因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这年1月，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及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列宁对中国代表团的接见，实际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战略问题：一个是建立上述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分两阶段进行。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纠正了1920～1921年建党时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排斥国民党的倾向，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及时和重要的。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已如前述，采取了党内合作方针。革命分两阶段进行的问题，是在中共二大上解决的。

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两部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即“反帝反封建”。当时的口号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宣言》在解释这个纲领时指出：“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47]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重申了以上内容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幼稚、必须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就在这一年，为了宣传、贯彻共产国际对于以上两大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决议，以及中共二大和三大的决议精神，陈独秀先后写了两篇重要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48]、《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49]。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以下简称《资》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类发展史规律出发，精辟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这里如实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真正依靠中国资产阶级的经验教训，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却没有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为此陈独秀得出一个重要观点：

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

这个观点，明显是指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后帮助孙中山注意争取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言，但是，后来在批判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却被说成陈独秀站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立场上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共产党无关），“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因此便“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显然是断章取义的肆意歪曲。

《资》文接着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一）“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又称“官僚的资产阶级”；（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多数是小工商业家、小资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因此，陈建议孙中山国民党在争取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时，也要注意区别对待，着重争取“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文章又说：“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只有“一条活路”，“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里，陈一方面是对国共两党内对国共合作尚有疑虑的人做工作，阐述两党两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对中国资产阶级做了区分，虽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但是对于毛泽东后来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资料。

《资》文最后总结以上观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是陈为当时已经接受国共合作方针的孙中山国民党归纳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文章提出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认可的正确方针，即“联共”方针。可是，后来却被一些人倒转过来，指责陈主张“资产阶级‘统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从而把它作为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铁证！这是何等惊人的歪曲！

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陈独秀从“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出发，分别分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缺点，即每一个阶级都有它的“两面性”。

对于资产阶级，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由于一些城市商联会“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这就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分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同时又指出：“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因为“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如此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为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科学分析资产阶级奠定了基础。

关于小资产阶级，他改变了上一篇文章中“非革命”的提法，指出：“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及其革命性，也做了精彩的论述，指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这也许是他接受胡适批评，纠正了对蔡元培的“不合作”行动全面否定的态度，同时对自己参加过的“工读”运动，也做了新的反思。自然，他也并不否定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

引起后来一些史家猛烈抨击的是这篇文章中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析。

他一方面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急进的先锋”“重要的分子”；另一方面又指出：“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工人阶级三部分的状况：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尤其是还未与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环境绝缘；第二，“只有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中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他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而必须与其他革命阶级结成联合战线。这一点也为以后的共产党全部历史所证明，即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凡是稍微了解一些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人，无不承认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和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农民，陈独秀也做了两面的分析，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一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复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综上分析，文章最后得出两个重要观点：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

这两个观点，与上一篇文章中的“国民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一样，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后，长期遭到左倾史家的猛烈批判。

他们一不懂得阶级的人数与阶级的成熟是两回事，二不懂得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不是靠人数众多可以取胜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有四万万，为什么敌不过一小撮英国殖民者，因为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1923年时，工人和农民（主要指其中的贫下中农）虽然在人数上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比有绝对的优势，但在阶级觉悟上，即认识到自己阶级的使命、成立政党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上，还很不成熟，即陈独秀说的“幼稚”。共产党刚刚成立3年，而且人数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全国亿万工农民众；而资产阶级虽然人数少得多，也同样幼稚，但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已经历了29年的斗争历史，在全国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组织机构，比共产党更有经验，更成熟，少一点幼稚，其“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关于第二个观点，左派先生硬是截取头一句话：“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大肆宣扬陈独秀是主张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根本无视陈独秀接下来说的：像俄国1917年由二月革命后的情况那样，即使民主革命后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也可能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出现的有利条件，接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思想也是中共二大《宣言》的精神：“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称这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50]，绝不是主张在两次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历史时期的“二次革命论”。此其一。

其二，在这两阶段连续革命思想中，要想在民主革命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说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二大《宣言》说的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自然是指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革命领导权，只是当时的形势是正在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主题是要消除两党内部有些党员对“党内合作”形式的疑虑，阐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未能强调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要争夺领导权。如果说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缺点，是可以的。因此引起了后来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的误解。但是在瞿秋白和彭述之指出后，他很快就改正了，并且在大革命初期的工作中，为捍卫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作了坚决的斗争，说明他的本意中，根本没有轻视工农、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

其三，陈独秀说的“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综观中国和世界历史，人类走出中世纪时，都要经过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要加一个民族革命，称民族民主革命，但不管是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还是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政权是不是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呢？不言而喻。甚至列宁的党参加的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俄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政权也落到克伦茨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总是比工农阶级成熟早些，有组织的政治军事力量大些。这种情况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停顿，要“不断革命”。所以，这种“二次革命论”最早来自马克思，不是陈独秀独创。

其四，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论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还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手中，都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才能过渡到更高一层的社会主义社会，想在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是空想的民粹主义。这个道理，陈独秀在当时不可能认识到，大革命后期曾有所悟，20世纪30年代才彻底认识，一再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

总之，陈独秀以上1923年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为当时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为党在国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依据，更为毛泽东在1926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败后，把这两篇文章定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是没有道理的。

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误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陈独秀为了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写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尽管如以上分析的那样，他本意并没有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但是在客观上的确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这一方面是他爱用“偏颇”的语言文字的缺点（同时，为了使思想明确、尖锐，这也是一种优点）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等问题，毫无经验、尚待探索的状况决定的。这个问题，即使是共产国际二大及据此精神而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不明确的，因此也导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确。二大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联合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确，另一方面在现实斗争中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党（小团体）此时还谈不上去领导别的党派，更谈不上去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何况当时的普遍观念（即传统观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各国的先例，无论是法英美，还是俄国的二月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也只强调保持合作中的独立性，并没有奢望中共去领导国民党和整个革命。应该说，陈独秀当时的思想也处于这种状况。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说：依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当前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等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二大没有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问题，却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51]而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就发生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特例处理的。

于是，二大精神和陈独秀的思想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误解，以为他主张在民主革命中放弃革命领导权。第一个起来批评陈独秀的是刚刚被陈独秀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瞿秋白。在陈参加莫斯科共产国际四大期间，由于刘仁静主译英语，更加需要的、精于俄语的瞿秋白就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翻译。他一直随同陈独秀口译会议讲话和笔译文件、大会简报等。瞿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执教，多次见过列宁，还是1922年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的学养和勤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较深的研究，可以说在当时成员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理论水平是最高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朝夕相处，见他是自己的同志，又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认识苏共领袖人物，也熟悉共产国际方面的事务，所以对他产生很好的印象。刘仁静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和陈独秀谈得很投机，和我关系也不错。”再加上当时干部奇缺，所以，陈独秀就动员他一起回国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其实，他这次也不是初识陈独秀，并早有敬仰之情。五四运动期间，他与郑振铎、郭绍虞、许地山等办新文化刊物《新社会》时，曾与郑振铎等一起拜访过“青年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还把这件事，写进了《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发表在《新社会》第3期上。这次回国工作，直接为祖国服务，也是他的愿望。他说：在苏联“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不仅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52]

回国时，瞿秋白与陈独秀原本同行，但见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于是，在到达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时，瞿秋白先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然后，二人先后到达北京——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迁到北京的。但是，不久发生吴佩孚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迁回上海。李大钊原本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一教授职位，执教俄国文学史，但北大的聘书迟迟发不下来。陈独秀党中央就委托他筹办已经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发表理论探索的文章，所以这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瞿秋白任主编，同时，他又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政治机关报《向导》，这都是陈独秀因才而用，充分发挥瞿秋白在理论方面的特长。他不仅编辑这些刊物，还亲自撰写重头文章。他抽空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瞿秋白运用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提出了一系列较新鲜的观点，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尽管不免有很多教条主义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匮乏的中共党人中，无疑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但是，一个人的优点，往往也就是他的弱点。1921年、1922年，瞿秋白在俄国两年，在马克思主义第一个胜利实验地——列宁主义的故乡，得以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具有了与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论修养，但是，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即长时期地脱离中国现实斗争的实际。一方面他能从理论和原则高度，敏感发现其他同志不易发现的党内和革命中发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往往在现实斗争中难以实行，他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屈从潮流或“洁身自爱”作壁上观，当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时，他会走向另一极端——“左”倾和教条。这种风格与陈独秀的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往往迁就现实、善于变化、讲究策略以致被认为“右”倾的状况，适成鲜明对照。于是，二人很快发生思想冲突。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广州，与陈独秀等一起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主持起草党纲党章。在会上，他拥护马林提出的全体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针，也听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此时“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53]等言论。对于三大通过的瞿秋白起草的《党纲》，在会后付印前，陈独秀又做了几处修改，例如：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一句，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并在“其余阶级”下面加了“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

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

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

（以上粗体字部分是后来瞿秋白说明这种修改时加的着重号，下同——引者）

瞿秋白还说：“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指陈独秀等人——引者）无意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54]

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编《前锋》创刊，又读到了陈独秀写的发刊词《本报露布》，其中写道：“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前锋，只顾打头阵。”而在《前锋》第2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上述著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强调说：“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等。

所有这些言论，就陈独秀的本意来说，已如上节分析，只是针对国共两党内强大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说明国共两党和各阶级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以使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能顺利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要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问题最多是说了些过头的话。但是，这些话对于瞿秋白来说，是那样的刺耳，不能接受，并立即产生出陈独秀党中央要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美化资产阶级、丧失对资产阶级动摇性背叛性的警惕、贬低工人和农民革命性的误解。当时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对，但他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瞿秋白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写了一系列文章，辨明马克思、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批评陈独秀的这些“错误”思想。当然，他是抱着一种“我爱我师，我犹爱真理”的心情写的，他对陈独秀的尊敬之情并不因此而减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陈独秀说的“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观点。他说：“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55]中国劳工阶级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会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政治党性高得多呢”；[56]尤其是“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57]

请看，二人观点貌似对立，实际是视角不同，应是互为补充。陈是从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强一些，所谓“强”，也只是相对少一些“幼稚”。因为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1905年成立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毕竟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自然比才成立三年的共产党、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强一些。而瞿秋白是从“社会地位”亦即阶级性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以及首先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企业中产生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反抗性更强，这也是事实，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陈独秀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的观点。他从马、恩、列的论述和欧洲革命的历史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往往利于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无产阶级必须在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58]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这种革命。因此，他主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去参与”，而且“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骨干”。[59]

其实，在实践上，二者是一致的，即当前要联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陈独秀所说民主革命力争资产阶级参加，否则就失去“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是针对国民党历史上不重视争取“革命的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言，并不是说整个民主革命要“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显然是误解。而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当时过多地考虑如何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劝说孙中山特别是国民党内强大的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尽快接受国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论事地或过多地站在国民党立场上、为国民党着想来说明国共合作的好处，并且的确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资产阶级的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须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才能进行自己的革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快地完成这场革命吧！这是当时在陈独秀身边工作的郑超麟感受到的陈的一种心情。[60]而瞿秋白则完全把这场民主革命视为无产阶级（共产党）自己的革命，给人以革命性更强的感觉。

但当时如此弱小的共产党如何去争夺领导权？如何担当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瞿秋白并没有考虑。这是一切教条主义者的特点，话说得很激进，很革命，至于如何去执行，能不能执行，是别人的事。

最后，关于民主革命的结局，陈独秀讲了两种可能性，即普通形势下，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也有可能像俄国二月革命后那样，无产阶级很快进行十月革命，再夺取政权。瞿秋白则根据马、恩分析德国和法国革命的方法，认为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取，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决不会胜利。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观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的。由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一面，因此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们的政治和组织力量一般地说也比工、农强（指有组织的力量），因此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等等。无产阶级要想夺取胜利，需要有特殊的条件，如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那样的条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高对资产阶级叛变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简单搬用西方国家的经验，而无视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特点，显然有教条主义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而结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断定是社会的倒退。因为资产阶级毕竟比封建势力先进，如英国、德国、日本毕竟还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

这样两种的不同思想立场，在实践中的表现自然是不一样的。陈独秀容易接受并贯彻莫斯科后来下达的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妥协让步的路线，瞿秋白则往往不愿意如此，即使组织上被迫服从，思想上却十分抵触或消极，因此一旦由退让的方针转变为进攻，他必然成为先锋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即混淆两种革命的不同性质，超越民主革命的范畴。

不过，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思想的最大优点是：确保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十分明确而坚定。他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61]而且，“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62]

继瞿秋白之后，邓中夏据其两年来亲身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也发表《论工人运动》[63]和《我们的力量》[64]两文，明确批评陈独秀轻视无产阶级力量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指出：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无产阶级攀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比较起来，恐怕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吧”；“只有无产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邓中夏在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和工人刊物上，这样教育自己的同志，只能助长党内的“左”倾情绪。如果陈独秀在与资产阶级国民党谈判做联合战线的工作时，甚至是执行共产国际方针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也这样口口声声地说要“领导地位”，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在领导权问题上，此时瞿秋白和邓中夏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从陈独秀方面检讨，其思想在客观上引起这样的误解，不仅是因为他在讲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时有过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也确有模糊之处，否则在语言上也不会走得如此远。但是这种模糊也是当时全党和共产国际思想状况的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探讨这些革命道理的同时，在莫斯科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先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远东劳动人民大会的精神，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状况后，得出了被称为“国民革命论”的第一个结论：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用电报把这个结论发给中共中央，李达说：“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65]于是，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做出了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决定。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东方部继续讨论研究，又得出了“国民革命论”的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并且写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66]这个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后才传到中国。之后，维经斯基等人通过与中共旅莫支部讨论的方式，把这个结论灌输给当时在苏留学的中共党员。[67]1924年暑期后，这批党员陆续回国，担任了中共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如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长，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尹宽任山东省委书记，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郑超麟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向导》编辑，王若飞任河南省委书记，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等等。他们团结一致，在党内贯彻“国民革命论”。同时，维经斯基也再次奉命来华，与彭述之等一起，帮助筹备中共四大，负责起草大会文件，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贯彻。

由于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俄共在华谋求苏俄民族利益的方针还没有发生冲突，因此，莫斯科没有干扰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贯彻。

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68]彭述之的观点比瞿秋白走得更远。所以，他后来转向托派并成为超越陈独秀的极左派多数派的领袖，甚至第四国际的首领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后来说：这篇文章写成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69]显然，当时已经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彭述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摆出了一副挑战者的架势，希望引起与陈独秀的争论。

陈独秀怎样表示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长，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员瞿秋白、邓中夏的意见；但对于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要写入四大的文件，他不能回避了。他读了彭述之的文稿后，写了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的回应文章，与彭文一并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本来就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说他有这个思想是一种误解，因此不存在与人争论的问题，反而可以趁此机会澄清人们的误解。陈独秀强调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70]

彭述之期望的那种情况——“陈独秀反对革命领导权”，没有出现。陈独秀当时没有采用已经通用的“领袖”和“领导者”这个词来表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思，这显然是考虑到了当时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即力量还小，又是以参加国民党的形式进行革命，所以，所谓“领导权”只能通过“督战者”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要对孙中山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陈独秀在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无产阶级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思想达到了一致。陈独秀以这个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都贯彻了这个思想。陈独秀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采用“总书记”这个名称。

至此，在是否放弃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党内一些干部对陈独秀的误解完全消除。以后的事实表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坚定地贯彻四大精神，以各种方式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

而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国民革命期间，虽然国共两党的革命目标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但由于两党都要争夺领导权，对中共具有控制力的共产国际有时指示中共放弃领导权，有时又强调争取领导权，所以，革命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曲折的状况。

提携毛泽东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轨道，贯彻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则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举数例如下。

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2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根据中央《通告》，湖南党支部把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委的任务。

中央《通告》规定1922年7月前各区必须各发展30名同志，成立区委。湖南党支部成立后，于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长沙区委的机构，为中共二大的及时召开和建立中央委员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人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因忘记了开会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党员发展到4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

在湖南建党过程中，陈独秀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陈独秀与陈公培介绍他俩入党后，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让李任中共湘区委员及团区委委员，并派他到当时工运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又如：1922年5月，陈独秀又应毛泽东的要求，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到湖南任教于衡阳第三师范为掩护，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的党组织，并于次年春，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

在陈独秀党中央的帮助下和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在当时的全国五大区委中，思想最纯正，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

二、大力发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由于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铁道工会，毛泽东在粤汉铁路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中，花了较多的精力。除了亲自深入工人中外，他还在陈独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去、郭亮等得力干部，去各地组织工会、办工人夜校，因此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运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大的工会都由区委直接领导，毛泽东还出任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超额完成了中央的任务，因为中央只是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在这个基础上，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23年2月8日，大规模的罢工达八次之多。“二七惨案”后，全国反动，各地工运成果相继丧失，唯独湖南工运红旗岿然不倒。安源工人俱乐部曾被誉为“小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原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在被争取过来后，英勇斗争，在1922年1月指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时，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派李立三陪同黄爱父亲到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军阀罪行。陈独秀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不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广州等地也开类似追悼大会。上海的追悼大会由与陈独秀一起开辟工人运动的李启汉主持，陈独秀亲自参加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追悼死者应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再次赞扬湖南人的“最富于革命的反抗精神”。接着，陈独秀向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布置了5月初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毛泽东回湘后立即选派易礼容等三人为代表参加“劳大”。陈独秀指导的这次大会特别关照湖南的运动，通过了“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三、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的一面旗帜。

由于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混进了一些思想各异的分子，党的一大后，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1922年5月5日，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新的团章和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71]毛泽东在这年3月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时，就得知改组青年团消息，立即回湘布置，并于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团中央索要“千份”新团章，并说衡阳一县，已有团员50余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1922年7月全国团员达到2000人，而衡阳一个小县这时已有50人；长沙一区就要团章“千份”，可见其工作之优秀。为此，陈独秀党中央十分赞赏长沙区委的工作，曾决定团的二大在长沙举行，后来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改在南京举行。

毛泽东湘区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72]

这种情况，在马林的《工作记录》上也有反映。他在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报告中说，《向导》周报的销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团的“情况很糟”，中央机关报“《先驱》12期，但有5000册没发出去。长沙小组最好，那里的团员人数230，上海110，广州40，浙江40，济南府20，安徽15，山西20”。[73]在说到党的经费时，马林又报告说：“我告诉（中共）同志们，党务费用务必力争自理……党员的多数，乃至大多数都没有收入，我经常指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组织，那里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74]

同时，陈独秀早就有意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于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后，一是全国工作的开展，党中央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二是由于党内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干部的反对而退党，中央工作干部缺少的问题越来越尖锐。陈独秀在调国外学习的同志回国的同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正好这时李维汉从法国回国，1923年1月，中央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区委书记，接替毛泽东的工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成了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举行。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三大的各项决议案和中央委员人选。张国焘依然不同意党内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1924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原由陈独秀兼）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来看，二人在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二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的致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二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共产党员）的委托回长沙，筹建了湖南国民党的系统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又受陈独秀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实际上，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毛泽东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又付出了巨大精力。所有这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史上，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自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共产党称“联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阻挠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就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中央，通过一系列反苏反共决议。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与反共派运动》、《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等多篇信文，给予批驳。毛泽东配合陈独秀的行动，在国民党一大上，与李大钊等人一起，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种种错误后指示：“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75]

这个文件表明，当共产国际的指示较正确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毛泽东等在执行国共合作方针时，也是正确的，对于“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革命领导权”，是十分坚定而明确的。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

正是通过这三四年陈独秀的提携和工作中的锻炼，毛泽东才迅速成长起来，特别在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对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领导全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为他日后成为中共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总结。以往观念总是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视为批判陈独秀1923年两篇“右倾机会主义”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既吸收发展了陈独秀两篇文章的成果，又总结了他自己在陈独秀指导下工作的经验。这时期的二人关系是互帮互助的，陈独秀对毛泽东则给予了更多的帮助，绝不是互相对立的。

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说1923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及其他类似文章、讲话和报告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是误解，最有力的证明是从1923年、1924年国共合作方针确立开始，陈独秀就旗帜鲜明地、不屈不挠坚持对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批评的态度，起到了如陈所说的“督战者”的作用。

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现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后第五天，他们二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广大工农群众，“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76]

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其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这时，共产国际主要从苏俄的利益出发，陈独秀中共中央主要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矛盾，开始明朗起来。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推翻反苏俄的北洋政府。

这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也是同中有异：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反对北伐战争，又反对革命低潮时期的农村武装割据。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旧政权，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更坚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武装割据。这种差异长期以来被视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重视武装斗争，陈独秀轻视武装斗争，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这又成为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陈独秀只是教条主义地看待欧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准备时期，也要坚持武装斗争。以后的历史也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

不过，革命应该依靠工农群众，不能依靠军阀甲打倒军阀乙，更不能依靠外国列强。这是一个分清敌我友的战略路线问题。陈独秀的立场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除了直接写信给孙中山之外，还在党刊上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劝告孙中山，说理充分，态度诚恳，甚至到“垂泪而道之”的程度。

他指出：我们一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二是反对“国内军阀的压迫”，因此，“逼迫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像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77]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照孙中山国民党的历史，说得更具体、更恳切、更尖锐：“现在国家的大难又到了，国民党应该怎样做？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他们虽然也都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最后，他甚至这样说：

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党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78]

陈独秀如此恳切、如此苦口婆心的规劝，充分显示了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高尚风度。

忠于马克思主义依靠工农革命战略思想的马林，也不满孙中山国民党继续推行“依靠军阀倒军阀”的路线，为此，他在1923年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坦率地承认在中共机关报《前锋》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并且认为国民党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79]他在同一天给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和6月8日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又指出张作霖只是利用孙中山以在与直系曹锟的上海谈判中谋取“副总统”的位置，而孙中山任命伍朝枢为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长，是为了“避免招惹港英当局”。[80]

7月21日，马林给廖仲恺的信中，对国民党的纲领、领导体制到策略路线上的错误，更是全面地进行了坦率的批评。

关于纲领，马林批评国民党不反帝。国民党“认为不用触动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一切事务。”因此，“国民党对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世界大战、1919年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召开时的运动、京汉路大罢工的大屠杀、抵制日货运动）采取了既不领导也不参与的态度。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

关于领导体制，他说：辛亥革命时，“采取了符合家长制传统的领导方式，这种个人领导方式延续至今，对党的发展极为不利”；那时以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本应使国民党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国民党的体制，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及它政治宣传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于党的新策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策略路线，他说：“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81]

这封信对国民党的分析，与1922年陈独秀的4月6日信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坚决的。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原则问题。如果国民党继续走“依靠军阀反军阀”的道路，那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就改变性质了，而且这是毫无胜利希望的投机行为。

当时马林和陈独秀为孙中山草拟的“国民党改组计划”，也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在荷兰保存的马林与陈独秀为孙中山拟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计划二件草案中写道：“党的执行委员会由21人组成”，名单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党的总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部长和国内各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或“设立由党的总理、组织部的三名部长和宣传部的三名部长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旨在改变孙中山一人独裁的旧有体制。而且，在各部部长人选名单中，除了组织部长人选为张继、廖仲恺外，全是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列为三个部长的人选：宣传部、联络部、知识分子部。

这个名单，充分表现出当时马林和陈独秀执行的党内合作方针，的确是利用国民党、掌握国民党领导权，进而掌握革命领导权。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雄心壮志”是一厢情愿的，不现实的。但也雄辩地证明，当初陈独秀同意国共合作方针，没有一点后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但是，正如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4月6日信中指出的，孙中山还是那个老脾气，只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的批评，“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屡次对马林说：

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2]

当时，马林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我们《向导》周报上的批评太苛刻”；“孙中山告诉我，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83]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84]后来，孙中山虽未采取此极端措施，并且看在鲍罗廷带来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分上，还指定陈独秀为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从此种下，第二年七八月份终于发生了要成立联络委员会控制中共的事件。

可见，国共要合作，又要争夺领导权，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国民党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共产党则采取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由于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牵制，采取了“知其不能而为之”的态度。因此，他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表现，始终是动摇和无奈的。

1923年6月，北京发生直系曹锟驱逐总统黎元洪事件，政局动荡。陈独秀主持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85]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但是，迷恋于依靠军阀的孙未予理睬。致使陈独秀感叹这个印发了6300份（其中300份为英文）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报有反应外，“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对孙中山的工作，“亦无结果”。[86]

马林对孙中山坚持旧的策略也很恼火，于是建议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孙中山“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87]

7月18日，马林离华前夕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说得更坚决：“你们看见，孙中山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你们随时可以通过上海找到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原文如此，估计是21000元——引者），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88]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89]

顺便说一下，马林如此醉心于共产党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为这些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很长时间内必将是民族主义的运动”。[90]这种认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可以说是正确的，可以医治急于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急性病。这也是他虽然独创性地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却很快被共产国际抛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马林与陈独秀上述批评孙中山的意见，与维经斯基的意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贯彻了当时共产国际主流派的意见。早在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萨法罗夫（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电报中就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者）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91]

但是，这时的苏俄，由于吴佩孚拒绝承认苏俄继承旧俄在中东路的特权，拒绝承诺苏俄在外蒙古不撤军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被吴佩孚骗到一笔不小的俄国军事援助，并用这批武器屠杀了大量中国工人以后，不得不放弃重点联吴的政策，转而接受马林的联孙政策。然而，援助孙中山的第一个条件是“孙一定要让张（作霖）接受我们对铁路（即中东铁路——引者）的要求，并立即同我们缔结一个关于铁路的协定”。[92]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环境中成长的马林，与莫斯科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曾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侵华的一切权益，自然也包括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的权益。但是后来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他们改变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实权仍掌握在苏俄手中。马林则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当归属中国，不应该由中俄共管。马林的这个主张也是为苏俄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在他看来，中俄共管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这同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苏俄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毫不含糊，在民族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苏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苏俄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这样做特别必要，因为俄国的敌人现在正指挥着他们的整个宣传机器，妄图证明俄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推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政策”。他又说：“帝国主义娓娓动听地对东方各国人民表示广泛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必须有事实作为证明。”他强调，俄国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区别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93]显然，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问题的看法）与俄共及其领导人确立的总的对华政策存在分歧。因为俄共（布）领导人（由于列宁病重，这个时候主要负责人是斯大林）固执地坚持苏俄在中东路的利益，这使马林失去了俄共领导人的基本信任。

就这样，苏俄领导人决定换马，另派鲍罗廷来执行新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和人事上的变动，没有一开始就通知马林。他们先是给马林降职，1923年1月，撤销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职务，并且不再由他联络孙中山；进而断绝他的经费（包括他的生活费），逼迫他自动离华回国。其实，当时的马林还是很想继续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以便全面启动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因此他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谈道：“孙现在已经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这里专门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那会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这样说：“如果我加入了国民党，参与改组工作（我已经替孙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愿意同时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那么我可以无偿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能照旧完成我现在的工作。”但是，马林的这封渴望布哈林给他“至关重要意见”的信又没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时说：“自从5月31日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无音讯。”[94]

于是，马林终于愤怒了！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表示：“无论如何，请回答我本月发出的电报，况且，不该让我总这样滞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电报，你们还是照老样办事：只寄新闻简报，而不给我一分一文生活费用。给我新闻简报表明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一个老共产党员，也需要钱维持生活。”[95]可见，这时的马林过着多么狼狈的生活。于是，他断然决定回国。

1923年7月下旬，陈独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迁回上海。马林随往，继而离华回莫斯科。后来，孙中山和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再来华工作，他也表示愿意，但是，由于上述他与莫斯科的种种分歧，这位很有独立见解、与陈独秀党中央曾有尖锐矛盾、最后与陈独秀在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独立性等问题上有较多共同语言的国际代表，再也没有被允许来华。这位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创造了国共“党内合作”战略的功臣，最后竟被无情地抛弃了。1924年3月27日，他回到故乡荷兰定居。与此同时，代替马林的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华。

马林离华，鲍罗廷来华，是一个转折点，意味着苏俄与国民党关系一个波浪的结束，又一个波浪的开始，即由若即若离，到如胶似漆；对于中共也是如此，是一种状态的结束，又一种状态的开始，即在与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中共中央从还有一点发言权，到完全被压服；在国共合作中，从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争取领导权，到完全成为国民党的附庸。

于是，历史翻开了陈独秀最悲壮、最屈辱的一页。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368页。

[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9页。卢是文艺评论家、哲学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家。

[3]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243页。

[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26页。

[5]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马林）谈话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51、252页。

[6]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马林）谈话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52～253页。

[7]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56页。

[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25页。

[9] 《包惠僧回忆录》，第367页。

[10] 参见意因（即郑超麟）《悼陈独秀同志》，中国托派多数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油印件。

[11] 《包惠僧回忆录》，第367页。

[12] 陈独秀的英文名缩写。在后来托派时期，内部化名为“D.S”，当时的翻译不规范，所以有人把“独秀”简译成“T.S.”，有人译成“D.S.”。

[13]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2页。

[14] 《包惠僧回忆录》，第370页。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59～160页。

[16] 《包惠僧回忆录》，第7页。

[17] 《包惠僧回忆录》，第431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1页。

[19] 《荷兰政府与各国警方密切监视斯内夫利特东来》各件档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5页。

[20] 《步军统领衙门探员刘汉超等关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北京、沪、鄂活动情报》，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21] 《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日、20日、27日。

[22] 《包惠僧回忆录》，第8页。

[23]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8页；《陈望道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24] 《民国日报》1922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8页。

[25] 《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

[26] 《答上海工界》、《“宁波水手”》，《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10日。

[27]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1月18日。

[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第198页。

[30]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谈话，转自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66，第109页。

[31]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2页。

[3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二大”和“三大”》，第587页。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2页。

[3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6页。

[36]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9/3009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78页。

[37]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24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3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3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第174页。

[4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3页。

[41]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2日。

[42] 《民主联合战线与劳资妥协》，《劳动周刊》第6期，1923年5月26日。

[43] 《陈独秀在莫斯科》，骆星幸译，法国程映湘、卡达尔记录整理《彭述之回忆录》之节录，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5、17期，1999年1月。

[4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2、353页。

[4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354页。

[46] 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乔年兄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第122页。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76～78页。

[48] 《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9] 《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50] 〔日〕江田宪治：《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张晓峰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7页。

[5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页。

[52]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203页。

[53] 转自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1930年。

[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670页。

[55]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6]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

[57]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号，1923年。

[58]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59]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60]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1] 《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1923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第671页。

[62] 《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

[63] 《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

[64] 《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65]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17页。

[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05页。

[67]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8] 《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第56页。

[69] 彭述之：《导言》，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

[70]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6页。

[71] 《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7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88、489页。

[73]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3/3145号，德文手稿，转引自《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7页。

[7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307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

[7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23页。

[76]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页。

[77] 《国民运动》，《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78]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79]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6页。

[80]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和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页。

[8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304页。

[82] 转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转向托派后散发的手刻油印小册子。

[83]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5页。

[8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67页。

[8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33页。

[86] 《陈独秀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10页。

[87]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7～198页。

[8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238页。

[8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260页，

[90]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4、405页。

[9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92] 《越飞致斯内夫利特的电报》，1923年5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3页。

[93]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不晚于1922年1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05～406页。

[9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35、459、460页。

[9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第424页。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鲍罗廷这位带着莫斯科新方针的国民党和孙中山高级顾问，用郑超麟的话说，由于口袋中带着大量的“草”——当时国民党急切需要的经费和军事援助，而且能与莫斯科最高当局直接联系，比马林初来时更是不可一世。当时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在给孙中山的推荐信中甚至这样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从这里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马林撤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国人——引者）。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你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1]

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国民党改造成俄国需要的样子，催促孙中山立即改组国民党。由于当时孙中山处于十分困难之中，而鲍罗廷手中有援助，孙中山对此积极响应，18日就写聘请鲍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书。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并落实原由马林和陈独秀拟定的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具体进行改组工作。谭平山（中央委员）和李大钊（候补委员）两名共产党人参加。

但是，国民党内立即出现一股强烈反对共产党加入的势力，特别是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泽如甚至写信给孙中山，攻击国共合作是“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对此，陈独秀在内心深处虽然对党内合作的方针有些动摇，如当时一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写信给维经斯基时幸灾乐祸地说的：陈独秀来信表示“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2]但是在行动上，陈独秀还是努力维护共产国际的方针，对国共双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尽量做工作，除了发表上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外，1924年1月8日，在给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一封信中，对国民党改组后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收党员“固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国日报》在头版头条《言论》栏，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摘录陈独秀信中有关党员资格及入党手续等修改意见，称赞陈信“很有见解，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最有警策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国民党另一位中央委员邹鲁以及骨干冯自由、马素等说改组后“国民党赤化了”，“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陈独秀驳斥说：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是因为“知道革命的势力不可分”：

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要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机，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共产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够利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来做阶级争斗的共产运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当然不免而且应该包容许多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共产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这班资产阶级，来做共产运动，来革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命？共产派如果这样头脑昏聩，他们还懂得共产主义么？[3]

当时的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也不得不逐条驳斥邓泽如的信。他以陈独秀上述给《民国日报》的信为证据，说共产党遵守国民党党纲，“阴谋”何来之有？仲甫现在处处为国民党建成革命党着想。你们这些处处自称对党忠诚的人，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吗？

由于鲍罗廷、陈独秀、孙中山三方的共同努力，国共合作的方针，终于克服国共两党内部的重重阻力，得以顺利执行。1923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首先指出当前国民党改组中的严峻形势，没有盲目乐观：“自大会（指中共三大——引者）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然而，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第二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中局（即中共中央——引者）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这里又表现出陈帮助国民党的真诚态度。随后布置中共在国民党一大改组会上的策略如下：

1.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2.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与国民党合组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的诸事。

3.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

4.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党章（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候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从这些郑重、具体、仔细的布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对待这次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新领导机构的建立非常重视，对于在未来国共合作中捍卫共产党利益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并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味道。

于是，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本意是“容共”）。大会最后选举的24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17名候补委员中，有7名为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推定的各部人选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李大钊为北京执行部执委，于方舟为候补执委，毛泽东为上海执行部的候补执委。这个名单，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马林和陈独秀原有的设想，陈独秀在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受马林和陈独秀计划影响，在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了1/3至1/4的比例。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中央组织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当时中共党员总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担任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作。据1923年12月2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在国民党一大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经建立起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党部。

但形势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共帮助改组国民党，为其大量发展党员（提供新鲜血液），很快走到中共愿望的反面。因为从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几个月的时间内，共产党自己的活动却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

对于这种状况，担任国民党中央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对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有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而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我们做群众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4]

但是，一心为着苏联的利益来帮助国民党的鲍罗廷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这样不仅能挽救国民党，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产党“人心振奋”起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也称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言论……制造麻烦”。[5]

鲍罗廷来华前后，在莫斯科向马林、加拉罕，在北京向俄国公使馆了解情况并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后，竟然对中共得出了这样一个十分藐视的结论：

共产党人有时举行集会，好象他们总共只有40人（陈独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说“现在共有党员420人”——引者），他们研究共产国际的提纲，因为已译成中文，好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活动。

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国民党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产党说成国民党的“私生子”。[7]于是，他就一头扎进广州国民党的怀抱，为了俄国的利益，竭力扶持国民党并与之进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产党只是他与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交易中的筹码。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后如此努力为发展国民党工作而没有因保持独立性及争夺领导权闹矛盾，表示满意。

对此，斯大林在听了鲍罗廷汇报后，一度产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绪，但又认为是“必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当时给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说：

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判断，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在鲍罗廷的通报中应该给予共产党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让俄共和国家领导同志了解中国解放运动中真实力量对比……几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长时间交谈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当向他说明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等等情况时，他感到很惊讶。[8]

可见，维经斯基对中共的态度是与鲍罗廷不一样的。他约在1924年4月中旬来华，先到北京，在了解北京共产党人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情况后发现，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当时北京的国民党员已经有1300名，但是，两党党员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却日益尖锐。为此，他批评说：“我们的同志完成对国民党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义务。但是他们对这种义务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们的同志必须谨慎从事，但终归要十分明确地说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看确实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他们做工作。”[9]

为了纠正这个倾向，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动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全会（1924年5月10～15日）。会前，他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以深刻的印象。会上，“关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10]最后通过决议，改变了一系列重大认识和决策，具体如下。

一、改变过去共产国际决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

二、改变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指出“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11]

三、改变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宣传更重于组织”，“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指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者）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也不能认组织与宣传是“同等重要的”。

四、改变过去笼统支持国民党的方针，强调应当把国民党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伍”。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五、坚持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自由。“我们仍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

为此，会议强调：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2]

很明显，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强调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独立性，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的发展，强调团结和训练工农群众的阶级精神和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一句话，就是要争夺革命领导权。

这就是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思想，并且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产国际执委内部一些人的支持。

于是，陈独秀在中央扩大会议后，马上向广州的鲍罗廷提出公开共产党人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共产党也就取得批评国民党的自由。

但是，鲍罗廷一方面认为：“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令者，则认为违反命令”。另一方面，他又说：“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党中之派，是不能免”。共产党作为国民党中的左派，与右派竞争，可以复活国民党，“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而当时的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由于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军阀的重大事件，不讨论，不表态，不斗争，“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所以，他深感迷茫，希望找到“根本上解决”的途径。[13]

恰巧在这时（6月），因发生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事件，国民党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与鲍罗廷的初次冲突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张继发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其中有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团员组织党团以指导党团员工作的内容。于是，他们在6月18日以此为证据，再次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自身的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绝不宜“党中有党”。实际上，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等人发表的任何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被国民党人看作“党员反党”的证据，从而接连发生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在这次弹劾案之前，此类案件已有20多起，涉及党员达2000余人。7月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对邓泽如等弹劾案提出三点意见：（一）须有表示态度的宣言；（二）应开中央全会讨论办法；（三）呈请孙中山做出决定。

7月7日，由汪精卫、邵元冲起草的这个宣言发表，称已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言论、行动有分道而驰的倾向，于是反对派借此肆意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中央委员会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惩，以整肃纪律。”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国民党内掀起了新一轮反共浪潮。

由于陈独秀一再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批评国民党的路线，这次孙中山不像上次那样去反击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边，利用反共浪潮，压一下陈独秀，用纪律来制裁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

孙中山一向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在接受国共合作方针时也答应改组国民党，包括改变旧的路线政策，因此，陈以为对其坚持适度的批评不至于引起严重问题，但是，现在看到孙不去反帝和压制右派，反而来压制共产党，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写信给维经斯基，在讲述国民党将开中央全会“讨论和决定所谓的共产党问题”后指出：

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应译成“制造”——引者）反对派。[14]

陈独秀的话有些偏激，但指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之强大，共产党（自然包括苏俄和共产国际）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这种认识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结果，不幸被其言中。

其实陈不明白，苏俄在中国推行的国共合作方针，不管他们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强烈反应，最后结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

同时，即7月21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缓和列强与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要求：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表示不满右派的意见。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15]

从这些措施中可看出陈独秀党中央对于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持十分积极的态度。这时，虽未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表示：“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也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

同时，从以上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对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身上，希望他们采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

但是，陈独秀的希望落空了。鲍罗廷虽然感受到国民党内反共倾向的强烈，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承认：“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包括孙中山在内……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会参加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但同时又认为：“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像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16]于是，他非但没有制止孙中山的行动，反而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控制）共产党问题。

这时，瞿秋白正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并未经中共中央同意，被鲍推举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鲍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当瞿从鲍处得到消息，鲍与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7]

但是，这个决定到达广州为时已晚。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已经结束。在会上，鲍罗廷和瞿秋白虽然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辩解，会议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赞同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关国民革命者，实有为国民党周知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施以指导，使之对于国民党应如何尽力，这与国民党党务、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18]就是要求中共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在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决议，就意味着共产党失去独立性，完全接受国民党的监督和领导。

这里，党内合作方针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自然在路线政策上和组织上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对此，无论孙中山还是国民党右派的要求，都不过分。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标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据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提示，资产阶级往往在革命关键时刻动摇叛变，所以，共产党又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包括对国民党错误的路线政策的纠正和领导职务上的安排。所以，实现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样两党的合作势必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这个冲突，只有一方完全服从另一方，否则联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说，党内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长久的，应该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党外联合就自由、灵活得多，能联合的问题上联合，其他方面各保持独立。或能联合时联合，不能联合时各行其是。陈独秀7月1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对于苏俄来说，国共合作这步棋刚走出，还没有收到成效，决不允许改变。所以，鲍罗廷的态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国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陈独秀，根本不了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当广州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推行的损害共产党的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十分沮丧，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19]

然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提出两点强调意见：一是提醒鲍罗廷“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二是要鲍罗廷“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这是中共再次向共产国际要自尊。

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如何答复，现在无证可查。但陈独秀决不罢休，力图挽回影响。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中央委员高尚德赶往广州，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只能由共产国际去处理，中共中央却可以处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接着，10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专门通过《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20]，决议实际上不仅对瞿秋白，而且也对鲍罗廷再次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

决议指出，鲍罗廷和瞿秋白没有看清孙中山为代表的中派“只是想利用右派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屈从于它”的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错误地认为，我们应当帮助中派哄骗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让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结果我们遭到两大失败”：

（1）我们对反动派镇压措施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结果我们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主动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

（2）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

最为可贵的是，决议以批评瞿秋白为引子，以无畏的胆识，主要点名批评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鲍罗廷在广州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改变了原来陈独秀和马林对孙中山的批评——只“依靠军阀倒军阀”的单纯军事路线：

“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派的作用并同他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是“目前不仅国民党中的许多右派分子是反动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虽然具有模糊的革命愿望，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国民党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难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决议最后强烈批评了鲍罗廷不尊重中国党、独断专行的作风：“中共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即192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还分别发出了两封极其重要的信。

其一，《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21]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路线，要求鲍说服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上海，召叶楚伧去广州；尽快通过《民国日报》的新编辑人员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刘仁静。因为由于中共推行强硬路线，国民党中央委员兼《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递交了辞呈，可是又不离开上海，因此也影响到戴季陶、于右任不工作，而共产党员瞿秋白、沈定一、毛泽东都是候补委员，“不能任负责人”，所以国民党上海局的工作陷于瘫痪。此信提议：“务必尽快派汪精卫来上海。如果汪来此地，也许戴和于会同意予以协助，或者让某一候补委员（瞿、沈、毛）转为中央正式委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局才能继续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其二，《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给远东部的信》[22]。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名义，再次向共产国际控告鲍罗廷：

“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象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如在对于当时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国民党仍坚持老政策：同张作霖和卢永祥联合，在战争期间，不做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宣传”）、广州的商团事件（港英策动的反对广州政府的叛乱，孙中山为了准备北伐而不予镇压，让胡汉民出面“向商团作出让步”）、孙中山北伐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不同，“坚持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同时，在财务方面，“我们给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给国民党省党部的这笔钱转给我们中共的省委，用来资助那些在我们控制之下并对国民运动的实际工作提供很大帮助的省党部”。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鲍罗廷对此也予以拒绝。因为，他要利用这笔钱与国民党做有利于苏俄国家利益的交易，让国民党直接听莫斯科的话。

以上种种充分表明，为了保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保持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领导权，陈独秀党中央表现得像一头雄狮。

正是由于陈独秀如此不屈不挠的斗争，鲍罗廷与孙中山策划的企图控制共产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胎死腹中，没有起什么作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重组内阁，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又让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抢先掌握实权。段还与张作霖暗中勾结，竭力抵制孙中山进入中枢。各帝国主义也加紧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一贯直来直去率真的陈独秀，担心孙中山重走老路，不依靠工农革命而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卷入与军阀争权夺利的旋涡，结果总是以妥协与失败而告终。所以，他又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北上。

冯玉祥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另一工具，即将举行的天津会议也不过是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孙中山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采用肃清内部的政策，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而不是参加所谓和平会议。[23]

蔡和森支持陈独秀的看法，认为和平会议是军阀会议，也是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会议，他告诫孙中山：不可轻信军阀，小心上当受骗。

陈、蔡二人的立场，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立场。

但是，讲究策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鲍罗廷大不以为然。他一面向莫斯科报告了中共中央的观点：

中共中央反对孙逸仙北上，赞成发表关于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采取积极参与事件的态度。中共中央……认为在北京除了美国决定把吴佩孚撤掉，代之以冯玉祥外，实质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人民不会由此而变得轻松些，国家的解放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前进。[24]

一面与驻华大使加拉罕提出了另一种主张：

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果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削弱国民党。[25]

鲍在报告中解释他的所谓“利用机会”是，一要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符合时局要求的口号”；二是孙中山应该北上，“在各地公开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口号”。他并认为孙北上虽然有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包围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冒这个险，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包围不会比在广州工作的那种形势更危险”。

鲍的主张显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于是，他既说服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促成了孙中山的北上；也说服陈独秀中共中央支持孙北上。这说明陈在“联络委员会”上对鲍的情绪，这时已经缓解。正如维经斯基调解后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中所说：“像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过去的许多误解都已过去”；“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26]

不过，中共中央发表支持孙中山北上宣言时，已经相当被动，因为孙已经北上，不支持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中共广东区委在鲍的指导下，一直支持孙北上，认为此举可以使革命运动向北方发展。为了减轻这种被动，11月6日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中强调：“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孙中山在和会上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并指出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任务是：“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全国范围内的胜利。”[27]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运动即一个实例。

中共二大和三大，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主要是当前革命性质、统一战线和革命领导权。五卅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在整个运动中，中共中央能比较自觉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并自觉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

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是上海日商纱厂的资本家任意侮辱和殴打中国工人，无故开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发生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的惨案。中共就领导上海几十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当时还有上海人民反对列强各国租界越界筑路、蚕食中国领土的斗争，参加者有学、商两界团体与地方官厅和乡绅，一时“呈请当局之文字，当在千份以上”。还有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斗争。四提案是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和童工管理案。这四案若通过，将严重损害中国工商界和租界内广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沪上各界市民的强烈反抗。上海总商会等31个团体联名向工部局递交抗议书，表示除童工案“为有条件的赞成”外，其他三案“无论在法律上、国权上、事实上，均所反对”。

这三股斗争潮流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日、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包括了工、农、学、商等各阶级、阶层，完全符合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斗争的形式却是分散、单独地进行着。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历来对反帝斗争是消极回避的，况且，运动正好发生在孙中山3月12日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思想混乱。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地承担起领导运动的责任。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即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接连签发两个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的同志们，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一、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种团体发起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压迫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第三十三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现在“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共青团——引者）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罗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28]

从这两个通告的内容看，陈独秀党中央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从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事件出发，但又不以此事件为限，掀起一个反帝反军阀的大运动。二、以上海为中心，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两点表明：党中央决心通过局部事件，把经济斗争引上政治斗争轨道，从工人运动出发发动一场全民族的反帝解放运动；三、第二个通告中还有“应设法令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的文字，是指与国民党合作，即这场运动应与国民党合作，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5月30日，3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发生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惨案。陈独秀当晚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并联络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上海总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全市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会议还决定斗争策略：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尽量减轻华资厂商的损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罢”斗争在次日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以“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国600多座城镇，1700多万人参加，实现了陈独秀党中央的预想。

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共中央通过机关报《向导》周报和新创办的《热血日报》，密切关注、及时报道运动的状况，不断地发表告民众书或一系列评论，及时指明运动方向，纠正错误倾向，揭露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据当时直接参与指导运动的张国焘说：整个运动由陈独秀“居中指挥”，其他人分工是：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协助陈独秀抓总；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工运，李立三还负责对外联络，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联络；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负责联络国民党；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王一飞联络学界。

陈独秀对运动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思想路线上。

6月至8月运动高潮期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七个文件（有的是与共青团中央联署），还发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上，发表多篇未署名文章。如6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及第二天发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杀与中国自由运动》，针对当时上海上流社会冒出的调和妥协和“速了”倾向，批判了依赖和相信政府与外国交涉、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一开始就为这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又请全国愤激的人民注意：“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依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29]

更可贵的是这份告民众书在揭露帝国主义离间破坏政策时，理直气壮地表明了共产党坚决领导这次运动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如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清，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和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则进一步指出：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并指出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30]

可见，这篇文章与他签署的上述两个通告及告民众书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彻底的反帝运动纲领。

6月20日，当运动波及全国，并在青岛、汉口等地发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的严重事件，各地出现局部妥协解决的倾向时，陈独秀又发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并且指出：“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31]

这就有意识地把反帝斗争与国内革命结合起来了。虽然当时不可能实现这个主张，不可能“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和成立“国民革命政府”，陈独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这个幻想，他的本意在于提高全国人民的革命意识。所以，6月底7月初，当出现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委员会与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进行谈判，六国委员会以中国收回会审公堂等条款与“五卅”无关，不予讨论而破裂），而全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省港大罢工进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复杂状况时，他在坚持“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的同时，又提出了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行动”；“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32]这个主张，还写进了7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书》中。[33]

历史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否定了陈独秀党中央的“左”倾盲动设想，五卅运动最后因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和人民觉悟程度的状况，以妥协而结束。但是，联系到随后广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进行的北伐战争，应该说，他的这些主张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做了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如与上海总商会会长大资本家虞洽卿之间的联络。李立三奔走于他们二人之间，倾听虞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一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与财政总长李思浩交涉时，还请虞写介绍信。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首先发生动摇，如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会提的十七条要求减为十三条，并首先退出“三罢”等。陈独秀一面发表《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34]等文章批评他们的动摇，一面还通过同乡某某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运动进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罢工以及南京、青岛、河南、北京的局部罢工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如陈独秀所说的显示出了“极伟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这个胜利，陈独秀总结为这样几个成果：一、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由工人总罢工的带动，“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它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二、工会组织的广泛建立，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它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有第三个重大成果，即极大地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通过这次运动，共产党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终于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重大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党员人数由年初中共四大时的994人，在运动结束后的10月，达到了3000人，年底更达到了10000人，比运动前增加了9倍。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成功领导运动而在群众中威信大增、在运动结束时大力发展党员的结果。8月18日，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联合发表宣言《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指出“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是艰巨而长期的，“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要有统一的政治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武装的镇压和破坏，大、中、小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压迫下先后退出了战斗，陷工人阶级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少数先进工人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在这紧急的关头，如何结束运动，对年轻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陈独秀立即发表多篇文章，果断改变六七月份坚决进攻的策略，指导运动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胜利成果的情况下，转向防御与收缩，即“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性质的民族争斗”，他指出：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就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联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他明确否定了武装暴动的主张，指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所发的几个通告中，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精神，要求罢工工人有组织地“复工”：“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领导者的策略也应该有进攻和防御、退守。

对照陈独秀六七月份发表的主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实践，已经使陈独秀相当成熟。

自然，还必须指出，当时陈独秀党中央能有这样的转变和灵活的策略，是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早在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及其指导者联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也是比较激进的。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演讲，在讲述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时强调，共产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工人与资产阶级联盟时，必须“保证无产阶级有这个联盟当中的领导权”，“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运动爆发后，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并很快意识到中国的斗争具有以往没有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亲自撰写了《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指出：“让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滚出中国去！”这一口号，使“中国工人正在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哨”。因此，共产国际多次作出决定，号召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监督各国政府“不准干涉中国”。各国人民广泛响应，特别是英国工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抗议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离中国”。

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还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直接帮助中共中央领导运动。这是6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给维经斯基的指示是：一、“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的加剧”。——这就是运动初期陈独秀和党中央发表一系列激进主张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发生杀害和殴打外国人事件……以使帝国主义者不便进行尖锐的武装干涉。这种警告首先应由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显然是吸取了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注意了这一点，从而使运动一直健康地发展。三、“采取措施，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让政府分裂和瘫痪，以使帝国主义者无法用中国政府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陈独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绍信到北京做财政总长李思浩的工作，争取其支持运动，就是贯彻这个指示。这个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运动高潮时，维经斯基发回莫斯科的文章说，“甚至有一些中国军阀也参加了反帝斗争”；“曾同日本携手合作的军阀张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众怒”。

7月份，在五卅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关头，共产国际又专门发来指示信，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也做出重要决定，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前一阶级工作“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之后，指出党对此转折应有所准备，并发出以下指示。

第一，力争使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为了巩固胜利，尤其是在遭到失败、实行机动策略应付退却时，必须有一个十分坚强而灵活的纪律严明的集中统一的党组织，有一个借助完善的党团依靠广大群众性工农组织的党。”为此中共“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并采取一切措施力争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运动的结果，中共达到了这个目标，完成了由知识分子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转折。

第二，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中央应通过党员顽强而巧妙的工作，力争在中央的领导下使企业和农村地区的党组织真正成为实际上的领导中心……在维持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联盟的同时……表示自己的特有的阶级面目。”——关于这一点，运动中陈独秀发表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有明确的体现。

第三，争取农民是关键的关键。“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的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关于这一点，由于运动较快走向低潮，中共当时党员人数太少，未能顾及。但是，运动结束以后，党中央认真研究了这个教训，利用国民党农民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和农民武装，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第四，学会从进攻转向退却，从公开转向秘密。“中国共产党应该密切注视运动的一切意外转变，并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可行的要求，从而可以有组织地让工人复工并保留工人组织。”“党在争取公开合法存在时，还应该考虑到时局情况，务必要做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退却，转入秘密工作状态。”而7月2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决定更明确地指示：“来自中国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运动正在走向低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把结束罢工同准备进一步的斗争联系起来。”8月4日，维经斯基在北京与加拉罕研究贯彻这个指示后给莫斯科的信报告说：“今天我们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我们将在上海和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基本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我们是这样设想以后的策略的。先提出经济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为同外国企业主的交涉打下基础，然后，我们声明（即向工人群众说明），工人不得不退让的主要原因……工人们宣布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就返回工作岗位，同时通过工作理事会宣布，他们将支持北京政府”，条件是“它将继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为满足争取独立……而斗争”。

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几个宣言和陈独秀几篇文章对运动策略急转弯以及五卅运动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时，维经斯基还帮助党中央“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做了准备，建立了工会的地下机构，通过我们的党团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建立了党团与党的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上可见，当时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毕竟是久经锻炼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所给予的指示（从战略、策略到具体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刚刚成立四年的党，领导如此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缺乏必要的经验。因此以上指示无疑对中共是极大的帮助，是保证这次运动成功的重要条件。尤其是维经斯基，他为指导和帮助陈独秀党中央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总之，五卅运动时期，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这种情况与以后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虽然当时帝国主义与军阀当局竭力攻击和挑拨中俄关系，挑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中央非但不隐瞒和回避这种关系，反而理直气壮地宣告：“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以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35]

最重要的是，在五卅运动中，特别是运动结束时，陈独秀为这次运动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政策和策略，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陈独秀最后总结的经验教训归纳为两个方面：“（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了敌人方面——帝国主义及军阀——内部冲突而利用之。”具体阐述如下。

一、运动的进行和胜利，必须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并且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学生是先锋。“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它被压迫的民众联合。”于是，工人阶级“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学生也“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奋斗”；因此成了“最急进最勇敢的先锋”。——当时运动还没有扩大到农村地区，所以这里未谈农民，并不是陈独秀故意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二、为维护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必须照顾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了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三、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和背叛性。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多次进行中肯的批评，指出：“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外，别自提出十三条……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四、应该认识并利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卖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状态中。”“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的问题比其它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所以，中共在指导运动中，利用这种矛盾，重点打击英国，其次日本，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是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一开始就认识到并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陈独秀也提醒人们，利用矛盾并不是对某些帝国主义产生幻想，“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

五、应该认识并利用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及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陈独秀对各派军阀在运动中的表现，也做了具体分析，发现“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因此，他指出：“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所以，陈独秀在运动中，派李立三对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后收束运动时，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之一是：“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这种策略，与总战略上“打倒军阀”的口号，是互相补充的。

六、对于中间派应在斗争上引导教育，不应打击。革命任何时候都有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中国革命中经常出现把中间派与反动派一起打击的政策。后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甚至把中间派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陈独秀却指出：“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它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今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已经80多年，现在回过头去观察，陈独秀早在1925年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多么可贵，多么深刻并有预见性。

[1]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70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1982年，第11页。

[3] 陈实庵：《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演讲集》第1集，民智书店，1927，第42页。

[4] 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与谭平山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43～444页。

[5] 参见《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73页；《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12页。

[6]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97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电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4页。《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4辑为1998年出版。

[7]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37页。

[8]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05页。

[9] 《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93页。拉斯科尔尼科夫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

[10]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给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96页。

[11] 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455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31页。

[12]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86～188页。

[13] 《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15页。

[14] 《共产国际档案丛书》第1辑，第507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3、224页。

[16] B.N.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7。

[17]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72～75页。

[19]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28～529页。

[2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2～534页。

[2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5～536页。

[2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37～540页。

[23] 独秀：《肃清内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1924年10月29日），《向导》第89期。

[2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65页。

[2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66页。

[2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78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56～57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34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50～353页。

[30] 《向导》第117期，1925年。

[31] 《向导》第118期，1925年。

[32]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33] 《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58页。

[34]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13/3136号，陈独秀英文手稿，《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0～151页。

[35]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大屠杀告全国民众》（1925年6月5日）；《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3、375页。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1922～1927）

父子无情亦有情

1921年、1922年，陈独秀两次被捕，此事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特别是对陈独秀，决定让他单独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党中央和其家里人。平时陈独秀自己到党中央机关来办公，阅看和签发文件，他走后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样，他就与高君曼和两个孩子——陈鹤年、陈子美隔离分居了。

如前所述，陈独秀与高君曼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韪，姐夫与小姨子结合，曾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二人真心相爱，又一直生活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而且终日忙于救国救民的大业，因此二人的爱情生活曾相当甜蜜。在高君曼方面，过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上所述现在也有人从一份稀有刊物上发现高君曼约在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前写的两首组诗，其对陈独秀的感情，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于史料湮没，关于高君曼的为人，现在鲜为人知，甚至至今没有找到一张她遗留下来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儿子陈鹤年在香港观看《日出东方》电影后，对女儿陈祯祥说：“你奶奶长得比电影中的‘高君曼’还要漂亮。”这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也是一位贤妻良母。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移居上海后，君曼为了让独秀全力从事党的工作，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劳作，还在陈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梧（李达夫人）、王钊虹（瞿秋白夫人）等发起“星期演讲会”，邀请陈独秀等到各个学校、团体去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毓贤高等小学校所做的《宗教问题》的演讲，就是这个演讲会组织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世界上也少有恒久的爱情。二人的裂痕最早缘于对子女的教育。

陈独秀长子、次子，左为陈乔年，右为陈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败时，陈独秀被通缉，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千辛万苦逃到上海，投奔父亲。这两兄弟之间的情谊与陈独秀少年时与其兄的情况相似。延年个子高高，浓眉大眼，皮肤较黑，平时沉默不爱说话，一天到晚看书，无书不看，一目十行，记忆力很好，尤其古文写得好。“安庆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后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参加革命后，特别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无暇写文章了。但由于他的博学深思与聪慧，演讲和口述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从广州到上海向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一时没见着，就由他讲，郑超麟记录整理下来后，十分感叹地钦佩他的这种才华。陈延年对于父亲陈独秀，受母亲影响，对父亲的薄情颇有怨气，所以一直称陈独秀为“同志”。弟弟乔年则相反，个子比延年稍低，但长得清秀，像个白面书生。他“性情活泼，好谈笑，有朝气，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情趣，无事打打闹闹，一片孩子气，天真烂漫。但后来长大后，讨论问题时，则一本正经，毫不放松，辩论批评，绝不马虎，是则是，非则非，正义凛然也”。[2]

陈独秀与高君曼在对待子女的教育观上，发生尖锐分歧。陈独秀见两个儿子是可造之材，从孩子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对延年和乔年实行所谓“兽性”教育，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就是要把他们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旧教育制度培养的纤弱无用之人。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复批判旧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恶，指出：对比西方强国，我国青年“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活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陈独秀认为这样的青年将来不能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军人、实业家等。

陈独秀决心按这样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俩在家里住。学业上则出于他对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安排他俩与当时同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同在法租界学法文。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对这样做。她本有母性之爱，善良之心。见此情景，实在不忍。她本来就自觉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两个儿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两个孩子这般受苦，她与独秀多次争吵，说不拢，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赞化：“姐姐不在，小子无辜，我是姨妈，又是继母，他们也很训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谁能谅我？”希望至少让他们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按理说，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儿子，并不为错，况且他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看似“父子情薄”，实则骨肉情深，望子成龙，有点当年“白胡子爷爷”教育童年乾生（独秀）时的遗传。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爷爷是想要孙子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独秀是要儿子成为于国家与革命有用的人才。但从君曼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难煞她了。尽管如此，君曼对独秀和延年、乔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尽量缓和父子的紧张关系。

不久，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接着，陈独秀北上，出任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君曼也携鹤年、子美来到京城，过起相当优裕的生活。陈的月工资是300元，但是，对上海的两个儿子还是那样“刻薄”，只让亚东图书馆老板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

两兄弟从小见父亲不顾家庭，对于妻子即他们的生母如此薄情寡义，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其“独秀同志”，毫无亲情可言。

然而，兄弟俩毕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后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愧为将门虎子，抛开党派偏见，应该承认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6]

这时，他藏在心底的对儿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样倾泻出来。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独秀与君曼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没有使他们分离，但陈独秀转入地下与君曼分居以后，情况就开始恶化。有人说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是一个“情”字。许多在事业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一碰到这个字，也会陷于尴尬。

分居后，陈独秀通过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给君曼母子三人生活费。两人需要见面时，也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不幸的是君曼长期患有当时最可怕的肺结核，时称“痨病”。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被催促回国，就是因为她此病复发，大口咯血不止。后来随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两年多的时间，经济条件较好，病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泼，一家四口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享天伦之乐。君曼之女陈子美晚年回忆说：她小时候甚受父亲疼爱。陈独秀在书房写作时，不准任何人打扰，唯有她例外。她还记得父亲的书桌最底一层成了她的专用抽屉，里面经常放有她喜欢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亲写个不停，把我给忘了；我也吃个不停，把父亲给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长。陈独秀辞去北大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后，生活条件立即恶化。而君曼的病又是“富贵病”，当时还没有发明有效的治疗药，只有进口药，相当昂贵，而且平时又要吃高营养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价猛涨，君曼的生活日益陷于困境。而陈独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就成为职业革命家，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从工作及生活上，都无法再从事别的职业。当时的党组织不仅不可能给党的干部开工资，甚至还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进行一些活动，这部分的收入也微乎其微。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供给。虽然这些钱多是由陈独秀经手，但是，陈独秀是一个清廉之人，不会挪用这种钱，也不能挪用，因为这些钱来之不易，而且不够党的实际支出，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又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所有这些在马林的文件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在马林档案中，我们看到有四张陈独秀签署的收款条，其中两张用英文写的是：

今收到上海C.维里杰同志寄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4、5两月的经费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C.Chen（陈独秀签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来

港币 贰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 三仟元

中共中央陈独秀

1923年5月19日

说到党的经费紧张情况，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告结束。事实表明，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多数党员没有职业。”[8]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红色工会国际2000金卢布的款项，要求各半用于工会工作和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马林给国际书记处的信说：“对于整个中国的工会工作来说，2000金卢布为数不算多；可是以前我们的中国朋友没有这笔钱，所有的开支都不得不从党的经费中支付。1000金卢布作为第二次（劳动）全体大会的费用是绝对不够的……这次大会应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计还要花费15000～20000。当然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作大会费用；可是即令大大削减代表的数目，接到这笔款子也只够应付准备工作。”马林的这个估计来自陈独秀。第二天，马林给国际的工作报告说：“劳动大会正在筹备……党中央同意工会国际的见解，认为铁路大罢工失败（指二七大罢工——引者）以后，最好举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但是现收到1000金卢布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9]

因此，这次准备在6月20日召开的劳动大会，终于流产，拖到1925年才举行。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创造了辉煌的新文化运动，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号，终于主要因经费困难而停刊了。因此，党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请求每月1000～1400卢布的援助。其中650卢布用于工会工作，770卢布作为政治工作和宣传的费用。马林对共产国际说：“这个数目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会太多的”，“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0卢布”。但同时，马林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内又说：“党务费用务必力争自理，现在几乎一切都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资助开支……党员的多数，乃至大多数都没有收入；我经常指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10]

陈独秀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雇用革命”，听了这样的话，看到党这样的处境，内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陈独秀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亲自制作详细的预算和每一笔开支的账目报告给共产国际。在马林档案中，就有一份陈独秀做的“支持拟议中的国民会议进行宣传工作所需费用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11]

党的经费是如此的困难，陈独秀的经济状况当然也就更困难，如上述马林报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余的钱，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党员那样，先缴党费。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30～4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被聘为商务印书馆馆外名誉编辑，但当时，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馆外名流为馆外编辑，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建党，愿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这说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过相当优裕的生活，至少能像胡适那样。说是月薪三百，但他是一个无功不受禄的人，实际上当时也无力为商务编辑或写作，商务是不会白白给他钱的，他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这可以从他当时的生活常常发生困难得到证明。

他的生活费，主要是1922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没钱了，他就到亚东图书馆去，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见，这位当年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北京大学月薪300元大洋的文科学长，又任过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的共产党总书记，现在窘迫到什么地步。

实际上，当时他家（嗣父陈昔凡）虽然生意破产，但家底厚实，还是很有钱的。因婚姻与革命，他与家里搞得很僵，但经济上家里对他是不吝啬的。可是如前所述，他连家里在北京开的琉璃厂古董店也不愿去。所以，他每次去亚东支钱，那些伙计（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相熟）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真是个硬汉子。可是他一个人当光棍硬汉子好办，妻子儿女怎么活？况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于是，君曼每次与陈独秀见面就吵架。汪孟邹多次劝解无效。到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既要协调与俄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的关系，又要处理与国民党的矛盾，更要领导全国的党务和革命运动，加之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干部又少，陈独秀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更无精力顾及家庭生活。他与君曼的感情终于破裂。双方曾一度协议离婚，后经汪孟邹劝说，未离。大约在1924年，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有君曼娘家的几间破草屋。陈子美认为母亲是最理解陈独秀的，读过许多陈独秀的文章，“母亲能成全父亲，了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则默默地带着两孩子隐居他乡，让父亲无后顾之忧”。[12]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可是，性如烈火的陈独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终于与一位女医生发生感情。这不是陈独秀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的孤独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为。人生犹如旅途，有时很累，很艰难，很孤独，需要外来的温暖、安慰和帮助，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憩息、补充给养以备继续跋涉。所以，陈独秀这次恋情及以后与潘兰珍的结合，与“富贵思淫欲”有本质的区别。按照当时陈独秀的经济状况，既无力帮助高君曼，同样也不可能有钱挥霍在情人身上。

陈独秀的“地下恋情”，终于慢慢“失密”。先是同志们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来看文件或开会，修饰穿着得比较整齐，猜想他一定有一个女伴照顾着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说：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一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13]但是，这种事还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终于被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识破，与独秀大吵一场。

10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晚8时，仲翁（即独秀——引者）来，想见君曼女士。”

14日日记写道：“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话，抱怨陈独秀不管她。

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说道：“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这么一来，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喷发出来：说她去看病，穷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为要省一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宁后，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而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其实如上所述，他哪有钱“接济心爱的人”，更没有“过天上的好日子”，不过是苦中找乐，孤独中找点安慰，在繁重而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可见他也与父亲一样，并非无情，而只是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一天天过去，大家近乎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江浙区委甚至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江苏省长陈陶遗是松江人，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想从陈陶遗口中得到一点风声。结果也不得要领。于是，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张国焘在与工人部闲谈时，甚至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差不多要哭出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14]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仲甫因病而“失踪”月余，是事后陈独秀本人的解释。当天，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广州，已经上船了，中央交通员立即到轮船上把他找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陈为自己的冒失行为开脱说：他原先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他就是这样的人，有一点自由主义，不知道他这个中共总书记的重要性，以致造成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不料想，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个美丽而不俗的名字，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这足以说明当初这对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陈独秀这个人和与他相处的这一段浪漫生活。可见陈独秀此人的魅力，虽然其貌不扬。

这时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轻松环境解除了人们对“陈独秀”这个名字的恐惧感，在新疆工作的这个年轻人，这时也明白了他母亲当初硬要认陈独秀为父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伙同另两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写信，说要认亲——认陈独秀后代传人，而陈独秀是他们的外祖父，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做起了与他们的母亲同样的梦。又说母亲陈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后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众所周知，由于江青在30年代以“蓝苹”艺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混迹过，为了掩盖她在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丑事（有一张坐在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厂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残的重灾区，许多著名的演职人员，受尽残酷迫害，有的死于非命。陈虹的死，之后施芝英的死，以及他们的子女去新疆“建设”，乃并不偶然。

三位年轻人并不知道，陈独秀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文革”中发生的一般的冤假错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倾史的沉淀物，更涉及中共头30～40年的主宰——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大问题。所以，当时以忧国忧民、满怀激情做拨乱反正、推翻了许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总书记，虽然对陈独秀案也给予了同情和关注，并专门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给这位年轻人去了长途电话，表示中央将对陈独秀功过重新评价，询问他们现在的生产状况及要求。[15]但是，当他们几次提出简单的要求时，却再也杳无音讯了。于是他们寻求社会的帮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吁。有一份材料转到了已过八旬的历史见证人郑超麟的手里，于是，郑超麟终于知道了这个隐藏在心中60多年的这个陈独秀“神秘情人”真相，并把记忆碎片黏合起来，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说：陈独秀这位医生女伴，看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个小家庭持续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动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间），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今33号。“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6]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时，陈独秀为策划并亲自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天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怎能让施芝英放心。即使陈独秀不能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说清自己每天的行踪。如果她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知道他干着“造反”“杀头”的最危险的事体，一个热爱生活而没有革命观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里知道，情况还不仅如此，这个多情的男子，乃是当局要缉拿的、报纸上天天形容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样，虽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踪，也令女方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南京出狱后到武汉，因在武汉接连发表抗日演讲，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某日，陈虹找到陈独秀，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保存的陈虹档案中看到，陈虹自填出生于1921年，到施、陈同居时（1925年、1926年）已经是四五岁的女孩了。所以，陈独秀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陈虹也没有错，因为施芝英领养她的那一年，也是施与陈的同居期，所以，陈虹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陈独秀认作“养父”。因为陈独秀与施芝英相好的日子里，这个女孩还小，不懂事。以后十来年，陈独秀又是被国民党政府万金悬赏缉拿的“共匪首领”。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诉已经长大的陈虹关于陈独秀的事。现在，陈独秀成为经常见报的“大名人”，于是，施本人因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让陈虹来认这个“父亲”，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当年四五岁的陈虹，哪还会有陈独秀这位“养父”的印象。不过，对于陈独秀来说：既然当初那段恋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认，况且又不是亲生骨肉，再加上自己还在“浪迹”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这个累赘。对此，当时武汉的反动报纸就很感兴趣，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陈独秀既然不认此事，报纸炒作一阵后，也就平息了。从此，无论是施芝英还是陈虹，再也没有来打扰陈独秀，只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将陈独秀的那张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后，镶嵌在镜框里。施芝英的这点隐私，竟然瞒过了与她同床共枕几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见这“情”字了得！

可是，陈虹却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敬仰陈独秀这个名人而要求陈认她为“女儿”这件事，却给她后半生及其子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说到陈独秀的儿孙，受到冲击最大的要算是女儿陈子美及其儿女、小儿子陈鹤年及其儿女，以及自称是陈独秀女儿的陈虹和她的儿女。

幼年时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女儿、有过三年美好生活回忆的陈子美，1925年因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父亲的安全，不得不与母亲一起与父亲分离，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亲去世时，她才19岁，在杭州电信局工作。母亲过早地离开人世，父亲又不能联络，一下子把她抛进孤独的深渊，不久便与比她大10岁的男子有妇之夫张国祥结婚。张并没有告诉她已有妻室。婚后生了五个子女。在日本侵华的烽火中，他们转辗流亡上海、重庆，吃尽苦头，最后落脚在日本统治下的山东泰州。因生活困难，陈子美经常奔波于泰州、上海、南京之间，做小生意，时称“跑单帮”。这是一种不适宜女人干的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日伪军封锁各交通要道的环境中，等于是在刺刀下讨生活。她身上有陈独秀的遗传基因，胆大心细，活动能力很强，富于冒险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没有出事，后院却着起火来。在家的张国祥又寻新欢，一再欺骗和愚弄陈子美，她忍无可忍，毅然与张离婚，来到上海。出于母爱的本能，她本欲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但被张拒绝。到沪后，她继续靠跑单帮生活，后与一位叫李焕照的男子结婚。李比她小十岁，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两个儿子。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庆时学过妇产科技术，就当上了里弄里的“接生员”，因技术好、服务态度好，颇受各方赞扬。但是，好日子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灾难终于落到了陈独秀的后代身上。一向循规蹈矩过着平静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陈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挂上“大右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的牌子，游街示众，反复批斗，受尽折磨和污辱。

年轻时的陈子美和晚年在纽约街头的陈子美

但是，突然而降的横祸，倒又一次唤起她血液中的陈独秀精神。她不愿像千万个受害者那样，逆来顺受，任人宰割。1970年，58岁的陈子美，在一天夜里，带着“红卫兵”给她的遍体鳞伤，身系五六只酱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个小时，偷渡到香港，从此杳无音讯约27年。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还有人说她“自杀”了。

1997年9月14日，中国《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吴琳琳女士写的一篇报道，终于揭开了陈子美离开大陆后的传奇。

她到香港后，因躲避港英当局将偷渡客遣返大陆，又吃尽千辛万苦，最后亡命美国。1989年加入美国籍。在这个过程中，她又把两个在国内学校中同样因“陈独秀问题”受到迫害的儿子接到美国，并帮助他们成家立业。1991年以后，因年迈多病失去劳动能力，靠美国政府补助金过日子，到1997年已积欠公寓管理费达1.4万美元。公寓管理公司于这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限令其交纳此款，否则到期不交，她将被赶出公寓，流落街头。《环球时报》报道“陈独秀女儿在纽约陷于困境”后，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热情关注。笔者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向中共中央呼吁救助陈子美，并在社会上发起募捐运动。[17]最后，老人得到了以“中华海外联谊会”名义提供的9000美元的经济援助，终于渡过难关。老人感谢国人和华侨同胞的关怀，曾想回祖国看看，最后因体弱多病，医生劝阻不能远行，未能遂愿，2004年4月14日，在遗憾和孤独中客死纽约。[18]

陈鹤年在父母分离、母亲去世后的经历更是坎坷。他出生于1913年反袁斗争之时，正逢革命连遭失败，他也随父母四处逃亡，特别是未离母亲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这个过程中，给他最大温暖的是伟大的母爱。因此他与母亲的感情无比深切。直到1990年代，他还对自己的女儿陈祯祥说：“你的奶奶不但长得秀气、文静、漂亮，性情也极温和、善良，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还很有文学修养，不仅懂得古体诗，还会做格律诗，讲故事。她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总是让人听得入神、入迷。”[19]他与父亲陈独秀虽因母亲的关系颇有怨恨，但毕竟还有骨肉之情，并有过北京大学时期的美好时光，因此母亲去世第二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他立即去南京探望，并提出要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陈斥为“胡闹”。他并不因此生气，还是经常去看望父亲，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他在南京《民声报》工作。陈独秀狱中写的《辩诉状》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声报》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陈鹤年为了继续深造，辗转到北平入致诚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半工半读。不久与同校女生许桂馨结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华北时，夫妇俩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陈独秀的基因又发挥作用，他成为“北平三大领袖之一”。之后，他即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青年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6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青团解散，民先队即代替共青团）。北平沦陷后，他成为中共北京西山游击队的交通员，在城内做秘密工作。后来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辗转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战乱中，失去了组织关系，饱经苦难。抗战胜利后，又因是陈独秀的儿子，被国民党当局逼走香港。陈鹤年考进《星岛日报》工作，继而又学父亲陈独秀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少年文艺》（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陆解放后，该刊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因港英当局查禁改名为《新少年》。他们全家原本想迁回内地，但许桂馨带着四个孩子先行回去，满怀激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时，却因“陈独秀问题”遭到不公正待遇。许桂馨一说是陈独秀的儿媳，连工作都难找，“幼儿园都不要我”，最后到一家职工医院先做挂号工作，后到药房，直到退休。大女儿陈祯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折磨；二女儿陈祯荣（陈红）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陈祯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许桂馨更被诬陷为“特务”。因此，陈鹤年的暂留香港，成为常滞，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们都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陈独秀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实为施芝英养女的陈虹，后来进入新四军苏南军区文工团（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跟随部队（新四军，然后是解放军）转战南北，后经人介绍与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张燕认识，1949年结婚，解放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化妆组工作。张燕则在上影乐团工作，1960年病逝。陈虹“为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工作”，并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但没有想到，因为说过自己是“陈独秀女儿”的话，使她和儿女以后的生活遭受许多苦难。

她的儿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诉道：在“陈独秀问题”压迫下，“母亲只有抱着立功赎罪的态度，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中勤奋努力地工作。但几十年中冷嘲热讽，我们同母亲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骂、鄙视。“文革”期间又因‘陈独秀女儿’受株连迫害，隔离，批斗，劳改，写交代，受尽欺辱。他们逼迫母亲写‘与陈独秀的罪恶勾当’。母亲终于被折磨成重病缠身。他们照样不被放过批斗、写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无法下床，还让我代替她写交待。但批斗会仍不放过。母亲必须手托着膨胀的肚子去参加批斗会。1969年7月21日凌晨，终于死在上海广慈医院。病危和火化时，厂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三个母亲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工作”，受尽折磨，并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0]

1953年底，毛泽东视察各地乘船路过安庆时，与安庆地委书记谈话，问到陈独秀问题时说：“陈独秀晚年犯错误不小，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他就是这个地方人，可能还有家属，你们去访问一下，若有家属要给予适当照顾。”据陈松年说：“这以后政府给我家每季度补贴30元，后来省委统战部通知，每月给我家补贴30元，一直到现在（1979年——引者）没有中断过。”[21]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月工人的中等工资。所以，在陈独秀的家属中，元配高大众一系包括陈松年及其四个子女，一直没有受到冲击。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陈独秀自己这样处理家庭与爱情，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又怎么样处理党员的恋爱与家庭纠纷呢？这是人们很感兴趣的问题。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写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恋爱与革命”写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恋爱故事与纠纷，以及陈独秀处理这些纠纷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少数中年人之外，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运动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反对旧伦理观念的束缚，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更为强烈。青年们（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一下子从长期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一时成为时尚。但由此也发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恋爱的纠纷事件。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外，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类纠纷。

尹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一大前，山东党组织三位创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儿——王辩，特别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里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辩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听尹宽在会议上讲话，那风趣而激情的话语、广博而新鲜的马列主义知识，把她紧紧地吸引住。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露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认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有一点个人崇拜。尹宽很快感受到了王辩的感情，对她也多加关照。于是，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调上海工作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她随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犹豫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他走了。结果在山东引发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宽调上海后，先是任上海区委书记，可能是这个原因，很快下台，转任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此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严重影响党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渐渐冷静下来，见中央不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正式婚礼，并请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做证婚人。中央担心开了这个先例，别人效法，也没有答应。问题就搁置了一段时间。陈独秀虽然本人主张恋爱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也是肺结核，大口吐血。这种病有传染性，王辩为情，毫不畏缩，尽力服侍他。尹宽一时很悲观，想到自己会一病不起。有一天对王说：“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22]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的工作，然后，中央任命罗亦农任书记。王辩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们也只好收场了。

郑超麟说：当时去莫斯科读书的，有好几位女同志。她们在国内都有爱人，但到莫斯科后都移情别恋。为此，尹宽寝食不安，也担心王辩变心。当时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悬殊。一般女同志经不起“围攻”。但王辩是一个例外。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说尹宽多虑：“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里念念不忘你尹宽，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会。”事实也果真如此。可见二人是真心相爱，而且爱得很深。

1927年，王辩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宽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务和叛徒破获，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这样的革命情侣生活，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1926年与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陈碧兰说：“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年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23]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安徽共产党组织终于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王辩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宽还支持了一段时期，营救无效，以后也逃到上海。王辩出狱时已是1929年秋天。这时尹宽与陈独秀等人已转向托派——中共的反对派。按照莫斯科的标准，反对派就是“反革命派”。党中央向王辩介绍情况后，劝她不要再与尹宽见面。但往日的情爱，难以割舍，还希望用爱情的力量把尹宽拉回来。因此，她坚持要见尹宽。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尹宽住处相见。这时的王辩，已经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涩和稚嫩，她当即与尹宽及在场的郑超麟夫妇争辩起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劝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结果失败，她拂袖而去，从此再也不与尹宽见面。

痴情的尹宽，永远也忘不了王辩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某菜市场转悠，希望遇见王辩。直到解放后，他因托派问题入狱，遇见山东籍的人还要打听王辩的下落。后来终于打听到，高兴地对狱中的郑超麟说：“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早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时与蔡和森是一对情侣，后来结婚，是当时党内干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结婚的一对，人人羡慕他们是“模范夫妻”，“最佳情侣”。在男女关系上，她表现得很正统，很严肃，看不惯党内一些浪漫事件。开会或闲谈时，陈独秀有时拿男女关系的事情开玩笑，她在场就会正色严词地提出抗议，弄得老头子下不了台。别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称她是“党内马克思主义宋学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调北京区委工作后，她在上海发生了情变，爱上了彭述之（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蔡又奉调回上海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火车站未见她来接，引起怀疑。经多次盘问，她才讲出实情，说自己爱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团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加上团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代表开工作会议，向警予也参加。散会时，蔡站起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了妻子移情别恋的事。一下子场上气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许久不能说话，因为太出乎他们的意料。

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由她自己来决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说一句话。独秀说：“你究竟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她也没有回答。独秀提这个问题也的确让她难以回答，特别是当着大家的面，而且是当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个是丈夫，一个情人，叫一个女同志如何启口。于是，当场开了一个特殊而奇怪的中央会议，也许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当着三位当事人的面，讨论三角恋爱纠纷，并做出正式决定：独秀、秋白、国焘三人提议：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然后留驻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并不反对。于是便作为组织决定执行。为了尽量缩小这个事件对党的工作的影响，陈独秀嘱咐在场者对此事严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从组织决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职务和《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的编辑工作，由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碧兰接任。不久，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合，由同居而结婚，后来经过了几十年革命战争年代急风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验，一直白头到老，始终没有分离，倒是一对真正的“模范夫妻”。

其实这些事不必忌讳或隐瞒，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圣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爱问题上有些不妥，并不影响一个人的总体形象和评价。如上述王辩、尹宽、向警予、蔡和森，即使发生这类恋爱纠纷，谁会抹杀他们的革命工作、玷污他们的烈士形象呢？陈独秀本人更是如此。

[1] 《访问陈松年谈话记录》（刘禄开、李永堂记录），1979年7月25日、26日。

[2]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第85页。

[3] 《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4]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5]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第85页。

[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7] 吴琳琳：《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美陷于困境》，《环球时报》1997年9月14日。

[8]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1/306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9]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30/3055、297/3060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2～193页。

[10]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0/3076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279页。

[1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4、274页。

[12] 吴琳琳：《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美陷于困境》，《环球时报》1997年9月14日。

[13]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第227页。

[14]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页。

[15] 参见《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6]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第229页。

[17]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呼吁：捐助在纽约陷于困境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1997年10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为救助陈子美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3期，1998年2月。

[18]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关于陈子美在纽约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4期，1998年8月；《纽约陈子美来信》，《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5期，1999年1月；《陈独秀与中国》总41期，2004年6月1日。

[19] 孙其明：《陈独秀身世婚恋后代》，济南出版社，1995，第176页。

[20] 《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1] 《访问陈松年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5月25日、26日，林茂生、王树棣访记，未刊稿。

[22] 郑超麟：《记尹宽》，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第64页。本节有关王辩的情节主要取材于该书。

[23] 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174～175页。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陈独秀能抵制鲍罗廷、孙中山策划的控制中共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又能领导五卅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国民党组织内和实际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期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路线对帝国主义比较强硬，实施进攻的策略；在国共关系上，也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

但是，这条路线从1925年秋天以后，随着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变化，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是这年10～12月，德国先后与法国、比利时签订了边界协议，苏联认为这是欧洲吸收德国建立“反苏联盟”，助长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气焰。二是苏联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国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战争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于11月转胜为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乘机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国民党内，由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的强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来就一直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以冯自由、邹鲁、谢持等一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为首，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活动，终于在11月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非法通过决议反苏、反共，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抗。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而在广州，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员、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战，取得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胜利，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7月1日将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勾结英国帝国主义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刺杀了孙中山逝世后最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领袖廖仲恺，结果广东派中实力最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怀疑而驱逐出广州。许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被蒋介石接替。蒋又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原来被视为“中派”的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等人，也开始转变为“新右派”，对苏俄和中共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开要争夺革命领导权。戴季陶甚至公开散发他写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共信不立，团结不固”；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脱离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国民党的分裂，造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严重危机。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俄国外交方针和指导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党中央也被牵扯其中，后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当时，维经斯基在帮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却做好五卅运动的善后工作后，就与陈独秀共同筹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给莫斯科的两个书面报告中，表示了他与陈独秀共同的意见：对鲍罗廷的中共工作“一切为了国民党”的方针不满。他们认为从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动摇性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刺杀廖仲恺的事件来看，国共关系应当调整，即“采取与迄今为止不同的形式”，共产党要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县组建农民协会），而不是一味扩大国民党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报告中，在提到他与陈独秀商量的意见（将由陈独秀起草提供给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时，更明确地提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要从联盟转向联合。”“现在就需要采取这种过渡方针。”这里所指的“转向”，就是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为此决定：“不让新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说明，只有在采取这个方针的时候，中共对于国民党才“不一定要进入领导机构”，强调现在只做这个“转向”的“过渡”工作。[2]

这个思想的确是当时陈独秀的真实思想。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与共产派之间建立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单纯的国民党”号召时指出：

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3]

在公开的宣传和斗争上，陈独秀必须这样说，以维护共产国际的党内合作的方针。但是，实际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立场上思考那样，站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立场上，希望共产党能独立，退出国民党，成为一个“单纯的共产党”；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可以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联合行动。

这是陈第一次公开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这个思想早在1924年13日陈写给维经斯基信中，为反对鲍罗廷与孙中山策划国际联络委员会以控制共产党的斗争时，就有流露，指出：“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但是，这一次他明确说出这个意见，准备写进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并让维经斯基报告给共产国际，结果还是没有获准。陈独秀后来回顾说：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实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为了贯彻国际指示，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非但没有写进陈独秀原先提议、维经斯基也曾赞同的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反而批判了这个意见，指出：“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是一种很大的错误。”[4]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莫斯科最高当局不会同意陈的这个提议。

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在研究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决定：指示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5]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看了维经斯基的8月19日报告和加拉罕9月16日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后，就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毫不掩饰地以“老子党”的口吻责怪中共犯有“左”倾幼稚病。[6]

接着，瓦西里耶夫根据联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剧关系”的决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简称“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关系：

（一）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三）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四）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参加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指示还强调：“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接受指导”；“俄国工作人员尤其应在这方面接受指导”。[7]

这个指示精神，就是以“谨慎”和“避免加剧关系”为名，不仅令中共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全面退让，而且要主动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内的领导职务，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领导权。

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只凭一两个书面报告就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做出这样评断和指示，一味批评共产党符合实际的积极的政策，而丝毫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动行径。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原先保持共产党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的政策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

还应指出，这个指示与一个月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这个指示强调：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坚定地、但又必须非常谨慎地）争取做到，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最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基本上像我们红军所做的那样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黑体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举行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中共应当通过自己的同志来保持和争取参加并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工作”的决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联共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由强调保持中共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激进方针，转向中共向国民党退让，成其附庸、苦力，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酿成“陈独秀大革命悲剧”的转折点。因为，从9月到12月，如前所述在欧洲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这条路线的“转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是这样的。10月2日，瓦西里耶夫亲自给维经斯基回信说：“您8月19日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请看，把“无产阶级是领导者”的观点视为“左”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弃领导权吗？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后，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要求改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的提议，指出若“迷恋于这一新方针，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觉得广州就走在这条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例如驱逐胡汉民和解除许崇智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我们收到鲍罗廷发来的每一条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广州因左倾而在陷入孤立和毁灭”。[10]14日，他在给季诺维也夫转送维经斯基9月28日信时，又说：“我们对错误的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很显然，（中共）党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指维经斯基——引者）中有一种倾向，应当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认为，这里需要我们采取强硬的路线。”[11]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强硬的路线”，而莫斯科却要对中共采取“强硬的路线”。

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出广东，陈独秀党中央和陈延年为首的广东区委认为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也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表明莫斯科与中共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的巨大差异。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虽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放弃并自我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但同时还保留了向党外联合过渡的通道，如明确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为新右派：“在国民党内，假借‘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派。”并说：“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化。”为此决定：“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具体说来就是：“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各级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12]

必须指出，这里说的“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是指准备实行退出国民党的策略而言，而与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有本质的区别。

这次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左派”队伍中抽出来，共产党只是站在“赞助左派”的立场上，让国民党左派和右派自己去争斗。陈独秀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再包办代替国民党的事务，推动左派起来积极负责，也是从共产党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过渡方针考虑的。

对此，传统观点采用王若飞的说法，即批判这次会议把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机会主义轨道，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王若飞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

其实，陈独秀（包括维经斯基）对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国共斗争的形势、国民党左派没有力量、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左派”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议决案》就明确指出：“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13]7月13日，当孙中山决定利用右派进攻对共产党施加压力时，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导致后来“退而不出，办而不包”，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国民党”的总方针。

维经斯基在11月11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为自己和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制定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准备过渡到党外联合，推动全国的反帝运动——辩护，认为过去几周的运动表明，我们“正确地对待了国民党”。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在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击败右派”。[15]

对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党中央为一方，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两次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得到解决。前一次会议上“伏龙芝的信”和后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指示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做出，其有关内容如下。

（一）在中国反帝问题上，“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对此，决定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2.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睦邻关系；3.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4.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16]

由此看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国主义阵营全面退却。为此，中国也必须停止一切反帝宣传和行动，以免被人谈论“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在1926年4月1日召开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称这个新政策为“喘息政策”：中国革命“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因此，不仅苏联“需要延长喘息时间”，对当时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日本“需要作出让步”，并力求同中国现有政府“保持真诚的关系”；中国革命也要与苏联外交政策相适应，必须设法“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搁下“国家命运问题”，“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联共政治局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对此辩解说：这不能错误地解释为“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17]这种辩解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是一份迫使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关于对待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问题，联共中央认为：“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象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对中国现时政府方面也一样。”[18]——这是重温与吴佩孚政府联盟的旧梦。

（三）批评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维经斯基和上海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在推动反帝运动，支持冯玉祥反对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19]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20]

这就是要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为冯玉祥的人民军抬轿子，在南方为国民党做苦力。它的出发点，一是希望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讨好，争取吴佩孚政府对苏友好；二是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将来代替吴佩孚而建立一个对苏真正友好的政权。为此必须使中共屈服于帝国主义、吴佩孚和国民党。

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12月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传达斯大林上述“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时，再次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包括陈独秀）“太左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以外势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评维、陈的“计划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考虑欠周”，是斯大林的“最高指示”给予了“修正”。[21]

应该指出，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针对加拉罕、维经斯基执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联共支持冯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来考察，这条路线的确有“左”倾的色彩，但是现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且一刀切，连中共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右派都不允许，这使中共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实际上，联共中央对当时国际与中国形势的分析并不正确。因为无论国际或中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东方亮”，即使欧洲出现了联盟反苏的形势，并不意味着在东方就必然出现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状况。五卅运动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并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须实行退却。恰恰相反，南方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陈独秀实在有些想不通！

迄今已经出版的陈独秀诗集，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写的，中年的几乎没有，笔者在收集资料时，只发现一首他1925年秋写的诗，内容明显表示对上述形势特别是国际指示退让和四届二中全会上自己“退出国民党”意见被否定后的不满、消沉、希望、矛盾的心绪。

羁情脉脉感年芳，余梦愔愔入渺茫。

汉世只传方朔异，南游空叹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为鲈鱼亦归去，黄尘京国使人狂。[22]

乙丑新秋 夜坐偶咏调

独秀（陈独秀印章）

头两句表示了对当时形势恶劣和自己主张被否定后的低沉心情。“白塔”“黄尘京国”表明这首诗为作者在北京所作，应该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与北海湖之间（或在湖中划船），所以能看到白塔、明月，映照着湖中的荷花。假如北方的形势像国际所说这么糟糕，南方却充满着希望，即使不如张翰那样回归南方吃鲈鱼，我们也要回归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联共却从自己错误的形势分析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路线由进攻转向退却，并认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也应当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维经斯基被迫放弃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思想，然后再迫使陈独秀改变主张，毫无保留地贯彻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而贯彻这个指示，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五一五”整理党务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让步。经过周恩来的归纳，[23]过去人们把这“三大让步”，说成是形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标志。现在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绝密档案揭开了真相，完全是联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为，再强加给陈独秀党中央。陈独秀曾抵制过，但没有成功。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联共是怎样任意摆布陈独秀当猴耍的：先是陈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强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后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当陈这样做并取得一定成效时，又突然批评他“左”倾，又强迫他及中共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与苦力。陈本人的悲剧一是对社会的发展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原则，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摆弄；二是他领导的中共太弱小，特别是没有武装，也只有听人摆布。

国民党二大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一

关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原来的立场是十分强硬的，而鲍罗廷是右倾的。1925年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讨论有关国民党二大上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问题。陈独秀企图加强共产党力量，提议从一大时的3人扩大到7人。为此，3月2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谈到孙中山逝世后的形势及“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时，决定“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24]

但是，鲍罗廷反对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做了妥协：“同意最低限额——4人。”[25]

当时在上海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的维尔德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鲍罗廷给加拉罕的电报，并评述说：“上周，鲍罗廷同志在前往广州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会议进程、交换意见情况和相互关系，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觉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这可能是上次国际联络委员会事件留下的后遗症。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鲍罗廷还向加保证，他帮助拟定的《关于国民党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不会直接攻击右派”，但是，他却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只会待在租界里，在罢工之类事件发生后，才发出指示。他甚至强调说：“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26]似乎有改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之外，另一个根据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在联共档案中“没有找到”，但其内容自然主要是鲍罗廷的这个电报。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给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个口吻，只批评和管束中共，不谴责国民党右派。

其实，当时鲍罗廷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的主要矛盾是：鲍罗廷要求中共围着他这个国民党的顾问转，而中共力量有限，又必须开展全国的工作，难以满足鲍的要求。维尔德对此有较为公正的评价：“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同志的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确信，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它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此外，还向那里的农民学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虑到紧急派35名积极的工作人员到冯玉祥的军队，又派70人去河南军校，以及全国罢工运动的浪潮，那么应当肯定中央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可能。”由此看来，鲍罗廷对陈独秀党中央的蔑视和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少是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又瞎指挥。

但是，8月份，在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中广东地方实力派胡汉民、许崇智策划的刺杀廖仲恺事件。廖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重要的左派。而在上述鲍罗廷给加拉罕电报中，“胡汉民政府”本来是被鲍罗廷“看作是向较为革命的政府过渡形式”。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乘机利用廖案发生后的时机，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驱逐胡汉民、许崇智出广东，进而又利用国民党中枢出现的权力真空，其势力迅速膨胀。中共广东区委也利用这个形势，制定了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时执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即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共产党人的中央委员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鲍罗廷也别无选择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然而，远在莫斯科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广东形势变化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甚至对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继续执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为此不惜向国民党右派让步，更不要说蒋介石等名为“中派”的新右派了。

所以，尽管维经斯基11月11日的书面报告表示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帮助左派，击败右派，但是，最后，为了贯彻“九二八”指示和12月3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维经斯基再次被派来华“纠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叫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国民党二大问题。陈独秀被迫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将在第二次国民党大会上不增选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并且为了让对方能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还告知大会延期召开。在这次谈判后，中共中央在执行莫斯科妥协路线的前提下，确定了在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方针，并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这样在对待实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当时谁也没有认识的假左派蒋介石）问题上，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即打击右派和扩大左派，没有分歧，但对于“中派”，中央是“联络”，广东是“孤立”。然而人们不知道，特别是广东区委不知道，双方争论的背后，莫斯科在起决定的作用。陈独秀对于戴季陶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来是有清楚深刻认识的，他所以取“联络”政策，是因为必须服从莫斯科的指示。

结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在大会秘书长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使共产党人争取到了一些职位，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但在36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却有15人。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最严重的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只有一人。中执委和中监委一起开会时，就形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而且当时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陈友仁等，是很没有力量的。这就为比戴季陶还隐蔽的新右派蒋介石等上台、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辟了道路。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上中央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开始跳跃式上升。不要说莫斯科不了解情况而没有料到，连在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也没有料想到前门驱逐老右派，后门迎来更加贪婪、凶狠的“伙伴”。

这就是执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剧与国民党的关系”和“不吓跑中派和不无所谓地刺激右派”的结果。而紧接着在以下两个事件中，更加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二

国民党二大后，硕果仅剩的几个国民党左派分享了反对以谢持、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胜利、共产党同时退让的成果，汪精卫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三职，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共产党虽作了退让，也保留了中央几个部门和重要省、市党部的位置。特别是当时对国民党和广东局势有重要影响的以季山嘉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站在汪精卫和中共一边，而且对共产党倍加呵护。

为此，季山嘉明确反对莫斯科要求共产党从国民党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撤退的方针。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国民党二大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中国，在国民革命运动迄今所依靠的社会集团中，发生了角色的变动和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目前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以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姿态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离开领导岗位。”他特别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军，即所谓黄埔‘党军’”；“因为这个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个军的各个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团和连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退出国民党为时尚早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做分裂或离开国民党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需要预先为此掌握群众和为自己打下基础，那么我们离开军队……那就是幼稚的”。

然后，季山嘉提出了与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对立的四项“工作方法设想”：

1.共产党人的整个工作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该部也主管组建工农武装。

2.共产党人要进入相应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并以国民党名义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目的是防止这些组织产生右的倾向。

3.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部队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并把它们工作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4.部队中的共产党支部不公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27]

可以看出，季山嘉对共产党的确倾注了满腔热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共产党人不仅在国民党中央及高级党部内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也不小。在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特别是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共产党还掌握着10余万参加工会的工人和60余万农会会员，其中工人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汪精卫当时被莫斯科和中共视为第一个大左派，认为他继承孙中山遗志，贯彻三大政策，对鲍罗廷也十分依顺，“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并曾同意国民党二大选举时广东区委提出的使共产党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员会占多数的方案。[28]

广东以上这种状况，是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在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刘、杨叛乱战争中，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的结果。

但是，这种形势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隐藏着更大野心的蒋介石与其他各派，尤其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又说：“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29]4月9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30]可见他心中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也从老右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能公开地反苏反共，因为他当时毕竟羽毛未丰，还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即利用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努力，打倒北洋军阀和南方其他军事势力，包括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所以，他必须使用谋略。

黄埔军校中有一些自称是孙文主义学会人，与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有联系，主张反苏反共。他们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广州的商轮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黄埔港要求保护之机，由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假称“蒋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由广州到黄埔“听候差遣”。这时蒋介石不在黄埔而在省城。之后，又因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使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返省？蒋介石于是猜疑起来，认为自己没有调令，却调中山舰去了黄埔；而现在发现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舰调回省城；随即惶惶然联想起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共产党要干（掉）他”、汪精卫要“赶走他”的传言，认定此举是要“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的“阴谋”。蒋介石起初颇为踌躇，曾想离开广州退到汕头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转而与身边亲信密谋后决定，就地“反击”。20日，他宣布广州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和苏联顾问住宅。史称“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31]

事件发生当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苏联顾问团提议采取强硬方针，动员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集中，依靠当地驻防的共产党人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的第二、三、四、五、六各军，通电反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32]周恩来也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33]就是说出现了“反蒋联盟”。汪精卫更是站在这个联盟的一边。21日傍晚，蒋介石以探病为名访问汪精卫，只见汪“怒气勃勃，感情冲动，不可一世”。[34]当时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正回国述职，代理团长季山嘉支持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反蒋计划。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诺夫根据自己的判断，获得莫斯科批准后，决定对蒋取退让方针。

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诺夫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全体大会上做了六个小时的报告，阐明了为什么必须对蒋介石让步的理由，第一条就是“不吓跑大资产阶级”。他认为事件“是由三种矛盾造成的”：（1）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2）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向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方面摇摆）；（3）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是香港“政治买办”，“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面对这些矛盾，他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来直接实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务。”他认为“三月行动无非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此，他批评苏联顾问包括中共在广州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引起的后果是：“1.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可见，布勃诺夫为当时的广州描绘了一幅多么危险的图画，并认为这是引起中山舰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指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行为：“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在作战部队中政委有权签发每一道命令，在军事机关中政委有更大的权力，而且还有俄国顾问，他们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等等。对此，他提议“司令部不是以俄国顾问为首而是中国将领。这个方针当然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

具体对三二〇事件时的形势，布勃诺夫说：“在21日夜间我们接到报告说，20日行动可能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得出以下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由于作出这种让步，我们取得了某种均势。”[35]

从事件发生后一度出现“反蒋联盟”和蒋介石的冒险与心虚状况来看，布勃诺夫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即使苏联顾问团有对“中国将领”包办太多，监督太严的错误，也不能让中共陪绑，改正顾问团的错误，而牺牲中共的利益。

蒋发动此变，本来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并无必胜把握的情势下的冒险试探，所以，20日下午，他应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并表示他的行动不是针对苏联的，随后，又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呈书表示反省，自请处分。但是，蒋也没有想到，他的行为竟然把这位“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吓成这样。于是，布勃诺夫亲自出面与蒋介石谈判，蒋提出俄国顾问团包办太多等许多错误。布表示决定撤销季山嘉团长及两个副团长的职务并令其回国。汪精卫失望之极，先是隐匿不出，继之出走他国。所谓“反蒋联盟”立即瓦解。李之龙被查办，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全部被清除。蒋介石的试探性进攻得到了全面的胜利。

对这个事件，传统的中共党史著述多引用张国焘提供的谎言，说是陈独秀党中央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并派张“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纠正广东区委主张反击的“左倾错误”。[36]

张国焘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陈独秀党中央难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然后再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所以，张国焘的回忆一发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这个谎言，指出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没有派他去“执行妥协政策”。

实际情况是，上海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广州发生的事件，起初只从报纸上得到零星消息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因此除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变”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37]等到3月底，布勃诺夫回国路过上海，陈独秀才从其口中得到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并听信了布的一面之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三二〇事件的策动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意即与蒋介石无关，而蒋采取行动，是由于误信共产派有倒蒋阴谋的谣言。在驳斥此谣言时，陈又说了这样的话：“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38]

这说明，当时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广东区委及俄国人一样，还把蒋当作“左派”，不过是听信了右派的谣言。其实，蒋介石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的是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开始时，他要争取苏联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维持国共合作，打击公开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派，被苏联和中共视为“左派”。待到蒋反苏反共时，才把他视为“中派”和“右派”。这里，蒋有一个由“假左”到“右”、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中共对其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本来，事件既然已经由布勃诺夫代表莫斯科最高当局处理完毕，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从，无权改变了。问题就出在陈独秀还不想完全盲从，对布的话还是不放心，想有一点独立性，像过去对鲍罗廷那样，了解事件的详情，特别是了解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介石的态度后，再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采取自己的政策，以资补救。于是，他一面决定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陈独秀甚至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但是，张国焘去后，没有及时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对蒋政策：

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它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均中央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广东省委员），并指定彭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与鲍罗廷商讨上述政策。

但是，当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电报告鲍罗廷4月底到达广州，彭述之起身赴粤时，鲍罗廷已经先两天返回广州。他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认为“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作，势必退出国民党”；而“这个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莫斯科是不能允许的。他“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等代表的广东派）的反革命政变，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击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39]

由此可见，鲍罗廷和布勃诺夫在执行莫斯科退让路线上，出发点是一致的，把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老右派开除后还留剩的广东系右派的威胁视为最大的危险，把克服这个危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这次鲍罗廷说出了对蒋的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是为了利用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鲍罗廷就是以这个策略说服了最初主张反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斯大林后来公开把这个策略比喻为“榨柠檬汁”，宣称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40]鲍罗廷、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目的在于利用蒋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离开莫斯科的驾驭而成为反苏势力。其实他们对中共也是这个策略。不过陈独秀经常闹一点小脾气，动不动要一点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独立性”。对此，莫斯科用组织纪律和不给武器、少给经费以及所谓“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之类措施，很容易把他制服了。但是，蒋介石对苏联来了一个“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钱和武器壮大后“反戈一击”，要置斯大林和中共于死地。斯大林有强大的苏联作作盾，输掉一局无所谓，中共就不一样了。在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争斗中，夹在中间真正被双方利用的、牺牲最大的是对中国革命满怀忠诚而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

整理党务案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三

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后，大喜过望，立即酝酿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主义，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

此案当然也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这个史实，过去为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被长期埋没，1975年彭述之在批驳张国焘谎言时，才揭露出来；周恩来也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无意中作了旁证：党中央派彭述之来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41]

其实，当时鲍罗廷已经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且在彭述之组织的中共“特别委员会”上申述了与在三二〇事件上对蒋让步一样的理由。彭述之能有什么办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办法，就是陈独秀党中央的“反蒋计划”和退出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外联盟，[42]不能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三，即使他没有办法，亦不应把这次陈独秀党中央无权无法改变的莫斯科的让步，作为“罪恶”都扣在陈独秀一人身上！

蒋介石给莫斯科的交换条件是答应进一步打击他们最害怕的广东系右派，逮捕了吴铁城（公安局长），赶走了孙科（原广州市市长、孙中山之子，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和伍朝枢（广州市长，离粤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关监督及外交秘书职务，古应芬的内务部职务也将被撤销。而这些也是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得意扬扬地向莫斯科汇报说，这样处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43]

这充分说明，苏联在这场交易中是如何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鲍罗廷手中又怎样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筹码的。

鲍罗廷又反过来再给蒋丰厚的回报，竭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蒋假意“惶愧力辞”时，鲍竟声言蒋若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顾问一职。[44]

就这样，通过这次交易，鲍、蒋二人的互相信任达到了别人无人替代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只有两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45]

综上所述，所谓陈独秀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让步”，都是联共、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让步，陈独秀中共中央曾经抵制，但是被否定了，进而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又不得不违心地服从。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组织部长）、林伯渠（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等，不得不全部辞职，而且紧接着应蒋的要求，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也全部退出了学校（从此，该校成为专门培养蒋介石嫡系将领的基地）。而蒋介石则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为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彻底失败，种下了总根。

所以，陈独秀后来愤怒地指出：

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派远东局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46]

事后，连一位国际代表也承认：“整理党务案”“是在蒋介石直接施加压力情况下并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装示威之后通过的，不是根据同共产党人的协议，而是为了反对他们而通过的”。[47]

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后来的联共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恰恰把这三次让步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反扣在陈独秀一人头上，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冤案。

经过这次“整理党务案”事件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成党外联盟。他认为这时实行这种转变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并将其写进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但是）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些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48]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陈独秀的这个要求和主张。

而且，正是基于这种退出国民党的立场，陈独秀才在这封信中说：“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可是，传统党史论著，均以此证明陈独秀是接受“整理党务整理案”的。这是多么惊人的对历史的曲解。

反对北伐风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多次依靠南方军阀进行北伐，都未出师而夭折，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遗嘱的中心思想。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自认是孙中山的第一继承人，高唱“继承总理遗志”，无论是统一中国，还是实现他个人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拿破伦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打倒北洋军阀也是其实现民主革命纲领中“打倒封建主义”的具体目标，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问题，并做出“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的决定。

陈独秀虽因在上海患伤寒“失踪”未参加会议，但事后对这个决定是拥护的。

3月1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进一步表明支持北伐的态度：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纳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对势力所包围而陷落。[49]

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的思想，与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在这次北伐问题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了；革命不能在广州等死，必须向外发展。在经受了“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的打击后，鲍和广东区委以及陈独秀中共中央，都迫切地期望如此。而鲍与陈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饱受莫斯科和国民党双重打击后的陈独秀情绪消极，只得跟随鲍罗廷走，简直到了鲍唱陈随、亦步亦趋的程度。

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莫斯科这次对北伐的态度，出现了与鲍、陈相反的情况。他们遥控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为了推行所谓的“喘息政策”，它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妥协。而如果国民党北伐，一是必然引起各帝国主义攻击与国民党结盟的苏联；二是有可能在中山舰事件上使莫斯科大丢脸面的蒋介石新右派集团在北伐中迅速壮大，使其在国民党内的夺权行为合法化，越来越难以为莫斯科所驾驭；三是担心北伐导致北方张作霖、吴佩孚进一步联合进攻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为此，早在1925年12月3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为会议决议的斯大林指示就说：“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50]

内容类似的决定还在1926年4月1日、15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一再重申，并指示中国。直到1926年5月6日的联共中央政治会议得知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北伐实际上已无法阻止，而且湖南唐生智由于受到吴佩孚的压迫，请求广东政府支援，否则广州将失去湖南这个屏障。于是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在坚持原议的前提下做出一点松动：“（苏共）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但是，这月20日，斯大林等人收到布勃诺夫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又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拧紧了反对北伐的螺丝，“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51]

在以上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莫斯科如此三令五申阻止北伐，但没有成效。鲍罗廷显然由于赞同北伐或感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法阻止北伐，对莫斯科的指示置若罔闻。于是，联共政治局责令共产国际直接向中共中央施加影响。1926年6月，忠于职守，既认真执行莫斯科指示，又努力保护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趁奉命来华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会，尝试调解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北伐问题上的关系。他在这月11日报告莫斯科说：

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52]

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把说服陈独秀中共中央改变支持北伐的态度作为第一项任务。21日就做出决定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53]

虽然从1920年建党以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情谊深厚，但前者很快发现，这次劝说陈改变对北伐的态度，远比当初劝他建党难。维的理由就是莫斯科历次决定中反复重申了的，但陈对此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抵抗的理由也是之前的。在6月30日举行的远东局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这样表示：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一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54]以致维在第二天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哀叹说：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是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

但是，维经斯基远东局没有放弃，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中国实际中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情况：蒋介石已经利用准备北伐向工农人民进攻了，他让右派（叶楚伧）领导农民工作，“广东开始了豪绅向农民的进攻时期”。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维经斯基着重指出：

（广州政府的）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里，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元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55]

因此，维经斯基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56]

这对于广州的革命都要特别是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情况。原来，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从一个根据——广州政府内外危机——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伐，对外发展；反对北伐，巩固内部，互相拉锯平衡。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蒋介石利用北伐加强独裁，还加强对工农民众的进攻。这个砝码加在反对北伐一边，平衡随即被打破。陈独秀在经过维经斯基耐心劝说后终于惊醒，倒向反对北伐一边（后来维经斯基与鲍罗廷辩论时说：“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长时间交谈后写的。”），并且立即行动。首先统一中共中央内部思想。于是出现了郑超麟（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回忆的情况：

某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办公室开会，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两票对两票。反复辩论了几次，最后，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张国焘不也回骂，默然了（这反映了陈的威望，也暴露了陈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引者）。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然后，7月7日，即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前两天，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完全接受维经斯基所说的观点，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北伐观与解放人民的问题联系起来，揭露并反对在当时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北伐，主张准备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文章写道：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

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

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57]

文章最后指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地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从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察，陈独秀这篇文章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看透了蒋介石急于北伐的用心，坚持了共产党人堂堂正正的革命立场。后来北伐战争的实际进程，也证明陈独秀的这个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历史必定要走曲折的道路，北伐已经无可阻挡。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击和压迫的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反蒋派人士却积极拥护北伐，他们想从北伐中摆脱身处的困境。为什么这两个事件对鲍罗廷也是一种打击呢？因为，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鲍罗廷对其在中国两年的工作成绩十分自负，甚至在北京对来华将去广州考察的布诺诺夫使团吹牛说：

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我们从那里赶走了帝国主义，正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今后……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我们在那里已经不是外人，我们毛遂自荐，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

在广东几乎没有军阀，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在中国其余地区的那种军阀……但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蒋介石、谭延闿、吴铁成（原文如此，应是李济深，因为吴是警察局长，不是国民军军长——引者）和朱培德无可非议。[58]

可是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给了他一闷棍，彻底否定了他对广州局势乐观的估计和对蒋介石“完全可靠”的评价。布勃诺夫对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对苏联顾问的严厉批评，更是对鲍罗廷这段吹牛话语的最辛辣的讽刺。鲍罗廷在受此刺激和打击后，决心对蒋进行报复，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农的力量，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二是看不起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中蒋介石与其他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上，把革命变成单纯的在上层“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为此，他为北伐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但蒋介石和“保定派”（当时除蒋为军长的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出身——引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从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59]。

中共广东区委受鲍罗廷的影响，更饱受广东系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压迫与欺侮，积极拥护北伐，企望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进行报复，打倒蒋介石。

广东地方军政集团和其他非蒋势力，包括国民党左派和第一军除外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蒋介石离开广东或摆脱由俄国全力扶持（特别是军事援助）的蒋介石军事独裁。也有少数人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及孙科，怕蒋介石在北伐中强大起来而加强其军事独裁，对北伐心存疑虑。

所以，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一发表，广东一片哗然：国民党“中派及右派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接受黄埔同学这个控告后，开会讨论，李济深第一个站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60]

9月1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场和观点，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61]

在当时北伐已成大势的情况下，陈独秀能看透蒋介石北伐的用心，并力排众议，提出反对北伐的主张，固然表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但也表现了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因为当时是否北伐的决定权，在广东方面，主要是蒋介石、鲍罗廷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做出了反对北伐的决定，广东国民政府还是在7月1日誓师北伐。陈独秀7日发表的反对北伐的文章成了马后炮。而且由于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发动革命群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蒋介石”放在首位。于是，当中共广东区委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时，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62]所以，后来周恩来批判陈独秀说：关于在北伐中对蒋介石的方针“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63]

把北伐中帮助蒋介石坐大的罪责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真正反对打倒蒋介石而且大力帮助蒋介石的，是莫斯科。因为，他们见北伐一路凯旋，7月12日攻取长沙，9月就攻克汉口、汉阳，莫斯科立即改变原来反对北伐的态度，倾全力帮助蒋介石。结果，即使中共广东区委和鲍罗廷想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打倒蒋介石的企图，也成了泡影。与蒋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额经费及武器供应相比，在上海的陈独秀党中央既无钱又无武器，拿什么“打倒蒋介石”！

所以，对于陈独秀来说，不是要不要反对北伐、要不要反打倒蒋介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反对北伐、能不能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很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双重压制下，陈独秀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尽管他作为中共总书记和他那特殊的个性，为捍卫党和革命的纯洁性还要出来顽强地表现一番，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陈独秀当然知道是徒劳的，不过是再一次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骨头精神！

[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55、656页。

[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93页。

[3] 《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05～406页。

[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65页。

[6]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78页。

[7]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95页。

[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57、658页。

[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65页。

[1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04页。

[1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13～714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16、417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86页。

[1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07页。

[1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8页。

[1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740、721页。

[17] 《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1926年4月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94～198页。

[1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0页。

[19]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页。

[2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0页。

[2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3、744页。

[22] “方朔”，即汉代大臣东方朔，传说以怪异的方式推进改革而闻名。“鲈鱼”“归去”，指的是西晋大司马张翰因不满朝政，提出辞官回家乡苏州吃鲈鱼去。

[23]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24页。

[2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90页。

[25]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3页。

[2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2～614页。

[2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8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82、85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参见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陈孚木当时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欧阳钟报告》及《欧阳钟供词》，1926年3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

[33] 《关于1924年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5] 参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99、100页。

[37]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页。

[38] 《广州事变之研究》《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9]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6、7、8页。

[40]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27年4月5日。这个讲话由于很快被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所嘲弄，没有见报。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刊于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第389～390页。

[4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42]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8页。

[43]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4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蒋介石同留守后方将领们会见时的谈话》，1926年7月26日；《鲍罗廷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附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65页。

[46] 陈独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组织机关报《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39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98～99页。

[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81页。

[5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页。

[51] 以上分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241、268页。

[5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3页。

[53]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1页。

[5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17页。

[5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20页。

[5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9页。

[57] 《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8]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17日于北京，《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47、120、140页。

[5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69页。

[60]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9～80页。

[61] 《向导》第171期。

[62] 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6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由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是从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开始的。共产党一般称其为“第一次大革命”。后来由于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大革命，遂将革命推向高潮。但由于国共两党追求的目标不同，革命一开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存在两条路线和两种命运。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追求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共产党的目标是追求人民的解放，至少在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是怀着这种纯洁而崇高的理想。他们希望北伐战争能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虽然，这一点，当时他们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也由于党的纲领所定，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理想主义者往往只见遥远的目标，不考虑当前的实际。上述在北伐开始后召开的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还在做这样的决议：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这次北伐开始后的重要会议，竟然根本不提北伐，也不制定对北伐的对策，完全是准备另一套共产党武装暴动的方案，把北伐战争让给国民党去进行。

陈独秀对北伐战争消极，就来积极进行自己的“国民革命”，俗称“大革命”。它的目标是要解放工农大众；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北伐战争”，目标是打倒北洋政权。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与国民党的北伐宣言唱反调，提出走国民会议的道路：“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国民会议的运动“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并且为这一运动制定了一个23条“共同政纲”。[1]

北伐战争在当时被视为革命的武装打倒军阀的武装。而陈独秀党中央却高喊什么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是，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很快被淹没在北伐军胜利的号角声中了。但是，共产党依靠民众进行工农革命的原则不能变。于是，陈独秀党中央立即修正了自己的态度，首先，7月25日，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指出：“这次国民北伐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应该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2]接着在31日，又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一改原来对北伐悲观的估计，承认“唐生智已占长沙，迫岳阳……北伐军大有长驱而下湘赣进窥武汉形势”；“北伐军之胜利，已唤起了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小军阀均有输诚革命政府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次，中共中央决定把北伐战争与国民会议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各地民众积极响应北伐，赞助北伐的同时，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伐胜利的地方，使之成为“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渡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总之，建立解放民众的民主制度：“从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3]

应该说，这是陈独秀独立自主制定的路线，体现了陈独秀思想中一贯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个策略生不逢时，与蒋介石追求的“军事独裁”目标不相容，而对中共起支配作用的莫斯科，见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如此不堪一击，被自己低估的北伐军如此胜利进军，也一改原先反对北伐的方针，对中共的民众运动和民主政权不感兴趣，一心想靠有军事实力的蒋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于是，陈独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时陈独秀正当壮年，又有最美好的理想——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那时是革命潮流向上时期，陈独秀不可能认识到，暴力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以暴易暴，很难产生民主政权。蒋介石等军阀决不允许自己打下的地盘上，建立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政权。

同时，陈独秀起先明确反对北伐，现在又连发指示拥护北伐，虽然转变得较委婉，但始终没有做坦率的自我批评。郑超麟评论说：这样，在干部中，“对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很大的打击。张国焘认为，当初不是我错了，是陈独秀错了。瞿秋白也是这样认为的”。[4]

在汪、蒋之间

陈独秀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路线，就立即行动起来。在7月31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一号》中，分别对广东根据地、湖北、江西等战争地区及东南与北方非战地区做出了不同的工作指示，总的精神是，“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即在北伐中要“保护民众利益”，“要求政权的民主主义化”。因为，这时的广东和北伐军占领区内，已经出现了陈独秀担心的情况，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有以下记录。

张太雷说：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有较广泛的开展，北伐后，借口筹措军费，“在农民中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说他反对北伐。当地的市政府官员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实际上是反对农民的。广州的县长（宋子文）为了支持豪绅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处对农民发起攻势，或许不起义的农民运动就会被击溃”。

关守森（音，广东区委组织部长）说：“在北伐的借口下，他们想取消结社的自由”；“东部地区卫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农会。他宣布，他将把反对当地市政官员的行动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行动，作为反革命予以惩处”。

彭湃说：“在汕头，蒋介石的走卒何军长（何应钦）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演说，在北伐期间，罢工就是反革命。”

总之，正如参加这次调查的鲍罗廷也承认：“这次北伐使蒋介石发动的政变（指三二〇事件、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为这一政变内容的整个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5]

于是，陈独秀对北伐战争的发展更加警惕，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农民众运动上，企望以工农运动的力量战胜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势力。但是，一心想利用蒋介石进行投机的斯大林和鲍罗廷，醉心于在上层玩弄权术，不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他们只要求工农民众做北伐军的带路、侦察、修工事、救护伤员等苦力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武装起来，更不允许进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北伐开始时，鲍罗廷甚至公开对陈独秀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6]鲍罗廷为中共规定的任务是：“应当集中精力在工会和农民当中做工作。共产党人应当知道，蒋介石现在在前线作战，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要支持蒋介石。他们应该对北伐完全放心。”[7]进入9月份后，由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再加上唐生智率领的第四、六、七军在湖南、湖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实力迅速增长，而蒋介石率领的第一、二、三军在江西战场上屡屡失利，威望下降，于是，鲍罗廷为雪耻加紧进行所谓“迎汪抑蒋”（把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接回来）“以唐制蒋”活动。这种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非蒋系军官及共产党内不少人的支持。

蒋介石鉴于“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派人到上海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赴武汉，“请C.P.勿赞成汪回”，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执着于民众革命和国民会议运动、光明磊落、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不屑于鲍罗廷的谋略，向蒋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我们赞成汪回”，但有三个条件：“1.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8]对于蒋、唐关系，陈独秀党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是：“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9]

这就把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原定的在北伐中“来一个我们的三二〇，打倒蒋介石”的设想，完全否定了。陈独秀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针，除了莫斯科不允许在北伐胜利声中倒蒋之外，他认为国民党中的其他人并不一定比蒋好，正如他过去一贯反对孙中山北伐取“联甲倒乙”方针一样；另外还想给蒋介石一个回头的机会，因为对于蒋介石这个人，不仅陈独秀，包括全党和共产国际，的确还看不透。而陈独秀的根本思想还是把希望放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上，不论是北伐，还是革命。所以，陈独秀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向党内进行解释。

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取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得比蒋好……（我们）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10]由此看出，陈独秀对蒋还抱有幻想，反映了他常常动摇和妥协的弱点。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通报16日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席会议的结论：认为北伐后广东政府勾结反动势力摧残工农学革命民众，出路有三：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第一办法太危险，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11]可见，“蒋汪合作”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是远东局的方针，归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针，陈独秀不过是奉命执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揭露蒋介石突然提出迁移国民政府阴谋，企图以军挟政，要求“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各省组织自治政府，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减少军事独裁倾向”。[12]

同日发表的《中央局通告》，再次重申“汪蒋合作”“蒋唐平衡”，“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与汪精卫”，“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强调：“照以上办法，既迎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通告最后重申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之全部意义。2.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13]

其实，由于北伐进展顺利，斯大林和鲍罗廷越来越信任蒋介石，所谓的“利用”，变成了“依赖”。因此到11月，鲍罗廷及其影响下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中共广东区委和两湖的中共党组织，放弃了当初“以唐制蒋”的策略，改成“扶蒋抑唐”。为此，陈独秀党中央在9月11日专门致函广东区委，批评他们受了蒋介石的影响，意在“扶蒋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错误”。不久即证明，陈独秀的预言是多么的正确，他始终对北伐的胜利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蒋介石的用心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陈独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础上（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思想，表现在他10月17日给各级党部的信中：

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湖南矿工各省路工外，别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都能够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谈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14]

接着在陈独秀给11月5～6日给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的材料《陈独秀论农民问题》中，提出：“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15]

在这份材料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纲领，其中心内容是“减租减息”、农村政权归农民，带有农村自治的“民主”性质，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温和的、实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后，被联席会议通过。

为此，11月中旬，陈独秀党中央还特别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农委”），任命毛泽东为书记，成员有彭湃、阮啸仙、陆沉等七人。农委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湘、鄂、赣、豫、川各省农民运动，并开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11月15日，中央局决议做出了《目前农运计划》，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并具体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点地区与注意事项。[16]

过去，陈独秀曾被指责为轻视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农民运动。这些档案材料充分说明，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也是陈独秀党中央培养起来的，陈一开始就把毛泽东放到中央农委书记的位置上。而当时进行农民运动的资历最深、成绩最大的是被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联系到中共三大前，陈独秀点名调地方干部毛泽东到中央出任其权力相当于委员长的中央秘书的事实，陈独秀对毛泽东真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毛泽东是陈独秀最早相中的“千里马”。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只是反对毛泽东式的“过火的农民运动”和无法执行的莫斯科极左的农民运动纲领。

以上史实表明，陈独秀在蒋介石独裁势头无法抑制的情势下，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这就出现了蒋介石军事北伐与工农运动竞争的形势。但由于起决定作用的莫斯科站在蒋的一边，注定了共产党工农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总之，陈独秀反对鲍罗廷、斯大林在上层玩弄政治计谋，主张主要依靠工农进行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保护民众利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革命也好，战争也好，不应该拒绝计谋。当时斯大林（鲍罗廷）与陈独秀双方都走入了一个误区：把群众运动与上层的斗争割裂开来；他们也不懂得北伐战争与民众运动也是互动的。

如此看来，对待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四种方法。两条路线是：一条是斯大林和鲍罗廷的路线，依靠蒋介石的单纯的军事北伐路线；另一条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远东局）的路线，在不反对北伐的条件下（因为北伐已经胜利展开），主要依靠工农运和动国民党左派的路线。四种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是利用（实为依靠）蒋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鲍罗廷看出蒋在打下南昌后有反苏反共倾向，开始在上层倒蒋；维经斯基主要依靠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但为保护中共，主张以国民党左派为主；陈独秀在屡次退出国民党、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被推翻后，反对鲍罗廷的策略，执行远东局的方针，但对国民党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力量为主。就是说，他与远东局之间也有差异。

尽管如此，维经斯基还是比较支持陈独秀党中央的方针。他在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两次写信或致电莫斯科，以北伐胜利造成的工农民众受压制、蒋介石军事独裁倾向加强的危机为理由，批评鲍罗廷“三二〇”以来对国民党上层“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策略，要求“撤换鲍罗廷”，并准备推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争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即国民党左派——引者）”的政权，坚决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并认为只有坚决斗争，“才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7]

维经斯基的这些信和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怒。因为三二〇事件对蒋介石的让步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苏联国内严密封锁，不使其成为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口实。维经斯基偏偏要触动这块心病，斯大林自然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斯大林被北伐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和成功的，早在9月23日，北伐军打到武昌时，他就在度假胜地索契欢呼“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18]所以，斯大林先后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严词拒绝维经斯基的主张和建议，批评他是“左的幻想”，说这种错误会吓倒国民党并“使它向右转结成联盟”；批评他“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为时过早和极其危险”；不准发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批评发动农村斗争“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19]1926年10月，共产国际甚至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进行土地运动，[20]而这时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精神十分明确：在北伐进行中，禁止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特别禁止进行工人夺取政权、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运动，只维护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政权。这与鲍罗廷推行的策略完全一致。所以，接着联共政治局不仅不撤换鲍罗廷，还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进而改组远东局，维经斯基被撤职，并置远东局于鲍罗廷领导之下。[21]

这样，就使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线与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线发生严重冲突，而胳膊扭不过大腿，陈独秀自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关于这一点，维经斯基在下台前曾有深切的体会。

三二〇事件后，由于莫斯科认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陈独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破坏莫斯科的基本路线，直接威胁到苏俄在中国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事件后，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中共的控制。

第一，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用布勃诺夫的话说：对中共，特别是“对广州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把对它的领导工作与我们在全中国的政策结合起来”。[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则参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中央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23]。

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必须经过远东局批准，而远东局必须请示莫斯科。如此实行仅一个月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承认：对中共中央“我们远东局起了领导作用”，“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还发生“不经党中央的事先决定就派俄国同志到党的地方组织工作”的情况。这样的文字似乎是在做检讨，但并不想改，所以远东局三个月工作总结还得意地说：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我们还要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24]

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中国的局势复杂，远东局……胜任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他们发现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第一点，陈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而不是像他们和莫斯科那样“满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回答”（即就事论事，甚至颠倒黑白地说蒋介石的挑衅是中共的“左”倾错误引起的）。这表明陈独秀在某些问题上比远东局高明，看到了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由此，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自以为可以“在莫斯科领导远东的工作也是十分错误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由此导致的后果反而教育了远东局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莫斯科的路线有问题。特别是当时任远东局书记的维经斯基，一直比较同情中共的困难处境，一度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和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的主张。他认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线，对于中共来说，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抱怨说：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要事事迁就国民党；既要领导国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又不能担任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利用”，以致国共合作本来是要“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实际却在走向军事独裁。

对此，维经斯基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了解了这些，“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26]

维经斯基当时已经是一个得到过列宁赞赏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在中国工作几年后，竟有如此的认识和感慨，那么，对于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来说，执行这样一条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线，将会遇到怎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陈独秀生来就具有挑战困难和顽敌的品性，从北伐军打到杭州开始，中共中央连续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另一方面则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装暴动，更是为了抵制蒋介石到上海反共的图谋。因为这时，他已经基本上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

1926年9月1日，北上的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挥师东进，攻入江西，与在福建作战的北伐军同伐孙传芳部队。孙两面受敌，抽调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防务空虚。同时，10月16日又传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向上海进发。上海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因与孙有矛盾（孙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务帮办、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所以虞极反孙”，极希望共产党帮助其“取得上海政权”。[27]曾在孙中山时期策划过武装起义的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活跃起来，“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28]由中共上海区委出面，组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暴动。1983年公布的档案材料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这次暴动“以商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引者）为主体”，“以国民党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引者）二人为主力”；在未来的市政府中“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不拿政权”；“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29]当时钮永建号称有1000人（实际只有100余人），上海工人纠察队也只有200多人。

这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幼稚。以如此的实力，何以夺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民众的自由是靠民众政权保障的，何以由资产阶级政权所恩赐？

结果，10月23日，上海工人仓促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当天就因夏超部队被孙军击败、钮永建及其联系的起义部队临阵动摇，使工人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于是，传统观点又给陈独秀加上一条“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罪状。其实，正如上述在暴动前一天（10月22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电报所言，这次暴动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正是远东局定的方针。陈独秀只是在上海区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方针而已。维经斯基的电报称：“南方军队最近取得的胜利使孙（传芳）开始崩溃……反孙斗争正在上海广泛展开，12个月前采取的在争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帜下将孙逐出上海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排除在最近几天内成立由商人和国民党组成的、主张正式或非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委员会。”[30]

维经斯基反对鲍罗廷在上层“玩弄权术”，而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为主，加上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制蒋。殊不知国民党左派十分软弱，所以，他及远东局的策略就夹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而结果往往徒劳，不得不服从莫斯科，同时又同情并说服陈独秀党中央执行莫斯科的路线。

上述莫斯科对维经斯基的批评和惩罚，首先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失败后做出的。由于他最早看出了“利用蒋介石的策略反被蒋所利用的危险”，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他首先遭到整肃。大革命后期，特别是武汉时期，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实权掌握在鲍罗廷和罗易手中。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第一次暴动失败后第二天，中共上海区委就总结经验，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次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毫无力量，不要把他们力量看大。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的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为主体”。[31]这个方针成了陈独秀党中央指导以后两次暴动的指导思想。远东局在事实教训面前，也不得不违背莫斯科指示，默认这个方针，放弃让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暴动和掌握政权的计划。

北伐的形势发展很快。但是，随着东路军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明显地暴露出来。1927年初，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领导人，要求迁都南昌，以实现他以军制党的个人独裁，制造了一场迁都之争，在中共、鲍罗廷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击下，蒋败，但革命阵营的分裂公开化了，各种反动势力都朝蒋走来。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大资产阶级势力甚至与奉系军阀公开联络，相互勾结。2月21日，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公开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推翻三大政策，并且唆使党徒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工农组织，杀出反共第一刀。接着，从九江、安庆，在北伐的同时，一路反共，杀到上海。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见此情形，怒不可遏，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和批判。

1月21日，陈独秀借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发表文章，对蒋介石与各方反动势力勾结和革命形势的危急做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接着，他列举了报上刊登的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安福系、上海的买办阶级等所说的引诱蒋介石反共反苏的话语和给予的一系列互利互惠的条件，惊问（实问蒋介石）：“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进而又说：

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32]

过去中外学者在批判斯大林时，都说只有托洛茨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提出过警告，斯大林被北伐的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去！以上证明，比托洛茨基早三个月，陈独秀已经用十分明白的语言，发出了这个警告。

2月16日，陈独秀又以“实”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呼吁人们：“留心着，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33]同期又以“独秀”发表《张作霖宣言之解剖》，以张作霖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之宣言，呼应上文指出：张作霖“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34]

3月12日，针对蒋介石2月21日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陈独秀又发表文章指出：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之自然流露”。[35]

3月18日，陈独秀发表题为《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一文，直接在标题中点蒋介石的名，警告蒋介石：“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要求蒋介石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煸惑、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3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军打进浙江省时，中共中央决定既不想完全让北伐军攻占上海，也不等到北伐军攻打上海时扮演配角帮助拿下上海，而是抢在北伐军攻占上海前，亲自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所以，暴动目的宣传上是配合北伐，实际相反，主要是反蒋，与蒋争夺上海市政权。这充分表明，陈独秀党中央已经完全认清蒋的反共真面目，不再对他抱有幻想。正如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1月25日传达中央指示时所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C.P.，而爆发直接冲突。”[37]2月16日，在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举行第二次工人暴动时，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又称“士炎”）强调了这次暴动“革命的前途”“反蒋”的性质，按照“中央及国际报告”大纲，要有系统地做好宣传工作。他又说：中央“要我们赶快做反英运动”；“现在蒋介石要来，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会议决定：“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表示民众力量”；“我们现在要给民众知道，蒋实反革命，说北伐军、国民政府很好，而蒋不好，再将蒋之罪状宣布，特别是工人群众。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38]

第二天上海区委发出的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更是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宣传”，并且列数了蒋介石的九大罪状。[39]

因为当时北伐表面上还在胜利进行，蒋又是总司令，所以反蒋斗争必须讲究策略。“只用口头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时，也只揭露事实，不予声讨。这是陈独秀提出的方针，他本人发表的以上文章就是这样处理的，即使点到蒋的名字也是只讲事实或客观反映报纸上的报道。

所以，陈独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1927年1月、2月，已经开始反蒋运动。与鲍罗廷及武汉不同的是，上海是依靠工农民众的力量，而武汉是依靠上层。

但是，由于武汉国民党上层实际控制在软弱无力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手中，他们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防止蒋介石向反共独裁方向发展。所以，陈独秀党中央在3月13日直接致函国民党中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打倒军阀“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接着责问武汉为什么不反蒋：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且有“蒋介石……现在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请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的这篇演讲。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40]

此函表明，陈独秀不仅对蒋介石不再抱有幻想，而且对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不抱希望了。这就促使他下决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不顾莫斯科的态度，在身边的远东局的默认下，独立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19日至23日，中共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但是，仍由上海区委出面组织，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在总同盟罢工后立即转入武装暴动，给敌人留有时间调集力量，结果又被镇压。工人被迫在24日复工。

在这次暴动期间，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但是当罗亦农、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与吴稚晖商量时，吴竟认为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抗议”。罗亦农等解释此委员会仅为对付军事，吴才勉强同意。同时，23日，陈独秀亲自致函吴稚晖，驳斥右派散布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谣言，望吴“万勿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41]

同日，共产党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再发动第三次暴动，陈独秀亲自参加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扩大武装组织，准备再次暴动。会议还决定成立指导第三次武装暴动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位优秀的中共领导人组成。这就坚定地表示了中共亲自掌握这次暴动领导权的决心。

与瞿秋白的分歧

但是，在暴动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始终不敢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与瞿秋白发生尖锐的对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动前夕，上海区委动员暴动的活动分子召开会议，瞿秋白要求参加会议，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则让彭述之而非瞿参加。彭代表陈独秀党中央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做报告时，没有提出“工人夺取政权”的口号。瞿秋白知道后，提出一个新的暴动提案，指出了彭的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并担心国共合作局面的破裂（这在当时的远东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拒绝了瞿秋白的提案。他们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领导暴动，参加新政权，但只能建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联合政权，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不能排挤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按照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状况，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在当时革命高潮时期思想“左”倾化的氛围中，这种思想容易被视为“右倾”。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动引向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评过陈独秀。这时在他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严厉指责党在“二暴”中的错误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即没有竭力鼓励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42]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评当时有崇高威望的“老头子”陈独秀，只敢批评紧跟陈独秀的党内第二把手彭述之。因为，他写了《意见书》后就离沪去武汉，埋头撰写长篇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又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批评“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批评1923年以来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放弃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错误。所以，瞿秋白没有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动。

他的这篇长文章在4月中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散发。瞿秋白的主张和行动，为中共五大前后莫斯科寻找陈独秀的替代者、五大后陈独秀实际靠边站和最后把大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陈独秀，客观上提供了炮弹。

说是“客观”上，是因为瞿当时不了解真情，并不想陷害陈独秀，只是他的“左”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

实际上，在他离开上海后，陈独秀党中央在总结“二暴”失败教训后，接受了他的批评，拒绝莫斯科“不准暴动”的指令，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形势，领导“三暴”取得了胜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维经斯基报告，远东局支持中共中央准备进行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时，斯大林主持的联共政治局会议就做出决定：“远东局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43]

这个决定表明：莫斯科仍坚持10月29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维经斯基信中的立场：“广州胜利后形成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广州和浙江的军队来成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政权委员会（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时，远东局的设想——引者），那这是合适的，但要靠武装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泪之中。需要小心谨慎”。[44]

看来，莫斯科担心的是上海暴动失败于统治上海的奉鲁联军旧军阀，而不是暴动成功后的中共和工人群众淹没在蒋介石屠杀的“血泊之中”。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指挥者与身处上海复杂局势中的中共中央不同的感受和对策。不过，今天看起来，不管是失败于旧军阀，还是蒋介石，对于中共和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为中共以后走农村发展的道路和用正规军夺取政权，取得沉痛的教训。

在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发生分歧同时，莫斯科的驻华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之间也发生了更严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前夕，青年国际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共产国际远东部成员（负责指导中国共青团）N.福金、共产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A.阿尔勃雷脱三人给联共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详细检讨了“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变”，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上海暴动的失败，宣称：“最后使我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的支持……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立即加以干涉，则它对于党及中国革命，都会发生严重后果”。该信认为错误和危机的总根源是：中国党的领袖们“仍旧以为：既然中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则由此人们只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权与经济状况中的一些微细的改善。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表明，这三个人是站在把中国革命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考察国民革命的，与瞿秋白的观点完全一致。信中例数了陈独秀党中央在维经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一系列错误：“害怕群众运动”，“反对土地革命”，“在北伐军占领区不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武装工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参加军队”，等等，总之是在党政军内不进行“无产阶级为夺取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宣称中共党的领导“只能领导党与工人阶级走向失败与投降”。

其实，这些“错误”都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党中央忠实执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前一年“九二八”为主要内容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信中开出挽救这个危机的唯一方法是撤换维经斯基。

“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些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45]

这三个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与正在猛烈批判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那桑诺夫立即被召回国，另外两位也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被处死。但是，他们反映的情况，特别是莫斯科与维经斯基、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的关系与差别，是比较客观公道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独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从。

莫斯科显然十分重视这封信，不仅立即派来了罗易这位更有权力的代表接替维经斯基，而且派来一个“审查小组”，审查每一个中共中央干部，逐个找他们谈话，企图在中共五大上撤换陈独秀。结果正如这封信中所说，由于“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没有找到替代他的人，只得维持陈独秀总书记的地位。这是后话了。

其实，被信中斥责为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也在总结经验，探索独立领导革命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吸取两次上海暴动的教训。于是，陈独秀迅速转向“左”倾并领导起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动。

[1]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184页。

[2]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198页。

[3] 《中共中央文集选集》（2），第207页。

[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39页。

[6] 《告全党同志书》，1919年12月10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第472页。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97～398页。

[8]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8页。

[9]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1～72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2、223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5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25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46、247页。

[14]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32、134页。

[1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11页。

[16]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50页。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2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6年10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29、530、588、589页。

[1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37页。

[19] 以上两个决定，分别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04、623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7页。

[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特字第68号）记录》，1927年3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51页。

[22]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0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258页。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5页。

[24] 《远东局的工作报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50、352～354页。

[25]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192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41、50页。

[26] 参见《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17～619页。

[27] 《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档案馆藏。

[28] 《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926年10月17日，《教育杂志》（伪装本），中共上海区委油印刊物。

[2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区委政治部政治宣传大纲》，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5、31页。

[3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88页。

[31]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8页。

[32]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 《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陈独秀原名实庵。

[34] 《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35]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36] 《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7]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38] 《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2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5、118页。

[39]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11号，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1～122页。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27页。

[41] 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877页。

[42]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2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5页。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号第50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23页。

[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5号（特字号第48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604页。

[45] 《上海来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第140页。

十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从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败当天成立陈独秀为首的领导第三次暴动的“特别委员会”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成功后的3月30日，特委会开会共31次，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在会上都有重要发言，重大决策都由他拍板决定。虽然因在革命高潮中，有的决定带有“左”的色彩，但由于身处在第一线，对复杂多变又险恶的形势估计，采取的决策和策略，陈独秀有正确的，也有失误，但与莫斯科基本错误的指导方针形成鲜明对比。

2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告上海工友书》，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可惜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太软弱没有决心”，致使工人“孤军深入”；但“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号召上海工人加紧团结，扩大组织，准备武装，向新的斗争中去。[1]

当日晚，他在特委会议上，再次总结第二次暴动经验，准备第三次暴动时，又提出重要意见，强调“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东，因浦东码头工人及流氓都可训练”；浦东军队较少，“容易夺取武装”；一再强调武器来源是“夺取武装”，“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陈还指示党务工作“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于“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2]

陈独秀为什么如此强调工人“夺取武装”？因为莫斯科反对工人暴动，不给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早在1月21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就莫斯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写道：“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甚至在武汉也是这样，“工人们将请求政府给以武器以保卫革命和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但是，莫斯科只热衷于给蒋介石的北伐军武器和经费，对共产党的要求不予理睬。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讲话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斯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吁：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工人还“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4]本来，在前一天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亲自签署做出决定：“拨给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准备发动第三次暴动时，莫斯科又撤销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出尔反尔？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没有记载，但显然是因为得到了第二次暴动失败又要举行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和需要购买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对中共继续举行暴动。因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同时做出一个决定：“必须提请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受到巨大威胁。”[5]这就是让赤手空拳的“群众运动”去对付“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是这样，使得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让工人自己千方百计地去夺取武器，在25日、26日的特委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说：不要占机关，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

这时，陈独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暴动成功和北伐军进上海后的政权问题。

上述2月2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发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会议，参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第二天发表的《告民众书》又指出：“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政纲。”[6]

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党中央还是要建立“民主政权”，工人代表只是这个政权中的一部分，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必然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因为蒋要的是独裁政权。不幸的是，他只知道在上海举行一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知道当时中国怎么可能维持一个上海孤立的“民主政权”！

陈独秀怎样实现他的目标呢？在2月28日的特委会上，他提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改选，因吴稚晖担心C.P.太多”，“我们可以申明，并不要‘五雀六燕’，我们就以名单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诉他，要三个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单”；“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要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民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到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7]关于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作用，赵世炎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有进一步的阐述：“我们要参加政权，不是派代表参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须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众。在政府中力争民众的利益，在民众中要有不断的公开宣传C.P.的政治主张。”[8]

这个民选政府的方案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的，或者说是他们建议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动前，国际代表就提出，在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上海之前，建立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用以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深入开展革命运动，促进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并称这一政权“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9]这个建议在2月25日阿尔布列赫给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说他们远东局的几个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会发生罢工的时候）”，与中国同志“讨论了鉴于事态的发展是否有必要提出关于建立由工厂工人、企业职员、大学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阶层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革命政权问题。这一建议的目的是：（1）通过对这次选举的广泛鼓动可以调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2）通过这个办法可以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中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几个领袖和上层阶层同将军们搞阴谋勾当，而实际提出关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实行民主专政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10]但是，这个建议因暴动很快失败而没有被采纳。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第三次暴动时，接受了这个建议。2月25日上海区委发布《告同志书》称：“我们应该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动摇之际，举行一次总同盟罢工，集中工人阶级的势力，催促孙传芳势力之根本覆灭，取得政治的领导地位，并夺取相当的武装。如此，北伐军来后，工人阶级的势力已表现并树立起来，我们自可在政治上占得相当的地位，引导一般民众参加政权，防止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11]

所以，中共为什么不等北伐军打进上海就进行暴动，与其说是针对当时统治上海的北洋军阀，不如说主要是针对将要来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陈独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装工人对抗即将进上海的北伐军，二是用民选市民政府对抗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作为手中没有强大军队而有民主理念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当时也只能提出这样的方案，却有乌托邦式的悲壮色彩。因为，从当时中国极其顽固的专制传统来说，不可能出现一个上海民主政府，北伐军进来后，蒋介石不独裁，也会有李介石、张介石独裁。此其一。其二，中共即使有10万工人武装，也敌不过蒋介石的北伐军。所以，陈独秀美好的民主理想，正在制造一个悲壮的历史剧。它是悲剧，虽然它是壮丽的。

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陈独秀关于建立上海民主政权的设想是真诚的，而且鉴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的国共合作总方针，他当然知道这个民主政权必须由国民党人参加，并且必然以国民党政权的名义出现，所以必须与国民党上海领导人协商。恰巧当时共产党第一次工人暴动失败，又在准备第二次暴动，社会上关于“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的谣言四起。掌握上海国民党实权的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听信谣言，对去协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临时革命政府”的共产党代表罗亦农、汪寿华表示坚决反对，说：“倘若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12]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还对第二次起义中海军响应者提前开炮事对共产党不满。

陈独秀听汇报后给吴稚晖等写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谣“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望吴“万不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他解释海军提前开炮，是因“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承认这是个错误。[13]

吴、钮、杨阅此信后，表示满意。“吴说从前的确误会，我们以为C.P.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可见，当时稳定上海的国民党相当重要，而陈独秀凭其地位与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别人无法替代。为此中共特委会决定以后仍由陈与他们接洽。

陈独秀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还想收回帝国主义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无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共更是这样。更何况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向华大量增兵的时候。而2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民众书竟说：“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须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其实陈独秀还是讲究“策略”的，主要表现在为建立民主政权而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上。当时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政权性质如何，表面上都是国民党的政权。那么，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权不落在国民党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新右派手中，而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呢？陈独秀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颇费心思，最后决定以发展国民党员的名义，大量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而为了对付像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陈独秀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没有找到，但在吴稚晖3月15日未刊日记中却保留了一段精彩的内容：

夜，开会，到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杨杏佛……会内见陈仲甫致余、惕、杏三人书，录一段如左：

稚晖、惕生、杏佛先生，顷间思及三事谨陈如左：

上海市产业、文化均有高度之发展，故不得不取渐进方法，发展民众政权，而同时忽视了党的领导权也是一个错误。惟党在上海之领导方式，简单以党的机关命令行之，已万万不够（因上海民众已有组织而要求政权了）必须党之本身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党的力量充满了各方面，使党的决议都能够——在一切民众会议中充分通过执行，如此才真是以党治国，以如此方式领导民众，训练民众，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训政之精义。欲成此种训政方式（约五十人中有一党员）方能运用，即在苏省，亦须如此。然此时上海市即江苏省国民党党员，均不满万，为数太少，马上取得政权后不是党不能管理政治，便是党的独裁，所以此时省市党部宜发出紧急命令于各下级党部，大大的征集党员，上海市以五万为标准，江苏省以十万为标准（这是可能的，望稚晖先生勿以为我发疯，要送我到病院里去！）此时征集党员可以来者不拒，因为现在还在军阀压迫之下，不似北伐军到后投机分子纷纷加入也。[14]

这封信说明陈独秀一是对上海所谓的左派领袖吴、钮、杨的绝望：因为从五卅运动、第一及第二次上海工人起义中，陈明显看到这些所谓的左派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只知道在打倒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力量衰弱而且动摇，根本靠不住。但是从当时革命性质和国共合作的政策出发又不能把他们甩掉，正如罗亦农在2月24日特委会上所说：“国民党毫无力量，连钮惕生的命令都毫无效力。”在第二天的特委会上，陈独秀则说：“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现在对我们只是说，你们去做好了，没有一定主张。”[15]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罗亦农也说：“杨杏佛现在对于市党部很横行，所有市党部决议案任意更改，现在群众很反对他，我们决不去抬他在群众中的威望。”[16]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3月8日，赵世炎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问题，要使左派有群众，而且这个群众是受我们的影响的。”[17]这就是通过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吸收左派群众。这些群众，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次日，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要注意中小商人中许多领袖人才，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斗争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18]

几十年后中共老资格的党史专家胡绳在总结国共斗争的根本规律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讲这段历史（指1919～1949年——引者）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间的矛盾和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19]

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大量国民党左派党员，另一个考虑是大力发展共产党和纠察队，把非工人出身的先进分子视为共产党的外围，培养其加入共产党，如3月15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所说：在大力发展国民党同时，“自然随带可以发展C.P.与C.Y.的组织”；“党的内部工作，要加紧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最主要的为发展党员的工作。从上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只发展一千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此为提高党的威权最主要的工作”。[20]

其实，这个原则对于工人也是适用的。如赵世炎在3月19日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所说：“在产业工人方面，则要以全体工人加入国民党，工人群众不能同时有两个党，但现在事实上工会不能不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加入国民党，可以广大的加入，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关系。”当时上海有国民党员7000余人，但一有号召即能立刻行动的仅有2000人，其中一半为共产党员。这个数字对于进行第三次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在3月11日的特委会上，周恩来说：“军事组织，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指共产党——引者），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21]

陈独秀建议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上海民主政府。争取群众也好，发展共产党员和纠察队也好，都为了在未来的胜利中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市民政府。3月19日，已是第三次起义前夕，在公布的罗亦农在15日活动分子大会阐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时透露：“我们在此地可以下一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是革命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此项民主独裁制之实现，我们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阻碍。因为按照共产党的目标，未来的上海市民政府“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这样的市政府就必须有三个特点：一是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参加政府。二是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不像从前的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三是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

显然，按此目标建立起来的市民政府，绝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是苏联式的苏维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时势所限，还是以“民主政府”称之。

罗亦农详细解释了陈独秀说的“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的含义：“全上海有二百万人口，其中有七八十万是中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意义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C.P.应领导工人群众，联结小资产阶级在市民代表会议中合作。这就是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实际以工人为主体，C.P.去领导。”

于是，为了贯彻陈独秀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决定，罗亦农布置关于“国民党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了“要赶快发展国民党员。上海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同情于革命，至少十万到二十五万以上的人口可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大大的开放门户，吸收他们进来，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职员、学生及许多自由职业的群众”。[22]

国共两党的斗争，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终于发展到争夺政权。但是从上述陈独秀的思想看，根本不切合实际。一是他们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二是他们没有一支可以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干部队伍。而且要在一两个月内发展15万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所利用”的国民党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数量上达到了，素质上根本不可能达到。当时的工农分子多是文盲，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党员，怎么可能掌握政权，管理好国家。所以，陈独秀的这个主张只能说是“左”得可爱的绝望的挣扎。

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

3月1日，北伐军到苏州、松江，由于张宗昌为首的直鲁联军乘孙传芳败退来争夺上海，三千军队进入上海。守卫上海、松江、苏州的毕庶澄部队动摇，并有欲投降北伐军的消息。当日晚，特委会举行会议，分析形势，看到“普通人民非常动摇”，“上海将成无政府状态”，“兵工厂有兵来接洽，可出卖军械”，决定加紧准备武装暴动。陈独秀最后说：“以后口号要规定原则：一、不要笼统，要切实。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号可定：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政府，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四口号。”[23]

“收回租界”，意味着要用实际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同时，次日，中共上海区委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又称：“李宝章已跑，孙传芳已完全倒台，张宗昌的军队也四面受包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大暴动，夺取武装”；“帝国主义及军阀都惊慌，一般人民都赞赏”；“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把孙、张军阀打倒后，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组织上海市政府”。[24]由此可见，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对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看不到当时形势的复杂性。首先，北伐军打到上海，也有力量拿下上海，用不着让工人纠察队去先夺取上海。其次，即使共产党先拿下上海，接着面对的就是一路反共杀到上海的蒋介石军队，上海工人纠察队很难与之对抗。所以，这次暴动虽然可歌可泣，但却是一次没有胜算的冒险，而受害最大的是共产党和上海工人群众。

3月5日，陈独秀参加上海特委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时机和指挥问题。关于时机，陈独秀最后归纳为：等待北伐军“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指直鲁联军）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会议讨论了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最后由陈独秀决定。陈还决定：“党的方面士炎代理书记。”罗亦农提出整个行动由特委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处理。赵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从而确定了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总指挥”的地位。所以可以说，第三次暴动的胜利，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辉煌的顶峰，以后就风光不再了。

关于暴动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代表人数至少1000人，工人占一半。工人、学生的负责人，“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会议最后议定了暴动胜利后市政府15名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员有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7人。国民党员有吴稚晖、钮永建、杨杏佛、何应钦等。工商等各界有虞洽卿、王晓籁等。[25]关于这个名单，在前一天的特委会上，陈独秀还提出：“市民政府最后必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然后打电（报）到武汉国民政府请他批准，事前就用谈判的方法，先求一致。”[26]这个名单后来反复协商，在3月12日举行的市民代表会议上正式选出市政府成员，扩大到31人。

可见，陈独秀对此是考虑周全的，既有民主，又考虑到组织程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方案又是一个乌托邦的方案。

实际上，陈独秀对于当时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心诚意的。3月6日晚，他与罗亦农一起到钮永建办公处晤见钮、吴稚晖、杨杏佛。吴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那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说：“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十九年了”，“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27]

3月19日，北伐军白崇禧指挥的部队打到上海南郊龙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特委决定发动第三次工人暴动。陈在下午1时和晚上两次参加特委会议。当日，罗亦农下达了第三次武装暴动的预备动员令，并开始总同盟罢工。为了吸取“二暴”时罢工与暴动、夺权脱节的教训，上海区委制订的行动大纲强调：“此时上海民众的责任是：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用民众的力量，最后的根本的消灭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上海民众的直接政权。”[28]次日，为了保证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提议：国民党“市党部及民众方面，赶快派代表去见白崇禧、薛岳（当时是同情共产党和上海工人起义的北伐军先头部队首领——引者），要他赶快来取上海”。同时，中共上海区委制定了上海各部详细的“作战计划”。

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施高塔路四达里，原是一个党校），周恩来（中央军委书记）和赵世炎（上海区委第二书记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住处），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掌握情况，提供建议，参与指挥整个暴动。[29]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二暴”后离沪去汉，蔡和森在莫斯科，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上海。彭述之总是在陈独秀发言后，表示“同意老先生的意见”，被党内视为唯陈命是从、自己没有主见的人物，没有威信。

由于鲁军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溃退，上海工人暴动各区的战斗较为顺利。先是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同时，约有两三千工人纠察队与鲁军溃兵及各警署警察进行巷战。双方激战两日一夜，多数地区被纠察队攻下，敌人最后集中到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火车站一线。敌人由于有白俄装甲车及英国装甲汽车的支援，战斗十分激烈。“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线总指挥白崇禧方迟疑间，又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30]

21日凌晨3时，陈独秀亲自来到指挥部，见闸北天通庵火车站的敌人顽抗，工人起义军久攻不下，牺牲很大，曾写一字条交人送到前线，建议“把我们的武力撤退到乡下去”，条子送到时，形势已经好转，此议未被采纳。最后的北站守军大队逃散时，薛岳的部队赶到，完全将溃兵全部俘虏，并进驻北站。至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获得胜利。

1927年3月22日，对于中共和陈独秀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联合其他进步阶级阶层，乘北伐军兵临城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日，在暴动中成立的上海总工会进驻湖州会馆公开活动。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武装。[31]对于陈独秀个人来说，是他从1902年加入青年会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自己领导的革命（虽然局限于上海地区）；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成功领导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他一生革命活动的顶峰，而且是在对抗共产国际意志的情况下实现的。虽然后来他领导托派时期曾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自2月23日中共特委会成立至3月22日上海“三暴”胜利，从这期间的特委会和上海区委会议原始记录及实际运动考察，对于上海“三暴”，陈独秀处于总的领导地位，罗亦农则是总的执行者，赵世炎和周恩来次之。所以，在胜利后的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扩大活动分子会议上，当陈独秀做报告后，有人提议：“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一致拍掌）。”[32]

从“三暴”胜利后的第一天（即23日）晚上特委会会议开始，陈独秀每天都在考虑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并做出一系列指示，主要是：

1.要想法使左倾的薛岳部队“留在上海”，并同意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要求，以保护革命成果，保护工人和群众的利益；还根据“苏联同志”（即远东局）的意见，发动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团员参加该部队；选出1500工人，帮助他扩充军队。但“不要把薛岳弄得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紧他的政治工作，最后要弄到无论谁都不能来（代替薛），来就同他打，但应尽可能免冲突，同时准备最后冲突”。[33]

2.整编工人纠察队，要调得力者百余人为干部，作为纠察队中心，加紧训练；其余复杂分子，实行淘汰。

3.工人收藏的武器，除把剩余的送交薛岳外，暂时不能交出去。

4.因受蒋介石操纵，虞洽卿、钮永建、陈光甫、白崇禧等市政府委员不就职，就取消、再选，补选；政府委员要就职，并通知领事团。

当时中共与蒋介石（26日来到上海）斗争的焦点也是这几个方面。其结果是：薛岳部队被蒋介石轻易调走，代之以投降过来的旧军阀、反共的周凤岐部队。为此，陈独秀曾主张“我们要赶快以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并指示“要找商界有力的领袖，与市党部代表去找蒋说薛在沪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么办”？但都无济于事。陈为此叹曰：“留薛未见有效。”[34]

3月26日，根据陈独秀指示，上海区委发动百万民众起来拥护市政府，成立市政府。但国民党方面主要委员还是不就职，中间派委员就职了也不敢任职，市政府名存实亡。

最后的冲突是解散工人纠察队。陈独秀和中共做了最顽强的抵抗，25日晚，陈独秀针对所传蒋介石部队要解散工人纠察队一事指出：

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

这充分说明，“三暴”胜利以后的陈独秀是明确主张与蒋介石决斗的。他在第二天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甚至指名“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南京惨案，英美打死中国一两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35]

但是，如何与蒋决斗呢？陈独秀也有顾虑。在3月28日的特委会议上，他说：若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冲突，“太阶级性了”，“完全失掉联合战线”，即国共合作破裂。为此，他一面提出搞一个反英运动：“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这里所谓的“反英运动”，也如陈所说只是宣传、英厂罢工和抵制英货。陈的设想是蒋必不反英，民众即可反蒋：“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并提出“口号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国兵”。[36]一面则请示国际。彭述之后来回忆说：在特委会议上，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罗亦农、周恩来也是这个主张。周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他所指挥的一师驻上海闸北）和严重（他的军队分驻苏州无锡一带）可能站在我们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国际的政策。”因此，除向莫斯科请示外，陈独秀又派彭述之去武汉，商议重要决定。

可见，虽然陈独秀和中共明知蒋要反共，却无制止的有效办法。先是想靠薛岳部队和组建左倾的市政府，说明中共实力的软弱，最后的所谓“反英运动”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三项措施反映出陈内心不可言语的无奈：真要用中共的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的右派军队决斗，没有胜利的把握。所谓“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所以，中共发动“三暴”及其后的反蒋斗争，如当初的巴黎公社，乃是形势逼出来的壮举，反蒋而建立上海民主政权，并无任何可能。“三暴”胜利后的中共处于更加危险的位置上。

有学者认为，对这时的陈独秀，与其说是“右倾”，不如说是“左”倾。实则无所谓“左”与“右”，只是做了他无可奈何必须做的事情。

办法也许是有的，如发现蒋介石要动手镇压中共和工人纠察队时，立即转入地下隐蔽起来，或撤退到农村去。但是，那时的陈独秀和年轻的共产党人，在“三暴”胜利后的“头脑热昏”之中，一不可能有此成熟的觉悟，二不可能做此理性的思考。所以，在拼命中流血牺牲，成了其唯一的命运。

问题在于，当时的莫斯科却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做出了更加糟糕的指示。陈独秀党中央请求武装反蒋的电报发到莫斯科后，3月2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作出决定，给上海党中央发去如下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7]这就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逼蒋反英以粉碎其反共的策略或以武力反蒋的策略完全否定了。

3月3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秘密会议，在“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一面询问鲍罗廷“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一面却指示中共中央：“（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的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38]

平心而论，莫斯科的这个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义”上，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没有指出如何正确地组织防御，以保护上海的中共党员和工人的力量。而对于正处在头脑发热的陈独秀们来说，这是一个对业已开始的蒋介石反共政变示弱和挨宰的政策，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完全对立。“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39]罗还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反对国际指示。他说：“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决不投降与退却”。他认为与蒋“没有调和余地”，“我们不避免冲突”，“我们唯有与蒋奋斗，我们有实力有群众，只要策略应用得好，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何与蒋斗，他也没有办法，只说“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不取进攻的形势”。[40]罗的话显示出中共的无奈。

联共政治局所以做出以上指示，一是他们最清楚这几年来他们给蒋介石的援助之巨大与给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给一枪一弹），相差是那样的悬殊，中共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是他们对蒋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价值，就是这只“柠檬”的汁还没有榨干净；三是对陈独秀揭露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与敌人的勾结阴谋不相信，这是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不了解中国实情的死穴。因为，就在这个指示做出后第三天（4月3日）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指出中国革命分裂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呼吁立即建立工人苏维埃。[41]为此，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批驳托洛茨基，竭力为自己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辩护，说蒋“是服从纪律的”，“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会议通过决议，批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42]

于是，陈独秀不得不执行“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的指示，与当时乘苏联轮船回国到上海的汪精卫签署《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全党同志书》。后来陈独秀也称这是个“可耻的宣言”：“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43]

起草《汪陈宣言》

陈独秀党中央从准备反蒋到签署《汪陈宣言》，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莫斯科的指示对这个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从当时的档案看，陈独秀党中央及上海区委，在国际指示的影响下，也认为这是必要和正确的。

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后，周恩来把他安排到一个临时住处后，向陈独秀汇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的同志，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44]周恩来主张直接把汪送到武汉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陈同意周的意见。

但是，上海是国民党的老根据地，汪到上海后如鱼得水，处于危险境地的共产党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动，更不能限制蒋介石等在上海的国民党人与汪联络。于是，2日、3日两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等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吴自认为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摸到了共产党的底——早晚要推翻国民党，因此反共最坚决，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军将领实行清共。此正合蒋意，蒋提出马上做两件事：“赶走鲍罗廷”，“分共”。汪精卫显然没有忘记三二○事件中被蒋排挤的惨痛教训，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自图发展，因乍回国，既不了解情况，又无实力，需要等待时机再做决定，所以提出“缓兵之计”：暂时容忍，争取和平解决分共问题。蒋、吴反共，一想争取汪精卫，二要时间准备，同意了汪的主意。

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协议如下：（1）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3）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暂时取缔”，“制裁”；（4）“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指挥”。[45]

陈独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的共产党人还在梦中，遵照莫斯科指示，力图挽救危机，于是又落入蒋、汪的圈套。

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们，已经与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等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作声。陈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用吴的话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决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于是，陈被激起，答以亲笔做书面宣言。当夜，陈写了很久，即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次日，周恩来拿去给汪签字，拿回来时一看，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46]5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大报普遍刊登并宣传此宣言。

宣言称：“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这是两党领袖庄严的宣言。但是，对于陈独秀来说，本来是出于自卫而倒蒋，并不想打倒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现在做此澄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对于蒋、汪方面来说，完全是政客手段，麻痹共产党，使共产党丧失警惕。陈独秀则落入圈套，根本不是吴稚晖、蒋介石、汪精卫对手。

所以，当时各派对《宣言》的反应也很复杂。宣言公布当日，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要员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吴又故意挑拨说“汪陈宣言”“外间误会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汪大笑说：宣言“仅言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宣言“仅两党首领外交上友谊谈而已，不关于两党之政策也”。吴说：“治理中国止（只）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之可能。”

《汪陈宣言》发表后，中共江浙区委、江苏省委及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罗亦农在6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可不怀疑”。他要求“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47]

陈独秀本人也感觉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报纸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才觉悟到这是个“可耻的文件”。

这真是书生难敌政客。

陈独秀签订了《汪陈宣言》，以为上海的局势可以放心了，4月6日即登船赴武汉，因为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催促陈赴汉，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问题都应集中力量在武汉解决。

陈独秀在4月10日到武汉。蒋介石12日就在上海撕毁与汪精卫达成的协议和《汪陈宣言》，发动反共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被屠杀。史称“四一二反共政变”。

一种观点把这次共产党的灾难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和《汪陈宣言》。因为这个宣言解除了共产党的思想武装。宣言的确被蒋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说在事件发生前共产党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共产党自己有情报来源。据郑超麟回忆：

驻扎在闸北的第一师（即薛岳——引者）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一天，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甚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进攻计划了。有个黄埔（军校）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云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对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48]

请看，陈独秀的阿Q精神胜利法——蒋介石反共胜利是政治上的失败——几乎感染了全党。但这是一种充满绝望的声音。蒋介石的最后失败，不在于反共，而在于他的独裁，在于国民党官僚体制的腐败。

[1]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工友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6、147页。

[2] 《特委会议记录》，1924年2月24日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8～153页。

[3]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6页。

[4]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8～129页。

[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88号（特字号第66号）记录》，1927年2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89号（特字号第67号）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3、136页。

[6]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告民众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67页

[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19～227页。

[8]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9页。

[9] 转自杨天石《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25页。

[11] 《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1页。

[12]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页。

[13]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878页。

[14] 转自杨天石《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1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5页。

[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8页。

[17] 《中共上海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97页。

[18]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1页。

[19]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页。

[2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1页。

[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311、340页。

[22]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页。

[23]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7、249、251页。

[24]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7页。

[2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8～284页。

[26]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7页。

[27]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页。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5、347页。

[29]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30]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1页。

[31] 《徐梅坤回忆录》，未刊稿。徐是参加“三暴”的共产党骨干分子。

[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3页。

[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7页。

[34]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0、392页。

[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9页。

[3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7页。

[39]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托陈派小组织散发的油印小册子，中央档案馆藏。

[4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6页。

[42] 《真理报》1927年4月6日。但是，斯大林讲话中为蒋辩护的话，没有见报。此话保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中，后披露在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见第389～390页。

[43]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手刻油印件。

[4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当时郑超麟在场，陈独秀就住在郑的房子里。

[4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申报》1927年4月8日。

[46]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4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8]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

“不堪回忆武昌城”

陈独秀晚年在给友人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写的一首七绝诗中写了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对1927年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愤慨，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他虽为中共总书记，却受到多重包围和挤压，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为，最后还要代人受过，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首先，由于中共受到四一二政变及其后广州四一五李济深政变的打击，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急剧下降，也开始失宠于莫斯科。

先到武汉的张国焘回忆说：“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断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李大钊等人虽然躲进俄国大使馆兵营，还是被军阀张作霖的军警搜捕，于4月28日杀害）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他对同志们的责难，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郑超麟在回忆当时中共情况时说：“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到武汉后做陈独秀秘书，旁听中央会议——引者）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骂”的是陈独秀，“不敢还骂”的是张国焘。所以，郑又说张国焘“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见此时陈独秀受挤压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郑在谈到在武汉第一次旁听中央工作会议时还说：“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袁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常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2]上述张国焘大骂陈独秀而陈不敢回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造成陈独秀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武汉早已成为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动失败后，去了汉口。张国焘和谭平山也跟随北伐军到了汉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在这年4月随罗易等经广东到了汉口。这几个人，不等陈独秀到来，就在汉口成立了“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所以，陈独秀来到武汉时，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二是莫斯科正在酝酿中共五大，并计划撤换总书记陈独秀。郑超麟回忆：有一次聊天，罗亦农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拟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为什么要撤换他呢？据郑分析：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路线的。所以必须撤换他。为此，莫斯科派了几个人来，专门考察中共高级干部，找每个人谈话。于是发现能够代替陈的人有三个：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提出强硬新理论的瞿秋白，中国工人运动元老、兼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国焘。于是，“谭平山想当总书记，瞿秋白也想当，张国焘也想当。他们三个人都想抢这个位置”。[3]但是，全面综合后又觉得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信还是最大，在这风雷激荡的时期，公开攻击并撤换他，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三个候补领袖也各有问题且不相上下。

结果决定，保留陈的总书记位子，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以使他不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古代“清君侧”的策略。所以在中共五大上，最初提出来的新中央名单中，既没有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没有过去上海区委和北方区委的负责干部。这个名单实际上的“改朝换代”倾向太明显了，以至国际代表团主席罗易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4]所以，这两个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毕竟还是被排挤出了中共决策层。而且在中共五大后，他们两人和其他原来接近陈独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钊的位子，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王若飞去上海，尹宽去广东省委任宣传部长，郑超麟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实际上，陈独秀本来就没有决策权，只是贯彻莫斯科的路线而已，虽然有时还想闹点独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现在连贯彻莫斯科路线时，在中共党内的具体决策权也没有了。鲍罗廷和罗易，不再把陈放在眼里，有事多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商量，做出决定后再形式上通过一下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完全被孤立起来的陈独秀只有跟随，没有独立做主的权力。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武汉地区的土地革命时所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罗易“站在陈独秀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5]

武汉时期的陈独秀就是这样，夹在两个权势者的中间，不仅在党内受挤压，还要受这两个国际代表的夹板气。

一是当时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是神圣不可批评的，二是陈在提出异议后往往被迫违心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三是纪律不允许陈独秀向全党和外界宣示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决定、指示、训令等，于是，党内，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中，都以为一切路线、决定都来自党中央甚至于陈独秀本人。即使极少数知道点内情的人，也只敢指责远东局。

例如，4月18日，中共上海特委会讨论中共中央对沪区工作决议案，认为上海失败虽为客观环境所造成，但主观上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第一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斗争的策略；第二没有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周恩来提出错误的责任问题，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等；对于这种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领导全国……此次运动东方局也要负责”。[6]

关于执行国际执委七大路线的争斗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大革命失败“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时说：“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对于鲍罗廷，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说鲍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对。[7]吴玉章则说：有一次，陈与吴及汪精卫商谈局势，有人反映，农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亲游街，农协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暴跳如雷：“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也附和说：“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8]

这里牵涉大革命中后期复杂的理论、路线、政策和责任问题。对这些问题，当时全党思想极其混乱；这个混乱本来是共产国际造成的，而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又更加剧了混乱。

为了澄清混乱，统一全党的思想，召开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酝酿和主导五大的指导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甚至五大召开的提出，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大会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组织等一系列决议原则的贯彻等，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执行的。可以说是中共诞生以来，共产国际干涉最广、最深的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从。而在会前的准备期间，他曾做了相当激烈的抵制。

首先，五大的指导思想是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了一条一百八十度转弯的“左”倾路线，与“九二八”指示制定的右倾路线完全相反。

这条“左”倾路线的要点是：（1）莫斯科对形势的估计，原来是反对北伐，现在却被北伐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个中国已经胜利在望。这种观察，由于在遥远的莫斯科看中国，根本看不到帝国主义已经在革命阵营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这个致命的危机。（2）对国民党的政策，原来指示中共在党政军中放弃领导权，现在则强调无产阶级要从已经变得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革命的领导权，特别在军队中共产党要“担任某些领导职务”。（3）对统一战线，原来强调要联合资产阶级，现在则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就把资产阶级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评陈独秀多次提出的“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而且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原来指示不要参加国民党政府。（4）对土地革命，原来不准进行阻碍北伐的农村斗争，现在强调革命的“重点是土地革命”，否则“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5）对革命性质和前途，原来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现在则提出革命发展的前途将“超越资本主义”，“走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斯大林说：“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国家”。

这样就把全党的思想完全搞混乱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秘书的陈修良回忆这种混乱以及陈独秀靠边站的情况时说：

共产国际执委七大后，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口号不大明确，是指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作为一个目标奋斗，当时都不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解。我曾问过向警予同志什么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说：“当时中央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人说：中国处在俄国的二月革命时期。还有一种人说：中国已经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论不决。”当时由于对革命的阶段问题不明确，后来又对于苏维埃政权口号不理解，到底是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搞民主革命，说不清楚。

瞿秋白当时是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经常讲这个问题，市委的干部训练班上也讲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任务是打到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看来也非当即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一提出，对于城市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就有争论了，城市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有分歧了。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听到公开的辩论，我们听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实际行动上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口号还是“国共合作到底”，其实内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变后明朗化了。不过武汉还没有公开化，党内也并无什么组织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甚至有不少在武汉政府工作的党员，大吃大喝之风相当盛行，女同志多喜欢找军人结婚，因为他们钱多，其中有许多是党团员。无怪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对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时武汉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汉政府不失败才是怪了。”可知人们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陈独秀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跃，如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俄国人——国际代表特别活跃，常常公开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他们都说：“中国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9]

上述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精神，完全根据斯大林11月30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10]

为什么说这是个“左”倾路线呢？

从理论上讲，当时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惯性力；二是由于苏联总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中国”式的“友好邻邦”——“红色殖民地”；三是由于中共和工人农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发动起来，也时时想在行动上超出“国民革命”允许的范畴。就农民运动而言，北伐战争的进行必须有农民群众的帮助。而农民一起来，首先要求减租减息，进而要求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正当要求。但是农民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须摧毁旧政权和旧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于是一场尖锐的农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当时情况最为复杂和微妙的是，由于北伐军官家属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工农群众一起来闹革命，就直接触及他们的利益。曾在广东帮助毛泽东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任中共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陆沉，在当时就对维经斯基说：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新阳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部分是交给县当局，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最近省农民协会处理了165名因从事各种反农民的活动而被农民逮捕的绅士。在该省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县，村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农民协会手里”。[11]

不仅农民运动如此，城市里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相当“左”倾的状况。刘少奇后来在给宋亮的一封信中谈苏区工人“左”倾问题时说：“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和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12]

而工农运动自身也分裂了，农民协会到城市中来捣毁过左的工会。这说明农民运动也并非都是走极端的。所以大革命最后的失败，除了国民党反共这个主因外，也有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当时中共和工农都在幼年时期，这些问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单纯归结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是简单化了。不如说是共产党自己打败了自己，不能完全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

这就出现了一种讽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军与北洋军浴血奋战；一面是在后方，工农群众革北伐军军官家属的命，甚至农民革工人的命。所以，陈独秀说这“简直是乱搞”，并非言过其实。这样的革命怎么可能持久？怎么可能胜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陈修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到上海工作后说：“我到上海后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上海人拥护国民党，不拥护共产党，上海工人也并不拥护共产党，他们对共产党好像共产共妻的谣言很多，我很不开心……觉得非常孤独。”[13]这是“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莫斯科及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已经没有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当时情势下，怎么可能去贯彻国际执委会七大会议的路线呢？而且，这条路线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点：第一，上述一系列转变，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现，而国民党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线的。第二，《决议》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产党员去掌握革命领导权，同时又强调“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第三，国际的决议做出后一个月，又给中共一个指示否定决议的精神，强调“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排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在接着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规定：“共产党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党应设法使党员担负党（国民党——引者）内的领导职务，但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14]

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七大路线和莫斯科为执行它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陈独秀党中央和国际在华代表无所适从。所以，陈独秀开始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再加上当时中央委员和各级干部为了领导紧张剧烈的革命运动，也很难集中，他主张推迟五大的召开。对此，从当时的鲍罗廷、远东局和罗易到后来的学术界，一直指责陈独秀在党内“不传达”“正确的国际七大执委决议”，对其持消极态度。这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连布哈林在国际七大执委会议上的报告也承认：“问题难就难在我们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军队和革命地区”，最后只能“在我们主宰的地区通过渐进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5]（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于前期推行右倾妥协路线的结果，在右派掌握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情势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以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为例，国际执委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翼手中（六个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是不受欢迎的。维经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蒋介石掌握国民党领导权时，共产党“没有参加政权的可能性”。[16]但是，在“四一二”后，武汉成为所谓左派政府时，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决定，让谭平山和苏兆征分别担任农民部长和劳动部长时，他们却长期受到排挤，连一张办公桌和工作人员都没有，因此根本无法工作。最后，为了缓和紧张的国共关系，不得不“辞职”。

但是，执意贯彻这条路线的罗易和多里奥（与罗易一起来华的国际代表，法国人）向莫斯科告状说：“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4月）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指上述国际执委七大决议——引者），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十分勉强地做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辩难”二字，说明通过这个决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不仅如此，决定还异乎寻常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国际）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又指示各地党组织，在讨论和执行国际提案时，“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18]

但是，革命局势的发展不出陈独秀所料，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始公开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进一步具体化，并令中共立即对“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变”。斯大林这天签署了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九条决定，其主要内容是：（1）改造国民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2）改造军队。“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工作”；“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必须加强军队中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19]。

这个“三三”决定，似乎摸到了中国革命危机的症结所在，即由于推行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党政军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实际上是联共和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不让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现在，一下子要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党政军领导机关，夺取领导权，无疑是水中捞月。况且连国际执委七大决议都承认：“自广州政府建立以来，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中。”掌握军队的又都是新军阀，岂能让共产党来夺权。所以，他们用屠杀和“礼送出境”的办法，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有些当了军“政治部主任”等，只能做军事长官的帮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说“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和“三三”决定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必须通过武汉国民党政府来执行。特别是“四一二”之后，斯大林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作为依靠对象，称武汉成了“革命中心”，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于是，国际新路线还来不及贯彻，形势就急剧恶化，发生了上海和广州等地的反共政变。武汉地区内部也不断发生军官叛乱的事件。

对此，罗易等人不敢追究莫斯科的错误和责任，却把责任推到陈独秀党中央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状说：“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罗夫（即罗亦农——引者）、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即维经斯基——引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21]甚至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最终“理解了决议”，“但把它压了一个多月时间（到3月初）。并说他们在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持保留意见”：拒绝参加政府和国民党机构；不同意让工人大批地加入国民党，也就是隐蔽地退出国民党；借口广州军队是军阀军队，不同意争取军队；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思想是与国民党所赞成的上海国民代表大会相对立；等等。[22]

从罗易的这封告状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内心深处还是坚持“国民革命”的理论和“退出国民党”的方针。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于是，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使中共更加陷于混乱，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大会仍由陈独秀任执行主席，并代表中共中央做两年来工作报告。报告检讨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过去反对孙中山北上、主张退出国民党、没有积极地坚决地帮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动时没有估计到敌人的力量，马上想在上海实现民主专政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了一个领导人勇于承认错误，不搞文过饰非的磊落态度。在中共党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会上能做这样的自我批评，是极为罕见的。其实在这个检讨中，由于国际的压力和党内的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之言。例如：谈到三二○事件时，他说：“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却—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前述国际绝密档案表明，这些想法、意见和措施，都不是陈独秀的，而是处理事件的布勃诺夫为首的苏联考察团及鲍罗廷的。因为陈当时被迫同意了这个退让方针，所以，他必须为它辩护，否则就是“反国际”了，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陈独秀他不能或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说明真相，但是，他又暗示退让方针是国际决定的，而自己曾提出“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退让方针，他明确指出：“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这实际上向全党暗示三二○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蒋介石的整个退让方针，都是莫斯科决定的，中共中央不过是执行而已。

关于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大胆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三二○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是当时年幼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宝贵探索，而这也就是陈向国际提出“退出国民党”策略的真实用意。

同时，这又说明在国民党右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面前，特别是四一二政变后，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并非错误，只是因为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才成了“错误”。

其实，在大会上，陈独秀就像一个傀儡，蔡和森说：“独秀在五次大会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规定的。”[23]罗易本人也直言不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了这个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他这里用了“长时间的反复磋商”，说明陈独秀党中央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抵制，但是无效，因此，在五大上，陈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还处处受到批评，并反映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

大会上争论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发展（包括北伐）方向问题上。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一贯主张实行温和改革的“减租减息”政策，后来由于两湖地区出现农民夺取土地的自发的土地革命运动，他在同意没收大地主、军阀和劣绅土地的同时，“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反对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制止乱捕乱杀。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主持的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又称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陈就与多数同志一起坚持这个主张，反对急进的土地政策。为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只“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开幕前一天），他在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上发言说：“这个问题甚复杂，牵涉甚大，全部的问题，现在在革命的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方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际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我的意思，方法与原则是可以相符的。”接着，他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七条意见，其中强调“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24]在当时武汉地区和两湖农民运动高潮中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在接着举行的中共五大上通过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基本上贯彻了这个原则，规定：（1）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2）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3）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25]

实际上，正如陈独秀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所说，考虑到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和两湖地区已经出现的过火情况，他认为这些土地革命的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提出先进行北伐，等打到北京（军阀政府）后，再进行土地革命主张。这被称为“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鲍罗廷也是这个主张。

中共五大虽然吸收了陈独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见，却还是处处挨批。因为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后，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新方针的罗易，主张在北伐军占领地区先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再谈北伐。这是“先深入，后扩大”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拥护。

这样，在中共上层及国际代表方面，两种意见始终尖锐对立，不能形成统一的指导意见。

实际上，在激进两湖地区，已经形成类似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自发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区，则由于反动派及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强大，连“减租减息”的政策也不能实行。造成这种复杂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陈独秀的责任。因为，他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共产党方面说，主要是党的成熟程度决定的，即从事农民运动干部的数量和政策水平，不可能把农民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

请看联共（布）、共产国际提供的档案证明。

在三二○事件前，鲍罗廷自认为掌握了广东大权可以无所不为时，也对广东的农民运动无能为力。当时广东有92个县，4000万人口，60万农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但当时全国共产党员只有4500人。鲍罗廷说：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职业共产党员”做这60万农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这种自发行动”，“这意味着必然发生内战，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住农民。即使有更多的共产党员，我们也无法制止农民为实现自己迫切的要求而进行斗争”。[26]

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之间、鲍罗廷与罗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内战”。前者要想控制农民运动，后者则崇拜农民运动的自发性、狭隘的报复性和盲目的破坏性。

到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辖区达四个省约1.5亿人口，共产党员虽了有了大发展，达到1.5万多名，但在这么广大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维经斯基说：中共“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开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经费”；“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员而喘不过气来”[27]。谭平山则指出：新党员60%是工人，来不及进行培训就投入斗争，“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农会的领导权，但是党太小，有许多农民组织是在反对地主、土匪和政府军的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党还不能完成在这些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工作”。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无法解决的困难是，由于国民党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权，竭力破坏农民运动，经费问题，“党无力独立地加以解决”[28]。1927年1月，共产党员的人数达到5万名，维经斯基更是感叹道：一年多来“党大约壮大了10倍。没有足够的力量用来改造最近几个月涌入党内的群众”。[29]

至于说到陈独秀“反对武装工农”这一大罪状，已如前述，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干部和经济上面临的困境，是不应归罪于陈独秀的。陈本人是很想武装的，否则他怎会亲自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中山舰事件时，“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指鲍罗廷——引者）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因此遭到拒绝。[30]

关于革命发展方向，当时有两层意思：一是北伐战争向何处去？二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发展？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革命完全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这个问题，中共五大上出现了四种意见：一是继续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呼应，向河南省推进，直捣北京。二是东征蒋介石，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见。五大前他们就致信党中央，指出：“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京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31]三是南进广东，打倒李济深，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四是向西北发展。这是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东南反动势力太强大，向西北发展可以接受苏联援助。当时这种意见被斥为“向西北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由于罗易实际上操纵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严厉批判了鲍罗廷、陈独秀“先扩大，后深入”的主张和向西北发展的路线，决定了先在武汉地区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

这使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难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汉等“死”了。

其实，在中共五大上争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共产党的发展已经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而武汉的北伐方向决定权掌握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手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被正在动摇、即将反共的唐生智、朱培德等新军阀所操纵。他们是绝不会服从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大必须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无论是改造国民党、深入工农运动，还是争夺革命领导权，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所以，决议案又狠批陈独秀关于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才能执行独立政策的主张，宣称：“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性；（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主张……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32]

就这样，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左”倾的决议案，企图统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败的革命，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陈独秀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由于在会上处处挨批，威信扫地，更被国际代表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放在眼里了。

陈独秀根本不想接受莫斯科和罗易推行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于是，他除了消极应付以外，只得跟在鲍罗廷后面跑。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陈独秀消极抵制国际执委七大路线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经被罗易和远东局中的激进派视为机会主义者。但是，致使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和全体中央委员及国际驻华代表共同抵制所谓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

中共五大闭幕不久，即1927年5月18～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会议，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继续依靠武汉汪精卫推行的中国路线，顺带也点名批评了陈独秀的两个思想：“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将政治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33]他坚决主张保卫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发展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并要求把反对派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批评公之于众。这表明双方斗争已经白热化。但他毕竟是少数派，他的主张遭到大会的拒绝，并被斥为“反党罪行”。全会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分裂行动，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这就减弱了国际中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主张的力量。

受到托洛茨基攻击的斯大林，决心坚决捍卫他的“国共合作”主张，并进一步向“形左实右”的路线发展。早在中共五大结束后的5月13日，斯大林主持联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给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发去电报，提出三点建议：（1）在“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这里虽然有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时的主张之一“反对没收北伐军人的财产”，但是，没有明确对中小地主的政策，实际还是没收一切土地。（2）“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3）“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34]

现在没有材料说明这个电报是否发出，陈独秀对此有什么反应。但是，它却是紧接着发出的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的雏形。因为，正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期间，5月21日，武汉国民党第三十五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反共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指示，组织长沙附近农军于30日围攻长沙的叛乱部队。汪精卫得知后大发脾气，指责事件是由农运“过火”引起的。鲍罗廷怕国共破裂，主张国共双方组织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过火”。[35]陈独秀为此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也一面批评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动摇”，一面批评“贫农幼稚行动”；同时指出“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36]于是，陈独秀签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同时，鲍罗廷率领国共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去长沙查办许克祥，遭到许的恫吓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党内激烈争吵。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过蔡和森提出的强硬方针《两湖决议案》，号召农民依靠自己的势力解决许克祥，自动没收土地，发展5万以上农军，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

这说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顾国共合作破裂；要么维护国共合作，而阻止农民革命；对工人运动也是如此。

总之，在群众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再加上共产国际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产党的理智决策与感情用事，很难达到统一。正如陈独秀的秘书黄阶然后来回忆的：当时陈独秀十分苦恼，白天去开会，“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深夜一、二点钟”才睡，还不断地对天长叹：这种政策“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37]

正是在这革命危机的情况下，5月30日，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处理了托洛茨基问题后，联共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决定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发去了被称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的电报：

1.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的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6.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38]

这个指示中，第二条比较理智，也与陈独秀的主张相符，但在这个指示的原始档案披露之前，人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本人在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败后）所做的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39]演讲中精心摘取的内容，没有以上第二条。

这个指示中的第四条，即要共产党“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一直被作为斯大林重视中国武装斗争，陈独秀反对武装斗争的重要证据。其实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许共产党组建自己的军队，甚至不允许武装工农。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早在大革命初期，莫斯科领导人对共产党人掌握军队，似乎有所考虑。1925年5月5日，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曾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会议还做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队和提供50万卢布、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的决定。可是，不久改由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因此这年出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九二八”指示中这样的文字：“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战斗力和为未来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而是“巩固和加强军队”。为此，“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而且“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从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计阻止和限制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的发展。

后来，维经斯基等国际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武装工农，特别“在农村，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40]但莫斯科始终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国际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拟答应拨款10万卢布，但因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临时取消了这批拨款。只是在3月22日上海暴动取得胜利后，24日举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才做出一个事后追认的决定，致电鲍罗廷并转国民政府：

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这说明，在莫斯科看来，中共在上海接连三次武装暴动和武汉收回英租界时建立的工人纠察队是非法的，现在被迫承认，也用“为数极少”来限制它。

莫斯科为什么如此害怕工农武装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装会吓跑国民党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此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认为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才能战胜北洋军。在国民党军队纷纷叛变时，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公开宣称：“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紧急指示”，却突然要中共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7万人的“可靠部队”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话说“不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现在的军队”，显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斯大林联共中央政治局，又两次致电鲍罗廷等，同时也带上了陈独秀中共中央，强调“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并点名武汉的张发奎部队，可以视为“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43]这就是后来大革命失败时，造成工农武装涌进张发奎部队和南昌起义时打“国民党”的旗号，拥护张发奎，向广州发展，最后又遭失败的最早的最高指示。这种“遥控”，而且具体，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败和牺牲。

鲍罗廷、罗易等，对联共最高当局的这个紧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7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落实。

在会议上，陈独秀大胆、直率批评“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逐条分析批驳了“紧急指示”：（1）关于土地革命，陈认为“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2）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陈指出：“国民党的领导机构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3）关于组建工农新军，陈认为“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因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必须要“同军阀进行接触”，“进行谈判”。在“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4）关于组建革命法庭，陈认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44]

这是陈独秀主持中共以来第一次明确抵制莫斯科指示。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一是由于受到工农运动的冲击，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控制在反对工农运动以至反共的军阀、政客手中，想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贯彻紧急指示，等于让他们自己打倒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二是如果让共产党依靠工农的力量去执行，实质就是让共产党去打倒国民党，但是，由于北伐以来国民党新军阀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共产党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国民党的压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每一个中共领导人和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远在莫斯科的领导人不清楚。所以他们才凭主观想象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发来这种形左实右、矛盾百出、无法执行的指示。在这次会议和以后几次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上，陈独秀一直坚持上述态度，甚至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45]鲍罗廷也明确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甚至“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认为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共产党人应该反对国民政府，而这必然会导致十分危险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则担心莫斯科出尔反尔：“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瞿秋白口头上“完全同意”莫斯科指示，但也“回避明确提出问题”。[46]

只有罗易一人认为可以执行“紧急指示”，他只是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有点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即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才可能“挽回局面”。正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所说：“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说：“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而“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还对罗易进行封锁：“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我没有钱，甚至党的预算也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鲍罗廷恰恰因为执行“过去的政策”的成功，在前一年北伐高潮中，获得了斯大林颁发的红旗勋章，深得联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罗易不敢明说撤换鲍罗廷，只说：“所有俄国的负责同志都认为局势危险，并反对鲍的政策。情况不正常。一个人无视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负责同志都不能监督他……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而对陈独秀则完全不一样了，罗易用严厉的口吻说：“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这里必须创造条件使你们的指示得到有力贯彻。”[47]然而，即使从罗易自己汇报的情况来看，造成革命危机“主犯”是鲍，陈不过是“胁从”。

这里，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罗易创造了“放弃主犯，专打胁从”的模式。因为鲍罗廷的政策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政策，这就注定了罗易的最后失败。但是，他创造的这个模式，却被不断模仿，大家都来把全部脏水泼在陈独秀身上，而把斯大林视为“完全正确”的化身。

罗易在电报中批评谭平山遵照鲍罗廷的主张而率考察团（鲍罗廷也参加）去长沙解决马日事变时指出：“陈（独秀）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诬陷陈“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动’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向农民进攻”。为此，他不仅主张撤换陈独秀，而且首次提出：“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他说：“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体建议是：“在国民党内设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由拥有同样全权的鲍、加（伦）和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是罗易自己——引者）组成的三驾马车应对整个工作负责”。他强调：“尽管有莫斯科的正确指示和极大帮助，但当地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组织措施，就会丧失一切。”[48]

在当时站在中共之上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鲍与罗如此对立的情况下，再加上当时极其混乱的局势，陈独秀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不是可想而知吗！

在对待“紧急指示”问题上，柳克斯也赞同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这样，“不能执行”“紧急指示”，就成了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讲实话，对莫斯科说“不”，鲍、柳二个俄国人深深地知道，会遭到怎样的命运。于是，书生气十足而又不设防的陈独秀被引进了圈套：本来应该由三个外国人向莫斯科报告的任务，却由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

6月1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会议和联席会议讨论的情况，致电共产国际再次详细解释了暂时不能执行“紧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开展是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他们用来反对土地革命的借口，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等等。“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陈独秀毕竟“高高在上”，了解情况不深，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陆沉除前述农会私自处死大批绅士外，还说：“过去由县司法机关审理的所有诉讼案件现在几乎都在农村就地解决，县司法当局抱怨无事可做”；“地主和豪绅大批迁居城市，他们当中最反动者的财产（包括土地）被农民没收。仅阳新县就没收这种财产达100万元。湖北全省所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价值，据省农民协会计算达2000万元”；“在罗田和黄冈两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地主自己自愿去农民协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害怕农民，一旦暴力没收，农民可能不仅没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财产”。[49]

当时国民党著名学者陶希圣因不满武汉工会、农会的做法，几次阻止农会滥杀无辜农民，而被农会捕走。陈独秀得施存统报告，下令释放了陶。后来陶希圣投桃报李，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后，生活困难，陶曾聘陈在他主持的艺文研究社刊物上写稿。

一是武汉地区的农民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二是共产党又处于幼稚阶段，没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加以引导。所以，农民运动出现上述“过火”现象是必然的。问题是对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陈独秀给国际的报告就以湖南为例子说：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速，但“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件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最后，陈独秀为了照顾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说服他们放弃错误的指示，苦口婆心地说：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收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50]

这里，陈独秀再一次表示了两个与莫斯科完全对立的立场：“紧急指示”行不通；汪精卫不可靠。[51]

但是，第二天，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告发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国际指示，“共产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并逐条驳斥了陈独秀的报告：“第一，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有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引者）只是原则上作出了没收（土地）的决定，但把没收的具体实施时间作了无限期的推迟。第二，湖南的将领们多数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第三，关于过火行为的说法基本上是虚假的，是为宣传目的伪造出来的。第四，国民党在夏斗寅叛变前就反对土地改革。第五，湖南多数农民协会不是由流氓组成，而是由佃农和贫农组成的。当然无地的农民更为革命。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2]

被“四一二”之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继而又被急转直下的挫折撞得头破血流，同时遭到托洛茨基反对派猛烈攻击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莫斯科最高当局，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们哪听得进陈独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绝执行“紧急指示”——拒绝挽救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制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罪名（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又被升级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莫斯科见罗易借批判鲍罗廷而否定“四年来”的政策，当然不能听他的话而撤换鲍罗廷。罗于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紧急指示”的副本送给汪精卫，想依靠汪来挽救局势，并且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见后“非常吃惊”，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陈友仁得知其内容后，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于是，他们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长情报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向汪精卫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立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个严重事件，也报复了这位多次向联共最高当局告他状的印度人。共产国际不得不做出撤职、“召回”罗易的决定，批评罗“违反了纪律”，“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并任命纽曼来华接替他。[53]

自以为忠于莫斯科的罗易，被这一闷棍打得晕头转向。他在6月28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表示强烈抗议（虽然他必须服从国际的决定）：“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这里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我严格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你们的指示行事，共产国际却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违反了纪律，无视和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将在莫斯科证明，对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后，他又说“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陈（独秀）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局势非常严重，“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却要召回自己捍卫了正确政策的代表”。[54]

看来，罗易也被莫斯科混乱的政策弄得满腔悲愤。

面对罗易造成的更严重的危局，鲍罗廷“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并再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55]

其实罗易深谙莫斯科的想法，即依靠武汉国民党来拯救革命。不过他的行动如毛泽东后来的评价是“冒失鬼”而已。于是，罗易被撤回后，出现了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斯大林亲自出面直接向汪精卫做工作。汪精卫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于是狮子大开口。他曾对罗易表示：“同意此项计划，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时到来”[56]，并要求1500万卢布。罗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致电汪精卫：“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支持土地革命的农民……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同时向汪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并说明“现在我们无法满足”1500万。但第二天斯大林得到武汉回答，不提供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复：“再给武汉国民党政府汇款200万卢布”，同时指望第一笔汇款能用于“组建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30日的联共政治局会议记录称：“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57]斯大林在苏联南方索契休养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解释这种“金钱外交”时说：“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性，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58]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谈到了苏联承认蒋介石的问题。斯大林说：“三年前我们承认了张作霖。如果问题发生在现在，我们就不会正式承认他。现在承认蒋介石，就是打击武汉（武汉还存在）和向张作霖挑战（请回忆一下中东路事件）。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最好等一等，要维持现状。”

这简直是在赌博，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因此这次连提也没提一句。而对给了中共巨大打击的蒋介石，连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反而要承认他，现在只是考虑使武汉国民党的面子问题，暂时等一等，看来，早晚是要承认的。

被撤而尚未离华的罗易见斯大林如此“慷慨资助”汪精卫，深感委屈。他在6月29日直接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讽刺地说：“尽管有对我的荒唐指责，我还是对于我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满意，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整个活动时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忠实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证明，从我到这里时起，我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共产国际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损害我的名誉的同时，承认我的所有建议都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这个事实令人振奋。”[59]

是的，罗易是最有资格对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说这种话的。因为，他一直在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做给汪精卫看“紧急指示”的蠢事时，也是如此。甚至所谓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在采纳了罗易5月28日、30日的两个报告中的意见后做出的。罗易在报告中说：武汉和南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汪（精卫）是中央委员会内唯一的左派”。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组武汉国民党，又要依靠汪精卫的主要根据。罗易又说：“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是反动的，然而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农群众组建“可靠部队”或改造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根据。罗易说：“武汉政府的武装部队总数约10万人，其中5万人集中在湖南湖北两省，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是独立因素，当国民政府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支持，但它们随时都会不知羞耻地起来造政府的反。”这就是“紧急指示”中能提出具体数字——“要运动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并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的主要根据。

但是，罗易毕竟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带着一心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和后来“紧急指示”的执着，对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形势没有深切的了解，就与莫斯科互为影响，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后的失败。直到7月8日，莫斯科终于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失败。这一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写道：“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了工人武装、讨伐农民……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采取两项应急措施：第一，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组织中和拥护它的群众中……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二，批判陈独秀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质的错误。”[60]

陈独秀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又从一开始经历甚至“领导”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所以他看透了这个“紧急指示”是一步死棋，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这是他被说成“抵制国际英明指示”的重大事例。

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与此同时，被蒙在鼓里的陈独秀在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的监督下，对来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训令还是尽量执行，并设法努力减少党员和工农民众的牺牲。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应变会议。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的莫斯科指示。陈独秀说：“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武汉国民党已经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61]瞿秋白则是紧跟莫斯科。俄罗斯研究共产国际和中苏关系专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演讲，介绍他看到的一度开放又很快封闭的莫斯科秘档时说：“夜里，瞿秋白很虚心地与陈独秀讨论领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国际代表的意见批判陈独秀。”这里，不是说瞿秋白是个两面派，而是说瞿秋白经常是个矛盾的人。直到最后牺牲前写的《多余的话》，他叙述了在这种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撼。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这帮人书生气的可笑与窝囊。不管是中共退出国民党，或是退出国民政府，决定权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后又取决于国民党。莫斯科已经指示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中共如何抗拒！汪精卫国民党若像蒋介石决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国民党！所以，结果是先服从莫斯科退出国民政府，后被汪精卫赶出国民党。

还有一个可笑的是讨论攻克郑州后北伐战争的去向问题。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张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李济深；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认为：“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然而军事决定权根本不在他们手中，而在即将反共反苏的军事将领手中。

6月23日，陈独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举行中央常务会，讨论通过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意见起草的《提高反帝运动通告》，并以中共中央秘书厅名义发出《致上海区委的信》：加强反帝运动以刺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然后“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62]真是煞费苦心，想曲线救革命，贯彻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但是，这个通告和信发出后，蔡和森又“自己感觉不正确”——“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精神”，于是又提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复议。但是，陈独秀两次召集扩大会议，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见，陈独秀此时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陈本人倒是坦然地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在蔡和森的坚持下，28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此问题时，还未离华的罗易（中共还不知道莫斯科调离罗的指示）严厉批评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险”，是“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去遭受屠杀”。但当会议决定否决这封信时，秘书厅说信已经发出。

其实，这封信发出不发出，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调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坏的党组织，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时，与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韩步先一起被捕，由于韩的叛变，陈、郭身份暴露。陈在狱中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请胡适设法营救。胡表示“我一定营救他”。但与陈独秀同样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却把信交给了吴稚晖。这位对共产党和陈氏父子恨透了的吴稚晖立即报告蒋介石（一说密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并说延年比其父亲陈独秀还可恶，催促迅即将其处决。

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被杀害。接替陈延年任代理书记的赵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杀害。对于中共来说，像陈延年、赵世炎这样的干部，是当时在第一线战斗的最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损失巨大。

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不断地流血牺牲，中共中央、联共及国际代表则越加分裂。罗易走后，鲍罗廷虽然是罗易冒失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6月17日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但他在汉口的住宅还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场所。鲍借此经常发泄对罗易和其他国际代表的不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又发表长篇演说：“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国“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前是国际主席）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63]

这里，鲍罗廷也在文过饰非，并保护斯大林，实际季诺维也夫任国际主席时，斯大林的政策与国际政策是一致的。鲍罗廷也是积极执行了的。不过鲍的这些话却道出了国际执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国政策的要害：“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

陈独秀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左右为难，同时，为了执行退出国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国际代表和中共党内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受尽了隔板气，在国民党与革命群众之间受尽隔板气。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只要他在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6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项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讨灭长沙叛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等。[64]14日，陈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源则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中农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样才不会“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于农民内部，应注意会党问题，“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但不能放任他们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65]

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氛围中，出现这样一个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势分析和策略，实在是难能可贵。但这个《通告》又遭到来自“左”的方面的责难，而无法落实。

就这样，在无休止的争吵中，6月29日，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武汉重要将领何键的“反共训令”：呈请武汉国民政府及唐生智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66]。惊慌失措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拉住武汉国民党，阻滞其急骤右转，通过了一个“十一条政纲”的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不含联合政权的意义”；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执行国民党决议和国民政府的法令；“工农武装队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等等。[67]

这个接着被莫斯科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称为“退让投降”“机会主义”“集大成”的十一条政纲，王若飞说是陈独秀起草的，张国焘说是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的电令起草的，蔡和森说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谁起草，应该说既贯彻了莫斯科的有关指示（如工农武装编入张发奎的军队），又考虑到保护工农武装的利益，是比较理智的。但是，它显然不符合“紧急指示”的“拼命主义”“冒险主义”的精神。所以，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在7月3日的会议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中央的路线，与陈独秀吵了起来。陈独秀说：“共青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说：“青年国际代表在场，他可以说一说，共青团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说：“青年国际不应当干涉，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扰。”当时许多同志在讨论中，“对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陈说：“这不包括在议事日程在内。”[68]

既往著述就把陈与任的这次争吵反复渲染，以说明陈独秀的“家长主义”作风和“右倾机会主义”罪恶。其实任弼时不过是重复了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能挽救革命！

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湖南省工农革命力量问题时，会议记录是这样的：

仲甫（即陈独秀——引者）：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或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但要保存与农会的关系以维持阶级性革命性。每个招兵告示出来应与农会接洽，因各军政治部我们都有人。这样我们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不然我们只是空叫农民武装化。

毛（即毛泽东——引者）：省农协二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给养可以卖枪。

特立（即张国焘——引者）：以为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P.发生关系，可以抢富济贫。

仲甫：不能如此。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党部应用大力来作。

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军队，2.保留，3.上山。

仲甫：当兵最好。

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引者）。[69]

这个记录，是对6月30日所谓“机会主义集大成”政纲的最好注释，说明后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最大的罪状即“解散工农武装”，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工农武装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正因为有了这一步骤，才有以后的“农村武装割据”。同时还说明，在八七会议前，陈独秀并不反对“上山”打游击。

鲍罗廷见自己已被国民党解除顾问职务，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革命失败已经无法挽回，善后工作也基本安排，终于在7月12日，宣布曾经由罗易提议而由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并被召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遭到陈的拒绝。这个改组训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发来，被称为“驼背毛子”的国际代表还说“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鲍罗廷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暂时把训令压下，直到这时才宣布。[70]其实陈独秀此前已经提出辞职，指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71]

7月13日，没有了陈独秀的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一改陈独秀时代的软弱状态，谴责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推行“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2]。

汪精卫早已摸透了斯大林的心思，见共产党终于摊牌，就在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进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几年来，陈独秀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斯大林不允许，现在还是由汪精卫裁定了。但是，斯大林还要让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只是退出国民政府，真是“单相思”。

面对中国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特别是托洛茨基的猛烈抨击，斯大林绞尽脑汁寻找解脱自己的出路。罗易多次攻击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鲍罗廷虽然抵制“紧急指示”比陈独秀更明确而坚决，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实执行他的路线而获得他颁发的红旗勋章的人，否定鲍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不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为鲍辩护说：“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于是，陈独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选。就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

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错误地称之为政党的各种人物的大杂烩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黑体字是原有的——引者）。[73]

对照大革命真实的历史，斯大林的这些话，除了歪曲，没有一句是符合事实的。其中最大的谎言是说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实际上，在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统制和国民党的挤压下，中共中央毫无自由可言。仅从1993年起，俄罗斯公布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翻译的、不完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资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期间为讨论中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北伐），到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派谁去与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指示得十分具体。甚至在所谓“紧急指示”后第四天，（即6月3日），联共政治局紧急会议还对北伐战争做出决定并拍来电报指手画脚道：“让唐生智冯（玉祥）向北京和济南府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74]苏联最高当局这样的决定，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这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决议，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命令他们派驻在中国的代表，包括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官员加拉罕等，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加伦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罗易及驻上海的机构远东局等，在中国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再做成国际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训令等，命其在华人员和机构执行，或由他们的代表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

所以，在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国苏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也必须服从“国苏合作”的方针。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因此“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持“国苏合作”。国民党的领导人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汪精卫，也是这样来处理国共关系的和国苏关系的。

如此，在苏联和国民党再加一个共产国际三重压迫下，陈独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如陈独秀在中共受压迫时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就遭严厉批评和否定。

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文过饰非行为，于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被生生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自然，有良知的人还是有的。7月6日，时任苏联不许干涉中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指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两年，中国的条件非常有利，但农民运动却很少发展，这种情况多少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因为许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内，都认为，促使共产党到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政府地区开展运动是不合时宜的”；“国民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运动的高潮；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我们错了”；昨天在您这里的宣传标语上，把陈独秀“说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却被说成是‘坏蛋’、‘叛徒’等等”；“现在的这种歇斯底里又从何而来的呢”[75]——当然，它来自斯大林。

70年后（1996年），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在联合编辑新公开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这批档案时，也指出斯大林这样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6]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在联共和共产国际准备的全部条件下，被迫进行了对中共与革命的领导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联共与国际的领导。最后成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替罪羊，是因为他没有实行把中国变成亲苏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国家。具体来说，他没有执行毫无可能的、莫斯科最后的“紧急指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联共针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党派斗争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紧急指示”以前，陈独秀被迫领导的革命工作，许多应该重新检讨。例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暴动，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来说，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权”的条件，所以必然失败。这是造化弄人，让一个具有救国救民之心的知识分子，由奋斗走向无奈。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如上所述，陈独秀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处境十分窝囊：在国苏合作面前，没有一点他办《新青年》时期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权利”。只能当苦力，处处听从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让步，委曲求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牺牲党的利益，最后导致惨烈的失败。

与1946～1949年成熟时期的共产党相比，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这样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尚属幼年时期，太弱小、太幼稚，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能起支配作用，而只能被支配；就是说，不具备与国民党、北洋军阀较量的力量，也不具备对抗共产国际（实为苏联）的条件，不能左右革命的全局及其发展趋势。

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来追究陈独秀，要他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过，对陈独秀个人来说，的确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弱点。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两年表现，不仅与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坚持党的独立性与争取革命领导权而坚决斗争的态度不同，更与《新青年》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根本不同。那时的他，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特立独行，而且是想他人所不曾想，言他人所不敢言，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更有“不容他人所匡正”的霸气，从而奠定了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

直到1921年9月，他随包惠僧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共产党中央工作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不要苏俄的钱，要了人家的钱，就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他在家中被捕，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营救；再加上第二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其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指示）之后，陈独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这种情况，有人根据陈独秀性格，认为他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像早期革命时期因对同盟会的纲领、组织状况、斗争方式等有看法而不参加同盟会及其后的国民党那样，早在1922年全党都反对党内合作时或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时，因国际不同意自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大革命中，他曾7次提出这个主张），就应该辞职，而不应该拖到1927年7月革命实际已经失败时才辞职；或者在1927年4月初，上海“三暴”成功时，就把工人纠察队转移到农村保护起来……

但是，历史不承认假设！实际情况正如他在1929年被党开除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长文中承认的，每当出现违背他意愿的状况时，由于“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所以屡次“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认识不彻底。”说明他一生中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理论的缺失。他虽然有不少闪光的思想，深远的预言，振聋发聩的主张，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但是，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不能在关键时刻战胜对方的说教，有时还往往以对方的说教为是，来说服自己迁就对方。这是他“认识不彻底”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没有理论，于是他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又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

“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说明他除了理论弱点之外，还有性格上的软弱，有时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兼容善恶。如他在《自传》中承认的，受母亲的影响，他对明知是错的事，却由于某种原因（如感情用事、感激马林营救、喜欢或厌恶某个人等）或形格势禁（个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而不得不顺从。这表明他原来看似正确的立场和原则，是不坚定的。因此就放弃了，而接受了在他重新认识认为是正确的别人的主张。当事后证明别人的主张是错误的时候，他又反悔。这使他后来更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认识，结果由于他理论上的弱点，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迷途而不知返，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造成悲剧的下场。

所以，在大革命中，把错误的责任主要归咎于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但陈独秀也不是完全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在某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认为其正确的指示而执行的。如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后放弃反蒋斗争，起草《汪陈宣言》等。又如北伐胜利初期，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倾向，提出“迎汪抑蒋”“以唐制蒋”时，陈独秀却主张“蒋汪合作”，于是被蒋利用，促陈抵制武汉的政策。

因此，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在被开除党籍初期写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痛心地自责：自己“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从陈独秀性格的另一面看，他原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若完全不加约束，往往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革命斗争是敌我双方有组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力的综合较量，因此需要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容不得半点自由主义。最了解他的终身至友汪孟邹曾对郑超麟说过：共产国际纪律对仲甫兄的约束，不能全盘否定，否则他会乱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上海三暴胜利后，他曾想号召反英，逼蒋反帝，以避免蒋向工人进攻。这年6月，大革命失败前夕，他也曾同意蔡和森提议，向全党发出开展反英斗争的通告，想以反帝运动挽救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理智的拼命主义的念头。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是不应该有的。

[1] 郑超麟：《怀旧集》，第20～21页。

[2]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3]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4] 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5]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8、139页。

[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63、467页。

[7]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8页。

[8]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1961年第9期。

[9] 陈修良：《我走过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0]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11]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28页。

[12]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第213页。

[13] 陈修良：《我走过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5号记录》，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71、85页。

[15]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1页。

[16]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3～95页。

[17] 《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09页。

[18] 《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页。

[1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89号（特字第67号）记录》，1927年3月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35～136页。

[20] 《瞿秋白文选》第5卷，第393页。

[21]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09、337页。

[22] 《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09页。

[23]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02页。

[24] 《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5页。

[26]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22、129页。

[27]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39、542页。

[28]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9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549、551页。

[29]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99页。

[30]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册子。

[3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

[32]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7～46页。

[33]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9页。

[3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52～253页。

[35]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5～76页。

[3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5页。

[37] 黄阶然的回忆，1980年5月20日，未刊稿。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98～300页。

[3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2页。

[40]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1页。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70号）记录》，1927年3月2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57页。

[4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页。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7页。

[44] 转引自《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于汉口，《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8、309页。

[45] 《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61页。

[46] 以上各人的发言，分散在《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等五个文件中，篇名太长，恕不一一列出，请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9、321、357、361、427页。

[47]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和1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3、320页。

[48]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2日和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1、302、303页。

[49]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28、329页。

[50] 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第324～325页。

[51] 自然，在对外宣传上，陈独秀知道必须顾全大局，保护工农运动的积极性。所以，他在6月20日发表的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蒋》中，列数许克祥在马日事变后的种种反苏反共反工农的罪行，驳斥马日事变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的谬论，抱怨武汉政府对许克祥的庇护。

[52]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18～319页。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0号记录》，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4页。

[54]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17年6月2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1、372页。

[5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51、253页；《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2页。

[56]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国际新闻通讯》7卷42期，1927年7月21日。

[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45、346、352、364、375～376页。

[5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66页。

[59]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年6月2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74页。

[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16号（特字第94号）记录》，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97、398页。

[6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3、266页。

[62]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1页。

[63] 转自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7页。

[64] 《向导》第197期。据罗易后来说：这封信及信中六条“提议”，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见《罗易赴华使命》，第113页。

[65]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5、166页。

[66] 《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67] 转引自《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68]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10期。

[69] 《中共中央党委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7月4日，中央档案馆藏。

[70]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

[71]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册子。

[72] 《向导》第201期。

[7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405～409页。

[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298～300页；《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06～307页。

[75] 《沃兹涅先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393～394页。

[76]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破裂》导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93页。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舔吮自己的伤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无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流血牺牲，陈独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体鳞伤。

鉴于武汉反共形势日益严重，陈独秀离开中央工作岗位以后，就从中央机关“六十一号”搬出，与秘书黄文容另租房子隐蔽起来。郑超麟说：开始时，陈独秀“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1]可见，当时共产党虽在幼年，但情报工作已经相当成熟。后来陈独秀一度隐藏在党的印刷机关的长江印刷厂新创办的宏源纸行楼上，这个地方只有创办人陈乔年和汪原放（当时公开身份是《民国日报》营业部主任，实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兼管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少数人知道。陈独秀还说“纸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万不要用时髦的字样”。他还让陈乔年转告汪原放，到他的老朋友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处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张“护身符”，准备白色恐怖的到来。“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公开通缉的“共匪首领”，他就藏到工人住宅区。汪原放回忆：

有一晚，乔年对我说：“今天父亲对我说，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罢。”

我们去了，走到一个一楼一底的门口，一张竹床上，有一个人面孔朝屋内、头靠着门躺着。乔年和我进了门，他一头坐了起来，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上还拿着一把芭蕉扇，说：“来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差不多在走时，他笑着说：“刚才你来时，看见我像一个工人罢？”我道：“这一带是工人住宅，凑门乘凉的，我看见很多。朝里躺，更好。”[2]

后来，回到上海，陈独秀就让陈乔年转告汪原放，不要再与自己联系，“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指《亚东图书馆》——引者）事做好要紧”[3]。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48岁，又饱经斗争的磨难，可以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他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关系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罗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终于来到武汉，德国人纽曼为其副手。罗手中拿着批判陈独秀中共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尚方宝剑，在清算陈独秀的同时，还要强行贯彻“紧急指示”，为挽救莫斯科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做最后的努力。罗首先与瞿秋白、张国焘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决定正式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而应到莫斯科去总结经验教训（实为接受批判和惩罚）。于是决定在8月7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前，即4日或5日，罗明纳兹和纽曼到长沙，在麻园岭苏联领事馆内召开农民运动最发达也最受摧残的湖南省委临时会议（由领事馆英文秘书饶漱石任翻译），动员他们起来批判陈独秀，并要求大家签名“打倒陈独秀”。但是，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等不同意。易说：“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呢？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之过，共产国际对中共不断有指示，还派来了代表监督执行，难道就没有责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级组织签名方式来撤销党的总书记。”会议上，易还主张土地革命不该打倒中小地主。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4]于是，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即批判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思想”。

原来，易礼容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与陈独秀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党时，毛泽东是湘区区委书记，易是委员。1926年易任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作风稳健，曾主持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赞同陈独秀的先进行国民革命，然后才开展社会革命的观点，坚持实行三民主义，主张实行减租减息和耕地农有，不赞成没收富农和中小地主土地，并赞同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删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词句。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马日事变时，他正在武汉开会。24日，陈独秀约见他，告诉他：湖南白色恐怖严重，原省委书记夏曦、代理书记郭亮均已被迫离开，现省委无人负责，中央决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临危受命，于28日化装潜入长沙，逐渐恢复起被破坏的党组织。所以，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场反驳罗明纳兹说：“湖南省委书记等人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们在前线血滴滴地同敌人斗争，你们却坐在租界里说风凉话。”但是，会后，党中央还是开除了易的省委书记职务。

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在当地的中央委员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也是中央委员，人也在汉口，可是李立三说：“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国际代表非常反对。”[5]不知是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为了避免矛盾（大家了解陈的叛逆性格，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推在陈一人身上，他必抗辩，临时中央的成员也难以面对），抑或其他原因。总之，八七会议在处理党内犯错误干部问题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如以下周恩来、毛泽东所说：

“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6]

毛泽东也说，这样的“斗争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7]。

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这个文件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主要内容是两项：一是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实际被撤职。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文字上或口头上，都未点陈独秀的名。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中国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因为，按照苏共的做法，如此严厉的处置，不仅要点名，还要明确做出撤职的决定。这至少说明，当时陈独秀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威望，并且人们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归罪于陈一人不满，甚至表面上忠实于莫斯科而代替陈、实际上成了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内心深处，也充满着矛盾。据郑超麟说，约一个月后，党中央迁到上海。“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落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议决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的。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8]

陈独秀是一个既坚持原则，又能照顾大局的人。他对于未被邀请参加八七会议，并不计较，但对革命失败责任全由他一人承担，并到莫斯科去接受惩罚，坚决不答应。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处，告诉他关于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决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9]

陈拒绝到莫斯科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想摆脱国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

9月10日，在请汪原放向上海的汪孟邹探明上海租界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陈独秀与黄文容（阶然）、汪原放、陈啸青（亚东图书馆职员）在武汉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后半夜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总在他头脑中萦绕，不时沉吟道：“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10]

这个思想其实早在1920年、1921年建党时就有了，是他的本色思想，为此还与马林吵过一架，“不要共产国际领导”。后来被迫接受了，他还是不忘中国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论和道路的念头。为此大约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把党内领导人所写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以《中国革命论文集》为书名，以“中国革命之性质”“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中国革命过去之经验”“中国革命中之国民党”“军阀制度与联省自治”“革命与不合作”“劳动运动”7个总目，编辑了34篇文章，以“新青年社”的名义，出了一本小册子，供党内阅读研究。其中“陈独秀”有15篇。笔者1998年访问日本时，有幸在丰桥市的爱知大学霞山会馆文库，见到了这本珍贵的小册子。其中“屈维它”是瞿秋白的笔名，“孙译”即马林，各收了一篇。

《中国革命论文集》封面及目录

后来，笔者又在中央编译局见到这本小册子的广告词，其中说道：“中国革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完成中国革命，要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而不至有已发展的革命运动走入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新式统治的危险，必须拿最革命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以求得明了的观念。这部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之结晶品。”从广告词上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来由上海华兴出版社出版，[11]但在国内没有发现原书。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虽然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的打击，思想上并未消极，抱着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经验之目的，勤于思索，他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把反对或批判过他的人，都视为同志，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产生一些分歧而已。他从大局出发，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先是在武汉，然后到上海，多次向临时中央贡献自己思考的意见，其主要精神是认为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策略应该是退守和防御的。

但是，陈独秀的这个思想与莫斯科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党中央瞿秋白等的思想完全对立。他们的思想充分表现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中，认为革命形势还在高潮中，并且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他们一方面承认为贯彻“紧急指示”而发动的“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承认“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另一方面，却又说“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而且，他们还为中国革命“创造”出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时称“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2]瞿秋白更是认为：“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革命……更是不对”；它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13]

如此混乱的战略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势必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出现“左”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

周恩来说：“‘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意“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14]

这比起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来，就更加激进了，自然也失败得更快了。

其实，周恩来不知道，所谓“不断革命论”真正的精神并不是罗明纳兹的发明，而恰恰来自莫斯科最高当局，即联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只是斯大林不用“不断革命论”这个词，而用“苏维埃”这个同样能混淆革命性质的词。8月8日、13日，斯大林两次签署的给纽曼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说：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取国民党”，或“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15]

莫斯科和斯大林提出“如果”和“指望”，在华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就来“制造”出这种如果和指望。于是一系列显示高潮的“暴动”就出现了，苏维埃也在广州暴动中建立了。而在革命策略上，就把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甚至中农和小资产阶级，都当成了革命对象。在前述中共的决议案中竟规定：

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理，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

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果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土地革命的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

如此极左的战略和策略，一是被国民党残酷的屠杀政策所激愤；二是被莫斯科过去推行（表面上表现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执行）的对国民党一再退让的政策所激愤；三是由本来就极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被罗明纳兹极端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与国民革命经过“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共事变后正在走向低落的形势相违背，而且与陈独秀的比较稳健的思想与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日、12日，即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极左纲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的第二、第三天，陈独秀连续两次致函中共中央，直抒衷肠。

关于当前形势：“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关于这一点，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王若飞有一次到陈独秀家去，谈到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时，二人又发生了争论，王若飞坚持中央意见，认为革命形势还是“向上涨的”；陈说是“向下落”。陈问道：“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回去后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个决议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决议译成英文，作为中国问题的文件在六大上散发）。

关于革命性质：中央第十三号通告中，“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纲，要求迅速确定“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

关于以暴动夺取政权：如果“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为目的，此时尤不可以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

关于夺取江苏上海城市政权问题：（王）“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

关于当前策略：“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

陈独秀担心这些意见不为党中央所接受，最后又坦诚地表示：“我见到于革命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16]

但是，指导了八一南昌暴动及其南征广州、指导了八七会议及全国各省的秋收暴动而连连失败的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独秀的意见。12月9日，中央复函陈独秀，批驳了他的意见：

关于形势：国民党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这就是说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革命主观的努力，而可以无视客观条件（如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一种“革命万能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按照这样的逻辑，革命形势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关于政策：对陈独秀的意见，“我们不能同意”！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农民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实行“四不”。

关于上海暴动：错误只在“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关于革命性质：坚持“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即“实行平民式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17]

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党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的逆耳忠言，又于12月11～13日，发动了广州暴动，又一次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罗明纳兹副手纽曼亲自参加了暴动的指挥。陈独秀获得此讯后，在13日午前，紧急致函党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并提出5条建议，企图予以正确引导：“在广州非战斗人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广州革命政府用“工农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不可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因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等等。[18]

陈独秀虽然反对这次暴动，但暴动已经起来，如果还在一旁反对，泼冷水，则无济于事。他学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但是，他又料定这次暴动肯定是要失败的，关键是如何使其减少损失，因此提出5条建议。自然，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会接受的。

在广州暴动领导人中，总司令叶挺曾提出与陈独秀相同意见：由于国民党援军就要到来，而暴动部队消耗很大，提议撤退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但却被国际代表纽曼所否定。纽曼说马克思主义的暴动原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指责叶挺向农村撤退的主张是政治动摇。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到来，寡不敌众，总指挥张太雷也在战斗中牺牲，余部不得不撤出广州市区，暴动失败，一部分部队与海陆丰农民武装相结合。

但是，广州暴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训，反而使他们走向更加极端。12月下旬，正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余部向东撤退之际，中共中央常委会就广州暴动问题复函陈独秀，称暴动虽败，但“其他各乡之暴动可以趁军阀混战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据与再行汇合的局面”。关于革命性质与目标，仍强调“民权主义的独裁”在中国“其势非以共产党一党政权表现之”。[19]

陈独秀的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他还从已经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子乔年口中得知，中央还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且回上海不久，瞿秋白因党中央人手不足，把黄文容调去做郑超麟助手，编辑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从此，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独。还好，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主张。但他对陈独秀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劝告父亲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于是，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陈独秀没有再给党中央提出过一条建议。不久，乔年与史静仪结婚，二位都是在当时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称羡。他们生了一个名叫“红五”的男孩。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小孩，也算有了一点天伦之乐。可惜孙儿不久夭折，陈乔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牺牲。儿媳史静仪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委书记，为考虑安全，由组织安排，把乔年牺牲后生的遗腹女陈鸿寄养朋友处后，史再次赴莫斯科学习，后来他适。[20]陈独秀在政治上、生活上接连打击之下，重又陷于空前的寂寞与悲痛之中。

而他的孙女陈鸿，后来也丢失了，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找到。史静仪在莫斯科与李国琛先生结婚，生有一男一女。1939年回国后，史静仪设法寻找陈乔年之女陈鸿，但始终杳无音信。1969年，她在弥留之际，嘱咐李氏儿女继续寻找。终于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经63岁改名为苗玉的陈鸿。她是已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军离休干部，生活美满幸福。这也算是给陈独秀和陈乔年在天之灵的一点安慰。

文字学研究中苦度艰难岁月

但是，经历了五四前后近二十年的革命失败、亲友牺牲的无数次打击后的陈独秀，早已成了一个硬汉子，而且很会排遣痛苦与寂寞。他暂时退出政治，研究他喜爱的文字学，犹如他所说的，“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后，就退到学术领域施展才华或寻找精神寄托，有的还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如前所述，陈独秀虽然没有在正规的中学、大学拿过文凭，但他通过自学，对历史、哲学、政治、文学、教育、宗教、道德、妇女、人口、家庭、婚姻、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等领域，都有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论著。比较起来，他对文字学更是钟情。这里的“文字学”，不是狭义的文字学，而是如古称“小学”的文字学，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韵学，又包括研究字形、字义、字源及其演绎等的狭义文字学。从现有资料看，陈独秀最早从事文字学研究，是在参加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失败之后，写了一部《字义类例》一书。现在他研究的是与音韵学有关但又有区别的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问题。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他在书稿的《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和创新，当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还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陈独秀认为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

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最后他表示：“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21]

可见，陈独秀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种创新的精神。这是他所以成为伟人的基本要素之一。诚如近代中国著名评论家王森然所说：“（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其实还精通英文，懂得德文和拉丁文等多种外文——引者），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所以如此，他企图从陈的个性上探究：“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罪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22]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与他来往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这为他做这样的工作提供了方便，陈独秀很快就把中国几个典型方言调查清楚。

对于陈独秀进行文字研究工作，人们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23]

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此的确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终于在一年以后，即1929年3月，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24]此书稿分五部分：自序及说明；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这些人都是地道的当地人，可见其做学问认真。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拼音草案》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言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书稿当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的作者。于是，他在政界和学术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同捐赠了稿费千元。当时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无力关照他的生活。《独秀文存》当然也不可能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税收入来维持生活。这笔稿费使他渡过了一次难关，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

1942年陈独秀逝世后，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曾受北京大学同学会的委托，照料过陈独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资深（又名何之瑜），负责收集、编辑并出版陈独秀遗著《独秀丛著》，最后与商务印书馆签约，分两部出版陈独秀文字学方面的全部论著：第一部取名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韵学方面的七篇论文；第二部是他所写的六篇文字学（狭义文字学）方面的论著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结果，第一部的清样出来时，上海解放，这位已被共产党定为“大罪人”的著作，也被严禁出版，尽管这些是纯学术、纯语言文字的而非政治性的著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01年，原已是清样并由何之瑜核校完毕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笔者的努力下，由中华书局以繁体字出版，并改名为大家易懂的《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但是，《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至今尚未问世。

其实，以笔者粗见，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方言极其复杂，要想用一种拼音文字来统一，的确是一件难事，实可称“难于上青天”，可能是陈独秀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一个理想。也许这是无知的外行话。我至今也难以理解，陈独秀为什么做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他的思想比我们更深远。不过，如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并已在包括港台在内的各地普及而且说写基本统一。这也是陈独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又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接连的失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又对这些暴动的负责人进行严厉处分，当时党内思想混乱，失败主义情绪弥漫。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以向全党指明新的方向，1928年3月，共产国际做出了4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中有一条就是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必须参加。但是要在一个月内，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不可能的。于是，会议不得不推迟到6月召开。

陈独秀再次拒绝到莫斯科去，虽然党中央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对他做了许多工作，除了瞿秋白亲自出面外，还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进行劝说，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他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是他从自己亲身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他绝不让步。他认为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暴动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挥的结果。而他们所以错误，是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曾反问劝他赴苏的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5]王若飞同情陈独秀的处境，虽然奉命来劝说，但也担心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所以，除了他强调的“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反对莫斯科干涉中国革命这个正当的理由之外，在内心深处，不能不说也有警惕的一面，党内许多同志也劝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采取了与他同样的立场。

共产国际东方局副局长索洛维约夫曾给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透露，共产国际早在大革命胜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提出过请陈独秀来莫斯科的建议，那时是想真诚听取陈独秀的意见的。但是，显然斯大林最高当局认为自己的路线完全正确并因此给鲍罗廷和加伦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索洛维约夫说：“很可惜，如果当时陈独秀来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国党较为正确的路线。”[26]

这个估计是否成立，暂且不说，但却说明，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

不过，陈独秀1928年5月拒绝参加六大时诚恳地表示，他不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也不为自己辩护，更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27]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张曾多次拜访陈独秀，鉴于瞿秋白“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张曾提议另组“工农党”，以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领导。陈一度“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又考虑到这毕竟是分裂党的严重行动，困难多多，后因瞿秋白路线结束，中央又准备召开六大，于是作罢。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28]所以对六大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有一批陈独秀领导党中央时期的骨干，对共产国际和新中央处理陈独秀不满，私下串联成一个派别，自称“陈独秀派”，并仍拥护陈为他们的领袖，鼓动陈也参加，为恢复往日的地位而奋斗。但是，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不参加，也不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也不阻止，表明了他对中共六大的期待。因为这些干部分散在各地任职，陈独秀又是这种态度，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活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瞿秋白时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批评了陈独秀，也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当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不会做自我批评的。大会再次确认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大的确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由于“左”倾的基因未除，被几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假象所迷惑，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自相矛盾地宣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于是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就建立起来，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29]这就为以后发生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埋下了根子。

关于陈独秀问题，中共六大及其后紧接着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7月15日至9月1日），发生两个插曲。一是对陈独秀有亲切友谊而为人正派的王若飞，在对于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责任问题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过饰非，把错误全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认为应该党中央集体负责。他在大会发言时，批评了陈独秀领导的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错误；同时，对他自己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也做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这实际上是在向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挑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这场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总结报告中：

讲到机会主义的责任问题——陈独秀的问题。大家提及了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来说一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30]

显然，瞿秋白的这段话，基本上是同情陈独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顾到控制大会的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讲得很“累”：他一方面说“在法律的观点”上来说，陈独秀“应负一点”，“在政治意义上，是他要负责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一方面，他批评陈“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甚至说“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他又说陈“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还扯出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瞿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曾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关系密切，自然知道陈独秀的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的，但是，他又不得不避开这个“地雷”。

第二个插曲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名为《共产国际纲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的文件，并要求在大会上散发和恢复其党籍。这个文件是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搞的《共产国际纲领》的。文件分三个部分：（1）“世界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革命的纲领”：以托洛茨基发明的“不断革命论”，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2）“帝国主义时期的战略和策略”：详细论述了共产国际历次大会的错误策略，和在这个策略指导下，各国革命失败的教训。（3）“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把中国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武装暴动的失败，作为批判斯大林的重磅炸弹，全面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的错误。斯大林只在大会上印发了这个文件的（1）、（3）部分，并严格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

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和留学生工作人员（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一些人，看后大受鼓舞，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他们设法保存下来。别的国家的代表，也有私自带回国的。此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分裂成两派：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这个情况，是中共党内出现反对派的源头。

“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为中国托派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这些原则体现在他以很长篇幅详细论述的两大问题中。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革命性问题。他认为只有反动性，没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阶级永远不能与它结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有一条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总结出的一段话：“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妥协，仅在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工农革命组织和它能进行真正反帝国主义斗争条件之下才可以的。”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批判这段话开始，指出这是“用荒谬的条件去掩饰资产阶级”；“只有当时于我们有利，我们与魔鬼亦可以缔结（条约）……这是十分的荒谬。若我们依据这种条件行动，实际上便是让魔鬼作保镖和请他做基督的天使”；“以为殖民地的受压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雪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

接着，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总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经验出发，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反对某个军阀和某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它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因此，资产阶级表现得越革命，无产阶级越要警惕；而斯大林则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麻痹无产阶级。

从欧洲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中，托洛茨基又提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规律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营垒，完全不是偶然的，轻率的，而是受了阶级利益压迫，这是非常明显的。随后因惧怕群众之故，资产阶级就逐渐离开革命，公然表现其对革命宿怀的敌意”，最后“完全彻底的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中”。

托的文件对比中外资产阶级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到东方，资产阶级越反动！”

归纳以上托洛茨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理论，可以归结为一条：任何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反动的，所以，不能与资产阶级结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短时期内，他不能对它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创造和与此相联系的统一战线策略，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使陈独秀离开中国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及与此相联系的“工农民主专政”问题。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和农民的私有本性，中国不存在民主革命阶级，“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

在中国，到底是城市领导（支配）农村，还是农村领导（支配）城市？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一方，与中共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衍生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传统，即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群众为主力的路线；一条是以农村为基础，以农民群众为主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而前者的观点，就是在这里由托氏为他们规定的铁律。就这样，当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时，陈独秀的后半生就完全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实践上，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托氏以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规定，对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各阶级的分析，最后落实到中国革命当前的口号和下次革命的性质：“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31]（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1917年11月～1918年7月）也不会有，而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

这个论断，为后来大部分中国托派分子所接受，产生了下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唯陈独秀除外。

这年10月，托洛茨基又专门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详细地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既有对过去革命的教训的总结，又有对今后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指示。第二年（1929年），托洛茨基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又为来看望他的刘仁静，起草了《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成为正式的中国托派纲领。归结起来，其要点如下。

第一，1927年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失败（即上海、武汉、广州）的总结是：“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之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动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十足的机会主义路线充分表现出来”：党的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农民问题和苏维埃问题。

第二，形势、策略与任务。现在是反革命奏凯时期，“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与依何种道路发生”。军事独裁在现时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反对军事独裁斗争必然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中国的国民立宪会议由普遍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以解决国家的最要紧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

第三，当前工作：（1）出版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文件；（2）准备发行反对派的政治的及理论的机关报；（3）团结优秀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反对派之集中的小组织；（4）和世界各国反对派联系，以便在最近将来组织反对派的国际小组织。

关于成立托派小组织，托洛茨基强调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下，在共产党党内及党外，公开的勇敢的前进，才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和变节，回复它到马克思列宁的路上。”

显然，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极左的理论和战略。但是，在革命形势估量和行动策略上，托洛茨基比较注意现实，并不盲动。所以，他为中国革命提出的路线是：现在处在低潮时期，即反革命时期，策略是退却与防守，口号是要求开展国民直接参加选举的“国民会议运动”，主要进行要求民主的合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争取群众，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到时就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各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一下子夺取全国政权。

[1]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7页。

[3] 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1～137页。

[4] 唐宝林记录并整理《易礼容访谈记录》，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66～237页。

[6]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172页。

[7]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961页。

[8]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0页。

[11] 《上海华兴出版社图书目录》，中共中央编译书资料室藏。

[12]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69、370页。

[13]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4]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7、21页。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8、449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5～448、437页。

[18]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19]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20] 参见杨纤如《乔年烈士有女天涯何处》，苗玉《给党组织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认苗玉姐姐的经过》，均载《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0期，2000年6月，第26、27、28页。

[21]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藏。

[22]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3页。

[23]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年6月29日，唐宝林访问整理，未刊稿。

[24] 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

[25] 黄阶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手稿。

[26] 《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1927年9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33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6、367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170、171页。

[30] 《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瞿秋白文集》（5），第610页。

[31] 托氏和中国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十三 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1920年代末，陈独秀转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党内民主”相结合的托洛茨基主义。自己没有独立的理论，只得盲从他人，充分显示了他的致命弱点。

中国托派首先产生于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无理处置，使联共内部从领导层到下面党员群众分裂成两派，互相斗争十分激烈。大革命时期陆续到苏联留学的大批中国学生，也相应分成两派，有的还加入了苏联托派，甚至像梁干乔这样的共青团员，还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举行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在经过主席台时，托派群众突然打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公布列宁遗嘱”等标语。两派群众扭打起来。这个事件后，托洛茨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职、开除、流放等处分。随之，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苏联托派分子受到严厉镇压，转入地下。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也是如此。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的被驱逐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陆一渊家中，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油印刊物《我们的话》（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主办的革命地下刊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翻译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历次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茨基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终于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归国留学生王平一，原是山东的中共党员，在莫斯科转向托派，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内。这时，原“陈独秀派”的成员，大多数在六大后失去原来的领导职务，先后到上海闲置起来，使原来由于对陈独秀的错误处置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膨胀起来。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王平一带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后，一方面自动组织起来，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且完全佩服和接受托洛茨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张，甚至平时勤于观察与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郑超麟后来也回忆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另一方面，他们再鼓动陈独秀出山，反对六大后新的党中央继续推行的“左”倾路线。例如，与陈独秀及他们的低潮形势估计和采取保守、防御、合法斗争的策略不同，以向忠发为总书记、实权掌握在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认为形势是“革命的高涨要快走向新的高潮的局面。‘直接革命的形势’仍然没有变更”；“在这一革命形势之下，本党暴动策略不独没有改变，而且应当更加积极的求其实现”。[1]出于这样的形势估计，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各地党组织，不管党的力量有多少，积极开展反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农民秋收暴动和反帝运动，而“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作中，要注意提出‘反国民党’、‘政权归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2]。为此，各地党组织必须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八一”（国际反战日）等红色节日，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从“罢工、怠工、包围东家，在斗争中甚至与警察冲突”，到“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等。国民党政府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在当天守株待兔似地镇压群众，结果使好不容易恢复和积蓄起来的党的力量，不断受到摧残。有的地方党组织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这种“左”倾路线进行抵制，中央还加以批评：“根据有些地方的经验（如上海），国民党对于民众反帝运动，并不能无限制的压迫，所以在客观上，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帝高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各地党部在这次运动中的影响，除少数地方外，至今只是模糊的微弱的。这是甚么原故？有些地方的回答这样说：‘我们过去太没有群众基础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北伐前城市的基础比现在更要薄弱甚至一点也没有，然而我们到处都有反帝的成绩。又有些报告如南昌、南京则这样说：‘反帝运动一点也没有做起。’这只是一种懒惰的回答。如果真有决心运用现在党在群众中就算极微弱的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致‘一点也没有做起来’。”[3]

中共在六大后，由于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停止，全党的工作曾有一些起色。陈独秀本来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为自己辩护，不再反对中央。所以，当汪泽楷[4]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来劝他起来斗争时，陈独秀拒绝。但是，现在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左”倾现象，在阅读了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从1923年起，一再批评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的错误路线，并多次提出国民党将背叛革命，共产党必须立即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而被斯大林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的一系列文件和文章后，陈独秀一年多来苦恼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并且找到了知音。原来，他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和行动，以及遭遇与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路线。由此，他对托洛茨基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对斯大林则更加厌恶。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完全赞成托氏在《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关于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论述：“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

但是，对于“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含意是不同的。前者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已经或即将成为“反革命”。共产党退出后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应该把革命矛头指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以苏俄革命为榜样，成立苏维埃，进行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则一直坚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民主革命。所以，看重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根源上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外，在其他问题上，接受很慢。特别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一直持保留态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据当时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学习的郑超麟回忆说：“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5]

最后，陈独秀还是在当前革命口号和下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人对洛托茨基有关论述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陈独秀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过去‘无产者社’开始组织时，关于引起下次革命之因素的，是民主的要求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曾有个剧烈的争论，而最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是后者。叛徒马玉夫和已经脱离革命的蔡振德，以及其他的人们，都曾经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点机会主义的嫌疑；马玉夫并且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也已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任曙现在还有这样的见解），反对分析将来的革命性质专从政治斗争出发；这样的意见，在过去‘无产者社’中也曾经过好几次争论，才渐渐在表面上消灭下去……（但）始终并未得到很明确的解决。”[6]

就这样，经过约三四个月的学习和讨论，陈独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状态下，正式转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很快被拥戴为中共党内反对派即托派的领袖。于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他能接受的托洛茨基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并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企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表现出托派路线战胜共产国际路线的强烈信心。

其一，关于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根由。陈独秀认为是“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陈认为这决定了“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他对于托洛茨基所持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观点的理解。

其二，关于当前形势与策略。陈独秀严厉批评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低潮的形势和退守的策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路线。他指出：中共在八七会议以后，反对所谓“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但是中央“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现在中央的政策错误，“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指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策——引者）根本上也同时存在”；“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杀党内德谟克拉西”。

陈独秀的以上批评是正确的，而根子还在共产国际那里。在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们运用“纪念日拜物教”理念，如何指导中共每逢纪念日必须发动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罢工的第四个周年日。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天不可能平静地过去……所以我们代表团还在4月份就讨论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5月4日、1914年5月9日[7]、1928年5月[8]等）”；“但是我们清楚，党做不到纪念所有这些周年日”。于是“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同志着手为5月30日游行做准备。中国同志赞同这个建议，但向我们描绘了党的状况，说很糟糕，并告诫说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同志们。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应该是“江苏省委”之误——引者）一名代表和七八个工厂支部各一名代表组成的为5月30日做准备的党的上海委员会……决定由政治局作出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并要把这个决定传达到基层组织，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

然后，这封信讲述了此次运动的情况：“5月30日行动是由合法的委员会领导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党内动员。印发了约70万份各种传单、1万份我们合法的报纸。多数工厂举行了以5月30日为题的集会。5月30日行动完全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把这次行动同工人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了。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约有3万人参加了游行”；并教工人“怎样捣毁电车、汽车、报馆等”；“游行者同宪兵进行了短暂的搏斗之后，有人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党部’的口号，结果捣毁了两个国民党报馆”。[9]

从这份绝密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左”倾错误到什么程度！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

第一，明明中共领导知道当时“党的状况很糟糕”，无力发动这样的运动，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向莫斯科交账，硬是勉强中共中央做了。即使基层组织抵制，也要执行。信中在谈到他们强迫中共中央做出游行示威决议时指出：“如果这些组织以为，政治局的建议不错，那就会得到执行。换句话说，否则党就要不断地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决定试一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当基层组织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损失时，还要受到批评。信中说：中共“政治局对结果并不满意，有意对一些支部进行严厉批评。我们劝同志们不要这样做。不能在一开始领导群众性游行就进行严厉批评，因为这样做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受到惊吓。当然，糟糕的是我们在街上向游行者发表演讲的同志，看见警察和（拿着棍棒到处打人的）印度人（指租界里的警察——引者）时就惊呆了。能严厉批评这位同志犯右倾，犯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吗？”

第二，每逢纪念日必有共产党组织的运动，国民党完全清楚，并做了镇压的准备，可是他们还是要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去做无谓的牺牲。如上述信中所述：“国民党告诫居民：共产党人可能还有反动派（指当时的改组派——引者），将试图利用5月30日来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当然，国民党也没有忘记警察方面的工作，采取了种种措施不允许举行任何群众大会、集会和游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国民党开始实行镇压。校舍被警察包围。有三所学校关闭……国民党学生决定解散学生组织，建立在国民党保护下的唯一‘联合’组织”。最惊人的是，这封信还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预定的8月1日的运动：“为了便于同志们对5月30日作出总结，我们代表团要为政治局和省委作出决议……在总体上决议要说，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并号召继续做工作。我们的印象是，8月1日同志们要纠正5月30日以来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远东局竟专门做出决议，要求中国和各国共产党，在8月1日这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定的“国际红色日”开展运动，“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特别强调“用直接的武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暴动推翻帝国主义，用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进攻苏联分割殖民地的反动战争为拥护苏联与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10]。中共立即响应，并在7月27日的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共产国际代表团则直接帮助中共中央部署斗争。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做出的决议表明，他们犯了脱离中国实际、在低潮的形势下强迫制造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

决议说，举行八一国际赤色日，“党本应动员中国百万民众，反对已经准备好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保卫苏联”。“在开展的运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一些省份没有表现出动员群众的任何才能”。我们已经给中央指出，“八一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域进行。尽管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和不止一次地亲自提醒，党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几乎是在劳苦群众中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度过的”。“无论中央还是我们都没有得到关于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的消息。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党的过错。”甚至说：“这里暴露出了那个可悲的情况，即中共在中国还没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11]

情况很清楚：群众根本没有进行“八一运动”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也无能为力；实际上，中共中央是发了很多文件，很想“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保卫苏联”的方针推行出去。也就是说这已经是很“左”的方针，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左”得还不够。

第三，运动完全采取非法斗争的形式，而且是“打倒一切”。当时还有改组派领导的群众斗争，可是信中说“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而且明明是反帝运动，却“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

陈独秀说的低潮形势下的策略是退守，也不是无所作为。在10月10日给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他根据托洛茨基的文件，提出了革命过渡期中“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反对中共中央的“苏维埃”口号。在随后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合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族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裁，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12]这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

托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纲领下，当前只进行民主主义的斗争；而中共则在“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下，大搞苏维埃运动，进行夺取政权的暴动。所以，当时许多中间人士，对双方的战略、策略的矛盾颇不理解。其实，这显示了当时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错误的路线中，无论是理论、战略、形势估计和策略运动，都是由于这种错误而处于混乱中。在许多问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陈独秀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势力早已成为残余，地方与资产阶级只有一致，而没有矛盾可言。他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的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矛盾形态介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特别是经过了这次大革命，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之残余”。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仅在中共党内，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双方都引经据典，振振有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托洛茨基、陈独秀、中国托派等，都夸大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如上述陈独秀的论述，显然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入侵后为了进行经济掠夺而建立的殖民地经济和封建社会原有的商品经济，都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当时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赞同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观点，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说法。

其四，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陈独秀也完全接受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观点。这是以上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必然结果。他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出于对中国社会和政权性质的“左”倾认识，陈独秀对于富农——“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也极端否定。他说：“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于不满共产党及工农群众在大革命中的极左行动，一度曾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连中共也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六大纲领中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说“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而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所以，中共当时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并非如陈独秀和托派理解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更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13]但是，后来在实践中很快就改正了，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重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统一战线的对象。1935年后，又开始把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作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对象。而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却一直僵硬地坚持把一切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只有陈独秀后来有所改变，抗日战争中拥护中共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其实，在国共斗争的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成了举足轻重的因素。谁争取了他们，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托派否认这一点，是他们在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赞成托洛茨基路线之外，促使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二个因素是：痛切呼吁党内民主。

陈独秀以自己连续出任中共五届领导人的经验，深感中共在共产国际统制下日益“斯大林化”，尤其在八七会议后，为了推行错误路线，党内民主完全被扼杀的状况，指出：“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发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他又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创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要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的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陈独秀这些思想，从此伴随他的后半生，其中许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内容，则是错误的。

从1901年参加革命开始，陈独秀已经奋斗了28年。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来思想，如西方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但是，他不能自己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所以，他总是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救国和革命的道路，实际却从一个陷阱走向另一个陷阱。因为，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暂时符合中国革命低潮形势的需要，但他倡导的所谓“党内民主”“国民会议”（即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根本不可能实行。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国家中。所以，托洛茨基主义不可能像陈独秀等人想象和希望的那样，给中国革命带来出路，更不要说胜利的希望。

但是，当时身在那样形势中的陈独秀，犹如身在庐山而不识其真面目一样，确是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条新的革命出路来对待的。而且与托洛茨基一样，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本派的胜利充满信心。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场面：托洛茨基与各国托派为一方，斯大林派为另一方，都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

除了托派之外，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把陈独秀派说成“取消派”，全名是“托陈取消派”。其根据是两条：一是说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转向了低潮而不是高潮；二是说在低潮时期革命策略应该是退守而不是进攻。对此，陈独秀主持的托陈派临委在纪念1930年5月1日劳动节时发表的《告全国工人书》中反驳说：“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因为我们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遂加我们以‘取消派’的罪名，以掩蔽他们的政治破产。取消派在俄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历史，是因为有一派人主张取消革命运动并且取消秘密的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党是无人能够取消的，我们反对派所以取消的只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及中国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又说：1927年的上海政变和武汉政变，“已表明国民党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和国内反动势力结成了反革命的联盟，这时中国革命显然是失败了。革命既然失败了，工农群众的组织及共产党都受了很大的打击几至溃散，此地中国的局势已转入反革命阶段。在此阶段中，无产阶级一时已没有武装进攻之可能，此时即应改取退守战略，一面调动广泛的民众，反抗胜利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独裁，以便无产阶级不至因革命失败而退出政治舞台，虽在反革命的阶段亦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的政策，不是这样。他们极力讳言中国革命失败，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他们认为说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是取消派……他们都企图以盲动政策，急速获得胜利，以遮掩其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更有甚者，“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专门不断的牺牲少数积极分子做示威打电车这类浮面运动，而不以主力在群众中做组织与斗争的刻苦工作。群众一有自发的斗争，他们不估计群众自身的力量，采取适当的策略，领导斗争获得胜利，而是任意扩大斗争使之必然归于失败；甚至有人主张牺牲大批工人学生和租界巡捕肉搏，造成第二个‘五卅’”；更企图勾结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上海举行‘第四次暴动’”。[14]

从思想理论上考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陈独秀派的主张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张实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批判中共历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倾错误，与后来延安整风时期对三次“左”倾路线的批判，在事实上甚至在语言上完全一致，而时间却相隔了十几年。

正在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又发生一个特别的事件——中东路事件，加剧了他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对立。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合同》（1896年）、《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明确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1897年7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曾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15]。但是，这个曾激起陈独秀等无数中国人感激苏俄政府，因而促使他们由向往西方民主主义向苏维埃“一边倒”的表示，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落实。以致后来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竟将“归还中东铁路……”这段文字删除了。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反动的，若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不利于中国革命。所以，不交还中东铁路，反倒成为革命行动。这对于已经归属于共产国际（实为苏联）领导的中共及其领导人陈独秀等人来说，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只得吞下这个苦果。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弱国无外交”，也无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于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1924年3月，苏联曾组织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任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茨基说，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做出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府之手。”[1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介石转向亲美反苏反共，在国内制造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机构。这些领事馆和机构，在大革命中支持乃至操纵中共的活动（主要是大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完全为当时的“战友”蒋介石国民党所掌握，苏联政府不得不接受这个“惩罚”。但是，1929年5月，蒋介石又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派军警包围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后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线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的供职人员，并保留《中苏协定》中一切权利。

蒋介石的反苏行动升级到这个程度，目的何在？讨好美、英、日等反苏国家，以得到它们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但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目的，即为了削弱异己的张学良东北军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因为，以当时的国力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苏联开战的，让东北军与苏军打仗，无疑是以卵击石。果然，双方接触了几下，东北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苏联借共产国际这个工具做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由于受共产国际领导，又与国民党政府敌对，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等。[17]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打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则对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说：“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18]

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做法，得不到群众响应，从而使党员就进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损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党中央，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却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即“准备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19]这种认识和情绪，反映了党中央对革命低潮形势的不耐烦，希望这次危机引起世界大战，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势的到来。

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颇不以为然。他终于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紧紧指向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因为，不管是对苏联的战争，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各国间为争夺东北的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直率地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20]

《中共中央通告》第42号中有一段话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认为它会使同志们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建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第42号通告。

如此尖锐地批评党中央（实际批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当时除了陈独秀没有第二人。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宝贵的，在当时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奋的形势下，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却认为陈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反过来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2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口号的教条主义的曲解。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猛烈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攻击陈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是“机会主义”。他历数陈的意见有七大错误后，认为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陈独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这种混乱思想：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尽快到来”。

而且，王明在文章中还刻意寻找所谓“陈独秀错误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的领导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放弃“革命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等等。

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击陈独秀。此后，他对陈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他奉莫斯科之命，诬陷陈是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

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党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评。他于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并指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又辩驳说：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陈独秀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存在原则和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粹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22]

这样，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严重升级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为陈独秀很快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也是持“保卫苏联”的立场。事件一发生，1924年主持签订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中苏协定》的托洛茨基，这时也把国际主义精神抛弃了，亲自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组织：“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23]并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1927年8月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24]于是，“反对斯大林，保护苏维埃”，就成为他们的著名口号。托氏在文章中，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25]

这个事件58年之后，即1987年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特别强调了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所述的一个突出事例即中东路事件，说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26]而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在中东路问题上，陈独秀能同时超越中共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进行独立思考，真是鸡群鹤立。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陈独秀给中央上述两封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的中间，即8月5日，还给党中央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即前述用托洛茨基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反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八五信函。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自以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变全党路线的同时，又在党内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

陈独秀本来就是领袖人物，他驾轻就熟地开始指挥起这些活动来，指导那些原来“陈独秀派”的成员，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党员中，阅读托洛茨基的文章，宣传托派的主张以及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信。他们的工作极其认真，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

马玉夫（又称马禹夫）是江苏省委委员中长期负责工人运动的上海码头工委书记，与许多工人及工人支部书记的关系密切。此时，他在“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已经退出省委，但党内关系仍存在。他利用这种关系，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支部完全转向托派；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电车、纱厂、印刷、建筑等多种行业的工人，还争取了外地党组织长驻上海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省海宁人，大革命时期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党把他安排到《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他受马玉夫影响后，就想把整个支部拉过来，理论功夫比较深厚的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20多人全参加，郑超麟在会上结合党的历史，特别是大革命和几次武装暴动的事实，批判共产国际和新中央的错误路线，宣传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听者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立即解散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这块新阵地，马玉夫与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拜见了工人十分仰慕而难得见面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热情地接见了他们，讲了许多勉励的话，使他们十分感动。不久，与陈独秀关系很好的托陈派骨干薛农山任《时事新报》社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托陈派组织成立时，薛出任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区委负责人。

当时的中国工人，生活十分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虽然少部分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觉悟，但也不懂得理论，更不知道如何争取解放。过去的革命，牺牲了许多人，错误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原来的陈独秀等革命领导人，说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就怀着朴素的热情，进入了托陈派小组织。他们并不关心也不懂得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主要靠陈独秀这位老“总书记”的个人影响，但是，共产党组织毕竟还在，托陈派的影响总是有限，因此只拉过来一些支部和党员。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转向托派后把整个支部拉了过来，杜并作为工人代表，被吸收进托陈派小组织的领导成员。

在外地来沪的党团员中活动的彭述之和汪泽楷，也小有成绩，拉过来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影响较大的沪滨书店也争取了过来，使该店成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据点。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与彭述之是小同乡。这个人的经历很复杂，带有传奇色彩。大革命时，他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左派国民党工作。“四一二”后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1928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办了沪滨书店。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工作机关，他任经理，杨献珍为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过来，当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此后，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出版过一些托派分子写的书。

此外，其他托派成员也都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在有关人员中做争取工作。如郑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干部中，建立了一些关系。他的妻子刘静贞是云南人，因此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

但是，总的来说，这时的托派多数是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工作，在工农中没有什么基础。

中共中央很快获知归国留学生托派带回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在党内产生的影响，知道陈独秀他们如上所述，一面进行小组织派别活动，一面，除了陈独秀向党中央写“八五”信，系统阐述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之外，同时与党的各层领导，进行辩论。陈独秀与总书记向忠发、组织部长周恩来辩论，对向、周坚持“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他们在目前形势下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言行是“取消主义”的表现。

中共受斯大林党的影响，既不允许反对中央的路线，更不允许党内任何派别活动。早在1929年6月，即陈独秀等接触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很快发现，并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指出：“国际上之托洛茨基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全会并不夸大反对派目前在中国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只是在党内政治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之下，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可以有他暂时发展的机会”。文件批判了反对派“理论上反对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组织上“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须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27]可见，中共一开始就采取了与联共中央一致的明确果断的态度和措施，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当作“反革命”对待，也没有讨论和调和的余地。这一点是完全出乎企图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陈独秀们的意料的。

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方面，也发出了托派在中国活动危险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这个“危险”。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给他们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的信中说：“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机关刊物《我们的话》的译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国大学（即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截获了这个刊物（是通过海参崴寄来的），这证明托派建立了某种联系。据我们所知，除了上海，他们在香港还有巩固的基地。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28]

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称：“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把托洛茨基主要错误归纳如下：“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批判来看，中共中央对革命性质似乎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在实际行动上，并非完全如此。

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托派在战略上的极左与策略上的清醒，与中共的战略上的清醒与策略上的极左，争斗激烈。

中共中央所以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主要是托派在组织上采取了“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实行了最严厉的制裁。通告规定：各级党部“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29]

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在陈独秀看来，他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要的公开讨论……我只感觉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30]谈话不欢而散。显然，共产国际代表企图用权威压服陈独秀，殊不知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恢复了他“硬骨头”的本性，再加上新获得的理论武器——托洛茨基主义，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利用组织威权，向托陈派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进攻的信号首先来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库丘莫夫（东方部工作人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倾、反托派和处理陈独秀：“春季我们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们的话》——引者）。党对它的作出反应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31]

9月12日，中共中央派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召集（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和中央、（江苏）省委、区委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解决彭述之、汪泽楷反对中央路线问题。彭述之三次发言，与恽代英辩论。他反对中央以“机会主义的大头衔”加于陈独秀，更反对在党报和党员群众会议上“公开宣传独秀同志是机会主义者”，并把“机会主义派的名词与反对派的名词并立起来”。他认为大革命时期“整个的机会主义指导是国际的，但在中共一面说，每个负指导责任的人都不好只图塞责，学那‘功归于己罪卸于人’的市侩行为。何况像秋白、立三、维汉、恩来等同志，不仅是机会主义负责者，并且同时是盲动主义，即另一种机会主义的负责者，更应该自己明白呢”。他责问说：在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中（特别在五次大会至国民党破裂前——1927年4月到7月的时期中）是否只独秀一人指导党的工作，在党内专政呢？是否除独秀同志外，当时参加中央指导机关，特别是参加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负主要责任呢？……我个人认为独秀同志在机会主义时代的确是党内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不错，独秀同志在过去确有错误……但参加当时政治局直到现在还在党内负责重要指导责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来、维汉、忠发等同志，是否在当时都是一尘不染的布尔什维克呢？“从我所知道的事实看来这些同志与独秀同志在过去同是一样的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其程度只有过之无不及。”然后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这些同志所犯的错误。

彭述之说：“我们的党确有很严重的机会主义存在着。但这种机会主义恰好与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党的领导机关里，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现：第一，中央认为资产阶级是“能解放”农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认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当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联合富农”的策略；第三，“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或革命开始复兴，因而主张不断的示威，主张从每一个小的罢工斗争必须要扩大到广大的政治总罢工以至于暴动斗争，这都是十分明显的盲动主义的表演”。[32]

辩论到最后，恽代英以“纪律”手段，要彭述之对反对派问题表态，企图压服对方。彭述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之纪律，决不是机械的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没有与广大群众相联系，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变成了妨碍群众革命思想与行动之铐梏”。反过来，他要求恽代英转达向中央提出的四点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政治路线；发表独秀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公布反对派的一切文件，让全党党员自由讨论自由判断；停止对于党员之一切机械式的纪律钳制，恢复党内应有的民主。[33]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并且逐条批驳了所谓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托陈取消派”的名称，从此在党内广泛流行开来，其主要根据是如下。

（1）取消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策略。陈根本否认中国民族革命开始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决不是当时暂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新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

事实上，让中共“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的恰恰是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

（2）取消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因为“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

这也不符合实际。陈独秀讲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取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妥协，统治局势取得一个时期的稳定，这是事实，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取消，因此与托派一起继续反日反国民党。

（3）取消非法斗争。陈独秀“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的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中央的路线是，“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

这反而证明了陈独秀批评中共中央正在犯盲动主义错误是正确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不满足于“领导群众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正在酝酿全国大暴动的计划，企图夺取全国政权，至少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终于很快形成第二次“左”倾路线。

（4）取消组织上集中的原则。“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

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完全成了专制主义的“领导”，这当然是陈独秀无法接受的！

决议“依据上面的分析”，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为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的取消主义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组织措施也同时跟上，决议指出：托陈取消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第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第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第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34]

这个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做出的决议，表明对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忍无可忍。

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个决议还称陈独秀为“同志”，企图最后挽回陈独秀他们。于是，第二天（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说：“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的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你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最后，中央决定陈独秀“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还要陈作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了，意味着若不服从，就要开除党籍。其实，据陈独秀说，在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谈话时，最后也“拿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陈独秀很觉可笑。这一次他见中央要动真的了，便于10月10日，以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写信的方式，给以严厉的回答：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35]

可见，这时的陈独秀意志之坚决，是义无反顾的。

几十年后解密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秘档，证实了以上陈独秀对中央的批评是对的。当时驻中共的国际代表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说：“我们有一些优秀能干的同志，但没有任何经验，常常不联系群众，不了解群众，不善于对基层组织里的辩论、争论等现象作出反应。”信中提到中共中央总是轻易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在这方面好象政治局委员起了带头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两种倾向’。在他们那里所有人都是‘右的’，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压制，或者诉诸纪律”。[36]

在10月10日这封信中，陈独秀集中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你们至今仍旧盲从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错误的观察，因为中国还是封建统治，以为资产阶级仅仅是参加政权，以为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仍旧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限，企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仍旧要再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府即阶级联盟的工农民主政府，像这样始终系念屠杀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为它开生路，始终依赖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它留地位，试问你们的机会主义已经深到如何程度！”他认为：“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必然）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他明确主张：只有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一度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一次革命论者”，但在具体行动上，他还是坚持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与青年托派发生了矛盾。

陈独秀在信中还说：你们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已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双方对对方都已绝望了！分裂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陈独秀因此将被开除党籍。对此，一贯“吃软不吃硬”的他是做了思想准备的。

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自1922年入党以来，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她不愿仅仅为了与彭述之的伴侣关系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她得知陈、彭将被开除党籍时，内心非常矛盾和苦闷，甚至想到了离婚。为了倾泻胸中的苦闷，有一天，她独自到陈独秀的家里和他谈论此事，她对独秀说：“我从某些同志中得到一个消息，说党中央准备开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开除，一定会跟着开除我，但我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为我开始干革命时，并不认识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当然也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此，我现在陷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我想请教您，怎样才能解除这种矛盾和痛苦。”[37]陈独秀听了此话“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陈碧兰听了陈独秀的回答，说：“顿时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过去对党的那种机械观念。我想，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错误，党员是有责任起而批评和纠正的；为了使批评和纠正的意见发生效力和有力量，在党内集中一个有力量的反对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独秀所说的：“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决议，特别看重党内出现“反对派小组织”，因为这将直接危及党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对陈独秀10日信的直接反应是，在17日机关报《红旗》上公布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将称陈独秀为“同志”的二字，全部删除。

而这时的陈独秀的确已经在党内成立了小组织。

在党内正式组织反对派小组织

早在陈独秀给中央“八五”信后不久，他们就决定正式组织起来，起先是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表示，希望加入他们的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年轻人（其领导机构称为“总干事会”）心胸狭隘，不仅表示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以水泊梁山上王伦的眼光看待这些党内“老干部”的行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于是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的策略。[38]于是，总干事会提出了让陈独秀派个人分别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陈独秀等几位老干部的加入。

为什么这些青年托派也把陈独秀们视为“机会主义”呢？因为，他们认为陈独秀给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问题。

第一，他们认为陈独秀没有检讨和承认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总根源是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但是陈独秀也有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与托派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中共的“工农民主专政”不同，陈独秀提出了独特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青年托派认为，这实质上还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机会主义口号。而托洛茨基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是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和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中有资产阶级的位置。他们不懂陈独秀的口号无此之意，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一致的。

第三，在中东路问题上，没有执行托洛茨基“保卫苏联”的指示，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

第四，“迁就（中共）‘六大’决议案”。这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致党中央信中说的一句自谦的话，为了说服党中央能够接受他的意见，根本改变路线。原话是这样的：“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范围内，向党建议……”

第五，“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39]这是因为陈独秀最后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还有自己的一点不同于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认为总有一个哪怕是很短的时期，主要解决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例如抽烟，把前一支的烟蒂，接续在后一支香烟上一样。如果在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情况下，这样做，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况。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陈独秀派完全是找借口，是怕陈独秀加入后替代他们的地位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

对于他们提出的以个人名义，分别履行加入其组织的方案，不计较个人名誉得失的陈独秀倒是无所谓，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也有另一种宗派主义情绪，认为留学生托派“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40]这些所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还没有夺取政权，就如此看重个人利益，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发展前途了。

恰在此时，在莫斯科留学时转向托派的刘仁静，绕道土耳其拜访被苏联驱逐出国、流放在普林基博岛的托洛茨基后，回到上海。他在岛上时，托氏亲自为中国托派起草了纲领，托他带回国。纲领原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后来收进托洛茨基著作《中国革命问题》时，改名为《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底政纲》。[41]据刘说，托洛茨基还给刘起名为“列尔士”（Lels），让他当托氏与中国托派之间的联络员。于是，他到上海后就以“老托代表”自居，来调解青年托派与陈独秀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两派统一。

刘仁静在中共建党时期，是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一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4年与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可以说与陈独秀关系相当密切。这次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先是郑超麟和尹宽经常去看望他，讲述了陈独秀和他们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情况，并介绍当时党内及青年托派与陈独秀派的矛盾。于是，他首先做青年托派的工作，说服青年托派吸收陈独秀派。他又与郑超麟约好，某日在东有恒路余庆里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刘仁静与陈独秀相别多年，再次见面，倍感亲切；现在又有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

刘仁静首先出示了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即上述已经在流传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新写的《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但这三个文件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原流传的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和郑超麟分工翻译，尽快出版。

关于组织问题，陈独秀委托刘仁静向“总干”表示，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42]刘仁静表示支持，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

几天后，陈独秀派的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刘仁静领来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来到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开始谈判。这里是尹宽的家。刘仁静列席。

据宋逢春后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哔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鬓尚有黑发，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当宋逢春问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独秀摇摇头说：“很惭愧！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

听刘仁静介绍说，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人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睡水泥地（上海话“世门汀”），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蹲饭吃，捡香烟屁股抽，但还是坚持干革命，了不得。陈独秀很受感动。[43]

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对方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双方共同讨论问题；二是陈独秀派取消，全体加入托派组织。[44]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陈的条件，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然而，这时的青年托派总干事会也发生分裂，以史唐、区芳、陈亦谋、张特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有条件地吸收陈独秀派加入；以梁干乔、张师、陆一渊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他们加入。特别是被称为“大乔”的梁干乔，在苏联时就加入苏联托派，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比刘见托还早，以中国托派“正统”自居，认为是中国托派的当然领袖，深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与总干宣传部长张师（1929年初接替陆一渊）硬说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等人一派则主张在陈独秀派承认“我们的话派”是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他们的组织”。[45]

于是，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主持（区芳在大会上取代张师任宣传部长）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独立的小组织。”[46]宋逢春因同意陈独秀的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投降主义”而被“开除”。[47]

三个条件，对于陈独秀来说，并不苛刻，第一、第二条，他已经做到；第三条他也同意，他甚至通过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表示，陈独秀派可以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但是三个条件中表现的“我们的话派”那种顽固的、狭隘的“正统”排外倾向，使人感到压抑。此其一。其二，三条件是“我们的话派”内区芳派与梁干乔派斗争的产物，但梁派势力仍然很大，说明“我们的活”派中存在不利于陈独秀派的变数。其三，彭述之等人坚决不接受三条件。其四，以中国革命老资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刘仁静，也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这个小组织，提出另行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的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陈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48]但是，陈、刘二人的提议均遭拒绝。

于是，陈独秀派果断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定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选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成三个组，进行活动。[49]会议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排斥同志的“门罗主义”；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

就这样，1929年9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第二个小组织便诞生了。

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派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策略口号和组织观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锐的对抗，终于走向破裂。

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的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与前述中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完全相同，恕不细述。

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但是，陈独秀派并不因此而妥协。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手，而且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反而向中央进行反击。10月26日，即江苏省委做出决议第二天，陈独秀与已经被开除的彭述之二人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的路线和策略，再次进行猛烈的抨击。当时，由于发生蒋桂战争，并酝酿着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俞作柏等南北各派军阀联合反蒋的形势，中共中央采取了利用矛盾，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南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所发展，但中共中央也高估了当时的“有利形势”，部署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左”倾行动，如“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陈独秀批评说“实际是示弱”）；提出了“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即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等口号。陈在信中说：“这样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鸿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动一个群众争取一个群众”。

最严重的是，信的最后，陈独秀、彭述之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中共中央示威说：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50]

由陈的信可见其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然而，他们开出的“国民会议”药方，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对于当时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民众，特别是下层的民众，有几个知道“国民会议”是个啥玩意儿呢！还不是与他们批判的“苏维埃”一样：“等于一根鸿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当时蒋介石与反蒋派军阀集团，倒曾一时把它热炒了一阵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准备开除陈独秀时，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也在紧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方式和时间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发来一封信，意见与中共决议完全相同：“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派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51]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专门做出一个决议，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谈陈独秀与中东路问题，重复9月7日米夫和库丘莫夫对待陈独秀的观点，认为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特别是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就此问题由党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决议认为“陈独秀和他的拥护者的错误不是暂时性的，相反，它们还在沿着反共、反党方向发展”；“因此，陈和他的拥护者只有在承认和纠正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正确性并接受和执行党和共产国际一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队伍内”。[52]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最后一句，表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他们似乎在效法对于开除托洛茨基前的办法，给对方较多的回转余地，希望把陈独秀留在党内，甚至明确说这并非“已经没有希望”，[53]即使是他违心地服从党的纪律。因此他们对陈独秀问题的性质，只上到“反共、反党”的高度，没有说是“反革命”。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急于要推行极左路线因而急于要开除陈独秀的李立三中央，既不能容忍托陈派如此张狂，也不能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54]，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所开除的托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从此，陈独秀被打入了“反革命”行列！

但是在当时，开除陈独秀的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因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人物，是共产国际四大时当选的执行委员。虽然这时共产国际对他已经十分厌恶，但是开除出去的手续还是要走走过场。据郑超麟回忆说：在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前几日，中央派了汽车来接陈独秀去一个地方同国际代表（应该是当时国际驻中共代表团团长雷利斯基——引者）谈话。国际代表坐在写字台背后，有人引陈独秀到写字台面前，国际代表坐着，毫无礼貌，说了几句话，态度很不好。翻译站在他的旁边，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不好。不像同党内的同志谈话，却像法官审问犯人。陈独秀于是掉过头来，向房门走去。见面就此结束”。[55]其实这位代表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斯大林控制下共产国际对待各国兄弟党一贯以“老子党”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党，更不要说已经“很不听话”的陈独秀了。

在中国，经过国际代表谈话后，再做出开除的决定，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后，还要报莫斯科审批。陈独秀终于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显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动。因为早在前一年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时，斯大林在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独秀多次拒绝到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拒绝邀请参加六大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并认为这关键是看陈“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的确，在斯大林的经验中，无论是组织一个政党，还是办一张报纸（机关报，发表本党的政治主张），钱是第一位的。从他们帮助中共建党到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及其后发展的苦难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是一种片面的观察。实际上，除了金钱以外，另一个因素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否适应国民的需要，得到国民的拥护。单纯靠卢布来支撑的政党，那是不能长久的。这个道理，斯大林是不懂的。他是一个权力和金钱的万能论者。

当场，张国焘对斯大林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钱，而是陈独秀的身份。因为“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56]斯大林听了“颇为满意”，以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从事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陈独秀去苏而遭拒、盛传莫斯科将开除陈独秀时，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称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57]第二年7月，陈独秀拒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米夫再次邀请陈，并“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58]

看来，莫斯科原来是想以“瞿秋白方式”——软禁，训练，认错，返回中国，或是“开除前的托洛茨基方式”——认错，不在群众中造成影响，留在党内——对待陈独秀。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违心默认的陈独秀，也不是打掉牙往肚里咽的瞿秋白，也不是被开除前违心认错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既不怕没有钱，更不怕“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打击，坚决要成立一个“反对派”，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对此这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不愿意看到的。

从解密的莫斯科档案看到，他们在为什么要开除陈独秀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冲突十分激烈，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仿照联共中央对托洛茨基处理方法，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最后同意开除，主要是因为陈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把保卫苏联的现实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贯的做法。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即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并成立小组织分裂党。因此一开始就认为他不可救药，急于把他开除出党。

1929年10月、11月，从酝酿到执行开除陈独秀党籍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似乎没有分歧。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开除陈独秀党籍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表示：“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并请求给以批准。”[59]

但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时，双方的分歧就暴露出来了。

李立三说：决议（指上述远东局的关于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的决议的决议）涉及陈独秀的最后一节，证明远东局还是对他抱有幻想。陈独秀及其一伙实行取消主义路线，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团。远东局的同志同陈独秀谈过一次话，结果很失望。但是现在远东局寄希望于陈独秀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只是证明远东局一贯坚持“右倾”方针。

周恩来说：在远东局的决议中和在我们以前同他们所进行的辩论中，他们始终表露出了对中国问题的调和主义思想……远东局不把中共反对右倾的斗争作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问题上反映出了“右的”错误，而远东局自己只指出机会主义者，甚至期待陈独秀回到党内。

温裕成：始终对陈独秀没有坚定的立场。这证明，远东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调和派。他们不仅不能帮助中共反对取消派，而且相反，充当调和派。[60]

对此，雷利斯基（即奥斯藤）驳斥道：李立三同志说，代表团（指远东局——编者）说过，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些同志也说我们在中国不反对右倾错误。但同志们，你们怎么能同我们，同支持你们党内右派的代表团工作9个月呢？……你们在陈独秀问题上的说法是在反对共产国际，而不是反对我们。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信来向你们证明。你们在党内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吗？是的，你们进行这种斗争，但我们认为，毕竟你们进行得不是很好。你们只是开除党员。但是，你们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的文章多吗？做出反右倾决议的支部多吗？你们撰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小册子多吗？你们看一看苏联、德国和共产国际的其他党。共产国际的所有党在许多年间都撰写文章、小册子等，这以后才把这些违反党纪者赶出党的队伍。我们希望你们进行这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想在这方面帮助你们。开除党员只应在被开除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进行。我们只是要求进行这场运动要同保卫苏联这个重要问题结合起来。[61]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严重步骤，直接向莫斯科最高当局控告，在给远东局并送联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等人信中，再次批评远东局的关于国际执委员第十次全会的决议：“这不过是在减轻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右倾错误”，对陈独秀们仍然抱有幻想，是“在客观上否定中央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决定”，只能是调和主义。[62]

17日，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上，远东局成员对中共中央的指责进行了反击。

罗伯特（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引者）说：看来，李立三和政治局在力求驳斥我们的批评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陈独秀的牺牲品，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而忽略了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在决议中指出，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他对保卫苏联的态度问题，所以李立三同志攻击我们的决议，这个情况也是他忽略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主要矛盾有关。就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主要问题，即对遭到进攻的苏联的态度问题，就使我们的决议具有了调和主义性质。我们曾同他（李立三——引者）详细地谈到如何在党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开展反对陈独秀的运动，他开了个轻浮的玩笑，说我们对陈独秀抱有幻想。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辩解说：你们只指出了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口号，没有指出他和他们反对党和共产国际路线这样重要的东西，没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组成了几个小派别和破坏我们的组织系统的情况。你们没有提及整个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而相反，应该反对你们的意见。我同意奥斯藤同志的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63]

原来是在这种情况下，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提交给共产国际解决的。

中共中央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一步申诉并明确与远东局的分歧，批评远东局的错误，指出：在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开始活跃时期，中央认为这是党内的重大问题，坚决号召全党同志反对取消派，反对一切右倾危险。此外，在党的报纸上还发表了政治局的提纲和对陈独秀信的批评意见。远东局发表了不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央过高估计了取消派问题，不该在《红旗》上为这种文章提供版面。（远东局邀请陈独秀谈话后）陈及其一伙的反党活动更加活跃了，并在群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公开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这清楚证明，他们已由党内反对派变成了阶级敌人，当然毫无疑问，陈独秀被立即开除出党。当中央向远东局报告关于把陈独秀开除出党的这个决议时，远东局的同志说：“中央开除陈独秀太不谨慎了。”中央当然反对这种看法，并竭尽全力解释了这样做的绝对必要性。远东局依然说：“开除陈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长时间的工作就更好了。”同时作为例子，援引了联共（布）对托洛茨基采用的方法。中央再次解释说，陈独秀已经变成了阶级敌人，这就是他与当年托洛茨基的区别所在。对此远东局没有作出答复……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对取消派抱有幻想。[64]

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又指责“远东局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央旨在反对右的倾向的基本路线和工作，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由于远东局不理会中央的抗议，会议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解决”；“至于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在莫斯科解决”。[65]

于是，1929年12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政治书记处会议，做出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66]并把关于陈独秀的材料分送给主席团的各位委员。

既然已经做出决定，认定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么，除了把陈调到莫斯科接受处罚之外，还有什么“申诉”可言呢！

1930年1月18日，国际又根据斯大林、莫洛托夫等16位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做出《中共中央转陈独秀》的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决定您予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将这一决定转告给你，请你尽可能的快点经过中共中央转告此间是否你愿意来参加。

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不来参加这一会议，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政治书记部[67]

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还有一份这件档案的初稿，其中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您未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到达莫斯科，此问题将在您缺席的情况下审议。[68]

也许是莫斯科意识到这句话“最后通牒”的意味，所以未在正式文件中出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8日转达给陈独秀时，又提出：“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69]

陈独秀拖了一星期，于2月17日，写了回信。信一开头就说：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70]

陈独秀在再次全面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71]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他手创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

对开除陈独秀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最后陈述是这样的：“陈独秀就中东路问题给中央写了几封信，他在信中堕落到国民党立场上去了，在中央给他答复和我们跟他谈话后可以看出，他不会从那条路上回来了。于是才提出把他开除出党的问题。我们建议作最后一次努力。在报刊上和在组织中开展对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立场的无情斗争，要求他作出声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承认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并加以贯彻执行，我们说否则就把他开除出党。情况果然如此。陈独秀没有这样做，就被开除出党了。”[72]可见，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被开除原因，主要还是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保卫苏联”的立场。在得到陈独秀拒绝到莫斯科参加讨论他被开除党籍的会议的答复之后，远东局才对莫斯科说：“陈独秀写了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矛头指向中央（故意抹杀或减轻陈独秀主要批判莫斯科的分量——引者）”；“陈独秀在他最近发表赞同托洛茨基意见的声明后，竭力要在组织上建立与托派分子的联盟”；“你们可以从附上的陈独秀的声明（即陈对共产国际主席团邀请的答复——引者）中看出，他不想去莫斯科。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尽快发表批判他的正式声明”。[73]

但是，在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中，显然有同情陈独秀的人，1930年3月23日，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以米夫为首的国际东方书记处请求批准关于将陈独秀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在报刊上公布时，会议却做出了否定的决定：“在不削弱对陈独秀的思想斗争的同时，必须遵守给陈独秀的考验期限。”[74]

然而，目前解密的莫斯科秘档表明，由于中共中央接着发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并成为莫斯科的又一个替罪羊，陈独秀开除党籍的问题再也没有提到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就这样，1929年11月15日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成了既成事实。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引起当时一南一北两个曾与他有过亲密关系者截然相反的反应：一个是建党时期的伙伴杨明斋，一个是得陈热情提携的毛泽东。

杨明斋当时在冀东丰润县车轴山县立中学教国文课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在他得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执意要去上海，说要调解党中央与陈独秀的矛盾。经王德周（大革命时期曾是顺直省委负责人之一，时为中学教务处主任）再三劝告：“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问题，而是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他才没有立即走。可是到这年冬天，他又决定偷越国境到苏联，去做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次他不听劝阻，终于在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界”，但他一直未能接触到共产国际。他先是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又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但是，1931年他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又设法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校对员。这时的陈独秀不仅被开除、当了中国托派领袖，而且因反蒋抗日，坐在国民党的狱中，当然已经不存在到共产国际为其辩护的问题。他于是希望在苏联安度晚年，可是，在1936～1938年的苏联大恐怖运动中，杨明斋终于难逃厄运，1938年2月，他“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被杀害。[75]陈独秀因为洞悉其奸，始终拒绝去莫斯科，幸免不测；想不到，这位耿直到迂腐的杨明斋，却因为陈独秀抱不平，自投罗网，屈死在异国他乡。

远在南方瑞金根据地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说：“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76]

另外，也有人出来对中共中央甚至共产国际做工作，希望不要走到这种地步。当时被捕后关在国民党监狱、自知必死无疑的四位共产党高级干部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8月24日也从狱中写信，对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有所建议，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反对采取简单的惩办手段。[77]

综上所述，陈独秀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有第一，在中东路这个涉及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感情问题上，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正确的。第二，反对党的六大路线，主张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正确的一面，如承认大革命失败，革命进入低潮，应取防御方针，以保存党和革命的有生力量。缺点是不懂得利用中国土地广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等条件，在农村存在“武装割据，建立红军，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但其担心党长期在农村生存发展，会被“农民意识化”，长远看，是一个伟大的预见。第三，反对当时立三中央正在发展的“左”倾错误。这一点，陈独秀是正确的，而且很快为中共第二左倾路线的形成所证明。第四，反对以执行纪律为名，推行命令主义，扼杀党内不同政见者；主张实行党内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一点也是正确的，而且为全部的中共党史所证明。

陈独秀对组织上被开除“不在乎”，原则上的是非决不含糊。他见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布的开除自己党籍的政治局决议后，怒不可遏，立即在12月10日散发了自己油印的长文《告全党同志书》，对开除他的那些理由进行批驳。

文章一开始就表示：我自从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政治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没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史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像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该文接着以自己建党以来的亲自经历的事实和经验，痛斥、控诉了共产国际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所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他为了服从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意见，违心执行国际指示所犯的错误。多次沉痛谴责自己：“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这个总结，极大地强化了他1929年以后的政治立场，对任何势力、政党、集团不再做任何妥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真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回到了1920年建党以前的年代。这样的人生，有利也有弊；利者，作为一个思想家，有利于自己天才思想的产生和发挥，而能排除任何压力的干扰和压迫；弊者，作为一个实践家，他必然曲高和寡，难以团结民众去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思想家永远是孤独者。

该文逐条批驳了决议开除他的理由。如决议说：“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陈对此反驳说：“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决议指责陈“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斯科去接受国际的训练”。这一条倒是说对了！陈坦白地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他斥责决议“似是而非”地篡改他给中央信中关于当前形势和策略的论述，并把“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讥讽中央把他的正确意见如在中东路问题上，“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也当作“开除我的理由”之一；指责中央在八七会议后“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1929年10月6日，忽然决定要他“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并“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陈说：“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真如“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一样。于是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等等。

然后，陈独秀指出中央开除他的实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破产政策。”

陈独秀最后沉痛地表示：对于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中央错误路线“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的责任……我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钳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有些同志劝阻我说：‘像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我宁愿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时陈又号召全党同志：“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78]

这篇八千多字、摆事实、讲道理、情智并茂的《告全党同志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份特殊文献。它是对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和当时“左”倾又没有民主的中央中共的批判是深刻的，而且至今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1] 《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334页。

[2]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192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326、327页。

[3]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192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324页。

[4] 《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见《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14页。汪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继任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织处长。大革命失败时，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时，曾写“密信”派宋任穷送到前线，指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发展，这个史料曾长期被埋没。

[5]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 独秀：《我们争论之中心点》，1931年11月4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手刻油印件。

[7] 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亡华“二十一条”的“国耻日”。

[8] 即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制造的“济南惨案”。

[9]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3号信》，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22～127页。两个报馆是民国日报馆和申报馆。但申报馆不是国民党的。

[10]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31页。

[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八一国际红色日情况的决议》，1929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50、151页。

[12] 手刻油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13] 托洛茨基以及受他影响的陈独秀和中国托派，因此竭力反对中共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如上所述僵死地根据俄国革命经验：1.“农民”因是私有者，在革命关键时刻，必须跟资产阶级走而背叛工人阶级；2.“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专利品”。

[14] 《告全国工人书》，《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15]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6]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17] 《红旗》第31、33、34、49号。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29页。

[19] 《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红旗》第34号，1927年7月27日。

[20] 《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1] 《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2] 《红旗》第39号，1929年8月20日。

[23]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

[24]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8页。

[25] 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319页。

[26]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27]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92页。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1929年10月1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21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51～352、353页。

[30] 《给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笔者看到的是大陆某机关档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显然是托陈派当时散发的材料。下文10月26日的信同此。

[3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62页。

[32] 《评中共第六次大会及其决议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屋，1983，第297～298页。

[33] 《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258～287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94～402页。这个《决议》本来应该是“10月5日”，但由于1959年中共中央直属的人民出版社在内部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上首次刊登时，把时间弄错为“10月15日”，所以，大陆绝大部分有关陈独秀的论著，都写成这个日期（包括笔者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现在应予改正。

[35]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3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2号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15、116页。

[37]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284页。

[3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第143页。

[39]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油印件。

[40]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41] 《无产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35页。

[42]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3]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1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44]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5]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6]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又见“我们的话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俄文版《反对派公告》1930年2月、3月合刊，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这是遵托洛茨基遗嘱在他死后40年开放的档案（美国胡佛大学收藏）中发现的有关中国托派的信，翻译后由香港托派组织自印小册子，没有版权页。以下所引《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同此。

[47]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油印件。

[48]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刘仁静：《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册子。

[49]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郑超麟回忆录》附录，第283页；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代序）》，《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屋，1983，第17页。

[50]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51]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人民出版社，1959，第413页。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95页。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258页。

[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65页。

[55]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郑超麟回忆录》附录，第285页。

[5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5、426页。

[5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120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10月1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70、121页。

[5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513页。

[59]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11月2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221页。

[60]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245、247页。

[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257、258页。

[62]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271页。

[63]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1929年12月1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330、331、305页。

[64]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339页。

[65]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记录》，1929年12月24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311页。

[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0号记录》，193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319页。

[67]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电之二，《无产者》第2期，1930年，第107～108页；并参见《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作的第34号记录》，1930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1页。

[6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495-2-162，俄文打字稿。

[69]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电之一，《无产者》第2期，1930年，第107页。

[70]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1930年2月17日，《无产者》第2期，1930年，第101页。

[71]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1930年2月17日，《无产者》第2期，1930年，第105页

[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8～39页。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49、73～74页。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7号记录》，1930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83页。

[75] 《宋敏之对杨明斋历史情况的一点补充》，《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又见《吉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诚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6]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77] 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1929年9月14日，《红旗》1930年8月30日。

[78] 传单，油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十四 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

领导托陈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共产国际不想发表最后谴责陈独秀和批准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声明，中共中央却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并以联共为榜样，拉开了中共党内肃托运动的序幕。在1929年11月15日开除陈、彭等五人之后，紧接着又陆续开除了一大批跟随陈独秀派的党员。

陈独秀等人见此状，也不再抱有幻想。不仅在1929年12月10日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而且决定把他们的小组织进一步健全，并准备与党决裂。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他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正式选举了领导机关“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藩替代），秘书长吴季严（陈独秀外甥，苏联归国留学生）；讨论了本派政纲《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政纲，先是请刘仁静在他带回的托洛茨基所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基础上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后在党内征求签名者，到3月公布时，签名者有81人之多。但据签名者之一郑超麟说，其中约1/3用的是假名，以张声势，实际只有五六十人。假名者，一是根本没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荣。陈独秀的意思是，中国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而他自己则签在第47位，可见陈独秀有时也很讲究策略，耍点小聪明，使人想起《汪陈宣言》的签名。二是有待发展的对象，签上他的名字时，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被签上了名，后来还是不参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随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工作，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后留学德国、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大学教经济学。这时，他同情陈独秀派，赞成托洛茨基观点。但他要做一个学者，有公开的职业，即以真名出版译稿和著作，并且正在埋头写《马克思传》，不想参加党派活动，过地下生活。所以见签真名后，很有怨言，说妨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后来没有参加托派活动，只是在30年代初参加了与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竭力以托派观点，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经济，1934年初脱离托派。也有人拒绝加入，并劝陈勿入歧途。陈独秀的同乡老友朱蕴山是一个老好人。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把书还给了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贸然卷入是非旋涡，很难拔出。陈当然认为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听所劝。从此，二人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1]

然而，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陈派毕竟多是大革命时期中上层领导干部，所以，意见书一散发，造成中共党内一次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见此意见书后，确认其为“托陈取消派纲领”（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即以此为副标题），立即在机关报上进行批判，并把在上签名而未开除的党员，分批开除。因此从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个开除党内托派分子的高潮。因在白色恐怖下，组织与党员不便联系，而要处理的党员又如此众多，于是就在中央机关报上点名集体开除。

托陈派小组织宣告成立后，为什么仍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是为了向中央表示不承认被开除，他们还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以遵守托洛茨基关于要求留在党内以夺取领导权、改造共产党，进而改造共产国际的设想。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控制的共产党，决不可能被所谓的“党内民主”折磨得始终处在四分五裂、软弱无力状态的托派所代替。

然而，当时的陈独秀及其战友们，不可能看到托派以后的发展，相反，他们为自以为正确的理论和信念力量所驱使，满怀信心地开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与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很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者。所以，工作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如同当初中共建党初期那样，首先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展开。在宣传方面，他们首先把流散传阅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收集起来，翻译出版了两册《中国革命问题》。如前所述，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各种场合，对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不断的、严厉的批评。这两本书，把这些批评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出版，可以说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当时译者的经济力量和需要，印数很少，笔者先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和日本访问时，见到过这套书。从版权页上看到，这套书出版于1929年11月7日，定名为“无产者丛书”。这个日子，这个名称，显然是纪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因为，列宁在1905年5至11月日内瓦地下工作时主编的刊物的名称就是《无产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郑超麟和王文元后来回忆说，那时，他们都很崇拜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以，许多作为都模仿列、托的历史活动。可见他们对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信仰是多么虔诚。但是，外来理论，总不那么贴切现实，因此，又让尹宽起草了一个宣传大纲，虽是大纲，却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陈独秀派内部讨论、统一思想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但其内容无非是形势和任务、战略和策略，观点则是前述陈独秀被开除前后所写的各种文章和文件中表达的，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政党雏形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在1930年3月1日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月刊）。在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表达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思想，最后决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国革命问题》时的名称《无产者》。从此，托陈派小组织被简称为“无产者社”。当时的习惯是，都以各派的机关报名称来简称各派的名称。在后来发表的文件和陈独秀等写的文章中，也经常称自己是“无产者社”或被称为“无产者社”。所以，后来包括郑超麟等托派老人写的回忆录及学者的论著，否认“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的说法，而硬说是“无产者派”“十月派”“战斗派”，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只有“我们的话派”的说法是正确的。

《无产者》的创刊，使陈独秀找到当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时期的感觉，不受操纵和掣肘，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仅由他主编，而且每期主导文章，都由他亲自撰写。因此又能看到他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

创刊号就很有特色。为了显示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思想路线，刊登了两篇托洛茨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另一篇是《中国发生什么事件？》（后来译成《中国发生着什么事？》）是借中国南昌暴动后朱德领导的部队向广东进发一事，批判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后一篇是《马克思列宁名言录》。当然，最精彩的是陈独秀自己写的《本报发刊宣言》和为贯彻托氏政纲而做的《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宣言》一开头就不承认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前提决定的，而认为完全是主观上的机会主义造成的，宣称：“中国无产阶级在过去革命失败中，不是因为它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敌人而在决定胜负的战场上被打败了，乃是因为政治上走到错误的绝路，猝不及备地遭遇敌人之迎头痛击而溃散下来。在史大林派官僚机会主义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从机会主义的无出路中又突然转入另一极端的盲动主义，把溃散下来的无产阶级队伍更送到敌人的炮口之下加以毁坏，因此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更加陷于迷乱！若长此继续陷于此种迷乱状态中，找不出新的出路，则中国无产阶级决不能再前进一步！”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就恰与之相反：我们要以阶级先锋队的地位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从政治的迷途中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陈独秀在这里显然受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所激动，不能客观地全面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夸大了主观方面的因素。

怎么办呢？《宣言》接着说，就是要从失败中退却：“恩格斯说：‘革命党若错过了革命的环境或遭遇严重的失败。必然有一相当历史时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个很短的休息期’。中国无产阶级现在正处在这个休息期。让那些官僚们去卖弄手腕，企图包办革命以挽回他们的厄运罢！让那些余兴未尽的英雄们去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罢！”

这说明，陈独秀的承认革命暂时失败，实行退却，不仅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还有更深的理论根据。当时在井冈山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则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2]

可见，在当时对形势的估量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超群之处在于即使在这种低潮的形势下，还在这样艰苦的农村环境，开辟出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未来革命的起点——星星之火。

创刊《宣言》则更注重于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指出：“过去的革命完全是一轰而来，一轰而散，并且在机会主义的长期薰陶及官僚主义压制与腐化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般的都养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浅薄意识，不但对于无产阶级战术的基本知识茫无所知，并且尚不以为重要。这样决不能应付未来的革命的急风暴雨！为打破这种浅薄的意识，我们首先要解脱机会主义的领导，斩断史大林主义的羁绊！”

最后，《宣言》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及官僚主义的党制。”

陈独秀根据托洛茨基主义，对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究结果，写了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文章论述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治”。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处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批评中共中央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

如同创刊号所展示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样，由于当务之急一是对中共路线，特别是连续两次极左错误路线的批判，二是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及促进托派小组织的统一两大任务，因此前期《无产者》的内容宣传托洛茨基的文章较多，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共的；后期则集中于宣传托洛茨基及其领导的托派临时总部关于促进中国托派统一的来信和文件。从现在看到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出版的12期《无产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中共的错误路线，阐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和托派路线。除了上述第一期的内容外，第二期有托洛茨基的《国际错误之“第三时期”》和陈独秀写的彻底否定中共的红军运动因而引起各方强烈反对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第三期则以27页的全部篇幅，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致中央委员会转全党同志》，全面系统批判中共标志第二次“左”倾路线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和武装暴动夺取长沙失败的事件，指出：中共中央“在这个决议中，一贯的运用了史大林派官僚机会主义的传统方法，机械的凑合一些国内外的事实，以作为他们盲动策略的前提。从他们的分析中，只能看到一些‘矛盾增剧’，‘群众革命化’，‘革命高潮到来’等类空洞而激烈的词句，一点也找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幸这些词句，正是他们一切策略的总根源。他们亦正在根据在这个上面得出‘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结论。而这个错误的结论，却须花费无数头颅的经验。这未免太过于残酷呵！”

二是结合重大事件，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陈独秀认为当时是反革命时期，主张采取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尤其反对武装斗争，但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取消革命，放弃一切斗争。如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时，他们即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对时局宣言》，痛斥“这一次战争要算是民国以来杀人最多、扰乱最普遍、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战争区域占了半个中国，战争的时间延长到七个月之久，国民财富被南北各派军阀搜刮尽净；交通运输机关被军事占据、毁坏，使整个中国的经济陷于停顿破灭状况之中；军事戒严，拉夫，军事征发，公开勒索，溃兵劫掠等，波及了全国。至于直接战争区域，除兵士之尸横遍野，肉血淋漓外，瓦斯毒气、飞机炸弹、地雷流弹等，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毁坏了多少房屋，甚至整个的乡村与市镇都被毁坏了（如河南民权县）……”《宣言》揭露“每次战争爆发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掩饰其羞颜起见，总是对人民说：‘这是最后一次战争，最后一次肃清反动势力’；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就是本党的统一建设及对外取得民族独立与自由。然而实际上，每一次战争结束后，接着就酝酿下一次更大的战争”。当时反蒋派与蒋介石政府曾围绕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进行政治斗争。为此，《宣言》最后提出了15条政治主张和要求，这可以视为他们的政治纲领：（1）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2）取消过去一切外债。（3）实行真正的绝对的关税自主。（4）停止军阀战争，各系军阀均须受国民会议的裁判，以实现统一。（5）取消国民党的“训政”及军事独裁。（6）中国境内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决权。（7）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8）释放一切政治犯。（9）一切政党之政治自由。（10）切实施行八小时工作制。（11）严定工厂法，特别保护女工及童工。（12）实行劳动保障与失业救济。（13）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归贫农。（14）取消高利欠债。（15）恢复对苏联的邦交，与之建立友谊的反帝国主义联盟。[3]

从这15条内容看，的确还是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的范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这完全符合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而与青年托派的思想不一样。所以，陈独秀派在当时对国民会议的斗争是极其认真的，并接着发表了《为国民会议运动告民众书》和《通告第四号》。[4]

三是反对一切中间势力，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在上述《时局宣言》中，除了抨击国民党外，还抨击反蒋派各政党派别，同时攻击“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改组派之汪精卫、陈公博等，第三党之谭平山、邓演达等……为统治者做阻碍工农民众之彻底解放的工具，这就是他们的唯一作用，并没有别的什么中间阵地的作用”。这表明，陈独秀的思想比大革命失败时的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还建议团结谭平山等中间派势力，不能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种转变已经与打倒一切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的王明“左”倾路线，相差不远了。

这再次表明，中国托派当时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又逊于毛泽东。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陈独秀在后半生和中国托派始终没有什么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刊登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推动中国托派统一的来信，宣传无产者社特别是陈独秀本人对统一的主张。

但是，这个托陈派小组织，一开始就面临经费短促的困境。离开了共产国际的津贴，一群没有职业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没有保障的翻译和写文章的稿费，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钱来维持一个刊物。《无产者》说是月刊，第一期出刊后，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刊。随后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为油印。实际上，无产者社一派的整个活动经费主要靠陈独秀利用其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李仲山是陕西潼关人，为人正直、侠义，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1924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迎孙中山北上，曾任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对蒋、汪的反共行径不满。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日子里，李与陈失去了联系。1929年4月，李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于是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等正好转向托派，于是就把他带了过来。其实，他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的为人。这次，他受陈独秀的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不久，托派的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叫他离开了。后来，他看到托派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这件事表明，革命阵营，如果不是靠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革命的不断胜利，而单靠领袖个人的魅力影响，是难以维持和扩大的。陈独秀由于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种在总体上脱离中国实际和群众的理论，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的“总司令”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领袖，还在领导着一个方面的革命工作，但他实际上已经被革命潮流边缘化了，不过他自己却不自觉，还想固守革命领袖和活动家的角色，梦想着总有一天，一呼百应，唤起工农千百万，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所以，他的后半生，除了还有些惊世骇俗的思想闪光和学术上取得不俗成绩之外，在革命事业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夸耀的成就。

从时代上来说，如果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亦即中国民主革命前期（毛泽东称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自然，真正的“毛泽东时代”应该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即中国民主革命后期（毛泽东称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至今还没有实现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所以，本著不称其为“新”与“旧”。而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及其进行的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民主革命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是国民党由革命转向反动的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领导革命的能力；而共产党还没有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处于成长的时期。只是经过了这个成长期，共产党才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陈独秀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以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和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人为主要标志。同时也表明，1927年以后，陈独秀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离开革命的主航道，因为那以后，毕竟是毛泽东时代了。从国民党方面来说，是“蒋介石时代”了。

但是，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陈独秀既然登上了托派这趟列车，一时就难以脱身了；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的热情，也不想脱身。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对组织进行了整顿。此时，托陈派成员已经发展到120人（其中老党员知识分子居于多数）。于是，他们学中共那样，设置了上海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个支部，摆出一副与共产党全面抗衡、企图取代的架势。

这样工作了六个月，果然成绩不凡。在1930年6月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陈独秀做《关于中国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做出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做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5]不过，后来由于共产党的打压和忙于与青年托派争斗，这个计划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

饱受莫斯科回国托派组织的排挤和打击

使陈独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在他们被共产党打击开除后，满腔热情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要求加入或联合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时，竟然再次饱受他们的排挤和打击。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以及中共清除托派的运动，实际上是联共清除托派运动的反应和延续。因为早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在党内清党的决议，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许多学生被指有参加托洛茨基派活动的嫌疑，由于证据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国内。但是，从秋季的学期开始，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清党委员来到中山大学，刮起了十二级台风，采取逼供信的残酷手段，致使一位负责留苏中国托派秘密组织工作的学生，在自杀前交出了一份留苏托派学生名单。[6]王文元（即王凡西、双山）说此人是赵言卿，名单上有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盛岳说，交出八九十人名单的是李萍）。由于接受上次驱逐回国的托派学生催生了中国国内的托派组织并影响到陈独秀等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转向托派的教训，苏联当局把这些托派学生几乎全部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除极少数经过千辛万苦逃回中国外，绝大多数在那里被折磨而死。一大批正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热血青年，当时中国最急需最宝贵的人才（对托派的信仰毕竟是暂时的），就这样冤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

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名单中已经回国而遵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继续隐蔽在中共党内的人，立即把此名单通知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白色恐怖的实际情况，这些混进党内的托派分子又在工作上表现良好，也是国民党捕杀的对象，因此采取了谨慎的办法：“向（莫斯科来）信内所指出的同志，分别的发出了通知，要他们负责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以及是否参加反对派的活动的情形。”[7]

接到通知的人有的回了信，从《红旗》上摘登的这些回信看，有的的确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于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才被诬为托派，如恽雨棠等。因此，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为了继续隐蔽在党内，也否认自己是托派，如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张颖新夫妇。由于他们都郑重表示拥护中央的路线，否认与反对派有任何联系，并与之做过斗争，因此一时得以蒙混过关，中央表示：“从这些声明中，中央认为这些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个别托派分子表示悔改，声明脱离托派，如赵醒民在《红旗》上发表了《我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脱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8]但多数人对中央的通知不予理睬，并积极进行反对派的活动；有的在做了个别谈话的争取工作后，还坚持托派立场。于是，在清除签名于“八十一人声明书”的托陈派分子的同时，又成批地开除这些莫斯科回国混入党内的托派分子，出现了清除托派的又一个高潮。

有些人如王文元回国后分配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吴季严则为中央宣传部干事，为了长期留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他们工作表现积极。用王文元的话说，“我的态度是：拼命工作，尽少说话”，因此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当在莫斯科来信中看到他们的名字时，中央十分惊讶和遗憾，更加耐心细致地做争取工作。王文元回忆：“此时我正病倒在医院里。周恩来发见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的态度很友善，大意说：他满意我几个月来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书面声明，放弃托派意见，在《红旗》上登载；这样，他可以保证我依旧留在党内工作。”但是，“我没有说什么话，只答应写声明。第二天，部里的交通来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难过。因为我所写的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声明我不同意党六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目前局势以及前途估计的种种决定；但我同时指出：过去一时期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该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仍旧工作”。[9]但是，“我知道，组织不会再来找我……几天之后，我被开除党籍的通告登出来了”。[10]

与他情况相似的还有两个人。5月14日出版的《红旗》上，刊登了这样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除吴季严、王文元、周崇庆党籍事通知全党》。其中的吴季严是陈独秀大姐的儿子。

从莫斯科回来的刘仁静，是个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对派中的反对派”。他回国时自知自己的情况，党不会再接纳，就违反莫斯科约定回国后继续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原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示不同意党的路线并将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后就隐居起来，不再参加党的任何工作和活动。接着，他在策划“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失败后，恼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小册子，叙述了他推动两派联合及失败的经过，激烈攻击两派对托派的“统一运动”没有诚意，使运动以“失败”而“告一段落”。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党的态度和国民会议策略”两个中心问题上，双方明显发生冲突。他主张今后应讨论这些问题，“先在思想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文中，他毫不掩饰地蔑视青年托派，同时又攻击陈独秀。

对于青年托派即“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事会”，他批评他们不吸收陈独秀派“完全是为了地位”，“惧怕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路线”分歧。[11]他又批评总干对他拿回来的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不加讨论，更不在1929年9月举行的二代会上做出决议。对党的态度，他批评总干僵死执行托派在党内活动的原则，主张“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同时又应该独立组织，在党外积极开展活动。对于国民会议策略，总干内部也分裂成赞成和反对两派。他还认为我们的话派在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于是，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12]

对于陈独秀，刘仁静对陈写的《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学习托洛茨基文件的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传阅过，没有公开发表）、1929年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等文章，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一是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13]刘仁静和所有青年托派认为，陈独秀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像陈独秀说的“违心地执行”。二是批评陈不提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而别出心裁地提“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这“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14]三是批评陈独立成立自己的组织，谈判联合时，又不愿意解散它。

为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这样严厉地攻击陈独秀：“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15]。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刘仁静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16]。

刘仁静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小册子被中共中央发现后，认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17]所以，中央在12月29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表示“最后意见，限你于阅报（红旗）后三日内正式用书面答复中央”。并令刘在中央与托派路线之间做出抉择。[18]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

因此，刘仁静在不满共产党、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同时，于1930年1月与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发表长达约1.7万字的《告同志书》（小册子），起名“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该月30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他们被人称为“十月社”。

在《告同志书》中他们两面开弓，一方面严厉批判陈独秀，重复以上刘仁静几篇文章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系统地批判“我们的话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违背托洛茨基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在“世界革命运动之最近形势”、“对中国目前形势之估量”、“国民会议问题”上，“鹦鹉学舌”，与斯大林派观点一样，并“规定我们的小组织是党内的”（而不是“我们的组织是独立的，党内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将反对派变成史大林主义的一个支部”，“对史大林主义投降，这是我们反对派所不能宽恕的”；“组织上是采用史大林的禁止讨论和由上层支配一切的方法”；“他们之反对陈独秀派加入，完全是为了地位问题……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见，只有凭借组织上的因袭权威，妨碍别人的前进。这些分子钻进反对派来活动，充分表示他们的个人投机和权位活动欲心理”。于是，他们宣布总干“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

在这个《告同志书》上签名的人，被中共开除出党。有的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莲，还有王文元的妻子叶英，中共中央不知道他们是否参加了托派，也对他们进行了测询。在5月7日的《红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致黎彩莲、叶英的信：“你们许久失去了与党的关系，不自动的积极的找党，这是一种有意离开党的表现，中央不知你们住在何处，无法与你们发生关系，希望你们速设法将自己的地址交来，否则这是有意离党，党在组织上应给以最后的处分。”这表明，中共清除党内托派分子的运动，是相当坚决和彻底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做出了一系列开除决定。首先是在十月社成立后，他们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19]同时，“我们的话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派的问题上也发生分裂。由于史唐、区芳、张特主张在前述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20]（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引者）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的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做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21]后因为区芳在工人运动中被捕，并不久死于上海漕河泾狱中，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领袖。

而刘仁静与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长久。因为他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1923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于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开除。[22]

与此同时，即在陈独秀派不接受加入“我们的话派”的三个条件并自行成立无产者社小组织，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后，总干加强了对陈独秀的批判。1930年7月，他们发表了《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系统严厉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六大错误：（1）“不勇敢的承认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2）中东路问题上“误国政策的错误”。（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实际上是“工农民主专政”。（4）“对于群众运动消极的倾向”；“你们批评史大林机会主义者的盲动政策的时候，有许多话说得太过火了，因此使你们跑到了不动的极端。在你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群众上街示威……（以上两个省略号为原有——引者）散发传单标语’。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盲动主义，而是目前应该努力的经常工作”。“过去史大林派示威与散发传单标语的工作，确有相当的效果，而我们在这种工作上反时时表示落后。”（5）“估计目前时局的错误”：批评陈独秀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说的军阀“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稳定”和帝国主义“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的说法，“完全背诵了周佛海一流人物的幻想，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俾士麦式的统一之前途”。（6）“对农民问题可耻的态度”，批评陈独秀认为“红军就是土匪”，没有胜利前途的观点。

从以上我们的话派批判陈独秀的六大错误来看，他们与中共所谓“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无大的区别。所以，他们与中共的对立及批判，其意并不在于争辩路线是非，而是要乘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正如托洛茨基想取代斯大林、托派国际取代第三国际一样，不过是权力之争。这也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发展和胜利的前途。

鉴于以上各小组织之间混战的情况，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国后还在游离状态的托派学生，又在共产党和已有的托派组织之外，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这就是赵济、刘胤等七人组织的战斗社，机关报《战斗》。对这些人，陈独秀派曾争取他们加入托陈派，并多次秘密会见赵济。

赵济回忆与陈独秀见面时的印象时，感叹革命岁月的磨炼对陈独秀造成的深刻变化。他说：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提篮桥尹宽住处，按照约定的傍晚时分，我到后不久，陈独秀也来了，坐定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包。我问：“老先生，你还没有用过晚饭？”他说，他长期害胃病，近来尤甚，每天只能以面包充饥。我看他虽然害胃病，但精神与我想象的不同，我觉得他热情而又和蔼，这和我以前见他时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间，我前后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在1925年1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我列席会议，我见过他。第二次是在1925年5月下旬，我到广州对杨希闵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时见过他。他对我和赵适然、吴少默、陶光潮四人亲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6月中旬，广东杨（希闵）刘（振寰）叛乱事件解决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回上海，向党中央口头报告事变解决经过及区委工作情况。他听后勃然大怒，大骂陈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家长作风，专横独断，盛气凌人。这次见面，那些现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3]

这就是革命事业连续失败的打击在陈独秀身上留下的烙印，改变了他的性格和脾气。而他贫病交加、生活潦倒的情况，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但是，他的精神却始终没有垮。赵济接着说：在谈话中，他流露出对第三国际的不满。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第三国际不能没有责任。他之不满是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他的头上，他是不服气的。但他也说这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而是如何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问题。

这次见面后，赵济和刘胤二人曾搬到尹宽的院子内同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陈独秀来过三四次。彭述之、郑超麟、罗汉等人也来过，显然要争取他们加入托陈派。但是，赵济发现：陈独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没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为使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忙于个人的生活。从尹宽身上可以看出他忙于写作，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因此，“我和刘胤当时不想和‘无产者社’的人过分接近，也不想入他们的‘伙’”。再考虑到其他两派的状况，“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统一，因为这些派别所抱的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以占一位置”。于是，就在1930年12月，联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战斗社。[24]

这种不断分裂的混战状况，充分表明了中国托派的先天不足和党派偏见的狭隘性，当然，从大的环境来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他们还能共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后来回忆时所评论的那样：“现在回忆起当时派别间的‘斗争’情形，只觉得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但若仔细想想，这也正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在运动初期的共通现象。个人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非常怪诞。崇高的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方式表达出来；而各个人品质上的贤与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转向反对派的动机说，已经是颇不一致了。有的，为了党内不易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却的一块垫脚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对派的更左的名义，藉以掩饰自己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能心安理得……不过尽管有这许多卑鄙不纯的动机，我却还应该说，当时的最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都是由于真纯的革命动机，即由于真诚相信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比之于斯大林们所定的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顾他们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愿全心全力地为反对派斗争。”[25]

当时陈独秀主持通过的《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对这一现象则从客观条件上进行了分析：“在整个共产国际分崩离析的状况下，左派反对派在各国都不能一开始就达到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更遇到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它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这次失败之严厉的打击，又使党的基础瓦解并处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对于反对派之极端无理的压迫……在这种种打击之下，中国左派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很难从一个成熟的政治派别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现有的各小组织都是在分散的状况中各自成立起来的。因为有各自成立的小组织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组织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讦，真正政治问题的讨论都难免别生枝节。”[26]

应该说，在这些反对派中，陈独秀是动机最真诚、最纯洁的一个。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这些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互相倾轧的同时，又都向托洛茨基写信、寄材料，标榜自己，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把其视为自己理论的一块重要“试验地”。他对于来自中国的信件和材料，无不认真阅读，及时回复，只是当时邮路不畅，上海与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往来信函需要“共费三十五天工夫”。[27]我们从托洛茨基死后根据其遗嘱40年后（1980年1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私人档案里，发现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茨基听信刘仁静的片面之词，对吸收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刘仁静一方面反映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经倾向托派，批评“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但另一方面在革命性质问题上陈独秀仍有保留意见：认为下次革命总有一段时间（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不同意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陈主张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也与“无产阶级专政”不一样。对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给刘的信中，批评刘不应该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28]

这里的“R”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骨干，大革命时期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东方部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中国留学生多数是受他的影响而转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因此，他被托派视为变节者。但是，后来他又被苏共开除，并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党联盟案”中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在这里，托洛茨基显然担心陈独秀成为拉狄克那样的“变节者”。刘仁静受此影响，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写了以上多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

“我们的话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茨基，报告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立场，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29]。12月22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帮助他们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30]的标准。这15个问题，就是以上陈独秀被开除前后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经常谈到的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1930年1月25日，刘仁静同时与陈独秀及“我们的话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报告他与他们决裂的情况。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的行动，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他重复了1929年11月回信中因听信刘的反映而对陈的批评：“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31]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民主专政”口号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这个口号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词典中，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因此革命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而其结果就是中国1925～1927年革命那样，以资产阶级的背叛和无产阶级的失败而结束。他听了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的反映后，认为陈独秀至今还坚持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误会。

所以，当接到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开始疑惑起来。4月3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32]托洛茨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太相信别人的转述，而要亲自阅读陈独秀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以上托洛茨基四封信来看，他在掌握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亲自撰写的声明和文章以前，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警惕。这说明托是一个原则坚定的人。所以，在终于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已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明朗而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而对于“我们的话派”与十月社及二者与刘仁静之间的分裂，更持批评态度。实际上，这种分裂，使本来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残。当时在沪西进行工人运动的区芳等人就被反动当局逮捕，不久死于狱中，与外界联络的地址也经常被破坏。1930年8月17日，总干致托洛茨基转法国托派机关报La Verite编辑部的信中，承认很久与外界通信断绝，“原因是中国反对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内部组织分裂的双重打击”，表示出对分裂的危害性开始有所认识，并说几个月内要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33]

1930年8月22日，陈独秀和无产者社在受到中共开除，同时又饱受留学生托派组织排挤打击快一年之后，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前后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显然深深地打动了托氏，他说：“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因为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万金”通缉的“共党首领”，隐蔽得很深，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34]

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托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当时“战斗社”还没有成立——引者）有什么各自分立的理由”。

托洛茨基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我们的话派”的正统自大心理，指责他们“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

信的最后，托洛茨基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与刘仁静及青年托派比较，托洛茨基的确具有卓越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懂得怎样使用原则，怎样抓住问题的实质，怎样识别人才和使用干部。

接着，9月1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信（对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托派国际——引者）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这一条等于宣布刘仁静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对于陈独秀同志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问题，这封信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各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35]

这些信表明，托洛茨基虽然对各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格外垂青，有一种求贤若渴、伯乐相到了好马的心情，较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托派，给陈独秀的感觉，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用王文元后来的话说，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现在则被托洛茨基奉为掌上明珠——中国托派的领袖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写信给陈独秀，更是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他并产生一个想法：单单为了能亲自阅读陈独秀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36]

与上述托洛茨基9月1日信的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了《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给中国，系统地重申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各派小组织早日统一。[37]

于是，青年托派各小组勉强地派出代表，与陈独秀派的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招数，发生争执。如无产者社的代表吴季严、马玉夫的一篇声明所说：各派代表“各怀鬼胎，没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因此，一讨论政治问题，便大家“王顾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组织办法问题，便一人一篇演说”。[38]而且，由于青年托派三个小组织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对付无产者社，他们又控制了协委秘书处，使无产者社处于不利的状态中。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我们的话派”受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1930年11月24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39]。但是，由于区芳很快被捕入狱，并病死于狱中，梁干乔主持该派，为了在统一后的组织中保持正统地位和领导权，他们提出了统一大会应该沿用“我们的话派”两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且对本派成员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有300人，等于其他三派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只有120～140人）。

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继承了刘仁静的传统，死扣住陈独秀政治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不放。9月29日，他们与“我们的话派”的北方区组织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并重申了革命性质，“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国民会议，“红军”问题，中东路问题五大错误。[40]这完全沿袭了前述“我们的话派”批判陈独秀“五大错误”的做法，不过在内容上，他们认为更加抓住了陈独秀反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要害。

因此，在第一次协议会上讨论议事日程时，十月社及战斗社代表就提出“要对过去的争论问题，首先加以讨论”，并具体提出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工人与贫农专政、红军问题、误国政策等，要无产者社代表负责答复。同时，他们又与我们的话派联合提出“统一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第一，统一必须以政治为基础；第二，政治的讨论则不能妨碍组织上的统一”。所以主张“提高协委本身的职权，取消各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41]。无产者社代表“立即提出严重批评”，认为这是“算旧账主义”，“过去那种以要求对方承认错误为统一先决条件的办法，根本要不得。我们根本反对拿出这种条件来谈判统一”。于是，无产者社提出了“无条件统一的口号”，即先成立协委，而那些争论问题等到协委成立后讨论到纲领问题时，再予以解决。双方妥协后成立了协委，讨论过去争论问题时，双方初步进行了交锋，摆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多数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协委的任务是三个：“起草共同政纲，召集大会，应付临时事变”，并推选王文元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但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批判“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口号”。无产者社代表吴季严批评说：“这个口号的内容，已充分表示出阶级关系的变化与革命性质的转变，不能把它和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等量齐观”；“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城乡贫民专政”“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三个口号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不能彼此对立”。这个问题争论历时两个小时之久，“后来赵济同志和王文元同志总觉得这个口号在字面上‘含义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后还是修改为“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保留下来。在各派组织如何混合、将来代表大会的名称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统一大会的各派代表的人数等问题上，都争论不休或各说各的。

这样，托洛茨基的来信，本来想和稀泥，促进中国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却反而使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与陈独秀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于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

其一，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像青年托派那样批判陈独秀，而是引了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氏的这个回答很机智，也很微妙。因为所谓“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为从俄国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开始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陈独秀与青年托派的争论，恰恰在于下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是什么性质：陈独秀这时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认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则明确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42]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样，这两种革命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青年托派则强调“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纠缠于一开始是什么性质的这种争论。着眼于大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这两种革命，排除资产阶级参加或领导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这是托洛茨基当时调解中国托派小组织争论的基本态度。在充分表现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具有政治家的宽阔高远的眼界。陈与当时其他托派人员相比，的确是鹤立鸡群。

其二，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陈独秀提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托氏的这个回答，使中国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青年托派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就在于没有及时提出这个口号，而共产国际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还坚持这个错误。所以，他们一直猛烈抨击“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认为这个口号把“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43]。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过托洛茨基“裁判”后，反陈派就“闭口无言”了。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与遥远的托洛茨基的确是心声相通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中的“农”，在俄国革命中主要是指“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他们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政权的斗争很激烈。而在中国主要是指“贫下中农”，特别是贫农，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这是中共提出这个口号的本意，在中国富农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响也极其微弱。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对这个口号有误解，所以，陈独秀转向托派后，一面批判这个口号，一面根据中国的特点（尤其是大革命中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的确如托洛茨基所评价的那样，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口号“通俗化”，即“中国化”。青年托派批判这个口号是毫无道理的。

其三，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这说明陈独秀在接受这个口号后，走到了另一极端。对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实现国民会议决定国是，抱有幻想，显然是天真的。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有教条主义的色彩。其实，托洛茨基本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44]在1月8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

就这样，托洛茨基出了一个谜，让中国托派来猜，于是造成了中国托派内部，主要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之间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

其四，红军问题。这是陈独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个最要害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是陈独秀发表的一篇长文《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的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45]

陈独秀这个论述，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针对当时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以农民为主力军，进行革命，陈独秀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是“土匪党”。这里，陈独秀再次暴露出教条主义的色彩。而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是把红军说成“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反映了部分事实，特别是红军的先锋队和领导人。大革命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个观点。但是，后来红军扩大，中共最后夺取大陆政权依靠的军队主力，主要是广大贫下中农。这一点，陈独秀没有预料到。

三是对红军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败的预测，主要是根据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经验，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国民党政权，并且建立新的政权。这表明陈独秀的这个论断又戴上了经验主义的眼镜。

四是从这个长远意义上看，陈独秀担心中共和红军长期在农村会“农民意识化”。有深刻的预见性。

由此看到，陈独秀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托派理论的逻辑发展。文章的基本观点也来自托洛茨基。托氏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指八一南昌暴动——引者），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46]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47]直到1930年9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这个观点，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因此，在《无产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发表的一个长达两万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员会转全党同志》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全面、更明确的阐述。[48]

陈独秀和无产者社这种观点，来自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托洛茨基亲手创造苏联红军的情况，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青年托派理应也是应该拥护的。

但是，当时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毕竟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大前提，托派与共产党之间的理论矛盾是小前提。陈独秀咒骂红军的文章，明显地有利于国民党，再加上中共中央对此文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而蒋介石在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49]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派。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过去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

实际上，陈独秀（包括托洛茨基）后来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武装割据的路线，看不出他的观点有改变的迹象。陈独秀在1932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其五，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托洛茨基作为苏联人和有头脑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很难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很清楚，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而批评其他各派的。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议统一。

果断整顿无产者社 最终促使托派统一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的统一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于是出来作梗。他是个矮个子，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但他因没有什么业绩，又长期在陈独秀身边相形见绌，所以，大家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50]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时期，他被党内同志视为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执行陈独秀路线（实为共产国际的斯大林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致”，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扬扬自得，很不自觉。有时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务委员会四人（本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后，他就参加了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成立组织以后，又重燃起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陈与共产党决裂后，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不把新地址告诉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别人要与陈独秀联系，甚至给陈阅读托洛茨基文件，都要通过他。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视为陈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外，他又竭力利用往日在党内的地位和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陈独秀由于特殊身份、地位和处境，很少做具体的组织工作。这样，彭述之很快就掌握了无产者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上述对彭述之的评论，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后托派少数派的看法。虽然都是事实，但公平地说，彭述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以后又一直是托派多数派的领袖，1948年流亡国外，历尽艰险，到巴黎成为第四国际书记处成员，并写下大量论著，也说明他不是庸碌之辈，还是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的。

在托派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平等原则的，其他三派也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够谈组织上的统一，并且列出了“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中共最初加入国民党是否正确”“中东路问题上的误国政策”“在反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内部战争与其政权稳定”“国民会议”“农民问题（包括‘红军’‘苏维埃’‘农民协会’及农村中的武装斗争与经济斗争等）”“经济复兴与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要讨论统一认识的问题。还强调“这次统一，必须求得政治原则上的完全一致，同时此种原则上的一致，绝不能仅限于各派的上层分子，必须普及于各派下层群众。换言之，这次的统一，必须建立于政治原则上的完全一致，与群众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时，在组织上，他们还要检讨“过去‘十月社’与‘我们的话’的分裂，以及后来梁干乔等所领导的一部分同志与区芳等所领导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问题”。[51]

如此苛刻的条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强烈不满，致使协议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说是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尹宽从青年托派那里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议的真相后，报告了陈独秀。陈于是出来做促进统一的工作。他是真诚希望统一的，厌恶过去出于“派别成见”的争论，更鄙视在组织内搞阴谋诡计。于是他连续发表文章和书信，企图扭转形势。1930年12月15日，他读了最早起来批判他、分歧意见最多而看了托洛茨基及托派国际来信有所进步的刘仁静写给他的两封信及四篇文章后，回信明确表示：“统观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见解我不能赞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觉到你有可惊的进步，至为欣慰”；“我们过去的争论，本来不十分重要，我以为只要大家理论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释，犯不着把我们中间咬文嚼字的争论来代替对史大林派的斗争。就是需要争论，也必须大家屏除成见才有结果，否则徒增纠纷而已，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现在你也认为过去的争论有些是‘基于误会’，‘有些是说法不同，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我以为现在到了稍加解释作一结束的时机了”[52]。

但是，陈独秀最初采取的态度有点像托洛茨基的和稀泥的态度，如尹宽所说的：“仲甫同志在内部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据我看是‘人人可与为善’的态度，因为他自己是真心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们大家都好好来干’”；“仲甫同志很少注重党内倾向的斗争及各个人的根本的一贯的立场，在一切问题的讨论上，他仿佛不求把各个人的根本观点弄明白，而务要做出各人的意见‘相关不远’的结论”。对此，尹宽评论说：“在他也许认为这是避免纠纷，殊不知这正是培养后来的积重难返的纠纷。”[53]

也许是接受了尹宽的批评和建议，1931年1月，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开会，通过了《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

《提案》极其诚恳地指出：“当然，我们各派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不正确的意见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提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见来找出某一派或某一俱有根本不同的倾向，做为分裂的理由。关于这种不成熟的意见，各派之间也许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轻孰重，但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过去的错误只有在现在尚可成为问题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讨论都必须从积极方面，抛弃成见，注重于问题本身之得到正确的解决。”

这个《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别强调当时中共危机造成的机会。在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破产，第三次即王明“左”倾路线在共产国际主席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党内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特别强调托派小组织迅速统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虽然反对派政治路线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实证明其正确，但反对派的四分五裂，已丧失群众的同情。这就绝对需要我们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形势的确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机，但是，正如1920～1922年“国民党正在死亡”（孙中山语）时，共产党还未壮大而不能代替一样，托派也错过了这次机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以后还有机会，而托派则因其纲领的极左错误及组织的始终弱小并分裂状态，却永远没有机会了。这是以后要叙述的历史。

为此，《提案》提议：“以最简捷了当的手续，完成统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统一的纲领，由四派代表签字公布出来，即根据此共同签字的纲领，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数，召集统一大会。”并具体提议协委的工作是：（1）立即把已经起草并经过各组织讨论的纲领作最后审查，并由各派代表签字正式公布出来；（2）立即开始作召集统一大会的准备，各派人数的审查，代表人数的审定，经费的筹划及其他一切应行准备的事项；（3）准备大会中政治、组织、职工、农民等决议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员会应立即开始工作。[54]

陈独秀这次态度的坚决，充分表明在紧接着在2月5日召开了无产者社常委会议，公开讨论批评了“我们无产者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认为要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和那些卑鄙龌龊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观点；指出：“据国际来信明明不曾认为中国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够代表左派反对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们无产者社若以中心自居，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55]这个讨论，最后形成《第六号通告》，在表决时，五人中陈独秀、尹宽、罗世凡、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对。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发言他自己的意见付诸全体同志讨论”的情况下，这个《通告》“仍用常委的名义发表出来”。[56]

但是，这样一来，托陈派内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之弟）首先在闸北区委和学生支部散布反对第六号通告的五点意见，说“第六号通告是尹宽个人的意见”；“尹宽主张无原则的统一”；“马玉夫开始所提之意见本来已经大家完全同意——当时反对尹宽个人之意见；后来因仲甫又同意尹宽的意见，反对执委决议案”；等等。[57]闸北区委和学生支部遂致函常委，表示“惊异之至”，要求澄清事实。

克服这种“乌烟瘴气”的状况，尹宽和大家都寄希望于陈独秀的影响。“无产者社无论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领导者”；“过去的无产者社差不多算是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反对派还是需要仲甫同志负极重要的责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热情，坚决地拥护正确的意见，有偏有袒的奖励并提拔好的干部。这样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维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们在底下做‘实际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众基础’！”[58]

陈独秀见此情形十分震怒。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广、更远，结合当时国内和中共内部的形势，又看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多次来信催促统一的态度，更是激动万分。他说：“在国民党以分区工会法消灭工人阶级组织与罢工的今天，在国民党包办国民会议以欺骗群众的今天，在群众得不着我们党一点领导与帮助的今天，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我们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发明一些在其狭隘意识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条件，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他在重复托洛茨基最近来信催促统一的“十分恳切”的意见及其批评奥（地利）国“反对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小团体的自尊心”的话语后惊呼：“这些说话是如何的沉痛！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托洛茨基来信中还说：“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是从那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殊职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陈独秀写道：“这几句话更使我们惭愧无地！”

接着，他以超脱的立场，批评各派特别是无产者社中各种阻碍统一的坏主张。他说：“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意见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如彭述之、吴季严、马玉夫所主张的——引者）……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的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想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后，他对彭述之控制无产者社多数的状况挑战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棍’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59]

尹宽的估计没有错，由于陈独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决心，事情就好办多了。不仅无产者社内部的乌烟瘴气一下子消散，而且，他还亲自出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理论上反对陈独秀最强硬的十月社领导人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间‘老人’太多了……”[60]

同时，陈独秀还采取果断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本派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任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见势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61]这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为贯彻陈独秀的主张扫清了道路。

而且，陈独秀还把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的历次来信、无产者社及他对于促进托派统一的主张、他与刘仁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宽等人对于彭述之派错误的批评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3月出版的《无产者》第9～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贯彻托洛茨基及托派国际指示的极大诚意和决心。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终于打动了各派代表。连对陈独秀最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陈独秀来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纲草案。这个政纲草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基本上全盘否定了王的草案，指出王的草案“主要的缺点就是把整个的政治纲领分裂成首尾不相顾的几个专门研究的问题，使人辨别不出反对派在整个过渡时期之一般的任务是什么？目前斗争的策略是什么？未来发展之大概的趋势是如何？”同时，为了减少青年托派对新政纲可能采取的抵制情绪，陈独秀起草的纲领，在结构上，“完全依照托洛斯基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我们起草的纲领的次序：首先指出两个过渡期及我们在此时期中之一般的任务，接着即研究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本着过去的经验，分析现时的状况，提出斗争的策略，指示未来的前途，最后再指出反对派目前应着手的工作及反对派对正式党的态度”。

对纲领的修改说明还针对青年托派对陈独秀几个政治理论问题的批判，按托洛茨基文件和来信的观点，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阐述，既坚持了原则，又令人信服。如从刘仁静到王文元揪住不放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问题，修改说明指出：“原草案说：‘要严厉的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是犯了学院主义的毛病，根据形式逻辑作字句上的推敲。‘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已成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种术语。这种术语是用以表明革命运动的发展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无产阶级联合贫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工农民主独裁’只是在革命的前一段中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一种革命的号召，不能实现成为一个阶段的政权形式，这就是说，农民终于不能有一个独立阶级的作用与无产阶级共担政权。”[62]

在托派小组织的统一运动中，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视并批判各派的刘仁静，没想到被各派所排挤。而且，托洛茨基在1930年8月以后催促统一的来信，竟然批评他而肯定陈独秀，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见风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写信给陈独秀，表示：“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们《无产者》第四期关于时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63]

然而，当他向陈独秀靠拢时，陈独秀却又前进了。陈于1930年12月15日给他回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性质、“工农民主专政”、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一些新认识，反对刘仁静的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够实现，也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刘仁静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也遭到了拒绝。陈独秀在信中回答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

于是，刘仁静恼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个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可谓“夫妻店”），出版64开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机关报《明天》，以示在“明天”的统一组织中争一席之地。

所以，他的文字处处着眼于“明天”，他在《发刊词》中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史大林主义之破产，从反面证明布尔雪维克主义之正确。左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理论与策略之正确，亦步步均为革命事变的发展所证实。为了保证下一次革命的胜利，每一青年革命家……不仅应当了解与融化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与史大林主义者作不可调和的理论的斗争，而且要能时时提出我们的战略与策略……对于下次革命进行切实的准备”；“反对派的统一运动虽然已有二年，可是它的发展是在极困难的过程中。它们分裂成数派，陷于无力的状况。它的统一是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反对派的统一不仅是在组织方面，而且是在政治方面，行动方面。假使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前面的许多大任务，如进行为国民会议的斗争而吸引党内外的群众，反对史大林主义的领导，还有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等，我们内部的争论与这些大任务相比较，简直是没有意义”。所以，他出版这个小刊物，是要促进统一。“统一运动实现了，当然这一小刊物也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他要求以独立的一派参加协议委员会时，又遭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一封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各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64]也被拒绝。

就这样，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并以老托赐名“列尔士”为荣、在托派中一直以此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的刘仁静，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所排斥和冷落。于是，他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陈独秀在促进中国托派统一活动的同时，并不忘记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斗争。

1929年、1930年，国际和国内局势发生很大震荡。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斗争有所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引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临近崩溃而纷纷左倾，转向于社会主义。国内，新军阀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生严重的统治危机，各城市的共产党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工人斗争也趋向活跃，而南方数省的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也乘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于这种新形势，首先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做出了错误判断。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前后，斯大林等人就对中国的形势逐渐产生“左”倾的估计。这年6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就说：（1927年的）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65]所以，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通过的在中共六大决议案中，有这样的提法：“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66]

六大以后，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强迫罢工”、节假日必须上街游行、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断制造“革命形势”。共产国际更是推波助澜，不断发来错误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7]明确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并具体指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随后，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68]4月11日，又发出《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终于把陈独秀批判的“左”倾错误，发展成为全党性的“左”倾路线。他们一味地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却使自己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在指出“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来源及其出路”时指出：“取消派的基本路线与策略，就是要破坏党的组织，扭曲革命的道路，取消群众的斗争，夸张与赞扬统治阶级的稳定，企图消灭新兴的革命浪潮，而延长统治阶级的寿命。”[69]而在李立三看来：“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70]于是他就来制造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

决议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而决议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与青年托派持有的观点一样，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即“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与青年托派的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如出一辙。更有甚者，决议还把这种“不断革命论”运用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宣称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这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观点。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并认为“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而“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于是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命红军进逼武汉，进取南昌、九江，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为执行这个计划，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把其各级领导机关合并到各级行动委员会中去。

第二次“左”倾路线执行的结果，使中共在十几个省的省委机关被破获，一些大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根据地大大缩小。在计划执行过程中，7月27日，红军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会长沙，但占领仅10天，就“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被迫撤出，[71]红军牺牲惨重。

见此形势，共产国际立即急转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扩大会议于7月23日，做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虽然仍坚持很多“左”倾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给中共指示信中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说暂时“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致电中共中央称：“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但仍强调‘8月1日要举行游行示威’）。”[72]斯大林则又使出文过饰非一招，在8月13日，致电莫洛托夫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73]

于是，立三路线紧急刹车。共产国际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来立即回国，于1930年9月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但是，由于三中全会的做法，不符合国际继续“左”倾的精神，在国际东方书记处书记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来华，联络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分子，在“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

在混乱中，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于1931年1月7日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强行改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泄露党的机关、疑有叛变行为而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王明，一下子塞进中央候补常委并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被杀后，同年10月，由王明的亲信博古出来“负总的责任”。米夫为了“保驾”，在中国驻留长达半年左右，终于使中共中央的实权完全掌握在米夫和王明集团手中，开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在全党排斥异己。于是，中共向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托派小组织却在托洛茨基及其临时国际的指导下，克服混乱，逐步走向统一。首先表现在对中共“左”倾路线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陈独秀在《无产者》上发表《国际路线与中国党》，指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74]。随后，“我们的话派”终于放弃类似立三路线那样的“左”倾观点，1931年3月，各派讨论后，同意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75]这是当时中共党内的正义力量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集团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成为系统批判共产国际在中国不断作恶的檄文。

宣言一开始就揭破王明集团散布的一个谎言，指出“四中全会在组织上完成了巨大的变化，直接在米夫领导下的陈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组织取得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已在组织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实际上是“完成了党的解体”。

宣言在逐条对比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决议及指示后明确指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但是，宣言在论述国际与中共的路线错误时，却完全从托派，特别是陈独秀的“反红军”的观点出发：“党的领导之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之领导作用，相反的，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认为：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执政的中心城市”的路线，“实是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而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了：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的思想逻辑很简单：工人+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暴动，是机会主义的。

前者，暂且不论，但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执行的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除了个人独裁以外，哪里有多少“工人”的味道？哪里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至于说到中国，由于工业的极度落后，像欧洲和俄国那样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有，农民却有几千年造反的传统。所以，综观中外所谓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组织一部分工人或农民夺取政权的历史，而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夺取了政权，往往不过是养肥了另一个官僚主义集团，广大工人、农民得到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于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又逐渐尖锐起来，酝酿下一场的“革命”。

所以，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批判，虽然不乏“为工人谋福利”的真诚目的，但却是十足的书生意气。

那么，挽救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呢？宣言开出的药方，就是托派的国民会议运动，要求召开“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

这样，就把中共与托派之间的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了：

宣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提出以下四条建议：（1）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2）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的正确进行。（3）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4）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这份宣言，充分说明陈独秀及中国托派对于当时替代中共抱着极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机的能力。这个宣言和最后的四条建议，是多么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当时，陈独秀和托派却是多么认真。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托派四个小组织协议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在上述中共被托派认为即将瓦解、将被替代的情况下，再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积极推动，终于顺利进行。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统一大会的文件，协商结果：中国托派纲领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改由陈独秀起草，纲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为了避免争论，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为蓝本的，内容分五部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在内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再次表现出他爱走极端的思想方法。

《纲领》规定托派对中共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是中共反对派（反对党）的性质。

《纲领》根据大革命失败的经验，“郑重宣言”：

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和先决的条件。

从内容上说，这一条对于共产党无疑是正确的。可悲的是，对于极左性质的托派来说，在后来的实践中，被发展为拒绝与任何其他政党、团体建立联合战线。而当革命形势到来，陈独秀主张建立这种联合战线时，却遭到托派中其他势力的抵制。所以，《纲领》中的这条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托派自我孤立，难以发展，因此也没有胜利的可能。

《纲领》做出这条规定，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它没有任何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所有这些都来自托洛茨基脱离中国实际的说教。仅就这一条，就决定了托派的纲领永远是“左”倾的，尽管在下次革命一开始有没有一个短暂的完成民主任务问题上，陈独秀曾与青年托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且陈独秀的观点似乎温和些，但其本质还是“左”倾的。

《纲领》对于“红军”问题，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见，说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陈独秀的观点，说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共“企图依靠乡村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在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估计及与其建立联合战线、对待“红军—农村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态度两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可以说是托派与中共的根本对立。二者以后的历史，也是围绕这两大对立展开的。所以，这两大对立，最鲜明地显示出中国托派与中共是怎样划清界限的，而二者的前途为什么那样的大不一样。

《纲领》宣称托派的“目的”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上述内容表明，《纲领》的确在中共面前鲜明地树立起了中共反对派的旗帜。

为了避免争论，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上，《纲领》都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原话。所以，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四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也是经过七八个月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的妥协。如陈独秀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所说：“在统一纲领起草时，所谓‘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由另外几个同志提将出来；经过好些争论，始终并未曾得到很明确的解决，尤其是在坚持此种意见的几个同志的意念中。他们只最后让步到这样说法：将来的革命固然会由民主主义斗争开始，然而经济的发展也会由社会主义开始。他们忘记了经济发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迟到较远的将来。”[76]《纲领》在1931年5月1日统一大会上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在统一大会上，各派对这些问题“发生了争论”，[77]不是事实，显然把协议委员会时期的争论错植到统一大会上了。但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质上的分歧埋伏了下来，造成了以后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陈独秀领导工作的瘫痪。

统一大会在1931年5月1～3日秘密举行三天。由于陈独秀等深具实力，大会的筹备（会场和经费）由无产者社“独力承担”。[78]会场布置，由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负责。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偏僻的大连湾路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这些措施事先都绝对保密，开会当天，代表到达时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大会采取严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陈独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额的产生，由于关系到统一后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发生激烈的争斗。后来妥协下来：20人出一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选。“我们的话派”定为140人，代表7名：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4位工人代表。无产者社定为100人，代表5名：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在推选这5名代表时，曾发生激烈斗争。由于在统一协议过程中，尹宽与彭述之尖锐对立产生的矛盾，原来两人都不做代表。后来，彭的势力毕竟很大，据郑超麟回忆，开会后临时加了一个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参加大会。曾为无产者社及这次统一立过很大功劳的尹宽只能落选。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尹宽与自己观点相同，而硬把他拉进代表中来。“十月社”定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40人，代表2名：赵济、来燕堂。

大会头两天讨论和修改协议委员会提供的各项文件。开幕时，陈独秀致辞，接着做了一个政治报告。由于在一年多的争斗和协议中，各派的意见已经说尽，统一又显得那么迫切，所以，除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以外，大会上还顺利地通过了协议委员会提供的以下几个文件，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在会后油印的这些大会文件最后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大会通过。”但是，由于在红军问题上尚有分歧，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中国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没有通过。在该“草案”最后印了这样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统一大会决议，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79]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等托派三派代表串联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80]

另据王文元回忆，大会上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的统一可能性问题”。陈独秀认为“全中国表面的统一，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获致”。[81]大多数代表反对这种说法，结果《纲领》做了修改，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剩余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目前国民党之召集国民会议亦即是适应这种要求。但是这种前途，受着国内外一切因素之影响，其结果将引起各种矛盾之紧张”；“反动的卑怯的资产阶级不仅只能召集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国民会议，并且还不敢骤然放弃国民党的‘训政’……这一立宪政治的企图不仅要引起其内部各派之冲突，并且要招致贫民群众之激烈的反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无产者社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1935年才使用。

大会选举了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3名（其中包括9个正式委员和4个候补委员），正式委员是：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罗汉、张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5人相当于常委组成“书记处”。大概组织还太小，没有自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这个名单，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德志三人回忆综合而成。三人回忆互有出入，郑超麟说委员中没有罗汉，候补委员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委员区芳在狱中。后来，流亡在英国的王文元，从美国胡佛图书馆1980年公布的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当年统一大会时发给托氏的电报上，[82]有“书记处”5人的签名，所以，前5名“书记处”的名单是可以确证的。

走上了颠沛无尽的不归路

当时，全国中国托派人数约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组织仿效中共的系统，设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法南（法租界和沪南）四个区委。另有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企业中洋人资本家与中国工人的矛盾尖锐，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北平的大学较多，华北区委主要在大学中活动。这就是陈独秀领导下的全部组织和人马。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书记处”书记，富有传奇色彩，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多变性和思想的活跃性，决不为任何信仰所拘囚，并且坚信自己是在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正如他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83]5月9日，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去一份电报，告诉他：“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众的注意。我们相信，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下，它定能完成它伟大的历史任务。”[84]

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具有像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那样纯真的信仰和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品质；他们的统一又是在外部压力下妥协和凑合的产物，再加上组织上主张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所以，这个组织缺乏起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这样的组织本来就经不起任何斗争的考验，更何况他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强大、最严厉的中心城市，曾经相当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都不得不退出这些城市。于是，当执行委员会踌躇满志地开始为他们的“历史任务”而工作时，背叛、瓦解、破败的危机，一个又一个地袭来，把他们置于难以招架的境地，开始了他们永无休止的苦难历程。

首先是在执行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的委员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经常吵架。由于陈独秀写过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这是他们唯一抓得住的把柄（连托洛茨基也站在他们的一边），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陈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经是大家的“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组织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独秀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像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85]

这正是陈独秀的个性，作为思想家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在《新青年》初期，他作为个人独立存在时，可以充分发挥，但当他加入一个组织后，如过去的中共和现在的托派，就不能不受到限制，而不管他的思想和主张有时是多么的正确和英明。这就是个性与组织性、纪律性的矛盾。自然，这种矛盾是辩证的，有时能统一，则使个人的智慧借助于组织的力量，其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辉煌的业绩；有时则相反，组织性压制个性，使人无所作为，甚至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摧残。陈独秀的一生，多次发生这两种状况。另外，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即使有很英明的思想，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也只能发生思想上的影响，若无组织的力量，不可能发生改革社会的作用。这大概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吧！

在组织上，托派的致命弱点是它的严重的分裂，始终没有真正的统一。统一大会后，先是曾为统一做出过较大贡献尹宽，由于受到无产者社内部彭述之为首的一帮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没有当上，成为继刘仁静后又一个托派“边缘人物”。于是，他利用原来的关系，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这个为无产者社的成立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自以为是当然的“中央委员”，但是，先是被撤协委代表，十分不满，愤而退出无产者社领导班子；继又未当上大会代表，更未当上“中央委员”。于是，他坏事做绝，竟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企图置新生的托派组织于死地，致使统一大会后还不到一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委员全被逮捕，整个组织陷于瘫痪。陈独秀虽然因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幸免逮捕，但马的背叛引起他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说：“我不识人！”陈独秀常有感情用事之时，他见马玉夫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就对人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86]

其实，观察一个人的品质，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教条化为出身成分论，根本是唯心主义的。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部都有唯成分论的影响。中共六大时，受布哈林的指使，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却是个摆设，实权掌握在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为寄希望于唯一的城市工人运动，更强调工人出身这个“教条”。但是，托派的全部历史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接受他们的革命纲领和路线。

陈独秀走到另一极端，搞革命要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怎样呢！其实马玉夫也不是什么工人，梁干乔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陈独秀的说法。以中国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干乔，自认为是统一组织后的当然的“中央委员”，但他在“我们的话派”中的表现，使他声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参加协议委员会，又参加统一大会，最后却落选，什么也不是。于是，他也恼羞成怒，与陆一渊等四人，跑到南京，以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此时戴正奉蒋介石之命，筹建法西斯组织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就与戴等人结成“十人团”，并被称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87]背叛后，他给国民党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发表反共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说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心理现象”[88]；陆一渊则说：“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89]

陈独秀不承认开局失败，不像共产党那样退出城市，转向农村，而是坚持在城市斗争。于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业，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击。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又全体被捕。

就这样，“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90]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即使如此，陈独秀与彭述之之间也不团结。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图破坏统一的行动，1924年以来两人关系亲密合作的关系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个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而被称为“孔老夫子”的彭述之是内向人，城府很深。这样两个人，一旦破裂，就不会像陈独秀与胡适、陈独秀与章士钊那样——曾经肝胆相照，政治上决裂后，还有久远的私人友谊。陈与彭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分歧，就是在个人作风和气质上，二人难以相互容忍。如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很是极端。当时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势力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是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91]

因此，无产者社期间，“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为“乌烟瘴气”的污染源。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陈、彭人之间的恶劣关系，并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新时期、新领域中来，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停止争吵，达成协议，决定各派组织开统一大会时，彭述之却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继续反对统一。陈独秀讽刺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为代表，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委员。所以，5月5日，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92]

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在这种场合，一点面子也不给别人，像过去对待沈尹默、黄季刚那样。

于是，在托派中央连续遭到镇压，只剩下他们两三个人的情况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争吵，因为陈的涵养没有彭好，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也没拉住。彭述之就对大家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93]

两人的矛盾，后来终于发展到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晚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竭力推崇“民主主义”和赞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骂陈是“老机会主义”，曾一度要开除他。陈去世时，彭写的悼念文章，还骂他“晚节不保”。这是后话。

这样，在国民党强大势力的打压下，托派组织处于四分五裂、日渐衰败的困难条件下，陈独秀非但不消极，不退缩，反而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其坚定信念，顽强奋斗的精神十分可贵，但在大革命失败初期表现出来的对形势的清醒估计，却明显地消减了。这其中自然有与中共“农村割据”“对着干”的因素，也有对共产主义革命欧洲模式教条主义的执着。

首先，由于书记处负责主编机关报的王文元入狱，1931年9月5日，他亲自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显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向往；12月，他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枪《校内生活》。托派把他们的组织视为一座“学校”，注重于学习和宣传，而且其主流，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学校”。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见这时他们的经济困难，比《无产者》时期还严重。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的房租、伙食费，以及蜡纸、油墨、纸张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94]如像他主编《新青年》或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一样，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陈独秀署名撰写，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顽强地表现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的特殊影响，企图引起国民党、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大概对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说尽，或是对托派的严厉打击主要来自国民党，统一以后的托派不再两面作战，而把攻击的重点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宣传他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是”的政治主张。1931年8月6日，中国托派统一后，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95]宣言一开头就大声呐喊：

全中国工人们、农民们、一切被压迫民众们：

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中国，已经四年了，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民众还不应该起来制裁他们吗？

接着，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各种罪恶：外交上对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的屠杀朝鲜华侨和农民的事件，“蒋介石则公然劝告民众‘持以镇静’，‘严守秩序’”，安内而不攘外；对内一是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牺牲人民无数生命财产，破坏全国交通，于国民经济以不断的打击”；二是“全力‘剿赤’，以屠杀答复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三是“蒋介石和他的‘皇亲国戚’们”卖官纳贿，聚敛巨资，暗贩鸦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四是竖尽前代、横尽万国所未有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全中国，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禁止工人罢工，剥夺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一切自由权利。宣言最后宣告：“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等。

在共产党转向农村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有再听到如此有力的反国民党统治的声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派的确替代了共产党留下的位置，与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站在一条战线上，具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它的战斗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微弱，不可与红军同日而语。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共产党及青年托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民党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实现中国的稳定与统一，哪怕是暂时的。陈独秀受托洛茨基的说教，一直持肯定的答复，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国民党政府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与统一。但是，由于连年的新军阀混战，陈独秀终于改变了看法。在与上述《告民众书》同时发表的陈独秀署名文章《国民党与中国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已离开民众而和民众站在敌对地位的国民党，它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及各派军人势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个新旧各派军阀大集团。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只能向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以获得国家统一；它自身已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只能一时结合某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而不能依靠民众的势力彻底消灭整个的军阀制度，实现革命政权的统一。”这就说清楚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国民党不可能实现统一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首先要打倒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显然与当时中共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往何处去呢！陈独秀因观点不同，对正宗托派观点与中共之间争论十分热烈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保持沉默，此时则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往何处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同时批判这场论战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这个观点倒是他转向托派后的一直坚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领导（或专政）下的民主主义运动”，再不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但这是有缺陷的观点。因为，历史应该在“民主主义”阶段将停留很长一个阶段，而不是人为地、不停顿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1]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82～83页。

[3]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无产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注：《无产者》除第1、2期铅印外，其他10期均为手刻油印件。

[4] 两个文件都刊于《无产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个这一期，就刊登了这两个文件。

[5] 《代表会议对临时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 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93～195页；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香港：士林图书服务，1994，第164～166页。名单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

[7] 《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 《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1、167页。

[1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7、168页。

[11] 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书》，1930年1月，单行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全国总干事会：《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我们的话》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11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复信中的转述，见《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13]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4] 列尔士：《评陈独秀同志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手刻油印小册子。

[15]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6] 列尔士：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附言，《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7]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9]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0]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1930年3月24日；《总干致梁同志函》，1930年4月25日；《总干致张师同志信》，1930年4月25日，均载《反对派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1]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2] 《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

[23] 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1981年第2期。

[24] 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1981年第2期。

[2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73～174页。

[26]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27] 《托洛茨基同志的答复》，1929年12月22日，《反对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8] 《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1929年11月，该信是答复刘9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29]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

[30] 《反对派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31] 《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

[32] 《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33] 匈牙利学者Kun-Miklco提供的土耳其托洛茨基档案中该信的复印件。

[34] 中国托派少数派油印机关报《建立》第1期，1947年5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3页。

[35]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出版。这是“十月社”的又一份手刻油印机关报。

[36] 《托洛茨基致陈独秀的信》，1931年4月7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42页。

[37]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手刻油印件。

[38] 吴季严、马玉夫：《对于协议委员会的第三号通告的声明》，1931年1月17日，《无产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

[39]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5月，手刻油印件。

[40]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41] 《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手刻油印小册子。

[42] 顽石（陈独秀）：《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1934。

[43] 意因（郑超麟）：《不断革命ABC》，春燕出版社，1947，第23、24页。

[44] 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249、215、220页。

[45] 《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6] 马黑诺是1918年乌克兰农民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和德国占领军；后来受无政府主义派、富农和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最后被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47]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188页。

[48] 文件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0年8月9日。

[49] 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1980年第3辑。

[50]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51] 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信》，《无产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又参见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2] 独秀：《答列尔士（即刘仁静）同志》，《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3] 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4]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55] 无产者社常委：《通告第六号》，《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注）。

[56] 无产者社常委：《通告第六号》“附注”，《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注）。

[57] 《常委答复闸北区委及学生支部的信》，1931年3月6日，《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8] 尹宽：《“乌烟瘴气”——由何而来及怎样扫去？》，《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

[59] 独秀：《对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原文如此——引者）。

[6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0页。

[61]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8月手稿。

[62] 独秀：《纲领草案修改的说明》，《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3] 《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64] 《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1932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

[65]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481、478页。

[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179页。

[6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22页。

[6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1页。

[6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1页。

[70]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1930年6月15日，第32页。

[71] 《别尔图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1930年8月5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297页。别尔图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图梅利陶任三处副处长。

[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29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225页。

[7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1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00页。

[74] 《无产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

[75] 据何之瑜《独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记述，该文件由陈独秀撰写，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册子的形式散发。

[76] 独秀：《我们的争论之中心点》，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陈独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

[77] 濮清泉（当时名濮德志）：《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

[7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79] 笔者有幸收集到当时统一大会后散发的这五个议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迹还十分清楚。

[80]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1] 《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82] 电报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译文，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355、356页。

[83]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4] 电报原件影印，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356页。

[85]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6] 《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7] 梁干乔由于来自共产党营垒，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他们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的内务工作。但此人的个人野心不改，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钳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对延安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破坏活动。

[88]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89]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90]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1]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2]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4] 曾猛：《关于〈火花〉的情况》，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5] 《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6] 《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97] 当时是托派北方区委领导人，在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是代表托派一方与中共对立的代表作。

十五 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托派统一后，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独秀领导托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顽强地为他们的“国民会议”——“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历史发生了意外的转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救国”成了当务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历史再一次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是中国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做“启蒙”工作，而是形势所使然。于是，善于捕捉形势变化的陈独秀立即调整斗争矛头，把抗日救国放到日程上来。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调整”是很容易的。因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起初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就很自然把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与反日救国斗争结合起来了。这样也很自然地把反独裁的“民主”与反侵略的“救国”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并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战中发展到高潮。在这个运动的鼓舞下，陈独秀兴奋异常，斗志昂扬，以为他们“等待”“期盼”的革命时期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积极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以发挥托派的政治影响。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或以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64篇之多。兹列其要者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4日，陈独秀立即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1]，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像历史上的五卅运动那样，建立反日联合战线，“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立刻自动组织各地方国民会议预备会，领导反日斗争和准备普选的全国国民会议之召集！”“反对屠杀农民和对日取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10月1日，陈独秀撰写《抗日救国与赤化》[2]一文，针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颜惠庆讲话，抨击国民党对于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批评资产阶级妄想的中间道路，鲜明地维护中共和托派以及苏联的“赤化”立场，指出：“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者只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但是，文章又明显地表示出一种排斥中间派的“左”的倾向：“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爪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里，陈独秀再一次划出一条线，把自己的托派，放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左派反对派，而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他这时提出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思想，只包括“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还有中共和苏联，不包括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抗日救国的行动。这些思想与当时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陈独秀同时还发表了《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进一步阐发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的思想。

10月2日，他又撰写《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3]长文，针对国民党企图依赖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总结“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训，揭露国民党所谓“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是前清“以夷制夷”政策的继续，指出：“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依赖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前清以日制俄的结果是引来日本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暗中帮助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的一切权利。继而，又引来1915年的日本亡华“二十一条”。这次，蒋介石“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突然出兵占领满洲”。

在救亡危机中，陈独秀能如此客观、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之用，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陈独秀主张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是什么呢？他说：“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为此，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但他总结五卅运动中反帝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动摇的经验，强调说：“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而对日宣战，中国作为“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因此，“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

陈独秀的这些抗日救国主张，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建立抗日的“武装民众”及“持久战”的思想，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中国第一人。

陈独秀及其为首的托派抗日救国的主张与中共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陈独秀及托派中央发的宣言、文章中，都谴责国民党“剿赤”和“屠杀农民”罪行，即是声援中共的。但是，奉行极左路线的中共中央却在机关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这两篇文章。

10月25日、30日，《红旗》周报第21、22期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满洲事变中之取消派》《陈独秀的“康庄大道”》，批判陈独秀及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的文章和宣言，陈独秀的对日“宣战”主张，明明是否定国民党政府能够领导抗日救国战争，而主张“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红旗》文章却说“对日宣战”“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拥护的”口号，这个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口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陈独秀的联合战线思想，明明是排斥资产阶级的，《红旗》文章却批判说：“陈独秀在‘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这种批判不仅是从极左的立场出发，给陈独秀以莫须有的罪名。

《红旗》上的文章，抓住陈独秀《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中提出的“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抗日救国战争，是“反革命的幻想和空谈”。

其实，双方的主张在当时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无论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还是抗日救国，以及召集国民会议，都一直高喊“民众自动起来”。这是他因见托派组织力量弱小，不足以担当直接组织民众的重任的悲哀和无奈。他懂得抗日和革命都必须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空喊“民众自动起来”无济于事，于是，陈独秀开始寻找组织起来的途径。他首先想到的是亲自指导过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凭一份《每周评论》和《热血》小报，曾对运动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在1931年12月5日创办了铅印的《热潮》周刊，当时的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和《校内生活》还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见他对《热潮》倾注的热情和寄予的厚望。

12月5日，这一天，中国的政治形势恰恰是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首先是“九一八”后开始的各地学生赴京请愿团，第一次受到血腥镇压。先是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大学生300余人，在南京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遭宪警镇压，185人被捕，1人被打死，33人受重伤；然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千余人结队至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交涉代表反遭扣留，激起更大民愤。汪精卫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孙科、胡汉民等沪粤反蒋派乘机利用形势，逼迫蒋介石在15日发表下野通电。

在《热潮》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宣告托派要干预局势，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帐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帐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而“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但是，又强调：“我们相信，民众的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为了扩大影响，《热潮》在广告启事中称：“本刊为供给反帝热潮动力而发行，举凡工人团体、学生团体、一切民众团体以及各地公众图书馆、阅报室，欲置备本刊者，请开示详细地址并备足邮资，本刊即按期赠阅一份”，并且还“招请外埠代销人”。可见陈独秀办此刊物，雄心勃勃。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办并主编指导群众斗争的刊物。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到1932年1月23日，共出了7期。据应陈独秀之邀经常以“胡年”笔名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刘仁静说，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这七期刊物中，共发表评论文章48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刘仁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托派当时的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4]其革命气概不减当年。此外，《热潮》每期还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类的“时事短评”，共102篇，刘仁静说也都是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的。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声讨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11月23日，国联第三次会议通过日本代表芳泽提出的“派遣中立调查团”来华的提案，国人对此产生幻想，以为日本侵略东北事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陈独秀立即发表文章《国联第三次会议后的局势》，指出“帝国主义强盗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二是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并让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在中国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这是“日方向国联的要求”。陈独秀立即在12月12日出版的《热潮》第二期封面上，以醒目的大标题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可以说，起了彻底揭露、大声棒喝的作用。然后，在美国的谕旨下，国民政府又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5]并指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的侵略和美英法的政策“配合起来”，断送东三省，号召国人起来武装抗日，代表国民党政府“回答巴黎的决议，回答一切帝国主义”。[6]

12月10日，陈独秀又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日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指出：“两三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我们”原先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国民党政府绝不能且不愿抵抗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只能）摧残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国际联盟和美国都不能帮助中国，只能扶强抑弱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乘机夺利”。并认为，“现在日帝国主义不仅占领了辽吉，且已夺取黑龙江省城，现正在准备夺取锦州，进攻天津，迫令南京政府承认其已夺取的土地及一切特权”，而国民党政府已“决心与日本直接交涉，签订城下之盟了”。在抨击南京政府镇压全国各地学生救亡运动的行径后，陈独秀指出：“满洲事件发展已走到一个转变点了，一个极严重的危急关头了！”现在摆在全国民众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是为国民党所谓‘反动分子’、‘赤化’所吓倒而跟着它投降帝国主义，准备作‘亡国奴’”，或是直接地彻底地抵抗日帝国主义，以至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但要走上第二条路，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坚决抵抗国民党政府对反日运动的一切压迫，以至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告民众书》表现出“反蒋抗日”——“抗日必须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强烈色彩：“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国主义此次凶残地进攻中国和坚持强硬态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国联和美国此次对日妥协、伙同压迫中国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继续阻碍中国民众抵抗日帝国主义之唯一障碍物；此障碍物不扫除，在中国任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都不会有什么真正效果的。民众现在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抵抗国民党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国主义之前提！”[7]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自然也包括陈独秀托派的揭露与批判）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迷惑了许多人。有人甚至写文章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陈独秀又立即予以揭露，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8]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论断。汪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七”血案。当时先后到南京请愿示威团有平、津、京、济、苏、皖各地学生万余人。12月15日，上海示威团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时中央委员正在开会，推代理行政院长陈铭枢和蔡元培接见，因二人“大致其训词，答非所问，并严词诘责学生，一时群情愤激”，有人打了陈、蔡。当场逮捕学生11人（有说70余人）。次日，同学们见《中央日报》登满了“莫须有”的谣言，诬蔑学生，“无理捣乱”等，又激起众愤。于是17日，各地在京学生万余人整队赴中央党部质问《中央日报》报道不实，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党部闭门不纳，学生砸毁悬挂在中央党部大门口的党徽，然后径赴中央日报社。愤怒的学生冲进报馆，捣毁了一部分设施，政府急派军警前来镇压，伤30余人。更有上海学生杨桐恒死于刺刀之下，尸体被抛入报馆门前河中。河上有座珍珠桥，在这危急混乱的情况下，因桥面狭窄，又有多人被挤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称“珍珠桥惨案”。

血案发生后第三天，《热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以“顽石”“三户”，彭述之以“南冠”，刘仁静以“胡年”等笔名，分别撰文，从“一二·一七”血案中，分析批判汪精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并指导“今后学生运动的进路”。陈独秀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在此次血案发生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哭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上光荣的第一页。”

陈独秀揭露汪精卫改组派所谓“民主政治”家，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9]

陈独秀还明确指出，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蒋可能“马上就会复辟”。[10]果真不到一个月，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表面上与汪精卫共同执掌政权，实际上汪只是个空头的行政院长，蒋则很快出任掌握实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三是指导学生救亡运动。

《热潮》每期都有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学学生到南京示威时，陈独秀就发表文章，警告“时局到了转变点”：“政府如果不愿公开的露骨的撕下欺骗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国联和对日开战；如果继续任国联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势必须对人民取高压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它立须选择其一，再不能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面也立须做出选择：“或者是服从政府安心当亡国奴，或是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二·一七”血案发生后，汪精卫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纷纷指责学生运动“行动越轨”的“错误和过失”，甚至“受赤党利用”。例如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同是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认为锦州中立，天津共管“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急流勇退，通电辞职，“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跃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勒马峻坂，返动为静”。于是，学生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和妥协的倾向。

陈独秀对初期的学生和平请愿，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态度，指出他们“声势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孤军独战，大多数民众虽有奋起之可能，实际还并没有起来；即学生运动虽已开始“左”倾，而到处仍不免表现出懦弱与妥协”，并批评学生“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的束缚时，陈独秀又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11]

当学生运动发展到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激烈程度时，陈独秀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12]

当学生运动受到反动舆论的各种攻击和诬蔑时，陈独秀更是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保守派攻击学生“越轨行动”，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3]同时，他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说教，指出这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又引导说：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的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否则，“只有准备当亡国奴”。[14]这是他在“一二·一七”血案发生前一天撰写的文章中的话。血案发生后，12月23日，他更明确地指出：“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15]

“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相结合”，采取推翻反动政府的“直接行动”，这是陈独秀领导“五四”“五卅”和1926～1927年大革命的总方针。这表明他依然保持着1903年领导安徽拒俄运动以来爱国和革命的传统，同时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任何一个反政府的运动的出现，他总认为自己义不容辞，要去领导这个运动，即使不能实行组织领导，也要进行思想指导。他总是充当“弄潮儿”的角色，而且他也的确具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

但是，一是他的“革命万能论”的思想惯性，具有“左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茨基主义极左理论的影响，他的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左倾”经验主义的特点。他总希望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这是不现实的。二是所以说“不现实”，他所依靠的托派组织力量太弱小，根本无法与国民党抗衡。于是，他所提出的具体的“反日反国民党”纲领，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崇拜自发性，鼓吹民众自发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和抗日救国。陈独秀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16]为此，当广大工农民众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表现出一盘散沙、麻木不仁的时候，他就哀叹道：“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17]

第二，抱住不能实现的“国民会议”不放。这时期的陈独秀论述中国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要归到托派主张的“国民会议”，希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18]

但是，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之前，“民众代表”怎么可能“自动集合”出现这样一个“国民会议”——他所向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要知道，当时的中国除了国民党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中共代表的广大农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代表的左倾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所以，即使后来国共合作实行抗战，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国民会议”。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一二·一七”惨案后，学生反日反国民党运动有所沉寂。同样，蒋介石下野后，反蒋派实力人物汪精卫、胡汉民也因蒋介石掌握实际权力和政局不稳，迟迟不敢就职。国民党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政南京政府。但是，就在这一天，中国局势发生又一重大事变，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进攻，企图奔袭南京，迅速灭亡中国。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群起支援十九路军，蒋介石在30日迁都洛阳的同时，也派其嫡系部队第五军参加上海抗战，致使日军受到重创。但是，这次蒋介石的抗战是被动消极的，只求阻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以争取南京政府后撤的时间，所以，没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相反，政府却以其违命抗战为由，予以处罚：停发军饷，截留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捐款，并命令其避免与日军决战，以便政府再次与日军妥协，致使第十九路军最后弹尽粮绝被迫退出上海。同时，民众抗日救国热情继续高涨，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压制，“一二·一七”惨案后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达夫、丁玲等30余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月14日，上海农工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抗日主张，决定于17日召开市民大会，并实行罢课、罢市、罢工、罢税、罢岗、罢操。此日，30余民众团体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等14项议案。但会后到市政府和市党部示威游行时，被警察驱散。27日，上海市政府又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至3月2日第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之前，陈独秀对形势做出了越来越激进的估计。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与1929年他与中共决裂到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甚至认为：“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已由动摇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经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为此，他提出了“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口号，并以决议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组织执行：“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和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19]

1月17日上海举行市民大会及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更认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20日，他写了题为《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20]的长文，先行在群众中“紧急”散发（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开头就说：“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列宁说的：“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接着，他大段征引了列宁的论述后，指出：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我们应“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即“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文章从当时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的政治态度，分析了提出这个口号的紧迫性：国民党内部“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工人、农民、学生对国民党信仰的打破，特别是“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运动”，从南京中央党部至上海、北平、山西、陕西、浙江、汕头、江阴等省、市、县党部被群众“捣毁”；“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仅予以民主任务……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认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陈独秀指出，这个国民会议，不是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革命阶级自己创造的“国民会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在这里，陈独秀自以为在中国找到了把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从这样的形势估计和新的口号出发，于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决议案中，陈独秀提出了两个偏离托派传统观念的策略：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和与中共合作领导运动。这个主张包含有建立超党派抗日联合战线的思想。虽然这个思想还不包括联合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但在中国，陈独秀是提出这一思想的第一人。从主观上来说，这是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来潮汹涌，陈独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弱小，难以担当领导运动的重任。

中国托派诞生时，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教——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确立了一条基本政策：不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做任何联合。但是，由于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及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政治决议案》提出：“在民众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前发展中，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22]。

至于与中共的关系，早在“一二·一七血案”后，陈独秀就开始主动与党和缓对立的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为此，在1932年1月1日，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23]，指出：“目前的反日运动虽在表面上声势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的孤军独战。只有工人群众很快的起来充实这一运动，领导这一运动，才能够使这一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这一点，我们党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接着，告同志书批评党三四年来由于执行以下“国际路线”“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放松了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使党的组织比以前更加破碎无生气”。使“我们党”陷于空前的“危机”。为此，“我们（左派反对派）为挽救这一危机向全党提出”六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条和第六条：

（二）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迅速采取坚决勇敢的态度与积极政策，以国内革命斗争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

（六）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与彭述之、罗汉共同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24]

在1月20日写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中，他也对托派内部做工作，改变过去激烈攻击中共及红军的立场，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肯定：“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冯阎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俄国一九〇五年较有利的环境”；“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所长与所短……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这种说法，与他1930年《所谓“红军”问题》一文的观点完全相反。

在前述常委的《政治决议案》中，陈独秀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他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地方”；“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

所有这一切转变，表明陈独秀是一个很善于根据形势改变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自然，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转变，也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并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脆弱，民众的抗日运动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强大。更不幸的是，这一次转变本身遇到了托派内部极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反抗，使他的爱国热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反而受到奚落。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陈独秀的思想和纲领已经有了“左”倾的色彩，但是，托派内部还有一股更“左”的极左派。陈独秀说：他们在这次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中，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他们荒唐地认为“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该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阶级的立场”。陈独秀指出：“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为此，陈独秀着重指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同时，不得不分心与内部的极左派进行斗争。首先，他在理论上阐述了以下道理。

第一，极左派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他们）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族主义如“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

第二，托洛茨基也肯定中国的民族民主口号：在托写的中国反对派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第三，嘲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放弃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须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第四，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么，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这里，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关于下次革命开始于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理论争论，在实际斗争中就尖锐表现出来了。

陈独秀甚至这样讽刺这帮极左派：“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取得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极左派是教条主义者：“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黑体字是陈独秀所标——引者）；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接着，陈独秀具体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工人阶级，如果采用“救国”“爱国”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的阶级的立场，才不至于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第六，“抗日救国”是贯彻“总的民主口号”的“特别口号”，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的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有的同志是对于具体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放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陈独秀认为“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接近于极左派的立场，否则便没有立场。我以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国民党蒋介石还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

第七，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传统，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在完成中国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早些获得政权：“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25]

第八，极左派是过去“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继续。“无产阶级在直接夺取整个的政权以前，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这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传统政策”，但是，有些同志是因反对过去机会主义而发生了幼稚心理，“此次日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事变发生，有些反对派的同志唯恐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清洁，指斥已成为普遍运动的抗日救国口号为虚伪的民族主义……只应该加以鄙弃”；“他们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似乎不必借重什么民主主义了，那末国民会议当然只限于反革命时期的灰色运动……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便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了，像民族解放和没收土地，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占染机会主义的嫌疑”。为此，他反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明只有用“国民会议”口号，彻底领导民族民主运动，才能走上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同志曾经把民主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当然包含在内）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紧密联系三番五次的告诉我们过：

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在某一时代，民主主义问题，将不仅吸收农民，还要吸收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一月八日来信》）

唯有在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够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主义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由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进行得比俄国还要快些。（《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陈独秀愤怒地说：“我们的同志们，如果不能这样彻底了解民主民族口号在落后国家中的真实意义，不愿出全力来为它奋斗而且还加以鄙弃，则很明显的是把国际反对派给我们的政纲腰斩了”；“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26]

从以上论述来看，陈独秀已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方面，具有了较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革命的经验。这是他从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他三十多年来领导革命实践的总结。他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的论断，虽然来自托洛茨基，却为后来中共1949年的胜利所证明。

上述所谓常委《政治决议案》通过后，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组织“法南区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和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以区委扩大会议的名义，发表长篇的《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逐条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对第一条即予以全面否定：“常委最近的政治通告关于上海事变以后政局之分析，在总的精神上，缺乏集中注意力在阶级关系及一般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上面。因此是损失了这一政治通告所必要的中心意义，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作了根本的错误，同时在对于一般问题之估计，充满了模糊、动摇不定的观念，而在结论上又表现了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

接着，《意见书》批判常委决议案在国际形势的问题上，“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简单的从‘可能性’做出发点，来决定事变发展的前途”；指出：“我们布尔雪维克主义者，不能应当抓住每一事实的具体形式及现有条件，从最大可能方面来指示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假使没有政治的远见，我们以含糊的分析，混乱他们的观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意见书》认为，对于国内形势，“对于目前工人阶级斗争之乐观与过分估计，在常委观念上是一贯的！我们以为在现有形势之下，工人阶级受了如此严重事变的刺激，还不能起来参加斗争，这显然证明不是简单靠党的正确策略而可以在指顾间使工人阶级一致奋起”；指责“常委只看到工人阶级反日反国民党情绪之‘热烈’便作为判断之表面的根据，而没有看见深刻的、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基本的对比……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很难有多大的变化……这次中日战争仅仅是帮助一般被压迫群众走近了政治舞台一步，脱离数年来‘麻木不仁’的状态，但还不能说已经走上了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

《意见书》猛烈批判常委提出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然后在走向彻底的民主政治道路上“使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破产”的策略，认为这个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完全表现了没有了解目前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之实质，同时忘记了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意见书》认为，无产阶级既然“没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推翻“蒋政府”，与帮助他们“形成了他们的‘新政权’”，便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这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这是极左派反对陈独秀主张参加反日斗争的要害：害怕再次当苦力，为资产阶级夺取或巩固政权。

《意见书》对于改变对中共的态度极为愤怒，并进行讽刺，认为常委“对于（中共）党的策略和行动没有加以严格批评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竟然承认‘农民苏维埃’的存在”，且提出在反帝反国民党旗帜之下与之联合，“这一方面是常委对于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过分估量之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常委和史大林派一样，完全没有了解苏维埃应当在何种条件何种时间组织的”。“独秀同志告诉我们‘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是一个事实……常委三同志在‘一·二八’以前曾矢口否认这类史大林派‘伪造’的，现在却突然承认这是事实。这真是出人意料之突变！实际上，史大林派在农村中的策略和行动，还是一贯继续着和遵守着从前的步调，在‘一·二八’以前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苏维埃’，在‘一·二八’之后，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种事实可以一蹴而成的了！”《意见书》认为，只有在革命高潮中才能“不但在农村中，同样在城市组织苏维埃”，但是，“最近所能发生城市中的罢工运动和乡村中的斗争，还不是革命高潮开始的表现”；“满洲、上海事变以后，中国社会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动，特别是没有变动到已经成熟了组织苏维埃的条件”。[27]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28]

客观地说，在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发展前途上，陈独秀是有些过热，而极左派则有些过冷。但陈独秀主张积极推动反日反国民党的形势，虽然在期待上有浪漫主义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动上是积极的；极左派则是完全消极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个问题上，极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谈，取消一切革命行动。陈独秀转向托派后，处在这样的极左空谈派的包围之中，很难有所作为！

尤其是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抗日民主运动以后，就鄙薄反日救国运动是在“虚伪的民族主义范围以内翻筋斗”；北方区委的赤声（即任曙）反对“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联系起来”的口号，说：在目前“武装群众的口号，只是为资产阶级扩大武装力量，无产阶级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刘仁静甚至怒骂利用敌人间利害冲突的共同行动，是“等于我们在革命中应当与抢劫的盗匪共同行动”，是为了暂时利益，降低自己的尊严，减弱自己的革命气魄，与资产阶级中的一派携手羞辱自己。又说：“资产阶级之走向群众是在群众已觉醒以后，因此与它共同行动只是在阻碍群众运动前进，只有反动的意义”。“这是骑马者与马的共同行动。”他认为不仅在这次上海事件中上海和全国“无产阶级运动之消沉”，而且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29]。

对于这些指责，陈独秀在内部机关报《校内生活》上一一公布，同时给以坚决的驳斥。除以组织名义发表《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常委批评法南区委对告民众书的意见》《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等文件外，还以他个人名义，进行说服和批评。

首先，他从马恩列以及托的理论出发，阐述他的意见和策略。为此，他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反极左错误》[30]的长文，一开头便写道：

列宁曾教训德国和英国反机会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说：“……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来的方向——真理便变成错误。”错误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尔塞维克政治斗争策略之下砍掉运动，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呵！

中国左派反对派，因为过去革命失败，很惨痛的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错误，很自然的会多踏几大步，走到另一极端之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已经很明显的给年幼的左派反对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问题上，如果不立刻纠正过来，其障害将来比过去及现在更厉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指摘出来，以供全党同志的讨论。

接着，陈独秀就极左派错误的两个理论根源，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由反对史大林派关于将来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阶段论，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否认革命过程中任何阶段”。他回顾在这个问题上托派小组织时期的历史争论后指出：“其实，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主义者的争论，并不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结，也不在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有无民主阶段，争论的中心点是在经过在那一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阶段，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论到中国第三次革命性质时，总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专政’？从来不曾说，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他还引证托洛茨基的多段论述后，批评“小陈（即陈岱青）和民杰等”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观点，从而对当前民主民族斗争任务（国民会议口号）实行怠工；更批评“最奇异的是久被人骂为民主主义者的刘仁静同志自己，最近也在《中国前途》一篇短文中说：‘经济复兴是第三次革命复兴之前提’”的观点，指出：“他所祈祷之普遍的经济复兴，使生产力发展到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像这样欧美先进国家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必然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及土地问题，即是消灭了民主民族革命的因素，在这样旧社会的母体内所孵化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那还有什么民主因素和民主阶段呢”；“我们所以反对‘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不站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观点上，而站在经济即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上来预测中国革命的前途，将要把中国第三次革命推迟到不可知的将来，因为从今天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母体内，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但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

总之，“不抓住现实的民族（反日斗争）民主（土地斗争）革命基础来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的遐想上面。他们这些错误和其他类似的错误，其来源都是由于不曾深刻的认识中国革命发展之民主阶段和民主民族的因素之重要性”。

从当时来说，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正确性，即应该重视和积极参加到当时的民主民族斗争中去，而不应为了等待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现实斗争怠工。另外，陈也主张有民主民族斗争胜利后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陈独秀到晚年才完全摆脱这种教条主义的桎梏。

第二，“由反对史大林派‘四个阶级联盟’这一荒谬的政策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反对革命斗争中任何阶级联盟，特别是和资产阶级任何联盟”。“他们对于‘阶级联盟’和对于‘民主阶段’一样，以为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决议中，还有这样的名词，似乎是海外奇谈。”

陈独秀指出：“我们的战略，不在乎否认民主阶段，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夺取政权；不在乎反对和某一派资产阶级有某种联盟，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和它整个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引用托洛茨基的一系列论述，总结“我们”所以反对过去史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的特殊“原因：（1）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2）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3）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的政党及政府”。

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这样荒谬的阶级联盟，有它特殊内容与历史意义，并不是一般的阶级联盟可以与之比拟的；也不能因此把反对和资产阶级联盟作为一般的原则……不应该根本反对在阶级斗争总路线之下的任何阶级联盟。”而在另一个文件中，陈独秀又指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在利害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31]他强调“共同行动”是在“一定时间、一定事件、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同时如列宁所说的“予他们以无情的揭破和斗争”，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保持“共产党组织绝对独立和批评之自由”；批评刘仁静说的一与资产阶级有某种共同行动就是“降低自己的尊严，减弱自己的革命气魄”，“羞辱自己”的说法，是把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的问题，变成“面子问题”了。

应该说，陈独秀为了民族生存的大义，抛开原来的党派之见，主张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与中共联合“反日反国民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联合战线中，究竟由谁来领导？各阶级各党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领导的托派有没有力量来实行这种领导，从而实现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的纲领？陈独秀的“野心”很大，但是却没有实现的可能。

自然，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形势到来时，应该积极投入，不应该与不可能如此考虑问题，否则就会像刘仁静、陈岱青等那样，无所作为而对救国斗争消极怠工。陈独秀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一个血性汉子，他的人生特点，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抓住一切历史机遇，去积极参加斗争，而不考虑斗争的后果（而且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后果也很难预料，如《新青年》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五四运动、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西安事变、日本在“八一五”的投降、1949年中共的胜利等），更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制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

由于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极左派的思想基础上的组织，所以，以上陈独秀的批评教育，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且他们根本不尊重“常委”“政治决议案”的权威性。在上述法区扩大会议《意见书》中，就宣称：“反对派自统一以后，对于一般政治局势之发展及策略之应用，并无最高大会的政治决议可以领导机关的根据，同时在反对派执委破坏以后，实际负责者只有二三人，且限于环境不能召集全国会议来根本解决政治上一切问题。在此过渡时期内，常委对于一切基本政治路线之决定，必须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见，俾可使政治上错误不易发生，一方面积极准备在最短期内召集大会。”这就根本否定了陈独秀为首的常委权威了。为此，法南区委不仅一再公开发文[32]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而且在行动上拒绝散发中央的《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并不接受常委的多次“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区委、特委及全体成员发布了《通告第六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称“自满洲事变发生以来，特别自上海事件发生以来，在我们反对派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见和不正确的政治倾向”，批评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的“取消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并取消陈岱青法南区委书记的职权。[33]25日，陈独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区委会议，解释2月10日常委决议案。彭述之称：“政治问题保留讨论，待扩会（即常委与区委书记扩大会议——引者）解决，但在政治问题未得到结果之前，法南区委必须执行常委区书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及一切日常的决议”；否则，区委须“停止工作”。彭的意见遭到区委反对，彭当即宣布“解散区委”。法南区委不服，29日，区委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联合致函“常委”，谴责彭述之在5月25日会议上的行为，请求“恢复区委”。6月4日，《常委复函法南区委》，重申只有接受《政治决议案》，承认错误，“常委才有再度考虑的可能”。[34]

如前所述，刘仁静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的文章，从极左理论上扰乱人心。而最令陈独秀痛心的是处在反日民主运动第一线并曾是托派寄希望的工人运动重心的北方区委，也因为反对常委的路线和政策，分裂成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以常委名义，三次做出决议，批评前者从右的角度对《政治决议案》取“取消主义和等待主义路线”，批评后者从极左的角度抵制常委及分裂组织的错误，命令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无条件地统一起来，积极开展工作，但遭到双方的抵制。为此，陈独秀派刘伯庄作为常委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京特委，企图另起炉灶，重振北方托派组织。但是，由于离不开那些旧成员，还是受到抵制，“北方特委两度改组”。最后，不得不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的制裁……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35]，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决不姑息地纪律制裁之。”[36]

由于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没有党内民主而制裁党内不同意见同志之害，陈独秀这次处理极左意见的党内同志，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并把他们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机关报上，也把常委批评他们的文件和书信同时刊出，进行平等的争论。同时，也一直没有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开除。这是陈独秀一贯的领导作风，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领导人时，也没有开除过一个共产党员。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处理办法，也包含着陈独秀为首的常委及托派组织太弱小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组织，再开除这些骨干，就成为“客里空”了。然而，悲剧就在于托派组织不是一般可以“争吵不休的俱乐部”和“百家争鸣”的学术团体，而是要取代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组织。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凝聚力，也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意志，需要严格的纪律。“绝对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是一服砒霜。法南区委在受到常委制裁后，竟然不服，反过来致函常委：“现在没有高过常委及我们间之最高机关——例如全国临时的代表大会——是无力解决我们间之一切政治纷争的。”“自今天起，我们离开了一切区委的职责”，“一切问题得留到代表大会和国际方面去解决”。[37]

这又回到统一前各小组织纷争的状态中去了。

托派内部分裂的严重状况还不止于此，被法南区委称为只有“二、三个人的常委”，思想也不一致。陈独秀没有想到，对于他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主张，连常委中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表示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提“反蒋”就可以了。[38]常委本身尚且如此，何谈其权威性。

然而，形势不等人，就在托派内部争吵不已、中共也因王明取得领导权而更加“左”倾的情况下，由九一八事变引起的全国抗日民主群众运动，很快由高潮进入低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危机也得以度过。陈独秀曾经满怀激情，准备在这轮浪潮中大干一场，却由于以上的掣肘演了一场既无人参与又无人捧场的独角戏。他只得望洋兴叹，空悲泣。

托洛茨基的复杂表态

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区委攻击所谓常委“只有二、三个人”，没有权威性的刺激，陈独秀决心健全常委机构。但他决不吸收极左分子，而把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的原托派中委委员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请进来。二人本来已经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监视中的保外就医，因此不愿再“入彀”。但经不起陈独秀几次三番的邀请和催促，勉强“入阁”了。陈独秀终于建立起五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极左派提出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或“国际解决”，前者不现实，对于后者陈独秀自认为可行，所以，他在6月15日，以中国托派中央的名义致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还有托派内部的争论，请求指示。

9月22～26日和10月3日，托洛茨基给陈独秀托派中央写了两封长信。[39]所以花这么长时间和精力写这样的长信，一是由于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他只能谨慎地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从战略上表示意见，并提出种种可能，提供给中国托派同志参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对陈独秀托派中央在抗日反蒋运动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难表态，从他的思想原则出发，恐怕很难表示完全支持，但他不愿让他喜欢又十分脆弱的陈独秀及其中央受到伤害。所以，他写这两封信，颇费心思。

他首先为中国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兴，并肯定陈独秀托派中央在“九一八”后抗日民主运动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许久，我们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了最残酷的破坏之后，又复活与复兴了，我们的欢乐是无需要说的。虽然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极少，就我们在这里所能下的判断说，你们信中所表示的立场是和我们的立场相合的。”

信中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对待中共领导的农民苏维埃红军问题。托氏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大谈这种策略危险性，并提出警告：工人与农民结合时，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写道：“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而且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呢？”“不幸，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让我且说到俄罗斯的经验：在俄国内战那几年中，国内各地的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时常发展为整个军队。”“国内战争的痛苦与经验，指示我们在红军占领一个地方消除了白军，必须立刻解除农民游击队的武装”，因为“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要维持自己独立的存在，时常与苏维埃当局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有许多农民队伍，为了反对地主的复辟，作过充分而辉煌的战斗，在胜利之后却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

这的确是俄国的情形和经验，但他直接教条地用到中国说：“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军中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无疑地仍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无疑地是包含着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和革命的小资产者……只保持着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接着，他说，在俄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在国内大部分的地方夺得了政权，斗争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坚强的精练的党的手中，中央集权的红军的全部指挥机关，是在工人手中”，这种危险很容易克服了。但是，“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于工人。中国最重要地域的政权，是在资产阶级军阀手中，另一些区域是在武装的农民之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没有……其结果是中国的革命农民，经过它的统治层的中介，似乎预先取得那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中国工人之政治的与道德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在某一个时候会转成反对工人的东西”。他甚至断言：“在中国，那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环境都是使这些冲突极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而且“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把革命颠覆”。托洛茨基再次断定：“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指中共——引者）是纯粹农民的，纯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基础。因此，它很少有巩固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苏维埃的政权性。”

托氏的这个意见，意在提醒陈独秀托派中央对中共红军的联合政策，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那末，结论应该怎样呢？”托氏说，“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的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者的。但是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相当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如何对待容易被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问题。托洛茨基意见的立场是：托派代表工人阶级；中共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与陈独秀中国托派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当时，他们从抽象的理论出发，都自以为这样的立场是正确的、真诚的。但是，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到底是否成熟到需要一个政党和派别集团来代表他们？要一个怎样的政党或集团来代表他们？他们并没有思考。

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东方资产阶级是绝对的反革命，所以，他不赞成陈独秀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但是，为了保护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旁敲侧击地讲了这样一句话：“在日本进攻上海的事件上，国民党提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著名的斯大林和马尔丁诺夫的‘四个阶级联盟’”；他肯定的是与中共红军联合的策略。信中说：“现在，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有实在的根据，来表示一个希望——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运动，和农民战争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这将构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

出路何在？托洛茨基指示陈独秀中国托派：“工会和党的中心，必须建立起来，先进工人必须教育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争中去”，“并且要预备和获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这种积极进行革命工作的精神，又是支持陈独秀的，批评极左派的消极等待思想。只是奢望中国托派能“团结在一起，成为工会和党的中心，去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甚至领导中共和红军”。太不切合实际了，比陈独秀还要浪漫。

关于目前的斗争策略和口号，托洛茨基也基本上是支持陈独秀的。他认为日本的侵略和农村中进行的土地革命证明，“再没有比革命的民主的口号更适合于中国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势了”，再加上国民党“军事独裁的无力和军阀集团的分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号”。于是，他根据俄国革命中“打倒沙皇！”“立宪会议万岁！”两个口号，肯定了陈独秀托派中央实行的“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这无疑是对因不同意“打倒国民党”的方针而坚决反对陈独秀常委《政治决议案》的极左派最大打击。

第三，关于日本侵略引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托洛茨基观点也是与陈独秀的“反蒋抗日”立场一致的。他强调说：“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方法拥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来援助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如国民党。”这显然与中国托派中鄙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极左派对立的。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和作为爱国者、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陈独秀，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托洛茨基的以上意见，完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因此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可以说是继《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底政纲》之后的第四个给中国托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不仅规定了中国托派与国民党以及资产阶级的永远对立，也规定了与被他们视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永远对立。其极“左”的色彩十分强烈，尽管它在表面上支持陈独秀的比较灵活的策略和积极进行革命工作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这两封信的极左精神，被陈独秀以后的托派领导所继承，因为在这两封信寄到中国以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托派中央成员全部被捕了，陈独秀也因此永远离开了托派领导岗位。于是，陈独秀在离开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以后，又摆脱了托洛茨基及托派极左派的羁绊，更加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了。

[1] 《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2] 《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

[3] 《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8日。

[4]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5]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6] 顽石：《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7] 《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8]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9] 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1931年12月20日，《热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

[10] 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1931年12月23日，《热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

[11] 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12]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13]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

[14]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15] 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热潮》第7期，1931年12月29日。

[16] 《热潮》发刊词。

[17]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18]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6期，1931年1月13日。

[19]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1932年1月7日，《校内生活》第2期。《校内生活》是托派中央办的内部机关刊物，手刻油印件。

[20] 《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21]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22] 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23] 《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24]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的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5]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校内生活》第1期，1931年11月28日。托派把自己的组织视为学校，团是中学，党是大学。1948年托派建党前，由于成员太少，没有成立团组织，只有外围组织“读书班”。

[26] 独秀：《我们争论之中心点》，《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27] 《法南区区委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任务的意见书》，《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28]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3月14日，《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29] 列尔士：《中国前途》、《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另转引自独秀《反极左错误》，《校内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30] 列尔士：《中国前途》、《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另转引自独秀《反极左错误》，《校内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31]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2] 《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及3月14日法南区委给常委的信，均载《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3] 《常委通行第6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4] 两个文件均载《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5]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1932年6月27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报告》，《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6] 《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7]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8] 参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9]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01～306、307～312页。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

十六 在狱中（上·1932～1937）

被捕

陈独秀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没有给敌人任何打击，精力却消耗在内斗中，同时又暴露了自己。坚持在城市开展革命活动的托派组织，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陈独秀始料未及的。

像许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一样，陈独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被准备枪毙的命运，最后都幸免于难。他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托派中央曾两次被全部破获，唯独他幸免。可是这次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于他。他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后，经过1921年、1922年两次被捕，短暂的羁押之后，第三次被捕，并被判刑8年。

陈独秀这次被捕颇有戏剧色彩。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01号秘书谢少珊家开会，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知，与法租界巡捕一起联合行动，五人全部被捕。

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说必然，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而且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已经相当健全，破坏反蒋特别是共产党机关和捕杀所谓“共匪”（包括反蒋抗日的托派及其他异己）的人员十分猖狂。因此在城市中，共产党已经认识到难以进行革命活动，退到了农村；而托派囿于他们的原则，死守城市，成为瓮中之鳖。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和未经考验的莫斯科归国留学生大批回国，一些人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说偶然，是由于这次托派中央被破获，特别是陈独秀被捕，有意外的因素。

濮德志保外就医并成为常委后，实际上仍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一天，他的夫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不料想，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共青团员，回国时即被捕，经不起酷刑折磨而叛变了。费侠还成了徐恩曾的姘妇。但她们不知党内机密，无可出卖，于是就与已经叛变的原托派小组织“战斗社”骨干徐乃达、解叔达等人成为中统组织的鹰犬，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包括托派分子。陈独秀更是国民党悬赏万金的“共匪首领”。但是，张颖新不知道他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克勤到家里来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让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颖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报很快就传到了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濮德志到谢少珊家中开常委会，特务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1]

与前两次托派中央被破获一样，这次陈独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幸免。但是，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叛变，陈独秀晚上在家中被捕。63年以后，陶希圣的女儿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说：陈独秀“遭中共整肃后，一直在上海隐姓埋名，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后来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2]这就完全搞错了。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

筡日（17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即15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五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

19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7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捕……”[3]

不仅如此，谢少珊还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陈独秀）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中央与外地组织的联络站、《火花》印刷所等。这些机关又相继被破，另五名托派骨干分子被捕。谢少珊叛卖有“功”，免予起诉；他感恩戴德，加入“中统”（后转入军统），改名“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六年后的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与其他两位军统特务一起，以买古董的名义，到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上一幢意大利式花园别墅内刺杀了民国第一任内务总理唐绍仪后，也卷入了一件疑案中，很快招来杀身之祸。原来，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拟避居香港，因得蒋介石、孔祥熙、居正、宋子文、戴季陶之嘱，暂留沪上试探日方要求和谈的条件，故而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触。同时，大汉奸梁鸿志、温宗尧也的确在拉拢他，企图组建傀儡政府。军统在铲除大汉奸时，利用谢力功（当时用名谢德盘）与唐的“同乡好友”关系，错杀了这位78岁的民国元老。由于军统拿不出有力证据，此案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极大不满。法租界巡捕房很快侦知谢德盘等三人是凶手，设法搜捕，使谢惶惶不可终日，时间一久，变得精神失常，被秘密送进重庆一家医院。谢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跟踪他，住院还带了一把手枪自卫，引起医院怀疑，向警方报告了情况。重庆卫戍总部派了另一位共产党叛徒王克全前往观察，不料谢以为“仇家”已到，举枪瞄准，却被王先发制人，一枪击毙。

从吴铁城的电报中看到，国民党之所以屡屡镇压托派，搜捕陈独秀，主要是因为仍把陈独秀看作“共产党”，是“共党首领”。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作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因此而不能容忍，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4]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大肆宣传。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予处决”。[5]陈独秀等人被捕后，在租界捕房法庭上进行反对引渡失败后，10月18日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时，被押解到南京，拘押在军法司，准备“按军法处置”。

但是，由于陈独秀的特殊经历，在文化界和国民党内有广大的朋友、学生和敬仰者，援救陈独秀的力量比要求“严处”的势力似乎更大些。如翁文灏、胡适、罗文幹22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次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更以快邮代电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曰：“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章行严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光复后复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顾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犹望矜惜耆旧，受惜人才，特宽两观之殊，开其自新之路。”[6]此外，柏烈武、柳亚子、杨杏佛等人还进行了积极的营救活动。甚至宋庆龄还专“为陈独秀事”，由沪抵京，旋飞武汉，拜访蒋介石夫妇。[7]

许寿裳为营救陈独秀致蔡元培信

于是，在“严惩派”与“营救派”以及中间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如陈独秀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虽是“拥蒋反共”的坚定分子，却公开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主张处置陈案应“考虑陈氏一生的行迹，及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历史”，“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交付法院，公开审判……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8]

傅氏的意见以及众多营救电文，表明一些著名人士希望当局把陈独秀当作一个特例，宽恕其反国民党的活动。在他们的眼中，反对国民党统治毕竟是一种“罪行”，只有忏悔和哀求才能得到宽恕。殊不知，这与陈独秀本人的认识和性格水火不容。

《大公报》比较了解陈独秀的性格，发表短评《营救陈独秀》，称：“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气有意识的老革命家。”认为蔡元培等“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主张“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即作为“领袖”，“有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9]

面对全国如此强大的营救声势，“严惩派”不仅要求严惩陈独秀，而且要求惩办营救派人士。如11月1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书面警告蔡元培、杨杏佛等，谓其“请宽释陈独秀”之电，是“徇于私情，曲加庇护，为反动张目，特予警告！”；广东省党部也电请中央“严办陈独秀，并请惩办出名保释之人”。湖南清乡司令何键，甚至连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称“共党首领提倡赤化，麻醉青年……连日报纸所载，竟有不顾大义者曲为庇护”，仰恳“当机立断，迅予处决”；有的则提出另一个条件：只有陈独秀“继续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国民党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清算陈独秀》称：陈独秀是“近代政治怪杰”，但“陈虽是共党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创造者、首作俑者……照现行法规，似应正法，而无活命之可能。反转来说，陈虽是共党，却是反对共党现行暴动政策者，而且还是一个学者，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不至于死”。

未被破坏的北方地区最大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呼吁老对手共产党营救陈独秀。在其机关报《先锋》上发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开信》中，要求中共“审察其过去对陈独秀同志所加一切非议诬蔑之错误，接受反对派的政治路线，并为援救陈独秀同志而斗争”。同时，号召各界起来掀起一个“援陈运动”，其口号是“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一切革命分子都应立即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开大会，坚决不拔地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并号召“推翻某党统治”。[10]

而中共《红色中华》，除了及时报道陈独秀及各界动向外，并发表一系列评论，继续指责陈独秀，并说陈要晋谒蒋介石。

陈独秀本人却安之若素。他被捕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还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却表示了谅解态度，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11]他们在看守所开展了反对由租界“引渡”给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斗争失败。10月19日，他们一行乘夜车被押解南京，在沪宁列车上，陈独秀竟“鼾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12]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

陈独秀等人被拘押到军法司待审。十余箱抄没的文件，则交国民党中央总部检查。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员赴武汉，向蒋介石“报告捕获陈独秀经过，并携去几个捕获的各种文件，呈蒋审核”。[13]此时已入深秋，天气渐凉。他们被捕时带的衣被不多，遂“函请当局添购衣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准请，拨洋百元。25日，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还没有资格与陈独秀对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不敢造次，在军政部会客室里，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传讯陈独秀。

陈独秀据实表示自己与湘鄂赣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只是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决定一切国是；对于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传询毕，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一片肃杀气氛的军政部内，竟有“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犯人”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陈独秀也提起精神来欣然挥毫，草成数书：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据包惠僧说，这一条是写给何应钦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

最后是“幸而墨尽，才得解围”。[14]

陈独秀借此既抒发了自己的胸怀和威武不屈的气质，又勉励青年做抗日英雄。这一景况被报纸广泛报道后，更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广泛同情和尊敬。

蒋介石、何应钦、陈立夫通过研究捕获文件，调查叛徒，传询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托派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介石才在舆论压力下做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国民党中央在讨论蒋介石来电时也“冠冕堂皇”地认为：“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并为此作出了决议。[15]何应钦即根据蒋的命令，托词“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本司无权管辖”，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送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判。[16]

“援陈派”取得了第一场胜利。陈独秀、彭述之等一行转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

假作真来真亦假

陈独秀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

这是1932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的一幅陈独秀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的照片，旁边的文字写道：“共产党陈独秀、彭述之解送江宁地方法院，在候审室摄影。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时陈、彭态度，均颇从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长袍，黄皮鞋，棕色布裤，头戴青灰色半旧呢帽。陈面容憔悴，两鬓已斑。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

请看，“左为陈独秀，右为彭述之”；“彭双目赤红，眼疾颇重”，而陈则双目炯炯有神，咧嘴在笑，是很清楚的。

11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在“时人汇志”专栏中准确地截取了左边半张照片，介绍了陈独秀的简历。可是，国民党社会调查科（中统局前身）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不知出于工作上的疏忽，还是故意要丑化陈的形象，却截取了右边半张照片——彭述之，作为“陈独秀”刊出，介绍说“囹圄中之共产党取消派领袖陈独秀仲甫氏”。[17]

于是，彭述之的照片，就作为“陈独秀”的照片讹传下来。1965年，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在其巨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编首的照片“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之一部”及“中共之五代首领”中，当年《社会新闻》截取的这张照片，又两次作为“陈独秀”列出。

1977年5月，台湾最大的近现代史资料及研究杂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封二刊登的陈独秀各个时期的照片中，也出现了这张假照片。

1982年2月，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载有4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大型精装本著作《斯诺眼中的中国》第68页，又把右边半张照片列出，说其是“陈独秀”。

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实电视片《中流砥柱》第6集，也把这张假照片作为“陈独秀”介绍给观众。笔者当即写信指出错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吕枫很重视，特别派人到我处索取资料，第二次放映时，进行了修改，并告知录像带也做了修改。

然而几十年来那半张一直被埋没的真正的陈独秀照片，却又被当作“彭述之”，刊登在为纪念中共成立70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华本《中国共产党70年图集》第164页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97年《炎黄春秋》第1期刊登辛平写的当年《陈独秀秘书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一文时，又一次把“陈独秀”的这张假照片（即彭述之的照片）放大刊出。

对以上讹传情况，尽管笔者曾一再作出纠正，但是，后来还是在各种媒体上一再出现那张“陈独秀”的假照片。真是假作真来，真也假，纠不胜纠。

审判

由于一方面国民党不少军政要员要求严办陈独秀案，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和社会名流、民主党派等纷纷营救陈独秀，使法院对此案颇感棘手，直到12月31日才由江苏高等检察官提出起诉书，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而这个起诉书直到第二年4月法庭开审时才公布。可见法庭方面为审理此案，颇费心思。

“营救派”蔡元培、胡适等在取得交付法院审理的斗争胜利后，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著名辩护律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自告奋勇担任他的义务律师。陈独秀谢绝了其他律师，接受了章士钊。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后，本来就主张“合法斗争”，因此对这次法庭斗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才有以上在巡捕房、沪宁列车、军法司时的不凡表现。他在接受法院传讯时，又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当亦愿受。”[18]

1933年4月14、15日，陈独秀等人在被捕半年后，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先是法庭调查，陈独秀不亢不卑、光明磊落地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回答为什么被中共开除时说：“因意见不同。”主要在红军问题上，“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因此“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同时毫不隐讳地宣布其根本主张是：“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申述三点理由，一是国民党政府是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是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三是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之义务”，宣称托派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在法庭要求他检举别人时，他以不做“政府侦探”为由，拒绝指认其他被捕之人。

4月20日，法庭第三次审判陈独秀，并进行辩论。检察官朱隽指控陈独秀等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危害民国”。起诉书把矛头特别指向陈独秀，以其“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攻击陈独秀“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看来，检察官花了半年时间，认真研究了破获的文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提出了符合逻辑的指控。

章士钊律师起而辩护，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士钊不愧为著名大律师，利用国民党的假民主，在法理上，辩驳得有理有力。

章士钊接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进行辩护时，却有些一相情愿了。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曾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指1921年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不做此举；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有功于国民党”，等等。因此章士钊提议“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以此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的指控“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这就把当时国民党和民主派中“援陈派”营救陈独秀的理由发挥到极致了。

章士钊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国民党反共同盟军。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真是到了挖空心思、煞费苦心的程度。一方面，确是表明他们营救陈独秀的真切心情，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对托派的无知。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打倒国民党”的立场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托派所谓“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的区别：是在“打倒国民党”、抗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目标之下的路线分歧。他们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

对此，陈独秀立即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我与中山私人虽有交谊，主张并不相同”。接着，他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看来，他为了对付这场官司，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份自辩状，早在2月20日就写好了，决心把法庭当战场，打一场合法斗争的漂亮仗。这是一份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辩诉状》。自辩则无懈可击，坚不可摧；攻敌则义正辞严，入骨三分。他在《辩诉状》中堂堂正正地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驱保妻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这自然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因此，他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叛国”和“危害民国”。他指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孙中山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孙中山“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他把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论亡……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社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陈独秀慷慨激昂，《自辩状》义正辞严，逻辑严密，合情合理，一时震慑庭堂，全场鸦雀无声；达到了把自己变成原告，把法庭变成战场的目的。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1933年9月德国法西斯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自己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的这场法庭斗争，发生在季米特洛夫莱比锡审判同一年，先于季米特洛夫斗争前五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十四年过去了，他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泼辣酣畅的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大无畏精神，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腐败、专制和残暴，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法庭三次公开审讯，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尤其是4月20日陈独秀发表《自辩状》这一次，有报道称：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有二百多人。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20]

陈独秀的目的是潇洒地达到了，却给社会各界出了个难题。首先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原以为可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却碰了一鼻子灰，形象暴露得更加丑陋了；面对陈独秀痛斥而无奈，从此结束了公开审判共产党人的做法，特别是中共领袖和骨干分子，一般都在逮捕后秘密处死。最为尴尬的是国民党和民主派中的“营救派”。他们原想利用“托派”的“反共”面貌，曲意迎合国民党政府的法律，以达到营救陈的目的，不料想被陈独秀的“反弹”，弄得两面不是人。

在国民党面前，陈独秀必须是“打倒国民党政府”的革命者，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由于要洗清“被国民党利用反共”的污垢，他也必须两面作战。当得知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陈独秀案书状汇录》时，他特别致函汪原放，要他与章士钊商量，把章的《辩护词》中那一段“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的文字删去。

其实，类此内容的电文及各种文章甚多，删除这一段，并不能消除其影响。作为当时著名出版社的亚东图书馆，也不可能不经章士钊本人的同意就删除已经为传媒广泛报道的辩护词。按理说，一个人被捕后，若有有势力人物曲意营救，应该接受。但是陈独秀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使许多朋友很不理解。于是发生一些传奇的情节：他要别人改变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变口供。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在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这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21]

这就是陈独秀！刚直不阿、有独立人格的陈独秀！

但是，陈独秀的托派经历，却改变不了国民党决心利用他“反共”的企图。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做出判决。判决书一面在陈独秀“反共”问题上大肆渲染，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内容，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半不等。

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表示不服。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此后，他向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吸取教训，不再委托律师，亲自在6月15日写出《上诉状》，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22]

所以，6月22日，检察官抛出《上诉答辩书》，批驳陈独秀的上诉是“牵引他国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23]。

陈独秀与彭述之又立即写出《再抗辩书》，提出两点辩驳：其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其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反对国民党就是“危害民国与叛国”罪。

应该说，陈独秀的两次抗辩书，都是有理有力的，但是，他们面临的是独裁政府，而不是遵守法理法制的民主政府，无论是“法”，还是“理”，都是政府甚至蒋介石说了算，说你有罪，就有罪。

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书终于下达，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比原判减少了7年。这个变化自然包含着多种因素，除了陈独秀抗辩有理、著名的国民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营救之外，主要还是考虑以后企图利用陈独秀反共。

狱中斗争

陈独秀等被判刑后，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因挨着“老虎桥”，当地人称“老虎桥监狱”）执行。监狱当局借口收监陈独秀这个名人，特地申请了很大一笔款子，把原来关押公开职务为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负责人、实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的牛兰的牢房，翻修一新，陈独秀独住一间，其他人住普通牢房。

陈独秀被捕和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全失去自由，而且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他在看守所时，就写信给胡适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24]

位于老虎桥旁的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大门

陈独秀判刑后，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三不”恶法进行坚决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三不准”成了“三允许”，[25]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26]

为了满足陈独秀的读书要求，牢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书架塞得满满的，又过起他说的“把监狱当研究室”的生活。监狱当局允许从上海请来的著名中医黄钟来给他治病，还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甚至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后来，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说：

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了一个“内部之忧”了！[27]

徐恩曾的这段文字，很耐人寻味。它说出了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反对中共“拥护苏联”口号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清楚地反映了陈独秀的信仰和性格特点；同时道出了国民党在对待陈独秀问题上的期望和无奈，以及意外的得与失，突显了陈独秀这个人物特有的传奇性。

过去，学者写陈传，对国民党公开审判陈独秀和狱中“优待”，一般都强调国民党为了利用他“反共”，自然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国民党对待陈独秀这个特殊人物的确有无奈的一面。

冠盖云集的探监者

陈独秀这次被捕坐牢，牵动各方人事，多表现出感人的亲情和友情。

在朋友中，最早来探视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早在1932年10月31日，陈独秀被拘押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时，他就来赠书和水果。

在潘兰珍来狱中前，担任陈独秀与狱外联系最多的是赵健及其夫人刘梦符。赵是陈独秀老友柏文蔚部下的军官，当时在中国慈善协会工作，住在南京。对军统局的调查人员，他们可能用了化名。因为在调查报告上这样写着：“另有住娃娃桥六号谢纫清、许守贞（女性）亦间常探望陈氏。”

另外，来的次数最多，给陈独秀帮助最多的要算是段锡朋了。这位在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中在江西为适应蒋介石反共需要并由蒋圈定、创立了“AB团”（“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文缩写），杀了大量共产党人的极端反共分子，由于北大师生关系和五四运动导师与学生领袖的关系，对陈独秀却十分崇敬，几乎成了陈的狱外秘书。陈独秀对案子的一些重大要求，与国民党和社会名人的联系等，一般都委托段处理。陈在一封致胡适信中说：段书诒“常来此探视”，并代为转信。[28]在陈独秀案转法院审理后，蔡元培、胡适等都向他推荐著名的辩护律师。11月3日，陈接见来访的段锡朋时，托其致函胡适：“辩护事已委托章行严及另一位彭先生”，不宜烦请律师过多，谢绝了蔡、胡推荐的律师。判刑后，陈独秀与狱外的书信往来频繁，起初的联络站是段家。后来，陈争取了一位名叫季杰的原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此人因与陈“接近之故”，于1934年9月被辞退。他的住所“院门桥糯米巷十七号”，却成了陈的通讯机关。[29]军统局的报告中则说：陈独秀“在京建立一通讯机关，地居长乐路408号季推事公馆季杰转（前第一监狱职员），凡陈氏各方往来信件，均由该处转递”。[30]

此外，蔡元培、胡适、刘海粟、汪原放等，对狱中陈独秀的关心和帮助，都有感人的“故事”，下面将会写到。

在与这些人的恢复接触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多位过去因政治分歧已经“绝交”的朋友，又来帮助陈，而陈也欣然接受。有人说这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古道热肠。

章士钊是一个典型。他和陈在民主革命早期是亲密战友，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充当段政府镇压学生的帮凶，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给章写了一封快信，说我们早年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糊涂，“我和你绝交”。[31]从此，两人似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这次陈被捕，章士钊不计前嫌，主动出来担当他的辩护律师；陈也不计前嫌，表示接受。章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毛遂自荐做已经与自己“绝交”的人的辩护律师，主要是出于对陈独秀为人的钦佩，希望重建二人的友谊。这从他这次到南京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泥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此后，二人恢复了往昔的友情。陈在狱中生活三年，经常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顾。1934年初冬，章士钊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给陈写了一张条屏，表达了更加深沉的情感：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

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32]

这里既有对早年二人共同办报进行反清反袁斗争战斗友谊的回忆，又有对陈独秀著名情友诗《存殁六绝句》怀念战友的响应，以及对陈独秀这匹“野马”被囚失去自由的同情，而在注释中也有对陈独秀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讽劝——“梦想”应该醒悟了。这里再次表现了二人的差异。

患难得真情

——老夫少妻重晚情

有人说陈独秀是个“情种”，虽然其貌不扬，却总有女性追求她，而且不忌违背常理和舆论的压力，如与妻子不离婚的情况下，与妻妹结婚（当时没有“重婚罪法”）；生病时，又与护士有婚外情；晚年已经是“老头子”了，又结成“老夫少妻”。陈独秀与妻子及情人都有过纯真而感人的情感（除了家庭包办又性格格格不入的元配夫人之外）。这也算是陈独秀的一大传奇。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领导无产者社期间，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又一次迁居到熙华德路（今长治东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而一墙之隔的后楼，就住着潘兰珍。

潘兰珍，1908年生于江苏南通一个贫苦农民之家，4岁时，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父亲先在外滩码头帮助上下旅客提拿行李，挣点小钱，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人；母亲捡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分担父亲的负担，她去纺织厂当了一名童工。当时的童工，劳作不比成年人轻多少，工资却不到一半，还常常受“拿嬷媪”（工头）的责打。长大后，心地善良的她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生了一个孩子。不久孩子夭折，她也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带着一颗凄苦的心独居到这个小楼上来。这时她才23岁。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追捕，陈独秀必须经常改换住址，这天陈独秀以“李先生”“南京人”（南京与安徽口音相似）的“新房客”身份搬来，给这个小楼带来了一丝温暖。虽然他很少出门，而且只有一个神秘的人（秘书）有时来看他，但他与潘兰珍隔窗相望，朝夕相处，不仅生活上互相照顾，陈独秀有空还教她识字读书，进行启蒙教育。教育得法，潘也是一个聪明人，不久，她便能粗读书报了。就这样，二人渐渐萌生爱情。潘兰珍重新点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而陈独秀在多年地下生活的孤独后，渴望得到爱情雨露的滋润，但看到她比自己小29岁，起初不敢奢望。这时，潘兰珍倒拿出了常人没有的勇气，对陈说：国父孙中山与国母宋庆龄不也是老夫少妻吗？于是，两颗饱受过煎熬的心，终于结合在一起，同居了。

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1930年7月17日，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53岁。她因与一个漂泊四海的“造反者”结婚，一生落寞；再加两个大儿子先后追随父亲造反而牺牲，给她带来了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离开人世，对她也许是一个解脱。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得到姐姐去世的消息，不再顾忌世俗，毅然携儿带女回安庆奔丧，以示对姐姐的愧疚。可是，多年的贫困折磨、对陈独秀的怨恨与姐姐去世的刺激，她从安庆回到南京后不到一年，因患子宫癌，也去世了。就这样，因身处“地下”，两个妻子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未能提供任何帮助和一个丈夫应负的责任。倒是他的学生陈公博曾给高君曼一点帮助。陈看到高住一间草屋，家具破旧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卧病在床，凄凉不堪，接济了一些钱；她去世后，又托潘赞化买地安葬在南京郊区（今雨花台区农花大雨罩村）。后来，陈公博到狱中探望陈独秀时，谈到此事，陈独秀也只得叹息一声，并对公博的帮助表示感谢。[33]

可能是上帝对陈独秀有所眷顾，在长期寂寞生活和两个妻子先后去世之后，陈独秀又得到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潘兰珍。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女性，她对陈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也是陈独秀掩饰得天衣无缝）。1931年有一天，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也不在意，竟把此话传给陈独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陈独秀却听了有心，立即决定搬家，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11号的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一次，由于“谢秘书”的出卖，他被捕了。

说也凑巧，这天潘兰珍正好不在家。她与陈独秀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一个月前，因为一件小事，二人争执起来，她生气回了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但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潘兰珍本可趁机远遁，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她竟是一个女丈夫，逆流而上，毫不犹豫地跳进旋涡，跑来与陈独秀共渡难关。

陈独秀也是一个重感情之人，被捕后，亦处处为潘着想，恳切委托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1932年11月至1933年3月，他多次写信给高语罕。首先，对出于无奈向潘隐瞒真实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询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于自己这次被捕，因早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不太介意，但因此给潘造成的损失，却感到难过和有责任。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的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自然，对于潘兰珍，他最为牵挂而只能做到的是以后不再牵连于她，提议从此断绝关系，自谋出路。当时托派的成员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的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没想到，她却不寻常地不避嫌，不怕险，还要求来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34]

但是，潘兰珍看到陈独秀本来生活清苦，又受病痛折磨，现在又入狱失去了自由，更需要人照顾。别人可以不管，她则责无旁贷。于是，陈独秀判刑后不久，她把与陈同居后领养的女儿安排在娘家后，只身来到南京，先借住在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家里，后租一间小屋，化名“王素芬”，每天五时必到狱中照顾陈的生活。[35]有了这样的条件，陈独秀的浪漫无羁习性再次发作，又做出令人惊讶之举来。

一天，典狱长把同监的濮清泉叫去，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濮“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事？典狱长叫看守退出，把门关紧，说道：“我今天把你找来，有件事要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情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要为我的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再有这样行动，那就莫怪我无情了。”第二天，濮清泉把此话转告了陈独秀。陈起初“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濮批评说：“你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36]言外之意，他这次不属于“胡来”范围。说来也是，他们已经是同居两年的事实上的夫妻了，不过是场合不合适而已。现在，典狱长既然如此说了，“面子”还是要给的，而且是“双方的面子”，从此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就这样，潘兰珍一直照顾到陈三年后出狱。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独秀深受感动，特别是出狱后晚年的始终如一的照顾，也感动了陈独秀两位前妻所生的孩子，由不理解、不满，到接受和尊敬。对于潘兰珍来说，看到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并馈赠各种衣物（仅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八件，陈用不了就转送狱中难友）和钱财，也使潘大开眼界，看到这个“老头子”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

狱中的研究工作

自从1901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斗争以来，除了在北京大学和广东教育委员会两个短暂时期进行教育工作以外，陈独秀一直过着动荡危险的“地下”生活。其实，就其个人爱好而言，他更热衷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字学。以前，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还忙里偷闲，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如1904年3月至1905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期，研究过“中国何以不如外国”的原因和救国的途径。《安徽俗话报》上约50篇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反映了他此时期思索和研究的状况和结果。1914年6月至1922年7月，反袁斗争失败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除继续研究使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外，还对教育、文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进行广泛研究，发动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大量警世骇俗的见解。1922年8月，他把这些见解收编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中，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见，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也许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人们可以从陈独秀的这段话中，感悟他写文章的特点和为人的特殊性格。

首先，写文章“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就行，不能考虑“传世”。从这一点看，由于他的天赋，正因为他的写作不追求名利，反而成了“传世”之作。据统计，这本《独秀文存》1922年出版后，连续印行10次，累计印数达32000部，畅销达30年。1952年此书因受托派案株连被查禁销毁，30年后，再次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或列入出版计划。

其次，他写文章主要凭自己的“直觉”，以记录“社会思想底变迁”。所以，陈独秀在文章中表达的思想是“与日俱进”的，他只忠实地反映“社会思想底变迁”，而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安危。同时，由于“社会思想变迁”的反复性，他对于自己思想的反复和前后矛盾性，也就从不后悔和检讨。他也就成为一个这样光明磊落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从来不认错”，其实，这恰恰是他的特殊性格，是基于尊重历史的科学性，而不是顽固坚持错误，更不是文过饰非。

在反袁斗争失败后的极度困难时期，陈独秀还研究文字学，完成一部专著《字义类例》。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学术的贡献，前已有所论述。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隐居时期，他一面思索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新路，一面又研究汉字改革中的拼音问题，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

现在入狱，要坐长达八年之牢，于是他更要把监狱当作研究室了，把本来是寂寞难熬的监狱生活，变成紧张的研究工作，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情地贡献给所热爱的人民和祖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在监狱这种环境中，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37]于是，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声称“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创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38]可见他的雄心壮志，不亚于革命斗争中的英雄气概。

他的计划是，除了继续文字学著作外，在两三年内准备研究撰写以下论著：《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从这个计划就可看到，陈独秀的确是博学多才，又通晓多种外国语；对历史、哲学、文学、教育、文字学等，都能做精深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但他从不恃才傲物，故步自封。他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所以，他紧紧围绕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计划地博览群书。根据当时他向胡适、汪原放索要书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三本都是日文版的。英文版的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此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国政治的小册子。

这个书单说明中国革命者的一个特殊现象：革命失败以后再学习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只有少数人有短期的理论准备，而且由于版本的缺少，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并不准确。而建党后就投入了复杂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这与西欧各国党一般都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准备（学习）和争论再参加到革命高潮中去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大革命中处处被莫斯科牵着走，陈独秀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上弄清十几年来革命失败的原因。

历史与传记：《古代社会》、《殷虚书契》、《东方游记》、《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以及《第一国际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斯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等。

文字学：《殷虚书契》（它既是记载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书，又是研究中国文字最早起源的甲骨文的教科书）、《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说文》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他在这方面兴趣广泛，竟然还要日本出版的亚洲地区的一些小语种小丛书，如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西亚语、土耳其语等。此外，为学习马恩原版书需要，他还要学德语，托人购买《英德字典》《德英字典》和《德语文法教程》。

当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也并不是都买得起。如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他很需要，但每部要232元。他说：“如此之贵，当然不能买……只得设法托人借一部来看看。”有的如《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书“太重，邮费太贵，不合算”，也只得放弃，或“托便人带来”。[39]可见陈独秀当时的穷困和意志的坚定。

从以上不完全的书单已经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次在狱中的确做了长期研究的准备。若能持之以恒，他必能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学问家。所以，胡适和陈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傅孟真、王森然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1934年，王森然在狱中探望陈独秀，看到他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十分激动地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王森然更从陈的个性上加以论述：“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代之怪杰也。”

但是，陈独秀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时代的迫切性，使陈独秀没有成为王森然期望中的人物。于是，王又评述说：“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40]

而监狱的生活迫使他安下心来，读书与思考，研究一些问题和学问，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倒也不全是坏事。“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他对人生的承诺。可以说他从不虚度光阴。

由于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陈独秀在狱中的研究工作实际只做了三年，他的庞大的研究工作没有按计划完成，即使如此，他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其实际取得的学术成果简述如下。

对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后来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从内容看，可以看出岁月的积累，使他有了明显的成熟和进步。由于封建统治者利用儒教打压和摧残人性激起的新文化运动派“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较片面地对待儒学，引起了学术界的另一种反弹。陈独秀这次冷静思索后，对孔子采取了比较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态度，认为人们不应当“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应当用“现代知识”“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那么，“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陈独秀对孔子的这一价值评价相当高，说上古至东周、战国诸子百家，充斥“宗教神话之传说”，“孔子一概摈弃之”。接着以孔子的《论语》一书为证，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对孔子之“言鬼神”和“天命”进行了正本清源的阐述，指出：“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但是，后来经过《中庸》、李斯、董仲舒、班固、许慎、贾逵、郑玄等四次篡改，孔子遂“与阴阳家正式联宗”，为迷信鬼神者大为利用了。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诸侯割据与争斗，再加商业的发展，“动摇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这就如欧洲中世纪之末，在封建陵夷以后，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还要“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孔子“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妻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的十等制’，冀图在‘礼’教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有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那些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渐离析分崩的社会。”

陈独秀冷静而精辟地指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所以，文章最后主张：“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41]

应该说，如此言简意赅地评价孔子，是非常独特的，而他对孔子礼教的精详分析和论述，则显出他的博学过人。

关于“道家”的研究，陈独秀写了《老子考略》一文。这是一篇考证文章，分三部分。

一为“老子与道家”的关系，指出“道家本黄帝之言”，先秦诸子称其为“黄帝书”及“道经”。其实，“黄帝轩辕氏，当非一代帝王称号（远古无帝王），或亦非专谓一人，可假定其为诸夏有力之一族”。此族“以发明用火著称于世，故或言黄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自姬周统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国学术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后起……但是，自学术言，道固无逊于儒，以政治制度言，道术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之秦、汉社会，以此道家学术虽广行于民间，而政治则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但是，由于古文献散佚，“黄帝书”及“道经”，今已不可考，即《汉书》所录《黄帝四经》四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君臣》十篇，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两汉诸子百家所称述者而已，其言义理最完备者，则为《周易·系辞》及《老子》。”但是，汉初称黄帝之言为黄老，或称黄帝老子之术；魏晋以后，又称老庄，罕言黄帝矣，其后更以老子为道家之初祖。“其实庄周并非道家，庄子虽喜称引黄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齐彭殇’，实与道家背道而驰也。”老聃更“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经’及‘黄帝书’行世，老聃不过祖述黄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

二为“老子略历”，指出“神仙家所传老子之神话固全然无稽，即《史记·老子传》，亦全不可信……所记各事，无一足以证信”；《庄子》《列子》也由于“以老莱子与老子相混而致误”，而《史记》“所谓周守藏史，乃由于以老聃与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误”；《论语》“亦以老彭为彭祖。郑玄以老为老聃，不足信”；至于道士王浮所撰《化胡经》，唐宋时盛传“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更是“可耻”。在做了以上种种辟讹之后，陈独秀说：“由此，吾人得以推定：老子即老聃，沛之隐君子也。生于周威烈王或安王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略与申子、惠子、孟子同时，与关伊同悦黄帝道术，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经》。”

三为老子著书，同样考证了长期流行的众多老子伪著，最后肯定：“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书所称引老聃之言以及见于今本《老子》而合乎黄、老道术者，辑成一家言，然后老子教义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见之。”[42]

从以上两篇关于孔子和老子论著，可以看到陈独秀这时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做了系统的研究，否则难以做出如此大胆的论断。

《自传》之“瑰宝”与遗憾

陈独秀关于《我的回忆录》的写作，颇为曲折。当时胡适等老友和托派同志，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胡适在1933年6月27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与陈独秀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的托派同志，更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以及他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及《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那样，通过写自传，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写《中国大革命史》，狱内外的托派同志都愿意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认为他是写大革命历史的最好人选。

但是，陈独秀却没有把写《自传》和《大革命史》列为狱中写作的首选。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即出版问题。当时，除了他个人的开支之外，高君曼及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责。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好友偶有接济以外，主要是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43]于是他建议：一是重印《独秀文存》，二是打算先着手写《自传》。但是，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狱的处境，不仅他已经完成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独秀文存》也不能登报销售。所以，亚东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这给他的写作积极性很大的打击。入狱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实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44]

陈独秀是一个崇尚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人，有所见解就要发表，如他所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45]他19岁就自己石印出版《扬子江形势论略》，后来又多次自办报刊，有言即发；在担任中共和托派第一把手时，也可以在机关报上随时发表文章，好不痛快。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统治，他成了头号通缉犯，失去了过去《独秀文存》那样的出版自由，实在气恼，自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后来，较有实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的自传稿，于是陈又积极起来。在法庭审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次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国革命》等书，说明他真的要写《自传》和《中国大革命史》了。同时，他又觉得这样做有点对不起老朋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他是一个讲究义气和重感情的人。所以，他还是希望亚东出。3月4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实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一是汪孟邹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没有响应已是国民党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请求的询问；二是陈独秀接着为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坏极，特别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现，以及法庭上被人广泛误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写自传，这些内容都是不可回避的；三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倒不是他不会在传记中写出“文学性”，而是他的心境，不允许他产生“文学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国民党判决他八年徒刑后不久，他给汪原放写信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甚至这样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46]

由此可见，环境和心情对一个人的写作，有多么大的影响。

就这样，陈独秀暂时无心撰写自传，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狱前夕，《宇宙锋》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表示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7月8日，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约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到五四运动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47]

内容要考虑“能够出版”和“有无窒碍”！可见，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完全没有当年桀骜不羁的狂野精神，而持一种遵守体制限制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了一个合法主义者，再也不愿回到当初中共与托派的地下生活中去，批判国民党体制的思想、言论、出版不自由了。数年的牢狱生活，的确使他改变了性格，从一个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激进主义者、旧世界的批判者，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体制妥协的合法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如果执政者不再反动，他是准备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他的自传准备只写到五四运动，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若写到五四运动以后，必然对当前两大政党做出褒贬，发生新的纠纷。自然，这里还有很复杂的情况。因为在与国共两党关系中，也有他自身的许多不好说的尴尬事。要知道，陈独秀是一个爱面子、不太习惯做自我检讨的人。

为什么这时他对写自传积极起来，显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变的刺激，觉得在狱中安静读书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在卢沟桥风火岁月中，他奋笔疾书，到月底，就写出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两章约一万字，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气煞严厉教育他读四书五经的“白胡子爷爷”，戏弄以迷信骗人的“阴阳先生”和院试蒙了一个秀才，南京乡试未中举人，却看到了“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的闹剧，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义当作人生楷模，等等情境；生动展现了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格，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的过程。而其文笔之风趣、泼辣、尖锐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喷饭而又深思。

在他出狱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传在《宇宙风》（十日刊）杂志上连载时名为《实庵自传》。显然，在抗战初期全国人民斗志高扬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太张扬“陈独秀”这个名字了，因为人人都知道“陈独秀”这个大人物，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实庵”是谁；陈独秀考虑，也许在这两章自传内容中，还没有1914年才产生的“陈独秀”这个名字。但是，尽管如此，《自传》的发表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宇宙风》更是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其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可见，当年讨厌“文学性”的陈独秀，现在已经文学气十足了。杂志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还由衷地感谢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陈独秀此传虽是速成，毕竟酝酿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写法上，可谓深思熟虑。自传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表示：“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看来，他还是当年出版《独秀文存》时的思想，写自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乃是记录“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因此，这部自传具有永恒的价值。

“力求简短”又能写出具有社会价值的自传，自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接着提到另一种写自传的方法，说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但是，自传的“瑰宝”在此，遗憾也在此。第一，由于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很快出狱，看到祖国在日本侵略的危机中，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不能无动于衷而继续耽在书斋中写自传。特别是他一生奋斗到此，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的苦难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现在，面对期望已久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又激发起极度兴奋的政治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中来。不过他不是投笔从戎，而是以笔作枪，口诛笔伐，进行抗日宣传，无暇也没有心情来从事与战局无关的自传写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沦陷前夕还对反复催促他写自传的陶亢德所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实时续写，乞谅之。”

第二个考虑是，不愿意粗制滥造，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特别是文字上，语不惊人誓不休，这在当时战乱年代写自传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陶又说：“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没想到，此言成了谶语，倒不是因为陶先生的继续不断催促，而是复杂的局势和他的处境使然。

第三个顾虑应该是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他自传中的敏感问题。正如他致陶信中透露的：“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48]如前所述，他与国共两党及苏联的纠葛，就是从北伐以后开始的。

不过，在给陶写这封信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3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可能是受了这时发生的所谓其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的“汉奸”案的刺激，他与中共彻底破裂，写全部自传已经无所顾忌了。然而，他的这个“打算”由于至死没有完成另一部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而没有实现。当时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学，撰述《教本》。汪孟邹多次催促他续写自传，但他认为写《教本》比写自传更为重要，答应候此书写好后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没有想到《教本》没有写完，他就病逝了。《实庵自传》这两章也就成了他的自传之绝笔，没有写到他波澜壮阔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更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中华五千年文明，传记文学史的著作不少，但真正有价值并脍炙人口的不多。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陈独秀把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看得比写自传还重要，主要是他认为汉字的落后将贻误子孙后代。他的这个想法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激进者如钱玄同，曾主张废除汉字，陈独秀则主张汉字拼音化，并在1928年终于完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曾满怀希望此稿能出版，许多朋友也都帮忙促成，但终因他“共匪首领”的身份，未能如愿。于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汉字形成的规律，企图解决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实际上，说“退而求其次”是指出版而言，即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就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来说，如前述早在1913年反袁斗争失败后就开始了，并在当年完成了《字义类例》书稿，因当时出版业不景气，拖到1925年才出版。该书就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中断了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监狱的环境和朋友的帮助，给了他继续研究这个学术问题的良好条件。所以，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屡屡受挫之后，学术上有一种成就感，而且这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贡献，因此，他也希望那些“书生气”的朋友们学他——“弃政从著”。他曾为鲁迅议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惋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甚至建议胡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当局就不应再怕他，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中央研究所出版。他希望此书能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为此，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拼音文字的运动。[49]

但是，胡适对此没有回应。除了对文言文和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深恶痛绝外，对汉字的改革，胡适似乎不感兴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胡适是比较理智的，陈独秀倒有点像堂吉诃德。因为，一种文字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公器，特别是汉字，是几千年的传统产物，要改成像西文拼音文字那样的东西，岂不与“废除汉字”相同。这个工作，绝不是一两个人“登高一呼”或搞一两个运动所能解决的。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孰优孰劣，直到今天还是个争论的问题。特别是有了计算机以后，汉字的优越性，似乎在某些方面还占了上风。所以，汉字改革的声音越来越远去了。

陈独秀最后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包括狱中和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汉字的规律上，帮助人们如何较方便地掌握汉字，也就是写一部通俗的“汉字入门”书。归纳起来，他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与文字形成的关系，学术界有多种争论，古代语言有无复声母，是其争论之一。陈独秀写此论文，表示自己的观点，并作详细的论证：“高本汉、林语堂均谓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gl、dl、bl，其说可信，惜语焉不详，言古音者未以为定论，今为之疏通证明，且广其义，以质诸同好。”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议，提出应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盖自单音象形字固定之后，无法以一字表现复声母，而在实际语言中，复声母则仍然存在，于是乃以联绵字济其穷……如劈历、昆仑等，比合二字为一名，二声共一韵”；从文字的形成考察，陈独秀认为：“复声母之说，除联绵字外，复有字之偏旁得声及一字二音可证也，例如：洛、落、路、赂、珞、酪、硌、骆均从各得声；裸从果得声……”陈独秀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造：“余且疑古音不独有复声母gl、dl、bl，似复有mbl……”以下又作了详细的例证。此外，论文还广泛列举现代语、山西土语、西藏语、欧洲语有复声母，加以论证，充分显示了他的博学，立论之坚实。

陈独秀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50]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联绵词），分天象、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氏族、人体、饮食、疾病、亲属、城郭宫室、服饰、用器、舟车、兵器、农器、乐曲、形况、行动、语词共二十类，进行举例论证，“辟华语单音节之说”，指出：“华语之非单音节，不独可以今语证之，古语之有复音遗留其痕迹于书籍者，今日尚可得而考焉；此可证华语由单音节发展为复音节之说亦非也。”并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51]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跋涉到四川江津，因北京大学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1941年春找出此稿，书短序赠北大以为报答。但因战时困难，社会难顾这类生僻的学术著作，直到他去世时也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是向“数百年来”古韵学大家顾宁人、戴东原、段玉裁、江永等人提出挑战的，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自古以来集音韵学大成的四大名著《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1941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25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均是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意见，得到评价甚高，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但此评价并非出于对师长的尊敬。抗战时期一直在研究音韵学的魏建功并说：“余惟先生实为检讨向来古音分部结果而有此作，其要旨具详自序，锐思精断，非依违章（太炎）高（本汉）所可梦想。”（章、高是当时音韵学家最大的权威——笔者）说明，陈作此表，乃一大发明，魏说：“先生所由发明不过阴阳入互用一事，已大改前人陈陈相因之观，学者傥亦学韪余言古音研究所当新辟之途径乎？”他亦深知此工作之艰难，指出：“理有至近浅百世不能明者，学有至幽深一语无足奇者，众共卤莽，大道所以艰难也。老聃有言：‘吾不知谁之子，像帝之先！’”[52]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有人不能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53]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54]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毕竟是学术问题，陈表示可以自由讨论。不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无论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他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有的他会坚持，不容他人讨论；有的则欢迎讨论。但是，后来没有来得及作“后序”给予答复，他就去世了。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荀子》中一些古字的读音。

《屈宋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如《离骚》中“庸（钟）降（江）按古音东、钟、江分。”等。此表在狱中未完成，以后也未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

《晋吕静〈韵集〉目》：当时音韵界对“韵目次第及四声相配，均用《切韵》”，而对晋代吕静《韵集》如何，“皆不可知”。本篇论文把今存《广韵》有而吕目所无者，一一列出，填补了空白。此稿完成于狱中，但陈生前一直未见发表。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中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江永、江有浩等音韵学大家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与不足，指出：“古今音变，代有不同，就《广韵》诸收之字，考之古音，往往散在异韵者古为同韵，《广韵》同韵者可析为数韵，非所谓叶音、合韵，亦非所谓古人韵缓……兹就广韵东、冬、钟、江之字，依字之母声及古书用韵，推求古韵异读者，以补前贤之阙焉。”[55]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56]，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汇编成《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1949年3月，该书排出清样，大16开本，共271页。适逢政权易手，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后的1993年，笔者把清样稿推荐给中华书局，由于各种原因，又拖了八年，2001年才得以出版，改名为《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并应出版社之请，笔名为其写了“代序”，第一次综合介绍了陈独秀一生从事音韵文字学的情况。人们终于看到了陈独秀研究音韵学的全貌和高深的造诣。该书首印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

二是文字学方面。

《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认为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的“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干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57]此稿一直未见发表。

《实庵字说》：这是继1913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五次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仅录古文者有别。”[58]魏建功则说，原新文化运动干将，已经成为我国著名文字学家的钱玄同，每见《东方杂志》发表《实庵字说》，即于东安市场书摊“争先寻求，津津乐道，喜至功家清谈。从违取舍，间有发明”。[59]

《误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内容汇集毕生研究音韵文字学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与《字义类例》着重于“分析字义的渊源”有别；关于此著最后的写作和命运，十分复杂并带有戏剧性，留待晚年叙述。

《甲戌随笔》：在陈独秀1934年狱中所写的文字学研究著作中，这部著作是一部神秘的草稿。2006年在大陆出版前，一直杳无音信。人们以为它已“失踪”了，其实一直保存在陈独秀挚友后人手中。

从内容上看，此稿内容相当杂乱，显然是陈独秀在以上研究音韵文字学时，随手写的心得笔记。后来可能由陈自己或何之瑜稍做整理、归类，并把陈晚年整理的房东杨鲁丞的文字学著作作为“附录”一起编入，取名《甲戌随笔》。陈逝后，由其挚友方孝远保存，后由方之子继孝秘藏，2006年11月，以并不贴切的《陈独秀先生遗著》为书名出版。实际上，在何之瑜编的《陈独秀丛著目录》中，它排在倒数第二位，即遗稿中的第十一种，应该说是陈独秀文字学著作中的次要部分。如此说并非要贬低此稿，因为陈独秀从不“无病呻吟”“无得而作”，它是以读书研究中的偶有心得，记录下来的，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所以称为“随笔”。自然，它的出版还是有价值的。

狱中的特殊战斗和《金粉泪》的沧桑

陈独秀在进行以上公开的政治斗争和学术研究之外，还进行了一些隐蔽的斗争和文学创作活动，以示他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的风骨与情操。这则集中表现在他秘密创作的《金粉泪》五十六首组诗中。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陈独秀忧国忧民的悲愤情思。“金粉泪”的命题旨意，是因南京乃旧时“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地纸醉金迷；而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却在痛苦呻吟。对此，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名为“金粉泪”。它用笔做刀枪，以嬉笑怒骂的方式，从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领域内，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官僚的罪恶统治，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这组诗，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民族瑰宝。

试举例如下：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炸名城”，即炸锦州。——引者，下同）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庆车邮”，讽刺北平当局派代表与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协定）

两载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乃讽刺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明明是在溃退，却还要装做坚决抗战的样子；因为敌强我弱，战略撤退的方针又不能明言告诉人民，这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难言的苦衷吧！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回銮”指蒋介石于“一·二八”上海抗战起第三天，匆忙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订后，又回到南京）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关门”疑为“开门”之误。佝偻主人国民党百万大军，不去抵抗侵略，却只知残害百姓）

木鞋踏破黄河北，教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木鞋”指日本。“祭陵保墓”指戴传贤等到陕西祭奠周陵、茂陵）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嬴家”指秦始皇）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黑白人”指沙俄时代的反动组织“黑白党”）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像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可见陈独秀对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之恨）

此外，陈独秀还给蒋介石集团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成员画了像，以诗注的形式，点名抨击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杨永泰等，如：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谓汪兆铭也。

（“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他的书法以妩媚著称，谓“吴兴体”，贬之者说“没有骨气”）

陈以此诗讽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以出卖，献媚于敌人。陈在辛亥革命时期及1920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1921年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4月5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联系更多，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是在1934年，四年后汪即成中国最大的汉奸。可见陈对汪的观察入骨三分。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

20世纪初，陈独秀与吴敬恒同为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吴在上海，陈奔安徽，同为反帝战友。可是，在大革命中，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屠杀革命志士，后又嗾杀陈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香火将断啊！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私王冠只一端；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无论就革命而论还是私仇，陈独秀对吴敬恒恨极。吴对陈也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陈独秀逝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Q”，是“跳梁”小丑，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有“高明”和功业之处，说陈“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60]云云。

《金粉泪》其他谴责国民党官吏的诗句，多数是揭露他们贪污、腐败等恶行的，并抨击他们对革命者的残杀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如：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在这日本侵略、国民党罪恶统治下的祖国，正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危机一样，出路只有一条：革命。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捻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但是无一日不思反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的罪恶统治。为此，他写这组诗，共五十六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为：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最末一首为：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通，互相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国民党“妖孽”横行，民族危亡的时刻，自己又被身陷狱中，因此无奈地只能在梦里去做“渡辽”抗日除妖的战斗了；所幸是自己“犹未成哀骨”，而且“艰难能炼骨”，这两个“骨”字，点出了这组诗的灵魂：“依然（保存着）白发老书生”的爱国性和革命性。

这样一组有着强烈爱国性、革命性和高尚情操的诗作，在国民党时代，当然属于“反诗”，不可能公开发表。但在1934年写好后长期放在狱中作者的身边，也不安全，于是，就给了去探监的挚友汪孟邹保存。一向胆小的汪这次竟接受了此作，深藏起来。

1953年，汪孟邹把《金粉泪》的手迹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并于2月11日附信说：

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监狱里去看托匪独秀（原文如此，盖格于当时形势也——引者），他拿这金粉泪五十六首给我看。后来我和他说‘你给我拿了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给了我。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东收（藏）西收（藏）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里了。今天检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请给我一收条。

原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任武雄说：这个《金粉泪》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命运”不佳。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革命纪念馆藏品应分两类，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凡是价值不大的或是反动者的墨迹、手稿、实物与书刊等均编入参考品一类，而参考品阅读、借用较方便，一般不需要上级审核。于是《金粉泪》便成了参考品，除了任武雄与当时个别经手的干部外，无人知悉，犹如“佳人深藏闺中无人晓”。[6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武雄就考虑是否发表《金粉泪》的问题。他反复读了《金粉泪》，认为，完全可以公之于世，这对于人们研究陈独秀，了解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大有裨益。

恰巧有一天，汪原放先生突然来找他们问：“《金粉泪》还在吗？仍在你们馆里吗？有没有遭破坏？”答复：“安然无恙。”汪先生说：“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过去不交给你们保藏的话，可能我们被抄家，砸四旧，早已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62]于是，任先生将《金粉泪》复印件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党史资料丛刊》的郝盛潮、周琪生。

郝盛潮等看后，非常高兴。但陈独秀《金粉泪》多是狂草手迹，很难辨认，且有些典故，不仅字难认识，也不懂诗意，他们便请国学根底很深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为《金粉泪》诠释，陈欣然同意。经过潜心研究，几易其稿，于1981年底交来《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一稿，后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上。20世纪末，《金粉泪》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对古代诗词有很深研究。他自己爱作五言、七言诗，但不喜欢字句定型的词牌。就是作诗，他有时也不规矩，七言诗中会偶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如讽刺张学良、何成濬、张群在日军深入国土时发起“武汉射骑会”——复古倒退，意志沦丧的《金粉泪》第六首：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

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这里的第二句，“没有”二字，虽然用小字拼在一起，以示是一个字，读一个音（安徽方言）：miu，但用在七言诗中，总有点“不守规矩”。诗如其人，无论他不喜欢词牌也好，诗中添字扩方言也好，都反映了他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自由奔放、放荡不羁的性格。

[1]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转引自沈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2] 沈宁：《陈独秀一二事》，香港《争鸣》2005年第3期。

[3]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1277号、天字第1603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1932年10月31日。

[5] 这些电报、文件，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 参见《申报》1932年10月25日；《晨报》1932年10月26日；《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8]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9] 《大公报》1932年10月28日。

[10] 《先锋》第4期，1932年10月22日。

[11] 唐宝林：《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未刊稿。

[12] 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

[13] 《大公报》1932年10月23日、11月1日。

[14] 参见《申报》1932年10月27日；《晶报》1932年11月9日；《陈独秀致王灵均信》，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8期。

[15] 《大公报》1932年10月25日。

[16]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17] 《社会新闻》第1卷第12期，1932年11月6日。

[18] 《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19] 《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1933。以下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20] 《陈彭案辩论总结》《陈独秀案公开审判》，《申报》1933年4月15、22日。

[21] 刘禄天、李永堂整理《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5期。

[22] 《法制周报》第1卷第33期，1933年8月13日。

[23] 《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陈独秀托派中央被捕后，新的临时委员会于此时恢复中央机关报《火花》，称为“第2卷”。

[24]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3页。

[25]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26]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转引自沈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977年8月。

[28]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第143页。

[29]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复函，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令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案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函开“为据报第一监狱男女共犯、尚萌故态、鼓动煸惑、函请转令制止，严予防范》之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02页。

[3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2页。

[33] 参见陈公博《寒风集》，第263、264页。

[34]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狱中书信》，未刊稿。

[35]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附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第一监狱共犯之现状与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37] 《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

[38] 转引自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

[39]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页。

[40]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224页。

[41]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1937年10月1日。

[42]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1号，1937年6月1日。

[43]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第168页。

[44] 以下所引陈独秀致高语罕的信，除另有出处外，均引自《亚东六十年》未刊稿。

[45]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46]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第163、165页。

[47] 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8期，1942年10月1日。

[48] 转引自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4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4页。

[50] 《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1937年11月1日。

[51] 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52] 魏建功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所作的序，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第10页。

[53]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

[54] 《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1941年12月11日，未刊稿。

[55] 《东方杂志》第36卷第4号。

[56] 还有一份陈独秀手制的“表”，何之瑜说“不知何用，附在其中”。

[57] 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58] 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9日。

[59] 《魏建功文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399页。

[60] 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8日。

[61] 任武雄：《也谈〈金粉泪〉沧桑》，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

[62] 任武雄：《也谈〈金粉泪〉沧桑》，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

十七 在狱中（下·1932～1937）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是陈独秀写给刘海粟的。关于陈独秀残留的诗句对联，还有一些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与著名绘画大师刘海粟的往来。

陈独秀自小受到抚养他的嗣父陈衍庶的影响，对以王石谷为代表的“王画”有深刻的见解。嗣父当时是此画派的著名画家，并对此派画作收藏甚丰，因此陈独秀在其中受到熏陶。有人认为“陈独秀原本是极有条件成为画家的”。“诗画”本来是相连的，陈独秀早年创作的诗作甚多，曾在苏曼殊画作上题过诗句与跋文，对国画有如此的学养，所以，有这种说法并不奇怪。但实际上，陈独秀对此却另有所想，另有所好。早年陈独秀作诗较多，但从20世纪20年代初即发动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共以后，陈独秀的诗作戛然而止。作诗是如此，作画更是如此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幅陈独秀的画作，不仅如此，他还把“王画”为代表的中国旧画当作他“革命实践”的对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美术革命”。从他对美术革命的阐述，既可以看到他对国画的深切了解，更可以看到他不愿涉足画坛的根本原因。

1918年岁暮，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时，陈独秀接到一位名叫吕澂的人的信，感到此信“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并说“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为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实在是大大的缺点”。这说明他对于美术革命早在考虑之中，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所以，他对吕澂的欢迎，犹如当年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一样，回信说：“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接着，他把吕信和他的回信一起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回信中，完全贯彻新文化运动的六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大力提倡西洋画的写实主义，批判中国画“专重写意”及“临、摹、仿、抚”的崇拜偶像的复古主义。他以当年提倡文学革命那样的勇气大声宣布：

说起美术革命，鄙人对于绘画，也有点意见，早就想说了；如今藉着这个机会，正好发表出来，以供国内画家讨论。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这是什么理由呢？比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钞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

他在叙述了中国画自南北宋之初到清代的发展后指出：“人家说王石谷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韪’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象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1]

读者从这段叙述和评论中，不难发现陈独秀对中国绘画史总体把握的精深和对王画针砭的深刻，而且言简意赅，尽管这种评论不无偏颇之处。

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和提倡洋画写实主义的大声疾呼，与刘海粟顶着社会的巨大压力首开教习洋画为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者紧紧地结合起来了。洋画的教学，一般都从素描与色彩写生入手，其中人体模特儿写生，是人物画必修课程。然而，刘海粟在中国美术教学中设立人体模特儿，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刘海粟不为所动，终于在中国绘画界开辟出一条洋画之路。陈独秀当年寄托在吕澂身上的“美术革命”热望，终于在刘海粟身上实践了。所以，他对刘海粟的钦佩之情是非常深切的。

当时陈独秀的早年革命挚友潘赞化，曾赎出青楼女子张玉良，继之纳为妾，改名为潘玉良。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那一年，二人举行了婚礼。潘有绘画天赋，并有执着的追求，陈独秀赞赏二人的追求恋爱自由的叛逆行为，并为成全潘玉良的愿望而努力，与潘赞化商量后，介绍她先师从上海美专的油画教授洪野，接受启蒙教育，三年后，终于考入上海美专，成为刘海粟门下少有的女弟子。后来她终于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油画大师，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可是，美术学校中以人体模特儿教学已震惊舆论，女子去学洋画，描绘裸体，更不为社会所容。所以，潘玉良的成长之路，极为艰难，成功后不得不长期寄居并终老在法国，尽管她内心无比眷恋着祖国，尤其恋着像潘赞化、陈独秀、刘海粟和她的业师洪野等亲爱的人们。

1928年，她回国，受到油画界的欢迎，先后任教母校上海美专和南京大学艺术系。她的画作，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后印象主义现代画派之一，是相当前卫的。因此，她成为留法归国学子向国人系统传授这一画派的重要教授之一，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家族（主要是潘赞化的大夫人不见容于玉良）、社会和政治压力，潘玉良在国内和法国感受到的天地之别的不同生活，迫使她不得不在1937年再度移居法国，1977年病逝巴黎。这次赴法前，她专程去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并出示其几幅近作，请陈独秀批评和题词。陈独秀特意在两张裸女素描作品上题了词，此举充分表明二人的心灵相通和彼此信任。

这两幅素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改革开放后，曾随同潘玉良的其他作品在几个城市展出过。画上的陈独秀题词，再次表示出他对绘画艺术的深刻见解。

在一幅题为《侧身背卧女人体》的画上，陈独秀题词道：

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无人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

另一幅《裸女》的题词是：

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

廿六年初夏独秀

两幅题字均写于画的右上角，钤长方形白文“独秀”名章。字为工整小楷。原文无标点。

两幅题词，一是说明陈独秀在二十多年来狂风暴雨的政治斗争中，始终关注着潘玉良的画作，为她的“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而高兴；二是赞扬潘玉良创造了一种“新白描”的画法。著名学者王观泉先生对此评论说：“这三个字（即“新白描”——引者）足以说明，政治家的陈独秀也精通艺道，且认识很前卫。盖中国人物画以线描为主，后人总结国画线条叫作‘线描十八法’。但是，陈独秀称潘玉良的人物画是以欧洲的油画雕塑之神味铸成的‘新白描’，说明潘玉良作线描人体不取法‘十八法’。其线描的功力完全基于画家对人体解剖的心憝、眼明、手到，大有马蒂斯（1859～1951）性格化的人体线描的神韵，变形而形准，细如游丝却使人体有质感。”[2]

潘玉良的成功，加深了刘海粟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刘海粟1935年6月25日欧游回国，11月游黄山，做《古松图》《孤松图》等。下山后，即携《孤松图》至狱中探望陈独秀。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法庭斗争的传奇，十分激动，快步上前，又握手，又拥抱，并大声说：“你伟大。”这三个字概括了他对陈的全部感情。陈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人体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就这样，两人都忘了是在狱中，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刘见老友在狱中还是这种精神状态，十分惊讶。临别时，他从包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墨，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这样的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真是豪气冲天！刘海粟得到这副对联后欣喜异常，躲过种种劫难，终于保存下来，现在存放在刘海粟后人家中。

与这副对联的意境相似的还有另一副。他的安徽同乡朱灿枢当时是南京高等法院的见习书记官，久慕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更在法庭上领略了他的风采，因此以同乡之名，多次探监。陈独秀感其诚心，也给他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表达了老骥伏枥的心声：

气概居贫颇招逸

文章垂老溢纵横[3]

对于《孤松图》，刘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作者此时孤苦伶仃的心境。陈独秀看了此画，触景生情，大发感慨，竟挥洒出一首打油诗来：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 海粟先生 独秀书于金陵[4]

刘海粟《孤松图》

这首诗风趣幽默，富于哲理，充满着辩证法，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同时也表示了他虽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

因为陈独秀是名人，到狱中探望的人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可惜，囿于政治环境，这些得字人不敢长期收藏，所以，现在能见到的不多。汪原放回忆说，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陈独秀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也是表示在孤独中保持节气的。一张是含意深刻的题字：“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也。”[5]

继续反极左 企图遥控托派

陈独秀托派中央全体被捕以后，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似乎消失了。真如陈其昌等人一年后写的文章所说：“在去年十月事变以前，因独秀同志个人的威信与经济之维持，上海各区机关勉得飘摇存在，反对派机关报亦经常发行，虽然内部已生腐蚀，但以空架子的存在，社会上还不失有潜势力。可是事变以后，组织的恶劣面目便充分暴露无遗了！区委机关有的无形消灭，机关报无法出版，同志与区委、区委与领导机关之间，连过去的散漫关系也断绝起来了。”[6]所以，后来许多托派骨干，如濮清泉、赵济以陈独秀中央全体被捕为标志，说中国托派就此灭亡了。这种说法在托派成为“汉奸”“反革命”后不无洗刷个人之嫌。事实是，这次被捕事件后，有些托派同志认为不能没有最高领导机关，应该紧急再建，于是“几天中即有同志作再组活动”，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秘密举行紧急会议，拼凑了由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组成的“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但是，当陈其昌得知此消息后，强烈表示反对，认为“现组（领导机关）虽属紧要，但以极审慎的态度来计划再组更属必要”，应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期选出之人能负起目前的责任”；对于如此草率的举动，“试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来褫夺同志的选举权？无耻之至！”[7]

结果，这个“上海临时委员会”，由于委员们坚持己见，力争自己是“马克思”，各不相让，相争不休，“一事不能作，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和陈岱青退出，北方来的任曙接任书记。1933年9月，任曙从北平和广东召来几位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任曙“便这样的从上海地方临委的主脚而一跃为全国临委的主脚了”。这又引起陈其昌等上海同志的不满，谴责他们“政治运动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学会了”，声明这次选举因“事先毫无预闻，迹近包办，不予承认”，并提议开上海大会解决之。他们认为“上海无论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国组织的中心，我们当从本地情况推进工作，不可对别处存过大幻想”。但是，新临委对此建议“理也不理”。

任曙临委的第一个动作是，解散作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区委（沪西、沪东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于是，上海的组织和工作完全瘫痪。大家都指责任曙是继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强千百倍的内部独裁精神”，[8]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布：“我们毫不迟疑地宣布过去的反对派已经死亡！以后的新生命应该‘从头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鸡临委’等名义再来号召一切，则我们毫不客气宣布它是工人的叛贼。”[9]任曙撒手离开，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约在1933年年底，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成立起比较稳定的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但是，由于白色恐怖，加之陈独秀中央全体被捕的恐惧症，三人小组未开过一次会，实际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自然是“忙得要死”。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1932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与临委之间的交通员，一两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

陈独秀原本想以这样的方式，遥控狱外的托派组织。但是，他任中央书记时，未能有效地领导组织，现在又有谁能听他的遥控呢？于是就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

1933年9月29日，陈独秀在狱中为临委起草了一个名为《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的纲领性文件，遭到狱中彭述之和狱外刘仁静等人的强烈反对，还有许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对陈、彭、刘的主张，并把历史上的争论也扯出来，爆发了一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各人都以托洛次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攻击别人是“机会主义”。临委原来想整顿已经瘫痪了的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但是，此时托派成员思想这么混乱，怎么整顿组织？又怎么能开展活动？临委不得不先集中力量来组织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这场讨论首先从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内生活》第7期“组织问题专号”上开始的，这时任曙离职不久，陈其昌等人还未上台，临委出了这期内部刊物，刊登了陈独秀以“雪衣”为笔名写的《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同时登出陈其昌等三人写的《我们对于目前工作的意见》和陈其昌个人写的《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以及其他四篇署名文章《反对派危机和同志间应有的觉悟》《目前应该做什么》《一个提议》《我们怎么干》。可见这一期的全部内容是检讨托派的危机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就在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个提议》中，明确提出：“一切关于某些根本问题及策略问题上因解释或主张不同而发生之分歧，则应容许在内部讨论，最好是每个有意见的人对某几个要点简洁明确地写出来，一面交内部公开讨论，一面汇集某几个不同的要点请国际指示。”

恰在出版这期《校内生活》之际，即11月20日，中国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排挤到福建去“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托派进行联络。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事件，引起了托派内部的热烈讨论。临委采取陈独秀中央时期提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1934年2月这个政府因蒋介石的重兵镇压和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失败。托派内部对此事件的意见分歧更形剧烈。临委再次改组。新临委于是在3月15日以“中共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名义，编发了《福建事变与反对派——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把各种意见都汇集起来，并加以评论。在“编后记”中，临委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有政治问题讨论集，公诸革命群众……我们内部关于革命问题的原则和策略，向来有许多讨论和争辩。这种讨论和争辩的文字，过去大都刊载在我们的内部刊物《校内生活》上面。然而这些重要文件，不仅是我们内部同志所当研究，即党外群众亦应留意过问。党内同志当从这些争辩中得些教育，党外群众也当从这中间得些认识”；“健全的革命政党，绝不钳制内部政治意见的争辩，也绝不隐讳这种争辩。”于是，到这年10月，除了《校内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还出了三期讨论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计46篇文章，而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撰写的有10篇之多。

这场大争论，又是围绕着陈独秀《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一文进行的。这篇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形势：由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混乱和1933年1月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支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希特勒上台，致使法西斯抬头，世界、中国和托派内的舆论十分恐慌，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必将崩溃，世界战争很快会爆发，托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再次联合向苏联进攻。陈独秀则持异见，认为：“国际左派反对派向来不曾说过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走到了总崩溃”，而“会有弥缝一时期的效果”。陈断言：“美国造成强有力的海军以前不会和英国和日本公开的决裂”；英国埋头于欧洲问题，“在远东不取冒险的政策”；“欧洲的英法一团，意奥一团，都很明显，如果这两团共同抵制德国则欧洲大陆一时不会发生重大问题的”；“苏联的危机国内重于国外，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它在国际政治地位，已日渐减轻了。以现在国际关系，各强国间一有战争，迟早必然国际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未成熟前，简单两国间的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况且欧洲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美俄之日渐接近，日本未必敢于单独向苏联武装进攻”。

国内形势：陈独秀认为大资产阶级经过“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件三大危机后，“它的地位又相当稳固了。大资产阶级已一致拥护国民党消极对日让步，积极依赖英美的政策……工人群众在消沉状态中。农民除少数特别区域外，最大多数除悲叹驻军、土匪及苛税杂捐之厄运外，还没有别的举动。”

托派的近期目标：“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特别是在大会前大会外之群众的斗争”；“我们虽然不能预想此次运动在现局势下有很大的发展，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总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接近及组织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之机会，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

三项建议：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文章提议：（1）“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所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2）“要特别注意史大林派下的党员群众工作。”（3）组织内“必须全体动员，任何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即无不同的政纲，而仍旧留在组织者，必须担负他力所能任的工作”。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政纲，除了“国民会议”是空想外，比较切合当时托派组织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托派在极度衰微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个政纲写得既简明扼要，又全面具体，表现出他遥控托派领导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临委的极大重视，首次发表在《校内生活》第7期后，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上重新发表。

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期《政治问题讨论集》为止，临委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次，但对陈独秀的意见都十分重视。刘仁静（笔名“列尔士”）、彭述之（笔名“区白”）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情况，托派内部也不是没有意见，认为只是少数几个同志说话，大家处于旁观者地位。新成立的临委辩解说：“如果有同志对于少数政治认识高的同志的意见，因其常发表便觉得‘讨厌’这种情绪是应当制止的。直到现在，内部讨论的各问题，都是必须解决、或将来在事实上要遇到的。这些讨论任何同志都不该轻视。”并指出，常委对于一般同志的意见也是重视的，但有些意见却不知所云。所以，“对于常委，原则上当知道常委有权：（1）不发表无教育意义的文章；（2）先发表重要的文章”。[10]

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文章在托派领导者眼中是“政治认识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重视，也使狱中的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遥控托派的作用。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福建事变发生后，托派临委做出积极反应，特请狱中的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宣言——《福建事变之原因与其意义》。[11]在“一·二八”事变中，他以常委名义做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并联合中共红军、首先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议案失败后，再度表现出“反日反国民党”的亢奋。

宣言在分析事变发生的远因、近因后，指出这次事变的意义是：政变者“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包含着借民众力量与政治口号在进行其自己的企图，但民族民主的问题、民众的需要与国民党的无能，都提上中国政治之正式日程中了”！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及其军阀之倒台，中国革命之复活，已有其不是遥远的事体之象征”，“并且无疑的包含着中小资产阶级之某种程度的革命要求”。

接着，宣言分析了这次事变的困难与危机，指出它是上层军事政变，领导权在旧军阀和政客手里，而“不是由民众运动之逐渐发展，以民众为主动公开揭露出来的旗帜，所以这次运动的本身是头脚颠倒的，还是以政客的领导者的军人支配政治，而不是以群众支配领袖顺着民众和其要求有变化的可能，而那些政变的主动者有临时叛变的可能”；尤其是福建本身地瘠财穷，十九路军兵力财力之弱，“军事上倒蒋与进攻也是困难的。因此中途走向软化妥协与背叛，甚至在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而有被消灭的可能”。但“此次政变所提出的政纲……其中大部分能代表广大的群众之暂时要求，以此便有吸引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之可能，如果那些政变的领导者能够坚决的执行其诺言，如果他们更能远大的注意于全国范围之政治运动的扩大，则在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赞助之下，是有其胜利的发展前途的”。

所以，陈独秀在宣言中提出的“我们对于政变的态度”中强调：（1）“我们对于这次的政变绝不能采取消极的批评态度袖手旁观，必须积极起来赞助以至领导这一运动”，如“积极的组织群众响应这一运动，使他很快的能发展成为全国的运动”。（2）“努力争取领导作用，改变那以军事支配政治，以领袖支配群众的现状，使之成为以民众支配领袖，以政治支配军事的形态”。（3）“努力发展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群众起来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务期工人能获得领导权，以保障此后不致有革命运动之畸形发展的危险，和争取最终革命彻底的胜利”。（4）“以不妨碍我们的组织政策之独立与批评的自由”。（5）“要求正式党的合作，集中全力发展全国的——尤其是城市民主战争，来扩大这一运动”。为此，“我们要指出史大林派应该改正其偏向于农村而忽略城市，以及忽略民族民主斗争，忽略联合争取民族民主利益之孤立政治的错误”。

可见，这个宣言完全是上海“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起草并通过的常委决议案的翻版。在那以后，陈独秀虽然经过许多严重的失败，自己也身陷囹圄，并写过消极的1933年9月政纲，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事业必胜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此时又活跃起来了。

于是，临委派出宣传委员严灵峰去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共产党也派去代表潘汉年表示支持。虽然当时托派与共产党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政党，又是推行着“左”倾路线，但托派的目标只在于利用这两方面的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影响而摆脱孤立的困境，推动城市革命运动复活，三方并无真诚合作的诚意，成为这次事变失败的内因之一。三方能够走出这一步，带有历史的进步性，特别是托派，在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况下，能接受陈独秀的思想，改变完全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改变不能与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行动”的策略，走出自己组织的小圈子，当然也是一个进步。

正在狱中的彭述之，借助于陈独秀与狱外建立的联系，也积极写文章，为托派如何应对福建事变出谋划策。开始时，他对福建事变的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此次福建的独立运动，与历来地方军阀反抗中央政府（大军阀）的运动，有其不同之点……公然撕破国民党的旗帜，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政府，并宣布有系统的（虽然是混乱的）改良主义政纲——这点总算是自国民党成立以来内事上一个创局”；“含有较深的政治运动的性质……大凡上层阶级敢于‘左倾’，不怕‘赤化’的嫌疑，往往是社会走上大爆发之一个预告。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往往是上层阶级内部的分裂及其中一部分因某种形势被迫所引起的”；“这在客观上是一革命的火药库，只要在适当的地点上擦一根火柴有爆发的可能。现时福建事变是擦了一根火柴。”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尽可能利用这一运动号召民众起来，从各方面打击国民党及南京政府”。[12]在具体策略上，他甚至提出“推翻蒋介石政府”的口号，因为“蒋介石在日本可能的新进攻，‘红军’的发展，各派资产阶级集团和军阀的反对及蒋因九一八以来自身的日益削弱之下，如能有相当的民众运动，客观上有被推翻之可能。而蒋的推倒又有可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们的策略应向这方面准备。”[13]“打倒蒋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14]但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因为其力量还不能达到这一点。

刘仁静起初也表现得相当乐观和积极，称赞“福建政府的政纲之如此急进……给民众运动以兴起的机会”；“它已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南京政府更为适合人民的需要，它已不是任何军队的力量所能推倒的”；“我们应利用这事实唤起工人使之脱离麻木状况，准备将来的政治行动”。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主张，“将福建事变变为革命复兴的一个基础”。但是，他笔锋一转，批判陈独秀（笔名“雪衣”）去年发表的九月政纲，斥问“雪衣是否坚持它（指蒋政权——引者）是在稳定？”[15]

陈独秀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如上述他给临委起草的宣言那样，既有乐观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点而会失败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几条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转化的主张。但是，他十分清楚，这些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托洛茨基对中国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背叛性的论述。不过他是性情中人，面对事变，不能做观潮派，更不能泼冷水，而应该积极推动其成功。九月政纲才是他对一个较长时段的中国形势的真实估计。福建事变的发生出乎他的意料，而其迅速失败，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一个月后补充强调说：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不能离开我们的阶级立场和斗争路线”，指出：“托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批评国际六次大会党纲草案中，明白的指示我们，不能对越到东方越卑劣的资产阶级划清他们当中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任何派别，命定的不能执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蒋介石是一样的；正因此，这一任务才落在无产阶级的双肩之上，这乃是中国革命不断性之客观的根据。”为此，他严厉批评了彭述之的依靠反蒋派“打倒蒋介石政府”“打倒蒋介石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意见。他的主张是：“国民党内部以至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所演成的倒蒋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运动之复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准备利用此客观环境，提出自己的口号与政纲，发展自己的斗争，以吸引群众到自己方面来。”[16]

其实，当时的托派临委，囿于力量和影响，除了派严灵峰去发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极左言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更不用说贯彻陈独秀的主张了。即使陈独秀亲自来指挥，也不会两样。

福建事变的失败，更证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的正确。但各派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刘仁静更摆出一贯正确的架势，猛烈批判临委的观点和策略，同时又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致使临委的再一次改组。由陈其昌等人组成的新临委点名批判了除陈独秀以外的各方对于福建事变的意见。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其实，这场大讨论的问题，早在1933年9月陈独秀提出托派新政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后第九天，即10月8日以“雪衣”笔名发表的《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17]就提出了。文章开头便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牵制，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接着，他提出了托派内部长期争论的五大问题。

第一，关于民主运动问题。陈独秀从俄国革命经验中指出：“孟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很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极左的，即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

第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陈独秀说：“‘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治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接着，陈批驳了“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观点；批驳了“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的说法：“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黑体为陈所加——引者）

由于陈写此文时并没有“民众运动高涨的形势”，所以，他表示：“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指‘民众政权’——引者），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为此他强调：“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在这里，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多数托派分子，有无可弥补的裂痕。

第三，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指出：“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而极左派却高喊“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陈独秀则主张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共产党（托派）通过国民会议，引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四，经济复兴问题。这是针对刘仁静的思想——中国革命再起要依靠经济复兴后，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才有胜利的可能。在福建事变发生时，刘也主张托派应该在这个事变中提出“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等“肃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为主的口号，[18]而不应该存有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的妄想。陈独秀则认为“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列宁的思想十月革命却表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在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的条件”，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可以承认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第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斯大林为了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一直在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以使各国共产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托派中大多数人，也基于托洛茨基关于“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思想，虽诅咒斯大林本人，却一直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始终持“保卫苏联”的立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大胆地指出斯大林的说法是谎言：“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哪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斯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也未必敢于冒险……斯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陈独秀此文发表后，如同在托派中炸响了一枚地雷，连同他的九月政纲，受到了刘仁静、彭述之及其他极左派分子的猛烈反击；陈独秀也及时进行反驳。同时，刘与彭以及极左派分子之间，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场大混战。每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托洛茨基者”，对方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直到1934年1月16日，陈独秀在一篇文章末尾，为托派的发展总结出三条路线说：一是“胡年（即刘仁静——引者）的路：经济复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以开辟国内市场”；二是“区白（即彭述之——引者）的路：反蒋就是执行民主民族斗争任务”；三是“雪衣（即陈独秀——引者）的路：国民会议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打击国民党军事专政以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中国经济”。陈独秀问：“我们走那条路呢？”[19]

27日，彭又撰万言长文，猛烈抨击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将苏维埃尽量说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将国民会议刷成最光辉美丽的颜色”[20]；刘仁静也回击陈独秀，认为自己的路线比陈独秀“组织苏维埃的空谈”切实些，批评陈对资产阶级的估量是动摇的，一到资产阶级向左盘旋时（如十九路军之抗日），“就对它不免发生幻想”；而对形势的估量，“比我更不如”；“一时轻浮的乐观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教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21]同时，刘仁静又完全同意陈对彭的“单纯倒蒋”策略的批评，但又说陈过去也犯有彭同样的错误（如反蒋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认为彭“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指主张“组织苏维埃”——引者），而陈坚持错误。[22]

对于这种争论，陈独秀实在感到厌恶，2月10日，他以《应该这样答复吗？》[23]为题，指责彭述之只会“乱造谣言和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辩论的中心问题，而“满纸的题外游词，这样的答复只是他表示自己没有争辩能力”。他又反驳刘仁静，坚持认为自己主持的托派常委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还申辩自己在“一·二八”后主张的“共同行动”，与彭述之主张与反蒋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本质上是不同的。[24]

这种名为讨论，实为错误思想之间互相攻击的争吵，一直持续到这年7月。陈独秀最后声明自己的基本观点是：“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可用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25]陈独秀以此划清了他与刘、彭及托派中一切极左派之间的界限。

这种争论，由于没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皆没有说服力，因此不可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能更加离心离德。于是，作为旁观者，尹宽致函陈独秀劝阻结束争论。信中抱怨“五、六年来，反对派尚停滞在小团体的状况中，尚未得着发展”，现在是“不仅还没有斗争的基础，并且还没有端正方向，还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及福建事变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败，完全陷于“消极状态”；表示自己不愿“加入现时争论的漩涡”，因为这种争论“太滥费了，急待结束”。[26]

实际上，由于两个外国人和北方一批年轻托派分子到上海，这场争论早在4月就开始转向了。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陈独秀这次被捕入狱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获事件，引起侨居土耳其进而转移到法国（1933年7月）的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的严重关切。但直到1934年，他们通过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格拉斯（C.Frank Glasse，中文名李福仁），与中国新的托派临委取得了联系。格拉斯是英国人，曾去南非做新闻记者，加入共产党，旋又转向托派，后来到美国，参加美国托派组织。据王文元说，他早在1931年初就来过上海，想参加中国革命，特别想参加中国托派活动；但因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一再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在中国整整两年，始终找不到托派组织，因此在1933年11月离开上海到纽约，与美国的托派同志会晤，同时与在法国的托洛茨基通信，讨论如何办由美国人伊罗生（Hazold Roberts Gsocs）在中国主持的《中国论坛》，并取得了与中国托派联系的地址。1934年2月他来到上海希望帮助重振中国托派组织。恰巧此时，原任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坛》（表面上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机关报）主编的伊罗生，由于不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的办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及批判所谓托派罪恶），也转向同情托派。[27]这两个外国人，首先结识刘仁静，受刘的影响较大。与陈其昌为首的新临委接触后，格拉斯认为陈其昌因托派中央连续被破坏而推行的工作方针太保守，建议增加年轻成员。于是，把未遭破坏的北方托派组织骨干史朝生（又名施颂德）、刘家良、扈焕之（又名胡文华）、王树本（又名王耀华）等，先后调到上海。他们首先控制了上海沪西区委，作为他们的据点。

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比较倾向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主张运用民主口号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反对中共组织“赤色工会”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对抗的“盲动主义的工运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开的、改良的甚至反动的工会，做团结群众及反国民党反资本家的斗争。行动口号是：召集普选、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他们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28]因此他们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大会，[29]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但同时又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坚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30]对这个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反帝反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示威的会议，他们要求对“一切党派……批评的绝对自由”，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吗！而大会又是共产党布置的，他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来的年轻托派是一批更加极左的分子，也影响到刘仁静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左倾”起来。福建事变时，他们认为如果在此时运用国民会议策略是帮助蒋介石政府，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同时，由于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红军运动又在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下日渐衰落，因此他们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突然事件上，如爆发世界大战，反对国际上和国内宋庆龄领导的反战运动、反战大同盟等。在当时开展的内部理论与策略的讨论中，他们一方面支持讨论，以便统一认识，产生一个比陈独秀九月政纲更“左”的新政纲；另一方面，把主要兴趣放在组织的改造上，企图夺取托派的领导权，甚至组成一个“新政党”。因为希特勒上台后，托洛茨基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死亡”，改变了“挽救”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方针，号召各国托派另立新党，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提议组织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格拉斯、史朝生、刘仁静等人，从政纲和组织两方面，同时发起攻击。

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也认为1931年托派统一大会通过的纲领已经不适用，应该起草一个新的纲领。于是，陈其昌临委委托刘仁静起草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并在1934年2月20日临委会上通过。

这个草案又受到史朝生为首的沪西区委、彭述之、罗世藩等人的严厉批评。但陈独秀表示：“政治草案我读了一遍，觉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认为民众运动的开始抬头而又低落下去的现在，正需要适合现状的这样一个政治决议案。我去年第一次向临委建议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却和消极，消极固然不可，依客观的形势，退却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有时是革命的。退到我们能够站住脚的地带，能够积极的为准备进攻而站住脚的地带，比任何激烈的词句都要革命些。”

这里，陈独秀与盲动的极左派及消极悲观论者不同，能辩证地看待托派目前的处境，提出适当的方针。同时，他也对临委通过的《政治决议草案》提出了几条重要的修改意见。

关于国际形势。由于当时欧洲的局势变化十分复杂，众说纷纭，草案因而对此“忽略”了。而托派中多数仍坚持帝国主义会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总是高喊“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指出这种“忽略”和“拥护”都是不对的，“多瑙河流域事变发展，是国际很重要的现象……我认为，目前意、奥、匈与德不睦，还不是欧洲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将来的形势一变而是意、德、奥、匈公开的联合对法，则去战争便不很远了。德联法对意、奥，法助德征服奥、匈，都是不会有的事。我觉得将来的大战会开始于欧洲而不开始于远东。苏联固然不应该自启战端，日本只要它不积极的干涉满洲，也没有攻俄的必要，而且攻俄并非是很平安顺利的了……照现在的局势，大战会开始于奥、匈进攻小协约，于是法兰西出来援助小协约，于是意大利德国起来援助奥匈，于是法国求助于苏联，于是意德求助于日本，于是法国求助于英美。”

对于苏联，陈认为：“苏联看重于中欧的市场，也同样不容易决定放弃那一个，所以它的态度会动摇不定。此时帝国主义眼中的苏联，已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武装进攻的必须；今后某一集团的帝国主义和苏联开战，决不是简单的向苏联进攻，所以帝国主义联合向苏联武装进攻已成为过去的名词。政治决议案中不应该应用此种名词。”

所以，他提议，在决议案中，“应该说到——明确的说到国际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联合战线’，而不是‘拥护苏联’（‘拥护苏联’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的特殊口号）；中国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国民党，实现彻底民主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而不是‘倒蒋’。‘倒蒋’只能是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一种特殊的临时行动口号，等于‘打倒资产阶级的十个总长’。‘打倒十个总长若用为中心政治口号，岂不荒唐！”——这里，他为自己在“一·二八”事件中提出的“倒蒋”口号进行了辩护。

关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由于刘仁静热衷于他的“经济复兴论”，草案没有提及这个问题。陈独秀认为：“在没有革命运动的现在，国民党准备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宪法，这些现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一个革命的政党对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应该不理，亦必须向群众指出应该不理的理由。草案对此太过疏忽了。”

陈独秀的最后意见是希望托派内部思想尽早能统一起来，机关报“《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滥，然目前只应‘宁缺不滥’，集中力量发行讨论集及内部生活。因为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谁都无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为它必须是集体的意见，不应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对同志们说过，没有集体的意见，一切工作都无从进行的。特别是政治宣传呵！”[31]

要知道，这时的陈独秀身陷囹圄，还进行着繁重的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但对狱外托派的工作和新政纲，却如此呕心沥血、细致入微地思考和推敲，充分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组织的忠诚信仰与爱护。

但是，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击“常委对总的问题——特别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准备得太缓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全体同志的意见明白规定我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且没有作经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导；在组织上则日渐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这是因为“过去五个月之久一切问题几全由常委三人决定”，[32]因此要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召集代表大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4月12、17日，史朝生分别致函陈独秀和陈其昌，前信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组织，忽视全国的工作，而且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只把眼睛往上看”，“单纯的仰望几个‘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组织“几乎溃散”，各地的组织“极无生气”；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时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还提议临委拟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讨论。[33]后信则直言谴责陈其昌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问题不能尽量用民主方式……来解决”。要求“常委自身应速将各种重要的政治问题作一扼要的总的讨论和大致的决定”；“在最短期内（大约一二个月）”召集广东、北平、山东这三处的代表“来沪共同讨论，并决定几个重要的任务（如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及帮助推动目前工作）”。[34]而当陈其昌常委准备修改政治草案时，他们又急忙抛出一极左的提纲，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烦，提纲比草案好”。但提纲“经过常委多数反对后，他（朝生）又攻击常委不修改草案”。[35]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事先准备好的《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上述两封信中的意见，强烈要求常委与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国反对派大会筹备会”，“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用说服和纪律制裁）”。[36]真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一向以稳重著称而被大家尊为“大哥”的陈其昌，受了这些抨击，也被迫撰写长文予以反击，逐条批驳史朝生的指责后指出：“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如主张尽可能的多开活动分子会、临委扩大会等……而应尽可能的少用大会或小会，不要引进可怀疑的群众”；文章揭露了史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势与任务》草案问题和等待国际来信问题上出尔反尔的两面派手法后，斥责其“民主”“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的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只能使组织更加混乱！”[37]陈其昌的主张，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代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

同时，对史朝生、胡文华、王振华三人起草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陈其昌也斥之为：“这个提纲，不但文字技术拙劣，使它许多地方辞不达意或意思含混或顾此失彼，而且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甚多前后矛盾。而对于一个政治决议所负的中心任务，即指示形势和斗争策略，一点也未告诉我们……不配代替草案。”[38]

陈其昌的反击，正中蓄意夺权的极左派下怀。史朝生又连续写出长文批驳陈其昌，斥责陈其昌是“官僚主义受人批评时，常不肯虚心考虑问题，而企图用威名来抵制下级同志……这种家长或上司或史大林粗暴的态度，实际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之某种意义上的反应”；讽刺陈其昌的“积极办法”，“天晓得这些‘计划’或‘办法’！！政治上怎样发展？计划哪里来？怎样使计划完善？水平怎样提高？计划怎样才能整齐？”最后他提醒说：“数月前某次宣委会上不但我坚决主张另行起草‘提纲’，即仁静同志也明白的答复：‘我赞成老施的意见，另草提纲，不必修改我们起草的草案’”，并“改变等待国际来信四个月”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要求尽快筹备大会[39]，并称与陈济棠、胡汉民、冯玉祥等“反蒋”派建立“首先推倒蒋介石”的“联合战线”，“那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决议案上如果这样补充上去，只有断送共产主义同盟的生命”。[40]

陈独秀在“联合战线”问题上，明确站在陈其昌一边，来信表示：“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如果因为毫无力量与运动，空口和福建独立的政府党去谈判合作这种无聊的政治之失败遂盲目向左边跑，跑到拒绝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党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建立政权）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参加孙夫人的某种运动，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不用说，是中了刘仁静反对任何形式共同行动之毒。这种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41]

史朝生等按他们的既定目标急进。在组织上进攻的同时，政治上也发起攻击。他们以“沪西区委意见书”的名义，在12月5日，发表了《我们目前必须确定的几个重要问题》，强调“有几个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必须马上作一个明确的解决”。

甲、“根本反对‘与上层（无群众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反帝反战反蒋反国民党联合战线’的思想”（黑体为原文所有——引者）。

意见书特别认为宋庆龄、胡汉民等的“抗日”或“反蒋”完全限于口头的、纸上的虚伪的作用，“所以谁如果希望这些政派和上层分子会接受我们的政纲，能和我们共同行动……那只是在我们内部散布十足的机会主义幻想，替胡汉民宋庆龄李杜等军阀政客作说客”；如果自己不“努力与下层群众找联系”，“而将希望寄托在上层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集团上面，这样悲观的右派路线，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和彻底的肃清。”

乙、“赞成国民会议策略”。意见书称“国民会议口号是我们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指陈独秀——引者）认为除了喊叫‘打倒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外，不能有别的方法，“是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的”。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亦可以发动群众罢工示威，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丙、“确定我们对目前革命形势的认识及我们的革命工作的中心”。意见书指出：目前革命消沉的主要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而努力的领导，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张规定新的基本纲领，“原来的《反对派纲领》（即陈独秀中央时的纲领——引者）已经不够了”；对外要用一切方式与工人群众发生联系，发表重要的纲领及宣言等。

丁、“实现党的民主”。格拉斯、史朝生、刘仁静等人，终于亮出杀手锏，说：“这一年来，上海的组织是一个民主的和有充分准备的扩大会议都不曾召集过，一切政治问题及组织问题的决定操在二、三个常委的手里。假使他们把政治路线和组织工作弄得很糟，我们将怎么办呢？那除非全体或多数同志起来帮助它纠正它。这就叫做实行党内民主。”

……

就这样，双方矛盾终于不可调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刘家良、刘仁静等人，盗用常委名义，向全国各支部发出了《临委紧要通告——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文件。[42]通告一开始便称：“目前我们面前摆着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会”。接着提出了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重述上年12月5日意见书的观点。

通告的中心问题是指责临委故意拖延召开代表大会和临委的改组，说“临委原十人，现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关系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临委或区委中个别同志领导等”，因此，“现在临委决定十日内召集大会”，要求各支部限于十日内选出代表一人参加。

关于这份通告，陈其昌事后说：“自从老何同志失踪以后，常委二人几乎事事对立。我曾主张由我和胡（即胡文华，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参加临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选人，交各同志选补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改选。我同意了他，并规定了议事日程，由他负责妥找开会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开会，忽然发现了《临委紧急通告》。这通告不但把活动分子会议名称改为上海代表大会，并且所规定的议事日程和讨论的内容，也完全和以前规定者不同，极大部分是我素来所坚持反对的。”[43]

陈独秀知道陈其昌派是拥护自己的，但的确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点，因此他不想袒护任何一方，而把组织推向公开的分裂，企图调解双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复函陈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这样争论下去，“一万年也不会得到一致，如此一万年也不会召集代表大会”；“我在《校内生活》上观纪施（即陈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争论，未免太琐碎了，像这样争论下去，有什么好结果呢？我认为草案和提纲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简直是中国的‘近代史’或‘党史’”，“陈词滥调，毫无生气……决不能在同志中发生必须读完的兴趣”。他认为“指导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永远不宜做从昆仑山发脉的政治经济大文章”。因此，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草案贡献于代大”。

这里，除了史朝生与陈其昌两派外，陈独秀无意中又提到尹宽也有一个《政治草案》。加上陈独秀的草案，当时只有几十人的托派竟有四个政纲，可见思想混乱和分裂到什么程度。

接着，他建议：“倘决心出版对外半公开的党报，兄等或可放弃旧的无大意义的争论，而在新的道路上大家合作，这未尝不是我们生命或者可延续的转机。”

转而，陈独秀批评了陈其昌“浓厚的实际工作派的观点”，指出：“我们的政治斗争的中心口号和日常斗争的口号不同，有时不能迁就群众的政治水平，实际工作派往往根据某些群众的见解来观察批评先锋派的政治理论，有时很容易走到机会主义，史大林就是实际工作的大将。”

但是，陈信的重点是批评史朝生起草的“沪西区委意见书”中关于联合战线、国民会议、革命形势、党内民主四个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警告史朝生等人：“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44]陈独秀用三个感叹号表示对这个问题的严重关切。

这封信表明，陈独秀这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托派总书记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平无疑是高出于各派之上的，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却早已不如往昔了。

但是，史朝生派对陈信和他提出的纲领不予理睬；他们甚至对于陈独秀的纲领和“指定名单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感到非常可笑，认为陈太不识时务了。这也反映出陈在南京狱中企图遥控上海的托派中央，多么的不切实际。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现实。陈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其实，在中共成立后，特别是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及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后，他的影响力急剧萎缩了，从五四时期的高峰，跌入了低谷；即使他当了托派中央书记，在托派内部的号召力也极其有限。这一点，他一点也不自觉，所以又闹出许多笑话来。

1935年1月13日，史朝生们终于紧急召开了“上海代表大会”。会后发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决议》[45]承认，由于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书记其昌等人弃权，只有七人参加。又称大会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华）分别做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后，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十项决议，而第一个最重要的决议就是所谓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问题，批判陈其昌、尹宽等持此主张的同志，是“彻头彻尾史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大会认为只有与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及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才能前进”。

不仅如此，决议还全面摊牌，把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表达过的思想或根本没有的观点，全面批判并声称要做组织处理——开除。决议宣称：“目前一切公开或秘密的保留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倒蒋，反战反帝，说‘红军’是‘土匪’，说‘党的民主现在谈不上’，说苏联不是工人国家而且日以‘和平’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以及认为新党在中国不一定必要，将来也许仍旧用‘反对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则上意见错误的分子，应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立即开除出党。”这里例举的主要是陈独秀的观点，有些是他原来的，有些则是新的，如“苏联已经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严重违背托洛茨基的教诲，因此托派特别不能容忍。据王文元回忆说：总的来说，除了苏联国家性质之外，陈独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苏联国家性质问题，陈独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头上，还没有见诸文字。“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以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以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因之，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不过陈独秀的这样的意见，那时也还只是感情的，直觉的，未尝深思的，他不曾为此作历史的与社会学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自己意见，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写下来。”[46]

决议的另一个内容是：“应立刻改变‘左派反对派’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国际而言则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列派）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是中国托派继“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之后的第三个名称，如上所述是为了响应托洛茨基指示各国托派独立建党号召的。

大会还决定“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并推选刘家良（书记）、史朝生、胡文华、邵鲁[47]、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组成中央委员，前三人为常委。

这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托派来说，无疑是一场小小的政变。因为紧接着发出了《中常委第二号通告——常委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宣称：“中央委员会根据上海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已与陈其昌同志作最后谈话。陈正式表示：原来的路线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中央认为陈其昌犯下列各种严重错误，三五月来经过多数同志口头的努力说服，始终没有效果，因此决定将他开除。”

通告列举了陈其昌三大错误：一是“完全保持过去史大林派出卖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路线，主张联合宋庆龄等资产阶级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纲领底下共同行动’，组织或参加‘武装抗日大同盟’，‘合办不批评三民主义的报纸”。二是思想和行动是一个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资本主义者。三是“对‘红军’及‘新党’等原则问题始终保持自己的取消主义成见”。

陈其昌则发表声明，说史朝生们造谣，他们主要以“联合战线”问题为借口，绑架临委，借以打击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

通告为什么还要开除尹宽呢？因为，“中委认为经过同志们多次口头的和文字的说服以后，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战，反军阀或援助农民暴动等一般民主任务纲领底下建立联合战线’，合办《中国论坛》式的机会主义报纸，及成立‘国民党’式的‘大同盟’，因此，本决定取消他的党籍。”

通告还批评了原中央委员赵济、朱崇文、贺希、孙后之、秦鉴、江振东、念兹和陈亮，指出他们或同情陈独秀、陈其昌的路线，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线，私下又同情陈其昌等，“中委不过借口政治问题，排除异己”等，“现在首先撤销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而刘仁静则由于公开放弃众所反对的“经济复兴论”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欢迎。刘的声明说：“我已决定放弃过去所说经过民主斗争以实现经济复兴的前途。因为这个前途是最不可能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愈见衰弱，自动的经济复兴愈少可能”；“因为在国际方面还有许多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革命也会随着爆发战争（假如不是革命）必然松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束缚而有利于革命运动。”[48]

可见，他们开除陈其昌、尹宽的主要理由是一样的，就是陈独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变中提出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思想。因此，这个开除陈其昌、尹宽的通告，对于陈独秀来说，却是“杀鸡给猴看”，即要陈独秀“表示最后态度”。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事件。陈独秀听后立即写信给陈其昌、尹宽、史朝生等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发临委通告内提的联合战线问题并且说到我的意见，后一半都非我的意见，而亦混合一起，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都急需召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尤不可采用开除人这种滑稽手段。我们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你们两方面都不应该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发起分裂运动，一切候代大及国际解决。……大家的不同意见，应公开的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这就彻底否定了史朝生们策划的“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的合法性，并且表明他所主张的“代表大会”与史朝生的“代表大会”是两回事。

鉴于深切痛感大革命失败于俄国人和共产国际的干涉，陈独秀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49]

陈独秀的这封短信也激怒了史朝生们。他们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立即在25日给陈写了一封长达9000字的类似文件性质的极其严厉的长信《中央委员会给雪衣同志的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50]

信的一开头就危言耸听地说：“现在我们的组织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再不加以彻底改造，历史将判我们是机会主义集团的一个支部。”并指陈独秀的来信是“组织内部发生的机会主义思想简直无形中是替资产阶级说话，跑来腐化我们的同盟”。然后列数陈独秀转向托派以来的一系列“根本错误”，称：“对你有些根本错误的意见，我们认为如不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改正它，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藉你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结果我们从你这里所得的岂不是大大不及我们所损失的吗？”这就把陈独秀说成是托派中“机会主义”的总根子了。接着详细论述了他们认为的“五大错误”：无产阶级可以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把南方的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在组织问题上不站在原则的立场，而是站在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等。

说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组织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和分子的发动机”，“你的这些意见，不断的引起组织内部机会主义思想或分子的发生”，并列举1932年陈其昌、赵济等，1933年旧临委刘伯庄、严灵峰等；1934年陈其昌、尹宽等的主张和行动，得出结论：“你的某些严重错误，无疑的起很大的影响。几年来‘反对派’可以说是在你的路线之下工作，但同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循环的发生，这样我们还不应该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吗？”

这封信最后威胁说：“上面几个重要问题请你明确的答复我们。在你未决定最后态度以前，我们愿和你继续讨论，并供给你一切材料。我们希望我们仍能在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而非中派主义的）组织内一起工作。”

这是陈独秀自从被中共开除，第四次受到的严厉攻击，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精心策划的攻击。

然而，这五大错误，恰恰表明当时的陈独秀思想虽然处在托洛茨基的极左思想体系中，但在这五大问题上，还是理性的，特别在联合战线、苏联性质问题上的见解是深刻面富有远见的；而且陈对两派矛盾的处理基本上是公平的，认可了史朝生派对陈其昌工作作风上的批评。

1934年底，第一届托派中央五常委之一的王文元出狱到上海，了解此情况后，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新中央，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与陈独秀的意见不谋而合，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特别是“请国际解决”；在解决前，“不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51]。

但是，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新中央，根本听不进陈独秀的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见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开除陈其昌、尹宽的决定中称，如果陈独秀不检讨“联合战线”等“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也要开除。据王文元回忆陈独秀当时的确是被“开除”了：史朝生、刘家良、王耀华、扈焕之与李福仁“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机关，在理论上，这几位新出山的青年领袖受着刘仁静的指导，所以他们一经登台，立刻就来清算监狱中的陈独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为之刷清的什么‘机会主义’、‘侮辱红军’……旧罪名，统统搬将出来，加以鞭笞，而且还通过决议，列举罪状，要南京监狱里的‘老头子’承认，否则‘开除’。陈其昌和当时刚出狱的尹宽等，见了此种狂妄可笑的行为，竭力反对，史朝生和刘家良等便将他们也一并‘开除’了”。[52]

但是后来，王文元在美国哈佛大学遵照托洛茨基遗嘱开放的托氏档案中，发现一份《劳勃茨同志（即伊罗生——引者）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有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现状的口头报告——限于事实方面）》。这个备忘录写于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当即将其翻译出来。其中有关陈独秀被“开除”部分，与王的回忆有出入：“去年，陈独秀在他读过托洛茨基同志《苏联与第四国际》那本小册子之后，否定了苏维埃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陈独秀同志所做的许多事情的最后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毫无共同之点了。他的关于资产阶级和关于红军的立场，他对组织事项的态度以及他对苏联的意见，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陈独秀正如美国的俗语所说，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经完场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与极度忠实的同志，作为战后中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他将被人民永远纪念的；但是，他始终保存着当年帮助中共扼杀中国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们后面了。去年，组织开除了陈其昌及其一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给陈独秀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说明他与目前的组织之间存在着的鸿沟。那封信干脆对他宣布：除非他彻底改变立场，我们的组织与他之间不可能再保持任何关系。这封信始终不曾交到陈独秀手中，因为当时原拟前去送信的人始终不曾去成。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跟着不久，便发生了（二次）被捕事件（即新的中央又被破获——引者）。”[53]

与上述根据当时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叙述的历史比对，伊罗生备忘录叙述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就是说，新中央对陈独秀的“开除”，来不及像对陈其昌、尹宽那样做出决定并执行，所以说陈独秀这一次是差一点被托派组织所开除。而且，备忘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线索——陈独秀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陈独秀原来只是反对“保卫苏联”或“拥护苏联”这个口号，从1934年读了托氏的《苏联与第四国际》小册子后，认定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转变，由此将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论断，从而形成他的特殊的“晚年思想”，呈现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思想光辉。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开除”陈独秀

还需指出的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陈独秀与青年托派争论和决裂的根本问题，是由于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读。托洛茨基一再谴责第一次大革命中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即一党服从另一党的纲领，并混合组织，受其领导和宰割，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联合战线”。对此，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认为，如果两党独立，在某个问题上“共同行动”的联合战线，并不违反托洛茨基主义；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刘仁静及许多托派成员，从托氏的话“走向另一极端”，否定与资产阶级左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或“共同行动”。

如上述，伊罗生在给托派国际的《备忘录》同时，还提供了列尔士（刘仁静）写的《五年来中国的左派反对派》报告，伊罗生在备忘录中叙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情况称：“新的中央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情绪高涨，因为终于摆脱了那件与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累赘的行李了。可见，伊罗生与刘仁静及史朝生等托派青年极左派一样，把托派的一切失败、停滞和软弱，都归结于陈独秀的‘联合战线’观”。

为此，新中央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上海的人，斥责那次代表会议”，并对开除陈、尹二人“表示非常愤怒”；“并且他做得如此过分：竟提出一张自己假定的名单，要大家接受作为新的中央委员会。他提的新名单包括组织内所有敌对的人，一种无法成立的杂凑。”

这里所谈的情况在托派留下的档案中没有记录。但因为伊罗生是当事人，陈独秀当时又主张维持组织的团结，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是可信的。

伊罗生还把刘仁静的《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报告给了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东方部负责人Sneeviet（荷兰托派领袖），又到挪威奥斯洛拜见托洛茨基本人，宣讲他的上述《备忘录》，以争取托氏对他、刘仁静和极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写的《备忘录》和他带来的刘仁静的《五年来的左派反对派》后，四次接见伊罗生，谈论中国托派内部的这场闹剧，特别谈陈独秀问题。根据伊罗生的笔录，有关内容如下。

“他（托氏）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所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例如他觉得必须把（混合组织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指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引者），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分开”，这恰恰是陈独秀在与刘仁静极左派争论时的观点。托氏立场鲜明地站到了陈独秀一边。

关于红军问题，“托氏只说：它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的一般的预言：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则它的命运就会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富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优势兵力所压服”。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一致的。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的争论，“（伊介绍）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他接着说，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批判刘仁静的观点一致的。

最后，因这些争论，中国托派新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对此，托氏鲜明地表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我想即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而“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54]

托洛茨基依然信任和倚重陈独秀。就在与伊罗生第三次谈话后，即8月10日，他给在上海的李福仁写了一封信，在陈独秀问题上再次强调上述意见，坚决防止再发生“开除”陈独秀的事件。首先，他不得不默认中国托派组织的变化，“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对两派“那些思想分歧”，“暂时不表示意见”，态度十分谨慎；而对陈独秀的态度却十分鲜明，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这里，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两派争论的意见，最后甚至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说：“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还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55]

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和受屈辱的情况下，给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荣誉”。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一直继续到托洛茨基1940年去世。

托、陈二人这时在思想理论上来说，总体上依然是“左”倾的，即中国经过短暂的民主斗争，就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陈独秀后来的思想，超过了托洛茨基，即超越了教条主义而回归理性。

思想转变的滥觞

陈独秀被托派开除所以没有成为事实，主要是因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国托派从陈其昌时期的稳健保守（实际上是无所作为）型，转变为极左派新中央的激进型，急于布置各地组织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严重形势下开展革命宣传和扩大组织。为此，他们宣称“不应该像史大林派那样夸大，但亦不应该成为尾巴主义”。在六个月工作计划中，他们规定做八项工作：一是《火花》至少出六期，开展一次募捐运动。二是《校内生活》至少出四期，并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重要原则问题，对过去作一个初步的结束。三是通俗小册子至少出三种（国民会议运动；过去革命教训；国际“左派反对派”十年斗争史）。四是上海党员至少应发展一倍。五是上海至少应发展三个群众团体，参加三个群众团体。六是派人整顿广东组织，恢复北平、青岛组织关系，准备全国代表大会。七是与国际通信，至少有两次。八是成立青年团委员会。

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摧毁的情况下，托派却如此大胆地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当时托派的动向已经被特务所掌握，正如伊罗生向托洛茨基汇报提纲中所说：国民党特务曾向刘仁静表示：他们“几时要他来”，便几时可以捉他。刘仁静如此，实际上整个托派的处境也是如此。伊罗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后，认为中国托派工作走上了正轨，于是雇用刘仁静当翻译，一起去北平，搜集资料，以便写一部真实的《中国大革命史》。当时刘仁静化名为柳鉴明，每天到北平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一号伊罗生的住处收集各种报纸上关于政治、经济、农村共产党和国民党等新闻，译出供伊罗生使用，重要的还做成剪报资料。但是，1935年3月22日早晨，刘仁静携妻陆慎之及两个幼儿回湖北应城县原籍省亲，他们到前门火车站时，警探也随之而来，搜查行李时，刘仁静“表示出惶恐紧张。因为非常紧张，竟致将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带在身边”。这里说“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内部关于“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刊物、传单和如何“推翻”的讨论集。警探于是认为抓到了共产党，把刘仁静一家人带到局里审问，后移送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得讯如获至宝，立即持公函把刘仁静调到该会审理。函称：“贵院寄押共犯柳鉴明。在侦查期间经敝会提出询问线索关系，倾奉中央电令为柳鉴明即共产党托派领袖刘仁静，案情重大，着敝会负责押解送京办理。”[56]“询问”结果，果然是“共犯”，于是，刘仁静夫妇先被转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国民党市党部从公安局直解南京。[57]

刘仁静在与陈独秀争论时，本来就认为只有经济复兴后才有条件搞革命，后来因受了陈独秀的多次批评和讥讽及青年托派极左派的压力，才勉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被捕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动摇起来。在国民党训政人员的开导下，重拾中国现在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宜进行革命活动的观点，国民党优待他，将其转入南京反省院，他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反省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做其他犯人的“开导”工作，出院后，投奔原“我们的话”托派骨干梁干乔主持的训练班，该训练班由胡宗南部所办，专门从事反共宣传并对投奔延安的青年进行“政训”。

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四个星期以后，在上海的托派组织，由于一个混进水电工人托派组织的国民党特务告发，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开会时，被一网打尽。[58]

托派中有人说两个外国人李福仁和伊罗生也同时被捕，因为他们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顿后放了。笔者曾把这个情况写进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国托派史》。现在看来有误。新发现的伊罗生向托派国际提出的《备忘录》中说：“G同志（即李福仁）与警方之间也发生了一点纠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们组织有关系，不过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为止，他们不曾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伊罗生在北平的活动由于刘仁静的被捕，北平警察多次上门盘查，现在北京档案馆里，存有多件盘查记录，但没有逮捕的记录。一是伊罗生持有美国护照，中国政府不敢轻易冒犯，二是可能听信了刘仁静的口供：“伊罗生当日曾辅助共产党工作，出刊《中国论坛》，现在已早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现在的思想及其论述对各共产党之工作情形不当之点，均有批评，故其现在只可云同情共产主义竟不满意于国民党，在客观地作一学识（术）上之探讨。”[59]他不久离华，回国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具体帮助、指导、审阅和修改，所以这是一本贯彻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国大革命史，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披露了中国大革命史的许多内幕。所以此著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尤其为反苏的西方国家所欢迎，也是中国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经典著作。

中国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击，使新中央重振组织的一系列计划和努力，又付之东流，组织又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李福仁想找到陈其昌他们，问问他们至少为了恢复一些实际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愿意合作。但是，李的思想很奇怪：等找到陈其昌时，李“对他声明：这是为了共同工作把组织搞活；但在政治问题上，他（陈其昌）的被开除仍旧有效”。[60]这哪是什么合作，简直是侮辱。于是，自然不欢而散。

幸亏这年夏天，王文元在乡下养病后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时刘仁静刘家良们合演的悲喜剧已经收场。易洛生走了。李福仁还在。领导机关根本没有，那时全上海大约只有二十余个反对派同志。大家觉得非重新组织不可”。[61]而陈独秀受了这次打击一点也不消极，把这次事件视为重振托派的好机会。王文元继续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似乎了解到一些中国国情和斗争的特点，主动与陈其昌及尹宽和解，经常与他们见面，也盼望组织能够尽快恢复，弥补过去冒失造成的损失。但是，开始时，陈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击，不太愿意出山。陈独秀则抚摸着“老毛子”斯大林及其来华代表们强加的伤痛，对“毛子”外国人李福仁在这次事件中的恶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谅，甚至“万分厌恶”，“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了解这种情况后，与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王文元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可惜的是，过去他的热心却让刘仁静的野心给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败事。”通过这次谈话，中国托派还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实身份，即并不是刘仁静等一向所说的“国际代表”，只是一个国际朋友。李向王郑重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中国，因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曾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所以，他得知刘仁静等一向把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非常气愤”。

经过这次沟通，以及伊罗生与托洛茨基见面后，托氏与李福仁及中国托派重新建立了紧密联系，李福仁与中国托派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对今后工作的进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王文元决心推动恢复组织的工作，他回忆说：“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的合作也谅解了。”[62]

王文元的回忆，与1980年解密的托洛次基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会议记录有点出入。这份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63]的档案表明：这次会议召开于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当选的中央委员外，还有原临委成员贺希、邵鲁。

因为这年8月伊罗生向托派临时国际和托洛茨基汇报时，曾按照史朝生中央决定，推荐列尔士（刘仁静）、史朝生二人参加即将成立的第四国际领导机构“总理事会”，由于托氏坚持陈独秀参加，变成了三人。但是，现在刘、史二人已经被捕，又传来了刘已经向国民党自首，进入了“反省院”，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于是，会议着重讨论了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问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福仁指出，托洛茨基虽然知道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其他同志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仍然坚持提名陈独秀”。尹宽坚决反对地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但是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其昌说：“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否选陈独秀同志进总理事会。第二个问题：陈独秀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应当只讨论第一个问题。”

蒋振东说：“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不能代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因此联系到他够不够当代表。两个问题一定得合起来讨论。”

李福仁指出：“创建第四国际的任务，不止包括布—列派，应该包括所有那些见到第二和第三国际破产而需要第四国际的人们……现在的目的是联合所有赞成建立第四际的革命派到一个组织里来。”他正式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即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提出：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列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说：“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议陈独秀作为总理事会候选，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建议。”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我们立场的方案尚未做出。这决议案只能简单地赞成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提名，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接受建议不需要加上什么保留。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投票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议案：“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但尹宽还是保留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得让全体同志们批准。”

然后，会议正式选举了新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李福仁为书记兼司库；宣委王凡西（负责出版理论机关报《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机关报《斗争》（周报），主编为陈其昌；组织委员尹宽。

尹宽为什么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强烈反对陈参加第四国际的总理事会呢？因为尹宽以前曾反对陈独秀1933年9月为托派起草的纲领，而在史朝生中央被破获后，1935年7月10日，陈独秀在狱中为即将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机构起草了一份纲领式的文件《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再次表示他对狱外托派组织的关切和企图遥控，但遭到了尹宽的强烈批判。

尹宽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长文章《评雪衣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64]和两封《给雪衣的信》[65]，痛加批判。

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陈独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极左主义之另一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又一顶新帽子，而且这个给他戴帽子的人，是与陈独秀一起经过大革命、转向托派、被党开除、促使托派由小组织走向统一的老战友、老下级。对于陈独秀来说，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文章总的观点是认为，陈独秀“右派接受无产阶级独裁的口号，但在实行上放弃这个口号即把它送到渺茫的将来，目前只是笼统的民主运动或国民会议运动。他们从反对直接夺取政权上，根本取消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从反对直接革命形势上根本取消了革命发展的一切可能的条件”。

从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来看，把无产阶级独裁“送到渺茫的将来”，是何等的英明见解。

陈独秀的许多政治主张，多从实际出发，较少考虑将来，将来到来时，他又会拿出新的对策来。但是尹宽却指责说：“在我们，苏维埃是目的，国民会议是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当作根本路线，把国民会议本身当作唯一可宝贵的东西。”他甚至还说陈独秀“专门扩大反动的局势”，完全抹杀革命发展可能的条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斗争，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国民会议’”。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份尹宽于1935年9月4日写的“万言书”与陈独秀的草案一起，以铅印小册子的形式散发，表明了新临委的整个态度。实际上，这是整个托派中央的观点。甚至与陈独秀关系最密切的原临委书记陈其昌，也以他一贯谨慎的态度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陈独秀的思想正在与托派新临委乃至整个托派酝酿彻底分裂。

陈独秀看了这份万言书后的气愤和厌恶，是可以想象的，他认识到他与托派内部占优势地位的极左派之间在革命性质与任务及“国民会议”口号问题上长期的争论，焦点逐渐明确地集中到民主的问题上。于是他对自人类由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发展史做了系统的研究。他在以“孔甲”笔名发表的《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66]一文中，得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陈独秀《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影印件

第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目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第二，“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第三，“不断革命”之真实的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第四，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文章表明，（1）他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强调民主产生于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人类从氏族社会以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即民主的“普世价值”；（2）他不再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共有的随着历史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文明成果；（3）1920年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更大的民主来接受的，并不否定和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包容后者，这个传统，现在又继承下来，所以他批判斯大林与考茨基把二者对立是“形式逻辑头脑”。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在执着于托洛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托派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被陈独秀讥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王文元回忆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个中国启蒙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的。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

王评论说：“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67]

鉴于这种情况，托派临委决定在机关报《火花》上，针对陈独秀的文章，开展一场关于民主主义的讨论。编辑部在前言中说，孔甲的文章登载以后，“已引起许多同志的回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使同志们和一切革命者对它有清楚的认识起见，我们认为应该进行一场广泛而公开的讨论”[68]。在这一期《火花》上，发表了四篇讨论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思想上的重新武装》，署名“学文”，与陈独秀的观点一致，并且对陈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与发挥。现在无法考证“学文”是否另有其人，如果如王文元所说，当时托派内部“没有一个人同意”陈的观点，那么“学文”很可能是陈独秀的又一个笔名。

“学文”的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告诉我们，说民主主义根本要不得，只有社会主义是好的。反之，他曾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为民主主义而斗争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可分离的。”民主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才有的，“莫尔干告诉我们，人类生来就是民主的，自蒙昧的氏族组织的建立，一直到氏族社会的灭亡，约十万年的长期，民主主义曾倔强的生存着。后来因为经过奴隶制度和封建社会一、二千年的腐蚀，它才湮没无闻。卢梭研究过罗马的历史。他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把民主主义从封建社会的埋没中发掘出来，力创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资产阶级藉助于这个发掘，于是来高揭民主主义，推翻了封建社会，但等到他们掌握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便连忙把它限于自己的阶级，这就是民主主义复活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种形式的民主主义虽然非常褊狭，但较以专制主义，已是一大进步。无产阶级的生长，自然不能以此种民主主义为满足。他必然要努力扩大它，使它发展下去，把它应用到自己的阶级和广大的劳苦群众之上，即是要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十月革命完成的就是这一种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亦即所谓人民大众的民主，这是民主主义复活后的第二阶段。”“由这种民主主义发展的历史看来，我们可以说，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亦即是民主斗争的历史。每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是由经济斗争为出发点，而必然发展为政治斗争，即民主斗争……”

“总上以观，我们可以说史大林学校里那些公式，只是些破铜烂铁陈丝杂草而已。然而不幸得很。我们这号称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竟还有人把这种破铜烂铁，当作无价法宝。他们口里唱着不断革命，心里却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说什么，我们志在夺取政权，对于民主主义，只能在某种时候，拿它与资产阶级对抗一下，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事业和任务。因之说那些主张作实际民主斗争的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取消派’（见商吉士的万言书及最近他的建议书）。还有人口头接受国民会议口号，心里却始终鄙弃它，把它当作资产阶级的议会，说什么国民会议只能够动员群众，不能作为夺取政权的口号，群众一起来便要把它去掉，将来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才能夺取政权……”文章最后说：“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这样：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并行不悖的。”并主张以这个思想“重新武装”托派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陈独秀在与刘仁静、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争论的同时，还在多篇文章批判商吉士（即尹宽）把“国民会议”的民主口号与夺取政权的“苏维埃”口号对立的思想。尹宽也有上述“万言书”应战的表示。所以，“学文”文章，很可能是陈独秀之作。还因为当时能批判尹宽者，除了已经入狱的史朝生等的“托派中央”外，只有陈独秀一人。

王文元以笔名“连根”立即撰文《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69]，反驳“孔甲”和“学文”的观点，指出对孔甲同志《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的某些观点“我都同意”，“不过关于民主主义的一般见解，尤其是学文同志文章中所发挥的，我总觉得太偏向于另一极端了。”他认为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专利品，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资产阶级会利用以为反对封建的武器，“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形之下，也能用以反对资产阶级。至于民主主义，就其政治的与经济的含义（即议会制度的统治方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等）来说，却仍不能不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强调说：“托同志说：‘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陈独秀看后，又以“孔甲”笔名发表《关于民主主义的几点根本思想》[70]，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思想，并批驳王的观点。

王文元继又写了《几点补充》，再次驳斥陈独秀，指出“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粉碎了旧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建立劳苦人民的民主，即苏维埃国家。

王文元的这些“老生常谈”，更显出陈独秀的见解不同凡响，并促使陈独秀在晚年把这个争论继续下去，发表了一系列更加尖锐的观点。

在以上关于民主的理论层面上，陈独秀与托派开始分裂外，在政治层面，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也酝酿着分离。由于当时发生日本侵略关内的“华北事件”，全国反日运动又趋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变了以前陈其昌临委的保守做法，较积极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特别是这年冬天发生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为中心的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时，华北的不少托派学生也参加了南下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请愿。此外，他们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名义，散发了大量传单，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能够有条件进行铅印，是因为他们设法夺取了原伊罗生主持《中国论坛》用的印刷机。据王文元说：新领导机关成立后，“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场。伊罗生本来留下一架小印刷机给组织的，但在史朝生等当权时出卖了，换来的一笔钱，也当作工作经费花去了。”那时他们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几个印刷工人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仅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够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来，以致鲁迅见了误会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肮脏的钱”来办报的。从此，中国托派组织摆脱了“油印时代”，进入了“铅印时代”。为了维持这个“印刷工场”，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这个工场起先由两个工人管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霸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于是，临委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李福仁化装成租界里巡捕房的“三道头”，邵鲁与另一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木架铅印机抢出。[71]

有了这架铅印机，托派的宣传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张1935年12月22日以他们散发的《告革命学生书》[72]中，在总结了五四与五卅运动的经验后，他们向学生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从事群众的革命运动，做工人和贫农的训练员”（这个口号与当时中共口号完全一致），并明确指出：“你们的运动只是群众的革命运动之发动，如果不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群众的革命运动，那你们的运动一定要失败的”；还指出反日斗争必须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相结合：“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之解放的斗争。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的军事专政。”为此，向学生贡献三点意见：一是“各校组织真正代表群众革命意志的学生会，并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以统一指挥”；二是“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三是“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最后提出15条口号，除“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和“第四国际万岁”，表示托派特色外，还有一条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中共正在酝酿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始发生对抗。陈独秀初期也是这个立场。

托洛茨基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流派，与斯大林派没有本质的区别。陈独秀参加托派内部讨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批判极左派，用的还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与被列宁批判为“叛徒”、“修正主义”的主张通过民主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上述陈独秀发表的众多讨论文章外，集中表现在1936年应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征文写的文章《中国的一日》中。文章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73]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没有民族的对立和斗争，因此也没有什么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以此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陈独秀一贯的方针是，双方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在某一问题、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动”或“联合战线”，反对一个屈服于另一个或一个政党加入另一个政党的“联合”。

7月1日，他以一个奇怪的笔名“鳦儿”撰写了又一个纲领性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74]用更明确的语言阐述上文的思想，开头第一句就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疯子。”接着他分析时局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深陷主要由英、日两国割据和争夺的半殖民地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引进日本帝国主义排斥了俄、德帝国主义势力，但日本却又成为英国的竞争者。“一九一八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企图吞并全中国，即在中国南方，亦不免要和英国正面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在中国资产阶级眼中，反对侵略，完成国家独立，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可怕的赤化运动，他们为镇压这一运动，最后不惜与任何帝国主义者合作”；而“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守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而“联甲倒乙的策略”“应用到无产阶级为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时代的战略，这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没有打击帝国主义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观点，后来被托派中的极左派发挥到极致，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动的”观点，接着他猛烈地抨击莫斯科和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表的《为两广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联合阵线”的策略，是与各种反动派合作“欺骗民众”，而不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他说：“中国史大林主义者，在去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不曾作任何解释，忽然由在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各团体、各名流（不用说杜月笙黄金荣也在内）、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号召所谓‘各界同胞’特别是‘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大家都应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心胸狭小的马克思和列宁，当然在醉梦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战略（据他们自己说是战略）！”“然而，在这一丢丑的文件中，丢丑还不彻底，因为还有‘南京卖国政府’、‘人面兽性的败类蒋介石……出卖我领土’和‘蒋贼’这些不合时代的词句，还是一个缺憾；果然不久以后，这一缺憾便弥补起来了，在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中，‘南京蒋总司令’的头衔，也赫然列入了。”

文章还严厉批评中共在五卅纪念示威中，“只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颇得英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当局之赞赏，他们这种反日亲英政策，和蒋介石及一切高等华人是一致的！”

文章最后指出：“工农劳苦大众是民主民族斗争的主力军，所以阶级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是不能分开的……如果照史大林派的办法，号召工农大众及急进的青年，和资产阶级、地主军阀、买办、官吏，团结一致。这只是团结一致的和平、镇静、退让、投降，而不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紧接着文章对托派讲：“这一宣传鼓动，乃是我们的当前任务。我们不能追随机会主义者，舍弃民众斗争的康庄大道，而希望出奇迹。”

可见，中国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经明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落后于正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中共。同时也说明，这时的陈独秀的“左”倾思想与他批判的托派内部极左派思想，不过是程度的不同。据濮清泉说，陈独秀的这种思想直到这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开始转变。开始传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蒋消息时，陈独秀“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凡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当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时，他“感到惘然。他又一次像儿童一样发出奇谈。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75]实际上，陈独秀已经感觉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确是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虽然慢于中共，但却远远快于托派其他人。陈独秀终于有了由反蒋反国民党领导抗日，向拥护蒋介石国民党领导抗日的一个转折。

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1936年，对于中国托派来说，还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斯大林诬陷为汉奸，同时也殃及陈独秀。

1934年12月1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走廊里被刺杀，凶手当场被擒，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包括凶手、知情人，一个一个被杀死，使此案成为千古之谜。以此为开端，苏联国内的这种大逮捕、大清洗持续了数年。

由于“莫斯科审判”本身是一个阴谋，所以，全部采取秘密审判逼供信方法，于是，关于托派，阴谋者很快就策划出一条“罪状”：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给俄国的托派“平行总部”一封信中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

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参与建党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即汉奸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根据苏联“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莫须有罪名，他们首先在巴黎办的机关报《救国时报》，连篇累牍发表诬陷“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竟然多达40余篇，有时专指陈独秀，出现满版“肃清日本汉奸陈独秀”的谤文。而国内各派无人相信，包括长征后首先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也如此。193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特别提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盟”，呼吁共同“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76]193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也在武汉地区发行），还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时评。这两件事，前者发生在巴黎《救国时报》大造“托陈派是汉奸”谣之前，后者则发生在这个造谣的高潮之中。说明在国内，包括共产党在内，“陈独秀不是汉奸”的认识是清楚的。

但是，政治斗争的肮脏就在于为了需要，可以不择手段。陈独秀不是汉奸，虽为国内各界所共识，但“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却很快被一些派别所利用。于是，不仅托派受害，其他政派也以“托派”为罪名，加罪于与托派毫无关系的政敌，甚至鲁迅也卷入其中。

随着日本侵华步步深入，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奉命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开始急转弯，号召全国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内，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鲁迅刚刚从“局外人”转到同情与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立场上来，而在《八一宣言》中，竟把杀人如麻、刚刚刺杀了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并时时威胁着鲁迅生命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也指明为联合对象，实在令鲁迅难以接受。于是就与周扬等人发生了一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

陈其昌了解到鲁迅与周扬们的争论之后，误以为鲁迅也是反对联合战线的，就以陈仲山假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送上托派中央机关报《斗争》《火花》等刊物，企图争取鲁迅。

其实，陈其昌这个行动有点一相情愿，因为一是鲁迅与周扬们关系弄坏，只是他与共产党王明派的几个人关系不好，特别是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几位“宿敌”；而他与整个共产党，特别是他与身边冯雪峰为代表苏区毛泽东派共产党的关系，依然良好。二是他与周扬们的关系，毕竟是“盟友”，大敌当前也不愿彻底翻脸。而且鲁迅对他们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确，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7]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在上海的执行者，初期虽有右的缺点，但大方向是正确的。鲁迅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基本上拥护的；他与周扬们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如他当时对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78]所以，鲁迅与周扬们的分歧并不是反对不反对联合战线的分歧，而是鲁迅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太含糊，会在联合战线中失去领导权，像大革命中那样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补充。

另外还有重要一条是，陈其昌的信是站在连陈独秀都不屑的极左立场上写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新政策”，说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ds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进而又自吹说：“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的斗争……几年来的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这显然是与鲁迅的主张背离的，鲁迅岂能同意？但信中却要鲁迅支持他们：“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79]

鲁迅是一个原则信很强的人，对如此不顾大局、赤裸裸地攻击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又吹捧、拉拢自己的信，他的厌恶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则派冯雪峰等人对鲁做了许多工作。所以，接到陈其昌信后，1936年6月9日，冯雪峰在鲁迅病重不能执笔的情况下，代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进行报复性反击。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质量好为由，怀疑托派“下作到拿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一面颂扬共产党：“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80]过去，此信一直被称为鲁迅“病中口授”，1993年，亲历此事的胡风发表回忆录《鲁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冯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81]

这封答托派的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鲁迅读信时，鲁“只是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实，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

王文元则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此事件后，“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82]

我始终怀疑王文元转述的陈独秀这段评价鲁迅的话，因为这与陈对鲁的一贯的评价不一致。吴稚晖一是陈独秀主持共产党时期最痛恨的“反共老贼”又是蒋介石四一二反共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二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特别是陈延年，是吴稚晖催促所杀。陈独秀再糊涂，也不会把鲁迅比作吴，实际上，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没变。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同时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如上述，鲁迅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鲁迅逝世一年之后，即全国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赞成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发表《我对于鲁迅的认识》[83]，对鲁迅做出他的评价，依然如《新青年》时期那样，赞誉备至：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狗，后来是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陈独秀说到鲁迅对联合战线的态度是这样的：“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1] 答吕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号。“抚”，原意为轻按，也有循据之意，即崇奉遵循。

[2] 天津《今晚报》2002年4月26日。

[3] 向宁：《堪称独秀 不愧风流——陈独秀联语琐谈》，未刊手稿。

[4] 陈独秀的题诗未署日期，但刘海粟的题记是“乙亥年十一月”应是阳历11月或12月。

[5] 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9页。

[6] 昌、文、涅：《我们对于目前我作的意见》，《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7]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8]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9] 工军：《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10] 《常委答复振东同志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内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11]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12] 区白：《对闽变的估计》，1933年11月29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3] 区白：《我们的不同意见》，1933年12月27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14] 转引自雪衣《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5] 列尔士：《福建独立之前途》，1933年11月23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6] 雪衣：《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1935年12月15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7]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8] L：《福建事变与我们的策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9] 雪衣：《我们走那条路》，《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0] 区白：《评雪衣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1] 列尔士：《经济复兴与民主斗争——答雪衣同志》，1934年2月3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2] 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

[23]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4] 顽石：《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5] 顽石：《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任务》下册，1934年10月22日。

[26] 《给雪衣同志的信》，1934年12月2日，托派内部油印小册子。

[27] 参见《坚决反对〈中国论坛〉上偷运反革命托洛茨基私货（提纲）》，《红旗周报》1934年1月；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火花》第2卷第4期，1934年5月20日。

[28] 纪它（陈其昌）：《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1935年2月6日，油印小册子。

[29] 这个大会是总部设在法国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该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各国著名的进步人士参加组成，如英国的萧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里久、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1933年9月，大会召开时，大同盟还派来了马莱、古里久组成的代表团。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是中共突击布置、秘密召开的，9月30日只开了一天。因此托派自然被排斥了。

[30]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火花》第2卷第1期。

[31] 顽石：《对政治“草案”和其他问题的意见》，1934年4月6日，《校内生活》第8期，1934年4月30日。

[32] 朝生：《目前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怎样健全和开展我们的工作？》，《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3] 朝生：《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4] 朝生：《给常委的信——论推动组织问题》，《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5]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1934年8月1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6] 《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7]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1934年8月1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8] 纪它：《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1934年10月8日，《校内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

[39] 朝生：《与反对派内部残余的官僚主义作思想斗争》，1934年8月12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40] 胡（文华）、朝生、王（振华）：《关于“提纲”与“草案”——并答复对“提纲”的批评》，1934年11月18日，《校内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

[41]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派集团的策略》，1934年11月25日，《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2]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3] 《常委书记为目前组织纠纷事告全体同志》，1935年1月19日，《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手刻油印小册子。

[44] 《雪衣给其昌、赵济、朝生的信》，《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5]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通告的日期是1935年1月20日。同时参见《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召开上海代表大会》，《火花》第2卷第7期，1935年4月。

[4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42～243页。

[47] 原名赵志诚，化名邵鲁，山东四水县人，1928年起在美商上海中国电话公司当工人，1930年经贺希介绍参加托陈派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负责该公司的支部工作，发展托派成员。陈独秀主持托派中央期间，负责《火花》等刊物的印刷工作。这次任新中央委员后，以做李福仁和伊罗生的司机为掩护。

[48] 列尔士：《关于经济形势及其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49] 《雪衣最近来信》，1935年1月15日，《校内生活》第13期。

[50]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51] 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手刻油印小册子。

[5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1页。

[53]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31～334页。

[55] 《建立》（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3期，1947年9月，手刻油印件。

[56]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1号，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6-4-198。

[57]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4号，1935年5月8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1-17-2590。

[58]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9] 《柳鉴明（刘仁静）口供——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民国二十三年度侦字第八号》，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藏：J186-4-198。

[60]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页。

[6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227页。

[63] 香港中国托派史料编辑室译发，1984年8月21日，复写件。

[64] 《肃清机会主义》，1935年9月4日，铅印小册子。

[65] 《给雪衣同志的信》，1935年11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66] 《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6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43页。

[68]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69]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0]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9页。

[72] 作者收藏的传单原件。

[73] 茅盾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茅盾是通过去狱中探望的汪原放约陈独秀写此稿的。

[74] 《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25日。据郑超麟和濮清泉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不少陈独秀用“鳦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将“鳦儿”的文章列入《独秀著作年表》。“鳦儿”即燕子、玄鸟。相传“陈”姓第一代是殷商时代的胡公。周灭商后封胡公于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号“陈”，首都宛丘。传说商是契的子孙，而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陈”的知识分子，常以“燕”“鸟”为雅号。陈独秀取“鳦儿”为笔名，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

[75]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7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第137～139页。

[77]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8]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9] 陈仲山：《致鲁迅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08页。

[8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10页。

[81]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8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38页。

[83] 《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与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鉴于这种危难的情况，陈钟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释外，还需要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1]

但是，当时的情势万分危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犯”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全国学界及国民党中原北大出身的一些官员纷纷奔走。最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2]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政府自己要找一个台阶下。这也算是陈独秀的又一个传奇。

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中说道：陈独秀原“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3]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找台阶下的托词。以为捧一下陈“爱国情殷”，他就会默认“深自悔悟”了。其实，这个说法与当年判罪理由自相矛盾，当年判决陈是“危害民国罪”，而现在却承认其“爱国情殷”，岂不自打耳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处理陈独秀出狱问题上的尴尬。

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形势的紧急，又有蒋介石的指示，执法当局也顾不得这些了。南京政府21日当天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司法院接到“指令”后，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4]

第二天，即8月22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宣称：“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实之词。照顾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罗世藩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必须更正。但是，一向“实话实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既没有像当年法庭上那样极力抗争，也没有像让他写悔过书那样强烈抗议，似乎是“默认”了。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怪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实，陈独秀认为，经过上次抗争和朋友帮忙，政府已经不让他写“悔过书”了，这次再拒绝“政府明令”，怕生枝节，遂争取先出狱再说。

于是，8月23日，陈独秀一生中最后一次出狱，出狱后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批驳“国府明令”中的“深自悔悟”。此信不长，文字精彩，是《独秀文存》之外的稀有佳作，全文如下：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八月廿五日[5]

本信寥寥数语，把国民党政府“罗织冤案”揭露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声明信竟被历史淹没了约半个世纪。接到此信后，《申报》馆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当年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陈入狱，可以说是“冤狱”，应予“平反”与“赔偿”。但是现在非但不如此，还造谣说他“深自悔悟”。陈的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如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认为是否发表此信，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另外，从邮戳上看，此信是在战局紧急的9月9日陈独秀撤离南京逃往武汉前发出的，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抗战最激烈之时，新闻热点已转向战况报道，而且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仅为一张半版面，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于是编辑部决定“暂不发表”。但是耽误到11月10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15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6]这样，陈独秀的这封信，在当时就再也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了。不过，当时因战争压倒了一切，陈独秀和人们也不在意这个问题：陈独秀是否默认了“深自悔悟”的说法。44年后，当上海《党史资料》杂志从博物馆中挖掘出这封信并披露时，人们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

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陈独秀这次出狱，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迎接，当然包括实际上已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的潘兰珍和元配所生的三儿子陈松年。商议后，陈独秀决定先住学生傅斯年家。傅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所所长；几天后，因附近房屋被日机轰炸，主人避难他去，又于月底移居到陈钟凡家。但南京已是日军轰炸下的危城，虽吉人天相，两度免难，也实在太被动，他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虽然作为文人，不能直接到前线去杀敌，但他有口，有笔，这也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于是在9月9日陈独秀乘轮船迁往武汉。朋友帮忙，最后落脚于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日。据王文元说，这住所原是一个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但颇有庭园风味，最适合陈独秀这类大文人居住。陈独秀在流亡途中，能住上这样的房屋，也比较满意。

回想武昌城1927年大革命后期斯大林第三国际给他的屈辱生活，陈独秀重返故地，感慨万端。后来他给友人诗中，曾有“不堪回首武昌城”一句，道尽心中的苦涩。现在，他要在这里独立自主地大干一番，以洗刷过去的屈辱。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

苏联一边大肆制造冤案，残杀异己，严重削弱国内有生力量，一边为自保，先后与法国、波兰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利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虽然意在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但对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中共路线的转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共以王明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后，12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瓦窑堡会议，结束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统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面对如此巨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情绪高涨。蒋介石国民政府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陈独秀见此，很受鼓舞。他先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说：“这一次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7]同时，他对抗战的前途也相当乐观，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还在南京时，他与胡适、傅斯年谈论形势，傅很沮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以半个多世纪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和观察，这样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的话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8]

陈独秀之所以对中国抗战有如此的认识，一是看到了由于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抗日，结局必胜。他多次留学日本，深知日本国土之小，资源之贫，想灭亡中国如蛇吞大象，最后必败。二是他对这次抗战的意义有了比“救亡爱国”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次抗战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9]，“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其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10]为此，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11]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承担这样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并有组织实施力量，就是全国要有统一的领导。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超脱于党派之外，他考虑的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12]他甚至抛弃大半辈子信仰的社会主义，“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13]

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他对国民党本身的认识，也与“九一八”“一·二八”时不一样了，不再骂国民党政府是“不抵抗”“投降卖国”的政府，而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14]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的陈独秀，一再强调“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15]。并且提议：“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6]。

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的确是个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虑个人的面子与得失，只从民族大义出发，满腔热情地号召人民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日救国战争，对国民党政府的有所作为表示一种很大的期待。

同时，他毕竟对国民党有着几十年的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也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暂住，显然是要与他谈“虚位以待”的事。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国防参政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防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17]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等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论调，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而在他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中，狠批这种论调，甚至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此情景，给陈独秀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训。

陈独秀率笔和曰：

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18]

可见，陈独秀政治主张有所改变，但他的硬骨头品性没有变。

其实，他所改变的也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与独裁的原则问题上，他一点也没有松口。所以，他在以上期待的同时，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19]在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全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20]在他的抗战纲领中，主张全民抗战，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21]

由此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把抗日与民主又结合起来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创建中共时，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争取“多数人的民主”一样。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贯穿他一生思想中的主线。

陈独秀的民主主张，说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没有变化，他对敌后游击战更给予崇高的评价：“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队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22]

但是，陈独秀期待的国民党实行民主抗日和全民抗战是不可能的。随着抗战的发展，他看到残酷的现实是全民抗战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国民党再次暴露出独裁专制的本质并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于是，他又由抗战初期的乐观论者，变成悲观论者，甚至“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连这篇文章的标题也用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23]

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蓝图，被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24]，等等。因此他的晚年，对国民党是失望的，而对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同时拒绝“回党三条件”

对于共产党，陈独秀也由反对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拥护这个方针。

如前所述，陈独秀一面与托派内部的极左派激烈争吵，主张在某一问题或运动中与非托派政治势力建立“共同行动”式的联合战线；一面又激烈抨击王明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类似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的抗日联合战线。但是，形势强于人，面对日本侵略的疯狂推进，甚至炸塌他的牢房的屋顶，终于意识到非全民族联合，难以抗日。他的救亡意识，终于再次压倒阶级斗争和党派之争观念，出狱后，即到中共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筹备处，向叶剑英、博古等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双方相谈融洽；后又与叶剑英单独交谈一次，向叶郑重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陈独秀转向托派以来与中共的八年对抗，以他的民族大义和主动行为，得以缓解。但中共反应，先是希望陈“回党”，[25]后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条件”，最后又诬其为“汉奸”，这使陈无比失望。

起初，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的名称，并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时，也并未对狱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发生叶剑英帮助罗汉寻找托派狱中难友王文元的事情：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踪影全无。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就请中共“八办”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大革命时期，叶、罗二人同受党的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叶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个监狱找了一圈，结果虽无着落，却留下一段佳话，使“顽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6]

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表示尊敬、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时评还注意到把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别动队的作用。”[27]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28]

从以上《解放》的时评文章，到周恩来对罗汉谈话中，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中共视陈独秀等一派主张抗日的人为“钦犯被赦”。但是，陈独秀被捕后，一直在家乡从事陶瓷制作业、为人憨厚老实的罗汉，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办”帮助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在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南京去武汉）的情况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议。叶剑英和博古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西北走一趟，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八办”林伯渠主任亲自接待，并电询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说：“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允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29]

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电后，毛泽东认为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但前提是：“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0]张闻天也这样主张。于是，二人签署向南京和西安发出了中央决定，同意陈独秀等在以下三条件下合作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31]这并不是平等的“合作”。虽然在当时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苏共的附属党，能这样对待中国托派已属不易。而不少学者竟然把此解释成中央要陈“回党”的条件，并把陈独秀在南京“八办”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和罗汉的西安之行说成是陈独秀等“要求回党”的表示，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合作抗日”与“要求回党”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陈独秀起初不知道罗汉的活动，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32]显然是等待结果如何，再做表态。博古恐怕“三条件”会引起陈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33]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34]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他认为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于是他写了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让罗汉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对中共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的纲领“并无不合”，提议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后董必武果真亲自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因为已有中央三条件，自然无结果而散。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其中之一是笔者）成立陈独秀组，专门研究陈独秀后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并且联络安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些对陈独秀前期历史较有研究的学者，分工收集陈独秀一生各个时期的资料，准备分历史阶段编辑一部长达几百万字的《陈独秀研究资料》，以供社会上研究者用。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一位叫黄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于是就请他写了一份回忆录，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他陪同周恩来等人去狱中探望陈独秀。

我们接此材料后，因为难以判断真伪，就由延安时期与胡乔木有交情的另两位同志出面，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请其向叶剑英求证，信的全文如下：

乔木同志：

您好！好久没见到您了，身体好吧，念念。我们在现代史研究所[35]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陈独秀问题的资料中，接触到黄理文的一篇谈话记录（黄原是陈独秀的交通员，“四一二”前后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后被捕，叛变），其中谈到这样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叶剑英同志由庐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来同志约黄理文（当时黄在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当秘书），陪同他和剑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关押的同志；下午，又要他陪同去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看望了陈独秀。恩来同志对陈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陈表示：“党的路线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陈还表示：“我愿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来同志听了很高兴：说：“这样最好，亲属也可以带几个人去。”临别时，周说：“我和蒋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来。你出来后，家里如没有别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请示报告延安后，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去。为此，陈痛哭流涕。

另据其它一些资料，陈出狱后，他本人及罗汉曾同叶剑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党工作”或“合作抗日”问题。但由于王明、康生回国后极力反对，康生并发表了文章诬陷陈独秀、罗汉是领取日寇津贴的“托派汉奸”，挑起一场论战，关系由此破裂。

我们认为，黄理文所述事实如何，对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政治动态，对搞清陈晚年同党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件事，现在只有叶帅可以证实了，但我们无法去请示他。我们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请您在便中请叶帅核实一下这件事，即：1937年8月，叶帅是否曾和恩来由黄理文陪同去狱中看望过陈独秀？黄理文所述有关陈独秀可去延安的谈话情节，是否基本属实？谢谢。

敬祝

健康！

附：黄理文的回忆录

（签名）

1981年1月21日[36]

此信发出不久，胡乔木回话说：问了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黄理文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此，我与林茂生教授共同编著的《陈独秀年谱》（1988年出版）没有收入这个内容。

不舍托派观点 深陷书生议政误区

极左派组成的已由彭述之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闻知罗汉上述行动后，极为愤怒，并迁怒于陈独秀，立即在1937年10月1日发表重要声明，宣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贯地认为，要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必须无产阶级起来，本阶级斗争立场领导全国民众，实行抗日。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战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37]可见，托派与中共确是你死我活地对立着。

《声明》接着说到罗汉之事：“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的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的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

罗汉当日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即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而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昨日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者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法转达也。”[38]罗汉的信与陈独秀一样，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无关，而且表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在当时回信上海，予回痛斥：“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乱骂史国（即中共与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39]

陈独秀在说这话时，实际上是十分悲哀与无奈的。当时中共已经是有几十万党员并有军队的第一大在野党，而陈独秀身边只有几个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他任托派中央书记时，也没有几个人听他的。这就是他说的“双方都有点东西”，而手中没有“东西”，如何与人家“合作”。罗汉的奔走，自然是自讨没趣。至于他说的“同一工作的对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装。当时除广东和山东个别托派分子曾自发地拉起过一小股抗日武装又很快被消灭外，连托派中央都无武装，陈独秀手中更无一兵一卒，如何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这是陈独秀离开中共后，第二次表示出要与中共和解，也是最后一次。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又没有成功。其实，这原是陈独秀一贯的思想，即在一定阶段、一个特殊问题上（即抗日），双方“共同行动”，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式的“回到党内”。这是因为在革命的理论和路线问题上，陈独秀坚持原来的托派立场（所以以上他说托派中央“骂史……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与中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

第一，他仍然反对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40]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41]

第二，他仍然低估共产党的力量，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由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42]他没有估计到占人口80%的农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组织起来，其力量足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出狱后，他口口声声自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是为了联系广大群众的一种策略，因为十几年的党派之争，削弱了国力，老百姓对党派之争十分厌恶，陈独秀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况且在党派之争中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不管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但在这封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还是一个党派主义者，还是一个忠实的托派分子，离不开那些主义的教条。

第三，他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还是从中国是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观及政治经济上“城市领导农村”出发，抨击中共“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声称：“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43]

在这个问题上，又表现了陈独秀的教条主义的偏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各国革命来看，的确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从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曾亲自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在北伐军的配合下夺取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谓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其失败后的南昌、秋收起义和广州暴动等，并一度取得胜利。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大国，由于城市中反动统治势力十分强大，共产党难以在城市取得胜利。

第四，他反对中共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方针。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44]。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在，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45]

“唯武器论”与“城市中心论”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改变了抗战初期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评价：“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战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46]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暴露出书生议政的弱点。他的观点，显然带有托派的偏见。

最后一次救国实践及其夭折

要说陈独秀一点办法也没有，倒也不是。他在书生议政后，决心要做一点书生从政的事，试验一种新的救国道路。

在对国民党失望以后，陈独秀决心要摆脱希望与中共“合作抗日”中的无力、无奈与悲哀，能使自己手中要有点“东西”，于是他与新来武汉的王文元协商，如何重新奋斗。王提出首先要在武汉办一个刊物。陈“立即坚决地否定了。他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而像上海托派中央那样，“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绝“没有出路”。[47]

陈独秀首先“嘲笑那种天真的看法：从抗战中可产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说，抗战失败的结果是丧失了工业城市，溃散了无产阶级。如果战争延长，西南一带在美国支援下，可能发展点新工业，但无足以抵偿东南沿海的损失；因此，在抗战中，他以为决不能爆发我们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爆发出来。（农民的骚乱）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这些骚乱便不可能生长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将来，变化是多的，城市与乡村的不满也将日益增长，可是谁能领导这些运动呢？据他想，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因此，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48]

从以上王文元零距离观察陈独秀思想变化的状况中，我们看到了陈对托派传统革命路线的否定，也对共产党农村根据地方针的否定。虽然与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不为任何教条主义所束缚。正如他当时对王文元常提到的列宁一个思想，认为列宁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与斗争方法。更可贵的是他强烈地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高估了第三种（中间）势力即民主党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国共两党反民主势力的力量。实质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地能够主导政局的中间势力。于是就决定了陈寻找“反国而不阿共”政治流派的努力最终失败的命运。

当陈独秀为以上思想急于寻找实践机会的时候，机会竟然出现了。

当时陈独秀认识了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七七卢沟桥事件时，打响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第一枪的吉文星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陈独秀对该部的爱国热情是很钦佩的。另外，这个军人还有一些特点给陈独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无任何不良的嗜好，更无军阀的粗犷习气，也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无力深感痛心；而且半年来在华北的抗战实践，使他深深懂得，不将部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汉口养伤期间，他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对陈独秀的抗日论著和演讲，自然也十分钦佩。因此二人相处十分投缘。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兵士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而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于是，二人很快就商定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以增强军队的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也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有关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及后到的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阀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

陈独秀批驳说：“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欺骗。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权’，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49]

王文元、濮德志终于被说服。最后，陈独秀与何基沣落实的计划是：陈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某某，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与马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50]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政治上也进行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工作。国民党在京沪战线溃退之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及抗日群众运动新的发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同时，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种情况是短暂的。所以，陈独秀利用自己历史上形成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和章伯钧、章乃器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企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以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为努力抗日，胜利后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51]

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因抗战连连溃退在国民中威望直线下降的时机，在武汉的中间势力中积极活动，并由宋庆龄襄助，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各个民主党派对中共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陈独秀认为“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必须参加这一运动，藉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

陈独秀联络中间势力，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他们去争取群众。但是，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遭到教条主义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坚决反对。他俩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为此，他们俩又提出要办一张“我们的报”，以便发表“我们”独立的主张和对同盟者进行批评。陈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重教条，太不懂政治，一点策略也不懂，与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已下，就坚定不移，不容别人置喙，或者胜利，或者头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让步，试着走走看。于是，陈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党、全国救国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的“四派会议”。陈独秀希望能进退自如，如果谈判成功，他再进一步出面；如果失败，他就不出面了。可是王、濮是何许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陈独秀的名望，到这个时候你还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后被拒绝。接着，罗汉来到武汉，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随后，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比较著名的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为了开辟一条有效的抗日道路，陈独秀真所谓煞费苦心。

可是，以上的军事谋划与政治努力，还没有结果，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何基沣这位非嫡系军人的活动，时时都在蒋介石特务的监控之中。当王、濮等人买好车票，准备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的时候，蒋介石果断地掐断了这根线，免除何基沣的师长职，“着毋庸回任”。这使陈、何的精心策划，顿时成为泡影。去请罗章龙，罗断然拒绝；而函请高语罕，高迟迟不予理睬。最后得到的是：来自王明、康生强加的“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虽然此事在社会广泛同情和陈独秀的坚决斗争之下，不了了之，但中间势力却把与陈合作视为畏途，纷纷离去。

就这样，陈独秀在1938年7月，在武汉失守之前，打发走王、濮、罗等，只身一人，进入四川，度过他孤独的暮年生活。这时，只有他的思想闪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动。就是说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家的生命随着武汉努力的流产而结束了。

由于形格势禁，英雄难展冲天志，万般无奈泪沾襟。

“汉奸事件”

——陈独秀与中共彻底决裂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制造的“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开始在国内起作用，除地方上的军阀利用这个罪名消除异己外，共产党内的肃托斗争，主要是在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开展的。在国统区，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托派，陈独秀首当其冲。

王明、康生回国时拿着莫斯科肃托的“尚方宝剑”，得知毛泽东的中央曾想与托派合作抗日，甚至传说要让陈独秀回党，歇斯底里大发作，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52]

早在中东路事件时，王明就发表长文，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大肆攻击陈的正确主张，陈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的“左”倾路线上台时，曾通过一个决议，又说陈独秀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陈独秀也未予还击。现在他指使同伙康生在武汉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长文信口雌黄地说：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53]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要说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质问这种造谣中伤的罪恶，并理所当然地把此文当作中共的主张，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首先，为陈独秀抱不平的最具影响的是1938年3月16日开始，先后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的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和梁寒操（均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公开信。信中指责说：

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是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且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此时王明正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他的领导之下，[54]见了九人公开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无理而愚蠢地进行反击，从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开始，指示《新华日报》连发数篇短评，说什么“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55]

陈独秀再也不能保持缄默，立即在当天写了一封《致〈新华日报〉的信》。信中叙述了出狱初期在南京和武汉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触情况，指出：

（他们）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见。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日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我）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56]

与以往爱冲动、发脾气的陈独秀不一样，这封信写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当有力。

《新华日报》没有刊登此信，但此信在其他多种报刊上出现了。围绕着以上康生诬文、九人公开信、《新华日报》文章、陈独秀的信，武汉各报纷纷刊文。这些文章大多为陈辩诬，指责中共，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对抗日阵营的损害甚大。当时日寇侵略极其疯狂，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后，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正同仇敌忾进行武汉保卫战，而康生的文章一度干扰了抗日的大局。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抗日阵营的力量。因为，陈独秀出狱后，已经声明以无党派的公开的身份出现，到处发表抗日演讲，连续发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历史影响，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人物，半年多的活动完全透明，现在把他打成“日本间谍”，这不仅是对陈独秀这位“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的严重伤害，也是对整个抗日阵营的损害。当时一份国民党的报纸社论说：“过去惨痛的事实（指党派分裂、内战导致日寇的入侵——引者），我们不堪回忆，以后的事体，我们也不希望再会重演，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大家能顾全大局”；“在这个国难严重的今日，我们还有什么可说？我们认定只有大家衷诚团结，只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融合各党派的势力集中救国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奋斗努力，始足以救亡图存。到现在倘使还不晓得觉悟，竟日终年的潜心于内部的摩擦，并且由内部理论的斗争而反映到外面来，我们觉得异常的无谓，异常的可惜”；“关于党派问题，最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个通知，希望大家少谈，以免影响社会人心惶惶不安，而现在又把这一套提出来讨论，这也是不应当的”；“关于目前这样严重关头，大家认定只有抗战才是死里求生的出路。今天一个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栋，书铺充斥，掛羊头，卖狗肉，破坏抗战阵线，混淆国家思想，这也不是抗战时期中所不应当有的现象。”该文最后写道：

我们认定大家既然许身党国，应当大家彻头彻尾的加以反省，“应该痛定思痛，认清敌友，戴罪立功；万不可稍存意气，重蹈以往的覆辙，骨肉相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时急矣！寇深矣！华北数十万方里之土地，已经被敌人侵占；东南富庶的资源，也已经被敌人攫夺；无数万的民众被敌人残杀；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我们还有什么心肠来闹内部无谓的纠纷！我们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57]

其实，中间人士敢于仗义执言者也不少，九人公开信中，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张西曼教授就是一人。他签署公开信后，曾给《新华日报》一信，强调说明他“为甚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的理由：他“在陈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认为陈独秀“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诚恳地表示“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危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众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但《新华日报》在3月19日却发表题为《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的短评，批评张西曼“态度是含糊的”，要张西曼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和表示”，气得张生病一场。

此外，著名人士长沙吴国璋也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从前有些人因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请求。现在日寇业已深入我国，我敢大声呼号，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再制造‘托匪’新名词，来增加国内纠纷！”文章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书报杂志中，时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词，说他们是汉奸，首领是陈独秀先生。我以为很怀疑，以为陈氏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首领，现在中共骨干许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绍入党并提拔训练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汉奸，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人靠得住吗？如果事出诬陷，则中共干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属负义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敌上言，则又未免陷于自相残杀的绝境。大敌当前，为什么他们要开这样大的玩笑？”[58]

第二，道德上对中共本身损害最大。王明、康生的诬陷，使陈受到重大伤害，如使其争取中间势力的努力付之东流。另外，中共本身在人们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威望受到的很大损害。因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民主党派中做统战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王明、康生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共的形象，正如当时一本小册子序言所说：

陈独秀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而原告共产党则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大政党，至所涉及的问题又是民族抗战中的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否“汉奸”）。以如此两造所引起的如此问题，自然有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而且关系一大政党的道德。假如陈氏果真是证据确凿的“汉奸”，则他的历史人格即最后破产；假如事实并不如共产党之所攻击，则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卸脱其有组织地迫害与诬陷异己之罪。[59]

而国民党的《大汉晚报》，发表署名文章带有轻蔑的口吻说：“凡人作事，应当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后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则绝对不会不失败的”；“我们是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国民，我们作人，尤应有泱泱大国的风度……切不可学习落后民族那种狭隘，残忍，刻薄，凶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类所应有的胸襟——以恨为出发点的胸襟；否则，人类社会只有一天天的开倒车，而仍然回到野蛮的原始社会去。”两天后，该报又发表短评说：“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见之争牵涉人我之争，或竟不择手段，肆意诬蔑，此则不足以言政治，徒损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诩革命党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叹！”[60]

第三，在法律上使中共处于被动。王明、康生当然知道，一旦“日本间谍”“汉奸”罪名成立，在当时立即就要处决的。在苏联时，他们亲眼看到许多中外著名人士，甚至那些与列宁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旦被诬陷，就处决了，而且根本不要什么证据。在中国，他们也知道抗战初期的王公度、张慕陶也并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军阀反蒋独立运动中，曾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桂系中的“第四号人物”，只是在全国形势逼迫下，桂系军阀转向“联蒋抗日”，但王公度不识时务，坚持原来的立场，再加上他在桂系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遭到妒忌，才被杀之。但是杀了之后如何向外解释，他们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给他按上一个“托派”的帽子。[61]特别是张慕陶，原是中共重要骨干，执行“左”倾路线而遭到失败，被开除党籍的，与托派风马牛不相及。之后，他投奔阎锡山，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动能力。中共领导的统战组织牺盟会，曾想争取他“归队”，为张所拒绝，于是张被戴上“托派汉奸”帽子。张从晋系到了蒋介石手下，蒋也拉拢他。最后终因他坚持“反蒋抗日”立场，被以“托派汉奸”罪名处决了。可见在中国也存在无须证据，诬陷其“托派汉奸”罪名就可枪毙的事例。这是苏联“肃托运动”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反复宣传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

于是，1938年2月，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抛出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以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大会的名义表示：“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干乔等汉奸匪徒。”[62]

当时就有报纸提出陈独秀可以“反坐”中共，变被告为原告：“指人为汉奸，固为一时快意，不知此举不惟有违政治道德，更触犯法律森严……吾不知法庭相质，攻讦者又将何辞以对？”“法律应予反坐”。[63]有人也明确地指出：政府有“惩治汉奸条例”，现在各报所讨论的陈独秀事件，“若他罪证确实，自当处以应得之罪；否则说他是汉奸的日报杂志等，自亦构成诽谤之罪”；“陈独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条起诉于法院”。[64]这使中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在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事件的另一个受害人罗汉，也发表了一封给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很长的公开信，以自己的经历，驳斥了《铲》文对他的诬陷，同时以抗战初期与这些中共骨干接触联系陈独秀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具体过程，指出博古曾对他说：“据我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点，故中央刊物近来已不把托陈并列一派。”后来罗汉责问周恩来，为什么在武汉出版的《群众》杂志署名汉夫的文章，竟加独秀以“匪徒”的称呼。“恩来兄说，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样，他的确曾经勾去，后来不知怎样又被手民误植上去了。”恩来又说：“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如何分野个人亦不十分清楚，不过我大约可以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等均属之……”[65]这表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陈独秀“汉奸”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

但王明、康生制造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事件，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66]以免事态扩大。在共产党内很有威望的老人、与陈独秀关系亦好的徐特立，当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也在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再加上武汉保卫战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纷纷准备后撤，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但是，由于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陈独秀仍耿耿于怀。他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67]可是，接着他流亡入川，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他即病逝于这个阶段中，没有得到“算总账”的机会，在很多人眼中他还是带着“汉奸”这个罪名入土的，可谓遗憾终身。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68]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在武汉，战局关系及周恩来等的努力，使诬陈事件未了。但王明、康生等在“汉口及香港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还令各国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继续进行诬陷工作。

1938年8月，陈独秀在重庆发表了《告侨胞书——为暹罗〈华侨日报〉作》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69]

这是针对当时受中共领导的暹罗共产党（实际是纯粹的华侨党）在泰国搞极左运动而言的。据当时暹罗共产党领导人欧阳会老人回忆：

陈独秀的文章是暹罗《华侨日报》社长“老丁”（李慕逸）回国拜访陈独秀后约陈写的。老丁是反共拥蒋的国民党人，与中共领导的暹罗华侨党斗争得很厉害。由于侨党一开始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活动的，发传单，闹罢课，宣传“打倒泰国政府”“保卫苏联”；“工人无祖国”，而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更严重的是与当地的黑帮势力结合在一起，成立“锄奸团”，对卖日货的商人，若不公开登报承认错误，并向延安捐款者，立即实施暗杀，而且天天杀人，而被杀者一般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把内战打到国外，造成暹罗社会的恐慌。暹罗政府因当时弱小，是被迫亲日的，对共产党极为不满，严厉镇压，但共产党以“抗敌救国会”“读书社”等群众团体的面目出现，政府也很无奈。老丁在“一二·九”时就写文章骂侨党扰乱社会秩序。但这个人是个老报人，办报纸很有一套，在暹罗很有名。当时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华侨日报》也联合办报。他负责报纸的“社论”和“华侨公园”两个版，侨党负责“文艺”和“生活”两个版。这次老丁组织了一个“战地访问团”回国到重庆，并拜访陈独秀，自然讲到了中共侨党在泰国极左闹革命的情况。所以，“陈独秀写文章时对我们在泰国的活动是很了解的，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我们极左错误的批评”。同时，老丁还办了一个《华侨周刊》，发表了回国时他们访问团与陈独秀的合影。

我们看了很震动。当时领导我们的中共香港侨委指示我们，陈独秀是托派，必须批判。因为这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地区。但是，怎么批？我们看不出陈独秀的文章有什么错，也不知道给鲁迅写信的“陈仲山”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领导上向我们提供三个文件：康生写的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的文章；巴黎《救国时报》上骂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还有鲁迅给陈仲山的信（骂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刊物）。党的书记刘石就找我们开会，说：“陈独秀是汉奸，老丁利用汉奸来骂共产党，我们不能不管。”于是，决定刘石、杜子贵、如心写三篇批判陈的文章。当时我们共产党是非法的，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批判陈独秀，于是我们决定用“读书社”的名义来进行。杜子贵是党员，但他以商人面目出现，专门做出版书的生意。如心是非党员，是教书的，但他文笔很好，写的诗和散文很有名，人也很正派。他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救国会，老丁找他来学校是为了冲淡颜色的，不要让我们把学校搞得太红了。于是我们决定让他来写批陈的文章。我的任务是在团里组织大家学这些康生等写的文件。

后来，如心来找我，表示自己不了解共产党，也不了解陈独秀，不愿写，说我是搞政治的，让我来写。我看他很为难，就把他的材料拿回来，我说我试试看吧。我们也有一个叫“我们”的读书社，刘石领导，我做具体工作。我也不了解陈独秀和托派，连陈仲山是不是陈独秀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用这些文件凑了一篇文章交给他。刘石是我们的书记，写了一篇比较有分量的长文章。杜子贵也是把陈独秀的文章断章取义，凑了一篇，说陈独秀散布亡国论。三篇文章写后怎样发表呢？老丁控制的《华侨日报》肯定不会让等于批判自己的文章发表。先打算在我们《中国报》上发表。这个报纸的后台蚁光炎是亲共的商人，华侨总商会会长，派他的秘书当主编。但主编是我们的党员，编辑也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认为文章在这个报上发表没问题。但这个主编看后很慎重，说《中国报》登，骂《华侨日报》，引起争论，这个事情闹大了怎么办？于是去征求蚁光炎意见。蚁说先不急于发表，把文章和材料都拿了去。我们想到还有一个读书社叫“傍仿社”，是几个人搞的。笔头很硬，办一个“傍仿”刊物，专门谈风花雪月、华侨生活，但这个组织从来不开会，很松散，我们打不进去，对我们敬而远之，与我在一起时喝茶聊天可以，开会不来。他们不谈爱国，不谈八路军。说到这些文章，他们把国内支持陈独秀的《扫荡报》等文章及共产党批判陈的文章念给蚁光炎听，蚁问二句话：“你们说陈是汉奸，有没有根据？”“政府有没有宣布？”我们说没有看到。这几个人都是同情陈独秀的。他们就说如果我们登，《华侨日报》来反对，我们再反过去。这样反来反去，影响团结抗战，多不好！蚁光炎说不登。

但是，刘石觉得这个任务不能完成，对上面不好交差！如果硬来，也不好，因为《华侨日报》社长很有名，社会上影响很大。最后想到还有一个《中华民报》。它的副刊《真言》一个月给我们一期，随便我们发表什么，出面的是我们的邱叶山。这个人原来是广东汕头共产党的，听省委指示，经常搞游行，结果暴露，逃到泰国。他说共产党搞得太左了，唱什么“地主分子杀杀杀，地主房子烧烧烧”。所以，到泰国后靠近我们，但组织生活不参加，脱党了。我们认为他不是党员正好。刘石派我与他联系，每次我把刘石准备好的稿子给他，他就发表。可是，这次怎么总不见发表。我就问他。他说他也不同意，压下了。但他对刘石不敢这样说，因为刘是我们的领导，他说是社长不同意。后来我问他，你根本没有把稿子给社长，怎么说社长不同意。他说你不用管了。后来我到香港探亲碰到他，他说他同意陈独秀的观点，所以不愿发表。

那么，这件事后来怎么解决呢？文章又回到刘石手中，他火了，说“他妈的，各家报纸都封锁我们的文章，不封锁陈独秀的文章。”我们在《华侨日报》上也有一个副刊，叫《我们的话》。负责人叫邱心婴，就让他想办法发表。这个人几次要求入党，刘石说你暂时不入党好，便于工作。这次接受了任务，他也觉得不好办。于是他对社长老丁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发表的陈独秀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老丁说：“好啊，那就让他们写文章讨论。”邱说：“不是讨论的问题。那些反对你的人都是‘哥们’啊”，说着用大拇指朝老丁的心脏指了指，意思是专门搞暗杀的“黑帮”，也就是我们的“锄奸团”。这下老丁害怕了，问怎么办？邱说：“我来组织几篇稿子，应付一下算了。”老丁说：“那你赶快去做吧！”邱就把我们的文章，删删改改，把尖锐的词都去掉，然后在报屁股上登了一下，就算了事。

从这个过程看，几乎所有的正派人，都支持陈独秀的，不愿意批判他。后来蚁光炎找人、找我们开会反复验证陈独秀的经历。特别是有一个叫黄病佛的人，对他说陈独秀主张华侨不要干涉人家内政，要遵守人家的法律，这是对的。蚁光炎在会上没有与我们说话。后来回国找到在香港的共产党侨联负责人之一连贯，他不说托派问题，而是介绍了陈独秀的观点。然后说泰国政府找了他（因为他是泰国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人归他管；国民党也找他，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泰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他说：“共产党搞得太凶了，天天杀人，商人都惶恐不安，因为你卖布，布是日本的，就说你不“抵制敌货”（因为泰国政府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准我们提“抵制日货”，我们就提“抵制敌货”），杀！如果你卖货给日本人，就说你是敌人，杀。我们就是这样天天杀。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很对。因为我们还为国内抗战募捐。但是泰国政府对蚁光炎说：“你们这样搞，我们政府还要不要。日本领事馆找我，我怎么说？你们提抵制敌货，我们已经容忍了，可是现在你们天天杀人，弄得太恐怖了。这是第一；第二，你们杀人不解决问题，因为你们中国人不卖日本货，泰国人卖，印度人卖。总之，你们这样做我很被动。你得管管华侨。特别是那个暗杀团，那是黑社会呵，是黑帮呵。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他们听你的，不要那么嚣张好不好。”意思是反对搞恐怖。可是当时我们的领导很赞成这一套，廖承志（香港中共侨委另一个领导人）称赞新加坡共产党“割鼻子”，对后来侨办主任彭国海（新加坡共产党领导人）说“你是割鼻子的能手”，而我们是干脆捅掉。其实，我们杀汉奸主要是杀国民党，虽然是国共合作，但看着我们、妨碍我们的主要是国民党。所以，我们讨厌国民党胜过卖日货的汉奸。

这个情况反映到连贯那里，连贯觉得这是个问题，批评我们说：“你们太左了，人家对你们敬而远之了，你们开会、募捐，人家就躲得远远的，不敢同你们接近了。”所以，连贯就通知我们立即停止暗杀团的活动。蚁光炎回来就是这个意见，说泰国政府对我们有意见。实际上这也就是陈独秀的思想，要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嘛。什么“汉奸”，人家都不相信，汉奸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当时我们批判陈独秀完全是受指示，受蒙蔽，太幼稚了。

锄奸团解散，我们在泰国站不住脚了，于是就我们全去了延安。我们曾经大力支援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募款捐钱，捐物，药品、汽车等，培训司机、收发报员等。但由于搞极左的“锄奸”活动，又公开批判陈独秀的华侨观，失去了广泛的同情，弄得在泰国立足点也没有了。[70]

对托派极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绪的回归

陈独秀在出狱后，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战，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在武汉开展新局面的努力，是违背托派的传统路线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强烈的抨击。因为他们依然教条主义地对待托洛茨基的指示。

中国抗战爆发后，托洛茨基与他的第四国际对中国托派的路线有明确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国际专门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71]托洛茨基在致友人信中，也指示，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72]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托氏更是极力攻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的致命的政策。”[73]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其他托派也都先后被释放，彭述之由于在托派运动中的严重争吵，不像郑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样与陈独秀见面，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已经成为日寇统治中心的上海，与陈独秀诀别了。这时上海托派只剩下10个人。他与另一个从监狱出来到沪的刘家良，一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诚（又名邵鲁，对外充当李的司机）。他们根据以上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托派的抗战纲领。

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更是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陈独秀斥责上海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转向托派以来，他与这种倾向做了不懈的斗争，写了无数的文字，实在已经倦了，现在终于有了摆脱他们的机会。

托派中最有理论修养、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与同志”的郑超麟，在1937年8月29日出狱后，曾到他的住处（陈钟凡家）看望他。郑明确反对他拟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休战”，并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认为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反驳了郑的观点，坚决支持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政策。郑很克制，没有与陈大吵大闹，因为他太了解陈独秀的脾气了，吵也没有用。于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一对从1924年以来在腥风血雨中结成深厚情谊的同志，就这样再也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把中日战争看作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战，应当采取“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而郑活到1998年，活了98岁，经历了19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的监狱生活，其信仰却始终未改。

陈独秀知道，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张和在武汉与何基沣师长的接触及与第三种势力的联络，必不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他一开始在南京和武汉“广泛声明”，他不再代表任何党派，并于1937年10月21日致陈其昌的信中，明确告诉了托派临委：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74]

陈独秀的这个声明，引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D.S.（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75]代表年轻人的托派中最极端的极左派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76]

当时临时回美国的李福仁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把他放出来的。[77]因为他听信托洛茨基的话：国共一合作抗日，就会杀死狱中的陈独秀，为此曾接受托洛茨基的委托，要在中国发起援救陈独秀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没有发起，陈独秀却安全出来了。

最后，临委在多数人的赞成下，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78]的提纲，严厉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

（1）“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又必须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

（2）提纲一面重申托派临委的抗日政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的而起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一面批判陈独秀“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同时，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3）“D.S.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的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4）愤怒指责陈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诬蔑，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5）“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即中共——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

提纲最后提醒说：“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D.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托派临委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使陈独秀深为绝望。他对他们已经不屑一顾。但他明白他们极左的根子在托洛茨基那里，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彻底的办法，直接向托氏写告状信。由于是向托氏写信，他又不得不用“我们”即整个中国托派的名义来自称，说明他还是希望托氏运用其声望来挽救中国的托派事业。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溃败的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微，因而对这种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微。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然后他列举自己在与托派斗争中对方的极左观点说：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甚至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作夺取政权的口号；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是他的心酸之处，他曾“出来纠正”，他就被说成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并一度被开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于托派的这种极左派错误，使斯大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汉奸”的宣传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但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未能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为此，他给托派的结论是：“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陈独秀把托派在中国的发展与第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他把中共与托派对比，报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然后他提出今后正确的工作方针及托派应彻底改变现状：“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数量众多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现时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79]

在这封信中，真实地表达了陈独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与希望：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对共产党农村斗争的轻视，和在武汉独立开创政治局面失败后，对托派极左派倾向的痛心及无奈中又有一丝希望。这种思绪与抗战初期对抗战形势的乐观，对国共两党的拥护，对托派表示“已不隶属”的关系，进而与中间势力的联络等思绪与行动，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一年的抗战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第一，他只反对托派的“极左派”倾向及托派领导集团，不反对托派组织。在信中，陈独秀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表示希望。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刘家良和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了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80]因此，他可以在实际上脱离极左派领导的托派，不接受托派临委的任何约束，宣称与其没有“隶属”关系，以至被人误会他已“声明脱离了托派”，实际上他一再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足”，更不能公开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极左”路线和政策，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陈独秀给托洛茨基信中，只批判托派极左派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传统的错误，这些错误也是他与托派的传统分歧。但在反对阶级联盟（如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的党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为基础等基本原则，与托派临委没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就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是非常错误”，因为“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而在给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视“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的中共，就是因为中共没有工人基础，不以城市为中心，所以，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这些原则方面，托派（即使是极左派）一直没有放弃。

第三，他想做“无党派人士”失败后的思想回归。抗战初期，他想利用在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公开身份的条件，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以换取公开活动的身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试图谋取合作抗日、为国效力的机会；接近中间的民主党派及军人，以谋取自己开创独立政治局面的可能。总之，根据当时复杂的局势，他需要观望、揣摩、尝试一下，决定新的朋友。如他对王文元所说，今后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81]。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82]

那么，他一年来的观望和努力得到了什么呢？

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

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怨恨，王明、康生等竟然无中生有，把他诬成“汉奸”。

三是那些中间民主人士太经不起风浪，如救国会、第三党等，国共一挤压，都离他而去。而且在“汉奸”事件中，为陈独秀辩白的九人公开信署名者林庚白，在《新华日报》一个无理的反驳后，竟然发表声明表示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83]这又引起一片讥嘲声。这说明他要团结“不拥国不阿共”的势力开创一片新天地，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这种悲凉处境，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尤其是1938年7月，他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只身流亡四川后，生活上又一次饱受磨难。正是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情谊的陈其昌长途冒险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给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感情和立场，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托派极左派小集团和解，也同样不可能。因为它不仅“没有发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是一种多么痛苦与无奈的心情。所以，他给托洛茨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从头做出”的设想，既是一年来努力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学术界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情况，证明陈独秀已经与托派脱离关系。刘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84]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85]

原来，刘仁静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处徒刑两年半、进入苏州反省院执行后，担任了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继续宣扬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发动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86]在狱中的陈独秀看到了老冤家刘仁静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

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资料时，在某单位档案处保存的“陈独秀手稿”卷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写道：“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87]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这个《启事》写于1935年11月17日。后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机关报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然后写道：“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叛徒，开除其党籍。”[88]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89]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蔑视：“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90]托氏对二人的态度，使刘仁静出乎意料。

刘仁静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来求助于老冤家陈独秀，如上所述，遭到了陈独秀的冷遇。

所以，陈独秀冷遇刘仁静，非但不能说明陈独秀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变节过的刘仁静再回到队伍中来。

果然，这位跳来跳去的刘仁静，在回到托派中来失败后，就公开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1939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就这样，中国托派中两位唯一见过托洛茨基、因此一度自认为是托派“元老”的人，八年之后，不仅重新见面，还都投进了当年他们发誓要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

现在再来谈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临委之一陈其昌（与郑超麟、王文元一样的不同意陈独秀的思想，但维持着对陈尊敬的情谊）在1938年秋绕道香港到重庆探望陈独秀并向陈展示临委多数通过的第一个对他的决议文件《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后，陈独秀写的，并托陈其昌带到上海，请李福仁转寄托洛茨基本人。由于当时东部大半个中国领土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陈其昌再绕道香港回上海时，已经是1939年1月。

上海临委的极左派，见到陈独秀向托洛茨基的告状信，气急败坏，立即通过了一个长达一万一千多字的第二个对陈的决议《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91]附在陈独秀信一起，进行批驳。

但是，这个批驳是那样无力，反而证明在事实上陈独秀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如他们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批判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在他们的刊物上还出现“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这对于外面曾经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好的影响”；但又辩解说：“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疏忽，一部分是由于当时的负责者中有一人还坚持保留这一口号以为宣传之用。”然后又自吹上述上海失陷后即1937年11月通过的托派抗战纲领（包括对中共的攻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但是根据过去俄国及中国革命教训，根据列宁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写给里维约同志的信）的意见相符，并且由中日战争一年余来的事实，也从反面证实了我们所采取的路线之正确”。

同时，《报告》也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抗战以多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能根据我们的政治路线去鼓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干涉这次抗战，转移这次抗战，以至抗战不断失败。”但接着又反驳陈独秀：“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诬蔑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像D.S.同志归咎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所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

报告在今后工作的打算中，一面坚持陈独秀批评的做法：“尽可能地经常维持我们的刊物出版”；一面又采取陈独秀的建议：“尽可能使组织接近群众，在工人及农民中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与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谊

陈独秀的告状信和上海临委极左派自我辩驳的报告，都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面前，要求“最高裁决”。这给一直关心着中国命运，特别关心着中国托派命运，而又远离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托氏来说，显然是一道很棘手的难题。

但是，托洛茨基已经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理论体系的革命家，对陈独秀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两点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

中国抗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与动向。他与托派临委李福仁的谈话与通信中，陈独秀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1937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约奥冈寓所接见李福仁时，曾要李回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根据他观察斯大林在苏联的做法，曾经“反蒋反共”而又在狱中的陈独秀有被处死的很大可能。特别是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92]

12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可见，托氏对陈独秀抗战初期一面表示“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一面不表示“脱离托派”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托氏不同意李福仁的陈独秀“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这是托氏最早提出让陈独秀到国外去的建议，而且态度极为诚恳和坚定。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这说明托氏始终看重陈独秀参加第四国际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第四国际筹备会的成员中，像陈独秀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确是凤毛麟角。

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仍认为：“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到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93]

由于通信不便，过了四个月，托氏才知道陈独秀在中国拒绝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而他的担心也被王明、康生等诬陷陈为“汉奸”，要求“枪毙”他而一度十分危险的各种消息所证实。于是，他再次极其郑重地给李福仁写信道：“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发生的要大一千倍。”

请看，由于得到了陈独秀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讯息，托氏对陈的热情得到巨大的释放，给予了陈独秀如此崇高的评价。

同时，陈独秀发表的“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声明被中国托派误认为是“脱离托派”的声明，对他表示强烈谴责，而托氏却表示充分的理解：“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容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94]

这封信后，由于陈独秀只身进入四川，与上海托派失去了联系，托氏有大半年没有陈的消息，因此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现在，李福仁终于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和临委的反驳报告寄到了托氏面前。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的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由于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即陈独秀——引者）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这句话表达了托氏的矛盾、无奈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他不可能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极左的，但为什么在中国的命运像陈独秀说的如此糟糕。他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比斯大林正确，但在中国得到的结果，却根本无法与中共达到的成果相比。他不可能像陈独秀那样批评中国托派，但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1932年9、10月间给陈的信和1937年8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95]

关于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临委的矛盾，基于他对陈的情谊和一贯的建议，认为很好解决，就是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来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托派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认为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更遂了他多年来要陈到第四国际来与他合作奋斗并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愿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点上还是不了解陈独秀：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祖国危难时刻，绝不会离开祖国。另外，托洛茨基在写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也被斯大林派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了。就这样，托氏的殷切期望没有实现，陈独秀少了一个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96]的文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又说：“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文章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

文章甚至认定托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真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上海托派临委见到托的回信后，对托氏在陈独秀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立场极为不满，他们又做出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97]驳斥了托氏对陈的袒护立场，不接受与陈独秀调和：“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而陈独秀“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报告》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这简直是耍赖皮了，其实陈独秀对他们的批判条条是真实的，而且是至始以来长期如此。就连《报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再次暴露出他们教条主义的特征，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这一点倒是说对了，但这不是陈的错误，却是陈的优点！因为陈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带有托派色彩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的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在这里，很有讽刺意味。以上观点，原本是陈独秀批判的刘仁静的观点，而现在却轮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托派这里反对的所谓“阶段论”，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的国家，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把托派坚持的“不断革命论”或“一次革命论”——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任务，分成两个阶级来完成。历史证明，陈独秀的“阶段论”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更反对托洛茨基的“调和论”。《报告》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同志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就这样，无论陈独秀或托派临委，双方都认为已经分裂。只是托派中的王文元、郑超麟、陈其昌、楼国华等少数人，出于与陈的私谊和一相情愿地认为以后时局变化，他能回到托派队伍中来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的“宽容”，反对对陈采取极端的措施。[98]为此，又是以“多数”通过的这个《报告》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的立场。”于是，托派临委本身，也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报告》最后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同时又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这表明，这次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王文元、陈其昌等人出于感情的“辩护”，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位宿敌控制的临委，又要演出“开除”陈独秀的闹剧。

[1]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2] 《汪精卫致胡适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 《国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司法院训令》训令第59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 上海博物馆藏。该信原无标点，但近年来有些书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加标点发表时，往往把“……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点成“……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内”是“构陷”之意也。

[6]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标题上的“出狱前”，应是“出狱后”。

[7]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8]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9]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第5页。

[10]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1]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12]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3]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4]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5]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亚东图书馆，1938。

[16]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向愚编《抗战文选》第3辑，战时出版社，1937。

[17]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1981年访问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

[18]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0]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1]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22]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2～33页。

[23] 《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3月，第31～36页。

[24]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

[25]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7年3月19日。

[26]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2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7] 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8]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9]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1页。

[31] 转引自《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3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4页。

[33]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8期。

[35] 当时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牵头，准备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现代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公章和经费已经拨下，但因没有房子，暂时留在北京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后因各种原因，该所未能成立。

[36] 打印件，未刊。

[37]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38] 《罗汉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中央档案馆藏。

[39]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40] 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1集。

[41]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广州亚东图书馆1938年印行。

[42]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著作选》，根据郑超麟提供给何之瑜编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日期，定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国1980年开放的托洛次基档案，该信英文件为“1938年11月3日”。经笔者查阅该信最早在托派多数派的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之一“附录一”上发表时，未刊日期。而根据托洛茨基回信时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转信给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来推算，陈其昌在那抗战风火岁月中绕道香港去四川，再从原路返回上海，那么，“1938年11月3日”这个日期，应该说是正确的。所以，郑超麟在笔者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上，进行了修正。

[43]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44]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5] 《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6]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8页。

[4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7页。

[4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2～273页。

[50]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3页。

[51]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4页。

[5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423页；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2，第191页。

[53] 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简称《铲》文），《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4] 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重庆人民出版社，1959，第3页。

[55]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56]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8年3月19日；《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57] 《以大局为生》，武汉《大汉晚报》1938年3月19日。

[58] 吴国璋：《陈独秀，汉奸？托派？》，《民意周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59] 雷宇同编《中国共产党攻击陈独秀等的反响》，广州新东书局，1938。

[60]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1、23日。

[6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页。

[62]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到大后方 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救国时报》第151期，1938年2月5日。黄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党员，也与托派没有关系。其实，张慕陶、徐维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干乔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组织统一后不久，即投靠国民党，这时也不是托派，更没有当汉奸。当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有些人还停留在“反蒋抗日”或“反共抗日”的立场上，于是，国共两党和其他地方军阀都借助苏联肃托旋风来打击或枪毙自己的政敌。虽然陈独秀已经明确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但王明及康生的锄奸部，还是要把他打成“汉奸”，并要求枪决他。

[63]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3日。

[64] 徐乐如：《最近陈独秀事件的法律观》，《民意周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65] 罗汉：《给周恩来等一封公开的信》，《正报》1938年4月25、26日。

[66]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1982年12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在武汉和重庆，与周恩来及陈独秀都有来往。

[67]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68] 《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1984年3月19日

[69]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欧阳会说：离休后我三次去泰国，刊登此文的暹罗《华侨日报》已经找不到了。

[70] 《欧阳会回忆录》，唐宝林整理，2010年5月。

[71]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272页。

[72]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国革命问题》，第351页。

[73] 托洛茨基：《伊罗生著〈中国革命悲剧〉序》，《中国革命问题》，第364页。

[74]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75]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28页，1946年托派多数派所印的油印小册子。

[76]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注释1。

[77]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8页。

[78]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7页。

[79]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数派油印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的“附录”上，取名为《DS给国际的报告》，但是没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陈独秀的部分遗著编辑成小册子《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时，请郑超麟回忆，注明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时，根据郑超麟的回忆，注明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国的王文元见后，告诉郑超麟，他在托洛茨基被刺杀后40年开放的托氏档案中发现：陈独秀写的原信，注明为“1938年11月3日”。于是郑写了《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是哪一日写的》一文（刊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进行了纠正。

[80]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4页。

[8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页。

[82]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3页。

[83] 林庚白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

[84] 史斌、苏晏整理《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79年3～4月，《党史资料》1981年第4期。

[85] 唐宝林整理《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22日。

[86] 刘仁静：《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3卷第21期。《半月刊》为南京反省院内部刊物，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7]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88] 《斗争》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89]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王凡西译，第74页，注4。

[90]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

[91]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10～20页。

[92]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注4。

[93]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1页。片山潜原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长期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94]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8页。

[95]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8页。

[96]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连根是王文元的笔名。1942年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王文元、郑超麟、陈其昌、楼国华为首的少数派。《国际主义者》是少数派油印机关报。

[97]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21页。

[98]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手刻油印件。

十九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引者）与我至好，我所学亦无以教人”。[1]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文字学上又有很深的造诣，怎么能说“无以教人”，说得谦虚，实际上有难言之隐：一是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泼给他的耻辱，使他挥之不去。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又是左中右杂处之地，中国式的“文人相轻”，像他这样政治上多次大失败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学去，不知会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谣来，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间谍”事件前，“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已经广泛流传。他虽然一再声明“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是，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在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政治集团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势下，他在大学里是很难待得下去的。二是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搞政党政治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

他也一再拒绝托洛茨基请他到美国去创建第四国际的邀请，原因如上所述不愿意离开危难中的祖国、要为救国尽一份力之和对中国托派的极左派倾向表示痛恶并因此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怀疑外，还有具体的困难：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高血压和胃病时常发作。同时国民党一直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批准他出国的可能，可以说绝对没有。老朋友老下级陈其昌等，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已到美国当大使的胡适，请他在美国的大学里谋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以免托派问题的麻烦。但是信发出后，未见回音。看来胡适也觉得不好办，或是太了解陈独秀，知道他不会离开的祖国的。抗战初期，胡适曾担心他在国内会有什么麻烦，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到美国写自传。但是，与上面同样的理由，他不去。在武汉尝试“新途径”失败后，王文元等人又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他也不考虑，他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监督政府抗战之意——引者）；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2]

何之瑜在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陈独秀“日本间谍”事件后，陈独秀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3]这个决定做出后，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4]这说明他之所以不愿出国，还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为。

陈独秀入川，可谓是一波三折。本来，他打算1938年2月入川，2月11日，他在给何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但是由于发生“日本间谍”事件，他被迫耽下来。6月16日，他准备乘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5]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给了商人吴向荣，其儿子吴季严一直跟随陈独秀革命，又一起转向托派。所以，陈独秀离家后，一直与这位姐姐关系很好。这样，就拖到7月初，他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包的专用轮船上行四川。

陈独秀受王明、康生等无端陷害，却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垄断的。陈独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吸取不少营养，使他在思想上获益不浅，生活上也得到许多帮助。“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组织”的陈独秀，现在只有依靠这些新朋友了。如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并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周钦岳根据中共的意见，又希望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东西”！[6]但是，陈独秀是一个天马行空，言论不羁的人，他7月2日一到重庆，就在27日写就上述《论游击队》，继又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并做演讲，影射中共。

陈独秀“安抵重庆”那天，周钦岳、高语罕等前往迎接，暂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7]这是禁烟委员会李仲公的办事处。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等为他设宴洗尘。这说明，他出狱后为自由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行踪仍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着，与托派也是藕断丝连，但毕竟走出了党派的阴影。然而，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后，又成为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地狱和国共角力的战场，政治上更少民主和自由不说，经济上的重压也很难让陈独秀一家长期生活下去。再加上重庆天气闷湿，很不利于他的日益严重的高血压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区逃难民众集中此地，已经很难找到他合适的住处。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短短的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到距离重庆上游水程约180里的江津县城。[8]高语罕说，他本不愿意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时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9]

江津当时约有80万人，是川东一个大县。由于日本侵略，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大批难民逃亡到这里。原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给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迁到此地，收容沦陷区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和学生。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形成一个“小安徽区”的氛围。陈独秀因这种非亲即友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即继母谢氏，陈昔凡之妻）及三儿陈松年一家几口，流亡到此。靠了朋友的照顾，陈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但陈独秀的境况仍然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指原来说好，到江津后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事先对邓妻工作没有做好，人到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同情，才在一客栈暂栖下来；8月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实为客栈）房东怜悯，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叹道：“出门之难如此。”[10]

过了几个月，做通了邓仲纯妻子的工作，再加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勉强住进邓初开的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初夫妇分住一宅。由于曾遭“闭门谢客”，再次进入，陈独秀精神上的不快与别扭可想而知。很快，潘兰珍就与邓妻闹起矛盾来，又不得不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长黄鹏基的帮助，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县城约20里的偏僻山村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直到去世。但他由于与邓仲纯的情谊深厚，又常去邓的医院治病，石墙院可能不通邮或通邮困难，他的晚年通信地址，始终是“黄荆街八十三号”。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他给杨鹏升1939～1941年间的40封信，写的全是这个地址。

陈独秀入川，可以说是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雪上加霜的事还不断袭来。首先，在邓宅时，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谢氏去世，使他无比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甚至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11]

其次，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师长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在给友人信中说：“弟前在金陵（即南京——引者）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并专门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文章叙述了他与蔡先生的交往和“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精练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两大精神：一是“大事坚决而又温和”精神：“一般说来，蔡先生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二是“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这“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文章还借题发挥，有力地批驳了流行至今的所谓五四运动“废弃国粹与道德”的无知与毁谤，指出：“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炉中，合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的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这种“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文章精辟地指出：“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的无耻的小人”；但是，“道德是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

陈独秀描述的这个“国家高喊道德”的状况，太令人深思了。

文章最后，对亲自指导的五四运动又有高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是对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好概括。

再次，这年春天，正在陈独秀为蔡元培逝世而悲痛之时，他又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约40里的住地油溪镇，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唯其二人还在，但是都被老与病相缠，相见相别，两情依依。不料想，至6月，就传来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怀念伤感不已，做一首五言长诗，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回想今年春天，他去看望大姐，分别时似有永别之兆，“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如同早年写悼兄诗那样，陈独秀善写这种五言长诗，怀念亲人的去世，诗意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如王森然所说，“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13]却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说：“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欢喜随便谈谈，或是说笑话。有些不知他的人，以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实他是极和蔼极亲切的人，又有热情，不过负气，好闹脾气，但事过也，就若无其事的。我见过他和朋友因说笑话或顽皮而致变脸而致相打，然过了一天又和好了。不过这是些极相好的朋友。”[14]特别是晚年，这一面更加突出，而且带有伤感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和政治的压迫，没有压倒陈独秀，但亲友的一个个去世，却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听到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老”了。他在给赵济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15]但如老骥伏枥，他又不甘心，出狱后仍在武汉为抗日救国奋斗了一阵子，结果受到“日本间谍”事件和国民党解职何基沣两方面的打击，又与极左派占多数的托派组织准备做最后的决裂。在当时国共两党主宰中国命运，民主党派左右摇摆的中国局势中，他一个口口声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个人，又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送走王文元时所说的半年后到大后方打开新的工作出路的期望，已经成为水中月、梦中花，只剩下一支笔和自己的思想了。但是，现在不是五四时代，用笔和一份刊物，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以招来千军万马，掀起惊涛骇浪，改变祖国的命运；现在是枪炮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抗日战争时代。于是，他感到自己被置于一种多么无奈又多么无能的地步。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时代革命低潮时曾有过的志不遂愿的“屈原情结”。1941年7月，他在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也激动万分，作了一首诗给魏建功曰：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悲愤自己像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生，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被诬陷，至今又流亡到江津这穷乡僻壤，“凄凉”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没有了。若是这样屈死在他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但是，他还是庆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愿随波逐流的风骨。一天，他与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同乡好友葛温仲的长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他浓浓的乡情，赠诗曰：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6]

“疏狂”，这是对他本性及优缺点的高度凝练，即曲高和寡，既有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的英明，又有脱离群众、拒绝世俗之遗憾。这是决定他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性，也是构成他一生如此精彩、如此大起大落的悲喜剧结局的根本所在。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更表示了自己终老也要保持磊落倔强之气：“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持；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17]

还是1940年，大姐去世不到两个月，“乡下盗风大炽”，灾难也落到他的头上。大概盗贼听说他是个大名人，一定有财，8月2日，“窃去衣被十余样”。[18]盗贼是所得无几，陈独秀却损失巨大。因为在武昌时杨鹏升送给他的心爱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晚年专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学著作草稿被盗，使他十分痛心。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他的心爱文物，“去如黄鹤”。[19]

在经济上，由于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年迈、战争的环境，他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职业。但同时，正因为他的名人身份，又做过北大文科学长，有一大批学生在国民党中做官，他与国共两党的恩仇，特别是最后因“日本间谍”事件与中共的决裂，使他入川后的经济状况，变得相当的拮据。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他的经济来源，除了有时报刊上（如《政论》《抗战与文化》《中央日报》《民主与统一》等）发表一些文章，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收入之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北大同学会经常给他一些生活费，有的说是每月300元；大姐家在陈独秀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姐夫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

杨鹏升与晚年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如果没有“文革”劫后幸存的陈独秀给他的40封信，人们不可能知道在陈独秀众多朋友中还有一位如此肝胆相照、侠义感人的好朋友。

杨鹏升，四川渠县三汇镇人，比陈独秀小21岁，两人是忘年交。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就师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陈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五四运动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杨鹏升留日归国后在国民党军界任职。但与国民党中一些军政官员一样，党派之见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情谊。说来真巧，1937年，陈独秀辗转流落武汉。稍后，杨鹏升也因得罪蒋介石被调往武汉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办公厅主任。杨费尽周折找到陈独秀，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就是那所桂系将领留下的庭园。其间，两人过从甚密。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四川，杨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迁至江津。据史料记载，两人虽同在蜀地，却从未见面，只是以书信往来。1939～1942年，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三年，写给他的信竟达40封之多。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表现出陈、杨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从信中看到，杨鹏升得知陈独秀自到江津后生活艰难，先后6次给他寄钱共45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最后一封信是陈去世前两个月的1942年4月写的，对杨多年的资助，陈表示“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辞世后，杨鹏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20]

到江津后不久，陈独秀还得到一个重要的朋友罗宗文。1940年9月，罗才调任江津县长，到任之初，照例拜访当地知名人士时，因而拜访了陈独秀。略事寒暄后，面对国民党地方官员，陈十分关切民生问题，首先问：“现在米价飞涨，怎么办？”可能陈知道罗在邻县永川花费大力气，把米价控制住，从6月到9月，一直保持稳定，军民相安。罗说：“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县将当地粮价压到7月半的水平，不许自由上涨。”陈说：“压也不是办法。”

大约半个月后，陈独秀步行两华里到县府回访罗。罗回忆说：陈老坐下后说：“孙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孙哲生即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在中央纪念周做过《抗日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其中说到重庆的米价，已涨到150元一担。如果粮食由国家来经营，操纵囤积等弊端就会一扫而空。报告在报上发表了。陈接着说（大意）：“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很小，是小农经济，每年秋收以后，自己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罐罐坛坛，都是他们的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一部分出来，自己设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运到邻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动员，肩挑背负，运到邻近的米市去卖，然后买回所需要的油盐、农具和其它日用必需品。这就是说，他们的家，既是仓库，又是粮食加工坊；农民既是仓库保管员，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运工人，又是销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国家来包干，既要修仓库，又要修加工厂，又要组织运输，又要设店销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哪里是容易办得到的啊！不比在苏联有集体农庄，美国有大农场，是机械化耕种，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罗当时听到他的一番言论，颇觉有道理。可见陈独秀对农民和农业社会了解之深。[21]

此外，近年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骅档案中，还发现了这位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保存的，因知陈独秀生活艰困，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以朱家骅名义与陈独秀的六封通信，其中于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后三次向陈独秀资助1000元、5000元、8000元。这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陈独秀，告有此三项资助，并派张国焘送去；两封是朱与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通信，陈布雷告诉朱：“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朱则报告已派张国焘转赠。最后一封陈独秀给朱的回信称：

骝先（即朱家骅——引者）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转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一月二十九日 卅一年[22]

在此之前，有学者根据郑学稼所说，认为陈独秀晚年曾明确拒绝国民党官方甚至蒋介石的资助。郑说：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在这笔5000元的问题上，到底是朱家骅和陈独秀的信上说得对，还是郑学稼说得对。或者还有另一笔5000元的资助，陈拒绝了？因为陈独秀回朱的信中，没有明确说收到的款额数量。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经办人也有郑学稼类似的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24]

这就说明，原先以蒋介石的名义给陈独秀汇过5000元赠款，确是被陈拒绝了。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3月6日朱致陈独秀信告知资助5000元的信、1942年1月27日朱致陈独秀告知资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朱致陈布雷报告8000元将“以弟名义”转送陈独秀的信，三封都还加了“密”字，说明赠送者不愿意让陈和外人知道这两笔资助款的来源。否则，陈若知道是国民党官方或蒋介石所赠，恐不会接受。朱家骅原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北大的同事，教授德文。这三笔钱，若以其个人名义资助，而且赠送时写的信又极为诚恳，陈却之不恭，才接受了。然而，陈可能不会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钱的来源，所以收得很勉强，以至表示“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可见陈当时心中的苦涩。

这种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别人近乎“施舍”度日的状况，极大地刺伤了陈独秀的自尊心。

再次，朱家骅、陈独秀信中所述的赠款数与何之瑜的记录有出入。照顾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未刊稿）中记载逝世前的医药费收入部分：第一笔就是蒋先生5000元[25]，第二笔是朱骝先先生5000元。这就与朱信中的那笔钱对上了，也证明郑学稼、许伯建说的那笔被陈独秀退回去的钱是另外一笔。另外，何之瑜的记录并不齐全，因为杨鹏升的赠款一笔也没有记录，看来有些赠款未经何之瑜之手。

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得到这些“巨额赠款”，说明他的生活并不贫困。但是，正如上述陈独秀与江津县长罗宗文接触时所说，由于战争环境，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这些赠款又像打水漂一样飞去了。据时人回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办过23个国立中学，收容敌占区和交战区的流亡学生。当时的国立中学都实行公费制，学生有饭吃，伙食费随米价涨而涨，没有下落过：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是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涨到了每月133元，大涨22倍。[26]陈独秀在致杨鹏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记载：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说：“此间米价30余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讨伐又加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这年12月23日函称：“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规，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即因“山中大寒，盗风又大炽”，临时移居江津城——引者）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称：“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

这年11月2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说：“此时弟居乡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数倍，如何可支！”而且早在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说过：“物价如此高涨，吾兄每月亏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陈独秀为了不再连累朋友的生活，曾产生过“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费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虽然朱家骅的资助1941年增加到了5000元，1942年又资助了8000元，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医药费的开支。有时亲友接济不上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进了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房上无天花板，下面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

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的肠胃病和高血压更加恶化。1941年冬，米价大涨，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以诗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尾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27]

1922年欧阳竞无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而“贯休”是唐朝一高僧，称禅月大师，善诗，兼工书法。其书人称“姜体”（他姓名姜德隐），自成一派，得到后世许多名家的赞赏。他也曾入蜀，并有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表示他老年只有一瓶一钵的清苦。陈独秀写此诗，自比贯休，不仅被疾病折磨，不能亲自上门拜访，而且“生事微”——家用匮乏。快过年了，家家都备足了猪肉和鸡鸭，而我只得向你借《武荣碑》来解解馋了。

他的安徽同乡老友朱蕴山，听说了这件事，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受周恩来之托，劝他到延安去。他都未听从。所以，他逝世后，朱写诗曰：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到他去世的那一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势海拔较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终于使他做出了移居贵阳的决定。在1942年1月9日和2月1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都提到这件事：“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以病体不胜跋涉”而作罢。而在这两封信之间，即1月27、29日，恰有朱家骅赠送经蒋介石“谕示”的8000元，使他也暂时有了经济上的支持，没有冒险去贵阳，直到他逝世。

陈独秀晚年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亲友都来帮助他，资助他，但是，他并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28]。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陈独秀主持中共时期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后被捕在一次陪绑的假枪毙中吓破了胆而叛变的任卓宣曾汇给他200元，很快就退回了。陈说“你比我穷”，任不解。其实此话意味深长，乃指人格而已。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音韵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曾得到预支稿费1万元，因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书名纠纷，未能出版，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对于朋友的资助，他也尽量写一些字联和诗词赠送。他的书法，特别是小篆，很有名气，一纸难求。北大同学会先后派罗汉（罗汉在1940年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时牺牲）、何之瑜照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还每月补贴他300元生活费。这对于陈独秀晚年生活的稳定，非常重要。陈就把他的书稿《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生活是如此艰难，尤其是对这种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状况，对他这个早年提倡“独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尊性极强的名人来说，[29]精神上带来无比的痛苦。在致杨鹏升的一系列书信中，充满着这样的字句：“由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严转来汇票三百元，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独秀名字的信笺信封时，又说“屡承厚赐，何以报之”（1940年4月7日）；还有在接到千元兑票时说：“屡承吾兄挂念鄙况，既感且渐，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给杨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说“复觉惭愧无状”，“且感且惭”（1942年4月5日）；等等。

对于这样的日子，一般人早已愁闷至极，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历经磨难之人，屡受迫害、打击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枪毙的威胁也经受过。他却善于苦中寻乐，如有一次还题写李白的诗赠友自嘲之：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30]

在暂居郭家公馆时，曾与早年同乡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陈给胡写诗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31]

日本侵略造成了国破家亡，人民受尽苦难，但大自然还是那样美丽，让人贪晚眺望，暂时忘却了乱离中的辛苦。

陈独秀书岳飞《满江红》

对于因形格势禁一时难以进行革命活动，他也能释怀。在石墙院，除了老友邓初医生常来看病外，还有一位为他看病的程里鸣大夫，时间一长，两人相交甚笃，无话不谈。有一次程笑着问：“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表示：“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摇头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于是，陈独秀为程写了以下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

好花看在半开时。[32]

真是妙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不能亲身参加并领导革命和抗日战争了，但是我所从事的革命运动，像“美酒”“好花”一样，已经是“最美好的人生”了。

其实，他的精神丝毫未颓，爱国热情也仍旺盛。在家徒四壁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就是他写的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早在武汉时期，他还给友人题赠岳飞“满江红”一词（解放后，收藏者怕招祸，把陈独秀的署名处理了）。

另外，他的贫病交加，也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好学、博学的品性，更使他博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上述江津县长罗宗文说：“他的字写得很好，我十分欣赏，我调离开江津时，求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正之，独秀。’下联是为罗饯别的意思，但上联之意甚深，在于近而求诸远：当时全国有志之士，都涌到西南，坚持抗日战争，艰苦异常，都渴望早日胜利，从西方班师回到各自的家乡。“《散氏铭》共仅350字，要从中选出10个，集成一联，既反映群众渴望抗战胜利、结伴还乡的心情，又突出群众为我饯行惜别的深情厚谊，信手拈来，联成妙对，足见陈老国学功底的深厚。”[33]

同时，陈独秀对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如《新青年》时期一样，还是倾注着满腔的热情。1939年，他得知苏联斯大林与德国希特勒签订协定后，曾作长诗《告少年》，强烈谴责黑暗势力，“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34]1940年，17岁的张定从重庆坐船去江津上中学，看到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那是陈独秀一生最倒霉的时期：既不容于共产党，更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和打压，不得已来到江津凄度风烛残年。少年张定崇拜陈独秀，顾不得什么就上前求教，还请陈题词。陈独秀在张的日记本上写下“中国少年，少年中国”八个字。船靠岸后，国民党军警进行检查，发 现张定携带一些进步书籍，并曾与陈独秀交谈，随即将他进行拘留。在审讯时，张定徉说要给国民党军部打电话。警察问何事，张定说：“找我爸爸。”警察一听怕惹不起，便把张定放了。张被释放后，又找到陈独秀，要去革命。陈耐心地劝他：“要革命也不能不读书，还是要好好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35]于是，张定决定继续上学。张定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骨干，50年代起在团中央等机构工作，追随胡耀邦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如前所述，陈独秀学识渊博，在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有特殊的爱好。每当政治上受挫，他就专心致志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又与各政党脱离了接触，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无能为力，只是偶然对国、共、托三党及战争形势发表一点看法，主要精力是进行最后的文字学研究和撰述。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实庵字说》。“实庵”，即诚实的小草屋之意，完全是文人的自谦词和雅号。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对汉字的逐个解析，但侧重于有关联谊词的释例。完成之后，就全面研究每个汉字的形成规律与音、形、意的组合特点，以帮助人们“识字”。因为了解了这个字的形成历史和特点，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识字初阶》。但此稿在狱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此稿，并改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与进行政治运动一样，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也贯彻着明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古更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精神。研究与撰写《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是这样，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也是这样。“小学”是古代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合称，陈独秀一贯主张二者统一起来研究，形、音、意不应分割。正如他在此稿《自叙》中说：

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出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到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一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

因此，当《小学识字教本》（以下简称《教本》）完成上篇时，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36]其“老骥伏枥”的精神跃然纸上。

过去，笔者认为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只是他一生政治运动之外的一种爱好，现在看来乃浅见，实际上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五四时期要求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37]

从学术和他的历史上来说，陈独秀撰写此稿的原意是想汇毕生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的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此乃是他大革命失败后竭力鼓吹汉字拼音化运动无人响应后的另觅蹊径之为。因为，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三难”问题，但是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总是孜孜以求。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从目录上看，《教本》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字根及半字根”，共分10章：（1）象数七字；（2）象天十五字；（3）象地三十二字；（4）象草木五十七字；（5）象鸟兽鱼虫八十二字；（6）象人身体六十三字；（7）象人动作六十七字；（8）象宫室城郭四十字；（9）象服饰二十五字；（10）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五字。

下篇是“字根孳乳之字”，分两大章：（1）字根并合者，（甲）复体字六十三字；（乙）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丙）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2）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

从存稿和何之瑜的注明看，上篇545字，全部完成。下篇的（甲）复体字和（丙）象声字部分，也完成了，但（乙）合体字部分，只写到第112个字“抛”字。何之瑜在此处注明：“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下篇计划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但陈独秀临终前对何之瑜说：“本书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单独问世。”

《教本》尚有小部分未完成，固然遗憾。但陈独秀临终前对有人提议请代人续写以完成书稿时说过：“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意写也。”[38]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特殊的人，学不惊人誓不休。他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充满着自信。正如他在“上篇”完成、给北大时的学生并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陈钟凡寄此书稿并在附信中说的：

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意，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39]

又是一个“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提倡白话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敢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气概。果然不出所料，此稿传出后，当时就得到名家的好评。陈钟凡当时就认为：“虽至今未见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40]魏建功在读到《教本》书稿时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本求末，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因有问疑，获加命提”。[41]

于是，该书稿就这样留存人间。

从《教本》内容看到，陈独秀关于汉字的学识，殊为惊人。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只盯在一字一词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自然就博大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他不仅广究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精确考证，从而发现新的真理——既能说出此字的历史形成过程，又能详析它的特点、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含义丰富而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如对鬲、鼎、曾、复、呙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对《篆文》《甲骨文》《金文》《说文》等古代文字学著作研究和运用，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心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珍贵书稿的撰述，不是学者、教授在条件优越的书斋中悠然进行的。本书的前奏《字义类例》是在反袁斗争失败后“静待饿死”的绝境中完成的；本书的起始作《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是在狱中进行的，那时，既没有上街买书和到图书馆中查索的自由，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晚年撰述本书，又在病贫交加之中，以致到去世还没有完成，自然还没有修改定稿，锦上添花。但是，即使如此，该著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如上述著名文字学家陈钟凡、魏建功的赞扬，也得到现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的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42]

但这部书稿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一样坎坷。书稿写到“抛”字绝笔，是意味深长的巧合。早在1939年，在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陈独秀的好友台静农得知他在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就介绍该馆约请陈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后来，陈独秀就把已经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了编译馆，嘱先行出版。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见稿十分赞赏，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报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申请再向陈独秀预支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报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师用《中国文字说明》——引者）已否交来？照发。”[43]

这表明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还未完成，已经得到了一万元的预支稿费。但是，他的“无功不受禄”的清高精神，由于发生了他与陈立夫之间关于书名的争执，在他去世前“教师用”的“前稿”却未能完成和出版，“学生用”的后稿自然也未动手。所以他嘱家人不得动用这万元预支稿费，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44]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 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45]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46]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47]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国共两党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

20世纪80年代，台湾章太炎后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归赵于陈独秀的外甥吴孟明。1995年，大陆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据的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严学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抚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这位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任所长的严先生已经为此书的出版写了“前言”，说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48]又说然后因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刘志成整理校订。刘则说：“严学宭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一九四六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49]于是他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又参照了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进行校订。但是他竟又发现，无论严的手抄本，还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过甚，亦有误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书重新描摹”，并且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大胆地进行“改换”和“删削”。但刘说：“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核对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搁置起来。”这时恰逢“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为陈独秀冤案平反的正义行为，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受到批评，并且殃及这部纯学术的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

《教本》终于在大陆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以上所述校订者在见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后还进行了“改换”和“删削”，于是就出现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憾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吴孟明把巴蜀版《教本》与油印本对照后发现，前者“从原书的‘自叙’到全部正文，均有较大数量的改动，刘君在‘后记’中亦说‘改不胜改’……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问题，而是直接对陈独秀的原著进行大量删改了”；“由于被改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从字句的改动，到内容的删减或删改，几乎每页都有。”全书300多页，仅开始10页的改动就达12处之多。“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竟被如此的删削和改动，是很罕见的。”对此，陈独秀的后裔和亲属深表“遗憾和震惊”。

吴先生又说，对比之下，梁实秋对待这本书的出版，确是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所以，考察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学术价值，应以台湾的《文字新铨》为文本，所幸的是，梁实秋在临终前叮嘱女儿梁文蔷，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陈独秀的这部重要著作，捐赠给大陆著名的博物馆，并说台湾影印出版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陈独秀的名，也未刊陈写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谅解。2003年8月，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梁文蔷亲自把乃父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再加上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陆学者要研究陈独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较容易了。

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合作主义”

国民党甚至蒋介石本人屡次通过朱家骅给陈独秀“巨额资助”“医药费”，表面看来是没有政治用意的，甚至在陈独秀逝世时，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赙（殡）仪费收入部分：

蒋先生5000元

陈立夫先生2000元

……

这种现象，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这十年间国民党在陈独秀身上下的功夫来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陈的“期待”，当他们弄清楚陈已经与拥有红军武装的中共对立，并成为其反对派时，狱中生活的优待，出狱时的重诺拉拢，并要其另建或与张国焘合作建立“新共党”，还一直暗中监视着他的行踪，充分说明他们对陈的“关心”，是确有所图的。陈晚年已经“躲”到石墙院这个偏僻山村，朱家骅等国民党人为什么还对他的病贫状况了如指掌，及时地、想尽一切陈独秀难以拒收的办法提供数笔赠款，在当时党派斗争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时代里，其司马昭之心，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世界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就在提供这些赠款的前一年即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还采取过一个特殊的行动。张国焘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即派两位心腹爱将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亲自来到江津，微服私访陈独秀，可见这次“私访”规格之高。而在“礼物”中，有一件特殊的东西，即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他们以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谓用心之良苦。

但是，陈独秀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像在1933年国民党法庭上的表现那样。他对共产党的抨击，出自他自己的立场和理论，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对国民党的十年拉拢，始终采取“不合作主义”，犹如当年蔡元培与北洋政府当局那样，虽然当时站在革命左派立场上的陈独秀并不赞成蔡的做法，曾写文章进行抨击，引起胡适的返击与讥讽。现在，他自己却被逼到这个立场上，真是历史的讽刺。所以，陈与胡、戴一见面，第一句话就直捅二人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要他们来的。二人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而自己自出狱后被国民党监控，也早已察觉，所以，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当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50]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堪忧；而你陈独秀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中共一番！但陈独秀不是三岁的小孩。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中共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对形势的独立见解，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应酬的话是要讲一点的。于是他沉思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的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二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51]

陈独秀这番话，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对国民党、中共和苏联都比较客气。对国民党，除抗战初期陈曾予以积极赞扬外，但接着对其坚持独裁和限制人民参加抗战的“国策”，也给予激烈抨击。如在谈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时，他明确反对国民党的“党同伐异”“肃清异己”的政策和对在野党的“招降态度”，认为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都应该合法存在，不应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否则就无法避免“摩擦暗潮”，“影响抗战前途”。

对于中共也是如此。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论游击队》等文章中，以托派传统理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城市中心论，批评毛泽东的“山上马克思主义”，即推行以农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为主的抗战路线。但在胡、戴两位极端反共的人面前，他也没有如此说。

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英美等民主国家竭力引诱希特勒东侵苏联，苏联则以与希特勒妥协对付之，这种政治手法的诡诈，作为书生的陈独秀，怎能理解？所以，从他个人经历或从托派传统立场出发，他说以上那些话，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些话由胡、戴去发表，嘱他们“切勿见之报刊”，说明他不愿意为国民党所利用。

总之，陈独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努力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而正是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才使他获得了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尊敬，从而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给友人的于谦幼年时写的诗那样：“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52]

蒋介石对陈独秀这种软硬不吃的独立人格，既恼又尊。恼的是至陈死也未能把他争取过来，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争取过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物，如张国焘、顾顺章等，都曾为其献计献策。陈独秀既已强烈反中共，为什么不能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人崇高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写的访陈报告后，蒋说：“陈的见解深刻，眼光远大。”并认为陈与张、顾“过来”之人，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不仅通过朱家骅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陈独秀资助巨额医药费，陈逝世时，还资助殡葬费。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再加蒋毕竟是个多疑之人，恐其以后再被延安争取过去，因此至陈死也没有放弃对他的监控。据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党政组中校组长的易啸夫回忆，由军统交下的监视对象黑名单约有百人之多。对监视对象要派专人跟踪，并规定不准离渝。列入被监视的党派人员有中共、救国会、职教社、生教社、乡建派、平教会、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党、托派、青年党、国社党、汪精卫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陈独秀、高语罕二人。[53]陈也看透了蒋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谈到国民党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情况时，嘱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54]

最后的思想辉煌

武汉、广州失陷后，上海由极左派小集团控制的托派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们于1938年10月28日发表了《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传单），他们从抗战失败主义，进而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准备打倒国民党和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传统立场出发，批判国民党1927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众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还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

始终关心政治和人类命运的陈独秀，在专心进行文字学研究的同时，对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也不时发表议论，有时在报刊上直接发表，有时是他给表弟（时在云南某师范学校教书）濮清泉（笔名“西流”）信与文章并由其转给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郑超麟等。这些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文字，主要是他与上海托派极左小集团争论中形成的，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战争与革命、民主与专政及与此相关的抗战前途和苏联问题上。

1.关于战争与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执行了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从而引发统治危机，造成革命时机，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以，以极左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央，坚持所谓列宁的“失败主义”和“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和口号，准备在这次战争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和文章中，反复批判这种论调。

陈独秀说：

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即对本国实行“失败主义”——引者）之收效，是由于帝俄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约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之现成的理论……一切理论和口号都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以背诵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经验和理论了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乃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反帝的性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现在又有人把列宁当年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无论他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希特勒。[55]

在给西流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得更明确尖锐。他说，由于资产阶级有了1871和1917年的经验等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甚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56]陈独秀的意思是，不仅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发生。他在另一封给西流的信中补充说：“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57]他的理由是：（1）“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这个“胡说”和“现象”，恰恰是后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3）“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58]（4）“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特别是“无革命政党”；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59]

同时，陈还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应该发动革命：（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2）“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60]

这里的第二条很值得注意。一般说，“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战争与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外来强加的战争是可能的，暴力革命更不可能发生。所以，陈的说法不太正确。但是，“在衰退的国家”中，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其结果应该如陈自己在抗战初期那样说的是进步的。

唯有一点，他说得无比精辟：“在衰退的国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在他看来，无论是“进步的国家”，还是“衰退的国家”，都不需要“战争与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或像法美那样，在战争与革命后，逐步由“以暴易暴”走向民主选举。但是，这是有识之士的理性思考和期望，实际的历史过程往往不是这样的。因为实际的历史进程不取决于一部分理性之士的理想主义，而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角逐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一些罪恶势力集团一度主宰一国或世界局势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抗战只能寄希望于英美等民主阵营的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61]“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62]

但是，上海的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陈独秀嘱西流转寄的上述书信时，火冒三丈，“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沉默”，首先就“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63]，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诞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然后，正如陈独秀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只会背诵托洛茨基的语录，摘引托氏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策略的文字，如“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是欺骗人”，“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奴隶间进行的……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的直接延长”；“战争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等等，自夸说托同志的这几段话，[64]“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然后再次谴责陈独秀对于这次大战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反动的”、“机会主义的”等。

这反而证明陈独秀对他们的批判是正确的，并承认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实行所谓“失败主义”和“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策略。这种策略既不现实，又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

2.关于民主与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既是他狱中关于民主主义问题研究与思考的继续，又是与第一个问题——“战争与革命”——直接联系的。

陈独秀在给西流信中说，正因为这次大战是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战争，而苏联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在国外与德、日妥协，所以，“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即苏联的克格勃特务统治——引者），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65]“此次（大战）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66]

关于民主问题，陈独秀特别声明：“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一、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二、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

三、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的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四、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67]

五、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六、民主国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请看下列对照表：

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党反对党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为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七、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用之杀自己。

八、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68]

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十、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辅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从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论述中，得出两个总结论。

第一，彻底否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他说：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69]

第二，只崇信“民主主义”，而彻底抛弃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说：

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70]

在另一封给S和H的信中，他甚至这样说：

“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的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71]

胡适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适在太平洋一只轮船上，为推荐正式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小册子[72]而写的长篇序言中的一句话。

“序言”首先引用陈独秀自己的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强调陈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自己独立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然后，大段大段地引述介绍陈独秀的民主见解，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在介绍陈独秀关于大战谁胜利与民主关系时，胡适说：“他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这个理论在一切共产党的眼里真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为自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来，共产党为了拥护‘无产阶级独裁’的事实，造成了一套理论，说英美西欧的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不是大众无产阶级需要的民主。他们要打倒‘资产阶级民主’，要重新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这是一切共产党在那二十多年中记得烂熟的口头禅。托洛斯基失败之后虽然高喊着党要民主，工会要民主，各级苏维埃要民主，但他实在没有彻底想过整个政治民主自由的问题，所以托派的共产党也承袭了二十年来共产党攻击‘资产阶级民主’的滥调。”

其二，胡适特别注意陈独秀提到的民主政治（即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价值”和四次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指出：“只有他能大胆的指摘‘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现在三十年了）来共产党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无产阶级民主’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需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不厌其烦地把陈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条款，用陈的原话一一列出，有时归纳为七条，有时为三条，有时为五条，而在提到“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时，他评论说：“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

胡适如此评述这个问题，因为“反对党派之自由”正是他和独秀最大的共同心愿。二人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的。比较而言，从行动上看，独秀追求反对党派的自由最为坚决和彻底，最后甚至成为“托派共产党”和“列、托主义”的反对派，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反对派”。

其三，胡适还注意到陈独秀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说：“……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等。胡适说：“这是很忠厚的评论。向来‘托派’共产党总要把苏俄的一切罪恶归咎于史大林一个人，独秀这时候‘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所以他能透过党派的成见，指出苏俄的独裁政制是一切黑暗与罪恶的原因。”

众所周知，胡适与陈独秀一样，是激烈反对和批判斯大林的，但是二人又都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非常可贵的。

一些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党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时期，即“回归五四”。这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误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独裁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这样的思想，在五四时期不可能产生。再说，陈独秀两个时期的民主思想反对的对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

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开人世

以上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多数是1939～1940年发表的，一贯随着“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转移而与时俱进的他，最后一年半在基本观点（主要是“战争不能引发革命”及以上系统的民主观点）未变的情况下，有些意见（主要是战争形势和前途及苏联方面）有所改变，因为世界形势在1941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在他最后第三篇论文所述：“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使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73]

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横扫欧洲大陆，谋取英国未遂后，突然东侵苏联。7月，苏联终于改变对德妥协的方针，与英国签订对德协定，加入了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阵营。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英美发表对日宣战。接着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对日宣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世界格局如此巨大的重新组合，突破了陈独秀原来的有些估计和论断，于是，国、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来攻击陈独秀的思想。

陈独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该文虽然没有再把苏联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阵营进行攻击，但因为那时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尚处于下风，如陈文中所说“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所以，陈预测此次大战结果时，虽然“假定”了三种可能：一是双方“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但在阐述时，较倾向于第三种，并且说如果“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在这篇文章的续编《再论世界大势》中，他更明确地说“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74]这种预测与后来的实际相比，太不着边际。奇怪的是，他还说在这个法西斯统治时期，“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这在客观上为将来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

而在论述战后世界时，又说若是上述第三种，则战后将形成德、美为“领导国”的两大集团圈对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种，则形成英、美“领导国”的两大集团圈对立的世界。然后在这种对立中，酝酿下次的世界大战。而其他国家都附属于这四个领导集团，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现在的苏联，不但他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而中国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陈独秀的以上言论，是在当时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最困难的时期发表的，虽然不合时宜，但他用意是好的，如他自称用的方法类似1914年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方法，即正言若反，以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奋斗，他说：

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察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

可见陈独秀用心之良苦。但是，第一，陈独秀的这种思维太复杂，不仅脱离了当时各党派的认识水平，也脱离了广大民众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样，引起了广泛的误解。因为无论是世界人民，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五更寒”，受尽了法西斯的苦难，他们需要将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抚和激励，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长的法西斯前途去打击他们的斗志。第二，与1914时相反，那时他的观点很快被事实（如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证明是对的，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奏；但这次他发以上言论后，第二年（1943年），战争形势就转折了。法西斯阵营开始走下坡路，中国抗战也泛出黎明，战后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陈独秀所说的那种格局。这表明陈的这次预言是错误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1914年，他因参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过程，较透彻地研究了法兰西民主主义学说，又在《甲寅杂志》社工作，对世界与中国形势特别是中国社会病根了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说：“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墙院小山村中，对全国抗战的形势知之甚少，对世界大战的形势，更是“盲人摸象”，又带着对苏联的某些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做《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从心”了。于是各方责难和批评纷纷射来。

首先是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与苏联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报》刊登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下篇），因为此文较长，故分两次发表。有国民党人就趁机打击陈。同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江津县长罗宗文在江津东门外体育场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有学生，工人、机关职工、人民群众约四千人参加，罗主持大会，号召大家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在各个岗位奋发努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讲毕，双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铁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厉声谴责陈独秀乱写文章投稿，散布悲观情绪，大大影响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应群起而声讨之，云云。言词异常尖锐激烈。罗宗文回忆说：“散会后，《江津日报》社长张西洛（进步报人，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光明日报》经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办日报的）问我：‘凌铁老的讲话，上不上报？’我说：‘没有必要。’后来，重庆卫戍总部派遣在江津县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问我：‘罗县长为啥偏袒陈独秀？’可见特务还是时刻盯住陈老的。我听后一笑置之。”[75]

事不止此，4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审查陈独秀的《轮廓》一文，指示：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要求电饬各新闻检查处室“注意检扣”。次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即复函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称已“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76]19日，当得知陈独秀撰写续篇《再论世界大势》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禁止刊登，理由是：“顾虑对苏外交”。

在共产党那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上升为“右倾投降主义”。

早在1938年7月，刚入川时，陈独秀接连写了四篇全面抨击中共基本理论和路线的文章或演讲稿：《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重庆民生公司的演讲》。在延安的陈伯达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上发表长达1.2万多字的重头文章《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进行回击。《评》文首先从批判陈的《说老实话》开始。因为陈在此文中一开头便说：“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现在“成了抗战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指责“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盲目信从在野党（指中共——引者）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可救药了！”[77]

《评》文批驳陈独秀攻击的所谓“抗战八股”，“是中国民族从极苦痛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真理，中国的获救，必将是因为坚决执行这些真理，而不是什么八股”；要陈说的“在野党的胡吹乱道”和“浮夸欺骗的宣传”“拿出真凭实据”来，批驳说：“中共党人从来以‘做实事，说真话’的德行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时机更不断地以此互相督责，以此互相劝慰……”以此攻击陈独秀是“血口喷人”。

进而，《评》文批判陈独秀在《论游击队》一文中所说的“老实话”——“城市中心论”。陈独秀说：“敌人……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评》文指出：“在抗日战争一定时期中，由于本来敌强我弱，由于我方的进步还不够，大城市的暂时陷于敌手，本来是抗战中大家是预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终没有认此即等于亡国；反之，却认为是抗战胜利、存国建国之不可免的一段艰苦过程……如果说失掉大城市即等于亡国，这也就是等于说：抗战就不可免亡国，也就是抗战亡国论。”《评》文以此断定陈独秀是“抗战亡国论者”，又无限上纲说陈“文不对题地对于目前抗战游击运动进行混乱是非，企图使同胞们对于游击队和游击战灰心失望……‘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归结在于执行托洛茨基对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国’。”这就又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打成“汉奸”了。

更有甚者，《评》文在接着批判陈的演讲《资本主义在中国》中表现的“亡国哲学”和“亡国论的中国社会观”后，竟然把陈说成是“全民族的公敌”“国共两党的公敌”！《评》文以所谓“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把陈说的人类进化有“渐进”和“跳跃”两种形式、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的观点，说成是“否认革命”，“否认抗日战争”，而“不进行抗日战争，那就是中国的灭亡”；又把陈的跳跃的进化大半是“外界之影响”说成是“亡国的外力论”，接着侮蔑说：“他的这个‘哲学’是日寇所欢迎的，因为日寇就正是宣称中国是所谓无组织和不长进的民族，只有日本帝国这‘外来的力量’，可‘为中国解除水深火热之痛苦’。”

《评》文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批判陈独秀说的中国是“初步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的观点：“陈独秀的否认这‘一半一半’，不是为的什么，就正是否认这民主革命，就正是为的由否认民主革命到否认抗日战争……欢迎中国的灭亡。”

最后，《评》文总结说：“从陈独秀上述的整个观点看来，从陈独秀对于中国前途观点看来，他是反三民主义的；所以，在事实上，陈独秀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现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役，并且是假借反共的名义去在实际上反对国民党的。这样，陈独秀还不是全民族的公敌！还不是国共两党的公敌！”[78]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重复陈伯达的逻辑，批判陈文“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论战后任何光明前途”，是“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

上海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的攻击更加厉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会专门通过《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对陈的“民主与专政”的见解进行系统的批判：指出陈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见，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美国与西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之特别‘发明品’。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专制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布尔塞维克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归咎于十月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我们的DS亦完全是如此。”《决议》重申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根本思想，只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才加以反对。《决议》还批驳陈独秀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观点，重申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全部政策（如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失败主义，前线双方兵士联欢等）完全是正确的”。

《决议》最后写道：“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立场，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79]

这个决议与其说是做给陈独秀看的，不如说是做给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楼国华等人看的。因为他们知道陈不会“放弃他的立场”，而且上海的决议对远在大后方的陈独秀没有任何约束力，而这几个人在理论观点上是与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感情上的关系，在组织上反对对陈采取制裁和开除的极端措施。所以决议的核心是最后一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1940年7月，出狱后与陈独秀话不投机、在家乡养病三年的郑超麟回到上海。被托派尊为最高“理论家”的他，立即进入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机关报《斗争》编委会，然后他积极写作，为托派的极左传统观念提出一系列理论根据，大力宣传中国抗战的“反动”性质，大力呼吁对国民党领导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全国抗战实行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坚决坚持“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特别维护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维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

郑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80]

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引者）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81]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82]

恐怕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如此极左的言论了。尽管他解释说所谓“失败主义”并不是在对日战争中使中国失败，而是使国民党政府失败，以造成他们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他是坚信在这次战争中是能引发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驳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你把‘革命的失败主义’误解为秃头无字的失败主义了。‘革命的失败主义’并不是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好些，而是说：本国战争失败对本国革命是有好处的。L.D.（即托洛茨基——引者）给革命的失败主义下了一个‘足够的定义’说：彻底实行阶级斗争不必顾虑本国战争胜败。”[83]

陈独秀在论述“战争与革命”和“民主与专政”的问题时，多次提到郑超麟的名字，进行批判。所以，郑的这封信，对陈的意见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批驳。

第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表示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有许多条，在文字上，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他并且断言“我们正处在（俄国）1915—1916年那样的时代”。

第二，关于民主制与独裁制的选择问题。郑由以上战争必然爆发革命，联系到这个选择问题，他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即独裁制与民主制）中选择一种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由此，郑同时批驳了陈的“选择主人”说法：“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当时是美国殖民地——引者）或高丽人（即朝鲜人，当时是日本殖民地）二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求做草字头（即蒋介石——引者）统治底下的中国人也不很值得。”

第三，关于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由此看到，当时陈独秀是革命的稳健派和保守派，而郑超麟是革命的激进派和理想派。

已如上述，彭述之坚持原来的“保卫主义”立场，即承认中国抗战的“进步性”，执行“保卫中国抗战”和“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在战争危机（即失败）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策略，为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报上揭露导致抗战不断失败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和共产党的“背叛”上，反对国共合作。郑超麟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提出后，就出现了“保卫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对立。但所谓“保卫”，由于力量太小又没有行动，也只是说说而已。彭述之原来处于少数。1941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84]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刘家良等人转向彭的一方，使“保卫主义”成为“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而王文元原属多数派的，1941年世界大战发生转折时，发明了“中国抗战变质论”，认为中国抗战由原来保卫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成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于是，他与楼国华、陈其昌等人，转而加入郑超麟的“失败主义”阵营，但他们在托派内部，还是“少数派”。[85]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通告还附上以上陈独秀和彭、郑两派的文章。两派激烈争论的结果，7月13日，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4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5月初的托派统一大会被称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86]。

这也算是对陈独秀所说的这次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回应吧！但是，在远离抗日战场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几个人发出的声音，的确如后来陈独秀所说的“令人发笑”。

大会重新改选了新的领导机构，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鉴）等人组成新“中央委员会”，楼国华、陈其昌从原临委中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他们提出抗议，并要求继续讨论政治问题，也被“新中央”拒绝。于是，他们也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另出版一个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者”派。以后中国托派再也没有统一。

总结以上陈独秀与托派两派的意见，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现象：

多数派与少数派在战争与革命、民主与专政及苏联问题上，意见基本相同，目标也相同，即在战争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当前抗战性质（一是进步，一是反动）和策略（一是保卫，一是失败）有些差异，二者就斗得昏天黑地，但都限于口头上，行动上谁也没有跨出一步。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骂对方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而两派与陈独秀的对立，才是真正实在的。所以，彭述之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少数派出于对陈独秀的私谊，只同陈独秀讲理辩论，不给陈扣帽子骂人。他们认为对多数派的批判，也就是对陈独秀的批判，如上郑给陈的信那样。郑在发表此信的按语中，还特别说明：“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还是知道的……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对此战争策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

这说明两派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中，有这样一个反差：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态度比较温和，限于说理；多数派与陈观点距离较小，但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背教条+谩骂，而且用语相当刻薄、下流，极具侮辱性。于是更加引起陈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陈独秀致某某的信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87]

从以上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的批判情况看，陈独秀真是四面楚歌，好不孤立！特别是来自组织内部的孤立，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真是成了孤家寡人。正如当时站在彭述之一边的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个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88]与他私交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89]

可见，陈独秀不怕孤立，这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特质。如果同流合污或从众而趋，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执着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奋勇向前，即使是“孤军奋战”，也不退缩。

自然，陈独秀是尊重事实的。当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转折，苏联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时，他在生前最后一篇所写的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对苏联的一个看法，即只从民族利益还是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对苏联采取了历史的分析的态度，肯定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苏联”，依然否定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后期苏联”。

笔者访问现存的中国托派老人时，发现他们以此说明陈独秀最后还是拥护列宁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他仍是托派的同志。但是他只是肯定了十月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也肯定了那时对俄国农奴的解放的“三大旗帜”。至于在拥护民主、反对托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他没有做任何修正。

陈独秀去世时，不可能预见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世界和历史新经验。但是他的“最后民主见解”，是非常伟大深刻的。

陈独秀逝世时，他的托派朋友，就对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很感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由于陈在文章中强调在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单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帝国主义……”郑超麟认为他至死也坚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则，说陈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他们与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并且这样总结其一生：“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以自豪的”！[90]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进一步发挥上述郑的观点，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给陈独秀做一个总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91]他还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革命家来的。”[92]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的同志”。[93]

以上两位陈独秀“晚年民主见解”的反对者，由于排除了陈晚年的“反托时期”，对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情有独钟，基本上是出于私谊的，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陈独秀与卢梭、托洛茨基相比，意在赞扬，却是贬低。因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是卢、托不能相比的。虽然在政治上，陈独秀自己承认：“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我奔走会议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94]但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

自然，还有另一类评价，如彭述之。彭述之妒忌陈独秀的威望，仇恨陈对他的厌恶，所以对陈独秀评价最低，并且用侮辱、谩骂的文字。他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95]

以上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对陈独秀的评价，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从个人好恶的私谊出发，；二是都否定陈的晚年见解，特别是“民主见解”，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半生与陈独秀对立的胡适，如前所述，以理智的方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历史越来越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终于在病贫交加中逝世于四川省江津县石墙院小山村寓所。

6月2日下葬。墓地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这里是邓蟾秋家的茔地。陈独秀生前为躲敌机轰炸，曾到此康庄楼屋住过。这里背依青山，山上万树桃花，遍地橘林；面对长江支流几江，江流湍急，日夜奔腾澎湃作雷鸣，风景十分优美。因此之后，陈独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来登山，凭眺观赏，成了他晚年的最大乐趣。似乎有了先兆，这年春天，他们夫妇偕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夫妇到此观赏桃花，陈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离去。主人邓蟾秋看出了他的心思和对他的敬重，就在他逝世后慷慨献于他当墓地，使他得以遂愿，长眠于此。而此地也因他而名气大振。如果说他活着时如他诗中自吟的“笔底寒潮撼星斗”[96]，那么，现在葬于此地，乃是“足下奔雷地底传，江山风月此长眠”。

由于陈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众多人们的爱戴，在大家捐助下，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可以说，下葬仪式相当的隆重。据当时杨鲁承家做佣人的吴元珍回忆：“埋葬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士。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在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镇的大绅士邓蟾秋送的。陈太太（即潘兰珍——引者）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着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97]这个情况，与高语罕的记述是相符的：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98]

又经过半年时间，陈独秀的墓落成，墓景也相当的堂皇。“独秀陈先生之墓”的碑文，由著名书法家葛康俞亲自錾刻，“书刻均具古法，颇有古姿也”。[99]

在当时属穷乡僻壤的地方，耸立起这座“堂皇”的新坟，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许多路过此地的要人，特别是他的生前朋友和学生们，都会肃然起敬，勃兴感慨。

著名学者许德珩在抗战时期陈独秀寓江津时，曾三次去拜访他。陈去世后，他有次乘轮船过江津几江，凭栏遥望河岸上那座显眼的新坟，不禁感慨万千，写了这样一首白话诗：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便道去探望，拜访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生。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住小山村，仆仆感风尘。无人与往来。邓初照顾频。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钦。拜访已三次，师友结亲情。谁知三年后，客死在孤村。

陈独秀在晚年两篇文章中，承认自己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且“失败”了。但是，另一个中国著名的学者、与陈独秀有近30年昆弟交情的程演生得知陈逝世消息后给了他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政治的不良，社会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100]

可以说，在众多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中，程先生的评价是最中肯的。

而陈独秀的学生、后来成为文字学同好的陈钟凡，对陈有着更深的感受与尊敬。他写的挽联充满悲壮之意：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

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

生死嚼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

斯世斯民方如梦，先生肆意其孤行。

孤行长往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志壮终不渝。[101]

陈铭枢将军可能感念陈独秀在狱中还支持他的福建事变壮举，也写了副与陈钟凡类似激情的挽联：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洲，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铭枢请在书法上有很高造诣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书写此联，在葬仪上被称为“双美双绝”。

与陈独秀终身为友的同乡高语罕，在陈逝世前一年，就看出“老仲（即陈独秀——引者）之病甚险”，并在致汪孟邹的信中，预写挽联曰：

桐棺虽盖，论定尚须十世后；

彗星既陨，再生已是卅年迟。

（彗星云云，纾傅斯年昔年论彼语）[102]

但高的说法，还是激进了。

当时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没有也不可能听到陈晚年的“民主见解”，所以，陈独秀去世时，思想上是极其孤立的。甚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6月，他的三儿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其棺木迁回家乡安庆时，有人得知故旧和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意思”，十分感慨：“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103]

这不奇怪，因为，思想家必须拥有超越那个时代芸芸众生的观察与思考。所以，他肯定是“寂寞”的。但是，他最终又是不寂寞的，他的思想必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发扬光大。

笔者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陈独秀这颗明珠，必将发出更加光辉的异彩！

总之，陈独秀有“终身反对派”的一面，反对清王朝，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斯大林，反对第三国际，反对服从斯大林第三国际的中共，最终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而且，他是从提高国民性（即人权自觉）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来救国救民的。

因此，综观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不抱党派偏见，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自然，陈独秀的主要革命生涯是在20世纪前40年，必然也刻上这个时代的烙印。这个时代也是民主主义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革命万能论”盛行一时，改良主义被边缘化的时代。因此，陈独秀在两个主要时期——共产党和托派时期，虽然与极左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自己却一直在“左”倾圈子中打转，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才在民主主义的觉悟中，腾飞而起。

2003年11月3日 于北京农光里起草

2007年7月21日 于北京秀园初稿

2008年10月 于北京国美第一城修改稿

2009年7月10日 于北京汇成家园定稿

2011年4月16日 于许昌东方米兰小区修订

2011年9月4日 最后修改定稿

2011年11月 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

[1]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

[2]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3]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4]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81页。

[5]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6月14日，及陈松年的说明，未刊稿，中央档案馆藏。

[6] 《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1982年12月访问并整理，未刊稿。

[7]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7月8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8]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9] 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3日。

[10]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11]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39年5月5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本书中所有陈致杨的信，出处同，不一一注释。

[12]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13]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44页。

[14]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15] 转引自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316页。

[16] 转引自葛康素（葛康俞之弟）《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第9页。

[17] 《依韵和尹默兄》之最后四句，转引自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台北《联合报》，1990年11月11日。

[18]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19]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20] 抗战胜利后，杨调往重庆任卫戍总司令参议，1949年在川西起义，解放后任教于西南美专，1954年因反革命罪被渠县人民法院判刑20年，1968年病逝于狱中。1983年，法院撤销原判决。1980年，渠县档案馆在清理各单位档案时，从渠县法院的《杨鹏升案卷》中，意外发现了陈独秀的这40封亲笔信。

[21]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第6页。

[22]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395-2。

[23]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24] 许伯建：《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捐款》，《世纪》1994年6月号。

[25] 自然是蒋介石，看来何之瑜是知道这笔钱的来源的，只是瞒着陈独秀，现在陈既逝世，也就不必隐瞒了。对照朱家骅和陈布雷的信，应该是8000元，少了3000元，这又是一个待考的谜。

[26] 熊安东：《陈独秀晚年是“清苦”的》，《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第7页。

[27] 上海《革命史资料》1987年第7期。“武荣碑”是“汉故执金丞武荣之碑”的简称，民国时期出土，书法介于篆隶之间。

[28]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29]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5日。

[30] 手稿影印件。

[31] 上海《革命史资料》总第7期，1987年8月。

[32] 《赠程里鸣联》，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89页。

[33]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第7页。

[34] 上海《民主与统一》1939年第2期。

[35] 《张定回忆录》（手稿）。

[36] 台静农：《酒气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台北《联合报》1990年11月11日。

[37]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38] 《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1942年5月1日，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39]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

[40]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

[41] 魏建功为陈独秀著《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49年清样稿。直到2001年，此稿才由笔者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42] 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43]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4] 《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2001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时，将附件部分删除。

[45] 《教育部陈部长致陈独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影印件，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270页。

[46] 《实庵先生复陈部长书》，1941年10月13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1页。

[47] 《陈独秀致陈可》，1942年2月26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3页。

[48] 严学宭：《前言》，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巴蜀书社，1995。

[49] 刘志成：《整理校对后记》，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50] 转引自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07～210页。

[51] 转引自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07～210页。

[52] 转引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3日。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动，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53] 易啸夫：《重庆稽查处内幕》，《重庆文史资料》第37辑，1992。

[54] 此信手稿原件存北京中央档案馆。

[55]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3月2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9～30页。这本小册子是何之瑜在陈独秀死后把材料带到上海，1948年由托派朋友集资印刷了几十本，所以没有版权页。

[56]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7页。

[57]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0～31页。

[58]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页。

[59]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7页。

[60]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5页。

[61]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5页。

[62]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5、13页。

[63] 《临委对D.S.来信的决议》，《保卫马克思主义》，油印小册子，第29～31页。

[64] 决议说，这几段话摘自托氏的《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一文。

[65]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0～31页。

[66]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5～6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1～32页。此信原附在4月24日信之后，未署日期，据胡适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所写的序言说“同年（即1940）给西流的信，约在五六月之间”。《陈独秀著作选》没有收入这封重要的信。

[67]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68]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40页。

[69]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1页。H是胡秋原，是国共之外的中间派人士；S是孙几伊。过去人们把S当作孙洪伊，直到1996～1997年，大陆上的郑超麟写信问及台湾的胡秋原，胡在1997年1月18日的回信（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2期，1997年10月）中，才澄清是“孙几伊”。此人是苏州人，民国初期已是有名的作家，抗战爆发后，与胡秋原一起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常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并对陈被中共诬蔑为“汉奸”，深表不平和同情，为陈所闻。当时，他们二人从何之瑜处见到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极表赞成，并有所提议，故有此陈独秀的回信。

[70]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71] 《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72]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经胡适推荐由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突出了胡适的“序言”思想。在编排上，把原按论文与书信分类编辑的顺序，改为按写作时间先后的顺序。

[73]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8页。

[74]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4页。

[75]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号，第6页。

[76]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档案新指字第8452号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7] 陈独秀：《说老实话》，1938年7月27日，《青年向导》1938年第4期，1938年7月30日。

[78] 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第61期。

[79]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油印小册子，第32～35页。

[80] 意因（郑超麟在托派内部的化名）：《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1]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2]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3]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节，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作者在按语中说：“以上是我写给作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为了邮寄困难，至今未曾发出。”所以，此信的价值是陈独秀当时与被他称为“极左派”思想分歧更加明确了。

[8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68页。托氏在1940年8月被苏联特工用斧子砍死。

[85]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节，《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86] 《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7] 油印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附录《D.S.来信》，第20页。

[88] 第四国际中央机关报《第四国际》，1942年7、8月号合刊（美国出版），第241页。

[89]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者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第四国际》，1942年7、8月号合刊。

[90] 意因：《悼陈独秀同志》，《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91] 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92]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93]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307页。

[94] 陈独秀：《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敬告侨胞——为暹罗〈华侨日报〉作》，《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

[95] 犀照：《悼陈独秀》，《斗争》第6卷第1期。

[96] 取自《夜雨狂歌答沈二》一诗。

[97] 《访问吴元珍记录》1994年10月8日，未刊件。

[98]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99] 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第9页。

[100]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101]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102] 《高语罕致汪孟邹的信》，1941年4月21日，中央档案馆藏。

[103] 《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1947年6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97-4769-8

Ⅰ.①陈… Ⅱ.①唐… Ⅲ.①陈独秀（1879～1942）-传记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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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著者/唐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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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7.5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字数/996千字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769-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2879号

定价/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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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王明在办公（1950年，北京）

王明（前排右一）与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其他国际执委领导人合影（1935年）

王明（前排中坐者）等同一群青年记者合影（1938年）

王明、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在汉口（1938年）

王明（前排左六）同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及军代表合影（1938年，汉口）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的中央政治局。自右至左：周恩来、陈云、刘少奇、项英、康生、王明、秦邦宪（博古）、朱德、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1938年10月）

王明（右二）和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们在一起（1947年，山西省临县后甘泉村）

王明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讲话（1939年）

王明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讲话（1940年）

《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封面（1938年1月再版）

《托派在中国》封面（1939年5月）

1941年王明、孟庆树夫妇和儿子王丹之在杨家岭

（肖里昂提供，见丁晓平《王明中毒时间调查》第177页）

1946年王明和儿子王丹丁在杨家岭

（肖里昂提供，见丁晓平《王明中毒时间调查》第334页）

孟庆树《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上册目录第1页

1926年12月14日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第1页

1928年1月13日王明写的《旅莫支部的面面观》第1页

1928年7月30日王明致中共代表团主席团信第1页

《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封面（1938年1月再版）

《托派在中国》封面（1939年5月）

1946年4月为纪念“四八烈士”题词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1950年）

1942～1943年金茂岳为王明开的部分处方（上面两张处方是同时服用的）

李鼎铭先生开的处方

编写说明

这部《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

之所以要增补和改写，是因为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非常简单，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能够编写进去。这20年来，国内外又出版了一些关于王明的书籍，发表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文章，我也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在这之前我们搜集的很多材料，是不少学者没有看到过的，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书刊，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送给我的由其母亲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送给我的俄文版《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等，大部分学者没有看到，有的可能永远看不到。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向广大学者提供出来，关于王明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地开展。正是为了给广大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不顾年老多病，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本详细的《王明年谱》。

与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相比，这本年谱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尽量详尽地采用已掌握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于王明的各种档案材料，以及由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所收录的材料更为详尽和全面。

第二，尽量广泛地采用已出版、发表的关于王明的各种论著中提供的材料，以及对王明做出的有关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虽然不是王明本人的言行，而是学者自己对有关王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但对进一步研究王明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些分析和评论，都只是一家之言。

第三，因为历时久远，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出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判定，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辨明是非。

第四，王明发表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和他注明同一时间写的诗歌，以及王明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其中内容或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说法甚至完全相反。他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是尊崇毛泽东的，而他的很多诗歌和晚年写的那本书则是谩骂、诬蔑毛泽东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明的很多诗歌是晚年写的，并不是当时写的。但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王明的思想，《年谱》中仍按照王明自己注明的时间，如实地将这些内容都收录进去，是真是假由读者自己判断。

第五，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编者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的时候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有些不便于注明出处，也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第六，为了使王明一生的脉络更加清楚，我们改变了完全按年编写年谱的方式，将王明的一生分成了几个时期。这样，有的年份就被分到了不同的时期。

第七，为了使读者对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本年谱简要地增写了一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便让读者能够将王明的言行和客观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有所参照。

第八，（）内容为原注（本编者注一般置页下），□为缺字或不清文字，校订错字，置于［］内；疑误用［？］表示；增补脱字，置于〈〉内；疑有脱字，用〈？〉表示；衍文加〔〕。

第九，人名、地名以及机构译名仍旧，不作注，以免讹误。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原来出版的那本年谱是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的。这次增补、改写的工作虽然主要是我做的，但周国全同志仔细、认真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又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部书稿包含了他的大量心血。但是，周国全先生说由于他这次没有做多少工作，不同意署他的名字。这样，就只好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殷永波副教授帮助翻译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王明全集》1～3卷的目录、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附录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以及日本田中仁编著《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特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德宏

2011年7月3日

目录

- 一 童年、青年时期

- 1904年5月 1岁

- 1909年 5岁

- 1912年 8岁

- 1913年 9岁

- 1914年 10岁

- 1915年 11岁

- 1916年 12岁

- 1917年 13岁

- 1918年 14岁

- 1919年 15岁

- 1920年 16岁

- 1921年 17岁

- 1922年 18岁

- 1924年 20岁

- 1925年1～11月 21岁

-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 1925年12月 21岁

- 1926年 22岁

- 1927年 23岁

- 1928年 24岁

- 三 回国及上台

- 1929年 25岁

- 1930年 26岁

- 1931年1～10月 27岁

- 四 在共产国际

- 1931年10月 27岁

- 1932年 28岁

- 1933年 29岁

- 1934年 30岁

- 1935年 31岁

- 1936年 32岁

- 1937年1～11月 33岁

- 五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 1937年11月 33岁

- 1938年 34岁

- 1939年 35岁

- 1940年 36岁

- 1941年 37岁

- 1942年 38岁

- 1943年 39岁

- 1944年 40岁

- 1945年1～8月 41岁

-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 1945年8月 41岁

- 1946年 42岁

- 1947年 43岁

- 1948年 44岁

- 1949年 45岁

- 1950年 46岁

- 1951年 47岁

- 1952年 48岁

- 1953年 49岁

- 1954年 50岁

- 1955年 51岁

- 1956年1月 52岁

- 七 第三次到苏联

- 1956年1月 52岁

- 1957年 53岁

- 1958年 54岁

- 1959年 55岁

- 1960年 56岁

- 1961年 57岁

- 1962年 58岁

- 1963年 59岁

- 1964年 60岁

- 1965年 61岁

- 1966年 62岁

- 1967年 63岁

- 1968年 64岁

- 1969年 65岁

- 1970年 66岁

- 1971年 67岁

- 1972年 68岁

- 1973年 69岁

- 1974年 70岁

- 谱后

- 附录

- 一 王明著作目录

- 二 王明研究论著目录

- 三 征引文献

一 童年、青年时期

1904年5月 1岁

5月23日（夏历4月9日）[1] 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今金寨县）。

王明乳名禹子，学名陈绍，后改名陈绍禹，字露清。他一生用过很多名字，除本名陈绍禹外，还用过哥鲁别夫（或译为克劳白夫，1925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使用）、韶玉（从1928年夏开始使用）、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英石、膺时、情淑、华英、露青、鲁卿（1929～1931年在《红旗》、《劳动》、《布尔塞维克》发表文章时用）、王明（1931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始用）、波波维奇、马马维奇（晚年在苏联时使用）。为叙述方便，本书开篇即使用王明这个名字。

王明家庭及亲属情况如下。

（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说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时因家乡闹水灾，其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据陈世总谱记载，陈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后来子孙迁到徽州，至宋代陈子举时，“游至泾川，见云岭山水秀丽，土地丰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公为第一世，传到陈绍禹这一代，已经是第30代了。[2]

（二）家庭状况：《传记与回忆》说：

绍禹同志1904年旧历四月初九日（公历5月23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寨镇一个贫苦的教师和店员家里。[3]当时，金寨是六安县的一个小镇。据云，宋朝时，一位女将带兵抵抗外族入侵，路过此处时，遗下一个金钗，因而此镇原名金钗镇，后来人们把金钗说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虽不大，人口不过数千，但位于险要的大别山脉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与安徽省的六安三县交界之处。这三县的界碑竖立在绍禹家门口的墙上，故称之为“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纸、铁、炭、茶叶六项，其次有中药茯苓，有颜料橡碗，还有猪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业原料出口。进口的主要为盐米两项。全镇几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松树、杉树和竹叶装饰着。

……

金寨的生产虽很富，但金寨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很穷。绍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父亲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还年幼，祖父和父亲两人的收入不能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岁的三姑芹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生活还是非常困难。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绍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个子不高。他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贫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镇开小行店为生。”[4]

（三）曾祖父陈应义，有二子，小儿子陈亨钟，就是王明的祖父。[5]

（四）祖父陈亨钟，号毓亭。《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出生时，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乡村教师，还兼做扎灯笼的手工工人”。

（五）父亲陈嘉渭，字秉森[6]，号聘之，夏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读过3年私塾。17岁到胡家店铁厂当学徒工。早年在金家寨卖酱醋，稍有积蓄后，与其他两家合伙开了个小店，经营竹木买卖，无田产。《传记与回忆》说：

在绍禹五岁时，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困难，父亲向他帮工的老板借了一点钱，自己开了个小店。父亲从8岁到12岁在家放猪，12岁到15岁在糕米店做学徒，15岁到32岁做店员。现在他自己想试试看做小生意，以便维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绅士汪朗斋的房子，开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陈天庆麒”）来（想学祖父的样子）。这种竹木行是大家公认的无本经营，靠天吃饭的事……没有人买货时，就没有生意了。因此，生活还是很困难……可是房东汪绅士嫌绍禹家来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绍禹全家都赶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陈姓家的房子，绍禹从7岁到21岁完全离开家前，都住在这所房子里。

由于竹木行时常赔本，所以时常靠借债典当维持生活，而放高利贷者经常欺负穷人。尤其困难的是每逢新年时，债主索债逼人。无钱还债的父亲只好躲起来，孩子们出来向要债的人说好话。有时债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所以和姐妹们也就和他打起来。也有时孩子们一齐叫喊着把门关上，把要债的人轰走。

绍禹的父亲曾做过第六合作社的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从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后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曾五次被敌人捕去坐牢，受过严刑拷打，敌人常以活埋杀头等威胁，父亲坚决拒供。由于广大群众营救，得免于死。1947年国共再次分裂，桂系军阀王伯雄驻金寨时，又把绍禹的父亲和大妹（觉民）等捕去，先关在金寨，后关在霍山县监狱里。王伯雄时常大声威胁，叫道：“把那个陈绍禹（王明）的父亲和妹妹拉出来杀掉！”直到全国解放后，父亲和妹妹才被释放出来。刘伟同志是金寨解放后第一个共产党员县长。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给绍禹来信说：“陈老伯情况很困难，实际上靠讨饭生活。现在我们接他住在县政府，他熟悉本地情况，可以帮助工作。”

1950年父亲来到北京，高兴地说：“禹儿，咱们天天盼望共产党胜利，这会可盼到了！”可惜父亲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王明的弟弟甘宁回忆说：家里是穷人，父亲做买卖，先卖酱醋，后与其他两家联合开了“陈农昌”号行店，经营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垧，全靠小买卖为生，苏区时划为“城市贫民”成分。父亲1931年到霍邱县开顺街转运公司（离金寨30多里），实际是开行店。两年后被保卫局捉回金家寨，关了三个月。释放后，行里生意清淡了，就做酱醋卖。同时，组织上让他组织赤色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区主席。这都是群众组织，任务是援助红军。群众把鞋子送到他那里，他再送给红军。国民党进占后（1934年），就转入秘密。曾组织群众节盐，并从白区买一部分，送给红军吃和洗伤口。1937年到武汉。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他与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经理。盛世才反动后被捕三个月，放回后林伯渠劝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结果16天后被捕，关了两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出狱。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0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7]

甘宁之女甘红红文章说：祖父曾多次被捕。1926年因任豫皖青年学会后勤部长被民团逮捕，入狱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27年因与武汉叶挺领导的北伐军“铁军”通信受牵连，被捕入狱五个月。1929年因与红军联系，被民团逮捕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30年参加金寨暴动，1930年后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并兼“赤色互济会”主席。1931年任皖西北边区苏维埃运输公司经理（在霍邱县开顺街）。1933年苏区沦陷，全家被捕，不久被保释出狱。1935年和甘宁组织运盐，接济被封锁之红军。1937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新疆，任迪化合作社经理。1945年抗日胜利后回到金寨，16天后被捕，入狱两年。从1947年开始在家乡做教育工作两年。1950年协助人民解放军剿民团、土匪1300余人。[8]

有的文章还说：陈嘉渭“在大革命时期就宣传革命道理，支持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革命职务。他曾因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斗争，而多次被国民党逮捕。他一生十分坎坷，但始终坚信革命事业必胜。他是有功于革命事业的”。[9]

（六）母亲喻幼华，号淑莲，[10]金家寨东边五六里远的张家畈村人，家庭妇女。曾在金家寨开办女子小学，并任校长，人称“文盲校长”。[11]1930年病逝。1958年王明在《病重梦中忆母》中的《大娘校长》诗中说：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

手持拐棍门前站，保护师生打流氓。[12]

《传记与回忆》说：

“母亲喻淑莲虽识字不多，但受到劳动人民拥护，做妇女工作，并兼做女子小学校长……他自己拿着棍子坐在学校门口，保护女生安心上课。允许男教员——秘密的中共党员张育才等到女子学校去教书。这在金寨不仅是破天荒第一次男教员给女生上课，而且隐藏了地下共产党员。”

“绍禹的面貌和天资很像他的外祖父——喻焕唐（号立文），[13]也是乡村教师，是当地著名的聪明敦厚的人，是从来不打骂学生，能够循循善诱的好教师。他对自己的子女和外孙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绍禹的二舅喻成镕（又名幼唐）[14]和三舅喻成煦（又名筱唐）都是中共党员。二舅成镕是中共区委书记，当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撤走后被敌人捉去用绳子穿在鼻子上，拉去游街示众后，先砍去手足，再杀头惨死！三舅成煦是红军连长，在掩护红军主力撤退时牺牲。

绍禹的母亲在1930年春，随红军撤到老根据地牛食畈……白军被击退，又随红军回金寨。在回家途中，因劳得病，又是几天没找到吃的，并听到她的两个弟弟在同一月内牺牲，因而母亲到家后，即休克而死。”

（七）继母黄莲舫，1933～1934年期间与陈嘉渭结婚，曾随陈嘉渭到新疆，后居北京，“文革”中被送回原籍，不久即去世。

（八）大妹陈醒民（陈先民），早年去世。

（九）二妹陈觉民，共产党员，曾任县妇女委员会秘书，后随父到新疆，又回老家。

（十）小妹陈映民，乳名双瓶，后改名王营。生下九天就送给吕家做童养媳，后与吕长子结婚，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吕曾任红军连长，在长征中牺牲，唯一的孩子也在长征途中失去。映民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后又随西路军长征到甘肃，被马步芳捕去做苦工，国共合作后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工作，“文革”后生死不明。[15]

（十一）弟弟陈绍炜，后改名甘宁，共产党员。曾在赤城县一区苏维埃办的干部子弟学校当教员，1930年当红军，后到延安、西柏坡、北戴河、北京等地学习、工作。

1909年 5岁

入私塾就读。[16]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五岁到十五岁，十年内读了七年私塾，其间或因瘟疫或因无钱请教师而辍学”。并说：“绍禹从五六岁到十二岁，祖父和父亲总是带着他到各家去拜年。走遍了金寨的大街小巷，要他把所有的对联都念熟背得。还有别家婚丧寿事，就叫他背对联，帐屏或祭文，所以当他九岁时，就开始写诗歌了。”

《传记与回忆》还说：河南省双城县[17]丁家铺经常仗势欺人的地主兼绅士周辅宜，外号“周大疯子”。有一天他路过绍禹家，要考绍禹《百家姓》、《三字经》里什么地方有“周”字。绍禹回答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和“周辙东，王纲坠”。绍禹祖父在旁提醒道：孙儿，你怎么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忘记了？绍禹说：他不是周文武，他是周大疯子！周听到大吃一惊地说：你这个孩子才满五岁就这么厉害，将来长大了一定要造反的！

1912年 8岁

开始写春联出卖。当地人认为，春节贴上童子写的对联能发财。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八岁起，就参加家务劳动。如帮助父亲招待顾客，借钱典当。新年时，写些对子卖钱，补助家庭收入等。”“每年从旧历十二月初到十二月底，他每天都写到深夜，还得姐妹们帮他磨墨牵纸。小手冻得红肿破裂了也还得写，因为只有新年前才能卖出去。头一年只卖得两吊钱，因为一副对子只卖得两个铜板，最多时也只卖得二十吊钱（合当时五块银元）。这个数目虽小，也给家庭和自己一点补助。”

甘宁回忆说：王明“很聪明，号称神童。6岁上学，8岁就开始写对联，个子矮够不着，站在凳子上写。大家以为童子写的对联能发财，都愿让他写。后他卖对子”。[18]

1913年 9岁

听塾师喻南森给学生讲《论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后，写《昼寝·请问孔夫子》的小诗，在学生中传看，被先生发现，称赞他“写得好”。这首诗是：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19]

《传记与回忆》说：在绍禹九岁时，金寨街上的项秀才偷了徐医生家的猫。徐医生去要，被项秀才打了几个耳光。于是绍禹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到项秀才家门口又叫又唱：项秀才，你出来！偷人家的猫子为何来？我们大家来问你，你敢出来不出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敢出来不出来？项秀才把绍禹的父亲找来，绍禹的父亲也劝项秀才把猫还徐医生。项秀才不得已，第二天只好把猫还给了徐医生。经过这次教训后，项秀才好转起来。后来对绍禹领导的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和帮助的态度。

1914年 10岁

一位塾师对学生很粗暴，学生送他个“杨扒皮”的绰号。王明写了题为《杨扒皮》的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似罪囚；

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这首诗被先生发现，王明被打了一顿，于是20多天不上学。人们纷纷谴责先生，先生只得登门向王明及其父亲道歉。[20]

《传记与回忆》说：开川街有个大地主叫郭香亭，经常到金寨耀武扬威。绍禹十岁那年随父亲去给一老人吊孝时，看到郭香亭正在写祭文，他从后面爬上凳子想看看他写些什么。不料郭大骂道：“你这个小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写好后祖父让绍禹念念看，郭香亭很吃惊，等他走近时，绍禹也学着他的样子骂道：“你这个老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祖父责备他，郭香亭把骂绍禹的情况说了，并拿来芝麻糖，愿与绍禹取和。绍禹说：“取和可以，糖不吃！”说罢，就飞也似的跑开了。

1915年 11岁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秋 祖父陈毓亭带王明到离金寨35华里的双河山东岳庙，住了一个多月。此庙是河南省的商城、固始、息县、光州、光山和安徽省的六安、霍邱等县人朝拜的名山。此间，每天有一个比他大4岁的宋小道人带王明到各神像前烧香。他发现泥塑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上磨挨、下血湖等受罪的人，都是穷苦可怜的人的样子，没有一个富贵人的模样，就问老道人这是为什么。老道人讲了一番前世因果的道理。听后，祖父带王明再看各殿，并叫他作诗。他写了一首七绝《双河山东岳庙》：

进门红白两匹马，正殿中旁五座神。

十殿阎王都可憎，残酷杀害可怜人。[21]

本年 随祖母到曾外祖母家丁家铺河坪，看到那里的人都很穷。《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回家来问母亲：“为什么农民这样穷？”母亲说：“金寨有句俗话：‘杀不了穷人，富不了家’，所以富人都是杀穷人的人！”绍禹回忆他幼年时说：“祖母和母亲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我也给他们唱过很多的唱本。每逢讲到或唱到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做坏事时，她们说：‘禹子，你长大了可不要学这些人。’每逢讲到或唱到豪侠好义、打富济贫、舍己救人时，她们说：‘禹子，你要向这些人学习。’老人们的这些教育，对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1916年 12岁

《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厘金局长兼民团团总刘朝安经常贪污敲诈，受贿杀人，老百姓都非常恨他。绍禹12岁那年的某日下课回来，又听说刘在为非作恶，便和小朋友们商量出刘的白纸帖子（就是出传单）。他们共写了20多张，贴到大街小巷和刘的前后门上，用对联的方式揭露刘的丑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看到了。绍禹的祖父看到后称赞说：“好样的，反对刘局长，大家称快！”

还说：“绍禹从12岁到15岁时的教师是漆陶庵。这也是一位不打学生，能循循善诱的好先生。跟这位先生学作诗作文的学生们，都进步得很快，而绍禹是其中最快的一个，十三岁时，已能写两千多字的义、论、策等不同体裁的文章，能作五言七言诗和律诗。先生改的地方很少了。”绍禹还曾以《好先生》为题写诗赞扬漆先生。

还说：每年布谷鸟出现时，私塾先生总爱以《布谷催耕》为题叫学生作诗，这年漆陶庵先生也出此题，绍禹写道：“布谷何尝知稼穑，飞鸣求偶不催耕。塾师不解其中意，乱出诗题误学生。”这是直接批评所有私塾先生的一首诗。

1917年 13岁

游柳林。柳林及其附近的四座庙宇，是金寨人特别是儿童最爱游览的地方。有一次，他游览后写下《柳林晚兴》诗一首：

东风嫋嫋柳青青，结队歌游乐满心。

红日依山诗意美，绿荫覆庙晚钟清。[22]

1918年 14岁

秋 作《对月独坐弹月琴》诗一首。[23]

本年 塾师毛树棠以“金家寨”为题，命学生作诗。王明写了一首七律：

金家寨立史河边，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排月月来盐米，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谁分皖省与河南。[24]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七八年，旧学有根底，会唱京戏，象棋也不错。”[25]

1919年 15岁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夏 在地主晁三的接济下，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陈淋志诚小学读书，受到后来成为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詹谷堂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26]

同期 暑夜乘凉，写《夜间吹笛箫》诗一首：

夜阑吹笛又吹箫，声入九天星月高。

岂意招徕龙凤侣，唯邀鸣鹤下云霄。[27]

秋 作七绝《菊花》一首：

色样纷繁九月开，傲枝从未怕霜来。

菊花不愧渊明友，我爱菊花岁岁栽。[28]

秋冬 作七律《霜寒初重雁横空》一首：

玉露生寒草木黄，横空列阵雁飞翔。

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

秋去春来无定处，关南塞北有家乡。

临风一字成人字，望美人兮天一方。[29]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题目是塾师漆陶庵先生出的。他看后，“把第三句第四句下面批上许多红圈表示称赞。总的批注是‘聪明’二字。奇怪的是漆老师说：‘禹子，人都说你聪明，你看你的这首诗写得多聪明。唉！写得聪明透露，怕你将来不长寿，或被人害死！”

本年 金寨小名流李少三先生写了个上联，却对不出下联，函友征对，应者十余，均未评中，而王明对的下联得到李的称赞，遂叫一席菜请王明吃饭，并送冬瓜饯和天冬饯各一斤作谢。李少三的上联是“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王明的下联是“子午谷鸟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30]

1920年 16岁

2月（旧历年关） 旧历春节前和妹妹觉民出面应酬向父亲讨债的人。1919年夏天祖母病故，冬天曾祖母、祖父都患重病，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年关前几天，债主不断上门吵闹。父亲不敢露面，让他和觉民“挡账”。他有感于年关之苦，写五绝《年关》诗一首：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31]

10月 因经济困难，一度失学。后筹得一些钱，于秋季进入设在六安县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32]

王明初进三农时，并不知道学校将教授什么课程。经过一段时间，他了解了在学校将学什么，做什么以后，写了一首诗，题为《进三农》。诗中表达了爱国的思想，其最后一段是：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和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

我愿为农又为圃。[33]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这次去上学，宿膳费、讲义费、制服费等大部分都是借的。他先学了一年预科，然后转农科。“六安三农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功课很多，除了要学普通中学的功课（中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本国历史、世界地理等）外，还要学八种农业知识，即地质、土壤、气象、作物、肥料、病虫害、园艺、畜牧，还要实习作物。而绍禹能每门课本都学得成绩优异，是不容易的。三农的农科主任，非常地重视绍禹，经常给他以鼓励，并把绍禹的肥料学笔记作为学生的讲义。讲义上写明：金禹侯口授，陈绍禹笔记”。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一九二○年秋季，我们同时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并在同科同班，形影不离。”“三农学校开办后，在同盟会员、校长沈子修影响下，聘用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等进步人士为教师，给学校带来了革命气象。在1919～1924年的5年中，学校开展了‘响应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大演革命文明戏’、‘驱逐坏县长骆通’、‘成立贫农夜校’和‘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陈绍禹在那几年没有什么进步表现。”[34]

王明在学习期间，由于个人聪明，学习又努力，成绩一直很优秀。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陈绍禹舌苔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35]

1921年 17岁

7月23～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本年 三农师生自编自演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会唱京戏的王明没有参加演出。他看了师生们演的朝鲜亡国惨史话剧和印度亡国惨史哑剧后，写了题为《前覆后戒》五律一首：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恶虎狰。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36]

《传记与回忆》说：“六安地方较落后，没有大的政治运动。三农里有位中文教员钱杏邨（就是后来叫阿甲[37]的）比较进步。他把‘五四’运动精神带到三农。例如，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白话诗，演反帝反军阀的戏；宣传抵制日货等。学生们把已买的日货都烧掉。这是1921年下半年到1922年上半年的事。”

1922年 18岁

本年 参加抗议军阀杀害进步学生的活动。安庆省立第一中学同学姜高琦惨遇军阀马联甲枪杀，全省各校纷纷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三农师生热烈响应这一运动。王明参加了三农的抗议活动，并写了《高琦不死》诗一首：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38]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在三农时，参加过办平民学校和反对反动的安徽督军马联甲，因他枪杀了安徽第一中学学生姜高琦。”

本年至1924年上半年 在三农担任学生联合会工作。[39]

1924年 20岁

1月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上半年 三农开展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的斗争。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全校400名学生中有180余名被开除学籍。王明为了能领到毕业证书，站在拥护刘先黎的学生一边。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禹是毕业离校的。”[40]

夏 在三农毕业，回到金寨家中。与父母商谈能否升学问题，得到父母的支持。遂写七绝《芍药》以明志，诗曰：

堪称国色与天香，可算花中又一王。

能向牡丹比芳艳，唯无傲骨不经霜。[41]

《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两个大绅士汪四爷（汪培之）和桂四爷（桂玉阶）为了不让绍禹上大学，合开一个山货行，把绍禹父亲的生意顶了一半以上，并阻止邮政代办所设在绍禹家。绍禹的同学阚如棠也请绍禹到霍邱县阚家圩的高等小学校去教中文、英文和算术三门课，一年给三百块钱，因为阚知道绍禹学得好，三门课都能教。绍禹和父母商量是否先教两年书，积点钱再升大学。但绍禹父亲说：“既然汪桂两绅士捣乱，今年就非升大学不可！没钱也得升学，给他们看看！”并说：“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母亲说：“要像牡丹，不要像芍药。你看芍药那点不如牡丹，就是因为没有骨头，一见霜就凋零了。”绍禹听了父母的话后，随笔写了一首题为《芍药》的诗，给父母看。

7月 为筹借升学费用，到离金家寨15里的袁家岭袁姓友人家借钱。归后写了一首双七律《高山独行遇暴风雨》记此行。[42]

同月 其母给他半生辛苦、零星积蓄的七块大洋作为升学费用。他很受感动，写了《七块大洋》诗一首：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43]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和同学陈璧如到了安庆，才知道安庆没有大学，并从三农校长刘先黎处得知可以报考武昌商科大学。于是和詹禹生、陈步云决定报考商大，并在安庆“发起组织安徽青年学会”。

9月 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44]

同月 于汉口作七绝《风雨登黄鹤楼》，诗曰：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45]

10月 与同学詹禹生把安徽青年学会扩大为豫皖青年学会，并起草学会的发起书和简章，担任事务部主任（一说是事务处长），兼任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编辑。《传记与回忆》说：“商大还有个安徽学生同乡会，出的刊物叫《皖光》，也是一月一期。《豫皖青年学会会刊》和《皖光》都出过十多期，直到绍禹1925年12月离开武汉到苏联去前，都是由绍禹主编的。”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4年10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4年10月～25年10月，豫皖青年学会事务部主任，兼会刊编辑”；“24年12月～25年8月，武昌商大安徽同学会‘皖光’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4年秋～1925年秋，在武昌及金家寨任“青年学会事务处长兼会刊编辑，‘皖光’编辑”。

王明曾仿苏武牧羊调写了一首《豫皖青年学会会歌》，歌词是：

哀我中华大民国：内乱苦纷争，外患迭相乘；

危国计，害民生，贫弱震寰瀛。

守门无锁钥，卫国少干城；

主权丧失尽，贻笑东西邻。

五千余年，文明古国，实亡剩虚名。

志士具热忱，青年学会成，

结团体，聚精神，唤醒四万万人。

喑鸣推山岳，咤叱变风云，

军阀要除尽，帝强要除根，

创建新华，改造社会，大责共担承。[46]

同月 共青团员梁仲明参加豫皖青年学会后，向王明讲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情况，还向他推荐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刊物，给他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文献。这些都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使他“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大为转变”。为感谢梁仲明所给予的启蒙教育，特写诗一首“谢仲明”，题为《喜闻报》：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47]

《传记与回忆》说：梁仲明“把绍禹写的学会简章和宣言草稿给林育南（即林庚——他当时是湖北共青团地委书记）看，林给改得更带政治性。绍禹看了很奇怪地问道：‘他怎么懂得这些呢？’梁仲明把什么是C.Y（共青团），什么是C.P（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等介绍给绍禹，并介绍给绍禹和禹生等《共产党宣言》、《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书。后来，又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考茨基青年时写的《阶级斗争》和蔡和森同志编的《社会进化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书，并且经常读《中国青年》和《向导》等杂志。当时在武昌有个时中书社，是共产党和共青团设的，表面上卖一般书刊，店员大都是党团员。该书店对于传播革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11月 同梁仲明、詹禹生、胡佩禹等访问武汉大智门火车站，第一次看到产业工人的巨大力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归后写了七律《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诗曰：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兵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48]

年底 商大放寒假，回到金寨，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4年底，放寒假回金寨后，又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开了正式成立会，通过简章、宣言和会歌（都是绍禹起草的）。绍禹被选为该会总干事（即会长），梁仲明为宣传干事，詹禹生为组织干事。出了会刊，每月一期。会员们在家乡农民中，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到1925年暑假，学会会员已发展到80多人。也发展了共青团员和党员。”

当年曾参加过这个组织的袁大明回忆说：“1924年夏天，陈绍禹在金家寨组织了豫皖青年会。金家寨地区在外地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学会。入会手续，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后发给会员证。到1925年已发展会员一百余人。青年学会活动，利用寒暑假学生回家的机会，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外表上讲学术问题，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我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学会组织，进行初期革命活动。”[49]

甘宁也回忆说：豫皖青年学会成立于1924年秋，“宣传反对三从四德，反缠足、戴耳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贪官污吏。王明家是总部，会员常在王明家吃饭、开会”。蒋光慈回国后曾到豫皖青年学会宣传马列主义。[50]

同期 在家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家庭，写了一首《访农家》的七律：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赛僧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种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户户家家望变天。[51]

本年至明年 以豫皖青年学会名义撰写《为反对军阀樊钟秀征收苛税杂捐压迫豫皖边区人民宣言》。[52]

1925年1～11月 21岁

3月12日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王明和一些党团员曾到私立中华大学散传单，[53]并写《悼孙中山先生》诗一首：

难信先生死，仰天北望哀。

清廷摧腐朽，帝制化尘埃。

联共切时要，师俄见卓才。

大江流不尽，革命新潮来。[54]

暮春 于汉口作民歌体《江边送客》诗一首：

天上浮云散，地下桃花落；

花落云散两无情，别离人不乐。

送客何必悲，客家望客归；

送客何必忧，相见在初秋；

送客何必伤，再遇更欢畅。

今日江边送客处，秋来又是迎客场。

客船鸣笛扬波去，江水晴空万里长。[55]

4月29日 写《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发表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文章叙述了该校学生驱逐校长屈氏胜利的经过，并说从运动中得到三条经验：勿畏难；勿中止；有公理。“有畏难心，则不能举事，举事后，无坚持心，则不免因挫折而中止。——然而即不畏难不中止，使新事违反公理，则其失败量必与进行力等也。”他还说：“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在同期《商大周刊》上，还发表《三种不同的面目》和《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

5月1日 由王明任编辑的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第1卷第1期出版，他发表3篇文章。

1.《安徽的学生》。认为好学生，读书兼从事社会活动；坏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且有不良嗜好；偏废的学生，读书而不从事社会活动，或从事社会活动而完全不读书。他说“作这篇文字的旨趣”，是想“使安徽的‘好学生’不要因为行政长官和学校办事人们拿什么‘整顿学风’假面具来恐吓而畏缩，更不要因为一般无意识的人们拿什么‘捣乱分子’的绰号来批评而灰心，要兴奋精神，坚定志趣，避却受人利用的嫌疑，认清真理所在去做事，努力继续他们伟大神圣的工作，完成他们青年对于社会国家的使命！”

2.《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指出求学人需用经费过多，为一般民众经济能力所不能负担，所以不但大学成了贵族的专利机关，便是中学、高小也少见无产阶级的子弟求学。对这种现象，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治标治本。这就“必须改变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而“要改变政治经济组织，必须先推翻了掌握现在经济政治实权的军阀”，“要想推翻军阀，必须先打倒勾结军阀利用军阀为军阀护符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我们现在最要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3.《恋爱真谛》。

5月27日 撰写《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发表在12月出版的武昌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上。文章说：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区别，“最可笑的，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粘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作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文章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的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些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科目，“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社会问题是“社会病理学”，“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和医生治病一样，治社会病态，也有应急的救治方法和根本的救治方法。前者就是在不变更现在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范围内，兴办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等，即改良的方法。后者是将现在社会组织根本破坏，用一种完全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这种新社会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它“主张一切生产机关（即矿山、森林、土地、工厂、机器）归社会共有，只容衣服家具之类的物件归个人私有，并且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准私人投机营业”。这样可以避免现在社会的两个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

5月30日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6月1日 被选为武昌商科大学参加“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代表，并担任委员会宣传干事。

《传记与回忆》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青年积极响应。由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发动武昌各校学生，选出自己的代表（每校二人），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商大开会选代表时，绍禹上台批评了个别教授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言论，结果绍禹和徐（许）鸿被选为代表。

6月1日晚 在商科大学开武昌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正式成立“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蔡以忱任总干事，陈绍禹任宣传干事。委员会决定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以响应上海工人和学生。师范大学代表本来只需要两人，而他们故意来了八人，都是国家主义者，反对罢工、罢课、罢市。陈绍禹上台讲话批评他们，而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学生们把他们哄［轰］走了。哪知这些国家主义者跑到督军萧耀南那里告密去了。萧当夜三时派军占领了各商店，各店派两个持枪实弹的兵士站岗，不准罢市。委员会乃决定派学生宣传队出发向商人和兵士们作宣传，决定六月二、三、四日在武昌宣讲三天，五、六、七日在汉口宣传三天。[56]

6月2～4日 与詹禹生带队到街上宣传。

《传记与回忆》说：当时很多学生不敢上街宣传，但“六月二日清早，豫皖青年学会会员打着旗子，由绍禹和禹生领头，首先出发了。当他们到街上宣传时，士兵鼓掌欢迎他们，商店的店员们和一部分商贩们请他们喝茶。这时，别的学校的宣传队也出发了。连着宣传了三天，走过很多人口众多的大街广场，把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行动，告诉了武昌的人民。但因军警的压迫，罢市未成”。

6月5～7日 排除种种阻挠，带队到汉口去宣传。

《传记与回忆》说：

六月四日，蔡以忱同志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名义，召开了各校代表会，决定到汉口去宣传。六月五日，又是豫皖青年学会会员作先锋，打着旗子到汉口去。走到汉阳门，看见有一连兵士守门。他们看见学生宣传队来了，立即把门关上，走出一位排长来说：“上级命令不准学生过江宣传，恐引起外交事故。”这时，各校的宣传队也陆续来到，每队有几十人，共约四百多人的宣传队，都集中在汉阳门内，而门上门下各站着一排兵士，他们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了学生们。绍禹把队伍摆好，去向守门兵士的排长交涉开门。很多黄包车夫和要过江的人也越来越多。绍禹就向士兵和群众发表演说，说明上海“五卅”惨案情况，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汉阳门附近的大街小巷都站满了人。许多家庭妇女抱着孩子也来听讲，她们把板凳给绍禹，要他站上去说。观众里不时地响起掌声。宣传队员也趁机分头宣传。观众们异口同声称赞着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又是一阵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士兵也动摇了，他们把朝着学生的刺刀倒向地上去。宣传队员和观众们一面要求开门，一面声泪俱下地放声大哭。这时走出一个连长……绍禹说：“军人身负保国卫民之责，要做爱国卫民的军人，你的上级也应该爱国……”这时，宣传员和观众都振臂高呼：“爱国的军人开门啊！”真是万众一心，声震四海。于是胡连长说：“陈先生，我们谈个条件，如果你下令叫所有宣传队把旗子卷起，等过去江心再打开（江心那边就不归他管了）我就开门，放你们过江。”绍禹说：“可以同意你的这点要求。”于是绍禹向队员们解释了几句，下令说：“卷旗！”哗的一声，几十个队旗都暂卷起来。胡也下令说：“开门！”于是，那位排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尺来长的大钥匙，把门打开了。两小时内汉阳门内聚集的两万多人都高兴了，都说：“让宣传队先过江！”到了码头，轮船上人说：“督军有令，不准摆渡学生宣传队过江。”学生们只好坐小划子过江……

这样，六月五、六、七日在汉口也宣传了三天。汉口的工人、店员和各界的爱国群众也和武昌一样的，非常欢迎学生们。但自六日起，武昌和汉口的反动军警出动很多，形势更加恶化。宣传队决定分散活动，并开始到工人区去，和绍禹一同到工人区去的有詹禹生、吴绍镒（杨松）、潘问友、陈守一等8人……

六月七日，各宣传队负责人在汉口火星庙开会，决定次日到江岸去宣传工人罢工。但八日，刚到江岸，那里的驻军说：“今日江岸又枪杀了八个工人，上级有命令不准你们去。”萧耀南下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并令所有大中学立即停止供给伙食，不准学生住校。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中，王明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他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5年6月，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会干事兼湖北省党部（国民党）宣传干事”；[57]1950年填的登记表，说自己1924～1925年任“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委兼宣干，武昌学生联合会委员（五卅时期）”。

《传记与回忆》说：“林育南找绍禹谈话。他提议豫皖青年学会加入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绍禹同意了。林当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绍禹当选为宣传干事。杨松（吴绍镒）、伍修权、潘问友、林彪等为当时中学生里的积极分子和代表，黄丽（励）等为大学生的代表。”

在此前后 加入中国国民党。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中说自己“1925年曾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退出”。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在“国民党工作”栏目中说：“曾充商科大学支部委员及在五卅时省党部宣传员。”

6月 武汉工人学生声援上海反帝运动以后，武汉当局怕事态扩大，决定各校提前放暑假。王明回到金家寨后，在大王庙召开豫皖青年学会第二次全体大会，到会会员60余人。会议期间曾追悼上海、青岛、广州沙面死难同胞，举行反帝游行。在开追悼会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到会的青年学会会员各送一副挽联。王明的挽联是：“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58]

6～7月 在安徽省六安县第四乡做五卅运动的宣传工作及提倡组织农民协会，并在六安县及河南省固始县作五卅运动的宣传及提倡组织“工农兵学商联合会”。[59]

《传记与回忆》说：“1925年暑假的某日，绍禹和梁仲明到河南固始县去活动，想在那里发展会员，詹禹生和胡佩禹到双城县[60]去活动。但都因不了解情况，时间太短，所以成绩不大……绍禹家向来是会员们和党团员们接头、通讯与集会之所……这些青年里，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豫皖边中共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主要骨干与领导干部。如詹禹生为红军第一团团长，前面提到的绍禹的二舅喻成镕为党的区委书记，三舅喻成煦为红军连长（大舅是农民，早已去世）。詹慕禹（禹生的哥哥）、詹化铨（禹生之弟）、张育才、胡佩禹、黄启明、黄启仁、袁大勋、李昨非、梁仲明、查锐、徐承燕、徐承翼……等等，他们在苏区时，都担任了什么工作，虽一时不能查明，但他们都是当时的领导骨干，都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

7月 于金寨作七律《武汉青年反帝怒潮（六二运动）》一首，记武汉学生和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经过：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61]

8～9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退团）。[62]

10月 由许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王明的入党时间，有很多说法：吴亮平说到苏联时王明既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63]韩铁声在《旅苏二十四年》中也说：王明到莫斯科时既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64]嵇直在《我所知道的俞秀松》中说王明是到苏联后才入党的。[65]罗征敬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中说，到苏联时王明还是刚刚入团的团员。[66]1941年9月10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谈到王明入党，在填入党表时，写的是在中国加入党的，而实际是在莫斯科。”

但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1925年10月入党”。《传记与回忆》中说，王明于1925年6月经蔡以忱、徐［许］鸿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鸿在谈到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时说：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时间是1925年。[67]

10月25日 经过争取，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一般简称“中山大学”）学习。临走前，写双五律诗一首《赴莫前夕留别禹生》，诗的后半段为：

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亲。

暂叫万里隔，同志九州新。

风云频动荡，天地待澄清。

豫皖青年会，凭君报好音。[68]

关于王明的赴苏，经过了一番曲折。当时湖北已没有名额，于是他跑到南昌，找他的武昌商大同学、入党介绍人许鸿求情。许后来回忆说：“陈绍禹1925年想到苏联去，但是湖北没有空额，不能去。他到南昌找我，要我保送他到苏联，当时叫‘学革命’，不叫留学。我以江西干事会名义在1925年秋天给上海陈独秀写介绍信保荐陈绍禹去苏联。”[69]据说王明到上海后找了专门办理江浙地区出国留学事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姜长林。姜长林后来回忆说：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70]

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是王明赴苏并没有找姜长林，而是找的朱霁青，并经过恽代英做工作才同意的。她说：

1925年暑假后，绍禹回到商大，就听说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兼收……但又听说，湖北省委招生的名额已满。徐（许）鸿又从江西来武汉，他允许回江西去后，可以把绍禹算在江西名额内。10月22日接徐电云，已交涉好，要绍禹立即到九江和徐一同去南昌办手续。10月26日离武汉去九江，但到后始知徐刚到火车站。绍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开动。徐从窗口看见绍禹，喊了一声，绍禹飞快跑去。绍禹跳，徐鸿拉，才上了车。乘客都惊奇地看着他俩，其中一位说：“差一点就晚了！”

南昌中学校长陈同志（不记得名字了）是江西地委负责人。他给绍禹和同行赴苏的二人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朱霁青（上海国民党管招生的人），朱可能是招生委员会主任。陈同志说，如有困难，可以找恽代英同志帮忙（代英可能是代表共产党管招生的）。另一封介绍信是给已到上海去的温普血和傅清华同志。温是江西赴苏党员学生党员负责人（后来在中大学习不久，即回江西工作牺牲了）；傅是赴苏团员学生负责人（“文革”后，下落不明）。

上海的招生委员会在环龙路24号——这是华侨捐给孙中山的一所房子，也是后来宋庆龄的住宅。绍禹第一次去找朱霁青，他就说名额已满了。代英同志和他谈，他也不同意。第二次去找朱时，他仍不同意。代英和他吵了一阵后，说：“你不同意，我自己去和苏联船交涉。”结果，朱也只好同意了。[71]

有的著作说：“陈绍禹本来被安排在湖北计划内，因满员了，后列入江西的名额中。”[72]所以，他是用江西的名额赴苏的。

同月 作口语体《我们是革命青年》诗一首，留别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诗共三段：

（一）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覆地翻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

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革命的苏联。

（二）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裕后光前。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

实行马列主义的光辉理想，创建富强幸福的中华家园。

（三）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党员团员。

接受党和团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各个战线。

我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我们要向前、向前、再向前！[73]

11月2日 从武汉乘船赴上海，作五律《赴莫自汉去沪船中》诗以记之：

笛鸣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74]

11月下旬 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候开往苏联的船只。在等候期间，写了七律《赴苏海上赠诸友——致禹生并转豫垸青年学会各战友》一首：

战友情怀海样深，高山流水总知音。

满腔风雨同舟感，一片精忠报国忱。

工欲成功须利器，兵能必胜在齐心。

天南地北勤相勉，列义钻研群众亲。[75]

冬 作七律《过上海黄浦滩有感》一首。诗曰：

黄浦江边黄浦滩，帝强无法又无天。

公园不许华人进，船货全凭苦力搬。

四亿同胞能雪耻，五卅运动只开端；

将来革命成功日，马列红旗此地悬！[76]

11月下旬 和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等50多人一起乘船离沪，前往海参崴，准备改乘火车到莫斯科。[77]

对于出发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说是“我是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启程，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莫斯科”。[78]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也认为是10月28日出发，但认为是11月28日到莫斯科的。[79]吴亮平也说是10月出发的。[80]但王明11月2日作五律《赴莫自汉去沪船中》，说明正从武汉乘船赴上海；11月下旬在上海作诗两首，说明这时他还在上海。故可以估计是11月下旬出发的。

对于海上的航行，庄东晓回忆说：

在一个天色阴暗的晚上，我们是分别上船的。一上船，就被带进货舱里坐下，唯恐被上海当局发现，一直躲在舱里不敢露面。船出了吴淞口我们才走上甲板，透了一口新鲜空气。仰首眺望，天水一色，心旷神怡。

一进日本海，暴风巨浪迎面袭来，海水汹涌，溅到船头。兴高彩［采］烈的我们也随着船的颠簸，左右摇摆，东倒西歪。一些未经过惊涛骇浪袭击的年轻同志，特别是一些身体弱的女同志，又呕又吐，吃不下，睡不着，眼看着一个个要病倒了。这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俞秀松毫不迟疑地站出来，组织同志们同海浪搏斗。他走上船头，站在甲板上，大声疾呼：“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象大海一样辽阔，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在俞秀松的鼓动下，同志们一个个手扶船梯，走上甲板。有的谈论未来，有的欣赏海上风光，也有的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不但呕吐止住了，而且个个精神抖擞，还唱起了庄严的国际歌。

在狂风巨浪袭击中，适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八周年纪念日，苏联船长主持了纪念会。他简单地致了开场白后，有位朝鲜女同志，发了言并翩翩起舞。笑声此起彼伏，颇有生气。俞秀松被推举为中国学生代表讲了话。他热情赞颂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代表中国学生表示要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他的讲话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在海参崴上了岸。在海参崴利用稍事休息的间隙，俞秀松又组织我们同当地中国居民开了一次气氛十分热烈和亲切的联欢会。[81]

关于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经历，庄东晓回忆说：

西伯利亚的寒流来得早。隆冬季节，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们从海参崴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苏联有关方面为我们置备了冬装，从服装到鞋帽每人发了一套。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严密封锁，苏联的煤炭奇缺，火车靠烧木柴开动，行车速度慢慢悠悠，如同蜗牛上坡。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约七千四百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差不多二个星期。

火车上没有暖气设备，没有饭菜供应，水管也结冰了。每当停车时，人们便蜂拥而下，排队打水，抢购食物。稍慢一点，就会打不到水，买不到食物，还有掉队的危险；快一点，路上结着冰，又光又滑，跌跤是难免的。女同志怕跌，几个人结队，手拉着手一起走，一人跌，众人倒。[82]

[1]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手写复印稿，以下简称《传记与回忆》）。此书已由莫斯科慈善基金会于2011年出中文版，但差错较多，本书仍以手写复印稿为准。同时参见徐修宜《对王明籍贯和出生时间的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2期；《应用公历统一现代人物的出生时间》，《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自己生于1906年。

[2]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3]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本人“家庭出身小商人”。

[4]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5]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说叫陈亨锡，第5页。

[6]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记录。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说是字炳森，见该书第5页。

[7]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8] 甘红红向佟英明提供。

[9] 石上流：《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长江》1987年第6期。

[10]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为“号淑连”，第5页。

[11] 甘宁1988年3月17日在接受佟英明采访时说：她1925年办了六安县陈氏祠堂高初两级女子小学，办了六七年，每班30多人。教员有豫皖青年学会会员黄启仁、张育才，及陈觉民、甘宁等。

[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第311页。

[13]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为喻康候，字焕堂，是前清秀才，私塾先生，第8页。

[14] 甘宁说名幼堂，共产党员，是鄂豫皖苏区六安十三乡的文化委员，1930年10月，因叛徒告密被俘，敌人在其鼻子里穿上铁丝，牵着游街，最后壮烈牺牲。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记录。

[15] 《传记与回忆》。

[16] 甘宁说王明6岁上学，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17] 应为商城县。王明写过一首《双河山东岳庙》，不知这里是不是指的双河山。

[18]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19] “打中午”即午休。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页。

[2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11页。

[2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13页。

[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页。

[2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页。

[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5页。

[25]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26]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19页。

[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页。

[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页。

[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页。

[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7页。

[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23页。

[32]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0～24年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甘宁说王明在三农读书靠两个同学接济，一个是六安杨堂如，一个是桂月峰。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25页。

[34]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35] 曹仲彬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7页。

[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页。

[37] 应为阿英。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页。

[3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40] 桂尊秋：《我所知道的陈绍禹》，1986年12月30日《人民政协报》。

[4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页。

[4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9页。

[4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页。

[44]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4～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页。

[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页。

[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页。

[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页。

[49] 袁大明口述，见金寨县党史办资料古碑卷1号，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8页。

[50] 佟英明访问甘宁谈话记录，1988年3月17日。

[5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页。

[52] 见《传记与回忆》附录Ⅳ《王明同志写作要目》，以下简称《写作要目》。

[53] 《传记与回忆》。

[5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页。

[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页。

[56] 《传记与回忆》。

[57] 同时又说：“25年3月～10月，湖北青年联合会干事会干事，兼联络科。”

[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8页。

[5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60] 应为商城县。

[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页。

[62] 孟庆树说，王明于1924年秋经林育南、梁仲明二人介绍加入共青团，见《传记与回忆》。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中，说1925年8月加入湖北（武昌）地方青年团；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5年9月入团”；1950年填的简历表中说“1925～28年兼中共青年团员”。

[63] 罗征敬：《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31～232页。

[64] 《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79～180页。

[65]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66页。

[66] 《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

[67] 许鸿1983年11月6日向佟英明谈话记录。

[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页。

[69] 访问许凌青（许鸿）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是怎样出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70] 曹仲彬：《访问姜长林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56～57页。

[71] 《传记与回忆》。

[72] 徐浩然等编著《海峡两岸的呼唤和平统一祖国》，第333页。

[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43页。

[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页。

[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页。

[7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页。

[77] 孟庆树整理《传记与回忆》说同去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黄励、张琴秋、赵凤培等。

[78]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128页。

[79] 《王明传》，第57页。

[80]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5页。

[81] 《俞秀松烈士永生》，《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62页。

[82]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60～261页。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2月 21岁

12月25日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到达设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汉克[1]大街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

王明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一文中说：“1925年11月，到底哪一天，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到20日左右吧。约莫夜间十二点钟的光景，我们一行五十多个人，在大雪纷飞中，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2]但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是“1925年12月25日”到苏联的。

关于中山大学，杨尚昆在《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中说：它是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名字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它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身份。[3]

中国学生到中山大学以后，首先按个头大小排队编号，同时起一个俄文名字。《传记与回忆》说王明的俄文名字是哥鲁别夫，但一般译为克劳白夫，意思是“鸟”，也许是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鸟那样肩生双翅，凌空翱翔吧。[4]

乌兰夫回忆说，他们的俄文名是自己起的，“实际上是赶时髦并无多少用处”。但据江泽民[5]回忆，俄文名字是报到时由工作人员给起的，当时“工作人员拿来一个电话簿，参考其中的俄国人姓名，依次为我们取个俄国名字，我的俄文名是：马斯洛夫。这样做是为了俄国教职员工作方便，也为了保密。但是中国同学间大部仍然互称中国姓名”。[6]

王明被分在第一班，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工作。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在“团的工作”一栏中说：“曾在第二班及第十一班〈任〉党小组长，曾当宣传部主席（仅一月，因公社工作而辞去）”；在“学校组织”一栏中说：“列宁主义预备翻译（口译），笔译列宁主义，有时为参观及教务处工作〈做〉口头翻译”；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我是1925年十二月来的，自来时起到1926年八月，我都是作俱乐部，青年团，党，公社，国民党……等等工作，不仅我同时兼五项以上的工作，并且还学了六个月的玻璃板印刷。”《传记与回忆》说：“到后不久，绍禹即当选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当时绍禹21岁还兼团籍，1927年下半年才退团）。1926年，帮助学校做了半年的玻璃印刷，印刷中文教材，因为当时只有一位女工（玛尔勤可）忙不过来。”

同月 中共旅莫支部分部成立，王明随即加入。

中共旅莫支部是仿效旅欧支部的做法，于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成立的。中共党员到莫斯科后，已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又与苏联共产党没有正式关系。鉴于这种情况，东方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建立了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开学不久，成立了分支部。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5年12月“加入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1925年中大开办后也成立了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领导人是三人小组。其一是任卓宣（叶青），后来成了叛徒。其一是刘伯坚，回国后先在白区工作，后到根据地，早年去世。其一姓王，广东人，好像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旅莫支部与第三国际、苏共没有正式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开的，但不是不知道，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中国党员的党籍联共也不承认，认为中国学生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也无不可。”[7]

年底 作七律《谒列宁陵》，诗曰：

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

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

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

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8]

1926年 22岁

3月12日 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开学。

《传记与回忆》说：“到后即开始上课。但大学正式开学，是1926年3月14日，即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9]

4月～8月 担任中山大学俱乐部党团书记。[10]

傅钟回忆说：我当时是中山大学总支部副书记，实际上是我主持工作，“我那时做工作，是这样安排的：重要工作分给俞秀松去做，而像俱乐部的工作，则让王明去做”。[11]

5月11日 在冯玉祥访问中山大学时，中国共青团负责人王明及在中山、东方大学学习的国、共两党留学生谷正纲、张镇、蒋经国、邓希贤（小平）等参加了会见。[12]

5月12日 和几位安徽籍的中山大学同学一起，到冯玉祥访苏下榻的欧罗巴旅馆作礼节性的拜访。据毛以亨回忆，在会见中，王明给他“极好的印象，面目俊秀，聪颖年少，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的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13]

5月 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就旅莫支部的工作进行辩论。[14]

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分支部成立后，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缺点错误，如不重视理论学习，不支持学生学习俄语，强调党员间互相监督，致使许多人只注意在生活琐事上谨小慎微，等等，引起了很多学生的不满。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旅莫支部有两个不好的倾向，“第一是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把用功研读马列的党员都视为‘学院派’”，还“反对学俄文”；“另一个错误的倾向是，家长制作风和在党内生活中不谈政治思想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并提倡党员互相‘打小报告’”。[15]

西门宗华回忆说：王明等人抓住旅莫支部的缺点错误，首先进行私下活动，和气味相投的人耳语，散布不满情绪，经过3个月的酝酿，开过十几次小组会、大会。在这些会议上，王明力主解散旅莫支部。他除了列举旅莫支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强调共产国际的章程有规定，一个国家的党员到别一个国家，就要加入所在国的党组织，旅莫支部是旅居莫斯科的中共党员自己的组织，是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理应撤销，中山大学党组织应归苏联共产党领导。王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校方的支持。能言善辩的王明，“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16]。

青石在《王明留学莫斯科》一文中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对旅莫支部的指导方针提出严厉批评，与支部负责人叶青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他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不久，旅莫支部被宣布解散，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归属学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王明因此声誉鹊起。[17]

同月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召开会议，宣布撤销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党组织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同时，将中共党员改为苏共候补党员。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中大的苏联领导人发现旅莫支部的错误后，大概经过向苏共和第三国际请示，就下令解散了。中共党员，不论正式、候补、新的、老的，都成了苏共的候补党员。”[18]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一九二六年五月转为正式党员（六月候补期）。”

6月～8月 担任读书室委员会主席。[19]

7月7日 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会议，一致选举阿戈尔为支部书记，王明等七人组成宣传鼓动委员会，由董亦湘任主席。[20]

7月 中山大学组织学生到列宁格勒参观，王明参观后写《参观列宁格勒》七律一首。

9月初 中大学生公社改选，王明被选为主席。

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自1926年九月起至1927年我回国以前止，我当学生公社主席（自十月起即当翻译），这个工作是要抛弃一切学习的。”

王明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中回忆说：“1926年9月初，中大学生公社改选时，我和马骏同志均当选为公社的负责人（我作主席，马骏同志作书记）。”[21]

《传记与回忆》说：“1926年下半年，绍禹当选为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回民共产党员马骏同志任公社秘书……学生公社除了管理学生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外，主要的是配合党团组织进行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在反国民党右派斗争结束后，接着又公开进行了反托派反拉迪克的斗争。”[22]

江泽民回忆说：“1926年冬，中山大学选举学生公社主席时，由于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斗，两派的人都不能当选。王明借机两面讨好，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从此以后，他接触副校长米夫的机会多了，得到米夫的欢心。”[23]

唐有章回忆说：“他（王明）在中山大学时，本来既无任何地位，又无过人表现，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势力了。但由于他当时不属于任何一派，又善于趋奉讨好，以致在1927年3月[24]学生公社因主席马骏同志要回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而改选主席时，当上了学生公社主席。那时公社主席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俱乐部指导全校学生的文化、娱乐、体育、参观等活动，可以通过班长、室长掌握学生的一切动态，是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王明工于心计，还在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他就认定当时在该校任教并因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而出名的教师米夫一定会走红，于是一头钻到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的学科里去，因此颇得米夫欢心。后来米夫当上了中山大学副校长，而他也一跃成了学生公社主席，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更得到米夫的赏识。”[25]

李一凡回忆说：“当‘孙大’学生公社主席马骏同志1927年初决定回国而必须改选时，党务派和教务派各都不肯让对方的人当选；于是，王明便乘时鹊起，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爬上了公社主席宝座而‘得其所哉’了。这样一来，他同米夫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极尽其溜须拍马之能事，终于取得了米夫的信任。”[26]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在学校拉拉扯扯，搞教条宗派活动，其中有李竹声、沈泽民、盛忠亮[27]、汪盛狄等。他们作风很坏，一方面拉拢俄国人，一方面在中国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反感……王明通过搞教条宗派活动在支委会中起作用。王明上课、回家途中，常看到他们一伙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明既会拍马，又会吹牛，大家讨厌他，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却得到校长米夫的器重。”[28]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说：“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却离不开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争得米夫的重视和支持，一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迫切需要，顺应并领导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层路线’结出的‘硕果’，后者则是王明走‘群众路线’的结晶。”[29]

9月 为了尽快地培养出一批通晓俄语、能做翻译工作的人才，中山大学从中国学生中挑选了十多个人，另组一个俄文班，直接用俄语讲课，王明和李培之、庄东晓、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等都被选入。[30]

由于俄语和列宁主义课学得好，王明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与王明同桌的庄东晓回忆说：“这个班的课程不多，仅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四科，每科都配有专门教师，教学法是先由主讲教师定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书籍参考书籍及有关辅助材料，在课堂上教师作了概括的简单引言之后，学生自己分头去准备，定期集中讨论，讨论结束，由教师归纳作结论。在学习进行中，王明〈在〉对政治经济，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的讨论时，很少发言，甚至一言不发。但每逢列宁主义课进行讨论时，则经常是第一个首先发言，而且发言时紧张得两颊青筋暴露，口水四溅，以致坐在他侧边的同学（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顾，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什么他对其他课那样冷淡，独对列宁主义课如此积极，是否出于兴趣问题？日子一久，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列宁主义课是米夫主讲的，米夫是莫斯科中大校长，在校长面前自我表现表现吧了。果然，‘克劳白夫’（王明）这个名字，很快就留在米夫的脑子里。每到小组讨论，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不休时，米夫就指名叫克劳白夫说说自己的看法。于是王明就受宠若惊，机会难得，站起来滔滔不断的［地］大放厥词，从而‘克劳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学生的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里。王明也自认为是米夫门下的高才生，傲视一切，学校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更多起来，在同学中也常听到王明的高谈阔论了。”[31]

王稼祥也曾说：王明到中山大学后不久，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们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32]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一书中，分析了米夫和王明相互勾结的原因。书中说：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力图用完全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决策和指示的人，也就是对“国际路线”亦步亦趋、把国际指示视为包医百病的药方的人，来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当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员的陆定一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共（布）党领导人想用陈绍禹等“米夫的走狗”做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他们“这批搞大国主义、老子党的人，认为中国党的老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者，要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来代替他们，夺他们的权”。

共产国际、特别是米夫看上陈绍禹，正是出于上述需要。不仅如此，米夫个人也有打算。米夫知道，他自己是依靠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的支持，才当上了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他要保住他的职位，甚至还要争取提升，就必须坚决支持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努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米夫还小有野心，很想由他个人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号施令。于是，寻找合适的人员，组织愿意听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挥、同时又听命于他米夫的小宗派，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米夫少年得志，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众多学生面前一显身手，殊非易事。须知，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不仅党龄较长，而且因多年从事国内革命斗争有一定经验，不少学生还受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因而米夫只好把眼睛转向那些没有经验却自以为是、远离革命实践却能背几句马列词句的人。陈绍禹恰好是他物色的对象。陈绍禹的“聪明”和“乖巧”又正好表现在他善于投其所好，迎合共产国际和米夫个人的“需要”。

陈绍禹有些鬼机灵，也有野心，不甘寂寞，工于心计，善于趋炎附势、钻营拍马。还在拉狄克当校长时，他就猜测副校长米夫会继续高升，便想方设法讨好米夫，一头栽到米夫一边。米夫也逐渐发现了这个特殊学生，赏识他，直到把他当作心腹走狗。第一期学生到校不久，学校为增加课堂翻译而开设了俄文l班。陈绍禹在这个班就开始了投靠米夫的活动……

陈绍禹的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也是从老师米夫那里嫡传的。米夫只会拿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小册子照本宣科。陈绍禹起而效尤。他对中国历史只有在国内上学时学的那一点点，而对中国革命，他还没有干多少事，就到莫斯科上学了，几乎没有一点实际革命经验。他除了记住一些名词术语，背诵现成结论之外，并不懂得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讨论会上他能讲得头头是道，却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之所以这样夸夸其谈，原本是为了讨得米夫的欢心，并不是要真正领会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所学得的“列宁主义”，无非是一些著作中的词句或结论，以及机械地加工之后的苏联经验的某些条条。但他却自命不凡，靠这点本钱便以为自己已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除了列宁主义课，陈绍禹对俄语也用功学习，因为只有学好俄语才能更多地同米夫直接来往。而米夫也脱离大多数中国学生，只在少数几个会说俄语的学生中寻找亲信。陈绍禹俄语掌握得比较快，也使他易于受到米夫的宠爱。[33]

10月11日 参加由校长拉狄克召开的校务会议，中山大学开始开展反托派的斗争。

《传记与回忆》说：

中大原来没有公开的反托派斗争，因反托派斗争开始时，还只是联共党内的事。但1926年双十节十五周年，中大借东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礼堂开纪念会。拉迪克（当时是中大校长）在会上讲话时，东大教员别尔曼等呼口号：‘打倒拉迪克！’“打倒托洛茨基！’‘拥护列宁主义！’等口号。次日，拉迪克召开中大的校务会议。参加者有：校长拉迪克，副校长米夫，教务长阿古尔，支部书记伊格那托夫，学生公社主席陈绍禹（由此五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记录是波古列也夫——副教务长兼管事务行政，他无表决权。拉迪克要求校务委员会通过一封抗议信给东大，抗议东大捣乱中大双十节纪念会和侮辱中大校长。提出意见付表决时，米夫、阿古尔、伊格那托夫都不赞成。拉迪克要学生公社主席付表决时，支书说：“你是党员，应当和我们站到一起。”绍禹说：“我不投票，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会后，支书伊格那托夫向绍禹详细地介绍了托派和反托派斗争问题，并说原定不在中大公开这个问题，现经中央同意，最近可以在中大展开这个斗争。隔了几天，先召集支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大的反托斗争……

当时，学生们都只知道苏共党史课内提到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至于列宁死后，1923～1926年的新反对派托派的情况，学生们都不了解。所以在这次支委扩大会后，召开了全校的党团员大会，支书伊格那托夫同志作了关于托派问题的报告，这样就在中大展开了反托洛茨基派的尖锐斗争。

12月31日 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会议，指定10位同志做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王明是成员之一。[34]

1927年 23岁

1月1日 米夫在《共产国际》第1期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一文，认为“从中国革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内发展趋向来看，这个革命只能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存在着苏联的时代，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发动进攻，不仅‘自下而上’；而且要‘自上而下’地采取坚决行动”。米夫的观点对王明有直接影响。王明在以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重述。

年初 加入苏联共产党。[35]

2月初 奉命随米夫率领的“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来中国。[36]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参加的是“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2月初由莫斯科动身，先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到中国。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八位苏联人和四位中国人，中国同志是陈绍禹、阎骏钟、潘家辰、刘国璋。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1.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为此带去五万美元作开办费）；2.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作扩军及领导农民武装和土地改革的骨干。

庄东晓回忆说：“根据分工，配备了四个翻译，潘克鲁（潘家辰）给米夫做翻译，搞党的材料，刘少文搞工会的，王明搞团的，我随米夫的爱人搞妇女的。临行前，我突患猩红热。马上隔离，住院就医，临时由一男同志代替。王明一心要找接近米夫的机会，他以为给米夫做翻译就好了。但分配给米夫做翻译的是潘克鲁，于是潘克鲁就成了他的障碍物，必须把这一障碍物搬掉，在米夫面前不是说潘翻译有问题，就是说潘挂念爱人，无心工作。终于私愿得偿，从此天天跟在米夫的后边，大献殷勤，及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便倚为左右手，终于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37]

3月中旬 随米夫乘苏联船由海参崴经苏联开辟的特殊航线绕道抵广东。在海上，写了《海洋绕道行》七律一首：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自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38]

3月20日左右 到广州，在广州工作了十多天。[39]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取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王明在广州写《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诗一首，诗曰：

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装起义告成功。

劳工运动声威大，革命风云变幻中。

已往千年换朝代，而今一切靠工农。

自从共党出生日，中国风光大不同。[40]

4月9日 离广州前往上海。[41]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

4月14日 到达上海，历经艰险。

《传记与回忆》说：“工作组本来决定步行经江西到武汉去，以便沿路看看农村情况。但四月初，接上海苏联总领事馆电说，时局可能有变化，广州不能久住，应早日到武汉去。同时，广东省委书记木青同志和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孙本文同志都说广州情况不稳。”于是，工作组“四月九日离广州，四月十四日到上海，所以工作组还不知道‘四一二’政变”。因苏联船不能靠岸，停在了杨树浦的江中，米夫让四位中国同志先上岸，于是他们只好坐小划子上了岸。潘家辰提出应到市政府去找罗亦农，哪知在英租界被巡捕查问了三次。在市政府旁边的小旅馆住下后，绍禹买来当天的报纸，这才知道情况已大变！四人急忙把每人带的一大箱俄文书籍和他们在苏联学习的笔记等，都塞在旅馆内的大柜里，雇了人力车到另一个旅馆，然后马上又换旅馆。刚到第五个旅馆，就听到楼下有人查问，于是每人只把钱带在身上，从旅馆后门逃走了。在英租界四马路一个小旅馆住下后，绍禹给他那位在沪江中学教书的四叔打电话，四叔来后把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情况都说了一遍，并出去给四人买了中国衣帽衬衫和箱子鞋袜等，化了装。

4月18日 离开上海，乘英国船前往汉口。米夫等也同船前往。在离九江五六十里的地方，同船的李立三、郑超麟、潘家辰等唱起《国际歌》来，结果英国船长要把船开回上海，致使船在九江停了五个钟头。[42]

4月22日 到达汉口俄租界的苏联同志招待所。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王明等人在汉口的活动情况：

到汉口后，米夫带着绍禹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负责同志。见到陈独秀时，米夫把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办日报和办干部训练班，并告诉陈带来五万美金作开办费。那知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忙得很，没有功夫搞这个玩意儿！”米夫又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办和具体办法，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原定训练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准备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等省抽调觉悟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受训。受训后，一部分派到军队去做干部，另一部分派到农村去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训练班应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农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学生。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成分，他主张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学生。争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是：工农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占百分之五十。陈独秀派张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汉撤退前，他们仍未找到房子，实则是陈独秀不愿意办这样的训练班！米夫和绍禹见到蔡和森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把办训练班的意见和他谈了，蔡很赞成，但他说，他做不了主。蔡又说：中央宣传部只有他和尹宽（宣传科长）二人，而尹还时常不来办公。另外有个材料科（有陈伯达、朱自牧等三人）。蔡决定叫绍禹做中央宣传部秘书，叫米夫兼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出版科他指定任卓宣担任，但任始终未来。

米夫和绍禹见到瞿秋白同志时，也把上述计划告诉他。秋白也很赞成。秋白当时是《向导》总编辑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但他说，农委和编委都开不成会。秋白把他写的小册子《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送给米夫和绍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反对以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米夫和绍禹表示赞成秋白的意见。秋白叫绍禹作《向导》编辑委员会委员。他说：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开开会，商量商量。

的确，当时的无组织无纪律情况很严重。编委会委员们都不愿到会。开会时，就只有秋白和绍禹二人……

米夫和绍禹见到张国焘时（他当时是军事运动委员会主任），也把办日报、办训练班和扩军的计划告诉他。张说他同意，但要和老头子（即陈独秀）商量。

米夫和绍禹又去见彭述之。他俩印象最坏的是彭述之（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他对时局等问题都不谈自己的意见，却哼哼唧唧地说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米夫生气地走了。米夫说：“彭在莫斯科，外号叫孔夫子。现在还是个孔夫子！”

关于扩军问题，工作组一到武汉就和陈独秀谈了，但他始终拖延不向汪精卫提。直到武汉撤退前不久，米夫和绍禹一块去找汪精卫。汪当时表示同意，他问武装从那里来？米夫说：先从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地方收集来。很快冯玉祥从陕西出河南，路打通了，苏联可以帮助……

因为陈独秀不愿办日报，米夫、绍禹等到武汉后不几天，米夫就决定把工作组分散了，分成三组，每组两个苏联同志，一个中国同志。潘家辰随两位苏联同志到上海，刘国璋随两位苏联同志到长沙，阎峻钟随两位苏联同志回广州（阎后来在广州牺牲了）。

绍禹说：现在看来，这样过早地分散力量是不对的。因为她们到那些地方既无必要，又分散了工作组的力量。如果留在武汉，可以经过秋白与和森两人的帮助，办起日报来……

虽然工作组的原定计划未能实现，但绍禹参加了宣传部和编委会的工作……同时在全国总工会办的职工训练班和汉口市委办的女工干部训练班教课……

就这样，绍禹同志从四月底紧张地工作到七月初，才离开武汉。[43]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有的著作说米夫当时曾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说法是不确的。

4月27日～5月9日 作为米夫的翻译列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4月28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野蛮杀害，王明于汉口写五绝《永垂不朽——悼李大钊同志》：

马列旗高举，光芒照九州。

捐生为党业，不朽永千秋。[44]

5月26日 撰写《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以绍禹的名字发表在6月15日出版的《向导》第198期上。文章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资本主义前途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它们命运的只是那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领导这一问题。”“四一二”以后中国出现了“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对立的局面。两个政府代表两个前途。为了“使非资本主义前途得到保障”，就要“扩大和巩固”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扩大和巩固这个政府，就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文章还说，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同志代表左派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大会，表示对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斗争方向完全赞同，并预料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国革命发展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汪精卫的“表示”和工农成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就表明蒋介石叛变后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开始形成，也就表明已经逐渐建立起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具体基础”。

5～6月 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45]

6月1日 写《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以绍禹的名字发表在6月8日出版的《向导》第197期上。文章在联系到中国革命时，不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不顾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的反动行径，硬说“在中国目前事变中”，非资本主义前途已“开展和巩固了自己的基础”。并说英俄绝交必然带来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武装进攻苏联第一个信号”，强调保卫苏联的意义。

6月16日 参加陈独秀同米夫的谈话，内容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据王明回忆，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个阶段里，共产党不能领导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政府和军队应归资产阶级掌握。在这个阶段内，共产党带兵就是军阀，做政府首长就是官僚。群众运动不要发展到威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应当完全归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能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共产党才来做第二次革命。那时共产党才可以领导革命，共产党员带兵才不是军阀，做政府首长才不是官僚。那时候才可以武装工农，搞土地革命，搞社会主义……我们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当然同莫斯科那一套理论和办法不一样，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是对的。”王明说他反对陈独秀这种二次革命论。[46]

6～7月间 中山大学学生中“教务派”和“支部派”的斗争激烈化。

不少人认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是由教务长阿古尔和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的矛盾引起的。例如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初夏，拉狄克被免除校长职务后，教务主任阿戈尔被任命为临时代理校长。他同支部局书记塞德尼柯夫[47]各拉拢一些人互相指责，工作极不协调，形成所谓教务派与党务派之争。教务派指责说：学校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继续推行旅莫支部的作风。党务派则反击说，教务工作搞得杂乱无章……虽然在1927年夏开过多次会，但都未解决问题。”[48]

杨尚昆回忆说：“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49]

盛岳回忆说：教务长“阿古尔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他利用当时学校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力图为自己捞到校长职位。为了加强他的地位，他争取到了几个有势力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文）、俞秀松和董亦湘等，这些都是素有声望的老党员……阿古尔依靠身边这几个有地位的人物，很快在他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成为学校的太上皇，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Sednikov）放在眼里。谢德尼可夫反过来把原来的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人拉到他身边，像胡锺、李俊哲等，并通过他们成功地拉拢了张闻天、沈泽民和施适。这样，在中大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Academic affair faction）和由谢德尼可夫领导的支部派”。“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这场权力斗争达到了顶点。两派在会上展开了‘血’战，就教务和党政工作激烈辩论。教务派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而支部派则坚持说学校的教务工作搞得杂乱无章；双方在争论中寸步不让。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七夜，只在开饭时间休会，还是没有取得任何妥协。许多学生不参加两派，对这场叫人厌烦的权力斗争大为恼火，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正因为这样，就形成了第三势力，这使得学校情况更趋复杂。这场两败俱伤的斗争继续进行……”[50]

有的学者也认为：“教务派”“支部派”“这两派是中山大学的领导人搞起来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是两个领导人的矛盾的反映”。[51]

但有的人认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是由于米夫、王明等人想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挑起来的。如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停止职务。临时接替他的是校教务长阿古尔。在我看来，阿古尔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不但一般学生敬重他，就是那些很有声望的中国教职员也很敬重他，象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就是这样。俞秀松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领导人；董亦湘同志是建党初期党员，而且是参与筹办中山大学的中共代表之一；周达文是一位很有学识的教员。他们在中国学生中威信很高。万万没有想到，阿古尔代校长和他们却成了米夫及王明等人夺取中山大学领导权的障碍。米夫耍弄权术把阿古尔搞下台后，自己担任了中山大学校长。王明等人就狠狠打击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52]

7月15日前 汪精卫叛变革命前随米夫返回苏联。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

8月初 随米夫回到莫斯科。

随后，王明到离莫斯科不远的特拉索夫卡向正在过暑假的中山大学学生报告中国见闻，表示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悲观看法。他了解到学校斗争的复杂情况后，向米夫献计：支持支部派，争取、团结中间态度的同学，搞垮教务派。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实施的结果，搞垮了教务派，阿古尔被撤职离校，支部派取得了胜利，米夫很快被任命为校长。王明因此更进一步得到重用。

江泽民[53]回忆说：“是年8月间他们（米夫、王明）回到中山大学时，正是党务、教务两派争斗激烈，学校被搞得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时期。王明趁机利用矛盾，施展其野心家的伎俩。米夫按照他的计谋，掌握不参与党、教两派争论的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暗中联合党务派，搞垮以阿戈尔为首的教务派，从而为自己接任校长职务铺平道路。结果，阿戈尔和塞德尼柯夫均被解除职务。1927年底米夫被正式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54]

盛岳回忆说：“当米夫回来时，他发现学校已被派系搞得四分五裂。为了制止混乱，陪同米夫去中国后回来的陈绍禹提出了一项结束争论的方案。他建议米夫牢牢掌握住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务派，从而为米夫当中大校长铺平道路。陈的方案被付诸实施，证明行之有效。阿古尔派被完全搞垮，米夫不久被正式提升为校长。陈绍禹在这场运动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这次斗争，是陈绍禹初次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结成同盟，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一同盟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共本身都有着深远的意义。”[55]

庄东晓回忆说：“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56]杨尚昆的回忆基本与此相似。[57]

袁溥之回忆说：“王明曾经陪米夫到中国一趟，回莫斯科后就更加趾高气扬了。”“王明的主子巴维尔·米夫身材高大，昂首阔步，一副大官的架势。矮小的王明总是跟在他的身边。他要伸长脖子仰着脑袋才能同米夫讲话，那一付胁肩谄笑的丑态，实在令人恶心。王明本来是中大翻译室翻译，但他总是提着皮包，跟在米夫的身后，好象米夫的勤务员。”“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的宗派活动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尤其是对他们搞走阿古尔，狠整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可耻行径感到气愤，有的人公开支持阿古尔、俞秀松、董亦湘等人，这样就形成了两派，但大多数同学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卷入这场斗争。我当时虽然也对王明等人不满，但没有参加反对他们的一方。米夫当了校长，王明这一派得了势，但两派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58]

但据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说：王明因迅速掌握俄文而与学校里的苏联教员打得火热，因此从一开始就同与苏联教员关系较好的教务处派的干部更为接近。他回苏联后，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党委会派的行动。据胡建三说：“在反对旅莫支部的时候，即反对傅钟、张闻天等的时候，米夫同陈绍禹两同志都从中国回来，陈绍禹同志当时也是反对傅钟、张闻天等最力的一个。”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力推举下，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他都颇为信任。难怪后来当上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原道明确说：当教务处派与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后，即组织了第三派，要处罚党委员会派之首领，“当时第三派（势）力大”，“陈绍禹也是其中首领之一”。当然，陈绍禹之加入反对总支部委员会的行列，与教务处派和第三派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他们之间的结合并不紧密，陈绍禹未必真的是第三派的首领。他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会一派的人配合默契，弄得党委员会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但是在联共（布）区委发话之后，陈绍禹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地出现分歧了，转而拥护区委决议，于是有人“开始向陈绍禹进攻，说陈绍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众”。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绍禹却未能当选。[59]

王明自己的回忆则与上述说法都不一样，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整理的回忆录说：

绍禹等从武汉回到莫斯科，中大正放暑假，学生都到离莫斯科市不远的地方——塔拉绍夫卡休养所休息去了。而在暑假前开始的所谓“教务派”反对“支部局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和加深。

斗争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是：由于陈独秀拒绝办工农军事干部训练班，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大中学生到苏联的各种军事学校去学军事，又决定选送一些学得好的送去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可是教务处未和支部局商量，就把送去学军事的名单决定了。当时“教务派”工作人员主要是教务处长阿古尔，支部局主要是支书西特里可夫。而陈独秀派来的八大委员[60]和教务处人站在一起，不主张和支部局商量，在暑假前，就把准备送去学军事的学生名单送给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国际和联共中央当然不知道名单未经过支部局同意，而名单中有一些不合适的学生，因而就按此名单把学生送去了，把1925和1926年来的许多老学生都分散到别处学习去了。因此支部局提出批评管教务工作的同志和所谓八大委员。被批评的不接受意见，双方乃展开了斗争。党的区委也不能解决。中国学生中，代表教务派的有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代表支部局派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双方都在学生里争取同情者，使得学生不能安心上课。正校长拉迪克因是托派已被撤职，党的区委和副校长米夫都要绍禹帮助解决这次的纠纷。绍禹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说服和批评了双方的缺点。首先，批评了周达文等人和教务处某些同志不和支部局商量就把学生派走，是不对的。其次，批评了双方在学生中采取闹独立和争取同情者，使学生不能安心上课，也是不对的。这样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沈泽民、张闻天等同志虽受到批评，还和大家和好如初……而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则闹成见，记恨在心，经过其同情分子继续做挑拨离间、借口闹事等活动。同时，因为许多学生都要求绍禹谈谈国内情况，绍禹除了一般情况外，就公开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赞成瞿秋白同志的主张。结果周达文等陈独秀派大为不满，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党没有陈独秀怎么行，瞿秋白懂得什么东西，并把斗争的火力集中到绍禹身上。先说绍禹是瞿秋白派，以后看见大多数都拥护绍禹，他们又造谣说，中大有了陈绍禹派。[61]

在《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以下简称《中共半世纪》）一书中，王明还说：“所谓‘陈绍禹派’是一九二七年冬托洛茨基派同陈独秀派共同捏造出来的。由于我从来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以托派就给我贴上各种标签。由于我一九二七年八月从武汉回到莫斯科后，积极作报告说明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于是中国留莫学生中的陈独秀派都叫我是‘瞿秋白派’。由于我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起积极反对由托陈两派分子组织起来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据党的六大主席团决定，我又在六大上作过‘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于是托陈派分子就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反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员统统称之为‘陈绍禹派’。”[62]

9月22日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1期学生毕业，王明留校工作，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兼任翻译、教员班（三年级第一班）列宁主义教研组教员。

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自去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我除做党的工作外，还作学校，党部，代表团翻译工作。”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7年10～12月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宣传干事”；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7.9～1929.3，在莫斯科，作翻译当教员等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7年暑假后，党的区委决定把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送到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陈绍禹等五人送去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绍禹想早日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不愿再学五年而未去。”

对于王明在支部局中的职务，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做组织工作”，[63]有的说他是“党支部局成员”，[64]有的说他在支部局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65]但《传记与回忆》说：“在1927年暑假后的一次党员大会上，绍禹等拥护国际和中共路线的同志们，仍当选为支部局委员。绍禹担任支部局宣传委员，继续参加领导中大的反陈托派的斗争。”

关于教员班，有的著作说：它由毕业留校的人组成（称“三年级第一班”），共20人，张闻天任班长。教员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员，在苏联或到中国任教。这个班开设四门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授课）、理论和实践（弗拉索瓦授课）、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史。同时，分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西方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四个研讨组（也称教研组），从事教学与研究。王明参加的是列宁主义研讨组，同组的有张闻天、潘问友、曾洪易、陈原道。指导教师为弗拉索瓦。[66]

秋 得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任书记、回族革命家马骏被敌人杀害后，作五绝《英雄本色（悼马骏同志）》：

同胞佳子弟，共党大英雄。

万众伤心哭，故人恸无穷。[67]

11月 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盛大集会游行后，在中山大学加紧开展了反托派[68]斗争。

很多人说当时中山大学开展反“托派”斗争，是因为有的学生在游行时喊了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例如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10月革命节前，联共中央内的托派首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14日，他们又被开除出党）。是年10月革命节时，中山大学的师生参加了红场游行。当游行队伍进入红场时，俄国托派分子挥舞旗子，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立即遭到拥护联共领导的其他群众的反击，双方发生斗殴。这时我们的游行队伍已走到列宁墓前，有几个中山大学的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支持被围攻的托派分子的口号。这个行动使参加游行的同学感到震惊。站在列宁墓上检阅的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肯定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事后，联共中央指令中山大学彻底调查托派活动。学校每天大小会不断，几乎不上课了。当时我从习惯的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大小会上站在拥护联共中央的一边。经过数月的清查，查出陆渊、梁干乔、区芳、文谬、陈踌、冯强等托派分子。他们先后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进工厂劳动改造。教职工中的托派分子被解除了职务。”[69]

杨尚昆回忆说：“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党代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的局面。”[70]

李一凡还回忆说：当时他在红场上协助教务书记朴古里也夫，从托派学生冯强怀里搜出了一个横幅标语，写着“打到党内专政的汪精卫”，就是影射攻击斯大林的。[71]

《传记与回忆》说：那天是“中大的托派分子在红场参加苏联托派举行的示威，还打了人。他们打那些喊拥护联共，拥护列宁主义等口号的学生”；“中大的反托陈派斗争直到1930年中大结束才告一段落”。

但据袁溥之回忆，根本没有喊口号那回事，她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米夫、王明等人曾搞了两次大的宗派斗争。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年底，他们利用苏共反托洛茨基派的机会，打击反对过他们的人。中大的确有托派学生，象梁干乔等人。他们是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清洗他们是必要的，但遭到王明等人打击的许多人并非‘托派’，他们主要是对王明等人不满，对他们把持的中共驻莫斯科支部局不满。王明、李竹声、盛忠亮等人把凡是反对过他们的人都当成‘托派’打下去。后来，有些王明派的骨干说，中山大学之所以开展反“托派”运动，是因为当年中大师生参加十月革命节游行的时候，有些中国学生在主席台前喊了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因此引起了一场殴斗等等。我参加了那次游行，同沈联春、周砥（现住在北京）并排走在一起，中大的游行队伍并不大，一眼可以看到队伍的首尾，我根本没有听到和看到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72]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斯大林怒气冲冲地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并尽速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共中央。我当时在中山大学联共党支部局工作，所以知道这一指令。这一费力的调查持续数月之久。经查明在红场上高喊亲托洛茨基口号的比较重要的学生如陆渊、梁干乔等被放逐回中国。罪行较轻的学生，有的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有的留党察看。查明确系托派分子或托派同情分子的教职工均被解职。”“但是，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并不限于这些组织和行政措施。在发起调查的同时，开展了思想斗争。那些在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学生，包括陈绍禹和我在内，现在都集合在党支部局周围，一起反对托派分子。但我们愈加紧斗争，我们碰到的困难就愈大。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托派反对派并不是我们要对付的惟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复杂问题。例如，究竟谁应对失败负责？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中国班的学生都倾向于怀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的领导。信心破灭，怀疑一切，情绪沮丧，这在学生中到处可见。这类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也许，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托洛茨基的立场所吸引。虽然如此，他们和托派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对斯大林、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满。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他们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中大联共党支部局和米夫。他们开展了一场反对拥护党支部局学生的有力斗争。他们后来奉行的路线被称之为‘第二条路线’。它不能和托洛茨基主义相提并论，但又不能和托洛茨基主义轻易地截然分开。就这样，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便和反对‘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纠结在一起了。”并说后来“拥护第二条路线的三部分学生实现了联合，即教务派的残余分子、中国共青团的‘先锋’派和所谓的工人反对派”。[73]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自恃有米夫的信任和搞教条宗派的人的支持，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又做组织工作，于是对于不满意他的人，便给戴上托派、反革命、特务等帽子。在这场斗争中，郭肇唐[74]这个人充当王明的打手，他参加苏联内务部的活动，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反托派运动中，很多同志陆续地不见了，就是王明、郭肇唐秘密搞掉的。”[75]

师哲回忆说：“王明进行活动的方针和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明迫害过多少好同志，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知道确实底细。”“王明的法宝就是开展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他手里总是拿着这两顶帽子，一顶是‘托派分子’，一顶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反托派斗争中，凡是对王明等人表示过不满，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大都被定为托派分子；凡是对王明的路线和方针表示怀疑或提出疑问的同志，大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密［秘］诀就是，借着政治运动来打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至于对谁扣什么帽子，视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气氛而定，所以，被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人远比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多得多。”[76]

但有的论著认为：“反对托派的斗争，是联共中央斯大林搞起来的，共产国际是支持的，它并不属于王明的宗派范围。王明参加反托派的斗争，不可能一开头就把这场斗争，作为宗派的活动来搞，被害的并不都是他的小宗派的对立面……至于王明从宗派主义出发，迫害了一些他的小宗派的对立面，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是应当揭发批判的。”[77]

同月 为中国工人代表团做翻译。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中国工人代表团自去年十一月来莫后，我即固定的替他们当翻译，一直当到中国工人代表团变到中共代表团。”

陈修良回忆说，她是1927年1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王明当时已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翻译，由于米夫是‘中大’的校长，这个一点实际工作都没有参加过的中学生[78]，就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冕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79]

同月 孟庆树到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开始追求孟庆树。

孟庆树，1911年10月12日（公历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瓦埠镇孟家圩。祖父是有名的内科中医和中国同盟会会员。父亲孟宪洲，是本县很有名的外科中医。对她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祖母的弟弟张之屏（号树侯），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1925年春在寿县安徽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1926年春至夏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6年秋进入设在武昌的安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委员、女生队长。1927年初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继续担任党支部委员、女生队分队长，参加过讨伐军阀夏斗寅的战斗。武汉政府反共后到张发奎部军医处做护士，并随该部到九江。因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于是撤到上海，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0]

曹仲彬在《王明的传奇婚恋》中说：“年方16岁的孟庆树，正值妙龄花季，且眉清目秀、身材窈窕、落落大方、风度翩翩，很自然地成为男学生们注目的对象。时年23岁的王明一见钟情，从此就把追逐目光投向比自己小七岁、充满青春活力的安徽老乡身上。虽然，孟庆树入学时王明已经赫赫有名，成为学校‘无冕之王’，但孟庆树对他只是充满敬意和羡慕，并未产生爱恋之意。无奈小个子王明的身高并没有像他的地位那样显赫，没有能够扰动孟庆树的芳心。孟庆树也未把王明频频示爱放在心上，而是先于王明结交了一个男朋友。”[81]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徐志坚回忆说：孟庆树原来的恋人叫丁景吉（又名丁晓、丁晓波、丁云波，安徽省宿县西五铺人），1926年冬相识在“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那时孟庆树只有15岁，为英俊厚道的丁景吉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的未婚妻。1927年，丁景吉也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他听说孟庆树经常跟陈绍禹在一起，不少人说他俩正在谈恋爱，开始时他也不相信，但不久他俩一齐来医院，看陈绍禹对孟庆树的那种毫不掩饰的亲热样子又不得不信，因此悲愤之极，不久就死了。那时，孟庆树还是很难过的样子。丁景吉的好友徐风笑着对她说：丁景吉生病，你不该再跟别人谈恋爱！孟庆树仍是说，其实自己并没有答应陈绍禹什么。只是他的一帮朋友老是开玩笑，弄得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徐风笑说：“那么，现在丁景吉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准备答应他？”“不。”孟庆树的态度很坚决。徐风笑说：“对，不能答应他。我看这个人品质不好。”[82]

同月 作七律《悼慰死难的革命烈士们》，其中说：“无疑落地英雄血，将化滔天革命潮”，“人民儿女多优秀，定以新华换旧朝”。[83]

12月 作七绝《广州公社（并悼英勇牺牲的张太雷等数千革命同志）》，其中说：“试看黄花岗上墓，便知前景类苏联。”[84]

同月 大骂董亦湘等是“右派”。

据袁溥之回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有一次我路过校翻译室，见王明正在同董亦湘等同志争吵，王明拍桌子破口大骂董是‘右派’，我大吃一惊，心想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用这种横蛮无理［礼］的态度对待同志呢？王明有什么权利欺负侮辱董亦湘同志呢？从王明的言行及其后来的宗派活动来看，他们何止是欺负好同志而已？！他们险些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当时如此猖狂，并不是因为他在教学和翻译方面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唯一的原因是他帮助米夫搞走了阿古尔，因而成了米夫的亲信，而米夫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信任。”[85]

冬 领导开展反对“第二条路线”的斗争，并极力扣大帽子和上纲上线。

《传记与回忆》说：

1927年冬，绍禹去休养，沈泽民同志代他作支部局宣传委员。校内的少数托陈派又乘机起来反对支部局的领导……他们认为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傅钟、李俊哲（李卓然）等是“旅莫支部”残余，不能作支部局工作，要求改组支部局，要赶走沈泽民、张闻天等。他们到各班里宣传他们的这些主张，结果又闹得学生不能上课。

绍禹回来后，泽民同志说：“你回来得好，我代不了你，他们又闹起来了。”支部局的人也找绍禹谈话。绍禹听了两方面的意见。第二天即召开支部局会……支书别尔曼和沈泽民说话后……绍禹说话。他说：“现在争论的本质不是什么‘旅莫支部’残余，这只是借口。实际上是支部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支部局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其实质是要中共党团员安心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联共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好回去为党为革命工作。为此，必须批评反马列主义、反联共、反苏、反共产国际、反中共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要使学生懂得为什么托陈主义是不正确的，为什么陈独秀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托陈主义者相反，他们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法，反对支部局和学校行政，而支部局和学校行政实行的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中共中央培养干部的方针。他们制造各种借口，制造混乱，挑拨团结，分裂党团员的队伍。他们的这些方法恰恰正是过去‘旅莫支部’的工作方法。现在支部局的人里，已知道的托陈分子，不论他们说些什么，实际上是反党的第二条路线——其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学习列宁主义，继续着‘旅莫支部’的作风。应当要揭穿他们的阴谋，使学生们好安心上课。”

绍禹说话时，弄堂里站的人听得鸦雀无声。而反对派为首的人也只好声明他们不是有意要反对支部局，只是不满意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等等。

会后青年团支书波尔赛娃对米夫、沈泽民和党的支书别尔曼说：“哥鲁别夫（即绍禹）真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一下子就从原则问题开始，不是打中了他们的眉毛，而是打中了他们的眼睛。一个月来，我们和他们争论，互相打击，但基本上我们站在防守的地位。而我们愈防守，他们就愈向我们进攻。在哥鲁别夫讲话后，他们立即退却了。我请哥鲁别夫同志明天到共青团支部局会上讲话。”别尔曼说：“这样好，要考虑一下我们应如何继续作。我想以后这样办：1.哥鲁别夫（绍禹）写两篇文章，一是解释什么是旅莫支部；二是解释什么是第二条路线；2.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3.召开党团支部大会。”

1928年 24岁

1月初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墙报上发表《反对第二条路线》。[86]

1月13日 写《旅莫支部面面观》。[87]

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绍禹同志当时是联共中大支部局的宣传委员，又是最早的反‘旅莫支部’的积极分子之一。所以联共中大支部局决定要他写一篇论文，名为‘旅莫支部面面观’。这篇论文曾发表在中大墙报上，从各方面揭露了所谓‘旅莫支部’的真相，打破了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分子的各种造谣侮蔑。”[88]

文章分引言、旅莫支部的理论与实际、孙东两大[89]反旅莫支部的经过、旅莫支部的错误实质、旅莫支部的社会基础、中共工作中的旅莫支部式的现象、旅莫支部的命运、孙大及中共现在还有没有旅莫支部余孽、反对旅莫支部与效法旅莫支部、结论等十个部分。

文章在“引言”中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为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不仅过去很重要，还因为“效法（主观的或客观的）旅莫支部和反对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一定还要继续成为莫斯科的中东两大及中共全党的同志们的各种党内斗争的主要斗争之一！因此，使每个同志都能尽力去营救和尽量去了解旅莫支部这一问题的各方面，成为目前的工作任务之一主要部门”。文章说旅莫支部的实质“是反国际性的组织”，其“教育原则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旅莫支部在1926年5月就“连根带蒂的铲除了”，“从组织上讲，无论在中共，在孙东两大，旅莫支部这个东西，都完全没有了，但是从旅莫支部性的活动上，无论在莫斯科或中国多多少少地都还有”。

1月 米夫通知王明参加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一月初，米夫通知绍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次大会，要绍禹抽出时间，参加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翻译和帮助起草文件，另一部分是帮助国际交通局的工作。为了使大会时间不太长，而得到结果，国际东方书记处决定把一些重要问题先准备好，写成重要草案：政治决议草案由国际东方书记负责起草，组织工作决议由别尔曼和另一苏联同志负责起草，宣传工作要绍禹和中大的党史教员诺林二人起草，关于红军和军事问题，由苏联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帮助起草，还有苏维埃问题、土地农民问题由沃林和跃尔克起草。这些草案大都由绍禹译成中文。（政治、农民问题在准备期间未写完，大会期间才写成，绍禹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初春 于莫斯科郊区写《初春（接我党六大代表百余人来莫开会即景随感）》，诗曰：

野旷春来早，林深雪化迟。

经多松柏健，挺立吐新枝。[90]

春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开展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王明在其中推波助澜。

关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说法不一。师哲说是“发生于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间”。[91]陈修良说是1928年初，她说：“1928年初的‘中大’内不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有人谣传学校内部有一个大规模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是以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孙冶方等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乘机把他们作为‘靶子’来打击，制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假案。”[92]江泽民说是1928年春，他说：“米夫和王明在改组了中山大学的支部局之后，原来被称为教务派的一些学生，同广大学生一起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王明一伙为消除这些学生在群众中的影响，进而威吓支持他们的广大学生，又把他们称为教务派残余，并编造罪名，诬陷他们组织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93]此处兼采陈修良和江泽民的说法。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来源，一种说法是来自孙冶方请客和王长熙的一句话。当事人孙冶方回忆说：“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校的陈君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在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陈君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94]

还有一种说法是“江浙同乡会”来自蒋经国的一封信。最早揭发“江浙同乡会”问题的王长熙1928年8月12日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说：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野营结束后，由孙逸仙大学毕业派到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完全住在炮科学校第五连。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给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杰、郭景惇、陈启科、刘仁寿、黄中美、刘移山等人一封信，这封信信封上写的是朱茂臻，但由于当时朱茂臻不在，岳少文就代收了。他很希望知道这批同志到校的情形，因之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阅了，看到信中写的大意如下：“我们的组织应该行动起来，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得着薪水，但是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就是按月缴纳会金，所以你们无论如何应该设法征收会费等。”岳少文看见我们同志中发生这种小组织，非常奇怪的。他就把这封信给其他两个人看了，他们看着党内发生这种不容许的东西，非常惊慌，不知如何处置，又不敢把信隐藏，亦不敢把信交给党部。到岳少文离开炮科学校的夜晚，我送他们走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我又很慎重地问了其他几个人，他们都说是有这封信以后，“我才转告党部”。“自从有几位同志看着他们有这种小组织的行动以后，转相告诉，当时留在炮科学校的各军校未走的同志们，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们的行动。但是这部分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举行他们的秘密会议”。[95]师哲也回忆说：“事情起因于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间关系也比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津贴费凑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等军事院校学习。蒋经国同肖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齐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他写信，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信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便传出他们在搞小组织活动，组织‘江浙同乡会’。”[96]

杨尚昆在回忆中则说两个原因都有，他说：“‘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97]

杨放之在回忆中说，王明等人捏造“江浙同乡会”的罪名，就是为了打击教务派。他说：“一九二六年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郭（古）尔的信任。但由于阿郭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郭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等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98]

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中也回忆说：“江浙同乡会问题为什么闹得这样凶，其原因是王明宗派小集团想通过这一件事，打击俞秀松一派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取悦于联共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以求提拔为高级干部。至于他们又为什么恨俞秀松这些人呢，那正因为他们是中共的老干部，在中国同志中间颇有威信，俞秀松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呢。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法，虽然巧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但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当问题揭穿后，很不得人心。”[99]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打击俞秀松等人，是因为俞秀松等人对他不满。他说：“学校中不满意王明的人很多。一般有两部分人。一种是比较老的同志，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对王明那种吹牛拍马的资产阶级作风不满意。这部分人在学生中有影响。另一种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如左权、陈启科和我，也对王明的资产阶级作风很反感。”王明为了打击这些对他不满的人，就“假造江浙同乡会案件，把一些浙江、江苏籍的同学，甚至其他省籍的同学，诬为江浙同乡会成员。那时大家批评总支的工作，批评王明，王明却把这说成是反总支的斗争，胡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都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100]

袁溥之在回忆中说：“一九二八年，王明等人又在莫斯科开展了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厉害。其手段也更加毒辣。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在反托派斗争中还没有被整垮的人统统打倒。董亦湘是江苏人，俞秀松是浙江人，在反对王明等人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江、浙人，这也是事实，但被他们打成‘同乡会’的人中许多根本不是江、浙人。例如被指为‘同乡会会长’的周达文，是贵州人。有的虽然是江、浙人，政治上同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并不接近，只是在小事情上得罪了王明及其一伙（这里的‘及其一伙’四个字不可少，当时他们真是有一批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的某些人）……有一位叫吴近的浙江籍同学，他是班代表，我是年级代表，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习问题。他在某些观点上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也被宣布为‘江浙同乡会’成员，大会批，小会斗。我不满意，在批判会上没有发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讲，本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或者反党观点，但给戴上‘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王明等人叫嚷，‘江浙同乡会’是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是‘封建性的团体’，‘至少除党籍’等等。”“后来，被定了罪的‘江浙同乡会’成员，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学籍，遣送回国。其中有一位同学叫相玉梅，山东人，一九二四年入党，同我很好，经常开玩笑说，你们一九二五年入党的算什么？那是在革命高潮中入党，一九二四年的党员才宝贵。他是个乐天派，但也不能幸免。”[101]

江泽民回忆说：“王明这个人非常坏，在中山大学时把反对他的人，搞了个江浙同乡会。俞秀松、周达文都是王明的死对头。王明就把他们两人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诬陷他们搞宗派。”[102]

但据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说，开始揭发江浙同乡会的并不是王明，他只是在揭发过程中推波助澜。他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他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他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103]邱路在《蒋经国险遭枪毙》一文中也说，向向忠发报告“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并不是王明，而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柏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情报的郑家康，但王明在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清查这一组织以后，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104]

也有的论著认为：“清查‘江浙同乡会’是中山大学‘反托派’‘左’倾错误的继续，不能把他纯粹说成是王明的宗派活动，是王明从宗派主义出发发动起来的。至于王明在清查所谓反革命时，从宗派主义出发，利用了这场斗争，迫害了他不满的人，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应当揭发批判。”[105]

但是，王明在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陈绍禹控制的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一面暗中派人监视，一面加紧向人们散播流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支部局应陈绍禹等人的‘要求’，立即开始‘彻底调查’，而且请苏联的反特、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派人参加。”[106]

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掀起以后，中山大学里一片恐怖气氛。孙冶方回忆说：“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那时俞、董、周三人在列宁学院学习，原‘中大’的同学几乎没有人去看他们。”[107]袁溥之也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公开反对米夫、王明等人的是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钱介磐、吴近、方洛舟、姜常师、陈德森等人。上述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厄运，有的被送进苏联集中营，有的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有的在王明等人回国后遭到残酷迫害。可以说，当年在莫斯科反对过米夫、王明的人后来被他们在党内消灭殆尽。”[108]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江浙同乡会”小组织的存在。例如王明小宗派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所谓“江浙同乡会”只不过是王明等人打击别人的工具，是夸大其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加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说法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在共产党内比别处此风尤盛。”[109]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也说，反“江浙同乡会”是为了掌握整个中国党的一次预演。他说：“我说过，米夫陈绍禹集团利用了东大的斗争，逐走了‘旅莫支部残余’，把中国人的训练工作集中在他们手中了。我又说过，这个集团看上了中共派来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向忠发。企图以此来掌握整个中国党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斗争，陈绍禹们在孙大里先就进行一次预演，发动了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在孙大初办时，派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和职教员，他们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从上海和无锡等地派来的工人，江浙人在学生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中较为出名的，有董亦湘、顾谷宜等。他们在初期的学校党部中，具有相当势力。反对者为了方便和易于煽动起见，便给这班人一顶帽子，名之曰‘江浙同乡会’。其实，根本没有，也不能有这种组织的。而事实上，被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围绕在陈绍禹周围的反对者中，却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陈的大将秦邦宪（博古）是无锡人，他们手下的一些群众也有不少是江苏籍的工人，至于像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当我们被并入孙大的时候，‘江浙同乡会’早已被打倒了，此时执掌大权的是陈绍禹，王稼穑（祥），陈源（原）道等人的所谓‘安徽系’。不过带有迫害性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字，仍旧像个鬼影似的被时常指责着，不时流传于人们的口上，有时还可以听到被引用来攻击某一个特定的人。这情形我当初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并不存在的鬼；后来才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是陈绍禹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瞿秋白。他们企图把瞿秋白描写为‘同乡会’的最高领导者。”[110]

有的人虽然开始相信这个小组织存在，但最后也否认了。例如张国焘曾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而且是“反党分子的结合”，“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但又说“经过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111]

4月1日 《布尔塞维克》杂志第2卷第6期发表王明的《武装暴动》的序言，署名韶玉。

4月2日或3日 通过米夫邀请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宣布“江浙同乡会”为反党集团。[112]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为了想吓唬一下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采纳了陈绍禹的建议，把向忠发拉来讲话，反对据说是存在于中山大学和有中国学生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大专院校的江浙同乡会。于是，他有一天来中山大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了一通话。他在讲话中认定在侨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严词谴责了那些组织这一同乡会的人，并把它定为反党组织；他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已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他甚至威胁说要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他这次最后通牒讲话那种刺耳的汉口方言，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耳际。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亲自调查这件事，只是听了米夫的一面之词。不出所料，他的讲话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等学校的江浙学生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惧，因为他们和俞秀松、董亦湘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那些在反对党支部局和米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人，也自然深感不安。向忠发的讲话，不仅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支持者，而且对第二条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无疑都是一个极大的恫吓。”[113]

陈修良回忆说：“大约1928年春，支部局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14]到校作报告。他愤怒地斥责江浙同乡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允许的反革命组织，如不坦白，要逮捕、枪毙。这‘枪毙’二字特别响亮，至今不能忘记。因为是总书记讲的，当然不能置疑，从此人们更加相信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江浙同学们互相不敢多打招呼，各有戒心。”[115]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在中山大学发表讲话说，在党内搞这种封建性的团体简直应该枪决！这样所谓‘江浙同乡会’又罪加一等。向忠发本来同我很熟，但他没有问过我一句话，我对‘江浙同乡会’的看法没有机会向他反映。”[116]

孙冶方回忆说：向忠发到了莫斯科以后，“王明、博古向他汇报留苏中国学生情况时，硬说董亦湘等支部局派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向忠发听信了片面之辞，不加调查就在一次留苏学生大会讲话时不指名地宣布，凡是在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都该枪毙。向忠发如此一讲，引起了留苏学生中极大的混乱”。[117]

杨奎松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中说：向忠发“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两周后即可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还有会费，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这件事再不许有什么怀疑了，‘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118]

4月中旬 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别乌代表开会，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中国代表团《关于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决议》。决议宣称：

（一）承认在苏联有一反党的小组织存在，其名称为联合会（互助会）。其分子为军校与大学学生中的青年团同志和党员。该组织虽带有表面上工会的名义，但是毫无疑义的含有政治上的性质。

（二）认为参加该组织的分子未表现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三）该组织现已吸收那些最动摇的少共团员和党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和联共问题为反对派的分子）加入其内，甚至不拒绝与右派国民党员发生直接的关系。

（四）认为用党的纯粹教育性质的方法，对于该组织已用尽了。这些同志未曾利用党部给他们的可能，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停止活动，解散组织……因此本会认为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志起草一详细信致中国学生所在学校的党部，该信中应说明该组织的历史和行动、及其有害的性质……同时委任米夫同志与相当机关发生关系采取相当办法以肃清该组织.

（六）党部根据此信除相当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外，应依自身方面的路线采取办法以肃清该联合会在学生中的影响，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

这是自“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苏联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和为事件定性的决议。由于会议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秘密的反党性质的小组织，因此它所采取的处置方法，不仅仅是党纪上的，而且还准备动用专政机关给以制裁。[119]

4月18日 与张闻天等合译《武装暴动》（俄文）一书。

关于这本小册子，张闻天在后来整风笔记中曾说：是王明“将国际关于各国武装暴动经验的几篇文章用米夫名义要我们帮他翻译，他自己却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序”。[120]但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该书作者为戈列夫与达谢夫斯基。全书共分六部分：（一）第二国际与暴动；（二）暴动的条件、时间的选择；（三）组织暴动之正确的例子；（四）暴动之组织技术前提；（五）在工业城市内武装暴动之组织与技术；（六）在农业国中暴动之特点。这本中文小册子于同年在中山大学作为教材印行，并作为中共六大会议材料之一发给与会代表。[121]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则说：这本小册子是苏联军事委员会第四局编的，除了总结上海三次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外，还有关于俄国1905年12月和1917年10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的经验以及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武装起义经验等论文。全部小册子都是由绍禹译成中文的。[122]

4月～5月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在这期间任“中大翻译及联共党史教员”。

5月16日 为他参加翻译、准备给中共六大代表看的《武装暴动》一书写《序言》。他在序言中首先说明：“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力问题有联系的问题。”在第一点中，王明首先讲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然后讲述了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关系。第二点是序言的重点，共讲了五个问题：1.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2.关于游击战争问题；3.论土匪；4.在军队中的工作；5.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建设红军的问题。他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证问题，而是以共产国际文件为立论基础，因此，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得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的结论。他写道：“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王明提出必须纠正下列三种“错误倾向”：1.“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2.“儿戏暴动的倾向”；3.“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序言中还反复强调城市中心论，说农村的“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

《传记与回忆》说：米夫和别尔珍叫绍禹为他翻译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写篇序言，介绍和解释小册子的内容。这是绍禹第一次用俄文写军事问题的论文。序言稿写好后，道格马罗夫同志看后，只改了几个字的字尾，并和米夫说：“哥鲁别夫（绍禹）写得这样好，我简直分不出那里是列宁说的和那里是他说的。”米夫看后，也说他没有意见，又交别尔珍看，看后也说写得好，他没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次用“韶玉”笔名写的。小册子先用玻璃板印刷了二百多份，给六大代表作参考，六大以后，上海中央又铅印了。

《写作要目》说：“这本书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请苏联军事机关编写的，为中共六大代表用的。由绍禹译成中文后，两有关机关领导同志决定由绍禹写一篇序言，介绍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暴动问题的基本论点和该书内容。先由莫斯科玻璃板印刷，后由上海中共中央铅印。此篇序言写好后，曾交道格马洛夫同志先作技术校阅，然后由米夫和柏尔逊同志先后校阅批准付印的。这序言是作者第一次用俄文写的论文。”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还说：帮助起草、翻译中共六大文件，翻译《武装暴动》小册子等，是绍禹在中大即开始的六大准备工作。绍禹当时还教书；还作口头翻译；还帮助国际交通局的工作，如到车站去接代表，帮助交通局解决中国同志父母的一些困难；帮助皮阿特尼茨基和米夫的对外联络及翻译等。[123]

5月 中共代表团致书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详细说明“江浙同乡会”的反党性质和严重危害，要求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向忠发一面要求米夫彻查中大学生派别的历史及其现在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深入获取该组织的核心机密。同时，还几次指令王明等务必以中大为突破口，查出更可靠的材料，以便促使米夫迅速解决问题。[124]

同月 王明小宗派逐渐形成，并掌握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大部分权力。

据李一凡回忆，王明宗派小集团并不完全是原来的“党务派”，而是在“第三派”的旗帜下形成的。当时，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舒米雅茨基力图把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全部接收到东大去，而米夫则想把东大的军事班等并到中大去，他“为了争取‘中大’不被停办和兼并‘东大’中国学生，除抓牢向忠发撑腰之外，特别着重授意王明攫取群众。于是，王明手舞足蹈地打出了第三派的破旗，招来［徕］伙伴；他蝇营狗苟，吹、拍、拉、打，无所不用其极！他看准了党务派是弱方。于是，首先把一些属于或紧靠党务派的头面人物如卜世奇、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张琴秋、竺廷璋等人，以送卜、张、王、沈、竺进红色教授学院为诱饵拉了过去；用安插到‘中大’附设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手段把秦邦宪、郭绍棠、李竹声等人拉了过去（后来他们三人又被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去了）；最可耻的是，竟用李竹声的老婆方俊如施美人计把盛忠亮拉过去。至于强方教务派嘛，自然成了被打的主要靶子了”。“就这样，党务派和教务派实已‘寿终正寝’，而以王明小集团的拼凑‘敢昭告成’。”他还说：“大概在1928年5月，把‘中大’里的所有机构进行了全面大改选：米夫帮派要员原党支部书记别尔曼，为了操纵一切而不惹人注意，退居了幕后；区委另派来的新支部书记托金，不过是别尔曼手中的傀儡；王云程‘当选’为支委会组织委员，李竹声为宣传委员，刘群仙（秦邦宪夫人）为妇女工作委员；殷鉴为公社主席，何子述为同志审判会主席，陈昌浩为团支部书记，王宝礼为工会主席，吴绍益为《墙报》主编。”他们掌权以后，继续采用“拉”和“打”两种手段：“他们‘拉’的方法是蝇营狗苟、封官许愿，如送往红色教授学院、安插到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或分派校内各机构的职务等；‘打’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打’也还有另一种形式，例如不顾教学十分需要，把不肯跟他们跑的一些较好翻译，像吴良域、博胜蓝、西门中华等人先后遣送回国；只有邓中夏同志的专任翻译杨放之被留下没动。”“对许多优秀的工农同志，如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不但不想方设法培育，反而殚思竭虑地压制。”[125]

江泽民回忆说：“1928年5月，中山大学的党群机构按照米夫、王明的旨意进行了大改造。联共区委派来了第三任支部局书记托金。后来的情况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消除广大党员对第二任书记别尔曼的不满。别尔曼退居幕后，仍然操纵托金。支部局的宣传委员是李竹声，组织委员王云程，妇女委员刘群仙（秦邦宪爱人），青年委员兼共青团书记陈昌浩，学生公社主席殷鉴，同志审判会主席何子述，工会主席王保礼。”“王明一伙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支部局的领导权之后，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一方面拉拢利诱少数人，如安插他们到校内各附属机构担任职务，和派送到一些院校进行深造，另一方面对不跟他们跑或不同意其意见的人，则挖空心思排挤打击，诬陷迫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26]

陈一诚回忆说：劳动大学的“支部书记是苏联人，名叫贝尔曼。委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云程、夏曦、沈泽民等人。他们多数是中山大学毕业后留下来转到劳动大学的。这些人掌握实权。王明当时任学校翻译工作，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关系十分密切，深得米夫等人的赏识和支持。他们用权力和这种特殊关系，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搞宗派活动，造成同志间的分裂，使支部局越来越脱离广大党员群众”。[127]

王稼祥回忆说：“王明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米夫对他的宠爱，在莫斯科大搞派别活动，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过来，不顺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击和清洗了一批没有问题的同志。”[128]

师哲回忆说：“王明是拉山头，搞宗派的专家，他的宗派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总是设法纠集部分人拥护他，团结在自己周围，向他们封官许愿，多方支持，给予重要的职务和显赫的地位。”[129]

毛齐华在回忆中说：“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130]

陈修良回忆说：“王明一伙认为马列主义出在书本里，并不需要在实践中去发展马列主义，说实在的，只要照搬经典著作就可以号称马列主义者，用不着独立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更认为马列主义只能从苏联输入，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王明一伙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是马列主义的输入者。至于中国党内的老干部，因为‘缺乏理论’，所以不能成为马列主义者。这是教条主义的由来，时间也特别长。”[131]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年轻高傲、目空一切的学生陈绍禹（即王明），在新任校长、同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的支持纵容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小集团，在校内有恃无恐，肆意横行，打击所有反对这个宗派的学生群众，甚至对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居然把中山大学变成他们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演练场。在校内，在莫斯科，对这个宗派集团的顽强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山大学历史上这重要一幕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突出意义。”“可以说，陈绍禹宗派到1928年年中已经形成，基本班底也已大体确定。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确切地说，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和行政领导大权已基本上落入受米夫操纵的陈绍禹宗派手中。”[132]孙耀文在这本书中还说：陈绍禹依仗米夫的权势，不仅让他的宗派成员掌握了学校支部局，而且一步步地担任学校的重要行政职务。

当时参加过陈绍禹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庸）在回忆中谈到过他们私下策划的情况。他说：“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133]陈修良也回忆说，后来，又提拔了一个一年级同学叫王宝礼的去任副校长。他是南京的一个工人，因为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后来又参加王明一伙。他回国后不久即叛党，在上海马路上抓捕留苏同学，作［做］了无耻的叛徒。此人没有工作能力，不过靠工人出身的牌子混进领导班子，群众表示反对。后来又任命了李竹声为副校长。他是王明的同乡，是王明一伙中的核心人物。1934年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时叛变革命，出卖了党的组织，成了大特务。[134]

杨尚昆回忆说：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办学方针上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诿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他还说：“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135]

5月～6月 参加苏联欢迎高尔基回国大会，并同斯大林谈话。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高尔基回国后，在苏联国家大戏院开了欢迎会。支书别尔曼要绍禹代表大中学生参加欢迎会并讲话。布哈林先作报告，然后各界致欢迎词。绍禹讲话后，被请上主席台，恰好坐在波克罗夫斯基[136]和斯大林之间，斯大林隔壁坐着高尔基。当绍禹致欢迎词后和高尔基握手时，高尔基说：“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波克罗夫斯基向斯大林说：“请允许给我五个像哥鲁别夫（绍禹）这样的青年研究历史。”斯大林说：“可以。”……散会时，主席团人都从边门出去。斯大林说：“我和你一块走吧。”从大戏院一直走到克里姆林宫。路上斯大林夸绍禹俄文学得不错，并问道：“你看陈独秀这人怎样？”绍禹：“仅就普通为人说，他也许不算个坏人，生活很朴素，说话也爽直。但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看，那他不行。”斯大林：“为什么？”绍禹：“他对马列主义懂得的太少了，政治上不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了解都是错的，作风又是家长制，不听别人意见……等。”斯大林：“对的。别人和我说的也和你说的差不多。”斯大林还问道：“你是否愿意到波克罗夫斯基那去学历史？”绍禹：“要学几年？”斯大林：“五年。”绍禹：“我想学一二年，就回去参加实际工作。”绍禹回校后，把遇到斯大林的情况告诉了米夫。米夫说：“秋白已来。他要你去见他，以便和你商量六大工作。”过了几天，绍禹到别特尼茨卡亚大街二十五号去，那里已到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和邓颖超、杨之华等同志。

6月18日前几天 在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谈话时，担任翻译。

《传记与回忆》说：“六大开会前几天”，“斯大林和代表团一起吃了晚饭。8时开始谈话。先把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形势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反复地说明，说了三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谈话时，参加谈话的中国同志又给他提了很多问题，他都详细地回答了。”“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就连有些幼稚得可笑的问题，斯大林也不厌其烦地给以解释”。“谈完时，已是次晨8时。斯大林问还有什么疑问，还可以再提出来，大家都说没有了。斯大林说：‘饿了吃饭吧。’并说：‘哥鲁别夫（绍禹）！应该给你这个翻译一个列宁勋章。’秋白懂俄文，听见了笑说：‘是的，很对，斯大林同志。’”

王明后来谈到这次的情形时说：参加讲话的六大的有些代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懂得很少，因为有时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同志总是很严肃地谆谆然地作解答。例如，有人发问：“中国新的革命高涨到哪一天来呢？”“革命高涨是直线的呢？还是曲线呢？”等类的幼稚问题。斯大林详细地解释，革命高潮来到的日期不能预定，但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八小时工作制等，并未解决。因此，新的革命高涨必不可免地要到来；而到来的快慢早迟，不仅要看国内外各种客观的条件如何，而且首先要看党对于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所作的准备工作如何，才能决定……又如有人发问：“中国革命须要好些个马列主义理论家才能胜利呢？”斯大林同志答道：大约五十个，因为你们中国很大，没有五十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能独立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问题和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不行的。不过，这五十个要是真懂马列主义的，而不是只能在马列主义下喊革命口号的人等等。诸如此类并且比这更幼稚的问题还很多，斯大林同志始终是有问必答，表现出难以比拟的那种真正诲人不倦的风度。[137]

这次谈话，使王明更加目空一切。陈铁健在《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中说：“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138]

6月18日～7月11日 作为米夫的助手和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39]

有的著作说：“会议期间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陈绍禹（王明）、潘问友、沈泽民、李培之、孟庆树、朱自纯、秦曼云、杜作祥、瞿景白等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140]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米夫“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14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六大期间，陈绍禹等“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的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责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米夫和陈绍禹等把向忠发“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陈绍禹等还散布小道消息，“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还说：“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142]

唐宏经还说：“在‘六大’会上，王明担任翻译时，整天跟着米夫的腚转，一副溜须拍马相。”[143]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王明借机在会上炫耀自己，但是，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问题，对他们那一套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不感兴趣。因此，6月23日召开的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对前一决定作了修改：“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6月26日，主席团会议又对此作了进一步限制：“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这就使陈绍禹等人借大会发言以扬名全党的打算落空。他还在会下卖弄自己，以此向人们显示自己知道内部机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欣赏的人物。他和米夫混在一起，形影不离。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对陈绍禹的表现也十分反感，非常厌恶他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看不起革命前辈，有宗派主义的气味。[144]

6月26日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致函红色教授学院，送去中山大学推荐王明等七人到该院学习的信。另六人为：张闻天、卜世奇、沈泽民、潘问友、王稼祥、李明昌。[145]

但《传记与回忆》说“1927年暑假后，党的区委决定”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陈绍禹等五人送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绍禹想早日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不愿再学五年而未去”，后来郭绍棠补了这个缺。

6月 陪叶挺、邓演达与布哈林谈话。

有的文章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他在莫斯科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146]但《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只是按米夫的指示陪叶挺去和布哈林谈了一次话。在这前后，王明还陪邓演达与布哈林谈了一次话，认为“叶挺和邓演达都是可以争取说服的有用的人”。

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因为大会闭幕后有的代表还没有离开莫斯科，就组织了几次报告会，王明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由于我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起积极反对由托陈两派分子组织起来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据党的六大主席团决定，我又在六大上作过‘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147]

在此前后 把中共六大上的争论带到中山大学，在同学中挑起争论。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由于米夫的关系，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六大’会议上，关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及党在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上曾有不同意见。王明等人了解这些争论情况，但是，他们无视党的纪律，别有用心地把会上的争论带到劳动大学里来，在同学中间挑起了激烈的争论。那时，我们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都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148]

7月14日 向忠发召集中共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要求“同志们绝对不要怀疑，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王明在这一天会议上的发言，俨然成为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结论。他的发言分为如下五个方面：1.江浙同乡会的来源；2.江浙同乡会的实质；3.江浙同乡会的行动；4.江浙同乡会的前途；5.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的办法。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来源，王明明确认为它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之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就是教务处派。俞秀松等参与派遣学生学习军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对于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一种重要步骤。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相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采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王明的意见有区别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看法。[149]

7月17日～9月1日 作为翻译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传记与回忆》说：“中共六大开完后，接着1928年8月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开幕。绍禹担任所有主席团的中文翻译工作，并负责所有中文翻译工作的组织审阅等。除作口头翻译外，并参加翻译共产国际纲领等主要文件。”“直到中共代表团大多数离莫后，审阅的工作还未完，结果累病了。医生要他休息，他不肯，仍回中大去作党的工作和授课。一直继续工作到回国前。”

7月19日 举行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和7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推选出以瞿秋白为负责人，由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参加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7月30日 给中共代表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写信，说“听说主席团会议已决定我回国，我现在向您们请求我在此地还学习二年”，理由是：第一，“我在莫斯科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差不多尽是作工，没有读书”；第二，许多同志都想从国内来此地学习，“我现在既有此机会，何必令我失去？”“在莫斯科有许多真正学足了三年的同志，他们的经验和理论都比我这个小孩子强，如果要调好一点的人回国吧，则应该调他们”；第三，“我自去年冬季起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得了肺病，正准备去南俄养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强马上回去，一定变为一个心病和肺病鬼，坐在党里不能做事，靠救济会去养老（但是又不够养的资格）；这一点我实在不愿意，我想您们一定也不愿意。同志们！让我成为一个健全的青年回去吧！心病肺病鬼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诚恳的请求您们允许我的要求，我愿学习的是农民土地问题及军事政治，因为这两个问题，我最有兴趣；至于我到底学那一种问题，则全由您们，国际及我的身体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而定。”

7月～8月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查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时极力进行阻挠和反对，并反对瞿秋白等代表团领导人。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150]

杨尚昆回忆说：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以后，“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他还说：当时，“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焘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151]

陈修良回忆说：“王明一伙自称为‘理论家’，他们把中共代表团看作机会主义者；他们看到不少同学经常去代表团谈话，因而又对代表团的负责人言论非常注意，不惜到处搜集代表团成员们的文字与口头言论，断章取义，进行攻击；而且对中国同学的言论也一起搜集，他们认为有‘右倾’的无不想同中共代表团挂起钩来，目的就是为了打倒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其中特别是瞿秋白和邓中夏同志。”“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152]她还说：“我在莫斯科期间，王明这个野心家一心想夺权，把秋白看成阻碍他掌权的最大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攻击、造谣、谩骂，无所不用其极……连我们这些经常去看秋白的人也被骂成是‘代表团的走狗’。他们这样骂，妄图迫使‘中大’的学生不敢去接近秋白。我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照常去看秋白和杨之华。当时，‘中大’的墙报被王明派夺过去了，由他们的人任编辑，几乎每一期墙报都不负责任地攻击丑化秋白。秋白那时常抽板烟，他们就画了个抽板烟的猴子。而我们的驳斥、辩论文章，他就是不登。”[153]

吴福海回忆说：“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来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有一次，我和博古在会议散了之后，继续进行争论，他强词夺理，我激动起来，失手打了他一拳。我动手打人是不应该的，但他却由此对我怀恨在心。”[154]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切骨。”[155]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冬，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听取了许多同志的申诉后勇敢地为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翻案，给一些同志恢复名誉。这样，瞿秋白又成了米夫、王明等人的打击对象。他们以中共驻莫斯科支部局为阵地，在米夫及共产国际某些人支持下，攻击瞿秋白同志。”[156]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王明曾企图对周恩来做工作。他说：“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段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157]

陆定一回忆说：“这个时期里，王明集团开始在莫斯科形成。这个集团自称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米夫组织了王明集团，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158]

8月10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认为没有材料证明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的存在，对“江浙同乡会”成员的指控和怀疑“都是没有根据的”，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冤案。[159]

8月15日 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联共监委根据“格别乌”提供的材料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不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他们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60]

在此前后 周恩来经过调查后认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张国焘回忆说：“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161]

8月前后 作《七夕观星》诗一首，诗曰：

女郎银汉各西东，暮暮朝朝顾盼中。

一旦两心成一体，鹊桥不架也相逢。[162]

据袁溥之回忆，王明在这时继续追求孟庆树。她说：“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之后，我同孟庆树住一间房，王明经常跑到我们房间里来。孟庆树起初不喜欢他。他个子矮小、外表的确配不上她，但他却死皮赖脸地缠着，有时甚至跪在孟庆树床前。有一次，孟庆树生气打了他，他还嘻［嬉］皮笑脸不以为耻。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人在女人面前没有一个男子汉的气概，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气概。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这个人却统治我们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使无数同志牺牲在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下，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五，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163]

8月前后 中山大学的学生发生打架问题。

关于这次打架事件的发生，有的认为是由于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受嫌疑的学生准备致信共产国际监委和联共中央监委，要求立即公布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结论，为受嫌疑学生恢复名誉。结果，这件事为部分工人学生所侦知，并在中大党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谓“反对派文件”为名，演出了一幕强行搜查同学寝室，双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164]

有的人认为这完全是由王明等人指使或挑动起来的。如李一凡回忆说：由于米夫、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在以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优秀工人同志为首的广大党、团员群众和米夫、王明当权派之间产生矛盾自然就不可避免了。矛盾日积月累，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1928年8月在莫斯科近郊奥列霍沃休养所和1929年8月在黑海之滨阿鲁什塔休养所，王明一伙就曾挑起了好几次武斗”。[165]

王凡西也回忆说：王明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反对派”，曾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成立打手团（这自然并非专门对付反对派）。在‘提拔工人’的名义之下，陈绍禹们捧出了几个孔武有力，蛮不讲理的工人同志来。其中有数位是从法国转来的山东人，第一次欧战时候派去法国的华工。他们在法国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们的国家主义的棍徒们打架。人很忠实，可惜头脑非常简单，他们信任了霸占着党部的陈绍禹们，把其他同志，陈派的异己者，看成为‘国家主义派’一类的敌人；另一些是从上海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个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的下场据说姓李的后来在瑞金被枪决，姓王的回国后就投向国民党了）。这些人时常打架，完全是陈绍禹的‘马仔’作风。陈氏所到之处，这些人大抵形影不离，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叫人非常看不顺眼”。[166]

9月1日 新学年开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班和军事速成班并入中大，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习惯上仍称中大，米夫任校长，王明在该校任翻译及联共党史教员。

关于中山大学改名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12月中苏断交，“1928年初，中山大学被迫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从此以后，‘中大’直接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同时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167]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中山大学改名本身有个过程，1928年已在一些场合使用新校名，但确切地说，正式改名是从1929～1930年新学年开始的。[168]但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169]、徐则浩著《王稼祥传》说，改名是从1928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此处采后说。

杨尚昆回忆说：中山大学改名后“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培训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代表……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170]

对于东大的中国班和军事速成班并入中大，王明也起了作用。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当时东大校长舒米雅茨基力图把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全部接收到东大去。中大米夫校长则坚决请求联共（布）中央把在东大的中国学生政治班和军事班合并到中山大学来，扩充自己的势力。陈绍禹等人乘机在两校中国学生中进行鼓动，为把东大的中国学生合并到中大制造舆论。不仅如此，米夫和陈绍禹一伙还假手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等）来实现自己的图谋，提出以下的解决办法：（一）所谓“旅莫支部残余”全部遣送回国；（二）东大的政治班中国学生全部归并到中山大学；（三）军事班结束，其中多数回国，一部分进中山大学，另一小部分转入苏联的正规军事院校深造。联共（布）中央曾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结果，联共（布）中央决定撤销“东大”的中国班，米夫、陈绍禹等提出的合并方案变成了现实。[171]

9月6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并通过了《告苏联境内中国劳动者大学和其他学校全体中国学生、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中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书》，正式宣布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不存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无论如何要克服因参加所谓‘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的人产生怀疑而形成的相互不信任感”。[172]

“江浙同乡会”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由此造成的影响很难消除，被认为与“江浙同乡会”有关的学生仍然受到压制和打击。杨奎松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中说：“江浙同乡会”事件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既然没有人宣布“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切嫌疑分子应当解除嫌疑恢复名誉，依旧有人可以利用这根大棒子打人。而陈绍禹一派人的纠合和得势，也正是得益于此。只不过，人们后来不再简单地说俞秀松、周达文等人是什么“江浙同乡会”了，由于此后中共党内也出现了所谓“反对派”（即“托陈取消派”），因此所谓“江浙同乡会”也就成了陈绍禹等指责“反对派”或“托派”的代名词，说什么“江浙同乡会”实质就是托陈分子的秘密组织，或者称“江浙同乡会”是掩藏着反革命托派的，说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结果，三十年代末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仍旧受此牵连而冤死。中大几乎所有曾经拥护教务处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松一派的仍在苏联的中国学生，而后也仍旧因此而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173]

孙冶方也回忆说：“此后，王明、博古控制的支部局的同志们不再用‘江浙同乡会’这顶帽子吓人了。但是由于学生群众反对王明、博古控制的支部局领导集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终止，而王明、博古他们不从检查自己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着手改进自己的领导作风，总是怀疑学生中反支部局领导的斗争是由秘密的反革命组织策动的。他们所怀疑的对象主要还不是真正的托派，而是俞、董、周以及过去被怀疑是江浙同乡会分子的那些人。”[174]他在《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还说：“在此后两年间，由于王明、博古宗派集团领导不得人心，群众仍然不断反对他们，他们不作自我批评，依然归罪于莫须有的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阴谋活动，把党员群众中反对他们的积极分子都视作同乡会反革命组织分子。”[175]

余贯真、梁荆山等在1928年8月14日致中共代表团的信中也说：“自去年‘暴露江浙同乡会’的声浪高唱入云以后，中大就充满着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气……不但江浙的一般同志不敢谈论其事，低头不敢讲党委的工作和党的生活，即许多各省的同志，也个个自危。同志们互相猜疑，互助嫉视，同志关系变为非同志的互相暗里侦察的关系。”[176]

严明杰在1928年8月31日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的信中也说：“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挑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勒）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他还说：“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177]

9月26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班、研究生和研究员问题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研究员、研究生和教员班的组成，确定王明等七人为研究所的研究生。[178]

10月 在一次做翻译时晕倒。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10月某日，绍禹因过度疲劳，不能工作，躺在自己床上休息。可是中共代表团的余飞坚持要王明去做翻译，结果“翻了不多时，即头晕不能支持下去了”。米夫和秋白来问时，绍禹“想把情况讲明，还未说完，已晕倒了”。“经医生看过，证明是由于过度疲劳，心脏衰弱，第一次出现心脏神经症。”

秋末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展反“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反“第二条路线”，庄东晓说是从1929年初开始的。她说：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一派立即在支部中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这个时期，盛忠亮身为支部局的秘书，暗通“格别乌”，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名为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实则是为整掉一批人，包括肉体的消灭。这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支部局的目的是利用米夫的权势，打击一批不听话的同学。谁对支部局有不满的意见，必将指为“反党”或者戴上其他帽子，最普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顶时髦帽子。乱戴帽子的结果，引起同学们普遍的不满，所以支部局派到后来只剩下少数人。[179]

但多数人认为反“第二条路线”是从这年秋末开始的。

对于这场斗争的起因，庄东晓回忆说：由于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不得人心，“于是米夫一伙又利用权力再制造更为广泛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以打击一大批同学，并拉拢一大批人作为帮凶，攻击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党的领导权，作好思想与组织的准备”。另外还因为“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于是逐渐形成‘反支部局’的一派。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派则申言，从中国去的同学因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情绪消极、思想‘右倾’，又是什么背后有中共代表团支持，有俞秀松一派的策动，结成联合战线实行反党，进行‘第二条路线’斗争，等等”。[180]

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分析说：在大多数同学对陈绍禹宗派的做法非常不满的情况下，这个宗派为了保持对中山大学的控制，就采用高压手段，制造新的政治帽子，硬扣到反对者头上。这样，在中山大学便新造出了所谓“先锋主义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等。同时，陈绍禹一伙又诬指它们同托洛茨基派（“托派”已被联共（布）斥为“敌人”，这时已成为一顶十分吓人的危险帽子）紧密勾结，联合起来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并照搬斯大林的提法，说它们执行“反党”的“第二条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陈绍禹宗派由此又把这些并不真正存在的“派”一起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并实施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最先下手打击的是“先锋主义派”。所谓“先锋主义”，本是中国国内共青团中存在过的一种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与党组织闹对立的错误倾向。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员中并没有谁提出过这种“先锋主义”，无非是有些团员对校内浓厚的宗派主义，对控制党支部局的陈绍禹宗派的恶劣作风有所不满而已，在校内团员中影响还不大。陈绍禹宗派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人，就给他们扣上“先锋主义”帽子。[181]

有的著作说反“先锋主义”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当时中山大学少共支部局中的一些人对支部局的工作不满，其代表人物是少共支部局宣传部长西门宗华及高承烈、林其涛等人。支部局以无视党的领导为名，给他们扣上了“先锋主义”的帽子，并重新改组少共支部。[182]但据制造“先锋主义”这顶帽子的盛岳说，这场斗争主要是在“秋末”，他说：“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刚一开始，中大有许多共青团员就表示支持第二条路线。中大共青团支部办公室的某些负责人，甚至公开鼓吹同党支部办公室对着干。在这些共青团领导人中，数西门宗华调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涛等人都毫不掩饰。他们使用和第二条路线其他追随者使用的同样中伤语言来批评支部局。”“在1928年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的发言，批判了西门—高小集团。我把他的路线定性为‘先锋主义’。因为他坚持要党支部局改变路线，公开无视党的领导，在那以后，他们就以‘先锋主义者’闻名，而且变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送回中国。”[183]

被称为“先锋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西门宗华，在叙述被打成“先锋主义”的经过时说：“先锋主义，发源于当年共青团中有过与党对立、不听党指挥的一种错误行为。我当时被王明指控为‘先锋主义’的代表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于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部长。团的工作是根据党的中心工作而自己安排活动日程的。有一次，我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决定请外面的苏联人来校演讲，演讲之后搞娱乐活动。当时报告人已请好，娱乐活动也准备好了。这时王明突然来通知，说有党的活动，叫我们改变计划。按理，团的活动应该服从党的决定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我们一切工作都作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团的总书记是苏联人，名叫华根，这个人很老实率直。我就对他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王明破坏我们团的活动。我是一句气语，哪知道华根真的在会议上率直地讲了，这一下恼了王明，说我不遵守党的决定，是先锋主义……这样我就被王明以‘先锋主义’这个罪名之一开除团籍。”[184]

所谓“工人反对派”原本是俄共（布）在二十年代初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曾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王明宗派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同联共党内存在过的这个派别根本不相干，不过是借用这个名称制造一顶新的“反党”帽子，专门用来对付反对宗派的广大工人学员（以下用学员一词，专指工人出身的学生），[185]特别是与王明等人观点不同的李剑如、余笃三等人，因为这是中大反支部局派出名的为首者。他们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186]开始，王明宗派曾试图对这批工人出身的学员采取笼络手段，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拉过去，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对提出批评的工人学员打击、报复。他们给这些工人学员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硬说李剑如、余笃三等人领头组织了“反党派别”，指责他们搞“反党的派别活动”，还编造谎言说有人在背后煽动不满，唆使他们反对党支部局和陈绍禹一伙所谓“布尔什维克”。[187]

同期 在反“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的斗争中，王明宗派进一步开展反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瞿秋白的斗争。

周恩来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1929、1930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188]

庄东晓回忆说：王明等人反对瞿秋白，是因为瞿秋白曾批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她说：“秋白同志早已看穿了王明一伙的派系活动，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但自己拒不参与，而且一再警告他们：不要搞小动作，搞派系，意气用事，否则必然给党造成损害。”“秋白同志目睹王明等的恣意胡为，一次深有感慨的对我和潘家辰同志（华姐也在侧）说：‘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千万不要闹派系。闹起派别成见来，必然意气用事，混淆是非，后果不堪设想，小则敌我不分，认友为敌，认敌为友，破坏团结；大则流血，人头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呵！”“由于王明的善于挑拨离间，无事生非，秋白同志同米夫之间，也就是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关系愈距愈远，矛盾愈演愈剧，连斯大林一向对秋白同志的器重也发生了裂痕……”[189]

杨放之回忆说：“大多数学生拥护中共代表团，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攻击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王明反对中共代表团，也包括反对与中共代表团观点一致的学生。王明搞了一个墙报，编辑是博古，不指名地煽动反中共代表团的情绪。”[190]

李一凡回忆说：“他们千方百计地掣肘瞿秋白同志过问‘中大’事务，就造谣说他想当校长。”[191]

毛齐华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指瞿秋白）也是调和路线。”[192]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陈绍禹宗派攻击中共代表团时一个重要之点，就是指责代表团支持‘中大’内的反党派别活动，是‘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幕后指挥，诬陷代表团本身陷入了派别斗争。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实际上，中共代表团对陈绍禹宗派的斗争是坚持原则的，无非就是要求他们放弃派别活动。”“但是，陈绍禹宗派不听劝阻，依然故我，继续攻击中共代表团。由博古、盛忠亮等人编辑的墙报不断煽动反中共代表团的情绪。墙报上的文章，按不断提高的‘反右倾’的调子，攻击中共代表团的政治路线，指责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反支部局派’得到代表团支持而推行‘右倾路线’。”“不仅如此，陈绍禹一伙人还采用散布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以至造谣、诬蔑等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当时在‘中大’学习的许多学生至今仍记得陈绍禹等人的不光彩表演。”[193]

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做法，引起很多学生的反感和不满。1927年毕业留校担任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黄励即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负责同志，是经历过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他们最了解国内革命的情况。王明等人是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竟以绝对正确自居，妄自尊大，夸夸其谈以迷惑人；依靠米夫的权势，对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志指手划脚，横加指责。因而他毫不动摇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张。[194]乌兰夫在回忆当年情况时也说：“对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学校里搞的一套左的东西和他们那种轻浮、狂妄、专横的恶劣作风，确实令人反感，我也在党的生活会上给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希望他们能改正。”[195]

11月1日 以韶玉的名字撰写《广州暴动纪实——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此文收入1930年12月25日出版的《广州公社》文集中。

这本小册子分五个部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结论。在结论部分中，王明提出如下的结论：1.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的产物。2.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一时的战斗，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3.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4.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结论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印发。中文版为全文，俄文版缩减太多，不能作算，而且俄文版被俄国同志改了很多，改得不好。因而瞿秋白同志曾为此向俄国同志提过抗议。秋白同志说：对广州起义的估计，各人有不同的意见，而关于广州起义经过的事实，过一千年也不会变，不应删改。

11月 到旅馆去找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

黄平回忆说：“十一月间，陈绍禹曾经到我的旅馆来找过我，我原来不认识他，我意识到他是来拉拢我的，而且是奉米夫之命来的，见面时我对他很冷淡，所以，以后他再也不找我了。”[196]

冬 作七律《因劳成疾》：

六大[197]刚完六大[198]开，不分昼夜事纷催。

多时常觉操劳过，今日忽惊疾候来。

心正青春遭损害，医凭病理嘱关怀。

身心属党无穷乐，为党牺牲理应该。[199]

本年 作《关于〈中国革命之现状〉报告的发言》，后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1卷。

[1] 有的译为沃尔洪卡大街、伏尔洪卡大街。

[2] 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集，第37页。

[3] 《百年潮》2001年第8期。

[4]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13～14页。

[5] 原名江克民，下同。

[6]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84页。

[7]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8页。

[9] 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是3月12日，此处回忆可能有误。孙耀文《风雨五载》说大约是1926年1月开学的，第57页。

[10]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11] 《傅钟谈俞秀松在苏联学习时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12页。

[12] 骏声：《西北军演义》上册，第273页。

[13] 闫朦：《王明——曲折复杂的一生》，《金秋》2007年第11期。

[14]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82页。

[15]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16] 《西门宗华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61页。

[17] 《党史天地》2003年第8期。

[18]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1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2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77页。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6年七八两月，任“宣传部委员”；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6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团支部小组长”。

[21] 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册，第39页。

[22] 《传记与回忆》。

[23]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2页。

[24] 此处记忆有误，那时王明已随米夫回到中国。

[25] 唐有章：《革命与流放》，第29～30页。

[26]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0页。

[27] 后改名盛岳。

[28]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29]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29页。

[30] 庄东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5页。

[31] 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第68页。

[32] 《回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王明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第47页。

[3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37～238页。

[3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79页。

[35] 《传记与回忆》。

[36]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7.1～7，在广州、上海、武汉，作俄文翻译”。但他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1927年二月我即同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米夫等到中国。”

[37] 《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6～27页。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1页。

[39] 《传记与回忆》。

[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2页。

[41] 《传记与回忆》。

[42] 《传记与回忆》。

[43] 《传记与回忆》。

[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3页。

[45]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5月～6月兼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50年填的简历表亦说自己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见曹仲彬等《访问宋侃夫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64页。对照王明简历，说他担任过秘书长的说法不确。

[4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5～106页。

[47] 即谢德尼可夫。

[48]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49] 《杨尚昆回忆录》，第27页。

[5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1～212页。

[51]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1～12页。

[5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2页。

[53] 原名江克明。

[54]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5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2页。

[56] 《记忆中的瞿秋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7～28页。

[58]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页。

[59]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0] 指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刘鸣先、恽雨棠、曾子瑜、李佩泽、张东晓。

[61] 《传记与回忆》。

[62] 《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63]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16页。

[64]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10期。

[65]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5页；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102～103页；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40～241页。

[66]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75～76页。

[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4页。

[68] 据塔斯社1988年8月4日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4起重大错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共联合中心”案，认定“4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决定取消原判，为4个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69]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4～195页。

[70]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7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21页。

[7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154页。

[7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4～215页。

[74] 即郭绍棠，下同。

[75]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7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页。

[77]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页。

[78] 此处回忆不确，王明去莫斯科前是武昌商科大学的学生。

[7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3页。

[80] 孟庆树整理《传记与回忆》附录Ⅴ《孟庆树的简历》。这份简历中还说：她1929年秋回上海，先在中央机要处工作，从这年冬开始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主要在东、西、南等区委和工会工作，曾任区委和工会的妇女部长、宣传部长。从1930年夏到冬，曾三次被捕。1930年冬到1931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中央巡视员等工作。1931年底又到苏联，曾在国际列宁学校高级班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冬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书记和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女代表之一。1938年秋回延安，从这时起到1942年秋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委。1939～1941年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主任，1941年秋做过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政治委员。1945年春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1948年参加土改工作。从1948年冬到1950年冬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50～1955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据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的记录，其父孟宪洲“文革”中被从北京送回老家，又揪回北京扫地，又赶回老家，气不过，自杀身亡。其弟孟庆渊（孟侃），曾在延安财政处、第七机械工业部等单位工作。

[81] 《百年潮》2000年第6期。

[82] 徐志坚口述、王海燕整理《从父亲徐风笑的遭遇看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中华儿女》2003年第4期。

[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5页。

[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6页。

[85]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2页。

[86] 《写作要目》。

[87] 文章原件上写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十时”，但《写作要目》中说是“1927年1月上旬”。

[88] 《传记与回忆》。

[89] 指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

[9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7页。

[9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9页。

[92]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9～10页。

[93]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9页。

[94] 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7页；罗征敬：《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29页。

[9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

[9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9页。

[97] 《杨尚昆回忆录》，第33～34页。

[98]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21页。

[99] 《陈修良文集》，第244页。

[100]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1980年9月18日，《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101]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4～155页。

[102] 《江泽民谈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45页。

[103]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4] 《百年潮》1997年第2期。

[105]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页。

[106]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1页。

[107] 《对中山大学一段历史的回顾》，《江苏革命史料选编》第8辑，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2页。

[108]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页。

[10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5～216页。

[11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69～70页。

[1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3页。

[112]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页。杨尚昆说向忠发是“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回忆有误，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已于8月10日作出《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否定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向忠发不可能再于9月14日作这个报告。7月14日，向忠发召集中共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杨尚昆可能把这个讲话错记为9月14日在中山大学的报告了。

[11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6～217页。

[114] 向忠发当时还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回忆有误。

[115]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5～256页。

[116]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5页。

[117] 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8页。

[118]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19]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0]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页。

[12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91页。

[122] 《传记与回忆》。

[123] 《传记与回忆》。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8年“5月～12月参加中共党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作翻译工作，兼国际交通局中国交通工作等”。

[124]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5]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1～93页。

[126]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2页。

[127] 《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90页。

[128] 《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第48页。

[129]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页。

[130] 毛齐华：《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1982年6月，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70～71页。

[131]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9页。

[132]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33～245页。

[133] 戴茂林：《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记录稿），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70页。

[134]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3～254页。

[135] 《杨尚昆回忆录》，第43、45页。

[136] 苏联历史学家。

[137] 《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演》，《新中华报》1939年12月23日。

[138]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2页。

[139]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60页。

[140]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77页。

[14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185页。

[1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82、388、393页。

[143] 《唐宏经同志谈四中全会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第14页。

[144]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62～263页。

[14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2页。

[146] 《王明无理攻击叶挺》，见《解密：叶挺退隐流亡海外的十年生涯之谜》，“新浪论坛读书论坛”2008年4月24日，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l-1577241-1-1.html。

[147]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148]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0页。

[149]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50]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6页。

[151] 《杨尚昆回忆录》，第34～35页。

[152]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8～249页。

[153] 《回忆秋白和杨之华》，《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第61页。

[154]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页。

[155]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页。

[156]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5页。

[15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82页。

[158] 《〈忆秋白〉前言》，《新华月报》1980年第6期。

[159] 《有关“江浙同乡会”时间的重要历史文件》，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0] 王光远：《周恩来为“江浙同乡会”假案平反》，《世纪》1997年第2期。

[16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3页。

[1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8页。

[163]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6页。

[164] 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65] 李一凡：《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3～94页。

[166] 《双山回忆录》，第88页。

[167]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79页。

[16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187页。

[16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93页。

[170]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17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183页。

[172] 《有关“江浙同乡会”时间的重要历史文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73]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4] 《关于中山大学一段历史的回顾》，《江苏革命史料选编》第8辑，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6页。

[175] 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9页。

[176] 《余贯真、梁荆山等致代表团诸同志》，1928年8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7] 《严明杰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1928年8月31日，转引自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3～94页。

[17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7页。

[18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6、257页。

[18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4页。

[182]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59页。

[18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8～219页。

[184] 《西门宗华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未刊稿），1979年1月，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86～87页。

[185]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7、279页。

[186]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7页。

[187]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6页。

[188]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8页。

[189] 《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4、27页。

[190]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22页。

[191] 《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3页。

[192] 《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82页。

[19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82、283页。

[194] 黄静汶、杨放之：《光照千秋——记黄励烈士》，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第117～118页。

[195]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85页。

[196] 《黄平遗稿（节选）》，《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第77页；黄平：《往事回忆》，第66页。

[197] 指中共六大。

[198] 指共产国际六大。

[1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9页。

三 回国及上台

1929年 25岁

3月底 接到回国工作的通知，离苏回国。

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1]但《传记与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后来据米夫说，斯大林曾同意米夫的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联合富农，因富农多兼半地主，叫他为半封建剥削。王明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去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书中说：“1929年2月初，米夫和秋白找绍禹谈话，说：‘你不是很久就想回国去工作吗？现在听说李立三和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李立三把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都开除了，和森正在动身到莫斯科来。中共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准备一封信（主要关于富农问题），但等信写好，还要通过，要几个月后，才能送去。因此，要你回去告诉中央，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了。他们都知道你在国际工作，会相信的。因而派你回去传达。”

关于王明离开莫斯科的时间，有的说是3月初。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2]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也说：“1929年2月，绍禹离莫斯科。”但1929年3月26日米夫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日将派遣戈卢别夫[3]同志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和翻译”回中国。[4]说明王明这时还没有回国，他回国的时间应该是3月底。[5]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还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6]

4月～5月初 在归国途中船经青岛附近时，作诗《沧海水》，表达对恋人孟庆树的思念，诗共五段，其第一段和第四段是：

（一）沧海水，何其多，拿来调墨写诗歌。

别意离情写不尽，直到沧海不流波。

（四）听不尽，看不完，惊天动地大诗篇，

为爱革命先妹去，别途越远越心连；

听不尽，看不完，惊天动地大诗篇，

为党事业先妹去，别时越久越心连。[7]

5月上旬 抵达上海。[8]作诗《抵上海》，诗曰：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闻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9]

5月 被分配到中共沪西区委，在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做《红旗》报通讯员。[10]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愿意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如师哲回忆说：“王明对从欧美经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人讲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作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王明常说，领导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没有这种核心，没有骨干力量支持你，无论你怎么正确，你的主张也推行不开，得不到拥护。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从斗争中来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国后，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11]还有的著作说，当时李立三直接将王明“分配到几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作党的支部书记”。[12]但据《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回国后很不顺利：

1929年2月，绍禹离莫斯科。秋白叫他去找代表团管理组织工作的余飞。余飞叫绍禹到上海宝隆医院去接头。但是，绍禹到沪后，虽几次去信，也未见有人来接头。直到“五一”节前，绍禹在街上遇到陈原道同志，才接上了头。原道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他很气愤地说：“宝隆医院这个地址破坏已半年了。我们早已通知过代表团，为什么余飞还把这个地址告诉你，而给别人不是这个地址！？”原道告诉中央后，第三天李立三到寿阳公（绍禹住的旅馆）来。他一见到绍禹，就横眉怒目、面红耳赤地问绍禹，国际有什么意见。当绍禹把情况告诉他后，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绍禹说“可以”。李立三派绍禹到沪西去，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绍禹找到沪西后，才知道已有了通讯员高杰三同志。高同志说：“我要半年以后才能离开。你是来做候补通讯员的，是给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务是每天领来报纸，送发报纸。每早六时到北四川路青年会拿《上海日报》（李求实主编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给区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厂街道等处去贴散。《上海日报》是秘密的，要善于躲避敌人。在电车上把报纸放在足下。时常有敌人来搜查，要小心……”李立三不准绍禹和区委人接触，只和高杰三一人联系。

1929年5月的某日，绍禹去青年会拿报，遇到李求实（他是共青团中委和书记处书记）。他和林育南等都不满意当时的中央。李问绍禹来此做什么，绍禹说来拿报。李说：“你是交通？”绍禹说：“我是候补通讯员。”李说：“区委有交通，我从未听说有什么候补通讯员！谁分配你这个工作？”绍禹说：“阿三（即李立三）要求我做最下层、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李求实说：“你能不能到报馆来工作，你很可以写东西呀。”过了三个月，绍禹才被调到沪西区委做宣传部长，有时代理区委书记等职。[13]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即关于农民问题的信。这封信根据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中消灭富农的做法，也要求中国加紧反富农，指出必须“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反对富农的策略，“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14]这封信传到中国后，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反富农的斗争，王明对这种“左”倾主张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6月17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全校党员大会，由于会议持续十天，通称“十天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

关于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29年6月。吴玉章说：“大会后即放暑假，学生都到南俄克里米亚海边去休养”，“九月返校”。[15]毛齐华说：“学校领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因为反对者占多数），就这样不了了之，有头无尾地宣布放暑假。”[16]姚守中等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也说“在暑假将到之际，中山大学举行了全校党员大会，王明等小宗派集团开始了反对瞿秋白的活动”。[17]这都说明，“十天大会”是在放暑假之前。因此，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开会时间在各种材料中说法不一，1928年6月是确切的。”[18]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更具体地确定为6月17日。[19]第二种说法是1929年夏。陈修良说：“一九二九年夏‘中大’支部举行例行的全体师生总结工作大会，由俄国人支部书记作报告，最后付表决。这个大会一共开了十天，叫做‘十天大会’。”[20]第三种说法是1929年9月。李一凡说：大会是他1929年9月“从阿鲁什塔休养所回校之后”召开的。[21]张崇文说：“我的回忆与李一凡同志说的基本相同。我记得这次会议是1929年9月我与二哥张崇德从克里米亚休养所回校后才召开的。会后，我二哥张崇德被捕。这次会议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开。”[22]第四种说法是1929年10月。江泽民说：“王明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们同广大学生党团员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他们长期不敢向广大党团员报告工作，更无勇气按期改选支部局。一直拖到1929年10月，学生暑假休养回校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召开支部局的四五百名党团员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局。”[23]此处采用《张闻天年谱》的说法。

关于这次大会，杨尚昆回忆说：“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24]

李一凡回忆说：“会上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自认为，它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广大党、团员群众以事实说明，支部局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25]张崇文也回忆说：“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广大党团员群众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26]

很多人认为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但对于形成这个称号的原因，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二十八九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的认为是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九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陆定一回忆说：“学校举行了‘十天大会’，只有二十八个半人（这半个人因为是王明的亲属，所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因为年纪太小，不到十六岁，所以是半个）赞成‘支部局’的‘路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样的路线），他们只占六百学生的二十分之一。‘十天大会’之后就‘清党’。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27]

江泽民回忆说：“大会的第10天，仍有很多人要求发言，但王明一伙却借口校内混进许多托派分子和右派分子，提出停止大会讨论，进行清党，当即遭到广大党团员的反对。但是他们仍然把是否继续大会讨论问题，提交大会表决。结果到会的四五百名党团员中，举手同意停止大会讨论的，只有出席会议的王明一伙中的28个党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共青团员。会后同志们讽刺他们说：‘可怜的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28个半。’这就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当时在中山大学追随王明一伙的不止这20多个人，有些人在表决那天没有到会。但是，最后区委书记芬柯夫斯基仍以区委名义宣布停止大会继续讨论。广大党团员对此反映强烈，感到极大愤慨。”[28]

陈修良回忆说：“这个大会是支部局精心布置的，目的是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派的同学。”[29]“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30]

孙冶方回忆说：“据我所知，此事发生在中（山）大（学）一期毕业之后，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表决支部局一个决议，赞成者仅二十八票，弃权者一票。因为当时主持支部局工作的主要是王明派，即：博古、夏曦、杨尚昆、王云程等人，他们都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反对他们的人挖苦地说他们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1]

吴福海回忆说：“有一次，莫斯科市委书记到我们学校来，他比较倾向多数学生的意见，支持我们改组支部局的要求。但是，不久苏共中央监委出面干预，派人来校表示拥护支部局的领导，并进行说服动员。接着召开全校大会，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局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局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半。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他们在表决中虽然只有少数人拥护，由于上面有人支持他们，结果还是没有改组，仍然掌权。”[32]

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会议就政治问题、学校问题激烈辩论，焦点为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拥护支部局和反对支部局的两派尖锐对立，秩序混乱。在大会的表决中，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九十余人，加俄国同志三十余人，反对的二十余人，大多数则表示怀疑（约二三百人）。‘拥护支部局的同志自傲起来，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讥之为带引号的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实际上拥护支部局的不止二十八人，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均在拥护者之中。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因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这次大会。陈绍禹、曾洪易因在国内，傅钟、李卓然因已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也都没有与会。”[33]

有的认为是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如李一凡回忆说：“由于在这次斗争中，团支部局里除书记陈昌浩拥护王明一伙外，其余委员全都站在以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同志为首的广大党团员群众一边，党支部局决定解散团支部局。但是，当把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时，举手赞成的只有寥寥29个人。”他还说：“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29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所以余笃山同志嘲笑他们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28个半！’之后，‘个半’就成笑柄而传开了，并不是真有这个组织。”[34]他在被采访时还说：“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半，从此以后就传开了。”[35]

张崇文也回忆说：“在‘十天大会’的第十天，也就是索里茨发言之后两天，支部局把一个《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上午的大会表决。原来，整个团支部局除陈昌浩之外，所有成员都一直与广大党、团员群众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团支部局的决定。但是表决的结果，由于许多原来追随王明的人已受了索里茨发言的影响，举手赞成的仅有29人。”[36]他还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37]

陈一诚虽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但指出：“双方争论不休，最后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全校四百多人反对，只有二十八个人表示赞成。”[38]

王观澜也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只说会议一共开了十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二十九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指出：投票时他们特别二班除了翻译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学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选“中大”学生支部局。[39]

毛齐华则说：“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40]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早在1929年3月就已经回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并投赞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讽刺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41]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吴玉章在1943年写的《吴玉章略传》中即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说“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十八个人了”。[42]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派’的说法，也是托陈派分子一九二九年秋中大清党时期捏造出来的。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可是托陈派分子故意把中大几百人中的绝大多数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反对托陈派的同志，都说成是‘陈绍禹派’。同时他们伪造说，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以陈绍禹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43]

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44]

张闻天认为当时拥护支部局的不止28个人。他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但对大会情况无疑是关心的。他在1943年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提到，会议最后表决，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90余人，俄国同志30余人，反对的20余人，还有二三百人表示怀疑。所以，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45]

盛岳回忆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联合起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思想立场的一致而不是由于有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也无需单独成立组织，因为他们控制了党支部局，且有俄国当局支持他们。而且，这一集团没有公认的领袖。他们大多学科成绩优良，在中山大学的党务、教务和行政工作方面都既能干又积极。他们俄语讲得很好，使他们在校内外能和俄国人有广泛的接触，一般俄国人对他们怀有良好的印象。尽管这样，除了陈绍禹一人，米夫对他早就予以重视而外，在这场斗争展开之前，米夫并没有特别挑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人，作为他的集团成员。米夫没有创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中山大学斗争中表现突出，为米夫所看中，当成一支对他有用的有训练的力量罢了。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一名称，原是‘反对派分子’给取的，到底这二十八个是哪些人凑起来的，就有某些主观随意性和流动性。”[46]

杨尚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他还说：“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47]

7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48]对这种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王明长期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提出和宣传了许多“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7月27日 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49]

离开沪西区时，写了一首《从头学起有得》的诗：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50]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回忆说：“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上海各区委参加会议，见到他参加过沪东区委会。一次区委在讨论支部工作，谈到有些党员不缴纳党费时，我说：党员应该缴纳党费，要进行教育。他写了个条子给我，说党员不但要缴党费，还要做工作。我没有理他，因为我谈的只是缴党费问题，没有谈别的。”[51]

7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联合发出《致留苏联全体中国同志书》，说：“很诚恳的号召全体在苏联的同志，学习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实际的环境，求得专门的工作能力。”并肃清“一切个人的纠纷，有意气的成见，派别小组织的倾向，反对派和国民党的残余”。[52]

7月31日 在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席棚住区召开八一示威动员大会。因为会场外有人把风放哨，会议能够大胆举行，开得很热烈，群众情绪很高，口号声、掌声响个不停。会议决定8月1日在白渡桥举行示威。会后，他写了3首七绝《韬朋路上》以记之。[53]

夏 桂尊秋与大哥桂尊夏到上海看望王明。桂尊秋回忆说：“到上海后，我大哥带我去一个秘密机关，在这里见到了陈绍禹，他们正在打麻将。他给别人使个眼色，然后进来与我们谈话，后又与我大哥单独谈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54]

8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说“中国工人运动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长起来”。因此，“共产党员在工人群众组织里的工作，首先就是工会里的工作——在独立的赤色工会，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工会和黄色（‘左派’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必须立刻实行一个转变”；“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发展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并“使赤色工会公开起来”，“就是用改换名称而突然擅自公开起来的方法也好”。[55]对这种“左”倾的冒险主张，王明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同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和王明谈话，指出他在对富农政策上的“左”倾观点和非组织的活动。当时王明承认：不经过党的组织直接向共产国际有关个人报告中国党的情况“是不对的”，但这是莫斯科有关的人要求他做的，并且答应今后“避免”这样做。[56]

9月1日 撰写《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韶玉的名字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1929年5月东北当局借口苏联在中东路“宣传赤化”，派兵包围、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派兵到中苏边界，后来又强占中东路全线。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于7月28日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的宣传策略脱离群众，并易为国民党利用，易为群众所误解。中共中央公开写信，认为陈独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观点。8月5日，陈独秀又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共中央又公开复信，批评陈独秀的观点。8月11日，陈独秀第三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指责中央以“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王明的文章说陈独秀对战争缺乏阶级观点，是对中东路引起的战争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是从共产主义者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其根源是机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并一再宣传“拥护苏联”的主张，说：“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是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变成现实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

9月前后 撰写《为啥个米贵了？——中共沪东区委为要求加米贴告沪东工人书》的传单。

《写作要目》说：“当时作者任沪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写了许多告工人传单，而这个传单有一个故事，所以记得。这个传单是用上海方言和完全口语写的，内容是号召工人为米贵要求增加米贴，并说明米贵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等。当时区委书记游无魂坚决反对这个传单，认为从来没有见过用方言和口语写告工人书的。争论数次不决，以后王明提议他俩一路把传单拿到文化程度较高的英商电车公司支部和老怡和的厂支部去征求意见，工人同志看了说：‘这传单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然后才用区委名义印发。”

10月中旬 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57]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设立了一个资料科，恽代英、王明等都经常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和写作，后来王明干脆搬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居住和写作。1981年，已经是满头银丝的邵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机关住四人，王铁江、罗晓红、陈绍禹和我。”“当时，陈绍禹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他一个人住在机关的亭子间里……每天陈绍禹都在亭子间里看书报，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来，吃饭时还看书。有时我把饭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坏，还是专心看书，一边看书，一边吃饭。我们故意给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里去了。”[58]罗晓红也回忆说：“王明经常来写文章，主编《红旗》。他写文章特点是长，一写就到半夜。我与邵大姐住前后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后楼。”[59]

关于这段经历，《传记与回忆》说：“从1929年11月12日到1930年1月1日，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编《红旗》三日刊。此刊原来是潘问友同志编的，他同时兼中央宣传部秘书，又兼编《布尔塞维克》杂志……规定《布尔塞维克》半月出一次，《红旗》为三日一次，但二者都从未按时出过。虽然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还时常写稿，但当绍禹编时，他们都不写稿了。李立三还公开说：‘第一，禁止你用自己的名字，绝不准用陈绍禹、韶玉等名；第二，一定要三日出一期；第三，不给你交通，你自己送稿去印刷所。’虽然如此，绍禹一人写稿、送稿、校对等全做。住在沪西新闸路，印刷所在沪东提篮桥附近。每期要写一万六千字（等于大报的两版，除了标题报头等外，还有一万六千字左右）。绍禹能使报纸按期出来，大家都很称赞。因为全为绍禹一人写稿，所以从1929年11月半到1930年1月1日前出的《红旗》三日刊（共15期左右）的内容，虽是署名慕石、英石、膺时、情淑、华英、兆雨、露青、鲁卿……等都是绍禹一人写的。《红旗》三日刊的内容为：⑴国内外时事；⑵红军苏维埃的消息；⑶对国民党、反共言论的答复；⑷群众斗争的报道；⑸介绍苏联；⑹其他。”

10月12日 在《红旗》报第48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文。揭露“和平宣言”是骗局，说它“不能丝毫减轻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机”，而且“隐藏着一个帝国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锦囊妙计”。我们要“把广大群众组织在‘武装拥护苏联’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去行动起来”。

10月15日 写《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在10月17日出版的《红旗》报第49期上。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说最近的国际政局，虽然表示出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但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愈益紧迫，则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愈加紧张”。文章还说：中国的政局，的确表示出“军阀战争，日益深入和扩大”，但不论战争谁胜谁败，都不能改变“整个中国反动阶级决意干的武装进攻苏联的政策”。我们要“以武装拥护苏联的手段，对付武装进攻苏联的手段”，要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推翻国民党军阀的革命战争”。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对从国民党统治营垒中分裂出来的改组派，要“实行最坚决的斗争”。信中指出：“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60]对于信中“反右倾”等“左”的主张，王明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10月 莫斯科中山大支部局改选，仍为王明小宗派控制。

杨尚昆回忆说：“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钦，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61]

同期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生赵言轻[62]自杀事件，大批学生被逮捕。

对于赵言轻的自杀，许多人认为是在“清党”过程中发生的，孙耀文《风雨五载》甚至说是在1930年3月，并说他是“一个托派组织的头头”。[63]但江泽民、李一凡等认为发生在“清党”之前。

江泽民回忆说：“清党开始以前，王明一伙中以‘机关枪’闻名的盛忠亮等，向全校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俄文名叫麻麻也夫（赵言轻）的学生，在向支部局交待了中山大学的托派情况，盛忠亮同他‘聊聊’之后，他就‘自杀’了。据说他死前，留下了‘托派名单’。盛忠亮等在全校大会上谈到这一事件时，借机威吓说：‘托派用不着犹豫，想躲也无用。’接着格勃乌机关开始在学校逮捕学生，第一批被捕的据说有五六十人。”[64]

吴福海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勃乌抓去了，我所在的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65]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传记与回忆》也说，听博古、杨尚昆等同志说，“清党”开始时，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何子述等拥护国际路线的人曾遭到反对，“后来，幸而在一个畏罪自杀、外号‘妈妈同志’的托派身上，搜出中大托派的名单。这个‘妈妈同志’是托派管组织的。这样，才把清党的对象转向反党分子！”

但据李一凡回忆，赵言轻并不是“托派”。他说：

一天清晨突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有个叫麻马也夫（不知其汉文姓名）的河南人“自杀”了。据说，在他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一封“遗书”和一份“名单”。可是，所谓“遗书”和“名单”，并没给人过目，据说为了“保密”。当殷鉴在大会上宣布此事时，虽然手里也拿着一两张纸（据说就是“遗书”和“名单”），可他并没照着那纸念。他只是说，麻马也夫在“遗书”里揭发，“中大”有个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党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一员，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负疚“自杀”云云。

这样一来，学校里的形势和气氛又为之大变：王明一伙于是诬陷广大党、团员群众联合反革命托派向党进攻，并谎报区委和联共中央。中央和区委当然大怒，指示严厉查处，于是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终于通过欺骗手段而大逮捕起来了。

大逮捕的第一批是一些从“东大”过来的和1928年以后从国内来的同志。因为这些同志曾签名要求回国，于是就在一个晚上以送他们回国为名，按他们自己签的名单一一聚集送进“木得已耳卡”大牢；当这些同志到了大牢过道，还以为是“车站”哩！第二天一早，学校里放出风声说，这些人都是托派，其实内中好些人根本与托派没有任何瓜葛。之后，又陆续逮捕了好些人……

从以上所述，不禁使人产生合乎情理的疑问：麻马也夫既已决定改过自新、主动揭发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还提供了名单，这对党不是有大功吗，为什么还要轻生自杀呢？那么，是不是王明一伙感到走投无路而策划出“杀人灭口”的毒计呢？既然有遗书、名单，为什么不把来公开给大家看，为什么不根据名单“按图索骥”地一网打尽呢？事实却是：第一次大逮捕是根据他们自己签字上书的名单，其中有人根本不是托派；后来逮捕的一些托派，肯定是根据李剑如同志的检举材料；托派陈尚友（陈伯达）没被捕，证明当时除同他单线联系的组长万志鳞之外再没谁知道。从这三点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压根儿没有过什么麻马也夫提供的托派名单。[66]

赵言轻的自杀，立即在中山大学引起很大的震动。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他的悲剧性的死亡使学校蒙上了恐怖气氛。全校学生和教职员人人自危。在清党会议上，气氛低沉，不论是被盘问的人或不是被盘问的人，大家都是心神不定。”[67]

同期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清党”运动全面展开，许多好同志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关于这次清党的时间，说法不一。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是“1929年夏秋”。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说：1929年9月，“新学期一开始，联共（布）中央监委派出的清党委员会进驻中山大学”，也就是说“清党”是从9月开始的。[6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说是10月，他说：“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69]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70]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71]也持这种说法。但张仲实说是“1929年底到1930年初”。[72]江泽民说是1929年冬至1930年2月，他说：“1929年冬，联共中央监委派出清党委员到中山大学依靠支部局进行清党。”“1929年12月‘中大’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这次清党直到1930年2月底才结束，历时几个月。”[73]陈修良说是从1929年冬开始，但正式清党“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上半年”。[74]师哲说是“从1929年底到1930年”。[75]吴玉章说“清党十一个月”，到1930年7月才完。[76]此处采盛岳、《张闻天年谱》等说法。

关于这次“清党”的做法，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兼秘书、参与对“中大”被捕学生严刑逼供的盛忠亮曾说：清党委员会“安排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由这些委员主持，学校的每个党员要面对其他党员接受可能的指责。学校党支部局仔细挑选认为是可靠的党员，我是其中之一，事先给他们作了布置，让他们散坐在到会的人员中间。他们为受到别人攻击的合格党员进行辩护，同时一齐起来用有力的控告来攻击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对于被审查的每个人来说，这些会议可称是丧魂落魄的经历，因为每个过去那怕是一点极小的缺点都可能受到盘问。甚至要彻底考查一个人好几代祖宗的家史。这是一种残酷的讯问方法。在众口交织向你提出种种问题和指控的情况下，许多脆弱的人一下子就垮台了。就连我们中那些身强志坚的人，也都要在这种盘问中汗流如洗。”[77]

张仲实回忆说：“在清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小组开会，对本组每个党员一个个进行揭发（凡对此人有意见的，都可到会揭发），搞‘人人过关’。所有的党员都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作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予以警告处分。例如我所在翻译班有个陈定远（俄文名叫苏威托夫），他的老婆（俄罗斯人）在清党小组会上揭发说陈打了她，最后清委会就宣布开除陈的党籍。所以‘清党’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中大’在这次清党运动中，开除或给予处分的达数百人之多。”[78]

吴福海回忆说：运动中，他们“随意给人扣上‘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或‘流氓无产阶级’等帽子。他们召开斗争会，事先组织好发言，在会上进行‘揭发’，实际上是对过去不同意支部局领导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同时，他们采取拉拢的一手，拉不过去就再打。他们曾拉拢过我，我没有理睬他们。最后到组织处理阶段，由于我反对过他们，加上打过博古一拳，于是就被宣布为‘流氓无产者’，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伯乌抓去了，我所在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79]他还说：“‘清党’时很多人被处分，估计一半还多。”[80]

杨尚昆回忆说：“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81]

江泽民回忆说：“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王明一伙不但在校内大小会上盘问追查反对过他们的学生，还协同格勃乌机关提审逼供被捕的学生。例如盛忠亮就作为格勃乌的助理审讯员，参加过审讯。全校顿时被一片恐怖气氛所笼罩。被捕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如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赵一凡、沈良等同志同托派毫无联系，也未幸免。一些同学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都成为王明一伙打击迫害的口实。”“历时几个月的清党，一大批根本不是托派的学生，遭到逮捕、流放、处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据说有一二百人。那些人后来得以生还回国的为数不多。还有更多的人被遣送回国，或派往远东‘工作’，或送进工厂‘改造’。王明一伙在中山大学的倒行逆施，确实令人发指，使很多人终生难忘。”[82]

陈修良回忆说：“一九二九年冬，联共进行清党运动，‘中大’看来是重点。派来一个清党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老党员、老将军。清党一开始，学校的功课几乎全停止，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上，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王明一伙得意忘形，他们身任要职，动员一切力量，包括‘格柏乌’机关，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大规模进行镇压，开除了一批党团员，给许多人戴上了各种帽子。这恐怕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能与其相比吧。”[83]“‘十天大会’以后，受处分、被开除的在一半以上。”[84]

毛齐华回忆说：“中大‘清党’的时候，反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那一派中，多数人并不是托派，对这一点领导上也是清楚的。但是清党过程中，却没有认真注意作好群众中的思想工作，只是片面地从组织上追查你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态度，在学校两派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家庭的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等。这样，就在尚未正式清党审查之前，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早已有了一个主观的看法和固定的轮廓。有了这样一个框框，在清党过程中，对参加或支持反支部局那一派的人，审查和处理就特别严格。”[85]

这次“清党”，造成严重的后果。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86]杨树亚回忆说：“被处分的至少二百人。”[87]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清党原为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1929年4月决定，矛头所向为布哈林‘右倾’集团。劳动大学的清党则与拥护支部局和反对支部局的斗争相纠缠，而这一斗争又同大学领导与中共代表团部分领导同志的矛盾相交织。党员之是否拥护支部局成为其能否通过清党的重要标准。这次劳大清党的结果，三百多名党员中有一百多名被开除，一半以上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六十多团员中则有二十多名被开除，五分之四以上受到各种不同处分。”[88]

李一凡更作了详细的回忆：

王明一伙为了替米夫、顾丘莫夫、别尔曼帮派篡夺中国党领导权的罪恶阴谋拼命效力，捏造了一个反党宗派小集团，并为之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完全用欺骗的卑鄙手段，在广大党、团员群众中滥施逮捕而横加迫害！我本人被送进大牢……

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无从准确知道。不过，若从在大牢时所见和后来在集中营碰到的加以粗略估计，大概有五、六十人；但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因为从“中大”消失再没消息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这些被捕者，在被拘禁了半年多或一年之后，没经过任何法庭，由格贝屋[89]三人小组胡乱判决并无权上诉：一部份被经由中亚“遣送回国”（实际上不但没见到其中任何人回到国内，而且根本就再没见着其中任何人）；另一部份被分送到苏联各地工厂劳动；再一部份（反王明一伙最激烈而又较有影响的）被判了五年徒刑，送往集中营劳改。这后面部份人，后来又都遭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逮捕迫害。所有这些人当中，已确知被折磨死在集中营的有季大才、沈良、王元盛、博小鬼等；下落不明的有黄包车夫（他很可能被折磨死在“木得已耳卡”大牢里，因为他在国内受过电刑，身体已经很坏而且神经也有点失常）、常英（女）、赵一凡、张崇德、努林（胡大胖子，安徽人）、江大头（湖北工人）、王元哲、刘蔚民、方绍原、谭伯揆、王靖涛、江翼谋、王文惠（印刷工人）、希什金（印刷工人，残废）、别笃霍夫（姓金）、胡鹏举、安复、李平、王晋……；能以劫余残生回到祖国的只不过我、唐有章、鲁也参、杨春、梁孝儒、马员生、范文惠、傅书堂、于为功、潘树人、万志麟、周肃清、林登岳13人而已，后面7人已先后死去，马员生也可能已经死了。[90]

张闻天没有参加过中山大学的这次“清党”，但有时也参加“清党”会议。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说：到1930暑假前，“清党”结束，700名学生中只有200多人顺利通过，党员被开除党籍者七、八十人，团员大多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等处分。[91]

同期 由于瞿秋白领导中共代表团反对“江浙同乡会”冤案等原因，在这次“清党”运动中，王明小宗派还借机打击瞿秋白等人。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一九二八年中大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一开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着手收集他们[92]幕后活动的材料。我们同时仔细审查他们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我记得有个周刊，是共产国际的刊物，内部发行，那上面载有他们的大部分言论，我们逐字逐句地仔细地把它翻阅了一遍，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实践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联共清党有一个惯例，在对每个党员进行考查以前，先要对那个有关单位的情况进行一次讨论。因此，我们决定在清党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讨论阶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余成员的攻击，因为他们在清党的尔后阶段不会再来中山大学接受询问。”“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来宾出席了大会。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贝尔津将军被派来中山大学任清党委员会主席……在他就清党程序作了简短讲话后，我走上讲台作了我在莫斯科期间的第二个重要发言。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我说，而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为了论证我的指责，我引证了大量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和提供了他们关于进行幕后活动的充分证据。我用中文讲，用不着停下来等译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个我忘了名字的中国人，轮流着替我作同声传译。发言只限五分钟，可贝尔津允许我讲了四十五分钟。”“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93]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在劳大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在‘六大’后是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经常到劳大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恨之入骨。大约在1929年，苏共展开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机对瞿造谣中伤，恶毒攻击。诬瞿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说瞿参加劳大的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早在1928年已经澄清），如此等等。他们还利用职权，在校内以清党为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94]

陈铁健在《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中说：“他们[95]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6]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97]

秋 写七绝《工农同悲（悼彭湃、杨殷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因叛徒白鑫（原军委秘书）告密，于8月24日被捕，30日被国民政府杀害在龙华。王明诗的内容为：

牺牲留学打江山，不为称王不为官；

只为工农齐解放，大同世界看明天。[98]

同期 写五绝《悼金伯棠同志》，悼念被捕牺牲的英商电车公司工人领袖、中共沪东区委组织部长金伯棠。

11月7日 在《红旗》报第51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准备着应战》和《太平洋会议的内幕——赛狗会》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根据10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的《中俄交涉破裂声明书》推论说：“随着南京政府这一声明书而来的，一定是更无耻的、更大胆的向苏联武装进攻，苏联政府也一定迫不得已，要实行武装保护工人祖国的任务。”“进攻苏联的战争，毫无疑义的是世界战争，参加这一战争的：一方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法西斯蒂，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等等，反动力量的大联合；另方为苏联工农，全世界革命的……大联合。”后一篇文章说：所谓“名流”、“学者”参加的太平洋会议，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劳苦群众要加紧“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的工作，这是对这个会议的唯一有效的回答。

11月10日 在《红旗》报第52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他在11月7日写的《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通过赞扬北平人力车夫的自发斗争，鼓吹城市进行没有准备的武装暴动，说这是一次“有异常伟大意义”的“自发武装斗争”。文章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并由此作出全局性的结论，提出不切实际的斗争任务，说“国民党压迫和欺骗群众的政策……一天一天的走向破产……群众斗争的情绪日益紧张，斗争发展的进程日益向上，直接的武装行动已成为广大劳苦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手段，加紧了党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此，党应当把党员军事化及武装工农的工作立刻实行起来”。

11月13日 在《红旗》报第53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一文。说“国际帝国主义借中东路问题去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瓜分中国。为的要瓜分中国，不能不进攻苏联，同时，为的要进攻苏联，更不能不瓜分中国，所以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同时就是保护中国革命，要保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还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一部分，11月16日出版的第54期发表第二部分。文章强调：“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官僚、豪绅一样的残酷。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到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赶走帝国主义和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它绝不会不动中国资本家的财产，让中国资本家继续握有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去继续剥削中国工人阶级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它一定要把……中国资本家的企业都国有起来，与苏联的经济融成一片，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王明把反对资产阶级提到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的地位，并明确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他在实践上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笨郭同的话》，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东北调查专员郭同，无意地说出东北问题在日不在俄，至少揭穿了国民党极无耻的几种谣言。

11月16日 在《红旗》报第54期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太平洋会议的总结》。用主观猜测代替客观分析，武断地说中国军阀战争一定要引起帝国主义“亲自出马”的帝国主义战争。文章说：“中国民众有左右将来太平洋大战的力量，所以各帝国主义者都想把中国拿住作为自己有力的后备军，中国统治阶级各自甘心作各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映各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国军阀战争，终于要引起各帝国主义亲自出马的战争；中国一定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场！”“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危机愈紧迫，他们进攻苏联的决心也愈紧迫。”战争危机，只有“以武装暴动的力量”，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能根本避免”。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共产国际反右倾与调合派的斗争》，说“在这样严重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共产党的队伍的动摇分子，便发生了不正确倾向——右倾倾向。就是机会主义的倾向。”“但与右倾有同样危险的，还有对于右倾倾向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调和派是右派的同情者……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共产国际“坚决的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坚决的进行反右倾及调和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党内状况的情势之下，更有特殊严重的意义！”

11月20日 在《红旗》报第55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和《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报道了8月1日在海参崴召开的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叙述会议背景时再一次说到战争危险的迫近，说进攻苏联的战争，借中东路问题在“正式爆发中”，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布满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云”。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动派”。文章把苏联的做法神圣化，说“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唯一形式”。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收回租界的两种方式》，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建设与民意不能兼顾”！？》。

11月23日 在《红旗》报第56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两个政纲，一是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一是陈独秀、彭述之提出的四大要求。和两个政纲相联系，有两个策略：党的策略“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陈独秀等人的策略“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在概括两个政纲时，把六大政纲说成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反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文章反复强调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思想是目前党的主要政治危险”。文章列举了许多右倾表现，如“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党团员军事化、武装工作的实施工作……还未正式开始”，“在党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中，都很少进行武装暴动经常的宣传工作，对夺取和分裂敌人武装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这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反军阀战争周与广暴二周年纪念》。

11月27日 在《红旗》报第57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论陈独秀》一文。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王明的文章报道了这一决定，并试图论证“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的原因，说“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现在已“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起反动作用的工具！”

11月30日 在《红旗》报第58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3篇文章。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一文说：国民党军阀借中东路问题武装进攻苏联遭到失败后，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告友邦书》，“公开声请各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帮忙”。“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进攻苏联问题上，结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大联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使各国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塌台”。中国应“以工农兵联合的武装暴动，消灭正在进行着的军阀战争，消灭国民党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是“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的实际行动！”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99]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迫近”，“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文章要求在广州暴动2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和反军阀战争周（12月9～15日）举行政治总示威，以作为“伟大的暴动的预演”。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号召总示威，就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一文说：“在整个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反取消派……的斗争中，都同时严重的指出要反对调和派。”“调和派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调和倾向走向公开机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调和派和调和倾向，是须随时随地留意与之斗争的。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取消派的政纲快要实现了！——召集国民会议》、《伟大英勇的青岛工人》两篇文章。

12月4日 在《红旗》报第59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西北问题解决”后》一文说：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各牺牲了几万人，因为“冯系军阀得了蒋系军阀的一两千万元收买费，收兵回陕”，这并没有真正使“西北问题解决”。文章认为冯玉祥和蒋介石毫无区别，“冯系军阀及改组派，都与蒋系军阀及其他一切军阀一样是工农群众的仇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勾结’、‘联络’”。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一文，把11月9日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说成是“东三省群众运动正式发动的主要信号”，这次示威“表示出群众已走向直接与统治阶级武装冲突的形势”。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100]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石”的笔名发表《检阅我们的工作》一文，说“广暴二周年纪念与反军阀战争周，马上便来了！”届时要举行“群众大示威”。这次示威“是我们武装拥护苏联和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群众力量大检阅”。“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贫民、店员、学徒，尤其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须加倍努力”，“立刻动员起来！”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词穷理尽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青岛复工与“治安”问题》两篇文章。

12月5日 以慕石的笔名撰写《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上。文章进一步宣扬混淆革命阶段的理论说：“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沿续着广州暴动而发展下去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很明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连续到中国的‘十月’！”

12月7日 在《红旗》报第60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发表在1930年1月4日的第67期上。文章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它正确地指出：农民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但不能说“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这样说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可是，他又把这种提法错误地上纲为“农民意识”。文章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反富农问题。它强调反对一切富农，说“中国富农因特殊条件关系，兼有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无产阶级的政党，决不能作出‘联合富农’、‘不反对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农’的结论来。同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因此去辨别某一或某些富农的压迫剥削成分中，哪些是半封建性的，哪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们的政纲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纯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一般农民的反封建的斗争更紧密联接起来”。文章强调谁不赞成反对一切富农，就是“农民意识”、“富农意识”：“只站在一般农民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压迫和半地主剥削，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反对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包括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这不是别的，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文章还强调要同时反资产阶级和富农：“只有在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时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促进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心、觉悟性与组织力，以造成、加速和推进革命转变的条件。”“在这一策略坚决和正确运用之下，汇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必不可免的要促进和加速中国革命的转变过程。”

12月11日 在《红旗》报第61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的战争》说：为中东路问题举行的中俄谈判，“绝不是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已经避免或和缓”。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联合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紧张。谁不了解这一点，“谁便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成了帮助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进攻苏联的工具”。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101]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说：“广州暴动本身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则毫无疑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正式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开始。”文章强调民主革命中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有密切的政治的经济的联系，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斗争，不能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纪念广暴的战士》。

12月18日 在《红旗》报第62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说，在“中俄和平交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都不愿使中东路问题和平解决，即使“得到某种暂时的、‘和平的’解决，则不仅不是进攻苏联问题的得到任何的解决，即中东路问题本身也是未得到任何的真正解决”。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新中国”。

《军阀战争与取消派》说，军阀战争不能统一中国。要统一中国，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实现。

12月20日 在《红旗》第63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没有一个好东西！》和《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两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各派军阀，无论是国民党‘左派’也好，蒋派也好，阎派也好，冯派也好，桂系也好，奉派也好，以及那些还想爬起来的直系‘吴大帅’、‘孙巡帅’也好，安福系的段祺瑞也好，鲁系的张宗昌也好，都是一个娘养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后一篇文章说：“唐山五矿五万工友中，正酝酿着更伟大更英勇的群众斗争。”斗争的趋势是“由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走向“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由“局部的怠工，派代表向国民党交涉”，“转向直接群众行动”。“我们的任务”是“加紧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的工作，促成这一总斗争的爆发”。这一斗争的爆发，“不仅可以掀起北方职工运动的新高潮，一定还鼓起全国工人阶级更加兴奋作战的情绪，一定更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

12月22日 撰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上。

文章介绍了苏联五年经济计划的背景、内容、意义，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业”。“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不能不急于实行对苏联的武装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是我们劳苦群众作战的总战术！”文章最后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建设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才是我们纪念十月革命的真正敬礼！”

12月25日 在《红旗》报第64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和《欢迎朝鲜的五卅》。

前一篇文章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到底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是每一个战士当前即须决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的‘民主政治’的政权形式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后一篇文章报道朝鲜光州因日韩学生在电车上发生冲突，引起全朝鲜爆发了广大民族解放运动。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贫民生活问题》。

12月28日 在《红旗》报第65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阎张通电后的政局》。

文章说阎锡山、张学良给南京政府通电，声称“拥护中央统一”，这绝不可能制止军阀混战。相反，“阎张等通电的发表，只是表示出中国军阀混战已经把整个北方以及东三省军阀都卷进公开武装战斗的局面”，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军阀战争的屠场”。

冬 曾给中共中央办的一个训练班讲政治课。

江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一年的冬天，福建省委派交通送我到上海，进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主要学军事、巷战、爆破技术等……教员有向忠发、陈绍禹、顾顺章、李翔吾。向讲工运，陈讲政治，顾讲特工，主要是讲如何同叛徒和敌特斗争；李讲巷战技术，主要是讲如何搞城市暴动和使用炸药、工具的方法等。学习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闸北路一个学校里……”[102]

1930年 26岁

1月1日 在《红旗》报第66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一九二九年的中国》。

文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说1929年是“反动统治走向崩溃和革命开始复兴”的一年。这一年，在经济方面，“是整个经济处在危机的一年，尤其是工业‘非民族化’的一年”；在政治方面，“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一年”，“是中国反动统治……走向崩溃的一年”；在群众斗争方面，工人斗争从零星的、局部的、少数人的怠工、请愿，进到几千几万人的群众罢工，从手工业、轻工业的群众斗争，进到重工业、市政工业、交通工业的群众斗争，从中心区域扩大到各个地方，从请愿、怠工、罢工，走到示威、武装骚动以至巷战，由日常经济斗争，走到公开的政治行动。在农民方面，湘鄂赣粤“又恢复了英勇广大的斗争，苏维埃区及游击队已普及到福建、四川、河南、安徽”，“在闽西有80万赤色群众拥护朱毛红军和游击队”。其他各地，也有广大的农民运动。士兵方面，整旅整团整营的反动军队投降红军，“兵变成了经常不断的现象”。在党的方面，“是加速布尔塞维克化的一年。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建立和恢复，工作方式有了相当的改进，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对于武装拥护苏联及反对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是毫不怀疑的加紧实行”。此文还刊载于《太平洋工人》第3、4期合刊。[103]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欢迎苏维埃的印度》，以应时的笔名发表《短评》六则。

1月4日 在《红旗》报第67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狐狸的尾巴都露出来了！》。

文章说1929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撤废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串通好了做出的骗人把戏”，“口头上撤废领事裁判权，实际上以‘特别法庭’来更加束缚中国的司法权”。这样，“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应时的笔名发表《短评》五则。

1月8日 在《红旗》报第68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

文章说：“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有的同志“犯了两个严重错误倾向。一是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二是否认或忽视革命现在阶段中存在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倾向”，夸大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和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说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的“社会阶级基础”，是“标本式的农民意识的反映！”“这些倾向要发展下去，毫无疑义的要成为革命新高潮到来时革命转变期中的致命的敌人，他们将成为革命转变的公开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

1月11日 在《红旗》报第69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军阀战争的“成绩”》和《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

前一篇文章通过河南巩县人民“因灾情及战祸损失”的数字，揭露军阀战争给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文章号召“武装暴动”，说“全国的工农兵贫民群众，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而外，还有什么另外的生路！？”

后一篇文章说：马列主义的胜利，逼得敌人“不能不带上‘列宁布尔塞维克’的假面具”，来欺骗群众。

1月12日上午10时 参加上海工联会在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工会干部会议时被捕，被押到南京路北头老闸捕房。[104]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去参加这次会议是李立三有意安排的。其中说：“1930年1月1日[105]，李立三告诉绍禹说：‘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今天召开上海各区赤色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布置年关工人罢工斗争。但今天开会的地方我不能去，你得代我去出席这个会议，并作有关国内外时事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立三接着说：‘本来约好项英和徐锡庚［根］和我一块去的，他们现在某茶馆里等着我呢。你先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叫他们和你一块去。’当绍禹来到茶馆见到项英和徐锡庚说明情况时，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冷笑起来。项英说：‘啊！立三自己不去了。好吧！绍禹你先去，我们一会就来。’结果，绍禹刚到开会地方，还未坐下，巡捕房的囚车已到，把绍禹和开会的20多人全部捕去。这时绍禹才明白李立三自己为什么不去，而项英和徐锡庚为什么只冷笑而没有到会。立三等早已知道开会的地点被敌人破坏过，但他们仍然叫别人去‘争取公开’，他们自己不愿去争。”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一次打击。

1月12日下午4时 不顾党的纪律要巡捕给党的机关送信。

下午4时，有一巡捕送饭来。一难友与巡捕商量雇他送信，巡捕答应。王明也写了信，由巡捕送到中央宣传部一个秘密机关，说他已被捕，请设法营救。在老闸捕房询问他的地址时，他供出了“鸭绿路号数不知”。这都严重威胁到党的机关的安全。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王明的信是王铁江先接到的，后转交给中央。“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106]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下午四点，有一个巡捕送糙米饭来了，陆友三[107]就找那个巡捕说话，内容是要他通消息给外面，他点头，于是王洁明[108]找到一个工人，在口袋里拿到一根短铅笔，并由一个人身上要出数张上茅厕的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一封信，陆友三也写了一张，接着交给巡捕，王洁明的信址是法租界什么地方。只听到说：信送到时，每封给大洋十四元为酬劳费。过几天送信的巡捕又来，说是信已送到了，记不清他们又送了什么信，但巡捕第二次回来，忽然向他们发脾气，骂他们，大概是送信的地方搬家了。

盛岳回忆说，当时王明请的是一个印度巡捕，收信的是潘文玉[109]。他说：“陈绍禹急于出狱，他不顾起码的安全措施，写信给中大毕业生、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玉求救，从而危害了党。他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去送信给潘文玉，潘接信后大吃一惊。由于陈的愚蠢，大部分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不得不搬家，因为陈已派了一个巡捕直接到了一个机关。”[110]

罗章龙说王明的信是送给李求实的。他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报酬。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111]

1月22日 在提问时说自己是卖茶叶的，等等。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阴历的腊月二十三日，我们每两个戴了手铐，上车到北四川路会审公堂审问。问到王洁明，他的口供是安徽六安人，因为卖茶叶到上海被捕云云。当时没有人承认是为开会被捕的。于是就把我们送到提篮桥西牢东监的第三层楼上，在那里度岁。

1月 于狱中作七律《狱中除夕》。诗曰：

爆竹声知旧岁终，狱中何处有春风？

新年战友连窗祝，含笑交谈众志同。

死去一心留党国，生还百计为工农。

苏联茁壮苏区大，马列旌旗遍地红。[112]

同月 还于提篮桥狱中作五绝《狱情》。诗曰：

青春全献党，义士壮成仁；

同志多千万，伤心最一人。[113]

2月4日 再次被审问，要一名狱友承认，以减轻别人的罪状。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六，王洁明又被提到会审公堂审问，结果被引渡到小东门总公安局。第二天，王洁明和陆友三、何照在背后密语，似乎看见当时的工人有些动摇，恐怕一打就供出来，弄得案子僵了，大家都不好办。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八九点的时候，王洁明拉我在背后，暗地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可以承认了一些，说你是来做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件，你看如何？”以征求我的意见。我“感觉到这是损人利己的主张”，没有同意。以后他和陆友三斗不好意思见我。

廖华还说：过了几天，开预审庭。一直问到最后的第三名，还是王洁明。我只在外边听到他在里边又说又哭地说：“我是由安徽六安才来的，因为要卖茶叶的缘故，误被人捕”云云。详细的话我也记不清了，那时给我感觉是“要死就死，何必这么哭哭啼啼”，再过几天，看守提了条子叫王洁明、黄皓和那个云南省委的老婆签名，要他们三个招保释放。于是王洁明等又找看守，说送信给外面什么地方招保。我们一批20个人，第二天就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到了龙华，陆友三才告诉我那王洁明即是陈绍禹，因为恐怕我供出来，没有告诉我。

2月18日 因党组织的营救，再加上敌人未弄清王明的真实身份，被招保释放出狱。[114]

有两个材料，说王明是经过“党的内线活动”放出来的。廖化[115]1949年3月22日于大连写的证明材料说：“经过我党的内线活动，把王明同志等三人保释。”郭平（当时叫郭宝根）1955年8月8日写的交代材料说：“1930年1月份，因参加上海工联会纱厂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年关斗争，在上海厦门路被捕，一共有二十三人，其中有中央委员王明同志[116]……后来经过党的内线活动，将王明等同志保释，其余被送到苏州高等法院。”

还有一种说法：王明这次出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花几千元保释出来的。罗章龙即说：“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117]但当时与王明住同一机关的邵珍却说：“陈绍禹去曹家渡时化装成工人样子，和一些工人一起被捕的。敌人没有发现他。所以，以后他和工人一起被放了。我没听说党花很多钱把他搞出来。如果真花那么多钱，他就暴露了。不仅出不来，很可能枪毙。”[118]当时在资料科工作的罗晓红也说：“王明是否是花钱赎出来的，没有根据。”[119]

刘平若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反革命陆京士的爪牙江菊林曾亲口告诉他，是“陆京士亲自放过王明的”，“至于何时何地，江菊林未曾详言”。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被释放后李立三曾想杀害他。其中说：“1930年2月18日，绍禹被敌人宣布交保释放出狱。他把自己身上穿的夹袍脱下，送当铺当了两元，住在浙江路上的一个小旅馆里。次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能否碰到同志，以便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走不多远，在四马路上碰到任弼时同志。弼时给了绍禹五元，并许诺通知中央组织部来找他接头。但是等了廿来天，李立三才派来陈庚［赓］同志。当时，绍禹还不知道陈庚［赓］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以为他是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陈庚［赓］问了绍禹一些情况后，说：‘你说的和我们知道的一样。你等着，会有人来找你，给你分配工作的。’”1931年春，当王明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住在一个小尼姑庵里时，陈庚［赓］对他说：“绍禹同志，我今天是来保护你的。一年前（即1930年3月初），我到你住的小旅馆去看你，可不是去保护你。相反，是立三命我把你带到我们特有‘大屋子’里去的。现在你已知道‘大屋子’是什么地方了吧？那是个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地方！我告诉立三说：‘和绍禹一起被捕的20多人，除张光明、廖华外，其余的都交保释放的。’但立三命令我说：‘你一定要找他（绍禹）谈谈。如果发现一点可疑的，就立即把他带到大屋子里去！’后面这句话，立三还重复了几遍，他怕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我和你在小旅馆谈话后，更认为立三的做法是绝对的没有根据。”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二次打击。

同日 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三农”时的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六安、霍山联合县委书记，因与省委书记尹宽发生路线争执，到上海找中央解决。问题解决后，中央让他留在上海。这天，王逸常正在英租界的一条街上行走时，遇到刚刚出狱的王明。他回忆起这段巧遇时说：“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120]

2月18日后 给米夫写信。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并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攻击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安排重要职务”。[121]

2月21日 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被捕、受审及在监狱中的情况，承认“因一时确信送信人不会捣蛋且想不出其他地址，致命人送信（潘）问友处，虽然幸好始终未成问题，然而因此致问友搬家，且予人以不良口实”，这是“个人此次之错误”。

3月16日[122] 中共中央给他写信，指出他被捕后“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着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影响机关的安全；其二，供出鸭绿路，虽没有说出门牌号数，但“同样可以影响机关的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三，企图“躲避自己的错误”，“证明你仍是不能悉心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更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说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明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更是非常错误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123]

3月26日 在《红旗》报第87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再论富农问题》，着重“批判”了三个观点。第一，“对于富农的‘革命性’还存有幻想”。文章说：富农“大呼革命”，也“干些于群众多少有点好处”的事，这“并不是为的革命，而是为的缓和革命和消灭革命，为的反革命”。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够坚决的彻底的从各方面进行反富农的斗争”。第二，“不认识富农意识领导的实质”。文章说：所谓富农意识的领导，绝不只是富农分子的领导。“即使不是富农分子，也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表富农意识，在农村斗争中有意的或无意的执行富农路线”。第三，“将反富农斗争看成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文章说：“反富农斗争，决不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而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种种方面进行无情的坚决斗争”。文章最后说，反富农斗争“是全党每个同志目前的迫切任务！”

3月28日 给中央组织局写信，报告他在10天前与王凤飞一起对中央发牢骚，说苏区里有“尾巴主义”、“保守观念”，“只干土地革命，以为土地分了，革命便成功了”，“不注意革命转变”；说六次大会决议案就是“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有的文件又写成“联合富农”，以致过去对富农问题发生了错误。承认以上说法是“错误的”。[124]

3月 说李立三想让他到豫皖苏区并杀害他。

《传记与回忆》说：“1930年3月，当陈赓同志没有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没有把绍禹杀害，于是李立三又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迫害绍禹。他叫绍禹从旅馆里搬到中央招待所去住”，并“叫绍禹和豫皖苏区来的同志一块到豫皖苏区去。开始时，绍禹并没有想到李立三的用意不好。绍禹很快地就和豫皖苏区来的同志们谈得很合得来。许继慎和熊寿宣（受暄）二同志当时都是豫皖苏区的负责人，是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绍禹和他们一起住了廿多天，每天给他们上马列主义课。不料招待所的主任把情况告诉了李立三，于是立三到招待所，向绍禹大叫着骂道：‘你不能到豫皖苏区去了！’绍禹问他为什么，立三说：‘因为你去了，会掌握军队反对中央的！’绍禹又问他，根据什么这样说？李立三大叫道：‘你不要问，叫你去，你就去；叫你不去，你就不去！’说完就走了。李立三走后，许继慎和熊寿宣二人告诉绍禹说：‘李立三说你是个危险分子，要把你送到我们苏区去解决掉呢！’”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三次打击。

同月 调离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辑。[125]

在总工会，他曾找全总党团负责人罗章龙表示，共产国际对他很信任，只有像他这样的真正懂理论的布尔塞维克，才能担当起中央的领导任务，希望全总的同志支持他的工作。王明的话遭到罗章龙和全总许多同志的反对。罗章龙回忆说：

我们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认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个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126]

4月5日 李立三在《红旗》报第90期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文章说：“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为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要有全国的配合，要有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暴动，要有农民暴动、兵士哗变、红军的有力进攻。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曾对李立三的观点提出批评。其中说：“1930年4月，绍禹被送去全国总工会党团作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从这时起，开始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和《红旗》上发表了李立三的几篇带原则错误的论文。开始时，绍禹找中央政治局委员、全总负责人项英同志谈了十多次话，项英同志表示完全同意绍禹的意见。又与向忠发谈了几次，请他转告李立三注意纠正错误。但是李立三不听。”

4月10日 以“兆雨”、“石”、“慕”、“玉”的笔名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就4月3日英帝国主义的水兵惨杀南京和记工厂工人事件，得出结论说：“革命与反革命的肉搏一天一天地加紧了”，“已迫在目前了！”“革命高潮已经加快地到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务”。这时，“不仅怀疑这些行动‘有没有可能’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就是把这些行动只当作‘一般的策略和很远的前途’，而不积极马上实行准备、组织与实现，也同样是右倾”。

第二篇《“四一二”与蒋介石》，主张打倒一切。它说：张发奎、冯玉祥、陈公博、李宗仁、阎锡山、段祺瑞，“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哪一个比蒋介石好一毫呢？”“改组派为的争夺卖国殃民的权利反对蒋介石，他们的忠实同志没有一个不是‘蒋介石第二’，国民党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到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都是一样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地主资本家的屠杀工农的猎狗！”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军阀，整个国民党，“打倒中国的一切地主，买办，资本家”。

第三篇《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3月23日，汉口和记、安利英等七八家蛋厂，发生群众自发的同盟罢工，提出“恢复民国十五年的条件”等7项经济要求，在得到“相当胜利”的条件下复工了。这篇文章根据这一事件，对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群众已经自动地干起来。”“在这一斗争的影响下，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一定在武汉区域继续扩大和深入，这不仅是赤色工会发展的有力基础，而且是一般革命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苏维埃政权运动的有力推动和领导，更加要加速实现工农兵武装暴动夺取武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前途。”

第四篇《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文章说：“‘红色的五一’马上要来了！”届时要“组织五一的罢工示威”。在筹备中，要“尽力用斗争方法取得公开地点……作为开群众大会，代表会，委员会，以及组织，宣传，纠察各部公开办事的场所”。

春 于上海作七绝《念故乡》。诗曰：

屡跋高峰涉巨洋，为谋域内变风光。

金家寨上红旗满，我更因之念故乡。[127]

5月上旬前后 撰写《什么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册子。[128]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未署名”，是为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们用的，由“中共中央铅印，中共中央决定作者写的。当时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29]

5月1日 在《劳动》第30期上以石的笔名发表《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要求：“在全体工人阶级引导广大劳苦群众与资本家搏斗的‘五一’这一天，失业工人应该积极起来走向战争的前线，举行广大的群众示威，包围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办事机关，行政机关及工厂作坊，打开资本家的米仓钱库，向他们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

后一篇文章说，“五一快到了！英日同盟罢工兄弟们的斗争勇气一定更大”，全中国的工友们，要以实际行动援助英日的兄弟们，“在五一这一天，我们举行伟大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

5月14日 在《劳动》第31期上以兆雨、石的笔名分别发表《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和《“赤俄”与“白俄”》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号召工人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文章说：“上海安迪生祥昌，南京和记，青岛英日烟纱各厂的斗争，给了我们明确的教训，现在已经是资本家与工人肉搏血战的时候……我们只有下决心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一篇文章说：工人要求米贴，加工钱，国民党就说是“赤化”嫌疑；工人罢工，资本家就招雇“白俄”代替工人，破坏罢工。“白俄”在中国有好几万人到10万人，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对头”，我们要“坚决地以群众武装力量驱逐‘白俄’”。

同日 在《红旗》报第101期上以雨的笔名发表《坚决地反对黄色倾向》。文章说：“目前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便是黄色倾向！”其表现是“对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实际斗争不坚决”，“有时还多少保有合法观念的幻想”，等等。对这种倾向，要“在理论上，组织上，斗争上，工作上加紧的克服”。

5月15日 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文章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说：“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斗争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觉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及整个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怒潮之前发抖！”文章提出，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夺取武汉这个中心城市。“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加紧组织主要城市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文章列举了“右倾”的十种表现，说各种右的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第二种表现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第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第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于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第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第六是对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第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第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第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非常明显地，第一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甚至反对党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线的执行。”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130]

5月17日 在《红旗》报第10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文的前半部分，第103、104期连续登载后半部分，认为很多地方不组织雇农工会，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强调不与“中小商人”、“小业主”建立统一战线。[131]

5月23日 在《劳动》第32期上以兆雨、玉、石的笔名分别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王明为鼓励工人继续蛮干，把这次罢工说成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

第二篇《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不是要人们怎样注意斗争策略，而是强调“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如果仅仅组织了政治罢工，“不能将广大罢工群众调动到街上示威”，或者“仅能零星地调动群众到示威地点”，都“不能算”完成任务。

第三篇《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主要揭露改组派、青年党提出的“同情罢工，加紧反共”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仅是分离工人群众与工人政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是加紧压迫罢工加紧屠杀工人的指令！”

第四篇《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文章说：国际联盟之下的专门压迫欺骗工人阶级的国际劳工局，要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其目的是“就近帮助中外资本家欺骗中国工人”。文章在论述当时的形势时说，“中国革命的浪潮又汹涌澎湃起来了，农民，兵士，学生的革命运动都普遍发展起来了，红军，游击队，苏维埃赤化了半个南中国。不仅国民党的统治快要垮台，帝国主义的命运也快告终”。

5月27日 在《红旗》报第10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

文章说能实现这次罢工，是“革命高潮的有力信号”，这一罢工取得胜利，是“革命高潮的具体象征”。[132]

5月 除任《劳动》三日刊编辑外，还兼任上海英商电汽车罢工委员会委员，编辑《罢工每日快报》。[133]

《传记与回忆》说：“虽然快报每日只出一张约三千来字，但编写都只有绍禹一人。他只有夜间三时以后，才有时间编写这个快报，因为他日间还要编写全总的《劳动》三日刊和处理一些其他日常工作——尤其是每天都要给罢工委员会找新的开会地址——为了安全不能不如此。找好后，还得通知项英、罗迈等。所以每夜三时左右，才能到全总的油印科去，就在那里才能开始编写罢工快报。所以一行一行的写稿，油印科的同志（当时也只有迅雷一人）就跟着一行一行的刻在蜡纸上。他刻完立即印好，并在每日早七时左右送给工人的罢工委员会。这个快报的内容，除报道英商电车工人自己的消息外，还尽可能报道一些国内外的主要消息特别是注意宣传苏联和中国的红军与苏区情况。”后来在工人复工问题上，王明也出了好主意，因而得到项英的好评。

《写作要目》说：《每日罢工快报》是“小型油印日报，上海英商电车工人红五月大罢工以后印行，5～6月初全为绍禹编写，作者当时为罢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同月 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指责瞿秋白等人在处理中山大学学生纠纷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134]

同月 开始反对起李立三的观点。据《李立三自述》说：

早在5月间我的文章发表以后，陈绍禹同志就已经开始批评其中的错误，并几次找项英同志交换意见（项英同志此时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工作，陈绍禹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虽然项英同志在政治局开会时讲到过这个意见，但我非但不接受，而且认为他（陈绍禹）的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倾向”，开始和他作斗争。6月间，秦邦宪、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回国，看到政治局6月1 1日决议时，马上声明这是错误的决议，尤其是在有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错误更大。他们和陈绍禹一道立即开始斗争，反对这一决议。这时何子述在中央组织部，王稼祥在中央宣传部，秦邦宪在《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他们在中央机关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找很多同志谈话，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批评6月11日决议的错误。大部分中央同志受我的影响，不相信他们，认为这种批评是“反党行为”，但是，这些同志决不后退，继续反对这个决议和政治局的方针。[135]

6月初 于全总办公室作《英电工人罢工总结》诗二首。[136]

同期 任中宣部秘书。[137]并曾“管理过上海文化党团的工作”。[138]

6月7日 在《劳动》第34期上以石的笔名发表《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报道印度、越南人民的斗争，揭露英法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要求中国人民与印度、越南人民共同行动：“罢工，罢操，罢岗，罢市，向英法领事馆门前示威，向一切帝国主义示威！加紧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传记与回忆》说：“六月初，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做秘书（立三为该部部长）。绍禹和王稼祥（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秦邦宪（博古）、何子述同志都曾诚恳地和立三谈话，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曾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的错误意见采纳到中央决议中去。但是，作为李立三路线最高峰的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终于发表了！”

6月21日 在《红旗》报第11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

文章说：“‘流氓’！‘匪’！总算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用屠杀政策，只是“越杀越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工农兵贫民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6月26日 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自己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139]指出了你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140]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141]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142]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143]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信中明确提出：“中央办事处[144]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145]

上半年 请老同学王逸常出面办秋阳书店，并把那里作为自己活动的据点。

据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说，当时王明请王逸常出面办个书店，房租由王明出，稿件由王明组织留苏的同学提供或帮助翻译，而且表示不要稿费。王逸常当时尚未接受党分配的工作，又受老同学之托，就答应了王明的要求。于是，王逸常找了安徽籍的党员同志和同乡集资，在上海英租界蒲柏路办起了“秋阳书店”。书店设门市部、印刷所，主要是卖书和印书，大力销售进步书刊和介绍苏联的期刊，而且自己还印刷一些书籍销售，主要是翻译苏联的书籍，如《震动世界的十天》、《世界妇女》、《苏联农村》、《巷战战术》等，在销售进步书刊，印刷介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书籍，向读者宣传革命思想与马列主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秋阳书店也成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的据点。据当时书店经理王逸常证实说：“这书店被王明所利用。他利用我们这些安徽人和同学关系，把书店作为他的联络地点。1.书店给他印刷《世界妇女》、《苏联农业》、《震动世界的十天》、《巷战战术》。这些书都是他们这些留苏学生翻译的，不要稿费，不要版权；2.王明常来这里研究问题，一两人常来接头、联系。书店成为他们接头地点、联系据点、活动场所。”“常来接头的有博古等人。”有人说秋阳书店是“国际的联络点”，“国际通信机关”。对此，王逸常加以否认。他说：“王明叫我开秋阳书店，不是国际联络点，没有来过国际代表，也没有收到过国际文件和什么经费。”1931年夏，英租界老闸捕房查抄了秋阳书店，逮捕了书店经理王逸常及其弟弟王亦良、店员詹振华、董事长胡萍舟（胡允恭）等四人。得知王逸常等被捕后，党为营救他们，请了李世蕊大律师为之辩护。因为敌人没有抓住什么共产党的证据，所以胡萍舟、王亦良被无罪释放，王逸常、詹振华被宣判拘役三个月，送提篮桥监狱执行。店中书籍等财物被宣布没收，秋阳书店从此停业。三个月后，王逸常出狱了，据他回忆说：“出狱后还受到陈绍禹批评。他说《巷战战术》是同志们点着蜡烛翻译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印出，就被焚毁了。我不服气地回答说，我被捕，生死置之度外。稿子是别人焚掉的，我不知道，没有落在敌人手里就不错了。为此，我们闹了矛盾。”对于王明的非难，王逸常十分不满，与王明从此断绝了关系。[146]

7月2日 在《红旗》第11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

文章正确地批评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但同时又说：“因为富农已经是土地革命的仇敌，我们……一定要没收他的土地。”并宣扬实行“土地国有”。

7月初 和秦邦宪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观感”。

在交谈中都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的看法。这时，王明已经知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又见大家对决议都有一些异议，就说自己对决议的看法。他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147]

7月9日 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提出意见。秦邦宪等也发了言。这使李立三很恼火，便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等帽子。向忠发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正如杨奎松所说：“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14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那时李立三把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他们曾向李立三个人和政治局提意见，并在党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或‘陈绍禹的莫斯科派’而加以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为反对李立三在中共中央的《布尔塞维克》杂志四、五合期上发表的《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和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六月二十八日陈绍禹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各被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八月七日陈绍禹原来的处分被加重为‘留党察看六个月’，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原来的处分都被加重为‘最后严重警告’。”[149]

《传记与回忆》说：“李立三召开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公开斗陈、秦、王、何四人。除宣布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取消派的暗探’外，并派当时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找陈、秦、王、何谈话，准备给他们一组织处分。”“1930年6月底，向忠发带着项英同志一起，找四人谈话。向张口大骂，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直到‘狗入的王八蛋’……都骂出来，强迫四人承认错误。项英同志始终一言未发。四人都不承认错误。向忠发代表立三中央宣布：给绍禹最后严重警告，给其他三人严重警告。”

但米夫对他们的行动高度赞扬，说“上海党的组织在陈绍禹（王明）同志领导之下，首先开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为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绍禹同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周围团结了党的最好的干部，他协同党内其他优秀的领导者，——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于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于北平陆军监狱内），沈泽民（因积劳成疾而死于鄂豫皖苏区），陈原道（于1932年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南京）等同志，在两条战线斗争上，坚持了正确的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150]

7月10日 以韶玉的名字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信中共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他认为“世界革命新的怒潮正在发展到直接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大爆发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势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发，这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但有些同志以为只有中国革命爆发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发，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不仅有先于他国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他国胜利的可能，不仅有胜利的可能，而且有胜利持续的保障。”（二）关于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他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高潮的顶点，高潮发展成长而为直接革命形势，中间虽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间隔着，但两者并不是混而为一的东西”，不能“把高潮或高涨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三）关于一省与几省政权问题。他不同意“以为主要数省以至一省暴动夺取政权后，如果不马上发生全国暴动，则这主要数省以至一省的政权便立刻塌台”的观点，认为“数省与一省首先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支持斗争到汇合全国革命胜利，不然，还是无意中取消了数省以至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和意义”。（四）反右倾问题。他说“关于反右倾工作未做到支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我以为不仅未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干部”，“很少能对右倾观点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在列举了右倾的五种表现以后，他还提出要特别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更加重视托洛茨基派的问题。[151]

有的学者分析说：标志“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的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左”，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152]

关于王明等人受处分的经过，李立三在自述中是这样说的：

6月底[153]，举行中央干部会议，在中央各个机关工作的同志几乎全都参加了。我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之后，以上同志，特别是陈绍禹公开出面，坚决反对我的错误主张和6月11日决议。但是，大部分干部在我的影响下反对他们的意见，支持了我的错误主张。我作总结时，谴责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要求停止“反党斗争”。我表示，“他们如果不赞同这种路线，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即未来的‘七大’上发言，现在则必须服从并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会后，这些同志提出来要和我谈一次话，要我对一些原则问题进一步作些解释。但是，我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我的总结发言太软弱、让步太大了，我不应该允许这些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召开七大为止，应该要求他们马上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中央，并把有关情况转告了向忠发和项英。第二天开会时，向忠发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就批评我“过于让步”，坚决要求这些人立即服从中央决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邓中夏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通报说，陈绍禹和一些莫斯科劳动大学的同学保持通信联系，在一封信中还向他们泄露了党的机密，对党的决议进行了讽刺挖苦和指责。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认为陈绍禹的行为就是搞“反党小集团”，于是政治局作出决定，要求他们服从党的决议并安排向忠发及项英、邓中夏等同志同他们谈话，不允许我参加。谈话时，向忠发指责他们搞“反党集团”。并说，他们如果不停止“反党行为”，中央就要给以处分。但是，这些同志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和坚强精神，不怕威胁，继续反对中央的错误路线。几天之后，政治局作出处分他们的决定，理由就是他们搞“反党宗派活动”。陈绍禹留党察看6个月，“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其他三位同志受到最后一次严重警告。政治局还同时决定派他们去外地工作：何子述去河北，王稼祥去广东，陈绍禹去江苏。有关省委领导都接到通知说，这些同志是搞“反党活动”的，应当加以监督。省委领导就疏远他们，不给马上分配工作，也不关心他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使这些同志们受到不少冤屈。[154]

7月22日 和王稼祥给米夫写信，向米夫汇报他们的“不幸”，说中央认为他们是异己分子，甚至不愿和他们交谈，并认为他们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如意见不合就把他们赶出公司[155]。信里还指出中共中央领导胡作非为、右倾，希望国际给予“治疗”。信中写道：“老板[156]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157]。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我们希望，很快能找到良医良药，使老板痊愈，使公司状况得到改善。”[158]

7月24日 在给米夫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共中央目前的状况是有些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说他们因在中共中央6月9日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争论受到指责和打击，现在“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159]的危险”。最后他谈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如果继续由李[160]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161]，公司决不可能健全起来。”[162]

7月30日 孟庆树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王明万分焦急，写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163]

7月底 米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新的领导人。[164]

8月1日 在给米夫写的信中谈到李立三近来写了两篇文章，部分地窃取了他的观点，但有所发挥。他认为李否定中国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在否定李的同时说他本人对形势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信的最后向米夫反映立三中央对他们一伙莫斯科派打击日益加强，“形势太严重了”。[165]

8月3～5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联席会议谈论如何处分王明等人。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1931年底到莫斯科后，遇到1930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一的德国同志，那个人说：“1930年8月3～5日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联席会议时，李立三和向忠发等都要求开除你们四人的党籍。因为我们反对，才改为留党察看和最后严重警告。我们仍反对，但他们不听！”

8月6日 给米夫写信，控告向忠发、邓中夏召集会议对他们四人进行批评，向忠发说他们已经成了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中国贸易[166]最有害的敌人。你们在巴黎[167]搞宗派，你们是分裂公司[168]的人”。并且说他们无权反对李的文章和意见。最后向忠发宣布组织结论：伊万[169]“开除〈出党〉6个月……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王明向米夫表示“我们暂时等待最高一级的审理和处理问题”。[170]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只给了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其他三人也只给了严重警告处分。

8月7日 《传记与回忆》说向忠发召集会议斗争王明等人。

这份回忆录说：“1930年8月7日，向忠发又找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并叫邓中夏同志（该部副部长）和潘问友（立三的助手）参加，帮忙斗争陈、秦、王、何四人。”向忠发开始就宣布说：“红军已占领了长沙，谁还敢说中央的路线不正确？反立三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还说：“党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给你们处罚！处罚！再处罚！”“被斗的四人都再次地说明立三路线为什么是错的。绍禹说：‘立三文章《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是第一个错误，六月十一日决议是第二个错误，红军打长沙和在全国各地实行武装暴动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第一个、第二个是理论错误，第三个是实际行动错误！”“结果，向忠发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给四人处分：陈绍禹由原来的最后严重警告改为留党察看六个月，其他三人由原来的严重警告改为最后严重警告。”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四次打击。

8月15日 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被分配在秘书李初梨手下当干事。[171]

《传记与回忆》说：“会议后不久（八月十五日），取消了绍禹中宣部秘书的职务，送他到中央材料科去收集材料，后又被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去，名为该部宣传干事，实则叫绍禹看守几大木箱旧文件。”

李初梨回忆说：“大约七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172]

因当时王明还没有结婚，而独身男子在上海容易引起警察注意，并且难以找到房子。于是，李初梨给王明找了个假妻子做掩护。李初梨回忆说：“我叫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与他住机关，大约住二三个月。”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侄女。她要求革命，思想进步，1930年7月在上海入团，编入闸北区虹口街道支部。易坚回忆往事时说：“我入团不久，约在1930年8月，李初梨以党组织名义，直接调我去担任驻‘省委机关’的重要工作。夏天的一个晚上，李初梨带我去所谓省委机关，介绍与陈绍禹认识。他还说明：独身男子房东不肯出租房屋，要我乔装成陈绍禹的妻子。我听后很不愿意。当晚我准备逃回虹口，但陈绍禹借口不许泄露党的秘密，要我留下。”“我与陈绍禹住的这个机关在上海闸北横滨路一带，房间在二楼，是一间约十几平米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我在这个所谓机关住了不到一个月，我担负了保护机关安全的工作……陈绍禹经常不在家，他不与我谈工作和斗争情况，我只记得他谈过一点在苏联情况。”“他的俄文名字叫克劳白夫。”“我与他一起看过一次电影，叫《魂断蓝桥》。”“以后，我向陈绍禹要求回虹口，经他同意才离开了。”[173]

王明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后，有一次由李初梨带着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党员支部会，他在会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做法，说“现在没有什么暴动的可能，争取公开也要有一定的条件”。结果李初梨受到省委书记罗迈的批评。[174]

8月31日 给米夫写信，先是汇报了中共中央对他们四人的安排情况，何子述被派往北方，王稼祥被派往南方，他和秦邦宪留在上海无事可做。接着指出现中央反对莫斯科、反对共产国际，信中写道：“对伊万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175]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176]，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巴黎公司[177]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178]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信的最后表示了与中央领导斗争甚至牺牲的决心，“伊万等人不仅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我请求尽快解决这一切。再见吧！”[179]

8月 于上海作《从幻想到盲动（评李立三同志决定实行全国暴动）》七律一首。诗曰：

拒尊马列独称雄，乱写胡吹总不中。

海有鲸鱼陆有象，天无鹏鸟地无龙。

应以事实以求是，单靠主观便落空。

工未武装农未起，缺兵暴动与谁同？！[180]

夏 作五古《视死如归之人（悼念张国庶[181]同志并其妻晏碧芳同志）》，诗的第一联与后半部分为：

四载同风雨，交情似海洋。

……

梦闻比翼返，飞函到沪江；

遍寻都不见，生死两茫茫。

惊醒深思紊，翻身直下床。

开窗望明月，景色何凄凉？

忽闻双就义，涕泪满衣裳；

誓灭帝封蒋，遗责代担当。[182]

同期 作古体诗《闻母死》二首。其第二首为：

白军刚退红军回，两舅牺牲病体催。

无食无糖无水饮，死因休克永含悲。[183]

9月中旬 李初梨找王明谈话。他后来回忆说：“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184]

9月24～28日 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柏山[185]在会上的发言《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说，关于世界革命总危机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确还有模糊的地方。“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之前，与陈绍禹等斗争，他们只看见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忽视了世界的总危机，实际上就是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取消了世界的总危机。因此得出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和投降政策”。[186]

王明于9月24日致信三中全会，[187]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并表示接受党组织分配他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的任务。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王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到达中国以前，总的是拥护的，有些‘左’倾观点也是同李立三一致的。”[188]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189]

9月底 被取消一切工作，生活困难，并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仍坚持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传记与回忆》说：“三中全会后（九月底），把绍禹和秦邦宪同志担任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三中全会前，绍禹和博古听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决议，他们曾两次写信给瞿秋白同志，要求和他见面谈谈，但秋白连信也不回，并且派周恩来代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找绍禹和博古‘谈话’。周坚决要求他们俩同意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俩早已听说李立三等宗派主义者善于借刀杀人，曾已把某某两同志送去中央苏区杀头……等”，所以他们坚决不去。回忆中还说：

不给工作，就是不给饭吃。在秘密工作环境里，当然更是困难！绍禹和博古住在苏州河边上（离浙江路不远）的一家小面馆楼上的亭子间里，时常饿肚子。幸而面馆老板有时愿意赊些面条给他俩吃。他们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很窄的小木床，一个小木凳。绍禹经常睡在地板上。不仅没有任何其他家具，而且连便壶便盆也买不起。我在1930年7月30日被捕入狱。到10月初，绍禹才把我的行军床、一张小桌、两个小凳等搬去，才算有了副家具。

绍禹和博古每天看着苏州河里的很多小船和船上以运送粪便为职业的船工及其家属们，都是常年的住在小船上。由这些小船组成的这个贫民区，简直破烂不堪！而他俩的床上床下都堆满了中俄英文的马列主义书籍，俩人感到很愉快了。绍禹翻译了罗莎·卢森堡著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改良主义？》一书，得了几十元稿费。博古的妻子从无锡老家来看他，带来了母亲的温暖。俩人一刻未停地领导着对敌斗争和反立三路线。小屋里时常人满，有的同志来向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联共党史，有的同志来商量反立三路线问题。经常很忙。

10月17日 给米夫和马耶尔写信，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开过近三周了，可中央仍未公布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指示。在全面否定中央的同时，信中还指控江苏省委领导李维汉和中央领导周恩来等人。信中写道：“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190]，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191]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接着控告周恩来等人，“应该根除对公司[192]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科文[193]等人的任何幻想……他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和巴黎[194]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他还向米夫告状诉苦说：“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无法真正地工作，到处都有来自领导方面的罪孽。过去和现在所有批评理论和实践不正确和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的人仍处于罪人地位。领导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残酷地惩罚、迫害、监视和分派他们。”最后，王明写道：“我认为，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贸易[195]，应该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立即采取更坚决的措施。”[196]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 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一起三次到监狱探视孟庆树。王明于1958年6月曾写诗《探监》追忆当时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197]

10月23日 给米夫写信，说他于10月22日才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部分材料，了解了共产国际7月29日决议等文件精神。他说：“在我看来，巴黎公司[198]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199]的行情，并为开展贸易[200]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第三次全会的决议贴近巴黎的决议，并承认和考虑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缺点和愚蠢做法，当然，还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准确、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问题的提法和道路的确定已经比今年6月11日的决议好得多和正确得多了。”在这封信中王明基本肯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但他还是指出了中央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领导开展自我批评和教育工作方面，老板们做得很不够”。[201]

有的文章说：“王明等最初并不是共产国际要推上高位的人选，这从1929年其归国后只是负责一般的宣传工作就可以证明。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米夫的回信，但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处理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认同了王明的投诉。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自然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202]

10月 共产国际执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信中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因而，“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这条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信中还说：“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203]

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之所以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满，除了三中全会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信任的陈绍禹等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重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又是共产国际不信任的瞿秋白。因此，共产国际不仅要把李立三赶下台，而且借口‘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把瞿秋白赶下台，以便扶植陈绍禹上台，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204]

还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这样做，并不是要纠正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而是要反对‘右倾’，以便为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扫清道路。”“所谓‘调和主义’只是一种借口，问题的表象。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批判所谓‘调和主义’错误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上。直至把王明推上台取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瞿秋白才算了事。这就充分表明了所谓反‘调和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王明取代瞿秋白。”[205]

同月 劝李初梨写检讨，并同意到苏区去。

李初梨回忆说：“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是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206]

同月 作《秋夜观星》诗一首，赞美他和孟庆树的结合。[207]

秋 由于留苏学习的中国学生多数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宣布停办。此后到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多数到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等院校，其人数已远不如前，留学的方式也多是分散地派遣或个别前往。[208]

有的人认为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之所以停办，与1929年的“清党”是分不开的。李一凡即回忆说：

至于“中大”，也因这场斗争而被取消；所有尚在学校的学生全被遣散。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郭妙根和还有好些工农同志，由于克拉笑吉姬·伊万诺夫娜·基尔三诺娃[209]同志……的坚决力争，被转到了列宁学院。其余的，大都被分别遣送到苏联各边远地区，或外蒙与新疆。能回祖国内地的，多是王明一伙的“自己人”，如果是“异己分子”而能回到国内，则多方受到排斥、刁难、打击，如对柳圃青、李小妹等。被送到远东的周达明［文］和王长熙，后来被格贝屋打成“日本特务”而被枪决；方洛舟和刘希吾死在新西伯利亚市狱中。被送到新疆的俞秀松和董亦湘，由于王明（从延安返苏途经新疆时）的出卖被盛世才杀害。被送到外蒙的一个外号“张和尚”的，当他从外蒙返回莫斯科时带回所赢得的鉴定之后，据基尔三诺娃同志告诉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没任何人曾经得到过，简直像俄罗斯谚语说的“纯洁如雪”，可王明和康生硬是拒绝了他的回国请求，以致他的头发在几天里全白了。此外，还有好些老党员如方维夏、江浩、钱介磐、李国轩、李仁一……被送往何处，至今下落不明，大概早已物故了。

王明的反党宗派活动给吾党所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撇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一切不谈，即已有如此者，言之痛恨罔极！[210]

11月13日 沈泽民携带国际十月来信抵达上海，他先会见了陈绍禹、秦邦宪等，使陈等先了解到来信内容。[211]

于是，王明立即改变了对六届三中全会表示拥护的态度，也不肯到苏区去工作。他把消息到处传播，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报告中说：“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212]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213]黄理文也证实说：“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214]

但李初梨说给王明传达信息的不是沈泽民，而是陈昌浩和王盛荣。他回忆说：“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她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215]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十月底我到上海，他就谈他那时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这一套，并说秋白同志非常宗派，因为他们提出意见，就撤销他们的工作，他已写信报告国际云云。这份材料还说：他们的确是有组织的宗派活动。有一天晚上，王明带我去他家里看他那篇文章（即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我去不久，即看到沈泽民、博古，好像还有王稼祥都去了。当时他们谈的是沈泽民所报告的中央对他们活动的动态，商量如何继续斗争，等等。后来我又去过一次，他们也在商量关于宣传部开会反对他们的问题。[216]

同日[217] 以陈韶玉的名字和秦邦宪联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关于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问题，不仅中央政治局作了“错误的分析，而且三中全会决议上竟将国际的正确路线，能够冲破敌人‘围剿’的和实行革命进攻的正确的策略和办法，作了机会主义的曲解和修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三中全会“不依照”国际平分一切土地的指示，“还是继续着过去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这路线实际上反映着富农的要求，他的结果必然会妨碍土地革命的彻底进行”；在组织上，不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是雇工工会。三中全会决议“忘了”国际指示中关于“确立阶级工会之自由”这极重要的一点，这是代表着“李立三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经济政策上，三中全会将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时应有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代之以一般的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反映着富农和投机商人的要求”；在群众工作上，不曾指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暂时的不平衡，对于过去无条件地发动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忽略和放弃农民群众日常斗争等错误，没有加以严重的打击和纠正。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的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他们向中央建议：“请中央以自我批评的精神，马上用正式的文件，指正这些错误，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要求中央和过去立三同志的路线要明白地分开”，“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218]

他们还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他的小宗派，用传播小道消息的方法制造舆论。中共中央派人和他谈话，希望他改正错误，他却指责中央对“立三路线”是“调和主义”。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此信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国际来信实际上否决了三中全会认为李立三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的决定。而且，来信加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的政治地位。”[219]

11月17日[220] 再次以陈韶玉的名字与秦邦宪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大写自己反“立三路线”的事实。第一，反得“早”。“在立三同志的《中国新高潮前诸问题》[221]的文章发表后”，就开始反。第二，反得原则性强。信中一开始就指出，李立三“不是简单的个别错误，而是有一贯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总路线下产生的策略路线，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与方法将都要形成‘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三，反得持续不断。第四，反得最勇敢。“不顾立三同志对我们的再三威吓……我们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宁主义的意见。”第五，反得顾全大局。“我们为顾全中央及立三同志的个人威信和免因残酷争论引起工作损失起见，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我们只提出我们自己的正确意见。”第六，反得有信心。“相信共产国际的来信一定能够证实到底哪种路线是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哪种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信中认为向忠发、李立三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给他们处分，是错误的。最后，提出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多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李初梨回忆说：“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222]

同日 向忠发在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王明等痛骂了一顿。[223]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检讨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问题。党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予以批评。周恩来针对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224]

11月中旬 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领导人米夫来到上海。[225]

他“下车伊始”，就指责中共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右倾。他还赞扬王明的《两条路线》是忠于国际路线的“杰作”，并向中共中央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南省委（三中全会后一度改江苏省委为江南省委）书记。[226]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国际派米夫为代表于一九三○年十一或十二月去中国。米夫到中国去的重要使命是：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227]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米夫到中国的目的，就是“准备将他手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并说：“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抑，早就满肚皮怨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摩拳擦掌。”[228]

11月21日 陈原道在致米夫的信中说：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层职员和工作人员的正确批评意见，其中包括我、库特科夫[229]和戈卢别夫以及那些不久前到达这里的同志”。[230]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王明等人的两封信，一致认为王明等人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只在一些“很小的问题”上纠缠，这是影响“目前工作”的。指出他们“重新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党、帮助党，而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是别有用心的。有人发言说：陈绍禹等有一个提议，要求讨论“立三路线”，并且要求将他们与立三争论经过公布于党，这观点是算旧账的方式。会议不同意王明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瞿秋白指出：“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231]

同日 孟庆树出狱。[232]

11月23日 与孟庆树结婚。

孟庆树回忆说：“23日，我和绍禹结婚，在一个小客栈里。不仅没有任何婚礼仪式，而且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住处。24日，绍禹和我来到他和博古住的小面馆楼上亭子间里。三人很高兴地谈笑着。我觉得像回到‘家’里来了。但是，博古还盖着我的棉被，绍禹的一床棉被很破，而且小得可怜。我们又只好离开这个小屋，另找住处去。”[233]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小孟同王明结婚，我记的是在四马路云南路的一个小旅馆里，他们结婚后即去江苏省委工作了。[234]

同日 作《结永伴》诗记其结婚事，诗曰：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235]

11月27日 由陈原道、陈绍禹、秦邦宪组成的“临时小组”作出决定，全文如下：

我们在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236]、〈中共〉三中全会决议、11月16日共产国际来信[237]和2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238]之后，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是唯一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小组完全同意这一路线。

2.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没有对它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情打击。相反，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而且还支持这种路线。把共产国际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混为一谈，并认为李立三路线是协同一致的——这就明显证明，三中全会是在口头上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同时它在继续坚持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本身还以种种借口从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革命的不平衡性、关于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等问题）上歪曲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且继续坚持中央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执行的路线。

3.三中全会后，政治局在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进攻红军问题的分析上，又重复了“吉德”（？）[239]式的分析。在实践中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李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仍然很有势力。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试图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关于路线问题的原则性分歧。这表明，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

4.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他们不能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我们应该把那些坚决支持李立三路线的不肯悔改的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领导机关。

（2）我们应该在党的报刊上向中央过去的路线（李立三路线）开火。在秘密工作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

（3）我们应该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

（4）我们认为，中央不重视同志们的政治性意见，不答复我们的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组对这种态度表示抗议。

（5）至于一般政治性意见和其他问题，我们将向中央和共产国际递交另一个声明。[240]

11月底 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

王明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又加以修改、补充，“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完稿后“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241]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原名《两条路线》，后改名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0年写后，手稿在部分同志中传看过，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印发小册子，此文已收入1932年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内容为根据国际路线与批判李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包括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问题等。毛泽东对这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很多与李立三路线是相同的”。

小册子共分引言、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结论三大部分。在“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中，又分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三中全会后维它[242]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等六个部分。

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他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在批判李立三的部分将要结束时，写了一段概括的话：“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243]王明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批评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

他不顾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的事实，说维它即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只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并全盘否定维它及其领导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说“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王明还说维它等人“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不但“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而且会“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244]

既然维它等人“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了，那该怎么办呢？王明在小册子的末尾，提出了八条所谓“救世良方”。主要精神是：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时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245]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会会……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246]

但有的学者认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把它说成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实际的”，因为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左’的东西，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如有错误，也是苏共和斯大林的错误，不能把账完全算在王明身上”。[247]

12月1日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着重分析了其理论基础。同时，点名批判了王明的宗派活动，指出他借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扩大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妥当的，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他说：“尤其是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柏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4个同志（即王明、秦邦宪等4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秦邦宪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柏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248]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回忆说：“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象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他们为什么很硬？后来才知道他们有米夫作后台。”[249]

12月2日 米夫给共产国际写信说周恩来和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莫斯克文[250]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251]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252]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批评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他说：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253]

12月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米夫等《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有的人在发言中把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组织的意图说得更明白。例如皮同志在发言中，按“教条化”标准吹嘘王明、博古等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25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王明和何孟雄、罗章龙等都要求召集紧急会议，像八七会议解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那样，解决“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接受了这个要求，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255]

12月14日 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为了自己的小宗派独占中央领导地位，转而公开反对和他共同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王明曾带罗章龙（好像也有何孟雄）来我处，罗、何他们也说一套反对立三路线的意见。我现在的印象，那时他们中间看不出什么分歧点来。如我在他们鼓动之下，向中央提出意见书，初稿也就写了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召开七大等，他们看了都同意。过了一两天，王明才又来告诉我，说把紧急会议改成四中全会，准备召开七大一句不要，我当时也改了，但也没有听到王明说罗章龙有什么不对。[256]

但李初梨的说法与上不同，他回忆说：“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257]

同日 在《实话》杂志第3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

文章说：“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还说什么“对于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主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这样，王明就把反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在党的刊物上公开了。[258]

12月16日 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立三路线是“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斗争的责任”。[259]

《传记与回忆》说：“一直到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后，周恩来才变了腔调。某日，他到小面馆的亭子间来看看这两位受了严重处罚的同志。周说：‘你们这地方来往的人太多，很危险，赶快搬家！’”

12月17日 给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和马耶尔四人写信，这也是他给米夫的第九封信。此时米夫早已到上海。信中说：“现在情况十分严重。领导人正经受着最深刻和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全公司[260]也出现了危机。开始出现消极情绪，走头［投］无路，绝望，各种各样的人逃离公司。工作到处还是老样子。领导完全陷入了泥潭并且已经绝望了。到处呈现出不满情绪。组织和个人递送的声明、决定、决议一天天多起来。斗争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区，如北方和苏区，也已经开始。执委[261]的决议和来信在各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领导不仅陷入了系统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且还对利波夫路线[262]采取了继承人的立场[263]。在执委干部[264]和强硬实践家的强大压力下，现在领导者圆滑而灵活地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是与其说他们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不如说他们在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捍卫和粉饰利波夫路线。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与多布罗夫[265]还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所以他甚至承认三次全会[266]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和其他人决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们与老板[267]进行了交谈，结果他认为三次全会及以后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是偏离执委路线的产物，并且同意我们关于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张。”“机关几乎还完全处于‘利波夫人’[268]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手中。斗争进行得很艰难。不过我们还是赢得了相当不少的先进分子，斗争还在继续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当然，一切都要靠斗争的力量和群众来解决，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希望得到巴黎[269]的帮助。不对所有领导机构进行认真的改组，贯彻执委路线[270]是不可想象的。请尽快派几位可靠的和熟练的工程师来柏林[271]。”[272]

12月23日[273] 中共中央“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向全党发出《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即《中央通告第96号》，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决定“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27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还决定将博古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说：“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275]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276]

这个省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上海没有设立市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管）。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是给王明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

李维汉回忆说：“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进行部分改组，我即离开了江南省委，准备去莫斯科学习。改组后的省委常委成员是：王克全（代理书记）、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江南省委的改组，因没有实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图，受到米夫的干涉而很快流产，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后来在米夫操纵下，中央于12月25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作了准备。”[277]

刘晓回忆说：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后，立即在上海进行反对中央和何孟雄等人的宗派活动。他说：

中央政治局的1930年11月补充决议和12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下达以后，12月间，江苏省委作出了在上海党组织中对这两个文件进行广泛讨论的决定。王明等人即借此机会，在上海党组织中公开攻击中央，并进行夺取上海党组织领导权的活动。王明派出他的亲信到上海各区委参加讨论，并授权给这些人必要时可以改组区委。这样，上海各区委都召开了会议，攻击中央这两个文件是以调和主义反对调和主义等等。同时，王明把他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

王明采取这种公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对抗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区的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集团就采取撤销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居处等卑鄙手段，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磨，陷于厄境。然后，王明再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如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同志（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当时是坚决反对王明的。王明在打击他之后，又亲自两次找他谈话，强要他改变观点，甚至还让人向蔡博真同志传话，说蔡如能改变立场，王明就可以提名蔡为江苏省委委员。但遭到蔡博真同志的怒斥。王明见蔡博真同志不肯就范，便撤掉蔡的区委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底，王明又以讨论九十六号通告为名，由江苏省委出面，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进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王明集团布置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是要公开打击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会前，王明集团预先组织好了发言内容，会上王明作报告，除几个省委和区委的干部作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泽民和陈昌浩发言。陈昌浩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谓材料来吹捧王明的报告的正确，攻击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某些干部（实际是指何孟雄等同志）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煽动到会者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陈昌浩还指名攻击了何孟雄等同志，并对有人要求改组中央的意见表示支持。在他们之后的发言，都把矛头指向了何孟雄等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

王明还利用他主持会议的权力，几次阻止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志严正地提出抗议，他才不得不作让步。

何孟雄同志的发言，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王明一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的立三路线”，并指责他们在上海党组织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号召上海各区委的党员干部起来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的活动。

这样，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一经交锋，有的原来站在王明一边的转过来反对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态度了，王明看到会议的发展对他不利，就马上宣布休会，并急忙密商对策。当会议继续进行时，王明集团就更加猛烈地围攻何孟雄同志，污蔑何孟雄等同志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并且限制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后来便匆匆结束了会议。最后王明作结论说：会议通过了对九十六号通告的意见和对中央的建议。何孟雄等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更不同意王明对他们的批评。王明就借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地宣称：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将按组织纪律处理，以此来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志。这次会议以后，反对王明的干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王明并没有达到完全控制上海党组织的目的。[278]

12月底 在中共江苏省委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反对中央，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其要点是：

1.“只有迅速采取适当的而紧急的办法，将中央政治局加以组织上的改造，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负重要责任之同志执行纪律，才能巩固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否则是没有保障的。”

2.“在中央政治局未改选以前，要求国际加强对中央的领导，参加中央政治局政治上组织上的一切决定。”

3.“江南省委在12月18日以前，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犯了执行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的严重政治错误……因此要求中央即刻改组省委。并在中央新的政治决议以后……改选各级指导机关（从省委起直至支部）。”

4.“要防止用各种方式掩护立三路线，继承立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小组织活动，以及把原则斗争恶化为无原则斗争的倾向，诬蔑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为派别，以掩护立三路线的诡计等，尤须给以无情的打击。”[279]

有的论著评论说：“王明主持下通过的这个决议是极其反常的，省委竟然对中央发出指令性决定，甚至决定要国际代表直接决定中央的一切工作，为米夫进一步干预中国党内一切事务提供依据；王明是抬国际以令中央；又为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发出信号。”[280]

12月30日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成员徐锡根在同埃勒斯谈话中谈到王明。他说：“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281]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原则的斗争。”[282]

1931年1～10月 27岁

1月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草案时，针对任弼时提出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主张，王明以汇报情况的口吻说：在区委书记联席会上，有人以为用实际工作来压制同志是不对的；中央是在国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反抗之下才被迫接受国际决议的；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的企图还是想维持领导；恩来、秋白、立三应离开指导机关，由远东局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和反立三路线的分子开会。接着，王明强调说：“我意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反对取消，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他要求中央有所答复。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康生和王明三人起草给中共江苏省委的答复，由任弼时负责。[283]

同日 协助米夫做陈郁等人的工作，劝他们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1931年1月4日，在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一艘苏联船只上，米夫召见了余飞、徐锡根、陈郁等七位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工会干部。米夫说：“国际对中国革命了如指掌，你们没有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得革命理论，不了解国际指示的意图，因此，才采取了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立场。我不责备你们，但是，‘四中全会’必须召开，否则‘立三路线’不能纠正。李立三是一个打着‘左’的旗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执行的仍然是‘立三路线’，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必须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来代替。”王明得意洋洋地把这一番话翻译给陈郁等人听。陈郁镇定地说：“我们承认不懂得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但是我们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亲眼看见了战友们的鲜血，我们最有发言权！”王明说：“你的这些话不好翻译吧！”陈郁瞪了他一眼：“你照译！”米夫听了王明翻译后，火冒三丈，厉声斥责：“你们一贯右倾保守，从广州暴动到‘海总’的工作，都没执行国际指示！现在，你们又想结成宗派反对国际！”陈郁说：“我们拥护国际，只是反对召开‘四中全会’，我们建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当前实际工作问题。”米夫说：“一定要召开‘四中全会’！任何有觉悟的工人领袖都要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我是国际代表，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国际！就要考虑你们的党籍！”王明在旁边打圆场说：“召开‘四中全会’，总书记也同意嘛！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全会上讲嘛！”余飞问他：“你是用什么身份教训我们？”王明说：“我是一番好意！你们固执己见，后果自负！”米夫见说服不了大家，最后说：“外地的中央委员有一些已陆续来到上海，你们也不要离开上海，等候开会的通知！”他说完，站起来和陈郁等人握手告别。陈郁说：“我们还有话没有说完，是不是可以改‘四中全会’为工作会议？”王明用俄语向米夫讲了几句，米夫点点头先退出船长室。王明说：“他（米夫）说他知道了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听候通知。”[284]

1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回忆中说他并不同意。

《传记与回忆》说：“在四中全会开会的前一天，政治局常委和远东局开了联席回忆，讨论了四中全会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参加联席会议。不料在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除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外，也撤销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秋白不高兴，他未出席四中全会。关于这点，绍禹在四中全会开会前两小时，才在中央接头处看见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有开除瞿秋白政治局委员一项。当时绍禹即提出疑问。向忠发说：‘秋白也犯过很多错误。’绍禹说：‘……但他已承认了这些错误，并愿到四中全会上批评这些错误。为什么要和对立三一样，开除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我们党内有马列主义修养，政治上比较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不赞成开除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我提议，找远东局同志谈谈，把秋白留在政治局内。’”但周恩来、向忠发却说来不及了。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应该留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让他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更好些”。“后来，米夫仍然坚持不同意留秋白作政治局委员”。

1月7日 米夫直接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会前，米夫包揽了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他自己起草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外，还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而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因为被视为持不同意见，没有通知他们到会。徐兰芝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按理应通知在上海的他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只因为他赞成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的观点，就没有得到参会通知。正巧六届四中全会召开那天，他偶然得知开会消息，便气愤地闯入会场。据目击者张金保回忆当时情景说：“会议开始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问得向忠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时，王明站起来帮助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间房子去了。”他还说：“通知去开紧急会议，到会后却宣布四中全会。他们设圈子，让我们往里跳。结果把我们骗了，他们学了马列主义，吃的洋面包，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品质太恶劣了。”[285]

向忠发在会上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完全接受了王明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观点和意见，批评“立三路线”，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在工作上“真正转变”过来，提议取消赞助“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路线”的人到中央委员会来，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分。《报告》检查了处分王明等4人的错误，点名批评了瞿秋白。

在讨论《报告》时，王明俨然以理论家的姿态讲了四条意见。1.“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同时点名批评了瞿秋白。2.“党的改造问题”，说“党的改造”不只撤换几个领导人，还要“发展党内政治斗争”，用新的干部“代替旧的干部”。3.“党内斗争与党的进步”，说“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很大的进步”。今后，“需要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4.“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执行国际路线”，拥护苏联，反对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

米夫的结论除重复王明的观点外，还吹捧王明等人，说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将在莫斯科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286]并严厉地批评瞿秋白，也批评了罗章龙的分裂党的活动。

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其中说：为着完成党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许多任务，“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287]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让我和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中退出来，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并提出向忠发、王明等十六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一宣布，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罗章龙不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贺昌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说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在米夫的操纵下，又由于罗章龙等人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结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贺昌，补选的中委是韩连会、王荩仁、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黄苏、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选入政治局的是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总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288]

从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看，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搞了很多非组织活动。这份材料说：决定我去参加四中全会，首先是王明告诉我的。当四中全会开会前三数分钟，陈原道来告诉我两件事情：一件是说罗章龙是右派，要我发言反对；另一件是说“右派”坚持要开紧急会议或预备会议，反对开四中全会，但国际代表与中央都主张开四中全会，要我反对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所谓“右派”问题，当时对我不仅是一个突然的问题，而且我自己根本无法理解。那时我只觉得罗章龙他们有两个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一是说中央过去没有做任何工作；另一个是主张中央全部改造。但我思想中绝无他们是右派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发言。四中全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争论，开展反“右派”斗争还是四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决议与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都是事先预备好的。在会议过程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结果都照原来准备好的通过了。[289]

罗章龙在谈到四中全会时说：“三中全会时，米夫已来到中国[290]。他要李立三离职，由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但是大家认为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组织上来讲，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是不合适的。苏区还派了代表团来上海，出席苏准会[291]，也表示不同意。这样王明要主持中央工作就遇到了阻碍。于是，米夫就主持召开四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米夫急于要抬出王明，又怕大家不同意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匆忙召开四中全会。”“我们与他们的主要分歧是：米夫主张由王明来主持中央工作，我们认为王明不具备主持中央工作的条件和资格。王明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王明没有实际经验，理论也不行，品质道德又不好，被捕后向敌人提供了机关住址，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特别是工人们都瞧不起他。”“四中全会是米夫一手包办的，会议主持人实际是米夫。他在会上以命令口吻讲了很多话，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没有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会上有争吵，四中全会开得不正常。我不记得会上有谁作正式报告。当时会上没有通过决议，没有进行有效表决会就散了，会议没有真正开成。”“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并没有进行表决，是由米夫强加给会议的。甚至会上都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公布的决议都是后来补写的。”[292]

李初梨在回忆中也说：“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293]

对于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胜利”，米夫高度赞扬说：“因为三中全会（1930年9月）采取了调和立场的结果，党在当时，还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再过不久，在扩大的四中全会上（1931年1月）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已经完全纠正了。四中全会，革新了党的领导，揭发了立三路线反列宁主义的实质，同时又坚决排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党走上失败退却道路的企图。四中全会在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起了极大的作用。”[294]

但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受到批评。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对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的否定。

195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插话批评说：“他（王明）历来就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共产国际。中国过去不是共产国际支部吗？但是没有从组织上反对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我是不赞成共产国际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一个时期，共产国际有许多东西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搞了教条主义。一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叫米夫，跑到中国来，强迫中国的党推翻自己的三中全会，封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由外国人（米夫）起草一个决议案，叫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迫通过，王明这条路线从此登台，愈搞愈‘左’。批评李立三，不是批评他的‘左’，而是批评他的右。他有一本小册子，叫做‘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295]，那是他的理论纲领。就是那个决议案本身，也是不正确的。”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夺权，当时的中央招架不住。”“毛主席批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一介书生。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四中全会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他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四中全会不太合法，是闹出来的。推选的领导人不能反映出党的情况。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鬼。”[296]在1985、1986年《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他还说：“为什么叫做王明路线，为什么说王明是四中全会及四中全会以后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因为四中全会以前就是王明在那里闹，米夫与他是搭档，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会把王明搞上来，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说的什么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当作右来反，大家对四中全会义愤很大……不能说，四中全会是正确的，‘九一八’以后党的路线才是错误的。四中全会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297]在1991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的谈话中他还说：“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他最不满意的是在这里。这在决议里也有表现。”[298]

陆定一回忆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同别的野心家不同之处，在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这个外国靠山。米夫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者，这些大国主义者认为苏联的党是‘老子党’，中国党和别国的党只能当儿子；中国革命靠中国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靠王明集团这个宗派（也就是靠米夫自己）的领导才能胜利。”[299]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在国际尤其是国际代表米夫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300]

王明当时虽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实际工作中起着别的政治局委员起不到的重要作用。杨奎松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一文中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逞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未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通常只是诺诺而已”。[301]

直到晚年，王明还在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他说：“至于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受全党拥护和享有很高威信的，在遵义会议上不仅谁也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也不敢反对它的。因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伪造的并到现在还在宣传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路线是什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302]

但是，有的论著认为：“王明上台，也只是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台，一个政治局委员就能把持一切，为所欲为，就能形成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有些解释还缺乏说服力。”[303]

1月7日后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打着共产国际旗号，通过“反右倾”和“改造党”等方式，逐步把王明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

当时，中央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不都是王明起草的，但因为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小册子，文件就不能不体现小册子的“反右倾”精神。例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即《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提出：“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为此，就要“反右倾”，“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认定它仍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304]

在以“反右倾”为纲布置各项工作的同时，“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还开始有系统地改造党。所谓“有系统地改造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实行“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用“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第二，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用中央代表、巡视员，就地指导和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

盛岳回忆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强调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的最大威胁。‘他们向全国各地派了他们的代表，去开展所谓的反右斗争。’他们不仅要控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而且企图控制每一个苏区。根据他们的庞大计划，他们先让陈绍禹当江苏省委书记，那是中共的最重要职位。殷鉴、王云程和朱阿根留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或搞共青团工作。李元杰派去山东工作；陈原道在满洲；何子述在河北。王稼祥调到瑞金当中国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鄂豫皖苏区徐向前指挥的第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之后，沈泽民和他的妻子张琴秋也被派到那里，以加强党的领导。夏曦担任中共中央驻洪湖——湘鄂西苏区代表。”[305]

据黄药眠回忆，王明上台后提拔了大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他说：“在瞿秋白、李立三领导之下，常常有人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国情，就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学生也是如此，学习了外国的马列主义，但不懂中国国情。王明上台之后，一下子翻了过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受到国际教育，没有学好马列主义，都是土包子，执行土政策，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是土派共产党。于是，王明上台之后，就让这一批洋派人掌权了。”[306]

同期 瞿秋白被迫写出声明书，声明对于四中全会对他的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对于四中全会的决议案，“完完全全拥护”，并检讨了自己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307]

1月8日 参加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308]

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分工及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未同意远东局提议。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说：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日，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309]

1月12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1月10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而提出的江南省委常委人选名单的意见，决定省委常委由王明、王克全、陈云等九人组成。[310]

1月13日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密使的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不同意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二三十名干部开会。他说：“王明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布尔塞维克”，是“反立三路线最卓越的战士”，是“最优秀的党的领导”，还说他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在此前后 与米夫找陈郁等人谈话，并开会斗争陈郁。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陈郁等立即起草了《海总党团呈中央的声明书》，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建议“重新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当前政治任务提出的实际问题”。于是，米夫和王明亲自出面找陈郁谈话。米夫说：“我们以为你已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又考虑到你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所以提升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想到你却走得更远了，公然对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党中央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你这种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王明帮腔说：“很明显，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你为人坦率性急，容易受人煽动，希望悬崖勒马，收回错误《声明书》！”陈郁说：“向党申明自己的立场是党允许的。我不认为《声明书》有什么错误！我建议政治局讨论我们《声明书》！”米夫说：“你那个错误的东西，根本不值得讨论！你要赶快检查自己的错误！”昏头昏脑的向忠发也在旁边帮腔，他用总书记的口吻说：“老陈！你们那个《声明书》字字都是错的，如果都学你们的样子，那不都反了吗？你要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党中央写一个‘悔过书’，让其组织吸取你们的教训！”陈郁愤然地说：“我检讨书都不写，还写‘悔过书’？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如果认为我错了，再上报共产国际，怎样处分我都接受！”米夫、王明等人碰了钉子，本想开除陈郁党籍，但怕激怒了广大海员，并考虑罗章龙等人正在积极活动组织“非常委会”，因此不敢贸然处分陈郁。[311]

书中还说：在一次由王明亲自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上，王明貌似谦逊地要新组成的党团成员对当前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发表意见。这时的“全总”党团除陈郁等少数原任成员外，绝大多数已是王明提拔起来的“斗争干部”。他们以王明的意见为意见，一开场就“请绍禹同志作指示”。王明却叫陈郁先讲。陈郁心直口快。马上就把曾在“海总”党团会议上议论过的主张讲了出来。他说：现在白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先恢复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把公开机构与秘密机构分开，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要在努力发展红色工会的同时，伺机打入黄色工会，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关心工人群众的实际利益着手，解除他们对我们的恐惧。现在需要的是到工人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在旅馆里靠交通员来指挥……王明一拍桌子，大声说：“谁住在旅馆指挥？你是想让党中央暴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吗？”原来，陈郁无意中的一句话却戳着了王明的痛处。那时，许多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共产党叛徒的带领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身任中央领导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天天胆战心惊，根本不敢到群众中去，也不敢住在党的秘密机关。他不惜花费党的得来不易的大量经费，住进了一家外国人办的豪华医院。为了更加安全，他竟包了整整一层楼，由秘书、警卫人员戒备森严地住在那里，让康生等人替他传递消息，发布“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他今天是在经过最严密的布置后，在向忠发亲自陪同下“冒险”来到这里的。陈郁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并不知王明住在何处，而且在发言中也没有责备任何人的意思。王明本来就对他不放心，听他这么讲，以为他是指桑骂槐，所以先从这句话开始“回击”。当然，更重要的是陈郁的政治主张同王明格格不入。王明虽然感到了白色恐怖的真实存在，他躲在豪华的洋人医院不敢出来就是明证，但他却“坚信革命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说：“陈郁的观点，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典型观点，他根本没有从反对‘四中全会’的反党立场上转变过来，他的《声明书》是欺骗党的、欺骗国际的文件，就是在这个骗人的文件中，也充满了许多荒谬的、许多为自己开脱的论点。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同陈郁的反国际、反党的立场划清界限！”他还在最后作结论时说：“陈郁事件暴露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正如列宁主义的党中央一再指出的那样，必须彻底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要用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于国际的斗争干部，代替仍然窃据着领导岗位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他们不能仁慈，不能存丝毫幻想。陈郁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必须在工会系统以及各级党组织、根据地全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调和主义路线的斗争，把那些悲观失望、在敌人面前畏首畏尾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在红军即将击溃国民党主力、攻占大城市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红军’的口号！在全国革命总发动就在眼前、全国苏维埃即将诞生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相反，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国际路线的旗帜，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个人的生命，使这些口号马上变成现实！我们要不断组织进攻，不停顿地打击敌人，直到胜利！让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已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面前哀泣吧！”他口若悬河，越说越激昂。当他一拳打在桌上结束自己的“结论”时，向忠发用浓重的汉口话附和说：“绍禹同志讲得好，我完全同意，陈郁要在三天内写出检讨。”第二天，陈郁感到不好在上海工作，于是提出到苏联学习，这正中王明等人的下怀。当周恩来一提出来，王明马上同意。向忠发还说：“他还未就‘陈郁事件’写检讨呢？”王明说：“不必检讨了。叫他去吧！他不提出来，我还想派他去呢！他留在国内有害无益，他那些蛊惑性的观点，会涣散工会系统的斗争意志，他在工会系统有一定影响，又不能马上开除他，叫他马上去，越快越好！他到了苏联再不改正错误，我们另有办法！”陈郁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四中全会’后，我与王明等人讨论工人运动时，王明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到了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周恩来心里，陈郁出国是“留学”，而在王明等人心中，把陈郁送出国不过是“流放”而已。[312]

1月17日 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上海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进一步排斥异己。

此前，中央决定将江南省委改组为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和上海市区各区委党的工作。原属江南省委管辖的浙江省以及安徽皖北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中央领导，安徽皖南（芜湖）、蚌埠（长淮）地区的党组织由江苏省委管理。会议决定了新省委分工：王明为书记，陈云负责组织，康生负责宣传，陈治平负责农委，王克全负责工联，沈先定负责职委。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王克全等人分裂党的问题，[313]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江苏省委关于王克全同志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314]

此后，王明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到江苏省工作，并对上海各区委书记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排斥异己。

杨尚昆回忆说：“王明进入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315]

刘晓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江苏省委在王明的操纵下，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部署，就是孤立和迫害打击何孟雄同志。”“王明直接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事先，陈昌浩、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后来向中央点名要这些干部。陈昌浩、李竹声、殷鉴、朱阿根、潘问友等都是王明向中央要来的。这些人到省委后，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不听话的撤职、调动，由这些人接任，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法南区委。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316]

对于王明残酷地打击何孟雄一事，刘晓回忆说：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接着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王明宣布：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这一斗争与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

1.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诬蔑攻击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的主要危险，强令大家对何孟雄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2.他要求各区委紧急布置上述工作，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宣布何孟雄同志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20余人之多。

3.他要检查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与何孟雄等人之间的关系，宣称那些不与何孟雄等划清界限的干部要清洗出党。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与何孟雄割断联系的组织，要省委主动与这些组织切断关系。

4.他还派人对何孟雄等同志进行“分化”工作，并密切注意他们的动态。王明决定：江苏省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等发生联系；江苏省委还停发何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不久，王明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由他一手操纵，没有通知何孟雄等同志出席。会上，王明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攻击何孟雄等内容的报告；其他发言都是布置好的，因此，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王明的报告、拥护六届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等人的决议。这以后，王明在江苏省委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中伤何孟雄等同志，经常主持讨论如何对付何孟雄等同志的办法。他曾经布置过：

1.在反对何孟雄的斗争中，最主要的是要揭露何孟雄和罗章龙的同伙关系，这才能打中“何孟雄的要害”。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一九三一年四月底前结束这场斗争，使中央能在四、五月的会议上对何等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

2.中央经过调查，认为何“政治情况复杂”，历史上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

3.和何孟雄在一起的蔡博真等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对上海工作“威胁最大”。对这些人，必须进行重点批判。省委应及早对她们的问题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将她们开除出党；他们的问题，不一定要与何孟雄的问题一起解决；

4.追随何孟雄的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这是薄弱环节。省委要派人大力加强工作，对他们进行分化工作，并了解他们的动态。王明指定省委宣传部去进行这项工作，并要宣传部负责人直接向他汇报。[317]

同日 在王明加紧迫害，打击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一部分反对王明掌权的干部在东方旅社（一说是中山旅社）开会，商量对策。由于叛徒唐虞告密，参加会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欧阳立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被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即遇难。

有的人在回忆和文章中说，王明等人虽然事先得到了有关情况，但他却不去通知何孟雄等人，致使这些同志全部被捕。例如刘晓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

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意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污蔑他们。他胡说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王明嘱咐大家：对下面一定要讲清楚中央、省委虽然采取了营救被捕同志的种种措施，但毕竟无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明不仅是一个个人野心家，也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

何孟雄等同志在王明宗派集团排斥异己、无情打击下壮烈牺牲了。[318]

陈修良也回忆说：“80年代，刘晓同志曾对我谈起过，1931年他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期间，听到24烈士被杀害后，王明在中央组织部讲过：‘中央早知道他们这些人一定要被捕的。’当时，刘晓觉得很奇怪：既然中央知道他们将遭不测，为什么不及时通知他们呢？24位烈士牺牲以后，米夫、王明竟立即以党中央名义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说他们都是‘反党的右派分子’。王明还专横地不准在党内纪念这些死难者，更趁机扩大打击面。凡曾经表示过不同意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者，或提出过书面意见者均遭到打击。”[319]

李海文、余海宁在《东方旅社事件》一文中说：何孟雄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320]

有的人甚至认为是王明告密的。张金保曾说是张文秋告诉她何孟雄等人被害的事情的，并说这是陈绍禹（王明）告密的。她说我听了如同火上加油。何孟雄他们大纯洁了、太傻了。王明他是在借刀杀人啊！[321]麦阳在《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中，即说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说，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他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小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322]

还有的人认为是康生告的密。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代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鲁訇在《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中还说出了另一层原因。即康生做中央组织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康生。康生认为是林育南保护了张文秋，因此也向林育南下了毒手。当林育南等人开会时，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323]

有的书还说王明反对营救何孟雄等人：“东方旅馆大破坏，一下子被捉去二十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提出，利用关系在国民党将他们从工部局引渡到龙华时打一个埋伏，劫囚车。恩来也同意了，说可以试试。但陈绍禹坚决反对，说他们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不着替他们冒这么大的险。结果二十几个人就白白丢了命！对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他（顾顺章）说不上与他们有多少交情，但毕竟是在一张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很怀疑这是陈绍禹让人告的密，借刀杀人来排斥异己。”[324]

1月18日 在中共江南省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六届四中全会的总结与上海工作》的报告。[325]

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严厉批评罗章龙、徐锡根及王克全等人的活动，指出其目的是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号召全党坚决反对这些活动。会议决定：批准江苏省委十七日关于要求王克全停止分裂活动的决议；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上海工联党团的领导工作，以及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人在全总党团的领导工作；要求王克全、徐锡根等人公开在书面上和会议上承认错误。[326]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指出：为着“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分”。根据这个决议，中央向各苏区派了中央代表机构和中央代表。决议还说，中央代表机构或中央代表，“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上政策所犯的错误”。[327]所谓“改正”各苏区“所犯的错误”，实际就是推行“左”的政策，使全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1月21日 罗章龙等14人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不久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

《大纲》认为王明也犯有立三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其中说：“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328]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示，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329]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说：“只有李立三派陈韶玉派的小组织（立三派小组织是公开的事实，陈韶玉等也公开承认与米夫小组织的关系，承认与米夫密电往来及秘密活动等）才是做得出种种反党与破坏党部的行为！只要看一看陈韶玉等奉中央命令组织空招牌的江南省委机关，组织上海各区党的机关（因为党员群众都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韶玉省委的，所以成为空机关），他们拿这些机关去与多数党员群众所拥护的旧省委，区委对立。”“他们为着要掩饰自己反国际路线的行动，就不得不勾结远东局代表（当然只是代表个人）……不得不采用惩办制度……不得不采用国民党官僚式的委派命令制度，甚至于贿买威胁的手段（最近江苏省委陈韶玉派孟超收买闸北黄包车同志，赵容收买沪西同志均被同志告发）。”

1月25日 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总结及目前任务的决议，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全正确的，赞同全会对中央领导机关的部分改组，并批评江苏省委内部反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人。[330]

《写作要目》说：这个决议是《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由王明撰写，后作为附录收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会及党籍的决议案》，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决议案指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331]

1月28日 瞿秋白被迫写出第二个声明书，检讨自己的调和主义及处理中山大学问题的错误。其中说：“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我当初有过对于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之中有些是他们所赞成的。”表示“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332]

1月 作五律《雪晨过大马路》。诗曰：

昨夜北风起，天寒细雪飘。

黎明过马路，冻饿死同胞。

警犬踢屁骂，行人含泪瞧。

何时驱暴帝？重责在吾曹！[333]

2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王明谈话，王明说：“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在工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还谈了何孟雄被捕的情况及罗章龙的活动，并说“周〈恩来〉近来有点玩弄手腕”，而“张国焘表现不错，向〈忠发〉也不错”。[334]

2月6日 这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原定由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三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扩大至五人，增加周恩来、王明两人，负责讨论远东局交来的五个文件稿，并对苏区军委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名单提出方案，苏区的工作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统一由周恩来负责。[335]

2月7日 在此前后写《而今“二七”——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一首，诗曰：

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336]

2月10日 为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写《几点必要的声明》，“请求中央”将小册子“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于是，《两条路线》在上海出版。[337]

2月20日 在王明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批判瞿秋白等人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及回国后的错误，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说“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即曾以中大学生反支部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邓中夏、李剑如、余笃三三同志回国工作不久即派往苏区负责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适的”。[338]

陈修良回忆说：“这个决议的要点：是肯定王明、博古等领导的支部局路线完全正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即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陆定一、余飞）的团长瞿秋白，影响了‘中大’学生的派别行动，进而再在国内影响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领导的政治局处罚了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完全是站在派别观点上给他们的错误处分，应即撤销；代表团应负李剑如、余笃三（反王明的‘中大’学生领袖）派别行动的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实际上与托派是联盟。”“这个决议的政治后果极坏，王明后来就把凡是反对过他们的人都打成了‘托派’、‘右派’，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339]

王明等人不仅从政治上打击瞿秋白，还从经济上打击他。在这时期，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困难，政治上的打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趋严重，经济上也十分拮据。每月只发给他十六七元生活费，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50～90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8～15元。瞿秋白的这点生活费仅可以维持他和杨之华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说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340]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中夏，也因为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残酷打击。这个决议案说：“中夏同志当时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341]随着决议的发出，邓中夏被调到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任发行干事，做跑腿的工作。但王明一伙仍对他加以打击，有时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他工作不努力，有时故意让他起草小的宣传提纲，又故意加以东涂西改，羞辱他。

同日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赞扬王明，他说：“在上海、天津、□□和唐山，尤其是在上海，在支部、基层组织、党员积极分子中、在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中，出现了广泛的运动，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克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戈卢别夫和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特别是几个月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保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动力。”[342]

2月22日 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四中全会的经过”，以求得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正式批准和肯定。报告中两次点名表扬了王明，说：“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祥）、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343]

2月22、23、25、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王明，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成了两派，第一派当时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戈卢别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344]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工会〉总委员会的几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两派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最初可以感觉到的只是下列几点：1.戈卢别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对此，罗章龙派宣称，现在谁提出右的危险的问题，谁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义的斗争。2.第一派把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与转向实际和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所有任务联系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与前一种情况类似的论点，认为谈论实际任务无非是企图抹杀和放弃同立三主义的斗争。3.第一派反对大喊大叫的、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对立三路线采取不正确的、派别的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方法。而第二派正是这样做的，它要求立即撤销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为了全面评述第二派，还应补充一点，何孟雄在同奥斯藤[345]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瓦日诺夫[346]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347]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实际上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斗争，而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因此，第一派把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旧领导的优秀部分）聚集和团结在自己周围，而第二派则把党内所有最坏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到一起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348]

2月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硬说“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部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共产国际“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349]

同月 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说：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向忠发、周恩来等于1月9日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后“不过一周，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350]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王明从向忠发被捕前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三人住处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三人。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二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博古、洛甫都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从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到整风运动前，你（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司令，你实际上是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也说王明在这个时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51]

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是1931年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352]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明2月份进入常委会后可能还只是候补常委，到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增补为正式的常委。

3月20日 张闻天在给雷利斯基的信中谈到他和王明的分歧，他说：“由于我对工人运动的估计不同于戈卢别夫同志，我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我说，上海工人运动放慢了发展速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能闭眼不看它还带有分散的、自发的、而主要是经济的性质。它正在经历由防御向反攻过渡的时期。而在戈卢别夫同志看来，工人运动正由反攻走向进攻。显然，他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情况。”“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对此又争论了起来。我高兴的是我取胜了。”[353]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据王明自己后来说，这个决议是他起草的。

这个决议指出：红二十军一部分人的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为此，决议发出了如下的号召：“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一）严厉的消灭‘AB团’，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它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它们反革命活动；（二）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的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三）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破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些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四）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354]

正是根据这个精神，被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全盘否定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重新按照总前委的观点，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均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并把红二十军相当数量的排长以上干部先后处决，致使许多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者和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无辜葬身于错误的肃“AB团”运动中。不仅如此，王明起草的决议还为“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等定了基调，说它们都是“反革命的组织”，从而为这些地区的肃反扩大化提供了根据。事实上，这些所谓“反革命的组织”，绝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于中央作出了决议，各根据地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规模进行“肃反”了，从而造成了一场场悲剧。对于各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陆定一曾说：“在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斗争要残酷，打击要无情。”[355]

但在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却说：“所谓1930年12月的富田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这回事。只知道31年春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派欧阳钦同志向上海中央政治局报告说：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利用反AB团口号扩大肃反斗争，已经快肃到项英（原中央局书记）和曾山头上了，问中央政治局怎么办？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由我（绍禹）起草一指示信，经常委讨论通过。信内除指出肃反运动错误外，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此信到中央苏区后，才停止了这种所谓肃反运动。可惜当时恩来同志……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述这封信送到各苏区去，因而后来其他苏区犯过乱杀人的错误，未能即时纠正和防止。”

《传记与回忆》也说：“1931年春，绍禹代中央写的‘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肃反工作错误’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富田事变后，毛泽东用反对AB团的口号扩大肃反运动，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原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都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片恐怖状态。任弼时同志（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派欧阳钦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此指示信内容即绍禹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指示信中除批评扩大肃反运动错误外，同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可惜此信未发到其他苏区，因而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亦曾犯过扩大肃反运动的错误。”

《写作要目》还说：“富田事变后，毛泽东用反对AB团口号扩大肃反运动，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都被怀疑为反革命，造成一片恐怖状态。任弼时同志（苏区中央局书记）派欧阳钦同志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此信基本上是由王明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王明同志修改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发出。信中除批评扩大肃反运动错误外，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

3月底 据廖华说，周荣生曾大骂王明。

廖华在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中说：周荣生和我原来都在沪西工作。我出狱后，在马路上遇到他，他大骂陈绍禹说：“我看见那王八蛋，要搞他一顿，因为在反立三时候，陈绍禹要我到沪西工人方面活动，说如果推翻了李立三，要我当中央委员。结果立三打倒了，不但没有当中央委员，而且连组织都丢掉了！”1931年3月底，我在互济总会当组织部长，在路上遇到王明，就告诉他周荣生大骂他的事情，他说：不要信他胡说八道。

4月2日 盖利斯在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中谈到王明，他说：“丝绸工业几千名工人于4月1日举行了罢工。4月2日有1.6万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物价上涨补贴。因为自己信息不够灵通，莫斯克文不能详细通报罢工的情况。奇怪的是，戈卢别夫4月1日还不知道罢工的事（4月1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戈卢别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丝绸工业的情况他只字未提）。”[356]

4月7日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王明谈话。王明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工作和成绩。[357]

4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王明到一个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

《传记与回忆》说：“顾顺章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更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十万元。”“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时常一日两三次搬家。某日我们搬到新闸路上的一个小尼姑庵里去住（她们楼上的房子出租）。三个尼姑日里穿着袈裟，敲木鱼，夜晚擦脂抹粉地‘招待顾客’。我们住在她们的楼上，被她们吵得不能安静，正想搬走，恰好陈庚〈赓〉同志来了。他首先说：‘你们为什么住到这里来了，这一带有很多流氓来往。’”

为纪念这段日子，王明于这年夏天写了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5月1日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条例》规定了巡视员的条件、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要“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予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358]

5月9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反革命与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表现国民党统治的不稳而日趋崩溃”。可是，苏区的“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力量也表显［现］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目前最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消沉态度。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359]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360]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1931年5月9日中央决议宣称，“右”倾路线依然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决议中提到的所谓富农路线，就是指江西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毛泽东指责为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的，正是中央的这一立场。这一中央决议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之间即将到来的公开的权力斗争的序幕。[361]

5月 于上海作五绝《海南（悼李硕勋同志）》。诗曰：

奉调海南去，依依竟夜谈。

琴音犹在耳，难信隔人天。[362]

6月10日 雷利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说：“戈卢别夫1931年6月1日在同我们谈话时讲述了江苏，更确切地说是上海的工作情况。梅尔库洛夫[363]现在被任命去接替戈户别夫。由三人组成的省委会在戈卢别夫的领导下工作。”[364]

6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传记与回忆》说：“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来家开会，讨论常委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并决定把这个问题和国际远东局去商量。这晚常委决定：老头[365]从今晚起，在常委搬家问题未决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但“向忠发不遵守中央常委决定，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时被捕了。

6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住进东方饭店，参与了对他的营救。

《传记与回忆》说：得到老头被捕消息后，正在进行中的讨论中央军委工作的会议立即停开。立即通知有关地方搬家并立即设法营救老头。特科负责同志和陈庚［赓］、老大（即欧阳新，又名胖子，陈［赓］为副，后来到了莫斯科）已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间，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杜月笙是全上海最大青帮头子，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面前是个有面子的人。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几天后，向忠发就被枪决了。[366]

6月27日前后 参加商讨怎么应付紧急情况的会议，得知向忠发因小老婆被捕的情况。

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向忠发被枪决的次日，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他被枪决的消息和他的供词，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的出名的妓女的消息。“次日，恩来、绍禹、博古、陈云、洛甫、赵容在刘国璋同志家里开会商讨怎么应付紧急情况问题。在这次会上由于绍禹等向恩来提出为何报上说向忠发有个小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恩来才说：‘那夜他不愿留在我处，就是因为向不放心他的小老婆，不回去怕小老婆担心，因而他一定要回去看看。他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绍禹当时即批评李立三对向忠发的态度不正确，任他腐化！又批评了恩来不早说出这件事来。”[367]

夏 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王明为躲避敌人搜捕，曾经到郊区一个疗养院去隐居。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云的职务，使他不得不服从陈绍禹的命令。陈绍禹和他的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368]

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校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3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陈云年谱》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明临时主持”。[370]还有的书也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371]但王明一直否认这一点。他1944年2月27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也只说自己“1931.6～10，在上海，中共中央管理江苏省委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因公开活动困难，共产国际决定让王明和周恩来到莫斯科。其中说：“向忠发被捕后，情况更加紧急严重，敌人更增加赏额捕捉周、陈。他俩根本不能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了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周陈早日离开”，同时派一保加利亚人“为周陈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372]

夏 作诗《青年痛——悼恽代英同志》，诗曰：

闻道代英遭毒手，青年万众泪沾襟。

人生寿命无长短，死为人民即永生。[373]

8月30日 与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全面情况的报告后，于离开上海前起草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信中一方面从五个方面指出“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成功”，一方面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主要表现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等五个方面。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地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实施苏维埃政纲。第一，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第二，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与实行苏维埃政纲；第三，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更着力于改造和扩大红军的任务；第四，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加紧地进行苏维埃改选运动与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五，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坚决地执行发展党巩固党的任务；第六，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的各项任务，必须有明确的反AB团斗争与反一切错误思想和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的斗争，以巩固阶级战线。[374]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给各苏区的指示信》[375]中再次向毛泽东作了挑战。这一指示信是给所有苏区的通报，但它实际上是攻击毛泽东直接控制下的中央苏区。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条内容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工作不够先进，这两者都是立三路线影响的产物。信中提到的苏区党政领导的严重错误，尤以中央苏区为甚。例如，关于红军和苏区，指示信指出没有很好建立稳固的总部，坚持必须解放和占领一个到几个大城市，以此作为总部。关于对富农的政策，指示信反对给富农分好田。它还攻击红军愚蠢地单纯打游击，强调红军的编制不适应准备进行大规模作战。”[376]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377]

9月 国民党政府向各地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和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378]

9月中旬 共产国际派来为周恩来、陈绍禹安排交通的人到上海，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传记与回忆》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人“9月中到上海，他又传达了国际要周陈立即离开上海的意见。因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国际领导批准。国际领导回电批准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共有5人，即把平时已经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加上（福）坦（原为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379]

不少论著说王明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他自己提出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380]。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381]杨奎松也说：“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建议王明等人撤到中央苏区去，王却坚持要去莫斯科。又是米夫推荐，共产国际特批王明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结果，王明就成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和传声筒。”“然而，这一特殊地位，使他两面讨巧。对中共中央，他俨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临下，随意发号施令；对莫斯科，他俨然又是中国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种光环纷纷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价百倍。正是这种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态。当然跟‘得’紧也是王明这种人致胜的法宝之一。”[382]

9月18日 日军侵占沈阳，旋即占领东北三省。王明看到这个消息后，让博古起草《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传记与回忆》说：9月18日晚，绍禹到博古家去见共产国际派来安排交通的人，“决定周陈即日起程赴莫。不料绍禹回来时，在街上听到卖报童喊着：‘号外！号外！日本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绍禹买了一份报（号外），一面看着，一面又回到博古处去。他告诉博古：要马上起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383]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却强调立三是‘右’。这就比较明显地表明四中全会比立三更‘左’。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的一些过激措施，但它的决议，王明的小册子，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变本来应当是党的一个转机，党的工作应当有一个变化，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没有这样做。”[384]

9月19日 于上海作双七绝《“九一八”夜》。[385]

9月20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指示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的‘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的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立刻执行12条“紧急任务”，其中有苏区的党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的〈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尽可能的把零散的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非苏区方面应“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如上海，唐山，天津等）中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等等。这个指示还说“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386]

很多论著认为这个决议是王明起草的，但王明一直否认这个决议由他起草。1944年2月27日王明写给周恩来的信即说这个决议“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

后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称这篇文章是王明路线时期，“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描绘的“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表面上似乎好看，“其实却是一堆败絮”；它由一系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国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决战论”，作为“紧急任务”提出的要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据”，推本寻源，“葬送红军自此始”。它强调的要“更深刻的发展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批评‘富农路线’的根据”；它以“绝对主义”立场，说革命力量发展“必然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满事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本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争取中间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后来竟然把包括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反蒋不反共的第三党等，一概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的口号，“这是后来认为可以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决战的根据”；决议要求全党“在最短期间之内，百分之百的”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便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与行动”，于是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387]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388]

9月22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决议是1931年9月18日晚王明让博古起草的，当时“绍禹告诉博古，此宣言起草后，立即送交恩来看并交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好明日就发出”。此宣言发出后，得到广泛的响应。

9月下旬～10月中旬 与周恩来编《南针》杂志。

《传记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绍禹和恩来都认为：‘现在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绍禹用韶玉等笔名，恩来用苏□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韶玉写了一封信致中共中央（伪称发自庐山），内容是关于批评立三路线不懂得利用公开（合法）和争取公开（合法）的分别，因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等。此文起了很好作用，可惜因陈、周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绍禹曾看到过）。”回忆中还说：上面说的“绍禹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也是一份重要文献”。

《写作要目》说：“关于如何正确利用合法和争取公开问题，并批评李立三同志等在这个问题方面的错误。此信载于《南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作者和周恩来同志合编的小型杂志。当时周恩来用苏□等化名，作者用韶玉等化名。”

秋 作七绝《大水灾》。[389]

10月18日 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

《传记与回忆》说：“在恩来和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到会的有〈卢福〉坦、陈云、博古、赵容。恩来和绍禹参加。在这次会上，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绍禹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远东局建议，国际批准成立的。等将来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正式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结束，交出工作任务。”

10月 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的精神，再一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编号为第4号的指示电，说：“欧阳来信，中央有一长信指示你们，恐未到，现电告要点如下”：“1.苏区伟大的成功在冲破‘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指导、AB团活动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危机主要标志。”“苏区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尽一切可能动员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战争的进行遇到困难……”[390]

同月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1号电》说：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应增加王明、关向应、徐锡根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政治保卫部和教育部部长。[391]

[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29页。

[2]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3] 即王明，下同。

[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资料丛书》）第8册，第93页。

[5] 参见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6] 曹仲彬：《访问黄理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99页。

[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0页。夹注。诗下注明写作时间是3月初，但据米夫1929年3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他这时还没有回国，所以时间应该是4月到5月初。

[8] 关于王明回国的时间，他本人有几种说法：他自己填表有时写4月，有时写5月。别人的回忆更是众说纷纭，如李维汉说他是4月回国，见《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本书根据他的诗作，取3月。

[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4页。诗下注明写作时间是3月上旬，但据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说：“陈绍禹（戈卢别夫）还没有来到上海，请电询海参崴。”（《资料丛书》第8册，第112页）说明王明这时还没有到达上海，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该是5月上旬。

[10]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9年5～7月“任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9年4月后“在上海，作红旗报通讯员”。

[1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116页。

[12] 仲侃：《康生评传》，第32页。

[13] 1929年7月，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但没有材料证明王明担任了宣传部长，更不可能代理区委书记等职，此处回忆有误。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95、696页。

[15] 《吴玉章略传》，《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32页；《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0～1311页。

[16] 毛齐华：《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9页。

[17]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第272页。

[1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2页。

[1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1页。

[2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9页。

[21]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4页。

[22]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2页。

[23]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3页。

[24] 《杨尚昆回忆录》，第35～36页。

[25]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4页。

[26]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2页。

[27]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28]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3～194页。

[2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61页。

[3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9页。

[31] 《孙冶方给陈修良的信》（1977年1月8日），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07页。

[32]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页。

[3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101页。

[34]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6页。

[35] 戴茂林等：《访问李一凡谈话记录》，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36]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4页。

[37] 戴茂林等：《访问张崇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38]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5页。

[39]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5页。

[40] 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41]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21～22页。

[42] 《吴玉章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32页；《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1页。

[43]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44] 戴茂林等：《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6页。

[45]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06页。

[4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21～222页。

[47] 《杨尚昆回忆录》，第44～45、213页。

[4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15、128、129页。

[49]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9年“7月下旬至10月半，上海沪东区党委宣传”；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10月前曾任“中共沪东区委兼宣干”。

[5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6页。

[5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22页。

[52] 转引自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第193页。

[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7页。

[54] 曹仲彬：《访问桂尊秋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99～200页。

[55] 许俊基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第93、96页。

[5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61～162、191～192页。

[57]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0月半至30年1月中央红旗报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9.10～1930.春，在上海，中共红旗三日刊编辑”。《传记与回忆》说“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1月1日，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编《红旗》三日刊”。

[58]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06页。

[59] 曹仲彬：《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06页。

[60]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205、206、208、213页。

[61] 《杨尚昆回忆录》，第36～37页。

[62] 有的认为是赵彦卿。

[6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7页。

[64]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65]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1页。

[66] 《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7～98页。

[6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81页。

[6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2页。

[6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5页。

[70]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148页。

[7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3页。

[72] 《二十年代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73]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74]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50～251页。

[7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2页。

[76] 《吴玉章略传》，《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1页。

[7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79页。

[78] 《二十年代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79]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101页。

[80] 戴茂林等：《访问吴福海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1页。

[81] 《杨尚昆回忆录》，第38、39页。

[82]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83]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50～251页。

[84] 戴茂林等：《访问陈修良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0页。

[85] 《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7页。

[86]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87] 戴茂林等：《访问杨树亚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1页。

[8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3页。

[89] 即格勃乌。

[90]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9～100页。

[91]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17页。

[92] 指瞿秋白等人。

[9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28～230页。

[94] 《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92页。

[95] 指支部局及其支持者。

[96]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4～355页。

[97] 《瞿秋白文集第7卷·政治理论编》，第710页。

[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8、69页。

[9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5页。

[10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5页。

[10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6页。

[102] 《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100页。

[10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6页。

[104]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0年“1月被捕”。

[105] 回忆有误，王明不是这天被捕的。

[106]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07] 与王明一起被捕。

[108] 即王明，下同。

[109] 即潘问友。

[11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2页。

[111]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0页。

[1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1页。

[114]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0年“2月18日出狱”。

[115] 可能即廖华。

[116] 王明那时并不是中央委员。

[117]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18]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19] 曹仲彬：《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20] 曹仲彬：《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2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2页。

[122]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123]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0页。

[124] 王凤飞、韶玉：《给组织局的信——报告谈话经过》，1930年3月28日。

[125]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月～6月，全总团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30.2～1930.11，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三日刊编辑，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

[126] 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2页。

[128] 《写作要目》没有说明写作时间。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是1930年5月召开的，故判定写于5月上旬前后。

[129] 当时王明已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30]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1页。

[131]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4日的《红旗》报第101期。

[132]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发表日期是6月27日。

[133]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5月全月兼作上海英界电汽车罢工委员会委员，编辑罢工每日快讯”。

[134] 《杨尚昆回忆录》，第37～38页。

[135]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400页。

[1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4页。

[137]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6月至8月半，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138] 《传记与回忆》。

[139] 指向忠发或李立三。

[140] 指莫斯科。

[141] 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

[142] 指中国共产党，下同。

[143] 即共产国际路线。

[144] 指中共中央。

[145]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09～211页。

[146]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00～202页。

[147] 转引自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97页。

[14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5页。

[149]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6～107页。

[150]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2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引文与此不同，第239页。

[151] 《陈韶玉同志致中央信——关于在中央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1930年7月10日。原件无年代，这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152]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4页。

[153] 此处回忆有误，应为7月9日。

[154] 《李立三自述》，见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第400～401页。

[155] 指中国共产党。

[156] 指向忠发、李立三。

[157] 指右倾。

[158] 《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23～224页。

[159] 指中国共产党。

[160] 指李立三。

[161] 指指示。

[162]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26～228页。

[1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8页。

[164] 《资料丛书》第9册，第16页。

[165]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52～253页。

[166] 指中国革命。

[167] 指莫斯科。

[168] 指中国共产党。

[169] 即王明，下同。

[170]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69～270页。

[171]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8月～10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认为是7月底，见第170页。

[172] 李海文、曹仲彬：《访问李初梨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70页。

[173]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70～171页。

[174] 《传记与回忆》。

[175] 即米夫。

[176] 指在莫斯科的人。

[177] 即共产国际。

[178] 指中国共产党。

[179]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342～343页。

[1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7页。

[181] 张国焘之弟，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被捕，7月5日被绞杀于南昌。

[1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3页。

[1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5页。

[184]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6页。

[185] 即李立三。

[186] 《柏山发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90页。

[187]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67页。

[18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2页。

[189]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7页。

[190] 指李维汉。

[191] 指向忠发。

[192] 指中国共产党。

[193] 指周恩来。

[194] 指莫斯科。

[195] 指中国革命。

[196] 《陈绍禹给米夫和马耶尔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378～381页。

[19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9页。

[198] 指共产国际。

[199] 指中国革命。

[200] 指进行中国革命。

[201]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438～439页。

[202] 刘峰、周利生：《论王明等与米夫的通信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史文苑》2009年第22期。

[2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45、650～651、644～645页。

[204] 于吉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陈绍禹上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23页。

[205] 张秀华：《“调和主义”的实质：以王明取代瞿秋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1年第2期。

[206]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

[2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9页。

[208] 戴学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与中国革命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米夫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认为中山大学是1930年夏停办的，见《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83页。

[209] 亦译为基尔珊诺娃。

[210]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100～101页。

[211]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册，第314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说王明得知“十月来信”精神的时间约在1930年10月末或11月初。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12]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8页。

[213] 曹仲彬：《访问李初梨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1页。

[214] 曹仲彬：《访问黄理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2页。

[215]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16] 这份材料存在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17]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218] 《秦邦宪陈韶玉给中央政治局信——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1930年11月13日。

[21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39页。

[220]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221] 应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222]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23]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24]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25] 张国焘《我的回忆》说米夫“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见《我的回忆》第2册，第411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说11月或12月去中国，第240页。《米夫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说是12月上半月到中国，见《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85页。黄允升认为是12月10日到中国，见《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8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说米夫是1930年11月中旬来华的，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2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0～191页。

[22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16页。

[228] 《我的回忆》第2册，第411、441页。

[229] 即沈泽民。

[230] 《资料丛书》第9册，第464页。

[231]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32] 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1930年11月22日，我被释放出狱。”

[233] 《传记与回忆》。

[234] 这份材料存在王明档案中，未署名。

[23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0页。

[236]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84～595页。

[237] 指1930年11月16日在中国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44～655页。

[238]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1～502页。

[239] 原文如此。

[240] 《临时小组的决定》，《资料丛书》第9册，468～470页。

[241] 《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17～118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认为是10月底或11月初写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42] 即瞿秋白。

[243]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17～118页。

[244]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83、167、184、187、189、190页。

[245]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91页。

[246]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8页。

[247]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370页。

[248] 周文琪、储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264页。黄允升在《毛泽东与王明》中说这些内容是周恩来在12月7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所作的批评。见氏著《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4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2～323页。

[250] 即周恩来，下同。

[251] 分别为王明、沈泽民、秦邦宪。

[25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503页。

[253] 193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254] 《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第60～61页；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430页。

[255]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3～504页。

[256] 这份材料存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57]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5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1931年还改名为《反对李立三主义》（韶玉），第42页。

[259] 载《党的建设》1931年第1期。

[260] 指中国共产党。

[261]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

[262] 指李立三路线。

[263]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继承的立场”。

[264] 指共产国际代表。

[265]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266]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267] 可能指的是向忠发。

[268] 指李立三路线的支持者。

[269] 指莫斯科。

[270] 指共产国际路线。

[271] 指中国。

[272] 《资料丛书》第9册，第540～541页。

[273]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认为是22日，见氏著《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9页。

[2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47、549页。

[27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3页。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是1930年11月25日。

[276]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2月25日～31年5月中旬江苏省委书记”；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1930.12～1931.6，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27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16页。

[278]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99～101页。

[279]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第53页。

[280]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第53～54页。

[281] 这里说的是1929～1930年间返回中国的、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共和中国共青团工作人员。

[282] 《埃勒斯同徐锡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9册，第569～570页。

[283]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4页。

[284] 周焱等：《陈郁传》，第91～92页。

[285] 曹仲彬、李海文：《访问张金保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12、213页。

[28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6页。

[287]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90页。

[28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7～328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1年1月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289] 这份材料存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90] 米夫那时还没有来中国。

[291] 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

[292] 曹仲彬：《罗章龙谈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9年第9期。

[293]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8页。

[294]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1936年，《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2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译文与此不同，第246～247页。

[295] 即《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2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49、47页。

[29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67页。

[29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299]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30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3页。

[301]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02] 《中共半世纪》，第21页。

[303]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1页。

[30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84、92页。

[30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7～248页。

[306]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9页。

[307] 原载《党的建设》第3期，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483页。

[3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第110页。

[309]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60页。

[310] 《陈云年谱》上卷，第110～111页。

[311]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95～96页。

[312]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01～106页。

[313] 《陈云年谱》上卷，第111页。

[314] 原载《党的建设》第2期。

[315] 《杨尚昆回忆录》，第49页。

[316]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1页。

[317]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2～104页。

[318]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5～107页。

[319] 《反对王明路线的一场斗争》，《陈修良文集》，第321页。

[320]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21] 奚金芳整理《张金保谈何孟雄及四中全会》，载《何孟雄研究文集》。

[322] 原载《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号，转引自汪幸福《林氏三兄弟》，第240～241页。

[323] 原载《博爱》1994年第4期，转引自汪幸福《林氏三兄弟》，第238～243页。

[324] 吴基民：《谜一样的一段情》，第205～206页。

[325]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

[326]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件为王明撰写，第42页。

[3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页。

[328] 即陈绍禹，下同。

[3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4～75页。

[330]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

[3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4～65页。

[332] 《资料丛书》第12册，第486页。

[3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1页。

[3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38～43页。

[335]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00页。

[3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2页。

[337] 《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三版序言》，《王明言论选辑》，第114页。〔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1931年此书还曾以《两条战线》（绍禹著）名字出版，第41页。

[338] 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512页。

[339]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上海党组织的一些问题》，《陈修良文集》，第258～259页。

[340]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91页。

[341] 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512～513页。

[342]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资料丛书》第10册，第93页。

[343]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资料丛书》第12册，第522页。

[344] 分别是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

[345] 即M.A.雷利斯基。

[346] 即郭妙根。

[347]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3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资料丛书》第10册，第117～118页。

[349] 原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510、511页。

[350]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60～361页。

[35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第62页。

[352] 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53] 《张闻天给雷利斯基的信》，《资料丛书》第10册，第180页。

[354] 《六大以来》上册，第126～127页。

[355] 陆定一口述《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3日。

[356] 《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211页。

[357]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陈绍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228～230页。

[3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21～227页。

[3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58、262页。

[360]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第987页。

[36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5页。

[3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3页。

[363] 即王云程。

[364] 《资料丛书》第10册，第317页。

[365] 指向忠发。

[366] 《传记与回忆》。

[367] 《传记与回忆》。

[36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2页。

[369] 戴茂林、刘喜发：《访问陈绍杓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36页。

[370] 《陈云年谱》，第118页。

[371] 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册，第136页。

[372]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4页。

[3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55～375页。

[375] 似是指1931年8月3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

[37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5页。

[377]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242页。

[378]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19126号公函》（1931年9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95页。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则说：“顾顺章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更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十万元。”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对于捕捉向、周、陈三人的赏格更有了增加。

[379]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为9人，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荩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第2卷，第62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135页）、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172页）亦持此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2页）和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第294页）却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亦持此说（第368页）。

[380] 王明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处说法有误。

[38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2页。

[38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页。

[383]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8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49页。

[3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7页。

[3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01、402、406、413、414页。

[387] 转引自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16页。

[388]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第987～988页。

[38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6页。

[39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97页。

[391]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20页。

四 在共产国际

1931年10月 27岁

10月18日 与孟庆树、吴克坚、卢竞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赴苏联。先到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到莫斯科。[1]

《传记与回忆》说：共产国际于9月中旬派人来安排交通以后，“周、陈又推迟了一个月，还未离开上海。共产国际又来电说：你们一定要立即来莫斯科参加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如再不来，是不服从组织决定，要受纪律处分。于是绍禹、庆树和吴克坚、卢竞如四人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吴克坚、卢竞如两同志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特科决定要他俩护送王明并允许他俩留莫学习）”。

王明虽然走了，但后来的中共党史仍然认为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前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认为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为什么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说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2]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3]

王明后来回忆说：“到车站时没有人接，我提着小箱到共产国际去找人。值班的同志说：今天是节日，那有人办公呢？我不知别的地方，还有谁都住在那里，只记得米夫住的地方，因而就从国际到米夫家里，时已夜深了。”[4]

同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陈绍禹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5]

11月10日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写一便函：“请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6]

11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了米夫关于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的建议，会议决定：“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通过飞行表决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7]

11月15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整个报告分为三部分：一、关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党内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关于党的任务，他说：“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一切革命运动联合在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下……目前，党向苏区提出一项任务，要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先是在江西。”“中央认为，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第一，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第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个主要危险，又毫不削弱地反对‘左派’和他们搞调和主义的以及耍两面派手腕的行为。”[8]

11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赞扬群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突出反对最凶狠最野蛮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说：“在许多群众示威中通过的决议上，在许多群众的传单宣言和报纸上，都决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也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压迫剥削的口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国际联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在有些地方成为极普遍的口号”。这篇文章后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9]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题目为《论中国反帝运动新高潮》，“叙述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发生广大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群众运动”。

11～12月间[1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批评了瞿秋白、刘少奇等人。据黄药眠回忆：

王明来后不久，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一个报告，报告很长，讲了两次才讲完。他讲的内容很多，又隔了这么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有几点还记得。他说：

一、瞿秋白回去时，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李立三路线是半个托洛茨基主义。可是，瞿秋白回去后实际上同李立三妥协，是半个李立三主义。因此，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二、罗章龙乘机搞右倾路线，以反李立三“左”倾的名目搞右倾，还拉一批人，非法地组织伪中央。

三、李立三路线的残余和罗章龙路线的干扰，对于江西苏区的军事指挥，也发生了影响。

四、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去后，假借职工国际主席罗佐夫斯基的名义，说中国职工运动应该放弃公开的赤色的旗帜，隐蔽起共产党的面貌，采取隐蔽的形式，组织读书会、救济会、互助会等各种各样的团体进行活动，或者打入黄色工会内部进行工作，这样才能维持下去。又说什么公开打出赤色的旗帜是不对的，国民党不允许存在。并且说这是罗佐夫斯基的意见，用职工国际名义恐吓党中央。但是这意见与当年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不符。那个决议中讲要明朗地打出赤色职工会的旗帜进行活动。王明说他来莫斯科后还问过罗佐夫斯基，罗不承认对刘少奇讲过这样的主张，所以刘少奇是假冒职工国际的名义与党中央对立。我已经同罗佐夫斯基讲过，要打电报去纠正，并给刘少奇以处分。

五、在列宁主义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指王明去后，留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学生）当中有反对党中央的分子。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是为了培养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可是令人奇怪，这里却出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集团，必需加以清理！

六、瞿秋白回国前，曾就纠正李立三错误的问题拟了一个提纲，瞿把这个提纲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看过，米夫曾严正地指出过他提纲中有错误，但瞿秋白没改正，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这错误应该由他自己全部承担。[11]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12]

12月29日 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这是王明到共产国际后参与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许多“左”倾思想。第一，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它仍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根本不讲斗争策略。第二，它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意味着不先打倒国民党就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照这种说法，首先就要集中力量反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个派别，然后再去反帝，因而不可能提出与各爱国党派、爱国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三，它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指出“发展工人运动，经过你们的纠察队将抵货（指抵制日货——引者）运动抓到你们的手中来”，“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来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13]这个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冬 在《国际工人运动》俄文版第3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4]又以《中国的革命危机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名字发表于《赤色职工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1～2期合刊。

自本年起 共产国际派遣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凡被王明器重的都事先做好安排。

师哲回忆说：“自1931年起，共产国际从苏联各地把中国留学生和已参加工作的中国同志召回莫斯科，又大批地派遣回国。在回国的人员当中，凡是被王明器重的，在莫斯科就被指定回国后到某地，找某人，担任某项工作等等。”[15]

1932年 28岁

1月8日 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写信说：“在我从上海动身来莫斯科时，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委托我一项任务，要我以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的名义提出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劳工救济会等组织帮助为中国罢工运动募集基金的问题。因为你们都知道，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任何资金来为罢工运动建立基金，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一定的基金，就很难把群众性罢工运动长期坚持下去，特别是在轻工业的男女工人中间，而后者恰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组织反帝罢工时资金上的困难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打算建立为数100万中国元的基金（合25万美元）。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认为，通过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国苏区和非苏区可以募集到大约50万中国元，而其余部分可由红色工会国际通过广泛的援助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运动来募集。”“请你们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积极加以解决。”[16]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议程上面了”。[17]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当问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给苏区的军事指示是由谁和什么时候制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否曾讨论过类似的决议的时候，王明说：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这回事，并说他反对这种主张。他说：我记得1932年春，米夫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苏区红军已冲破敌人三次围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们直到现在，连吉安、赣州等这类省级的二等城市一个也没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线后在苏区军事领导同志中发生另外一种偏向，就是以为红军不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连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和古西宁[18]同志商量，起草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要他们纠正这种偏向，去打吉安、赣州这类城市，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以上几省首先胜利呢？”米夫把电报稿给我看，内容就是上述这些。我看后告诉他：“我请你和古西宁同志考虑，最好不发这个电报。”米夫问：“为什么？”我说：“第一，红军不仅没有炮队，而且机关枪也很少，主要的靠步枪作战。红军过去占领县城，主要的是那些没有敌军坚守的地方或者城市暂时空虚（例如红军第一次所以能够攻占长沙，是因为长沙敌军调走去打冯玉祥去了，长沙很少军事）。吉安、赣州这类城市是次于省城和大于县城的府城。这些城市平时也都筑有高大和坚厚的城墙，又处在红军白军作战交通要道上，一定都驻有重兵防守，所以攻占它们非常困难，实际上大概不可能。立三路线时曾几次打过吉安、赣州，从未打下来。所以反立三路线后，红军领导没有再企图攻占这些城市；第二，国际离战场万里之遥远，发这样具体的军事行动指示是否合适很值得考虑。因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都非常重视国际意见，得到这样指示后它们会感困难：不执行吗？这是国际指示，执行吗？行不通。使红军遭受损失也不好。”后来我和米夫又去见了古西宁和另一位领导同志，我都说了不赞成的理由，以后这电报究竟是否发出去，我不知道。有可能他们商量后还是发出去了，因为在以前和以后都有这样的事实。如果上述电报是发出去了，如果的确有此决议，那它们之间可能有连带关系。那时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及洛甫同志在党的刊物上把所有省委、少共中央、全总党团等都骂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关于这问题，我曾经写过专门的信去帮助他们纠正乱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醒他们要利用合法的群众组织，要注意利用公开（合法）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召开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草案”的报告，“责成王明同志起草纲领草案，并由他酌定吸收一些中国同志参加”，“确定这项工作的期限为一个月”。[19]

同日晚 日军突然向驻上海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时，“王明同志曾经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同意群众自动提出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的口号，并提出‘全力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反击日本侵略’的口号”。[20]

2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有必要改善《中国工人通讯》的开支费用并同意拨款，决定库恩、米夫和王明等“务须在一天内决定《中国工人通讯》的工作方针问题，并确定具体拨款数额几期来源”。[21]

2月17日 参加《中国工人通讯》问题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工人通讯》必须改组。在关于中共工作、中国工农运动、苏维埃中国和红军的报道中，《通讯》应特别注意发表关于日报在满洲和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的材料，注意在报刊上阐明日本人的野蛮暴行，等等”，并决定了出版日期和经费等事项。[22]

2月19日 在列宁学院中国部民族组作题为《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任务》报告。说：“如果以前中国革命危机只表现于在广大的区域建立苏维埃红军，那么现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样正在成熟直接的革命形势。”“在有直接革命形势而我们具有力量的地方，我们应即刻开始夺取政权。”“对党主观力量估计之不足，对革命形势估计之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陈郁回忆说：上海“一·二八”战争后，我们学校的中国同志开大会讨论。从来不到学校的属于王明宗派的中国同志十多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发生争论，对上海战争的性质共同认识是革命战争，但对战争的领导问题有两种意见：王明派认为，上海战争是我们党领导发动起来的。我说：“看到真理报片断消息，这些材料不够说明上海战争是我们党领导的，但是在十九路军内有我们的同志。”……王明派说：你不相信党领导。这就是我和他们发生争论的开端。“以后王明在学校作了一次民族革命战争的报告，讨论时与周达文等人发生争论。王明一点领导气味也没有，对周达文等人完全是宗派报复。简直不象党内会议，我开始讨厌他们。”“我在国内不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情形……这次会议上，王明及其宗派种种行为给我很坏的印象。这也可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着这种人。”[23]

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吸收王明、格哈德和雷利斯基参加。[24]

2月2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上海的战争，[25]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日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关于上海的战争，他不相信第十九路军是真的在抗战。他说：“有些人认为，19路军的将领们是作战的组织者。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举个例子，19路军的军长[26]蔡廷锴将军不久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实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19路军的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上海战争现在正是由工人、士兵、城市贫民和革命学生进行的”。关于目前的苏维埃运动，他说：“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开展对国民党的进攻，以便扩大我们的红军及其根据地……如果战争在我们的领导下，在我们红军周围爆发，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战胜国民党，战胜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把上海的民族斗争与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把中国革命的两股洪流：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就能战胜帝国主义。”[27]

2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3期、中文版第3卷第2期发表《苏维埃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28]

3月初 到旅馆看望到莫斯科学习的何一民、张达。

3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如果第十二次全会[29]到一定日期还是不能结束，那么伊万诺夫（王明）就不必等待了。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也请尽快派来其他同志。”[30]

3月31日 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5、6期合刊、《红色国际工会》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文章共分“两个中国的对立”、“瓜分中国与民族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形势的生长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主要任务”等三个部分。

文章说：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不仅席卷了许多省的主要区域，“而且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最主要中心区域里（如上海、南京等区域）正在成熟着或生长着革命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占领我们能够占领和能够保守得住的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现在“在实际上思想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文章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说上海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是上海抗战的“敌人”。“特别要反对那些表面上拿些‘左’的词句——什么‘民主政治’，‘保障民众利益’，‘保护工农’等等来欺骗民众的那些国民党派别——改组派、第三党等，用一切方法去揭穿他们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对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抓破那些表面上站在国民党的政府反对派地位的那些反革命派别——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派等的假的‘保障中国民族利益’的鬼脸。使广大群众认识和相信：这些反革命派别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中国民族及工农劳苦民众的死敌”。文章还特别强调“在党内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31]

后来将此文稍加修改、补充，更名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于6月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伯力远东国家出版社1932年出版的《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一书。[32]

3月 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莫斯科出版，加写了近5万字的《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谈了三个问题：“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他在反对李立三在“‘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的思想下，急于证明中国革命能首先胜利，说李立三“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他在反对李立三的“消极”的同时，继续鼓吹红军攻打大城市，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在叙述反“立三路线”，反“罗章龙右派”的经过时，他夸大自己的功绩，并极力贬低别人。在谈到“党内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时，说“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前向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盖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的保证”。[33]

《写作要目》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①三版序言——其中有批评篡改作品的原则错误一段。②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③再版书后——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的补充说明，在这里有一段论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批评当时抬高农民革命作用，降低工人革命作用的各种观点……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罗章龙派斗争问题。”

4月7日 作关于中共的一般组织情况的报告。[34]

4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责成王明同志写一篇短文在国际报刊上发表，说明中国工人住宅区被毁和企业关闭所处的状况。这篇文章应包括号召中国工会以及全世界工人和工会组织举行募捐来支持中国工人并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转交给他们”。[35]

4月18日 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谈关于丘古洛夫发言问题。[36]

4月 在《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3～4期发表《反对中共党内李立三主义的斗争》。[37]

春 到列宁学院，以总结工作为名召开会议，攻击那里的“反党集团”，集中打击周达文同志。

师哲回忆说：“他下车伊始便排斥异己。他以总结工作为名召开会议，打击不同意王明某些看法的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同志。诬蔑周是‘反党分子’。企图以否定周个人，达到否定中国部的全部工作的目的。并八方相告，四处游说：‘列宁学院中国部出现了反党分子。’”“陈郁、林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认为：周达文同志虽然有些错误，但并不是‘反党分子’。”“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呈共产国际审批。结果共产国际同意了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拒绝参加宣读共产国际对周达文同志的审批结论。事后，王明决定把周达文同志送去远东伯力《工人之路》报社。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38]

黄药眠回忆说：对于东方大学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矛盾，当时曾有一个决议，既批评了中共代表团的瞿秋白，也批评了学校领导和他们支持的中国学生。王明做了中央领导之后，他就把决议中不利于瞿秋白的那一条公开出来。对此，列宁学院的学生（工农干部出身的人多）有意见，说既公开就应该把决议中的几条都公开，否则不公平。于是，王明就召集了一次会，说列宁学院学生中有“反党集团”，“这是事实，不可否认”。并说：“我来莫斯科已经三个星期了，我本人并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是代表党中央来的，而列宁学院的中国学生并没有请我去作报告，这不是看不起我个人，而是看不起党中央。所以，我说他们中有反党小集团，肯定是事实。”他还说：“这个学校是给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培养干部的，可是这些学生却反对他们的党中央，对党不满，这是什么问题？学校的校长没有责任吗？”他不仅要追究中国学生的思想，而且要追究校长区尔姗诺娃的责任，而他们夫妇在苏联是很有威信的。“王明搞了这几手之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内部，在党里面树立了他自己的威信。利用刘少奇打击罗佐夫斯基，利用中国学生事件打击到区尔姗诺娃，乘她丈夫失势和她本人受到区委批评的机会，整得她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呆下去。人们看到他敢于同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里的苏共老党员表示不同意见，好像是个马列主义者，有一套的。”[39]

同期及以后 在打击周达文的同时，集中打击不同意他的做法的陈郁同志。

陈郁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春季，王明检查中国部民族组工作，并要学校召集在莫斯科中国同志都参加讨论。他们要借故撤销中国部周达文等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职，和打击学校校长。我不知道他这一阴谋。

讨论民族组工作，发生两种分歧意见：王明及其宗派认为，民族组工作是政治路线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组工作有缺点错误，但绝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会议连续几个月没有解决问题，影响到同志间很不团结。最后由共产国际KucuhCH同志召集会议，由国际做出此决议是“无原则争论”。

我与王明宗派的斗争，也随着各种争论问题而发展。他们不仅要打倒周达文，而且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问题很多，例如：

学校总支委指定我担任学生部支部书记，大多数同志同意。王明宗派的人怕我负责支部工作会给他们宗派活动不利，就集中火力打击我，公开散布谣言：“右派首领到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勾结周达文派反对中央代表团领导……”。他们每天做反对我的活动，煽动学生不要接近我。他们的房子是宗派活动大本营。学校领导也知道，但因他们有王明保镖，校长因斯大林问题犯错误受处罚不敢干涉。有一次，职工国际派我出席汉堡运输国际会议，并叫我准备在大会上作报告。学校和代表团批准我去，他们也知道。可是他们散布说我随便不上课。学校总支委负责同志在党的会议上，证明是因工作。他们连总支的解释都不算数，会后仍然反对我。再一例，军事课结束，教员俄国同志给学生估计成绩。这个教员不知他们的情形，对我的成绩估计比他们好。他们马上在班里闹起来，公开责备教员估计错误。他们要同学们不敢接近我。仅靠造谣还不够，还运用了组织手段。他们煽动一个东北学生王以文，叫他捏造事实反对我，这个同学在会议上把这件事揭露了，并辱骂他们。不几天，王以文同志被王明派到工厂做工去。“谁不愿意学习就到工厂去！”因此，他们的话，同学们不敢不听。谁接近我或同我谈话都是危险的。

在理论和策略的问题上，他们斗争我的事实也很多……[40]

林铁回忆说：王明到莫斯科后，仍然千方百计要把陈郁同志打下去。他诬蔑陈郁是“右派”。并且把凡是不赞成他们整陈郁的人和同情陈郁的人，都说成是“右派”。只有那些紧跟王明，按他的旨意办事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一次，学生支部开会，王明强行要批判陈郁同志。会上，在我和杨秀峰等同志的支持和力争下，陈郁同志发了言。驳斥了王明的诬蔑，使他的企图未能得逞。王明在整陈郁同志的时候，公开威胁跟陈郁站在一边的同志说：“你们要和陈郁划清界限！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的学习，送到工厂去做工！”蛮横之极，根本不讲道理。许多人对王明那一套很反感，我对王明说：“我宁可去工厂做工，也不反对陈郁同志！”结果，我就被送到乌拉尔附近的工厂去做工。这在当时是对共产党员的一种惩罚形式。王明就是用这种宗派主义的手法，打击坚持党的原则，不同意他的错误做法的共产党员。[41]

何一民回忆说：“他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扩大他的宗派主义势力，不择手段地在中国学员中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在四中全会上反对过王明的陈郁同志，更是他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王明为了煽动一些人孤立、打击他，多次在背后诬蔑他。我几次听一些同学讲王明对他们说：‘陈郁犯过错误，你们不要接近他，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怀疑他。’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向院党委作了反映，当党委同王明谈到此事时，他却大耍两面派，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我怎么能说那个话呢？’但同时他却进一步加紧了对陈郁同志的打击报复。”“中国民族组党支部委员会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紧跟王明的。王明对这个支部非常不满，到处散布说：‘这个支部软弱。陈郁、何一民做一点工作可以，当领导不行。’想方设法打击陈郁同志和支持他的一些人，要把这个支部委员会都换成王明的人。另外，王明一伙还拉拢支部委员会的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星期日，一个王明的追随者约我去王明家，我不去，他劝我说：‘你不要和王明闹僵，将来回国或在莫斯科都有好处。’我说；‘我又不是为他革命的。’我不买王明的账。”“在列宁学院期间，王明还借周达文（即丘古洛夫）问题来整陈郁同志和其他不赞成他的人。周达文曾任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中有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听从王明的话，王明就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明及其一伙硬说周达文是‘反党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时他们的人数多，声势大。但陈郁同志等根据事实，认为周达文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分子。后来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结果是同意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恼羞成怒，更加痛恨陈郁同志，在学院宣布共产国际的批示时，王明便不来参加。”“以后，王明又发动对陈郁同志的批判，说他是‘右派’、‘反四中全会路线’等等，并声称，凡是同情陈郁的，不批判陈郁的也是右派。”[42]

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在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时，被选为党的支部书记……王明蛮横无理地说什么：陈郁不能担任支部书记，强迫中国部党支部改选。但是改选的结果，陈郁仍以多数票当选。王明老羞成怒，竟然造谣诬蔑陈郁和国内的‘右派’有联系，是反党反领导，胁迫中国部的学生和陈郁划清界限，不准学生和陈郁来往、说话。王明甚至公开宣布，谁要是不反对陈郁，就叫谁下厂劳动（在当时，下厂劳动是一种惩罚）。但是还是有些同学宁可下厂劳动也不反对陈郁，象林铁、何一民、杨秀峰等主持正义的同志，都是因此而被下放到乌拉尔电机工厂劳动去的。”“王明、康生等还强迫陈郁检讨错误，陈郁坚信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没有错，只从组织观念的角度，检查了自己对待王明的领导不够尊重的问题。王明、康生对此大为不满，蛮横地训斥了他。王明本来要开除陈郁出党，只是因为学院领导人的反对，才作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43]

同期及以后 在打击周达文、陈郁等同志的同时，还反复批判、打击李立三。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不仅对瞿秋白同志很好，而且对李立三同志也很好，例如：帮助他钻研马列主义，改正错误；吸收他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遇事和他商量；经常地谈笑自如；从未对他记仇或歧视过。”

但唐纯良在《李立三传》中说：李立三是1930年底达到莫斯科的，向共产国际作了检查。王明到了莫斯科以后，“李立三虽然被吸收作了代表团成员，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但是，打击李立三是王明执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和吓唬不同意见同志的手段。自从王明到达莫斯科就在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的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别的内容的会议也往往在开会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通常的做法是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如果这次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就要由很多人接着发言批判，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有深刻反省，彻底改变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必须真诚拥护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等等；如果不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议，那就要直接联系到会议的目的，要会议参加者按照反‘老实联系’的战斗精神，把当前的斗争搞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回忆说：这样的会，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李立三曾经回忆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44]

春 有人反映王明用挂毛泽东、朱德照片的事情抬高自己。

卢竞如1943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说：1932年春，王明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之所以五一节能在莫斯科挂出，是他向共产国际争来的，并要我们在列宁学校每次开纪念大会选举名誉主席团时提出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来（以前是没有的）。的确，以后名誉主席团就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了。他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有红军，应在国际上做宣传，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国党、中国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是没有提出的。我们要把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国际上坚决提出，并不说明他从政治上来尊重毛主席、朱总司令，只是说明他拿毛主席、朱总司令来作为他在国际中取得更高地位的资本。他本人呢？却是居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地位之上的。下面几件事就足以说明这点：

（一）他曾几次谈到四中全会的正确与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有力论证是：“朱毛还是原来的朱毛，领导正确就能决定他们打仗的胜败。四中全会前朱毛打败仗，四中全会后朱毛打胜仗。”

（二）对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查田运动册子两文件，记得有一次他说内中有不对的，似乎经他修改过了。

（三）在列宁学校的学生中，从没有提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党内的作用。

（四）中国有些负责同志到苏联去了，在学生中组织报告是极少的，只是晚饭后应同学的要求，陈云同志才和我们讲过一些关于苏区的故事（有关财政经济劳工政策等）。

5月19日 致米夫信。[45]

同日 致萨发洛夫和米夫信。[46]

5月 “提议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名义”“对日宣战”。[47]

同月 写七绝《抗日何计》一首，诗曰：

东北沦亡淞沪战，中华命运发千钧。

苦思抗日应何计？团结全民内战停。[48]

6月7日 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概要的报告。[49]

6月17日 谈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组织情况。[50]

6月23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51]

6月 将林铁、杨秀峰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52]

何一民回忆说：“当时，林铁同志、杨秀峰同志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并且公开顶了他。他就把杨秀峰、林铁同志下放到乌拉尔山区工厂劳动……王明当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惩罚那些不跟着他跑的共产党员。”[53]

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说“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希望你们尽快汇钱来”。[54]

7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电文中说：“四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我们正处于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在目前对苏维埃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交通联系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希望尽快寄钱来。”[55]

8月20日左右 几次找中央苏区去列宁学院学习的两位同志谈话，要求他们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陈郁”，打倒“托派”俞秀松、周达文等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8月到莫斯科后，20号前后，王明同志叫我和陈贵前去谈话，问了我们中央苏区的一般情形，以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学校有一个大的斗争，还未结束，这就是反托派的斗争。托派的人有周达文、于秋松[56]、蒋经国、李国煊等，都为托派。他们过去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人，他们都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怀疑中国有苏维埃和红军，也怀疑你们是红军里的人，学校的领导人那个老太婆（即克利山洛夫雅）是包庇托派，同托派勾结在一块的，所有的教员都是托派分子，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你们就没有办法读书。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回去团结苏区来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和国际的周围，拥护中央，拥护代表团，反对这些托派分子。同时告诉我们领导这个斗争的是吴克坚同志，你们以后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去和吴克坚商量。不久吴克坚也找我们去谈话，也是上面的这些话，另外加上李立三、罗章龙右派（指陈郁）。没有多久王明同志又找我们两个去谈话，告诉我们有个缺点，就是幼稚，没有学习理论，不晓得斗争的策略，听说我们要把李立三、右派和托派一样的斗，他说这样斗不好，李立三、右派应该斗，但现在不应该斗他们，主要的要斗周达文等。现在应该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达到打倒托派的目的。我们当然按照这样做啦，斗争的结果是校长撤职了，原来在学校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走啦，我现在所记得的有周达文、于秋松、董××[57]、蒋经国、捷可夫、教务处书记苏拉可夫（他是上海工人），陈郁的支书也撤换了，换了吴克坚同志，教务处主任换上普世奇，校长换上外国人。这些人走了后王明同志来学校一次讲话，说明了这一次的斗争，我和同志都是积极的，拥护党和中央，很好，但是有个别同志，表现得非常不积极，并和托派勾勾搭搭，如右派的头子陈郁、阿合斯基（中国人）、黄海等，这些人应该很好的表明态度。在斗争中，有很多事实都是捏造的。比如说于秋松等和列宁学院院长勾勾搭搭，并同她睡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说周达文从远东回来后住在老太太家，也没有这回事，因周达文从离开学校就没有回来过。说陈郁同志同右派有联系，证据就是他同罗章龙通信，实际上我记得只是陈郁同志和国内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

李国华还说：“王明同志对于党内生活完全是家长制的统治”，并列举了几个事实：（1）普世奇任教务主任时，时常不到校办公，许多问题不解决，到学校也只看一、二班的同志，对三、四班根本不过问（三、四班是中央苏区去的干部多）。我曾代表第三班向王明同志建议过，希望王明同志能和普世奇谈谈改善他的领导方法，王明同志当时就这样答复：你们来到苏联就学坏了，这里比你们在红军学校还坏？你们还提意见。回去告诉他们，不准随便提意见。他是个红色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务主任？！没有丝毫的解释，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一顿。（2）克利莫夫任我们三班党史和列宁主义的教员，每次上课都要迟到10～15分钟，早退十几分钟，上课不准备，一句俄国话，一句中国话，学生没有办法记笔记，因此我们提议换教员。这消息被王明同志听到，马上要我和陈贵去（我当时为班的小组长，陈贵为班长），把我们责备一顿，认为我们学坏了，这也批评，那也不满意，自高自大，红色的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员？

8月 将何一民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劳动。

何一民回忆说：“陆续地，王明把和他观点不一致，他又拉不过去的同志弄到工厂去了。1932年6月，林铁和杨秀峰被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8月，我也被送到同一工厂。”“两年后，杨秀峰、林铁同志走了，我再给王明写信，他就不答复我了。一次，我寄了二百卢布，让王明转交我国内家中的父母，他给我退回来，说以后再说吧！但我从此再没听到回音。回国后，我才知道，母亲在那几年无依无靠，沿街讨饭，最后饿死了。我跑去找王明，他不见我。白天去，他说没时间；晚上七八点钟去，他又说睡觉了。回想起我临下工厂和王明交换意见时，他假惺惺地说：‘你年轻，来这儿不容易，到工厂深造一下，以后要常给我来信啊！’他还奉承了我半天，并亲自写好一大摞写明自己通过［讯］地址的信封，让我带走。现在，这些信封还没用几个，他就不来信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断了。看来，历史上的两面派都是一个味儿，当面说好听的，背后总要捣鬼。”[58]

夏 曾想回国。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曾于32年夏、33年夏、34年夏，三次准备回国（有两次准备经西欧回去，护照行装都准备好了）都因负责建立交通联络的人被捕而未成行。以后又因红军长征未能回去。”

8月27日～9月15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第一次发言是9月2日，第二次发言是9月12日。这次全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59]

9月2日晨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言。发言共分“我们战胜了自己苏区内部的敌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反帝高潮和关于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三个部分。他说：“中国的发展开始倾向于中国苏区和白区的革命运动融为一体。正如提纲中所正确指出的，国内存在着革命的形势，而在大部分国土上是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的总纲领正确地规定了我们当前的以下一些基本任务”：1.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的口号下动员群众；2.发展和统一苏区、巩固红军；3.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4.坚决采取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组织和争取那些加入国民党工会的工人的方针；5.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抗税和抵制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财产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等口号；6.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和中、苏工农结成兄弟联盟的口号。并说：“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民族革命任务，而且意味着其国际主义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且意味着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胜利开端。”“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是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都应该给中共以应有的帮助。”[60]

9月3日晚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9月12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发言。该发言共分“从满洲事变到上海抗战”，“上海抗战”，“关于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反战工作的落后现象”等四个部分，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些兄弟党的反战工作做了分析。关于上海抗战，他否定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抗战的积极性，说：“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或者军阀投机分子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吗？不是。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参战的，而且一直在寻找暂时停战或投降的机会。”“上海抗战主要是在全中国广大群众反帝高潮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政策的必然继续。它的特点主要是自发性。上海抗战的真正组织者是积极参加了这次战争的上海工人。”关于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他说：“当前，我们在满洲的主要策略方针是灵活和正确地采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目的在于夺取、巩固与扩大对于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的军阀、官僚和保皇党，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进一步发展满洲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打下基础和动员满洲的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61]

《中国问题》俄文版1933年第11期刊登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的报告节录》。

9月15日后 继续批判陈郁。

陈郁回忆说：

国际十二次扩大会时，因我旁听了两、三次，他们一定要我在会议上传达。我根据大会决议“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提出这样意见：中国今天处在民族战争环境中，我们任务不仅要争取工人阶级，而且要争取工农小资产阶级大多数，这是符合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的……他们马上全体动员开大会斗争我，说我公开反抗国际决议，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支书工作，强迫我承认错误。

有一次我和李立三谈到：关于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问题。李立三说这个行动口号适合中国各个角落。我表示意见：在全国范围是行动口号，各个地区不相同，有些地区仍是宣传口号。我开他玩笑说：“你的看法是立三路线残余。”以后王明等人打击我说：“陈郁反对‘武装人民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动口号’，又说这是一贯右派理论。”

有一次王明在中国学生部报告：《中国党的工作问题》，我在讨论时说：“目前中国党在白区工作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而是要集中力量反对‘左倾危险’。”他们说：陈郁这种提问题的方法，不仅右倾，而且遮盖国内右派的反党行为。

讨论职工运动，我又与他们意见不同，由中国回去的国际代表在会议上报告职工工作。王明骂他右倾。我同意国际代表的说法，结果又被他们大骂：“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和国内右派通讯问题，当时学校每月发给五元美金优待有家属和小孩的学生。我经过柏林转给家里，后收到回信。在莫斯科收到国内来信是很欢喜的，给同学们传看。这封信的内容是家庭事情。过去有位同志，我离开上海时，他病倒了。他在信上写几句问候我的话。几天后，王明要这封信，我答应送去，回宿舍到处找不到。我告诉他有谁看过，可以证明信的内容。王明说我和国内右派通讯，瞒骗党等严重错误。据吴克坚同志说，这封信是他们偷给王明了。

再一事实证明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威胁一个青年同学，叫他反对我。但这个同学没有执行，以后便受压迫，结果得了神经病（这个人后来生死不明）。他们还利用这个病人反对我。后来他们承认是他们干的。[62]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10月革命纪念节以后，又来了一个反陈郁同志右派的斗争，王明同志的指示：（1）说陈郁同志同国内的右派有着联系，并在莫斯科组织右派分子；（2）陈郁同志同托派有联系，表现在反托派斗争中，陈郁表现不积极，态度不明显，并与他们勾勾搭搭；（3）陈郁同志反对新的中央和东方部的领导，企图重新爬到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去；（4）陈郁同志没有清算他在国内的右派错误，还继续地进行两面派的活动。因此，他让我们展开斗争，斗争方法应该鼓励罗迈同志，说明他承认错误是比较彻底的，是比较快的，争取阿合斯基，还要利用李立三，同学校当局的关系搞得好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请示校长。结果，斗争开始了。首先由罗迈同志作报告，传达斯大林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以后就讨论。在讨论中，首先请陈郁同志表示态度。陈郁同志在发言中联系到中国党内的几个问题，认为党内目前主要是“左”倾的危险，当时在会议上就斗陈郁同志，认为他贩私货，掩护右派，在党内活动，转移我们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一来，差不多在每次的会议、每次的文章中，陈郁同志都是不对，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一直到33年底34年初（大概），清党委员会给陈郁同志最后的严重警告，并送到工厂做工。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陈郁列席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后，在向中国部支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王明的追随者把陈郁的谈话掐头去尾，加以歪曲，成了“对抗国际决议的言论”。王明很高兴，认为抓住了陈郁的反对国际的把柄，找到了攻击陈郁的炮弹。他在批判陈郁的动员会上说：陈郁的关于国际决议的言论，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露骨表现，是反党、反国际的明证，他除了必须向党交代上述反动言论外，还必须向党交代：一、同李立三谈话中提出的反对党武装人民抗日的主张；二、诬蔑攻击我的关于白区工作主要危险的论断；三、同国内右派通讯，并拒绝向党交出右派来信。陈郁还未作“交代”，王明一伙即对他接连开了两天批判大会。王明的一个追随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陈郁关于白区工作主要危险的观点是“左”倾的谬论，是直接针对王明的列宁主义的论断的，是不甘心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可耻失败而进行的疯狂反扑。另一个身为支部委员的王明追随者揭发说，国内右派不断给陈郁写信，要陈郁在国际替他们申冤叫屈，妄图推翻“伟大”的“四中全会”决议……在两天多的批判会上，陈郁几次站起来要求答辩，都被王明制止了。第三天，陈郁有条不紊地批驳了王明一伙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63]

9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卷第12期发表《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的新策略》[64]，《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65]

9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莫斯科出版《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的小册子。

10月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王明很快返回”。[66]

10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提出让王明回国。此后，在莫斯科和上海之间的电报往来中，多次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67]

10月26日 撰写中共中央给日共中央的贺词。[68]

同日 致信革命作家国际同盟书记处。[69]

同日 作关于中共组织及党员人数的情况报告。[70]

10月 到列宁学院作政治报告，题目是《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10月间，第一次听到王明的政治报告，题目是《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在这个报告中，王明自以为超出国内所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是他们都不能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原则上加以整理、发挥、宣传，唯有他才能把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材料，加以整理发挥，提到理论的原则高度上——两个中国的对立，两个政权的对立，立三主义者不懂，现在国内许多同志，甚至于中央的负责同志，仍然不懂这个基本问题。闹了多年的革命，从井冈山搞起，都停留在革命的低级阶段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委员会，不懂得建立革命政权的实际意义与作用，他认为这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是四中全会后新中央领导之下的伟大成就之一。“他的目的与出发点完全不在于教育同志与总结革命实际经验的，而是抬高自己，巩固个人威信，在内容方面也不过是教条与党八股而已。”

秋 代表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写信。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在这年秋“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满洲省委，制定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与东北军及满洲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同期 作七绝《秋风思沪》一首，诗曰：

草黄木落又秋风，故国人民水火中。

昨夜梦忙回上海，今宵不寐月当空。[71]

11月2日 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写信，说：“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请求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帮助我们解决以下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向我们提出了联合苏区和进一步加强红军的任务。这样做的必要性是毫无疑义的。但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动进攻，应该掌握哪些中心城市和如何持续进行下去，以便解决把单独的苏区联合起来，把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联合起来和开展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的任务。”“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策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对此问题，中共需要并期待着你们的指示。”（2）“关于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中共在满洲的总的政治和策略任务已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所确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除了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外，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而满洲党委则没有能力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和对它们进行日常领导。因此需要联共（布）在建立联系方面和在派遣在远东工作的合适同志方面给予帮助。”（3）“关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问题。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4）“关于派中国飞行员去苏区的问题。中国红军的主要军事技术弱点之一是没有航空部队。据一些信息说，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了12架飞机。但那里没有飞行员和机械师，不能利用这些飞机。在苏联领土上有中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中共中央已几次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请求，派一些中国共产党员飞行员到中国中央苏区来，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讨论并让斯大林同志参与解决这些问题。”[72]

11月7日 在莫斯科再次翻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编辑部的话》说：“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73]

11月28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其中说：我们的红色游击队还远远不是满洲游击运动的决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力量。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等的某些部队里工作。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此外，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些队伍必然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攻下崩溃瓦解。然而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在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满洲党组织犯了一系列策略上的错误。它不懂得也不善于贯彻反日、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我们的农民游击队中和我们能够掌握的那些队伍中，我们要进行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为了切实保证对游击运动的领导，首先需要加强我们党在满洲群众中的工作。需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工会组织。为此需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制定满洲工人群众的需求。其次，我们必须为农民和饥民提出具体的要求。此外，必须为满洲的少数民族、为蒙古族人等提出专门的要求。为了实行所有这些措施，首先要加强我们满洲的党组织。要在那里建立坚强的、独立的和有首创性的省委。此外，还要在各地，在南部、北部和东部以及一些游击部队中建立党委会。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能真正争取到抗日运动的领导权，才能胜利地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74]

12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75]

1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76]

12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77]

12月26日 《写作要目》说：王明于这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满洲情况，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2月27日 格伯特在从上海致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组成，其中第12号为王明。[78]

12月30日 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广州公社五周年与中国现状》的报告，刊载于俄文版《中国问题》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35～36期、中文版1933年第1期。《写作要目》说：此文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国民党的失败，工人运动，广州公社意义，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反革命罗章龙派问题，几点总结等。从此文起，作者把‘暴动’二字改为‘起义’。此后，党的文件把所有‘武装暴动’都改为‘武装起义’。”

年底 于莫斯科作七绝《苏联的历史性胜利》。[79]

下半年 与李维汉谈话，要他回国工作。李维汉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当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你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80]

本年 在《革命的东方》俄文杂志第3～4期上发表《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23期上发表《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81]

本年 伯力远东国际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一书，其中除收入王明的《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底任务》，还收入王明写的《中国的反帝运动》。文章说：“要进行和组织反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民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方行。”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自己在苏区和非苏区的任务，“首先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作十倍加强的思想上的无情的斗争，应无论在何时何地，给国民党派别……所宣传的实质上的三民主义，民族改良主义，托落斯基[82]主义的思想，及一切毒害反帝国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顽固思想以无情的打击”。

同年 曾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内容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和发展党的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批评乱加地方党组织右倾机会主义罪名问题”。[83]

同年 作《云天南北（悼蔡和森[84]同志）》七律一首，诗曰：

同舟赴莫七年前，会罢欢欣赠勉言。

再幸晨昏领教益，那期南北隔云天。

每日风雨忧寒暖，常盼鱼鸿报健安。

犹忆临行语衷曲，生死离别倍凄然。[85]

1933年 29岁

1月初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

1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86]

1月7日 在致库西宁的信中说：请您尽快阅读和审定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请您拨冗与我谈一谈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87]

1月17日 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明确宣布：“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88]这个宣言，实际上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良好反应。以正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指挥官陈诚将军为首，正式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而蒋介石拒绝了，暴露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虚伪性。福建人民政府和红军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冯玉祥和方振武将军以及吉鸿昌（共产党员）将军于1933年在察哈尔起义，也声明同意中国红军的三条件；1936年夏，两广军事将领和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臣[89]将军一样，也都同意三条件，愿意停止内战，与中共共同抗日。”回忆录还说：王明起草这个宣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称赞王明：“王明！你比蒋介石狡猾些，你一定能战胜他！”并且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发给中共中央。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他写的这个宣言开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古西宁并不同意。后来古西宁和另外两位领导人都休息去了，他说服了曼努伊尔斯基，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了。但“古西宁和米夫仍不同意，古西宁很生气地说不应该不等他们回来就发了电报！”

1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90]

1月26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这封信共分四部分：“日本占据满洲后一般的状况”，“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分析了日本占据满洲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第二，分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对他们应分别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中指出：“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91]

第三，强调要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改变了过去“北方会议”提出的要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指出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等，强调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总之，这封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针对不同的抗日武装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群众斗争中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并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有重要意义的。比过去中央推行的“左”倾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很多错误，仍保留了许多“左”的思想。

1月 撰写《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又名《东三省情形与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2期，俄文版第4、5期合刊，《太平洋工人》第5期。文章共分为“东北在被日本占领后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形”，“东三省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共产党员在东三省的任务”，“东三省现时群众斗争的要求和口号”，“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东三省党的组织”五个部分。

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和思想与“一·二六指示信”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它明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文章根据“尽可能地建立一般民族的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如下的“一般的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的财产，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实行总抵制，发展广大的反日运动，建立选举的人民革命政府，等等；并说为要实现这些一般的政治口号，首先就要正确地和敏捷地实行特殊的一般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和策略，且要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但文章仍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等观点，说“必须牢记着：无论如何，下层统一战线都应成为我们的工作底基础。任何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当我们能够保持下层的统一战线和上层分子处在下层群众革命情绪逼迫下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而且于我们有益”。文章还强调“党应毫不容情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应成为党的全部工作及领导的基础”。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1935年作者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和1938年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名为《满洲的情形和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主要内容是：“日本占领后满洲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反日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党在满洲活动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同月 撰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刊载于《共产国际》第4卷第1期。[92]

3月14日 在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讲演，载于共产主义学院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汇刊及《共产国际》。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基本论点，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93]

同日 作自由体诗《卡尔·马克思（纪念逝世50周年）》一首。[94]

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95]

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决定以王明名义发出，其中说：“现给你们寄去：1.原则性的基本条款草案，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2.关于这一斗争在满洲、内蒙古、甘肃和华南的近期任务的建议草稿。我提请中国同志们特别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审查和修改实际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我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应当考虑到，争取消灭对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应看作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决定。”[96]

4月28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97]其中建议：（1）重申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98]。（2）在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事业中，加强我们工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3）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最广大群众同干涉者作斗争起草基本纲领。在这个指示草案中，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口号具体化。这个指示草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得到批准后，在其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指示[99]。[100]

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党的领导人决定，要中共驻北平办事处与有抗日要求的冯玉祥进行联系。为此，李德化名奥托·斯特恩，携带史沫特莱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以新闻记者身份从上海到北京进行活动。由于上海派去的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办事处联系的人被捕，同冯玉祥联系的工作只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几天后又回到上海。

同期 宣扬“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3年春，王明来了一个与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所谓超种的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有许多成分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合作社，银行，工农红军等，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交流与不可分离。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东铁路形势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精神写一篇文章，在国际报刊上发表。[101]这篇文章即后来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苏中工农联合万岁！》。

5月23日 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停止在报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或工会小组的企业名称。在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应重复‘合法的招募运动’，要代之以真正单独地有步骤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业中，要在这些企业的车间、班组和各个部门组建党支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生产支部今后遭破坏。”[102]

6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苏中工农联合万岁！》。《写作要目》说：这是王明“为解释苏联出卖中东路给日本问题而作”。

7月2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103]

7月 在《共产国际》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五卅”事变八周年与中国现状》。[104]

同月 康生离沪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赴苏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可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时，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恩来和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国际代表，因王明准备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105]

据黄药眠回忆：“当时，康生对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征求王明的意见，出去发言时就事前把发言稿给王明看，或临走前向王明说明要讲的要点，看王明是不是同意。”[106]

黄药眠还回忆说，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国际职工代表的报告。他说：“大约在王明来莫斯科半年多之后[107]，有一位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搞职工运动的同志回莫斯科作报告，说中国当时的职工运动是处于消沉时期，即处于低潮阶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过头，谈过话，知道他在职工国际要报告的内容，于是派康生去职工国际出席这个报告会。等那位同志（美国人）讲完之后，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来驳斥。康生说，他不同意这个报告人的估计，中国的职工运动不是处于低潮和消沉的时期，仅仅是暂时的沉默（Temporary lull）。就是说，中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很好，还是在蓬勃发展，不过临时有点暂时的沉默。这是两种不同的估计。康生出来驳斥这位代表的估计，目的是维护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108]

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和人员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被看做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责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制定一些改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联络机制的措施，并提交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109]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说：“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危急。7月我们只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们不得不停止联系和把机关人员压缩到最危险的极限。光是党每月就需要不少于4.3万，青年[110]需要1417，此外，还有工会。绝对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111]

8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文章批评有的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批评说：有“好多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的机器，农具商店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工等那更不消说了”。还批评了“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说“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文章说：“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在劳动政策方面，文章批评了有的同志提出的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做不到的主张。在工业政策方面，文章建议：苏维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业和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法，改良经济状况。“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同时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在商业政策方面，文章提出：“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当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要执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经常供给”。文章对一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是王明的一个新的进步。[112]此文还刊载于《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国内的《斗争》杂志曾转载，[113]上海中国书店曾出版单行本。[114]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对于这篇文章，“他们都不同意，虽然这一文内写得很委婉。实际上，当时苏区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宁、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齐起草的，因而他们都不同意纠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来把这些关于宪法、土地法、劳动法草案都带回去了——（参见‘关于富农问题’等王明的回忆）。古西宁因为不同意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意见，于1933年他宣布以后他再不管中国问题了”。

8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全文共分为“国民党与红军斗争的新策略”，“国民党底大失败”，“红军和苏维埃底胜利”，“击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15]底教训”四个部分。文章认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于夺得了领土，值得炫耀的是“敌人始终没有一次能够侵入中央区的中心区域”，而红军反“围剿”中的错误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不善于“争夺大城市（依各种新式军事技术而筑有防御工事的）的斗争”。他这个批评，对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制定错误的战略战术产生了严重影响。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116]

9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请求[117]，我们在开展反对美日英干涉苏维埃中国、反对瓜分中国的运动。请不断寄给我们材料。请向苏联政府通报。”[118]

9月25日～10月间 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据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了两次电报：1.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2.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同敌人拼消耗”的口号。

9月27日前 撰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告世界劳苦民众宣言》。[119]《写作要目》说：这是“为反对国民党六次围剿[120]写的，见莫斯科《十月》报第一期，《苏维埃中国》法令汇编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写《〈苏维埃中国〉引言》。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两年来所发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汇编成《苏维埃中国》小册子，王明为之写了《引言》，介绍小册子以及苏区情况，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其中说：国民党说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不要国家”，“不要民族”，“不拥护民族利益”，“事实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再三提议全体人民和一切军队共同武装抗日，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对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壮烈的反抗，只有苏维埃和红军自始至终坚决主张武装收回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及一切失地，主张根本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底在华统治”。《引言》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为，对工人、农民、城乡贫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发出号召：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顾个人一时利害，奋起身来为拥护真正武装抗日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和真正武装抗日军队（工农红军）而战斗”。这本小册子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

10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中都有王明。[121]

10月8日 与康生联名致信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22]

10月9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123]

10月13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124]

10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布置代表团当前要做的工作：1.准备文件，其中包括反奸细文件，关于满洲问题的文件等；2.准备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报告，确定报告人；3.写文章等。

10月27日 与康生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

信的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几点”；“此外还有几件事顺便告诉诸同志”。

关于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信中说：“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党，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切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们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其要点是：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信中还说，“这个文件的目的”，是“给全国民众一个具体的明显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125]

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比1月17日的宣言又进了一步，统一战线的对象已从愿意实行三条件的武装部队，扩大到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团体等中间势力及其上层人物。

在寄这封信的同时，王明等人还寄给中央政治局一种《红军须知》小册子。他们希望中央将小册子“很快的送给苏区”。

王明等人起草的这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后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将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的来信转发全党。

《传记与回忆》说：《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章任卓等知名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共三千余人，作为委员会发起人签名发表的。后来，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在这文件上签名赞同，因而不仅引起了抗日运动普遍的高涨，而且在海外华侨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10月29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中国形势与中共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周立[126]关于“列宁学校中国班清党问题”的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王明说：接受意见后“向清党委员会报告”。

10月 撰写《致巴比塞、罗曼·罗兰及一切出席行将在巴黎开幕之青年反战大会的代表们》，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写作要目》说：此文“号召为保卫革命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而组织群众斗争”。

11月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两个不足：一是“我们党组织和代表团同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联系不够。例如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黄色邮电工会组织。他们有合法出版物、合法报刊等。如果我们打算同他们取得联系，召开会议或举行大会，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里有我们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党团，并且工人情绪高涨。如果同这些工人取得联系，这会对暂时还参加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义……以后要纠正这些不足之处，并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把他们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黄色工会的伪善。还有一个不足，这就是我们尝试同帝国主义驻上海的军事力量建立某种联系不够”。接着，他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第一，在中国方面，应该加强我们在上海的反战委员会，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诸如宋庆龄等半地下的人士参加外，还要吸引广大公开的人士、新闻记者、教授、教师、学生等参加，以便使我们的委员会以后在行动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机会。第二，建议世界反战委员会[127]向上海派常驻代表，他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并同公开的和半公开的人士建立联系。第三，建议在上海创办固定的机关刊物，一方面使用英文，另一方面使用中文。[128]第四，建议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战委员会的协助下，不仅同上海的反战组织而且同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战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便从中国内部和外部一起采取行动，在这些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建立反战委员会，使我们的活动能够在全国展开，首先是在那些我们有很大可能做这方面工作的地区。还建议效仿美国建立中国人民之友协会。[129]

11月11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严厉批评列宁学院、东方大学中国学生支部的负责人。

在“中国苏维埃第二周年纪念”会上，请了各国代表来参加。王明讲话时，中国的同志喊口号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给各国代表，后送给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说：“东大之某某同志工作不够……送旗时未鼓动（原记录如此）”，“送德党花而忘自己的党”，“某某同志之错误甚大”，以后“要消灭自己蔑视民族态度”，“不容许对于党的领袖不尊重”。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清党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有一次请各国的代表来参加一个纪念会，王明上台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同志喊口号喊的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各国代表，后送王明同志。结果王明同志大发脾气，第二天专门将列宁学院的吴克坚、黄波、周立及东方大学的克利莫夫等同志（他当时为东大的中国部主任）叫到共产国际去，大骂一顿，说什么你们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来尊重你的父母；你们不尊重自己的党和领袖，要别人尊重你们的党和领袖啊！学了这么久，尊重领袖就是尊重党都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十余万人向十九路军进攻。本来，红军应该与福建事变领导人联合起来一起反蒋。可是，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局的军事代表夫列得的“两个电报把事情弄坏了”。据《传记与回忆》说：“第一个电报，政治上他对福建事变的估计说：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或者是苏维埃道路，或者是国民党道路。他说：福建政府那边有军阀和社会民主党（指第三党），不能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接电后，王明起草，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同意并签字回电说：“对福建政府的这种估计不正确，他们既接受我们提的三条件，应和他们建立抗日联盟和反蒋的军事行动。但此电去后，未见回电。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电报说：为的使蒋介石便于进攻十九路军，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带）。”“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电后都大吃一惊！立即复电，叫他们把红军从赣江西岸调回赣江东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时才回电说：“红军东征已来不及了！”“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结果，很快连城失守，十九路军瓦解了。”在共产国际小委员会开会时，王明说：“原来红军守住连城，连城是福建北部之枢纽地带。蒋介石要打十九路军，必须经此处，否则他们过不去。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因为红军一去，连城则守不住了。而连城一失，蒋即可南下。十九路军见我军西调就会瓦解，而其他各地方军阀虽都反蒋，但见十九路军不能成功，对我们失去信心。而我们中央苏区就有遭受蒋介石从东北两方面夹攻的危险！”皮亚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夸奖过王明说：“王明是个有天才的人，他离苏区很远，却知连城对我们的重要。为什么在战争进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也说：王明“不管军事，又离得这样远，他知道连城的重要，为什么他们离那么近也不懂得呢？”[130]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也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的电报，关于福建事变的有两次：1.纠正中央对福建事变的错误的政治估计，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纠正把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调去赣江西岸，使十九路军单独抵抗蒋介石进攻的军事错误。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错误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要经过远东局转发，所以他们没有发给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于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题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共分“中国——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等三章。

王明在演讲中说“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为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要“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纯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这个演讲从帝国主义进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这一概念出发，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没有突出抗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演讲不是团结主张抗日的一切人，而只“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在兵运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还强调地说：“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131]

王明这次演讲，是他1933年年初以来思想发生某些变化的一次“左”的反复，后来用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1934年1月31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王明、康生著《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32]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133]

11月30日 与康生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11期发表《东方劳动者底重大损失》，悼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片山潜。

11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十月》特刊上发表《反革命的第六次“围剿”的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134]

同月 在莫斯科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讲话，[135]并作七绝《悼片山潜同志》。[136]

12月2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干部问题。

12月28日 同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谈话。说在中共中央送来的材料上，“经常的看见‘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名词，其实这些名词是不能够随便乱用的。把这些名词用得太滥的时候有两种不好：第一，用得太滥了，中国党的同志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失了‘机会主义’原来的政治上的严重（肃）性，第二，用得太滥了，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年 在《真理报》第341号发表《广州公社六周年》，还作七律《念念不忘（悼陈原道、何子述两同志）》，五律《妇女英雄（悼黄励同志）》各一首，发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领袖》，在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的讲话。[137]

下半年至1934年春 曾想回国。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陈绍禹曾试图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国。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接到国际指示，要为陈绍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说，陈将经由欧洲到香港，要我们把他从香港转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国际指示后，两次派人去香港进行安排，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电台台长、接收国际关于陈绍禹问题指示电的李晋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莫斯科受过专门无线电训练。自然，上述两个情况都影响了安全。再进一步试图把陈绍禹送去瑞金，实在风险太大，这样，陈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国到延安。”[138]

同期 散布对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不满的言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对瞿秋白、周恩来、罗迈等同志，王明一贯地向我们介绍，他们都是老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有他们，盲动主义有他们，冒险主义的历史路线有他们，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他们，现在于苏区又搞机会主义，因此王明同志认为这些人的前途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或布哈林的前途（此话是1933～34年讲的）。

李国华还说：对吴亮平、郭化若、萧劲光等同志，王明同志向我们数次地说过，他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同托派有联系，他们现在的工作是不适合的，国际已经去电给中共中央，叫撤销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吴亮平，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批评托派的文章以后，王明同志在会议上公开地说吴那篇东西是在吾党和机关报上公开的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政纲的文章，他说中央的警惕性太差了，托派的言论侵入到中央的机关报上都不知道，因而国际与代表团也去了急电，要中央撤销吴的工作。

李国华还说：王明认为毛主席在创造苏维埃与红军中是有功劳的，毛主席是我们在国际上与国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是我党的领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主席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多年在农村中活动，而没有能够得到理论的学习，使经验不能得到总结，提到理论的原则，同时缺乏国际的知识，在一切东西中能大众化，但是在国际问题的分析上常常发生不充分甚至错误，因此我（指王明）的任务是回国去帮助他，当主席的秘书或助手。

1934年 30岁

1月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工作计划，决定给满洲的信先“与列校[139]满洲同志讨论修改”，然后再讨论。

1月10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列校课程问题计划”。

1月中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明虽然没有参加，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传记与回忆》说：“在六届五中全会前，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理由是：王、张不在中央苏区，毛做政府工作。同时提出：选陈云、张闻天做书记。国际复电不同意这些意见。博古又来电说：‘可以不选陈云、张闻天为正式书记，但请批准他们作候补书记，不然书记处无人工作。’至于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但他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一个书记处名单，即正式书记为：博古、王明、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候补书记为陈云、张闻天，他说他的这个名单是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的。然后，由罗迈同志提议选举博古做总书记。”[140]但这种说法似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对新的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不可能不和共产国际商量，不向共产国际请示。其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书记处成员中并没有毛泽东，他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书记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其三，既说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又说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也前后矛盾。

1月 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中国革命不可战胜》的演说。

《写作要目》说：“因时间很匆忙，讲话不长，不是自己写的，是俄国同志记写的，没有中文。”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编目说这个演说是库西宁等记录的，发表于《环球》俄文版第3期。[141]

同月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随后在2月3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明得知后特地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很不满意，并批评博古：“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收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通知，作意见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142]

同月 在列宁学院的清党中重点清查和打击陈郁，不久把他送到工厂劳动，并且不给转党的关系。

陈郁回忆说：1934年1月我参加了清党，当我对自己的历史作了报告后，“康生和王明等人讲话。康生批评我认识错误还不够。王明的追随者说我反对代表团领导和帮助周达文派。王明演说，批评我对自己反革命错误认识不够，瞒骗党，在莫斯科学习犯了许多原则理论上的错误，并与周达文等人反对领导，在实际和理论原则上非常严重，严重到要开除党籍”。“清党委员会决定给我最后严重警告。中国代表团要开除我的党籍，清委不同意。王明和我谈话时说，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是不给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政治资本，说‘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清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我到工厂去生产劳动。”“我去工厂，代表团没有给我组织手续，叫我先去，以后给我转。开始时我写了八次信，工厂党委会写了两次，向中国代表团要组织关系。他们答应办，叫我等待。一九三九年夏天，逼得我亲自到莫斯科向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表面答应，实际上没有解决，康生是清楚的。从此以后，我做长期打算，决心做个先进公民，更系统学习技术。我想有王明、米夫这些人，回国是极困难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写过多次信请求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九年又写过四次信，请求国际给我组织关系和回国工作。前后我写过请求书十二次。”[143]

周焱等著的《陈郁传》也说：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宣布列宁学院的清党重点对象是陈郁。王明和他的副手康生亲自到列宁学院动员清党。他们把陈郁叫到办公室谈话。王明高坐在办公桌后面，康生靠在沙发上，对陈郁说：“我们是来通知你交代问题的。”他们也不叫陈郁坐下，就让陈郁站着听他们“训话”。王明说：“你的问题很清楚，一贯地反党，反国际，勾结右派，组成反党小宗派。本来要把你送集中营审查的，但为了教育群众，同时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你是否有转变的可能。你不要存侥幸心理，你的材料足足装了两皮包，根据那些材料怎样处罚你都行！就看你是否改悔了。”陈郁被迫作了三十分钟的交代，康生听了第一个跳出来说：“陈郁对错误的认识不够、不彻底。陈郁隐瞒了他在反党活动中最主要的事实，例如在莫斯科如何勾结右派周达文，公开反对中共代表团领导等重大问题。”王明说：“陈郁对‘四中全会’前后的反党问题轻描淡写，对来莫斯科后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说明他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也说明这两个问题是他的要害！党号召每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同陈郁作坚决的斗争！”大会以后，陈郁又不断被批斗。在对陈郁反复斗争以后，王明等人提出要开除陈郁的党籍，送西伯利亚劳动。学院党委提出给陈郁“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工厂参加劳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批准了学院党委的意见，否定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在把陈郁送到工厂劳动之前，王明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对陈郁“训话”。他说：“根据你的错误，完全够资格进集中营，考虑到你的血统工人的家庭出身，从轻处分，即使从轻也应该开除你的党籍。但为什么又不开除呢？为的是不让你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免得他们宣扬。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康生欺骗陈郁说：“你先到工厂报到，我们随后给你转去组织关系。”陈郁想不到他们会用这种伎俩来中断他的党籍，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报到后很久，王明、康生仍未把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去。他多次去信催促，总是石沉大海。王明一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地取消了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144]

师哲也回忆说：1934年，苏共进行清党，开展反托派斗争。王明、康生趁机把陈郁同志送到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临走时，王明找他谈话说：“这次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不给你在国内同志面前捞政治资本时说：‘我们的同志多么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出党。’”他要求带走组织关系，却遭到他们的无理拒绝。[145]

2月4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报纸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报纸“纪事须多”，“通讯要叙述活的事情”。

2月5日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发言，介绍了一些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他极力夸大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19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正是由于红军取得上述各种胜利的结果，近几年来苏维埃中国的形势大大改善。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红色游击区）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但是，形势之好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军队的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红军的主力部队中，共产党员占50%～60%，无产阶级成分占25%～30%。”关于胜利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146]

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米夫、王明和库西宁在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基础上起草给中共的复电，认为同广州人在一定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并认为《中国论坛》杂志有必要继续存在，必要时要为此拨出资金。责成王明和米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起草关于编辑部人员组成的建议。[147]

2月10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报告《两个月来的工作计划》。会议决定集体写一本“民族革命战争”小册子，王明分工写“理论”、“实际”、“中国发展之重要阶段”等部分。

2月21日 上海油印的《斗争》第64期发表在王明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

文章列举了“最近数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苏维埃与红军获得了最伟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表现，强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开展了不调和的两条战线斗争”。指出：中共中央“时时进行了和进行着严格的斗争反对目前主要的危险右倾”，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现的“消极的和张皇失措的情绪和观点”，同时也反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左的情绪”。文章还指出，在劳动政策上、土地问题上、非苏区工作上、反帝民族革命运动中还存在着缺点，“克服工作中的基本弱点与缺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任务，而且又是苏维埃与红军迅速而胜利的冲破国民党五次‘围剿’”之基本保障。

该文还发表于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火线》第15期，同年6月30日苏区中央局铅印的《斗争》第66期，12月31日出版的《起来》，并收入193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

2月27日 写七绝《光辉的凯旋》，以庆祝季米特洛夫到达莫斯科，诗曰：

法西诡计尽烟消，共产光芒万丈高。

展翅腾空归祖国，众欢声响彻云霄。[148]

2月 撰写《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改选运动和苏维埃的民主》一文。

文章说：“对于地主、资本家、富农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须特别鲜明地实行专政，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则必须发展最大限度的民主。”但是，“我们在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民主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经常发生那种绝对不能允许的现象——对民众强迫命令”。我们“对民众的主要工作方法必须采用劝导、说服、教育”。“要教育、改造、训练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首先应该让广大农民群众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言论、行动违反苏维埃政权的利益和苏维埃的法律时，苏维埃应该随时使用武力、权力机关把他们逮捕、监禁甚至枪毙”。“对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等，苏维埃政权要比处理劳苦民众中的罪犯严厉十倍”。[149]

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阿基莫夫根据交换的意见为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全面政治战略计划，还责成这些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和关于瓦解敌人工作的简短指示。[150]

3月27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并抄送王明，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您的代表A.埃韦特和中共上海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151]

4月3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参加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议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康生等在5天内根据交换的意见起草军事政治指示草稿，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责成米夫和王明起草关于《中国论坛》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会议还认为毛泽东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难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152]

4月9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写出《关于帮助中共在满洲工作的建议》。

同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写出《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其中说：“《中国论坛》报（如果不能继续用以前的名称出版，或者用别的名称出版）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帝运动，包括（在国民党地区的）游击运动和苏维埃运动。”“它每月出版应不少于两次，一有机会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一次。它应同时用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面应面向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文版面应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中国工人能看得懂。”“在《中国论坛》报周围要组织读者小组和广泛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和学生通讯员网，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作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式。”[153]

4月11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关于《中国论坛》报的性质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采纳米夫、王明和康生起草的建议。[154]

4月20日 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在“目前党内的几个严重问题”这部分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

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止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如江苏省委几次的被中央指出过犯了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两面派等路线上的错误，如满洲、四川、陕西等省委都曾被中央指出过犯了一次或二次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C.Y.中央全总党团同样的被指出过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当然在指出的一些党部的错误中，有许多带有非常严重性的，但是绝不能说他们都是路线上的错误，或者都是有了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乎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不能真正推动工作，另一方面使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发生害怕困难，对困难投降的情绪，而且甚至于使一部分幼稚的同志发生跳不出机会主义的泥坑的烦闷心理，以致有的发生对党和革命抱悲观失望的态度。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上，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C.将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无内容的空谈……这就减轻了两条战线斗争党内教育的意义，而且模糊了真正原则路线的斗争。

在这里，王明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但是，他不肯承认当时所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等等的斗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更不肯承认这些斗争，以至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他本人一再强调“反右倾”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自己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这说明，王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还是缺乏认识的。

4月23日 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说：“注意到日本人的声明[155]，有必要发表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声明，反对日本厚颜无耻的勒索，同时强调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背叛行径导致日本提出了这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耻辱的要求。声明中应该强调指出，国民党从华北撤军并把军队调到华中，这就便于日本人占领华北和进而占领整个中国。在这个声明中，要再次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还要重提六项条件[156]，表明可以开展神圣的对日国民革命战争。请保证中国红军同奴役中国人民的行为作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帝组织活动并准备在5月9日[157]国耻周年日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把以前的21条同日本今天的声明联系起来。有可能的话，要组织短时间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为表示抗议在厂门口和学校里组织示威活动。”[158]

4月25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4月20日信作了补充。信中说：“我们的斗争是为了组织，组织是为了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人“借口注意组织，不愿去发动群众斗争，有的在领导群众斗争时完全不注意保护和巩固我们的组织，因此时常看到一个斗争下来组织完全塌台”。这是因为“在斗争中将我们的干部完全暴露出来”，或者是“不顾一切‘轻易的’、‘不断的’浪费我们的组织力量”。信中还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稍为先进些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存在，但群众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旧的组织形式，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组织的外壳，将他们充实我们的新的内容”。这封信还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和进攻苏联的关系。说：“日本占领满洲和北中国的行动，是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的步趋［骤］，但是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上，必须首先指出日本进攻中国吞并中国的事实，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行动，然后再指出日本积极进攻苏联的阴谋。”

5月7日 撰写关于刊物问题的信。[159]

5月16日 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发言。[160]

5月20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邮寄书报问题，决定成立寄书委员会，王明在会上发了言。

5月27日 撰写关于共产国际第六～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共情况的报告。[161]

5月2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组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王明参加了筹备工作。他在筹备委员会中同贝拉·库恩、罗佐夫斯基、诺尔林一道，一度坚持“左”倾政策，认为“社会民主党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靠山”，“右倾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仅同意一定的策略变化，对共产国际的战略转变，抱有抵触情绪。经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帮助，他们才转变了立场。

同日 在苏联斯维德洛夫全苏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扩大会议上作《中国苏维埃是特殊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报告。后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1期、《马列主义函授教程》第11期。

《写作要目》说：这个报告原载该校校刊，《共产国际》俄文版转载。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在此文中“详细地阐明了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的论点，并强调指出，这个转变将发生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162]

5月～6月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后来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163]

6月1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列宁学院的教务计划。

6月7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64]

6月22日 出席代表团会议，讨论准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决定在党内外收集材料。

6～7月间 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王明参加起草的。其中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的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王明和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

7月2日 致皮亚尼茨基便函。[165]

7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决定到8月底要准备好各种文件，这些文件应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讨论，然后作为材料发给中共中央，其中“一般政治的”文件由王明负责。[166]

7月6日 致书记处信。[167]

7月10日 与康生一起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说“在上海恢复我们的领导机关后，我们建议”：“1.江苏省委和省青年组织暂时从上海迁到该省另一个合适的城市。2.在上海成立由3到5名成员组成的市委，不下设任何机构，它应通过省委而不是直接与〈中共〉上海中央局取得联系。3.上海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地委身上，地委应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尽可能分散，相互不直接进行联系，而只通过市委。4.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技术单位挑选干部。这是我们从暴露事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旨在从组织上进行改组，使我们能够把〈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同省委和地委分开，把工作分散，避免由于某一环节暴露而发生更大的暴露。请把我们这些建议寄给〈中共〉中央审批。我们希望〈中共〉中央批准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丧失时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所建议的改组工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有重要意义，哪怕是暂时这样做也好。”[168]

7月23日 致切尔诺莫思科信。[169]

8月3日 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意见。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是六次“围剿”问题，政治决议讲将冲破六次“围剿”，作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六次“围剿”的政治意义是这样的估计：“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那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那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像这样的措词，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即是使一些人感觉到六次“围剿”的斗争，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这口号在热河战争时提出。换言之在蒋介石公开禁止抗日时提出，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所以我们提议中央向苏区各级党明白解释这一口号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五中全会决议上说，冲破六次“围剿”来实现这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对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了解，在很久是当作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实际上六次大会指出的中国革命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这个任务，一般的说是已经实现了，苏维埃革命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虽然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些省的一个中心城市，但决不能因此否认苏维埃革命在这些区域的首先胜利。如果现在还把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否认了这些省份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把这个任务了解成占领一省与数省的中心城市。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证明占领中心城市□必须在下列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或者红军有了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或者红军的进攻配合着郊区的暴动，□么在敌人内部的广大的兵士暴动……再者在敌人营垒中发生最大事变……但是像以上的那个条件目前还是没有的……当目前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如果将占领一省数省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心任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1）使党员和群众觉到党提出的行动口号在几年斗争中不能实现；（2）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方向，就不能适应目前环境和将来的前途的需要；（3）不能有计划的适当的分配和蓄积我们的力量。

关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信中说“只收到开幕典礼，和毛同志报告结论，除与五中〈全会文件〉有同样措词的缺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同志认为是苏维埃的成绩与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反映毛同志丰富经验，单行本特将出版”。

另外，在这封长信中，王明等人还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策略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的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末现在应当走到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阶段。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帮助红军冲破六次‘围剿’的有效方法。”

王明等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指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路线是“左”的、错误的，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具体的改正“左”的错误的政策和措施，更没有先作自我批评，说明六届五中全会“左”的错误是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这封信毕竟触及了某些重要问题，毕竟是给“左”倾错误泼了冷水，降了温，因而是应该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信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同样的措词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丰富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纠正），其他俄、德、英、法、日、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译印。[170]

8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阿图尔[171]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责成米夫、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弗雷德和阿图尔讨论所提出的建议，然后再次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172]

上述人员起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经过包括王明等人的飞行表决[173]，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其中第11项说：“委托王明和米夫停止对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的监督。”[174]

9月7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提出：“1.中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之舞台；2.满洲问题是将来战争之缩影；3.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4.民族革命任务与国际革命任务是统一的。”

9月9日 致国际济难会执委会斯塔索娃信。[175]

9月13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满洲问题会议上作结论发言。

9月16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谈了准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满洲问题、西北问题、士兵工作与游击运动、反蒋问题、干部问题、文件与材料问题等七个问题。

关于满洲问题，信中说准备给满洲党发几个文件，如游击战争与政权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等，希望中央在没有得到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以免双方意见不一致，给满洲同志造成困难。

在反蒋问题上，信中再次提出“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这不是说在名义上到处去抬出我们党的招牌，而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进行一切工作，在这运动中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使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因此我们希望不要将北方已经有的以吉鸿昌为首的反法西斯蒂大同盟运动[176]放松，这个运动在目前反蒋的运动中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要派有力的同志去加强和扩大这个运动，特别要注意已经与吉鸿昌等有联系的军队，土匪，义勇军等当中的工作”。

信中还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177]，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78]，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希望中央务必将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而摆在你们机关里，却危险之极，希望你们无论如何给我们”。[179]

9月28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回复你们（1934年）9月17日N号电。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州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来看，现在正在与广州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180]

9月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并抄送王明。[181]

10月1日 就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写出给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其中说：“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所有时间动员全党进行积极认真的政治准备，总结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共产国际六大至七大期间斗争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训，检查共产国际六大和党的六大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全会的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发扬成绩，揭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薄弱环节，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拟定革命斗争的近期目标并确定这个时期的策略方针，如果你们能通过讨论的方式在全党面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面的迫切问题，我们觉得那将是有益的，也是合适的。”下面，便分别谈了关于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关于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方面的工作，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关于工会运动，关于农民运动，关于满洲问题，关于几个党内问题等七个方面的工作。在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中，信中说：“应该坚决而具体地谴责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宗派主义。指出在这一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组织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党意识到，我们的口号和争取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现实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们带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说，在‘武装保卫祖国’的总口号下，它们涵盖最广泛的，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182]

10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王明的报告，责成王明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并基本上通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对该信作最后修改。[183]

10月16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84]

10月14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鉴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红军在敌人侧翼实施迂回机动战术，以及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请立即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5]

10月15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同广州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请立即告知。”[186]

10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说：“一切表明，最近在蒋介石和广州人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如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不管广州人和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军事协定，红军都应该在反蒋前线的相应地段大力加强作战行动。应该认真地考虑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蒋介石对其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同时加强我们的主要敌人来对付红军。福建事变的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87]

10月 写七律《红军北上抗日》诗一首，诗曰：

三岛烽烟东北来，长城崩毁沪淞灾。

蒋家天下陈家党，内战热衷外战呆，

共党宣言齐抗日，神州到处响惊雷。

红军北上人心向，海可倒兮山可排。[188]

秋 应苏联老布尔塞维克协会邀请，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反对第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称赞。[189]

同期 曾涌泉被王明诬陷有政治问题，流放到加里宁城机械厂做学徒工达3年之久。后经共产国际查证澄清。[190]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会议“审查从前之工作”，讨论“最近工作”、“代表团成分问题”和“东大教育计划”，并原则通过。决定代表团由王明、康生、福生、李明[191]、万某、周和森、李光组成。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摘要》。[192]

11月1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江西苏区的土地问题的报告。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苏区经济问题的报告。王明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与中农联盟问题，地主、富农、中农的界限问题，商业、财政、工业政策问题，夺取广大小资产阶级问题等。讨论后王明作了结论。

11月20日 在苏联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又名《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主要谈关于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与红军策略问题，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二）反对六次“围剿”战争的四个主要阶段；（三）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为什么具有这样长期性；（四）中国现状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报告说明了时局的新特点，说根据这些新特点，我党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及利用军阀冲突问题上，就“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新办法是：第一，使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首先应该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们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底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的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我们“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193]这说明，王明不仅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主动地采取积极行动，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后稍加修改，以《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等六次围剿的斗争》为题，发表在11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及《共产国际》第32～33期上。

《写作要目》说：这个报告曾发表于《共产国际》第12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的说明中说：《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和《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论文，“不仅说明我们对六次‘围剿’的策略，而且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们当时的估计，认为上述两篇论文，尤其是第一篇论文，‘不仅给六次战争和福建事变问题作了正确的总结，不仅把红军苏维埃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而且把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因此，苏军总政治部曾经把登有‘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文的‘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的）全部35万份买去作为苏军政治教材，因而这一期俄文的又重印35万份”。

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委托的报告，责成王明在15天内起草出关于中国反帝运动的文件，并加快拟定告中国人民书草稿。[194]

11月23日 应英文《国际通讯》杂志记者之请，撰写《新条件与新策略》，发表于《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版第26期。[195]

文章说：红军长征，是“实行自己新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点”。红军实行新策略“是根据新的斗争条件来决定的”。新的条件是：1.“为的粉碎蒋介石、赛克特在六次围剿中的新军事计划”；2.“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和华北底新的武装进攻，中国民众有加快进行对日作战底必要”；3.“为的战胜中央区红军方面的物质困难”。因此，“中央区红军才拿出很大一部分军力去冲破各方面敌军的包围线，以便在那些更便利于我们军事行动的省份，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域”。

这篇文章后收入王明1935年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并发表于1935年1月18日的《斗争》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铁锤》第3期，2月24日的《火线》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联盟报》第29期。[196]

11月24日 为《新条件和新策略》小册子写《小引》。这个小册子包括《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文章。《小引》说：“这个小册子中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先由天微和周同志笔记下来，然后经过我自己的校对和整理的。第二篇是应国际新闻通讯记者的要求而写的。两篇论文解释的中心是一题，就是中国红军反对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第二篇论文说红军放弃瑞金问题。”“为使读者对于中国红军最近策略方针有明白了解起见，我同意把这两篇论文合印成这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第二年在苏联印行。

11月 撰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又名《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其中说：“中国布尔塞维克底党，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从成立到现在这13年期间，已经使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得到部分胜利，在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达到布尔塞维克化，首先就是因为它学习了联共（布尔塞维克）底经验，经常不断地为列宁主义总路线而斗争，它用列宁主义底精神争取党内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它用斗争的方法去克服党内的总分歧。”文章还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上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它一开始就能应用布尔塞维克党的胜利经验。”

文章分四个时期叙述了中共历史。在五卅事件到广州公社这一时期中，根本不提打响武装反对蒋介石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也不提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秋收起义。在叙述“1930年到现在”的历史时，他极力夸大自己在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错误的作用，说：“当1930年四五月份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及《布尔塞维克》）上，李立三同志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时，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何、陈、秦、王等同志）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志这个不正确政治立场底莫大危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党组织内一大部分先进积极分子，在上述那些同志领导之下，又能够及时地和坚决地揭穿了三中全会底原则上的错误，并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错误决议（从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会底决议止），并回到共产国际底布尔塞维主义的立场上来”。

文章还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之莫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于它不仅对于李立三‘左’的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及其调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对于当时正抬起头来的那个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路线，也给了坚决的打击。负李立三路线责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领导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选，在其中吸收了共产国际路线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不许右派罗章龙等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真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样就开辟了我们党历史发展底新阶段。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底列宁主义路线应无条件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与胜利底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布尔塞维主义化的事业上，作了最严重的一步’（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193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的决议案）。”[197]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此文出版了单行本。[198]

12月1日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人杀害后，联共（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运动”。在运动中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趁此机会，王明、康生在代表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并在驻地召开布置开展运动的会。他们认为：苏联共产党内部有问题，我们内部也不干净，我们要把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彻底清理出来。结果有不少人无辜受害，也有人被迫害致死。

12月5日 作家胡兰畦受王明委托，写信邀作家胡秋原访苏。[199]

12月29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海兰（黄文杰）给王明和康生写信，说自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和其他五六位同志被捕，上海的三部无线电台暴露后，同你们和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三个月。为了使你们了解国统区的工作情况，所以写了这封信，信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敌人的进攻准备和计划及我们组织的暴露；2.领导机关的大暴露；3.地方组织的损失；4.组织力量尤其受到削弱；5.干部的缺乏和极其严峻的局势；6.活动的范围缩小；7.技术工作和联系方法的落后以及敌人更为狡猾的工作方法，请求给予具体的指示。同时，还随信寄去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文件材料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文件和材料。[200]

本年 派杨松（吴绍镒）同志到满洲游击区去领导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共组织成和改编为七个军。[201]

本年 还在《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发表《东方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问题》第7～8期发表《远东的斗争》，撰写《十月革命在苏维埃中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再版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康生的《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两书。[202]

1935年 31岁

1月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群众工作方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的蛊惑宣传的，说“如果我们笼统地反对这种蛊惑宣传，反对这场运动，那么群众就不会听我们的，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词语，反对这些好的词语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上海的一些党支部，例如，企业中的支部就组建了‘新生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他们说，企业太脏了，这不符合新生活的精神，既不清洁，又不卫生，等等。或者，再例如，我们农村的党组织组织农民向国民党乡党部和市党部请愿，要求国民党在新年前向农民发放大米和衣服，因为在新年前每个家庭都应该有秩序，在新年团拜前大家都应该穿上好衣服。这样一来，某些地方的国民党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新生活’运动”。“我认为，我们的德国同志也应该根据这种方针进行工作，以便揭露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经常进行的很狡猾的蛊惑宣传和采用的伎俩。否则我们就不能揭露他们。”[203]

1月15～17日 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204]

1月1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在讨论报纸问题时，说要“改良工作”，注意收集材料，提议“少岩[205]任报馆政治工作”，建议“最近召集报馆会议”。会议决定写“抗日救国”小册子，并决定由王明写“红军、土地问题、满洲问题”的小册子。会议还讨论了“三月内计划”，并作了分工，决定“一般政治问题文件”由米夫、王明负责。

1月 在《中国报》第8、9期合刊发表时评《福建事变一周年》。[206]

年初 约胡秋原夫妇到家中晚餐，在座的还有康生和米夫。餐后，王明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草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说，为了全民团结，抗日救国，他们决定办一份周刊，名为《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主张抗日，文章又好，所以特地请来帮忙办这份报纸。胡秋原接受了邀请。第二天，王明即委托胡加可夫带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看资料。[207]

年初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教职员和学生作报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来听，并称赞王明是“列宁通”。[208]

2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直接领导东北党的工作及抗日游击队。

同月 为《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小册子写序，说“这本小册子，是一九三三年末一个中国工人训练班的教员向我提议并帮助我搜集的。当时编辑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为的给工人训练班的同志们作为上课的参考材料的。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我几篇论文和演讲的摘录和转载”。全文共分“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党底策略”，“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潮”，“东北情形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上海抗日防卫战及其教训”，“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能否胜利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反帝革命底唯一领袖”六个部分。这本小册子当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209]

3月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李福生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3月10日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写信，转交《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210]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说“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该委员会现在的状况及其原则。我希望你们能够正式答复这封信”。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信说他们在福建事变时决定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在事变失败后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现在关于如何粉碎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如何推翻日本的工具——蒋介石的统治，以及如何使蒋日联盟瓦解的问题，就成为世界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我们完全公开地承认，我们像对待同路人那样对待共产党，但是将来的密切合作和统一的斗争战线，要求我们相互尊重和理解；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就想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领域共同进行斗争。[211]

3月19日 与康生、米夫联合给斯塔索娃写信，内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打算为旅居欧洲和美洲各国的华侨出版一种中文报纸[212]。出版的开支需要苏联货币99295卢布。中共代表团请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委会拨出这笔款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编支配，报纸的整个出版工作由他承担。由于该报将向国外发行，并可以指望，至少每年从该报发行中可以获得四五千金卢布，这些资金可以寄往中国，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此外，如果您能拨出所需要的苏联货币数额，则也可以从中共的外汇预算中拨出四五千卢布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等待您的急速回复。”[213]

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解救鲁埃格两同志，关于他的小孩来苏联的问题留作悬案，责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解决他在中国的住所问题。[214]

3月22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四川问题。

初春 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215]

春 于莫斯科作七律《归思》一首。其中说：

连年辗转劳心计，常梦依稀长翅飞。

万里烽烟征路远，满城风雨密行归。[216]

4月8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听取萧三关于“文学国际中中国左翼代表的工作”的报告。

4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湘鄂区、鄂豫皖区及其他苏区工作，会议对过去的工作“不满意”。

同日 米夫致斯大林信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和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很想和您谈谈并聆听您就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争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建议。”“请告，您是否有时间进行这次谈话。”[217]

5月3日 与康生一起给上海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写信，说“在这次破坏后所剩下的一切中局的机关及和中局直接有联系的机关，要无条件的解散”，“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江苏省委破坏后所剩下的机关，无条件的解散”，“要设法从好的产业支部中找出几个在业的可靠的同志组织上海市委独立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这封信的精神，于8月宣告结束工作。

5月4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写信，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径，一些外国同志和（通过他们）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我们建议以征询意见方式作出以下决定：“（1）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机关报的计划”；“（2）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218]

5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并通过了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机关报并立即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建议，即5月4日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219]

同日 与康生一起再次给上海中央局老秦（刘仲华）写信，强调5月3日信必须坚决执行。信中说：“为什么我们坚决的主张解散中央局一切的机关和中局直接有联系的机关呢？”因为从一年多来几次被敌人大破坏看，“内奸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去年到现在敌人之所以能够从容不迫的有计划的破坏我们，是因为我们中局的组织是全部被敌人监视之下。”因此，“不采取解散一切中局组织的办法，就不能肃清内部奸细，使党的组织及剩下的同志脱离敌人的监视”。

5月15日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报》在巴黎创刊，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编好后在巴黎出版。[220]

5～6月间 同康生与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谈话，实际上是进行审查。王明说我们今天是请杨光华同志搞清几个问题：一、你在上海被捕后是怎么被释放的？二、你在江苏省委的反党问题；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龚被隔离后，你为什么还与他联系？四、身为满洲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执行代表团的电令，擅自决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丢失？杨光华克制自己的情绪，镇定地对四个问题一一作答。王明和康生听了杨光华从容镇静、有条不紊的申辩十分气愤。康生说：“中共代表团命令你们销毁全部文件，没有让你们送文件到莫斯科来。你们擅自决定送文件，应负违反电令的主要责任。”[221]

6月3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吉东特委写信，论述了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运动等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1.游击运动的新特点与我们的策略。认为“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群众的时期，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的时期”。因此，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蓄积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主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的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

2.关于游击队的问题。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抗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第二，要实行全民的统一战线，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四种游击队的方式，而现在是要普遍的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不要太高，与各种反日武装的临时的作战协定条件不要太严格，要从实际环境和具体条件出发；各地军队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农”字样，而应称作“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除了现在各地的游击队，还要创造不脱离生产的、只是一定条件下行动的游击队；政治部的工作，不要机械地运用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件，要适合当地的情形与民众的觉悟程度；在军事上，要用灵活的战术反对敌人的“讨伐”。

3.政权与根据地的问题。为要广大的组织反日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反日运动，党应在各地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准备召集反日代表大会，成立或改造地方的反日政权机关，名称或叫“抗日救国政府”，或最初仍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的名称，要看各地的具体情形而定，政纲要适合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

4.群众工作与士兵工作。对于反日会的工作，要打破一切关门主义，取消种种的限制（如一家只准一人等），吸收一切愿意反日的民众到反日会里来。

5.党的工作。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并加强组织建设，改善干部政策。为了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党的机关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区域，使之灵活地巧便地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环境。

此信在1935年秋经中共吉东特委传达到东北各地的党组织和抗日部队，并由他们分别加以贯彻。从这封密信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应该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是对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一个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精神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及《八一宣言》是一致的，并且是从东北的特殊情况出发的。从这封信贯彻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对于促进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于促进抗日联军的形成以及党的领导机构的相应改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具体的分析，信中也提出一些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主张，从而使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分歧，造成了一些混乱。

6月5日 与康生联名致信周洪二同志，谈关于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工作问题。[222]

6月 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鉴于这种情况，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等，提出统一战线的范围应该扩大，并应发表一个宣言。于是，中共代表团急电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对策。王明于本月下旬回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开会，决定发表一个宣言，即后来的《八一宣言》，大家讨论了宣言的内容，由王明起草。[223]

据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天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224]

据孟庆树说，《八一宣言》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四天，他又进行修改。第五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做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225]

同月 邀请胡秋原夫妇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修养。[226]

7月14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王明起草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并决定组织一个由王明等7人参加的委员会，对文字进行修改与写一解释的信。另外还讨论了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与有发言权的代表、长期与临时旁听人及工作人员，以及准备大会文件等问题。

《传记与回忆》说：“在中共代表团讨论这个文件草案的会议上，王明同志对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作了必要的分析，不仅提出了必须使苏区各项政策转变，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意见，不仅提出了我们向国民〈党〉要求的各项条件，而且提出了在国共谈判时期，为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目的，我们方面可能提出的所谓让步条件，即：（1）为的真正达到停止内战，我们必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为反对或赞成土地革命是国共内战的中心关键；（2）为的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将中国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地方民主政权；（3）为的组成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可能将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王明同志说明：这三个条件表面上是我们让步，实际上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这种政策使我们扩大社会基础，使全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真正合乎人民利益和真正合乎民族利益的政策。在会议上，这个文件引起米夫、郭绍棠和康生的原则反对……但是，中共代表团会议一致同意王明同志起草的上述文件。文件的俄文稿送请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批准。”

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也说：“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经代表团7天反复讨论修改，于7月14日在代表团的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随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227]

7月19日 致库西宁信。[228]

同日 致信米夫，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29]初稿俄译稿送上，说“这个呼吁书是我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一起起草的。中文稿相当简短，写得不错，但由于我的俄文知识浅薄，译稿刚好比中文稿多出一半。因此，请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义。此外，恳请你腾出一点时间，以便〈我〉在两天内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见，好尽快结束文件的审定工作并把它发下去”。[230]

同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大纲。

7月中旬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单、组织及分工问题。因为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无法派代表，就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并决定王明、康生为正式代表；代表团主任代表为王明，秘书处主任康生；在各个议程中的发言人中，第一议程为王明。

师哲回忆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由于国内代表来的不多，就让中国班的部分学生参加了。当时，有很多人建议应该让陈郁同志来参加大会，遭到王明、康生的反对。这时，有两个海员（其中一位叫孔波）建议让陈郁做职工国际代表，也遭到他们的反对。”[231]

7月25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向大会致贺词时，来自中央苏区的代表滕代远第一个发言，他高度称赞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苏区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发言稿，由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拟定，并事先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232]

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233]

《传记与回忆》说：“国际七大开幕时，王明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主席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包括他起草的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斯大林同志当时即同意了。于是季米特洛夫、别亚特尼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次日早晨，一字未改地将文件草案交回王明同志说，他们也完全同意，可以公布。”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还说：共产国际七大时，王明曾请斯大林给中国红军以军事技术援助，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从那时起，就做了实际准备，经过新疆给1936年初向甘肃西部进军的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以军事援助。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援助计划，使西路军坐困山丹一带，遭受回军袭击而失败。

同日 科普林尼格提议将42人选进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其中第42名是王明。康生、周和生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的动议受到鼓掌欢迎，并被一致通过。[234]

7月30日 设家宴为回到莫斯科的胡秋原夫妇洗尘，并让胡秋原看了他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235]

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概括起来，这篇宣言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并痛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宣言沉痛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宣言明确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除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正前仆后继地英勇作战，我民族抗日救国必须胜利。

2.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宣言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3.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国防政府应实行的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10项方针，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天职”[236]。

从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八一宣言》显然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这一重要宣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推动下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写出的。王明在他1935年11月所写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七年来的工作和斗争底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37]

《传记与回忆》说：“由于八月一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节和国际反战日，所以中共出席国际七大的代表团同意把这个文件发表日期签为八月一日，所以后来在中国这个文件就成为‘八一宣言’。”

8月7日 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作长达数小时的发言，对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表示无保留的赞成，说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已“成为首要的问题了”。“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一系列空前的背叛行为（甚至低劣到按照日本的命令解散它自己的许多组织），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使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成为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神圣的职责。除了动员全中国人民，在反帝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策略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没有别的出路。”[238]

王明在1967年冬谈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后书记处名单问题和其他》的回忆中说：当天他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发言至一半时，斯大林打电话给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叫他把王明带去一同见斯大林。到后，斯大林谈了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名单的意见，其中有王明，并说：“王明同志！你在主席团时和我谈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我已向你说过：我同意你的意见。要考虑一下实现这一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我同意你关于帮助中国红军的要求，以后要商量一下具体办法。暂时就这些。”但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通知斯大林提出的名单后，曼努伊尔斯基提出让另外一个人代王明作正式书记，王明作候补书记。后来曼努伊尔斯基得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的通知全为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在七大后书记处照相时（即在季米特洛夫家里那次），他故意叫王明坐在前排，而自己站在王明的后面。

8月7日晚 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继续作长篇发言，其中说：“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要真正组织和顺利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那么不仅要有工农红军参加，不仅要有一切革命的觉悟的劳动者参加，而且要有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军事力量的参加——哪怕参加这个战争的有一部分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也不要紧；广大的和各种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这件事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和必需的。我认为：在目前的时候，考虑到我们过去好和坏两方面的经验，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极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那么应当怎样向前发展这个政策呢？他说：“我们现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的具体步骤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在非苏维埃区的党组织，要转变关门主义倾向和传统，在苏区应当重新审查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这个发言还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说：“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报告还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锻炼出了成千上万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英勇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在这些战士当中，有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如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同志。”[239]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把毛泽东远远地排在曾经拥有党内实际地位的博古之前，而且排在了第一位。

王明的这个长篇发言，从总的看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的，是正确的。但是，其中也有错误，如在谈到国内革命力量时有所夸大，说“在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在近年来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红军底实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许多。根据敌人的中外报纸的消息，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50万人”，并说“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红军在最近时期内获得了新的大胜利，这就是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口号：扩大正式红军到100万人，扩大苏区到1万万人口，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口号”。[240]当时中央红军因为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并且在长征初期遭到惨重的损失，可是王明还吹嘘为“新的大胜利”。

这个发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8月9日苏联《真理报》，题为《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还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9、10期合刊，俄文版第25期，《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4期。同年10月，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莫斯科联共（布）出版社、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次年3月，国内出版单行本，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经作者修改后，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文集。[241]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该文还载于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9期，1936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须知》，1936年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1936年5月14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99期，1936年5月20日出版的《战斗》第6期，《中国人》创刊号，并收入1936年2月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版的王明著《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42年6月出版的王明著《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等。[242]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讲演和《八一宣言》“两项文件的发表，不仅引起了中国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军事力量和民众团体的积极响应和拥护，而且引起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各种派别的热烈响应和争论，因而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以极大的推动”。

师哲回忆说：“为了配合王明的报告，康生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借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苏区的发展壮大，极力吹捧王明，为王明歌功颂德。他竭力想说明，在王明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了。”[243]他还说：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长篇报告后，“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亲密了”。[244]

8月8日 与康生联名致书记处信。[245]

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秦邦宪被选为候补执委会委员，周和生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

同日 陈云到达莫斯科。有的学者说：“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246]

8月21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康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247]

师哲回忆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书记处书记，分工管理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于是，他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给了康生。这样，康生成了正式代表，而王明则成为中共代表的‘太上皇’。”[248]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王明及其最亲信的干部曾经多次向我们表明，认为王明在党内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有三：一是大革命时代在俄国学习时，开展反托派与右派的斗争，而产生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二是在国内反立三路线和领导四中全会；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一向自称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王明同志手造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选名单中本来没有王明的名字，吴克坚同志马上起来说明主席团名单有增加的必要，他说明了王明的功劳，特别是强调在国际大会上各国党都没有提出新的政策来，唯有王明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了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果王明同志当上了主席团的候补委员。[249]

8月25～27日 撰写《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250]

8月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庆祝会，康生极力吹捧王明。

仲侃在《康生评传》中说：1935年上半年，康生就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宴会上，康生又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251]

师哲回忆说：“康生与王明一唱一和，在驻共产国际的同志中间发起签名，要求让王明当中共领袖，高呼‘王明万岁！’”[252]他还说：“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将十五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专设的中学学习。但对他们的教育却很成问题。这些青年虽然都是中国人，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学校甚至让他们只喊‘王明万岁’。”[2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说：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极其不正派，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据国际列宁学院中的中国学员反映，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连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蔡畅也听到反映说，这里经常有人喊王明万岁的口号。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254]

阎明复在《康生其人其事》一文中也说：“1933年7月～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55]

对于王明、康生大搞个人崇拜，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作为白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孔原对此表示了不满。王明等人就对他罗织罪名，成立专门小组进行审查，以致撤销他的职务。孔原曾到列宁学院特别班学习，也被开除学籍，还给他严重警告处分，不准回国。孔原说：1936～1937年我在党内生活历史一次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当时处境十分艰难。后来王稼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后，他的问题才得到公正的解决。[256]杨尚昆也回忆说：“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257]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在会议期间，王明曾经策划篡党的阴谋，他嗾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并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作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也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失去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是在国内；在莫斯科这些党员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这里显然是有阴谋的。因此他严词拒绝了这个倡议，并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抵制。他向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汇报并指出了这种活动的非法性，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因而引起了其他人的坚决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并在一次代表团会议上假意批评了发起签名的人，把事情掩饰过去。这个阴谋就这样破产了。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258]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书中也说了类似的情况。[259]

8月25～2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一是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二是“红军和苏区本身存在弱点”，“仅仅依靠红军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260]因此，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261]在这里，王明由过去夸大红军和苏区的作用，开始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出较为切实的估计，正视国民党的力量及其在反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开始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

《传记与回忆》说：引起这个报告的原因，是米夫和郭绍棠同志“利用陪同中共出席国际七大代表团赴南俄参观的机会，进行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引起代表团同志们的愤慨，回莫后纷纷要求王明同志召集会议，批评他们的错误。米夫和郭绍棠同志在会议上，承认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所犯的错误。米夫同志承认错误是诚恳的，他后来没有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郭绍棠同志后来还时常和康生一起暗地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创始人。王明同志认为，必须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理论上策略上说清楚，才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到一致，所以才召集这次会议，作这个报告”。

9月10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告中华民族书草案》的飞行表决，9月24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批准建议稿。[262]这个建议稿就是10月1日全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草稿。

9月下旬 参加青年共产国际[263]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与滕代远、陈云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接见。[264]

9月 致美国中共党组织信。[265]

10月1日 《八一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巴黎《救国报》第10期全文刊载，同时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1～12期合刊。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国外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了开来。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促使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还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和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激发了海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对于《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又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266]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

同日 巴黎《救国报》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中国人民之曙光》。[267]

10月2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首先讨论满洲问题，决定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由杨松、赵一民、冯空、白林、史宾、唐谷、王明、康生、孔原组成，由杨松、赵一民、冯空共同写一小册子，并决定以后继续讨论满洲问题。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在会上作了满洲工作报告，但王明借故不让他拿笔记本，反而说他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接着，杨光华便被拘留审查。这次被审查除了王明在上次见面时提出的四个问题外，又加上个“本子泄密事件”。后来杨光华被下放工厂劳动，又被判处5年徒刑，流放到北冰洋一个集中营服苦役，直到1956年才被允许回国。杨光华做梦也没有想到，曾任过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王明，竟会用这种手段无辜地加害一个地方组织负责人。[268]

另外，代表团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李明作的出版部工作报告；关于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的通知；王明起草的对于意阿战争和共产国际对于反战的斗争（关于与第二国际谈判的问题）；代表团工作分工和工作计划等。并决定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是王明和康生，王明为代表团书记；“解放王明同志二星期秘书处工作，写文件给中央”。

10月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主要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中国部组织的通知，欢迎季米特洛夫领导中国部。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与苏区状况，通过了一些宣言。

10月10日 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写《作者附言》，说明略加修改和补充，并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

同日 与康生联名撰写关于中国代表人选问题致青年共产国际的信。[269]

10月11日 以杨靖宇、吴义成等人名义发出给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的通电。[270]

10月18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主要是讨论孔原关于北方工作的报告。

10月28日 在《救国报》发表《怎样了解布勒斯物合约底教训》。[271]

10月29日 给季米特洛夫写信，“通报中国方面的几件比较重要和比较紧急的事情”。他谈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外举行党的代表会议一事，这个会议应在本月举行，但由于来自美国的主要代表在取得护照和签证方面遇到了困难，至今还不能举行。我们正设法使它尽快在最近一个月内举行。”[272]第三件事情是“关于中国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273]的情况。第四件事情是“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以确立它对中国的完全保护国地位，也由于要求撤换蒋介石等，以及由于红军与蒋介石之间斗争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与其他集团之间斗争的加剧，特别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全民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的增长，中国的局势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已经有消息说，连蒋介石也宣称他知道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演，并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行正确政策和进行顽强斗争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274]

10月 作七绝《长汀噩耗（悼瞿秋白同志）》：

意料随军北抗日，忽闻噩耗泪如泉。

长汀取义成仁日，国际歌声动九天。[275]

还在《共产国际》第20～21期发表《纪念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

秋 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黄药眠回忆说：

正式要通知我动身的时候，我去找王明，因为这时他是代表团团长……他把我领到走廊角落上同我谈：他说你要回去，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交待给你，回去后转告党中央。就是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下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我们坚持要打倒国民党，而蒋介石就说：他们本来是想抗战的，只是因为共产党在后面打他们，他们腾不出手去打日本。这样，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很多的人也不能够理解和踊跃支持我们。所以应该从战略上作个大的转变，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问他：“组织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时在中国党内，共产国际的威信比党中央的威信还高些。我想，既然是国际的意思，党中央会听从的，我答应一定传达，而且我心里也相信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全国人们最关心的，是不要作亡国奴。

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走廊角里约莫谈了四十分钟，这是我和王明谈话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276]

回国以后，黄药眠就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派来和他联系的黄文杰转达了王明的建议。黄文杰说他将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中央。上海局还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277]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1935年出版计划、出小册子等问题。决定出版下列小册子：王明的“新政策的解释”、“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史宾的“党内问题”；米夫的“中共十五年”；郭净、周和生的“土地农民问题”；徐杰的“经济政策”、“苏维埃建设”、“青年工作”、“红军”；李明的“民族革命战争”；康生的“职工问题”；梁朴的“职工运动史”；杨松的“东北问题”。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其中以陈绍禹、项英、张国焘等11人“组织中央政治局”。[278]

11月6日晚 李明邀请一批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联盟饭店聚会欢庆十月革命18周年，接着把恋人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279]招待所去见王明，但“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280]

11月7日 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

同日 在巴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驳斥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愿与我和我们的军队发生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与红军作战”的“诳话”，明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此文收入巴黎救国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国文选》，[281]及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282]

11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谈论反日新策略、苏区经济、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很多同志发言谈到王明的报告。

11月1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部工作计划；2.纪念中共15周年，其中关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文集，由王明写序言；3.反帝学生运动与党的任务。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苏区职工会、济难会纲领、杨明斋党籍、张宝的问题、国际通讯中的文字问题等。关于杨明斋的党籍问题，会议“认为〈杨〉1929年未得中央及北方省委同意私自逃跑到苏联，是错误的。已经苏联国家机关处罚，现在中共代表团承认他是中共党员”。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贝什夫同志信。[283]

11月28日 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各级军队领导人电。[284]

11月 撰写《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发表于《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1936年1月将这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在苏联出版，并在1936年1月9日～3月10日的《救国时报》上连载，同时刊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战争初期改名为《抗日救国政策》，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285]

《新形势与新政策》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二、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三、驳复反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四、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互相关系；五、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六、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底“新”政策。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国人民总动员，使全国军队总动员，使全国财富总动员，使全国人民总武装，使全国各党派大团结，以便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这种“新政策”的根据是：1.“中国全体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不仅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觉悟到“必须采取坚决办法”，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2.“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3.“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势力底增长”和“他们的弱点”，“从军事实力的观点看来，仅仅靠今天红军底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为种种关系，在今天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政党的影响”；4.需要纠正我们党“理论上和实际中所表现的错误和弱点”，最“主要的是‘左的’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和弱点，它“妨碍着我们的党，使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公认的领袖和整个民族的团结的核心”。文章指出为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经济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问题、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都需要“转变”。[286]

《传记与回忆》说：“1935年11月上旬，王明同志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共产国际》杂志写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两篇论文，为了解释在新形势下的中共新政策。在这两篇论文里，解释了中共新政策产生的各种根据；驳斥了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论据，进一步说明了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和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在苏维埃区，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各方面，都要转变到适合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意见。”“这两篇论文发表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是蒋介石被迫派遣代表团同王明同志进行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另方面是北京学生发动著名的‘一二·九’抗日运动。”“蒋介石之所以被迫派遣代表，是由于王明同志把原来逼蒋抗日的策略，发展成为联蒋抗日的策略，也就是在他的论文里说：如果蒋介石停止反共战争，而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的话，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准备同他和南京政府及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里说的那两篇文章，就是这两篇文章。

同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八一宣言》的各项内容，还传达了为季米特洛夫所肯定和赞同的王明在演讲中的重要论断和倡议。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不只是代表工农的。”他的原话是：“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目的说来，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极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287]

12月1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发表《反帝统一战线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12月初 共产国际领导决定要王明和潘汉年与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谈判。

《传记与回忆》说：“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初，委任他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他个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经过苏联政府机关介绍，到共产国际找王明同志。共产国际领导同志决定要王明同志和潘汉年同志（即当时化名白灵，作为王明同志秘书）参加谈判。”

12月9日 得知一二·九运动消息后，写七绝《“一二·九”运动》诗一首。[288]

同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在巴黎出版。[289]

在《救国报》最后一期上，以“明”的名字发表《福建事变一周年》，其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评。[290]

12月14日 在《救国时报》第2期发表关于抗日讨蒋问题编辑部给陈奉奇的公开信。[291]

12月2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戈帕涅尔的便函中说，根据现有需要并考虑到近来中国事态的发展，应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的方针，并应“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米夫、王明、康生、施平[292]、基萨诺娃、赖特、梅利曼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中国分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便使之更接近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况”。[293]

同日 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294]

12月23日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295]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要求组织撰写并发表一些根据中国的情况阐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小册子和指导性文章，其中包括王明的《论中共的新政策》、《论孙文主义与国民党》。并准备出版王明、克雷莫夫、米夫的《中国苏维埃》第2卷、王明的《民族危机与中国共产党》[296]，以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秘书处会议日程”中，安排1936年1月5日听取王明的“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途径”，3月5日听取王明的“红军斗争的问题”。[297]

12月2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学生反日运动及少共的任务。

12月27日 《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后收入1936年2月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

12月 作五律《喜闻李罗两同志安抵瓦窑堡》[298]一首，诗曰：

闻悉抵窑堡，浑身顿觉轻。

风霜万里路，马列一条心。

统战方针达，中华局势新。

全民齐抗日，鸣鼓到东京！[299]

冬 作五绝《不死之人（悼方志敏同志）》，诗曰：

就义歌声壮，遗书党性高。

千秋恨蒋日，万众哭英豪。[300]

本年底或明年初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研究学生运动、纪念方志敏被捕一周年、工作计划等。

本年 为在苏联出版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书作序，作七律《得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报告》，[301]《东北抗日游击队将领为华北事变告全国民众书》，[302]并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新条件与新策略》一书。[303]另外，还撰写《告满洲里人民关于中国北方事件书》、《纪念同志们》、《中国工农红军告阿比西尼亚人民书》、《关于创立中国东北抗日民族防务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呼吁书》、《阿比西尼亚与中国》、《中国红军宣言》等。[304]

本年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由莫斯科派洪波、周历（皆系列宁学校学生，广东人）二同志回上海去建立与远东局和地方党的联系。[305]

本年 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共产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306]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反共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307]

1936年 32岁

年初 作五律《惊人之计》，反对红军东征。[308]

1月4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09]

1月4～9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

1月1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小型会议，研究是否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会见的问题。

1月13日 安排潘汉年到胡秋原家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了解其意图。在会见时，潘汉年说：“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邓文仪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潘汉年说：“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310]

1月17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谈。他说：“关于我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已经屡次发表宣言和各种文件加以说明，我也多次在文章中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我甚至公开说明，不管蒋介石过去对国家和人民犯过多少罪行，只要他掉转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一样给他以自新赎罪的机会。”当邓文仪询问对于成立抗日同盟协定的具体意见时，王明说：“我们准备和一切决心参加抗日斗争的党派团体及军队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邓文仪说明了蒋介石关于国共合作的如下意见：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第三，关于党的问题，有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他。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地区参加抗日斗争。王明说：“红军与国民党如果要建立密切的联盟，第一位的条件恐怕是：（1）互相信任；（2）停止内战。如果国民党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信任你们的。因此你们必须首先采取措施证明你们与红军合作的想法是真实的。”“有关具体的谈判条件问题，你们必须同毛泽东、朱德他们去谈去。”[311]

1月21日 季米特洛夫将三份王明与邓文仪谈话的记录送交伏罗希洛夫，并说一名中国同志将动身，“他一定要通过王明得到指示”。[312]

1月22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进行第二次会谈。他批评了蒋介石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说：“我党代表团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提出内蒙古战线。那么蒋介石给红军提出了什么有利条件呢？代表团不相信，蒋介石希望同我们谈判而只提出这些条件。因此最好你也说一说蒋介石委托你转达给我们的、能给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权带来某种好处的另外一些条件。”他还说：“谁会相信蒋介石会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对待红军？这不仅我们不会相信，而且所有中国军人，例如，甚至广东集团都不会相信蒋介石。”[313]

1月23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进行第三次会谈。当邓文仪说两党之间的协议是一定要达成的时，王明说：“我已经对您说过，无论如何，协定只能在苏区签署，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目前的具体要求，所以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来签署这份协议。关于原则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谈。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首先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提出这三个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我们很难和你们进行具体的谈判。如果你或者其他来这里的人，确实提出所有具体的不利或有益的条件，而且蒋介石也提出这些与我们谈判的条件，我们才能对你们的条件发表若干意见。但现在还难说，因为你方仍然没有〈提出〉对我们有益的具体条件。此外，你们还缺乏诚意。”[314]

王明在《曼努伊尔斯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和意见》中说：“在第三次谈判中，邓文仪提出要潘汉年同他一起回国，首先到南京，再一同到陕北去时，曼努伊尔斯基坚决地主张要邓文仪代表蒋介石写一份保障潘汉年安全的声明书，并且给中共代表团30万美元作保证金！结果便谈判破裂，推迟了一年多，直到西安事变时，才又恢复国共谈判。”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在莫斯科旅馆内，和邓文仪举行谈判。一共举行了四次。在头两次谈判中，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协议。对一般条件，如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给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压迫共产党和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也达到了双方原则上的同意。但是关于何时国民党实行抗日战争，红军驻防地区和担任抗日作战防线地带，给红军发饷和武装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以及其他某些问题未能谈妥，而暂时告以终结。一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才恢复国共谈判”。

同日 王明就邓文仪谈判之事，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写信，向陕北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信中说：“南京军事委员会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定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315]

1月25日 在《国际新闻通讯》第16卷第6期发表《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收入《新形势与新政策》。[316]

1月27日[317] 与康生联名给春山[318]写信，要他“用一切力量来建立起和恢复起交通关系”，因为“这项工作是目前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不做好，200名学生则不能来莫斯科学习，“吾党之新政策之执行人，执行吾党之新政策之坚决优秀干部之训练成为大问题”。这封信还说：“最近将派杨松到你处作一短时期之工作”，他“除帮助你建立交通工作外，并帮助你在远东中国同志中招收学生”。

1月29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10期合刊上发表《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一文，[319]后将此文与其他文章合成《民族英雄方志敏》的小册子，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同时还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期发表《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民族英雄方志敏》。

同日 在同一期《救国时报》上发表《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文章说：“当上海实行英勇的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员与十九路军战士及上海居民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本应当建立一切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和一切工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反日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上海反日总罢工并达到武装工人抗日的目的。但因为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怠工，并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致总同盟罢工的口号没有实行，武装工人上前线去参战，执行得异常不充分”。

同日 致电罗曼·罗兰，向他祝贺70寿辰：“当您七十生辰大庆的今天，我敬向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挚友，世界反帝、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国际文学界、艺术界的泰斗，致热烈的诚挚的敬礼！”[320]此电发表在4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第23期上，同时还刊登了罗曼·罗兰复王明的亲笔信。

同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他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邓文仪的谈话记录已印好，每个文件印两份，一份给你等；并说：“我刚刚收到邓〈文仪〉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将于1月27日从这里动身，根据蒋介石新的电报，李荣清[321]是同我们谈判的南京全权代表。他请求我和博林[322]同志等他和李荣清最近来这里进行新的会晤。”[323]

同日 在《救国时报》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穑的最近谈话》。[324]

1月 将去年11月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并撰写题为《论两种统一战线》的小引，发表于1月9日～3月1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第6～17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1～2期、俄文版第2期，并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中说：“两月来的中国事变，完全证明了我们党对时局估计的正确。”“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必需为抗日救国而统一……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我们必需达到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的统一行动，我们必需做到使全国各种军队达到抗日救国的战斗统一。我们要组织各界的统一救国会，我们要召集全中国各界同胞的统一的救国大会。我们要达到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目的！”[325]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这篇文章还收于1937年5月1日出版的《时论选集》，同年10月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2月5日出版的《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同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326]

2月4日 巴黎《救国时报》摘发王明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关于驳斥巴西反动报纸造谣的文章。1935年10月18日巴西反动报纸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上荷兰代表王明讲述巴西革命运动，而这一点却成为乌拉圭政府与苏联绝交的理由之一。王明的文章驳斥说，他不是荷兰人，是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共产党有多年的为中国独立自由为中国人民解放幸福的英勇斗争历史”，“所以同情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因此，“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讲中国革命问题时，也讲到别国，特别是南美大民族巴西人民的革命事变”。

2月6日 在《Rundschau》发表《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改变》（又名《改变中的苏区各方面政策》），收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新形势与新政策》，并发表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同年7月12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105期。[327]

2月9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根据博林同志收到的发自中国的来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新闻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因为利用他的来访，我们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有关的情况。2.利用他来撰写关于苏联的新作品。3.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公开杂志和报纸[328]做工作。“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关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329]

2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自此以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2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做出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王明、康生、施平、米夫、基萨诺娃、赖特和梅利曼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在修改时要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学校须使之有所不同并使之更接近中共的任务，还要确定每个班的学习期限。决定在王明领导下为教员安排有关中共问题的系统指导，从组织上规定这些学习课程，并给这些课程保证必要的时间。并将检查、监督和适当协助执行本决定的责任交给戈帕涅尔、王明、康生和米夫同志。[330]

不久被派到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韩光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331]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听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332]

2月20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333]

2月24日 《救国时报》第13、14期合刊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334]

2月29日 《救国时报》第15期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除三害》。[335]

3月12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另行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的指示。不久即分别成立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三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中共松江省委没有成立，而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这年夏天，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旧省委正式取消”的声明。

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分别成立后，虽加强了对各个地区的领导，整个东北地区却失去了如同中共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远离东北，并不十分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靠它来统一领导，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和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致使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遇到的许多问题和产生的许多不同认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误解，并使一些同志受到无辜的伤害，给抗日事业造成许多损失。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王明、康生等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思想造成的。

3月15日 在《全民周刊》第1卷第1、2期合刊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抗日救国与全民族统一战线》。文章共分三部分：（一）武装抗日——“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二）全民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有效行动的唯一方法；（三）有两条统一战线，请问你加入哪一条？文章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形成着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共产党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另一种是日寇汉奸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我们要用抗日救国的全民统一战线来对抗日寇汉奸使我亡国灭种的‘反共统一战线’”。“全民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日救国的有效行动的唯一方法。”

同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新疆军阀盛世才给王明的信，信中称王明为“热爱的革命导师”，说：“虽然我本人从来没见过您，但是我不仅打心眼里尊敬您，而且很早就认定，您是真正的中国青年的领导者，而读了您的大作（著作：《新形势与新策略》、《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以及《苏维埃中国》）之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者，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您提出的同日本作斗争的反帝统一战线口号确实是正确的。它不仅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而且也是目前同帝国主义和日本进行斗争并解放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款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盛世才”。[336]

3月2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说“我们拟作出重大的修改，要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发生从未有过的转变。如果我们在苏区实行这样的政策，这将影响到全国人民”。第二项措施是“应该召开所有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人民阵线的政党的代表大会”。第三是“要成立在全国民族救国联合会集中领导下的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联合一切力量”。关于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策略，他说“如果我们直接提出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样收效就较小，而采取另一种更迂回性质的政策收效就更大些……我们应当继续把抗日的口号提到首位，并在这个口号下，要求南京政府履行自己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的诺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露蒋介石的伎俩，否则我们正好中了圈套”。那么，“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否想让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部分，其中甚至包括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军政领导人在目前加入人民战线？我认为，我们应当回答：是的，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利用一切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因此我们越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组织投入这场斗争，就越容易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希望同所有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南京军队联合起来，这不是一种手腕，而是我们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口号”。[337]

同日 与康生联名致季米特洛夫信。[338]

3月27日 巴黎《救国时报》以《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者亲密携手——王明氏之郑重宣言》为题，摘发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有关统一战线部分和王明《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的有关部分，并介绍王明是“中共领袖”。

3月 吉合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339]

春 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4～5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文章说：“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把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军队的基本兵力争取到统一战线方面来。”为了真正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要“改变”苏维埃：“如果我们的苏维埃过去是工农兵代表的机关，那末，我们要把这个苏维埃改为不但是劳动阶级的而且是为抗日救国而战的一切人民的民主机关。”“我们对于是否让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各个机关有过疑问。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可以让资产阶级分子也参加苏维埃机关。”关于红军问题，文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所面临的第一个实践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的社会成分。”文章还说：“我们还打算把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来个显著的改变。”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政治方针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4月16日 与康生联名提出《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其中说：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动，就是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提出下列计划：

1.近期计划

（1）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建立抗日同盟（参加同盟的除了红军外，还应有大约30万军队参加，即张学良的12到15万军队，阎锡山的8〈万〉到10万军队，杨虎城的3.5到5万军队，傅作义的2万军队）。

（2）党要在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共同同蒋介石作斗争。

（3）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也就是以集体或个人资格参加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同盟，以便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和群众组织，首先是把19路军集团、原满洲抗日将领、方振武集团（方至今还在等待我们对他的请求作出具体答复），以及所有著名的抗日人士和群众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切，那么全国的形势将会完全不同于现在，特别是南京政府军的状况必然会发生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变化。

2.今天的直接行动计划

（1）必须争取使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阎锡山的军队切实停止在山西和陕西对红军的作战行动。

（2）在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的游击队同隶属于19路军集团的所谓人民军及其他队伍之间缔结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抗日活动。

（3）同19路军集团和其他组织在抗日宣传和鼓动方面进行合作。

实施这一计划的必要条件如下：

（1）加强党在国统区的领导工作，改善它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2）加速同中国红军和中共中央的直接实际联系。

（3）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以保证它有最佳的内外斗争条件。

（4）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相应帮助。

（5）加强党对满洲抗日游击队斗争的领导工作，安排好满洲抗日游击队和军队同国内政界人士之间的经常性接触。[340]

4月20日 《解放》（北平）第1期发表王明撰写的发刊词。[341]

4月25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7卷第5期发表《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

4月30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27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怎样准备抗日？》的文章，揭露“国民党不仅空说准备抗日，不仅实际毫不准备抗日，而且反对真正准备抗日”，“国民党借口准备抗日，把抗日事业推延到遥遥无期，实际上就是不抗日”。文章还说：“我们共产党提出的真正准备抗日的办法，即是建立中国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和各界同胞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为此，“在对内政策方面”：“立即停止内战”，“发展民众救国运动”，“给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实行中国各党派抗日救国联合”，“我们欢迎南京国民党和蓝衣社内的抗日救国的同志与我们合作”，“如果中国军队……已经自动地起来实行武装抗日战争，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觉到众叛亲离和命在旦夕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参加‘抗日’”。这篇文章还同时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于5月15日出版的《全民月刊》第4期，6月6日出版的《先锋》。

4月 指示潘汉年与胡愈之一起启程回国。[342]

5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43]

5月19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与康生、戈帕涅尔、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提出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的建议，批准米夫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校长等。[344]

5月20日 听取关于为中国干部工作设立顾问问题的报告，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345]

同日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对外宣传口号及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国焘关系”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其中说：“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

5月25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请看一下陈铭枢的书面报告[346]，他要就此报告同我们进行谈判。我同康生和施平同志正在准备同他协商的方案。”“近几天我们将把方案呈送给你，以便得到您的指示，尽快地结束谈判并着手做实际工作。”[347]

5月27日 撰写《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关于中俄同盟及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反蒋派别之间底关系问题）》，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6月5日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第33期上。信中对中俄同盟、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反蒋派别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关于中俄同盟问题，信中说：为了保障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除极力设法团结和动员全中国人力、财力、武力和物力供对日抗战外，并对使中国人民取得抗日的有力外援的问题，时刻深为注意”。关于对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信中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鉴于亡国灭种之大祸迫在眉睫，对于国内政敌之态度，日有改变”，“无论蒋介石或其他任何军政人物，只要他们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定与他们共御外侮”。关于与反蒋派别的关系问题，信中说：“当内争未息的时候，从中国内部政争的观点看，蒋介石毫无疑问地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主要敌人，因此，一切反蒋派别，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不是红军反蒋的朋友。”

6月16日 与米夫联名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348]

同日 就关于国共协商抗日救国问题致电毛泽东、王稼祥。[349]

6月20日 与康生等7人在巴黎《救国时报》第37期上发表对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的纪念词，标题是“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等之纪念词”，并与康生撰写《追悼瞿秋白同志》一文，其中说：瞿秋白“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是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优秀行政家”，“毕生行动可为中国革命者的模范”，但也说“他自己也难免犯了或右或‘左’的错误。特别犯了调和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错误”。此文收入《瞿秋白同志牺牲周年纪念》。

6月22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350]

6月23日 听取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委托的报告，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决定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出外国部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351]

6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自陕北瓦窑堡致电王明，报告西北地区的局势和打算。[352]

6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说：“中共中央2月的政治决议，完全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已着手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抗日反蒋广泛统一战线路线。”[353]

6月 通过胡秋原联系陈铭枢和鲁迅，请他们访问莫斯科。鲁迅因病不能行动，仅陈铭枢前往。胡兰畦陪陈铭枢到莫斯科后，中共代表团盛情接待，王明与陈铭枢分别代表中共和民族革命同盟单独谈话。月底胡秋原离开莫斯科时，王明特别约他到家中谈话，参加的还有康生和潘汉年。王明再三地诚恳地要求胡秋原参加中国共产党。30日晚，王明设宴为胡秋原夫妇饯行，并送给他们一副宝石袖口。作陪的仍是康生和潘汉年。[354]

7月1日 莫斯科为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虔诚地“祝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355]

同日 潘汉年在给王明的信中说：“陈济棠已经同意同我们的项英和张鼎丞部队缔结协议（这两支部队驻扎在江西和福建——王明注）。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但没有把握会找到，因为他们的驻地不详，而且也没有他们认识和信任的人。很希望唐古[356]同志立即来中国，否则就可能错过时机。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进行谈判，但是眼下未必能达成具体的协议，因为他们都希望弄清楚有关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有消息说孔祥熙（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和宋子文（前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希望同我们进行谈判，这得到了实际情况的证实。宋〈子文〉已经派董健吾牧师去苏区，他是穿过张学良军队的辖区到苏区去的，但没有结果。”“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董健吾牧师派人带一封信通过朱德去见毛泽东。”[357]“为了谈判，陈立夫和陈果夫积极寻求同我们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同邓〈文仪〉联系。”[358]

7月3日 致电中央书记处。[359]

同日 致罗英信。[360]

7月8日 与康生联名在巴黎《救国时报》第41期上发表《高尔基追悼词》，并撰写《悼高尔基逝世》。[361]

7月12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42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7月14日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写报告，说：“鉴于我承担着繁重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并应为预期的回〈国〉做准备，特向书记处提出解除我所担负的拉美国家方面工作的问题。”[362]

王明在1966年1月27日谈的《关于拉丁美洲工作问题》的回忆录中说：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莫斯科开过一次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会议。拉丁美洲工作那时归曼努伊尔斯基管。他认为拉丁美洲已处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夜的情况，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政党，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后，1934年春决定我去管拉丁美洲部的工作。我一看到上述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就开始研究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情况。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些国家是反美帝的，有些国家是反英帝的），同时反对本国的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买办阶级和大农场主。因此，不仅不应当孤立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要联合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因为那里当时的革命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不能在巴西马上就组织苏维埃政权。巴西当时有个民族解放联盟，参加的有一切反帝的党派，是一个反帝联盟。我告诉巴西同志要参加进去并发展它，不能马上组织苏维埃政权，因为苏维埃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开始。巴西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拉丁美洲部和巴西同志一齐开会起草了一封信给巴西党，要他们不要搞苏维埃红军，而搞反帝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时，我在讲话里实际上纠正了拉丁美洲共产党三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拉丁美洲同志都同意我在共产国际七大的讲话，曼努伊尔斯基也不好反对。但是，曼努伊尔斯基瞒着我和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同志，他经过共产国际驻巴西的代表，又直接去指挥巴西共产党，还是搞原来的一套：要他们武装起义，首先在巴西的京城起义！在1936年夏天的某日，曼努伊尔斯基拿出电报来给我们看，并且说：“收到巴西党来电，今晚就要在巴西京城起义，明天可以胜利！”我们都很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和我们商量？结果，次日起义失败。因此，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辞去管拉丁美洲部工作的任务，季米特洛夫也只好同意了。

7月15日 致电中央书记处。[363]

7月22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364]

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听取王明《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抗日人民阵线问题的决议》的报告，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作为基础。责成王明同志和中国同志——康生和施平以及米夫同志和曼达良同志最后审订这些建议，并呈报季米特洛夫批准”。[365]

同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对党的批评态度绝不意味着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批评态度应该是有利于党的。”他“建议以王明同志的建议为基础委托王明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跟我一起校订”8月15日发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366]

7月25日 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5期合刊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名《为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新中国论》），同时刊载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4期、英文版第44期，巴黎《救国时报》第55、56期（“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专刊）、《全民月刊》第7、8期合刊，《民族殖民地问题》第1期，后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上海南华出版社出版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文章共分五个部分：“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九年”，“新环境与中共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政策”，“为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文章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进一步宣传“联蒋抗日”的主张，说“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全体军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的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的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并说：“如果蒋介石今天能够同意与我们进行共同斗争去反对外国仇敌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底侵犯，那末，为的反对共同的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367]

这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要组织什么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联军和国防政府的问题，指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他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应当是一切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和组织的真正的代表机关”，“这个政府不是任何一党一派的政权，而是反日民族战线的政权”。[368]

这篇文章还强调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的问题，提出要反对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文章说，关于保存各党派独立的问题，“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组织，都有全权保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纲和自己的组织。无论参加统一战线的那个党派或组织，不干涉且不应当干涉参加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党派或组织的内部事情”；“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说：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因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369]

文中还称赞毛泽东是红军的领袖，并指出：“在全国革命形势低落和敌人残酷武装进攻情况之下，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够抵抗敌人的进攻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特别重要地，在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领导，例如举世皆知的毛泽东，朱德……等同志。”[370]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还发表于《斗争》第118期，并收入《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6年出版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7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时论选集》、朱戈编《今日的红军》、《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陈绍禹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新中国论》等。[371]

7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听取王明请求解除他的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的申请，飞行表决接受他的申请，委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暂时担任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372]

7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发言。[373]

同月 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374]

8月20日 致洛甫信。[375]

8月25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王明：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靠近苏联，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但这一地区遍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城池和围寨，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否则，由于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红军以后的发展方向就不得不移向甘南与陕南。“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376]

8月27日 致共产国际中国部信。[377]

夏 派胡兰畦带着大批《救国时报》到港沪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政策。[378]

同期 以丢失文件包为由严厉批评李立三。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的路上丢了一个皮包，里边本来没有机密文件，而且第二天就由车站工作人员送还了李立三，但王明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时期，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内务部的注意，从此开始正式指定内务部人员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借口之一。”[379]

同期 作自由体诗《蒙古草原牧群》。[380]

9月5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1]

9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382]

10月25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63期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文章说：“鲁迅不仅是在思想上和文学上赞助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和苏维埃的伟大解放事业，不仅在言论上和著作上反抗一切黑暗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和苏维埃底压迫和进攻，而且在物质上和行动上积极赞助中国共产党的英勇革命斗争。”“当中国共产党去年发表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政策时，鲁迅始终表示热烈地拥护并积极地参加组织文化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

10月 作七绝《哀思重重——悼念高尔基声中惊闻鲁迅逝世》，诗曰：

世界文坛陨巨星，工人笔阵损干城，

天涯海角同悲惜，此际何堪丧鲁迅。[383]

秋 作七律《阴谋危害西路军》，攻击毛泽东阴谋危害西路军。[384]

此诗注明写作时间是“1936年秋（事件发生时）”。其中首联是：“大军失据困山丹，调走徐陈为那端？”但徐向前、陈昌浩是1937年2月离开西路军的，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调走的，可见这首诗是后来才写的，连时间都没有弄清楚。

秋冬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朱新阳到莫斯科向王明、康生等汇报他们对《王康指示信》的意见，王明对他严加批判。[385]

11月12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68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后收入这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丛书”《烈士传》第1集，1948年出版的《烈士传》第2辑。文章说：“现在，一部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之下，正在西北各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汉回两族合力共御外侮和合力共得自救的伟大前途，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386]

11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7]

11月20日[388] 季米特洛夫在致王明电中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说：“我认为完全正确的做法是：（1）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保持我们的组织系统、我们的指挥人员，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涉红军的内部事务；（2）同意在建立全国抗日战线和着手采取具体对日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3）红军在共同抗日战线的规定地区执行统一司令部的命令；（4）红军保留自己现在的名称，但宣布自己和南京军队一样，是全国救国军的一部分。”[389]

11月22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390]

12月2日 致洛甫信。[391]

12月5日 作七绝《光辉的苏联新宪法》。[392]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王明撰写《论西安事变》，并在回忆中说他预见到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在文章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后来得到斯大林的肯定。

《传记与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斯大林同志派人送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同志一个亲手用铅笔写的纸条。其中写到：‘西安事变是直接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并要他们立即发电给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季米特洛夫同志问王明同志对这个指示有什么意见，王明同志回答说：‘我感到这个指示只讲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安事变有两种解决的可能：一种是刚同希特勒会谈后，兼程赶回中国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到达南京后，能够发动空前大规模反共、反张（学良）杨（虎臣）的内战，那么西安事变客观上会产生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另一种可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和杨虎臣同蒋介石之间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那么西安事变就将产生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季米特洛夫同志说：‘公开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王明同志说：‘那就请你马上打个电话给斯大林同志，请他立即接见我们，以便向他陈述我们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同志说：‘斯大林同志既然直接派人送来指示，要我们立即发出去，那就是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意见的正确，没有同我们交换意见的必要。在这样情形下，不能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见，只能照他的指示办。’次日，斯大林同志要王明同志马上写一篇《论西安事变》文章，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王明同志把写好的文稿送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看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提议把文章前面的一小段对西安事变两种可能的估计，改成为基本上符合斯大林同志估计的内容。王明同志说：‘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如对西安事变只写一种如斯大林同志作的估计，那将给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同张、杨接洽，以及同张、杨一起向蒋介石进行谈判，造成很大的困难。’季米特洛夫同志说：‘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叫人把那小部分改一下，不用你的签名，而用伊·杰克签名好了。’（斯大林同志见到此文后，问季米特洛夫同志：‘为什么王明同志的文章用伊·杰克签名发表？’季米特洛夫同志把王明同志对西安事变的意见，以及为何不用自己签名发表的经过，都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同志当时未表示任何意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个半月后，斯大林同志告诉季米特洛夫同志说：‘假如王明给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像王明同志提的那样，可能更合适些。’同时，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把他的这个意见转告王明同志）。”

12月13日 在有人请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借机吹嘘自己写《八一宣言》和提出统一战线的功劳。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我去请示王明同志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向我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平的解决方针以后，接连说明自《八一宣言》发出以后我党所得到的成绩，红军长征的成功，东征的出师，“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西安事变，内战停止，和平的取得，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奠定，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八一宣言》、统一战线。他向我说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是救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因此《八一宣言》、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吴克坚同志孟庆树同志多次向我们说过：《八一宣言》是王明同志写的，统一战线是王明同志手造的。

12月14日深夜12点 斯大林在收到一份电报后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询问：“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米特洛夫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393]

同日 写七绝《西安事变》一首，诗曰：

应停内战救危亡，共产宣言民意昂。

兵谏一心为抗日，千秋青史写张杨。[394]

12月15日 参加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395]

12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通过王明给中共中央信，说根据书记处决定，在国际列宁学校组织讲座培训班，任务是造就具有马列主义思想修养、足够的理论素质和政治坚定性的讲师和宣传干部，以便领导对党的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396]

12月27日 与康生等致电中央书记处。[397]

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他说：“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苏维埃战争受到严重的损失，产生了五次‘围剿’中不能战胜反而丧失了苏区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398]

本年 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宣言》、《论两广事变》，[399]作七绝《西班牙之战（向西班牙人民和国际志愿军致敬）、五律《在格克尔特床前》各一首。[400]

本年 莫斯科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之一《烈士传》第一集，其中收有王明写的《纪念我们英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文章说：“在党的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我四万万伟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浪潮当中，我们纪念我们死难的战士，我们正是要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之下，承继他们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发扬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踏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迈进……争取中国人民民族的社会的解放斗争之彻底胜利。”此书的前言，据郭绍棠说也是王明写的。[401]

本年 在肃反运动中揭发米夫。

在肃反运动前，王明一直吹捧米夫。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王明说米夫是斯大林的门生，是七十几个人的训练班的学生，苏联现在大多数的省委书记是那个训练班的人担任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就是在这个训练班讲授时用的讲义。米夫是个中国通，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六次代表大会，米夫都是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四中全会上米夫为国际的全权代表，现在又著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这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也是我们的党史。因此，米夫在中国革命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米夫在肃反运动中被清查以后，王明立即起来揭发。据师哲回忆说：“1935年清党，1936年肃反，接着几个案件，都牵扯到米夫。米夫被揪出来，在共产国际全体人员大会上斗。有人揭发米夫是托派，说他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迪克都有联系。这时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看见米夫倒台了，摇身一变，大力揭发米夫，打得米夫晕头转向。有一次季米特洛夫曾告诉周总理：唉！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了。王明可不得了，他本来是米夫一手提拔和培植起来的，米夫又是他的老师，但在肃反时，王明反戈一击，把米夫搞得体无完肤，这个人太机灵了。弦外之音，即此人危险。”[402]他还说：“王明平时在米夫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两人俨然是师生父子。但在1936～1937年米夫被揭发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时，被米夫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王明立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反戈一击，把米夫揭批得体无完肤。王明这么摇身一变，又成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感叹道：‘王明真机灵！’”[403]1939年末季米特洛夫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还说：“王明本来是米夫的学生，也是米夫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同米夫共事多年。王明是很机灵、精明的，当他一嗅到米夫出了问题时，就立即转过头来同米夫做斗争，而且极力揭发批判他。这样，王明就站在了正确一边，同米夫划清了界限。王明是个很机灵、很会转弯子的人。”[404]

1937年1～11月 33岁

1月8日 与康生联名在巴黎《救国时报》第75、76期合刊号上刊登为《救国时报》一周年的题词：“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因此贵报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团结一致抗日的喉舌。”

1月17日 听取米夫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在研究生班一年级成立一个21人的学员班，由中国部的教员和翻译组成，目的是从中培养学校经济、历史和汉学三个系的高水平教员。[405]

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国最近的事态和中共的策略的报告，批准季米特洛夫宣读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决定改变党在苏区的方针，即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民主基础上的民族革命政府体制，并为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种改变是否合适，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406]

1月26日 宋庆龄在给王明的信中说：“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信中还对史沫特莱提出了批评：“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407]

1月29日 听取曼努伊尔斯基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任命徐杰[408]为国际列宁学校“Ⅱ”部主任，免去康生该部主任职务，另有任用。[409]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在此之前，斯大林指示将王明提出的三个让步条件发给中共中央。

《传记与回忆》说：“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条件的基础。当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三中全会，主要地为的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盲目反共分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施加很大的压力，攻击蒋介石在西安被捕后，向中共和张、杨投降，接受他们的条件；借口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和军队，而且进行长期的内战，没有团结全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可能；妨害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斯大林同志此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同志，要他告诉王明同志：立即把王明同志原来拟定的、在国共谈判最后时期为促进两党合作抗日而向国民党提出的所谓王明的让步的三个条件……正式电告中共中央，以便中共中央将我们要求国民党让步的条件，加在一起，发电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打破亲日派的各种借口，促成国共合作的协定。”“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基本上起了上述预期的作用。”

2月23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83、84期合刊登载王明、康生、方林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重工业部部长鄂尔卓尼基兹的吊唁词。

3月6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明，说王稼祥已到上海，请他设法通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帮助办理出国护照，以便到苏联治病。

3月1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似乎向后者通报了宋庆龄给红军寄5万美元之事[410]。此外，他似乎还对宋子文和宋美龄说，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请核实，周恩来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我们的同志不顾保密协议，把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条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史沫特莱把这些消息播送给英语听众感到不满。

我们再次坚决主张你们方面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411]

3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412]

3月25日 与康生联名致季米特洛夫信。[413]

3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3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4期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文章着重评论2月15～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说在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致电，提出五项主张和四项保证，“然而从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专门回答共产党中央提议的决议看来，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确有极大的影响”。“当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应当效法共产党的光荣先例，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赞成的态度……但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却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国民党领导者为日寇利益居然反对本国人民力量的团结”。但是，“在三中全会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面”，“通过了实际上赞成国共合作可能的意见”。文章说：“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文章在谈到苏维埃和红军改名的问题时说：“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414]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曾将此文出版单行本。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还收入1937年11月出版的朱戈编《今日的红军》，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20日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1938年1月出版的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王明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1939年出版的天囚编《民族革命论》等。[415]

4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询问王明、康生、邓发：“王稼祥在上海极为苦闷，你们到底有无办法，使他能够到苏联。”

4月4日 王明等通知中共中央：“已采取办法使王稼祥问题得到满意解决。”

4月5日 《救国时报》第92期发表王明撰写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氏重要声明》。[416]

4月14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17]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18]

春 曾涌泉被调到列宁学校任翻译。因在该校党的会议上对校长凯撒诺娃提意见而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了工作。他曾向王明、康生申诉，他们借口不了解情况，又推脱是列宁学校校长决定的，不便过问。直到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419]

4月25日 与康生、李明[420]等在巴黎《救国时报》第96期联名发表《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421]

5月1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99期刊登国史《读了陈绍禹先生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以后》，称赞这篇文章是正确的。

5月5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美国共产党代表信。[422]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3]

5月11日 由于苏联领事馆人员不了解情况，不给王稼祥以入境签证，因此中共中央由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同志护照已办好，但苏联方面反对，〈请〉给疏通。”

5月13日 王明答复中共中央书记处：须将王稼祥的护照姓名及号码电告并转知苏联方面，方才便于尽快取得入境签字。

同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424]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信。[425]

5月24日 洛甫将王稼祥及同去苏联的贺诚的护照号电告王明，再由王明转告苏联方面，王稼祥的签证问题才得到解决。

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6]

6月8日 致党内同志信。[427]

6月17日 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将于日内成行，他坐的船名叫西佛，他要求在海参崴有人接他。”

6月18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28]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9]

7月初 到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到达莫斯科。

王稼祥后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说：“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430]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机会主义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他对我津津有味的叙述米夫现在已在他手下工作，他又怎样高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垂危，不提我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革命干部损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我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马列主义和拯救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功绩，和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获得欣欣向荣、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他自己，他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敬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脱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已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方部和西方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之于王明无疑。当我把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与他谈时，他不耐烦听，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博古一人身上。”[431]

7月6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王稼祥、贺诚平安到达，开始治疗。”[432]

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兴起。

同日 与邓发陪同王稼祥前往会见季米特洛夫。[433]

7月7日后 陈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王明等人不予理睬。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陈郁再次提出申请回国参加抗战，却仍然得不到批准。他一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了六年，直到任弼时同志代替王明担任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后，第三国际东方部干部在清理王明遗留下来的大堆档案材料时，才发现陈郁历次申请的信件，都被积压未作处理，他们对陈郁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而受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且拖延了六年之久也不撤销处分大为惊讶。于是打电报把陈郁调回莫斯科来了解情况，这才搞清了陈郁的冤案。”[434]

周焱等著《陈郁传》也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郁又一次给中共代表团写信，要求批准他回国参加抗战，“效命沙场”。但是，他的火热的赤子之心，却感动不了王明等人的冰冷的心肠，他们把陈郁的信随便扔进文件堆里，不作任何回答。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他的秘书师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以及到工厂后写来的八封信。他们才知道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有个叫彼得的中国工人是中共中央委员陈郁。任弼时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处长马尔特洛维夫都感到异常惊讶，立刻把此事报告给国际东方部部长。部长说：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处理了一位中央委员，自己回国去了，却撇下同志不管，似乎对他的存在都忘记了，对于他恳切地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都不予理睬，这是不能容忍的。[435]

7月10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110期发表王明、康生等《悼东北烈士夏云杰、陈荣玖、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436]

7月14日 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周达文，被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逮捕，1938年4月1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周达文就是因为王明的“陷害而被枪毙的”。[437]

7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38]

8月5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115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悼冯洪国同志》。7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郊区南苑，学生军训练员、中国共产党员、冯玉祥将军的儿子冯洪国率领千余名学生，英勇奋战，均在激战中殉国。王明的悼念文章说：“我们对于洪国同志及其所率之千余勇敢有为的青年殉国的纪念……不是空洞的悲哀……而是更加十倍地为完成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武装驱逐日寇出中国而努力”。

8月1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报告。

王明报告后，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同志的报告是有点儿鼓动性，有点儿乐观的。他很清楚，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党内情况是很特殊的”；“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中央本身也需要援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王明的这篇很好的报告需要改写成文章。要从这篇报告为国际新闻写这样一篇文章，使它能动员群众保卫中国人民”。[439]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在新形势下的基本政策方针的建议。

此文发表于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合刊，《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俄文版第8期、英文版第10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解放》周刊第26期，随后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青年书报社、延安解放社、上海文粮书店出版单行本，上海南华出版社还于1938年1月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的《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2册等。

8月 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分别致西班牙人民书，以及王明为此写的《远东与远西（对于下列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信说几句话）》。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信，指出：“西班牙人民在远西，中国人民在远东，同样得到一切进步者及爱自由者的热烈同情，因为这两个民族的斗争，是保障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极大因素。”

8月 于莫斯科作七律《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440]

夏 抓住印刷厂工人排错字的机会，与康生再次严厉批判李立三。

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中说：“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441]

9月18日 以陈绍禹的名字在巴黎《救国时报》“九一八纪念特刊”即第123、124期合刊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同时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俄文版第8期、英文版第10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解放》周刊第26期，随后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延安解放社、上海文粮书店出版单行本[442]，上海南华出版社还于1938年1月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的《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2册等。[443]

文章分为“日寇对中国新进攻的原因何在呢？”“中国武装抗日能否得到胜利呢？”“如何组织对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呢？”“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环境中的任务”等四个部分。

文章说，日寇对中国的新进攻，“就是征服全中国和奴役全中国人民”。文章驳斥了“中国抗战不能胜利”的论调，同时也指出进行反日斗争“有极大的弱点和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组织对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胜利呢？”中国共产党提议：“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救国大联合”，“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军队总动员、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全中国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全国经济总动员和实行国防经济政策”，“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国难教育，安置失业青年”，“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在谈到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时，文章说：“必须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南京中央军、各省地方军、抗日人民军、东北抗日联军等等）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

文章说：为了共同建立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在中国人民斗争底现在阶段，取消‘中国苏维埃化’底口号”，但“中国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分钟也不会停止其为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的信徒”。同时强调：我们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允许丧失自己的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分钟也不允许掩藏自己共产主义的面目和旗帜”。

9月30日 致莫斯科林信。[444]

同日 作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445]

10月2日 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会议议程有两项，其中一项是张烈[446]做关于中国现状和党的工作的报告。[447]

10月21日 与康生联名致斯塔索娃信。[448]

10月 作七绝《平型关告捷》，诗曰：

遭逢部分板垣师，八路锋芒初试时，

一战平关传大捷，共优国劣尽人知。[449]

11月7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文章《伟大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时之中国》（又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文章宣传和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对国共合作的成果和进展作了过高的估计，例如文章说“已开始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日益发展”。此文发表于巴黎《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群众》第1卷第7期，并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同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等。[450]

11月上半月 突然宣布不准李立三回国。本来商定李立三与王明、康生等人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启程前，他不说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留下。两个多月后，即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坐了一年○九个月的牢。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国了。原先本来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李立三怀着参加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强烈热望，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使李立三回国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但是更大的灾难已经临近了。王明走后两个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内务部突然在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从此他在苏联过了一年○九个月的铁窗生活。”[451]

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书中说：王明、康生在11月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452]

11月11日 斯大林会见王明、康生、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在座。[453]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谈到战略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便是要打游击战争。”[454]

王稼祥于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也谈到这次会见的情况：“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455]

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还说：“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机会来报私仇，说周达文、俞秀松二人是坏人，并在斯大林面前指责马列学院的凯撒诺瓦[456]包庇他二位。这以前，王明苦于无机会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凯撒诺瓦也被撤了职，王明的丑恶灵魂随时随地都在害人。”[457]

王明在回忆中说：当时斯大林说中国还有不少的托洛茨基派，为了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应该坚决地清除他们。[458]

11月13日晚 季米特洛夫同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谈话，王稼祥参加。[459]

《传记与回忆》说：“11月13日晚，季米特洛夫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他委托中共代表团回国的同志转告中共中央：‘王明同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是对中共而且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一大功劳。’”

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谈到这次会见的情况。他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460]

师哲在回忆任弼时的文章中曾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是王明回国以后，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导自居，动辄指责别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工作中闹独立性，完全辜负了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期望。[461]

[1]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王明1945年4月20日致六届七中全会的信说9月25日动身赴苏联。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3]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4] 见王明回忆录《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32～1937.11，在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

[5] 孔永松等编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第253～254页。

[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7页。

[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6页。王明在《中共半世纪》说自己从11月10日起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职务，见该书第31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2～37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有的论著评论说：“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那么，“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第97页。）

[8]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8、72页。

[9]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第467页。

[10] 这个时间是根据黄药眠的回忆判定的，因为他说是在王明“来后不久”。

[11]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84～185页。

[1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5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52页。

[14] 《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说是《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此处据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编目。

[1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6页。

[16] 《王明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88～89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2、43页。

[18] 即库西宁，下同。

[19]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04页。

[20] 《传记与回忆》。

[2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19页。

[22]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0页。

[23]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页。

[24]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2页。

[25] 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居民在上海和吴淞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抵抗。

[26] 原文如此，应为副总指挥。

[27]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6～131页。

[2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6页。

[29]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

[30]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3月4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32页。

[31] 《王明言论选辑》，第310、313、316～317页。

[3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还曾收入《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见日本汲古书院平成8年版，第46～47页。《写作要目》说王明本年曾写《中国的政治现状和中共的当前任务》，似乎指的就是这篇文章。

[33] 《王明言论选辑》，第194、215、257页。田中仁说1934年曾再版，东洋文库藏有该版本。《王明著作目录》，第46～47页。

[3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7页。

[3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6～131页。

[3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7页。

[37] 《写作要目》。

[38] 《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陈郁》，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28页。

[39]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1～192页。

[40]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213页。

[41] 林铁：《我和陈郁同志在列宁学院》，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18～19页。

[42] 《学习陈郁同志》，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5～37页。

[43] 《一生保持工人本色的共产党员》，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52页。

[44]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4～115页。其中李立三的回忆见李立三在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

[4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4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47] 《传记与回忆》。

[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8页。

[4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2] 何一民：《留学苏联片断》，《革命史资料》第18辑，第185页。

[53] 《学习陈郁同志》，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5～37页。

[54]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86页。

[55]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90页。

[56] 应为俞秀松，下同。

[57] 应为董亦湘。

[58] 《留学苏联片断》，《革命史资料》第18辑，第185～186页。

[59]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2年国际十二次全会补选为执委委员”。

[6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6册，第50～79页。

[6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6册，第94～119页。

[62]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213页。

[63]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22～126页。

[6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65]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66] 《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6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11页。

[6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6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7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9页。

[72]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224～226页。

[73]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第327页。

[74]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237～250页。

[7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7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3页。

[7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5页。

[78]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6页。

[7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2页。

[8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33页。

[81] 《写作要目》；《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6页。

[82] 即托洛茨基。

[83] 《写作要目》。

[84] 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敌人杀害。

[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0页。

[8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87] 《王明给库西宁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291页。

[8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58页。

[89] 即杨虎城，杨虎城字虎臣。

[90]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91]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第78～79页。

[9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93] 《写作要目》。

[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3页。

[9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07（A）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402～403页。

[97] 对此决定有批注：“已完成。”

[98] 指1933年1月10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99] 指1933年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423页。

[10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28页。

[102]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436页。

[103]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

[10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写作要目》说是发表在第7期。《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5页。

[105]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06]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4页。

[107] 此处回忆有误，因康生来时，王明到莫斯科已经一年半多了。

[108]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6～197页。

[109]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1、472页。

[110] 指中国共青团。

[11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5页。

[1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38～662页；《资料丛书》第16册，第349～371页。

[113] 《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6页；《写作要目》。

[114]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1934年7月出版的瑞金《布尔塞维克》第1期曾刊载，东洋文库还存有1935年版本，第51页。

[115] 即习惯上说的第四次“围剿”。

[11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17]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3年9月6日发表的呼吁书，见《共产国际》杂志第28期，1933年，第22、24页。

[118]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497页。

[119] 《苏维埃中国》序言是9月27日写的，故判定此文写于这之前。

[120] 即通常说的第五次反“围剿”。

[12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542、543页。

[12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5] 以上均见《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561～573页。

[126] 原文如此，可能是周励，下同。

[127] 指1932年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委员会。

[128] 意即用英文和中文出版。

[129]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3册，第586～590页。

[130]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13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2～633页；《资料丛书》第16册，第134～189页。

[13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3页。

[133]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4年初国际十三次全会补为执委主席团委员，会后指定为执委、小委员会（相当于书记处）委员，共产国际出席职工国际党团委员；共产国际执委的拉丁美洲（即中美南美）书记处主任（至1936年秋辞去此职）。

[13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4页。

[135] 《写作要目》。

[1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6页。

[137] 《写作要目》，诗歌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4、95页。

[13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3页。

[139] 指列宁学院，下同。

[140]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41]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说是发表于《周围世界》杂志俄文版第3期，第471页。

[142] 熊廷华：《王明曾经称颂毛泽东》，《党史天地》2004年第2期。

[143]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4～215页。

[144]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27～129页。

[145] 师哲：《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陈郁》，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0页。

[146]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资料丛书》第16册，第557～563页。

[147] 《资料丛书》第14册，第71、73页。

[1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7页。

[149] 收入〔日〕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第3卷，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471页。

[150] 《资料丛书》第14册，第98页。

[151]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01页。

[152]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02～103页。

[153]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4～115页。

[15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4页。

[155] 指日本外务省调查局长官天羽英二1934年4月12日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实际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厉限制它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同所有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要求。声明全文见《太平洋》杂志1934年第1期，第212～213页。

[156] 指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条款，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81～686页。

[157] 指1915年5月9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接受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见《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第541～543页。

[158]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6～117页。

[15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2] 《写作要目》，第119页。

[16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72页。

[16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6]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63页。

[16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8] 《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165～166页。

[16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70] 有的论著认为：“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99、102页。

[171] 即A.斯韦特。

[172]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79页。

[173] 即不经过开会，而是用传递文件的方式进行的表决，后同。

[17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06～208页。

[17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76] 可能指吉鸿昌领导的华北抗日组织，其主要核心是他的部队。

[177] 《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第13～100页。

[178] 毛泽东：《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

[179] 以上均见《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243～250页。

[180]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55页。

[181]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64页。

[182]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资料丛书》第14册，第267～270页。

[183]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1页。

[18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85]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8页。

[186]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9页。

[187]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80页。

[1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8页。

[189] 王明、孟庆树：《永不能忘的会晤》，1970年4月22日。

[190] 《曾涌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64351.htm？fr=ala0_1）。

[191] 即李立三。

[192] 从内容看，该文件是王明、康生8月3日给中共中央信的摘要。

[193]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资料丛书》第16册，第564～602页。

[19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82页。

[195] 《写作要目》。《王明言论选集》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说文章的题目是《苏维埃中国的新形势与新战术》，见该书第646页。

[19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8页。

[197] 《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资料丛书》第17册，第243～264页。

[198]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

[199]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200]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324～346页。

[201] 《传记与回忆》。

[202]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

[203]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摘录）》，《资料丛书》第14册，第352～354页。

[204] 此处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原稿。第二段中“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一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见1953年版，第990页。

[205] 不清楚是何人。

[20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8页。

[207]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208] 王明、孟庆树：《永不能忘的会晤》，1970年4月22日。

[209]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

[210] 1933年冬福建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失败后成立的反日反蒋组织。

[211]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的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365～372页。

[212] 指《救国报》，1935年5～11月在巴黎出版。

[213]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斯塔索娃的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383页。

[21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385页。

[215]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5页。

[2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0页。

[217] 《资料丛书》第14册，第404页。

[218] 《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406～407页。

[219] 《资料丛书》第14册，第406页。

[220] 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第201页。

[221] 冯晓蔚：《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

[22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9页。

[223] 参见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第201页。

[224] 《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25] 《传记与回忆》。

[226]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227] 熊经浴、李海文：《张浩传》，第98页。

[22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9页。

[229] 即后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

[230] 《王明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33页。

[231] 师哲：《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陈郁》，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0页。

[232] 熊廷华：《王明曾经称颂毛泽东》，《党史天地》2004年第2期。

[233]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周年寿辰大会上的演词，载1939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

[234]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选举》，《资料丛书》第17册，第66～69页。

[235]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2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18～524页。

[237] 《王明言论选辑》，第475～476页。

[238]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7册，第161～166页。

[239]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7册，第167～184页。

[240] 《王明言论选辑》，第448～449页。

[241] 《王明言论选辑》，第427页题解，及本书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

[24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3～64页。

[24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7页。

[244]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第212页。

[24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4页。

[24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03页。

[247]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5年7月～8月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委及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24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9页。

[249] 此回忆不一定准确，不可能因为吴克坚的意见就增补王明；王明也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而是正式委员。

[250] 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251] 仲侃：《康生评传》，第52页。

[252]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21页。

[25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00页。

[2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437页。

[255] “中华热血”网（http：//hi.baidu.com/pp369456/blog/item/efe5fc180ba893b14bedbcb0.html），2008年5月7日。

[256]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4页。

[2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19页。

[258]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8页。

[259]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44～245页。

[260] 〔苏〕K.B.柯柯什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许俊基译自苏联《共产国际与东方》一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1期。

[261] 周文琪、褚良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第303～304页。

[262] 《资料丛书》第15册，第44页。

[263] 也称少共国际。

[264] 《陈云年谱》上卷，第190～191页。

[26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4页。

[266]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98页。

[26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4页。

[268] 参见冯晓蔚《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

[26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4页。

[27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5页。

[27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5页。

[272] 会议没有举行。

[273] 由李济深、陈铭枢等于1935年7月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秘密政党组织。

[274]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59～62页。

[2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1页。

[276]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219～221页。

[27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04页。

[278]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册，第616～617页。

[279] 即留克斯。

[280]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43页。

[281]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第473页。

[28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6页。

[28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6页。

[28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6页。

[285] 参见《王明言论选辑》，第470页题解。

[286] 《王明言论选辑》，第470～513页。

[2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407～408、398、403～404页；又见熊经浴、李海文《张浩传》，第117～118页。

[2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3页。

[289] 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第205页。

[29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时评《福建事变一周年》刊载于1935年1月《中国报》第8、9期合刊，见该书第42页。

[29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7页。

[292] 即陈云。

[293]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戈帕涅尔的便函》，《资料丛书》第15册，第69～70页。

[29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7页。

[295] 起草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296] 见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莫斯科，1936。

[297]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资料丛书》第15册，第71～77页。

[298] 李即李富生，即林仲丹，又名张浩；罗即罗英，即王湘宝，又名刘长胜。

[2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2页。

[3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4页。

[3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9页。

[302] 《写作要目》说前者“可能发表于巴黎《救国时报》”。

[303]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

[304] 均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305]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06] 即王明、博古、王稼祥、沈泽民、何子述。

[307]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3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5页。

[30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8页。

[310] 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311]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89～102页；又见陈晖《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312] 《资料丛书》第15册，第103页。

[313]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104～107页；又见陈晖《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314] 《王明同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108～110页；又见陈晖《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杨奎松《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莫斯科谈判实录》说是2月23日，文字也与上文有不同，见《炎黄春秋》1997年第2期。

[315] 潘合定：《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第107页；《王明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111页。

[31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9页。

[317] 原件无年代。

[318] 可能是中共东北党组织的代号。

[319]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撰写《纪念方志敏同志》，后收入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册革命烈士传。她说的这本烈士传，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丛书”《烈士传》第1集，此文还收入史社刊1940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第2版。

[320] 《王明言论选辑》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说是《致罗曼·罗兰信》，而不是电文。

[321] 即陈立夫。

[322] 即潘汉年。

[323]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115页。

[32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69页。

[325] 《王明言论选辑》，第470～474页。

[32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0页。

[32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1页。

[328] 指《全民月刊》杂志（1936年在巴黎出版）和《救国时报》。

[329]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129页。

[3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资料丛书》第15册，第132、133页。

[331] 即施平，也即陈云。

[332] 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册，第196页。

[33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1页。

[33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1～72页。

[33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2页。

[336] 《盛世才给王明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168～177页。

[337]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资料丛书》第15册，第178～184页。

[33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2页。

[339] 仲侃：《康生评传》，第52页。

[340]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资料丛书》第15册，第189～195页。其中第5点是王明的手迹。

[34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2页。

[342]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42页。

[34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43（A）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196页。

[345]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45（A）号记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197页。

[346] 见《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同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的建议》，1936年5月20日。

[347]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04页。

[34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4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5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51]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53（B）号记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209页。

[352]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23～228页。

[353]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28页。

[354]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355] 仲侃：《康生评传》，第53页；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45页。

[356] 即曾山。

[357] 原文如此。在王明的翻译手稿为：见毛泽东和朱德。

[358] 《潘汉年给王明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20～222页。

[35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6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61] 《写作要目》。

[362] 《王明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资料丛书》第15册，第239页。

[36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6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8页；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365] 《资料丛书》第15册，第235页。

[366] 《资料丛书》第15册，第233页。

[367]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第31、32、44页。

[368]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第28、39～40、44、45页。

[369]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第29～30页。

[370]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第14页。

[37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5页。

[372]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61（A）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238页。

[37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3页。

[37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4页。

[37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5页。

[37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18页。

[37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5页。

[378]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379]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8～119页。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中说是1937年夏天，见该书第245页。

[3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6页。

[38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6页。

[38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6页。

[3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7页。

[3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9页。

[385] 《如此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朱新阳与王明等在莫斯科的一场辩论》，李继宏、吕财英编著《千古论战》，第100～115页。

[386] 后收入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集。

[38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6页。

[388] 日期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11月20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确定的，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8、81页，其中重复了该文件的主要论点。

[389] 《季米特洛夫给王明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5册，第262页。

[39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6页。

[39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7页。

[39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0页。

[393] 《季米特洛夫日记》，又见《资料丛书》第17册，第523页。

[3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2页。

[395] 《季米特洛夫日记》，又见《资料丛书》第17册，第523页。

[3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67页。

[39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7页。

[398] 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2版）》第5卷，日本苍苍社，1983，第101页。

[399] 《写作要目》。

[4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8、111页。

[401]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

[402] 《师哲的点滴回忆》，《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51页。

[40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7～118页。

[40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42页。

[405] 《资料丛书》第15册，第268页。

[406] 《资料丛书》第15册，第273页。

[407] 《宋庆龄给王明的信》，《资料丛书》第15册，第275～277页。

[408] 即陈潭秋。

[409]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09（A）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5册，第281页。

[410] 指毛泽东请求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的5万美元。

[411] 《王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5册，第286～287页。

[41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7页。

[41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7页。

[414] 《王明言论选辑》，第526页。

[41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7～78页。

[41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1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1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19]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4页。

[420] 即李立三。

[421] 李思慎：《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册，第424页。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3年编印的《鄂东革命史资料》第1辑说这篇文章是陈潭秋和方林（邓发）、李明（李立三）等联合写的。见该书第182页。陈乃宣《陈潭秋》也持此种看法，见该书第209页。

[42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2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30] 此处回忆有误，他这时才到莫斯科。

[431] 《红旗飘飘》第18辑，第55～56页。

[432]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77页；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182页。

[433] 《季米特洛夫日记》，又见《资料丛书》第17册，第531页；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182页。

[434] 《一生保持工人本色的共产党员》，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52～53页。

[435] 周焱：《陈郁传》，第131～132页。

[43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37] 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43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79页。

[439] 马贵凡译《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文件》，《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0期。

[4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3页。

[441]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45～246页。

[442]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44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1页。

[44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2页。

[44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2页。

[446] 即王稼祥。

[447]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0页；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182页。

[44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2页。

[4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4页。

[45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2～83页。

[451]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9页。

[452] 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第246～247页。

[453] 《季米特洛夫日记》，又见《资料丛书》第17册，第534页。

[454] 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2页。

[455]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1页；朱仲丽：《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一次重要指示的前前后后》，《革命史资料》第7辑，第29页。

[456] 即凯撒诺娃，下同。

[457] 199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飘飘》第18辑，第57页。

[458]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459] 《季米特洛夫日记》，又见《资料丛书》第17册，第537页。

[460] 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3页。

[461] 《我们党的管家人——回忆任弼时同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368页。

五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 33岁

11月14日 与康生等乘苏联飞机离莫斯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并在迪化诬陷俞秀松等人，致使俞秀松等人被捕。

王明在1969年冬和1970年6月22日关于《王明应该怎样回国法？》的谈话中说：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曼努伊尔斯基提出过三次要我回去，他的办法是：把所有在莫斯科的60来名学生和干部都武装起来冲回去。1936年他又提过两次。前两次季米特洛夫和我都没有理他，以为他开玩笑。最后一次他又正式地提出，认为照他的办法一定可以冲到瓦窑堡去，并且说他可以向军事机关要枪，训练一个月再走。我说：我不能同意牺牲60来个干部保护我，而且如果他们都战死了，我一个人能到吗？季米特洛夫也认为“这样不行，太冒险了！”从当时1936年春的情况看，王明回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照曼努伊尔斯基提的办法：冒险冲回去；二是等红军长征的西路军到达新疆附近；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公开地回去。由于西路军没有到达新疆附近，只好等到1937年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利用合法路线回去了。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这次回国是由于蒋介石的邀请。回忆中说：“从1932年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苏区前，王明曾几次地要从苏联回中国去，都因交通联系被破坏而未回成。1936年也曾几次地作过回去的打算，没有成功。而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了。蒋介石派其代表张冲到莫斯科来‘请王明先生回国去共商国事’。于是我们于1937年11月14日晚离开了莫斯科。”“我们乘火车到阿尔马阿塔，又乘飞机（重轰炸机Т.Б.3）到新疆的迪化。蒋介石的代表和我们同机到达。当时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和苏联和中共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招待得很周到。”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另一个回忆录还说：王明以前曾多次想回国，都没有成功，“直到1937年11月14日始利用合法路线回去——即利用蒋介石派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的代表张冲曾口头转告说：蒋介石有电话给张，要他‘代表蒋请绍禹先生回国参加抗战领导工作’，并由张‘陪同专机返国’。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决定：王明利用蒋介石这种礼节上的邀请合法回去。（因为蒋介石知道，在国共已经合作和抗战已经爆发的条件下，王明会很快回国的，不管他邀请与否。）于是我们跟随张冲同机飞到新疆迪化。然后由苏联派飞机（Т.Б.3）送回延安。”[2]

在迪化期间，王明借军阀盛世才之手继续迫害俞秀松。盛世才为了与苏联拉关系，曾向苏联要干部。联共（布）中央就从在苏联工作的中国同志中，选调俞秀松等25名干部派到新疆。王明到新疆后，要盛世才“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谁是托派分子，就把25名干部的照片拿给王明、康生识别。结果，25名干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1938年6月，俞秀松被押送苏联受尽酷刑，1939年2月21日被杀害。[3]

江泽民[4]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冬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中途在新疆停下，见到盛世才。会见时，盛世才把我们的相片拿出来。盛世才问王明这些人怎么样。王明说：这些人都不是好人。王明还答应说，回延安后，我们把这些人的材料，给你送来。这样，盛世才才敢把我们逮捕。以前碍于这些人是苏联派来的，不敢动手。”结果江泽民和俞秀松等人都被捕了。后来江泽民被放出，俞秀松和万献廷被送回苏联。[5]

吴亮平说王明陷害俞秀松等人，是因为俞秀松等人对他上台不满意。他说：“王明十分仇恨俞秀松等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让王明上台，俞秀松不满意，王明更恨他。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在学生中不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松打成托派的原因。”[6]

嵇直也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我回到莫斯科，被安排在内务部边防总局工作。这期间，我听从新疆来的人说，王明、康生由莫斯科去延安，路经迪化时，利用盛世才向共产党投机的意图，抛出他们可以介绍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工作为诱饵，向盛提出，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方可。假使这样，还可以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由于盛不知谁是托派，乃收集了有关照片，请王、康识别。王、康当即指出：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保安总局长张义吾、副局长任岳夫妇、汽车局副局长江泽民、外交办事处长（后任喀什区行政长）万献廷、和田区行政长郑一俊夫妇等都是托派。并指示：上述这些人，应当即关押，就地处理。”盛世才将这些情况报告了苏联总领事，苏联总领事报告了莫斯科，莫斯科便派工作组去帮助审讯，结果将其他人释放了，“由于共产国际中国部得到王、康的来信，致使俞秀松和万献廷被送回苏联严肃处理”，后来得知“俞秀松已牺牲在苏联”。[7]

11月29日 与康生、陈云从新疆经兰州飞抵延安，[8]受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的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9]王明也在机场上讲了话。[10]

《传记与回忆》说：“我们从新疆飞到兰州，又飞到延安。”“在机场上迎接的，有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们，如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项英等同志。毛泽东不仅迎候了，而且在欢迎会上说：‘今天我们迎接的是喜从天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人——王明同志……’”

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吃饭。[11]以后在陕北公学大院，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据参加这次欢迎大会的李光灿回忆：“毛泽东、张闻天主持会议，欢迎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回国。王明有一个讲话，极有煽动性。他首先讲，他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康生、陈云也讲了话，讲得很短。张闻天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讲话，他讲得很热烈、很兴奋。毛泽东很高兴；好象喝了点酒。”[12]

李德回忆说：“当晚，在小范围内举行了欢迎仪式……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洛甫特别提到王明在克服1931年李立三路线时的作用，和他多年来在共产国际中的卓有成效的活动。”“王明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又是共产国际的发言人，据说他可能强调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但同时也指出了加强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并主张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和自主的情况下，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加强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真诚紧密的合作。”“至于这次欢迎会上的讲话（如果我转述是正确的话），只是一种在国内流行的客套，还是具有什么深远的含意，这对于我这个没有参加欢迎会的人来说，就很难判断了。赞美之词很象是空洞的客套，然而，王明的讲话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13]

对于王明这次回国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王明是被共产国际派回来夺毛泽东的权的。理由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了矛盾：毛泽东要坚持独立自主，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放弃政权与军队，一切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但陈松友在《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中，认为“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中央不居领袖地位，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认识当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毛泽东夺权”在逻辑上说不通。其次，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认为王明不适合做中共领袖。最后，如果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那么，在王明回国前后也不会极力宣传毛泽东，并公开支持毛泽东做中共领袖。[14]郭国祥、丁俊萍在《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中也说：说王明回国是夺毛泽东的权，或者说是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首先，当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其次，王明当时的地位要高过毛泽东，他的权威和影响也要高过毛泽东。[15]

11月底 作诗《飞过大西北》（三个五律），其最后四句是：

乘机思美梦，引领望延安；

抗日昨天梦，今天梦明天。[16]

12月1日 青年书报社出版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12月初 作七绝《不胜今昔之感（离上海与到延安）》，感慨1931年冬乘船离沪赴莫斯科与这次蒋介石派人请他们乘苏联飞机回国之不同，诗曰：

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17]

12月9日 在9～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这个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二、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三、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在第一部分中，报告指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报告说：“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的民主制度，报告说虽然“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已经开始民主化”。[18]

在第三部分中，报告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为要加强国共合作，报告提出：就要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如“分成左中右三派”，也“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在个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要“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八路军在新占领区域，“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虽然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但八路军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

在一个更详细的记录稿上，这个报告还有如下的内容。

第一，说全国抗战后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等。

第二，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在军队问题上，报告虽然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认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说“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报告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第三，说“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并批评刘少奇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当作政策是不对的，提出单打维持会也是不对的”，还说“对于中国的军队不是说旧军队不行，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总的是在旧的军队基础上改造军队”。

第四，说“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争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团体”；“现在中国需要统一的群众组织，不要分裂的群众组织，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一定要争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市党部来参加”。

第五，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此外，还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前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并作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六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毛泽东）一致同意王明同志的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线，即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路线，以便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几亿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直到在苏联全面帮助下和其他各国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政治局一致赞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志的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会议根据王明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路线，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整个武汉时期“全党是在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伪造”。[20]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已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简直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21]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22]

杨奎松说：“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颐指气使，这在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来就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领导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西班牙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欧洲资产阶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高喊无产阶级领导会吓退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从抗日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介石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要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23]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24]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诬陷陈独秀，反对与刚刚出狱并主张抗日的陈独秀等联合抗日，说“中央过去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间谍，并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他在会上大讲苏联反托派的“经验”，主张中国也应加紧反托派的斗争。由于他和康生的反对，也由于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致使陈独秀等与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愿望没有实现。后来他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吹嘘说：“一九三七年底我回到延安后，就得知毛泽东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已经谈好，允许托陈派全部回党（这个‘回党’计划由于我到延安而没有实现）。”[25]有的学者认为，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26]

在王明反对与陈独秀等联合抗日的同时，康生接着写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陈独秀等“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27]

对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陷，陈独秀十分愤慨。他于1938年3月17日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28]，要求拿出真凭实据来；同时还对包惠僧说：“老干们（指王明等人）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29]就是其他很多人，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因此，在当时武汉的报纸上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辩论。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汉日报》发表公开信说：“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是“莫须有之诬蔑”；九人之一的张西曼还单独给《新华日报》写信说，他之所以“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就因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等等，“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30]当事人罗汉也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又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造谣造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31]

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发言，着重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列举了“代表团对中国党的政治上的帮助”。最后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

12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32]

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33]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34]

但在1988年6月28日～7月4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第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当时大多数同志同意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本人在会上没有与王明发生交锋，原因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斗争艺术、策略问题？还是当时毛泽东也未认清王明的右倾错误？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35]

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增为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队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36]

据张国焘回忆：“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毛泽东对王明的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37]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稳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他还说：“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38]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的发言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其中说：“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特米脱洛夫[39]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40]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毛泽东、王明等25人的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41]并决定在七大上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42]会议还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继续与国民党谈判。[43]

杨奎松评论说：“实在不知道一个准备委员会，在‘主席’之外如何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大概是王明不想要那个‘副’字想出来的办法吧？无论如何，王明推举毛作‘主席’，自己又弄个‘书记’坐，这种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风，显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态。而更让人要猜疑王明用心的是，在这个文件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还破天荒地被要求依次签名以示赞成。这在中共历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44]

1945年8月25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1938年12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决心要搞掉王明。是一场争权斗争，同时也是为争取实现他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发言以后，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惊！”[45]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并未召开全会，他说的似乎就是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任弼时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他说：“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由于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有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着缺点，和国民党人们的深刻成见，在过去曾发生过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某些磨擦；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使着统一战线，得着发展与成绩”。[46]他在5月17日对这个报告大纲所作的补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再次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

但与会人员明显地看出了会议上的分歧。彭德怀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曾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看来，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他还说：“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47]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王明回国后，“无疑他满以为是凯旋而归。也许他和俄国人都以为，他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领导党，并以为在此过程中可能要由他重新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到达延安后，就着手在党内培植他的势力。毛泽东看出了陈绍禹的野心，机智地设法让陈和另一些人先去武汉后去重庆，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商谈有关在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党关系事宜。毛把陈送出延安，暂时从党的总部去掉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还可以说，毛深知陈享有国际声望。这时张国焘对毛的威胁已被解除，但毛泽东一定感到，他在对付陈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策划才是。于是，一场毛、陈之间隐蔽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48]

有的学者还认为：“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鸣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49]

1945年4月21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也说：“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讲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只有毛泽东对王明的报告进行了一些批评，但是经过辩论之后，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险，于是终于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决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策略。”“不久，王明和后来成为‘莫斯科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前往汉口，代表中共参加蒋介石政府（当时叫做‘国防政府’）。”“王明在汉口一直呆到1938年10月汉口被日军占领为止。在这期间，毛不失时机地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准备整风。康生的侦缉机关的实力也就是在这时候增长起来的。同时，毛泽东着手推翻1937年12月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并从而否定了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50]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明显不满意，后来多次进行批评。例如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王明）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51]

12月18日 因蒋介石为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王明于这天同周恩来、邓颖超、博古、孟庆树等到达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内。“八办”设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

《传记与回忆》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几天，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关于几年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当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等。中央做了决定，同意国际的意见，要王明等即日飞到武汉去见蒋介石，以便给他以大力的支持，告诉他不仅中共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都积极地支持他抗日。”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这次去武汉，是“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表示坚决支持反对国民党内外亲日派的捣乱和阴谋，继续抗日救国，并向他转达斯大林关于苏联坚决支持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他和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5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并转中央政治局，说他们中午已抵武汉，蒋介石亦到，明后日或可见面，请项英同志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53]

12月20日 与周恩来、博古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谈话。[54]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在西安与小蒋谈话情形致电书记处。[55]

12月21日晚 同周恩来、博古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谈判，当晚王明、周恩来等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说：

（甲）今晚见蒋，蒋表示等候已久，亟须知道肤施[56]讨论情形。已由王明说明目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远方某些提议。次由博古将边区、联络参谋、办事处、参观等问题加以回答。再次由恩来说明具体提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成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军事工业部、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

（乙）蒋当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彼想的也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与我们共商一切，最后并留王明在汉相助。

（丙）两党关系委员会，闻国方为陈立夫、康泽、张冲，我们提议加入邵力子，不日即可开始商谈合作各事。

（丁）各项具体提议，既已取得其同意，拟再以书面交蒋，并与有关各方讨论计划实行。

（戊）宣言决定即起草。

（己）共同纲领待与陈等见后即写。

（庚）日报已着手组织，周报刊已出两期，将在第四期分类作文发表。我们主张将在第四期分类作文发表。

（辛）昨晚会见立夫谈话尚接近，彼亦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57]

在与蒋介石会谈后，王明、周恩来与陈立夫再次谈判，王明明确提出：为了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现在应争取以下具体办法：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革命军，加强和充实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对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的看法，并将与王明谈判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58]

1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做出以下决定：第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第二，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第三，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第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59]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60]

同日 与周恩来、项英、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要求把交给新四军和东南党部的干部，从曾山起均请加速送出，并拟以周子昆对调周士第。[61]

12月24日 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62]

12月25日 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其中说：“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同胞宣布：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团结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为达此目的，要“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等。[63]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这个声明是“中央政治局委托王明同志飞抵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的，“同时王明同志还发表了《救中国时局的关键》一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目的——支持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64]

王明起草这个宣言报告过中央，并经中共中央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曾对此加以肯定，说在1937年“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65]但王明1938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承认，这个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

同日 在汉口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谈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问题，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现在阶段上与国民党共同救国，而且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员共同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个谈话名为《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的谈话》，又名《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及对抗战的各种主张》，发表于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后来又以《陈绍禹（王明）先生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为名，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真理文库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以《国共统一合作的前途》为名，收入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小丛书之62《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民族出版社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解放出版社同年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等。《写作要目》说曾收入《抗战指南》第3册。《王明言论选辑》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还说收入了《国共合作与抗战》。[66]

12月26日 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委员。同日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67]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今日两党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彼方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因事未到会。我方为恩来、王明、博古、剑英。推定由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并决定每五天见面两次。我党对时局宣言已脱稿，旬日可发表。美国新闻记者白得恩昨日见王明，谈话记录日内可发表。[68]

12月27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会议决定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赴两广巡视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教育和培养职工运动骨干。[69]

同日 写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解释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目的，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是目前挽救时局的关键。文章说：“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说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70]

该文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于1938年1月1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4期、《解放》周刊第30期及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后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2月出版的周恩来、王明等著《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怎样进行持久战争》、《统一战线下的党派问题》，5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6月出版的《抗战文选》，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等。[71]

同日 在汉口抱冰堂对广西学生军发表题为《抗战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讲了国际形势、组织民众、群众工作问题，并“从历史事实和理论基础各方面来说明和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堕落到成为法西斯走狗和侦探”。讲演又一次提出为求得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的统一，“诚恳亲切地与当地党政军各界社会团体的合作，取得合法的地位”，[72]主张把群众运动统统置于国民党的领导管制之下。该文又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1938年1月20日《新华日报》、1月29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8期，后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中国出版社7日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还以《托洛茨基派是什么？——陈绍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讲演》为名收入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绍禹、徐特立等著《托派在中国》。

阳升在《点滴回忆》中说：“有一天，陈绍禹、秦邦宪也到抱冰堂来对学生军讲话，陈绍禹说话很动听，他一来就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来。’于是同学们有的立即口头提出，有的写在纸条上交去。他收集后把它分类归纳，然后一个一个的分析解答。有条有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学们均聚精会神的听。给我们印象很深。”[73]

同日 《抗战三日刊》刊登其记者对王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时局和抗战前途问题的采访。王明说国民党已动员了他的成千上万的军队上前线作战，“在这个抗日大前提下，一切困难，一切问题，我们都可开诚布公地加以解决，我相信抗日联合战线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现在大家应当号召优秀的青年投军。只要我们能用优秀的分子，组织五六十万精兵，而配以□□的新式技术，——坦克车，飞机，便可把敌人驱逐出去，收复失地。其次，我们应当赶快建立兵工厂，飞机场，来增强自己抗战的力量”。[74]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董必武不能离汉工作事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75]

12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说明会议在组织上决定王明、陈云、康生留书记处工作，会议后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均去武汉；并决定组织两党委员会，我方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已开了一次会，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

12月29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76]随后，博古在长江局的领导下，又正式组建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77]

12月30日 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78]

同日 参加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同日 洛甫、康生、陈云、毛泽东就日寇进攻的形势与我方之战略部署，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两次致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第一封电报“判断敌占领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互相联络起来。但为早期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仍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因此，请你们向蒋提议下列部署：“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两州，此师须即开动；以一师开固原地区，此师亦须准备开动；以一师开豫西，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三师在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第二封电报说“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79]

12月31日[80]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国共合作问题，自我们与各方面开诚谈及中央对时局宣言〈已〉送出发表后，形势较前转好。我们对解决目前时局办法，各方均表示同情。大多数国民党政军领袖及干部对自力更生信心不足，以致将中心希望放在某国出兵方面，因此对守卫武汉及继续持久战之各项具体工作拖延不办。我们正从事于推动军人和发动民众工作，以便督促政府进行各项紧急工作。昨日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由我方提出之共同纲领草案，彼方将讨论中心移到请求我方帮助达到使某国出兵问题，因将纲领问题移到下次讨论。边区问题提案已交康泽办理，下次见面时可知具体结果”。[81]

同日 就关于向蒋交涉发枪加响等事致朱彭毛电。[82]

12月下旬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红28军军长高敬亭和郑位三、郭述申等，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商定红28军的改编问题，部署了新四军东进的行动计划。

同月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致电罗炳辉、董必武、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指出：“南方学生来此甚少，望改变方法，不必举行考试，亦不必要介绍信。通知武汉、南昌、安庆、广州、福州、贵阳、昆明、河南（四川不在内）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部、左翼团体，左翼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气，凡纯洁、坚决、吃苦劳动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自动北来入学……”[83]

本年 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毛泽东、洛甫、陈绍禹（王明）、李富春、凯丰著的“抗日战术丛书”《抗日救国指南》第一辑，其中第一章便是王明的《日寇侵略中国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本年 还在《党的建设》第22期发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并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致别洛夫信。[84]

1938年 34岁

年初 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85]

1月1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86]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讨论国民政府和军委会下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

1月2日 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与军委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报告昨日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说为有利于坚持对日抗战和挽救目前危局起见，我们对其改组一般地采取赞助立场，目前与坚持抗战和挽救时局最有关系的是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因此我们至少应达到在军委会的政治部内去积极直接帮助工作，对国防参议会问题，向国民党建议多吸收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军至少各集团军应有代表出席，此外在国防工业方面，我们亦应直接积极帮助工作等。并请示说：“如有可能，请转告远方，国民党现在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对于军委会下之政治部及民运工作，有请共产党方面参加之表示，但具体采取如何方式近未见提出，国防参议会为各党派代表之某种狭隘形式的战时民意机关，如独请我党方面人物，则可否参加？望速示复。”

1月7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的力量，并对这两个省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87]

1月8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何应钦已核定新四军编制：（一）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每月发给经费一万五千元，及军部经费等，〈为〉每月共一万六千元。（二）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予照委。（三）拨遣〈散〉费，准发给三万元。（四）所称垫借伙食费，应另案清理。（五）开拔费准发给一万元，由该军长统筹支配。（六）准发给五瓦特无线电机五架。（七）该军归陈总司令诚指挥。（八）集中地点，由陈司令决定之。要叶挺继续向陈诚增加经费至少十万以上及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等委令。[88]

1月9日 与博古、董必武等出席新华日报社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的招待会，报社经理潘梓年在会上向各界来宾宣布《新华日报》将于1月11日创刊，并详细介绍了报纸创办经过。

1月11日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及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成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任书记。[89]王明与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40多人先后为《新华日报》题词，并在《新华日报》董事会上发言，以示祝贺。

《新华日报》创刊后，王明说“我要用欧洲的经验来抓宣传工作”。[90]据石西民回忆：“王明的领导作风完全是家长式的，架子大，盛气凌人，常常抓住一点差错，一骂就是半天。当时报馆的主要干部，从社长、总编辑、总经理起，对王明的作风都很反感。工作之余，大家谈论也很多，很不满王明那种浮夸的好出风头的作风。那时，王明经常要发表谈话或文章，每次都要报纸把它登在最显著的地方，还要登上他的照片。署名忽儿是王明（陈绍禹），忽儿又是陈绍禹（王明），也很不合中国人的口味。王明的老婆孟庆树，老爱跟在宋美龄的屁股后面，参加一些上层的妇女界座谈会、茶话会，每参加一次，同样要报纸在显著的地方登载出来，标题还要突出，稍不满意，王明那里的训斥电话就来了。平时，王明借故把报馆一些同志找去训斥的次数也很多。其结果，除了增加大家对他的作风厌恶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他每次把报馆主要同志找去痛骂时，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长江局其他负责人参加，这也可以看出他的独断与专横。”[91]

金、森某年3月19日于河南写的《从新华日报看投降主义》的材料说：“创刊词中，就完全显出了自己投降主义路线的面貌……没有阐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相反的，它自愿的把‘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9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介石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93]

1月14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并就此进行讨论，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由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林恺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94]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关于鄂豫边工作的决议中说：“鄂豫边特委所发决议因有不妥善处，应收回，由王明、博古与林恺同志谈后商量具体办法，并根据长江局决议再由特委重作决定。”

1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95]

同日 曾山就关于皖浙赣边党的组织问题致信王明、博古。[96]

同日 汉口星星出版社出版《西北的新区》，其中有王明的《新区的各项政策的实施》。[97]

1月16日 项英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新四军整编及东南地方工作情况。[98]

1月17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中共中央长江局立即就此事作出决议，决定“王明要利用这一事件的发生，揭露汉奸托匪在日寇特务机关指挥下破坏团结的阴谋”；具体办法是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99]

1月18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并就此进行了讨论。[100]

1月18、19日前后 与周恩来、博古等同前来武汉的彭德怀交谈，得知蒋介石不愿八路军扩编，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要彭德怀与何应钦商谈。[101]

1月19日 撰写《列宁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后收入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统一战线，“但这决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就应该完全依赖自己的同盟者，放弃自己的立场，投降资产阶级，相反，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由于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深知资产阶级的中途脱离革命是一定的”，之所以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可以尽量运用中产阶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争取在资产阶级影响下的群众，夺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1月20日 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洛甫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102]

1月21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周恩来提出并起草的关于四川工作的意见，说我们根据目前战局和（罗）世文报告，认为四川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地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但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因此，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得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力量之发展，应成为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其具体办法为：1.请求中央迅速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2.请中央从抗大党校陕北公学中挑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3.决定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的新华日报社西迁；4.努力发展军事工作；5.不放弃运用上层联络；6.开始建立各方军事工业等；7.加紧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与宣传工作，印党报；8.特别着重反对大批托派在川的阴谋和活动。如何请即复。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一）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增加。我们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二）边区政府，丁（惟汾）正林（伯渠）副并代理（正职）。可发表。下分民、财、教、建四厅，不允设农工，并要丁派两人做事（此事请考虑）。（三）边区行政经费，依各县、各行政专员总和，定津贴两万多元。我们要增加〈的经费〉及教育费在外。（四）保安队编制及经费，依陕、甘、川省原例（见定额），改由省发给津贴。（五）善后费仍给二十万，不肯加。（六）确定联络参谋四人，好随彭（德怀）去。（七）补充师名义不肯〈给〉，且不允增经费。我们要彭（德怀）、叶（剑英）与军何（应钦）直接解求［决］下列问题：1.必须给陕北部队以名义。2.必须增加经费、米津及临时费。3.反对说八路军伤亡少，要求发特赏伤兵费。“各事很明显，蒋及其左右不愿我们扩大部队，扩大领土，也不愿发枪加钱。”[103]

同日 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104]

1月22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作出《关于鄂豫皖工作的决议》，批准新四军第四支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105]

1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王明、周恩来等对四川工作的意见，要求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及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派王维舟等赴川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106]

同日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王明等72人当选为名誉主席，周恩来等被选为理事会理事。[107]

1月24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康泽、刘健群等在昨天的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以回击。[108]

1月27～29日 在《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启事，说明《抗战》三日刊第32号刊载的实甫先生写的《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纪略》，系他凭记忆所写，未经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三人之同意，与他们历来谈话内容及词句均不能相符。

1月28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等，对于晋察冀边区致全国通电事提出下列意见：（一）关于我军在华北驻区遵守形式上维持原有的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之原则，政治局会议上已有讨论，此次所采取的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二）以边区名义出面，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三）通电不从临汾发出而从延安，更增加对国民党之刺激。因此我们提议：甲，以后务须避免此种工作方式。乙，对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丙，最好不用边区名称。

1月29日 与周恩来致信郭沫若、于立群：“明日（30日）下午一时半，上海孩子剧团来办事处，请您们来和我们一起和小朋友们聚谈。他们很想见见您们谈谈。此外，请您们明天晚上来和我们一起过年。”[109]

1月30日 在欢迎抗战孩子剧团和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会议上讲话。[110]他在欢迎孩子剧团时说：“……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人太对不起你们。因为我们没有把中国弄好，所以使你们这样小小的年纪的孩子们，便不能在家庭中生长，不能在学校里念书，不能在花园里游玩，过着幸福生活，竟而至于被敌人炮火把你们逼迫到街头流浪，还要你们冒千辛万苦和我们这辈人一起来救亡……”[111]

1月下旬 在《战时青年》杂志第2期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全文共四部分：一、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二、怎样建立？三、用什么方法？四、为什么统一战线能救国？演讲指出了建立抗日民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打击亲日汉奸，肃清恐日恐民病患者，加紧团结，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同意民众对民主和民生的进一步要求，并继续贬低游击战的意义，说什么“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有游击战，没有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应该把军队以及一切地方如北方人民武力集中起来，作庞大的运动战”。[112]此文又名《抗日的民统统一战线》、《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小丛书之62《国共合作的前途》等书。

1月 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113]

同月 上海南华出版社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将王明1937年9月1日撰写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印行；上海文粮书店出版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汉口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王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巴黎出版王明的《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同月 新出版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收有陈绍禹（王明）的《中国共产党在现时环境中的任务》。[114]

同月 《群众》杂志在武汉创刊，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明原发表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的《为巩固和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

2月1～2日 在《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声明，说《战时青年》第2期上载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文，署名王明，他对于此文的内容和发表毫不知道，因此决不负任何责任。

2月3日 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到武汉“普海春”参加留俄同学会之公宴，并与康泽致词。[115]

2月6日 由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联合各团体发起的反侵略宣传周在武汉举行。武汉地区各党派、各团体均参加了这一活动，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为宣传周题词并撰写了文章。

同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116]

2月7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最近政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117]

2月9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等，提出关于对付国民党一党一政一军谬论的对策，并附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电报说2月7日扫荡报社论公开提出这种谬论，2月6日《武汉日报》亦有同样性质社论，此前《民意》、《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杂志上，反共文字连篇累牍，此为最近两月来国民党内及各方面进行活动之所谓一个主义一个党运动的表面化的结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同日 与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上海孩子剧团的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2月10日 《新华日报》发表由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第二天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亦全文刊载。谈话指出：苏联虽然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但并不是以党专政；德国意大利虽然只有一个党掌握政权，但并不是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中国虽然是由国民党一个党掌握国家政权，但“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今天国民党虽可以维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的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才和表现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因此，“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回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统一’，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今日既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因而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结，使对日抗战不能继续。”[118]这个谈话曾收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并收入1945年苏中版《毛泽东选集》。

1938年2月27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于右任等也赞成。蒋介石感觉不要用毛的名义，不必小题大作。蒋企图利用新华日报与扫荡报来闹，蒋介石出来作结论。现在各处都取消了一个政党的口号，只有一个三民主义的口号，现在他们说停止谈党派问题”。蒋介石想“改变国民党的名称，允许共产党加入，成为一派，不要独立的共产党。现在毛宣言发表后，蒋在理论上受了一个打击，说扫荡、武汉日报的言论他不能负责”。

《传记与回忆》说：“这篇谈话影响很大，驳斥了国民党提的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党专政’等口号。这篇谈话发表后，使高呼‘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人们哑口无言了。”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补充汇报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发表后，一般是得到很好的印象，国民党中一部分元老和许多党员及进步群众，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而对复兴社和托匪分子所引起两党关系之恶化，表示忧惧，惟恐因此而引起两党的分裂，对于复兴社利用与勾结托匪，表示不满意。”[119]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等人的谈话中提及这篇文章，说蒋介石当时要封我们武汉的报纸，封新华日报，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顶了一家伙，蒋介石不封了。[12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121]

吴葆朴、李志英著《秦邦宪（博古）传》说：“这篇‘谈话’迫使国民党报纸暂时停止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等有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取得了舆论斗争的胜利。但是，在未得到中央及毛泽东本人同意前，就以毛泽东谈话名义发表文章，显然是错误的，反映了陈绍禹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思想，也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122]

同日[123] 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洛甫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汇报周恩来今日会见蒋介石的情况，说综观蒋之态度：（甲）对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实行意，这与复兴社贺（衷寒）、康（泽）等有别。（乙）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丙）对边区，想拖延。[124]

同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刊登王明的《挽救时局的关键》。

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称赞这天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的反日援华大会，希望国际朋友们从各个方面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此文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2月13日[125]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26]

2月14日 张克侠日记记载：“上午，周恩来、陈绍禹来见先生，余参加倾谈，饭后，在院内合影拍照数张而别。”[127]

2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等，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以及党的七大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128]

后来他们又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129]。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毛泽东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130]。几年后他回忆这件事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131]。

2月16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说书记处决定许光达留后方工作，暂做抗大训练部长。[132]

2月16日[133] 项英就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意见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转毛泽东、洛甫。[134]

2月19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等。[135]

2月20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他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136]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18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137]

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138]

同日 毛泽东、任弼时致电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诸同志，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139]

2月24日 与周恩来回到延安。

2月27日 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17日在上海病逝的钱亦石先生追悼大会，用王明、毛泽东、周恩来等名义送了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27日下午，王明在会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强调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出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并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有进步”，“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目前军事力量很难保卫武汉，许多人对此没有信心”。怎样继续争取抗战的胜利呢？他虽在反对国民党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认为“不能取消共产党”，“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取消国共两党组织一个大党是“不可能的”，但继续反对强调游击战，强调军队的“统一”，群众组织的“合法”等。他说：“在蒋统治区域内不允许组织游击战争，只允许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在特区“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允许国民党活动，允许其他党派活动”。“八路军所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职工运动要进行统一工作，不分赤色黄色工会”，“在青年中不要强调党派的口号，要实行不分党派的运动”，要“在全国解释民主共和国即是中华民国”。毛泽东说：“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140]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3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

关于王明的工作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毛泽东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最后，在5票赞成3票反对的情况下，政治局作出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但王明去后没有执行中央决定，直到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才回到延安。[141]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承认，他当时“不愿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对的”。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但是，“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无刻不想予以限制”。[142]

2月 中共中央长江局讨论了河南工作，规定了“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与发动河南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但据朱理治回忆，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作出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部署并报告长江局后，王明不同意，派专人去省委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后来长江局开会时周恩来支持了河南省委的意见，这才有了长江局关于河南工作的正确决定。

同月 生活书店编印出版“救亡文丛之七”——陈绍禹（王明）著《抗日救国政策》，由张仲实写序言，内容包括王明的《新形势与新政策》、《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挽救时局的关键》等三篇文章。

同月 民族解放社出版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其中收有王明的《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143]

同月 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创立者、早期活动家，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在莫斯科被捕，5月被枪杀。《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杨明斋之死是被王明陷害的。[144]

2月末至3月初 康生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145]

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联共党史。但是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146]

3月3日 《新华日报》刊登广告，说汉口中国出版社即出王明所著新书《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3月5日 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回答国共合作是否具有永久性这个问题时又说：“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147]

3月6日前 王明等回到武汉。[148]

3月6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王明，指出款项等事靠自己解决为原则，干部问题亦主要靠各方自力解决。[149]

3月11日 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全文分四部分：一、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二、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三、抗战与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问题；四、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在关于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上，该文认为：“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并说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150]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该文提出：“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1）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2）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3）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应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计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日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151]

在军事问题上，该文明确提出必须“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了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1）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2）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3）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另外，还要“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在建立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问题上，该文将过去所提的“五统一”正式发展成了“七统一”，提出统一军队“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1）统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152]

在群众运动和群众工作上，该文明确提出：“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153]

该文发表于4月2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19期、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后收入中心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的《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一书，并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为名出版小册子，解放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亦曾收入。

杨尚昆回忆说：“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154]

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提出的军队的“五统一”、“七统一”，“是有原则的，是有条件的”，“是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不是什么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问题。七个统一中有几个统一我们是执行了的，并没有束缚我们的手脚，相反游击战争还是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不能“像批判‘两个一切’一样，不管其总的意思如何，斩头去尾，只抓住‘五个’或‘七个’统一，就认为是取消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拱手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就是向蒋介石投降，这样做显然是简单化了”。[155]

还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提出的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156]

3月12日 在《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文章说：“我们纪念中山先生，要学习他的百折不屈的革命精神，要学习他的再接再厉的革命行动，要学习他的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和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实践态度，要学习他的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要学习他对国家对同胞的真诚的热爱，要学习他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热烈的同情，要学习他对于自己亲手缔造的政党的命运和前途的坚决信心和正确办法，要学习他对于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特别重要的，要继续和完成他毕生奋斗的使中国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未竟的伟大革命事业，而当前最首要的，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目的！”此文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洛夫并康生电。[157]

3月13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158]

3月21日 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主要内容有三条：1.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2.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3.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

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提议中说：“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力）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敝党愿与贵党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共同署名发表，或由贵党用蒋先生名义发表，然后由各党派、各团体宣传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敝党均愿与诸同志共同计划和执行。”

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提议中说：“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提议中说：“关于此问题，敝党敬向贵党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根据其职业地位而组织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即将已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还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以内去；同时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当然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采取政府及党部的领导。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159]

3月24日 将自己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发出了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并发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规定了“细心考虑，大胆发展”的方针。在不长的时间内，长江局所辖地区从省委（工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迅速建立，党员数量大量增加。[160]

但据王瀚回忆，王明曾提出“发展一千，进来一个坏人也没关系”的论调，给发展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又据《董必武传》说，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明得意忘形，对湖北省委负责人钱瑛说：“怕什么，要公开（指党组织）！”还要中共湖北省委打着省委的旗帜到街上游行，甚至要“共产党员必须时时、事事、处处服从国民党当局领导”。[161]

3月25日 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如下八条意见：1.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7.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162]

同日 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接见全体代表，还与周恩来等为《新华日报》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特刊题词。

3月26日 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第二天以陈绍禹的名字刊登于《新华日报》。

3月28日 朱德、彭德怀、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提出北方局解散决死队内党组织问题的意见。[163]

3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王明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同月 根据王明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164]

有的学者对王明提议任弼时赴苏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己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这“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65]

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期间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他们申诉无门，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发生困难。任弼时到达后，认真地进行调查，负责地解决了以下一些人的问题。

其一是吉合的问题。吉合（张期生）原是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组织遭受破坏后，和省委书记刘仁（王崇义）、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带着电台回国到陕北去找红军，吉合准备起程时，康生突然变卦，责问吉合：“你怎么带王逸伦来？他什么人？”吉合说他是模范县委书记，康生竟然说：“越是敌人，他才越好好工作，争取信任。”不但不许吉合回国，而且一并加以“审查”。吉合从此被放在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一“挂”就是三年。后来他给任弼时写报告，任弼时立即批准，吉合等同志才于1938年7月得以回国。

其二是师哲的问题。师哲是1925年赴苏学习的，1929年被派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工作，但王明等都不予理睬。1938年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团要求回国，任弼时接待了他。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师哲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

其三是陈郁的问题。陈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到莫斯科，多次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清党”结束后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即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他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代表团一直没有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工厂去，整整五年，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他先后写了12次申诉信，工厂党委也发过两次公函，但王明一概不予理睬。直到王明回国时，也没有向干部处作交代。1939年初任弼时为首的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信。在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由王明、康生强加给他的处分，沉冤六载，终于撤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传》感叹说：“陈郁是幸运者，在王明的打击迫害下，象李立三那样被逮捕入狱，象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那样长期下落不明或含冤而死者又有几许呢！”[166]

师哲回忆说：“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时，遗留下许多未处理的问题和纠缠不清的糊涂账，无论是对干部的培训、管理问题，还是对党的文件、资料或档案以及经费等等，都搞得象一团乱麻。这些问题都是在弼时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了清理和相应的处理。”[167]

春 据有的论著说，王明曾下令解散七里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委员会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的合法名义，于1937年11月底在湖北黄安七里坪举办的，方毅任班主任，聂鹤亭任总队长。训练班在办第1期时，蒋介石便对王明说，你们延安办了个抗大，为什么又在七里坪办训练班呢？于是王明便对中共湖北省委郭述申、钱瑛说，训练班不要办了。湖北省委进行了抵制，坚持办了第2期，并且扩大了规模。这时蒋介石又质问王明，王明便又三令五申要省委解散训练班。湖北省委不得已，只得将公开的训练班停办，暗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可是王明又批评说是“破坏统战”，湖北省委只好把这里的干部训练工作转移到汤池训练班和后来的汤池学校去。可是，王明又下令解散汤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朋友关系，由陶铸以训练农村合作社干部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0日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实际上也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这个训练班开办不久，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蒋介石也对王明说这个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影响统一战线”，要王明立即通知训练班停办。于是王明指责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说：“国民党出钱，贷款就贷款嘛，为什么搞游击战呢？不要搞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讲办合作社就行了！”要训练班立即解散。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下，陶铸进行了抵制，训练班才在武昌又办了第4期。[168]

同期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共同协商和草就了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这个草案及1937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民党提出的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40余条的纲领草案，“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与两党负责同志一年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169]

同期 于武汉作七绝《见柳思乡》，诗曰：

数年未见柳枝青，一见柳青快我心；

记起故乡无限好，柳林春意最清新。[170]

同期 作七律《记长江》，诗曰：

众水通天涪万会，合劈三峡竞东流。

瞿塘一泻蛟龙舞，千里荆扬下海游。

多少英雄成过客，连绵吴楚入边愁。

三来武汉无穷感，风雨又唤黄鹤楼。[171]

同期 作七绝《久别重逢——见父忆母》（二首），其二说：

几度锒铛作罪囚，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背父沾巾泪涌流。[172]

注中说其父“在解放前曾被反动派捕去5次”。

同期 作五绝《武汉春怀旧》，诗曰：

我三来武汉，江汉浪潮新。

故友不能见，百花空复春。[173]

4月1日[174]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4月6日 朱德向陈绍禹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电报告山东聊城地区抗日将领范筑先情况。

4月初 张国焘借清明节祭黄帝陵之机叛逃。

有的文章认为，除了他不思改悔，反而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怨恨，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动摇，萌生了脱离中共的念头外，王明对他说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黄超已被当作“托派”杀害，使他非常惊慌，也是他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175]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176]

4月8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立即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叛逃到武汉的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177]

4月9日 洛甫致电汉口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谈话[178]应作如下声明：（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179]

4月11日 与周恩来、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等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坐国民党军用列车准备叛逃的张国焘，劝他回党工作。

当日晚 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赶到旅馆和张国焘见面，批评他来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搬到办事处去住，便于商量问题，还做了很多教育和争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180]

同日[181]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报告张国焘到武汉后的情况：“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对于他不辞而别问题，我们要他致电你们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今后他的工作指示。他即起草一电，今将他的电转于下”：“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别，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现请你们电告：（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事是否属实，内容如何。（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三）对杨子烈[182]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183]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为即将回美国的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在“八办”举行告别宴会，并合影留念。

4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书记处电内容如下：“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急，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184]

4月14日 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大纲中说，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国统一战线，有了许多的进步与发展”，其表现是：1.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某些摩擦乃渐减少，使着统一战线，得着发展与成绩。2.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与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任务，有基本的改变）。确立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性的。不仅共同抗日，在抗日胜利后，还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但不是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3.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觉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4.指出了统一战线内容是各党各派合作，在国民政府现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建立统一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运动。5.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6.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指出三民主义应该是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的。7.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与先决条件。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加入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等。8.在党内外宣布这种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发布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然后，讲了各个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国共合作中的障碍与困难，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与困难。[185]

据任弼时后来说，他在汇报中共工作时，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第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第二是问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第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弼时回忆说，季米特洛夫听了介绍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杨奎松认为：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还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的问题，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186]

4月16日 同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作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187]

4月17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从大华旅馆找到准备叛逃的张国焘并劝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他提出了三点办法：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张国焘说可从第二、三条考虑，并请求允许他闭门两日考虑答复，但谈话后一小时，他竟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写信给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声明自己最后脱党。[188]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189]

4月18日 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向中共代表团征求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的名单，认为中共出10人为宜，王明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研究后，此日向中央请示，提出：“国民参政会汪提出我方可推选十人，其职权可商讨，并决定国家大计，但仍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蒋并保有紧急处置权力。”“十人名单提议以泽东、绍禹、恩来、邦宪、项英、伯渠、玉章、必武、汉年及一陕北同志（洪涛或高岗）。以上名单提议，我们以从最大多数能出来开会及一部分人如林、吴、董、潘能专门做此事的观点上想的，如何？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张闻天、赵容、陈云、何克全、少奇等亦可加入。如何？仍请你考虑决定电告。”[190]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说：“张国焘自十四夜被劝回之后，即住于办事处，外〈出〉一定有些人陪他，但动摇仍继续。”“连续出外访人，陈立夫、周佛海均访到。”“约戴笠在旅馆见面后，即由戴以武装汽车接去。”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过程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一）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端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逃〈脱〉党的解释，但绝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用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二）安慰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以观张之究竟。[191]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同日 因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沿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行，项英于这天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说：同蒋介石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想撇开叶挺由他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而毛则同意叶挺意见，并于5月4日致电项英，要他“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192]

4月22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对于中央关于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的立场的指示，我们有两点意见：“（甲）认为此纲领宣言的基本精神同我党主张是一致的说法似稍嫌笼统。我们以为抗战建国纲领若作为抗战时期的一般施政方针，我们愿意在基本上加以赞助并帮助其实施，但若以此纲领同时作为战后建国纲领则不仅与共产党所希望者相去甚远，即对三民主义实现方式亦大感不足。”“（乙）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未成立，其领导者确利用他［它］来作为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如照现状成立且有变成新的特务机关的趋势，似此现在我们即表示赞助青年团的成立，似嫌太早，且政治上不利。请你们考虑这两点意见并速复。”

4月26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接到一封署名为子健的来信，信中说：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态度……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更恳切之响应……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2.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话，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193]

4月27日 与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出席全国14团体发起的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色斯先生大会，吴玉章在会上讲话。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中共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长江局，指出：“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与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共产党站在主动的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但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依靠他们的力量同一切顽固分子做斗争，而且也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使他们更能勇敢的团结他们的力量同顽固派斗争。”为此，“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在抗战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今天认真的实施这个纲领，那这个纲领明天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充实与修正，而更急进的、更高的纲领的提出，仍然是可能的”。电文还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194]

4月28日[195] 与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写了《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在《新华日报》发表。信中就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最近致函国民党表明自己对国民党及五届三中全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的态度，以及中央为什么开除张国焘党籍这两个问题作了答复。文中将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公开发表，并说《新华日报》几篇社论的主张，“即为中共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响应”。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信中除写明了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基本内容外，又详细地叙述了张国焘叛变的经过。最后说：“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的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像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但凡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有不少同志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196]这篇文章对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谣，批驳张国焘的《声明》起了明显的作用。

此文还发表于5月7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21期，4月29日出版的《解放》第36期，5月7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21期，6月6日出版的《先锋》第317期，6月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第4册，后来作为附录之二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197]

4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厅长是郭沫若，许多左翼文化人都在三厅给安排了一个职位，可是没有胡风的份，他对此有些不满。吴奚如向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推荐胡风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同意了，但被王明否决。因为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吴奚如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说：王明在多次和我谈话中，不满鲁迅先生过去反对“国防文学”。说鲁迅是个“读书人，脾气古怪，清高，不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反对鲁迅先生，王明还把和鲁迅有友谊的内山完造诬蔑为“日本特务。”曹靖华因事找他，他也拒不接见，要我出面婉言谢绝，这是1938年春的事。[198]

春 有的著作说：在一次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王明要把爱国侨胞和外国友人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交给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在广东不搞抗日游击队，周恩来严厉批驳了他。另外，当时有一个兄弟党召开代表大会，毛泽东从延安把贺电发到武汉，要武汉转发出去，王明竟扣下不发。周恩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王明，这才把电报转发出去。[199]

4月～5月间 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成立。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200]

5月1日 在《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今年的五一节与中国工人》一文，向工人阶级提出更积极地参加抗战、努力改良生活、强大职工组织等三个任务，以使工人阶级在全民抗日救国斗争中能尽其应尽的先锋队作用。此文还发表于《解放》周刊第36期，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及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

5月4日 中共中央电示项英、长江局和中南局，指示在长江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电报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电报还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201]

5月6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关于三青团的性质及组织原则之意见。其中说：“我们认为对青年团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现拟根据下项方针进行，如你们复电同意，即用中央、用周恩来名义送给蒋，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公布此函。”并说：三青团应该建成“统一青运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运”；“依三民主义总方针决定青运统一纲领”；“在纲领下统一训练方针”。[202]

同日 张国焘在《敬告国人书》中说，他在武汉时曾“用至诚态度，与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同志初步商讨”抗战建国诸问题。[203]

5月12日 毛泽东、朱德、康生、陈云、刘少奇就关于三青团问题答复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是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因此，我们的提议既要为国民党所接受，对国民党有利，又要对我们有利，“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种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204]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先生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的一封信。信中揭露：“国共两党正亲密合作共同抵御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际，此地襄阳中学里面，突然发现一种惊人传单，标题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后面注明‘欢迎传阅’等字样，但没有下款。这种传单究竟何人、何党、何派、哪一机关印发的，完全没有人负责。”“及细看传单内容，完全是破坏统一，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205]

5月13日 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出‘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妥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不是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分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206]

5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207]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林伯渠、伍云甫，发出《中央关于防备国民党用各种组织形式派人来破坏边区的指示》，指出：近来彼方用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各种组织形式派多人来边区，其总企图是破坏边区，因此请注意：（一）“介绍人进来须经过考查，别有用意者设法拒绝”；（二）“用各种形式来边区工作者，告以必须得边区政府或留守处同意，受边区政府或留守处指挥，否则不负招待及保护之责”。

5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电文中说：必要时，当以武装工人，负防御任务，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对于能否保障武汉之问题，吾人可答之曰‘当然能’。盖以大军数百万，若干武装民众，及素有革命历史之武汉工人等力量，当可保卫武汉而无虞，何况该处地势而极利于华军耶！”[208]

5月17日 任弼时又对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其中肯定了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发布的宣言，指出“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等”，肯定了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209]

5月18日 与周恩来、博古写出《答复××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21日的《新华日报》上登出。信中说：“关于‘从共产党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一传单在今年1月间，已在西安散布，后来时有增补。最近在长沙、常德、广州、武汉、重庆各地均发现此一传单。正因为该传单没有署名何人、何党、何派、哪一个机关印发的，所以未置答辩。”“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也可看出散发这种传单的阴谋何在。”“散发这种传单的行动，无非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的合作关系。不管印发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利于日寇。”“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有什么问题尽可能公开讨论共同商量。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但不足以损害共产党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不良反感。”“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些人深加劝责，同时希望全国人士当发现这些人的这种幼稚行动时，亦须当面批评，善意规劝，使其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210]此信后收入向愚编、战时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战文选》第7集。

5月20日 孟庆树与邓颖超参加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妇女座谈会，并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发言。会上决定把1936年2月10日在南京成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为全国妇女组织的总机构。

5月21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并告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说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要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211]

5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给长江局的指示》，指出：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建议：（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日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地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四）汉水流域党的工作，应有必要的布置。（五）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系统的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212]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开展福建沿海一带游击战争问题给长江局、东南局的指示》，指出：“厦门失守，福建危急，福建沿海一带区域即将变成战区。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同日 与周恩来、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19日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传单凯旋而归的中国空军一队。[213]

同日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表示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214]

5月23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就三青团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说“必须仍如我们建议的原则，证明青年团为统一青年运动或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别于其为候补党员组织、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215]

5月25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等中共和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茶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柯尔曼、傅路德和雅德女士，并在会上作《中国青年和世界青年联合起来》的欢迎词（又名《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的团结》），希望他们回去尽量揭露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自卫的实情，并希望欧美青年及世界一切人士不仅给我国军民以精神上的同情，而且给以物质上的援助。此文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5月26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第l卷第25期，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5月26日～6月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

王明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不以为然。据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一九三八年王明同志告诉是斯大林同志的思想和方针，毛主席不过把他具体化和充实了内容而已，民主共和国是季米特洛夫提出的”。

5月27日 参加新华日报社对战地记者的招待会并发言，希望记者们发表前方各种工作的缺点，以促成这些问题迅速正确的解决。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了这个《在〈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会上的发言》。

5月下旬 为了满足国民党关于停办汤池训练班、七里坪干部训练班的要求，将两个训练班的负责人陶铸、方毅撤职，强令他们离开汤池和七里坪，停办训练班。[216]

5月 毛泽东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17]

同月 与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为死守滕县的抗日名将王铭章撰写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218]

6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三青团问题复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可向蒋提出关于三青团的最高要求，即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团体，以试探蒋的真正意图，然后再作具体决定。应看到三青团以后的趋向主要的并不决定于CC、复兴社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以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及我们正确的方针与工作，这是一种斗争任务。[219]

6月4日 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说依八路军扩大的情形来看，拟向蒋介石要求增编3个师，共有6个师。[220]

6月5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就关于国民党中监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籍问题致中共中央电，说：“昨晨玉竣（章）飞渝，重庆报已登恢复党籍事。”“今早见邵力子，邵当几［即］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委均以此事未得武汉同意即发表颇荒谬，蒋且电渝质问，国〈民〉党中委会明日将发表谈话，声明此项决议未经中监委批准，蒋答应待回电到后约我们面谈，邵答应去电重庆，要中监会〈委〉取〈消〉前议。”[221]并附上他们起草的一个《关于恢复国民党党籍事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核心意思是表示不承认其恢复的党籍。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出席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的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队员陈怀民、孙全鉴四烈士大会，送了“捐躯报国”的挽联。[222]

6月6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中央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籍问题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甲）“国民党中央此次恢复毛周等党籍，我们认为是国民党公开容共的表示，是国民党在徐州失守后前进一步的表示，不论国民党此举还含有何种阴谋，我们应慎重警惕，但对于国民党这种基本进步的行动，我们应表示欢迎，应积极利用之，以求得国共合作之进步，而不应采取消极拒绝的态度。”（乙）“我们认为在保持共产党独立的条件下，应公开表示接受国民党恢复毛周等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指出这是国共合作的进步，是国民党十三年孙中山容共遗教的恢复与执行，是挽救目前危急时局的重要步骤，而且通知他们正准备其他名单请求他们批准恢复，我们认为这样做，对于我们与全国均有利益。”（丙）“为挽救我们声明上的缺点，我们主张恩来应同蒋及国民党其他要人先行交换意见。”

6月7日 根据叶挺的提议，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为副主席。[223]

6月8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224]

6月9日 洛甫、毛泽东复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225]

6月1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26]

6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在《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文章共分为“对于武汉及武汉卫戍区须要采取的主要办法”，“对于第三期抗战的军事问题底一般意见”，“我们对第三期抗战的政治问题底意见”，“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问题底意见”，“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枢纽”等几个部分。

文章认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因此要实行“总动员”，向各界居民“指明保汉的必要”，使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保卫武汉而共同奋斗”；认为“保卫武汉的最好方法，是能够将敌军击败和消灭在一切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因此“要认真地进行建立有新式武装和能担负对敌决战的几十师坚强部队的工作”，“只有认真地建立起几十个战斗力强的现代国防师，只有使中国几百万武装部队中有几十个这种新国防师作骨干，才能说得上与敌人进行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才能在长期抗战和顽强决战中最后战胜拥有全副新式武装的敌寇”。在这同时，还应“积极进行民众动员与民众组织”，“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和实行武装民众”，“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和发展游击战争”。[227]

此文于1938年6月由新华日报馆作为“新群丛书”第10种印过单行本，并刊载于6月18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2卷第2期，7月1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5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期，后来作为附录三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并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册。

6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七名：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228]

6月17日 与周恩来、博古将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一事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说：“徐州失守后，战略进入新阶段（第三期抗战）。我们认为战略重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方针，应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有利地区，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打击敌人西侵……这样造成战略上夹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在战略上实施反攻。”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229]

6月18日 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遴选各党各派人士及社会贤达150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并于21日在《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9号）上公布了名单，[230]其中有中共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从此以后，王明担任了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他写的简历说：从这时起到1944年底，由我党提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6月30日 撰写《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共十七周年》，这是原计划撰写的《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文章的一半，当时未发表，后以王明的名字收入真理出版社1940年出版、洛甫等著的《英勇奋斗的十七年》。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和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宣扬了他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中的右倾思想。

6月 与周恩来、博古在《民主》第2期发表《改善行政机构与设立各级民意机关》。[231]

7月1日下午 参加参政员茶话会。会后王明与周恩来、秦邦宪等将会议情形向毛泽东等作了报告，说明会上我们的态度是“参政会不应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刻应谈各党派一致团结、议决抗战建国问题，以表示中华民族团结，借增国内民众抗战胜利信心和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在电报中还汇报了中共方面担任起草提案的内容。[232]

7月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工作区域应放到赣北，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上层统一战线活动，赣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233]

同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说：“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们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是不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一步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够建立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并说：“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诚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中的各项主张而努力。”“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234]此文还刊载于8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7期，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

7月6日前 傅斯年、梁实秋等想在参政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等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认为傅斯年等弹劾孔，其目的在于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妥协的阴谋，经指出后，将这一风波打消了，否则首次参政会就要闹出乱子来。[235]

7月6～15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绍禹、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作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决定。7月12日，陈绍禹等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并作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提案》的说明。[236]因郑震宇等28人提出《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王家桢等21人提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大会于12日合并以上三案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237]7月15日闭幕时，陈绍禹及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等25人被选为驻会委员。

《传记与回忆》说：

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参政会，每五个参政员有权提出提案。在以下五个重要问题上，我们要和反对分子作斗争：

（1）我们提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国民党在1938年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此纲领，现在拿到参政会来通过）。这是签名最多的提案，以陈绍禹领头提的。在参政会上所以作了解释，说明虽然我们还有自己的最高纲领，但我们拥护此纲领。这样就把抗战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

（2）我们提出保卫武汉的提案……

（3）揭露汪精卫和平救国的主张的实质是向日本投降……绍禹讲话驳斥时，汪亲自出马，他手指着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叫喊着。绍禹说：“你知道孙先生什么时候讲的吗？那是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反帝。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了，谁主张对日和平，就是投降。现在进行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现在要抗战救国，不是要和平救国。谁主张对日和平，谁就主张对日投降，即是汉奸路线，谁即是亲日派。”……这也是轰动一时的：谁都知道陈绍禹揭露了汪精卫的汉奸投降路线。

（4）马乘风（又是CC，又是复兴社的反苏反共分子）主张反共……绍禹驳道：“抗日救国是那个党首先提出来？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那个党首先提出来的？是不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

……马乘风是国民党员，他讲这样的话，不仅反对我们共产党人，而且是反对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因为现在的国民党正在联合中国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所以我们要求马乘风参政员公开向我们道歉，声明他的话说错了。我们要求国民党的领导出来纠正马乘风的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论。”

汪精卫说：“在这个参政会里，各方面都有表示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时所有中共参政员都一齐走上主席台。绍禹说：“汪先生，我们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团结的机关。这里不允许宣传反苏反共的言论，更不允许宣传德意日路线。你是参政员的议长，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你必须责成马乘风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否则我们下午不出席你这个参政会了。”

汪精卫脸色发白，一面向后退一面说：“这个兄弟一定考虑照办。”

下午会上，马乘风交了一份短的声明，让汪精卫宣读。其中说明对自己上午的发言“深感不安”……

绍禹说：“既然马乘风参政员承认他错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结束了。”

（5）保护工人阶级：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资本家的代表）的提案说：“在国难期间，资本家不得关厂，工人不能罢工。”理由是很公道的，说是为了劳资合作抗战，为了增加生产（王本人很会讲话）。绍禹驳道：“王云五先生说了很多理由，好像是为了国难，为了抗战，实际上是中国资本家企图利用抗战，利用国难的名义，是实现旨在无限制地剥削中国工人阶级的提案……”

绍禹的说话，不仅得到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的热烈鼓掌，而且引起了许多中间人士的鼓掌赞同。王云五自己也离开座位到绍禹面前来。他说：“陈先生，我的提案的意思和你的意思差不多。我并不想反对工人阶级。”……

《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走到绍禹面前，拉着绍禹的手说：“绍禹先生真雄辩也！”

据《林伯渠传》说，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前后，林伯渠曾向王明提出，发表文章时“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238]

7月7日 在《新华日报》发表《过去与将来》一文，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文章再一次提出“建立政治坚强和具有新式武装的几十个骨干国防师”等主张，并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

7月7～11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5天的献金活动，以支援前线抗战。王明与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将参政员7月份月薪350元献出，周恩来将政治部副主任7月份月薪240元献出，孟庆树等亦将月薪献出。

7月8日 与博古、叶剑英等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在汉口总商会礼堂祭奠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

7月10日 洛甫、毛泽东、陈云、康生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发出《关于向参政院提出要求承认边区问题的指示》，指出：“请你们考虑在保卫西北巩固西北国防的题目之下，向参政院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在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边区，保持已有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并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之一项。”[239]

7月上旬 中共中央要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以后，只是在《新群丛书》中作为第15种出了个单行本。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在与王明谈话时对王明的这个做法提出批评。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搪塞说：“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根本不承认他不同意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当有的同志再次批评他时，他在3月7日的发言中更把拒不刊登《论持久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说什么好像他是同意发表的，不同意的只是别人，对《新华日报》不刊登《论持久战》一事，他没有任何责任！但很多材料说明，不同意《论持久战》观点的正是王明本人。晚年他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后，毛泽东曾把它送到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报编辑部是由我领导的）。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不同意这篇论文的内容，因为它的主要方针是对日消极抗战和坐待日本进攻苏联。这是既不合乎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合乎中共的国际责任的……因而我们决定不把《论持久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此外，我曾把我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请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下令不准该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240]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那时不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并不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文章说：“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我广大爱国官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此时应该宣传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来激发斗志，鼓舞士气，而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气氛。所以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主要刊登的是鼓动军民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报道。当然到8月下旬，知道武汉失守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就需要镇定人民的情绪，不致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对前途悲观绝望，此时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性分析显然就是鼓舞人民长期奋斗的最好的精神食粮了。所以王明马上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专门出了单行本，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并将它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241]

7月12日 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拥护国民党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第二天以陈绍禹的名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提出此案的意义、基本内容、抗战建国纲领与其他党派纲领的关系等。此文又名《国共合作在发展和加强》，同时发表于《群众》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解放》周刊第48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并曾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

7月中旬 据有的著作说：武汉党组织召集部分工厂支部负责人开会，有人提出把工人组织到农村去打游击，王明却说“军队干部派不出来，打游击不行”。

长期以来，很多论著认为在王明的影响下，武汉党组织对动员工人到农村打游击的工作，抓得不及时，不得力，使华中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有的论著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历史的歪曲，不符合王明的实际”；王明到武汉虽然主要是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视的，“王明是拥护支持游击战争的，华中游击战争的开展是迅速的，华中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与王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王明对待游击战争的主流。当然也可以找到王明对开展游击战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不是主流。因之过去对王明‘反对游击战争’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以恢复王明和华中游击战争的本来面目”。[242]

7月13日 《新华日报》、《悉尼华人报》刊登王明的《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巩固》，此文还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

7月30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243]并林伯渠、任弼时转冯文彬：“对于以西北青救代替民先、取消民先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以前各地青年工作照旧进行，停止取消民先的言论和行动。”[244]

7月 撰写《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一文，希望文艺界同仁“抗敌不忘文艺，文艺为着抗敌，工作不忘创作”。此文以陈绍禹的名字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月 汉口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一书。[245]

同月 继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前去汇报工作的任弼时谈话。

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回忆说：“他（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246]

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还说：“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247]

8月1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共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武汉。[248]

8月3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会见蒋介石，就当前形势、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天长江局将会见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蒋已答应中共代表团和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工作及行动委员会，并希望以后遇事更多地当面商量。

8月4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胡服及朱德、彭德怀（并发四军及西安），报告武汉危急，我工作人员撤退准备情况。[249]

8月6日 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胡服、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250]

同日 毛泽东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251]

8月7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请求中央派王稼祥速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王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25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王稼祥。[253]

8月10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陈绍禹等：“王稼祥不能来汉，决议原文尚未到达，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内容起见，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254]

萧劲光回忆说：“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央通知在武汉的王明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见。王明不仅推故不参加，竟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主席坚决反对，并讽刺王明是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毛主席说：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随后，王明又提出要稼祥同志去武汉向他单独传达，当即遭到稼祥同志的严辞［词］拒绝，并在复电中向王明严肃地指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他自己负责。”[255]

同日 毛泽东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256]

8月16日 毛泽东、洛甫复电林伯渠并告陈绍禹、周恩来、博古：“一、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甲）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乙）人员由国民党政府正式委任；（丙）每月津贴十万元。二、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257]

8月18日 毛泽东、洛甫、陈云、王稼祥、胡服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并告朱德：“我们同意提早开政治局会，日期定于本月二十八日，请你们按时动身，如期赶到。延安政治局扩大会仍照旧不改。”[258]

8月20日 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等14个抗日救亡团体。[259]

上述团体被解散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宣言、启事和敬告各界人士书，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新华日报》也在第二天为此发表社论进行抗议，指出：“当武汉危急的时候，正是需要动员民众保卫武汉的时候，而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三个团体却被解散，这不但违背了全国人民一致动员保卫武汉的呼声，而且也违背了政府坚守武汉的国策。”[260]

长期以来，很多论著都认为这14个群众团体被解散，是王明右倾错误贯彻的结果。但有的论著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解散抗日民众团体，禁止民众抗日活动，是国民党统治区各地都存在的问题，这是蒋介石反共的一面所决定了的。“怎么能把武汉卫戍区解散的14个抗日团体，从整个情况中孤立突出出来，而说成是王明在民众运动中‘统一’、‘合法’的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呢？怎么能把蒋介石等和武汉卫戍区反动行为的帐而挂在王明头上呢？”[261]

8月28日 由于收到新四军军长叶挺与项英两人关系不和，叶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并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王明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262]

夏 作七绝《战斗中的新四军》、《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后一首内容为：

四亿弗凭斗志哀，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盾牌。[263]

8月29日 与周恩来离武汉前往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在《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说：“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264]王明只好回延安。

关于在武汉期间的工作，王明在《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

政治局在会议[265]结束后，也和共产国际领导一样，决定王明同志应当马上到武汉去见蒋介石，代表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坚决支持反对国民党内外亲日派的捣乱和阴谋，继续抗日救国，并向他转达斯大林关于坚决支持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他和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此外中央政治局委托王明同志飞抵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篇《关于时局的声明》。同时王明同志还发表了《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目的——支持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而后者当时正用散布各种反共亲日的说法和谣言的方法来达到其在国内外瓦解和分裂抗日阵营的目的，正全力勾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力图促成所谓“中日和解”，实际上是等于要中国投降日本。正是由于他们这一卖国亲日活动的加紧和日军不断的进攻，使南京失守后中国新的首都武汉处于危机中。大家知道，王明同志完成了上述共产国际和党的领导赋予他的使命。

在武汉这段时期，王明、周恩来、秦博古及其他同志在执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路线时，不仅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作了尖锐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同蒋介石及其一伙对抗战的动摇和没有信心及对内反共反人民的行动作了系统的，有时是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他们不仅是在同蒋介石谈判和在国共两党委员会谈判中进行，而且也在刚建立的中共中央全国性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公开的机关报《群众》上，在战时中国民意机构的会议上，在各政党团体的活动中，在民众面前演讲时，在国际宣传方面等等进行。这一斗争比反对亲日派更困难，更复杂。它要进行得既原则，又灵活，因为这一斗争是为了及时揭发和克服蒋介石一伙的有害的和反动的活动，而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扩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基础的国共合作。

所有这些，当时不但国内各界知道，而且国外也知道。

许多当时国内外报刊上的文件和材料也可以说明这点。

正因为在日本在军事上不断进攻的严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全国执行了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所以武汉时期成为抗日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1）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得最顺利，最有效；

2）中国各军队对日寇作战次数最多，规模最大；……

3）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威信和力量很快地、广泛地增长，它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和力量很快的增加了。

所有这些都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种造谣伪造不只是为了反对王明同志和其他所谓“莫斯科派”或“国际派”的中共领导人，而且也是为了反对列宁的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266]

李德在回忆录中曾谈到对王明在武汉期间的印象，他说：“我们把华中局[267]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268]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向王明提出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等问题后，王明在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虽然仍坚持说自己“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为什么会在组织上闹独立性呢？他在10月8日的发言中解释说：“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

周恩来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269]他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还说：“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270]

邓颖超1984年3月25日在与廖似光的谈话中说：王明的右倾错误“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271]

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272]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在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了。这都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都是与王明的右倾主张相反的。王明回国后在延安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到武汉时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文章。蒋介石对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什么大人物，有什么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壁。以后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卫武汉，结果越来越保不住了。仅仅靠讲演、游行、宣传，是保卫不了武汉的。”“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右倾错误。”[273]

对于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及其与毛泽东的矛盾，杨奎松是这样分析的：从1937年12月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赴武汉（以后又增加凯丰）工作，与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来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为武汉与延安，即王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矛盾；第二，武汉与延安之间的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之前曾总结说：现在党内没有大的原则的分歧，对于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等原则都是一致的，只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线上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之前，毛泽东还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如此，这种矛盾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说的：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274]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他认为：“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275]

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只看到蒋介石国民党积极抗战的一面，普通民族主义者的气味比较浓。对蒋介石的反动阶级本质，缺乏牢固的深刻的认识，缺乏警惕性与戒心，因而没有采取革命的防范和对策，没有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那样，既看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又看到了他们反动本质，因而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对策。”[276]

还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277]

但有的论著认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278]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武汉开展工作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还有的学者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的并不是右倾错误，仍然是“左”倾错误。文章说：“第二次王明路线是第一次王明路线‘城市中心论’的继续”，它的上台“是其‘左’倾抗战观迎合了当时党内高涨的民族情绪的结果”，它的被克服“是其‘城市中心论’抗战观破产后的必然结局”。[279]

8月 新文出版社出版王明、毛泽东等著《鲁迅新论》。[280]

9月10日 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281]

有的学者说：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282]

9月14～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283]在《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他还说：“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284]

但有的学者指出，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285]

《传记与回忆》说：六中全会前没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王稼祥传达的意见主要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回忆中说：“六中全会前没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恩来、博古等同志因要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全会开幕后不久即离开延安。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安排的诡计。他知道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打击王明同志的威信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开政治局会议。他叫王稼祥在会上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中共七大应选毛泽东做党的总书记（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毛泽东在王明等同志离开延安到重庆去后，或明或暗地打击王明同志，暗中建立毛刘联盟作‘整风’准备……”

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

……六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取得党权的最重要的一步。这是因为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说：“季米特洛夫同志说：‘中共应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应选毛泽东同志作总书记。’毛泽东叫王稼祥不要把真实情况说出，而且不要在政治局传达，只在六中全会上并且等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等离开全会到重庆去（开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才作了上述的通知……在王稼祥作了上述传达后，到会的人谁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见到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先去找季米特洛夫哭着说：‘一定要选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他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

王稼祥回去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不准王稼祥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通知，而只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知。王稼祥就这样办了。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稼祥有两大功劳：一是遵义会议时助毛反博；二是六中全会时助毛反王。”

但是，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是把王稼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取消了，只给他留了一个候补中央委员。所以七大后（1945年秋）某日，我到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去讨论宪法起草工作时，王稼祥就把上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提出经过告诉了我。他说他回来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不必先在政治局会上通知，而你在六中全会上就说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话也不要说。”王稼祥就这样办了！而毛泽东事前知道重庆什么时候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所以要我们将去初期开会的人先在六中全会上发言，等我们离开全会时才叫王稼祥通知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因此从1938年10月—11月初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开始“整风”前，毛泽东就实际上作了总书记了。[286]

但是，王明的这个回忆并不可信。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是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稼祥作的《国际指示报告》也是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王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王明说曼努伊尔斯基“哭着”向季米特洛夫要求选毛泽东做总书记，这也不可能；第三，王明说曼努伊尔斯基找季米特洛夫的情况是另外一个人告诉他的，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曼努伊尔斯基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以及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的谈话呢？

9月17日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就关于国民党对中共在沦陷区域内的活动对策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287]

9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一年来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武汉问题；（三）怎样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前途与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个报告与他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内容上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的观点，也主张持久战，认为“非长期抗战不能胜利，即是说非击破日本速决战的计划，以长期持久战去消耗敌人，逐渐地消灭敌人，不能达到最后反攻的胜利”；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战略上要“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以阵地战为辅的方针，来进行持久的战斗”；“应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敌人深入中国领土几千里，我们应在敌人后方要道保留必要数量的军队，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发动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极大困难，调动更多的部队，配合正面作战”；并说“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这一年得来的伟大成绩，同时并证明平原游击战也可存在和发展成为根据地”。报告还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现在许多坏现象应停止、纠正，在合作中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应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但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扬军队的“统一”等等。

9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288]

9月26日 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就关于撤离武汉之计划致电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并中央书记处。

9月27日 鉴于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289]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明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9月至年底 为勤务员和刘少奇秘书打架事致信刘少奇，说要给其秘书“一个处分”。

中央党校第一部王为群于1943年11月16日写的《知道王明的几件事》说：三八年时，少奇同志的秘书到中央礼堂看戏，王明同志的勤务员亦来看戏，两人因座位问题吵闹起来。王明同志的勤务员拿着凳子要打少奇同志的秘书，而为他一挡，撞了勤务员的头了。王明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即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他的那个秘书如何不好，将他勤务员的头打破，怎样称个共产党员？要给一个处分等。少奇同志即交由我们总支委处理。我们很感为难，认为王明同志只听一面之词就说得如此严重，会使下级不好工作的。

10月2日[290] 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董必武致电叶挺、项英暨全体指战员，祝贺新四军建军一周年。[291]

10月4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王明信件送交蒋介石，然后详细介绍了刚刚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坚持抗战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292]

10月10日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王明等出席了会议。[293]

10月12～14日 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全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为达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爱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分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一方面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294]报告还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错误的。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295]

10月15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其中说：“我们现在是处在历史最严重阶段里，在这个大时代中，中华民族担负着很伟大的历史责任——要打败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军阀。这个伟大的光荣任务，要依靠我们最优秀的后备军——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把握呢？有的！这就要全国青年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才有力量。正如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团结，假如没有团结和组织，就不能战胜日寇。而民族团结的最中心的一环，就是青年的团结，他是抗战中最基本的力量。”[296]此文还收入1940年出版的《中国青运文选》。[297]

10月20日 王明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除作了《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外，还于这天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这个长篇发言共分五个部分：一、日本法西斯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仇，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二、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同时也处在无上光荣的时代；三、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严重困难的阶段；四、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五、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

发言一开始即表示：“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对中华民族十六个月的英勇抗战，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的。”报告认为“今天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需要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结，所以消除各党派间的误会和成见，建立抗日各党派间的亲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这部分中，他讲了“共产党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困难和成功”，“中共当前的历史任务”，“怎样才能正确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正确了解”，“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特别注意党员干部和非党人才问题”，“认识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严重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统一，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等八个问题。报告最后提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298]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只是靠共产党一方面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国民党方面的努力，尤其因为国民党是在国家政权中及军队中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负更大的责任。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利于抗战的事业起见，我们希望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方面对于许多不利国共合作的严重现象，立即加以合理的解决。例如：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还有大批被监禁的共产党员，须立即释放；还有个别地方常有暗杀或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实发生，须严加制止；还有公开反共的报章杂志出版，须严厉禁绝；还有许多地方公然不承认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地方党部合法权利的现象存在，须立加纠正；在有些训练班或学校内公然进行反共教育和反共宣传，须严加取缔。同时我们希望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六中全会向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建议，讨论和实行两党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军事上、民众运动方面长期合作的办法。”[299]

关于国民党内存在不存在法西斯蒂的问题，报告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指出：“中国虽然今天没有明目张胆的法西斯组织，但是确有一小部分人相当地受了外国法西斯思想的渲染，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自命为法西斯蒂的学徒——至少是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的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不仅有些局外人有时不免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法西斯蒂派的分子，而且他们本身也时常过着思想混乱和行为矛盾的生活……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他们说：你们之中许多人是勇敢有为的青年，应该赶快从这种思想混乱和言行矛盾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应该毅然抛弃那些反民族解放和反社会进化的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诚诚恳恳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300]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说：“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至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对此问题指示的重要，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首先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具体例子，联邦共产党经验的国际意义（列宁说布尔塞维克主义原则对于各国均是适用的）……”。[301]

但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仍然继续宣扬“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并说“毛、洛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一方面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原则，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302]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中却说：他在这次会上“批判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错误路线”。[303]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在会上作了《论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的发言。他根据列宁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民族国民战争的必然性、进步性和可能胜利的条件，说明拥有几万万人口，又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的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对日作战，最后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他批判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错误路线。”[304]

10月25日前[305] 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速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306]

10月25日 与吴玉章、林伯渠上午10时由西安飞抵成都。晚8时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二十余人同往拜谒，王明作了较“详尽之谈话”，各报同时发表。[307]

刘文辉在其《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308]参加国民党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309]有的著作还说：“1938年夏以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和周恩来先后会见刘文辉，致使刘文辉与共产党的关系变得密切，中央在他的部队设立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310]

王明等人在成都期间，还会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311]

10月26日 与吴玉章、林伯渠从成都转赴重庆。[312]

10月28日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王明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参加了这次会议。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中说：“我在六中〈全会〉发过言，并根据政治局决定起草六中〈全会〉决议草案后，离开六中全会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313]

秋 于重庆与黄任之谈八路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黄之请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七绝一首。[314]

11月1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王明等73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有王明参加的胡景伊等44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以及有王明参加的王造时等66人提出的《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新华日报》于第二天全部刊载。

11月5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王明等22人提出的《关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持久抗战争取胜利问题案》，有王明参加的林祖涵等20人提出的《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以及有王明参加的吴玉章等32人提出的《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寇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案》，7日《新华日报》全部刊载。

11月5～6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肯定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315]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还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316]

在这个结论中，毛泽东还批评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左”倾错误，指出：“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317]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318]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319]

周恩来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320]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的真正含义是：1.强调和突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得到中国一切抗日党派承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他们合作抗日救国的牢固基础，使他们都尊重和执行这一政策。2.强调蒋介石将来也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毛泽东故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还说：毛泽东“叫刘少奇在全会上把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商量提出的两个口号中的一个——‘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经过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歪曲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另一个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便准备反对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21]

有的论著指出，毛泽东对王明的不点名批评是在王明不在的情况下提出的。毛泽东为了把王明孤立起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322]

有的论著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两句话太绝对、太极端，意思是强调团结，但任何一个组织和地方也办不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之间，不可能把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和协商。王明所说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指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是指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两党派出代表协商讨论同意了的，所以才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则，统一战线也建立不起来。建立了如果不继续协商、讨论，统一战线也会破裂，一切重大问题经过协商讨论是必要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一切抗日党派团体都要照顾到统一战线的整体利益，都要服从整体利益。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了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不能简单化的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服从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就是投降主义。王明就是投降主义的代表，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323]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强调“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指出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不正确的倾向，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面前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另外，决议案还明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324]

有的论著认为，这个决议案是“由王明起草的”，并说“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论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325]

同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七大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的决定，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326]

根据武汉已于10月下旬失守的情况，这次会议在组织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务。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说，自1939年到1941年10月中，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管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这里说的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妇女即中央妇女委员会，女大即中国女子大学。有的论著说：“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327]

正是在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自己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28]杨奎松也分析说：“很难设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的话，那对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329]

同日 给《新华日报》编辑部写信，说明《国民公报》所载关于5日参政会会议特写的记载与事实不符，本人撤销的是提案第三部分中的前（一）（二）两点及（五）点中的一句，并非提案第一部分。此信第二天以《陈参政员绍禹给本报编辑部的信》为题在《新华日报》发表。

11月8日 重庆青年团体举行招待会，王明等参政员出席并发表演说，他主要讲了这次参政会上关于青年问题各案所得的结果，参政会开会的成绩，目前的抗战形势和抗战前途。第二天《新华日报》刊载了这个演说。

11月26日 出席新华日报馆在重庆举行的对于党政军当局、报刊同业、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救亡团体代表的招待会。

12月5日 新华日报社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悼念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王明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林伯渠、吴玉章等题了挽词。[330]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写的《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对于新华日报馆和八路军办事处撤退重庆期间遭敌机轰炸牺牲的烈士，表示“沉痛之吊唁！”

12月12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12月13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将12日与蒋介石谈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中说：“关于两党问题，蒋介石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不过这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我们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作不到，则可以采取共产党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蒋答：其他方式均无用。蒋说此问题时态度很慎重，见我们对一个组织问题不同意，即说：绍禹同志到西安时再谈一谈。同时晚间再派张冲来说委员长他太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只要分裂，请不要误会。”[331]

12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林伯渠、彭德怀等，谈中央对彭德怀与蒋介石谈判内容的指示。[332]

12月 作七绝《访武侯祠》。诗曰：

成都郊外武侯祠，临近宛如杜甫诗。

鼎足三分终一统，人民胜利异当时。[333]

同月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汪精卫叛逃，公开投敌。

冬 曾在重庆神仙洞李济深家里参加聚会，谈论团结抗战问题。

黄绍竑在《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中说：“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庆出席中央会议，有一天李济深约我到神仙洞他家里茶会。座上有冯玉祥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那时是政治部的副部长）、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谈些当前的团结抗战问题。”[334]

年底 从重庆回延安。[335]在一次演说中，有人问，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去重庆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王明幽默地回答说，你们下过中国象棋吗？下棋的时候，双方的老将和老帅是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否则棋就“将”死了。这个例子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明当时已经明确地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336]

同期 于延安作七绝《〈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的错误和阴谋）》，内容是：

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

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337]

本年[338] 新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徐特立等著的《托派在中国》，其中收有王明的《托洛茨基派是什么？——陈绍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讲演》、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伯达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等文章，全民出版社出版洛甫、陈绍禹等著《一党专政还是联合战线》。

1939年 35岁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的时局的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1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电》，指出“蒋介石对以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对我党六中全会决议对策，似还在考虑中，我们方面暂时应采取比较静观的态度，不必求之过急，对于其将要召集之五中全会，我们再度考虑结果，亦认为不必写单独给他的文件”。[339]

同日 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旧阴谋的新花样》，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行为，并揭露汪精卫的投降历史。演讲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

此文又名《反对汉奸》，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1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62期，2月7日《新华日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抗敌报》第51～52期，2月15日《新华日报》作为“新群丛书”第24种出版了单行本，3月出版的陈绍禹、凯丰著《旧阴谋的新花样》，3月10日出版的《文献》第6卷，4月2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2辑，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5月曾收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洛甫、王明等著《“防共”即是灭亡中国》，以及《前线丛书》之五。[340]对于这篇多次发表、转载的文章，王明没有制止，但后来的《写作要目》却说“此文系伪造的”。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题字。[341]

1月23日 在一个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从六中全会到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国内的形势；（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变化。其中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死也不相信工农”等错误，但又辩解说，“中国军官带领着他们的军队到日本那方去反对中国的事情，是没有的。中国今天只有秦桧，是文汉奸，没有武汉奸”，还说“最近政治部主任陈诚公布了一个政治工作条例，如果按照那样去办就很好了”。

1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开展生产运动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东北抗日联军问题，肯定了抗日联军的精神。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起来。张闻天提议，在中央下面组织东北工作委员会，由王明等负责。[342]

1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提出要清理国内问题，并在会上提出了“溶共”的主张，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在此次会议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斗争，国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

会后不久，王明写了一个《国民党五中全会与国共两党现存关系问题》的报告提纲。提纲共分七部分：（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意义；（二）国民党内对所谓“和平”结束中日战争的三种想法；（三）国民党在联共下所实行的防共以至溶共政策的内容；（四）国共磨擦之原因；（五）国民党对外对内政策实行的障碍；（六）我们的对策；（七）总结论。提纲分析了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政策的变化及国共发生磨擦之原因，认为“抗战同时反共不可能的，但磨擦增加是必然的——暂时消长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规律）”。我们的对策是：（甲）用一切力量继续抗战（揭露和说服和平幻想）；（乙）用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丙）思想上必要的反攻和方式；（丁）对民族国家统一等问题的态度；（戊）对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态度；（己）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军事力量；（庚）巩固和扩大党（教育与组织，秘密与公开）；（辛）爱护同盟者同情者；（壬）争取群众争取青年争取舆论；（癸）准备应付一切非常之事变。其总结论是：“目前形势——主要的仍为抗战，和联共抗日，但和平妥协的企图加强，防共溶共的政策加紧，抗战及团结力量仍强大，一切决定于斗争，我们向既定的正确目标前进，困难虽多，可能克服，向前更复杂更艰苦的局面到来。”

2月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职工大队问题。[343]

2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并林伯渠，指出：“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且发指令各地对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立，同时，前次参政会决议亦毫未见诸实行，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因此不仅王明不出席并提议吴老因病亦不必出席。”

2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华北、华中反磨擦问题，并在会上发言。[344]

2月10日 在《新中华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希望》，说全国人民希望“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不仅继续贯彻反对汪精卫等汉奸降敌反蒋反共的阴谋，正式通过要求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逆等归案法办的决议，不仅一致拥护蒋委员长去年12月26日驳斥近卫声明的演讲所昭示的抗战到底的国策，动员全民族有生力量为贯彻此国策而努力奋斗；同时，更提出实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以推进和保证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时还希望这次会议“不仅在决议方面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而且能在会后真正求得决议的实行，避免前两次会议的‘决而不行’的缺点”。

同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向着全国模范报纸目标前进。”

同日 张君劢对王明1月15日在延安各界民众讨汪大会上的演讲写出《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之附带质问》。[345]

2月12日 毛泽东和王明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346]

2月13日 《新中华报》报道：毛泽东、陈绍禹有事不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电渝请假。

2月16日 《新中华报》刊登关于《新中华报》改组召集的延安文化界座谈会记录，王明出席座谈会并讲了话。

2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国民党五中全会和妇女工作问题，张闻天提议《共产党与妇女解放》一文由王明写。[347]

2月2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348]

3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北公学教育方针问题。[349]

3月8日 《解放》周刊第1卷第66期发表《共产党员和妇女解放运动》，谈为了动员和组织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我们党必须很快地在妇女工作方面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方法上进行坚决的转变。此文同时发表于4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中国妇女》第3期，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3月8日后 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传记与回忆》说：“1939年‘三八’节后到1941年秋，王明同志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主任。”

3月16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发表《在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

3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问题。[350]

4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报告。[351]

4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西省委工作。[352]

4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草案）。[353]

同期 于延安作五绝《列宁风范》一首悼H.K.克鲁普斯卡娅和M.N.乌里扬诺娃。诗曰：

有幸亲承教，列宁若面聆。

先后皆永诀，老辈痛凋零。[354]

5月1日 以陈绍禹的名字在《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二十年》一文，提出“知识青年与广大贫苦民众相结合，知识青年与先进思想和先进政党相结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

同日 《解放》杂志第70期刊登王明的题字。

5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355]

5月7日 《新中华报》发表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消息，其中有王明在会上讲话的要点。

5月10日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并作了讲演。

5月1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宣传部工作。[356]

5月20日 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讲演，说明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5月28日 《群众》第3卷第2期刊登王明的题字。

5月3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形势问题。[357]

5月 写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后摘录收入《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补充材料——《王明论统一战线》。

后来，王明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的报告，内容共分四部分：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和特点；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问题；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磨擦问题；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

这个报告是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总结。其中有些方面表现了他思想上的进步，如基本正确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及与国共合作的关系，批判了国民党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党”的口号，认为“一个党”的口号就是破坏统一战线，指出国共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磨擦是反动的，共产党的反磨擦是进步的，革命的；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正确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条，就是没有统一战线，而且只有这样，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正确最坚决的执行者”等。但是，其中仍有不少错误的观点和思想，如还在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在讲产生磨擦的原因时，说什么“进步与磨擦是分不开的，越进步越有磨擦，进步与磨擦是同时并进的。进步在客观上便是磨擦，譬如，国民党进步，他拉青年，在敌人后方工作发宣言，宣传政纲，这在客观上便产生了磨擦”；还说什么磨擦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晓得升官发财，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他们的生活是与共产党不相容的”，因此就产生了磨擦等。报告中虽然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径，但又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执行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自从发表了停止‘剿共’后，也没有再‘剿共’的人了”，国民党军队“不会再反人民反共产党了”，“现在所有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在一起流血，不分彼此，共艰苦，共患难，以后要叫他们再自打自，谁还愿意呢”。

报告中还有一些错误观点，如说什么三民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就是今天的中国具体化了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包括了三民主义”；“现在可以把满族取消”；民族自决权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是不适合了”等。

有人看了这个报告后在旁边写了很多批语，指出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例如在三民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就是今天的中国具体化了的共产主义”等话旁，批有“除了王明之流，谁信仰三民主义？说三民主义就是今天中国具体化的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叶青思想”；在“越进步越有磨擦”一段话旁批有：“这不仅是错误的，而是为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理论根据。共产党说：国民党反共是投降的准备。王明说：国民党反共是进步的必然，共产党是国民党进步的障碍。”

同月 新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徐特立等著《托派在中国》。

春夏之际 有人说看见王明“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358]

6月1日 出席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作讲演，同时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国妇女》第1卷第1期上发表《论妇女解放问题》，后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40年出版的王明著《论修养》，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359]

6月2日 《新中华报》载：延安青年记者协会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王明冒雨讲话，提了三点要求。

6月6日 《新中华报》发表王明写的代论《反共是日寇汉奸和投降派的阴谋》，指出“反共在日寇口中成了灭华的代名词，在汉奸口中成了卖国与投降的卖身契”，“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反共是投降派的准备”，“时局的最大危险，就是妥协投降的可能”。文章驳斥了反共的主张，批评了轻视反共、对反共坐视不理、不偏不倚的种种错误态度，揭露“有些人一方面仍想继续抗战，另方面又想进行反共，幻想抗战与反共可以同时并行”，呼吁他们“及早回头”。文章指出：“要抗战建国，就必须联共，要反共，结果就只能卖国投降，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每个中国人，只能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恳切希望主战派的朋友认清反共与投降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坚决抗战而起来打击那些以反共去准备投降的阴谋分子”。此文同时刊载于《解放》第73期，后收入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6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保卫边区问题。[360]

7月3～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会议决定“致国民党书”由“毛、（王）明、周三人起草，恩来为主”。[361]

7月5日 郭沫若之父郭朝沛逝世，王明与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合送挽联：“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362]

7月7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发表《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章指出武汉被占领后，日寇“主要的是着眼于逼诱中国投降”，因此，“全中国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克服妥协投降危险”。但是文章对抗战时间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谈抗战一般地来说，“大概要4年左右”，“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力量和国际环境更无法支持长期的战争，我们已经抗战两年，我们差不多已走了整个抗战和取得胜利道路的一半”。此文同时发表于《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群众》周刊第3卷第8、9期合刊，《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4期；并收入7月出版的王明著《当前时局最大的危机》，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1940年6月出版的《统一》杂志第7期，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363]

同日 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指出投降是目前主要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7月11日的《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投降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

同日 廖承志就香港政府压迫抗日言论及请示在菲律宾等地建立办报据点事致电王明、洛甫。[364]

7月20日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的王明被任命为女大校长。据《王明诗歌选集》一书中的注解说，这年春天，他就应女大校友会主席丁雪松等之请，并根据她的意思作了一首歌词，经冼星海修改和谱曲后，就作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歌》发给了女大同学。这首校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妇女先锋，我们是妇女榜样。

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在女大亲爱地欢聚一堂。

女大是我们的母亲，比母亲更慈祥。

女大是我们的太阳，比太阳更光亮。

要努力学习革命方法，学习理论武装，

学习职业技能，学习道德修养。

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

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365]

7月20日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报告共分四部分：1.为什么要创办女大？2.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3.女大现状。4.女大能否完成任务？主要是说明女大举办的意义、宗旨和介绍女大的情况。他说，为什么要创办女大？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大时代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根据妇女运动的特点，第三个原因为的是使中国妇女运动起一个历史的转变，第四个原因是为的特别提高妇女的地位。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他说，从女大的简章、校训、校歌所标明的宗旨和方向看来，“一般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妇女干部。特殊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能在抗战建国时代忠诚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干部”；其次，“就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不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方面是优秀的妇女代表，而且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也应当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总而言之，女大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具备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她们是不依赖男子，有独立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独立斗争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方面，她们是新时代的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凡是女性，差不多都要经过女儿、妻子、母亲这三个阶段。所以，新时代的妇女，应当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中是先进革命的战士，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中，是高尚模范的人物”。关于女大的现状，他说学生人数将近500人，一般生活如衣食住行与延安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差别，与他们一样很艰苦，各方面还有很多的困难和缺点，课程一般地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种，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与个人专修并重”。最后他说，女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它有着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的工作作风，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它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热烈关心和各方面的爱护与帮助，经过本校工作人员和全体学生的努力，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证的，定能完成任务的。此报告发表于8月8日《新中华报》及8月31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1卷第3期，[366]以及7月2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11期；并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367]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自己在女大教联共党史时，除马列主义研究会的人以外，“所有边区领导人——西北局、边区政府、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等都去听课。直到毛泽东搞‘整风’，才只准学毛泽东思想了”。

李逸平在延安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说，王明说“要从女大出现几十个卢森堡”。

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庆树）的材料》说：王明把女大的校风规定为“紧张的学习，活泼的生活，互助的作风，高尚的品德”，而且最强调道德。但王明实际上最不尊重女同志，遇有机会他就调戏女同志，被他调戏的就有五六个人。

8月1日 出席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遇难烈士大会。[368]

8月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周恩来主张王明、林伯渠出席会议。[369]

8月4日、6日、9日、11日、14日、1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的长篇报告。[370]

8月7～12日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其中包含了对王明等人的批评。[371]

8月13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讲演，该讲演后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8月18日《新中华报》第56期，题为《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月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372]

8月18日、1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报告。[373]

8月20日 在《解放》周刊第81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为死者求冤》。

同日 《解放》第81期刊登陈绍禹的题字。

8月21日、2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鼎丞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374]

8月23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375]

9月1日下午2时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于8月23日抵渝，王明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前往拜访，双方会谈约两三个小时，就中国抗战情况、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协定与对欧洲远东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376]

9月4日下午2时 尼赫鲁特约王明与秦邦宪会谈。双方就印度民族在此次欧战中间采取的态度、中印两大民族共同求解放、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诚恳坦率，气氛融洽。[377]

9月5日 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欢迎尼赫鲁大会上的欢迎词》。

9月6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各界青年纪念国际青年节大会。

9月7日 《新华日报》刊登王明9月6日的题字。

9月8日 包括陈绍禹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合写《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认为在目前新的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局面之下，“全中国人民当前紧急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为了达此目的，意见书从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党派合作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378]此文载于9月9日《新华日报》、10月3日《新中华报》、《解放》第86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33期、《抗战报》第97期，收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和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集汇集》。[379]

9月9～1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王明参加了这次会议，与董必武等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380]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各种政治压迫行为，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黄炎培日记记载此会辩论激烈情形：“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同时，各进步民主势力的参政员也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使得要求实行宪政成为会议上最强烈呼声。会议合并审查讨论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明确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381]

开会期间，王明与博古等人曾会见梁漱溟。梁漱溟在《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382]

有的论著说：“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系，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383]

9月10日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指示电。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绍禹、博古、凯丰，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所采取的方针与国际指示是一致的。

9月12日 包括陈绍禹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每人捐资50元，电慰香港反汪罢工工人。[384]

9月13日 周恩来到莫斯科做手术和治疗，带去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385]

9月20日 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的长篇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1.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任务；2.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和意义；3.全国人民今后应有之努力。报告认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全力对华的敌寇政策，战降斗争的紧张局势。”报告指出抗战营垒内部还暗藏有主降派的妥协分子，他们用“散布对抗战悲观失望的情绪”，“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尽力分裂国内民族团结”，“尽力作反共的言论和行动”等，来达到破坏抗战与对敌投降的阴谋，因此对他们“不能不力加反对”。报告还指出，为加强抗战建国力量，“必须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必须用一切力量反对敌寇汪逆招降的阴谋”等。[386]这个报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9月20《新中华报》第75号，9月28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89期，《抗敌报》第103期，香港时论编译社于10月、上海先行出版社于11月、解放社于12月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并收入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387]

9月28日 李克农就白崇禧作国际问题报告及我之对策致电王明、博古。[388]

9月 毛泽民到乌克兰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按照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的要求，写出了题为《读后感》的汇报材料，其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他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的真正立场，认为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由此带来一系列沉痛的教训。在《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一节中，毛泽民驳斥了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关于红军反“围剿”中缴获、俘敌以及中共党员等极端夸大了的数字，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389]

10月6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叶剑英、吴克坚等人写的《哀悼吴志坚同志》。

10月18日 叶青撰写《与陈绍禹论民主问题》，认为陈绍禹的《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底成绩》的“错误之多与其字数之多成为比例。为了纠正纷歧与错误的思想，不能不予以批评”。[390]

10月19日 在重庆各界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的演词》，第二天在以陈绍禹的名字《新华日报》上发表，同时发表于《群众》第5卷第15、16期合刊。其中说：“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天才的政论家，一个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一个忠实模范的青年导师，同时，因为鲁迅先生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光荣，而且是世界文化和人类解放事业中的一颗巨星。”[391]

10月 明明书店出版毛泽东、王明的《抗日战争的新阶段》。[392]

秋 于重庆作七绝《让他“死不瞑目”（评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团谈的“肺腑之言”）》、七律《小官僚（听友人说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机关故事随笔）》、七绝《过留侯庙》。[393]

11月4日 李立三出狱。

有的著作说：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1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394]

11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395]

l1月24日 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康生等共同发起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并于这天召开发起人会议。[396]

11月下旬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彭德怀作的关于华北工作报告。[397]

11月 作七绝《谒黄帝陵》。[398]

12月5日 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出版百期纪念特刊，毛泽东、刘少奇、陈绍禹，王稼祥、滕代远、张闻天、谭政、徐海东等题词鼓励。[399]

12月9日 在《新中华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一文，指出各界同胞注意的是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三大问题，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虽作出了这些决议，但“把现实的中国变为实行宪政的中国，还有待于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促进宪政运动的坚强不屈百折不回的努力”。此文同时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大众日报》第101期、《抗敌报》第112期、《解放》周刊第93期、《群众》周刊第4卷第5期、1940年3月9日的《新华日报》，后收入抗敌报社1940年5月出版的《宪法问题指南》、解放社1940年8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10册等。[400]

同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各校学生及青年团体召开的“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一二·九”四周年》的讲演，指出一二·九运动的重大意义，“今后中国青年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目标”，在今天“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方针之下，拥护蒋委员长，实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坚持向前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目前实行这种正确政治主张的中心枢纽，就是展开促进宪政的群众运动”。这个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12月16日《新中华报》，1941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3期。

12月20日 在《中国妇女》第1卷第7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妇女与宪政运动》，后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

同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盛大集会，并作了《论斯塔林——为庆祝斯塔林同志六十大庆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全文刊载于12月30日《新中华报》。报告共分八部分：1.职业的革命家的模范；2.十月革命的英雄；3.伟大列宁的忠实战友；4.马列主义的发扬光大者；5.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勋；6.联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7.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专家，中国革命的挚友；8、全人类解放的旗帜。

12月25日 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刊登了他的这篇讲话，题为《在自然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同日 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古从军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以王明的名字全文发表于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

12月28日 在抗大三分校作关于宪政问题和目前形势的报告。

年末 周恩来在向季米特洛夫汇报时曾谈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据师哲回忆：“1939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有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问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401]

年底 作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内容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

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402]

在此前后 就关于《新民主主义论》问题致信毛泽东，“批评他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的错误”。[403]

本年 为纪念八路军一二九师1937年10月19日夜袭日寇阳明堡机场两周年，作七绝《火烧阳明堡》一首，并于重庆红岩嘴一小庙中作《寻见丹桂》七绝一首。[404]

本年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发表《反对中国人民的叛徒》。据《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还曾写《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关于国共关系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的笔记。

1940年 36岁

1月4～12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明写了“全中国文化界团结起来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而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贺词，并报告了文化界统一战线问题。他在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月11日 为2月7日出版的《中国工人》创刊号题词：“工人阶级只有在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的领袖。”

1月11～4月21日 参加政策研究会对七项政策提纲（即文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土地问题和合作化政策、锄奸政策、“三三”制政权建设政策）的研讨。[405]

1月15日 《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发表王明的《一九四○年的展望》。

1月16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2月3日的《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展览会上的讲话》。

1月17日 参加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曹禺《日出》在延安上演的报道：“《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中共领袖毛泽东、王明、洛甫等同志对于原作者曹禺先生备极赞扬。”[406]

1月17日～2月4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王明、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等到会讲话。[407]

1月中旬 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当听到周恩来报告中提到“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以后，毛泽民立即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408]

1月20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刊登《论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是：1.为什么共产党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提出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建立全国文化统一战线的问题；2.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范围与目标；3.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的问题；4.边区文化界怎样在全国起核心作用与模范作用。在谈到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时，报告说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文化。

1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40年边区财政经济问题。[409]

2月1日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与毛泽东等发出《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刊载于《新中华报》第184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解放》第98、99期合刊，并收入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2月3日 与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为“华北视察团”事联名致电国民参政会，指出由张君劢等组成视察团，完全是出于国民党的主张，他们“对于视察事项所搜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从而揭露了这一视察团的组成及其真面目。2月9日的《新中华报》、2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均刊登了这一电文。

2月6日晚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举行的二七惨案17周年纪念大会。

2月7曰 在《新中华报》第103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一文。文章提出了《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目前努力的方针、达此目的的基本办法、中国共产党扩大抗战进步力量和抵抗投降退步力量的十大任务，这十大任务是：第一，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汪密约反对汉奸国贼的运动；第二，用全力巩固和扩大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第三，广泛地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第四，“坚决抵抗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磨擦进攻——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确自卫原则下，对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一切磨擦，坚决实行反磨擦，对投降派反共顽固派的任何进攻，坚决实行自卫”，“对他们的反磨擦和还击，实际上是坚持抗战巩固团结推动进步的必要方法”；第五，大大地发展抗日民众运动，“尤其要注意动员和组织广大的抗日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深入民众”，“深入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及抗日军队相结合，以孤立和打击一切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分子”；第六，改善工农劳苦民众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热忱；第七，建立、巩固和扩大各处抗日根据地，还没有建立的地方必须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在所有根据地中必须普遍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第八，巩固和扩大坚持抗战的全国进步军队；第九，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第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和扩大共产党。此文还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100期、《抗敌报》第127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95期，并收入3月出版的王明著《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410]

2月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八路军总政治部给新疆归来的200余名指战员等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讲话。

2月9日 与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再次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411]

2月20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王明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和促进会理事。[412]

2月25日 陈郁回到延安，对王明那套理论不以为然。

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回延安后，在党校学习。当时，王明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经常口若悬河、哗众取宠作报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当时，鲁迅艺术学院就常有一些学生，从桥儿沟跑很远的路到女大去听王明的报告，听完报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个别人甚至还叫出‘王明万岁’来。陈郁从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切身体会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论是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413]

2月某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问题。[414]

2月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415]

3月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发表讲演。3月29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这个讲话。

3月9日 《新华日报》发表王明撰写的“代论”——《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提出各界同胞在促进宪政运动中应注意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实行宪政的问题，呼吁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宪政。

3月19日 抗大三分校为第五期学员一、二大队同学举行毕业典礼，欢送同学上前线，王明到会提出了三点要求。

同日 在延安三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三版序言”中说：“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并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416]

胡乔木在1990年、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41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评论说：“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于是，“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418]

有的学者评论说：“他选在全党学习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重新出版这本书，不但说明他仍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还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企图以他的错误观点影响更多的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这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挑战。”[419]

还有的著作说：“毛泽东深知，王明的言行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决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它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对它进行反击，势必会影响到目前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甚至会断送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事业。”“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420]

在此前后 到处作报告。

有的论著说：“王明还凭藉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421]但“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422]

2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国民党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423]

3月26日前 周恩来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424]

3月26日 参加为周恩来、任弼时、博古、邓颖超、蔡畅等返抵延安举行的盛大欢迎会。[425]

3月31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理事。

4月10日 《群众》第4卷第10期刊登王明的《语录：反对汪精卫汉奸卖国》。

4月15日 贺龙、关向应就关于成立晋西北统一战线形式的军政委员会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和王明。[426]

4月17日 与陈云、胡乔木、任作民讨论湖南地区中共组织工作的意见。[427]

4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中共粤委工作报告。[428]

5月1日 在延安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作《全中国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讲话，后发表于5月7日《新中华报》。

5月3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他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那么怎样学习呢？王明在这个讲演中说：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革命事业。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例如在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在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上。“‘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做过各种工作，“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最后他说，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各方面的特点多得很，上述五点，不过是举例而已。“我的总的意思，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429]

此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5月7日《新中华报》、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后收入冀鲁豫书店出版的《青年修养》，以及《青年学习问题》。1945年4月1日王明曾向任弼时说：“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1939年[430]青干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431]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颂扬毛泽东，除了消除昔日的积怨和隔阂，保住他目前在党内的地位外，另一层用意是迷惑毛泽东，以图东山再起。但他提出了毛泽东理论的概念，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这可能是王明始料未及的。[432]

也有学者评论认为：“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433]

5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434]

5月26日 豫皖苏边宪政促进会在河南省永城县新兴集精忠堂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吴玉章、卫立煌、李宗仁、何柱国、叶挺、项英等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435]

6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宴请陈嘉庚等，王明与朱德作陪。

6月4日 《新中华报》第135号发表《妇女宪政辩论会结束后吴玉章王明两同志总评判词》。

当时，女子大学和马列学院曾举行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会，马列学院代表共产党一方，女子大学代表国民党一方。李逸云在延安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中说：这次辩论会的结果，在大家心里公认代表共产党方面的是胜利者，但在王明同志做结论时却说不分胜负，各有优缺点，他在辩论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还说：“世界上革命最彻底的是斯大林，所以苏联有办法；反革命最彻底的是希特拉，所以他今天也能其势汹汹。最没办法的是张伯伦，一会儿高喊打仗，一会儿只嚷和平。所以革命反革命都要彻底。中国也是这样，一方面是共产党的力量在增长；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力量在增长，就是因为他们是彻底的。”

6月10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436]

6月27日[437] 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斯塔林同志六十生辰报告，因亮平同志的催促，最近将前三部分已整出来，第四部分正整理中，后四部分还只有提纲待写，兹特将前三部分送请阅正，即请抽暇于三日至五日内看完（如只看一部分或两部分，即请先赐还）并批示意见，以便修正为感。”

7月5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一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方策的出发点主要是自力更生”，目前形势更清楚地说明，“只有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出路”，“只要中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信念和方策坚持抗战下去，则最后胜利的取得是没有疑问的”。此文同时发表于《大众日报》第167期、《解放》第111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中国工人》第7期。[438]

7月9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在延安举行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

7月24日 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成吉思汗夏季公祭并讲话，扼要指出纪念成吉思汗的三点意义。这个讲话以王明的名字刊登于8月3日的《新中华报》。

8月15日 参加延安追悼张自忠将军等大会，并送挽联：“壮志未酬身殉国，临风凭吊泪沾巾。”

8月1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财经问题。[439]

8～9月间 黎民在1944年10月22日写的《王明对海南岛工作领导的敷衍态度》中说：海南岛的党从没有与中央发生过直接关系，1944年初，由于出席七大，就派二人到中央来，3月间到延安报告工作。当时中央领导南方工作的是王明同志，本来那位同志返海南岛之前就应该讨论该处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这样做。等到那位同志离延一个月后，他才叫我去讨论，迁延又迁延一直到八九月间才完成。会议也是不郑重的，好像（记不清楚）当时对海南岛工作总的精神，并不是按照中央普遍发动群众，组织与发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原则，而是长期准备，以待全国反攻。讨论以后，自己不去负责，交给我和邓□同志去商量电稿，延了许久，还没有打电报回海南岛去。从此可见对海南岛工作的领导完全是采取敷衍的态度。

9月5日 在旅居延安侨胞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刊载于10月16日出版的《新华日报》。

9月8日 《新中华报》载：女子大学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同志毕业大会，校长王明到会讲话。这个讲话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9月8日的《新中华报》。

9月1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440]

9月1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各界纪念“九一八”9周年及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

9月25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从此王明不再分管边区的工作，改由任弼时主管。[441]

9月29日 出席陕北公学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10月初 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毛泽东在接见他时，特别关照他一定要去看望王明。

黄火青回忆说：“我告辞走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我一句话，有两个人要我一定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442]

10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等问题。他在会上提出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其人员名单问题。会议决定：由王明去电征求周恩来意见。[443]

10月7日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同时开幕，王明到会讲话，载《新中华报》第172期。

10月12日 撰写《关于保护母亲儿童问题》，刊载于12月8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2卷第7期，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444]

10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材料，陈云负责收集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收集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洛甫负责收集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邓发负责收集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在11月底完成。[445]

10月 作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内容是：

德意日苏盟何自？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马列离开路线歪！[446]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毫无根据地诬蔑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此诗很可能是后来写的。

10～11月中旬 惠枫林于10月22日[447]写的《兹有关王明同志领导的一个问题》说：此间开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时，王明同志来报告妇运工作。在休息时，有一个同志说“有些男同志叫我们妇女干部是破鞋”，王明回答说，“以后他们叫你们是破鞋时，你们就叫他是破袜子”。大家听了哄笑。

秋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时带回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

王明在《所谓“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的回忆中说：

1940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前，曼努伊尔斯基叫周带回去“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就是：1）王明被捕后怎样出来的要考查；2）考查王明和□□□□□□的关系（因为他俩当时早已被捕）；3）考查王明在莫斯科作的有系统的反对毛泽东的活动；4）据得到的消息（情报），康生是王明的人，而康生做社会部长，是王明康生要消灭毛泽东（当时国民党CC派也造过这种谣言）。

关于这个问题，1941年4月3日夜（4日晨）毛泽东亲自送季米特洛夫电报（给中共中央的）时，曾谈到说：“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四点意见。季米特洛夫不同意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但当恩来走前住在医院检查身体时，曼努伊尔斯基派国际干部部的人……告诉恩来说，要把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只告诉毛泽东一人，不要告诉别人。”接着毛泽东又说：“曼努伊尔斯基讲了有关你的四个问题，我们认为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调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在莫斯科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调查了许多人，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政治上你批评过我——在中共代表团会上和你的文章里（虽未提名），这是事实。从调查里我知道你和曼努伊尔斯基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关系不好；这次是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报复行动。”

毛泽东只说了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其他三点意见是后来周恩来说出来的。当时周还说：你和曼努伊尔斯基的关系问题，不止是看我们怎样看法，还得看莫斯科怎样看法。

……

毛泽东说对曼努伊尔斯基提的“四点意见”除第3）点外都没有兴趣，但他在“整风”前已在中央同志中散布这“四点意见”（只是我们本人不知道）。“整风”时他除了公开宣传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四点意见”外，还更加伪造了许多污诬王明的谣言。

同期 为争一个勤务和青委的同志吵架。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一点材料》说：在1940年秋，为了和青委争一个勤务，在王明同志房门外，当场和青委钟效培、丁琇、周惠等吵了起来，孟庆树还追着骂钟、丁等为什么要乱到妇委那里拉人，给人很坏的印象。

11月2日 得悉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被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博古和叶剑英联名致电慰问。[448]

11月11日 撰写《纪念白求恩同志》，收入当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449]

11月15日 参加延安举行的白求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11月20日 在《共产党人》第12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的长篇文章，后改名为《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由胶东联合出版社出版。文章按照斯大林1927年的《时事问题述评》提出的三个策略原则和《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提出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利用最小可能去保证无产阶级有群众性的同盟军，依靠群众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来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或退潮，抓住中心环节等问题，并指出除上述五个一般的策略原则外，在决定策略任务时还必须顾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认为它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定策略的第六个原则。

这篇文章肯定和宣传了毛泽东的一些学说和思想，如谈到对同盟军的团结和斗争问题时说：“对同盟者只知团结，而不知斗争，便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失去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而成为同盟者的尾巴，结果一定不免于失败，陈独秀机会主义便是标本的范例。对共产党以外的一切力量，只知斗争而不知团结争取，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孤立起来，而成为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结果也不免于失败，李立三路线便是明显的例证。”

有的论著认为：“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但他对王明丝毫没有表示“欣赏和支持”。“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450]

11月 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但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

有的论著说：这就“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这是“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451]

12月3日 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12月19日《新中华报》第189期。

12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452]毛泽东在会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453]但是，会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454]

12月19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月22日 《新中华报》第190期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祝词。

12月25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455]

与此同时，《论政策》还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456]但因为在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指示在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45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毛主席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主席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458]

12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发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任务和组织问题（1940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议上演讲记录摘要）》。[459]

冬 于延安作七律《题曾国藩篡李鸿章审定的〈十八家诗抄〉》。[460]

本年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七大上由周恩来作组织报告，王明不再作报告。[461]

本年 据《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曾写“关于反对毛泽东的德意日苏同盟的国际政策路线和联日联汪反蒋的国内统一战线政策的谈话”的笔记。

1941年 37岁

年初 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462]

有的论著认为：“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形同虚设”。“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463]

《传记与回忆》说，在1941年中毒以前，王明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中共党团书记、马列主义研究会主任等职务。

1月4日 在孟庆树赠送给金茂岳之子金德崇的《救国日记》上题词：“儿童是幸福的时代，不仅现在作幸福的儿童，还要立志为将来一切儿童谋幸福！”[464]

1月4日～1月14日 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王明为《新中华报》撰写题为《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465]

有的文章指出：皖南事变为毛泽东整倒王明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466]

1月12日 主持召开中央妇委召集的保育工作会议。

1月2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皖南事变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467]

1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草案）。[468]

1月 作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469]

2月初 中共中央酝酿取消《中国妇女》杂志，王明立即找人写文章，准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进行反对。但过了两三天，又说“中央尚在考虑，暂缓发表”。

苏镜1942年9月20日写给陈云的信说，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2月初某晚，我已经睡觉，罗琼同志从王明同志处归来，在窗外叫我：“周俊！王明同志要你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三个：第一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的须〈需〉要。”次晨我去王明同志那儿，他给我一本共产国际的决议，叫我当天交卷，以便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因恐取消令已下无法挽回故拟早日发表）。但过了两三天，我听王明同志说：“中央尚在考虑，暂缓发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2月13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求由中央组织部调做其他工作者的女大学生的比例降到25%，来延安女学生均送女大，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等，反对中央组织部把女大学生调去做其他工作。

2月14日 陈云给王明复信，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对他13日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信中说：（1）你提出女大学生给中组部随时调动别项工作者均降低比例为25%，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我们党已经不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的军队的党，因此必须有大量干部分配到各方面工作上去，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做不好。因此，我们彼此以服从书记处多数同志所通过的决定为好。（2）1939年书记处决定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运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任何干部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同时也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女学生一律均送女大的决定。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我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3）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这封复信，实际上是对王明闹独立性和无理要求的严肃批评。[470]

王鹤寿在《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一文中回忆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把各地到延安的女青年大部分介绍到“女大”学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各部门，或做妇女工作或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开始两期学习结业的学员，都是按照规定的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一部分给中央妇委，请他们分配作妇女工作，绝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根据需要情况，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党委工作。但是后来这种分配原则行不通了，因为王明决定在“女大”学习结业的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的革命女青年，都由他直接分配。对这种不合理的事，我们根据原则与“女大”具体负责的同志交涉，无效。他们声称这是校长王明的决定。我们把情况报告给陈云同志，为此陈云同志给王明写了一封信，请他改变他的决定。而王明坚持己见，声言他是“女大”校长，他有权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分配。我们对王明的无理态度很不满，因而向陈云同志建议：如果“女大”不改变他们的方针，我们就不再介绍女青年去“女大”学习。陈云同志经过郑重思考后说：“我同意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办法，你们再和富春同志谈一下，如果他也同意，就照此办理。”与富春同志谈后他完全同意。因此，对到延安学习的党与非党的女青年，基本上就很少介绍去“女大”，而直接介绍到陕公、抗大、鲁艺、党校、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学习。这样，“女大”的学员来源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了陕北地区的女青年直接由党的西北局介绍去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为此王明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组织部不向“女大”介绍学员是不合理的。陈云同志向他作了解释，王明只得说：“那好吧，就按组织部的办法，但是你们分配时一定要给中央妇委一个大的比例。”[471]

2月15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党参政会，说：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虽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1.制止挑衅；2.取消1月17日命令；3.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4.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5.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6.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7.撤退华中的剿共军；8.平毁西北的封锁线；9.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10.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毛泽东等碍难出席。[472]2月27日的《新中华报》、3月10日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这个《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因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拒绝出席。

3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财经问题。[473]

3月8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会议之理由。其中申斥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等分裂行径，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内，“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474]3月10日的《新华日报》、3月13日的《新中华报》都刊登了这个《复参政会秘书处齐电》。

同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时局的通知及出版发行工作。[475]

3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476]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说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妇女》与《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4月起暂时停刊。[477]

卢竞如于1943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说：关于取消《中国妇女》的问题，王明当着妇委工作的人说过好几次，要争到不取消，并叫周骏写文章以示抗议。

3月 毛泽东决定将《六大以来》的编辑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478]

4月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日中立条约问题。[479]

4月19日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批评了土地革命后期王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阐明了“联合”和“斗争”的正确关系。[480]

5月12日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鉴于反动分子加紧曲解马列主义，诬我停止抗日；而我方人员疏散，又遭封锁，稿件来源断绝。拟利用目前时机，开展对反共宣传的反攻。建议叶剑英每月提供分析战局的军事论文；建议王明、凯丰指定人写理论和国内外时局的稿件；请转告廖承志、陆诒组织国际问题的稿件。[481]

5月1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党八股，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

有的论著说：这是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的“新的一轮攻击”。“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482]

据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说：王明回来召集女大全体同学传达时，先谈时局问题，占了全报告的大部分时间，最后提到毛主席报告要注意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今后学习要注意，但仍应注意好好学习理论，适当地联系实际，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因此，报告后女大教育根本未变，仍是教条，谁也不敢“乱联系”。他还提出：“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动〈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他还反对自我批评，说“这也批评，那也批评，弄得大家都胆小，因为批评把同志关系圈弄坏了，要反对”。

6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第一部分编辑完毕。有的论著说：“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483]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时说：“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484]

同月 被免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485]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486]

7月2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等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搞的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

7月13日 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复信，不指名地批评王明等人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有的论著指出：这封信和7月2日的演讲，是刘少奇配合毛泽东“向国际派发起攻击”。他“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487]

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工作。[488]

有的论著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489]

8月5日 毛泽东在致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弼时决定［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机构亦大加改革，王明同志管西北事务，望多供给他材料，多谈，求得打成一片。”

8月11日 与吴玉章、邓颖超等合挽参与国共谈判的国民党要人张冲：“大计朝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等问题。[490]

8月24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491]

8月27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492]

有的学者评论说：“在9月会议召开前，确实看不出毛泽东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493]

8月28日 谢觉哉致王明信，“论徐老保健及军队财政事”。[494]

8～9月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编辑《六大以来》。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稿说：“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为准备‘九月会议’，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495]

胡乔木在1990年、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景？回来干了什么事？”“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四中全会开始产生了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496]

9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女子大学，将它与陕北公学、青年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497]

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说：王明在女大提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出风头，会讲话，敢强调问题，恭维他们的人”。他拉拢女大干部及同学的做法是：首先使大家佩服他，觉得他是天才，是少有的领导者，是党内最正确的，听他的话不会错。其次，在全校大会上常表示他是最关心爱护女大同学的，是无微不至的。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大骂总务工作不注意，使同学受了委屈，有些人感动得说他是“妈妈”。又如说别人骂女大是阿房宫，说女大学生作风不好，使同学觉得真正关心我们的只有学校，只有王明校长。另外还用党籍送礼，大骂总支是关门主义。总之，拉拢的办法不胜记述，主要办法是利用群众干部的弱点，恭维、夸奖、拍马，使干部群众从他这里得到满足，反过来再恭维他，拍他马，于是他威信更提高。

这份材料还说，对于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则不满、轻视和打击。如看不起张琴秋，反对项中华、李初梨，而胡嘉宾在女大最受打击，总之老同志在女大受排挤，吃不开。打击的方法多半是会议上批评打击，如在大会上骂胡嘉宾，孤立他，谁也不和他接近等等。但是，对于和他观点一致的人，则极力加以吹捧。例如柯庆施任女大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在女大很少有独立意见，大多附属于王明，王明常夸他是老实人，有很大进步，过去在上海吃喝嫖赌，现在能思考问题了。

这份材料还说，王明向中央组织部闹独立性，反对中央组织部从女大调干部。王明常常在大会上强调，不许从女大乱调人，谁也没有权力调人，同学们要放心好好读书。这样，就使女大的学生养成习惯，只要中央组织部一谈话，干部科一分配工作，自己认为不合适，就去找王明校长，而王明便批准不去，并大骂干部科去谈话的人。结果引起学生对中央组织部和干部科的人的不满，说“只有校长是关心我们前途的，愿意培养我们的”。例如，有一次河防吃紧，中央组织部要调女大的三四个人，去乡下帮助妇联会工作，女大干部科长陆光给中央组织部介绍后，结果王明大发脾气，给陆光打电话说：“什么组织原则？谁允许调人给她们？”那时女大才成立，把大家都吓坏了，最后陆光写信向王明承认错误，才算了事。又如1939年秋天王明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时，中组部调了10个人，王明从重庆回来后大骂，说可惜了。1940年，因延安广播要在新年开放，中央组织部想从女大要几个广播员，谈话后有的人不愿去，找到王明，王明便说可以不去，并当着她们的面说：什么人敢调，为什么不经过我？！立刻让她们带一封信给干部科，问谁敢乱调人！第二天去了又骂，干部科的人说“并没有调，人家问一问再告诉你”，王明就说：“问一问也不许说！什么情形不经过我不许说！”这年中央决定要调10个人去做机要工作，王明不愿意，又没有办法，便拖延时间。在女大第一、二、三班学生100多人毕业后，孟庆树和王明的意见是应多送给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要分些给地方，孟庆树去商谈后未获同意，便大骂陈云态度不好，耍小孩子脾气等等。王明还说陈云不会办事，哪里找不到地方工作的干部，这样来挖人。总之，王明和孟庆树和中组部的关系是恶化的，而挑衅起磨擦多是由王明、孟庆树开始，主要原因多是干部问题，他们的要求是不许调一个女干部出去，所有来延安的女干部全归妇委管。为了和中组部斗争，他们经常挑拨中央组织部和女大学生、干部的关系。

这份材料还说，孟庆树在女大还经常散布对毛泽东的不满，并吹嘘王明的功绩。例如她说：“毛主席在抗战前理论很差，抗战后才稍有进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国际威信是王明给提起来的，在苏联很少人知道朱毛，国际七次大会时就没有中国领袖的挂像，王明去力争才添上”；“毛主席担心得很，看见了王明在武汉左有博古，右有周恩来的发表文章，而周、博又是一贯反对过他的，他就更担心王明了”。“毛主席劝王明……一定要经得起打击，不怕打击，为什么让一个好好的同志准备受打击呢？”“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想去前方根据地做实际工作，毛主席不让，怕王明搞出局面来”；“康生真有一套，见了毛主席就毕恭毕敬的脱帽鞠躬，我们不会，所以别人也不喜欢”。

惠枫林于10月27日[498]写的《王明同志领导的又一个事实》说：1941年8月底女大结束时，王明给了边区妇联40个干部，先将干部交了妇联，隔了两天，才将党员的介绍信交与西北局。此事表明：（一）闹独立性：对妇联表明着40个干部是妇委给妇联的，而不是西北局给妇联的。（二）扩大王明同志的影响，向妇联卖人情。

9月10日前 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泽东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泽东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和他算总账了。[499]

9月10日～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00]会议确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9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501]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发言。他首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他说：“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为自己评功摆好：“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等等，缺点仅仅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502]

有的论著说：“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503]

9月12日 任弼时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追溯党的历史说：从有党以来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观主义统治，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必然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是比过去高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更充分地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脱离实际，规定了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主观主义的领导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上必须用宗派主义来维护。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又不愿与群众接近，便用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论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504]

王明这天在会议上发言，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批评别人。他抓住李维汉发言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表示，经过检查后，思想上放下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话并无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责他“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然后，他转移目标，凭着六大期间他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一些内情，随意指责，点了许多同志的名，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唯独对他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505]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他要揭穿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据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当年，即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506]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50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罗迈同志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二十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惟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508]

有的学者评论说：“王在12日会议上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泽东的信任。然而众怨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了。”[509]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510]

9月18日 同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逝世。[511]

9月中旬 毛泽东找王明谈话，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512]

9月26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延安高级干部的整风实际上从此开始。

9月29日 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均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和王明的关系。博古说：错误路线从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面貌”，因为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要夺取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提出了和反革命“决战”，说“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说“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正在使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博古认为：这是四中全会后“第一个全般〈盘〉性的重要决议”，是王明赴莫斯科临行之前主持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周恩来进江西苏区，王明则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后，在王明主持下解决了几件事：经远东局批准，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上述决议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博古又说明：共产国际对这条路线“有些助上〈长〉，否则没有那样的气和劲。国际代表没有纠正，而是批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张闻天也承认：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就连当时同在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513]

同日 谢觉哉听完报告后顺道去看望王明的病。[514]

9月29日后 毛泽东约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并具体提到了王明当时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王明当时拒绝发表毛《论持久战》的问题、王明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和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关系问题。[515]

10月初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516]

10月3日 毛泽东给王明看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拿来给我看。这个电报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五个问题，其中几个问题是关于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在中日战场上加强抗日军事行动，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能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毛泽东请我研究一下这个电报，并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怎样回答。’”“十月四日和五日，在我们之间展开了异常尖锐的原则争论。我的意见是，应当加强中国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能配合德寇攻苏。毛泽东不同意，但也说不出理由。但是，我有充分根据的论证，时常使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尤其当我提醒他实行的反苏和联日路线时，他除了拍案狂叫怒吼外，全无道理可讲。”他还说：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实际上解答了他为什么把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等当作所谓‘教条主义主要代表’，把周恩来、彭德怀当作‘经验主义主要代表’来打击”。“毛泽东后来给这些人加上‘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等罪名，作为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不过是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517]

10月7日 于延安杨家岭作五律《据理力争》，说“毛泽东拒绝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抗日援苏建议，我批评他违背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的原则，发生激烈斗争。他理屈，阴谋危害我的身体”。诗的内容是：

侵苏希魔急，日寇德同盟

抗战倍加紧，夹攻少可能。

中苏兼有利；协助竟无心！

为党尽人责，力争不顾身！[518]

10月7日晚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与王明谈话。[519]王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滔滔不绝地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520]

10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王明的错误，王明在发言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大家的批评进行辩解。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和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昨晚说我们现在只要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521]

王明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是随便谈的，今天我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时局。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对我们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现在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好些是必要的”，“我党虽在国共磨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磨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如冀中苏北等地政策过左，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过去各时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个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目前需要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中，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目前政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但有各种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许多问题都是对的，但有上面的缺点。”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过去我们的口号，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国民党政权，现在是改为共同的抗日政权”；“过去我们的军队也同样，或者是红军或者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共同的抗日军队”；“国民党五中全会实行军事限共后，便发展到政治磨擦，此后合作的条件也变了，发生了两个战争，打掉一些地方政权，阶级斗争也尖锐了，这是我们被逼迫进行的。但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现在要与国民党关系弄好，可否采取下列办法？我们要求释放叶挺，八路军新四军除发饷外，我们可否提出：我们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是大同小异，而实际内容是小同大异”；“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

第二，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说：“我认为十二月会议（1937年）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错误是有的。”第一，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第二，论持久战问题：“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第三，对时局估计问题：“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第四，组织上的问题：“我当时不愿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对的。”“我的总结：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个作风是我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

王明的说法当即就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期间，不时有人插话。他发言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之外，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蒙了。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着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522]

任弼时的发言是：“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接着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523]

在与会同志对他批评后，他针对这些批评和毛泽东前几天的批评，分别进行了反驳。他说，“我认为12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缺点是有的”，如“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些同志了解与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关于《新华日报》不登《论持久战》问题，不是他不同意登，他只有两点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等等。总之，“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有的学者评论说：“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在发言时极力做出有恃无恐的样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一逞。但王明这回再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524]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但是，“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525]

毛泽东在王明发言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明发言说：“前几天我与毛主席谈过下面四个问题：（一）统一战线下独立性问题；（二）《论持久战》问题；（三）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526]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上说明。”[527]

10月8～9日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毛泽东曾和康生、陈云找他谈话，把他们拉来“参加讨论，想请他们给他帮忙”。[528]

在此前后 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中国抗日战场活动使日寇不能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毛泽东四次争论的综合笔记。[529]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向任弼时提出向中央请假。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书记处会议后，领导同志们准备三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主席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530]，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531]

杨尚昆回忆说：“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532]

有的学者评论说：“以王明此前极力违心地颂扬毛泽东的表现来看，可以了解王明并不是一个一贯勇于坚持己见的人。他在整个形势一边倒的情况下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其内心之紧张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这时惟一的赌注就是季米特洛夫的电报。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态度，不能不使他如坠深渊，心理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后，王明竟因过于紧张使心脏承受不住突发休克病倒了。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533]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鸣，只得全线撤退。”[534]

10月13日上午 中共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中央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已经没有了8日会议上的那股勇气了。他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8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故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535]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却说他住院是被迫的，而且是毛泽东为了“毒害”他。他说：“我同毛泽东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来电问题，从十月四日到九日在他家里发生争论。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起，我至少每日一次在他家吃饭。八日我开始严重胃痛腹泻并大量便血，头晕目眩，心脏衰弱。经医生检查，认为我的情况很象中毒症状。九日我已病重，但毛泽东派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去开会。十日我完全病倒不能再起。”“而毛泽东以‘紧急修建’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为名下令李富春立即组织动工。在离我住处几十米的地方工人们日夜不停地用炸药炸石头。剧烈的爆炸声昼夜不断地轰鸣，使我完全不能休息，以致病情加重。我向李富春要求停工两天或另炸别处，他回答就：‘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十月十四日李富春和傅连暲（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同来我处，用汽车把我送进中央医院，指定金茂岳为我的主治医师。”“入院后，金茂岳用一些有害疗法，使我衰弱无力，不能出院。”[536]

王明在这里的说法并不可信：第一，王明当时已经被批判，毛泽东不可能从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让王明在他那里吃一顿饭；第二，9日中央并未开会，叶子龙不可能从床上把王明拖到会上；第三，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施工可能对养病的王明会有影响，但这并不是为了摧残他。

但据延安十多位医生1943年7月20日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自王明同志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的治疗是存在问题的。《总结》中说：金茂岳大夫及1941年10月12日对王明心脏病的会诊，以及对病人有痔疮、扁桃腺炎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当时金主任对王明同志心病估计不足，只能想到王明同志官能性的心脏病而未想到既往的心脏器质的变化”。在治疗方面，有以下五个问题：第一，服Mistalla（盐酸泻剂）的时期过长，一共连续地服用八天，共120C.C，这样可引起肠胃衰弱，以致消化不良。第二，Mistalla可使盆腔充血，而致痔疮便血增加，不得已时偶用一次即可，最好用油类泻剂，或用油来灌肠，“而金主任却长期使用‘Mistalla’，这是不适合的”。第三，当时病人在吃了Mistalla后，已经通便，而至每天大便数次，便血及量亦增加，“金主任对此还没有注意，对病的经过缺乏严密的观察，没有即时吩咐停止使用‘Mistalla’”。第四，“在病人便血时金主任用腹部按摩是不对的”。第五，病人所患的是心脏病，“而金主任的治疗却是劝病人打铁球、打麻将、过劳的到河边散步，而致使病人过劳又犯病，但在休息几天后，金主任仍强叫病人继续作，这是违反治疗原则的”。有人根据这个《总结》做出结论：医疗过程中有缺点错误，属于医疗事故，与王明说的陷害无关。

有的学者说：“王明是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的，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或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甚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来。”[537]

同时[538]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稿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有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他说：（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发展到最高峰。（三）对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的初步分析：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三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毛主席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是他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即“历史草案”）的基本思路。”[539]

10月13日下午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转达说：王明因病不能到政治局会议，他提出以下意见：“1.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的结论”；“2.关于他对目前时局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交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今天富春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在中央工作，不应在外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540]

10月21日 作七律《病中即事和谢老原韵》一首送谢觉哉。

10月22日前[541] 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大概在起草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542]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批判的九个文件中，有两个是王明在国内时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即《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注释说：“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九个文件写成九个部分，亦称为九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较大的调整。”[543]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始使用“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提法。这说明他已经把王明的错误包括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中。文章说：“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544]，并说王明等人的路线并不是真正的“国际路线”：

“左”倾路线随时都把自己的路线冒称为国际路线，许多文件上都可见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说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没有错误，这是有过的，并且是严重的；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那个路线，就是反对先锋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冒险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畏缩不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路线。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否认革命不平衡，又没有叫我们在华北建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帝国主义全体一致地进攻苏联，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国民经济总崩溃或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与命令一切……又没有叫我们幼稚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Q，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并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不可以不辨的。[545]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九篇文章’表示毛主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深化了，以前没有这样深化。尽管里面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后来还有发展，但当时毛主席的这种认识是比较系统的，从毛主席的思想上来说是弄清楚了的。”[546]编写组在帮助胡乔木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稿中说：“‘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在毛主席对这条错误路线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毛主席是三十年代初最早认识并坚决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苏区领导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经常打击的对象，被他们骂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并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认识到临时中央领导者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得出了临时中央领导者在军事领导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的结论，但对其政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疑义。这从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发言起草的‘九篇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一点，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毛主席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此外，‘九篇文章’还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在形势估计上、在党的策略任务上、在党内斗争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阶级关系、土地革命、反帝斗争、革命战争等的解决上存在的错误，并列举了大量的证据。”[547]

10月21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阴谋毕露》，说毛泽东阴谋谋害他，内容是：

季电力争尚未完，王突病倒毛开颜。

令轰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窑门面前。

日夜炮声无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阴谋使，危害行污共党员。[548]

同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病重即事和谢老原韵》，诗曰：

一身僵卧脑难停，静瞰碧空数列星。

有病方知键时乐，失眠深感梦中馨。

欧亚战息长矛盾，今昨脉评总径庭。

寄语谢公善珍摄，食多事少自遐龄。[549]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前此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这个草案长约两万字。主要观点是：“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关于六届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事变这个时期的中央路线，草案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接着指出了四中全会的五条错误：（一）四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四中全会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四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四中全会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作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作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550]

关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路线，草案认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551]

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552]

关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在修改时才加上王明的名字，将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553]有的文章认为：“通过给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进而搞臭王明，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倒王明，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554]

为什么当时没有提王明路线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写博古路线而没有提王明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古的错误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虽然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不让他去南方局作负责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说是博古的错误。”“《决议》最初不提四中全会是路线错误，这里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四中全会蒙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影子，不了解内幕的人不容易理解。开始，中央没有集中力量考虑这些历史问题……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较突出，因为‘九一八’后国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555]

有的学者评论说：“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的问题及反抗虽有诸多不满，但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仍抱与人为善之心，对其在武汉时期的问题只提到个别的原则性错误的高度，对其在苏维埃后期的表现只提出反立三路线不够彻底。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这显示毛泽东这时并不感觉王明对他的领导地位存在任何威胁，仍准备王明病好之后重回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没有借机上纲上线，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556]

有的学者还评论说：“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557]

10月27日 作口语体七律《病中月夜感怀》，诗曰：

漫天星斗半轮月，上似电光下似雪。

中日战场少接触，德苏阵地拼热血。

夜阑壮士正游击，人静将军好划策。

我亦革命一士兵，思来想去眠不得。[558]

10月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自由体诗《莫斯科颂》和古体诗《杨家岭》，[559]孟庆树为此二诗谱曲。

本月至1945年底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在此期间自己“因病未工作”。

11月2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自由体长诗《—万三》，记日寇飞机轰炸重庆，因防空警察将防空洞门关闭，闷死1.3万人之惨剧。[560]

11月7日夜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绝《遥望莫斯科》。[561]

11月9日 与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致电祝贺冯玉祥60诞辰。[562]

11月1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寒午电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563]

同日 冯玉祥六旬寿辰，《新华日报》出版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发表了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代表人士的祝词。[564]

12月7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口语体五律《夜半狼声》三段。[565]

12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全书编成出版。有的论著说：这是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的“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566]

冬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海上故人》一首悼任作民。[567]

本年底至明年初 康生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568]

师哲也回忆说：“他初到延安还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排挤、歧视、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的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代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失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局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569]

本年 曾起草《关于解放区政权工作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总结》。《写作要目》说：前者是“中共中央决定起草的，原定为七大用的”；后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准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草案”。

本年 骂给他做衣服的同志。

中央党校第一部组织科王为群1943年11月16日写的《知道王明的几件事》说：四一年王明在中央医院养病，因为他做的衣服不合适，决定再给他做一套，即让被服厂兰厂长及徐亚文同志亲自去给他量衣服，还未说完，王明就骂起来。他们回来之后很感伤心。

40年代初 向斯大林打了一个小报告，说“毛泽东也是托派”。[570]

1942年 38岁

1月16日 《新华日报》发表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赞“大兵诗人”焕章先生六十大寿》。

2月1日、8日 毛泽东接连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

《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痛斥王明等人搞的教条主义“比屎还没有用”。报告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571]

有的学者认为：“坦率地说，整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进行，是挟战胜王明等头号教条主义代表之余勇，一鼓作气将中下级干部统统纳入其思想轨道的努力，目的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在他领导下造成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572]

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赢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573]

2月16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绝《忆牡丹》。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574]

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这个时候作《忆牡丹》，还有深层次的含义。本编开头已经讲到，他遵照母亲的嘱咐学牡丹之所为，开始了他的人生追求。纵观他走过来的前半生，的确很像牡丹的性格及特点：生长庭园之中，刚长出一根枝条，马上就要向人显示；一件好事未做完，立刻想当众大吹大擂；招引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缺乏慎言多思的修养，大有轻浮喧嚣之气。像美女自己欣赏自己，简直不知羞耻。即使外表显得强大，实际是外强中干。名利还未受到毁坏时，贪欲日益强烈……牡丹虽是花中之王，但它只开花不结果，从事业上说断无成就，他母亲教他不学芍药而学牡丹，是要学牡丹有骨气，家穷志不短，不向阔少爷们低头，将来好有出息。但王明对抗整风运动的‘雍容傲骨’，是违背母意的，‘不低头’表示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也是违背母意的。”[575]

2月21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讨论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你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576]

有的学者评论说：差不多在整个1942年，毛泽东都没有决定把整个斗争矛头指向王明。他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给周恩来的电报，明确表示他仍然保持1941年10月会议期间的观点。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明确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最需要清算的那段“左”倾错误，还应该从博古中央成立之日，即1931年“九一八”以后算起。[577]

2月 作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578]

王明在诗后加注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3月7日 《大众日报》第317期发表王明的《语录：关于保育母亲儿童》和《语录：关于妇女政治觉悟》。[579]

3月30日 作五律《病中惜春》二首。其第二首是：

蜷伏寒窑里，身心渐觉春。

天风催地绿，岸柳入门青。

诗切树云感，琴听山水音。

深怜多病客，忙里作闲人。[580]

3月～5月 在医院治病时发生了对他用错药的情况。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大夫金茂岳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他说：“在一九四二年三月至五月多次用大量汞剂毒害我。这期间正是毛泽东公开实行反共产国际、反苏、反党、反王明和其他所谓‘莫斯科派’的‘整风运动’之时。我时常昏迷不醒。只因陪我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同志细心警惕，我才免于一死。可惜，她当时还不懂医药，但每见服药后反应不好，她就不再给我服用或把它抛弃。后来她就把可疑的药方收起，不再取药，并找中西医同志们急救。”[581]

金茂岳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说了给王明治病的经过，认为自己在治疗中没有多少责任。[582]但据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王明在服用了金茂岳开的药以后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以及汞中毒。

在服“Streptoclde”到服甘汞（自1942年3月13日到1942年3月21日）这个阶段，金茂岳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大概是1942年四、五月间，他给王明检查后，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继续恶化，应把扁桃腺割掉，并向傅连暲讲了，又找黄树则、马海德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了割扁桃腺，可是还没等手术，王明扁桃腺又发炎了，不能再做手术，于是改吃黄胺，但吃了两片后，王明感到肝脏的右边有些疼痛，发现后就停了这个药。但是，第二天不但肝区痛没有停，又发生了黄胆角膜发黄，诊断为卡塔尔性的黄胆。[583]可是据会诊总结，决定给王明割扁桃腺、割痔疮等不是发生在1942年四、五月间，而是在3月份。决定割扁桃腺也没有向傅连暲汇报，而是“在金主任决定要开刀割扁桃腺的前两天，由付处长（即傅连暲——笔者）、魏一斋临时不赞成，而才作罢”，“金主任对一个负责同志作如此大的手术，不经向上级商妥，也不顾客观条件就贸然决定，是不对的”。“至于割痔疮，金主任也没有估计到病人的身体，而要割那样大的面积的痔疮，也不对的”。决定不割扁桃腺后，金茂岳与侯健存主任、傅连暲处长商量，决定给王明服Streptoclde。但当时所服之药是否Streptoclde，还值得调查，因为“该药六粒是由金主任直接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直到大讨论会的第二天会上（1943.7.18）金主任的答复是模糊的”；“病人的记忆与卫生部拿来的大小形状也不相同”；“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服后肝脾都可肿大”。“即令金主任给王明服用的的确是‘Streptoclde’，但直到小组研究材料时，金主任对此药药理作用，用法禁忌，及副作用、特异质等仍没有很好的研究，当时轻易给王明同志用此药是冒险的。”正如金茂岳回忆所说，王明在服用了Streptoclde之后，就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但会诊总结说并没有在吃了两片后就立即停药。会诊总结说：“王明同志服了此药（所谓Streptoclde）就发生反应与副作用，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体温不升，金主任全未注意，未即时停止服药，在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于是吐及其他症状更加剧烈，肝区痛……这种情形说明金主任是未负起责任来的，这也是不对的。”“总之，王明停止服所谓Streptoclde的药以前，只有心脏病、扁桃腺炎、痔疮。吃此药后，就发生严重的肝胆病。”这说明，金茂岳是不是给王明吃的是Streptoclde，当时还不能确定。但吃了这种药后，王明就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

在服甘汞时期（自1942年3月21日到同年6月），金茂岳在回忆中说，王明发生黄胆病以后，当时内科一般采取的治疗方法是清泄，清泄药当时就用甘汞。英国有个内科专家叫霍曼，他出的书中也是这么说的，用甘汞加点苏打，防止分解成氯化汞。服用这个药后王明吃饭就好一点了，于是就把它停了。但白班护士没通知夜班护士，夜班护士还继续给他吃，于是黄胆不但没继续减轻，而且又加重了。他并不知道夜班护士没有停药，以为他病的加重是甘汞用得不够，于是又用了药，没想到用药之后病情加重了。在这之后请李鼎铭先生开了中药，情况才很快好转。[584]但会诊总结并没有把服用甘汞的责任归于夜班护士，而是认为金茂岳用甘汞清泄和采用的剂量、方法都是错误的。《总结》中说：“金主任认为甘汞是治肝的唯一的圣药，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一切内科书上，对肝胆病的治疗，固可用甘汞，但还有其他盐类泻剂（如硫酸美（镁）、硫酸钠、人工盐等），所以并非唯一的”。至于剂量，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剂量不清。“第一次服用甘汞的处方（三月二十一至三十一共服二十六包）是找不到了。在金主任的吩咐上甘汞每包剂量是0.02克，但我们遍寻中央总卫生处下的各药房，也未查出此方，而各司药都一致说没有配过0.02如此小量的甘汞，而且在一般的药房是不好配的……同时有人认为王明同志服甘汞后病情变化的程度，也不像0.02的剂量所致。因此，第一次甘汞处方到底是0.02或是0.1，或是0.2（0.1及0.2的剂量以后都开过）还是疑问，待调查研究”。第二，剂量过大。“用甘汞自小量加到最大量（曾开过一天0.4的甘汞的处方），同时甘汞粉子，一开就是十或二十或三十包，放在病人处是危险的，特别是见光后，可以分解，就更毒。”第三，用药时间过长。“第一次自1942年3月21日到1942年4月3日服用了十三天的甘汞”；“第二次自1942年4月29日到1942年5月5日又吃甘汞七天，而且在病人回杨家岭以后，直到今年二月金主任还开过两次甘汞，其中并有一日总量为0.6克者。据中华药典及中国人体质，这是超过极量的（幸而病人未吃）”。“因处方与吩咐与护病记录的记载都有出入，处方不全，所以王明同志到底吃了多少甘汞，是难于计算的。即仅就已经确实服下之甘汞而言，总量确实是大量的（若按医生吩咐服法，续服下去，则可吃到20.4mg的甘汞，如此大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而致中毒，影响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等器官，这是事实。”第四，甘汞用法错误：“甘汞本不溶于水，而金主任给王明配甘汞水剂吃，服药前摇荡，□是不匀，可能先吃的含少量甘汞，而甘汞沉下去，最后一次服下更易中毒。”第五，甘汞配合不当：“甘汞与小苏打或与硫酸钠、硫酸美、溴化物等配在一起，可使甘汞变为升汞。或把汞变为可溶性的水银盐，则吸收更易，增加毒力。而金主任给王明服甘汞时又是把禁忌品配在一齐用，有时禁忌药品虽不与处方开在一个处方上，却把两个处方同时间给王明服，这是很不对的。”第六，“关于甘汞服法剂量等，都没有在会诊时向会诊医生报告、商讨”。第七，记载不合乎规则：“金主任的病历表中在服甘汞期间记载很简单（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现象），重要症状及处方没有记上，对护士的口头吩咐，与文字吩咐有时不一致，特别是甘汞的处方有改的，这都是不合乎医生规则的。”另外，这份《总结》还指出，在发现问题后，金茂岳并没有立即停药，而是坚持给王明服用甘汞。第一，病情恶化，出现汞中毒现象后，“金主任仍叫病人坚持服用”。第二，“司药提出甘汞不溶于水，请金主任改处方，金主任看了药典，仍继续又开数日处方”。第三，“护士报告金主任药水变色了，但金主任仍叫病人继续吃，病人不吃，金主任不高兴”。

4月6日 王明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服后病情好转。[585]

5月1日 王明再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586]

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律《谢中医李老鼎铭》及《题志丹陵》。前一首内容是：

旧疾联新疾，呻吟逾数旬。

金医云无望，国手妙回春。

照世留肝胆，爱人以腹心。

忘年友知己，深感幸平生。[587]

5月19日夜 作双五律《陕甘宁边区地图漫题》。[588]

5月22日 被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陈绍禹）是政治局委员，女子大学校长。该校有1500多名学生。王明38岁。”[589]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590]

6月29日 苏联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王明吃黄胺后得了急性肾炎。[591]

金茂岳在回忆中说：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了以后，他请阿洛夫给王明看病，阿洛夫说吃黄胺应一个星期一个疗程，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吃七克，第二天吃六克，依次类推。但第二天王明刚吃了两片，就肚子疼，尿血，得了急性肾炎。[592]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也把这个责任归于阿洛夫，说：“王明同志在吃Sulfhldine前，内脏主要器官如肝肾等部曾被所谓‘Streptocidum’及甘汞所侵害，在中毒的肝与肾上用Sulfidin促进Sulfhldine（下面并列写有Sulfidin——笔者）可能有的副作用发展起来，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到七月三日中间共服九克Sulfhldine使王明同志血尿，尿中有蛋白，肾区痛得难忍，为肾脏炎症。阿洛夫同志为了治肝病而未经详查病人肝病的缘因，就用Sulfhldine，是不对的。在发生肾脏炎后，阿洛夫同志仍认为不是Sulfhldine所致，所以在治疗上主张少吃水，这更是不对的。”

7月6日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593]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594]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595]

8月13日 从中央医院回到杨家岭家中继续由金茂岳大夫治疗。据延安十多位医生会诊的总结说，在治疗中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三类是“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596]

夏 毛泽东去看望王明，谈了半个多小时。[597]

9月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还说：“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598]

10月8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并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599]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判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600]

10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病了。奥尔洛夫[601]很着急。”

10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主席[602]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603]

10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604]

10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605]

1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606]

11月21日、23日 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的情况，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有的著作认为：“显然，这是针对王明所谓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而来的。毛泽东将斯大林所讲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标准与中共的历史和现状逐条加以比照，得出结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坚持马列主义，就必须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斯大林所讲的十二条，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607]

12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608]

12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609]

12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610]

12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611]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绝《思往增悲（悼张浩同志）》，诗曰：

往事忆当年，临风泪不干；

星霜千万里，政策送延安。[612]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旧游（悼杨松同志）》，诗曰：

十七年前一旧游，同舟横破楚江愁。

……

风云变幻海神庙，烟雨依稀黄鹤楼。

回忆莫都添别绪，遥知关外更悲秋。

伤情最是延河水，萦绕清凉日夜流。[613]

本年 还作七绝《百团大战》。[614]

1943年 39岁

年初 刘少奇回延安后，王明听到刘少奇曾批评华中个别地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出现过左的错误，就“兴奋不能自主”，向刘少奇宣传了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见，要少奇同志“主持公道”。不料刘少奇听了以后，马上对他有了警觉，指出这些意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615]

王明1943年12月1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所以当刘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决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毛主席当时也表示同意”。

1月初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同他的政治秘书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谈党的历史上所谓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书中说：“关于我们党内三次反‘莫斯科派’问题，一九四三年一月初我同当时作我的政治秘书的廖鲁言谈过。他把谈话写成报告向毛泽东告密。柯庆施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来向我说：毛可能有很大反应。可是毛泽东始终未敢把这个告密报告公开宣布。”[616]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617]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位军事记者同志来看我。我问可否经由他们的电台代我发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他们回答说可以。当时我的病情很重。我想也许这是我能尽的最后一次国际主义责任。我请同志们报告共产国际领导，从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延安后五年来，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他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所谓‘整风运动’。只是在最后我提出可否派飞机接我到莫斯科治病的问题，以便我同时可以向共产国际领导报告毛泽东所犯罪行的详情。”[618]

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成员，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时劝毛泽东要防止事态扩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来干涉。”“王明被康生吓怕了，惟恐我们去看他，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要我帮助他赴苏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帖］，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619]

1月15日 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将所谓毛泽东不想放王明离开延安治疗的电报交给季米特洛夫后，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是：“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620]

1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621]

1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622]

2月1日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他“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623]

《写作要目》说：王明发给斯大林的这个长电，是“俄文，口述，别人代记的。主要内容为从1937年到1942年年底，毛泽东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共的主要事实；王明同志在这些问题方面同毛泽东的分歧；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设法帮助毛泽东克服这些错误等，——其中有两三个问题，被笔记人和发报人偷加删改”。

2月～6月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金茂岳对他的“危害活动更加剧了”。“按毛泽东的命令，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金茂岳给我开了大量甘汞，并同能使甘汞变为升汞的小苏打和硫酸镁一起配成内服的水剂；二月十九日又开百分之十的旦宁酸浓剂给我灌肠。这两次处方都是企图把我立即消灭。”[624]

但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会诊总结并没有这么说，只是指出在治疗上有些“缺点和错误”。会诊总结说：“回杨家岭后，王明同志是由傅（连暲）、金（茂岳）、阿（洛夫）共同治疗的，决定权由傅处长。但在此时期中（十个月）没有很好推求病因，及仔细研究治疗办法，因而在治疗上有以下的缺点和错误”：第一，“从1942年十二月廿六日到三月五日共服硫酸美十三包，每次一包，每包十五克，平均三四天吃一包，以致在此期间，病人拉了八十多天黄疸，王明同志卧床不起，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只顾王明同志有慢性肾炎，都没有注意营养，而减少吃蛋白质，也没有确定一个饮食谱（这是对肾脏患者应有的），因而营养不够，每天的卡路也是少得太多（每天要差一千），以致使病人连发十天的心脏病”。第三，“注射葡萄糖与胰岛素的比重□也不对”。第四，“病人不能睡眠，未用其他办法，专靠服安眠药，安眠药用的过长，致使病人头晕”。第五，“二月十九日，金主任为王明同志开‘单宁酸’灌肠，处方是4%，未说明用法，取回来的药，瓶子上也未注明成份及用法（过了两天病人问他，他始加注10%的标记），这是不对的。幸而病人未用此药灌肠……如果用了，则更有严重危险”。

2月1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625]

3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626]

3月16～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这时起，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

3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奥尔洛夫去看望了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627]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但未能解决。然而，王明却认为毛泽东不愿让他离开延安，以此报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又写道：“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628]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产国际揭露，正设法‘说服’王明。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派’任弼时、王稼祥和刘少奇去协商。”“王明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协商，但是他声明，毛泽东在处理所有党内生活的问题和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执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经任何人同意。”“毛泽东建议在王明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者再次拒绝。但是，医生都坚持王明应该去长期住院治疗，毛泽东才让了步，决定派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汇报人和王明的对手，陪他去莫斯科。”[629]

3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为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

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630]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力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631]

3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

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

刘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632]

3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由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电文中讲到拟安排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事：“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由于国共谈判情况复杂，周恩来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并未向国民党方面提出。[633]

3月 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经验，批评了抗战初期华中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指出华中党的领导在当时是有成绩的，但“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634]

同月 张闻天偕夫人刘英去看望有病的王明。

王明见面之后就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还说恩来同志（莫斯科治伤）回来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张闻天听了这番话没有附和，并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见挑拨不成，马上转了口气说：“我过去也要下去工作啊，后来不幸又生了病。”[635]

吴黎平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模范——学习张闻天同志的革命精神》中说：“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次，王明生了病，闻天同志同刘英同志一起去看望他。对于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王明，在整风中一直拒绝检讨。这次他见到闻天同志，一开头就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而他王明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是什么不懂人情世故，说话随便，遭到别人的猜忌等等。闻天同志面对王明这种有意挑拨的言论，态度冷冷地说：我们过去是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后来闻天同志确实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对于王明的挑拨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于顿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636]

4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637]

4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638]

4月1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万岁！’”[639]

春 作诗《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640]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21日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641]

有的学者说，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迅速地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据莫斯科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毛泽东还特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是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642]

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宣布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的解散和中共义务的解除，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提供了条件。

5月2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开会，毛泽东讲话后，“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643]

6月10日 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事后周恩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事，因恐国民党方面将此事同谈判联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提或下次再向张提。[644]

6月10日 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毛泽东1956年9月29日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时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展开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了。[645]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39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床不起，非常衰弱。”“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份，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的异端分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46]

6月13日 延安医生鲁之俊、马海德、王斌、傅连暲、李润诗为王明进行第一次会诊，于第二天形成会诊记录《关于王明通知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647]

6月30日 延安医生傅连暲、王斌、曲正、何穆、侯健存、金茂岳、陈应谦、鲁之俊、李润诗、史书翰、马荔、马海德、李志中、阿洛夫再次为王明会诊。[648]

6月 于杨家岭作口语体七绝《大会诊结果》，内容是：

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

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衣蛇现形。[649]

7月1日 中央医疗所主任毕道文给王明诊断后写了诊断意见。[650]

7月7日 李志中将6月30日的会诊记录整理好，形成《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连同毕道文的诊断意见，一起交傅连暲等人审阅，然后呈送给了李富春。[651]

7月11日 中共中央总学委在《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不点名地批判王明。

这个通知说：要“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652]

7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假马列主义。”[653]

7月14日 由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为主席，有鲁之俊、马海德、马荔、李润诗、金茂岳、阿洛夫、傅连暲、陈应谦、李志中、朱仲丽等11位专家参加的专家组再次对王明进行临床会诊，形成《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654]

7月15日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的抢救运动从此开始。据有的文章说，王明乘机诬陷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政治上值得怀疑，“因为金是红十字会派来，又与侯大夫关系很好，而侯是东北人，有些可疑”，“因金是英美派医生”。[655]按照王明的逻辑，东北人、英美派医生都是政治上可疑的根据。接着王明就通过康生逮捕了金茂岳，诬陷他政治上有问题，最后又通过他的妻子孟庆树在暗地里散布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金茂岳对王明进行毒害。[656]

金茂岳晚年接受采访时说：

过了几天，王明和孟庆树告了我，告到中央去了。中央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我，我成了被告。王明有病没有去。孟庆树诬蔑说，我和傅连暲害了他们。我当时站起来，讲了我怎样来到延安中央医院，我勤勤恳恳为别人治病，不但为王明治病也为其他人治病，从来没害过人……当时孟庆树在庭上大骂，虽没骂我是国民党派来的，但却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我说我到延安来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老欢迎并派汽车送我们来的，不是红十字会国民党派来的……当时承认没检查出来是我的责任，以后吸取教训。这时已是下午了，开了半天会，后来宣布散会、吃饭，都走了。让我到枣园去，当时骑马走的，到了枣园，把我绑了起来往枣园后沟走。这时我想政治问题，是不是枪毙？这时我就想，我是相信共产党的。相信党抗战，我是为了抗战，救人，却弄得这么个程度，当时我就想碰死，但又想抗战还没胜利，很多病人还等着我，让走就走吧。走到一个窑洞前，窑洞里面有灯光，就住在那里，一夜也没睡着。想起了以往的事情：我在学校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押了十二天。现在真是共产党了，参加革命了，反倒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了，而且还“害”中央领导同志，真想不通。这样，我天天写，白天写，晚上开会、审查，审家庭成分、上学，审成立医疗队、怎样到延安，闹了几天，还不行……当然后来到法院还是判定是“技术事故”。[657]

1986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又去访问金茂岳一次，向金茂岳一字一句地读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诬控毛泽东、李富春派金茂岳来毒害他的那段文字。其中王明捏造说金茂岳大夫向他说“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除掉您。我是主治医师，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当时金茂岳已80高龄，因脑血栓而瘫痪在床，他听了这段话后，用劲地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658]

7月15日后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抢救运动”中开过两次反王明的大会，并逮捕柯庆施，逼迫博古等写“三骂声明书”。

书中说：“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举行过多次所谓‘抢救大会’……在开会前，先由‘整风运动委员会’指定的某些人对王明进行造谣污蔑的讲话，说他不仅是‘教条主义者’，而且是‘俄国人的走狗’，是‘叛徒’，是‘反革命’。毛泽东企图以此来把人们吓倒，使人们不敢为王明说话，尤其是不敢同情和谈论医生们会诊结果证明王明中毒病倒的事。因为那时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都猜测这大概是毛泽东干的，引起他的极大不安。”“果然，不久又开了一个第二次反王明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叫陆定一讲话，要求‘枪毙逃兵’。陆定一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军队，在战争环境里都是要枪毙逃兵的；正当‘整风运动’热烈进行时，我们这里居然有人要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飞机来接他到苏联去治病。这是逃避‘整风’，也就是‘整风运动’中的逃兵，这样的逃兵也应当枪毙！陆定一又把他的讲话内容改成文章，送到《解放日报》第二天发表。虽然在陆定一发言和社论中都没有提王明的名字，但他们到处去‘解释’说，这就是指的王明，以制造恐怖空气。”

书中还说：“在又一次大会上，李富春突然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他立即被逮捕，用绳子捆起来，押送家中监禁，并要他‘反省’。次日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把柯庆施同志找去说：‘反对你，是因为你同王明二十年代末就认识；一九三○年你在他领导下参加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从一九三九年起你又做王明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可是整风运动闹了这么久了，你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王明。大家都知道，你是最老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你是王明的副部长，既然你是反革命，这就会使人联想到：王明可能也真的靠不住吧？！”“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们为了鼓起人们反对王明的情绪，背弃共产党的原则和作风，走到何等可耻的地步。”

书中还说：“正是在这种严重恐怖的气氛中，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和林彪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编辑部博古同志住处（博古从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六年牺牲前都是《解放日报》总编辑），要求他按照毛泽东指定的写‘三骂声明书’。三骂的主要内容，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就是‘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骂俄国人——就是骂共产国际，骂苏联’。如果博古不写，就把他立即逮捕和枪毙，然后在报上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据毛泽东后来对我说，博古同志不同意写，哭了一夜。直到他们要把他捆起来带走时，他才答应写。又据毛泽东说，对洛甫和杨尚昆同志他也是采取类似的办法威胁他们写同样的‘三骂反省书’。”[659]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660]

7月20日 专家组经过17、18、19日的研究，并由史书翰、曲正、侯健存、魏一斋参加的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661]

这份会诊总结开头即说：“这个总结是经过王斌、鲁之俊、马海德、马荔、李润诗、金茂岳、阿洛夫、傅［连］章（暲）、陈一千、李志中、朱仲丽组成小组，从过去王明同志病历史及各方面调查搜得材料；整理后，并在除以上小组十一人外，还有史书翰、曲正、侯健存、魏一斋等同志组成的大会上讨论后通过的总结（大会主席：王斌。记录李志中、孟侃）。”

接着，会诊记录把王明自1941年9月到1943年6月一年以来的病状和治疗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王明同志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第二阶段：服“Streptoclde”到服甘汞（自1942年3月13日到1942年3月21日）；第三阶段：服甘汞时期（自1942年3月21日到同年6月）；第四阶段：服用“Sulfidine”时期到出中央医院（自1942年6月29日到1942年8月13日）；第五阶段：回杨家岭后到现在（自1942年8月13日到1943年6月）。会诊总结最后说：“以上研究所得的经验教训，这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根据的材料，详见下列附件”：（一）根据病历摘要下来的三表（病历表）——附件一；（二）三天（1943年7月17、18、19日）的回忆记录——附件二；（三）护病记录、病历、化验报告等——附件三；（四）护士司药的证明信及各次会诊记录——附件四；（五）金茂岳开的汞剂处方之一部分——附件五。

在会诊记录上最后签名的有：王斌、史书翰、鲁之俊、李志中、马海德、马荔、金茂岳（其中数点另外声明）、李润诗、陈应谦、魏一斋、傅连暲，标明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从这份会诊总结可以看出：王明在1942年确实曾中毒，导致了肝、肾等病，严重损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恶化。但这次中毒是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毛泽东指示李富春安排金茂岳有意害死王明的情况。在王明这次中毒的事件中，金茂岳、阿洛夫、傅连暲等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更负有主要的责任。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义’观点。”“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一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662]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663]

7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664]

8月6日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调查委员会开会，《委员会记录》标明到会人员有：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傅连暲、王斌、王鹤峰、廖鲁言、陈一新，对金茂岳进行了审讯。金茂岳“承认犯了很大的错误”，承认王明是“甘汞中毒”，但认为“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观主义的错误”。[665]

8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点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他提出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党内存在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宗派。教条宗派只有罪恶而无功劳，危害也最大。因此，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同志“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时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666]

8月14日 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写出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即检讨书。其中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667]

8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1938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1941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668]

8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再次批评王明在1941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说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669]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大后方情况，说：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王明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一）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三）同国民党平等合作；（四）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670]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671]

8月3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672]

8月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调查委员会写出《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其中说：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673]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

金茂岳在总结上签名后，跑到我处，跪在我的床前，哭诉说：

“王明同志！我真对你不起，我把你毒成这个样子。我每次毒你，心里都很难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他。

“李富春叫我做的。他说你是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人，所以决定把你搞掉。我是主治医生，所以要我搞……”[674]

据1937～1944年给王明当警卫员的巴方廷回忆说，金茂岳由于在给王明治病时用药不当，感到很痛心，确实曾经来向王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金抢着叫他哥哥，叫原谅”。但是，金茂岳当时“并没说别人要他来害王明……”[675]

同月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写出《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676]

同月 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稿说：“从8月开始，毛主席……着手选编耽搁了半年多的党的路线学习材料，即编辑《两条路线》。”[677]

9月7日～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678]林伯渠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叶剑英说：我们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朱德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的错误，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老总还比较了新旧陈独秀主义的异同，指出：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点，朱老总认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679]

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个人，其中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毛泽东还说：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680]，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681]

在毛泽东表明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创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见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也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682]

9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谈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683]由此可见，苏联驻延安军事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不让王明去苏联治病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684]

9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分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罚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685]

9月13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说：这样的讨论不仅问题不能彻底解决，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因此，会议如何开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是扩大立三路线更加孟什维克化，因为他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反对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来检讨。康生说，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这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有更多的揭发。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说，他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康生批评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对王明也只是抽象地批评一下，这是不行的。同时康生自我吹嘘：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个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686]

张闻天听了康生的发言后，回到家中对刘英说：康生这个人过去在莫斯科时候那样抬高王明，现在却这样不加分析的批判，做得太过分了。[687]

杨尚昆也回忆说：“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688]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康生的这个发言，显然含有严重的错误。他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不合事实，混淆了错误的性质。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689]

同日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指出党内有两个宗派，并严厉批评了教条宗派的错误。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这次发言中，他（毛泽东）比较展开地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主席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害，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690]

9月1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从‘思想上打败’‘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这个首要目的已经达到。”“毛已经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在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要王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负全部责任。几乎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说，王明以其与党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瓦解党。每个人都发言好几次，诽谤共产国际（不直接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同时证明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博古和任弼时告诉我的情况判断，王明遭到了粗暴无情的打击。”[691]

9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692]

9月21日 刘少奇在读完了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后，写下了如下的阅后感：1.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更“左”些。2.王明等人与维它同志[693]等争论，更少原则上的区别。维它同志的错误绝不比王明更多。3.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标本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4.因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又因为王明等人派别斗争的错误，如是使得另一个派别得以组织起来，这就是罗章龙的捣乱派，并使许多同志甚至不坏的和很好的同志也一时参加了罗章龙派。5.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6.这个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在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上，刘少奇还作了很多批语，甚至说王明是“托洛斯基主义”。例如在第36页“中国革命的动力”一节左旁批有：“李立三是对的，而王明倒是托洛斯基主义”；在第37页“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节左旁批有：“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恰是托洛斯基主义”；在第38页“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节后半部分左旁批有：“难道因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所以反对富农吗？托派！”

写完以上批语和阅后感之后，刘少奇又写了一段话，批评了周恩来、瞿秋白在对待王明一派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三中全会之后，国际来信后，当时党的比较健全的转变，应该是仍由恩来秋白等同志主持，在打击王明一派人之后，再召集会议来从事转变，秩序当较好一些。恩来秋白诸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首先投降立三路线，其后又投降了王明一派人，因而造成了极大的罪恶。”

9月21日到27日 周恩来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明确指出王明小册子中表现的严重错误：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实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行进攻路线；对占领长沙的估计上，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能首先胜利的证明，怪李立三没有采取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坚持。

周恩来也透彻地分析了王明小册子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他认为王明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李立三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王明在反对李立三中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这“反而更错了”。第二，李立三的观点是“左”的、错误的，王明在他的小册子中把这些观点保留了下来。例如，李立三急于实行革命转变，王明和李立三一样，他“自己也是急于转变论者”。第三，李立三的观点确实错了，而王明的观点也错了，他同李立三“只有程度之差”。如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李立三是估计得过高了，王明的估计虽和李立三略有不同，但也超过了当时的客观现实。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之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之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与理论根据”。

对王明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一节，周恩来作为三中全会主要主持人之一，明确地指出它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如说国际指示以后，仍然命令进攻长沙并举行武汉、南京、镇江、上海暴动。周恩来针对王明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观点，对三中全会给予客观的评价。他认为，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李立三指示下的全国暴动、攻长沙、兵暴、总行委、总罢工的方针。他说，三中全会“说立三错误是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个别’两字很不对，但‘左’倾并未错，而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乃是大错”。

周恩来还深刻地分析了王明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他们企望一下子就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不惜任何代价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了在政策上的投降性。”他认为，由于前一种情况，就产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错误；由于后一种情况，就产生了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694]

9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茬］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695]

10月6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王明宗派“在实行篡党”。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主席肯定了9月的会有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696]

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他说：“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朱德发言主要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周恩来在发言中回顾党的历史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97]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说：我们党已有22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698]其中还说：“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699]

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他说“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全党各地差不多都受了影响，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毛主席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700]

10月22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701]

10月24日 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中，系统地回顾了抗战以来党内的路线问题，说“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王明1937年12月回国后，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和战略问题这三个问题上同中央对立，此外又有一个党内关系——闹独立性问题。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中心错误是没有利用当时最好的时机在长江流域搞游击战争”，他说：“长江局的路线不论什么都是统一战线的，军队、政权、民运、党报等都是统一战线的，不是党的。这是和蒋介石共产，王明向蒋介石说：‘我的是你的，你的也给我一点。’但蒋介石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结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条路线如果在全中国贯彻实行起来，那在全国各地都要发生‘皖南事变’，我们要亡党亡国亡头。”他最后说：在政治上反对投降路线，在组织上要打散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在思想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702]

10月2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回顾了抗战爆发后党内在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指出：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703]

10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

……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谅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认的党的准则对他进行客观的批评。他处境非常困难。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击，把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为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据说，他跟人民的敌人、汉奸以及蒋介石有来往。他妄图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党（就是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从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迷恋机会主义”（也是他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和主张同联共（布）友好）。

康生干得最起劲。所有的会议、集会和其他事情，可以说都是由他的人来组织的。使国际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丢脸的恶言秽语，都是从他的办公室放出来的。他使整风高速进行。刘少奇是整风的理论家，康生是整风的实际组织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整个运动的教父。

康生对王明特别冷酷无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个人对王明抱有强烈的恶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敌不放（过去在莫斯科，康对王明在若干问题上对他态度不诚恳，怀恨在心）。我跟他谈话时提到王明，刑官的脸色就变了，显露出敌意来。不断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干脆杀掉王明，是他对王明的政治斗争进行得不顺当，因为王明在党内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还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路线。康生以公开蔑视的态度来谈王明。

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听康生的口气，我感到王明有被开除的危险，而且实际上这是毛的一伙人策划的。

王明处于绝境。他难以相信，由于他忠于共产国际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由于同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杰出的工作人员接触，政治生命就要被毁掉。他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是打垮军国主义的日本、解放祖国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捷径。不能见到王明了，刑官采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离起来。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对康生派去的医生的工作情况加以监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康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奥尔洛夫去的时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禁潸然泪下。

王明的体重大大减轻了；他很衰弱，还不能走动。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说，他把满足这个要求看成是他的义务。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这样做是不会受到宽恕的。

王明看来精神沮丧，疲惫不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问题不在于他有病，而在于他处境特别困难。王明的朋友抛弃了他，谁也不去看他。总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诉他反共产国际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王明的运动）的真正规模。他不知道他即将被开除出党，不知道党的工作人员都厌恶他，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过去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些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正确的人，都声明与他脱离关系。他不知道他的追随者中，绝大部分人抛弃了他，甚至站出来反对他，给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为了讨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欢心），在党的面前贬损他。

康生越干越起劲。眼下他在组织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简单说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没有一天不受到“关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电报发出。王明要求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告诉中共领导，说他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是遵照其决议去做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坚持认为，毛的新路线违背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因而实质上是一条分裂的路线。

1937年12月会议的决议和六中全会的部分决议已被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了。这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派又是一个打击。[704]

王明还曾经想给斯大林写信。据一份题为《王明和小孟的材料》，孟庆树曾对别人说，“王明是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好欺负，王明又一次病重，问我要纸，要给史大林写信，我难过极了”。

10月 中共中央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在延安出版。

根据这部书中收录的毛泽东和王明的文章，有的人编写了《抗战时期两条政治路线的对比（根据文件所作的对比）》。这个材料共四个部分。

第一，抗战前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两条路线的分歧（1935年）（王明投降路线的萌芽）：1935年11月王明《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有严重的右倾投降思想。

第二，两条路线对立的第二个时期（1937.5～12）（王明投降路线的形成）：1937年5月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同时期王明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其立场、观点、政策完全背道而驰；七七抗战后毛主席在7月23日发布《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同期内王明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王明回国后一反中央与毛主席既定方针，最后形成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全部纲领。12月9日在政治局报告大纲是一个完整的投降纲领。

第三，两条路线对立的第三个时期（1938.1～10）（王明投降路线的发展）：在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报告和总结，与王明的发言是极端的两种立场，王明处处都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问题，解释问题。

第四，两条路线对立的余波（六中全会以后，王明投降路线的坚持）：六中全会以后，投降路线基本已被克服，但王明1939年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仍然是坚持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11月1日 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

有的论著说：“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705]

11月2日 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发言。

有的论著说：“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从此，王明、孟庆树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706]

11月7日 作七绝《神圣的列宁城》。[707]

11月11日 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写出《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其中说王明在1941年10月下旬到1942年8月13日住院期间，正式会诊七次，小会诊有三四次。在正式会诊方面，第一次大约在11月初，第二次大约在一、二月间，第三次大约在二、三月间，第四次大约在4月底，第五次大约在5月间，第六次大约在吃“所罗非丁”以后，第七次在在8月间出院时：“因用汞的事件过久，分量过多，配合不宜，以致慢性中毒。”[708]

11月13～27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绝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709]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11月13日的会上，毛主席首先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在前年‘九月会议’前没有在党内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710]

毛泽东讲完后，博古作第二次检查，说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711]

11月15日 孟庆树给任弼时、李富春写信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否认他曾向李国华说过“王明之中毒是中央或中央某某人所为的问题”。她承认“虽然由于我自己心地狭隘，脾气不好及党性不强，和由于我对王明病重的焦急情绪，以及由于有时药品异常困难——尤其是去年肝胆病重时，连一点葡萄糖的注射剂开始时也找不到——等原因，我承认我有些牢骚，这点，我在那天的大会上也已向中央和大家同志承认过错误，现在，我愿再一次地向中央承认我的这个错误，愿意受到党的处罚和教育”。但她接着“声明：第一，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化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各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她“再一次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爱获［护］之下，王明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712]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被划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据中共中央主席过去的讲话来看，托派一直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于忠于共产国际、忠于抗日统一战线而正遭到严厉批评的王明，倒成了个托派分子了！”[713]

11月下旬 任弼时在中央学习组的会上，总结了他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714]

11月27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其中谈到：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715]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716]

11月27日[717] 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内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

11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前往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到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71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对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719]

11月底至12月初 周恩来在中央学习小组会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720]

12月1日 让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天富春同志来，谈到关于很快要开七次大会，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七百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了我的问题。但关于我的问题，孟庆树同志虽然也曾告诉过我，在学习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到我的个别错误问题，但无论富春同志和庆树同志，都只谈到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个别问题。所以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那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我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但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明确承认之必要。

1.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的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但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自己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如今年春季少奇同志回延后……主要的由于我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爱表现自己的意见，组织观念不够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其次是由于我病后神经容易兴奋，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志谈了起来……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2.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云、洛甫等同志共同谈过，在谈话当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点。在这以前还指示出我在妇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示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两条路线》“文集供高中级的政治工作者阅读，其主线是吹捧毛泽东的政策，激烈攻击王明的‘捣乱’”。[721]

12月13日 季米特洛夫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722]

12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主席[723]说王明是党里‘十足的霸王’！他多么恨王明！”[724]

12月16日 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每个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要写一份“自传”的要求，写出一篇“反省笔记”（后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其中写到：王明回国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时，个人在“肯定过去做的统一战线方针基本正确”这一点上“并未放弃防线”，但开始时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725]

12月22日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要他亲启的关于中共党内问题的信，说像王明这样的人物，最好不要让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下来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信中说：“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726]

12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揭露博古、王明、洛甫、杨尚昆和“莫斯科反对派”其他成员的投降主义的孟什维克路线的成果。他们的政策被斥为是反党的政策。在思想意识上受“莫斯科派”指引的“教条主义者”，被诬蔑为革命利益的叛徒，他们“对国民党卑躬屈膝”，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传播到中国革命的思想意识中来。

原来只在中共上层进行的党内斗争，现在通知到了全党。这样，又一股污浊的泥流涌进了整风运动，其任务就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党员采取更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

在党组织内，在毛泽东和康生旨意的忠实执行者所操纵的党组织内，就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和中共中央主席的路线展开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只是教育群众。对一般党员没有公开中共领导的内部斗争，对“教条主义者”只笼统地进行了批评。王明等人的名字只是偶尔含糊地被提到，但是王明本人是被严密隔离起来的。

现在，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连串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党的面前“一一列举”了王明的罪证。

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上呈中共中央主席的专门材料中，承认了他们的“有害的错误观点”。

整风在性质上起了变化。现在，中共领导中，每一个国际主义者都被弄得名誉扫地，从而，整个“共产国际的主张投降的路线”和“苏联教条主义”，也就统统被弄得名誉扫地。

现在，整风成了一场指名道姓的实际运动。

还想把王明蒙在鼓里是不可能了。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727]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诉了她丈夫。王明对全部事实一清二楚了。

但是，毛泽东的目的并不只是使王明名誉扫地，他还要使王明在精神上垮下来。重要的是使王明亲口承认“毛的路线正确”。

开始做王明的工作了。中共中央的一位官员李富春已被挑选出来跟王明谈话。

当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把正在发生的全部事实告诉王明时，他意识到实际上他在思想意识方面已处于孤立地位。这段时期，毛泽东和康生把一大堆谎言加到了他的身上，他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728]

12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去看望了王明。”“前些日子，中共中央主席借口应王明的要求去看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答应挑选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听取他的意见。”“王明身心交瘁。他答应向毛泽东投降。他认为我们在他的请求下发往莫斯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是错误的，对一个党员来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据他看，同前共产国际的人员保持联系，会破坏他同毛泽东现在开始形成的和解。”[729]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730]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731]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及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说：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们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732]

有的论著说：“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书中还说：“1943年11～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733]

12月 在给其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里，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干预。[734]

本年 毛泽东重读了他于1941年写的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即《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觉得原来的认识不够了。于是作了修改，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这份修改过的笔记，第一篇就是评论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改变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计，否定了六届四中全会，并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笔记写道：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时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735]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烈的批判王明的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气以外，当然还有别的目的。他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在他发动批判王明问题上给予理解和支持。因此，他特地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任弼时去看。然后，毛泽东越来越激烈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王明。”[736]

1944年 40岁

1月2日 毛泽东通过彼得·符拉基米洛夫电复季米特洛夫，其中说：“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全党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犯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的反党活动。”[737]

1月3日 据有的学者说，毛泽东在这天急忙找弗拉基米洛夫，有些不安地询问弗拉基米洛夫，那封回电是否发出去。他告诉弗拉基米洛夫说，他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最担心会引起不满的显然是上封电报中他在国共关系和对王明态度问题上的说法。谈到党内王明的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没有提到王明的“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73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739]

1月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剧。”“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740]

1月7日 毛泽东再次给季米特洛夫复电，其中说：“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很大程度地得到改善。”[741]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他写道，从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742]

1月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1月6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743]

1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744]

1月19日 季米特洛夫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将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发给王明。[745]

王明1965年秋谈的《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回忆录说，季米特洛夫曾多次给王明来信。其中说：1953年冬，王明夫妇回国前去看一位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俄国同志，那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943年得知毛泽东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内国际主义者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但可惜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他想：用什么方法压一下毛泽东，支持一下王明？他想到用个人写信的方法，他于1943年冬用芳妮[746]的名义写信给你们，又用毛泽东儿子的名义写信给你和康生，信内说季米特洛夫问候你。后来他想到这还不够。1944年春他又用个人名义给你写过一封信，我只见到信封，未见内容。但是季米特洛夫未得到你的回信。因此，1944年秋回保加利亚前又写了一封信给你，是经过苏共中央转的。但是，仍未得到你的回信。他到保加利亚后，于1945年德国快失败前，又从保加利亚经苏共中央发给你一封信，可惜还是没有得到你的回信！至此，季米特洛夫才相信：写信给你，你是收不到的。这些信可能都在你们的中央？你回去向毛泽东要这些信。”

1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

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

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747]

2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统一了对五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一）陈绍禹、秦邦宪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为有“国际”承认，应该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做得对的，也应该承认它。[748]

2月26日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时他刚刚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他的错误的结论，感到颇难理解。[749]

2月27日 写信给周恩来，感谢周昨天的谈话，表面上虽感谢周恩来给了他“如何反省问题的宝贵的启示”，但又很不服气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以供为你下次来我处谈话时更便于给我以指示”：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四中决议为米夫起草的，冲破二次围剿后的决议，是博古写的，九月二十日决议也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因你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俩早已不参加任何会议，并且临时中央局已经成立了，我绝不会和不能起草决议（这决议是由当时中央局各同志及我和你大家看过改过的则是事实），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四中前后至顾顺章被捕前，我作江苏省委书记，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缺点，更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于在莫斯科做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我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事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

请你再抽时间来和我谈一次……

3月2日 周恩来将王明2月27日给他的信送交中央各领导同志阅，并说明：“本星期一与王明同志谈了一次，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了解问题，我劝他反省，他要求再谈。现将他的来信送阅。”[750]

3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他还说：“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倾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751]

3月7日 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从延安发来的密电，其中说：“12月～1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展开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件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活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752]

4月1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下午4时毛泽东与他谈话，“解答了他实行‘整风运动’的原因和目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受到干部很大的反抗等问题。”[753]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写“关于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的谈话笔记”，主要内容是：“毛谈他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同反对王明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中共党史写成他一个人的历史，同时，请求王明同志‘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大历史功劳’让给他。”

4月12日、5月20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就党内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批评了王明等“左”的和右的错误，并指明了讨论历史问题应采取的态度。讲演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在谈到王明右倾的错误时说：在抗战初期，“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754]

根据上述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755]

5月21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根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对于党的历史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

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756]

杨尚昆在谈到这个决议时说：“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757]

5月28日 中共中央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党长期处在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及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之广大，在党的历史上不但曾经存在过带全党性的教条宗派（以王明、博古为首）与经验宗派，而且还相当普遍严重的存在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

5月 任弼时起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标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758]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759]

6月25日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分局扩大干部会关于党内两条路线问题，可依中央去年12月28日指示作一个通知，但不必展开讨论，王明、博古名字也不要写在任何文件上。

6月至年底 任弼时继续主持起草党的历史决议，对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作了三次修改。[760]

在任弼时修改的第三次稿上，对王明路线的错误内容和政治教训从理论上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七点：

（一）不了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离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条件，在城市斗争与乡村斗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策略上发生一系列的错误，坚持革命可以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二）背离中国的国情，混淆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内容；

（三）在革命的动力上，不承认除工农外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夸大革命主观力量，把局部现象看成全体；

（五）不了解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城市中心论；以北伐战争和苏联的经验作教条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六）不懂得利用矛盾，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能灵活地组织进攻和必要时的防卫和退却；

（七）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来抬高自己的威风，实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强制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761]

7月1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762]

7月24日 邹韬奋于上海逝世。王明作《政苛虎猛（悼邹韬奋同志）》七律二首。[763]

8月31日 由傅连暲主持，继续给王明会诊，《会诊记录》标明参加者有苏联医生阿洛夫、李润诗、李志中、王斌、鲁之俊、陈应谦、何穆，记录陈仲武。会诊主要是根据孟庆树有关王明当时病症的汇报。针对王明的拔牙问题、腹部按摩问题和肠胃问题等作了简单的讨论，建议王明把坏的牙拔掉，并不要长期卧床，应该起床适当地做腰部运动。[764]

8月 作诗《巴黎解放》。[765]

11月16日 郭沫若五十大寿，很多人题写、寄赠贺寿诗，王明也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七律原韵写了一首贺寿诗，但当时并未寄出，直到1945年12月因事给谢觉哉写信时，才将这首诗附上，并托谢转交郭沫若。诗的内容是：

那觉已过半百时，高歌酣斗鬓无丝。

汨罗江上留征影，富士山期树战旗。

司马才华子房知，迅翁骨气拜伦诗。

任他扰攘风云变，万岁峨眉一布衣。[766]

12月25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题字。

本年 还于延安杨家岭作五律《题鲁迅全集（忆鲁迅先生）》。[767]

1945年1～8月 41岁

2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会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使大家相信，王明“从1931～1934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分子”。据说，远在1931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768]

3月29日 毛泽东函告李富春，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要给陈绍禹等各发一本。[769]

3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时说：1937年12月会议到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并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770]

春 毛泽东对《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了多次修改。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这几次修改与王明有关的内容有以下几处。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二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第三次修改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771]

春 作五绝《延安春兴》：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772]

4月1～2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还说：“在四月一日至二日的第一次谈话中，王明承认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后来在武汉工作时‘组织上对中央尊重不够，这是不对的，但主观上不知有何原则错误’。他主管的《新华日报》不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恐发表后又有不同意见，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面对毛尊重不够’等等。他抛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就一些事实的过程为自己开脱、辩解，仿佛他的错误是别人对他的‘误解’。”[773]

据《任弼时日记》记载，他们征求了王明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听取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王明对党的历史决议草案的“内容和写法都同意”。认为“有两点对他是新的：（一）以前只以为五中全会后是路线错误，现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后即路线错误，也可以说是战略错误，因同盟军已改变了”。“（二）连四中全会也是路线错误那更是新的。”[774]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775]

4月10日 王明在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说，苏联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这天来看他，拿来季米特罗夫给他的电报，并念给他听，他凭记忆记得电报的内容是：“王明！根据获得的情报，您的生命政治上和肉体上都处于非常的危险中，应当做出暂时让步——声明承认中共七中全会决议，以便拯救自己和赢得时间，时间在我们这方面。由于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胜利，欧洲和世界的形势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将会变化的。”[776]

4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本届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草稿）。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对这两个报告的不满，已经发展成激烈的争吵。特区党组织的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辩论得特别激烈。高岗是这个代表小组的组长。代表们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风对特区的打击最大，想使他们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还有康生及其一伙，统统受到猛烈的抨击。”[777]

4月13日 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王明住处与其谈话，再次听取他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7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说：在这次谈话中，王明说：最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旧著，考虑一个基本问题，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明表示：对中国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统’，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军事的经验，提出最高斗争方式手段——最大的优点是用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在这些基本思想上产生建党——一方与资联合，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反‘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不要资〈产〉阶级，一方反迁就资〈产〉阶级；一方领导农民，一方又不要受农民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王明认为毛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斯大林估计不同，‘如保留过去的看法则会想不通的’，因为毛泽东有自己的道路，将新旧三民主义加以区别，使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是‘马恩列斯毛，毛在中国发展了马列主义’。他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说：从现在观点与毛的思想看，则是‘有错的’，但它‘不仅起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是过了些，把国际的错误都说〈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册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779]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的记录。

4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把王明变成他政治棋局中的一个卒子了。把这个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选进中共中央，能消除莫斯科的怀疑（整‘教条主义者’，想用金医生的药剂毒死王明，季米特洛夫的揭发电报，毛同美国人会谈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已经给代表们施加了压力，力图使他们相信，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王明选进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是必要的。”“由于长期对王明进行诽谤和对舆论施加压力，他成了不受代表们欢迎的人。这也是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另一个原因。要把王明重新选进中共中央是条妙计，这会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毛泽东并不急于召开大会。”“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攻击国际主义者，煽起人们憎恨‘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感情，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煽起党内斗争的火焰，或者不如说，煽起一场旨在消灭他的政敌的大火。但是，现在他力图扑灭这场火灾，以达到他的策略目的。毛如此固执己见，令人不胜惊讶。”[780]

4月20日 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信中说：

在阅读这次决议的三次草案过程中，七中全会的5位主席团同志均先后来和我谈过话，对决议内容作了很多的解释，对我应如何反省自己的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问题，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我在谈话中，说了我对决议草案的基本认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作风作了初步的自我思想反省，说了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经过。中央要我写一个我对这个决议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的文件，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在这封信的下面，王明便从各个方面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之后，信中接着说：“把这个决议的立场和方法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路线作为检讨的武器，立即就可以发现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错误及其根源来”，并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例，作了检讨，说：“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决议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子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信中还检讨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在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这一点之后，信中接着说：“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信中还说：“再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基本认识，就是它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认识和估计。”接着说，过去认为三中全会没有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现在认为三中全会已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因而认为三中全会的继续反对‘立三路线’和把三中全会决议当作调和路线来反对，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造成了当时党与团的严重危机”。并声明说：“在1930年11月20日～12月20日左右期间，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上海后，我和其他教条主义的同志们，的确未能认识到中央已接受国际来信而应对中央加以帮助和掩护，而仍提出要求中央召集紧急会议，以便改造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主张，并进行了为实现此主张的一些活动。这从今天正确的眼光看来，是不对的，是不足为法的与党不利的活动。”当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错误时，信中说：

过去由于以为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反对了罗章龙右派，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办法，尤其是以为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因而认为四中全会是对党有很大功绩的会议（如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演讲中就是这样吹嘘四中全会的）。现在认识三中全会已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认识了四中全会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了立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罗迈、贺昌同志中央委员等），和完全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秋白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又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大多数同志（如不久后英勇牺牲的何梦〈孟〉雄同志等），而中央苏区红军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胜利，现在知道了不是执行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其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知道了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尤其重要的，由于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使我这个带有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的人，走进中央领导机关中去，构成一个严重的错误。而我自己在四中全会上未能如在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样要求不要把我选入中央及其政治局作委员，更是莫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并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同时，我应该声明，虽然四中全会前后我主要的是作江苏省委书记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苏工作；虽然四中全会决议及其后的中央5月9日决议和9月20日决议等，以及对四中全会本身（如选举及处分问题）及其以后的组织问题（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关到各地等）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的意见；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线及反三中全会领导同志的所谓调和路线的有“左”倾路线错误的小册子底主要写作者；是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员，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对四中全会本身及1931年9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定都曾经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对四中全会至9月底以前这一时期（9月25日我即动身赴苏联了）的中央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

在1932～1935年期间，虽然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之下……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他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在遵义会议前我并未能经过国际去帮助中央改变其错误的路线；所以我对这一时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各种错误，仍负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驻国际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应负的责任。至于我在武汉时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此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自我反省，此后当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去学习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问题，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首先，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和党外代表党的职务（向国民党交涉在选聘新届参政员时，不应把我再当作我党的代表之一而加以选聘）。我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这不仅是由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而应得的处分，而且对于我的思想改造、意识锻炼及工作作风转变，是非常必要的。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全体干部和党员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还是比较深刻的，似乎也是诚恳的。

但是，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书中说：

毛泽东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以四月二十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还在四月初他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并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四人两次来和我谈话，他自己也来和我谈了一次，都是要我写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正确和作“自我检讨”，我都没有同意。

同时，我也和许多来看我的同志们商量，怎么办更好。我当时考虑到苏联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因此，即使我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也未必敢开除我的党籍。但同志们举出下列几项理由：第一，“共产国际解散了，没有一个能够去申诉意见的机关了。按照党章，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要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毛泽东一手准备的。你现在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体力向大会说明自己的意见。而大会也不可能改变七中全会的决议”；第二，“目前国内国外都还不十分了解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的反动本质。还要进行长时期的反毛斗争。把你保存下来，就是保存了党的真理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者……要是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那七次大会还可能再‘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如果你还是不服从，就可能被开除党籍，那时进行斗争就更困难了……”

这样，我就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决定。[781]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也说：“在六届七中全会前，毛泽东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两次，毛泽东自己一次来找王明谈话（当时王明在中毒后还不能起床），要求王明接受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经过几次争吵，王明为了避免开除党籍，又听了同志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劝告，不得已声明组织上服从决议。”[782]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写“关于‘七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两次谈话综合笔记”（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谈过两次，同毛谈过一次）。

同日 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宣读了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783]

同日 任弼时向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报告《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他说：起草决议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和犯错误的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印发给代表们讨论的共有三次。第二次修改（四月八日印出）主要是确认王明的小册子与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稿中是把八点概括性意见集中写的，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再提交代表们讨论。第三次是将前两稿中的八点作了修改，把毛泽东的思想从正面加以强调说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都准备将来修改时考虑采纳。王明写的声明，也对决议表示拥护，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784]

同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肯定了王明的态度，他说：“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785]

同日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出：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786]

接着，《决议》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4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全会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大部分是诽谤博古和王明的，特别是诽谤共产国际的观点的。”[787]

4月23日 中共七大开幕，王明被抬到会场。

有的论著说：“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78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七大正式开幕前半小时左右，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客气地请他参加开幕式，说“你到那里躺十五分钟就行了”，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我和稼祥坐担架先后到达会场后，毛泽东立即登台致简短的开幕词，宣布大会开幕。然后通过主席团名单和议事日程。这一切一共花了的确约十五分钟的时间。当刘少奇宣布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时，我就叫人把我抬出会场了。”[789]

《传记与回忆》说：“毛泽东知道，王明不出席大会，对他是很难看的。他自己去请王明到会。大会开幕日，他派担架把王明抬到会场。但是，王明到会不过几分钟，就离开了会场，因为他不愿意听毛泽东的伪造。”

同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290人名单，内中仍有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等7人。

4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论统一战线》中，全面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抗战初期“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还说：“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之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武汉时期还有人说我们和国民党“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不懂得领导权问题，“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同时“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790]

弗拉基米洛夫在当天的《延安日记》中说：“在毛泽东和康生的压力下，周恩来不仅脱离了王明派，而且谴责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于是，他就从毛的对手变成了毛最积极的支持者。到1943年底，他已开始执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务，诸如调解毛与王明的冲突等等了。”[791]

同日 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也分析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他们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坚持城市观点，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总之，在革命根本问题上，战略问题上，教条主义者由于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底个别结论与词句，无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走‘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策略基本原则上，则根本忽视和违背了策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为着团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原则。

4月 作七绝《毛泽东伪造党史（评六届七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是：

整风四反四无兴，以是作非伪代真；

党史写成假历史，早迟真理定翻身！[792]

同月 作诗《所谓六届七中决议》，攻击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是：

一手刀沾一手血，浑身金贴浑身泥。

刀将党史变毛史，金作神衣当外衣。

马列丰功成大敌，毛刘合计扮先知。

教条经验绝虚构，抬己打人尽出奇。[793]

同月 作口语体七绝《论联合政府（驳斥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与〈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794]

5月2日 苏军攻克柏林。王明得知后作七绝《苏军攻克柏林》。[795]

5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洛甫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为毛泽东（从富田到整风）的所有镇压措施辩护！毛泽东想从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过去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王明的战友身上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洛甫给他自己的朋友当头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仅自己谴责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让整个党来对付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领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着共同的观点。宗派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想要分裂我们党，干出国民党特务干不了的事情来。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倾向，这有文件可以为证。’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796]

5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797]

5月24日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针对很多同志提出的不选王明、博古等人的意见说：“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王明还可以选他。”中央委员会“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并说：“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被清算，但没有彻底。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798]

5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这天在大会上讲话，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799]

5月31日 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800]

5月 写题为《所谓七大》的诗，内容是：

四载整风七大开，毛丢马列独登台。

不知国共战争迫，反要联合政府来。

矛盾战时异战后，方针东倒又西歪。

延河嘉岭烟尘暗，一马横行万马哀。[801]

6月9日 经过毛泽东的动员，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明得321票，仍然当选。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802]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5月20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6月9～10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803]

6月 毛泽东在同师哲谈话时指出王明错误的实质。

师哲回忆说：“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搬。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804]

7月初 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随后在他的《延安五日》中说：他曾“走访若干老友，陈绍禹，吴玉章……绍禹在养病中”。[805]

7月24日 根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修改。其中和王明有关的几个重要改动是：第一，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第二，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第三，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806]

7月29日 延安医生王斌、史书翰、鲁之俊、陈应谦、黄树则、李志中、马海德、苏井观、曲正继续为王明会诊，针对王明的全身方面、食物方面、外用治疗、洗肠用药、内服药物等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方案，最后形成《王明同志检查结果》，由周泽昭和陈仲武抄存。[807]

8月5日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天又排出了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808]

[1]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2]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 参见余一苗《拭去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土——俞秀松反对王明斗争的内幕纪实》，《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邵余文《同王明斗争到底的人——我党早期共产党员俞秀松》，《党史纵横》1995年第3期。

[4] 原名江克明。

[5] 《江泽民谈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44页。

[6]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1980年9月18日，《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7页。

[7] 《我所知道的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70～272页。

[8]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9] 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0] 戴茂林等：《访问鲜克德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1] 曹仲彬等：《访问陈永录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2] 戴茂林等：《访问李光灿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3] 李德：《中国纪事》，第298页。

[14]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5]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5页。

[1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6页。

[18]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王明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报告大纲）》，原载《六大以来》上册，第888～895页，引自《王明言论选辑》，第537～538、537页。

[19] 《王明言论选辑》，第540～543页。

[20]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24、419、421页。

[22]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2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9～70页。

[2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25页。

[25]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48页。

[26] 朱洪：《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回延安？》，《报刊荟萃》2009第5期。

[27] 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

[28] 《血路》周刊1938年第12期，转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75～476页。

[29]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120页。

[30] 载1938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31] 载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4～585页。

[3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6页。

[3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35] 瞿超：《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社科信息》1988年第9期。

[3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29页。

[37] 即康生。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425页。

[39] 即季米特洛夫。

[40]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资料丛书》第17册，第517页。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6页。

[42] 关于王明作报告的决定，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4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29页。

[4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9页。

[45] 〔苏〕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447页。

[46]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05、104页。

[47] 《彭德怀自述》，第224～226页。

[4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63～264页。

[4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26、129、130、131页。

[50] 〔苏〕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447页。

[51] 《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1页。

[52]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5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4页。

[54]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认为这次接触是在12月19日，第109页。

[5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6页。

[56] 即延安。

[57]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61～62页。

[58]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认为这次接触是在12月20日，第110页。

[59]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84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7年底至38年8月，中央长江局书记及国共两党委员会我党代表”。

[6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8页。

[61]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7页。

[6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1～412页。

[64]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65] 《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1939，第3页。

[66] 《王明言论选辑》，第649页。

[6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6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21页。

[6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6页。

[70] 《王明言论选辑》，第550～552页。

[7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8页。

[72] 《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第234页。书中说王明去作报告是12月17日，疑为27日之误，因王明18日到武汉，不可能17日作报告。

[73] 北上抗日史料征集办公室编《烈火青春：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史料专辑》，第228页。

[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第36页。

[7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9页。

[7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77]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60页。

[7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6页。

[79] 《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4～137页。

[80]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81]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32页。

[8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9页。

[8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34页。

[8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3页。

[8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7页。

[8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7～398页。

[8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8页。

[8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34页。

[8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8页。有的著作说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组成，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抗日战争卷》，第85页。

[90] 杨效之、徐迈进：《从南京到武汉——记〈新华日报〉创办时期的几个片断》，四川人民出版社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153页。

[91] 石西民：《峥嵘岁月——〈新华日报〉生活的回忆》，《〈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99页。

[92] 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地区办的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不能要求它像在延安一样办成“共产党的机关报”。

[9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75～476页。

[97]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20集《史料索引》，第783页。

[9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1页。

[99]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页。

[1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页。

[10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10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91页。

[10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7～148页。

[10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401页。

[105]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9]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38页。

[110] 《写作要目》。原文未说明时间，似乎应该是此日。

[111] 萧军致楼适夷信，见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6册《致家人友人 读者 公函（续）》，第220页。

[112] 《王明言论选辑》，第565、563、564页。

[113] 叶笃初、宋德慈主编《勤政为民鉴览》，第127页。

[11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2页。

[115]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二版），第58页。

[116]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88页。

[11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3页。

[11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729～730页。

[119]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28页。

[120] 《王明的文章为何被编入〈毛选〉》，原载《展望》1993年10月4日，转自《江淮文史》1994年第1期。

[12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9页。

[122]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9页。

[123]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12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6页。

[125]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126]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8页。

[127]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二版），第67页。

[12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4页。

[129]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33、135页。

[131]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34页。

[133]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编者判定的。

[13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62页。

[13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3页。

[13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4页。

[13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5页。

[13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5页。

[139] 《在日军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3页。

[140]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参见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1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91页。

[14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35～136、137页。

[14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4页。

[144] 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14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93页。

[146]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第72页。

[147]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90、91～92页。

[1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说他们于3月上旬回到武汉（第406页）。但3月6日洛甫、毛泽东即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王明，说明周、王这是已离延安，故应6日前回到武汉。

[149] 详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48页。

[150] 《王明言论选辑》，第568页。

[151] 《王明言论选辑》，第583页。

[152] 《王明言论选辑》，第578、579页。

[153] 《王明言论选辑》，第588页。

[154] 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155]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07、270页。

[156] 李东朗：《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15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5页。

[15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49页。

[159]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86～88页。

[160] 王务新、程鹏：《论发展的方针——兼述抗战初期南中国党的工作》，《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

[161]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第147～148页。

[162]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01～103页。

[163]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28页。

[16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7页。

[16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0～141页。

[166] 以上均见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37～440页。

[167] 《我们党的管家人——回忆任弼时同志》，《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369页。

[168] 王务新、程鹏：《论发展的方针——兼述抗战初期南中国党的工作》，《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

[169]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的最后胜利——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1938年10月20日，《王明言论选辑》，第619页。

[1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7页。

[1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8页。

[1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9页。

[1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0页。

[174]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档案编辑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175] 晓农：《张国焘延安叛逃的两个原因》，《党史文汇》2005年第7期。

[17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6、428页。

[177]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564页。

[178] 指1938年3月28日该报发表的记者洛基采访录《张闻天论当前抗战诸问题》。

[17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54～555页。此声明在4月12～14日《新华日报》连续刊登。

[18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82～283页。

[181]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编者判定的。

[182] 张国焘的妻子。

[18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09页。

[18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0页。

[185]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有的学者评论说：“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1页。

[18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7～78页。

[18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0页。

[188]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键的一封信》，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第380页；参见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楚晖》丛书第3辑，第63～64页。

[189] 《我的回忆》第3册，第432页。

[190]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我方参政员名单的提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5页。

[191]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张国焘脱党情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1页。

[19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545页。

[193]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85～286页。

[19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0～561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3～224页。

[195]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一书认为是4月26日，有误，见该书第286页。

[196] 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第381页。

[19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7页。

[198] 晓风主编《我与胡风》，第25页。

[199] 南新宙：《周恩来一生》，第240页。原书未说明具体时间，因说者期间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故判定是春天。

[2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1页。

[201] 《毛泽东关于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8页。

[202]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央档案注明的，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页。

[203]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578页。

[204] 详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3～564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2～233页。

[205]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0页。

[206] 《〈大公报〉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对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2页。

[20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5页。

[208] 原载1938年5月18日《每日译报》，转引自《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752页。

[209]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23、128页。有的学者认为：“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3页。

[21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0页。

[211] 《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5页。

[21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6～567页。

[21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2页。

[21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2页。

[215]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的意见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42页。

[216]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第156～157页。

[217] 有的学者认为：这篇文章和《论持久战》一样，都是“反击王明等的‘炮弹’”。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39页。

[218] 上齐、袁丁编《名人挽名人联选萃》，第125页。

[219]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青团问题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47页。

[22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3页。

[221] 《中共中央长江局关于国民党中央监委会恢复毛泽东等国民党党籍问题致中共中央电》，原件无年月，此年月是中央档案注明的，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50页。

[222] 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第303页。

[223] 《叶挺要求组织新四军委员会》，《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第127页。

[22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70页。

[22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70～571页。

[226]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863页。

[227] 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第386～401页。

[22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4页。

[22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0页。

[23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说是6月17日公布，见该书第288页。

[23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0页。

[232]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我担任参政会提案起草工作等情况致毛泽东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58～259页。

[23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6页。

[23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60～263页。

[235]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说是6月17日公布，见该书第290页。

[236] 载《解放》周刊1938年第84期。《写作要目》说此文后收入《抗战指南》第6册。

[237]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第192页。

[238] 该书编写组：《林伯渠传》，第227页。

[23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75～576页。

[240]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49页。

[241] 郭国祥、丁俊萍：《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2]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00页。

[243] 即刘少奇，下同。

[244]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辑（1938～1940.5），第150页。

[245] 国家图书馆索引说书名为《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

[246]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7页。

[247] 《红旗飘飘》第18辑，第58页。

[2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8页。

[249] 《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关于武汉危急我工作人员撤退准备情况致毛泽东等电》，原件无日期，此时间是编者判定的。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72页。

[250] 《我们在抗战过程中的总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59页。

[25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6页。

[252]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92页；《王稼祥年谱》，第192页。

[25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2页。

[254]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92页；《王稼祥年谱》，第192页。

[255] 《服从真理 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回忆王稼祥》，第12页。

[25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7页。

[25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80～581页。

[25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82页。

[259] 杨晓毅、董秀梅：《抗战初期党在武汉活动大事记》，王务新、程鹏：《论发展的方针——兼述抗战初期南中国党的工作》，均载《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

[260] 《抗议解散三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新华日报》1938年8月21日。

[261]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224页。

[26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546页。

[2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1、123页。

[264]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265] 指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66]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267] 应为长江局。

[268] 李德：《中国记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内部版，第306页

[26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页。

[27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271] 《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其妇女工作》，《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473页。

[272] 《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34、435页。

[27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274] 《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电》，1938年2月9日。

[275]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5～77页。

[276]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76页。

[277] 李东朗：《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278] 郭国祥、丁俊萍：《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79] 王献玲：《试析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实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28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2页。

[28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1页。

[282]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73页。

[283] 《王稼祥选集》，第141～142页。

[284] 1979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飘飘》第18辑，第58页。有的学者就此评论说：“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5、147页。

[285]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6页。

[286]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287]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第104页。

[28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95页。

[28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95页。

[290] 原件无时间，此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291]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5页。

[29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85页。

[293]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册，第255页。

[294] 《论新阶段》，第40～41、71～72页。

[295]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54、155、158页。

[296]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辑，第194～195页。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说这个演讲发表在10月15日的《新华日报》，第478页。

[29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5页。

[298] 《王明言论选辑》，第594、625、628～639页。

[299] 《王明言论选辑》，第521～622页。

[300] 《王明言论选辑》，第623～624页。

[301] 《王明言论选辑》，第637～638页。

[302] 《王明言论选辑》，第629页。

[303]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50页。

[304] 有的学者对王明也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提出如下看法：“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57～158页。

[305] 原件无日期。

[306]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6页。

[307] 《参政员陈绍禹吴玉章等昨由西安飞蓉今转赴渝》，《四川日报》1938年10月26日；又见《八年抗战在蓉城》，第555页。

[308] 应为重庆。

[309]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76～77页。因1938年夏王明一直在武汉，不可能从西安经成都到武汉，故他们在成都的见面可能是这一次。

[310] 应金华、樊丙庚主编《四川历史文化名城》，第677页。

[311] 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第215页。

[312] 《参政员陈绍禹吴玉章等昨由西安飞蓉今转赴渝》，《四川日报》1938年10月26日；又见《八年抗战在蓉城》，第555页。

[313]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61页。

[31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4页。

[3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3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539页。

[317] 《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318]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80页。

[319]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3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312页。

[321]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32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74页。

[323]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03～104页。

[324]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228、229、230页。

[32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74页。

[3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32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65页。

[32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416页。

[32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80页。

[330] 董镇湘：《一个闪光的革命群体——潘汉年和他的兄弟们》，《宜兴文史资料》第33辑，第474页。

[331]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83～184页。

[33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276～277页。

[3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6页。

[334]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104页。

[335] 从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电》看，王明这时似乎还没有回延安。他到底什么时候回的延安，需要进一步查证。

[336] 周大伟《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一），“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www.chinalawinfo.com/）。

[3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7页。

[338] 原书无出版时间，根据书籍内容判断。

[339]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89页。但这时王明已回延安，为什么还有发给他们的电报，需进一步研究。

[34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7页。

[34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7页。

[34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97～598页。

[34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98页。

[34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0页。

[345] 时代文选社编《时代文选》1939年第2期。

[34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616～617页。

[34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7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1页。

[34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2页。

[34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2页。

[35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4页。

[35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5页。

[35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6页。

[35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6～607页。

[35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33页。

[35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7页。

[35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08页。

[35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0页。

[358]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第88页。

[35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09～110页。

[36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1页。

[36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2页。

[362] 星村：《郭沫若的女性世界》，第284页。

[36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0页。

[364]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第743页。

[3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8页。

[366] 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52～162页。

[36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1页。

[368]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225页。

[36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46页。

[37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4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46页。

[371] 有的论著说刘少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89页。

[37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5页。

[37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5页。

[37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5页。

[37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16页。

[376]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324页。

[377]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324页。

[378]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说这个意见刊登于7月5日的《新华日报》，有误。

[37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1～112页。

[380]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第581～682页。

[381] 参见韩剑飞编著《中国宪政百年要览1840～1954》，第224页。

[382]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34～435页。原文未谈具体时间，估计是王明等在重庆参加参政会期间。

[38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0页。

[38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5页。

[385]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0页。有的论著说：“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7页。

[3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43～158页。

[38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2～113页。

[388]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第294页。

[389] 耕山、周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

[390] 《时代精神》1939年第4期。

[39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册（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164～1165页。

[39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3页。

[3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32、134、137页。

[394]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第249页。

[395]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233页。

[396]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234页；《陈云年谱》上卷，第262页。

[39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22页。

[3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38页。

[399] 王克：《〈拂晓报〉创刊在竹沟——记述在河南的艰苦岁月》，河南省革命印刷史研究会编《河南革命印刷史料》第1辑，第42页。《彭雪枫边打仗边办报〈拂晓报〉在农舍诞生》说是夏天，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09-06/29/content_18033013_2.htm）2009年6月29日。

[40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4页。

[401]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第213～214页；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41～142页。

[4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39页。

[403] 《写作要目》。

[4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35、136页。

[405]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58～459页。

[40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27页。

[407] 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概述》，第54页。

[408] 耕山、周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

[40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27页。

[41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6～117页。

[411]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51页。

[412] 朱敏彦等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第318～319页。

[413] 《一生保持工人本色的共产党员》，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53页。

[41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29页。

[41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52页。

[416] 《王明言论选辑》，第114、115页。

[4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41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724页。

[419]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89页。

[420]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19页。

[421] 参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12页；刘家栋《陈云在延安》，2005，第130页；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第73页。

[42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1页。

[42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0页。

[424] 耕山、周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

[425]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41页。

[4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文献》第2册，第238页。

[427] 《陈云年谱》上卷，第278页。

[42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1页。

[429] 《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430] 应为1940年。

[431] 《任弼时同志日记》（1945年4月1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432] 梁磊：《王明为什么要写〈学习毛泽东〉》，《党史纵横》2002年第2期。

[43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1页。

[43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2页。

[435] 原载1940年5月29日《拂晓报》，该书编委会编《黄河忠魂：韩达生烈士纪念文集》，第102页。

[43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2页。

[437] 原信无日期，此日期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43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8页。

[43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6页。

[44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37页。

[441]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50页。

[442]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第158页。

[44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69页。

[44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8～119页。

[44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页。

[4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0页。

[447] 年份不详。

[4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74页。

[44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19页。

[45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5、172、226页。

[45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0页。

[45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0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66页。

[45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64～267页。

[45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25～726页。

[45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2～763页。

[45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45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26页。

[45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0～191页。

[459]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1991，第482页。

[46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1页。

[46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46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18页。

[46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19页。

[464]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188页。

[465] 《写作要目》。

[466] 《“皖南事变”助毛泽东整倒王明》，“星岛环球网”（http：//www.stnn.cc/culture/reveal/t20051206_86643.html）2005年12月6日。

[46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4页。

[46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5页。

[4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2页。

[470]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58页。

[471] 《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

[472]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党参政会公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1～52页。

[47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7页。

[47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6～317页。

[47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7～648页。

[47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52页。

[477] 有的论著说：“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6页。

[478]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20页。

[47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48页。

[480]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第792～793页。

[48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02页。

[48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5～176页。

[48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6页。

[484] 逄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485]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48页。

[48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20页。

[48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90页。

[488]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东朗《在坚持错误中坠落的王明》说是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见《领导科学》2002年第7期。

[48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11页。

[49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56页。

[491] 《谢觉哉日记》上册，第335页。

[49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5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册，第486页。

[49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页。

[494] 《谢觉哉日记》上册，第336页。

[49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4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49页。

[497] 有的论著说：这是“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7页。

[498] 年份不详。

[49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0页。

[50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658页。

[50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8页；参见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502]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5～199页。

[50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34、235页。

[504]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505]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50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9页。

[507]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0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页。

[50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0页。

[51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37～238页。

[5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0页。

[512]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13]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14] 《谢觉哉日记》上册，第339页。

[515]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51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0页。

[517]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51页。

[51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3页。

[519]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中说是10月6日和7日（第31页）。但据毛泽东10月8日的发言，这次谈话应在10月7日。

[52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1页。

[521]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522]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2～133页。

[523]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74页。

[52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2页。

[52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2页。

[526]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527]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528]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529] 《写作要目》。

[530] 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53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1～202页。

[532] 《杨尚昆回忆录》，第210～211页。

[53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3～134页。

[53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3页。

[535]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4页。

[53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2～33页。

[53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8页。

[538] 因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3日下午召开的，所以估计这次书记处会议是当天上午召开的。

[53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2～224页。

[54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4～375页。

[5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这篇文章是在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之前写的，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是10月22日开始起草的，故可以判定这篇文章是10月22日之前写的。见该书第734页。

[54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34～735页。

[5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51～52页。

[544]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5页。

[545]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2页。

[5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0页。

[54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217页。但据杨奎松考证，毛泽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文章中批判王明的很多内容，是毛泽东在1943年修改时加进去的。他说：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这些笔记时，“他的矛头还是指向博古的，情绪还较为平和。这时，毛泽东显然带着极大的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因而大大修改了原来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转而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头号罪人了”。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9页。

[5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4页。

[5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5页。

[550] 以上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26页。

[55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33～734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6～397页；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5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9页。

[55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6页。

[554] 叶铭葆：《“王明路线”命名考辨》，“中华网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7/26/50/1_1.html）2009年3月25日。

[55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55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6页。

[55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8页。

[5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6页。

[5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7、151页。

[56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55～160页。

[5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1页。

[56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2页。

[56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3～384页。

[564] 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第199页。

[5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2页。

[56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3页。

[5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3页。

[568] 仲侃：《康生评传》，第79页。

[569]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第213～214页。

[570] 《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载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571] 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这段文字也全部删去，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9～250页。

[57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57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52页。

[5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5页。

[575]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96页。

[576] 《毛泽东年谱（1893～1939）》中册，第412页。

[57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7页。

[5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4页。

[57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22页。

[5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8页。

[581]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3页。

[582]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3]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4]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5] 孟庆树所写关于王明中毒的《补充说明和材料（附中医李鼎铭的处方两页）》，1974年10～11月。

[586] 孟庆树所写关于王明中毒的《补充说明和材料（附中医李鼎铭的处方两页）》，1974年10～11月。

[5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9、170页。

[5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1页。

[589] 《延安日记》，第19页。

[590] 《延安日记》，第27页。

[591] 金茂岳在回忆中说阿洛夫是1943年5、6月间到延安，见《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本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但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在1942年6月29日～8月13日这个阶段，阿洛夫已经在为王明治病，所以可以断定金茂岳的回忆是不准确的。

[592]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本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93]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594] 《延安日记》，第41页。

[595] 《延安日记》，第43页。

[596] 《延安日记》，第73页。

[59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4页。

[598] 《延安日记》，第61页。

[59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9～460页。

[600] 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366页。

[601] 在延安的苏联医生。

[602] 指毛泽东。他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

[603] 《延安日记》，第77页。

[604] 《延安日记》，第78页。

[605] 《延安日记》，第78页。

[606] 《延安日记》，第82页。

[607]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31页。

[608] 《延安日记》，第89页。

[609] 《延安日记》，第91页。

[610] 《延安日记》，第94页。

[611] 《延安日记》，第95页。

[6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6页。

[6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2页。

[61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7页。

[615]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16] 《中共半世纪》，第109页。

[617] 《中共半世纪》，第33页。

[618] 《中共半世纪》，第33页。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说这不是1943年1月，而是10月，是他让苏联派驻延安的外科医生奥尔洛夫去看望生病的王明，王明、奥尔洛夫口述了电报稿，然后经他发给季米特洛夫，见第349页。

[619] 《延安日记》，第100页。

[620]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1] 《延安日记》，第102页。

[622] 《延安日记》，第102页。

[623]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4] 《中共半世纪》，第33～34页。

[625] 《延安日记》，第110页。

[626] 《延安日记》，第113页。

[627] 《延安日记》，第115页。

[628]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9] 《延安日记》，第115～116页。

[630] 指康生，下同。

[631] 《延安日记》，第116～117页。

[632] 《延安日记》，第118页。

[633]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334页。

[63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8～274页。

[63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98页；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36] 《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442页。

[637] 《延安日记》，第120页。

[638] 《延安日记》，第120～121页。

[639] 《延安日记》，第123页。

[6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3页。

[641]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5月21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6页。

[64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7页。

[643] 《延安日记》，第126～127页。

[644]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334页。

[645]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8页。

[646] 《延安日记》，第131页。

[64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39页。

[64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1～246页。

[6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4页。

[650]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1页。

[651]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7页。

[65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2～283页。

[653]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93页；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1～152页；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54]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9页。

[655] 孟庆树1942年11月15日给任弼时、李富春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

[656]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57]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658]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659] 《中共半世纪》，第114、117、118页。

[660] 《延安日记》，第143页。

[661]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9页。

[662] 《延安日记》，第144～145页。

[663] 《延安日记》，第147页。

[664] 《延安日记》，第147～148页。

[665]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69～271页。

[66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3页。

[66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72～273页。

[668] 《延安日记》，第157～159页。

[66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27～528页。

[67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2～563页。

[671] 《延安日记》，第157～159页。

[672] 《延安日记》，第159、160页。

[673] 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674] 《中共半世纪》，第35～36页。

[675] 曹仲彬：《访问巴方廷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45页。

[676] 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67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6页。

[67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63～764页。

[67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4～285页。

[680] 指《六大以来》。

[68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29～530页。

[682]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0～29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470页。

[683]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84] 《延安日记》，第162页。

[685] 《延安日记》，第162～164页。

[6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5～286页。

[68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3～704页。

[688] 《杨尚昆回忆录》，第211～212页。

[68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页。

[69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7、288页。

[691] 《延安日记》，第165页。

[692] 《延安日记》，第165页。

[693] 即瞿秋白，下同。

[694]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687～688页。

[695] 《延安日记》，第168～169页。

[6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290页。

[69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0～292页。

[69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6页。

[699]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73页。

[70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70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7页。

[702]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499～500页。

[7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33页。

[704] 《延安日记》，第175～177页。

[70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6～507页。

[70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7页。

[7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5页。

[70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78～281页。

[70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2页。

[7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295页。

[71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712]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713] 《延安日记》，第195页。

[714]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09页。

[7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7页。

[71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7页。

[717] 原无日期，此据内容判断。

[71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5页。

[719] 《延安日记》，第197～198页。

[72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8～569页。

[721] 《延安日记》，第200页。

[722]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723] 指毛泽东。

[724] 《延安日记》，第200页。

[72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5页。

[726] 郑厚安译《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第2～3页。

[727] 即孟庆树。

[728] 《延安日记》，第202～203页。

[729] 《延安日记》，第203～204页。

[73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1页。

[73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9页。

[732] 该书选编组编《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第124～125页。

[73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9～510页。

[734]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735]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9～151页。

[73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1页。

[737] 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1页。

[73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页。

[739] 《延安日记》，第210页。

[740] 《延安日记》，第210、211页。

[741] 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伏（符）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1944年1月7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2页。

[742] 《延安日记》，第213～214页。

[743] 《延安日记》，第215～216页。

[744] 《延安日记》，第217页。

[745]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746] 王明女儿，王明回国时留在季米特洛夫家，作为季米特洛夫的养女。

[747] 《延安日记》，第219～220页。

[74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7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416页，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06页说是24日。

[74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6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说是2月27日。见该书第571页。

[750]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1页。

[751]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95页。

[752] 转引自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

[753] 《中共半世纪》，第51页。

[7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第938～939、942页。

[755]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51页。

[75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3～304页。

[7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13～214页。

[758] 《任弼时日记》，第464页。

[75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7页。

[760] 《任弼时日记》，第473页。

[761]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39页。

[762] 《延安日记》，第258页。

[7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6页。

[764]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6页。

[7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7页。

[766] 黎萌：《王明其人其诗》，《党史博采》1996年第6期；又见《谢觉哉日记》下册，第882页。此诗在《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中标题是《祝沫若同志五十寿辰》，内容是：“谁道已过半百时？高歌酣斗鬓无丝。汨罗江尚留征影，富士山期树战旗。司马才华子房智，迅翁骨气拜伦诗。任他扰攘风云变，万岁峨眉一布衣。”词句略有不同，见该书第179页。

[7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8页。

[768] 《延安日记》，第401页。

[76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86页。

[770]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273、276页。

[7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2～316页。

[7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1页。

[773] 《任弼时传》，第544～545页。

[774] 《任弼时日记》，第478页。

[775] 《延安日记》，第426页。

[776] 《传记与回忆》中说这段话在《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出版时被删去。

[777] 《延安日记》，第435页。

[778] 《任弼时日记》，第479页。

[779]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45页。

[780] 《延安日记》，第438～439页。

[781] 《中共半世纪》，第124页。

[782] 《传记与回忆》。

[78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0页。

[784]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46页。

[78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786]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稿。

[787] 《延安日记》，第443页。

[78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25页。

[789] 《中共半世纪》，第134页。

[790]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214、215、219页。

[791] 《延安日记》，第457页。

[79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2页。

[7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3页。

[7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6页。

[79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9页。

[796] 《延安日记》，第461、462页。

[797] 《延安日记》，第478页。

[798]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4、171、173～174页。

[799] 《延安日记》，第522～523页。

[800]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页。

[8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7页。

[802] 《延安日记》，第519～520页。

[803] 《延安日记》，第523页。

[80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3～264页。

[805] 该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第6卷《报告文学卷》，第511页。

[80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4～326页。

[80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6～287页。

[80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6～327页。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945年8月 41岁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月20日 作七绝《苏中红军会师东北》诗一首。[1]

8月 作七绝《日寇投降》。[2]

同月 还作七律《光辉胜利念英雄》。诗前有小序：“闻苏军进入东北讨日，抗日联军配合作战，取得光辉胜利，念及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副司令赵尚志，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等同志和其他抗联艰苦战斗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们。”

9月9日 于延安杨家岭作五绝《患难见朋友（谢冈野进同志）》。[3]这天，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离开延安，临别留给王明信和罐头。

秋 在延安作七绝《生死光辉（悼台尔曼同志）》和七绝《寤寐难忘（悼冼星海同志）》。[4]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孟庆树在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经过》中说：1945年“12月中，毛泽东要王明同志做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5]王明的警卫员田书元回忆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王明担任主任六七个月……上班在杨家岭。”[6]

12月20日 致谢觉哉信，附去年为郭沫若祝寿诗。[7]

12月25日 在中央直属党委、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全体干部1000多人出席的会上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联合召开的一千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政策方针的内容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完全相反。我作报告后，几位同志来向我致贺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8]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报告是因中央机要科科长兼中央机关直属党委书记曾三的要求，并经毛泽东同意后作的。王明开始不同意，后来又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自己对国际国内问题的意见也好。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看他怎么办？！就来一个和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估计完全相反的意见。因为毛泽东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七次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出发点是“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毛泽东认为，国际上战后仍是英美法苏的合作，国内仍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决定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王明决定从另一种观点出发，就是：战后矛盾不同于战时矛盾，因而战时合作不决定战后合作。因为战后没有共同敌人。所以在国际上不再是英美法苏等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合战线，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首先是美苏矛盾的尖锐对立；在国内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了，所以不能再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也不会再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且不可免的要发生国共内战。所以党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准备和蒋介石打内战。当然，从现在到公开爆发国共内战还可能有一个暂时和平时期，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或是解放区，老百姓都希望和平，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过渡期间。一方面要全力准备战争；另一方面要争取和平。这样才能博得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必须看清，蒋介石正在极力准备打内战。报告中有几次听众鼓掌表示赞同。1946年1月1日到任弼时同志家里拜年时，任弼时同志说：“你没有想到毛主席要你做这样的报告；而毛主席没有想到你的报告内容和他在七大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所以你们俩人都没有料想到，双方料想不到！”

冬 于延安作七律《弥天风雷（悼朱老宝庭同志）》。[9]

1946年 42岁

3月 遇访问延安的梁漱溟。

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说：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10]

4月8日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等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途中，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遇难，俗称“四八烈士”。王明为悼念“四八烈士”题词曰：“悼念死者应加强战斗——王秦邓叶黄等十三烈士遇难”。[11]

4月20日 与谢觉哉、陈伯达、徐特立、廖鲁言在延安杨家岭参加宪法起草。[12]

4月 于杨家岭作五绝《云天在望（悼博古、邓发、王若飞，叶挺并黄齐生等“四八”烈士）》及七律《生死离别（忆邓发同志）》，第一首诗曰：

翘首云天望，噩音伤众心。

捐躯为革命，留念在人民。[13]

5月29日 找谢觉哉谈组织法律研究委员会事。[14]

6月17日 与徐特立找谢觉哉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以谢觉哉、林伯渠、李木庵、张曙时、刘景范、马锡五、徐特立、陈伯达、鲁宜、松龄、王明、觉民为委员，嘱早召开成立会。[15]

6月22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在延安交际处成立。[16]以林伯渠、徐特立、陈绍禹、谢觉哉、陈伯达等12人为委员，谢觉哉为主任委员。此外，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内还设有法律研究组。当时的任务都是研究各种法律问题及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17]

7月1日 周恩来、李维汉致电陈伯达、王明、谢觉哉、胡乔木：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制宪一事终会正式提出，我们的发言权必须充分使用。甚盼延安宪法委员会继续其工作，有计划地写些文章广播。[18]

夏 于杨家岭作七律《平民（悼陶行知先生）》。[19]

10月3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写的《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和平攻势”的对策。[20]

11月18日 因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王明全家随中央机关撤退到绥德。[21]他先在王家山住了几天，后搬到绥德师范，并作了一次报告。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经过》说：那里的负责同志向王明同志说：“此间干部听说你在延安作了报告，他们说：请王明同志也给我们报告一次吧！……”于是王明又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的题目还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做的一样，而讲得更生动了。因为客观形势比1945年12月更清楚了”。报告后，一位干部同志把听众的意见告诉王明同志说：“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你的报告是很正确很有条理的报告。”

12月 于绥德作口语体七律《绥德王家山农友谈话记》。[22]

冬 于绥德师范作七律《祝朱德同志六十寿辰》，从绥德寄延安。诗曰：

借箸寿筵共运筹，军民与我尽同仇。

倘教振臂开金锁，终令降幡出石头。

戎马半生天下定，欢声遍地万家庥。

延安预饮成功酒，遥向南星一唱酬。[23]

年底 全家返回延安，朱德到杨家岭来接送致谢，缓步间两人谈起中国诗来。晚间王明忆及朱德的评论，作口语体五律《中国诗小赞（与朱总谈中国诗后随笔）》。[24]

1947年 43岁

1月6日 与徐特立、柳湜、谢觉哉谈话约三小时。[25]

1月25日 致谢觉哉信，谈法律研究委员会有关事项。[26]

1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要法律研究委员会起草一个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并限定于5月1日前交稿。[27]

1月28日～3月上旬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开始研究及草拟全国性宪法草案，参加的有徐特立、谢觉哉等，指定王明为宪法组长，陈瑾昆为法律组长。[28]

2月3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决定分为宪法组和法制组，宪法组组长王明，法制组组长陈谨昆，由委员会三个主任和王明、陈谨昆组成常委会。[29]

2月5日 因王明与徐特立均病，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工作不能进行。[30]

2月6日 病稍愈，谢觉哉来谈。[31]

3月上旬 因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人员疏散至晋绥。离延安前，王明向毛泽东、刘少奇口头请示过起草宪法草案的原则。

3月28日 撤到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以后即长居于此。[32]

《传记与回忆》说：“1947年3月14日，因国民党进攻延安，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离开延安。这次是坐的骡窝子（两个骡子抬一个轿窝），刚走到离延安四十里处，敌机即开始轰炸。夜间在朱家川过黄河，真是波涛翻澜，拥挤不堪。幸而吴堡县长帮忙，否则就过不了河。大约走了七八天，才到前甘泉后面的后甘泉。后甘泉属山西临县，是山高泉甜的小村庄。”“我们在后甘泉共住了一年多。”

当晚，王明与孟庆树拜访谢觉哉。《谢觉哉日记》3月29日记载：“昨夜王明同志夫妇来。”[33]

春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村作五绝《悼中医李老鼎铭》。注中说：1942年王明被毒害时，幸由李老医治才转危为安，“不料1947年他被毛泽东迫害而死”。诗曰：

岐黄真妙手，着手竟回春。

感类再生德，闻噩泪满襟。[34]

4月17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讨论宪法，王明报告总纲草案。[35]

4月27日 与孟庆树同谢觉哉夫妇往前村访霍维德夫妇。[36]

4月底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在晋绥正式开始工作，参加的有王明、谢觉哉、吴玉章等，这一时期的任务是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37]

5月5日 对下列问题提出怎样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的意见：（一）法官之选举与罢免；（二）人民法庭之建立；（三）陪审制之建立；（四）公开审判；（五）公律师制；（六）诉讼免费；（七）口头诉讼之合法；（八）简化程序与形式；（九）巡回法庭；（十）公断（讲理）委员会之组织；（十一）监狱之彻底改革（废除暴政，实行教育）；（十二）严惩违法徇私与确认冤狱赔偿；（十三）废止□刑，慎重死刑；（十四）干部之改造与培养。[38]

5月 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报告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又开始起草宪草工作，以及准备参加地方土改工作等，请求指示。

5月～8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起草照顾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宪草问题协议原则的新宪草，即所谓后甘泉初期宪草初稿。[39]

7月12日 作时事报告。[40]

7月13日 毛泽东给王明复信，内容是：“王明同志：大示敬悉。你们都好，法律工作日起正规，指导方针亦正确，甚以为慰。我们在此甚好，我身体较在延安时有进步，无以为念。问小孟同志好。”[41]

8月14日夜 于山西临县前甘泉村作七律《病苦（闻续范亭同志病苦严重而作）》，留交续范亭病榻上。诗曰：

病中情景我深知，苦到难言不自恃。

心硬成钢超百炼，事关革命倍三思。

待驱科学消仇菌，誓抵狂澜壮怒狮。

回首延安初聚日，秋风瑟瑟雨丝丝。[42]

8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讲宪草说明书大意。[43]

8月～10月半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丢开政协宪草协议原则，试图起草内容与形式皆为新民主主义的宪草，即所谓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因中央当时无暇讨论及毛泽东指示宪草要待全国胜利后使用，于是法律研究委员会决定以后再来继续研究及修改这一初稿。[44]

《传记与回忆》说：“此件为中共中央宪法小组起草，主要内容均为组长王明同志所写。”“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叫刘少奇、陈伯达、廖鲁言等起草——整个是陈伯达起草的，经济部分写得不成话，很零乱，看来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王明同志提出：要写清楚有几种经济，发展前途是什么。廖鲁言说：‘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了。’但因刘少奇同意王明的意见，所以后来政协纲领上才写了几种经济。毛泽东主张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王明说‘这是党和政府的组织原则，而不是政体，政体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写作要目》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为中共中央宪法小组起草，主要内容均为小组组长王明同志所写”。

9月2日 对宪法草案作大修改。[45]

9月3日 谢觉哉赋诗赠王明：

握手相惊鬓上秋，艰难愉悦几生修。

法悬众魏民心喜，业定金瓯正气收。

周览山河追马史（戏言天下定后将游历全国），

盘桓松菊访羊求（木老[46]诗有待时清还山意），

即今笔墨为干橹，一字之严快斩仇。[47]

9月12日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村作七律《真人》，悼续范亭。[48]

9月15日 拟致电刘少奇，提出几个关于土地的问题。[49]

9月16日 在积极分子会上作传达。[50]

秋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作七律《土改工作纪实》。诗曰：

只看摊摊查祖宗，剥削关系影无踪。

狂呼莫理马恩列，乱斗哪分地富中。

上级推行下级效，一区示范百区同。

坚持真理诚何易，党幸有人能大公。[51]

10月20日 与谢觉哉赴河西，到陕西葭县（今佳县）神泉堡，向驻于此地的中央领导同志请求对宪法草案及法委今后工作的指示。[52]

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他们当天走40多里，宿清凉寺中央医院第三所；21日走50里，宿兔板镇；22日走40里，至黑虎寨，过河宿葭县城县委处；23日至中央驻地神泉堡。毛泽东游山外出，他们会晤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夜谈至12时。[53]

10月28日 与谢觉哉往白云山会见毛泽东，夜谈颇久。[54]

10月29日 与谢觉哉游白云山，仍返神泉堡，毛泽东要他们参加下月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55]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陈伯达在后甘泉、前甘泉村搞土改时犯了极左的错误，被打成地主富农成分的至少有90%左右定错了，他们不仅被斗得倾家荡产，而且有些人弄得家破人亡（死七人，卖妻者二人，卖儿女者四人）。“为了使中央知道土改工作团的错误，王明同志和谢老觉哉同志于1947年十月渡黄河到河西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找毛泽东，想把山西临县土改工作中错误的严重情况告诉他。但毛不愿听（毛当时住在河边上一个庙里），而且借题骂了博古一顿，说博古在江西时爱干涉地方党的工作是不对的，暗示王、谢不要干涉晋绥工作。谢老向王明说：‘他（毛）不愿听哪，不能谈呀！’两天后，毛回到中央书记处所在地的一个小村庄……王明和谢老又去找他，他装病仍不愿听。毛说：‘等中央搬到马家沟去后，你们再来。’王明和谢老只好找任弼时、周恩来谈了一点。”

11月15日 与谢觉哉返回后甘泉。17日去三交，25日下午后返甘泉。[56]

在渡过黄河时作七律《渡黄河》，[57]并于赴河西途中作五绝《忆芳儿》，诗曰：

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希。

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思。[58]

芳儿是王明的长女，叫王芳妮，王明于1937年从苏联回国时送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据说她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飞行员。1985年1月27日去世，死后与生母孟庆树合葬在一起，时年53岁。[59]

11月28日上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支委与机关首长开会讨论冬季学习，成立学委会，成员有谢觉哉、王明、吴玉章等。[60]

12月6日 与谢觉哉再次赴河西，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中央汇报工作。[61]据《谢觉哉日记》说：他们下午三时抵中央所在地杨家沟。[62]

《传记与回忆》说：

1947年12月，王（明）、谢（觉哉）二次过河去□□（中央搬完家后，来电叫王、谢去谈）。王、谢去后，始知毛第一次不愿谈是他没准备好。在王、谢回去期间，他通知贺龙和李井泉等准备材料和王、谢斗争。同时，一面去电叫王、谢过河，一面叫江青、胡乔木过河东去“了解情况”。——到西柏坡后，当王明和毛泽东谈话时，毛说：“土改错误是江青和胡乔木发现的。”

谢老和王明二次过河去见毛时，幸而有任弼时同志主持正义，否则毛要定王、谢犯富农路线的错误！说也好笑，王、谢走前没想到这点，也没带任何书面材料（因谢说不能太正式，怕毛接受不了），而毛叫晋绥准备了材料，赵林带了书面材料——主要是关于孙敬祖的，要证明孙为富农有剥削。但从孙全家自己耕种没雇用工人上说，不是富农，只好从孙的儿子参加工厂（合作社性质的）这点找他们的剥削。谢老把赵林的材料看看，算了一下说：“就照你们的材料，不能说孙是富农。因为孙家虽然有股本，但他儿子在那做工，不拿工资，为农民合作分红性的工厂，不剥削任何人。既不能说成富农，也不能说成资本家。”当时弼时同志问赵林：“怎么样？照你们的材料也是你们输了呀！王明、谢觉哉、孟庆树是对的吧？”赵林把头低下没作声。

回忆录还说，王明和谢觉哉这次过河，除报告宪法小组（王明为组长）起草工作总结外，还参加了土改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王明同志就土地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会后任弼时同志在报上发表关于纠正土改工作错误的文章，从此使全国各地土改工作错误得以初步纠正”。

回忆录还说，当谢老、王明二次过河去中央时，一些犯土改错误的青年人，要求把孟庆树交给所谓群众处理——即交给流氓打死，说我犯了保护富农的错误，幸而当时的总支书记张老（曙时）不同意，提议把问题交给后方党委去处理，后方党委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王明和谢老回来后，王明又一次有系统地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明了这些青年人的错误及其危害性。

12月25日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在阐述各项政策时，毛泽东批评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推行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如报告中说：“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63]对于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错误，报告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64]

12月26日 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发言，说毛泽东的报告“恰恰回答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完全正确”。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问题现在也非常需要解决，过去我们的确孤立了蒋介石，但现在也要防止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否则客观上帮助敌人孤立自己的危险不是没有的。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我都同意。现在只讲几个问题：打击与消灭之不同，不但过去苏维埃时期没有弄清楚，以后也有许多人没有弄清楚。我就是这样。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是右的，但城市政策是‘左’的。内战时期福建事变恐怕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打击当然包含准备消灭在内，但不是现在就消灭。中农问题过去常常是：第一，注意了领导方面，而忽视了被领导方面；第二，不知道如何去领导，除了做先锋队还要注意被领导者的物质福利，佃中农可以得地，在必要时拿他的东西可以在农民内部解决，政治教育也要采取说服解释方法。对中农联盟与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性质上不同，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带永久性的统一战线。中国没有农民党，没有在农民中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帮助了我们团结中农。”

群众路线问题。他说：“偏向是尾巴主义（只要是几个非党员的意见，不论是代表多少人什么人什么意见，都是对的），包办代替，与尾巴主义的外衣，包办代替的内容。”

学习思想方法问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内要提倡学毛主席的方法论”。

关于宪法草案。他说：“因为用的时间没有看清楚，以为三五个月就要用，故带临时政策性宣传性。各同志的意见兼容并收，以供中央采择，故内容形式都有毛病。宪草的事实出发点：解放区现存的事实。领导思想：新民主主义。参考：苏联社会主义宪法，英美资产阶级宪法与法国新宪法。基本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风。政治上：国体与政体。国体表现于第一条，政体则为宪法的主体。总纲中讲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济除总纲外在人民权利义务与政策等部分也讲到了。作风是这个草案的特点，其他各国没有。政体中的几个问题：两院制。为了照顾小省、小民族、非农民阶级、华侨，为了考虑问题更慎重，主席团制还是总统制、联合政府。民族问题。聚居、杂居、散居。政府、军队、法庭。民族自治与民族联邦问题。司法：越级、选举、人民法庭、检查制度。”

王明的这个发言，很多内容虽然是正确的，但大道理多，联系实际少，特别是联系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少。正如李维汉在回忆中所说的：“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65]

本年 据《写作要目》说：这年王明曾给卢化蓬写信，谈“关于土改问题”。《传记与回忆》的《书后》还说，在后甘泉，王明除起草宪法，参加土改，还时常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笔记，并写有《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

本年底至明年2月 撰写《关于山西临县前甘泉村和后甘泉村土改工作的基本总结》。

《写作要目》说：“报告及谈话整理成两村土改工作总结各一份”；“从这两份总结和给卢化蓬同志信，可以看出当时土改关于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及斗争方法——乱打、乱杀等错误情况，这些错误在各地区，都是大同小异的，是带有普遍性的”。

1948年 44岁

1月2日 从陕北米脂返回后甘泉。路上走了四天后到达。[66]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作的回忆录说，王明领导了后甘泉的土改复查工作。书中说：

王明同志亲自领导后甘泉土改复查工作组进行复查工作，为复查工作组拟定了复查工作计划为：

（一）改定阶级和阶层成份；

（二）召开年关团结大会；

（三）重新解决土地问题；

（四）解决口粮、种子、农具、肥料、劳力（包括人力、畜力及调剂互助）问题，以动员春耕生产，同时设法恢复商业；

（五）完成财务退还赔偿问题；

（六）改造组织与干部问题。

复查工作组很快地完成了工作计划，改正了错误，写了新的土改复查工作总结。

因此，农民热情地称王明同志为自己人。王明同志给他们上课，从猿人讲起直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王明同志讲得很通俗，听课人个个精神焕发，积极地准备春耕生产。[67]

2月7日 与谢觉哉至三交会见陈毅，9日（旧历除夕）返回，冒雪走50里，午后二时到达。[68]

2月10日（春节）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作仿杜妮调《土改新年歌》。[69]

3月7日 写信给任弼时说：“关于各解放区来人带有关法律材料来的问题，因不知发哪些地区及有些什么代表来，故不能起草电文，现只将法律委员会所需要之各项材料类别列出，请你费神代为拟一中央名义之电文发出为感。”信后附了中央法律委员会需要各解放区提供材料问题六条。

4月5日 本来准备离开后甘泉，因病不能行。[70]

4月7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刘少奇，说：“微电息。吴老、王明等四十余同志可缓一时期东进，他们安全请贺龙同志负责。”[71]

4月12日～5月3日 随中央机关开始向河北转移，作七绝《别后甘泉》。诗曰：

甘泉水暖柳枝青，告别村农齐送行；

互泣分离舍不得，共期有幸再来临。[72]

《传记与回忆》说：“我们于1948年4月离开后甘泉时，该村男女老少都来给我们送行。几位年轻人自动地给王明同志抬担架，大家都难舍难分地流着眼泪。”

东移途中，4月12日抵兴县蔡家崖，[73]20日坐吉普车过神池[74]、广武、雁门关、代县，于21日至聂营，候晋察冀来接之汽车，28日动身，5月3日抵阜平县城南庄。[75]经过五台山时，于塔院寺作七律《过五台山》。诗曰：

驰驱环上日方东，青霭紫烟绕万峰。

银幕接天台顶雪，寒流动地夏初风。

朝辉虚蹑冰源草，征梦频惊塔院钟。

难到名山何遽别？袍侪戎马正倥偬。[76]

5月 到达河北建屏（今平山）县，病发，住朱豪村治疗休养，化名王仲石。[77]

《传记与回忆》说：“由后甘泉出发，经过五台山等处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李家口。在这里王明同志第一次发结石性胆囊炎，痛得厉害。又搬到朱壕[78]医院附近……”回忆录还说：到西柏坡不久，王明去看毛泽东，谈到后甘泉土改工作时，王明告诉毛泽东：“我们收集了许多土改工作材料，还写了总结初稿。”但毛不理睬。他还让王明代他起草一封回信给贺龙，“实则毛泽东想借回信再次挑拨贺龙反对王明，他曾几次地挑拨过彭德怀、陈毅等反王明”。

6月16日 去疗养。[79]

6月19日 写信给周恩来说：“承中央和您的关注，我已移来朱豪治疗休养，此地环境及水较好，饮食有增进，请勿为念。”“法委会想买一批法律书籍（书单附上），请设法派人去北平购买如何？”

6月20日 周恩来在王明6月19日信上批示，“请尚昆同志办”。

6月25日 在中央医院治病时再次中毒。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是毛泽东“又采取措施企图加速”他的“死亡”。书中说：“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朱濠[80]中央医院时，主治医生黄树则开了来苏代替药用石碱给我灌肠，而这种做法是能使人中毒致死的。”[81]

黄树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问题是司药对药物不熟悉，把他开的药物石碱错拿成了石碳酸，他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和中央一起到的朱豪。王明那时已经在朱豪那了，但不是在医院里边，而是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子，由朱豪医院负责，我们去给他看病。当时发病的经过是这样，那时王明经常的便秘，有时吃泄药，有时灌肠，灌肠的药也是经常换。那次我给他开的是药物肥皂。药物肥皂是日本的，日本的名称叫药物石碱，瓶子上也是这样写的，所以我当时开的方子写的就是药物石碱。当时药品的排放位置也不合理，把药统放在药架上，而有些药，外国的或者属于哪类药应分别排放。司药看方子，仅看了一个“石”字，就把石碳酸拿出来配成了水发了出去。当时孟庆树是护理王明的，包括灌肠都是她亲自动手，当她正动手给王明灌肠，手刚伸到肛门里边，我正好去看望，我一进门，孟就说了一句“原来药物石碱就是石碳酸呀”。我赶紧说“不是！”所以就赶紧把药管拔了出来。我们赶紧拿食盐水洗。这件事王明很有意见。孟就写了一份报告，当时就把情况报告上去了。卫生部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给司药一个处分。我做了检查，说明并检讨自己。如果当时把药物石碱写成药物肥皂，这件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司药对药物石碱不太熟悉。周副主席也很重视，在孟的报告上做了批语，批语的大意是：将药取错，就像理发员给别人理发用刀子，不是理了头发，而是把别人的脸给弄了，因此必须严肃处理。当时朱豪医院院长叫周泽昭，现在是广西卫生厅的顾问。这件事就这么处理了，也把情况向王明解释清楚了，以后他照常在那里治病，我们几位大夫也还都给他看病。这件事是确实存在的。但联系到什么毛主席对他的陷害以及政治上的一些内容完全是胡说。[82]

但据《1948年于朱豪时黄树则医生的记录》（6月25日），给王明用的不是石碳酸，而是来苏，而且已经灌肠了，并说发现用错药的是傅连暲，而不是黄树则。这份记录说：

25/6 会诊检查后，予讨论前，大家同意先用药物石碱加水浣肠排便。取药用石碱时，药房（临时由黄敬同志发药）误取为Lysol（来苏），依吩咐浓度浣肠后，病人随即觉全身不快，头部发晕，并觉异常转动，无力，不安。当时未即发觉为浣肠药物之误，以为病人两日来未进食，肠下端突然受浣肠作用，致起无力状态（病人曾下床排便，但无力排出）……

26/6 夜间患者整夜不安，仍觉头晕，并有转动感……

白天检查：病人精神委顿，不愿睁眼，心音频数（104～108），腹部仍膨胀，右□肋下及左右□骨窝均有疼痛，左侧并向左后腰部发散……

下午由傅部长发觉浣肠误浣为“来苏”。周泽明同志并带回当时所取药物，检视确为来苏。

27/6 较昨日好转。脉搏数及□□均恢复。腹部仍胀痛……

当时“工校第五科”7月7日发出的给司药黄敬处分的《通知》，也说用的是“来苏”，其内容是：“朱豪医院女司药黄敬同志，在配药工作中，屡犯错误，尤其在最近给某一负责同志发药中，将‘药用石碱’发成‘来苏’致病加剧，更为严重。除由该院召集四次会议予以严格批评教育外，兹决定给以撤职处分，以严肃纪律。”

7月1日 到毛泽东住处，说自己“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后来两个人的谈话变成了争吵，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牵扯到共产国际，还牵扯到苏联和国内许多人、许多具体事，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吼道：“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王明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离开。[83]

7月8日 谢觉哉往朱豪看王明。[84]

8月3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晨自西柏坡同陈、董行，过朱豪、王明、连暲处。”[85]

9月26日 谢觉哉接王明信。[86]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宪草纲领起草委员会，并在两周内草拟一个临时宪法草稿。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根据这一指示，将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改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草稿，供宪草纲领起草委员会及中央书记处讨论参考之用。[87]

10月26日 致谢觉哉信说：“华北政府组织大纲上没有劳动局，而政府组织下有；大纲上高级人民法院，而分工中称华北人民法院，在法言法似一致为好。”谢觉哉第二天即复信给王明。[88]

10月 起草《给中共中央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总结报告》。[89]

10月～11月 撰写“二中全会前同毛泽东五次谈话的记录”。[90]

11月12日晚 于西柏坡写《今古奇闻（评毛泽东“人民血染伟大”论）》，内容是：

谁是人中最伟人？全心全力为人民。

染成“伟大”人民血，党性人心两不存！[91]

诗下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说：‘什么人的伟大都是血染成的。人民血流的越多，就染的越伟大。列宁的伟大是8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了400万人，在十月革命和革命战争中又死了400万人，就是这8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斯大林的伟大，是7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的7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我呢，是两千万中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中国在此前10年国共内战，双方死了共100万人；日本占领中国8年，杀死1500万中国人，这次国共内战，双方各有400万军队，打算双方各死一半，就死400万人——就是这两千万中国人的血染成的！从这看我和列宁、斯大林哪个伟大呢？’”王明说：“你这个人民血染伟大论，可叫作今古奇闻！”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奇闻？这是事实，这是常识！”王明评论说：“他的这个怪论，在那时和事后，也是随时向人宣传，意在证明他的‘伟大’。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杀人魔王，现在他已经下令杀死几千万中国人，还要继续杀更多的中国人。所以他就越来越无耻地妄称自己‘最伟大’！”

11月22日晚 于西柏坡写《“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

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

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92]

诗下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青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王明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11月24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前接王明信，约去讨论法委报告，复信拟于12月2日去。”[93]

11月～1949年3月 作《西柏坡大事记（有关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事件实录）》七绝四首，攻击毛泽东。[94]

12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与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并作出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决定委员会由九人组成，王明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谢觉哉为副主任。[95]

《谢觉哉日记》12月14日记载：“法委改组，王明为主任，委员谢、李、张、郭、何、陈、杨、孟。”[96]

12月18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毛泽东在西柏坡住所与他谈话，并说这是“从当年十月份起的第五次谈话”，找他“谈谈整风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路线问题等等”。并说从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和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把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总是把他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所以他从来不能真正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总是加深和扩大自己的错误。结果错上加错，越错越大，越错越多，越错越远，一直错到完全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后走上共产主义叛徒和帝国主义仆从的道路”。[97]

《传记与回忆》说：1948年冬，在七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王明曾进行过五次谈话，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交换谈话的原则；第二次，关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毛泽东叙述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还须延长几十年和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第四次，王明解释他在1934年写的《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殊形式》那篇报告中，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有决定意义地区胜利后，必然即将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并说明现在在国际国内条件比起30年代更加无比地有利于这种转变的看法。第五次，毛泽东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修改，请王明提出对所谓“左”倾和右倾路线、毛王两人关系问题意见。

12月25日上午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孟庆树等5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法委会总结报告文件问题的决议，关于训练司法干部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决定按照刘少奇指示，把原拟之中央训练司法干部问题的决议草案改写为中央给华北局的建议（由王明负责），立即进行训练司法干部之教材准备工作，并拟准备五种教材，其中可编写一个马列主义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教学提纲供参考之用（由王明负责）。

12月26日 给刘少奇写信说：“关于训练干部及准备教材问题您所给的指示，已在法委会传达，并对准备教材问题做出了决议。现将会议记录送上，请抽时间看看，并给予指示”。

1949年 45岁

1月2日 谢觉哉致王明信。[98]

1月15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的指示，主要内容是：“（甲）国民党的推事监察官书记官，原则上不能留用，其中进步分子愿为我司法机关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和作风改造，并在初期不能给以独立负责的工作。（乙）只要政府机关有人免费为人民书写诉讼文件，即为公设代书人制，无必要时，不必专设代书人。（丙）在解放大城市后诉讼亦应全部免费。”

1月24日 谢觉哉接王明信，说准备到他那里，谢即复。[99]

1月31日 与李木庵、何思敬、杨绍萱到谢觉哉处开会，2月6日返回。[100]

1月底2月初 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谈到王明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据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说，毛泽东谈到了以下内容：

前两天，毛泽东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共党内发生的派别斗争。在后来的会面中，他还回到中共历史中的这些问题上。他讲了很多。讲他同“左”、右倾作斗争如何之艰难。讲由于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的活动，党如何遭破坏，军队如何被歼灭，然后如何得以纠正错误。讲宗派分子如何消灭中共的干部。他本人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他们把他抓起来，开除出党，想干掉他。王明和李立三的问题被揭露后，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同同志们工作的很好，他制止了消灭党的干部的做法。他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党内应表现出耐心。他认为，不需要因发生意见分歧而把人开除出中央，不需要进行迫害。

毛泽东说，这个王明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我们把他留在中央内，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虽然实际上他不主持任何工作。毛泽东很详细地讲了王明的错误。看来，他想检验我们如何对待王明，我们是否想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知道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有分歧，我没有支持关于王明的谈话。在莫斯科时就已商定，我不见王明。在毛泽东那里的会谈，他一次也未参加，也未想见我。[101]

2月12日 写信给周恩来说：“送上法委会工作总结两份，一为一般工作总结（至去年十二月中），一为宪法工作总结。（同时分送了主席和少奇同志）请您抽时阅看，并给予批评指示。”

2月22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教育与改造司法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转政府党组的指示，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并作了修改。主要内容是：1.对六法全书的认识，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或是模糊的。2.国民党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因此，六法全书决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3.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4.我们在抗日时期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件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条件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但不能把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5.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文件曾得到刘少奇的称赞。但有的文章说：“王明起草的这个文件中，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初由于政治需要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和否定，用比较情绪化的言辞，发挥得更加左倾和偏激。”[102]

2月27日 谢觉哉托董必武带信给王明。[103]

3月5～13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

3月7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1.“完全同意毛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关头的新任务，首先他对目前的形势估计很对，说已消灭了敌人主力，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这胜利有国际意义，这话虽短，意义很大，内容丰富……毛主席以马列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在胜利时应当向前看，不要停留在已得的胜利上……中国革命是曲折的，当中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所压倒，党内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误，但此后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这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说的乡村包围城市，并提出旧的民主革命或新的民主革命，虽然工农专政式的民主革命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原则上提出了，而且斯大林说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带着反封建反帝性质的革命，但在真正的完整的体系化的文献上，只是毛才完成了的。这是毛以马列主义的学说根据东方具体的条件而造成了新的马列主义的学说，现在不但东方民族，连日本也在内，还有其他的民族，也都在研究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有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乡村包围城市等办法，甚至斯大林在1926年说过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的武力反对反革命的武力，但如何把这变为系统的理论，在此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有毛主席才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走的路最多，搞的时间最长，而得到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因为毛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而且在军事上说，他将马列主义的和中国历史上的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先进部分总合起来，总结起来，写成了马列主义的文献。就是现在的越南、印尼未尝不是学习毛的战略战术，但是要达到这个，如果没有坚决的、恒心的、与群众联系的这样的人，像毛主席，是做不出这样的成果来的。”

2.“六大曾经说的一省或数省胜利，也还是以广州和汉口的例子作基础的；那时总以为要有城市才行，只有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才知道掌握中心城市很困难，但思想上仍模糊，只有毛提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这才明白了，但如果没有毛的指导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3.“但毛也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已过去了，现在已到了新的阶段。现在要劳动人民建设新国家，就是说，要以城市领导乡村……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主。过去为了支援长期战争，没有经济建设不可能，这样就有了经验，而现在毛主席更明确的定出了具体步骤，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建设中一定要胜利……新民主主义就是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在此期间，要教育群众，要进行斗争，就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4.“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情况比当时的苏联要好……所以，我们可以大踏步的前进。”

5.“总之，毛的学说，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是经济学说的科学，现在不仅一般的人说愿跟毛走，连国民党的人，来进行谈判的人也表示愿跟毛走，因毛领导的正确。”

6.“可以介绍1933年的划分阶级的办法，那里指出对地主、富农，确定剥削的百分数，这很对，并且这在法国在俄国也不会发生，因为中国的中小地主富农的标准不以这样办法，就不能弄清楚，其次，关于查田运动一书，也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7.“毛指示了我们写各种法律大纲，而以批评过去旧的错的，但不一定一下子完全搞一套新的，因为这不可能，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8.“毛的指导思想，指出虽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大，但它是走向没落的，而无产阶级虽小，10%，但它有前途，他很正确地运用了哲学的原则，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并且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才成为中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但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发言中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作了对比，证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和前途这些问题的观点，都与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观点不同。实际上这就揭露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指导思想’的说法。我在发言里特别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主要条件（无产阶级领导和苏联帮助）；证明毛泽东所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四点理由’（‘帝国主义存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资本主义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还参加革命’）完全不能成立。”[104]

《传记与回忆》说：“在王明同志走上讲台之前，当毛泽东宣布王明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的探照灯和照像机都收了，表示给王明以难看和精神上的打击，但是全场，连毛泽东自己在内，都静静地听着。王明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等于公开对毛泽东报告中的原则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这天下午毛泽东“看见王明时，很生气地说：‘你必须作第二次发言，因为你这次发言里有毒素，既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又不作自我反省！’同时，他又作了适当的安排”。“据说，毛泽东叫陈伯达等出来发言大骂王明，展开了反王明的斗争。但可惜王明同志因疟疾病犯，发高烧，一连三天未能出席全会，所以不知道陈伯达等人说了些什么。”

杨尚昆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此人‘进步’可知！”[105]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在《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说，王明的这次发言是在3月8日，其主要内容是：一、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二、讲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三、讲“胜利的获得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具体运用和发展。”四、从武装斗争、乡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论等方面介绍毛泽东思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之理论思想体系，则是否有今天的胜利是很可怀疑的。我们过去不懂得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是很危险的”。五、“毛主席的领导定能建设成功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六、“跟毛主席走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号，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七、“从自己参加土改、搞宪法、法律的工作中，亲身体验到，不管大小问题，有了毛主席的指示都能解决，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一定失败”。八、“毛主席的头脑好象百宝箱”，“所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代表。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才能纠正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106]

3月9日 康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王明，对王明的发言提出三点：1.没有从自我批评出发，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路线错误。2.对毛主席思想的宣传，是教条主义的；不是从理论与实践出发。3.似乎自己是正确的，一贯是毛泽东思想，而犯了的错误是由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来的。因此，其发言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也证明本人无进步。[107]

3月11日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大家对王明发言有意见。”“伯达说：王明同志的发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小学生的态度。即是个人主义的。用了许多农民战争的例子来类比毛泽东思想，而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是问题的中心。”[108]

3月12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第二次发言，说“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有三点：1.对毛主席思想作教条主义的了解；2.自我批评不够；3.落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随后他对这三个问题作了说明，不得不作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分析很对”，“我全部同意，拥护若干历史的决议，并承认自己的错”，“我过去曾不知道我有右倾投降主义”，“我过去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特别在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那是严重的闹独立性，由于我的错误，使红军、人民、党受了很大损失，当然痛心”。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他说了三条：1.心中无数，对经济问题向无研究。发号施令，是靠教条、教条主义，其思想即主观主义也。2.知识缺乏，党的锻炼很差，工作经验也差，不懂中国历史。3.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既骄又躁，盛气凌人。过去以为自己有功，目空一切。并说自己“多年心中有牢骚、不满”，“有包袱”，“怕责任”，“怕引起误会说我搞宗派”，怕“承认了，人家更不理我了”。

但是，他又对一些同志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如有的同志说他有领袖欲，想当总书记，反对毛泽东及《新民主主义论》时，他说“我在莫时确未反过毛”，“我曾〈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论”，他只提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三个阶段，毛提出了两个阶段，当时他要求毛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修改的声明，“是为的与国民党搞好些，以便更好的抗日”，“我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我的确想当大王，逻辑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但心里并不那样想”。

与会同志插话对他进行了批评。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好好改正，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得上吗？”[109]

《传记与回忆》说：“当王明同志又去出席会议时，毛泽东叫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王明（同时为了表示一下他们自己的态度）。后来，当王明同志第二次发言刚开始，就有康生、陈伯达等起来发问题叫骂，加以捣乱，但是王明同志一一给与驳斥。”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王明作第二次发言，没有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质问，而自己总企图抵赖。康生说他的发言是吹、拍、骗。大家都指出其品质问题，要求他坦白，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王的态度，是与全场对立的，且因继续挑拨，而对个别同志的质问，则采取讥笑的态度。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待机反攻之企图。”[110]他在回忆中还说：“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时仍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111]

3月13日 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评王明。

杨尚昆回忆说：“在13日的会议上，任弼时同志出来讲话。他说：党对王明的方针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112]

同日 毛泽东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专门讲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他说：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及十二月会议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113]

在这个总结中，毛泽东还批评了王明的一个提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114]

毛泽东在这个总结中还说：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115]

会议结束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要王明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

但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对此加以否认，说并没作这个决定，只是毛泽东在《二中全会的闭幕词提纲》第六点中提出“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书中说：“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同他的谈话，对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当然满腔愤怒。因而他在二中全会的结论里，指责我始终反对‘毛泽东思想’，说我的发言里‘含有毒素’。而在发给全党内讨论的所谓他‘在二中全会上的结论的要点’中，专门写上一点：‘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借此又在全党发动一次反王明的运动。”[116]

3月16日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毛泽东曾到他家里找他谈话。

书中说：“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时，毛泽东来我处（当时我们都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村子里），把所谓博古、洛甫和杨尚昆同志的‘反省书’交给我，要求我也写这种所谓‘三骂反省书’，就是‘骂自己，骂他们（博、洛、杨等），骂俄国人的反省书’。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叙述了他用什么方法强迫博古等人写‘反省书’后，喊道：‘如果你不写，我也用对待博古的办法对待你！’我当时不仅严词拒绝他这种无理和非法的要求，斥责他的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犯罪的行动，而且严正警告他说：‘如果你敢于把你的手染上王明的血，你自己将永远成为反革命分子，成为共产主义叛徒。’我向他声明说：‘我不仅不写，而且不看这样的东西。’叫他拿回去。”“毛泽东面红耳赤地说：‘写不写由你决定，这三份东西留给你看吧。’我遵守自己的声明，从未看过。孟庆树同志大概看了一下说：‘这三份所谓博古、洛甫和杨尚昆同志的‘反省书’的主要内容，无疑都是毛泽东伪造的。”[117]

《写作要目》说：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王明撰写了“毛王关于二中全会上八个问题的谈话记录”。主要内容是：“毛指责王：1）不应说得太系统；2）不应引证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3）不应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异同点；4）不应说自己对革命转变问题的意见；5）不应说出王曾为了反对《新民主主义论》给毛写信事；6）不应说出毛王对季米特洛夫来电有争论；7）不应说功劳应归马列主义、党和人民，而不归于个人；8）所谓拉拢林彪等。王明同志当时即一一予以反驳。”

同日 作七绝《宁死不屈党人节（坚拒毛泽东要求写“三骂声明”）》，内容是：

“三骂声明”绝不写，任他逮捕与枪决；

文公取义照丹心，我愿舍生为马列。[118]

3月23～25日 从河北建屏（今平山）动身抵北平，住香山慈幼院附近。[119]

春 作七律《岳飞之死》。[120]

4月10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王明及法委同志来谈：一搞新法学研究会，二办法律学校，三出法律刊物。限期写出计划。”[121]

4月 作七律《我军解放南京》，并于同年作七律《我军占领南京》。[122]

5月23日 写信给周恩来，说有几个问题请帮助解决：（一）您提议沈衡老、张之〈志〉让、沙千里、王之相加入法委会作委员，因须经中央书记处通过一下才好，请便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解决（冀贡泉、周新民是否可作委员或参加法委会议，亦请考虑示复）。（二）法委会和新法学研究会须有办公地点，有人提议将议会街法政大学旧址拨归我们，请代向华北局交涉一下如何？（三）沈老、张志让提议设法请苏州的陆鸿仪，上海的潘震亚、张定夫、史良、闵刚侯、俞仲骆等进步法学界人士来平，以便谈清新法学观点后，或者南下做法律工作，或者留平工作。能否办到，请便中示复。

5月27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王明病，代为主持法委开会，讨论新法学会章程。”[123]

5月 家庭迁往北平东皇城根骑河楼孟公府2号，从此再未搬动。[124]

同月 对南下解放军工作团作报告。[125]

6月1日 致信谢觉哉、陈瑾昆两老并李木庵、何思敬、郭任之、杨绍萱，说送上致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林董二老信稿一件，请审阅并提示修改意见。信后附了6月2日关于新法学会问题致少奇等同志信。谢觉哉看后在信上批示：“法学会的领导核心，要王明同志参加才好”，郭任之署名同意。

6月2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及林伯渠、董必武二老，说送上新法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草案，请即提出指示，以便遵示修改后，提交发起人大会讨论通过，作为向成立大会介绍通过的法案。发起人大会拟于下星期内召开，因各方面催促甚急，发起人名单亦一并送上（内有王明），请加以审阅指示。另外，信中还请示了几个问题。

《传记与回忆》说：“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说：‘法律委员会要办两件事：一是组织新法学研究会，二是办政法学院。’王明同志办好后，交沈钧儒、谢觉哉、史良、徐平等同志负责。”

6月3日 致信周恩来，说沈衡老[126]来问我，准备成立的司法委员会与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关系如何？司法委员会除司法工作外，是否也管立法工作等？我因不知这些问题，不能答复，请您便中复示，以便他再谈起时，我可以将您的指示报告他。

6月4日 与谢觉哉联名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说将罗迈同志送来与李达先生谈话中涉及法委工作方面之记录转上一阅。实际上李达先生所提两个问题，乃我们许多司法同志，党外与法律有关民主人士的一致意见，实为当前立法工作中之急切问题。这两类问题是：一、关于立法方面问题——在正式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后，人民民主政权急需进行新法律的必要建设工作。而立法方面首要迫切之问题，则为起草七种法律大纲，即：（1）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2）民法大纲；（3）刑法大纲；（4）民事诉讼简易程序；（5）刑事诉讼简易程序；（6）监狱；（7）检查制度暂行条例。二、关于训练司法干部问题——我们计划以政法大学与新法学研究会为基础，进行司法人员的训练工作。信后，有王明写的附注，汇报了本日上午法委会与司法部召集法律问题座谈会的情况，并说因所涉问题范围甚广，决定于下星期四晚上六点半再继续座谈。

6月 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沈钧儒任主席，王明任副主席兼筹委会主任。

同月 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成立，沈钧儒为筹委会主席，陈绍禹为副主席。[127]

7月1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王明于这年写七绝《论人民民主专政（评毛泽东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128]

7月14～17日 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王明被选为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谢觉哉日记》7月17日记载：“社代发起人大会毕。推举出席政协代表十五人，法学方面为陈绍禹、谢觉哉、张志让。”[129]

7月28日 谢觉哉等到孟公府2号王明住处开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130]

7月 作五绝《悼季米特洛夫同志》：

国际风云变，舵师胆识佳。

四思风雨夕，闻耗泪如麻。[131]

8月22日 与谢觉哉联名致信陈毅、潘汉年，说北平政法大学及新法学研究院招生简章已于15、17两日先后公布，并曾发新闻广播，凡合于简章规定条件而又愿意学习改造的律师，可持上海人民政府介绍来平照章报考，说每期名额有限，上海来者最好不超过100人，请注意。

同日 写信给董必武转毛泽东，请求允许去苏联治病，未获允许。[132]

8月 与董必武、谢觉哉联名致信刘少奇，说遵示将中央关于接受国民党司法机关的补充建议（草案）加以讨论修改，请审阅指示，说其中“停止私律师职务也是对的”一句已删掉，并说明了私律师的两条出路。

同月 写一长信给刘少奇、周恩来，作为法委工作报告并请示有关问题。

夏 于北京西部作五绝《泪洒香山（悼任锐同志）》。[133]

9月2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上海市法院工作问题给上海市委的指示，经周恩来签发。文件说上海市伪法院接收工作报告收到，有四点意见提请考虑与答复。

同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律师制度改革问题给上海市委并告华东局，各中央局及分局的指示，经周恩来签发。文件说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我们拟采取公律师为主私律师为辅的律师制度。旧律师愿在人民民主国家继续执行律师业务者，须一律重新进人民政府所办之政法学校或司法训练班或新法学研究机关受训。

9月18日 出席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9月21～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王明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原中央法律委员会取消，其任务移交给法制委员会。

《传记与回忆》说：“法制委员会除起草了婚姻法，还审查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的组织条例，起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规。可惜除了婚姻法得以确认公布外，其他各种法规都未能确定，这里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反对法律。他说：‘各种法规都是束缚手足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以他个人意志决定一切，因而在所谓‘整风’、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时，更不用说在‘文化大革命’时，都是随便乱打乱杀，真是无法无天！”

同日 作七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4]

10月5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王明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理事。北京解放后，1949年曾带病给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给南下第三工作团（一千多人）、给政法五机关[135]、给北京大学等处作报告，题为《中苏友好、国内外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在政法五机关作报告后，沈老钧儒说：‘王明同志！你的报告很好。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提法。’”

10月19日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发出任命通知书，说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陈绍禹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10月21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0月23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王明谈话，指出他不尊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136]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请求到苏联治病的信“不但未允许，反而惹了祸来——毛泽东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派刘少奇同志于10月23日来到王明住处，找王明同志谈话，要王明按照二中全会决议写声明书（实则二中全会没有任何决议），并把自己过去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所写的各种论文都加以否定的批评”。

同日 致信季龙先生并转李、戴两老，说送上原张（曙时）、李（木庵）二位所拟之“法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并附上李木庵所拟几点意见，请加以研究修改。法委之组织，须视此工作任务而定等。

10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决议事项第九项中指出：“由于王明同志尚未按照今年二月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刘少奇同志已在十月二十三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中央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刘少奇同志对王明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秋 于北京作七绝《过文公祠》。[137]

1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主任杨尚昆署名的通知，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王明的决议事项通知王明。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接通知后，气得几天几夜不能入睡，肝胆炎肠胃炎一齐发作，接着心脏衰弱。我找中西医生来帮忙，花了很大力气，才使病人转危为安。”

11月6日 写信给毛泽东，说：

您在本年三月二中全会作结论时，要求我对于您所指出的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犯的错误再写一次声明书，现遵示声明如下：

一、“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我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去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主席四五次反复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并说，如果我认为有那些不合事实的话，中央可以修改决议。前几次，我均答复已没有什么意见了。最后一次（十二月哪一天晚上，记不清了），当时我觉得既然主席这样反复地询问，不妨遵照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将我想到的有些意见向党的领袖陈述一次，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历史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对任何问题的不同意的意见。”

二、“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11月27日 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复。”

12月29日 因王明经常累病，身体更加恶化，孟庆树写信给刘少奇，请他允许并设法让王明到苏联治病。过了几天，孟庆树接到刘少奇回信，他要王明自己也写信给中央。[138]

本年底或明年初 刘少奇在前门外某大礼堂召集全北京干部大会，要王明报告废除六法全书和马列主义对国家与法律的观点，会后与他一起到薄一波家里吃饭。[139]

本年 上海华夏出版社出版洛甫、王明著《青年学习问题》。[140]

1950年 46岁

1月1日 致信许鸿，表示问候，并说“到华中时可否就便将修高兄问题解决一下？他现在在长沙明德中学住闲”；自己“身体不行（肠胃心脏），一累即病，妨碍工作甚多”。[141]

1月9日[142] 张志让致信王明说：“顷与沈老谈京津两市二审法院事，其中有具体问题几个，须与先生先作一度商讨。拟请于医生允许后，侭先约时一晤。沈老当偕吴副院长闵秘书长及志来谈也。”王明即日在信后批示：“志让先生：请与各位明日（十日）下午四时来如何？”[143]

1月11日 写信给刘少奇，请允许到苏联治病。[144]

1月21日 致信董必武并请转报刘少奇，报告了以下条例大纲的准备情况：1.婚姻条例草案，说前年冬季在西柏坡时已由妇委与法委合作拟出，并经少奇同志原则批准，争取在今年三八节前公布；2.刑法大纲，说预计于3月前后搞出一个草案来；3.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草案。最后询问他们对法委工作还有何指示，请即示知。

同日 中共中央妇委将《婚姻条例》草案呈送中共中央，并附上邓颖超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并王明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次，历时二月有余。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一个星期后，法制委员会便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145]

1月 刘少奇同王明谈话，要王明自己写信要求去苏联治病。王明却来了一个动摇犹豫的答复，要刘少奇考虑决定。刘少奇还是要王明自己提出确切意见，如他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可允他离开目前工作并可向苏联交涉，但王明迟迟不提出确切意见。[146]

2月1日 致信毛泽东主席，说送上：1.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通过的婚姻条例草案，请提出指示；2.婚姻条例草案参考资料选编；3.各方对婚姻条例草案意见汇集（密件），供研究条例草案时的参考。

2月5日 向刘少奇及毛泽东上报《中央法委会的工作报告（自1949年8月～1950年2月）》，内容分三部分：1.6个月的工作情况；2.法委会的组织和任务问题；3.法律草案的审核程序问题。

2月6日 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讲了“对监狱工作的意见”，说“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这16字，“我认为基本上可指出监狱工作的方向”。

2月8日 签名上报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编译室1949年工作报告。

2月14日 参加中央法委会党组会议，会议讨论与决定了八项有关专门委员的责任等问题。

2月15日 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草案初稿）”，缓两天当面来听取批评指示。

同日 向董必武报告法委会党组2月14日决议事项，请指示，并附了两份提请加委的专门委员简历。

3月4日 向董必武写报告，说根据昨日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以及近来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对婚姻条例草案的意见，今日的法委会党组会议将原婚姻条例草案作了部分增加和修改，这些增改是否正确，请予审核指示。

3月16日 向毛泽东写报告，说遵照昨日政治局会议指示，将婚姻条例草案又作了一次修改，现送上修改稿，请即予以审核指示。

4月9日 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条例（或婚姻法）草案的简单说明（初稿）》送毛泽东，请审阅批示修改意见。

同日 毛泽东在《为印发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的批语》上批示：“此次政府委员会议，除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四同志讲话外……为解释婚姻法，王明似亦宜略作说明。”[147]

4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婚姻法。

王明的这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共分六部分：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经过。其中说：婚姻法草案，是较长时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冬季准备婚姻法草案，至今约一年半左右）工作的结果；2.婚姻法的意义；3.婚姻法的原则规定；4.结婚和家庭问题底具体规定；5.离婚及其有关问题的具体规定；6.婚姻法的施行问题。其中提出：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及由此产生的重婚纳妾、漠视子女权益，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要将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全部废除，并将这种婚姻制度的各种副产品和补充品，全部禁止。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是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要将它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全部实行。某些人企图利用或故意曲解男女婚姻自由的意义，把它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其他有机部分割裂开来，把通奸、重婚、纳妾、男女关系上的杯水主义行为、漠视子女利益行为等，都拿所谓婚姻自由的幌子来掩盖或粉饰，是非常错误的和有害的。[148]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很详细地从理论上实际上解释新婚姻法的意义。报告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国民党左派（孙科派）的傅秉常当众拍着肚子，大声说：‘今天才听得够味，过瘾了。’”

4月18日 给毛泽东、朱德分别写信，送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问题的报告（初稿）》，请他们于两三天以内提示意见。

李光灿回忆说：“婚姻法报告是由他口述，我笔记。17个钟头他一口气下来。他的口述能力很强。17个钟头的口述形成了两万三千字。”[149]

旅美法律学者周大伟在《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中说：除了上述的报告外，王明还有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内部口述报告。[150]

4月21日 给邓颖超写报告，说遵示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问题给各级党委的通知（初稿）》，请您和总理审阅修改后，再送少奇同志审核。这个通知经审改后于5月1日发出。

4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后，毛泽东主席此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宣布“自1950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

曾参加起草《婚姻法》的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对王明的这段工作做过如下评论：“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王明工作不多了。毛主席给他个任务，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让他当主任。从那时起，一直到建国。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但搞的很通”；“在法制思想上，王明和董老很接近。董老是科班出身的，日本法科大学毕业，这方面比较专，王明也较专”；“周总理、董老的法制思想是正确的，王明的法制思想是对头的”。[151]

不少论著认为，《婚姻法》是王明主持起草的。《解放日报》网络“开国部长”栏目的《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说：“王明在法制委员会首先主持了婚姻法的起草、立法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制定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婚姻法的工作。实际上，王明从延安撤至山西临县时就开始着手准备婚姻法草案的制定。”“为了制定好婚姻法，王明和他的同行们还学习了马、恩、列、斯关于妇女问题和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学习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的论述，同时还学习和参照了苏联、朝鲜、东欧等国家的经验。王明还亲自带头翻译俄文新版的《苏联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以供参考。”“为了解旧中国婚姻制度及其法律反映，王明与法制委员会的同行还将中国历史上有关婚姻制度的某些史料和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婚姻章加以批判地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王明和法制委员会的同志共同努力下，先后‘搞了41个稿子’，终于草拟成文，它凝结了王明等人的心血。”[152]江海波在《王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前后》中说：《婚姻法》“初稿是由他口述的。那天，王明一口气口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万字的初稿。”[153]旅美法律学者周大伟在《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中说：“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对工作非常投入。据参加婚姻法起草工作的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回忆说，婚姻法报告的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由李光灿记录的。那天，23000字的报告初稿，王明在17个小时里几乎一气呵成。李光灿的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也不乏从一个侧面看出王明的口述能力。”[154]有的文章还说：是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的。[155]陈秋红在《毛泽东“宽”待王明》中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王明及其领导下的法制委员会承担了《婚姻法》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156]

但罗琼在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来信中，认为《婚姻法》并不是王明主持起草的。她说：“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和在该村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当时，中央妇委副书记邓颖超同志和大部分妇委委员刚刚从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回来，“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大约1949年3月初稿即从西柏坡带进了新解放的北平。建国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157]黄传会在《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纪事》中说：罗琼的信“在发表前，全国妇联办公厅专门呈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后批复：罗琼同志的文章属实”。当年婚姻法7人起草小组的成员是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王汝琪、罗琼。“罗琼是亲自参与者，应该说更可信一些。”[158]汤兆云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由王明领衔起草的吗？》一文中也说：“虽然王明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作关于《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但不能说是由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59]

在此前后 曾到清华大学讲过《婚姻法》。[160]

5月12日 给刘少奇写报告，请示关于现役革命军人婚姻的七个问题如何解释和解决，以及党政军民机关内供给制干部的结婚是否仍需受限制并经首长批准。另外还说，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稿及关于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稿，又经12人的委员会详加修改，现正抄寄，今晚或明天定可送请审核。

6月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没有出席。由于王明迟迟不遵守二中全会的决定写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这次中央全会讨论了对他的处理问题。

毛泽东说：“关于王明同志的问题，现在是来不及处理了，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遗［移］交下去，二是作一个决议，还是要他办。因为他在二中全会上口头上承认在二月以后写。他是总头子，他犯了错误他不写，他怀疑少数人有意整他。如果不把这个英雄整下来，别的英雄整不下去。我和他谈过一次话，把他批评了一下，他在上面检查了，讲出了那个话：说我讲知无不言，所以就说……和我谈，我把他批评了一下，第二天就他说他重写。那个东西还算有效。我们说如果有关于历史问题不合乎事实，几年也可以修改；一段不合事实修改一段，一句不合事实修改一句。他发表的一篇，是完全把他的若干历史问题推翻了。我们希望他对他的错误真正有所反省。他说他现在很孤立，人家不理他，我说：你只要有所反省，人家还会不理你？！你自己没有自我批评，人家就不敢惹你。一切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就好了。他不愿意这件事情，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移下去，一个就是像二中全会那样，让他写，他写不写那是他自己的事，看那样好？”

在进行讨论时，大部分人都主张维持二中全会的决议案，让王明写一个检查错误的声明书。彭真说：“为了促进他反省这个问题，还是让他写好。”（毛泽东插话：“比他轻一点的同志都写了，为什么你不照其他同志的办法？为什么你的权利就特别大？”）饶漱石说：“在全党反对无纪律、无组织的这种情况下，中央再三通知他要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而王明同志却公开违反二中全会的决议，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允许，中央就是提倡无组织无纪律。如果下去，他再不写，我感觉王明同志应该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徐特立说：“还是让他写，让他有一个机会考虑，留待下次解决。表示我们还是看重他。”洛甫说：“要他写，他没有写这是错误的，是无纪律；第二还是让他写。假设再不写，四中全会根据这个东西处理。”毛泽东说：“对他不执行二中全会决议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他有所反省改正错误，可是他拒绝了，政治局正式派刘少奇同志和他谈，他根本拒绝。现在提出了两个解决的办法，做两个决议：一是因为他过去不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是无纪律，这是错误的。另外就是三中全会还是维持二中全会的决议案，继续写，把时间搞长一点，在四中全会以前写好。是不是这样好？没有意见就这样了。”

根据讨论中的意见，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王明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的错误，1949年2月[161]党中央在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曾决定王明同志应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当时王明亦曾在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是事实上，王明同志对于这一决定的执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中间虽经政治局的催促，并于1949年10月23日派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与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同年12月20日，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与王明同志谈话情形的报告以后，又曾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王明同志，指出：“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我坚决拒绝写所谓‘三骂声明书’后，毛泽东又想出新的花招来反对我。例如，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他要求中央政治局在决议中写上‘第九项’（关于王明的），而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又要求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两个决定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王明写声明书，承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伪造的所谓‘王明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162]

同日 写信给杨尚昆并请转报毛泽东，说：“经过黄树则、沈谦两位医师轮流注射几天葡萄糖后，心脏衰弱情况已有好转，唯肠炎腹泻未好，每日只能吃少许流汁，故仍不能起来工作，因而不仅党的三中全会会议未能参加，恐政协全国委员会头几天的会议，也很少可能参加，非常着急。除续请假几天外，特将情况报告，请释念。”[163]

7月5日 致信江滨并请转戴老、传颐先生及商委各同志，说商委会起草“公司法大纲草案”时作了一些刑法式的规定，“推其用意，大概是意图以刑罚强制手段来达到控制私营公司的目的。这种想法和作法，是做不得和行不通的，对于一种不是应立即消灭或很快消灭的经济制度，企图用强迫、惩罚的政策来解决与其有关的经济财政方面的问题，会与主观愿望相反而引起坏事的”。接着分析了发生这种偏向的原因，认为第一个原因“似乎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不够”。当前“实际”的基本内容是：1.新民主主义国家根据经济情况好转的需要和共同纲领的规定，需要设法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原有私营企业正常进行和引导私人资本作新的投资，以使之在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起其一定的作用；2.私人资本家由于对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还不够了解，因而对于维持旧企业和进行新投资还有很多顾虑。这就是显明的矛盾——显明的对立关系。颁布一个切合实际的公司法，将对解决这一矛盾有相当的帮助。因此，新公司法大纲主要地需要恰当地解决以下三种矛盾或三种对立关系，即：（1）公私关系；（2）劳资关系；（3）资资关系。第二个原因“似乎是对国家当前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研究得不够”，因此应多多地注意研究一下我们当前经济情况的材料和共同纲领及其他有关文件中所显示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7月26日～8月1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和公司法草案。

7月27日 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1.关于司法工作的重要性问题；2.关于认识法律本质的问题；3.关于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问题；4.关于刑法、民法政策中几个观点问题；5.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此报告后于10月10～19日修改定稿。

在这个报告中，王明在谈到关于犯人劳动性质问题时说：犯人的劳动同一般公民的劳动具有性质的不同。公民（包括广大群众）的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在共产主义阶段是生活的第一乐趣。而犯人的劳动则不同。它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体现对他们在改造中的惩罚，即劳动惩罚论是犯人劳动区别于一般公民劳动的性质所在（大意）。有的学者评论说：“这样说来，劳动因人而异的具有两重属性，即对公民是谋手生段，对犯人是劳动惩罚。这是不对的。”“是主观教条主义认识论的反映，是离开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所产生的主观歪曲。”[164]

在这个报告中，王明还谈到学习苏联的检察制度、工作方法和作风。他说：“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日日夜夜》小说里所叙述的一个苏联军事检察员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上艰苦地进行工作的情形，应该成为我们检察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学习的范例。”[165]

王明后来还写了一个《“关于目前司法工作几个问题”报告提出意见之解答》，主要内容是：1.有关法律问题；2.关于司法制度问题；3.关于创造新的司法制度问题；4.关于反对旧法律问题；5.关于审判问题。后面还谈了如下几个观点：（1）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2）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问题；（3）成份问题；（4）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问题；（5）婚姻法的执行问题。

7月30日 接到中央办公厅27日发出的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他的决定。[166]

夏 与苏联顾问苏打里柯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到天津市和唐山视察夏季人民法院工作，改正了很多不正确的判决案件。[167]

8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说：

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于七月底收到。由于从天津视察回来，又病了一天左右；刚起床，又适逢司法会议召开在即，催着要我赶写报告和突击几个司法法规草案初稿，因而从八月初又病到现在。昨今两日腹泻较轻，特将有关写声明书问题请示：

（1）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因为我身体常病（由于心脏和肠胃交互影响），加之还有法委会一批司法法规及公司法草案等，照政务院决定，应于秋季完稿；同时，要研究这么多的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请示要我在好多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以便我好来计划支配时间（但害病时间，请除外，如目前，照医生意见，至少还需要半个月时间左右，才可能开始工作，因肠肿未消）。

（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放下，不准带出去。我们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请要人查出来还我，以便研究。其他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由于疏散时送瓦窑堡都遗失了，如中央存有，均请允准借我一用。[168]

有的文章分析说：毛泽东“之所以再三再四逼着王明写出认错的书面声明，目的就是为了拿王明的认错书来堵住他人之口。王明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采取拖延周旋战术，就是不让毛泽东如愿”。[169]

8月18日 毛泽东在王明8月17日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170]杨尚昆随后通知了孟庆树，让他代转王明。

8月19日 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拟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绍禹）秦（邦宪）同志”。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171]

9月前 批示对其叔父陈云溪“依法处理”。

陈云溪是王明的四叔，曾参加红军，后来变节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并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土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王明父亲陈聘之劝降后投降，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私藏两支手枪被捕。因他是王明的叔叔，当地政府将此事报道北京，王明批复要“依法处理”。1951年，陈云溪被判处死刑。此案一下子轰动了金寨，百姓称颂王明大义灭亲。[172]

9月上旬 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并向苏联交涉。[173]

9月12日 刘少奇代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传阅后，交师哲译好送苏联大使馆罗申，电报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委员王明同志患肠胃心脏诸病，经长期医治，效果甚少，中共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到苏联治病。是否可行望复。”[174]

9月18日午后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18日复电：“你关于王明同志赴苏联医病的报告，已获悉。王明同志随时都可以来莫斯科，为王明的医疗和休息将会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看后即批交刘少奇。[175]

9月19日 刘少奇给王明复信说：苏共中央已复电，同意你去苏联治病，并已为你准备治病及休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176]

10月前 于北京作七律《寄柳亚子先生》，并说明是“续毛贺其诗后书此慰之”，未发。诗曰：

南国诗人北国侠，山为游伴水为家。

豺狼当道挥刀笔，城府满胸弄钓槎。

壮志飞腾鸣老马，热情奔放咏奇花。

而今华夏新兴日，海羡巨鳌湖羡虾。[177]

10月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央意见及同苏联交涉结果通知王明后，王明致信刘少奇、毛泽东说：“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已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联系。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您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您们宝贵的时间，专此致礼，并祝健康。”[178]

10月25日 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师陈锋禹、保姆陈启珍，在秘书田苏元的护送下，乘火车去苏联治病。[179]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到我家来通知说”，“少奇同志今天上午九点钟把我叫去说：昨夜主席告诉他，决定王明今天下午乘到满洲里去的班车到苏联去，要我马上把一切手续办好。”为的是让他“遇上”美国空军从山海关到满洲里铁路沿线的集中轰炸，以便把他炸死。[180]

王明临行前还于北京孟公府住所作五绝《值得冒险行》。诗曰：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181]

但从上述交涉情况来看，王明赴苏启程的日期根本不是“毛泽东突然决定”的，通知他启程也不是10月25日，说为了使王明“遇上”“集中轰炸”更是无稽之谈。[182]

赴苏途中，他还作了一首五律《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183]

10月28日 于满洲里候车时闻任弼时去世消息后作七律《悼任弼时同志》。诗曰：

若问弼时何许人？党之正气国之精。

愤将义檄触家长，敢作真言忤至尊。

一片丹心蒙不白，千秋青史自留馨。

突然死去群惊动，况我萦绵故友情。[184]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185]

11月12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筹建情况：“即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觉哉）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另由人民大学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约收学生三四千人）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以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但这个任务不久即可完结。人民大学拟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186]

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条例》公布。

据李光灿回忆，在制定这个条例的过程中，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明曾示知专职法委委员兼编译室主任王之相，组织翻译人员赶译了一个四万多字的关于犯人改造和监狱政策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参考。[187]

秋 到苏联后曾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王稼祥。据朱仲丽《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明在谈话中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国内多做工作，只因为肝脏、心脏都有毛病才出国治疗的。就在王明到苏联以后的一次酒会上，有两个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用俄语问王稼祥：“听说贵国将出现又一个铁托？”王稼祥立即进行了反驳，并将此事向国内作了报告。他认为此事可能与王明有关，因为王明到苏联后到处活动，很快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不利的流言蜚语，引起了外界对我们的不信任和误解。

冬 去看望一位原共产国际领导人。

王明在《“两张嘴”和“很多嘴”》的回忆谈话中说：1950年冬，我们从北京来到莫斯科后，去看原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当我们告诉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是什么一回事时，她说：“王明！因为毛泽东非常地怕你，所以他才首先打击你！”

年底 于苏联巴尔维哈疗养院作七律《雪夜散步（与树遵医嘱睡前散步）》，诗曰：

隐约闻声汽笛遥，夜深缓步风萧萧。

十年多病由三毒，百折存心足一豪。

不向九重呼负负，唯从万象见荦荦。

同看此地风光好，柏壮松青大雪飘。[188]

本年到1953年回国前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曾多次向苏联同志们说明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反动实质等。[189]

1951年 47岁

6月 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点名批判王明，文章说：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城市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坏……”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低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他们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他们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主张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去迁就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拒绝中央正确的指示。他们这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活动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在皖南事变中造成了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190]

7月 陈伯达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写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中点名批评了王明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急性病”。书中说：“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有过三次曾经在党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损失。特别是继李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冒险主义之后，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位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冒险主义给革命的损失最大。”

12月 作七绝《王昭君（读李白、杜甫等有关昭君诗随笔）》二首。[191]

冬 作七绝《白公堤（见西湖白公堤织锦画随笔）》。诗曰：

倘若长安为宰相，西湖哪有白公堤？

人民怀念香山老，不在官阶而在诗。[192]

1952年 48岁

春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口语体五言诗《捉放鹂》一首。[193]

8月10日 张闻天探望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194]

11月10日晚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当时去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刘少奇邀他谈话，说毛泽东在朝鲜形势危急时，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派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当他得知杜鲁门不允许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满洲地区，并把麦克阿瑟撤职时非常后悔。[195]

11月 作七律《白宫与华尔街》一首。[196]

这年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七律《成渝铁路通车》、七律《黄河探源胜利》、七绝《玉门油矿》各一首。[197]

1953年 49岁

3月5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大星顿陨（悼斯大林同志）》二首。其第一首是：

普天顿觉大星沉，忆兆同悲斯大林。

世界工农全解放，众将以此慰英灵。[198]

4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书中。根据毛泽东1950年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修改后的决议说：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199]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200]

8月12日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201]

夏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白宫心胆寒（对美国政府闻苏联优先拥有氢弹消息而惊惶失措丑态之述评）》一首。[202]

秋 于莫斯科郊区青松疗养所作七绝《寄明儿（时年十四岁，住莫郊“青松”疗养所）》，后两句为：“我把慈心寄明月，托它夜夜照青松。”[203]

同期 于郊区别墅作七律《莫郊即事》、七绝《寄新中国科学工作者（见莫斯科大学世界科学名人浮雕像行列中有我国祖冲之、李时珍在内随感）》。[204]

10月25日 张闻天偕中国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李汇川探望病中的王明。[205]

11月前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战斗英雄》三首，分别歌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注中说：“这三首诗是亮儿从他的认字本中回忆起来的。那本还有十几首战斗英雄诗以及《小飞机》，《小桔树》等语体童话诗。”[206]

11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五律《武汉长江大桥》及七律《莫郊夕照》。[207]

11月28、29日 离莫斯科返北京前夕作七律《东归晚别红场》一首。诗曰：

五角星红场更红，先师寝旁克林宫。

关山东送千秋月，午夜西听万里钟。

仰探珠穆朗玛顶，俯思沧海大洋中。

峰巅水底有涯极，别意绵绵无始终。[208]

11月29日下午4时 与孟庆树和中国妇女代表团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209]

12月9日 与孟庆树从苏联回到北京。[210]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傅连暲看望王明，说王明回来是“吉人天相”。[211]

12月14日 致信毛泽东，说“九日晨抵京，一路尚好，请释念”；“听说主席身体健康，至为欣慰”；“三年未见，很想有机会见到主席和江青，如主席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见我，请便中示知，以便遵示前往”。

《传记与回忆》说：“毛泽东指使他的军委会卫生部长傅连暲发给各负责同志通知（12月14日），以王明从苏联回来身体尚未恢复为借口，禁止各负责同志来看王明同志。”

12月15日 林伯渠致信王明：“昨晚读手书知归途健适，甚慰。今日午前打电话给孟公府二号[212]，说你出去了。同时得傅连暲同志通知，说你回京后应休养一时期，暂以少接洽谈话为宜。究竟健康如何，盼告我。”[213]

12月 董必武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要王明继续治疗休养的意见。

本年 王稼祥有一次陪同日共总书记会见斯大林，晚宴后斯大林对王稼祥说：“王明在莫斯科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而王稼祥当场拒绝去看王明。[214]

本年 写关于毛泽东从□□□□年秋到1953年这一阶段反对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苏联、反党的基本事实的简要信息。[215]

1954年 50岁

1月28日 致信中共中央说：（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二）“我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特请假”。

2月6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王明与这年作诗《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否定高饶联盟的存在，说这是毛泽东的“阴谋”，其内容是：

毛家一箭射二雕，以邓代刘罗代高。

殃及饶潘为灭口，联盟反党只空谣。[216]

春 于北京作七绝《小院春光》一首、民歌体《成都似北京》三首、七绝《颐和园石舫》一首，并作五律《登北海白塔》一首。[217]

4月8日 胆囊炎和肝炎急性发作。在此之前他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部分工作，此后至9月份法委会取消未再工作。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从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我连续发了七次急性胆囊炎和肝炎。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五月。黄树则和傅连暲等从来怕承认我有肝胆病，因为这样会联系到中毒的历史。我发病后在家躺了五天，第六天不得不搬到北京医院去。医生们诊断是急性胆囊炎，而黄树则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除此以外，还有腹膜炎。’”[218]

《传记与回忆》说：“从1954年到1956年，两年内发生了七次胆囊炎，其中四次在家里治疗，三次在北京医院治疗。这三次都是因为呕吐厉害，必须输液（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才住院的。”

9月下旬 杨尚昆与王明谈话，说法制委员会机关取消了，关于他的工作，等病好一些的时候中央再作决定。[219]

12月14日 致信刘少奇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转述了9月下旬杨尚昆同他的谈话，并追述了回国后各同志去看他及他的病情，最后说：“像我现在身体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担负任何比较紧张吃力和经常系统性的工作，但有时身体比较好一些的时候，若不多少参加一点工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不能劳动的废人，精神上是异常痛苦的……因此，我要求中央考虑分配给我某些轻轻的工作试试看。”

12月22日 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说深受“感动，为我国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兴奋愉快”，提出了两点文字修改意见。其第二点是可否考虑在绪言或第九章“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一句后，加上“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和兴趣”。[220]

12月25日 致信杨尚昆，说现将我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几点意见送上，请代为转交现在负责修改这一草案工作的同志参考为感。

本年 毛泽东在给贺子珍的信中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221]

本年到1956年 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说：此间王明“又和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抗”。

1955年 51岁

1月～2月底 连发肝胆、肠胃、心脏等病三四次，至4月初仍未起床。

2月7日（阴历正月十五日） 作七律《病中忆金寨元宵》。[222]

3月 作七绝《春梦还乡仍少年》，诗曰：

柳翠莺黄桃杏红，故乡无处不春风，

纸鸢竹马牧歌乐……好景何堪似梦中？[223]

3月30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给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信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陈绍禹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他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224]

4月1日 致信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说：

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地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信中还说希望这次手术能除去胆石，“使我不经常犯病，使我有力量能向党补课，主席和同志们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计划，请指示”。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225]

春夏之间 由于病情恶化，再度住进北京医院。[226]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五年夏我又病重入北京医院。外科医生邵大夫给我滴注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每分钟滴六十滴；这是邵大夫事后承认的，但他说是外科王主任吩咐的。滴注开始数分钟后邵大夫走了。而我浑身冷得发抖，很厉害，用六个热水袋和盖三床棉被也毫无用处。我面色苍白，头上豆大的冷汗直流，心脏颤动，浑身难受。庆树请护士立即拔掉针头，但护士说：‘邵大夫吩咐没有他不准停止滴注。我去找他。’护士走后，庆树立即拔掉针头停止滴注，并马上注射樟脑剂强心，我才慢慢平静下来，但心脏仍然衰弱。过了许久，护士才把邵大夫找来。他见已停注，很不高兴，说应当等他来决定如何处理。”“当时在北京医院外科工作的苏联专家雅·莫·沃罗申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告诉我们：‘象王明同志这样的身体，最好是每分钟注二三十滴，哪能每分钟六十滴！以后再遇到滴注时，要密切注视玻璃管显示的速度。’他认为孟庆树同志做的对，否则王明同志的心脏会支持不住的。”[227]

10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228]

10月2日 由孟庆树代笔致信刘少奇，请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说：

今天下午孟庆树同志告诉我关于中央通知七届六中全会明日开会的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现在我要她用我的名义再给中央写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请假外，并提出下列意见，请中央考虑。

七大以来的10年期间，我只有约一半时间曾带病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则因病不能工作，从去年4月，我的肝胆病急性发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来，肝胆炎连续不断发作，使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心脏也极度衰弱，右手已10个月不能动……

由于病的关系，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几次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也不能参加党的工作，这就是说，我的身体情况使我不能对党尽一个中央委员起码责任，因而我认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秋 作五绝《伤脑筋的愉快（重新翻阅黑格尔哲学著作随笔）》。[229]

12月 又因肝胆炎急性发作住进北京医院。[230]

本年 试对一绝对。王明在说明中说：“儿时在家乡，55年在北京，均听人谈几乎百年无人能对之绝对，其联文云”；

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

试对（一）

日月照沧海，双悬玉兔金乌。

试对（二）

海山列关口，四时虎啸龙吟。[231]

1956年1月 52岁

1月 于北京医院作七律《学气功》。[232]

[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1页。

[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3页。

[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5页。

[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0、194页。

[5] 又见《传记与回忆》。

[6] 曹仲彬：《访问田书元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59～360页。

[7]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882页。

[8] 《中共半世纪》，第124～125页。

[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6页。

[10]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35页。

[11] 中共代表团编《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12]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15页。

[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7、198页。

[14]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29页。

[1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32页。

[1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33页。

[17]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

[18]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17页。

[1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9页。

[20]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608～609页。

[21]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0页。

[2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1页。

[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2页。

[2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53页。

[2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2页。原文是“催杨家岭搞法委”。

[27]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

[28]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中央法委会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工作底报告》，1948年12月。

[29]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原文为陈谨琨。

[3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

[31]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

[32]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33] 《谢觉哉日记》，第1077页。

[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3页。

[3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87页。

[3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90页。

[37]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

[38] 《传记与回忆》。

[39] 《中央法委会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工作底报告》，1948年12月。

[4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22页。具体内容不详。

[41] 《传记与回忆》。

[4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4页。

[43]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44页。

[44] 《中央法委会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工作底报告》，1948年12月。

[4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47页。

[46] 即李木庵。

[47]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47页。

[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5页。

[49]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51页。

[5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52页。具体内容不详。

[5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6页。

[52]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53] 《谢觉哉日记》，第1166页。

[54]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66页。

[5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66页。

[5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67页。

[5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8页。

[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9页。

[59]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83页。

[6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68页。

[61]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说：“王明与谢觉哉二次往中央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到达，约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返回。”

[62] 《谢觉哉日记》，第1170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1255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页。

[6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78页。

[6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81页。

[67] 《传记与回忆》。

[68]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82页。

[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0～211页。

[7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192页。

[71] “西柏坡纪念馆网”（http：//www.heb.chinanews.com.cn/xibaipo/29/2009/0622/437.shtml）2009年6月22日。

[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2页。

[73] 《谢觉哉日记》下册说：他与王明“往司令部，夜宿行署”，第1194页（与下面的注释内容同时间不同？）。

[74] 《谢觉哉日记》下册说：他“距神池十五里地，遇王明坐吉普车来”，第1195页。

[75]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7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3页。

[7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27页。

[78] 即朱豪。

[79] 《谢觉哉日记》下册说：他与王明“往司令部，夜宿行署”，第1212页。

[80] 即朱豪。

[81] 《中共半世纪》，第38页。

[82] 该刊资料室：《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83] 邸延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第234～235页。

[84]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22页。原文把朱豪写成“诸侯”。

[85] 《谢觉哉日记》，第1237页。

[8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56页。

[87] 《中央法委会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工作底报告》，1948年12月。

[88]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67页。

[89] 《传记与回忆》附录Ⅳ《王明写作要目》。

[90] 《传记与回忆》附录Ⅳ《王明写作要目》。

[9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4页。

[9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6页。

[93] 《谢觉哉日记》，第1269页。

[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18～219页。

[95] 《传记与回忆》。

[96] 《谢觉哉日记》，第1271页。

[97] 《中共半世纪》，第59、65页。

[98]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78页。

[99]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81页。

[10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82页。

[101] 〔俄〕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原载〔俄〕《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102] 周大伟：《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二），“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www.chinalawinfo.com/）。

[103]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84页。

[104] 《中共半世纪》，第118～119页。

[105] 《杨尚昆日记》上册，第48页。

[106] 《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107] 《杨尚昆日记》上册，第49页。

[108] 《杨尚昆日记》上册，第51页。

[109]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一文说王明的这次发言是3月10日，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110] 《杨尚昆日记》上册，第51～52页。

[111] 《杨尚昆回忆录》，第283页。

[112] 《杨尚昆回忆录》，第283页。

[113]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3～265页。

[1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9页。

[1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4～525页。

[116] 《中共半世纪》，第119页。

[117] 《中共半世纪》，第120页。

[11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0页。

[119]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12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1页。

[121] 《谢觉哉日记》，第1286～1287页。

[1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2、223页。

[123] 《谢觉哉日记》，第1290页。

[124]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68页。

[125] 顾寿椿：《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回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师生参加南下解放军工作团》，李士群主编《永恒的信念：写给志愿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大人》，第67页。

[126] 即沈钧儒。

[127] 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历史沿革（一）：（1949～1969年）》，“法治新疆”网（http：//www.fzxj.cn/view.asp？id=62074）2009年12月21日。

[1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6页。

[129] 《谢觉哉日记》，第1292页。

[13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292～1293页。

[1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5页。

[132] 《传记与回忆》。

[1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4页。

[1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7页。

[135] 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法制委员会、司法部、政法委员会。

[136] 《中共半世纪》，第121页。

[1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8页。

[138] 《传记与回忆》。

[139] 《传记与回忆》。

[14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28页。

[141] 许鸿向佟英明提供。

[142] 原信无年份，此系编者判定。

[143] 《张志让（1894～1978）致陈绍禹信札》，“博艺网”（http：//yz.boyie.com/index/viewauction/133356.html）。

[144] 《传记与回忆》。

[145] 黄传会：《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纪事》，《档案春秋》2006年第12期。

[146]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88页。

[148] 载《国家与法权理论参考资料》。

[149] 戴茂林等：《访问李光灿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73页。

[150] “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3380），2007年6月16日。

[151] 何立波：《王明落寞的后半生》，《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

[152] “连载阅读”（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4419/node83585/userobject1ai1376213.html）。

[153] 《党史天地》2001年第5期；又见吴跃农《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党史博采》2001年第4期；霞飞《王明口述17小时，第一部〈婚姻法〉出台》，《文史博览》2010年第2期。

[154] “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3380），2007年6月16日。

[155]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4日。

[156] 《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5期。

[157]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3月22日。

[158] 《档案春秋》2006年第12期。

[159] 《百年潮》2010年第2期。

[160] 王勤谟：《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的杂忆》，谢振声主编《江北之骄》第2册，第137页。

[161] 应是3月。

[162] 《中共半世纪》，第120～121页。

[163] 本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64] 李光灿：《我国第一部劳改法问世的回顾》，《劳改立法资料汇编》（教学参考资料之六），第418～419页。

[165] 原载《中央政法公报》第31期，引自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第58页。

[166] 参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23页。

[167] 《传记与回忆》。

[16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所说内容与此不同，第123页。

[169] 叶铭葆：《“王明路线”命名考辨》，“中华网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7/26/50/1_1.html）2009年3月25日。

[17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71页。

[1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

[172] 熊廷华：《王明的这一生》，第358～359页。

[173]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74]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75]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76] 《传记与回忆》。

[17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9页。

[178]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79] 何立波：《王明落寞的后半生》，《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

[180] 《中共半世纪》，第39页。

[18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0页。

[182]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1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1页。

[1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2页。

[185] 《传记与回忆》。

[18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64页。

[187] 李光灿：《我国第一部劳改法问世的回顾》，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编《劳改立法资料汇编》（教学参考资料之六），第414页。

[1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4页。

[189]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190]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31～32、42～43页。

[19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5页。

[19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6页。

[1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9页。

[19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31页。

[195] 《中共半世纪》，第162～163页。

[19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1页。

[19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37、238、240页。

[1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3页。

[199]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7，第913～920页。

[20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201]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1975页。

[2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4页。

[20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2页。

[2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5、246页。

[20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42页。

[20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7页。

[2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8、249页。

[2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0页。

[20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943页。

[210] 《传记与回忆》；何立波：《王明落寞的后半生》，《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

[211] 《传记与回忆》。

[212] 即王明在北京的住处。

[213] 《传记与回忆》。

[214] 原载《中国现代名人轶闻录》，见《广东党史》1994年第4期。

[215] 《传记与回忆》。

[2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5页。

[21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1～254页。

[218] 《中共半世纪》，第42页。

[219] 《王明给少奇同志并主席和书记处信》，1954年12月14日。

[220] 《陈绍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几点意见》，1954年12月25日。

[221] 《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叛徒的足迹——王明叛党真相》，文博编著《中共往事钩沉（1）·浪底真金》，第117页。

[2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6页。

[22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7页。

[224]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78页。

[225]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78页。

[226] 《传记与回忆》。其中所写内容与《中共半世纪》一书内容基本相同。

[227] 《中共半世纪》，第43页。

[22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4页

[2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58页。

[230] 《传记与回忆》。

[2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80页。

[23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0页。

七 第三次到苏联

1956年1月 52岁

1月30日 再次去苏联治病，2月1日到达莫斯科。[1]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临行前，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曾去看望他。“从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渡〈度〉过这最后十八年漫长的岁月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因病犯躺在床上，最后十年连吃饭都是躺着吃的！”在这期间，王明同志除写诗歌200余首外，“还经常关心国内外时事”。

由于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中国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恢复。[2]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王明“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3]

有的文章则分析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对王明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一再要求王明写出书面声明，要他承认自己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以便白纸黑字，办成铁案。而王明则只承认有错误，拒绝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把事情做绝，没有强迫王明写声明书，并同意王明去苏联治病。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做绝，一是此时的王明已经不构成对其领袖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二是考虑到王明的苏联背景。当时中共奉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如果为王明的处理问题与苏联彻底闹翻，毛泽东在此时还没有这个胆量下赌注。可以设想，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往苏联，而是留在国内的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王明的下场不会比刘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气不足，有点心虚。不以事实为根据，硬要把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账算在王明头上，的确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否则，以毛泽东的强悍个性，绝不会对王明高抬贵手，善罢甘休。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说明，所谓的‘王明路线’，的确是毛泽东的指鹿为马，博冠王戴。”[4]

2月14～25日 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3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谈到抗战期间斯大林开始时支持王明等等。他提议写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

3月 于莫斯科郊区应其子明儿之求作七律《中苏航空线上》诗一首，以记此行。[6]

春 作七绝《观赏白石老人画作漫题》一首，七律《咏日（应亮儿要求而作）》三首，七绝《寄明亮两儿》一首。[7]

4月2～4日 毛泽东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句后，加写了下面的话：“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一句后，加写或改写成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8]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他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9]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谈到“第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路线”，他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

4月29日 毛泽东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11]

4月 作七绝《奠边府大捷两周年》二首。[12]

夏 作口语体七律《蜀道不再难（闻宝成铁路通车随笔）》、自由体诗《割麦》。[13]

6月28日 毛泽东在《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谈话中谈到“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很大的错误”，其中就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14]

7月14日 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王明等是“反面教员”，“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5]

7月31日 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陈绍禹同志：“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召开。你将由北京市党代表大会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条件许可，中央盼你能出席这次大会。希望得到你的答复。”[16]

8月6日 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李富春同志：“（一）请你去看陈绍禹同志，面告他八大的会期（九月十五日开幕，九月一日起开预备会议），问他的身体情况，可否回国参加八大（中央已有另电通知他出席八大）。如果他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八大，请问他是否准备对大会提出书面的意见。”“（二）谈话情形望电告。”[17]

8月30日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一方面指出王明是“反面教员”，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18]一方面既批评王明的错误，又主张继续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反复阐述这样做对于团结和教育全党的重要意义，他说：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时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做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19]

9月8日 自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请转中央和主席说：“自8月7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虽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的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来电请假。”在赞扬了党的七大至八大期间所取得的胜利后，他接着说：“我谨祝我党八大工作完满成功，我深信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为实现八大决议而英勇奋斗，在与苏联共产党及各国兄弟党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胜利。”9月10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20]

9月10日 毛泽东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王明在历史上犯过很多次路线错误，其中就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21]

9月12日 王观澜致信中共八大代表团林枫并请即转主席并中央，说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问题，我完全拥护中央提出的名单，放弃不选王明同志的意见。“但是还有一点意见，就是王明同志，一直到今天，没有令人满意的表示，这是很遗憾的。王明、博古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路线，是与党的路线相背驰的。这已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二十六年来革命史实证明了的。它在遵义会议前四中全会前后，整整四年中，不能领导革命基本力量和团聚可能革命的一切力量走向发展、走向胜利，而是大大地断送和削弱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拒绝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历史是无情的，王明、博古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路线，它给中国革命以极大损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个人来说，我几乎是这个路线的牺牲者。（过程和痛苦不细说了）。我极端的仇恨这个路线……我从在莫斯科参加反王明、博古领导的支部局斗争受警告后，一直像负过立功似的……一九三八年王明同志回国不久吧，他不顾青红皂白地又给我戴上了一顶不相称的托派嫌疑的帽子（也不合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清党结论）。我在痛苦中觉得他的派别成见太深了，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宗派主义者！”他还说：“党对王明同志本人，是做到胸襟宽大仁至义尽了。七大时没有很好的反省，七大以后十一年的漫长时间，应该有积极反省自己错误的表示，可是结果没有。到了八大是他最后表示意见承认自己错误的最好时刻了。因此，我还是希望他在八大正式开会以前，王明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诚恳地无保留地承认的表示，这对他自己，对党，对国家都有好处。”

9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22]

9月18日 傅连暲致信吴芝圃请转中共八大中南代表团报中央，说关于选举王明同志继续担任我党下届中央委员问题，经主席一再指示，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党治病救人、从团结出发的伟大精神和照顾国际影响的原则，我保证根据这一指示，忍痛投他一票。但信中接着说：“从我党的历史上看，王明同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给党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他的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时我党在白区的组织完全被他搞垮，在苏区的组织也几乎完全被他搞垮，即以我个人的亲属所受的摧残而论，由于他的错误路线，被杀害者就有五人之多。对于他给党的危害，任何同志回忆起来，都深觉惨痛。特别严重的是他至今尚无承认错误之意。即以此次他给中央的电报来看，只是贺电式的官样文章，毫无自我检讨。最近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老医生斯洛巴将尼克同志来我国，我向他询及王明同志健康情况。据他讲，王明同志几个月来，体重增加十三公斤，每日能走很多的路，行动几如常人，如以现在的活动来估计，他可以担任工作。自此，可以证明，王明同志来电所述与他自己身体状况完全不相符的，他是有意躲避不来出席我党此次大会的。为了说明他的思想，我有责任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中央，供中央参考。无论他此次能否当选，都希望中央今后经常对他进行更大的帮助和教育。”

9月24日 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批判王明说：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是可以直接见到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23]，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24]

9月25日 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中说：“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抗日战争时期，“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25]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的功劳有世界意义，他的错误也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各国的党。当我们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在1931～1934年王明路线时就是如此。抗战初期，他要我们一切支持蒋介石，王明是执行这个意见的，但我们中央有不同的意见。[26]

9月27日 中共八大闭幕。王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陈绍禹及其支持者再次被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直到这时，种种迹象表明，陈才是彻底被打败了。八大后，他从政治局刷下来，只在中央委员会保留一个最低的职位。”[27]

秋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无尽宝藏（择读内经随笔）》、七绝《望云》。[28]

冬 作民歌《铲雪（就明亮两儿铲雪事与亮儿谈民歌习作）》。[29]

本年 作七绝《记苏伊士运河事变》。[30]

本年到1963年 据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附录文章说，王明虽常犯病，但经常和苏联同志们谈到毛泽东的错误。[31]

1957年 53岁

1月9日 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明是“反面教员”，他说：“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32]

5月 作《闻父死》古体诗二首。诗下注曰：“得电父于1957年5月11日1时在北京医院逝世。我父曾作鄂豫皖苏区合作社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革命成功前，曾被敌人捕去5次，受过严刑讯问，始终坚决不移。”第一首诗曰：

何必陟岵兮，处处见我父。

何必陟屺兮，处处见我母。

哀我父母兮，先后已作古。

恸我此生兮，再不见父母。[33]

10月4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五绝《第一颗人造卫星（记苏联10月4日放卫星成功）》。[34]

11月6～21日 毛泽东率代表团访苏期间，曾派代表团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与黄树则去看望王明。据黄树则回忆说：“1957年，毛主席、杨尚昆一起去苏联。杨尚昆让我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去看望王明。我们去看他时，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我去时，他只有点神经官能症，别的已没有什么病。他谈笑风生，还留我们吃一顿饭，吃的是包子。王明去苏联，好多年党中央都给他送东西，他自己也要东西。后来接到苏联专家给中央写的病情报告，说他只剩下神经官能症，可以回国了。但他自己不愿回来。”[35]

冬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雪林》、七律《久雪》。[36]

本年 作七律《太史公（见报载司马迁诞辰随笔）》，诗曰：

凶残宫腐尚存头，史记辉煌万古留。

汉室匈奴难一理，李陵苏武各千秋。

忠言逆耳遭横祸，赎罪无人敢代筹。

封帝淫威虽已去，望书怀想不甚愁。[37]

本年 作七律《所谓反右运动的真相》，指责反右派运动，并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并无右派大联盟，惟有一心要害人。

千样阴谋千道诏，百花齐放百家鸣。

指毛差错都成罪，说列高明便处刑。

迫使九州喑万马，独夫神化更横行。[38]

本年 作七绝《秦汉兴亡（亮儿读故事诗出题试作）》4首、七绝《三镇两山跨一桥》。[39]

本年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40]

1958年 54岁

1月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41]

3月4日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致电毛泽东，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所谈的王明的一些情况。内容是：

二月四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通知我关于王明的一些情况。他说，根据医生的诊断，王明目前健康情况尚满意，已不需再进行其他专门治疗，可回到中国继续休养，库西宁说，最近王明主动同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工作人员谈话，对苏方把他的病况和诊断通知我中央一事表示不满，苏方是根据杨尚昆同志的询问这样作的。此外，王明主动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到，他同我中央领导的某些分歧，他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党内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王明认为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工作时期，虽然犯了个别错误，但不能认为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不同意毛主席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和估价；一九四二——四三年中央要求他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目的是为了要逮捕他。王明说，我中央认为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全部工作是错误的，估价是不正确的；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批评他犯了右倾错误，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整风时，中央毫无根据地强迫百分之八十的党员进行自我检查，也强迫他检查自己，但他拒绝这样作。王明认为那次整风运动助长了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个人崇拜的流行。王明说中共中央对他在反立三同志的错误后，所作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不正确的，因为他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谈话中，王明还夸大了他自己在争取苏联援助我们抗日方面的作用。库西宁说，王明对我中央依然抱着集团宗派主义的观点和情绪，他的政治病尚未医好。由于王明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及一些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库西宁因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工作，故认为有说明以下三点情况的必要：

（一）王明谈到，毛主席怀疑共产国际方针路线的正确性问题。库西宁说，如果过去或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某些指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是有权利这样作的，也是有根据的，不能认为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是正确的，难道共产国际会比中共中央更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吗？执委会当时同中共的联系较少，基本上是通过王明联系的，而王明往往以个人的主观意见代替中共中央的意见。

（二）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曾企图使执委会通过一些极其主观片面的决议，一般地都表现出左倾和官僚主义的趋势。为此，领导机构经常批评他。他常常强调自己是享有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的，他提出的建议如库西宁（当〈时〉的东方部部长）不同意，他就向执委会书记处甚至向斯大林提出。

（三）王明为了辩护自己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认为是盲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错误的。库西宁说，共产国际没有过任何让他反对毛主席，违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活动的指示，相反的，当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从来信中得知（约在一九四零年）王明的宗派活动情况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曾责备过他，并将此事向库西宁谈过。

最后库西宁说，这一工作人员是口头向党报告的，词句上可能有出入，但所说的问题是不会有错误的。同时表示，王明不必要继续在苏治疗，他在苏联也超出了病人活动的范围，这个问题由我中央决定，希望知道我中央的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王明仍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并用两面手法进行挑拨性的活动，值得严重注意。此人已无改过认错的希望，我建议王明的错误要考虑作进一步严肃的处理，首先应令其回国。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1959年我和国际部某同志谈了一些中共内的情况，尤其是谈了毛泽东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的情况。不料古西宁把我谈的材料送给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去了！刘晓又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以为苏联不愿帮他建立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毛泽东叫刘晓告诉古西宁说：‘不要用王明来作交换！因为王明已是个政治僵尸，随他愿意在苏联住多久都可以！’”

3月9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42]

3月10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他还说：“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43]

3月18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谈话时的插话中几次批判王明，他说：

（抗日战争时期）“他从国际回来，搞了‘六大纲领’、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那一套，把我们那个十大纲领推翻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因为忽然一天早上标语由十大纲领改为‘六大纲领’，你有什么法子管？所有那个时候的中央局以及白区的工作，统统听长江局，并不听中央，什么人听中央呀？！有文件可查，有事实可查。他在那里分裂党，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他不登，说太长，但是陈克寒关于晋察冀的那个报道比我那个还要长，可以登，我这个就是以太长为理由，出个小册子解决。打电报来，我回了电报，我说要登，决不让步！他也是决不让步，决不登！你看，中央在哪里？你是党报，还是派报？我说是‘派报’，宗派主义之报，是没有登，你们现在去查武汉时期那个‘新华日报’，就不登我的文章。而延安的报纸小得多，叫‘新中华报’，三日刊，给我全文登了。我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买，你有什么法子？”

“同是第三国际回来的人，他是十二月回来的，王稼祥是第二年四月还是五月回来的，隔那么四、五个月。王明没有圣旨的，没有什么圣旨到，要我们接旨，他是口喊‘天谳’，说是斯大林怎么讲怎么讲。但是隔四、五个月，王稼祥回来，那是有圣旨的，有个决议案，对于中国有八条，还是几条，那个我们是赞成的，因为它要发动群众，要讲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发动群众，不要讲民主，照蒋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触动蒋介石。究竟谁反共产国际？王稼祥一个共产国际，你王明一个共产国际，你也没有旨，你究竟还是朝廷旨意，还是六部公文？既无六部公文，二无朝廷旨意，你又要收鱼税银子。（笑声）隔五个月，朝廷旨意来了，你说谁反共产国际呀？”

（当陈伯达说到“新华日报”不断登王明的像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时）“他那个像片送得多了。贺龙也接到像片了，关向应也接到像片了，我们这些将军都接到他的像片。可是这一条我没有他厉害，我没有送像片。”

（当陈伯达说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代有许多新语言时）“这要感谢王明，这是他逼出来的。第一个逼是蒋介石，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第二就是教条主义，把我们教会了一点。还有陈独秀主义。有了陈独秀，有了王明，我们这个事就好办了。因为他们讲，我们搞的是一点什么主义都没有了，什么国际主义都没有了，共产主义都没有了，叫做‘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凡是有机会，我都射箭，一切明箭、暗箭我都回的……那个时候我是个多产作家，出卖我这一套。总而言之，是他逼出来的。”

（当陈伯达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就是违背王明的意志才成立这个共和国，照他那个搞法，就是不准备胜利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六大纲领’，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国民党等于共产党，共产党等于国民党，那为什么打倒国民党呢？”

毛泽东在插话中还说了一段话，大意如下：“王明如何处理？开除不利，调回来他就没有□了，没有市场了。不如让他在莫斯科，还可以有对象说说自己的话。不必调回来。可以让他翻案，拖二十年再说，等到我们超过英国再说。”

春 作口语体七绝《戒行反言者》、民歌体《麻雀问》、七绝《广州城南凤凰树（阅报随笔）》。[44]

5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批评王明说：“斯大林欠我们几笔账，主要是两笔账：一个是王明路线，一个是不许革命。王明路线整得我们好苦。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抗日时期）也是奉他那个圣旨。”

5月20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时，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例如军队代表团谭友林提出，中央委员会中有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的，如王明同志，仍作中央委员是不妥当的。莫文骅提出，王明同志非但不检讨，还在进行挑拨。甘泗淇建议，对王明同志的问题应作处理。四川组有的提出：要求中央把王明调回来。因为王明现已不是在国外养病，而实际上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央对王明的处理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而王明至今尚无悔改的表现。

6月12日 一夜写成诗32首，起名《梦吟》，记述他同孟庆树从1927年冬初次见面到此时31年的主要经过。他当时注解说：“近来心脏、肝、胆、肠、胃病连续并发，情势危殆。是夜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竟于朦胧中成诗卅二首。醒后自觉惊奇，乃决抄存念。”并说：

病重来奇梦，诗成如有神。

连绵卅二首，汗雨到天明。[45]

其中的《长存》一诗曰：

海可浅枯山可平，日常出没月升沉。

形躯纵死精神在，地老天荒挚爱存。[46]

7月7日 作七律《消灭血吸虫的第一面红旗》。[47]

7月22日 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48]

8月16日 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继续治病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49]

8月30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王明时说：“王明也是个右派。为什么又选他作中央委员？这种右派跟章伯钧不同，因为他是共产党，名气很大，那你得当中央委员，你不当不行！（笑声）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不当中央委员。因为当中央委员，大家有个印象，他不当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当中央委员有这么一个道理……王明没有自我批评，他写了一个信来，想不当了，我的意思还要当。他的原则是要开会（中央全会或者党大会）就得病。但是我看还得当一下，当了有益处。”

秋 作自由体诗《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七律《如此“主脑”》、七律《寓秋月之夜》、五绝《学诗（答亮儿问学诗难易）》、七绝《病危梦母忆父》。[50]

11月4日 收到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后，在这天写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报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很长的电文，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发电或交人带交中共中央。电文中说：“因病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八大二次会议前，病情又一再恶化，感到身体没有再工作的可能，曾先后托刘晓同志带信和致电中央并主席，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委员职务，迄今未得中央复示，也未见到刘晓同志。现又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央决定召开六中全会给我的通知，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因身体状况仍很不好。”“如我能为党多少做点工作，不仅可以尽到一点党员的责任，而且可以享受到参加劳动的幸福。可是我的身体不仅还不能劳动，辗转床褥，一切尚需别人照顾。因而又不得不向中央请假，请求批准。实在不胜遗憾。”

这封电文后面附了他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个口号译文的意见，供中央参考。部分内容如下。

附：（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口号的前一句说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以个人为主词的，原译文是没有问题的。后一句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个成员的待遇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原译文“各取”二字不仅以个人为主体，而且原文中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文可能被了解为个人可以任意取其所需。

（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句都是以社会为主体，所以中文可以简译为“按各所能，按各所劳”。原译“各尽所能”与俄文原意由社会要求每个成员按其所能来劳动的意思是有差别的；原译“按劳取酬”与俄文原意由社会按每个成员的劳动给以待遇是不同的，而且原文中也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按劳取酬”，就使以社会为主或以个人为主问题含糊不清。

《传记与回忆》说：“1958年，王明同志虽多次严重犯病，但他仍经常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也就是在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政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自吹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时，王明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改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口号的翻译错误，以便使中共中央懂得：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跳过，而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建成的。”

《写作要目》说：这个请假电“主要内容除请假外，提醒中央注意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关于两个阶段原中文译法错误，和应当如何改正及其改进。”

12月 作口语体七律《第四面毛旗（毛泽东决定缩减全国粮地三分之二）》。[51]

冬 作七律《艾烟芝影》、七律《病榻对雪》、自由体《不知之谈》、口语体五律《保资跨灶》。[52]

本年 还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病重梦中忆母》5首。

本年 开始作一些回忆性的谈话，由夫人孟庆树加以记录和整理。

从这年开始至1974年去世前，王明谈了《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等，后来孟庆树根据他的回忆整理成了《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

孟庆树1970年7月16日写的《我的说明和希望》说：“自1958年，王明同志又曾一度病重，情况危极，我开始感觉到要利用他身体稍好些时，写点‘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目的是想把他知道的一些有关中共和其他国际问题的重要历史事实，写出来记下来，留给中共中央作将来推翻毛泽东伪造的党史，重写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马列主义历史学原则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参考。”

本年 开始学习中医。

《传记与回忆》说：1958年，王明因屡次病重，除服西药外，又服中药，并从北京中医研究院请来两位中医为王明治疗。“王明同志自己也经常学习中医，他想把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写成一本书，可惜体力不够，他只写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的提纲”。下面，就是这个提纲的内容：

中医理论与实践问题概要（提纲）

（一）阴阳论（根本的出发点）

（二）三才论（或天人合一论——阴阳论之第一步发展）

（三）五行论（阴阳论之第二步发展）

（四）经络论（十二经络，十四经络，奇经八脉——阴阳论之第三步发展）

（五）气、血、水论（阴阳论之第四步发展）

（六）营卫论（阴阳论之第五步发展）

（以上为阴阳论在生理方面的运用）

（七）三因论（阴阳论在病理方面之应用）

（八）四诊论（阴阳论在诊断学方面之应用一）

（九）八纲论（阴阳论在诊断学方面之应用二）

（十）八法论（阴阳论在治疗方面之应用）

（十一）辨症论治（阴阳论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之联合应用）

（十二）中医治疗方法类别（阴阳论在治疗方法上之应用）

（十三）中医之分科

回忆录中还说：“王明同志认为《内经》不仅是古典的医学著作，而且是古典的哲学著作。他认为《内经》里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各个对立面及其相互关系，写得最好的是《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内篇：‘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而神仙之府也。故治病必求其本。’”“王明同志不仅研究《内经》等古典医书，而且研究和实践了经络气功”，并写有《经络气功法概要》（提纲）。

1959年 55岁

2月2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王明路线，教条主义，叫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多，自己的报纸上吹，总是百分之百，而把别的人讲成‘一贯的机会主义’，在世界观同方法论上，叫做‘狭隘经验论’。经验论就是经验论，还有什么狭隘的经验论，宽广的经验论？他要把我们这种经验论讲成比历史上的经验论还坏些，所以叫‘狭隘经验论’。这不是王明，而是别的人，在那个时期就是这个风。”

“第二次王明路线，根本否定我们这条路线，另提出‘六大纲领’。这是在抗战时期，他回来，那个声势浩大，迷惑了很多人。这个王明路线一次不行，还要搞两次。这个路线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代表许多人，代表许多机会主义者，混入党里头的中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中间的极不稳定的那一部分。现在这个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还有没有呢？这一次六中全会来一封信，这封信比过去的信比较好。可能是因为这样：王明告了我三条洋状：一是反国际路线（就是第三国际）；二是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讨（就是我们整风）；还有一条叫搞个人崇拜。苏共中央通过库西宁同志（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过去在共产国际负责任）告诉我们刘晓同志，说王明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我。苏联想把他送回来，说这个人，现在要讲他有病，只有那么多，要讲他无病，又是有病，他拿了不好办，怕跟我们党搞坏关系，想送回来。这是个瘟神。（笑声）刘晓同志打电报来，说这个事，后头刘晓同志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在中国这个空气里难活，问题就是没有鬼上门，谁也不去跟他吹吹谈谈。这个问题，他在西柏坡跟我谈过，他说，没有鬼上门啦！我说，别的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有鬼上门？我就举罗迈为例，我说，此人犯过几次错误，犯过路线错误，现在因为他改了，鬼就上了门了，问题是你就不改，你又不放一点空气出去，口边又没有一句话，说是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人家那个敢惹你？他说，我这个人处之不公，对别人那么宽大为怀，对他这么刻薄。还说什么鬼不上门，都是我布置的，都是招呼了的。（笑声）我说，我就没有招呼，那一些鬼上别人的门，所有的鬼都不上你的门，我就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他不信，他说一定是你招呼了的。我说，这个人还是让他在莫斯科生活，我们负责他的生活费，我们不怪你们，你们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很好，不会妨碍我们两党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苏共中央，这回开六中全会又去信让他来，他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他，他这回不讲辞职了，而积极建议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翻译有所改正。”

2月8日（春节） 作七绝《欢度春节》。[53]

3月1日 作七绝《史水流光（题〈人民画报〉载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彩色照片）》。[54]

春 读杨济洲著《针灸大成》后作七绝《扁鹊——秦越人先生墓》、七绝《第一颗人造卫星》6首。[55]

8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第二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第一次王明路线的人，除了王明，现在都参加工作，洛甫同志现在又发生动摇，而王明呢？他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今年，还是去年，他来一封信，这一封信我看了很高兴。（刘少奇同志：谁晓得他怎么样啊？）那是呀。”

“第一次王明路线也是个分裂的斗争，他不是取得统治地位，他把党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机会主义者’，他们叫‘布尔什维克’。我听了张鼎丞同志讲了一篇，把你们福建的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取去，把你们封为罗明路线什么东西，你看，这事实上是分裂嘛。还有什么邓、毛、谢、古。给我封了两个称号：一个叫做‘狭隘经验论’……那是任弼时同志给我封的，封得很好，因此我就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什么叫经验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至于政治上，叫做‘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什么‘游击主义’、‘山上主义’。这对我很大的帮助。”

“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上两个中央：武汉一个，延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个留守处。”

“王明，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他转来。他有一封信表示好，我们就感觉到很高兴。我想同志们也会感觉到高兴。不过，我们满腔热情帮助，对王明帮助不上，他都不回来，他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实在想把这个瘟神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愿意招待这个瘟神了，恐怕搞坏两党关系。后头我们经过刘晓跟苏共中央讲：不要紧，这个人活在那个地方比较好，那个气候比较适合，活到北京中国这个地方反倒不好。我们出钱，出饭费、房费，不过是麻烦你们招待一下。洋状已经告过了，无非再告，三告，凡告洋状我都不怕的。我们常委也议过洋状、土状都不要怕，告得对，那还不是告得对，你倒楣〈霉〉，告得不对呢？横直是你不对嘛。”

8月16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第三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中央苏区那些是‘左’的，王明路线是‘左’的。”

“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的，这个右的，当然形式上团结的不少，因为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统统团结到长江局周围去了。但是因为那个路线是错误的，对革命有损失，就是一九三八年那一年有损失。有些地方一九三九、一九四○年才纠正，大概受那个危害有两年多。如果不受那个危害，那个力量发展得更要大些。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一个新四军在项英手里，一个八路军在彭德怀同志手里。那个时候，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于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了。”

“第二次王明路线爬在蒋介石身上，依靠蒋介石的力量打日本。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就垮了，阶级分析就不要了，不要分左中右了，不要‘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像我们所提的口号，说共产党跟国民党没有差别了，两个党都是‘优秀青年的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国民党也是优秀青年，老年（董老你们这些人）大概不在内，青年就都在内了。总汇者，就是合在两处地方，毫无差别了。这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呢？而居然那个时候有许多同志相信。”

“王明现在还在莫斯科，他还没有到外国，没有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我对王明还是有一点好感。他告我三条状：一条叫做反对共产国际。第二条叫做强迫百分之八十的同志整风，做检讨。这一条有点不大确实，少了百分之二十，其实我们是强迫百分之百的人整风……第三条是我搞个人独裁。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如果要讲个人独裁的话，那么，如果要在王明和毛泽东两个人中选一个的话，我是投我的票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笑声）……因为我看清楚王明那一套，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冒险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投降主义。你独裁，无非是冒险主义或者投降主义。”

“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条洋状，我看还是要争取他。他去年一封信写得比较好。他从前要辞中央委员，我们没有回答，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就是武昌会议，去了一封信，要他来，他来了一封请假的信，那个信是有热情的。天不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不只作过坏事，而且作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夏 作《读〈革命烈士诗抄〉书后》诗一首。最后四句是：

一读仰天一长哨，歌乎泣乎难为别。

窗外春雨又春风，苍苍翠翠满松柏。[56]

秋 作七绝《飞进月宫（记苏联向月球发送国徽模型）》3首、七绝《怀谢老觉哉同志》、七绝《秋夜怀友》。[57]

10月1日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七律《建国十年》。[58]

10月 作七绝《飞绕月球绕地球（揭露月空之谜）》3首。[59]

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说：“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50年代末 在谈到诗歌时说：“诗是精密提炼、高度概括、艺术形象和富有韵律节奏的语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艺作品。诗是绘画，又是音乐；是舞蹈，又是雕塑；是戏剧，又是数学；是科学，又是哲学。”他又写道：“诗是一曲纯真而优美的音乐。它能一下子打动听众的心，使其共鸣同感。诗是一把准确而锋利的匕首，它能一下子刺入敌人的要害，使之落马翻身。”[60]

1960年 56岁

4月25日 作七绝《梦游青山李白墓》4首。[61]

7月14～15日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其中谈到在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其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在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党的影响最大。在共产国际的后期（1935～1943年），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但对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比共产国际初期对中国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62]

10月21日 于雪林寓中作七绝《寄一松老人》。[63]

10月 作《诗情画意（欣赏徐悲鸿先生画集中〈田横五百士〉油画后随笔）》五绝、七律各一首。

冬 于莫斯科郊区作自由体长诗《古巴人民的话（向英勇革命的古巴人民致敬）》。[64]

年底 作七律《如此“统帅”》，批评“三面红旗”和毛泽东，内容是：

自捧自吹无不能，闹来闹去一无成。

全民大炼钢何在，“一大二公”社不行。

四面帅旗皆倒伏，九州人口尽呻吟。

不遵马列违规律，慌极［报］天灾乱骂人。[65]

本年 作七绝《友谊》2首、七绝《神清气爽（观赏郑板桥先生所画兰竹并题诗影印版后随笔）》一首、七绝《得心应手（欣赏于非先生工笔花鸟选集随笔）》2首、自由体长诗《无题》、七绝《勾践幸成（听人读新卧薪尝胆故事戏作）》2首。[66]

1961年 57岁

2月12日 作七绝《苏联代表探金星（苏联由重型地球卫星向金星发射自动控制行星际站成功志庆）》。[67]

2月 作七律《此仇必报恨必雪（悼卢蒙巴及其战友孟坡罗和阿基陀）》。[68]

3月21日 作五律《知友（悼陈赓同志）》。诗曰：

把晤尼庵日，倾谈旅舍时……

衷情深自幸，卫党有先知。

百战身心壮，多年云树思。

忽闻讣永诀，那禁泪如丝。[69]

3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今岁春来早》。[70]

4月 作双七律《人到宇宙》、口语体双五律《宇宙英豪》、七律《飞行宇宙》，记加加林乘“东方”号卫星式宇宙飞船作第一次宇宙飞行等事。[71]

6月21日 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原来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

8月16～18日 作七律《梦游海洋》2首。[72]

10月31日 为苏共二十二大这天通过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纲领作双七律《行将到来的新任务》，[73]并发出《为苏共二十二大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赞扬苏共新纲领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它的价值。

11月7日 于莫斯科作七律《十月共勉（庆树同志50岁生日志感）》。诗曰：

人生难得是知音；万变风云不变心。

事业崇高竟万苦；精神豪迈度千辛。

至诚自古生奇迹；真理从来有化身。

十月光辉当共勉，前程无限一青春。[74]

本年 看到《人民画报》第2期刊载的李琦画、郭沫若题词的《主席走遍全国》后，作六言口语体诗《主席走遍全国》5首，攻击、讽刺毛泽东。其第二、三、四首内容是：

（二）

主席走遍全国，到处指手画脚；

人人炼钢胡闹，处处办社乱说。

（三）

主席走遍全国，全国人民不乐；

“苦干硬干快干”，缺吃缺穿缺药。

（四）

主席走遍全国，自吹自唱自说：

“粮山棉山钢河，山乐水乐人乐。”[75]

本年 叶青在台湾帕米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批判》一书中说：“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76]

1962年 58岁

1月24日 作口语体七绝《梦返金寨思亲怀友》。诗曰：

先是有家归不得，而今归里已无家。

慈亲战友今何在？天上赤云水上霞。[77]

1月31日 作七绝《悲欢泪（记梦返金寨游梅山水库）》。[78]

2月3日 朱德在《纠正“左”的倾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中说：“王明‘左’倾路线对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开除就是处分。那个坏作风，使革命遭受很大损失。”[79]

3月13日 作七律《此生》，纪念延安首次汞中毒20周年。内容是：

壮岁竟成多病身，伤由暗箭岂无因？！

人民幸福千秋业；马列精诚一片心。

过去犹如前夜梦，未来方属万年春。

党员天责无旁贷；尽瘁鞠躬度此生。[80]

6月24～27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气候》。[81]

8月3日 作七绝《银汉》。[82]

9月 作七律《秋兴》。诗曰：

旷观宇宙析精微，细审言行理是非。

久病知逢良药少，索居惜与故人违。

出峰月镜流光照，寄雁乡心入梦飞。

万里关山何路阻？一天风雨又秋归。[83]

11月 作口语体七律《反苏迷——核战狂》。[84]

12月 作七绝《其父其子（见影印陈济人先生诗画忆及其子——留苏中大同学，被陈济棠杀害之陈复同志）》，七绝《难兄难弟（见〈人民画报〉介绍岭南画派随笔）》。[85]

本年 还作七律《昆仑雨后（题高剑父先生画）》。[86]

1963年 59岁

1月6日 作自由体诗《“大家改造作新人”（题目为八十四岁的黄任之先生在政协为七十岁以上老人祝寿宴会上即席赋诗之末句）》，讽刺当时的学《毛选》运动。其前半首是：

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胡子拖鸡屎，总说未学好。

躺在那棺材里，向五殿报到，

还必须死用功，用死功，

把《毛选》背掉。[87]

1月22日 作七绝《独路》，讽刺当时的国内形势。内容是：

“万马齐喑实可哀”，“于无声处听惊雷”；

势如清室情如蒋，哪禁风波动地来。[88]

春初 作七律《居之安》。诗曰：

浩浩巨鹏飞在天；飘飘细鲤跃于渊。

星繁广宇环球小；日浴龙游大海宽。

安若所安安得所？是其然是是超然？

三春行届花开杏；五岳归来客爱山。[89]

3月20日 作自由诗《起来！中国人民！（用聂耳作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曲）》。[90]

5月13日 作七绝《林下夕阳》。[91]

5月29日 周恩来在《过好“五关”》的报告中谈到过政治关时说：“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的立场不保险，高岗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92]

夏 作口语体七律《第一个女宇宙英雄（瓦莲·捷列什科娃同志）》。[93]

7月25日 作七律《盛夏即景随笔》。[94]

9月9日 毛泽东在同新共主席威廉斯的谈话中谈到季米特洛夫的时候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95]

本年 作五绝《亲痛仇快的毛家纲领》，攻击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内容是：

立异标新廿五条，反苏反共气张嚣。

帝托修教齐歌舞，互贺同僚多一毛。[96]

本年 开始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章。据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说，在莫斯科，王明直接间接发表议论，他“先以俄国新闻记者的假名‘波波维奇’，在苏修《真理报》上登载反我党的文章。勃列日涅夫登台后，他变本加厉，用自己的笔名写黑文章，公开攻击和污蔑我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社会帝国主义献媚。苏联新沙皇也与之配合，抬举王明，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大量发行王明的黑书”。[97]

1964年 60岁

1月7日 作七绝《读报笑谈（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载毛郭诗词及毛诗郭注）》，讽刺毛泽东、郭沫若。内容是：

（一）“天地转”（七绝）

心虚理屈口难开，穷借诗词换骨胎。

遍体梅花美猴子，燃灯骑罢拜如来。

（二）“光阴迫”（七绝）

光阴似箭岂空过？一箭想穿两雁鹅。

自是恋花老蝴蝶，芙蓉城里梦南柯。[98]

1月11日 “于莫郊见报载郭沫若为毛泽东的诗词作文说明作注解后”，作七绝《堪笑止（警沫若）》，警告郭沫若。诗曰：

唱和往还未足奇，擅疏易注岂难题？

诗词竟比当今好；可记空梁落燕泥？[99]

1月 写出《对全党全国反毛主义斗争的行动纲领的初步方案》，主要内容是：1）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行动纲领；2）在国际政策方面的行动纲领；3）斗争的总方针和总目标。

4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词三首》，都是讽刺、攻击毛泽东的。其前两首是：

（一）逗猴（调寄满江红）

狂妄猢狲，竟敢向如来袭击！

耍筋斗，云昏雳迷，矢遗便滴。

碰破头颅胡叫骂，逃脱手掌没能力。

千钧棒用处毫无，空着急。

资垒溃，社营立，和神笑，战魔泣。

应同心同德，共赢公敌；

大雄宝殿要团秸，花果山头闹离异。

看全球马列放光芒，妖气息。

（二）笑“她”（1）（调寄卜算子）

冰雪耸齐天，只剩迥光照。

巴届奄奄气息时，还卖老来俏；

俏也没生机，招贴枉登报。

亮节高风陆放翁，秦桧反其道。[100]

5月20日 于生日作七律《花甲自勖》，诗曰：

面对强权能顶立，力争真理岂低徊？

损苏利帝全心抗，危党害民一贯排。

已共五洲张义帜，还叫四海响惊雷。

正因花甲胸弥壮，唯有光芒目未来。[101]

同日 作七绝《自勉》，诗曰：

中共党员志应酬，誓将马列济神州，

真人昭世真心面，不变梅花不变猴！[102]

7月10日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中谈到王明。他说：不仅过去的“败仗和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不是别人，而是过去整过我的人教育了我。是不是把这些人都扔出去不管了呢？不是的。我们团结了这些人。例如，陈绍禹即王明，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又例如李立三，你们也有认识的，他现在也还是中央委员。就我们党来说，历代的领导人都犯过错误。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党，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中［忠］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中［忠］发背叛了党，逃跑了。第三代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掉，使三十万人的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人？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103]

7月29日 刘少奇《在济南军区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王明‘左’倾路线那个时候那有民主？他不准讲话，讲就得讲百分之百的正确，布尔什维克化。毛主席被撤职，我也被撤职了。但还有个好处，他不捉起来，不杀头，不开除党籍，还保留了中央委员。”

9月10日 作七绝《志树种大丽花》。[104]

12月17日 作七绝《乡念》，诗曰：

离久念乡情更切，夜长入梦境多真。

漫天风雪年关近，我倍思亲怀故人。[105]

本年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给中共中央写信，谈了以下问题：1）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问题；2）关于国内形势和我党国内政策问题；3）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专制问题；4）关于接受党史教训和改正错误问题。

本年 《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还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与右倾词句的形式》、《为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告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06]

1965年 61岁

3月 作七律《太空人迹（记列昂诺夫同志走出飞船工作于太空）》。[107]

4月7日 作五绝《旅雁》。诗曰：

旅雁亘天飞，东南望欲归。

旋思落网暗，回首耀辰辉。[108]

4月10日 作五绝《悼柯庆施同志》。[109]

6月14日 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领导人谈话时说：“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他还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110]

8月25日 作七律《哀沫若》、七律《换护照及其他》。[111]

同日 于莫斯科会见尤利乌斯·伏契克夫人古丝达·伏契柯娃，作七绝《忆尤利乌斯·伏契克同志》，并抄赠留念。[112]

夏 作“送毛泽东对联”，攻击毛泽东。其内容是：

思想中心，发扬封建皇帝遗风，自利自私自高大；

政策本质，效法托洛茨基主义，反苏反共反人民。[113]

10月2日 于其子亮儿20岁生日时作五绝《勉亮儿》。

10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插话中几次批评王明，他说：

“我原来认为，四中全会以后一段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什么人发现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呢？是康生同志。因为他看了更加布尔什维克化[114]这个小册子，我没有看。那个四中全会决议我也没有过细去研究，据他说完全不对，四中全会完全不对。王明那个小册子是反右的。”

“四中全会的决议，归根到底是反右的，不是反李立三的‘左’。什么反‘左’，那是假话，借口。小册子是在四中全会以前的。以后他掌权的一个时期出的一些文件，也是不那么妥当的。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功劳，声明一下。”

“……后头起来的，就是王明，那是天天搬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他的祖宗，一直搬了四年……这个王明路线才不是什么王明路线，才不是什么中国产物，这是外国产物。现在王明不大讲就是了。那个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外国人起草的，嫌中国人起草不行。”

12月26日 作口语体七绝《法宝“老三篇”》5首，讽刺学习“老三篇”运动。其第四篇是：

如此这般玄又玄，三篇读罢读三篇……

功归主席过归己，领导花招保险单。[115]

12月27日 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他还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116]

本年至明年 与别人作十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反苏反共的历史，关于越南战争和‘文化革命’问题”。[117]

1966年 62岁

3月 作五律《莫京三月（记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与毛泽东不派中共代表团出席事）》。[118]

4月 作七绝《异常》。诗曰：

长年斗病魔，善感不多愁。

此意谁能识？浮云天上游。[119]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铺开，王明在北京的家属受到牵连。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墙上就出现了‘打倒苏修侦探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大叛徒王明！’的大标语。从那时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经常把王明当作第一号打击和诬蔑的对象。他的妻子孟庆树，由于在苏联学习过……在‘文革’开始时北京墙上也出现了对她进行同样诬蔑的标语。此外，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挖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的父亲陈聘之的坟墓，派红卫兵到王明的住所抄家，把他的八十多岁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丢出门外，把他的几十种手稿和全部藏书焚掠一空。”[120]

6月 作七律《毛帮罪行只一例》，叙述他家属的悲惨遭遇，诗曰：

北京城内孟公府，二号门牌我有家。

红卫兵临全部毁，白头母死众邻嗟。

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

父骨抛山伤警卫，罪行无涯痛无涯。[121]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也说：“文化大革命”中“把绍禹父亲的坟墓挖开，尸骨抛弃了！”[122]

王明父亲的墓当时确实被红卫兵掘了，墓碑被砸成三段，但并没有鞭尸。王明继母黄莲舫在被抄家前已被送往安徽金寨县梅山镇老家安置，并未被打死。红卫兵的这些行为也不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和指示，仅仅针对王明一个人的。王明的手稿和藏书也不是被烧了、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据王明的秘书田书元回忆：“1966年7月，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党委负责人，带着一些人到我住的地方，宣布撤我的职，并把王明的屋子、文件、书稿、钱、账目等东西看守起来……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都搬走了。”他还说，原来一直是由他给王明寄工资的，后因他被撤职，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123]

7月1日 读这天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后，作词《题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调寄西江月）。[124]

9月11日夜 作五律《怀沫若》。[125]

8月30日 撰写《所谓文化大革命》诗一首，内容如下：

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武装反革命。

对内反党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共运。

泽东思想代马列，反动恐怖独专政。

生成叛徒死遗臭，不待盖棺已论定。[126]

12月4日 作口语体七绝《如此毛帮（有关所谓“文化大革命”见闻随感）》10首，借“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其第四、六、七、十首是：

（四）毁党

四十余年苦树人，党之骨干国之精。

毛帮今要摧残尽，为保皇冠立继承。

（六）摧毁文化遗产

中外古今遗产多，辉煌文化任观摩；

毛帮砸个稀巴烂，自替皇朝奏挽歌。

（七）知识有罪

文化遵从马列师，善评功过不徇私。

毛帮恨杀知识界，还系无知怕有知。

（十）如此“万岁”“万万岁”

毛氏夫妻小集团，有如纣妲更凶残。

今人怒责后人骂，遗臭万年万万年！[127]

12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独夫必败》，继续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马列光芒力掩藏，泽东思想太荒唐。

反苏反共反人民，是教是修是战狂。

军事独裁超蒋贼，个人专制过秦皇。

古今历史循规律，中外独夫不久长。[128]

同月 发出对勃列日涅夫60岁生日的贺信，衷心祝福他，并对他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原则性谴责，对他在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集团的正义的和英勇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表示真挚的谢意。[129]

本年至明年 《写作要目》说，王明与同志们进行了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揭露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目的及其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本质等”。

1967年 63岁

2月1l日 作口语体七绝《向英雄的越南人民致敬》。[130]

春 作口语体七绝《狂叫“反修”之谜》，攻击中国共产党“反苏”，其内容是：

对外反修反共苏，反修对内党人诛。

毛帮一箭双雕计，恶毒阴谋世所无。[131]

同期 作口语体《狂叫反苏之谜》七绝四首，其第三首是：

中共党员马列徒，泽东思想太糊涂；

欲除马列泽东代，必走反苏这一途。[132]

7月1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想念同志们》。[133]

7～9月 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134]

7月25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写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曾请示删去“王明同志”的“同志”两字，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同意。[135]

11月 发出《为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信中热烈祝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祝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衷心地感谢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感谢他们在各个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的无私的帮助。信中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无限热爱和信仰，“揭露、谴责”了毛泽东和他的集团在“文化革命”中的内政和外交政策。[136]

本年 作五绝《党人模范（悼吴老玉章同志）》。[137]

本年 写出《批判毛泽东的哲学错误》初稿。其中说：“关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首先我可以做两点总的解释。第一点，凡是他抄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命题，那他提出来的命题当然是对的；同时，凡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命题，那大半是不对的。而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命题，所作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对哲学的理论是这样，对哲学的方法逻辑也是这样。第二点，就是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心物二元主义的。也就是说，他对自然界的观点是唯物的，他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唯心的，他对社会历史这种唯心主义的了解，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方面。”“第一个，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了解”；“第二个，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唯意志论。他把马列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变成唯意志论的观点，就是一切可以用个人的意志来决定”。[138]

本年至明年 与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谈话，要求苏联出兵内蒙古。《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约1967或1968年，有一份王明与安德罗波夫（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的谈话记录。是王明要求安接见他的。王说现在中国的情况相当严重，请求苏联派军队到内蒙古去，内蒙古的乌兰夫是他的朋友，会配合苏军的，然后再攻打北京。”（这自然是他的一厢情愿，是对乌兰夫同志的污蔑。——整理者）[139]

1968年 64岁

2月2日 作七绝《侵越美军必败》。[140]

3月21日 作五言口语体诗《念“语录”》，讽刺学《毛主席语录》，内容是：

和尚念经文，道士念符咒。

耶教念祷告，毛教念“语录”。

语录臭教条，念它有何用？

如无刺刀逼，丢进茅厕洞！[141]

4月11日 作七绝《与友人谈〈西游记〉随笔》2首。第一首是：

风尘万里路迢迢……自信魔高道亦高；

磨难不曾经九九，谁知师弟显英豪？[142]

5月28日 作《自嘲（随笔）》诗一首。诗曰：

青年之心多纯洁，老年之心多曲折。

青老为何心不同？知识经验两悬隔。

而我年今六十四，胸怀常觉如童稚。

不以为耻反为荣，赤心一片对同志。

据说人老心不老，天真烂漫没烦恼。

中无毛兮世无帝，老夫心境当更好。[143]

5月 作七律《春意》。诗曰：

鸟语花香庭院幽，小车代步载春游。

举头一览千山树，生趣长消万古愁。

四海横流人孰乐，九州焦灼我先忧。

斗争需要青春力，衰病哪堪责未休。[144]

7月 作七律《夏怀（一）》。[145]

10月 作七律《秋思》。诗曰：

气爽天高耳目清，又怀秋意一长吟。

风生万籁歌无际，木落群山影半明。

月照乡关空有雁，日书邮柬寄何人？

泽园蛇虎不当道，检点诗囊故国行。[146]

12月8日晨5时 于不寐中作口语体七律《生死斗争（病中生活录实）》，说自己活着就是“力求述作反毛篇”，即反对毛泽东。诗的全文是：

吃喝全难排泄难，应停烟火作神仙。

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

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

多亏战友劳无限，衰病年华尽久延。[147]

12月14日 作五言口语体诗《死有遗憾（悼徐老特立同志）》，借机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徐老何所好？教育事终身。

徐老何所恨？最恨坏学生。

泽东无比坏，徐老恨透心。

耋死不瞑目，未见毛帮倾。[148]

本年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准备撰写《毛泽东堕落的根源》，包括思想根源、理论根源、历史根源等，但都因病犯未写完。

从本年起 病情恶化。

孟庆树在1970年7月16日写的《我的说明和希望》中说：“由于近十来年，王明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自1966年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烟幕下，实行……反革命政变以来，使王明同志在精神上、体力上遭到无限的痛苦！因而，近二年来，他的中过毒的心脏、肝胆、脾胃等病不断发作。”“不仅饮食起居非常困难，而且目前已到了无法治疗，无□□，无什么可吃，无什么可饮的地步！”

1969年 65岁

1～2月（夏历十二月） 作七律《冬望》。[149]

3月 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此文又名《论中国事件》，3月19日以马马维奇的名字首先在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加拿大论坛》发表，苏联塔斯社当即据此作了报道，并于3月28日由苏联《消息报》摘要发表，3月31日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俄文小册子，并出版英、法、日、西等各种文字的单行本。全文约3.5万字，共分三部分：1.两条道路的斗争；2.毛泽东在国内犯下的十大罪状；3.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全文主要内容是攻击毛泽东。

文章一开头即说：“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以及在其压力和欺骗下成立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着手搞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和确立他自己的反动的军事恐怖专政。”为证明这一结论，他列举了毛泽东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十大罪状”：从中国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彻底消除马列主义，用自己的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代替马列主义；建立实质上反共的政党；摧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关，代之以他个人的反动军事独裁机构；摧毁人民解放军，分裂它的队伍，使它成为他个人掌握的反共反人民的盲目工具；践踏工人阶级，分裂它的队伍，迫害劳动农民，破坏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少数民族实行最野蛮的大汉族沙文主义政策，残害他们的革命领导人和干部；千方百计庇护民族资产阶级，同国内外反动派携手合作。王明在作了这些列举以后，随即下结论说：“这十大罪状极其明确地证明”，“毛泽东搞的不是什么‘文化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这样，“毛泽东及其集团”就“竭尽全力把中国拉回到政治反动、经济混乱、文化倒退和极端贫困的黑暗道路上去”。

王明认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本人策划的对内反党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国际共运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正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毛泽东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团只有几个人，在他们中间，毛泽东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是他的老婆江青”，发动政变的工具是“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章最后说：“既然这国内十大罪状和国际事务中的五大罪状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在他亲自领导与指挥下犯下的，那么毛泽东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而且也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敌人。他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成了整个先进的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共同敌人。”

在这篇文章中，王明引用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两次讲话，来证实自己的结论。一次是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3月10日会见选民时说的话：“‘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神话”，“倒更像反动的军事政变”。[150]另一次是他1967年9月7日在布达佩斯的讲话：“毛泽东集团所称的‘文化革命’，更正确地说，应该称为反革命”。[151]王明认为，自从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中国发生的事件，“会完全证实这一马列主义评价的绝对正确性”。

R.A.伯顿在为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写的前言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最恶毒的反毛文章。塔斯社当即据此谩骂编发了报道，《消息报》即予刊载。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多年来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又显然是在苏联庇护之下，再次和毛泽东公开厮杀起来。”[152]

3月30日 作七律《即事随感》。[153]

4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154]

4月18日晨 作双七律《心多力少》。诗曰：

去岁今春病太频，脑筋休息又何曾？

盘旋中外古今事，习惯东西南北人。

百国政情常示掌，六州共运自关心。

……

眼看岁月如流电，益壮襟怀久患身。[155]

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156]

5月16日 作七律《有志竟成》。诗曰：

世事从无做不成，若知理法又能行。

千重冰障船冲破，万仞峰危脚到平。

人类新生基十月，宇船腾起首苏京。

神州内外齐张网，蛇虎终归迫敛形。[157]

5月24日 作七律《自遣》，诗曰：

近老年华世岂稀？献身真理事何奇？

任经百折心能键，纵压万钧头不低。

物化倘如庄子乐，自宽敢类放翁期：

“此身虽死诗犹在，未必无人粗见知。”[158]

6月8日 作七律《春寒心暖（春末感怀并志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事）》。[159]

6月19日夜 作七律《忆金寨（抄五十一年前私塾所作〈金家寨〉一诗有感）》。[160]

6月29日 于梦中作七绝《梦耶·真耶（哀思奇和梓年）》。[161]

9月4日 作七绝《南天噩耗（悼胡志明同志）》。[162]

9月24日夜 作《读李白〈沐浴子〉书后》诗一首。诗曰：

渔夫能清浊，屈子独行吟；

人醉我独醒，人浊我独清。

意境各殊异，无古亦无今。[163]

10月22日 作《毛家报刊合照》诗一首，讽刺当时国内的报刊和毛泽东。内容是：

句句荒唐言，篇篇糊涂账。

无事不军管，无人不撒谎。

堕落到这般，恐慌成这样。

身在泽园中，心在火山上。[164]

10月3日 华卫东在《叛徒王明是绝妙的反面教员》中称王明是“叛徒”。[165]

10月24日 作《燕妮之美》诗一首。[166]

12月28日～1970年4月22日 作《纪念列宁百年生辰》诗6首。[167]

12月30日 作七律《“此之谓大丈夫”（题卡尔·布雷洛夫画选及其介绍论文）》，赞扬布雷洛夫和徐悲鸿。内容是：

布雷洛夫中国有，其人姓徐名悲鸿。

前者不画尼古拉，后者不画毛泽东。

古今志士精神伟，中外名家气魄同。

但愿天公真抖擞，少生几个磕头虫。[168]

冬 作关于《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的回忆，由孟庆树整理成文。

同期 在《所谓“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的回忆中说：“从毛泽东‘整风’到‘文化革命’前25年的时间，经过多次地‘整风’和清洗。但由于毛泽东经常地犯错误，反马列主义、反共、反苏，他还是不能和平的实现他的‘毛泽东主义’，他只能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文化革命’，用军事恐怖专政来维持其统治。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始终得不到中共大多数干部和党员的拥护。同样也得不到军事将领和军事干部的拥护。”

1970年 66岁

1月20日 作五绝《梦见双亲》。诗曰：

母辞四十载，父逝十三春。

父母无生死，永存儿女心。[169]

1月28日 七绝《贞鹤冤》。[170]

1月30日 康生在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去年编毛选五卷时，我记起在一九四一年政治局九月会议时主席曾写了一个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件事，各同志听说有这样一个大纲，一致要求印几份给政治局同志们看看。”“现在排了一份清样，送主席审阅，并请示是否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一阅，希望得到主席的批准。”一九四一年，毛泽东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倾向，曾写道：“不知迫蒋只知颂圣，提不出任务”；“不作阶级分析，全无列宁精神”；“群众原则，又妥协又斗争原则”。2月4日毛泽东批复“此件可以照你的意见办理”。[171]

4月2日 作七律《病中初闻春雨有感》。诗曰：

又逢雪化雨声清，物换星移患不轻。

赖有诗篇聊慰己，任无诗句足惊人。

识途老马知归宿，当道大蛇仅幸存。

冬去春来生意满，神驰天地一翻新。[172]

4月22日 与孟庆树写《永不能忘的会晤》，回忆与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两人的会见。最后说：“这两位老布尔塞维克的慈祥面容和列宁风度给了我们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和鼓舞力量！”[173]

4月 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以马马维奇的名字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俄文《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书中除论述了列宁、列宁主义的功绩外，抓住我国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大肆攻击毛泽东，说什么：“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通过所谓‘三面红旗’的冒险主义政策，把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国的经济引入了绝境，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极端穷困，从而在国际舆论面前破坏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从60年代开始，他通过自己的反列宁主义、反苏的分裂和破坏活动给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给国际共运和工运，给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和危害……从而他给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帮了大忙，而同时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有中文、英文和其他各种文字的单行本。

10月8日（重阳节） 作诗《重九佳节》，诗曰：

此间无处可登高，一望平原万里遥。

欲把茱萸散亲友，心随地卫上云霄。[174]

10月11日夜 于不寐中作七绝《芍药（二）》。诗曰：

干弱霜摧有傲根，春风吹拂千重青。

牡丹寒带无踪迹，芍药却能到处生。[175]

10月16日 作七绝《今年“十一”之毛泽东》，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内容是：

脸似冬瓜目似瞎，天安门上老孤家。

亲离众叛谁依靠？思来想去可剩她？[176]

10月 作七绝《“月球16号”自动站月宫取土送归苏联纪事》。[177]

11月18日 作七绝《“月球车1号”》二首，记“苏联‘月球17号’自动站携带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走并作科学试验”。[178]

12月18日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中说：“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179]

12月29日 毛泽东在《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中说王明是“骗子”，他说：“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180]

本年 在1967年写的《批判毛泽东的哲学错误》初稿上又加写了一段关于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他认为：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只注意一个规律而忽视其他规律，所以在革命和建设中，时常犯原则性路线错误：在革命方面——⑴不懂革命转变的质变关系和向上发展的必然过程；⑵不懂得以非武装斗争形式到武装斗争质变。在建设方面——⑴不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阶段之本质不同和由前者过渡到后者之必要条件；⑵按主观意志决定跃进的时期和过程等。不仅如此，他后来（60年代）又对第一规律也只是断章取义的曲解，称之为“一分为二”律，称之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只有对立的斗争（一分为二）而无对立的统一或同一（二合为一），是荒谬的说法，它既不合乎客观事实，也不合辩证方法。[181]

本年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写作组在《叛徒、汉奸、特务王明为什么要替孔子翻案？》一文中，说王明是“早已为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苏修豢养的走狗、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182]

本年至1975年 日本东京汲古书院陆续出版本庄比佐子编的五卷本的《王明选集》（原版影印本）。今崛诚执笔的《1968～1972年的研究综述》说：《王明选集》其第1卷只不过是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1938年）的翻印，但第2卷以下则是本庄比佐子苦心编纂成的史料。它按初发表时的原样收录了陈绍禹用中文发表的著作，例如被收进第3卷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根据其第1版。而在第1版内活生生地表现着和李立三路线所进行的激烈的党内斗争。至于Hsiao Tooliang，Power reLation Wl tlain the Chinese Commtlistmovement则是使用该书的第3版，它和第1版有相当的不同。[183]

1971年 67岁

3月16日 作七律《听庆树同志论中医随记》，赞扬中医。[184]

3月22日夜 与孟庆树谈古书后作《四大奇书小赞》诗一首；并作七律《心力虽衰，真理必胜（病哀感怀）》，攻击毛泽东。后一首内容是：

千头万绪乱丝来，一鼓再衰战马哀。

年近古稀余志壮，病临膏上不心灰。

独夫残暴人群恨，公敌奸狂世共排。

真理光能天下变，自由花定域中开。[185]

3月28日 作七律《经验之谈》。诗曰：

劝吾善者是益友，规吾过者是良师。

人生难得是益友，更难得者是良师。

良师益友不常在，对人遇事应三思。

集思广益愚成智，一意孤行智变痴。[186]

春 作七绝《春风》。诗曰：

万里春风万里船，鸟为桨棹树为帆。

江南游过游江北，青满田园绿满山。[187]

5月 作七律《为何毛泽东狂叫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并抵制王明？》，继续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思想分清路线清，万言小册写真情：

列宁理论列宁策，革命方针革命行。

试看叛徒慌抵制，便知党众实欢迎。

卅年伪造原形露，历史是非一旦明。[188]

诗下注说“万言小册”指王明的《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

上半年 据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说：“王明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邀请香港特务外围组织‘大学服务中心’去苏联访问。”[189]

夏 借中共成立50周年之机，撰写了一篇长文，后分为《中共半世纪》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两部分，作为一、二两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

在《中共半世纪》中，他极力地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攻击毛泽东，说什么“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同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党、反苏、反人民的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作了长期、复杂和艰巨的斗争，才保障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文章列举了毛泽东的所谓“罪行”，“例如，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上篡夺党的军权后，就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军造成空前未有的损失。在四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实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反苏联的反动的‘整风运动’，给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路线代替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用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冒险盲动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政治反动、经济破产，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达到灾难的地步。而从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实行以反苏反共为基础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结果，终于导致在‘文化革命’烟幕下实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争取和平运动，造成极端严重的损害”。

文章说：“近三十年来，从四十年代所谓‘整风运动’起，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窜改得面目全非，伪造得体无完肤。”“毛泽东伪造中共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他把列宁主义思想和路线在中国胜利的历史伪造成毛泽东‘思想’和路线胜利的历史。他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共产国际领导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的帮助下，艰苦奋斗和光荣胜利的历史，伪造成他个人业绩的历史。把他个人的极端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伪造成所谓‘完全正确的’。他不但把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加在别人头上，而且还经常伪造他在党内的论敌的所谓‘罪行’，作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无赖手段。毛泽东用尽方法不断伪造中共历史的目的在于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在于用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于把他自己神化，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他利用这些权力在‘适当’时机对内作叛党叛国叛人民的罪恶勾当；对外作反苏反共反民族解放运动的叛卖行径，作为他勾结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派的‘资本’。从一九六六年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实行反革命政变。近来他又公开走上亲帝汉奸路线的道路，这就把他自己千方百计隐藏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于天下。”[190]

《“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很长，内容很庞杂，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作了下列具体的布置：（一）用阴谋和强迫办法把延安出版的党的报刊全部停刊；（二）停办学校；（三）提出毛泽东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四）伪造遵义会议历史；（五）毒害和危害王明；（六）毛泽东篡夺总书记职务；（七）拼凑“整风运动”领导班子。

第二部分是“第二个时期——‘整风时期’”，其内容是：（一）“整风运动委员会”与“整风”单位；（二）“整风”的方法和对象；（三）有关“整风运动”同毛泽东的三次谈话；（四）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三部分是“第三个时期——所谓‘抢救时期’”，其内容是：（一）为“抢救运动”伪造借口；（二）名为“抢救失足者”，实为迫害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党员；（三）打击的主要对象仍是列宁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四）给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加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

第四部分是“第四个时期——‘平反’时期”，其内容是：（一）实行“平反运动”的原因；（二）所谓“宽大政策”。

第五部分是“第五个时期——‘总结’时期”，其内容是：（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总结；（二）“组织结论”；（三）“作风”问题的总结。[191]

总之，王明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地歪曲和攻击延安整风运动，继续诬蔑和攻击毛泽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错误翻案。

8～9月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说：“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92]

秋 写完《“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文，后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王明在“作者的话”中说，此文是“为揭露所谓毛美关系‘突然变化’的真相而写的”。[193]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名为“文化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二、毛帝合作是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三、当前毛帝合作的史源；四、毛泽东堕落的各种根源。

文章在第一部分中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是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这个反革命政变的首要目的，就是用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代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决定对内对外路线和政策的唯一依据”。“在对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用武力摧毁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用武力镇压勤劳智慧和革命的中国人民”，并说“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起毛泽东制造他御用的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假共产党代替真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空前灾难中”。“在对外方面，毛泽东疯狂地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竭力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直到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和向苏联边境实行武装进攻，还企图侵吞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他还利用反苏反共的行动作为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手段”。[194]

文章第四部分认为，毛泽东“堕落”的“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军阀主义，以及反动的实用主义”。理论根源是“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敌人”；历史根源是他“不仅有长期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的历史，不仅有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犯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在许多时候犯下严重罪行的历史，而且有长期身在共产党内，心向帝国主义的历史”；社会根源是“毛泽东在反帝革命、反封建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立场，主要地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带着浓厚的破产失业非阶级化的小有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甚至在某些问题方面他的行动还含有封建地主的臭味”。[195]

11月19日 作七绝《梨苹冬话》。[196]

本年 撰写《揭穿毛泽东对中共历史的伪造》，并作“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与实现经过”、“关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与抗战时期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谈话等。[197]

本年 作七绝《祝宋庆龄80大寿》及《题何老香凝画集》、五律《冬至》。[198]

1972年 68岁

1月6日 陈毅在北京逝世。王明撰联讽刺毛泽东对陈毅的哀悼，联语为：

猪鼻子插大葱，真装象；

猫咀儿哭老鼠，假伤心。[199]

4月8日 作七绝《电母见闻录（下午7时半目击庆树扭台灯灯泡几乎触电受难随感）》3首。[200]

4月8日 作七律《天叫苦》。[201]

5月4日 作七律《大公无私之人（悼念谢老觉哉同志）》。[202]

6月10～12日 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203]

夏秋 作七律《夏怀（二）》。[204]

8月9日 作七律《病豪》。诗曰：

卅载受灾毒未尽，遍身皆病药难良。

两遗一饭强廉颇，千荡犹生傲武王。

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

还期华夏妖气靖，年近古稀还故乡。[205]

8月24日 于病中作自由体诗《生活与生存》，说活着“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全诗内容是：

生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生存——少一天不如多一天。

为什么生活求简单？

浑身全被病纠缠，

饮食起居样样难。

为什么生存要续延？

好多事儿未干完；

尤其是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

这对矛盾真可笑，

现在解决办不到。

凑合凑合活下去，

存到几时天知道。[206]

10月6日 作七律《患情》。[207]

10月16日晨5时 作七绝《志仲尼暮年》。[208]

10月24日 作七绝《卧龙》，自比“卧龙”，诗曰：

过劳久困易朦胧，非梦也常似梦中。

雷雨大兴天地变，卧龙展翅变飞龙。[209]

秋 作七绝《美帝败退越南》，又作七绝《破伞孤僧（毛泽东自道也）》，攻击毛泽东。后一首是：

亲离众叛老孤僧，破伞遮颜一浪人；

常梦摘星楼上去，妖狐九尾共哀鸣。[210]

12月2日 试对成都望江楼绝对。王明在说明中说：“1938年12月，路过成都时，罗世文告我：成都望江楼有绝对一联，系明（或清）某名流所出，至今仍挂一联在楼上无人能对。当时事忙，未及试对，今忽忆及，试对如下：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

观日峰头观日出，日出万年，日峰万年。”[211]

冬 作《评毛泽东悼陈毅一联》，继续攻击毛泽东。

本年 作七绝《越南抗美救国必胜》。[212]

1973年 69岁

7月29日 作自由诗《非不为也，是不能！》，哀叹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非不为也，是不能！”全诗共四段，其第二、三段是：

（二）

我

而今

只剩下个

有翅难展的

多病之身；

但还留有

腾空奋斗的

战士之心。

不过，

我只能：

在好久时间里，

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

在好长岁月里，

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

而且这

我还只能

躺在床上口讲，

写和译

还要靠

全家人。

知我者说，

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

不知我者说，

我真是个天下少有的懒人。

（三）

我

不管人家说长道短，

不管自家茹苦含辛，

为党，为革命，

为祖国，为人民，

为马列主义，

为反对毛泽东反动统治的斗争；

为中苏友好，

为世界和平，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

为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为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

一定

用尽一切力量，

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

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

直到我一息尚存，

直到我一息尚存！[213]

8月1日 作五律《读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随笔）》、自由体诗《读曹操〈短歌行〉（随笔）》。[214]

8月29日 作七绝《顾此失彼（怜沫若）》。诗曰：

泥牛入海还登陆，智比猪来胜几筹？

追捧当今毛大圣，诗如李杜也鞭头。[215]

8月29日夜 作七绝《指桑骂槐（难沫若）》。诗曰：

白甫诗篇牛斗高，也同若著应该烧？

泽东思想评人物，古往今来余一毛。[216]

秋 王稼祥致信周恩来说：“总理：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王明现在国外仍然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望告之。”

1974年 70岁

年初 写完《“孤僧”命运与毛家十大》，后作为第四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二、毛家十大的内外政策；三、毛泽东与秦始皇。

第一部分认为：“毛泽东之成为‘孤僧’，决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他的思想错误和政治路线错误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是他阴谋诡计毫无人性不断迫害最亲信的同僚的结果”；再次，“是他实行‘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他公开走上联帝联反而反苏反共的叛徒道路的必然结果”。

第二部分认为：“十大通过的毛泽东的政策更加反动，其所追求的目的更加露骨”，“十大决定的对内政策和采取的组织措施的目的，都是围绕着维持其个人的反动统治和准备江青作继承人这个中心环节”；“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和企图挑动世界大战这个中心环节的”。

第三部分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吹捧秦始皇，首先就是由于他具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思想”，其次，“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有许多共同之点”，“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做秦始皇，是有他的政治阴谋的”，“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吹捧成‘坚决打击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并说，“毛泽东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作秦始皇的主要目的，不只在于禁止人们再控诉秦始皇和他自己所干的‘焚书坑儒’之类的罪行，而且为了把秦始皇美化起来，作为他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新工具”。

文章还说，毛泽东在吹捧秦始皇的同时，攻击孔子，“这首先是因为秦始皇和他自己都犯了同样的‘焚书坑儒’罪行”；“其次，是由于毛泽东和秦始皇同孔子之间存在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则分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之所以攻击孔子，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把他要打击的人加上个‘孔子信徒’罪名，然后诬蔑之为所谓‘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顽固派’而加以迫害”。

文章还指责“毛泽东把鲁迅的名字变成他手中玩弄的傀儡，把鲁迅著作变成他手中的御用的工具”。[217]

3月 把1971年夏写的长文的两部分和同年秋及1974年初写的两篇文章拼凑在一起，分别作为第一、二、三、四编，定名为《中共半世纪》。

3月23日 为《中共半世纪》写“写在前面”，其内容是：

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共半世纪》和第二部分《“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是一九七一年为纪念中共五十周年而写的长篇论文的两个部分。第三部分《“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是同年秋季为揭露所谓毛美关系“突然变化”的真相而写的。可惜，因病情恶化都未能完稿。以后这段时间，遇健康情况有可能时，随时继续将这些稿件加以整理和补充。第四部分《“孤僧命运”和毛家十大》是一九七四年初写成的。

这四部分合起来一齐发表，是合乎事变发展进程的逻辑的。

大家现在都知道，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不断地干坏事发展的结果。而他使自己蜕变成叛徒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正是他在四十年代前半期实行的反动的“整风运动”和他在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实行，至今仍在变相继续的所谓“文化革命”。同时，毛泽东正是由于实行反革命政变而成为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一切反动派的宠信；所以他才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中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面前成为众所唾弃的叛徒。因而连他自己也感到了，他是处在众叛亲离形单影只的独夫惨境。因此在一九七一年春斯诺同他告别时，他不得不沉痛地向其老友说：“我现在是一个夹着破伞到处流浪的孤零零的老和尚了。”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里，作者探讨了中国最近事变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毛家十大的内外政策，毛泽东为什么和怎样吹捧秦始皇，为什么和怎样攻击孔夫子，为什么和怎样利用鲁迅，以及毛泽东在“批林批孔”借口下实行第二次“文化革命”等等。

在结尾表示坚决相信，“孤僧”的命运最后只有如他自己常说的“彻底、干净、全部”的失败。这是不卜可知的。这是历史注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摆脱毛泽东反动统治的枷锁，创造自己光明和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把中国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

3月27日 病逝于莫斯科，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

孟庆树整理完《传记与回忆》一书后，在《书后》中说：

王明同志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和原则性而斗争的一生，在中国革命的五个时期里，王明同志都有正确的贡献：不仅都是拥护列宁主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并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作了斗争，而且是三个革命时期的正确路线的制定人。那就是：

在中国革命的第三个时期，制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胜了毛泽东联日联汪反蒋的汉奸路线。

在中国革命的第四个时期，提出“战时矛盾不同于战后矛盾，因而战时合作不决定战后合作”，“这条路线使党和人民认识到要准备进行新的国内战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反革命统治，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详见王明著《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反对和克服了毛泽东的“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和“论联合政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

在中国革命的第五个时期，王明同志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路线具体化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时，就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虽然毛泽东的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占了上风达四年，但由于苏共中央的帮助和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愿望，王明同志在1934年具体化了的这条共产国际路线，终于胜利了。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27年（王明同志才二十三岁）就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论证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1930年（王明同志才二十六岁），他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在1930年写了《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2年编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

从以上事实证明：王明同志是真正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人。连刘少奇也不能不说：“你（王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好，因为你掌握了一件东西——马列主义。”

王明同志善于把高深的理论问题用条理清楚和普通易懂的语言说出（或写出）。他时常把非常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楚易懂，所以他的演说和文章是很受欢迎的。

王明同志虽然知识丰富，但还是经常学习。例如1947年在后甘泉，王明同志除起草宪法，参加土改，还时常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笔记。和同志们下象棋，十有几次他是得胜者，并写有《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一篇。

王明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人。他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交朋友，学习他们的语言……

3月28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王明去世消息，并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文章称王明为“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在大会以后，王明对制定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纲领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说“王明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他的“形象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心中”。

4～6月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2期刊登《悼念王明同志》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

文章说王明是“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王明直到临终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人民的冒险主义方针的坚决反对者。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王明“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王明“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的心里”。

在介绍王明生平时，文章说他1929年回到中国后，“在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1930年，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起来批评当时实际上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纲领”，从1931年底到1937年11月，“在同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国际工运及国际共运活动家共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王明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集体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参与了革命经验，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工作”，“他和他们一起根据中国的情况制定、发展并具体阐发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对从理论上提出和具体实施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文章充分肯定了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等作品。

这篇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赞扬王明反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说王明1935～1937年发表的一些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干部在新形势下不致迷失方向，对于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当毛泽东企图把王明拉到自己一边来的行动没有成功时，“毛泽东就把王明选为他反对党内拥护共产国际的人和共产国际的主要打击对象”。“为了诽谤和污蔑王明和其他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炮制了‘王明的两条路线’——所谓‘左倾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在此幌子下“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同时对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共在30年代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并把共产国际和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并说“他相信，由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目前的悲剧和灾难，也同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一样，是暂时的现象”。

7～9月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3期发表王明的《毛泽东与秦始皇》，即《“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一文的部分内容。

7月7日 孟庆树为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一书写“跋”。

晚年 曾写《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

[1]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25～126页。

[2]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97～398页。

[3]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35页。

[4] 叶铭葆：《“王明路线”命名考辨》，“中华网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7/26/50/1_1.html）2009年3月25日。

[5]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150～151页。

[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1页。

[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2～265页。

[8]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3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6页。

[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7～268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2页。

[16] 《通知陈绍禹出席八大的电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17] 《关于通知陈绍禹出席八大事给李富春的电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3～97页。

[20] 《对陈绍禹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8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101页。

[2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6～267页。

[23] 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作“六大纲领”。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0页。

[2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65页。王明从中共七大就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处不确。

[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9～270页。

[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2页。

[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1页。

[31]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32]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赎买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7页。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6页。

[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8页。

[35] 曹仲彬等：《访问黄树则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99页。

[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9、282页。

[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3页。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1页。

[3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4～275、280页。

[40] 转引自方铭《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8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8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3～286页。

[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7页。

[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4页。

[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5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393页。

[49] 毛泽东《关于印发刘晓给中央电报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50页。

[5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6～313页。

[5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15页。

[5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14～320页。

[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1页。

[5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3页。

[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2、324页。

[5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5页。

[5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6、328页。

[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0页。

[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9页。

[60] 转引自孟庆树1977年10月12日为《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写的前言，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页。

[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1页。

[6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1～333页。

[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3页。

[6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7～341页。

[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6页。

[6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4、335、342～345页。

[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9页。

[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7页。

[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1页。

[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0页。

[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2、353、355页。

[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4页。

[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6页。

[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7页。

[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8页。

[76] 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一个初步的描述》，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册，第1081页。

[7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8页。

[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9页。

[79] 《朱德选集》，第388页。

[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0页。

[8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1页。

[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2页。

[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3页。

[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4页。

[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5、366页。

[8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7页。

[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8页。

[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9页。

[8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0页。

[9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1～372页。

[9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3页。

[92]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4页。

[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5页。

[9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69页。

[9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6页。

[97] 《红旗飘飘》第18集，第60页。

[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7页。

[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8页。

[1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9页。

[1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0页。

[1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2页。

[103]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第301页。

[1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3页。

[10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4页。

[106] 《为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告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应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所写。

[1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5页。

[1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6页。

[10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7页。

[110]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8、345、347页。

[11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8、389页。

[1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0页。

[1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8～479页。

[114] 指王明的《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11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2～393页。

[1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5页。

[117]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11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4页。

[11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5页。

[120] 《中共半世纪》，第138页。

[12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6页。

[122] 《传记与回忆》。

[123]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02～407页。其中田书元的回忆见曹仲彬《访问田书元谈话记录》，见该书第407页；何立波《王明落寞的后半生》，《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

[1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7页。

[12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0页。

[12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8页。

[1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2～403页。

[1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1页。

[129] 《传记与回忆》。

[1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4页。

[1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5页。

[13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6页。

[1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7页。

[1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6页。

[135] 毛泽东《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3页。

[136] 《传记与回忆》。

[1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8页。

[138] 《传记与回忆》附录Ⅱ。此文因病未能写完。

[139] 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1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9页。

[14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0页。

[14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1页。

[14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2页。

[1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3页。

[1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4页。

[1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5页。

[1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7页。

[1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8页。

[1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6页。

[150]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51页。

[151]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152页。

[15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5～6页。

[1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9页。

[1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页。

[1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0页。

[1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5页。

[15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1页。

[1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2页。

[1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3页。

[16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4页。

[1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5页。

[1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6页。

[1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7页。

[16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8页。

[165] 《文汇报》1969年10月3日。

[16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9页。

[1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4～437页。

[1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0页。

[1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1页。

[1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2页。

[171]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及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8～79页。

[1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3页。

[173] 孟庆树1975年1月整理。

[1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1页。

[1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8页。

[17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9页。

[17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0页。

[1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2页。

[17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6页。

[18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93页。

[181]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反毛斗争的经过（提要）》。

[182]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第28页。

[183]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第42页。

[1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3页。

[1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6页。

[18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8页。

[1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4页。

[1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9页。

[189]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190] 《中共半世纪》，第9～10页。

[191] 《中共半世纪》，第11～140页。

[19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6页。

[193] 《中共半世纪》，第3页。

[194] 《中共半世纪》，第140～141页。

[195] 《中共半世纪》，第167～168页。

[19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2页。

[197]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1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0、451、453页。

[1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9页。

[2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4页。

[2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5页。

[2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6页。

[20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9页。

[2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8页。

[20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9页。

[20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1页。

[2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2页。

[2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3页。

[20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4页。

[21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6页。

[21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9～480页。

[2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7页。

[2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8～471页。

[21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2～474页。

[21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5页。

[2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6页。

[217]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69～220页。

谱后

1975年 河北师大政治课教研室在《河北师大》第6期发表《投靠苏修的叛徒王明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派》，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王明，是搞修正主义的，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派，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1975年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1981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此书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名为《中共五十年》。

陆定一在回忆中说：“这本书从头至尾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造谣，为他自己的罪恶狡辩。”[1]

胡乔木1985、1986年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王明后来在七十年代还出了一个很坏的小册子——《中共五十年》。这个小册子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苏联印过，在越南也印过。在这个小册子中，王明说毛主席要毒死他，这是胡说八道。‘文革’那么残酷，毛主席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文革’中很多事情是江青他们搞的，毛主席并不知道。”[2]

1976年 苏斯洛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曾为王明默哀。

同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史锋写的《反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斗争》小册子。

同年 日本将《中共半世纪》改名为《王明回想录》出版。

1977年10月9日 罗瑞卿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称王明是“叛徒”。[3]

1977年10月12日 孟庆树为《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撰写前言，说：“王明同志自幼即爱好诗歌，爱好写诗，可惜他童年时代的作品只收存了一部分，但从这一部分诗歌中已可以看到他自幼即热爱光明和正义，向往光明，控诉黑暗与非正义，控诉反动派”；“王明同志从九岁开始写诗，到十五岁时，诗的内容已颇丰富优美”。她还说：“王明同志写诗歌时，尽力避免用古典和生冷字眼，不得已要用时，也多加以注释。”她说这个选集里有很多诗是为追悼革命烈士而写的，还有给她写的55首，另外还有“数十首反毛的诗歌”，在“文化革命”后，“王明同志不仅多次著文反击，而且写了不少反毛诗篇”。在注释中，她还说王明一生共写了600余首诗。[4]

1978年12月10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谈到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时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5]

1979年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文版。

孟庆树在这年1月5日写的《书后》中说：“王明（陈绍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本书给读者指出批判毛泽东的反动理论和伪造的历史的根据。俄文和其他外文早已出版，现将中文出版，使广大中文读者得有机会阅读。”“王明同志本来打算在写完这本书后，接着再写一本书批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错误——尤其是在哲学方面的错误。因为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毛泽东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苏、反共的罪恶活动，使中共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在名为‘文化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时，毛泽东及其小集团更公开宣布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但他们至今在国内和国外还是不得不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干的坏事。因而必须以理论分析和实际证明使人们看清：毛泽东是怎样曲解、诬蔑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幌子下用偷天换日的方法以其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王明同志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已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可惜他因为健康早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就被摧残，终于未能完成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而与世长辞了。”“王明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很重大的损失。”[6]

《写作要目》说，此书除俄文和中文版外，日本、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也曾出版。

同年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中文版的封套上介绍说：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王明同志不仅是政治活动家，而且是诗人”。

韩三洲在《作为诗人的王明》一文中说：“如果不以人废诗的话，王明也应该算是一个诗人。”“从诗中可以读出，虽说王明少小聪慧，诗才尚可，但也不论平仄，也就是不太讲究合辙押韵，不受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自幼及壮，直至逝世前一年，诗人一直在写着他自己的诗，所以，70年的平生事业、社会交际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书中均有记载。更重要的是，内中除了王明个人的政治态度之外，也包含有大量的党史资料，有很多第一手记载是《中共五十年》（即香港新出版的《王明回忆录》）与其它王明传记中所阙如的。”[7]

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说：“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8]

1981年3月 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谈到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时说：“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

同年 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俄文版翻译成中文，以《中共五十年》为名内部出版，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

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书（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是叛徒王明把他自己从1971年至1974年所写的几篇东西拼凑而成的。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供研究者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通过本书，人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王明。”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此书的内容“并不是都是错误的，也有正确的部分”，例如信仰马列主义的，拥护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创建苏区根据地和创造红军，以及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联蒋抗日在内的贡献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对反右派斗争、三面红旗及其困难时期和对“文化大革命”有些批评是对的，认为毛泽东受封建的影响很深，独断专行，不民主，这种看法和批评也是对的。[10]

1981年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1]

1981年8月3日 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自我批评要认真，不要敷衍。一九四五年，我们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可能记得，王明的自我批评是敷衍的，博古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认真的。”[12]

1982年 陆定一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说：“王明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是苏联当时的大国主义者用来控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走狗。他依靠外国（苏联的大国主义者）势力，篡夺了中国党的领导四年之久（1931～1935）。他们当时结成一个集团（即所谓‘二十八个半’），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王明路线统治中国党四年，排斥和杀害了许多同志，使中国革命几乎失败。”并说王明“死前当了赫鲁晓夫的反华特务”。[13]

同年 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王明言论选辑》。

1983年9月5日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因病于莫斯科去世，也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1984～1985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内部出版《王明全集》第一、二、三卷。因经费困难，原计划出版的第四卷未能印出。

1987年5月12日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的谈话中说：“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14]

1987年10月13日 邓小平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的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5]

1988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一书。

1989年6月16日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谈话中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6]

同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写的《王明评传》。

1991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写的《王明年谱》。

同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

1992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写的《王明其人》。

1993年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钟君、龙夫的《红色帷幕下的较量：毛泽东与王明》。

1994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金立人等写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

1996年 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田中仁编著的《王明著作目录》。

同年 天地出版社出版徐旭初的《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1998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的《王明传》。

1999年 杨奎松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了王明研究中的弊病，即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17]

2002年春 渔隐布衣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中见到王明墓后，作《过王明墓》七律一首志感，诗如下：

孤臣海外愧其才，何苦他乡土一堆。

太息名高功未得，尤怜地老事堪哀。

争持谪见能尊祖，圭臬形名却穉孩。

过客知人诚不易，任凭指点费伊猜。[18]

2006年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施巨流的《王明问题研究》。

2008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戴茂林、曹仲彬著《王明传》，即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的增订版。

2009年1月 香港哈耶出版社将《中共五十年》更名为《王明回忆录》出版。[19]

2009年5月18日 muduli在《我党历史上的叛徒之最》中说王明是“最不思悔改的叛徒”，其中说：“自60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20]

本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熊廷华的《王明的这一生》。

2010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黄允升的《毛泽东与王明》。

2012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丁晓平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1]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页。

[3] 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8页。

[5]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35～236页。

[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236、237页。

[7] 原载《南方都市报》，见“共识网”（http：//www.xn-b6q513il2h.com/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98681.html）2010年4月29日。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

[9]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85页。

[10]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34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5、47页。

[12]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第495页。

[13] 《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后收入《陆定一文集》时，这段文字被删去。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

[17]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8] 《闲话王明诗》，渔隐布衣的博客“关东情结“（http：//phaell.blogcn.com/diary，16007470. shtml）2008年5月20日。

[19] 《王明回忆录》，“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37023）。

[20] 《我党历史上的叛徒之最》，“百度知道”（http：//zhishi.baidu.com/zhishi/192065.html）2009年5月18日。

附录

一 王明著作目录

（诗歌除外）

1925年

4月29日 《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陈绍禹），《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

《三种不同的面目》（陈绍禹），同上

《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陈绍禹），同上

5月1日 《安徽的学生》（陈绍禹），《皖光》第1卷第1期

《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陈绍禹），同上

《恋爱真谛》（陈绍禹），同上

5月27日 《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陈绍禹），武昌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12月出版）

1927年

5月26日 《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绍禹），《向导》第198期，6月15日

6月1日 《英俄断绝国交问题》（绍禹），《向导》第197期，6月8日

1928年

1月13日 《旅莫支部面面观》（陈绍禹），莫斯科中山大学墙报

4月18日 《武装暴动》（俄文，与张闻天等合译）

4月中旬 《关于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决议》（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

5月16日 《武装暴动》序言

7月 《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给未离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作）

7月14日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发言（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会议上）

7月30日 致中共代表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

11月1日 《广州暴动纪实——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韶玉），收入《广州公社》文集，1930年12月25日出版

本年 《关于〈中国革命之现状〉报告的发言》，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1卷

1929年

9月1日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韶玉），《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

9月前后 《为啥个米贵了？——中共沪东区委为要求加米贴告沪东工人书》（传单，用中共沪东区委名义印发）

10月12日 《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韶玉），《红旗》报第48期

10月15日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慕石），《红旗》报第49期，10月17日

11月7日 《准备着应战》（慕石），《红旗》报第51期

《太平洋会议的内幕——赛狗会》（慕石），同上

11月7日 《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慕石），《红旗》报第52期，11月10日

11月13日 《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慕石），《红旗》报第53期

《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一部分（慕石），同上

11月16日 《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二部分（慕石），《红旗》报第54期

《太平洋会议的总结》（慕石），同上

《笨郭同的话》（情淑），同上

11月20日 《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慕石），《红旗》报第55期

《反对派还是反动派？》（慕石），同上

《收回租界的两种方式》（情淑），同上

《“建设与民意不能兼顾”！？》（膺时），同上

11月23日 《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慕石），《红旗》报第56期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慕石），同上

《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情淑），同上

《反军阀战争周与广暴二周年纪念》（膺时），同上

11月27日 《论陈独秀》（慕石），《红旗》报第57期

11月30日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慕石），《红旗》报第58期、《烈火》第2卷第1期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慕石），同上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慕石），同上

《取消派的政纲快要实现了！——召集国民会议》（膺时），同上

《伟大英勇的青岛工人》（膺时），同上

12月4日 《“西北问题解决”后》（慕石），《红旗》报第59期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慕石），同上，《烈火》第2卷第1期

《检阅我们的工作》（石），同上

《词穷理尽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膺时），同上

《青岛复工与“治安”问题》（膺时），同上

12月5日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慕石），《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12月7日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慕石），《红旗》报第60期

12月11日 《“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的战争》（慕石），《红旗》报第61期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慕石），同上

《纪念广暴的战士》（膺时），同上

12月18日 《“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慕石），《红旗》报第62期

《军阀战争与取消派》（慕石），同上

12月20日 《没有一个好东西！》（慕石），《红旗》第63期

《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慕石），同上

12月22日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慕石），《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12月25日 《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慕石），《红旗》报第64期

《欢迎朝鲜的五卅》（慕石），同上

《贫民生活问题》（膺时），同上

12月28日 《阎张通电后的政局》（慕石），《红旗》报第65期

1930年

1月1日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慕石），《红旗》报第66期

《欢迎苏维埃的印度》（膺时），同上

《短评》六则（应时），同上

1月4日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慕石），《红旗》报第67期

《狐狸的尾巴都露出来了！》（慕石），同上

《短评》五则（膺时），同上

1月8日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慕石），《红旗》报第68期

1月11日 《军阀战争的“成绩”》（慕石），《红旗》报第69期

《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慕石），同上

2月18日后 致米夫信

2月21日 致中共中央信

3月26日 《再论富农问题》（韶玉），《红旗》报第87期

3月28日 致中共中央组织局信

4月10日 《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兆雨），《劳动》第28期

《“四一二”与蒋介石》（石），同上

《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慕），同上

《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玉），同上

5月上旬前后 《什么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小册子，未署名，是为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们用的）

5月1日 《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石），《劳动》第30期

《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石），同上

5月14日 《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兆雨），《劳动》第31期

《“赤俄”与“白俄”》（石），同上

《坚决地反对黄色倾向》（雨），《红旗》报第101期

5月15日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韶玉），《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

5月17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前半部分（韶玉），《红旗》报第102期

5月21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续（韶玉），《红旗》报第103期

5月23日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兆雨），《劳动》第32期

《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兆雨），同上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玉），同上

《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石），同上

5月24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后半部分（韶玉），《红旗》报第104期

5月27日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韶玉），《红旗》报第105期

6月7日 《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石），《劳动》第34期

6月21日 《什么是“流氓”与“匪”？》（韶玉），《红旗》报第112期

6月26日 致米夫信。

7月2日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韶玉），《红旗》第115期

7月9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

7月10日 致中共中央信（韶玉）

7月22日 致米夫信（与王稼祥合写）

7月24日 致米夫信

8月1日 致米夫信

8月6日 致米夫信

8月31日 致米夫信

9月24日 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信

10月17日 致米夫和马耶尔信

10月23日 致米夫信

11月13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陈韶玉、秦邦宪）

11月17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陈韶玉、秦邦宪）

11月底 《两条路线》（小册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

12月14日 《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韶玉），载《实话》报

12月17日 致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和马耶尔信

1931年

1月7日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月18日 《六届四中全会的总结与上海工作》（在中共江南省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月25日 《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由王明撰写，后作为附录收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2月10日 《几点必要的声明》（收入《两条路线》）

2月 《两条路线》（绍禹），上海出版，同年7月以《两条战线》为名再版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王明撰写）

8月30日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王明起草）

9月下旬～10月中旬 致中共中央信，载《南针》杂志

11月15日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秘书处会议上的讲话

11月 《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后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11～12月间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

冬 《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补充发言》（王明），《国际工人运动》俄文版第36期，又以《中国的革命危机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题目发表于《赤色职工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1～2期合刊

1932年

1月8日 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的信

1月28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草案”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会议上报告）

2月19日 《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任务》（在列宁学院中国部民族组作的报告）

2月2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月 《苏维埃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共产国际》中文版第3卷第2期、俄文版第23期

3月31日 《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5、6期合刊，后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名于6月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伯力远东国家出版社1932年出版的《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以及《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一书

3月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即《两条路线》，包含新写的《再版书后》、《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莫斯科初版，1934年再版，1940年在延安出版第3版

4月7日 关于中共的一般组织情况的报告

4月18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的信（关于丘古洛夫发言问题）

4月 《反对中共党内李立三主义的斗争》，《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3～4期

5月19日 致米夫信

同日 致萨发洛夫和米夫信

6月7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概要的报告

6月17日 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组织情况

6月23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

9月2日、12日 《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的报告节录》，《中国问题》俄文版1933年第11期，后收入莫斯科9月出版的王明著《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苏联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2卷收入两篇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分别注明是“根据古斯涅恩报告《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而发表的演讲”、“根据阿加诺《远东战争与共产党在反帝和反对苏联军事干涉中的任务》而发表的演讲”

9月20日 《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的新策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5～26期，中文版第3卷第12期

9月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王明），莫斯科出版

10月26日 中共中央给日共中央的贺词

同日 致革命作家国际同盟书记处信

同日 关于中共组织及党员人数的情况报告（王明、康生）

10月 《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在列宁学院的政治报告）

秋 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信

11月2日 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1月28日 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

12月30日 《广州公社五周年和中国现状》，俄文版《中国问题》杂志及《共产国际》1932年第35～36期、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1933年第4卷第1期

同年 《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23期

1933年

1月7日 致库西宁的信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

1月26日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

1月 《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王明，又名《东三省情形与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2期，俄文版第4～5期；《太平洋工人》第5期；并收入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王明著《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1938年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同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共产国际》第4卷第1期

3月14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在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的讲演），载于共产主义学院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汇刊及《共产国际》第4卷第3期

4月21日 致中共中央的信

4月28日 《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6月20日 《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4卷第8期

6月 《苏中工农联合万岁！》（王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

7月 《“五卅”事变八周年与中国现状》（王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7期

8月20日 《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布尔塞维克》（瑞金）1934年第1期，国内的《斗争》杂志曾转载，上海中华书店于1933年出版单行本，1935年再版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

9月27日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告世界劳苦民众宣言》，莫斯科《十月》报第1期

9月27日 《〈苏维埃中国〉引言》，该书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出版

10月8日 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信（王明、康生）

10月9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10月13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10月27日 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王明、康生），其中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后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10月29日 《中国形势与中共任务》（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

10月 《致巴比塞、罗曼·罗兰及一切出席行将在巴黎开幕之青年反战大会的代表们》，《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

11月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1月30日 《东方劳动者底重大损失》（王明、康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11期

11月30日～12月1日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1934年1月31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1934年第13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王明、康生著《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11月 《反革命的第六次“围剿”的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王明），《十月》特刊

12月28日 同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的谈话

这年 《广州公社六周年》，《真理报》第341号

同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领袖》，收入苏联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同年 在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的讲话，载《真理报》

1934年

1月20日 《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又名《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中文版第5卷第11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将此文出版了单行本

1月 《中国革命不可战胜》（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环球》俄文版第3期

2月5日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的发言

2月10日 《两个月来的工作计划》（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

2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斗争》第64期（上海油印），《火线》第15期（4月28日出版），《斗争》第66期（6月30日苏区中央局铅印），《起来》（12月31日出版），收入193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

2月 《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改选运动和苏维埃的民主》

3月 《东方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王明），《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

4月2日 《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王明、康生）

4月9日 《关于帮助中共在满洲工作的建议》（米夫、王明、康生）

同日 《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米夫、王明、康生）

4月20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王明、康生）

4月23日 致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电

4月25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王明、康生）

5月7日 关于刊物问题的信

5月16日 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

5月27日 关于共产国际第六～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共情况的报告

5月28日 《中国苏维埃是特殊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1期、《马列主义函授教程》第11期

6月7日 致皮亚尼茨基的信

7月2日 致皮亚尼茨基的便函

7月6日 致书记处的信

7月10日 致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电（王明、康生）

7月23日 致切尔诺莫思科同志的信

8月3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王明、康生）

9月7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

9月9日 致国际济难会执委会斯塔索娃同志的信

9月13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满洲问题会议上的结论发言

9月16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王明、康生）

9月28日 致中共中央电（王明、康生）

10月1日 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

10月16日 致中共中央电

同日 致皮亚尼茨基的信

10月14日 致中共中央电（王明、康生）

10月15日 致中共中央电（王明、康生）

10月16日 致中共中央电（王明）

秋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反对第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应苏联老布尔塞维克协会邀请所作的报告）

11月20日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又名《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等六次围剿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2期，并收入1935年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

11月23日 《新条件与新策略》，发表于《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版第26期，后收入王明1935年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并发表于1935年1月18日的《斗争》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铁锤》第3期，2月24日的《火线》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联盟报》第29期

11月24日 《新条件和新策略》小引

本年 《东方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

本年 《远东的斗争》，《土地问题》第7～8期

本年 《十月革命在苏维埃中国》，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王明、康生），苏联出版

1935年

1月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

2月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序

同月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3月19日 致斯塔索娃的信（王明、康生、米夫）

5月3日 致上海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的信（王明、康生）

5月4日 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

5月5日 致上海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的信（王明、康生）

6月3日 致中共吉东特委的信（王明、康生）

6月5日 关于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工作致周洪二同志的信（王明、康生）

7月19日 致库西宁同志的信

同日 致米夫的信

8月1日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巴黎《救国报》第10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1～12期合刊

8月7日 《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又名《高涨的中国革命》），苏联《真理报》8月9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5期、中文版第8、9、10期合刊，《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4期。

8月8日 致书记处的信（王明、康生）

8月25～27日 《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9月 致美国中共党组织的信

10月1日 《中国人民之曙光》，该日《救国报》社论

10月10日 关于中国代表人选问题致青年共产国际的信（王明、康生）

10月11日 给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的通电（杨靖宇、吴义成等）

10月28日 《怎样了解布勒斯特合约底教训》，该日《救国报》

10月29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10月 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并新写《作者附言》，由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次年3月国内出版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的单行本。并刊载于《社联盟报》第29期，1936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须知》，同年4月20日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5月14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99期，5月20日出版的《战斗》第6期，《中国工人》创刊号，12月10日出版的王明著《论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2月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王明著《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42年出版的《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文集

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

11月7日 《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该日《救国报》，收入巴黎救国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国文选》，及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贝什夫同志的信

11月28日 致各级军队领导人电（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12月1日 《反帝统一战线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

12月9日 《福建事变一周年》，该日《救国报》

12月14日 关于抗日讨蒋（编辑部给陈奉奇的公开信），《救国时报》第2期

12月19日 《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后收入1936年2月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

12月20日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12月27日 《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收入1936年2月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

本年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序

本年 《东北抗日游击队将领为华北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疑即10月11日杨靖宇、吴义成等给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的通电）

本年 《纪念瞿秋白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0～21期

本年 《告满洲里人民关于中国北方事件书》，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纪念同志们》，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中国工农红军告阿比西尼亚人民书》，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关于创立中国东北抗日民族防务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声明》，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呼吁书》，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阿比西尼亚与中国》，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中国红军宣言》，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3卷

本年 《新条件与新策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1936年

1月4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1月4～9日 《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巴黎《救国时报》连载

1月17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会谈时的谈话

1月22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会谈时的谈话

1月23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会谈时的谈话

同日 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信

1月25日 《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Inprecorr》第16卷第6期，后收入《新形势与新政策》

1月27日 致春山兄的信（王明、康生）

1月29日 《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巴黎《救国时报》第9、10期合刊，后收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的《民族英雄方志敏》，1937年1月24日出版的《斗争》第122期

同日 《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巴黎《救国时报》第9、10期合刊

同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穑的最近谈话》，同上

同日 致罗曼·罗兰电，4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第23期

同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

同期 《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民族英雄方志敏》，《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期

1月 《新形势与新政策》（包含新写的《小引》），1936年1月9日～3月10日《救国时报》第6～17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俄文版第2期，并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收入1937年5月1日出版的《时论选集》，同年10月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2月5日出版的《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同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

2月4日 巴黎《救国时报》摘发王明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关于驳斥巴西反动报纸造谣的文章

2月6日 《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改变》（又名《改变中的苏区各方面政策》），收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新形势与新政策》，并发表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同年7月12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105期

2月9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2月20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的信

2月24日 《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救国时报》第13、14期合刊社论

2月29日 《除三害》，《救国时报》第15期社论

3月15日 《抗日救国与全民族统一战线》（陈绍禹［王明］），《全民周刊》第1卷第1、2期合刊

3月2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

同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王明、康生）

3月27日 《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者亲密携手——王明氏之郑重宣言》，巴黎《救国时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有关统一战线部分和王明《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有关部分的摘录）

春 《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陈绍禹），《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4～5期

4月16日 《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王明、康生）

4月20日 《解放》发刊词，《解放》（北平）第1期

4月25日 《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陈绍禹），《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7卷第5期

4月30日 《怎样准备抗日？》（陈绍禹［王明］），巴黎《救国时报》第27期，《先锋》（6月6日出版），《全民》第4期（6月30日出版）

4月 致潘汉年的信

5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5月25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5月27日 《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关于中俄同盟及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反蒋派别之间底关系问题）》（王明），巴黎《救国时报》第33期（6月5日）

6月16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信（王明、米夫）

同日 致毛泽东、王稼祥的信（关于国共协商抗日救国）

6月20日 《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等之纪念词》（与康生等7人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巴黎《救国时报》第37期

同日 《追悼瞿秋白同志》（王明、康生），收入《瞿秋白同志牺牲周年纪念》

6月22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信

7月3日 致中央书记处

同日 致罗英

7月8日 《高尔基追悼词》（王明、康生），巴黎《救国时报》第41期

同日 《悼高尔基逝世》，同上，同时刊登于莫斯科《真理报》

7月12日 《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陈绍禹），巴黎《救国时报》第42期

7月14日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7月15日 致中央书记处

7月25日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名《为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新中国论》），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4期，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英文版第44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巴黎《救国时报》第55、56期（“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专刊），《全民月刊》第7、8期合刊，《斗争》第118期，《民族殖民地问题》第1期，后收入《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6年出版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7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时论选集》、朱戈编《今日的红军》、《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陈绍禹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新中国论》、《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

7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同月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

8月20日 致洛甫

8月27日 致共产国际中国部的信

9月5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9月23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10月25日 《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陈绍禹［王明］），巴黎《救国时报》第63期，悼念鲁迅

11月12日 《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陈绍禹），巴黎《救国时报》第68期，后收入这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丛书”《烈士传》第1集、1948年出版的《烈士传》第2辑

11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11月22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12月2日 致洛甫

12月12日 《论西安事变》（伊·杰克），《共产国际》杂志

12月23日 给中共中央的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通过）

12月27日 致中央书记处（王明、康生等）

本年 《东北抗日联军宣言》，巴黎《救国时报》

本年 《论两广事变》，同上

本年 《纪念我们英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之一《烈士传》第一集

1937年

1月8日 《救国时报》一周年题词（王明、康生），巴黎《救国时报》第75、76期合刊

2月23日 对苏联重工业部部长鄂尔卓尼基兹的吊唁词（王明、康生、方林），巴黎《救国时报》第83、84期合刊

3月13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3月19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王明、康生）

3月25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王明、康生）

3月 《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陈绍禹［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中文版第3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4期，收入1937年11月出版的朱戈编《今日的红军》，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20日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同年1月出版的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王明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1939年出版的天囚编《民族革命论》等

4月4日 致中共中央电（王明等）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氏重要声明（王明撰写）

4月14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的信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4月25日 《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王明、康生等），巴黎《救国时报》第96期

5月5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美国共产党代表的信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5月13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的信

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6月8日 致党内同志的信

6月18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的信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7月6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7月10日 悼东北烈士夏云杰、陈荣玖、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王明、康生等），巴黎《救国时报》第110期

7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8月5日 《悼冯洪国同志》（陈绍禹），巴黎《救国时报》第115期

8月10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陈绍禹［王明］），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合刊，《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俄文版第8期、英文版第10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解放》周刊第26期，随后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青年书报社、延安解放社、上海文粮书店出版单行本，上海南华出版社还于1938年1月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为名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的《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2册等

8月 《远东与远西（对于下列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信说几句话）》，《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

9月30日 致莫斯科林的信

同日 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10月21日 致斯塔索娃的信（王明、康生）

11月7日 《伟大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时之中国》（又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王明），巴黎《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布尔什维克》11月号，《群众》第1卷第7期，曾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同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等

11月29日 在延安机场的讲话

12月9日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后收入《六大以来》上册，《两条路线》下册

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2月18日 关于要项英早日来汉口致毛泽东、张闻天并转中央政治局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12月20日 关于在西安与小蒋谈话情形致书记处（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12月21日 《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同日 与陈立夫谈判时的谈话

12月23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

12月24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项英）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

同日 《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的谈话》（又名《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及对抗战的各种主张》），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共产国际》1938年第5期，后来又以《陈绍禹（王明）先生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为名，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真理文库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以《国共统一合作的前途》为名，收入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小丛书之62《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民族出版社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解放出版社同年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国共合作抗战》等

12月26日 关于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12月27日 《挽救时局的关键》（陈绍禹［王明］），《群众》杂志第1卷第4期，《解放》周刊第30期，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后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2月出版的周恩来、王明等著《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怎样进行持久战争》、《统一战线下的党派问题》，5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6月出版的《抗战文选》，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等

同日 《抗战中的几个问题》（又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陈绍禹），1938年1月20日《新华日报》、1月29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8期，后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中国出版社7日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还以《托洛茨基派是什么？——陈绍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讲演》为名收入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绍禹、徐特立等著《托派在中国》

同日 《抗战三日刊》记者关于时局和抗战前途问题采访的谈话（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同日 关于必武不难离汉工作事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12月31日 关于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同日 关于向蒋交涉发枪加饷等事致朱彭毛电

本年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党的建设》第22期

本年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信

本年 致别洛夫的信

1938年

年初 致毛泽东、洛甫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

1月2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与军委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

1月8日 关于何应钦已核定新四军编制致毛泽东电（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

1月11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

同日 在《新华日报》董事会上的发言

1月13日 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同日《新华日报》

1月15日 关于速派干部来武汉致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同日 《新区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汉口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15日出版的《西北的新区》

1月19日 《列宁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收入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

1月20日 致毛泽东、洛甫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彭德怀）

1月21日 关于四川工作的意见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同日 关于就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问题同国民党交涉情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

同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

1月24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1月27～29日 关于《抗战》三日刊刊载的《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记略》启事（陈绍禹），《新华日报》

1月28日 关于晋察冀边区通电事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并转朱德等（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1月29日 致郭沫若、于立群信（陈绍禹、周恩来）

1月30日 在欢迎抗战孩子剧团和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

1月下旬 《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又名《抗日的民统统一战线》、《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王明），《战时青年》杂志第2期，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国共合作的前途》

1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真理文库之一，王明），汉口扬子江出版社出版

同月 《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胜利》（王明），上海南华出版社出版

同月 《中国共产党在现时环境中的任务》（陈绍禹［王明］），收入《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

同月 《为巩固和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原载《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群众》杂志第1期摘要刊登

2月1～2日 关于《战时青年》载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文声明，《新华日报》

2月3日 在武汉“普海春”留俄同学会公宴上的致辞

2月6日 为武汉反侵略宣传周的题词

2月7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2月9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2月9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2月10日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该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

同日 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洛甫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

同日 《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陈绍禹［王明］），该日《新华日报》，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2月13日 关于发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群众参战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2月15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2月19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2月21日 武汉各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挽联（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

2月27日 钱亦石先生追悼大会挽联（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等）

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2月 《抗日救国政策》（陈绍禹［王明］），生活书店编印出版

同月 《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叶晴编），民族解放社出版

同月 《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王明），收入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

3月11日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3月12日 《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陈绍禹），《新华日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日 致毛泽东、洛夫并康生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

3月21日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

3月25日 为《新华日报》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特刊的题词

3月26日 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陈绍禹），27日《新华日报》

3月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延安解放社出版

4月1日 致中共中央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4月11日 关于张国焘抵汉情形致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4月16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4月18日 关于张国焘脱党情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同日 关于我方参政员名单的提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4月22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4月28日 《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陈绍禹、周恩来、博古），4月29日《新华日报》，4月29日出版的《解放》第36期，5月7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21期，6月6日出版的《先锋》第317期，6月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第4册，后来作为附录之二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

5月1日 《今年的五一节与中国工人》（陈绍禹），《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36期，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及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

5月6日 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5月11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

5月15日 电请蒋介石不惜牺牲坚决保卫武汉（陈绍禹、周恩来、博古），5月18日《每日快报》

5月18日 《答复××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陈绍禹、周恩来、博古），21日《新华日报》，向愚编、战时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战文选》第7集

5月22日 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该日《解放》周刊

5月23日 关于三青团问题的意见致洛甫、毛泽东、陈云、康生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5月25日 《中国青年和世界青年联合起来》的欢迎词（又名《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的团结》），5月26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第l卷第25期，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5月27日 《在〈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会上的发言》（陈绍禹），5月28日《新华日报》

6月4日 致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6月5日 汉口悼念张效贤、杨慎贤、陈怀民、孙全鉴四烈士大会挽联（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

6月7日 关于叶挺要求组织新四军委员会致毛泽东、洛甫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6月8日 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毛泽东、朱德、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等），《新华日报》

6月15日 《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新华日报》，《群众》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45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期，6月由新华日报馆作为“新群丛书”第10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1939年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册

6月17日 关于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致中共中央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同日 致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6月30日 《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共十七周年》（王明），收入真理出版社1940年出版、洛甫等著的《英勇奋斗的十七年》

6月 改善行政机构与设立各级民意机关（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民主》第2期

7月1日 关于我担任参政会提案起草工作致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7月5日 关于同意东南分局移南安及分局仍以项英为书记致项英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同日 《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陈绍禹等中共七参政员），《新华日报》，《解放》第47期，并收入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7月7日 《过去与将来》（陈绍禹），《新华日报》

7月12日 《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陈绍禹等）

同日 《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提案〉的说明》（又名《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加强》，陈绍禹），7月13日《新华日报》，《群众》第2卷第6、7期合刊，《解放》第48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并收入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

7月13日 《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巩固》，《新华日报》，《悉尼华人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

7月30日 致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并林伯渠、任弼时转冯文彬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7月 《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陈绍禹），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月 《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汉口中国出版社出版

8月1日 关于要求调派大批军事干部到南方开展游击战争致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8月4日 关于武汉危急我工作人员撤退准备情况致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胡服及朱德、彭德怀（并发四军及西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8月7日 致毛泽东、张闻天等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

同日 致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王稼祥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

8月28日 致叶挺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

8月 《鲁迅新论》（王明、毛泽东等著），新文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10月2日 祝贺新四军建军周年致叶挺、项英暨全体指战员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董必武）

10月15日 《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王明），《新中华报》第464期，1940年出版的《中国青运文选》

10月20日 《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

同日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六大以来》上册，《两条路线》下册

10月25日 与成都各报社、通讯社记者的谈话

11月1日 《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陈绍禹等73人），11月2日《新华日报》，12月出版的《第二届参政会特辑》

同日 《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胡景伊、陈绍禹等44人），11月2日《新华日报》

同日 《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王造时、陈绍禹等66人），11月2日《新华日报》

11月5日 《关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持久抗战争取胜利问题案》（陈绍禹等22人），11月7日《新华日报》

同日 《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林祖涵、陈绍禹等20人），11月7日《新华日报》

同日 《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寇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案》（吴玉章、陈绍禹等32人），11月7日《新华日报》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同日 《陈参政员绍禹给本报编辑部的信》，11月7日《新华日报》

11月8日 在重庆青年团体举行招待会上的演说（陈绍禹），11月9日《新华日报》

12月5日 悼念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挽词

同日 《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新华日报》

12月13日 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

12月18日 题词，《新华日报》

本年 《一党专政还是联合战线》（洛甫、陈绍禹等著），全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 致蒋介石信

1939年

1月15日 《旧阴谋的新花样》（又名《反对汉奸》，陈绍禹），《解放》周刊第62期，2月7日《新华日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抗敌报》第51～52期，2月15日《新华日报》作为“新群丛书”第24种出版了单行本，3月出版的陈绍禹、凯丰著《旧阴谋的新花样》，3月10日出版的《文献》第6卷，4月2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2辑，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5月曾收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洛甫、王明等著《“防共”即是灭亡中国》，以及《前线丛书》之五

同日 题字（陈绍禹），《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1月23日 《从六中全会到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在一个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2月10日 《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希望》（陈绍禹），该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24期

同日 题词，该日《新中华报》

2月12日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毛泽东、陈绍禹），2月13日《新中华报》

2月16日 在延安文化界座谈会上的讲话（王明），该日《新中华报》

3月8日 《共产党员和妇女解放运动》（陈绍禹），《解放》周刊第1卷第66期，4月14日《新华日报》，《中国妇女》第3期，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3月16日 《在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王明），该日《新中华报》

春 《国民党五中全会与国共两党现状关系问题》（报告提纲）

5月1日 《五四运动的二十年》（陈绍禹），《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

同日 题字（王明），《解放》第70期

5月7日 在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

5月28日 题字（王明），《群众》第3卷第2期

5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后摘录收入《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补充材料——《王明论统一战线》

5月 《托派在中国》（陈绍禹、徐特立等），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6月1日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

同日 《论妇女解放问题》（王明），《中国妇女》第1卷第1期，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40年出版的王明著《论修养》，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

6月2日 在延安青年记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该日《新中华报》

6月6日 《反共是日寇汉奸和投降派的阴谋》，该日《新中华报》代论，收入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7月5日 为郭沫若之父郭朝沛先生送的挽联（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

7月7日 《反共是日寇汉奸和投降派的阴谋》（王明），该日《新中华报》，《解放》第73期，收入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同日 《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王明），该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群众》周刊第3卷第8、9期合刊，《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4期，并收入7月出版的王明著《当前时局最大的危机》，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1940年6月出版的《统一》杂志第7期，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同日 《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投降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王明），7月11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

7月20日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报告，7月2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11期，8月8日《新中华报》，8月31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1卷第3期，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8月13日 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王明），《新中华报》第56期

8月18日 《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

8月20日 《为死者求冤》（王明），《解放》周刊第81期

同日 题字（陈绍禹），《解放》第81期

8月25日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9月4日 《在欢迎尼赫鲁大会上的欢迎词》（王明），9月5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

9月6日 题字，9月7日《新华日报》

9月8日 《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毛泽东、陈绍禹等中共七参政员），9月9日《新华日报》，10月3日《新中华报》，《解放》第86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33期，《抗战报》第97期，收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集汇集》

9月9～18日 《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陈绍禹、董必武等）

9月13日前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9月20日 《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陈绍禹），9月20《新中华报》第75号，9月28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89期，《抗敌报》第103期，香港时论编译社于10月、上海先行出版社于11月、解放社于12月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并收入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

10月6日 哀悼吴志坚同志（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叶剑英等），该日《新华日报》

10月19日 《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的演词》，10月20日《新华日报》，《群众》第5卷第15、16期合刊

10月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毛泽东、王明），明明书店出版

11月中旬 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

12月5日 题词，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出版百期纪念特刊

12月9日 《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陈绍禹），该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大众日报》第101期，《抗敌报》第112期，《解放》周刊第93期，《群众》周刊第4卷第5期，1940年3月9日的《新华日报》，后收入1940年5月出版的抗敌报社《宪法问题指南》，解放社1940年8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10册等

同日 《“一二·九”四周年》（王明），12月16日《新中华报》，1941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3期

12月20日 《中国妇女与宪政运动》（王明），《中国妇女》第1卷第7期，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

同日 《论斯塔林——为庆祝斯塔林同志六十大庆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王明），12月30日《新中华报》

12月25日 《在自然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王明），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

同日 在古从军追悼会上的悼词（王明），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

12月28日 关于宪政问题和目前形势的报告

在此前后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问题致毛泽东信

本年 《反对中国人民的叛徒》，《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

本年 《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关于国共关系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笔记）

1940年

1月4～12日 对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同上 《论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王明），1月20日《新中华报》

1月11日 题词，2月7日《中国工人》创刊号

1月15日 《一九四○年的展望》（王明），《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

1月16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展览会上的讲话》（王明），2月3日《新中华报》

1月17日 在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讲话

1月17日～2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月1日 《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毛泽东、王明等），《新中华报》第184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解放》第98、99期合刊，并收入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2月3日 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2月9日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

2月7日 《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王明），该日《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100期，《抗敌报》第127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95期，并收入3月出版的王明著《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

2月8日 在欢迎新疆归来的指战员会议上的讲话

2月9日 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毛泽东、陈绍禹等）

3月8日 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的讲演，3月29日《新中华报》

3月9日 《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该日《新华日报》代论

3月19日 在抗大三分校第五期学员一、二大队同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同日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三版序言，收入延安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三版

4月10日 《语录：反对汪精卫汉奸卖国》（王明），《群众》第4卷第10期

5月1日 《全中国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5月7日《新中华报》

5月3日 《学习毛泽东》，5月7日《新中华报》，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后收入冀鲁豫书店出版的《青年修养》，及《青年学习问题》

6月4日 《妇女宪政辩论会结束后吴玉章王明两同志总评判词》，《新中华报》第135号

6月27日 致毛泽东信

7月5日 《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王明），《新中华报》第143期，《大众日报》第167期，《解放》第111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中国工人》第7期

7月24日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成吉思汗夏季公祭会上的讲话，8月3日《新中华报》

8月15日 追悼张自忠将军等挽联

9月5日 在旅居延安侨胞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王明），10月16日《新华日报》

9月8日 在女子大学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同志毕业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第160期

9月29日 在陕北公学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10月7日 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中华报》第172期

10月12日 《关于保护母亲儿童问题》，《中国妇女》第2卷第7期，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

11月2日 致尼赫鲁慰问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

11月20日 《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王明），《共产党人》第12期，后改名为《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由胶东联合出版社出版

12月3日 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王明），12月19日《新中华报》第189期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2月22日 祝词（陈绍禹），《新中华报》第190期

12月 《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任务和组织问题（1940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议上演讲记录摘要）》（王明），《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

本年 《关于反对毛泽东的德意日苏同盟的国际政策路线和联日联汪反蒋的国内统一战线政策的谈话》（笔记）

1941年

1月4日～1月14日 《无法无天的罪行》，《新中华报》社论

2月13日 致陈云信

2月15日 《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毛泽东、陈绍禹等中共七参政员），2月27日的《新中华报》、3月10日的《新华日报》

3月8日 《复参政会秘书处齐电》（毛泽东、陈绍禹等中共七参政员），3月10日的《新华日报》、3月13日的《新中华报》

8月11日 挽张冲（陈绍禹、吴玉章、邓颖超等）

9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9月18日 致《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的唁电（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

10月8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0月上中旬 关于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中国抗日战场活动使日寇不能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毛泽东四次争论（综合笔记）

11月9日 致冯玉祥六十诞辰贺电（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

11月14日 冯玉祥六十寿辰祝词（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等），《新华日报》

本年 《关于解放区政权工作问题的决议（草案）》

本年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总结》

1942年

1月16日 赞“大兵诗人”焕章乡长先生六十大寿（陈绍禹），《新华日报》

3月7日 《语录：关于保育母亲儿童》（王明），《大众日报》第317期

同日 《语录：关于妇女政治觉悟》（王明），《大众日报》第317期

10月8日 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

1943年

12月1日 致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信（孟庆树代笔）

12月 致女儿芳妮的信

1944年

2月27日 致周恩来信

12月25日 题字（陈绍禹），《新华日报》

1945年

4月20日 致任弼时并请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的信

12月20日 致谢觉哉信

12月25日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在中央直属党委、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全体干部会上的报告）

1946年

4月8日 为悼念“四八烈士”题词，载中共代表团出版的《“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1947年

1月25日 致谢觉哉信

5月5日 怎样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的意见

5月 致毛泽东、刘少奇信

7月12日 时事报告

8月21日 宪草说明书大意

12月26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本年底至1948年2月 《关于山西临县前甘泉村和后甘泉村土改工作的基本总结》

本年 致卢化蓬信

本年 《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

1948年

3月7日 致任弼时信

6月19日 致周恩来信

9月26日 致谢觉哉信

10月26日 致谢觉哉信

10月 《给中共中央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总结报告》

10月～11月 《二中全会前同毛泽东五次谈话的记录》

11月22日 致谢觉哉信

12月26日 致刘少奇信

1949年

1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的指示

1月24日 致谢觉哉信

2月12日 致周恩来信

2月22日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教育与改造司法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转政府党组的指示

3月7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上的发言

3月12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5月23日 致周恩来信

5月 对南下解放军工作团作的报告

6月1日 致谢觉哉、陈瑾昆两老并李木庵、何思敬、郭任之、杨绍萱信

6月2日 致刘少奇、周恩来及林伯渠、董必武二老信

6月3日 致周恩来信

6月4日 致刘少奇、周恩来信（谢觉哉、王明）

8月22日 致陈毅、潘汉年信（谢觉哉、王明）

同日 致董必武并转毛泽东信

8月 致刘少奇信（董必武、谢觉哉、王明）

同月 致刘少奇、周恩来信

9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法院工作问题给上海市委的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律师制度改革问题给上海市委并告华东局、各中央局及分局的指示

10月23日 致季龙先生并转李、戴两老信

11月6日 致毛泽东信

11月27日 致毛泽东信

本年 《青年学习问题》（洛甫、王明著），上海华夏出版社出版

1950年

1月1日 致许鸿信

1月11日 致刘少奇信

1月21日 致董必武并请转报刘少奇信

2月1日 致毛泽东信

2月5日 《中央法委会的工作报告（自1949年8月～1950年2月）》（向刘少奇及毛泽东上报）

2月6日 “对监狱工作的意见”（在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2月15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 给董必武的报告

3月4日 给董必武的报告

3月16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

4月9日 送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条例（或婚姻法）草案的简单说明（初稿）》的报告

4月13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4月18日 致毛泽东信

同日 致朱德信

4月21日 给邓颖超的报告

在此前后 在清华大学作关于《婚姻法》的报告

5月12日 给刘少奇的报告

6月9日 致杨尚昆并转毛泽东信

7月5日 致江滨并转戴老、传颐先生及商委各同志信

7月27日 《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报告）

在此前后 《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报告提出意见之解答

8月17日 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信

9月上旬 向中共中央“请求到苏联医治”的报告

10月23日 致刘少奇、毛泽东信

1953年

12月14日 致毛泽东信

本年 关于毛泽东从□□□□年秋到1953年这一阶段反对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苏联、反党的基本事实的简要信息

1954年

1月28日 致中共中央信

12月14日 致刘少奇并转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信

12月22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几点意见》

12月25日 致杨尚昆信

1955年

4月1日 致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信

10月2日 致刘少奇请转中央并主席信（由孟庆树代笔）

1956年

9月8日 致刘少奇并请转中央和主席电

1958年

11月4日 致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报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附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个口号译文的意见）

本年 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提纲）

从本年到1974年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经过》、《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等，后来孟庆树根据他的回忆整理成《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

1959年

本年 关于诗歌的谈话

1961年

本年 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1964年

1月 《对全党全国反毛主义斗争的行动纲领的初步方案》

本年 致中共中央信

本年 《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与右倾词句的形式》

本年 《为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告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

本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1965年

本年至1966年 “关于毛泽东反苏反共的历史，关于越南战争和‘文化革命’问题”等谈话

1966年

12月 对勃列日涅夫60岁生日的贺信

本年至1967年 “关于揭露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目的及其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本质等”等谈话

1967年

11月 《为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本年 《批判毛泽东的哲学错误》（初稿）

本年至1968年 与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谈话

1968年

本年 《毛泽东堕落的根源》（初稿）

1969年

3月 《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又名《论中国事件》，王明），3月19日《加拿大论坛》，3月28日苏联《消息报》摘要发表，3月31日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俄文小册子，并出版英、法、日、西等各种文字的单行本

冬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王明谈，孟庆树整理）

同期 《所谓“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

1970年

4月22日 《永不能忘的会晤》（与孟庆树合写）

4月 《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王明），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俄文版，随后出版了中文、英文和其他各种文字的单行本

本年 《批判毛泽东的哲学错误》（增订稿）

本年至1975年 《王明选集》（原版影印本，五卷），本庄比佐子编，日本东京汲古书院陆续出版

1971年

夏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后作为第一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

同期 《“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后作为第二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

秋 《“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后作为第三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

本年 《揭穿毛泽东对中共历史的伪造》

本年 “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与实现经过”（谈话）

本年 “关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与抗战时期中共两条路线斗争”（谈话）

1974年

本年初 《“孤僧”命运与毛家十大》，后作为第四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

3月23日 《中共半世纪》“写在前面”

7～9月 《毛泽东与秦始皇》（即《“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一文的部分内容），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3期

10月～11月 孟庆树写出《对于1943年6～7月延安医生给王明同志会诊总结的补充说明和材料》

1975年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俄文版），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

1976年

9月10日 日本出版日文版《王明回想录》

1979年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文版），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俄文版和中文版

1981年

《中共五十年》（据《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俄文版翻译），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出版，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

1982年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

1984年

本年至明年 《王明全集》（一至四卷，俄文版，第四卷未能出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

2009年

1月 《王明回忆录》（即《中共五十年》），香港哈耶出版社出版

二 王明研究论著目录

（只限题目含有“王明”、“陈绍禹”字样者）

一 专著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日本汲古书院，平成8年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东方出版社，2004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中文版，1979

——《王明全集》第1～5卷，日本汲古书院原版影印本，1970～1975

——《王明全集》第1～4卷，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文内部版，1984～1985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中文版，1979

——《王明回忆录》（即《中共五十年》），哈耶出版社，2009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王明其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孟庆树整理《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

钟君、龙夫：《红色帷幕下的较量：毛泽东与王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徐旭初：《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天地出版社，1996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熊廷华：《王明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丁晓平：《王明申请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二 论文

〔日〕田中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张晓峰译，《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王明著作考目录选登》，《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0期

——《王明著作考》，《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7期

《“毛泽东让医生谋害王明”是无稽之谈》，摘自该书编委会编《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中共党史上两位特殊的“总书记”——瞿秋白与王明比较研究》，张表芳：《中国现代思想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叛徒的足迹》，文博编《中共往事钩沉（1）·大浪淘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4日

《王明的“小报告”》，摘自《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载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王明的文章为何被编入〈毛选〉》，《江淮文史》1994年第1期

《王明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仁、爱、礼、义”》，载吉林大学历史系编写《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人民出版社，1974

《王明的后半生》，崔建国编《历史风云纪实1921～1976》上、下册，武汉出版社，1993

《王稼祥拒绝看王明》，《广东党史》1994年第4期

《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反党宗派小集团》，《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2年第2期

《李立三和王明的旧怨新仇》，梁柱、贺新辉：《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被革命旋涡推上浪尖的领袖向忠发和王明》，《党史博采》2000年第7期

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纵览》2009年第12期

卜万平：《刘少奇对清算王明“左”倾错误的独特贡献》，《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马齐彬：《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中共镇远县委党研室：《我党最早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杰出代表——周达文》，《党史纵横》1992年第5期

孔德生：《李立三与王明的恩恩怨怨》，《现代交际》1994年第1期

——《李立三与王明》，《文史精华》1997年第8期

——《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与王明路线的终结》，《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巴志鹏：《延安时期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始末》，《党史纵横》2003年第6期

文庠：《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明》，《党史纵览》2002年第4期

——《张国焘眼中的王明》，《党史纵览》2002年第12期

王生杰：《王明上台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王礼芳：《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王连升：《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影响》，《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王忠瑜：《与王明在莫斯科的一场辩论》，《名人传记》1986年第1期

王武：《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的策略思想初探》，《党史纵览》1995年第2期

王彬彬：《被忽视的1935年：兼说王明与〈八一宣言〉》，《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王维礼：《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几个问题的探讨》，《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王维佳：《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硕士论文》

王强：《王明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主要活动》，《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

——《王明在共产国际》，《世纪桥》1999年第5期

王裕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造成的危害》，《龙岩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王新生：《试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及原因》，《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

王献玲：《试析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实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

王鹏程：《周恩来、王明对武汉保卫战的认识之比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王蕙：《走下权力巅峰的王明》，《党史纵览》2003年第6期

尹传正：《近年来关于王明、博古的研究》，《北京党史》2012年第8期

邓传淮：《浅议王明忽视独立自主原则的原因》，《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邓志勤、王长发：《王明“左”倾错误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影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韦祖松：《王明“左”倾路线为什么能够长期统治全党》，《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冯晓蔚：《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文史月刊》2006年第6期

卢振国：《王明之妹陈映民：从童养媳到女红军》，《共产党员》2007年第14期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王明之妹陈映民的曲折人生》，《党史博览》2007年第5期

叶介甫：《王明的政海沉浮录》，《党史纵横》2009年第3期

叶建军：《剖析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硕士论文

叶健君：《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错误的经济政策》，《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

——《王明从“左”倾关门主义转向右倾投降主义的原因》，《求索》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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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炎黄春秋》1996年第6期

——《王明错误路线纠正始末》，《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第5期

梁科：《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异军突起的原因》，《新东方》2010年第5期

梁磊：《王明为什么要写〈学习毛泽东〉》，《党史纵横》2002年第2期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么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历史怎样选择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黄少群：《王明是怎样上台的？》，《新时期》1980年第2期

——《略论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福建党史月刊》1986年第4期

——《论毛泽东在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时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及其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2期

黄青：《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毛主席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看真理的实践标准及理论的指导作用》，《实事求是》1979年第2期

黄德渊：《从王明“左”倾路线的教训看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喻维华：《王明“左”倾路线的基本特点》，《中国教育研究论丛》2006年

惠香香：《怎样看待王明路线在长江局的影响》，《理论建设》1989年第1期

翕公：《陈绍禹访大智门车站作诗前后》，《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3辑

董长贵：《论毛泽东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精神》，《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蒋二明、段泽源、江舒：《王明政治生涯片断——上台真相》，《决策咨询》1994年第12期

蒋伯英：《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厦门城市工作的危害》，《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4期

韩广富：《王明：洋先生扶起的中共领导人》，《党史文苑》1997年第2期

韩冰：《王明拾影》，《报告文学》2007年第7期下半月刊

鄢舟：《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第3期

魂静：《王明妹妹陈映民的曲折人生》，《人民文摘》2008年第1期

熊廷华：《王明曾经称颂毛泽东》，《党史天地》2004年第2期

——《王明是如何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异军突起的》，《党史文苑》2008年第2期

——《王明在“朝圣”莫斯科的日子里》，《党史文苑》2009年第1期

管秀廷：《关于对王明左倾错误的认识过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增刊

——《王明左倾错误认识始末》，《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裴高才：《胡秋原与王明、李立三共事始末》，《世纪行》2003年第5期

潘国琪、钱守云：《何孟雄反对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黎萌：《王明其人其诗》，《党史博采》1996年第6期

穆鹍：《王明左倾错误的成因、危害及教训》，《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戴长征：《王明与共产国际新论》，《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王明在国内的最后岁月》，《读书文摘》2009年第4期

——《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中外书摘》2009年第5期

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霞飞：《王明口述17小时，第一部〈婚姻法〉出台》，《文史博览》2010年第2期

——《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第13期

三 征引文献

一 报刊

《人民日报》（海外版）、《红旗》报、《劳动》三日刊、《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上海党史与党建》、《广东党史》、《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中央档案馆丛刊》、《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中华儿女》、《中国图书评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历史研究》、《文史月刊》、《文史博览》、《文汇报》、《文献与研究》、《长江》、《世纪》、《世纪行》、《四川日报》、《布尔塞维克》、《民国档案》、《光明日报》、《共产国际》（中文版）、《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向导》、《江汉论坛》、《江淮文史》、《百年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报刊荟萃》、《时代文选》、《时代精神》、《社会科学战线》、《社科信息》、苏联《远东问题》、苏联《真理报》、《近代史研究》、《陈独秀与中国》（内部刊物）、《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武汉党史通讯》、《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炎黄春秋》、《金秋》、《革命史资料》、《党史天地》、《党史文汇》、《党史文苑》、《党史纵横》、《党史研究与教学》、《党史研究资料》、《党史资料丛刊》、《党史资料通讯》、《党史通讯》、《党史博采》、《党史博览》、《党的文献》、《党的建设》、《档案春秋》、《救国报》、《救国时报》、《领导科学》、《新中华报》、《新华文摘》、《新华日报》、《新华月报》、《福建党史月刊》、《解放》

二 资料、论著

〔日〕田中仁编著《王明著作目录》，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平成8年

〔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2版第5卷，日本苍苍社，1983

〔苏〕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

《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广东党史资料》第3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3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0

《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毛泽东文集》第2、3、5、7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毛泽东选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竖排版，1953

《王明全集》第1～4卷，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文版，1984～1985

《王明回忆录》，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中文版，1979年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

《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4

《任弼时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

《红旗飘飘》第18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1939

《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出版社，1987

《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印，1970

《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

《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

《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

《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38

《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二版）》，解放军出版社，2007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1984

《宜兴文史资料》第33辑，2006年印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5～7、1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

《谢觉哉日记》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

《瞿秋白文集第7卷·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91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编《劳改立法资料汇编》（教学参考资料之六），出版时间不详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下册，档案出版社，198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刘少奇年谱》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12～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07

——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38）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中共代表团编《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1946年10月印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成都出版社，1994

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鄂东革命史资料》第1辑，1983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册，1986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研室编《国家与法权理论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1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7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册（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1983年编印

孔永松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文博编著《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

王明：《中共五十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中文版，1979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上海南华出版社，1938

王树棣等编《陈独秀书信集》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北上抗日史料征集办公室编《烈火青春：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史料专辑》，1990年印行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叶笃初、宋德慈主编《勤政为民鉴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

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

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

朱敏彦等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许俊基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吴基民：《谜一样的一段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吴葆扑、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应金华、樊丙庚主编《四川历史文化名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3册，东方出版社，1998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李士群主编《永恒的信念：写给志愿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大人》，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5

——《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李继宏、吕财英：《千古论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

汪幸福：《林氏三兄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沙尚之编《记孙冶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邸延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

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周文琪、褚良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印行，1986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王明其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周焱等：《陈郁传》，工人出版社，1985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

孟庆树整理《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

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61

河南省革命印刷史研究会编《河南革命印刷史料》第1辑，1987年印行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

该书选编组编《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

该书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7

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工人出版社，1982

该书编写组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该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第6卷《报告文学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该书编委会编《黄河忠魂：韩达生烈士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该书编委会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20集《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南新宙：《周恩来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

星村：《郭沫若的女性世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人民出版社，2008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钟君、龙夫：《红色帷幕下的较量：毛泽东与王明》，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唐有章：《革命与流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徐旭初：《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天地出版社，1996

徐浩然等：《海峡两岸的呼唤和平统一祖国》，福州海风出版社，1999

晓风主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骏声：《西北军演义》上册，团结出版社，200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

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6册《致家人 友人 读者 公函（续）》，华夏出版社，2008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楚晖》丛书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谢振声主编《江北之骄》第2册，学苑出版社，2005

韩剑飞：《中国宪政百年要览1840～19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熊廷华：《王明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熊经浴、李海文：《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抗日战争卷》，红旗出版社，1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明年谱/郭德宏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97-4934-0

Ⅰ.①王… Ⅱ.①郭… Ⅲ.①王明（1904～1974）-年谱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9980号

王明年谱

编者/郭德宏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责任编辑/李建军

电子信箱/jxd@ssap.cn 责任校对/李文明 张俊杰

项目统筹/徐思彦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0.5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彩插印张/0.75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887千字

书号/ISBN 978-7-5097-4934-0

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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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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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页

新序

目录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一

二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一 西潮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三 西学为用

四 中学不能为体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三 成了“新人物”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一 初到北大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三 思想与方法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一 并非不得已

二 问题与主义

三 国际的中国

四 好政府主义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一 暴得大名不祥

二 我称他皇上

三 礼教与少年心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四 体验新俄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

封面

前折页

书名页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长校，1917～1922

第一节 现实境遇与思想资源

第二节 延揽人才与重塑学风

第三节 开出风气与酿成潮流

小结

第二章 辞离，1923～1926

第一节 怀疑之声渐起：1923年辞职风潮

第二节 已有微词：1926年复职风波

小结

第三章 淡出，1927～1930

第一节 北伐前后的南北教育界

第二节 蔡元培与北平大学区风潮

小结

第四章 纪念，1917～1949

第一节 北大校庆纪念中的“蔡元培”

第二节 蔡元培纪念仪式之解读

第三节 作为思想资源的“蔡元培”

小结

余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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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折页

封底

陈独秀全传

封面

前折页

书名页

简体字版前言

繁体字版前言

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

目录

上篇 一个叛逆爱国者和启蒙大师的诞生

一 早年传奇（1879～1905）

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厌弃科举的“选学妖孽”

蒙了一个秀才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成“康党” 舌战群儒

学西学 转为“乱党”

初出茅庐 叱咤风云

何梅士、苏曼殊

创办《安徽俗话报》

二 在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中（1905～1914）

信仰无政府主义

办学校、组团体 培训革命骨干

学习、思考、彷徨的三年

在消沉与苦闷中隐居、读书、作诗

没有婚姻的爱情与诗书暂憩的生活

辛亥革命中一飞冲九天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以编辑为生 静待饿死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三 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1915～1919）

创办《新青年》 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序幕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

文学革命中的“黄金搭档”

两位特殊的战友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教育革命的呼号与实践

培育一代“新青年”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爱国运动

明星如此闪烁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四 筹建中国共产党（1919～1921）

狱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会主义

误入“列宁主义”

脱下西装和长袍 到工人中去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奠定中共基础工作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和建党活动

五 主持中共初创时期的工作（1921～1923）

接任共产党领导时的特殊心态

创建中共的全国性组织

第一年的辉煌业绩

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努力与困惑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着意培养第一代党的领导骨干

莫须有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

革命领导权问题上误解的消除

提携毛泽东

批评孙中山 马林被撤

六 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1923～1926）

与鲍罗廷、维经斯基的不同关系

与鲍罗廷的初次冲突

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实施革命领导权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与爱情（1922～1927）

父子无情亦有情

总书记的穷困生活与情变

揭开“神秘情人”的面纱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国民党二大

中山舰事件

整理党务案

反对北伐风波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在汪、蒋之间

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

同情陈独秀的维经斯基“引火烧身”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与瞿秋白的分歧

十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中·1927）

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

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

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

起草《汪陈宣言》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

“不堪回忆武昌城”

关于执行国际执委七大路线的争斗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舔吮自己的伤口

文字学研究中苦度艰难岁月

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十三 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

在党内正式组织反对派小组织

被开除出党

十四 促进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1930～1931）

领导托陈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饱受莫斯科回国托派组织的排挤和打击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协议委员会期间又受围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果断整顿无产者社 最终促使托派统一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倾路线、共产国际和王明领导集团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走上了颠沛无尽的不归路

十五 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改变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制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

托洛茨基的复杂表态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

十六 在狱中（上·1932～1937）

被捕

假作真来真亦假

审判

狱中斗争

冠盖云集的探监者

患难得真情

狱中的研究工作

《自传》之“瑰宝”与遗憾

呕心沥血著述文字学

狱中的特殊战斗和《金粉泪》的沧桑

十七 在狱中（下·1932～1937）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继续反极左 企图遥控托派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开除”陈独秀

思想转变的滥觞

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同时拒绝“回党三条件”

不舍托派观点 深陷书生议政误区

最后一次救国实践及其夭折

“汉奸事件”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对托派极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绪的回归

与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谊

十九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合作主义”

最后的思想辉煌

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开人世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王明年谱

封面

书名页

文前彩插

编写说明

目录

一 童年、青年时期

1904年5月 1岁

1909年 5岁

1912年 8岁

1913年 9岁

1914年 10岁

1915年 11岁

1916年 12岁

1917年 13岁

1918年 14岁

1919年 15岁

1920年 16岁

1921年 17岁

1922年 18岁

1924年 20岁

1925年1～11月 21岁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2月 21岁

1926年 22岁

1927年 23岁

1928年 24岁

三 回国及上台

1929年 25岁

1930年 26岁

1931年1～10月 27岁

四 在共产国际

1931年10月 27岁

1932年 28岁

1933年 29岁

1934年 30岁

1935年 31岁

1936年 32岁

1937年1～11月 33岁

五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 33岁

1938年 34岁

1939年 35岁

1940年 36岁

1941年 37岁

1942年 38岁

1943年 39岁

1944年 40岁

1945年1～8月 41岁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945年8月 41岁

1946年 42岁

1947年 43岁

1948年 44岁

1949年 45岁

1950年 46岁

1951年 47岁

1952年 48岁

1953年 49岁

1954年 50岁

1955年 51岁

1956年1月 52岁

七 第三次到苏联

1956年1月 52岁

1957年 53岁

1958年 54岁

1959年 55岁

1960年 56岁

1961年 57岁

1962年 58岁

1963年 59岁

1964年 60岁

1965年 61岁

1966年 62岁

1967年 63岁

1968年 64岁

1969年 65岁

1970年 66岁

1971年 67岁

1972年 68岁

1973年 69岁

1974年 70岁

谱后

附录

一 王明著作目录

二 王明研究论著目录

三 征引文献

版权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