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我与建强的公谊与私情（代序）　贾梦玮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蔡元培：百年不变的感恩与追忆

家书中的梁启超

——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

从张謇到陈嘉庚再到李光前

——中国百年实业与教育的微观察

张元济与陆费逵：一个是商务，一个是中华

——中国教育出版的双子星座

携来十侣曾游

——记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

出版家：教育家的另一张面孔

——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例

三人行，行行重行行

——记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

高才短命人谁惜

——记曾昭燏的文博人生

歌声中的学校　学校里的歌声

——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弦歌版呈现

参考书目

后记

民國先生

Mas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马建强／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先生／马建强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495-3103-5

Ⅰ．①民…　Ⅱ．①马…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6483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　　划：吴法源

责任编辑：周　丹　黄　越

装帧设计：许　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15号　邮政编码：101102）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9　　　　　字数：25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本书由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专项学术资金资助出版

我与建强的公谊与私情（代序）

贾梦玮

至少是在江苏，马建强是几“界”著名人物。比如在教育界，他曾任金坛市社头中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大学教师多年，现又在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任职，是教育专家；在编辑行当，他曾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多年，又曾任《莫愁》杂志总编辑，《莫愁》家教版便是在他手上创办的；在文学界，熟悉马建强的人很多，他不仅是位散文作家，也是个文学的热心人，关心作家，关心文学的生存和发展。

建强从事的这些行当，细察之下，都与教育相关，教育是贯穿的红线。他平时说话，声音或高或低，话题往往不离教育；提笔为文，选择叙写的对象，无论是蔡元培、胡适，还是朱自清、叶圣陶……也基本是与文教相关的人物。不仅是与文教相关，也不仅仅是为文教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人物的为人、为教、为文都足当楷模，故而让建强为之深深折服。也许在建强看来，只有在民国，才可能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从心里喜欢他们、感佩他们、景仰他们，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尽一切可能搜寻与他们相关的资料。这种搜寻费时费力费神，可是建强乐此不疲；由于“爱”，爱得深沉而又热烈，因此寻找多年，居然还能有新的发现，真不可不谓是奇迹。建强的“意外之喜”，连旁人也要为他感到高兴。

建强从来不是个吃“独食”的人，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理解，这种“分享”，更多是建强自己的需要。也是因为“爱”的缘故，说起他喜爱的人物，建强的嗓门也就没法小下来，雄健洪亮，声震屋宇。他是要把自己喜爱的人介绍给大家，又怕别人开小差。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爱憎分明也有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爱”上：不留余地，尽情抒发，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所说不少是大家自以为熟悉的人物，听众们开始还有点心不在焉，但不知不觉便会被他所感染，于是屏声敛气，侧耳倾听。人到中年，建强依然非常阳光，在他的阳光之下，好坏、红黑、忠奸立判；在现实生活中，他倒不攻击、斥责别人，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对象，他也不多加评论，好像懒得去提。所以建强又是个只“立”不“破”的人。但因其“爱”之分明，“立”之不遗余力，“憎”和“破”也就不言而喻、不攻自“破”了。

说之唱之，舞之蹈之，人到中年，犹嫌不够，只能落笔成文，让其所爱在叙写中“神气活现”——这是建强的功德和公德。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曾在《钟山》发表，间接地，我也受感染不少，学习到很多。

以上是“公”，再说点“私”。

我与建强同龄，相识已近二十年，没有利益往来，居然能不离不弃，君子之谊倒大有“老而弥坚”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实属不易。这种纯粹的友谊，曾经广受推崇，如今却似乎已有点不合时宜了。所谓“利益不长久，‘友谊’三五日”。然而，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精神相通，还能惺惺相惜，互相欣赏与砥砺，友情便不会消亡。我与建强如此，原因何在？我想大概是因为“宽容”吧。世界是复杂的，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拿来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在黑和白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对“人”来说就更其如此，不论它是某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只有视角足够地“宽”，你才能看到朋友的全部；只有心灵足够强大，你才能“容”下对方的所有。我本想说点“私”，居然又说到“公”上去了。我想“私”倘能与“公”同构，大概就可能有真正的友谊了吧。

（本文作者为《钟山》杂志主编，一级作家，文学博士）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蔡元培：百年不变的感恩与追忆

一

我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柢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蔡元培（1868—1940）《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农历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出生地为笔飞弄。何谓笔飞弄？传说中讲，书法家王羲之家居绍兴城外，一次正挥毫写字，手中的笔忽然飞到城内一条巷子里，后人便称此巷为“笔飞弄”。王羲之家居绍兴，王羲之常常写字，这都是事实；蔡元培生于笔飞弄，这也是事实。但王羲之的一支笔怎么就飞到城内一条巷子里，这就只能是传说了。

十多年前，我专门去参观过笔飞弄。寻常巷陌中，蔡元培故居整饬一新。大门上方的匾额“蔡元培故居”为刘海粟晚年所写，粗壮有力，端庄淋漓。写这个匾额时，刘海粟已是年过九旬，海内外均高呼其大师泰斗，自然底气十足脾气不小豪气万千，此时所留笔墨多海阔天空目空一切。但蔡元培道德文章，早年多恩于他，年龄上也是忘年之交，故刘海粟此处下笔颇多敬谨谦恭，看起来质朴方正，这在刘海粟晚年所题书法中并不多见。匾额下左右对联为毛泽东当年敬挽蔡元培语：“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由当代书法名家沈鹏所写，草书，龙飞凤舞，笔力遒劲。不过，我总觉得，此处此联最好还是隶书或楷书，篆书更好些。龙飞凤舞，难免有些张牙舞爪。写字也得看场合的——你看南京中山陵，一路上去，名人书法也不少，胡汉民、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包括孙中山自己手书“天下为公”与“博爱”，却没有一幅是草书。不过这个沈鹏，草书确实很擅长，有真功夫。加之他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此处留字也算是给蔡元培故居增光添彩了。

据说故居里面基本保留了当年旧貌。绍兴世家众多，名门辈出，蔡元培故居置身其中，倒也只能算是平常百姓人家、清贫素颜气象，远没有庭院深深、高墙厚壁、重檐叠窗、富丽堂皇。我看就是与鲁迅故居相比，也显得略逊几筹。原因在于蔡元培父亲当年只是个钱庄经理，家里虽算是体面人家，但绝不富有，更没有多少积蓄。

蔡元培11岁（年龄为虚岁，下同）时，他的父亲去世。其时，蔡元培哥哥13岁，弟弟9岁。家族亲友念其清贫，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用。但蔡元培母亲自立好强，婉辞好意。幸好其父生前待人友厚，多有资助借贷于别人，虽无凭证，但对方良心常在，不时有人来归还借款。蔡元培母亲凭着这些还款，节俭度日，总算把一个家苦苦支撑下来，蔡元培也得以继续读书。

蔡元培真是个读书种子，现在他的家乡仍流传着不少他童年读书用功的故事。有一则是这样的：一天傍晚，蔡元培正在自家楼上读书，家中忽然失火。举家惊慌失措，疾呼他赶快下楼，而蔡元培因读书入神，竟全然不察。

还有一则说，绍兴是江南水乡，每到夏天夜晚，蚊虫特别多，常常扰得蔡元培无法专心读书。有一次他看到厨房里有几只空酒坛，便搬来两只酒坛，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酒坛子里。这样蚊虫咬不到，他就可专心读书了。

在绍兴，蔡元培生于斯长于斯26年，直至1892年北上京城。1926年，承载蔡元培青少年记忆的这座五开间三进深的故宅转售给了徐锡麟三弟。如同鲁迅一样，故宅易主后，绍兴真的就只是蔡元培的故乡、心中常常眷念之所而已了。

不过，蔡元培对故乡的感情无比深厚。1938年他在给《鲁迅全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蔡元培6岁即入家塾读书，走的是科举取士之路。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此后近十年时间，他自由读书，遨游书海，泛读杂览，驰目骋怀，以此奠定了蔡元培日后学博才闳、兴趣广泛、转益多师、沉潜浑厚的博雅视野与通达气度。

对立志科举的读书人来说，考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光宗耀祖，福妻荫子，此为人生正途。不过，蔡元培倒也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高歌到进士的。1882年他应童生试，未被录取；1885年、1888年两次杭州乡试，也均未考中。此时的蔡元培骨子里开始不屑八股了。后来之所以能捷报频传，可能与主考官个人偏好有关。蔡元培当年科举试卷今尚可查。考官评语为：“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文境高古，如读异书，如观鼎彝”（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而时人均称蔡元培的文才为“怪八股”，幸好考官偏好“怪八股”，乡试考官李文田曾对蔡元培说：“只有我李某人能够赏识，你才中了举人，没有第二个人再来赏识你的文章。”会试时王颂蔚是初考官，他阅蔡元培首场试卷不类八股文，即奇之，及阅二、三场卷，认为渊博无比，大为欣赏，“乃并三场存之，且为延誉”。晚清帝师翁同騄作为会试正主考官，也喜欢蔡元培这一路，还夸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翁同騄：《翁同騄日记》）。参加殿试朝考时，蔡元培内心是戚戚然的，因为他的字不是从楷书入手的，不是馆阁体。蔡元培的字，如枯蛇挂树，取法黄庭坚。字面如人面，科举考试笔下工夫至关重要。当年湖南熊希龄为参加殿试，还特意回到家乡苦练毛笔字一年然后才敢赴京赶考的。所以多年后在北大时，钱玄同曾问过蔡元培，说你的这种字当年怎么会高中的呢？蔡元培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

蔡元培自己也曾经说过：“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蔡元培：《自写年谱》）“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在孑民（蔡元培字）亦自以为意外云。”（蔡元培：《传略》）

晚清中国，积贫积弱，甲午一战，内外交困。由甲午到戊戌，尽管蔡元培个人从进士到翰林到编修一路过来倒也顺利，但他环顾世界，觉得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他没有沾沾自喜于个人名利，而是开始关注新学、西学，开始关注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查蔡元培日记，从1894年至1899年，蔡元培所读西学图书多达一百多种，除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政治之外，还有不少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声光化电之外，另涉及医学、算学、天文。

1898年当维新运动热火朝天之时，蔡元培正自学日文，日本森本丹芳所著《大东邦合论》，他已经能够借助字典看得七不离八了。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无可希望，“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的心愿更加坚定了。他评价康梁之徒：“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898年的那个秋天，蔡元培毅然率眷远离京城，回到绍兴。

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应聘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1887年由当地绅士捐资创办。往日堂堂翰林，而今新学校长，蔡元培从确立办学宗旨到聘请教师，从确定课程到选编教材，从选购图书仪器到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一一亲力亲为。短短一年，便成绩斐然。学生中有后来终身信服蔡元培、辅助蔡元培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功勋卓著的蒋梦麟及一直以“鲁迅挚友”名世的文学家、教育家许寿裳。1900年离开中西学堂后，蔡元培来到上海，先后出任上海澄衷学堂代理监督、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爱国女学校监督、爱国学社总理，并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其中，在爱国女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高君珊、诗词作家的徐新华，以及成为蔡元培第三任夫人的美术教育家周养浩；在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时所教学生，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可谓声名显赫的如：李叔同（弘一大师，艺术教育家、律宗高僧）、谢无量（书法家、教育家、文史大家）、胡仁源（教育家，曾代理北大校长）、黄炎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在爱国学社时的学生则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柳亚子、章士钊等。那几年，蔡元培还应张元济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所长，负责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由此蔡元培一生均与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蔡几度出国留学，均有商务提供资助。1940年病逝前，伺候病榻的便是商务总经理王云五。

二

他（梁启超）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梁漱溟（1893—1988）评梁启超与蔡元培

从1898年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开始，到1907年远赴德国留学，这个十年，对蔡元培来说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继而从民主革命家到现代教育家的艰难蜕变与华丽转身。在晚清同等资历人群中，蔡元培的这种转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蔡元培早的，如晚清体制叛逆者洪秀全，连续四次参加科举竟连个秀才也没有弄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虽有功名，却终身是体制的维护者。张謇、张元济，则一心埋首于实业与书林。后来者中，再也没有进士出身的，有个举人就很稀罕了。陈独秀、汪精卫、任鸿隽，都只是秀才而已。而孙中山、章太炎、严复、鲁迅、胡适等，都是全无功名之人。

戊戌变法时，蔡元培因为淡然政治，所以他既没有像康梁之类遭通缉，像六君子那样遭杀身，也没有像张元济那样被革职，但他还是毅然挂职携眷出都。此时国内时局可谓“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张元济语）。蔡元培此番作为，这里面不仅只是对清廷的失望，还有对立志教育救国的希望，有对自己“此生端为国家来”的雄心，这是传统士大夫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担当，也是时代先觉者的大智大仁大勇。

这十年，蔡元培辗转绍兴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二戴书院、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外交报》、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商务印书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光复会、同盟会、绍兴学务公所、京师译学馆，概括起来，就是办学、办报、结社。而办学（教育人才）、办报（唤起民众）、结社（组织队伍），正是晚清一批仁人志士们从传统士大夫蜕变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也正是新式学堂、报刊、社团的大量出现，使得传统士大夫在非官即隐之外，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职业化——他们依托诸如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依靠弃旧塾、求新知的洋学堂学生，依靠弃帖括、问新事的新型读书人，依靠志同道合、救国图强的志士仁人，解决了稻粱谋的老问题，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

蔡元培的浙东老乡罗振玉曾这样评价过蔡元培：“中进士，点翰林，不怕不能飞黄腾达，但蔡却要坚持革命立场，弃官不做，不夹杂个人穷通得失思想在内，这可以叫真革命。”

蔡元培通过严格而残酷的科举之路实现了旧式读书人的顶层设计，进而直接效忠朝廷，成为朝廷命官。戊戌维新失败，久居京畿深谙高层政治的他，突然“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当然这个读书声，不是“来日无多如奔马，一生惟愿做蠹鱼”的读书声，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声，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读书声，是立志“博古知今”又“兼济中西”且“旧学新知”能“放眼世界”的读书声。这个读书声，使得蔡元培毕其一生，始终保持了书生本色。

不过蔡元培这个书生，倒也不乏武夫经历与铁血精神。他在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时，公开是办教育，暗里却是从事反清革命。他把教育与革命相结合，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反清人才，发动暴动，进行暗杀。他聘请教员进行军事训练，延请教师专门教授理化知识，指导学生制造炸药，甚至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暗杀团。所以1904年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蔡元培便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首任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蔡元培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此番经历，使得日后蔡元培不仅学贯中西，德配古今；更是能文能武，惊天动地。

蔡元培远离京城回到家乡，原本俸禄优厚的上流官宦生活，一下子变成了吃百家饭、形同儒丐的底层平民生活，以致长子夭于贫病、结发妻子死于困厄。但蔡元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尽管他自己也说“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甚至“畏涉政事”，“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但在涉及个人信仰、价值、志向方面，他决不苟且，毫无妥协，从未懈怠，不曾动摇。

纵观蔡元培一生，可以说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的一生，是“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挽蔡元培联）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央研究院同人挽蔡元培联）的一生，还可以说是“道德文章不朽、事业功勋并茂”（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挽蔡元培联）的一生。在世人面前，蔡元培“无所不容、宽厚仁恕”，既“温、良、恭、俭、让”又“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他始终安贫乐道，平易和蔼，对上不谄不卑，对下不倨不傲，一生好好先生。但换个角度来看，蔡元培“外和内介、守正不阿”，“能恕能严”，“严于律己”，“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他的一生，又是不断辞职的一生，不断有所不为的一生，他敢喜、敢怒，敢爱、敢恨，敢争、敢斗。

1890年24岁时，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如此年轻，出任如此要职，这已是旧式知识分子的莫大荣耀了）。他反对因循旧例，主张采用章学诚的史学方法，将全志分为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兵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仕女篇、杂篇及文征等篇，但他所定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赞同，此时蔡元培没有多想便辞职了！

1898年32岁时，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但戊戌政变后，蔡对国家有心，对清廷无望，此时他想了很多，最后还是辞职了！

1900年34岁时，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一年多了，学堂新旧势力旗鼓相当，他支持新派，遭到堂董徐树兰干涉，于是又想到辞职！后经人多方调解以及堂董极力挽留才勉强留任。次年，35岁时，因办学经费的事再度与堂董产生分歧，这时蔡元培果断再度辞职！

1902年36岁时，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生皆一时俊彦，他春风化雨感觉很好。但学校发生学潮，蔡支持学生退学，这次他想都没想又辞职了。学生退学，教师辞职，同时与同仁筹办爱国学社，接纳退学学生继续学业。

1912年46岁时，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3月临时政府北迁后续任。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强留，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7年51岁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因张勋复辟闹剧很快落幕旋复任校长。

1918年52岁时，因北大学生到北洋政府请愿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后学生认错，政府挽留，才复任校长。

1919年蔡元培53岁时，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此后蔡元培每日均奔波救助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他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9日凌晨抵达天津，16日离津南下，17日夜抵达上海。后经校内外多方持续数月的敦请才放弃辞职，9月20日到校视事。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因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到了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蔡元培才又复职。

1922年10月19日因学校征收讲义费，蔡元培遭到北大少数学生围攻。56岁的蔡元培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而愤请辞职。北大学生见蔡校长怒不可遏，“相顾惊骇”，便紧急开会誓当全体一致驱逐个别闹事学生，一致议决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后胡适等多次调停挽留，蔡元培念及闹事学生只是个别，继而复职。

1923年1月17日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57岁的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当日即离京赴津，7月携妻带子赴欧考察教育。

1926年6月28日已经离校四年的蔡元培再度向北京政府请辞北大校长。

1928年1月31日蔡元培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此校前身为南洋公学，蔡元培年轻时曾在此担任过特班总教习。后无奈因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公务，同年6月蔡辞去了该职务。

1929年蔡元培63岁时，9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决议案任命他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坚辞未任。

再查蔡元培日记与年谱，可知1928年至1929年期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可是国民政府历次都是“准假”、“慰留”。1929年8月8日，蒋介石亲自到蔡元培上海家中，敦请留职监察院院长。但蔡元培仍坚辞不就：“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的事情？”柔中带刚，软中有硬，搞得蒋介石很没面子。迟至8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这才开会勉强同意辞职，不过对“国民政府委员”一职，仍然是“慰留”。

1935年，蔡元培已是69岁的老人了。7月他正式登报声明，辞去本兼各职计23项，只留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对蔡元培来说，因为他的人生资历、学术修养、道德人格、社会声望，辞职便成了他个人生存的武器，成了他应对当局的手段，更是他坚持人生理想的不二法门。就职、辞职，辞职、就职，几个月的首任民国教育总长，四年多的北大校长，十多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构建了他生命的三段辉煌，使他百年之后、百年以来依旧高山仰止，无人能及。当然，在蔡元培勇于坚持理想、不惜数度辞职时，他和全家数年对清廉寒苦之生活的坚守，也是无人能及的；他个人对谗言讥讽威胁迫害的经受，同样也是无人能及的。正如胡愈之所言：“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界、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数十年如一日，不为利禄而变节操的有几个？始终忠实于真理、不悔屋漏的有几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不避刀俎斧钺的有几个？始终成为青年导师、知行合一而不欺骗青年的又有几个？”（胡愈之：《我所见的蔡元培》）

三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出的结论。

…………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冯友兰（1895—1990）《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北大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时说：“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蔡元培出掌北大，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他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是天时地利人和，有其位、有其识、有其时。

1911年年底，蔡元培从欧洲回到上海，参与民国筹建。1911年12月1日《民国报》发表《章太炎宣言》，章太炎认为，新民国“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开始推荐的教育总长却是章太炎，后因各省代表中有反对者，故只好作罢。当时黄兴曾拟推荐胡元絯出任教育总长，也有推荐汪精卫和严修的。但有人改提蔡元培后，所有代表便一致投票同意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月5日蔡元培正式就任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

所谓教育总长，当时其实是“三无人员”：无办公场所、无办事人员、无办公经费。一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二是得道多助，远在欧洲五年多刚刚回到国内的蔡元培，对国内情况多有隔膜，但他登高一呼，蒋维乔、王云五、黄炎培、陆费逵、许寿裳等教育高手，纷纷出手援助。由蒋维乔、陆费逵起草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及课程标准，短短十天便弄好了。蔡元培大家手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照单全收后立即于1月19日由教育部向各省都督发出电报及咨文，请各省“饬发所属，转发各学校一体遵行”，这也成为了中华民国教育史振聋发聩的开场白。

2月11日，蔡元培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在这个意见里他系统地提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全新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坚定地认为，清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以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于是蔡元培决定废除“忠君”与“尊孔”，发展体育与美育，这是他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正是这个方针的实行，标志着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教育进入了现代：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修改教科书，删除与民主共和不相适应的内容；废止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胄学堂，将其并入普通学校；设立社会教育司，开展社会教育……（《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一切都得从头而来。但蔡元培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位子还未坐热，2月21日，孙中山委派他出任迎袁专使，这在当时是一件艰巨得神圣的使命，也是一件注定了劳而无功的差事。以蔡元培对袁世凯的了解，以蔡元培对民初国情的理解，他当然知道迎袁专使的结果：“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当蔡的朋友们都劝他“这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时，蔡元培平静地说：“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蔡元培：《自写年谱》）

蔡元培从1月13日在南京筹设教育部起，到3月22日南京教育部宣告结束使命准备北迁，满打满算七十天，除去北上迎袁三十天外，蔡元培在部任事不过四十天。但当时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全体部员每日朝九晚五，照学校成规，用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呈现一派蓬勃奋发的气象。鲁迅这时候也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南京教育部上班。鲁迅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一向是悲观看事的，这时在教育部却看到中国很有希望，实属不易，也可见蔡元培主持下的民元教育，真是一派蓬勃奋发气象。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时间，月领津贴30元（教育部所有成员不分岗位高低，均是30元），此外无薪金收入，亦无暇编书取酬。蔡全家三个孩子加上夫人，一家五口，此时生活开支不得不举债应付。幸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相助，张两次借钱给蔡元培以解家庭衣食之忧、燃眉之急。

本来蔡元培完成迎袁专使任务回到南京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既已宣告完成历史使命，蔡元培完成交接后也可以随之下台了。可是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坚请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辞，并推荐范源濂出任。范为晚清学部参事官，对全国教育情况很是熟悉。他是宋代范仲淹的后人，早年毕业于湖南时务学堂，其弟范旭东，是我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代袁世凯向参议院提交内阁十二部总长的名单里，教育部总长也是范源濂而不是蔡元培。

可是范源濂听说蔡元培推荐他出任总长，立即致电袁世凯、唐绍仪：“闻内阁教育部职，将以濂承其乏。作育新民，责任重大，自维才德，万不克胜，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先生品学崇优，万众钦服，务祈设法慰留，至为切祷。”后来范源濂还亲自面陈袁世凯，袁世凯于是电请孙中山及唐绍仪恳商蔡先生留任。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托人问询范源濂，既然范君不愿就任总长，那屈尊就任次长可否？不想这个范源濂部长不干次长则愿。这样，蔡元培便开始与范源濂合作主持教育部，一时可谓圆满周全皆大欢喜。

可惜好景不长。4月26日蔡元培与范源濂一起正式到教育部视事。6月19日，因反对袁世凯专权，蔡元培与几位同盟会籍的总长决定随内阁总理唐绍仪一同辞职。虽经袁世凯多次慰留，但迟至7月14日，蔡元培终于获得袁世凯同意，辞去教育部总长一职。他与范源濂共事两个多月。两人在教育部共事虽短，但和衷共济推诚合作，当时就有人评价说：“教育部新旧杂用，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君富于理想，范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黄远庸：《远生遗著》）

而蔡元培辞职后，范源濂继任总长，他第一次出席国务会议宣布政见时即宣称：“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体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在教育部大会上，范也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再度出任教育总长。就职当天他就宣布“废除袁世凯七项教育要旨”，“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同时，他正式呈文黎元洪总统，敦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源濂“开心得了不得，一面打电报请蔡先生回来，一面便向总统黎元洪说明，自然是毫无问题的发表了”（张相文：《南园丛稿》）。

四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珍珠的活贝，它们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一九一六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

——蒋梦麟（1886—1864）《西潮》

蔡元培素有“北大之父”的美誉。在北大历史上，能享此誉、能配此号的，唯他一人而已。

说起来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缘分真是很深很深。早在1906年，他作为候派翰林院编检准备出国留学而滞留北京期间，就曾应时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监督章一山邀请，出任译学馆教授，担任国文及西洋史教学任务。当时在译学馆读书的陈诒先事后回忆：“第一学期教国文的先生，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讲书很死板，同学们都不喜欢。到第二年，学校方面改聘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陈诒先：《记蔡孑民先生》）

1907年6月蔡元培启程赴欧，之所以留学德国，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这次他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只短短半年多，不过他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教学经历也给他留下了美好记忆。1913年3月9日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专门写了《译学馆校友会祝词》，以纪念这段生活。

他再次与北京结缘便是十年后的1917年。不过在此十年间，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倒也是一直关注与倾心的。

1912年4月8日，京师大学堂旅沪学生上书教育部并面见当时正在上海的蔡元培，要求自武昌起义后一直停学的京师大学堂恢复开学。蔡先生深表嘉勉，表示到北京后“即行速筹开校”。5月3日，到京不久的蔡元培以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身份正式呈文袁世凯，任命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校长严复致辞后，蔡元培发表演说明确要求北京大学应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舍破旧简陋短缺。原本正在建造的校舍也因为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款项支绌而被迫停工。为此事，教育总长蔡元培要求：北京大学建造工程不可半途而废；且大学为全国学校之模范，观瞻所系。他还当即与范源濂次长商定，派官员为监修员，又酌派会计、庶务司事数人继续往工程处办事，并筹款项，以便即行开工。

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时在教育部任职的蒋维乔曾提议政府委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由教育部正式向袁世凯报告。当时袁世凯极力反对，他认为：蔡元培为国民党员，又力倡革命学说，目前许多反对事件，已多和他有关；如再给他做北京大学校长，大培养起革新人才来，政府定会弄到没有办法，使他本人不安于位了。旁的都可商量，只有此事，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久蔡元培便离国赴欧留学去了。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5月蔡元培回国，6月到达上海。5月18日吴稚晖公开提出袁世凯下台，提议蔡元培与张謇为总统候选人。而6月21日蒋维乔又从北京专程来上海拜访蔡元培，因当时北京大学校长何遹时处理学潮不当被迫辞职，故代表教育部商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整顿北大、振兴北大。后因蔡元培去法国留学而未果。

而到了1916年9月1日，正在法国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邀请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1916年，蔡元培回国经停上海、杭州并回乡省亲后于12月21日到达北京。当时上海《中华新报》即有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正式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2月29日，上海《时报》发表《欢迎蔡元培》：“政府昨已正式任命蔡元培氏为国立大学校长矣，此诚教育前途之一线曙光。夫国立大学，所以绾全国文明之枢纽，树全国学风之模范，其关系至巨。今蔡氏秉绩学之奇姿，以刚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于教育界也。”

果然，蔡元培没有让国人失望。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不仅大有造于教育界，“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更重要的是其“从大学冒出的智慧之火，便将整个国家燃烧出一个新的生命。”（金耀基：《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

如果说民国元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便是“北京大学之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保姆”了。

杜威是位美国教育家，他的中国学生有胡适、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等。他在蔡元培去世六年后的1946年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其实时间并不长，但蔡元培就是蔡元培，一露峥嵘，便成为百年来一直无法被超越的高峰。

当年也曾经有人问过北大教授冯友兰，说：“北大的学生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冯友兰只能期期艾艾，顾左右而言他，但他内心一定戚戚然总有所思吧。

我们不妨设问：假如北大没有蔡元培会怎样？或者，假如北大校长不是蔡元培又将如何？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1898年戊戌年间的维新产物，也是变法失败后的仅存硕果。但从189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尽管其间历经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等大事，但京师大学堂作为一所大学，却一直业绩平庸、乏善可陈。

1898年7月4日，年轻的光绪皇帝正式下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并且特命教授自己20年的恩师孙家鼐出任官学大臣即校长。孙家鼐是咸丰九年及第状元，旧学功底那是没有话说。试看他拟的一副对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巧妙地将咸丰以前历代清朝皇帝的年号嵌于其中，气势磅礴又自然天成，不露痕迹地歌颂了清王朝的丰功伟绩。拟对联、写八股，孙家鼐行，可是管理一所大学，显然他不行。他在职一年零十四天，充其量只有些苦劳而已。孙家鼐之后的张百熙、张亨嘉，在京师大学堂的领导岗位上也算兢兢业业，但对于一所现代大学如何办理依旧摸不着头脑。

民国成立后，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早年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徽安庆高等学校监督等。严复在个人资历与社会知名度方面自然可圈可点，但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中体西用”上，成天想的只是“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显然渐趋落伍，加之吸食鸦片，到处兼职，没有功名，不是科举正途，上任之后成天忙于筹款发薪，总是无法摆平各方势力、各色人等，一年没有干完，趁着教育部准备更换他之际，自己主动辞职。

严复之后，北京大学俨然烫手山芋，无人敢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章以年轻才浅德薄为由未敢就任，再任命马相伯，马却遭到多数学生莫名反对。这时教育部竟有停办北大或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之动议。毕竟进入民国，环顾全球，一个国家没有一所国字号的大学，怎么也说不过去。多方争吵之下，北大总算保下来了，但校长还是走马灯似的换。马相伯之后，换上了何遹时，不久又换成胡仁源。胡仁源是蔡元培南洋公学特班时的学生，他在代理校长时，捉襟见肘、难孚众望。

古老的中国在等待一所新型大学的诞生，这所新型大学也在等待一位优秀出色的大学校长，就像一艘将要扬帆远行的巨轮需要一位指挥若定的舵手去开辟崭新的航道。

这所大学诞生于古老中国的晚清帝制时代，现在却要面对民主共和科学进步的新时代。它的校长在学问上，包括旧学新学、中学西学，要过得硬；在政治上，要能与政府打交道，尽量获取官方的信任，特别是经费上的支持；同时，大学在古老中国还算是一件新生事物，校长自然不能仅有办好大学的良好愿望、深孚众望的学识修养，还应具备应对自如的管理智慧——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这是如何办好大学的根本——校长首先对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要有清醒坚定的认识与通盘周全的考量。

民国转眼就已经六年了，但国内政治依旧黑暗如故，军阀依旧混战争地，政客依旧鼓噪争利，国民依旧愚弱懒散，国力依旧积贫积弱。北京大学办学近二十年，但从办学宗旨、学科定位到课程设置，从学校管理到校风学风，都与现代大学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校工称学生为“老爷”、“少爷”，学生叫校工为“听差”；学生有事与校长接洽，要写呈文；校长回复，要在布告牌上揭晓。教师中不是吃饭混日子的不学无术之辈，便是学问不大、架子不小的旧式官僚，还有就是死守旧书本、毫无新思想新知识的迂儒，真正有学问才识的，久居其中不得其志差不多也快泯然众人了。而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他们来北大大多并不是为求学问而来，而是将北大视作将来谋取官位的“终南捷径”。在校极力巴结官僚，甚至在同学间盛行结拜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成“十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叫大家“有福同享”。课余则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当时社会上盛传“两院一堂”之说，就是指出入北京“八大胡同”的人中，多数为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人。

1917年的蔡元培，论资望，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旧学硕儒，游学日本，留学德法，新派海归；讲资格，光复会会长，同盟会前辈，民国元老；论资历，前清京官，多年办学，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常言道，经师易求，人师难寻。蔡元培可谓既是经师也是人师。而吴稚晖还说：“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会中西、知古今、开风气者。蔡先生是学人而兼通人。”这样的一个蔡元培，做个北大校长，应该说是很适合的，甚至是“舍蔡其谁”！

不过，蔡元培适合不适合当校长是一回事，蔡元培愿意不愿意当校长那是另一回事。自1916年9月1日在法国接到范源濂电报，至10月2日启程返国，到11月8日抵上海，再到12月26日黎元洪正式任命，再到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其间蔡元培也是一半在观望一半在等待，一点点在做准备。他既不愿仓促上马，也不愿错失良机。他一直在考量，一直在盘算，一直在抉择。

蔡元培与吴稚晖算是老朋友了，无论是辛亥前为推翻清政府统治，还是民国后同在法国留学，他们一直情投意合、志同道合。蔡元培接到范源濂电报后，曾专门去法国南部吴稚晖居住的地方与吴商议此事。吴知道蔡元培毕生理想是致力于办大学，也知道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办出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大学问家来，那样这个民族才可以之而贵，一般人才可以之而尊。

1914年至1916年间，蔡元培与吴稚晖、汪精卫等在法国一道酝酿发起创办了华法教育会，组织开展国内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6年下半年蔡元培回国后他还一直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从1915年起，直至五四运动以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几乎是那个时代国内进步青年所热切向往的最佳选择。这些进步青年中就包括想去法国后因经费等原因而未果的毛泽东。当年曾在华法教育会担任会计的吴玉章回忆说：“当时适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遂为这般青年所欢迎，这就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干部：如我党著名的周恩来、李富春、罗迈、陈毅、王若飞同志及在大革命时或十年奋斗中所英勇牺牲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诸同志，都是中国新时代的杰出人才。这也应归功于孑民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吴玉章这篇文章写于蔡元培去世时的1940年，他所提的这些人名显然没有尽举，要不然他怎么也不会漏掉像邓小平、聂荣臻、徐特立等人的名字的。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专门写信给蔡元培，为留学经费等事向蔡先生求助。事隔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当陈毅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坐镇上海时，听说蔡元培先生的夫人留居上海，他特别指示：蔡夫人所居华山路故居免交租金，直至蔡夫人过世。

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给汪精卫的信中透露出他对北大校长之作用的认识：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于此。先生即今日之菲希脱也，弟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彼等不特不加反对，且有表同情者，亦可见今之政客，其头脑亦较前几年为清晰矣。（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

本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本着“当官为办事”，而非“干事为当官”的信念，本着将北大改造成纯粹研究学问机构的雄心，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蔡元培终于不顾多数朋友的反对，直奔北大而来了。

五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林语堂（1895—1976）《想念蔡元培先生》

1917年1月4日，作为北大历史上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坐着马车进入北京大学校门。等候在门口的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蔡元培一改历任校长目中无人的惯例，也恭敬地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表现出了一位民主教育家平易近人的风范。

1月7日，北京大学第三宿舍一同学外出，未将屋内明火管好，致使炉火将其床上被褥烧着，当时北风劲烈，火越烧越大，最后把房屋焚为焦土，屋内书物救出甚少。蔡元培获悉后第一时间亲临现场，首先关心学生有没有受伤，继而立即表示捐资相助，并希望其他教职员工也自愿相助。有同学建议组织救济会，在北京青年会举办戏剧义演，以售票收入补助受灾同学。蔡元培当场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要求相关部门予以协助。

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作为新任校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他便放下身段，与同学们套起了近乎：“五年前，严几道（严复）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予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蔡元培这里说的是1912年5月15日他曾参加那年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这件事。那次他已指出大学应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接着他正色道：“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是抱定宗旨，去除读书做官思想，树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思想。二是砥砺德行，明确大学生为社会中坚，责任重大，务必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三是敬爱师友，做到对教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对同学互相亲爱，共同切磋，开诚布公。”

对同学约法三章后，蔡元培也向同学们承诺近期两项计划：“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置书籍。改良讲义也好，添置书籍也好，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加强自我潜修，旁稽博采，做个纯粹的读书人。”

原本散漫的同学，听了蔡校长的约法三章，除了感到耳目一新之外，也是将信将疑。不过，关于“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在蔡先生掌校期间，每年开学典礼时，他都要说一遍。

办好学校，首先要有积学与热心的好教师，要“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师教授学生，一面教师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说干就干。1月13日，蔡元培延请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在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的第九天就正式上任了。同日，蔡元培委托陈独秀正式邀请其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回国到北大任教。

1月24日，蔡元培致函总统府礼官处，感谢黎元洪总统邀请他参加28日怀仁堂的宴会，但因28日已经答应参加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故特谢绝总统宴请。

3月29日，蔡元培应邀到清华学校演讲，欣然前往的他侃侃而谈：“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勿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之特性也。”（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曾对清华学生提出希望：一曰发展个性；二曰信仰自由；三曰服役社会。这是他对外校清华学生的希望，更是在内心对本校北大学子的要求。

4月22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蔡元培改革北大，引起失职人员鼓动反抗。蔡辞去的在职人员包括不听指挥的庶务长、学监以及几个教学水平、学术能力都很一般的洋教员。虽遭反抗但蔡不为所动，坚决辞退。事后蔡元培回忆说：“对于几位外国教员，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照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6月，北京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蔡元培送给每位毕业生一条铜尺，上面刻有蔡先生对毕业同学的赠言：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7月1日，蔡元培获知张勋复辟，次日避居天津，3日发辞职书给黎元洪总统：“不意日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元培决不能回北京。谨辞北京大学校长之职。”8日北京政府副总统、代理总统冯国璋从南京给蔡元培发来电报，表示一定尽快粉碎张勋复辟，稳定国家大局，希望蔡元培继续做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张勋复辟失败，7月23日，蔡元培从天津回到北京复职。

这次辞职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期间第一次辞职，前后历时20余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先后七次辞职，这使得他真正在校主持校务的时间也就四年多。然而，正是这短短四年多的时间，蔡元培使“传统的、老旧的、封建的、落后的、官僚气息浓厚、等级森严的北京大学”脱胎换骨，成了“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京大学”。北大作为最早的国立大学，由皇帝钦定成立，但无疑蔡元培才是“北大之父”——他从精神上再造了北大。

蔡元培再造北大，从内容来看，主要是思想引领、制度创新与人才集聚，以此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准则与文化精神。从时间上来看，主要包括1917年1月4日—7月3日、1917年7月23日—1919年5月8日、1919年9月20日—1923年1月17日这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蔡元培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改造学生。蔡元培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始知教育之必要。”新国民，才有新民国。但新国民从哪里来？世界各国，创办大学都是培养国家精英人才。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应该是国家的精英，社会的栋梁，民族的希望，时代的先锋。而老式的北大学生，都是老爷式的学生，老式的北大，就是老爷式的学生升官发财之阶梯。为此，蔡元培一进北大，就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对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三项要求。他希望北大的学生能明确读大学的目的，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以此养成良好的学风，渐进地改变北大的校风，希望能从北大走出去更多的新式的人才。

第二时间段，蔡元培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改变教师。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蔡元培出任校长前的北大，教师多为封建守旧派人物。由此他认为，以前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藉，主要是“学课之凌杂”，救此之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于是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方针延揽了一大批有先进思想的“新派教员”、“年轻教员”来北大任教，同时裁汰冗员、旧员，包括一些徒有虚名的外籍教员。一位名叫克德莱的外教，蔡元培为辞退他，因之前学校与他签有合同，宁可白付他一年工资，也坚决不让不学无术的他混迹于学校。这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到1918年，北大当时共有教员200人左右，教授90人，而教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43人，约占一半。年龄超过50岁的仅六人而已。

当然，来去之间、新旧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但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有勇有谋，他深知学术民主对于办好现代大学的重要意义，所以他素来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文化专制主义，积极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以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积极引进扶植新派力量，对于那些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思想上顽固保守，甚至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学术上确有专长的教员，只要不妨碍授课，同样用其所长。典型的像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等等，一度也是北大校园里一道道和谐的风景。当然“兼容并包”绝非“勉强混合”，蔡元培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名教思想非常浓厚，惯于用道德来涵盖一切，不知“为学术而学术”的国度，倡导与引领一种“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风气。有感于蔡元培的道德文章与文治武功，有感于蔡元培办一所以研究学术为天职、超轶政治的现代大学的教育理想，辜鸿铭等这批教员内心还是相当尊敬蔡元培的，所以蔡先生掌校期间他们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基本没有逾越蔡先生给他们设定的边界，鼓吹帝制也好，热衷复辟也罢，在北大课堂上他们却都是老老实实，只讲各家学术，著书、传道、授业、解惑。蔡先生也对学生交代：“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文，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罗家伦是辜鸿铭的学生，他说：“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他教的是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等，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后来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时，辜鸿铭还冲冠一怒：“一个学校不能没有校长，就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皇帝一样。蔡校长就是我们的皇帝，皇帝不能走。”这真是话糙理不糙，也算是患难见真情。

而陈独秀对蔡元培的“有容乃大”终身感佩，晚年陈独秀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黄侃是个坚定的反对新文学、固守旧文学的学问家，为人狂狷、孤傲、好骂人、特立独行，但他也说：“我之所以待在北大，是因为有蔡先生，蔡校长。虽然我也不喜欢蔡元培，但他有新思想。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中国也就没有地方能够容纳我了。”（转引自《先生》编写组：《先生》）

第三时间段，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蔡元培前两段任职时间都不长，相比之下，第三段有三年多时间。这一段难得的较长时间，使蔡元培相对从容地完成了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与调整完善：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接着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评议会、行政会议、教授会、教务会议等等组织，使得一切校务均有章可循。按照蔡元培的设想，“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学校也不会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其恐慌”。蔡元培正是为北大建构了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从而使北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追求学术、致力研究、培育人才的样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追本溯源，久经沧桑的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蔡先生确立的“囊括大典、教授治校、兼容并蓄、学术自由”之传统是这个百年老店的看家本领。

近代中国，从李鸿章“师夷长技”到张之洞“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的蓬蓬勃勃到甲午战争的全面溃败，从维新运动的如火如荼到庚子之乱的偃旗息鼓，从晚清新政的回光返照到辛亥首义的摧枯拉朽，从南京政府的民元气象到北洋政府的险象环生，这些时代风云蔡元培都“躬逢其盛、身同感受”。加之他几度远涉重洋，跳出了庐山终于看到了古老中国的真面目，念兹在兹，大智大仁大勇的蔡元培明白：历史发展本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域，中国现代化之路，得失成毁，不可能单纯依赖理想、情绪、意志来展开所谓“运作”，这些看上去一团乱麻的历史事实背后，隐约有一个内在理路。蔡元培身处其中，作为大梦先觉的几人之一，他准确把握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内在理路。康梁维新失败后，蔡说过：“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从京城回到江南几年旨在培养革新人才的办学经历与旨在革命救国的光复会、同盟会历练，使他开始更深层次思考中国社会治标治本的问题：救国与启蒙，社会变革与文化重建，传统社会组织解构与现代国民心理改良，循之有序与导之有术。

1917年蔡先生的出掌北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刻。经过蔡先生之手，北京大学完成了现代化改造，完成了对现代大学功能、性质、使命等的认知与构建，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成熟的大学组织的基础，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

当代学者谢泳认为，所谓现代大学，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几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谓把以上后人整理出来的这八条一网打尽了。或者说，谢泳所列现代大学的条件就是参照蔡元培的北大教育实践提出来的。

环顾与蔡元培同时代的人物，蔡的功名、年资、阅历、心路与实绩，确实是一枝独秀、别开生面、高山仰止、无人能及的。

蔡元培从政治革命、军事革命，到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再到晚年的学术救国、道德救国，从早年翰林到光复会会长、从同盟会元老到教育总长，再到晚年中研院院长，一生之中北京大学的几年经历，无疑是其人生的最关键紧要之处也是最光辉灿烂之时。蔡元培使得北京大学成为了中国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积极形象代表与正能量标识品牌，继而赓续了古老中国的文化道统，建构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五四时期正是在蔡元培的精心呵护下，北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终于艰难迎来了自己辉煌的成年礼。

斗转星移，世纪更替。回首百年中国高等教育史，我们自然会想起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梅贻琦（北京清华大学）、张寿镛（上海光华大学）、罗家伦（南京中央大学）、马君武（广西大学）、陈嘉庚（厦门大学）、陈垣（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蒋梦麟、胡适（北京大学）等教育大家。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尽管他们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都可彪炳千秋，能与蔡先生旗鼓相当、日月同辉的却肯定没有：要么格局不高，要么气象不大，要么辈分不同，要么昙花一现。即便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
【1】

，恐也只能算是亦步亦趋而已。因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可不朽的梅贻琦，迟至1945年11月，还在日记里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应该说，梅贻琦的这番话，显现了一位现代大学校长的应有气度与大家风范，更显现了他对蔡先生所倡导的大学精神的认同与尊崇。

六

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斯年（1896—1950）评价蔡元培

抗战爆发后，年已七旬的蔡元培避居香港，身陷孤城，心忧国家，加之多年操劳，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夫人周养浩全力照顾，并严格控制蔡元培两件事：一为少喝酒，二为不可帮人推荐工作。

蔡元培是绍兴人，绍兴盛产黄酒，酒乡长大的他，“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据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说，他一生中见过无数人喝酒醉酒嗜酒闹酒，但他所知，只有蔡孑民先生与梅月涵（梅贻琦）先生才有喝酒终身“不及乱”的记录。不过蔡先生晚年脑缺氧，肠胃功能退化，医生告诫蔡元培，喝酒要严格控制。夫人管喝酒，可以理解；夫人管帮人推荐工作，并上升到严格控制，好像没有道理。其实一直以来，蔡元培就像专业职业中介人、人力资源总监兼人事处处长、组织部部长，找工作者、求推荐者总是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而蔡先生一生急人之急，难人之难，一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甚至乐此不疲，以致蔡元培常常身心俱累，疲惫不堪。

据许寿裳回忆说：“他的写介绍信也是极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余封，于是外间纷纷议论，或者说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荐人太滥，其实都是不对的……对于写介绍信的对方，蔡先生的意见以为你既然做了一个机关的领袖，当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荐人的义务；至于录用与否，那自然是你的权限，我决不是来求情面；又对于所推荐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为你既然有这样的资格，我应该替你揄扬，我决不是来示恩惠。”（许寿裳：《蔡孑民先生的生活》）

蔡元培一生帮助过无数人找工作。由于蔡元培的帮助，他们中有的人登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走向了人生的辉煌；也有的人由此捧上了饭碗，谋得了生计。确实有人说，蔡元培的“八行书”
【2】

最“滥”，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会慨然答应。

试举二例：

（一）1932年1月22日，蔡元培写信给钱昌照（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贵部汽车司机人王阿才，人尚勤慎，自大学院时代以至今日，开车尚能称职。兹当新旧交替之际，心中不无顾虑。恳为转达，还希照拂留用为荷。（转引自蔡元培：《蔡元培日记》）

（二）1932年4月20日，蔡元培先生写信给刘海粟：

绍兴人陈福，人极诚笃，曾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暨南大学服役，于学校各役颇为熟练，现因失业，亟需工作，学校新增中学，或需雇校役，特为介绍，请留用为幸，专此并祝艺绥！（转引自蔡元培：《蔡元培日记》）

王阿才是大学院时代给蔡元培开车的司机，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蔡元培不当教育部长了，自然也就不用王阿才的车了。旧曰“一朝君子一朝臣”，蔡元培担心王阿才由此饭碗不稳，不惜枉尊去函给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年30岁刚出头的钱昌照。钱回忆说，蔡元培“亲笔写了三页长信，不厌其烦地把长期为他开车的司机王阿才介绍给我。从此王跟我多年，直到1947年我辞职赴欧时才离开。”（转引自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

蔡元培是刘海粟的前辈，在刘海粟投身美术教育的人生历程中，蔡元培曾给予过非常多的关心与提携，为支持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蔡元培还亲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而陈福只是蔡元培早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时的一名普通校役，既非“亲”也谈不上“故”。三十多年过去了，陈福还是一名校役，只是新近失业了；而蔡元培从前清翰林、留德学人到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继而成为“党国四大元老”，已然今非昔比。可蔡元培还是专门写信给刘海粟“特为介绍”陈福并“请留用为幸”，这不仅仅感动了陈福一人。刘海粟说：“当时中国地位很高的大人先生们，有几个人想到为失业工人找口饭吃？蔡元培最识人，陈福后来在校服务，十分忠诚。”（刘海粟：《忆蔡元培先生》）

按照儒家“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思想，蔡元培应该先关心自己的亲戚。可是，蔡元培很固执，他认定“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有一次夫人周养浩曾对蔡元培生气，钩指敲着桌子说：“总计绍兴（蔡元培家乡）、苏州（周养浩家乡）以及江西（蔡故夫人黄仲玉家乡）的亲戚们经常来此谋事而又无法拒绝的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也不乏可以造就的。何勿择其中最优秀的替他谋一独当一面的事，其余的由他负责去安顿好了。免得他们不时来麻烦你，而你也可以免了拿老面子向人家前面碰撞。”但蔡先生木坐倾听，不作一声。

曾有一位北大俄文系毕业的马姓学生，是蔡先生的表亲，幼年丧父，先生代为养育，对其上学、工作等事一直很关心。既是学生又是亲戚，可谓亲上加亲，但在蔡先生眼中首先还是亲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蔡兼任国民政府委员，按官制每位委员可以随带一个秘书。这时刚好这位马君失业了，于是他找到蔡先生：“表伯，为您方便起见，可否将这个秘书赐给我？”先生听了后，带怒对他说：“你每次来谋事，我没有一次不给你想办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蔡先生严词拒绝了他，没有以公谋私。事实上，蔡先生的一班亲戚托他谋事，蔡先生尽管也曾尽力去做，但给他们谋的大都是办事员、书记、科员或编译这一类事，属于苦干实干类基层事务性的差事。

但蔡元培对年轻学生分外热心，一旦有学生求职，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试举一例：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移居香港。一天他收到一封从重庆寄来的信，写信人自称北大毕业，目前困顿重庆，无以为生，恳请老校长代为介绍工作。蔡元培实在记不起这个学生来，但念及学生困顿，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写信给重庆某机关给予推荐。不久，该写信人便被安排到某机关工作了。后来该机关登记证件时，发现该人不是北大毕业而只是北京某私立大学学生。工作人员出于疑虑立即去信蔡元培，问询此事。蔡元培收信后虽说也觉受骗，但还是认真回信，表示：不必问其人是不是北大毕业了，但看其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胜任工作。如果北大毕业不是人才，也不可用；如果不是北大毕业但是人才，仍然要用，“君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该机关仍旧留用了该人。得知此事后该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道歉，蔡元培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回信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只希望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再举一例：

民国十九年，杨亮功从上海中国公学转任安徽大学校长。一次收到蔡元培一封信，推荐一位国文教师来校任教，因为正在学期中间，不便安排，杨便给蔡回信：“等到暑假，再行设法。”暑假时杨回到上海，一次见到蔡元培，杨本来以为事隔几个月，可能蔡先生已经忘掉此事，不想蔡先生突然问杨：“我介绍的那个人你看怎么样？”没等杨回话，随即又说：“此人现在上海，我明天叫他来见你吧！”杨见蔡对此人这般重视，第二天约见后觉得尚可，便立即答应安排。暑假后，杨安排他担任国文教师，后来发现此人不太合适担任教师，遂改调此人到图书馆为馆员。一次杨亮功在校园里偶遇此人，便随意问他与蔡元培什么关系，此人回答令杨亮功大吃一惊。他说，他与蔡先生素昧平生，有一天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两人相对而坐，闲谈中蔡先生问他学什么的，他便把自己一本关于文字学的文章拿给蔡先生看，蔡看了很满意，问他哪里人？他说安徽人，现在没有事做，很想教书。蔡元培便说我一位朋友在安徽大学做事，我介绍你去找他。起于一面之缘，感于一技之长，蔡先生便设法帮助，认真推荐，这令杨亮功十分感动。

陈诒先是蔡元培1906年执教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时的老学生。一别近三十年后的1935年，在上海一对新人的婚礼上，陈见到了违教已久的蔡先生。蔡先生听说陈正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书，还主动诙谐地说：“这些年我在南京，在上海，从前的一班学生，大半都来要求过我推荐介绍，可你却从来没有来找我呢！”（陈诒先：《忆蔡孑民先生》）

蔡元培对学生辈的人介绍工作如此主动热忱周全，对待朋友故旧也是满腔赤诚。以鲁迅为例，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郭沫若：《历史人物》）

蔡元培与鲁迅同为绍兴人。蔡年长鲁迅13岁，当蔡元培高中进士钦点翰林时，鲁迅正值祖父科举考试行贿案发，家道急剧衰败，两人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1912年民国肇始，蔡元培作为同盟会元老出任教育总长，而此时的鲁迅正在待业。辛亥前后，鲁迅曾短时间出任家乡的师范学堂校长，但就任3个月后便因办学经费不足等原因匆匆提出辞职。此时鲁迅“很想到上海去当编辑”，还认真抄好了译文邮寄到上海参加商务印书馆的考试。有没有考上，现已无从考证，但在困顿之时，蔡元培向鲁迅伸出了援助之手，欢迎他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鲁迅自然满心欢喜地来到南京，不久又随蔡元培到北京，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教育部官员生涯，直至1926年。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为让鲁迅再增加些收入，又给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使鲁迅能在北京生活得比较宽裕。

1927年年底，鲁迅在离开教育部并短期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后，与许广平来到上海，一时成为无业游民，没了饭碗，也就没有了基本的、稳定的收入来源。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鲁迅：《两地书》）此时又是蔡元培的眷顾让鲁迅真的舒服了几年——蔡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学院院长，他为鲁迅特地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薪水颇丰。后因鲁迅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而被大学院裁撤。尽管如此，蔡元培仍旧在鲁迅“特约撰述员”被撤职时设法阻止，只是没有成功。此外蔡元培还应鲁迅之请，为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北大，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过工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年已七旬的蔡元培次日即亲往吊唁。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又亲为执绋，送别这位小同乡。

早在1935年7月，蔡元培曾专门在报上刊登声明，说“每天忙忙碌碌，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为此郑重表示：一辞去兼职（其时所兼重要职务就多达23项）；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其中，关于停止介绍职业，蔡元培在启事中写道：“事需人，人需事，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是正常之事，代为介绍职业亦在常理之中，但私人间的介绍并不十分有效。社会上有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报纸也有谋职启事专栏，那种依靠熟人绵薄之力谋得职业的方式实不可取。”其实蔡元培所声明这三项，日后他均未认真执行，夫人周养浩也没能管得住。临终前之第四天，即1940年2月28日，为高剑父画梅题字：“雪地冰天，健儿喋血。象征国魂，百花一礟。”为叶恭绰画松题字：“独立不惧，无问冬春。多方发展，金针度人。”临终前之第三天，即1940年3月2日，蔡元培还接受写件，为王云五之女王鹤仪写了一张立幅：“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疏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而“停止介绍职业”一项，直到临终前之第五天即1940年2月27日仍未停止，当天蔡元培接待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介绍来的罗忠恕，为他分别给昆明的傅斯年、重庆的翁文灏、朱家骅、任鸿隽写了四封介绍信。3月5日晨，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

七

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胡适（1890—1961）《致罗隆基的信》

1926年1月2日，蔡元培偕夫人周养浩由法国马赛登船启程回国，并于2月3日上午抵达上海。自1923年7月20日从上海离岸出国，蔡元培与祖国一别已有三年时间了。“昔日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年已花甲的蔡元培，饱尝去国怀乡之苦，此时终于回到了国内，回到了上海。四年前，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获准的北京大学校长；四年来，尽管身在国外，但北京大学校长的名分却还一直都在，他的学生蒋梦麟担任着代理校长。

1926年年初，北京《京报》副刊发起了一个征集十位“新中国柱石”的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征集，蔡先生因北京大学校长之功以得票最多而名列“新中国柱石”之第一。蔡先生此番回国，迎头一彩便是“新中国柱石”，这多少令去国多年且已是烈士暮年的蔡元培很是感动。

可是1926年的北京，直系、奉系、皖系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更比一个瓤
【3】

”。最可怕的是，3月18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京各校学生及各界群众近三万人，为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竟遭政府卫队镇压，死四十余人，伤一百多人，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不久北京政权落入张作霖手中，北方政局每况愈下。

此时的蔡元培对北洋政府早已是心灰意冷，加之“足疾”、“胃病”缠身，蔡先生一直迟迟不愿北上，视北京为“畏途”，但北京大学师生们却一直翘首以盼，期待校长归来。1926年7月8日，距离蔡先生回到国内已半年多了，这天上午北大教职员特开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三项办法：

（一）与教部接洽，请其派代表到沪，切实挽留。并对教部坚决表示，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

（二）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打消辞意不可。

（三）对外发表宣言，北大非挽留蔡先生不可之理由。（《教育杂志》第18卷8期，1926年8月）

一时间，教育部代表、北大评议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各界名流代表等纷至上海，但蔡元培这次去意已决。他在给胡适的私信中为自己的“绝情”解释道：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之合作，有是理乎？

不过，蔡先生在拒绝北大校长一职的同时，倒也不只是在养病。早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当时尚在回国途中的蔡元培即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时正为广东国民革命军行将北伐的前夜。在此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认同国民党反军阀政策的蔡元培由此政治热情重趋高涨，他暂时放弃了他终生看重的教育，转而破例投身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活动之中，在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从政了两年多时间，先后接受了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代表、浙江省政务委员、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委员等一大堆职务。此时的蔡元培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与投身光复会、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时一样奔走活动，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立下了功勋。

按说，以蔡元培的智商、情商与经历、境界，已经花甲之年的他本不会这么热衷政治、政党、政权。但蔡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的情怀是永远的。特别是辛亥后十多年了，国内仍然是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对外国力孱弱列强欺侮，对内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久居国外的蔡元培，日日思念故国故土故人，故国却不堪回首月明中。欧洲一战后英法德意诸国正利兵秣马，蔡元培耳濡目染此情此景，对比国内兵荒马乱，内心颇多“老华侨心态”。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国家统一、政权稳定、民族复兴、人民安宁，于是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开始发力了。

这样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蔡元培便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被尊为“党国四大元老”。当年蔡元培家居上海，怀新、英多先后出生。而政府定都南京，身为元老与要员，蔡先生只好在沪宁线上穿梭往来，暮发朝至，披星戴月。那时沪宁线不比现在有高铁或动车只需个把小时，南京上海两地单程就需要七八个小时。国民政府组建伊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蔡元培位高德重，自然公务繁忙，时任中央行政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部代部长、监察部部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度进入最高政治决策层。职务众多，会议众多，应酬众多，烦恼众多，纠结众多。许多时候，因为蔡元培的资历与威望，他常常被党国当做救火队员与和事佬，被安排到处调停人事纠纷，说和政见分歧。蔡元培自是苦不堪言。屡次求辞，屡次被慰留，书生本色的蔡元培一度如木偶一般，任凭政客左右摆布，任由政客前后点缀，内心愤愤然但又不能形于色，不知不觉中便颓然老矣。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1年12月15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北平各学校学生示威团约二百人，因抗议政府“九一八”后实行不抵抗政策以致东北沦陷，千里迢迢来到南京，瞅准了这次开会的机会，强行冲进中央党部，要面见政府要员面呈请愿书。因会议正在举行，蔡元培及陈铭枢便被推举为代表面见学生。自以为从枪炮中经受过历练且又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蔡元培，信心足足地离开会场，面见学生，不想“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并以木棍猛击陈氏头颅，陈氏当即昏厥倒地。余人绑架蔡氏向门外冲出，中央党部警卫至此向天空开放空枪示威，并追出营救蔡氏，直至离中央党部甚远之近玄武湖荒田处始行救回。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拖行，红肿异常，头部亦受击颇重。”（转引自《申报》）

事发后，蔡元培在接受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说：“予头部受棍击，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值兹国难，吾人精神上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凌，伤痛已极。予个人从事教育数十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对此亦惟有自责耳。”（转引自《申报》）可此后不久，蔡元培担心政府会借此对学生进行镇压，便绝口不再提及自己被扭伤之事，坚持对学生只宜疏导，不应压迫，更不能镇压。学生尽管行为出轨，但毕竟是爱国热情的表现，仍宜抚慰，不应责备。

此次蔡元培被学生殴打扭伤，真是历史与这位老教育家黑色幽默了一下。蔡元培一直在“读书不忘救国”与“救国不忘读书”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作为一位视学生为生命的教育家，竟被学生伤害，这对蔡元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既有身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蔡元培辗转病床半年多，因头部受击，时有眩晕，一开始医生禁止阅书，每日报章皆由侍疾代读以告，可谓苦不堪言。而此次心痛，让蔡元培彻底对政治、对军阀、对党派失去了信心与兴趣，对大学教育、对学生运动也是一言难尽、五味杂陈，甚至是欲语还休、有苦难言。

1932年后的蔡先生，开始与国民党蒋介石拉开距离，思想发生转折，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大力呼吁建立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政权蹂躏人权嗜杀成性。年事已高的蔡元培开始一生中的最后一搏：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蔡元培与宋庆龄为同盟创始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在蔡先生亲自起草的同盟宣言中严正申明：当今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皆有保障民权之世界组织，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为之领导。中国民众以革命的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组织之主要宗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须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其目的分为三项：“（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民权同盟宣告成立之时，正值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同一天，蔡元培即与宋庆龄等以民权同盟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不久前被北平警察非法逮捕的北大师生许德珩等。

12月30日，蔡先生还专门举行新闻记者会，再次郑重表明个人立场：“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应受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几天后的1933年1月4日，蔡元培写信给鲁迅，正式邀请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书赠诗作与鲁迅共勉：“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民权同盟成立以后，一度主要的工作就是营救政治犯。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中共党员廖承志、陈赓、罗登贤，北大教授许德珩、侯外庐，北师大教授马哲民，左联作家丁玲、潘梓年，清华学生陶国宝，北大学生朱濯西，中共前领导人罗章龙等被捕，蔡元培每次获知后，都全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恐吓与威胁，全然不顾同盟内部的反对与异议，拼了命去营救去求情去担保。虽然民权同盟开展营救的方式也就是抗议、呼吁、通电、探监等，力量有限，但蔡元培作为党国元老和中央监察委员，世界级文化名人，所产生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也势必引来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与打击。1933年6月1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突遭国民党暗杀。面对这种直接的挑衅与威胁，蔡元培没有被吓倒，仍旧以个人的力量，一直为保障民权而奋斗——

1933年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遭查禁，蔡先生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

1934年2月，共产党员、何香凝女婿李少石被捕，蔡先生联合张静江设法保释；

1934年9月，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北平被捕，蔡先生发快信给汪精卫，请其电令开释；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捕，蔡先生不惜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以瞿为“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据理力争加以保护，要求千万不得杀害；

1935年5月，《申报》社长史量才被暗杀，蔡先生公开为其写像赞，以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1936年1月，国民党逮捕政治犯周西岑，蔡先生致电宪兵司令谷正伦，为周开释担保；

1936年6月，《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因言论罪被捕，蔡先生致函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军法总监朱培德，请其设法营救……

1936年7月章太炎去世，10月鲁迅去世，渐入老境的蔡先生，为两位老友送别，心境颓然。不久后的11月28日，蔡先生突患伤寒症，健康日衰。1937年抗战爆发，他黯然离沪赴港治病。1940年3月3日，蔡先生在给后人留下“学术救国”、“道德救国”的遗言后离开人世。

在林林总总的挽联中，周恩来所拟的一副意蕴深远：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此处的“人权同盟”，就是指蔡元培晚年曾拼命一搏却所存不久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八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1911年年底，蔡元培风尘仆仆地从欧洲回到国内，满心欢喜地来到南京，参加了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的创建。1912年的世界，实行民主共和的大国，也就是美国、法国而已。古老的中华大清帝国，变身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无法不吸引全世界的强力关注。此前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晚清进士翰林出身，身兼光复会会长、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已从古老帝国体制内的士大夫，转身变脸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眼看一个现代国家即将在东方诞生，正值壮年（44岁）的蔡元培不能不踌躇满志。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临时政府期间，蔡元培两次被提名举荐为教育总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加上海外多年满腹新学的政治主张，使得蔡元培壮怀激烈，有志于在文化教育上为古老中国筚路蓝缕开辟草莱。可惜，民元气象，昙花一现。袁世凯窃国后，蔡元培无比失望。虽经袁世凯多次慰留：“该总长（蔡元培）道德高尚，学问湛深，夙所敬佩……万望念国民付托之重，与士类企望之殷，勉抑高怀，同扶大局”（1912年6月29日政府公报），“该总长道德学问，举世罕俦。任事以来，于全国教育行政，筹划大纲，规模宏远，天下学子，称颂弥殷”（1912年7月14日政府公报），但蔡元培去意已决，不为所动。1912年9月16日，年近半百的蔡元培以留学生名义偕夫人孩子再度赴欧留学。他说：“预料政府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用他的拒绝与不合作，保全了自己耿介的操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两人联手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已是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经过差不多半年的纠结考量权衡之后，终于在1917年年初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蔡元培名义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但真正在校管事不足五年。而就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蔡元培陆续7次辞职，又费去许多时间。正如陈独秀所言：“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转引自上海《时报》）。1923年8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直至1926年回国。此时蔡元培已是花甲之年了。

国民党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蔡元培被尊为党国元老。他仿法国行大学院制，就任大学院院长意欲教育独立超然政治，不料曲高和寡、水土不服，党内政府内一片反对声。蔡元培继而退守中央研究院院长，意欲于乱世之中苟且赓续学术一脉，然而仍是深受牵制，中央研究院只能是惨淡经营。暮年的蔡元培，公开表达对党国政治的不满，对蒋介石独裁的不满，试图奋力一搏为苦难中国争得一点人权民主，可惜民权同盟也是草草收场，得力助手杨杏佛被暗杀，立志维护他人民权的蔡元培，自身权利也深受威胁。一声长叹的蔡元培，眼看着国家内外交困，眼看着自己垂垂老矣。抗战爆发后，古稀之年的蔡元培只得背井离乡避难香港，不久黯然离世。

蔡元培离世，距今也已有七十多年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蔡元培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卓有成就的一生，但历史地看，他仿佛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悲情的壮士，一个不得志的理想主义者。不过，他的失败，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段不可重来的梦想；他的失败，被后人视为了成功。站在新的一个世纪之初，前有古人后无来者，使得后人在为蔡元培扼腕之余，更为他的辉煌成就感叹。

蔡元培去世后，他的绍兴学生蒋梦麟所写挽联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他的上海学生邵力子以“无所不容而有所不为”来形状蔡先生；他的终生朋友吴稚晖所写挽联为“生平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蔡元培先生是“学人”，是“通人”，是“好人”，是“真人”，更是“完人”与“圣人”，甚至还有他的一些学生称之为“超人”。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他的私德，看看蔡先生是如何对待父母、妻子、孩子、朋友的吧！

蔡元培父亲是个钱庄经理，可不到40岁即去世了，那时蔡元培才11岁。但蔡元培对父亲充满崇敬与感恩。成年后他说：“父亲以长厚称，他若要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家中人多以‘爱无差等’笑之。”而蔡自己身上的宽厚就是对父亲这种品格的继承。

蔡元培母亲识字不多，但贤惠能干，自尊自强，很有志气。丈夫去世后，她婉言谢绝亲友的募款接济，不愿受人施舍，靠典当衣物，省吃俭用，竭力抚养子女长大成人。她以身作则要求孩子们“自立”、“不依赖”。蔡元培说：“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么说，我将怎么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蔡元培：《自写年谱》）

母亲对蔡元培影响最大，蔡元培也最爱他的母亲。1885年，蔡元培17岁那年，母亲胃病加剧，服药也不见效。蔡元培听说割手臂上的肉，和入药内，可延寿十二年。他便瞒着家人偷偷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片肉，为母和药给母亲服用。可惜，第二年母亲还是病故了。按旧制，至纯至孝之子，当行“寝苫枕块之礼”
【4】

。蔡元培欲效法行之，被家人劝阻后，还是于夜深人静之时，挟枕席赴棺侧守灵。蔡元培说：“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行甚大。”（蔡元培：《自写年谱》）晚年蔡元培曾常以“周子余”之名，与人通函。避居香港，对外交往时则正式易名“周子余”。有人问他原因，他正色道：“余母氏周姓也。吾故用之。”（周成：《追忆蔡孑民先生》）

蔡元培父亲是长子，共有兄弟七人。其中三叔好武艺，后外出不知所终，二叔、四叔、五叔、七叔都以经商营生，唯有六叔铭恩是读书人，他是蔡元培祖辈、父辈中唯一的登科之人。蔡元培从小酷爱读书，六叔非常喜欢他，曾亲自为他取字为“鹤卿”。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无财力购书，六叔为蔡元培继续读书提供了大力帮助，并且还经常悉心教诲加以指导。1885年，蔡元培就是在六叔的带领下第一次走出绍兴，前往杭州参加乡试的。对六叔的教导之恩，蔡元培一直铭记在心，在己丑年乡试中举后所填“受业师”一栏中，他把六叔列为第一。多年后蔡元培在回忆中说：“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侍奉六叔也是至为周到，每晚视寝，方才离去。一日侍立，六叔忽倦，枕肱而卧，一觉醒来，见元培还侍立在侧。六叔惊问，蔡元培回答说：“叔父未命，不敢去。”

蔡元培有同胞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但成年只有长兄与大弟。父亲早逝，长兄如父。结婚是大事，长兄亲自出面给元培张罗婚事，1890年蔡与绍兴本地女子王昭完婚。后来长兄在上海崇实石印局（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印刷厂）工作，大弟在绍兴钱庄任职。兄弟之间一直手足情深、其乐融融。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位妻子，但却是严格恪守着标准的“一夫一妻制”，既未纳过妾，也未停过妻，一生绝无绯闻之说。嫖娼之习，更是为蔡元培毕生所痛批，他在北大时组织“进德会”时，即要求入会人员保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蔡元培与第一位妻子王昭的婚姻持续了十年，生有两子。王昭虽也贤惠，但很不合群，郁郁寡欢。两人性格不合，夫妻之间常有争执，后期蔡元培做了很大调整，“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蔡元培：《悼夫人王昭文》），但不久王昭便因久郁得肝病而去世，这让蔡元培常常自责。在悼文中，蔡元培毫不隐讳地叙述了自己与王昭婚后不够和睦的过程，对自己未能很好地照顾王夫人表示痛心。

王昭去世后，为蔡元培说媒的纷至沓来。他破天荒地提出五个征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五个条件，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会，可谓石破天惊、荒唐透顶。一时把说媒的人全给吓跑了。与蔡元培同时代的章太炎（蔡只比章大一两岁），也曾在报纸上刊登征婚条件，他对女方条件是：一、须文理通顺，能做短篇文字；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时下习气。相比之下，蔡元培体现了男女平等观念，而章则仍然是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1902年蔡元培迎娶的第二位夫人黄世振（黄仲玉），就是一位天足，能书善画，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如同蔡元培曾为母病割臂和药一样，这位黄夫人也曾因父病割臂和药。两人志同道合，无比恩爱，婚后两人通信，以兄弟相称。蔡元培一度使用“蔡振”这个化名，留德期间，蔡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伦理学史》时，所署名也是“蔡振”。此处的“振”即取自夫人名。黄夫人颖慧贤淑，陪伴蔡元培辗转国内国外，两人在流离颠沛中厮守了21年，生有两个孩子。1921年1月，蔡元培正在由法国前往瑞士的途中，忽然接到国内黄夫人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绝：“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恶耗，我心甚痛。”（蔡元培：《自写年谱》）

黄夫人去世两年后，蔡元培在众人劝说下同意续弦。这次他提出的择偶条件是：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最好原曾抱独身主义者；三、须熟谙英语而能为工作助手者。以此标准，蔡元培在爱国女学任教时的学生周峻（周养浩）很是合适。应该说，这样的条件，多少有点定向征婚的意思。蔡元培对老学生周峻自然是很熟悉的，当年蔡元培已是57岁，不希望对方过于年轻，既是考虑自己的年龄，也是希望对方能更好地管教几个子女。此前蔡元培曾几度赴欧留学，对方英语好，自可工作上有帮助。而当年的周峻，此前一直抱定独身主义，不谈婚嫁。年龄33岁，英语很好，也是能写能画。1923年7月10日，假座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峻喜结良缘。10天后，蔡元培偕同新婚妻子周峻带着前妻所生儿女同往欧洲。

蔡元培与周峻年龄相差24岁，但共同的志趣与理想，使得他们一唱一和，感情甚好。据曾随侍蔡元培身边的北大学生姜绍谟回忆：“有几年蔡先生不与周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都有一封信寄给周夫人，从不间断。”（姜绍谟：《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蔡先生寄信给夫人，常以“鹡鸰”署名。按《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鹡鸰”即兄弟，夫妻之间互称兄弟，可见他们的情深意长。

在社会上，蔡元培是一位誉满全球的教育家；在家里，蔡元培是一位生活中的“慈父”，是孩子心目中的“良师益友”——“父亲共育有我们七个子女，不论年长年幼，他都是非常爱护，精心加以培养教育，同时给予很高的期望。因此在我们心目中，与其称他是慈父，莫若说他是一位良师、益友。”（蔡睟盎：《回忆父亲》）蔡元培的工作很忙，但他总是会挤出时间来陪伴孩子，给他们讲讲故事，做做游戏，一起看看书。当孩子们具备了一定阅读能力后，他一次性买来一套500本的《小学生文库》，让孩子们个个爱不释手。

女儿蔡睟盎十岁生日时，向父亲要生日礼物，蔡元培考虑了一下，给她写了一首诗：

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学级高低同及格，公民选举共登场。

望儿再历十年后，应世能名一技长。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

在这首诗里，寄托了蔡元培男女平等、全面发展、自立自强等家教思想。他的七个孩子，除长子早夭外，其他六个，均学有所长，个性发展，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次子无忌学习农业及畜牧业，三子柏龄学工，大女儿威廉学美术，小女儿睟盎与四子怀新学了物理，五子英多学了航空工程。

蔡元培对待父母尽忠尽孝，对待妻子平等互爱，对待孩子民主包容，对待朋友无论长幼尊卑也都是讲信讲义重情重诺。通览《蔡元培年谱长编》，不难发现蔡元培一生在朋友交往中，除了乐此不疲地帮人推荐介绍工作之外，还有就是乐此不疲地为他人证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曾以各地婚礼或仍沿前清旧习、封建落后，或滥用缛节繁文、新旧庞杂、漫无标准为题，专门起草了《婚礼草案》，以矫正奢侈，消弭诈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倡文明节约。这个草案后被政府正式颁布实行，其主要内容为：（一）订婚：（1）订婚年龄：依法律之规定。（2）订婚信物：双方交换订婚帖，各种聘礼一概免除。（二）通告：结婚一月前，由男女两家同意，订定结婚日期，双方只具名帖，所有礼品一概革除。

也许是因为自己参加起草了《婚礼草案》，为推行《婚礼草案》，蔡先生便坚持以亲身参加新人婚礼并亲自证婚来“监督执法”。请蔡元培证婚的人中，既有章太炎、蒋介石这样的名人要人，也有普通职员、贫寒学生。旧时所谓证婚者，是与媒妁、双亲一般正式、重要的角色。证婚词是必需的，这个证婚词不只是婚礼上说说就完了，还得红纸金字写下来。同时，格式化的结婚证书上，除了男女双方、男女双方父母大名，还有证婚人的大名与印花税票。这样的证婚人多少有点相当于合同双方共同认定的保人一般了。

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史称“章疯子”，个人婚姻也是不同寻常。他先纳妾王氏，生三女。后妾病逝十年后再娶妻汤国梨（字志莹）。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举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民国要人均亲临现场，可谓盛况空前。但证婚这件极具荣誉性的事情，并没有让孙中山或黄兴来担任，而是由从法国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担任，可见在章太炎的心目中，蔡元培是既有公谊更有私情的老朋友。在礼乐队奏乐后，蔡元培与章太炎唱起了双簧，蔡高声朗读的证婚词是章太炎亲笔所写：“兹因章太炎君与汤志莹女士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十五日举行婚礼，媒妁既具，伉俪以成……元培忝执牛耳，亲莅鸳盟，袗以齐言，申之信誓。”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已是大人物了，而蔡元培更多证婚的新人在结婚时还多是无名小辈，但蔡元培依旧一样地满心欢喜、认真对待。1935年的蔡元培已是69岁的老人了，但该年的5月10日，他在上海的绍兴七县寓沪同乡会为小同乡周维干、任月华证婚；5月14日，他在上海新亚酒店为彭礼祺夫妇证婚；5月18日，他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礼堂为陈志皋、黄淑华证婚；5月25日，午后4点他在上海一品香餐馆为俞寰澄之子证婚，午后5点半，他又到新亚酒店，为胡希圣、赵菊孙证婚。蔡先生如此高密度地参加证婚，要是放在现在，差不多就是婚庆公司的职业证婚人了。只是不知道以蔡元培之年高德重，每次去为这些晚辈证婚，要不要送红包？

更有趣的一件事是，1936年的7月31日，蔡元培夫妇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侄女蔡静真（三弟元坚之女）与叶允竞的婚礼并主婚，证婚人由竺可桢担任。而次日即8月1日下午，张企文与葛贞一在上海浦东新陆师范学校礼堂新婚，原约请蔡元培先生为之证婚，蔡也准备赶回来参加，但因为这天中午，竺可桢一定要请蔡元培夫妇吃饭，这样就耽搁了从杭州回上海的时间，当天晚上蔡元培回到上海已是夜里九点四十七分了。所以这天中午的时候蔡元培便从杭州电话告知在上海的儿子蔡无忌，委托他代表自己去参加婚礼并证婚。上海《申报》1936年8月2日刊登了这则趣闻，一时传为笑话，现在读来则是佳话。

蔡元培不是简单的政治人物，他喜欢师生之间、长幼之间的公义私谊，特别是自己友辈的子女成婚，长辈的他躬临其中，一定有一种比“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还要快乐的快乐吧。蔡元培从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多年耕耘教坛辗转学界，学生门徒自然不少，这些学生如蒋梦麟、黄炎培、邵力子、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差不多也是蔡元培一生的拥趸。而他的乐于证婚，更是赢得了一批铁杆的支持者、跟从者。在学生时代指引学生长知识，长本领，长才干，在学生成年后帮助学生找爱情，找婚姻，找家庭，那无疑是一种人生智慧与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幸福。
【5】

九

棫朴乐英才，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吴梅（1884—1939）1918年为北大20年校庆所写校歌

关于蔡元培的追思与感恩，近百年来可谓绵绵不息。一位北大学生写的一首小诗很有代表性：

未名湖畔，蔡先生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

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

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

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

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

风采依旧。

前些年北大有一部话剧就叫《蔡元培》，里面有一句台词耐人寻味：

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

1918年北大20岁时，著名的吴梅教授高兴地写下了“喜此时幸遇先生蔡”的诗句。而今再看，倒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为此时，此时又在何时？今天的北大已经115岁了，此时不遇先生蔡，更待何时？此时不遇先生蔡，何喜之有？

注释

【1】
从1931年任校长起直至1949年，梅贻琦一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堪称民国一奇，清华学生当年的口号总是“打倒某某某，拥护梅校长”。

【2】
旧时竖式信笺，多用红线划分八行，因此书信也有“八行书”的别称。

【3】
瓤，方言，形容不好，软弱。

【4】
苫，草荐之意。睡在草荐上，头枕着土块，是古时宗法所规定的居父母丧的礼节。出自《仪礼·既夕礼》：“居倚庐，寝苫枕块。”

【5】
除了上文所写的给章太炎等证婚之外，经蔡元培证婚的重要人物还有不少，现举要如下：

许德珩、劳君展（1925年4月16日于法国巴黎）；

黄文华、黄文山（1928年2月18日，黄文华为黄兴之女）；

李宗侃、周叔苹（1929年3月9日，李宗侃是李石曾之侄）；

郭有守、杨云慧（1930年11月23日，杨云慧是杨度之女）；

沈葆钧、袁惠芬（1935年2月9日，沈葆钧是南洋公学旧人沈心工之子）；

钱端升、陈公蕙（1935年4月7日，陈公蕙是商务旧人李拔可之甥女）；

张树源、许久香之女（1935年6月27日，张树源为张元济之侄）；

汤兆恒、许世琯（1935年7月7日，许世琯为许季茀之女）；

姜立夫、胡芷华（1936年10月15日，胡芷华是胡敦复之妹）；

王廉、顾毓垌（1938年5月8日，王廉是王赓之弟，顾毓垌是顾毓琇之妹）。

家书中的梁启超

——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

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中，只要一提起梁启超，人们自然会想起康有为，他与康两人师友之间，乃是维新变法的主角；会想起蔡锷，民国初年反对袁世凯帝制，他和得意门生蔡锷，一文一武再造共和；会想起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与他们同为“清华四导师”，树立起中国传统文化赓续创新的一座高峰；会想起徐志摩，他与徐师生一场，爱其才华，叹其多情，一篇证婚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还会想起梁思成、林徽因，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梁思成乃杰出代表，儿媳林徽因更是光彩照人、风华绝代。

郭沫若曾这样评价梁启超：“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学的洗礼的。”

梁启超是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派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学问家、教育家，他主张兴民权开民智，特别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重视家庭教育，期待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新国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启超立志“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他特别热爱生活，热爱子女，热爱家庭，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浓浓的情趣与性情。他兴会淋漓、趣味盎然，且精力异常充沛，他自己说过：“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

对每天都是这样一分一秒积极活动的梁启超来说，当自己的孩子远离身边以后，作为父亲的他几乎每天都会想一件事，那就是赶快抓紧时间见缝插针给孩子们写封信，然后忙里偷闲再看几遍孩子们的来信：

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1925年7月10日）
【1】

前日得思成八月十三日，思永十二日信，今日得思顺八月四日及十二日两信，庄庄给忠忠的信也同时收到，成、永此时想已回美国了，我很着急，不知永去得成去不成，等下次信就揭晓了。（1925年9月13日）

四月二十三、五月三日寄南长街两信，连寄给叔叔们的信，都先后收到，但四月十五以前像还有一封长信，想已失掉了。（1926年6月5日）

今天从讲堂下来，接着一大堆信——坎拿大（加拿大）三封内夹成、永、庄寄加的好几封，庄庄由纽约来的一封，又前日接到思永来一封，忠忠由域多利来的一封——令我喜欢得手舞足蹈。（1926年9月29日）

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正在开办，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他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1926年10月19日）

现在战事正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要说的话很多，严守医生之训，分做两三次写罢。（1927年10月11日）

昨日又得加拿大一大堆信，高兴得我半夜睡不着，既然思成信还没有来，知道他渐渐恢复活泼样子，我便高兴了。（1927年10月31日）

晚饭后打完了“三人六圈”的麻雀，时候尚很早，抽空写这封信，尚有许多话要说，被王姨干涉，改天再写罢。（1927年12月12日）

我这封信叫思永写的，你们不要奇怪，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写，因为才从医院出来，要拿笔怕你们干涉，所以口讲叫思永写。（1928年2月13日）

我实在睡床睡怕了，起来闷坐，亦殊苦，所以和你闲谈几句。但仍不宜多写，就此暂止罢。（1928年10月17日）

天不假年，梁启超享年只有56岁，但他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广涉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各方面。从20岁开始，在只有短短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了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平均每年写作达39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他一天最多能写5000字，下笔成章，不必修改。比如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内容无所不包，只花15天就完成了。由于梁启超成名甚早，他深知自己的笔墨会留之于世，所以狼毫之下，方寸之间，天头地脚，一笔一画，从未敷衍，绝不苟且。时人评价他“用笔精到严谨，神气内敛，中宫收紧，宁静中蓄含动势，整饬中透出遒劲。凝练稳沉，清丽可爱”。在梁启超的各种著述中，他的家书也是蔚为壮观，总字数约占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多，其中他单给长女思顺的家信现存就有344封。可惜，历经战乱，岁月变迁，梁启超丢失的家书也是不计其数。

一

梁启超有10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9个，可谓个个成才，人人精英。其中院士就有三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难得的是，除了学业上的成就，这些子女在品性、修养、为人、处世乃至婚姻家庭等方面也属出类拔萃。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5个子女先后在国外留学，这一期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梁启超和子女之间有密切的书信来往。这些家书，总字数约占其著述的十分之一，对其孩子的成长是重要的精神养料，对于世人也是安身立命和教育孩子的绝好教材。这些家书的内容除了像平常百姓家的书信一样涉及一般家庭事务外，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涵盖了梁启超对于求学、勇气、责任、坚持、处世、健康、理财、政事等人生中各个方面的主张和教导。并且，在这些家书中，梁启超完全没有家长的架子，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平等的地位，用感情充沛而易被接受的语言，将种种人生道理娓娓道来，堪称美文。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名满天下；但他教子有方，言传身教，家庭美满，同样受人敬仰。正如他最小的儿子，在书信中常以“老白鼻”出现的梁思礼所说：

梁启超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仅他的笔锋带有富于“魔力”的感情，对老师、对朋友、对我的两位母亲、对我们这些儿女们都倾注了深厚的爱。从他给儿女们的家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上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政见，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他更关注对子女们在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他总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梁启超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二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便高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以堂妹李蕙仙相许，李家为官宦世家，而梁启超则为农家出身。1891年入京完婚，1893年大女儿梁思顺出生。其后梁启超曾有一子不幸夭折。这样，梁思顺在八岁前独享父爱，直至梁思成出生。梁启超对这个大女儿付出了特别的爱，这种爱在梁启超给她的家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宝贝”这是梁启超对爱女的昵称，家信中总以“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相称。1911年至1916年期间，梁启超给思顺的信主要涉及政治活动及行迹，此后信中涉及较多的是家务事。思顺等回复给父亲的信件由于历经战乱，现已杳无踪影。仅从梁启超写给思顺的信中便可体会出他们父女之间通过信件相互依偎、无话不谈、情趣盎然的感人情怀：

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思顺）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我今日起得甚早，随意写几句告诉你。（1923年8月1日）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儿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只好和你闲谈开开心，便去睡觉。这些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天了，若不寄出又不知要耽搁几时，许多许多要说的话下次再谈吧！（1927年12月13日）

庄庄暑期内特别用费可即付，以后凡这类事，你全权办理，不必来问，徒费时日，或者我懒得回信时，便耽误了。总之，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你做姊姊的，尤其会斟酌支配，你瞧着该怎么办便怎么办，我无不同意，何必常常来麻烦我呢。这信到时，计算着你快要分娩了，我正天天盼平安喜电哩，我也极望添一个孙女儿，得电后即命名寄去。要说的话很多，一时想不起来，先把这几张纸写去罢。（1928年4月28日）

全家都去看电影，我独自一人和你闲谈这几张纸。（1928年6月23日）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1928年10月12日）

梁思顺的童年时代，正值梁启超亡命国外颠沛流离。但思顺还是自幼受到良好家教，父亲把她接到日本，亲自教她写字读书，还教她写诗作词，并且为她写了不少诗词。思顺早年便著有《艺蘅馆词钞》，这是早年梁启超对思顺讲解词选的记录，1908年初版后，曾多次再版重印。成年后，思顺作为长女，无论是在个人学业上还是在为人处世上、家庭生活上都给弟弟妹妹们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梁思忠，1907年生于日本。梁思庄，1908年生于日本。

这四个孩子连同大姐思顺的孩提时代均在日本度过，思顺是他们的领班。那时梁启超每天忙于他的宣传、著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这个父亲就充分发挥父亲的作用。“养不教，父之过”，往往是晚饭时刻，梁启超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用餐，他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给孩子们讲故事。那时孩子们还小，故事的主题永远是爱国英雄。比如，南宋忠臣陆秀夫为忠于大宋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被元兵逼到广州，走投无路就在梁启超的老家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上先将自己的妻子推下海，然后背着幼主一起投海就义。梁启超一家是爱国之家，他们的思想行为最闪光的地方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不变。他的孩子事业不同，各有所长，但个个爱国，九个孩子中先后七个孩子留学国外，但没有一个留在国外，都学成之后回来报效祖国。更有老八梁思宁，投笔从戎，成为投奔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

1913年梁启超回国后，这五个孩子也一同回国。20世纪20年代，这五个孩子依次均到国外留学，思顺仍然是他们的领班。孩子不在身边，梁启超对他们的教育主要就是通过书信来了解，来指导，来鼓励，来遥控。书信是他们进行成人成才教学的特别管道，更是他们情感联系、思想升华的宝贵纽带。在书信中，父亲与孩子在共同成长，孩子们成长为父母放心、学业有成的国家栋梁，梁启超也成长为知行合一的家庭教育理论家、家庭教育实践家，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父亲之一。他们共同演绎了中国家庭精英教育的典范。

三

学者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明确写道：“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梁启超的影响。”而学者黄敏兰在《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一书中则说：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时那些叱咤风云、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思想前沿的英雄，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他们催动了两千年来停滞、僵化的社会，把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历史变成蓬勃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历史。知识分子积极引进外国新文化，以学术、文化救国。他们在将传统文化改造并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在众多英雄中，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的新型知识分子，他更是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梁启超更多地属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国家。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也属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晚年他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追忆了自己六岁时因说谎而遭受母亲责罚的故事：

我六岁时不知为何事忽说谎一句，……不久即为我母亲发觉，……当时被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梁启超由此深刻铭记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的影响。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

这几天几位万木草堂
【2】

老同学韩粄国、徐启勉、伍宪子都来这里共商南海先生身后事宜，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他串同他人来盘剥）。现在还是他在那里把持，二姨太是三小姐的生母，现在当家，惟女儿女婿之言是听，外人有什么办法。启勉（梁启超之弟）任劳任怨想要整顿一下，便有“干涉内政”的谤言，只好置之不理。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远不及达达、司马懿（梁思懿的绰号）），活是两个傻大少（人当不坏，但是饭桶，将来亦怕变坏）。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比起我们的周姑爷和你们弟兄姊妹，真成了两极端了。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我们公同商议的结果，除了刊刻遗书由我们门生负责外，盼望能筹些款，由我们保管着，等到他家私花尽（现在还有房屋、书籍、字画亦值不少），能够稍为接济那两位傻大少及可怜的小姐，算稍尽点心罢了。

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梁启超对自己家庭、对自己子女的激赏与自豪，也充满着对恩师康有为身后一家生活的关心与照顾。康有为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和梁启超一样，他也是子女众多，但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显然与梁启超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回忆，康有为曾把女儿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康说：“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管中窥豹，可见康有为对待子女教育，一是要求甚高，他自己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平常儿童设想；二是教育外包，因为孩子无法达到自己的教育要求，于是干脆放弃了对孩子的教育，也就是放弃了为人父的责任。

梁启超认为，一国的强弱都以教育为转移，即使变法，也首先要靠教育来实现，只有先提高人民文化教育的水平，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民权”政体。他坚信：“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培养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

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治国从齐家开始。梁启超九个子女，其中三位成为院士，分别是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1948年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1948年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五子火箭专家梁思礼（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院士名单。当选院士是由全国科学家层层推荐选拔出来的，先推出402人，再由院士评议会审定105人为院士候选人，最后选出81人为院士，分为数理（理科、技术科学）、生物（农医心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三组。此次当选的院士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水准，其中也包括了被认为是思想左倾、亲近中共，但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等。应该说此次评选是比较公正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全国评出仅81个席位，梁启超的两个儿子竟能同时当选，实在是家族的光荣、教育的奇迹。

不只有三个院士，梁家的其他子女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其中就有我国知名的古典诗词研究专家——梁启超大女儿梁思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二女儿梁思庄；著名的经济学家——四子梁思达。三子梁思忠曾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回国后担任国民军炮兵校官，后因病贻误治疗而英年早逝，年仅25岁；三女梁思懿早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就投身革命，后留学美国，回国后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四女梁思宁，在梁思懿的影响下，投奔新四军，成为职业革命者。当年梁启超的夫人曾非常风趣而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除了自己的子女外，梁启超对儿媳女婿的成长影响也很大。大女婿周希哲，可谓梁启超的乘龙快婿，梁启超对他栽培很多，书信中常见梁对其在政治、经济、理财等方面的指导与建议。周曾任中国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领事和总领事。

大儿媳林徽因，深得梁启超喜爱与指点，集建筑学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是20世纪成功女性的突出典范。当年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旧友。梁启超对“林家有女初长成，惹得徐郎丢神魂”这样的事不会不知道，因为一边是老友的千金，一边是新受的弟子。但梁启超对自己的儿子梁思成也是很有把握的，他极力撮合了儿子与林徽因。虽因为林徽因的新派与西化，一度曾惹得准婆婆李蕙仙满脸的不高兴，但梁启超对此总是尽显开明气派。

四

尽管梁启超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酷、无情或者圆滑，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说：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个都在追求“爱”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每次都焦急万分，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信中，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迟一年出国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天天穿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对推迟一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思懿有段时间学习成绩不好：“司马连着两回月考都第一，他（她）都是倒数第一……”（1927年4月19日给思顺的信）但梁启超并未简单责怪，他用信任、鼓励在等待孩子的转变与进步。果然，“达达、司马懿半年来进步极速（六六亦有相当进步）。当初他们的先生将一年功课表定了，来问我，我觉得太重些，他先生说可以，现在做下去，他们兴味越来越浓。大概因为他先生教法既好，又十二分热心，所以把他们引上路了。”（1927年12月19日）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更是学问中人。关于做学问，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些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他在给女儿梁思庄的信中写道：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你要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但选择朋友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他在给女儿梁思顺信中写道：

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

他在给儿子梁思忠的信中写道：

以下的话专教训忠忠。三个礼拜前，接忠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

……

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又狠（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有段时间，思忠思想波动较大，明察秋毫的梁启超除了直接给思忠写信之外，他还就思忠的事专门写信给思顺：

忠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致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步迟速，受不起打击。他所选择的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如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走错了本来没有什么要紧，聪明的人会回头另走，但修养功夫未够，也许便因挫折而堕落。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二女儿梁思庄要去加拿大读大学，但选什么专业呢？梁启超以他的远见卓识看到了将来生物学及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希望女儿能学当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思庄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选学了生物学，但她所上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教学水平不高，非常枯燥，总是引不起思庄的兴趣。当梁启超知道后，赶紧写信给她：

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适合你，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我很怕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方向，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后来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最负盛名的图书馆专家之一。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每一位父母都要操心的问题。周希哲是马来西亚华侨，家道清苦，在海轮上做小职员，但他热爱学习，追求进步。在梁启超的关心与帮助下，他最后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很得梁启超的欣赏与喜爱。林徽因是梁启超的老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的女儿，自幼美丽聪慧，及长又随父游历欧洲，多才多艺。经过留心观察，梁启超内心当然有意选周希哲为婿，林徽因为媳，但他很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自豪地说：“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后来，周希哲与梁思顺，林徽因与梁思成自主结合，不仅一生相伴家庭幸福，而且事业也双双取得成功，堪称模范夫妻。

五

梁启超的家书与曾国藩的家书、傅雷的家书一样，都是近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的成功范本。然而家书中的梁启超，却有着家书中的曾国藩、家书中的傅雷所没有的灿烂激情与平实温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单考历史事实，“传家久、继世长”在名人后裔中确乎很难见到。如果没有严格、细致的家庭督导，“一世而斩”也司空见惯。曾国藩的训子书以其方正之道体现了父亲的爱心；傅雷教子，凭借的是其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学术造诣。他们的子女确实也因此而品学兼优。但梁启超身处乱世，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梁思达等如此众多的大家学者，则绝非曾国藩、傅雷可以比肩。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仅仅从家书一项，就远远超过曾国藩、傅雷。

曾国藩家书，多少还带有点政治韬略，除了给子女看看，让他们坚守耕读传家、勤俭治家之道，也希望他们在乱世之中能苟全性命：“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再则曾国藩在清皇权统治下，写作这些家书更带有昭示天下的目的——上可让朝廷放心，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的读书人，无意政坛无心军权，只想耕读传家；下可让世人明白，高处不胜寒，还是寒素之家好，读书、写字、拾柴、收粪、扫屋、种菜、锄草，便是极好之事。

而傅雷对长子傅聪从小表现出的音乐天赋很是在意，人尽其才，由此孜孜以求，希望孩子成名成家。他的家书写于1954年至1966年间，共160多封。众所周知，那段时间生性倔强孤傲的傅雷，基本无法从事正常的文学创作与翻译，于是“我坐不住了，腰痛难忍，只希望你（指傅聪）来封信安慰安慰我”。由此可见，这些家书是傅雷在身心疲惫之中的一种亲情搜寻，在百无聊赖之中的一种意义追求。

当然，曾国藩、傅雷在他们的时代，通过家书来教导孩子，体现了他们博大的父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通过梁启超家书，我们看到的是梁启超不同于曾国藩、傅雷的那种舐犊情深。在这些家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疼爱子女、激情澎湃，是他率真烂漫、兴会淋漓，是他无微不至、因材施教，是他平等民主、情理交融，是他思想先进、成果显著。

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回忆说：“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兄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父亲曾说过他60岁以后将放下别的工作，专心致志地教育儿女。可是他不幸在56岁那年就散手人寰了。”这是梁思礼的一生遗憾，又何尝不是中国家庭教育史的一种遗憾！

让我们再读些梁启超的家书，再感受下家书背后的深情吧：

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1925年9月24日）

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第一件，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望他们在我指导下，帮我工作。第二件，把我工作的结果译成外国文。永、庄两人当专作这种预备。正在偷偷写信，被克礼闯进来看见，又唠叨了好些话，不写了。今日是元宵节，外边花爆声很热闹。（1926年2月27日）

你前后几天工夫连接我三封信，前头所讲的话立刻取消，你们谅也觉得好笑。不过，这也算是我替你们学问前途打算的一段历史！我这几天的热心计划和奔走，我希望在你将来学问的生涯中也得有相当的好印象。……若回来要钱用，可问姊姊要。现已不赶新疆的路，那么虽回来也不必赶忙了，还是卒业后从从容容、摇摇摆摆回来就是。我在北戴河等着你。（1927年4月27日）

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1927年8月29日）

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十一点了，王姨要来干涉了，快写，快写。（1927年12月5日）

思顺，你现在有身的时候，要自己格外保养，因为前一回的时候，你妈妈可以跑去，现在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同王姨都很担心。你来信说希哲很管你，我说很该，你说老白鼻和你，爹爹是不会骂的，不过那老白鼻最怕爹“瞪眼”，你以后不听希哲的话，他写信来告你时，我也要“瞪眼”哩！（1928年2月13日）

注释

【1】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中日期，后同。

【2】
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所办学堂，梁启超等曾求学于此。

从张謇到陈嘉庚再到李光前

——中国百年实业与教育的微观察

张謇（1853—1926），生于南通，长于南通，学于南通，事业于南通，卒于南通，晚清状元郎。他一生名世的，是他那句著名的话“父教育，母实业”，以及作为状元实业家投身实业与教育的那些事。

陈嘉庚（1874—1961），生于厦门，长于厦门，学于南洋，事业于南洋，卒于厦门，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记住他，因为他曾是“南洋橡胶大王”，是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的校主。

李光前（1893—1967），生于南安，长于南洋，学于南京、北京、唐山，事业于新加坡，卒于新加坡。现在知道他的人，即使在他的家乡也是既不多也不少。不过即使知道，也就是“陈嘉庚的女婿”、“新加坡的富商”而已。其实他是全球著名华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张謇、陈嘉庚、李光前三位的历史功绩、时代得失和心路历程，沿着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历史脚步，跟随实业与教育的线索，来一探中国实业与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

一

首先说张謇。

张謇1853年出生于海门一个叫做常乐的地方。海门是南通下面的一个县，常乐是海门下面的一个乡镇。海门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北岸，隔江与苏州、上海相望，顺江而下即是黄海与东海交汇处。张謇出生的那阵子，海门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化的地方，当地居民多为各地移民。张謇的祖先明万历年间由苏南常熟隔江北迁至南通通州，后再东迁至海门常乐。他的家庭既非官宦人家，也非耕读世家，更没有传统士大夫的家族传承。他的曾祖辈租田务农，从祖父开始，农耕之余兼营陶瓷贩运。张謇出生的那年，正是咸丰三年，太平军已经定都南京。原先荒蛮之地的海门，涌入了大量为避战乱而来的浙东、苏南、皖南地主商人家庭。张謇的父亲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这些新移民，逐步扩大了生意规模，使家境渐渐殷实起来。

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了一定财富的家庭、家族对子嗣的期望还是读书、科举、应试、做官这条正路。张謇的祖辈、父辈在亦农亦商的漫漫岁月里，对子嗣科举取士的这种期望尤为强烈。但中国传统社会为官本位、等级制社会，当地旧俗，祖上三代人均没有秀才身份的人家，被称之为冷籍，冷籍家庭出身的要参加科举考试，会有种种报考限制与障碍。而张謇便是冷籍出身，在塾师的指引下，张謇冒充如皋县张铨之子张育才参加了科举，取得了秀才身份。这种做法，叫做“冒籍”。张謇冒籍后，遭到了举报，幸而因为张謇才华出众，加之得到师长和地方官吏的帮助，父亲花费了几千两白银，终于在五年之后解决了冒籍问题，得以复归原籍继续参加科举。这次冒籍给张謇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由此他开始发奋苦读，但在科举的道路上他却走得并不顺利。1868年，15岁的张謇即取得秀才身份，但后来流年不利屡考屡败，迟至1892年，张謇已经年近四十，参加进士考试仍未成功。这时，张謇对科举已经绝望。但到了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大寿要举行恩科会试。年已77岁且多病在身的张謇父亲，坚持请求张謇再考一次。为了父亲的心愿，张謇强打精神再度进京赶考。不想这年张謇竟高中状元。

此时的张謇已经是42岁的中年人了，从15岁考中秀才至今，已有26个年头了。在举国欢庆新科状元的时候，张謇内心的悲凉却只有自己知道。就在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的父亲也了无牵挂，离世而去了。按旧制，状元郎张謇辞官回乡丁忧三年。就在这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军事上全面失败，经济上失地赔款，政治上、文化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一批清醒的知识分子感到古老帝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张謇在家乡丁忧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出于甲午失败后全民备战的目的，约请他举办通（通州）海（海门）团练。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希望张謇能像当年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一样，为晚清带出一支强军来，为朝廷保江山，为百姓保平安。就在张謇遵命筹办团练刚有眉目的时候，张之洞一个号令，又把张謇召到南京，交给他一项新任务——筹办实业公司。

一介书生张謇，此时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国传统读书人，科举取士之后，倾向于迂腐的空谈修身养性，耻于经世济世办理实际事务。好在多年的科举历程与游幕生活，使得张謇对既定的为官生涯充满厌恶，从小亦农亦商的家庭环境，也使得张謇对从事工商业充满兴趣，加之张謇是一个做事踏实、通晓时事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决心告别传统道路去闯一闯。

一个传统社会科举选拔出来的状元，因为时代的需要，要开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人生，这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好在张之洞的诚恳，加之张謇的务实，使得晚清从此多了一位杰出的以实业名世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张謇从大生纱厂开始，就关注民生，优先救贫。他认为贫的根源是愚，便通过壮大实业，获取资金，来办学治愚。实业救民，教育益世。父教育，母实业。张謇自己终身所追求的，就是“实业救国”、“教育兴国”。

张謇是一位传统的儒者，儒者的自我期许是他一生的目标。他觉得“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他投身实业，不是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业或企业理念，不是出于个人财富积累或家族企业兴旺的目的，而是出于他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为国计民生出力的时代自觉。他无心去做一个官商，也无意去做一个企业家或资本家，他只是想去改造这个世界，责无旁贷地对社会尽其义务。本来改造世界、变革社会这样的事，应有执政当局来进行来实现，但张謇熟知中国官吏的无能、保守、腐败与堕落。因此他愿意投身到他本来不屑为之的商贾事务中去，愿意用一个企业家的方式，来实现他事业家的梦想。海门，继而拓展到整个南通地区，因为外来移民多，而本地良田少，张謇觉得只有实业才能吸纳这些闲杂人员，既解决他们的生存衣食问题，又解决土地闲置、资源荒废问题；发展实业，有了利润，才可以自力更生地去开办学校，培育人才，铺路造桥，发展公益事业，造福地方。

因为张謇的状元身份、儒家追求、济世才能，清末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等历任两江总督及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主政者都对他给予了大力支持。南通因为张謇，张謇因为南通，短短十余年时间，便成就了一个传奇。张謇在“一兄一友两弟子”（兄张詧，友沈敬夫，弟子江谦、江知源）的协助下，实业上从开办大生纱厂开始，逐步发展为一个企业集团：“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纱厂从一个厂发展成四个厂，再以纱厂为中端，建立了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建立了大型交通运输企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建立了钢铁厂、染织公司、盐业公司、油厂、面粉厂、酿酒厂、印刷厂、电话公司、实业银行等等。教育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从中职教育到高职教育，从家庭教育到慈善教育，从育婴教育到终身教育，只要张謇想到的、地方需要的，他均一一填补了历史空白，并做到应有尽有门类齐全。这些空白有些是地方历史上的空白，有些是中国历史上的空白。比如，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创办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盲哑学校，他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伶工学社，还有图书馆、剧场、公园、体育场、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气象台等等。张謇拿出了比办实业还要高的热情，在南通这样一个江海交汇之地创立了一个系统化、系列化、体制性、现代化的教育王国。

作为状元郎的张謇，一生之所以愿意与商人为伍，轻官重商，惨淡经营，筚路蓝缕创办实业，最大限度追逐利润，最低限度简朴生活，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并不是实业，而是教育，是提升全民整体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胡适曾经对张謇一生做过一个评价：

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纪的。（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二

陈嘉庚1874年生，他比张謇要小21岁。他出生的地方，位于福建省同安县一个叫做“集美”的滨海山村。现在无论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集美”都是一个美好的所在。但当年这个地方，只是大陆尽头，三面环海，所以当地人叫它“尽尾”。后来有人觉得“尽尾”不文雅，便依音写成“集美”。现在的集美，真是名符其实的集美了，它集了山美、水美、人美、建筑美。集美的美，离不开1874年出生在这里的这个叫陈嘉庚的人。如果不是陈嘉庚，集美不会有集美学村，没有集美学村，同安县集美村不会那么快就划入厦门市
【1】

。当然以集美所处的地理位置发展到现在，它也会与时俱进，不会一直只是一个滨海山村。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开发区、一个保税区或者一个远洋港口而已。就是在厦门，它的自然条件的美，永远也赶不上鼓浪屿，它的人文条件的美，永远也赶不上南普陀。但现在的集美，它与鼓浪屿齐名，它与南普陀相当，它是厦门旅游的一张文化名片，它是厦门旅游的一个必去之地。之所以集美能够如此，一切的一切都源于1874年出生于此的这个叫陈嘉庚的人。

陈嘉庚祖籍中原，数百年前他的先祖由河南光州固始县南迁至此。福建全境山多地少，出海讨生活是这个省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陈嘉庚的父亲只身前往新加坡打拼。陈嘉庚9岁开始在集美村读私塾，一直读到16岁，因为私塾老师去世，没有人教他了，只好辍学。几年的旧学教育，给陈嘉庚一生打下了牢固的中文基础，培养了他日后不断进修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尽管陈嘉庚无法选择科举的道路，但他一生以自我读书、助人读书为荣。17岁他首次前往新加坡投奔父亲，在父亲经营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所谓米店，就是从盛产稻米的越南、泰国、缅甸大量收购稻米，然后再转手卖给新加坡及其邻近岛屿的零售商，再由这些零售商销售给人口不断增长的当地居民。19岁时，陈嘉庚回到集美，按照父母之命完婚。21岁时又去新加坡继承父业。23岁时，生母在集美去世，陈嘉庚回国筹办丧事。此后陈嘉庚曾几度往来家乡与新加坡。不过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依旧贫困落后，儿童失学流浪，青年失业游荡，陈嘉庚便立志做好实业，捐资办学。

早在1894年，陈嘉庚首次回到家乡，尚不富裕的他便个人出资2000元创办惕斋学塾，让陈氏家族的子弟有读书的机会。他的胞弟陈敬贤便是在这所学塾接受的启蒙教育。创办惕斋学塾，是陈嘉庚一生捐资办学的开端，也确定了他经营商业的根本宗旨与终极目标。尽管此时陈嘉庚还只是父亲手下的一个打工仔，还远未有什么个人财产，但他日后说：“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

1904年，陈嘉庚30岁了，而立之年的他开始在新加坡独立创业。他经营菠萝种植和菠萝罐头加工，经营米店，经营橡胶种植和橡胶生产，由于他的勤奋和商业天赋，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东方橡胶、食品等的巨大需求，陈嘉庚的企业迅速发展，财富迅速积累。

陈嘉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从他开始，率先垂范，他改变了此前无数下南洋发家致富的华商们的宿命般的选择：找准商机艰苦创业，事业有成积累财富，回乡建房买地娶妾，抽鸦片赌博挥霍钱财。他说，自己办实业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办教育。他没有“待富而后行”，而是一边赚钱一边捐资。他捐资筹办新加坡道南学校，后出任道南学校的总理（校长），这是第一所办在新加坡的华文学校。

他人在新加坡，却心念家乡，他的眼前总是浮现这样的场景：家乡十余岁儿童因失学而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近野蛮时代，乡村之间族群之间动辄械斗血肉横飞。他说每当想到这些，便触目惊心不能自已。于是从1913年起，陈嘉庚在家乡集美不断地创办学校。他说：“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产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短短十年时间，陈嘉庚便创办了男子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男子中学一所、水产航海学校一所、商业学校一所、女子中学一所、农业学校一所、幼稚师范一所、国语专科学校一所、医院一所、科学馆一所。一座崭新的教育城在昔日的“尽尾”之地，“集美”而出，拔地而起。

昔日荒芜的滨海山村，渐次建起了一大批校舍，蔚为壮观。但办学还要有办学师资，最重要的还要有学生。当年整个福建，只有福州有一所师范学校培养教师。而这所学校所招学生皆为官宦子弟，根本不愿从事乡村学校教育。为此，陈嘉庚从教育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高薪聘请教师前来教学，同时他自己创办师范学校直接培养愿意从事乡村教育的教师。相比之下，刚开始办学，学生似乎更难招收。当时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明治维新后迎头赶上，百人中不满三十人，而我国百人中不识字的竟占九十六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失学群体，他们的父母竟然还不愿意他们的子弟求学。

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当年总人口二十余万，县立小学只有一所，学生不足百人。办学的实权操在县长一人手中。县长委任校长，校长招收教师与学生。县长一调走，他所委任的校长也跟着下台，接着所有教师与学生便一哄而散。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县长更替频繁，这所同安县唯一的小学，十多年下来，竟还没有一个学生是学满六年的，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学生正式毕业。于是社会各界对新式学堂充满了怀疑，充满了不信任。加之集美当地居民均以讨海为生，除了出洋的以外，留在本地的男童女童，从小便可以帮助家长做些家里家外的事，所以家长对子女读书，也并无积极性，特别是女童。于是，招生老师便挨家挨户逐一动员，并承诺所有学童上学一律免学费免住宿费。而女童不仅上学免费，每月还发给津贴三块大洋。三块大洋，在当时，当地一个成年人一个月也未必能挣到这个数，这样一来，学校破天荒地招收到了第一批女生。

陈嘉庚给集美学校取“诚毅”为校训，“诚”就是要诚以待人，诚心诚意，实事求是；“毅”就是要毅以处事，坚毅执著，百折不挠。以此“诚毅”为统领，陈嘉庚对教师提出“慈爱、同情、诚实”的教风要求，对中学学生提出“注重积极工作，共同推进学术”的学风要求，对乡村师范学校学生提出“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大脑、艺术的兴趣、改革社会的精神”的职业要求。在“诚毅”校训精神的感召下，从1913年创办集美第一所学校开始，到1923年，整个集美学校便拥有了170多名教师，2000多名学生，其中有1400名住宿在校。这些学生在集美读书，均享有校方免费提供的日常用品和统一制服，师范生还享有免费膳食。莘莘学子，菁菁校园，红砖绿瓦，中西合璧，师生一堂，弦歌不辍，生机盎然，充满活力，这一切使陈嘉庚非常欣慰。

更令陈嘉庚欣慰的是，在捐资办学取得成效的同时，他的实业经营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18年一场突然的疾病，加快了陈嘉庚捐资办学的进程。这一年的5月，陈嘉庚的阑尾发炎，这种现在看来寻常的疾病，当年可是要命的急症。身卧病榻的陈嘉庚交代后事，要将现有的企业所得悉数留给集美用作办学经费。陈嘉庚真是命大福大，大难不死，在病床上躺了个把月，他又重新站立了起来。经此事变，康复后的陈嘉庚认真盘点了企业的家底，发现已经拥有400万余款。于是一个更大胆的梦想在陈嘉庚心中生发出来，他要独资创办厦门大学。1919年的7月，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家乡，着手筹备建校事宜。这将是福建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私人开办的大学。

陈嘉庚一生最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他的勇气。陈嘉庚曾为《东方杂志》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选用的标题就是“畏惧失败总是可耻”。在陈嘉庚看来，金钱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服务于一个人的同类。他确实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绝不唯利是图。恰恰相反，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身处逆境却毫不气馁的理想主义者。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被理想主义精神所鼓舞的陈嘉庚毫不迟疑说干就干。厦门大学从1919年动议筹建，到1921年4月6日开始借用集美校区招生，再到1922年第一批校舍落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在与陈嘉庚童年家乡隔海相望的厦门岛上拔地而起。这次，陈嘉庚吸取了当年创办集美学校时校舍局促、后续发展乏力的经验教训，一次性在厦门岛的五老峰下圈进了2000亩（133万平方米）土地。而厦门大学第一次招生，只有区区98个学生——98个学生的学校，却拥有偌大一个校园，确实让人佩服陈嘉庚的远大目光与冲天志气。

其实，当年陈嘉庚个人拥有的可动资产并不多，在筹建校舍的时候，一方面他一口气拿下了2000亩的校园，另一方面却又是精打细算，可谓极尽“抠门”之能事。厦门大学校区规划设计，一开始由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聘请的国际著名的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来承担。陈嘉庚根据其设计的规划图，仔细一算，觉得花费过大，不惜与校长邓萃英翻脸，不顾邓萃英以辞职相威胁，坚决否定了墨菲的方案。否定容易建设难，陈嘉庚自己动手，“赤膊上阵”。他认为，厦门大学的校舍安排，一要壮观，让外国的轮船来往厦门港的时候，能从海上远远地一眼就能看到；二教室、办公场所空间要大，光线要好；三校舍外观上要美观大方，粗中带雅，还要节省建设费用。于是陈嘉庚规划的厦门大学背依五老峰面临大海，中间是依次一字排开的五栋主楼，主楼前利用原演武场的天然地形，设置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主楼后面依山逐级排布着学生宿舍楼、教师宿舍楼。现在徜徉于厦门大学的校园里，你仍会禁不住对百年前在主城区就拥有这么一个偌大的花园一般校园的厦门大学啧啧称奇，仍会为陈嘉庚精心设计勾画出的美观、实用、朴素、节俭而中西合璧“嘉庚风格”的校园建筑叹为观止。

陈嘉庚是一个商人，在企业鼎盛时，他被称之“南洋橡胶大王”。但陈嘉庚更是一个大手笔的教育家，教育战略家。他自己曾语重心长地对同在南洋的闽籍华商说，商人们“惟但知竞争财利，而不知竞争义务，群德不进，奴隶由人，故国弱而民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无可为之一日。设输出百余之五，或百余之三，试问何损于富。财既由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去。”

然而在那个年代，陈嘉庚的慷慨陈词并未打动多少他的商界同行，他仍是孤军奋战，如此的陈述与表白，只是夫子自道而已。

好在历史从来不会吝啬它的赞美之词。而今你来到厦门，你无法不激起对陈嘉庚的崇敬之情。在厦门的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标志性人物，除了鼓浪屿上那尊高高挺立的郑成功之外，就是这个因为集美因为厦门大学而巍然挺立在人们心中的陈嘉庚了。

三

相比张謇，相比陈嘉庚，李光前似乎名不见经传。还好，1989年版《辞海》上有“李光前”的词条：

李光前（1893—1967）原名玉昆，别号光前。福建南安人。少随父南渡新加坡。1908年回国，先后就读于南京暨南学堂、北京清华高等学堂、唐山路矿专门学堂。1912年重返新加坡，1928年自创南益树胶公司，后成为新马地区著名企业家。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华侨银行董事会主席，并创办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自任新加坡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南侨筹赈会工作。曾资助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并在南安建立国光中学。1967年病逝于新加坡。

《辞海》的词条可谓“一字千金”，李光前有这么长的一段，可见其绝非等闲之辈，我们不可轻易忘记他。但这么多年，李光前一直没能为人所熟知，责任主要还在于他自己，因为他生前实在太低调了，他一切从来都在幕后，在那个灯火阑珊处。

1893年10月，李光前出生在福建南安一个叫芙蓉乡（今梅山镇）竞丰村的小村子里。南安，现属于泉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梅山现在成了一个镇，竞丰村紧挨着这个梅山镇。福建多山，而且这样的山不同于我的家乡苏南地区的山。苏南地区的山，再多再高，它都是在一个平面上的，除了山，总会有相对平整一些的田地，即使是丘陵地带，也是平缓起伏的短冈长坡，所以你会时时处处感觉到山在那里，你是围着山在走。可是南安的山不是这样，它是山连山，山山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山里行走，你会发现是山围着你在走。

2012年7月23日，我从厦门出发专程前往探寻李光前的故乡以及他生前创办的光前学村。但我从厦门到泉州的高速下来，进入南安境内，不一会便弄不清楚方向了。同行的司机是我原先的一个学生，他的汽车导航在梅山的山山水水之间，也找不到方向了。本来我以为，像梅山这样一个镇，沿途路标应该会很清楚，再则李光前作为家乡一位国际级的富商，他创办的光前学村，也应该是路人皆知的。于是车过洪濑，我们干脆弃用导航，沿途见人就问。悲催的是，好不容易问到一位路边摆摊的农妇，看样子她是很熟悉梅山镇的，也是知道国光中学的，只见她随手一指，说从这条路开过去，一会儿就到了。于是我们便顺着她指引的乡间道路，一路开过去。可是道路越开越窄，路况越来越差，山头越来越多，最后竟开到了一家石材厂里进退两难了。这时国光中学的校长来电话问到哪里了，我们实在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幸好遇到一位路人，他与校长用闽南话说了一通，然后跟我们说，左拐左拐再右拐，右拐右拐上一座小山，翻过这座山，山下就是梅山镇了，国光中学就在梅山镇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路人的指点下，一会儿我们果然就走出了群山，眼前顿现一块盆地，盆地中央全是连片的房屋与高高的电线杆。终于到了！这儿就是李光前的故乡，这儿有李光前创办的光前学村。

按说，梅山镇不应该不好找，国光中学也不应该不好找，可是我们还就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我想，外面人进入南安，进入梅山，现在这样的时代都这么难，那一百多年前，这儿的人走出深山，走向泉州，走向厦门，走向南洋，岂不更难？

幸好现在有互联网，通过网络，我事先对李光前做了功课——

李光前要比张謇小整整40岁，比陈嘉庚也小19岁。也就是说，当张謇差不多已经考上了状元郎的时候，当陈嘉庚已经开始准备在新加坡创业的那个年头，李光前出生了。李光前的父亲李国专，原先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做过私塾先生。但他在贫困的家乡，还是无法养家糊口。于是李国专后来便去了厦门，相比南安，厦门是个大码头，在那里混口饭要比家乡容易些。李国专在这里做过裁缝，做过剃头匠，经营过小客栈，但一直属于小打小闹，不见长进，未成气候。而与李国专几乎同时在厦门求生活的一位叫黄奕住的南安老乡，后来可是名声大振，无人不知。

闽南有句俗话，叫做“要想富，学黄奕住”。这个黄奕住，与李国专年纪差不多大。少年时期黄奕住也是一个在家乡南安挑着剃头担子走村串巷的剃头小师傅，属于小手艺人，饿不死饱不着。但这个黄奕住人小志气大，17岁那年，他挑着剃头担子漂洋过海到了新加坡，为码头上的华工理发剃头。靠着勤奋，也靠着胆量，黄奕住在小有积蓄的时候，毅然甩掉了剃头担子，从新加坡去了印尼爪哇岛，改行摇起拨浪鼓，挑起货郎担，做起了小本生意，从贩卖日用品开始，再摆摊卖咖啡，再从事蔗糖生意，进而主营蔗糖进出口贸易。等到了1917年，原先一无所有赤手空拳来到南洋的黄奕住，已经是印尼糖王了，个人资产过亿元。1919年黄奕住携2800万美元荣归故里，定居厦门鼓浪屿。

黄奕住的个人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南安乡亲。1901年李国专妻子、李光前生母因病去世。1903年，李国专决定下南洋，当时年仅10岁的李光前与父亲一同出行。就在同去南洋的船上，李光前幸遇了一位影响他终身的人，这个人就是陈嘉庚。

这年深秋，李国专、李光前由厦门登船，南渡新加坡。在船上，突遇气温骤降，许多乘客衣衫单薄。同船前往新加坡的陈嘉庚，此时已在新加坡商界崭露头角，他见到这么多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家乡同胞，顿生恻隐之心。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陈嘉庚当即吩咐船上仓库保管员：“请通知全船人，凡是姓陈的，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条毛毯御寒，费用我来付。”于是全船大部分乘客，不管是陈姓还是他姓，都纷纷自报姓陈，领到了毛毯。“大庇船上寒士俱欢颜”后，陈嘉庚也心花怒放。虽说领取毛毯的人数超过陈嘉庚的想象：会有这么多人都姓陈？但为人大度的他此时也就姑妄信之，彼此心照不宣，悉数买了单。这时船上几乎人人都有一条毛毯了。可陈嘉庚漫步船舱时，却发现一个孩童拱背缩肩，衣着单薄，瑟瑟发抖。陈嘉庚便问他：“你怎么没有毛毯啊？”少年说：“您让姓陈的去取毛毯，我姓李，我不能冒领。”陈嘉庚听了很为眼前这个少年的诚实、骨气而欣喜，便亲切地告诉他：“还有几条毛毯，只要没有衣物御寒的，都可以去领取，你快去领取一份吧，你就说我同意的。”听了陈嘉庚的这席话，少年便高兴地去领取了一条。这个少年就是李光前。从此这个少年便深深地记住了陈嘉庚，记住了这条毛毯给他带来的温暖。

李光前与父亲来到新加坡之后，寄居在此前下南洋的同乡家里。李国专毕竟是教书先生出身，他深知读书的重要，于是他每天外出打工，并不带上李光前，而是让光前进学校读书。当地的英华书院是名校，收费很高。养正学堂是华人所办教授华文的学校，英印学校是一所主要招收印度籍子弟，教授英语的学校，收费均比较低廉。李国专便让李光前周一到周五在英印学校读书，周末到养正学堂读书。小小年纪的李光前，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他学习成绩优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中文、英文。

1908年晚清新政，广泛罗纳人才。为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增加海外侨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政府专门在南京创办了一所专门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今暨南大学前身），并派人来南洋招收优秀侨生回国读书。李光前参加了报名考试，一举高中。这样李光前从新加坡来到了南京，求学于暨南学堂两年，最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高等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李光前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像詹天佑一样出色的工程师，建设祖国，报效国家。可此时的清华高等学堂，还只是留美预科。于是李光前很快就又转学到唐山路矿专门学堂（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唐山路矿读书的时候，李光前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竺可桢。8岁丧母、10岁下南洋、15岁回国求学，此时李光前已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旧学与西方新学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民国成立。因为1912年唐山路矿专业学堂停办，李光前便结束了在国内四年多的求学生活，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李光前先后担任过华人学校教师，《叻
【2】

报》的英文编译。而一直有着工程师梦想的他，则坚持继续求学于新加坡当地政府所办的测量专门学校，并参加了美国大学土木工程科的函授学习。1914年李光前修完学业。按照求学测量学校时所签合约，李光前需要服务当地政府五年。而就在这时，闽籍华商庄希泉等在新加坡合办一家公司，急需人才。他找到李光前，希望中英文都能精通而且又年富力强的李光前能够加盟。李光前实话实说：“我求学测量学校时，拿了政府的学费，按照合同，我应该服务政府。否则就违约，而且做人也不诚信。”但庄希泉手下正紧缺像李光前这样的人才，他表示由他来全额赔付违约金，希望李光前能全力支持华商发展。这时李光前为庄希泉的诚意所感动，他也希望多为同胞、华商企业多作贡献，于是便加入了庄希泉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财库，相当于公关、营销、采办、财务总监一类的职务。在华商界，老一辈的企业家大多不懂英文，也不太懂与外国政府、企业、银行打交道的商业规则。他们有的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有的是自强不息、造福同胞的精神，但他们从事的产业也大多为粗放型劳务输出性质的种植业、加工业、流通业。李光前作为年轻一代华人，他有思想，有创见，有才干，懂得国际贸易规则与金融业务知识，所以他在国货公司一出手便业绩突出、不同凡响。

就在李光前逐步熟悉实业事务，全力服务企业的关键时刻，陈嘉庚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1916年的一天傍晚，陈嘉庚在一处小商店购买夜宵，恰逢天降大雨，而这时李光前也正好路过，他当然认识眼前这位曾经让他领取毛毯的著名华商陈嘉庚了，于是他便主动把雨伞借给了陈嘉庚，陈嘉庚因急着办事，也未推辞，便随手给了他一张名片，让他明天去自己的公司取伞。第二天李光前如约来到陈嘉庚办公室，当面感谢十多年前陈嘉庚对一个孩童的关怀。陈嘉庚听了李光前的讲述，恍然大悟，一时两人所谈甚欢。言谈间，陈嘉庚获知了李光前的近况，更觉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具有诚实的品质、精明的头脑、非凡的才干，便盛情邀请他加盟自己的企业。李光前觉得庄希泉为自己垫付了大笔违约金，自己刚刚在他手下做事，现在贸然跳槽，有悖信义，便明确表示谢绝。不想陈嘉庚也很执著，他告诉李光前庄希泉那边由他来处理。他立即联系庄希泉，希望庄希泉割爱相让。庄见陈嘉庚真心爱才，觉得让李光前多一个舞台，多一些历练，也未尝不可，便欣然同意。这样，陈嘉庚、李光前这对因为一条毛毯、一把雨伞而结缘的忘年交，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也让陈嘉庚有了更多机会全面了解这个年轻人。因为地缘、机缘，两人有了业缘，最后两人还有了姻缘。陈嘉庚得知此时的李光前父母双亡、尚未婚配，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年仅17岁的长女陈爱礼许配给了当时满腹才华却两手空空，年已27岁的李光前。

陈嘉庚当时的企业名叫谦益公司，取意为“谦受益”，主要从事橡胶贸易。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陈嘉庚作为老一辈的华商，他比李光前要大19岁，文化背景、企业理解、个人禀赋、性格特征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献身实业，都重视教育，都厚德重义，都爱国爱乡，都乐善好施。从1916年李光前加入陈嘉庚公司，到1920年成为陈嘉庚乘龙快婿，再到1926年李光前辞离陈嘉庚公司独自创业，作为新一代华商，李光前在陈嘉庚身边历练十年，从此开始了他不同于老一辈华商的实业生涯，也铸造了老一辈华商不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四

1926年7月27日，张謇病逝于南通。而在他病逝前的三四年，也就是1923年前后，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便已经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了。

1926年，对于以橡胶发家的陈嘉庚来说，也是分水岭一般的一年。在此之前，他的企业迅速壮大，进入鼎盛时期。但就在这一年，英国、荷兰、美国、日本等开始大规模投资橡胶种植业、生产业和销售业，这对陈嘉庚企业的打击与排挤是巨大的，从此他的企业便好景不再，每况愈下。直至1934年宣告破产。

而1926年，对于李光前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知不觉，他在岳父陈嘉庚的企业里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历练，使得李光前羽翼丰满；十年的共处，也使得李光前对陈嘉庚的许多经营理念、管理措施产生了怀疑乃至两人间发生了争执。1926年，李光前果断地从岳父的企业辞职并开始自主创业。当然，李光前只是从陈嘉庚的企业辞职，而没有从陈嘉庚身边离开。陈嘉庚对李光前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以及翁婿之谊，是李光前终身感激的。陈嘉庚企业失败后，李光前用他独有的方式在许多方面给予了陈嘉庚终生的支持。

张謇一直说，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业家，更非一个资本家，自从投身实业之后，张謇是独立面对社会负责、对国家尽忠、为人民效力的事业家。多年饱读经书最后高中状元郎，传统儒生出身的他是“在商言商犹向儒”，于是他坦承自己“为公仆可，为众仆不可”。他崇尚的是“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对张謇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领袖。可惜在晚清官场，他做不了领袖，或者说他不愿意做官场上的领袖。早在1897年他就在给好友沈曾植的私信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于是他只能回到家乡。“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这是张謇的人格自许，也是张謇的道德自律。之所以张謇会创办大生纱厂，是因为通海地区有大片适宜种植棉花的良田，是因为通海地区有大量贫苦的农民，是因为全中国有无数的人缺衣少棉。而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上下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被纷纷创办起来以后，整个地区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社会就稳定起来了，教育就兴旺起来了，文化就繁荣起来了，甚至男女也开始平等起来了。通海地区的女人们都是天足，无论在田里还是厂里，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能干，甚至比男人还能干，比如她们能纺纱，她们会织绣。

在这一点上，陈嘉庚与张謇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虽说陈嘉庚书读得远没有张謇多，但他们都不愿意做只会读书的人。尽管张謇贵为状元郎，但他比谁都厌恶科举。陈嘉庚在乡间读到16岁，忽然老师死了，于是读书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张謇出身亦农亦商的家庭，陈嘉庚17岁便下南洋投身商海。由此也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从小就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具有一定经商的天赋。翻看张謇日记，你会发现他对数字具有超凡的记忆力：

青口圩周九百丈，高一丈八尺。外基砖六层，最上两层无砖，有谯楼。砖每个重六斤八两，每个钱六分半……合工料二万五千金上下，木石料不在内。（张謇：《张謇日记》，1888年4月30日）

中国人常说旧式读书人总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吟诗诵词、舞文弄墨”，什么事情都是差不多先生，习惯模糊思维，缺乏数量概念与精细计算。可是，这些在张謇身上全不适用。张謇脑袋里永远有着精细的数字观念，而他的这种本领，除了他本人博闻强记之外，无疑与他从小对父母经商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陈嘉庚也是一个凡事喜欢亲自动手的人。从创建集美学校开始，到创建厦门大学，再到解放后修建集美学校，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都是亲力亲为、事必躬亲。现在在厦门，“嘉庚建筑”已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当地人把他主持建造的集美、厦大等建筑亲切地称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的“嘉庚体”。目前现存的这些“嘉庚建筑”已经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了，总数有数百栋之多。这些建筑，都是陈嘉庚自己设计、自己督工的。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陈嘉庚建造房屋，那是一派浪漫气质。他不画设计图纸，而是在现场以步代尺，以杖代笔，凭空指指点点，比划比划，等工人点头明白了，不久一栋栋楼房就拔地而起了。厦大的第一批校舍，从楼房的位置、屋顶的造型、门窗的大小、楼梯的材料、走廊的颜色，都是他一一亲定。陈嘉庚建造房屋，浪漫的是形式与外表，内容上那是无比务实、非常节俭、估算精细的。为了节省开支、控制成本、确保质量，陈嘉庚在建造厦大校舍时，专门选择在邻近厦门的漳州生产相关建筑材料。厦大校园里所有房屋用的都是“嘉庚瓦”，这种瓦也是陈嘉庚亲自设计的。

和陈嘉庚一样，张謇也很喜欢建筑房屋。张謇在南通创办了无数的学校、无数的工厂、无数的公益设施，这些建筑，费用是他出的，但有些式样、图纸也是他出的。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建筑，中年投身实业教育后，几乎没有一年不参与规划新建筑，大到区域、具体地点位置选择，小到门窗配置、地基如何防潮，他都很在行。

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漫步在南通的濠河边，看那风格别致的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还是徜徉在厦门的五老峰下，看那一字形的群贤建筑群，看那半弧形的建南建筑群，看那环湖的芙蓉建筑群，你都会为当年张謇、陈嘉庚留下的那一大批造型别致、风格鲜明的建筑群而啧啧称奇。

当然作为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张謇、陈嘉庚两位在价值观、世界观、企业观、人生观上的相似之处是更为重要的：他们都是爱国爱教育的模范，重实业、重教育的典型；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生活简朴、精神充实、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都是重事业重社会，轻金融轻资本的儒商典型。

陈嘉庚对商业的理解，就是靠商机、靠汗水、靠节俭去挣钱，挣了钱即去服务社会，办学建校，铺路造桥。有一则传闻是这样的，一次他的爱婿李光前有意把自己几年积累起来的工资薪酬，作为股份加入公司，自己做一个股东，陈嘉庚听后一口回绝，并毫不留情地说：“我赚钱是为了办教育，你赚钱却是为发财。”这则传闻来自陈嘉庚儿子陈济民的口述，他告诉给了自己的堂兄弟，陈敬贤之子陈共存，然后就传开了。按说，济民、共存、光前都是平辈，属于子舅关系，他们朝夕相处，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正常的、可信的。我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对于这则传闻，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解读为刚出道时李光前热心赚钱发财，不像他岳父那样热心公益，但同样也可以解读为李光前对实业、对公益的理解与陈嘉庚不尽相同。在李光前这里，他认为，公益是事业，实业也是事业。实业有实业的发展规律，股份制总比家族式好。实业就应该更多地赚钱、更多地发财，在企业内部，那是为股东创造财富，在企业外部，那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至于有了钱以后下一步做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把实业与公益混为一谈，无疑是不妥当的。

张謇对实业的认识与陈嘉庚是类似的。学者傅国涌将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通海一带气候、土壤等适合种植棉花，当地早就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

（二）当地劳动力富余；

（三）当地劳动力成本较低；

（四）当地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可以自产自销；

（五）张謇在企业管理上制度严格。

当然事实上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原因，这就是张謇是以一个状元郎的身份创办大生纱厂的。他具有非凡的个人影响力，他穿行在官商之间，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管理这个企业，他依靠的不是资本，不是股份，而是他状元的头衔与人脉资源。加之张謇的以儒家入世的情怀，以公益济群的实绩，一时他和他企业的社会美誉也是如日中天。这样在清末的通海地区，张謇与他的大生纱厂可谓风调雨顺，处处能够逢凶化吉，真是想不成功都难。

但就像张謇是科举状元但他厌恶科举一样，张謇投身实业但他并不喜欢实业，在他心中，他对实业的执著，主要来自童年的贫困生活，来自父母亦农亦商的熏染，来自自己冒籍后家里四处告贷的困窘，来自家乡的百业凋敝民生艰难，来自儒生“营志重于营利”的社会担当与名声追求。所以当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以及其他实业以后，他更热心的是扶持教育、公益事业。他把企业管理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三哥张詧，以致后来形成了张謇主外、张詧主内的格局。进入民国后，张謇更加热衷的是地方自治、宪政政治。当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内民族工业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一战过后，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国外经济发展迅速，民族工业由此雪上加霜。由于企业内部管理上的捉襟见肘、利益上的明争暗斗、资金上的收支失衡，投入教育公益事业的战线过长，从1921年起，大生纱厂对外负债400万两，张謇的资金链开始频频亮起红灯。年已老矣的张謇当年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而此时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张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总结了张謇的成败原因，即“二好二多”、“二无二差”。所谓张謇成功的“二好二多”：舆论好，机会好，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天时地利；存款多，往来多，这主要是指张謇的人脉资源厚与社会声誉好。所谓张謇失败的“二无二差”：一无计划，张謇办实业只是手段，所以他并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二无制度，大生纱厂早年还有张謇制定的许多制度，但这些制度大多属于道德层面、人治层面，不是现代企业的制度，加之后来企业用人、行政、财务等都交给了张詧，这些制度已就形同虚设。一差，舆论差，当年是舆论好，后来成了舆论差，真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舆论差主要体现在张謇晚年热衷地方自治，与军阀权贵们不清不白，对独生儿子张孝若的提携重用超出了社会的普遍承受能力，比如张孝若才二十多岁，张謇便要大家选他做江苏省议会议长，实在是操之过急。二差，团结差，不能说众叛亲离，但张謇与股东不和，张詧与张謇之子张孝若不和，张謇与创业时的一批元老不和，张謇与张詧因为家族企业接班人的问题也开始面和心异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张謇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是1923年至1926年间，陈嘉庚的企业正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到了1926年也就是张謇去世的那一年，由于日货的削价倾销，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陈嘉庚的企业开始连年亏损，入不敷出。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橡胶业为主业的陈嘉庚，遭遇橡胶货价惨跌，更是雪上加霜，江河日下。危急关头，有人不止一次要求陈嘉庚停止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投入，“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但将集美、厦大比之自己性命的陈嘉庚，则坚持宁可停业停产，也不停学停课。他认为，一经停课关门，则难望恢复，自己误青年之罪不小，影响社会之罪甚大。当一家外国公司提出以陈嘉庚停止两校经费资助为前提，向陈嘉庚企业注入资金、双方进行合作时，陈嘉庚怒不可遏、断然拒绝，这次他明确指出，企业可以收盘，但学校决不能停办！但市场总是无情的，为了企业的生存，初期陈嘉庚只能做让步，他被迫把自己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让外国资金注入，但他仍坚持每月支付两校日常经费5000元。

到了1933年，陈嘉庚眼看因为企业经营不见好转，两校经费很难保证，这次他打算不与外资合作，结束有限公司，把相关企业出租、转让，以保证两校经费。关键时刻，陈嘉庚凭借多年来毁家兴学、倾资办学的高尚精神，“卖掉大厦建厦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许多同在南洋的华商。自主创业的女婿李光前此时已经渐具财力，他挺身而出，给陈嘉庚捐资，帮陈嘉庚勉强渡过难关。这样从1933年起，直至1937年，集美、厦大仍得以艰难支撑正常办学，而且教职员工待遇没有降低，从未发生当时北京、上海等高校普遍存在的拖薪、欠薪、扣发薪水的现象。相反，即使在陈嘉庚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因为办学经费的相对充足，厦大还用高薪吸引了一批原先在北京、上海高校任教的名师，教学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殊为难得。

到了1937年，陈嘉庚眼看自己的企业复盘无望，企业利润有限，考虑到两校“虽能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阙如，未免误及青年”，毅然决定把独立支撑16年之久的厦门大学出让转为国有，但仍独力支撑集美。

就在厦门大学转为国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但因为有陈嘉庚的精神支撑，也因为陈嘉庚给厦大、集美两校打下的良好办学基础，两校在国破家亡炮火连天之艰难困苦中，仍然没有停办一天，西迁长汀与安溪，坚持弦歌不辍，实在是惊天地泣鬼神。西方人更是把坚持在长汀办学的厦门大学视为让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刮目相看的“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

抗战爆发的时候，张謇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他当年所创办的不少学校，因为经费无着，大多停办或停停办办。而此时的李光前，已经在新加坡商界站稳脚跟，实力大增，他除了继续支持岳父陈嘉庚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之外，还于1938年在家乡南安创办了国专小学，1943年创办了国光中学，成为抗战期间较为罕见的捐资办学之壮举。

五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化史的学者，我对张謇、陈嘉庚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了，但李光前却一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让我知道李光前，并对李光前充满好奇，继而充满钦佩的人，是我的领导，南京特殊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丁勇。丁勇书记老家是山东日照人，仔细排起辈分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长辈。他父亲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沈阳炮兵学院进修毕业后回到老部队福州军区炮三师任职。炮三师师部驻军即在南安梅山。一个师的师部怎么会驻扎在一个小山村呢？这当然有作为军事单位的军事考虑，比如南安梅山在福建东南沿海，属于二线地区，进就是前线，退就是后方。但也还有一个原因与这个李光前有关，这话得慢慢说来。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这个四周皆山、门前有溪的贫穷山村，8岁丧母，10岁随父下南洋，此后再也没有回家乡。但他并没有因为未回家乡而淡忘家乡，相反却因为从未回过家乡而倍加思念家乡感恩家乡。不同于下南洋讨生活的祖辈父辈们，李光前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文明教育，是暨南学堂、清华高等学堂的优等生，是唐山路矿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是新加坡官办测量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美国某大学土木工程科的函授学生。离开学校，李光前先后在庄希泉的中华国货公司、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任职十多年，练就了出色的经商才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陈嘉庚那一辈人下南洋的时候，最初差不多就是劳务输出。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富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原料、矿产、资源。南洋当地人口很少，并且文明开化较晚，当地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荫妻福子的观念几乎没有，日常生活有吃有喝便很满足了。当时在广袤的南洋大地进行劳作的几乎全是原籍福建、广东的侨民。这个时期的侨民，只要个人勤奋，不甘平庸，善动脑筋，总能很快就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南安籍黄奕住就是这样的人。

陈嘉庚读过书，父亲也早他几年下南洋，多少有些财富的积累、人脉的积累。所以陈嘉庚一到新加坡，马上就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车道。当然，陈嘉庚不会满足于他的父辈们的营生方式，父辈们往往早期都是出卖苦力，起早摸黑，省吃俭用，等有了一些钱便难免开始小富即安，贪图享受，有的还三妻四妾，吃喝嫖赌，或者盲目投资。陈嘉庚不愿重蹈父辈覆辙，当1903年父亲破产后，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独自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一个英国人讲橡胶业很有前途，于是他瞄准商机，果断大胆地用1800元一次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种植在原先父辈们种植菠萝的山坡上。就是这1.8万粒橡胶种子，成就了陈嘉庚。

当这1.8万粒种子变成漫山遍野的橡胶林，再变成西方社会急需抢购的橡胶原料，陈嘉庚一下子就变成了“南洋橡胶大王”。以橡胶业为主业，他投资经营的菠萝罐头生产、船舶交通运输、油米食品加工等产业，也都得到了巨大发展，陈嘉庚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作为漂泊异乡的海外华人，无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家乡发达、同胞幸福。这时陈嘉庚开始加大了对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投入，最多的时候，陈嘉庚投入学校的资金差不多是他所有的资产。纵然陈嘉庚热心公益的赤子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企业的发展自然有企业发展的规律，它的成本、它的效益、它的管理、它的抗风险能力、它的资金流动、它的机构设置、它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除了胆魄，除了品德，企业更需要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远见。然而当他的女婿李光前提出投股于陈嘉庚的企业，继而建立现代化的谦益公司股份制的时候，陈嘉庚却油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企业不能只想着股东的利益，仿佛股东就是想着个人发财，不顾企业社会责任，不会回报社会，特别是不会捐资办学投资公益。这就像张謇所说一样，他是营志胜于营利，他是事业家，不是企业家。于是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终于在企业理念、价值观念、经营手段等方面产生了矛盾。

等到了1926年的时候，李光前已经在陈嘉庚身边干了整整十年。他觉得谦益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的橡胶种植业与原料加工业，基本属于利润最低的下游产业，并且极易受到国际橡胶市场供求的影响。他希望能拓展企业经营范围，增加企业营利渠道。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前听说一位英国商人因要回国发展，想以十万元价格转手出售一块占地千余亩的橡胶林。李光前前思后想觉得可以一试。于是，他便向陈嘉庚陈述此事，不想话还未说完，陈嘉庚便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痛斥李光前：“哼，你跟我做生意十来年了，难道根本没有长进，这点常识都没有？麻坡那儿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以前曾有割胶工被老虎吃掉过。别人想抛掉的荒地，你竟然还要去收购？”李光前当然很委屈，因为他看英文报刊获知政府要开发麻坡地区，马上要修一条公路通往此地。一旦公路通了，老虎自然会销声匿迹。可无论怎么解释，陈嘉庚就是不同意。

但李光前毕竟此时也是一个在商场上历练了十多年的高手了，他认定的事也不会轻易动摇。既然岳父不同意，那就自力更生吧。他拿出个人所有积蓄，然后再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到八万元，还差两万元。万般无奈下，他向卖方说明手头只有八万，可否先欠两万。想不到的是这位英国商人急着回国，再则也以为李光前不知道这个橡胶园以前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害怕李光前知道后会反悔，于是便同意先付八万，余款分期付还。就这样，两人立马签约，不久果然政府修建了公路，这块胶园价格马上就暴涨了。因为李光前心中有更大梦想，一年之后，看到胶园价格已经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果断以四十万价格出售，一下子就赚了三十万。有了这笔钱，李光前便正式辞去谦益公司的职务，离开陈嘉庚开始到麻坡地区独立创业。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感恩，他特别将新公司取名为“南益”：南，就是他的家乡南安的“南”；益，就是陈嘉庚谦益公司的“益”。南益公司至今尚存，数年来，经过李光前的精心打造，再经过长子李成义的传承创新，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最著名的华商企业。

李光前成功收购再转让麻坡胶园，只是一个个案，后来业界过于夸大这件事的传奇性，说“李光前洪福齐天煞气大，就连老虎也害怕”，但由此不难看出，在李光前身上，具有陈嘉庚等老一辈华商所不具备的魄力。

创立南益公司之后，李光前首先自开树胶烟房，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原料收购，而开始从事原料加工产业了。不久，他又创建树胶公司，并非常注重产品的升级换代。接着，他通过融资，对企业进行改组，创建现代企业制度。再后来，他涉足多种经营，开拓泰国、印尼等国市场，涉足金融界，筹建股份制公司，进军房地产行业。总之，李光前按照现代企业发展规律，自觉规避企业发展风险，加强企业自我管理，引进竞争机制，一步一步做实做大了南益公司。当陈嘉庚的企业（包括其他众多的华商企业）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而全军覆没的时候，李光前用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管理能力，一一化解了危机，并且一步一步壮大了自己的企业。

当然，李光前绝不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企业家，他同样具有张謇、陈嘉庚他们“回报社会、发展教育、奉献公益”的儒者情怀。但因为他的企业一直是稳步发展，所以他的回报社会之路就显得更加稳健、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当陈嘉庚的企业开始全面破产的时候，是李光前出巨资帮助他渡过难关，集美、厦大的办学经费，也大多由他支付。抗战期间陈嘉庚主持南洋华侨赈济会支持国内抗战，侨商中李光前总是捐资最多的。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李光前念及处在炮火之中失学的家乡子弟，毅然拿出资金在梅山创建国专小学（包括一所总校，四所分校），1943年再建国光中学。他说：“平时需要教育，战时更需要教育，我远处国外，在祖国办教育也可略尽国民义务。”而他重视战时教育还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骨气和一种信念。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光前更是出巨资，支持国内教育事业。因为八年抗战四年内战，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原址已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到厦门，决心重建集美、厦大。而此时出资对陈嘉庚来说已是有心无力的了，他找到李光前开口就要600万港元。李光前如数承诺，并将全部资金交由陈嘉庚全权处理。1950年至1954年，陈嘉庚用李光前给的这600万港元，在厦大先后新建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数学物理馆、厦大医院以及作为师生宿舍的芙蓉楼四座、国光楼三座、丰庭楼三座，另有餐厅一座、游泳池一座、可容纳2万多人的体育场一座，共31栋大楼，建筑面积62600平方米。现在在厦门大学你可以看到，一字形依次排开的五栋楼（即囊萤楼、同安楼、群贤楼、集美楼、映雪楼），那是陈嘉庚1921年出资建校时的建筑，楼宇用名中同安、集美，即是纪念陈嘉庚的家乡。而半弧形一次排开的五栋楼（即成义楼、南安楼、建南大会堂、南光楼、成智楼）与环芙蓉湖圆形分布的十栋宿舍楼（即芙蓉楼、国光楼、丰庭楼等），则全是1951起李光前出资新建的。

陈嘉庚命名这些楼宇时，可谓煞费苦心。他知道自己的爱婿为人非常低调，绝对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大楼，但毕竟是李光前出资的，于是陈嘉庚还是拐弯抹角地把这些楼全与李光前联系起来了：建南大会堂，当时可谓国内最大的大会堂，能容纳4000人，建南建南，福建南安，李光前的家乡。南安楼，就不用解释了，南光，即南安李光前！而成义、成智，则分别是李光前的长子、次子的名字。校医院取名为成伟楼，成伟，是李光前第三子的名字。芙蓉湖、芙蓉楼，李光前出生时家乡即叫芙蓉乡。国光楼，李光前父亲李国专，各取父子名中一个字。丰庭楼，李光前出生于芙蓉乡竞丰村，取竞丰之丰。不过，因为陈嘉庚在厦门、在厦门大学的名气太大了，现在参观厦大的人们，可能不会知道这些楼宇的命名竟全是为了纪念一个不是陈嘉庚的人！

在重建厦门大学的时候，李光前觉得在家乡捐建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也应该重建扩建了，于是他又拿出巨资，请在建筑校舍方面已经很有经验的陈嘉庚到他家乡再建几所学校。于是在陈嘉庚的主持下，扩建了四所国专小学，创办了国专幼儿园，异地新建了国光中学。这所国光中学，在1950年的时候，就占地500亩（33.3万平方米），有校舍28座，总建筑面积35087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设备先进，师资也是各地高薪延聘，一时名师如云。李光前还出资创办了国专医院，医院更是高规格、高标准、好设施、好设备、好医生。本来按照李光前的意愿，他还希望在家乡梅山创办一所大学，校名已经取好了，就叫“国光工学院”，预计费用2000万，李光前可以独资承担。李光前主张在筹办大学的同时，就筹办四座工厂，大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工厂产品生产、研发、销售、贸易等相互衔接，既可以解决人才培养的教学实习问题，又可以促进工厂可持续发展，还能基本保证大学办学日常所需经费。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可以政、产、学、研、贸相结合，订单式培养人才。可惜因种种历史原因该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不过就是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梅山作为一个乡镇已经很了不起了，它的学校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当地所有儿童接受中小学教育的需求了，它的医院医疗条件已经超过南安县城了，同时伴随着学校、医院、剧院、水厂、电厂、体育场等的创建完成，此地人口开始急剧增加，一大批配套的生活、商业、贸易、生产、道路交通设施，农副产品供应等也逐步完善起来了，要是平地增加一个上千人的师部，这个乡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完全能够接纳。

就在这个时候，有着光荣革命战史的炮三师进进出出福建闽南地区已经好几回了。1950年5月部队首次进入福建，先驻同安，后移晋江。同年11月部队调回浙江嘉兴整编，1951年再次进入福建，分驻厦门、同安、南安。1953年全体官兵赴朝作战，1955年回国暂驻江苏无锡休整，准备再回福建。这回从朝鲜战争凯旋而归的炮三师师部安置在哪里呢？

当年炮三师或福州军区领导是怎么调研决策的，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不过，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军功赫赫的炮三师师部最后驻扎在了李光前的家乡——南安县梅山镇。为什么？我想，职业军人们在经历一次次炮火考验后，他们可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自己的家人能够更多享受健康安宁的幸福生活吧！好，梅山有这么多好的学校，梅山有这么先进的医院，梅山有这么配套的生活设施，梅山欢迎你，炮三师的官兵们，炮三师的家属子弟们！从此炮三师便与梅山结了缘，与梅山结缘，便也等于与李光前结了缘！

我们的丁勇书记，便是炮三师与梅山结缘后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他是炮三师的子弟，他更是李光前的弟子，他读完国专幼儿园读国专小学，读完国专小学读国光中学，李光前是他的校主。李光前自从十岁离开梅山后，一生就只回来过家乡一次，而就是那一次回家乡，丁勇见到了这位校主。那年他小学三年级，那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到李光前。一次就够了，从此梅山、李光前、教育便化入了他的生命，融进了他的血液。

我们现在断定一所学校好不好，基本上都是近看该校的升学率，远看该校毕业生中有多少官员富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否定升学率，更不必对官员富人心有腹诽。但我认为评判一所学校的好坏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它能否成为一个学生终身怀念的地方。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为“人各有志”，因为成功亦要仰赖“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衡量学校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中小学的教育水平不能只有一个指标一把尺子。坦率地说，国光中学作为一所乡镇中学，它的升学率、它的名校友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大城市的名牌学校。但我在实地考察了该校的现在，研读了该校的过去之后，却坚定地认为国光中学是一所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名校”。

我多次听过丁勇书记讲起他的国光。他说，国光中学办在农村，但因为李光前的巨资投入，学校的硬件软件、师资设施全是国内一流，附近远山近村祖祖辈辈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山民子弟、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炮三师子弟以及来自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子女能够在此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生态，改良了这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土壤环境，加快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文明进步历程，这是李光前令人永世难忘的功绩！

我在国光中学参观考察的时候，南安芙蓉基金会的副理事长李深水专程接待了我。这个芙蓉基金会是李光前哲嗣李成义先生秉承先父遗愿于1991年倡导创立的侨捐基金会，目前这个基金会已经成长为运作规范、实力雄厚的5A级基金会。李深水理事长身材敦实、腰板挺直，一问得知果然他原先是行伍出身。他说，他原先是炮三师某团团政委，转业后回到家乡南安县长期担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直至退休。他还说，他就是国光中学的校友，是国光中学培养了他。他退休后原本可以留在城市颐养天年，但芙蓉基金会成立后，因为他长期担任宣传部长，熟悉文教医卫工作，所以自愿加入基金会工作，希望能多宣传李光前精神，能回报国光母校。

李深水在国光读书时与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是同班同学。刘再复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写到过他的母校生活，他说，一听到陈嘉庚，一听到李光前的名字，就会产生一种故乡感。故乡的意义在心中是多重的，有地理上的故乡，有心理上的故乡，有文化上的故乡，还有情感上的故乡。陈嘉庚、李光前的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文化上的故乡。

刘再复1956年进入国光中学读书，因为李光前的巨资捐建，所以国光中学“有特别华美的校园，有特别丰富的科学博物楼和实验室，尤其是有一个其他中学难以比拟的特别大的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上百种科学与文学刊物，有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各种哲学书籍，而且有朱生豪译的全套的《莎士比亚全集》，有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贝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从普希金、果戈理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俄国诗歌与小说。”刘再复的家乡在离梅山较远的刘林乡高山村，他7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艰难度日。读书、有书读、把书读好，成了少年刘再复的精神动力，所以他充满诗意地说：“一个从山高水远的僻静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能与一切人类精华相逢，就能像拥抱太阳月亮一样地拥抱歌德、惠特曼、泰戈尔，就能面对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但丁的地狱世界沉思，就因为人世间有一个名字叫做陈嘉庚和一个名字叫做李光前的人存在着。我常对朋友们夸耀，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拥有一个属于我的文化摇篮和精神家园，这就是国光中学图书馆。”

根据刘再复的回忆，解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福建省的教育质量在全国总是名列第一，那时全国每年都进行高考竞赛，而每年福建都中了‘状元’，得了‘红旗’，北京，上海总是输给福建”。刘再复转述费孝通的话说：“闽南地区所以人才辈出，就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有华侨资助办学。”他祖辈和更早祖先生活的年代没有陈嘉庚没有李光前，因此他们的生活跨度就只有原始的村落和传统的文化圈子。
【3】

相比之下，刘再复竟没有丁勇幸运，尽管刘再复一生感恩李光前，但他从来没有见过李光前。

我曾写过一篇谈校歌与教育史的文章
【4】

。在这篇文章里，我专门介绍了国光中学的校友之歌：

梅山葱葱依旧，芙蓉溪水长流。

昔日新华楼前的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想您啊！思您！国光母校。

想您啊！念您！我们的师长。

缅怀校主恩，追忆师长情，

奋拓人生路，思源唤心声。

您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您是哺育我们的娘亲。

您为我们点燃智慧之火，您为我们浇开理想之花。

想您啊！思您！国光母校。

想您啊！念您！我们的同窗。

如果李光前在天有灵，当他听到他的学校的学生在离校多年后，还能想念母校，还能这么歌唱母校，他一定会含笑九泉无比欣慰！

六

张謇是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属于教育家中的教育思想家、教育实践家。

陈嘉庚也是位出色的教育家。但他更是位教育投资家、教育活动家。

李光前无疑是一位教育家。不过，他是位教育实业家，也是一位实业教育家。

还可以简单而形象地说一下这三位企业家当年的各自身价：李光前是亿万富翁，张謇是千万富翁，而陈嘉庚只是个百万富翁。

张謇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所以要“以教育改良实业”，要“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而重视教育发展教育，首先就要重视和发展师范教育，其次就是要重视和发展职业教育，再次就是要重视和发展社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慈善教育、家政教育等。

1924年，张謇已是英雄暮年。这时他曾对自己一生所从事过的教育生涯作过一个简略回顾：

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二十八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纺纱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南通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此校亦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须纺织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所仅有。又设商业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苑，有气象台。此南通已成立之文化事业也。总计开办至今，除本省本县外，其他各省青年远道而来者，凡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十三省。

张謇出生、成长的时代，正是晚清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急剧转折时期，面临的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虽说张謇在父母的设计下走的是科举取士做官的道路，但在科举道路上的坎坷让张謇有机会除了埋头圣贤书之外，还经历了多年的游幕生活与教书生涯。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太平天国的兴亡，从洋务运动的开展，到维新运动的夭折，从甲午战争的屈辱，到晚清新政的曲折，张謇一一亲历。这些亲历使张謇坚信：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办实业，兴教育，开民智，鼓民力。张謇骨子里是一个儒者，是一个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坚定的强人。信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的他自己承认，“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个性特征、这样的社会形势、这样的历史背景，书生出身的张謇选择了自己创办实业的艰难之路，寄希望于在自己的实业取得发展后，再用自己的利润来支持符合自己理想的教育事业。

如果从实现教育理想的角度来看，张謇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实践家。在南通，张謇一鼓作气创办了300多所中小学校，创办了以农工商医师范为中心的近代化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体系，填补了国内办学的多项历史空白，正如胡适所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说他伟大，是指他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是指他独立创办南通教育王国蔚为壮观的成就。说他失败，是指他的实业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

张謇实业的失败，原因自然是非常复杂的，但张謇以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列强兵战商战，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环境下，独自创办庞大的实业帝国，继而以实业帝国来支撑更加庞大的教育王国与社会事业，这时如果仅以一个实业家的标准来要求张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当然可以从现代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评说张謇在企业管理理念、商业经营手段、政企界限处理包括个人性格方面存在的诸多先天不足，甚至是悲剧性的因素，可是张謇客观上在教育实践方面的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使得我们很难再计较他在实业上的失败了。

张謇如此，陈嘉庚亦复如是。

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
【5】

。同安是我国著名侨乡，从宋元开始，同安的无数乡亲经过厦门岛或东渡台湾或顺海下南洋。因此同安人便是闽南人中的闽南人。澳大利亚籍著名学者杨进发曾系统研究过在新加坡、在南洋的同安籍人士，他说，同安人“具备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骁勇善战与慈善为怀等特质与倾向”，但大多“不能谦恭对人，稍遇不满意事，动辄使气任性”（杨进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陈嘉庚便是这种典型的同安人，也就是典型的“闽南人中的闽南人”。

陈嘉庚读的书不好与张謇比，但几年的旧学基础，足够使他日后能够不断研修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勤、俭及担当、使命、果毅，轻利重道，仗义好名，对陈嘉庚的影响是长期的。陈嘉庚自己也说他从小就对社会事务非常热心：“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弁言》）

几年前，我曾应邀出访过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泗水，那儿华侨众多，当地最好的高楼大厦多半为华人所建。经过多少代的积累，这些侨民与当地原住民相比，个个都是绝对的富豪。但因为是侨民的原因，他们在经济上地位很高，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地位，甚至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没有。同为黄皮肤黑头发，每每见到这些侨民，彼此都会分外热情。交谈起来，他们原籍几乎都来自福建沿海地区。因为他们很难融进当地政治社会生活，所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拥有资财就显得很重要。拥有资财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够再尽一些社会义务，热心公益事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就更能提升自己的社会美誉度与个人影响力了，这是在华人社会里出人头地，获得话语权的主要手段。所以老一辈的侨民们最大的心愿，首先就是衣锦还乡造福桑梓，光宗耀祖名声远扬，还有就是强大祖国繁荣家乡。

陈嘉庚那一辈华侨更是如此。当陈嘉庚才开始有些积蓄，他就先在老家同安创办了惕斋塾馆。等到在商业上稍有成就时，陈嘉庚便着手在老家筹办学校，1907年筹办新加坡道南学校，1911年出任道南学校总理。热心公益，下一步自然就会成为社会活动家，就会热心政治。果然，1910年陈嘉庚便参加了政治团体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出任新加坡闽侨组织保安会会长。作为会长，他为福建革命当局筹款20多万元，为孙中山个人筹款5万元，这差不多是孙中山一生中所得个人捐款最多的一笔。

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嘉庚对祖国的前途充满更大的希望，他说：“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可是罐头蚝厂没有办成功，因为集美附近海域的蚝，由于海水温度不同，生长期没有新加坡海域的蚝长，这种蚝一经高温加工制作缩水厉害，不适宜制作罐头。加上工艺技术不过关，制作出来的罐头蚝，保鲜期极短，很快时间就发臭。这时，陈嘉庚便决定放弃在家乡投资任何实业，而是全力以赴兴办家乡教育，并表现出对兴办教育的极大兴趣与超常天分，他非常内行而坚定地说：“晚清开始学制改革已十余年，以前之旧学先生日减，乡村私塾大半停歇，新学师校则腐败如此，吾闽教育前程奚堪设想。余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已。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陈嘉庚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他丝毫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个人财力与企业情况，他说：“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为之一日。”陈嘉庚还真是了不起，他是一个敢当风险的人，他的子女都说父亲“往往蛋还未孵就先数鸡了”。

陈嘉庚从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开始，就踏上了一条毁家兴学乐此不疲的，既壮烈又辉煌的人生路。人确实是需要精神的，尽管陈嘉庚的企业在1923年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不过仔细算一算他的资产，在南洋为数众多的华商中，陈嘉庚只能算是中等偏上而已。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本来是想自己牵个头，依靠一批闽籍富商，众人拾柴火焰高，各自分担一些，自己带头多捐一些。不想这些富商一毛不拔不以为然。开弓没有回头箭，无奈之下的陈嘉庚只好独资筹建。那时陈嘉庚倾其家当也就400万元而已。企业家做公益可以慷慨解囊，但不能倾囊而出啊！可是陈嘉庚这种以天下为己任，视名节为生命的道德高标的人，谁又能劝得了他呢？所以黄炎培称赞陈嘉庚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陈先生平日的财富，完全献给大众，陈嘉庚的名字就是代表博爱和牺牲。晚年陈嘉庚定居厦门，他给远在国外的众多子女写信，差不多就是一个主题：要钱。当然他要钱的目的不是个人享受，相反他的生活可谓极其简朴。一次陈毅来集美看他，他给秘书一元钱，让他买点糖果招待招待陈毅。那时一元钱如果全部买糖果，还是不少的。陈嘉庚发现糖果那么多，竟非常生气，很严肃地批评那位秘书，责备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糖果？陈毅不是小孩，不需要吃那么多糖果，这是铺张浪费。陈嘉庚向子女要来的钱全部投入到集美办学上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陈嘉庚毁家兴学，带动和影响了一代南洋华商捐资办学。有数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前福建晋江县的200所小学、4所中学中，由南洋华侨独资兴办的私立学校占90％以上。华商不仅回国兴学，在居住地兴学也同样成果丰硕。据统计，华商们在马来亚一带所办学校，1911年为14所，到了1940年增至1051所，30年增长了70倍。

张謇和陈嘉庚尽管身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学养、经历等不尽相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参与社会公益之路。他们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但是又都非常重视日渐扩张的西方商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早期民族资本家、华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当时积弱积贫的国家、对外软弱对内腐败的清政府和贫困疾苦的黎民百姓，有着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虽然创下富甲一方的巨大财富，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终极人生追求，他们甚至刻意选择简朴的生活方式，不留或少留私人财产于后人，而把所创造的财富无私奉献给社会，甚至不惜举债做公益，又或者以个人名誉向公众募捐。他们都是深具儒家思想及人文关怀的社会贤达，他们是中国社会，或者说东方华人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成功先行者。

李光前作为南洋华商，作为陈嘉庚的女婿，他对教育的投入，无疑也是深受陈嘉庚影响的。不过，相比之下，李光前是一个把做企业与办教育都做到完美的人，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确实有超越张謇、超越陈嘉庚之处。

首先李光前的文化背景要比张謇、陈嘉庚来得完整先进。李光前旧学有些根底，但主要是系统接受了现代新学教育。无论是在暨南学堂，还是在清华高等学堂，以及后来的唐山路矿专门学校、新加坡测量专门学校，李光前都是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他精通英文，对马来当地语言也很擅长，透过语言，他对语言背后的西方文化、南洋文化有着精深领悟。抗战期间，李光前曾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晚年还专门远赴欧洲考察教育。相比起来，张謇是个传统儒者，并且通过科举走到了儒生的金字塔塔尖。他一生只去过日本几次，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更多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体西用”阶段。陈嘉庚在新加坡创业多年，但他不懂英文，也不懂当地语言，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华人世界里，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的橡胶贸易时，经办人则主要是李光前。

其次从职业选择上来看，张謇投身实业，最初是为了老家父老乡亲的生计。他是状元实业家，他投身实业，主要出于“父教育，母实业”。陈嘉庚投身实业，则既是子承父业，也是养家糊口。是华商的传统，使他走上了回乡办学的人生道路。而李光前在接受过系统教育后，如果不是庄希泉的礼邀，他原本可以做一个当地殖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先是庄希泉再是陈嘉庚让李光前走上了实业道路。而当他在陈嘉庚企业工作10年后，他带着对实业经营企业管理的经验、看法与愿景，选择了自主创业。

再次从企业经营理念来看，张謇办实业，他是把实业当成手段，办实业才能有钱，有钱才能办教育，所以他一直总是“言商犹向儒”，最后走上了创办企业服务社会的道路。陈嘉庚办实业，那是下南洋的宿命结果。陈嘉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了钱，没有个人享受，也没有一根筋地执著于做大做强企业，企业兴旺时，全力兴办教育；企业不行时，毁家也要办教育。而李光前则更像一个现代社会工商业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那是在商言商，在学言学。李光前在与西方工商业打交道的过程中，自觉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在金融筹资方面、在企业管理方面、在企业与慈善、企业与公益事业方面的先进经验。所以在张謇、陈嘉庚遭遇企业发展瓶颈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样来到李光前面前时，李光前能够未雨绸缪沉着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一化解转危为安，通过斗智斗勇逐步将企业做大。李光前是橡胶大王，是黄梨（菠萝）大王，是银行业大王。他把企业当成了学问来做，一门心思关注成本，关注利润，关注风险，关注管理流程，关注员工待遇，关注资本运营，关注国际市场，关注股东利益。李光前的企业管理是成功的。1952年，电脑刚刚诞生时，他便把它用到了企业管理中。作为华商，如何从家族式、劳动密集型企业模式中破壁而出，李光前也进行了成功尝试，对传统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如何制度化、常态化、恒久化进行公益事业投入，李光前从1933年起即为集美厦大办校经费筹措而专门成立“义成”、“新义成”橡胶企业，以企业赢利多少来确定投入额度，规避了实业与公益之间的人亡政息、利薄益废问题。1952年，李光前成功创办“李氏基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捐助公益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此后，60岁的李光前退出“南益集团”的领导岗位，让位给长子李成义，给南益奠定了企业长久发展的制度化基础，为打破“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在李光前看来，他的理念非常朴素与务实：只要企业长治久安，那资金便会源源不断，资金源源不断，公益投入便可源源不断。

事实证明，李光前成功了。李光前现在已经离开人世近半个世纪了，但他创办的南益集团仍历久弥新根深叶茂，他创办的李氏基金则本厚利宽源远流长。

七

张謇、陈嘉庚、李光前都是君子型企业家，都是战略型教育家，都是简朴型慈善家。如果只用八个字来描述他们的话，我以为张謇应该是“独来独往、直起直落”，而陈嘉庚会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李光前则为“诚实、信用、严明、谨慎”。

张謇几十年蹲守南通一隅，通盘考量，苦心支撑，长袖善舞，惨淡经营。他具有极高的道德操守，他具有极高的办事效率，他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不过在南通，张謇办事也就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他喜欢“独来独往、直起直落”。日本人驹井德三评价张謇，“一为头脑明晰，学识丰富，眼光洪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有之才；二为意志坚固，有心有所决非达其目的不止之气；三为勇，在中国人中，实所罕见，有虽千人我往之风”。（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0辑）

由张謇给他创办的一些学校亲自定立的校训便可见其价值取向——

勤逊：张謇依托家庙兴办的张氏义学。

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

平实：张謇创办的常乐张徐女学。

忠信：张謇创办的第一实业小学。

勤俭：张謇创办的狼山盲哑学校。

勤、苦、俭、朴：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农科。

忠实不欺，力求精进：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医科。

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张謇创办的南通商业中学。

在张謇眼中，他的人才观是诚实、守信、艰苦、坚毅。他是这样期许学生、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表现自己的。

陈嘉庚在新加坡实业的发展，从1903年开始自我创业，到1934年企业全面收盘，计30年。和张謇一样，陈嘉庚也是一个个性突出，具有强烈偶像色彩与领袖气质的高调的人，因为他鲜明而倔强的个性，他的许多部下、族亲、同乡甚至爱婿李光前等都曾辞离他的企业。他的企业最后被迫收盘，国外财团打压、世界经济危机等均为外部原因，但他很难听进别人意见以致几乎众叛亲离，昔日部下纷纷辞职继而创业成为同行进行竞争，也是不可小觑的内部原因。好在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财富观，加之他敏锐的形势判断力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成就了他的辉煌人生。辛亥革命时期，他慷慨资助革命党。民国时期，他选准了教育，慷慨资助集美和厦大。抗战时期，他又慷慨支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慷慨支持共产党新政权。解放后，他回家乡办教育，全力重建集美、厦大，以及南安的国专小学国光中学。他个人并没有多少钱，但他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及清廉务实的个人社会形象使得他很能得到南洋华商企业家们的信任与支持。

他给集美学校所拟的校训是“诚毅”，诚以待人，毅以处事。他给厦门大学所拟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的人才观是勇于担当、不怕失败。

李光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低调得几乎无名。但他管理企业实在是一把好手，“诚实、信用、严明、谨慎”是他管理企业发展实业的“八字箴言”。这八个字，融合了“东方传统道德精神与西方科学管理方法”，可谓中西合璧。从1927年创办南益开始，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低调谨慎周全稳妥。他能博采众家之长，兼听众人之言，能善待所有员工，诚待所有客户，能够抓大放小，自我约束。

张謇一生留下无数诗词书画文稿，陈嘉庚也写有洋洋数十万言的《南侨回忆录》。但李光前不求闻达，几乎未留片言。他给国光中学所拟的校训是“公毅”。集美的校训是“诚毅”。公毅与诚毅，一字之差，毅以处事是一样的，但陈嘉庚主张“诚以待人”，李光前主张“公以立世”，我们当然不能过度解读，但识得其中微妙，自然会觉得妙不可言。从实到诚，从诚到信，从信到公，从公到毅，从毅到能，从依赖一己道德品质个性的力量，到崇尚公众公正公平公道的力量，其中也不难发现时代对人才要求的百年嬗变！

在我快要结束本文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诚惶诚恐的。我选择的张謇、陈嘉庚、李光前这三位前贤，无论哪一位，对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业绩、他们的精神，都可以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而此前关于他们的研究资料也早已汗牛充栋了（相比之下关于李光前的研究资料要少一些，但也很可观了）。但我一下子竟然选择了这三位来做比较研究，真有点当年张謇评价孙中山所说“不知崖畔”（不着边际之意）的味道。好在陈嘉庚在述说他捐资办学的缘由时说过：“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要等我全面掌握、了解、研究完这三位前贤的资料之后，再动笔写这三位前贤，那可能也会是“无有可为之日”了吧。当然，我不能原谅自己在史料掌握方面的缺失，我也不能原谅自己在史料分析方面的偏颇抑或浅薄，我更不能原谅由此可能带来的对三位前贤评论上的失当，不过我唯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我毕竟用有限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文章。

今年是公元2013年，张謇诞辰160周年，陈嘉庚诞辰139周年，李光前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张謇，纪念陈嘉庚，纪念李光前。

注释

【1】
为协调集美学村与地方关系，加强集美学村发展，1953年11月经中央特别批准，将集美乡从同安县划出。

【2】
“新加坡”马来语音译为“石叻”，中国侨民亦称新加坡为“叻埠”。

【3】
有关刘再复对陈嘉庚及李光前的纪念文字可参见他的文章《永远的文化纪念碑》。

【4】
即《歌声中的校园　校园里的歌声》，详见本书第九章。

【5】
继集美乡于1953年11月划归厦门市管理之后，1973年9月，整个同安县也由当时晋江地区后来的泉州市划出归厦门市管理。

张元济与陆费逵：一个是商务，一个是中华

——中国教育出版的双子星座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张元济诗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

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

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点翰林，30岁考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32岁被“革职永不叙用”，36岁加入商务印书馆，从此“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直至1959年以93岁的高龄去世。1948年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评选院士，他几乎没有任何专著，甚至单篇文章也很少，却全票当选。

他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幼时母教5年，父教1年，师教1年半，一生只付过12元学费。17岁开始教书，19岁起专事书业出版，56岁壮年早逝，毕生从事教育出版。他的企业从2.5万元资金、5个员工起步，第一年资本就增至7.5万元，第二年即增至100万元。抗战爆发前，其资本已达400万，营业额近千万，员工6000人以上，彩印业务远东第一。他被评为与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齐名的“自我挣扎的模范”
【1】

。

前者与商务印书馆密不可分，后者与中华书局生死相依。

前者是张元济，后者是陆费逵。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1959年卒。

陆费逵，浙江桐乡人，1886年生，1941年卒。

张元济与陆费逵是中国教育出版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座，如同商务与中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对并蒂莲，一双连理枝。

不过，在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人中间，我们可能会对前者了解得多一些，对后者要少一些。即使是张元济，我们的了解，恐怕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吧？

一

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没有丝毫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新西兰叶宋曼瑛《从清末的改革家到20世纪的出版家》

现在说起商务印书馆，只要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上小学时，要用《新华字典》；上中学时，要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上大学时，要用《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进入社会，或许要用《辞源》。而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这家叫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根据汉语的字面理解，商务印书馆应该是一家与商业有关的印刷企业。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商务印书馆刚成立时，它确实就是一家与商业有关的印刷作坊。

1897年，是一个不太好记的年头。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渐渐“不重视”中华帝国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开始“轻视”大清王朝了；而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连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蔑视”自己的政府了。1897年，正是戊戌前一年，甲午后三年。现在看来，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应该算是这一年的大事。

这一年的2月11日，春节刚过，一位名叫夏瑞芳的26岁年轻人，约上自己的大舅子鲍咸恩、二舅子鲍咸昌，还有一位当年教会学堂读书时的同学高凤池，四个人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一间租住的旧屋里，开办了一家手工作坊式的印刷所。这四个人，都是基督徒，从小在一家叫清心学堂的教会学校里读书。当时的教会学堂，除了教读圣经之外，还传授一定的职业技能。在校期间，他们四人都学习了印刷技术。此后，又都在洋人的报馆做事。因为同样的宗教信仰，又是同学多年，也算是职业同行，特别是结为姻亲后，常常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当年在洋人的报馆做事，收入不算很低，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特别渴望尊严与自由，而他们在洋人手下，恰恰就没有这个。夏瑞芳常常与他们说起自己的痛苦。穷则思变，痛定则行变。于是他们商量决定离开洋人报馆，开始自主创业。

因高凤池此前所在的洋人报馆名叫“美华印书馆”，加之当时开办印刷所，承印的主要也就是商家所需的账册、表簿、票据、传单、名片之类，所以印刷所就被取名为“商务印书馆”，英文名为“Commercial Press”，同样只是“印刷”而无“出版”之意。当时在夏瑞芳等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不想这一叫就叫到现在，已经整整116年了。

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凑了3750元，租了三间房，购买了两部手摇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商务印书馆就开张了。刚开始员工也就是夏瑞芳、鲍咸恩两人，鲍咸昌、高凤池还在美华那边上班。夏的妻子就是鲍的大姐，装订折页的事，往往就是她带着放学回家的孩子一起干。这种开开停停的小印刷作坊，在当时的上海，已有几百家之多，就像马路边上的小餐馆一样，一条弄堂里鳞次栉比地有好几家。

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年时间，商务印书馆迅猛发展，资金积累到近千万元，拥有上千员工，一跃成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领跑者与龙头老大。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商务印书馆遇到了一位事业发展上的贵人——张元济。

张元济的一生本来应该是中国最传统的文人的一生：童年刻苦读书，少年高中秀才，青年进士翰林，接下来中年官运亨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可是他的命运却并非如此。

1898年6月16日黎明，年轻而渴望有为的光绪皇帝破例召见时年32岁、官品六级的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依朝廷规矩，皇帝是非四品以上大臣不能单独召见的。此次破例，一来是光绪想实行新政，急需人才。张元济科班出身，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正是新政所需人才。二来张元济为官几年，素有清誉与实绩，光绪皇帝所读新书均由张元济采购提供，尽管尚未召见，但皇帝对张元济已是耳熟能详。

此前张元济的主要政声为：创设健社，约为有用之学；代派《时务报》，推进新学；创建通艺学堂，专讲泰西实学。

这天一大早，张元济就来到颐和园西苑门外朝房。天还未大亮，张元济在太监灯笼的引领下，来到勤政殿东偏室。光绪首先问张元济，通艺学堂有多少学生，学什么功课。张回答说先学英语及算学，现在都还只是初步。光绪说国家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工作一定要重视，要知己知彼。又问通艺学堂有没有开设铁路课程。张答说没有开，将来要开办大学堂，那必须设立。光绪说，“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诺，不达时务。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转引自张元济复沈曾植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光绪帝还再三说现在讲求西学的人太少了。

在张元济听来，皇帝的声音颇低，但语气很和蔼，并且特别要求张元济不必有所戒惧，可以畅所欲言。张元济一开始自然很是紧张，但见光绪帝如此和蔼，气氛很是宽松，便也开始放松起来。他说，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人才也同样重要，应该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张见光绪帝频频点头，便接着说，皇上注重翻译，确实是关键所在，如果我国驻外公使、领事都能通晓外文，了解域情，外交一定会渐见起色，他在总理衙门总是看到使领人才特别缺乏，现在仅有京师同文馆和外省的广方言馆，断乎不够。

张元济感觉皇上对此很有兴趣，听得很认真，于是胆子更大了，他请求皇上坚定变法的意志，不要听信异说；希望皇上能常延见群臣，宣传提倡变法之要，以减少阻滞；再要设馆储才，随时预备咨询。不知不觉间，张元济与皇上单独会谈快一个小时了，就在张元济还想多说几句时，忽然隐约看到御座后面有人影晃动，于是立马住嘴不敢多说了。

自6月16日光绪召见过张元济后，张元济又先后给光绪上了几份奏折。此后光绪颁布了不少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几乎天天发布政令，表现出他变法的坚定决心。我们无法知晓光绪到底有多少地方听进了张元济的见解，多少条款政令采纳了张元济的建议，但张元济对光绪推行新政正向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由此张元济毕其一生，对光绪帝都始终抱有难忘的知遇之恩。张认为，光绪虽然性格上有些懦弱，但他确是一位一心想把国家搞好的有志向的皇帝。

可是，9月21日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慈禧从颐和园回宫立即再度垂帘听政，从此光绪自身难保，新政戛然而止。但在关键时刻，年轻的光绪帝还是用心用力地保护了这位有思想、有才干的青年才俊。却说政变发生后，慈禧天天抓人。这时外面有人传马上要抓张元济了。张是个孝子，他坚持天天上班，且早到晚退，以免衙役到家搜捕惊动老母。一个半月后，张元济终于等来了结果：革职，永不叙用。事后张元济获知，一次在处理曾经上书皇上议论国事的维新派官员时，光绪帝主动对慈禧说：“张元济也曾上书，应同案办理。”这里分明包含了保护张元济的意思。比起其他掉脑袋、遭流放的维新派官员，这就算是“免于刑事处分”，没有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革职后，李鸿章曾专门派手下来看望张元济，问及以后打算。张说想去上海。过了几天，李鸿章手下又来，对张说，李鸿章已经与上海盛宣怀说好，你到上海，盛会帮你安排。

当年的上海，是晚清中国仅有的一处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地方。在这里，官僚气息较淡，民间力量较大，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渐次生根，对张元济这种官场革职之人来说，要想做些事情，这里相对气候比较适宜。盛宣怀把张元济介绍到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由盛宣怀创办。所谓“译书院”，就是“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用盛宣怀的话说，译书院就是“为成材之助”，“朝廷侧席之求”，“周知四国之为”。李鸿章与盛宣怀都认为张元济是该院主事合适的人选。

当年译书院的译书选题首先是“以练兵为急务”，“理财、商务、学校次之”。张元济就任主事后，逐步改变原先盛宣怀过于注重实用的选题方针，开始拓展翻译范围。他先后主持翻译了西方物理教材：英国人编的《格致读本》，法国人与英国人合编的《中等格致读本》；翻译了历史方面的书籍：英国人写的《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日本人编的《美国宪法史》等。不久，张元济购进了晚清大思想家严复翻译、英国人亚当·斯密著的《原富》，这是一本资本主义经济学著作。此书对英国经济发达原因和方法的理解，对我国旧观念“以言利为讳”、“重农抑商”的批评，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梁启超、孙宝蠧等名流均专门托人或亲自到南洋公学求购此书，仔细阅读后还得出“西国民权之所以能日振者，其功皆在农工商贾”的结论。正是在张元济的主持下，一两年时间，译书院就已经翻译了31种图书。

对张元济来说，图书翻译了，自然要出版，出版自然就要找印刷厂。而对夏瑞芳来说，商务印书馆开业了，自然就要找需要印刷的主顾。以夏瑞芳的精明与勤勉，他盯上了南洋公学的译书院，盯上了张元济。在个人学问、人生阅历上，对于进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当年的夏瑞芳只能是高山仰止。但夏出身社会底层，有的是一股向上的蛮劲，加之年轻，又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有的是精明的生意经。懂生意经加上有蛮劲，对张元济这样的读书做官的人看来，那就是有冒险精神，有做事魄力。

夏瑞芳创办商务几年了，从印刷一般的商业纸品开始，逐步承接书本印刷，继而买了一些教科书稿件，跃跃欲试准备涉足出版，已然尝到了离开洋人自主创业扬眉吐气、腰包渐鼓踌躇满志的味道。但他知道，单靠自己的初中文化，要想从印刷业转向出版业，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要说制定出版宗旨与方针，把握知识界的文化脉搏，掌握阅读市场的动向，就是花钱买来稿件，究竟质量如何，印数多少为宜，也觉得难以判断。有一次，夏瑞芳用两百两银子买回一部教科书稿本，自己印刷发行，结果由于稿件质量太差销不出去，血本无归。

不过稿件质量难以判断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夏瑞芳判断出了张元济将是自己事业发展的贵人，并且对此判断他坚信不疑、矢志不渝。夏瑞芳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学识来打动张元济，也没有办法用雄厚的资金来吸引张元济，他只能用自己创办事业的雄心、发展事业的抱负、为人做事的魄力来试图感动张元济。

当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主事，短短几年一显身手后便已经是位高人尊了。不久因原公学总理（校长）突患脑溢血病故，盛宣怀礼请张元济兼代总理。这回他又一次一展身手，在南洋公学筹办了特班。何谓特班？就是“增设特班，广招秀出之材，俾跻大成之域，满满多士”，“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张元济亲自主持考试，先笔试，后口试。他录取的第一批特班学生中，就有后来声名显赫、实力非凡的李叔同（弘一大师）、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胡仁源等。这些学生，不少已有功名，比如黄炎培，举人出身。为教育好这些一流的学生，张元济邀请了一流的教师，其中班主任就是张元济的进士同年、翰林同事蔡元培。

按说，这样的岗位、这样的舞台，张元济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而来屈尊于一家小作坊起步的印书馆的。可张元济还就是轻易便放弃了，1901年他开始投资商务，1902年开始投身商务，1903年开始亲任商务编译所所长，自此终身服务商务。张元济选择了夏瑞芳，选择了商务，完成了晚清翰林、清廷官员到官商合办南洋公学高管，再到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投资者、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开拓者的人生转型。客观上讲，张元济成就了商务，不过历史地看，商务也成就了他。

张元济有学问，懂书情，曾在京城任过官职，交游广，人脉深，上层人士多为其科举朋友、官署同僚。他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个人声望、道德文章，使得商务不同凡响、声名大振、鹤立鸡群，自然与那些众多书贾开办的书局不可同日而语。

二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重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

陆费逵要比张元济小几乎二十岁。

陆费是个复姓，这个姓，宋朝人编的《百家姓》上是没有的。因为明朝末年在浙江桐乡一带才出现此姓。这一支祖上本来姓费，明朝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姓陆，后费氏一支无后，为兼祧
【2】

两家，便改姓陆费。

虽说陆费逵原籍浙江桐乡，但他一生没有去过那里，不过常常想回去看看。抗战爆发后，他居留香港。一次他获知手下一位员工是桐乡人，便对这位员工说：“我是桐乡人，却从未到过桐乡，等到抗战胜利，由你引我去故乡一观如何？”可惜，他没有等到抗战胜利，1941年7月8日晨，他从卫生间出来，猝然摔倒，从此长眠不醒，年仅56岁。

陆费逵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头特别大，以致员工常常私下叫他“大头先生”。他知道后，不以为忤反以为荣，有时写信还时常自署“大头”。因为头特别大，他所戴礼帽即便是上海最大的盛锡福帽店也没有，只能由帽厂定做。有一天，他的帽子不慎丢失了，家里人急得团团转，陆却不着急，只说让他们上旧货市场去寻找。后来家里人果然在旧货市场找到了丢失了的帽子。面对失而复得的帽子，陆费逵喜滋滋地对家人说：“我的帽子，别人拿去也是不能戴的，只能送到旧货市场廉价出手了。”由此，一来我们可以确信他确实头大；二来也可见陆费逵过人的机智与聪敏。

陆费逵生于陕西汉中。父亲陆费炆是个中低级官吏，母亲出生书香门第，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女。陆费逵受母亲影响很大，成年后他常常说：“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当张元济接受光绪帝召见谈论维新变法时，陆费逵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不过那时他已经在看《时务报》等宣传新思想的报纸了。为此，年少的陆费逵常常不免与思想守旧的父亲有些冲突，这时母亲总是站在他一边，鼓励他不必照老式法子去读书去科举，而赞成他去研究古文、地理，接触新学、西学。

从14岁起，陆费逵开始自修，他律己甚严，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两小时，学历史、地理各1小时。

从15岁起，单日自修，双日自带干粮到书报社阅读新书刊。

从16岁起，自学算学，一部《算学笔谈》，每天自学两小时，40天便将整数、小数、分数、四则、开方等学完。

17岁时，与友人开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校长），兼任教学，是为其教育人生之起步。

18岁时，离开父母，到武汉一边求学，一边出任家庭教师。

19岁时，在武汉集资开办新学界书店，出任经理，是为其书业人生之起步。

20岁时，在武汉参与发起组织进步革命团体“日知会”，出任汉口《楚报》主笔，后《楚报》被当局查封，陆费逵逃亡上海。

清末的上海，中西文化交融，南北风云际会，古今新旧并存，这里注定要成为商人巨贾、各路豪杰英雄的舞台。对陆费逵来说，上海就是他的福地，上海就是他的舞台。

20岁的陆费逵逃亡到上海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但他头大心大，手快脚快。因为之前开过书店，很快他就在茫茫上海滩找到了工作，并且一开始就是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

21岁，因为编辑了《本国地理教科书》，使得昌明公司赢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是年年底，离开昌明，进入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兼编辑员，同时兼任文明小学校长。

22岁，编成《新编国文教科书》、《新编算术教科书》、《新编修身教科书》等，与文明书局其他教科书统称“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

不过此时22岁的陆费逵还只是一个成功的打工仔，凭着勤奋刻苦，凭着边干边学，他慢慢捧稳了饭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后，孝敬父母友悌兄弟的他，陆续把自己的二弟、三弟接到上海来供他们上学。这时他的宏图大志正待展开，他的辉煌人生即将上演。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机会说来就来。第一个机会与一个叫高梦旦的人有关。

1908年夏秋之际，上海书业商会召开会议。尽管年轻，但陆费逵却是上海书业商会的老人，他是商会的发起人之一，商会的章程起草人。书业商会开会时，陆费逵作为文明书局的代表，与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相遇了。

高梦旦，福建长乐人，曾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教习。1903年张元济亲自聘请他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长。该人为人实诚，为学扎实。他几番与陆费逵交谈，“大奇其才”。当时的商务馆，分为两派，一派为教会派，即商务创办时的一批人，他们多数为基督徒，学历不高，只会印刷，不懂出版；一派为书生派，即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他们大都饱读诗书，学问高深，擅长编译。高梦旦是书生派。他知道，经营书业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分。现在出版社里是能发行的未必知印刷，能印刷的未必知发行，能编辑的不知发行与印刷，懂发行与印刷的对编辑更不甚了了。而在高梦旦眼中，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头头是道，实在是人才难得、难得人才。他极力在张元济面前推荐陆费逵，说现在文明书局仅以普通员工身份对待陆费逵，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埋没人才，并建议重金聘请其为出版部主任。张元济听从了高的意见，延请陆费逵加盟商务。

商务给了陆费逵很高的薪酬，即使年久资深的创业元老，也不能望其项背。商务给了陆费逵很高的职位，一进商务他便任国文部编辑员，几个月后即升任出版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营销总监）兼师范讲义社主任、《教育杂志》主编。因赏识陆费逵的才华，高梦旦为长久把陆费逵拴在商务，还把自己的亲侄女高君隐许配给他（高梦旦后来为长久把郑振铎拴在商务，又把自己的女儿高君箴许配给了郑）。高君隐，毕业于爱国女校，以当年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与文化学历，那绝对是下嫁陆费逵。高梦旦认定陆费逵就是“绩优股”、“凤凰男”。

而陆费逵还真非等闲之辈。先说婚姻一事。1910年2月11日，陆费逵与高君隐喜结良缘。按说，尚在年头，婚姻大事，怎么着也得媒来礼去，迎来送往，大宴亲朋，广受礼金，拜天拜地，吹吹打打，吃吃喝喝，车水马龙，热热闹闹个十天半个月的，再说此时男女双方可都是不差钱的主了。然而，2月11日这一天，陆费逵仅一男媒陪同来到女方家中，双方亲朋好友均未通知，而商务同事更是全然不闻。次日一大早，陆费逵照旧到馆办公，一如往常。中午也还就在单位吃饭，没有回去陪伴新娘子共进午餐。同事知道后，均讥笑他不近人情不懂事理。蒋维乔时为陆费逵同事，他也觉得陆费逵（字伯鸿）不可思议，特地写诗一首调侃之：

底事翩翩陆伯鸿，昨宵婚媾太匆匆。

百花生日春光好，辜负香衾来做工。

不过，事后蒋维乔感慨道：“于此小节，可见陆氏为人之奇突，其能创造中华书局，非无因也！”

再说办事能力。陆费逵一到商务，立马高调上位。单说主编《教育杂志》
【3】

一事，陆费逵每期都亲自撰写富有革新思想的论文在此发表，内容涉及教育宗旨、教育制度、教科书体裁、国音国语、男女同学等，充分利用杂志这个阵地，大力宣传教育救国思想，宣传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等教育改革举措。创刊号上陆费逵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便石破天惊地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时称俗体字）。这样几期下来，陆费逵已然蜚声文教界。更要命的是，陆费逵一肚子生意经，《教育杂志》讨论教育学术为先、为表，宣传、推广商务所出的各种教科书为后、为里。他在每期杂志上都附一张学校调查表，表上开列学校名称、校长教职员姓名、全校班次、学生人数和所用教科书情况等项目，此外还附上一张二角六分的邮票。如各校把调查表所列各项填满，贴上现成的邮票寄回《教育杂志》编辑部，便可获赠全年杂志一份。这真是“在商言商、无机不钻、无机不商、处处商机”啊！

接着说他的办事魄力。晚清政治腐败，政权摇摇欲坠，旨在推翻晚清统治的起义、暴动、暗杀、哗变等此起彼伏。陆费逵敏感地意识到革命必将成功，国体必将改变。其时商务所印各类教科书林林总总，已经几十种上百册，一旦革命成功，晚清垮台，那么现所用教材均将不容于新政。因此，他向张元济建议立即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成功后的教科书。张亲身经历过戊戌维新，自然对打打杀杀的革命心存疑虑，所以他未置可否，斯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见张元济不为所动，久有鸿鹄之志的陆费逵不愿坐失千载难逢之良机，他决定立即下手，先下手为强。白天他一如寻常在商务上班，下班后暗地召集几个商务的得力干将，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预备好了全套新型教材，其中初小教材5种40册、教授书（即教师用书）3种24册，高小教材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可谓蔚为壮观。同时积极筹措资金，秘密准备成立书局。

这是陆费逵来上海后的第二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历史赋予他的，也可以说是张元济让给他的。如果没有高梦旦的赏识与推荐，他可能进不了商务印书馆；进不了商务，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平台与视野，更没有创业的班底。如果张元济当时采纳了陆费逵的建议，至少陆费逵的自主创业大计不会这么快就付诸实践。当然，常言说性格即命运，依陆费逵的性格，久居商务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三

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张元济致蔡元培信

张元济进士翰林，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属于精英阶层。即便“革职”后来到上海，在南洋公学，先专任译书院主事，后兼任公学代理总理，也是精英无疑。开办特班，召集的学生更是一批精英。100多年过去了，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胡仁源，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名扬四海？

但张元济在庙堂之高时，已经渐次感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只靠精英就能解决。早在刑部行走、章京做事、通艺学堂干活的时候，他就说过：

今日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张元济：《致汪康年书》）

戊戌变法时，他亲眼看到，亲身感到维新改良遭到巨大乃至无法克服的阻力，他深深知道维新变法、全面改革的真正时机尚未到来，老大的中国，必须从开启民智、发展教育、舆论宣传、开创风气开始，等到“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的时候，才能形成一股稳健前行的力量。如果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只寄予在一位“力似不足”的皇帝和几个激进新锐的年轻精英身上，显然是十分幼稚的。

他曾亲自把这一观点告诉康有为，并劝他适时出京回粤，一则韬晦一时，免得锋芒毕露；二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开办学堂，培养和储备人才，徐图起事。聪明智慧如蔡元培者，当年便是如此这般，辞官南下回乡办学，走了一条差不多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道路。晚清状元郎张謇也是变法开始时，悄然告假离京回乡，经营他的“父实业”、“母教育”的。康有为当然听不进张元济的话，张元济自己也没有像蔡元培、张謇那样全身而退独辟蹊径。不过，尽管张元济支持维新变法，但他始终没有成为康梁为首的激进维新派圈内人物，也正因此，在那场政治风波中，他没有玩掉脑袋。

关于教育，他内心明白：“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民化（平字还不够）；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为此，尽管南洋公学这个平台很好，他也请来了蔡元培一起干，但他更坚信，教育不能只有精英教育。在他担任公学代理总理时，公学监学是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盛宣怀对福开森言听计从，张元济感觉到处处受制于人。福开森主张，南洋办学要照搬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全盘西化。张元济虽很开明，也主张自觉吸收西方文化，但传统士大夫出身的他，自然要比福开森更懂得中国。他说：“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他特别反对中国学校“以洋文为常课”、“以外人主持学事”、“沿用洋人课本”。他说：“俄亡波兰而强习俄语，美据菲律宾而议用英文。灭国手段，此为最酷。”他还引用美国人之言以自警——美国人说，中国的财赋之权在英国，军事之权在德国，那教育之权应该归他们美国。张元济认为，中国人必须自己掌握中国教育之主权，不能以创设新学而失去主权。

道不同不相为谋，“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图教育以自强”的张元济自然不会为代理总理之名、高位高薪之利所动，而当夏瑞芳向张元济求助时，不能不说，此时是一种为国民效劳而绝不为洋人效劳的民族气节，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南洋公学。

在南洋公学的三四年，是张元济教育观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重大转折期。以前科举取士，国家要的只是少数官僚。现在一些洋学堂，一般平民根本无法入学，即使进入，培养出来也只是“外国芯”的洋工具。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这正是国家贫弱、发展停滞、国民素质低下、文化传统沦丧的根本原因。张元济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投身商务后，首先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看成当务之急，他聘请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包括陆费逵，主要就是请他们编好中小学教材。商务从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1905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女子教科书》（1906年）、《简明教科书》（1910年）、《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普通教科书》（1916年）、《实用教科书》（1916年）、《新法教科书》（1920年）、《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新时代教科书》（1928年）、《新课程标准基本教科书》（1931年）、《复兴教科书》（1934年）、《更新教科书》（1939年）。清末到民初，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占有率平均在70％～75％之间。张元济由衷而自豪地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商务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辅助学术”为宗旨，所以它是一家出版机构，更是一家教育机构。张元济在商务陆续创办了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国语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尚公小学、平民夜校、励志夜校、印刷技工艺徒学校等，仅仅师范讲习所，前后就毕业11000多人，国语讲习所毕业的也有560多人。这近两万人后来都是全国各地基层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张元济矢志经营的商务帝国就是一个人人充分接受教育，用教育去改造世界的乐园。

张元济从1902年起，直至1959年以93岁高龄去世，凡五十多年，几乎都献给了商务。但他从未出任过总经理，也从未出任过名义上的负责人。这是因为总经理是公司的代表，要向官厅进呈，要与官府应酬。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自被革职后，就断绝了官场一切往来。再则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士农工商，出任商界领导，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所以，在夏瑞芳时代，印书馆对外一切由夏瑞芳出面，但在商务内部，夏瑞芳对张元济则是言听计从，甚至态度上也是毕恭毕敬。夏瑞芳去世后，由印锡璋出面，后来再由鲍咸昌出面，再后来由王云五出面。不管是谁出任商务总经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的精神领袖，他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个舞台，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创始人与奠基者。

1904年（光绪三十年），正逢慈禧70大寿。为粉饰太平，博“普天同庆”的欢喜，慈禧这个昔日残酷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下令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凡受株连的其他维新派官员均予赦免，被革职的，一律官复原职。当年“革职，永不叙用”的政治犯张元济也有了再度为官的机会。清廷数次调请他北上为官。先是外务部，再是邮传部、度支部（相当于现在财政部），这些衙门都是当时最有油水的部门，但他未为所动。后来他的“受知师”瞿鸿禨
【4】

亲自出面，请他出任学部左参议，张元济师命难违，只好上任。学部左参议，相当于当今教育部部级领导。因学部刚成立，张元济从事了一些教育章程、制度的起草工作。但没过多久，他便又翩然南下重归商务了。他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首任总理熊希龄是张元济的维新盟友、戊戌同僚，熊邀请张出任教育总长，张也是复信婉辞：“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财政固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报称皙子（杨度）目为闲部，弟所见适与相反，正唯视之过重。故不敢轻易担任。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

短短几年，张元济凭他的学识、威望和品德，在商务内部网罗了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陆费逵等为代表的全国一流编辑人才，在商务外部，团结了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梁启超等一批能为商务所用的全国最著名学者；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大量编辑出版教科书，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大量译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丛书。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张元济汇聚的这批文化精英，其水平、其数量，堪比北京大学。所以，张元济自然会发出“视沉浮郎署，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的人生慨叹。

不过张元济倒也不是只会运筹帷幄。现在我们常常会用到一种叫夏士莲的沐浴用品。夏士莲，这个望文而生清凉、明丽、舒服与愉悦的好名字，便是张元济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大家就是大家，不出手则已，象嘴里吐不出狗牙的，一出手便不同凡响、流芳百世。

四

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强盛，无它，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

——陆费逵《论今日学堂之通弊》

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他不是创始人，也不算掌门人，他只是精神领袖，或者说是企业之魂。商务的元老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清一色的教徒出身、印刷行家，他们同学、同道、同业，加上联姻，可谓“亲上加亲”，所以早期商务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手工印刷作坊。张元济的加入，编译所的建立，使得商务内部形成了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完成了向近代化、资本化文化出版单位的转型与升级。在商务的发展历程中，张元济稳坐中军帐，夏瑞芳、鲍氏兄弟、高凤池、高梦旦、王云五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起打造了商务这个教科书起家，工具书世家，期刊发家，汉译世界名著与传统古籍整理立家的出版重镇。

张元济在商务一辈子，他始终坚持“在商言商”、“昌明教育”的“书林努力”，曾在官场沉浮的他坚决避免与政治直接接触，坚决避免与官方周旋应酬，他总是不动声色地与政治、与当局、与官场保持恰当的距离，使得商务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桥归桥路归路，井水不犯河水。为此他明确拒绝了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敏感人物的书稿，宁可赠送稿费以避灾祸。他个人自从投身出版后也绝意仕进，不管官位多么高要，朋友怎么诚恳，他总是婉拒：“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张元济坚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操守，对国内政党纷争、政治风云、政权更迭总是“置之度外、隔岸观火”。在乱世中国的世事变迁、芸芸众生的荣辱浮沉面前，张元济始终维持清名不坠，商务始终安心教育出版、全力文化传承。但对日本觊觎神州、异族入侵华夏，张元济则是反应强烈、反对坚决，体现了身为中国人凛然的民族气节。

陆费逵自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起，即为书局老大，至1941年7月突然病逝，他始终是创始人，是掌门人，也是精神领袖、企业之魂。陆费逵的人生经历、政治态度、企业理念与张元济迥然有异。

中华书局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做“开启民智”、促进“教育进步”、推动“国家进步”的出版社，且与同一天成立的“中华民国”同名，以“教科书革命”、“完全华商自办”为口号。中华书局草创时即设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好像立宪国家的三权鼎立一样。立法机构即董事会，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司法机构即监察部门；行政机构即以局长为首领，执行局务的部门，下设编辑所、印刷所、铅印部、石印部、证券印刷部、装订部、货栈，另设总店、分店等若干发行部门。这一切显现出陆费逵天生就不是夏瑞芳那样的创业者，他的管理模式也比张元济更多现代色彩。他充分认识到出版业（书业）以书刊传播为手段，在西风渐进、风气初开、社会转型、时代变革的古老中国，那是机遇远大于挑战，办法远多于困难。所以看准了历史机遇的陆费逵，不会满足于商务的出版部长、交通部长、讲义社社长及《教育杂志》主编等职务。尽管对商务来说，这般地重用陆费逵，已经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了。

当商务得知陆费逵要辞职时，商务便立即允以月薪400元的重金挽留。400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912年包天笑出任商务编辑月薪是40元，1912年叶圣陶做小学教师月薪是20元，1916年茅盾进入商务月薪是24元，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月薪为8元。1919年张元济托人延请胡适开的月薪是300元，1921年聘请陈独秀月薪也是300元。而时年只有26岁，且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文凭的陆费逵月薪竟可以达到400元，这只能说明商务实在是太求贤若渴了。

不过，纵观陆费逵一生，此人却十分淡泊名利。1911年商务允以月薪400元，而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1912年至1916年月薪为200元，1917年书局经济危机，他自己停领薪水，只支公费（相当于底薪性质的生活费）100元直至1922年。1922年至1932年陆月薪200元，1932年起，书局董事会一再要求给他加薪至500元，但其本人坚决只领300元，以致书局一些中层干部收入均远远超过他。

他生活简朴，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居室简陋。几十年个人从未专用秘书，有朋询其故，他说：“有事时须向秘书说明事由，再嘱其如何措辞，稿成后仍须核阅，不当意者还得修改，有如许时间则自己早已写好，何必劳民伤财？”民国十年（即1921年）前，陆费逵一直在书局食堂与员工们一起吃饭，若没有空闲去食堂，便在办公室吃几片冷面包；或者买二十文的粥，十文的萝卜干。民国十年后，单位食堂不办了，陆费逵便回家吃饭，但家里也是数十年未雇厨夫。书局有些商业应酬，陆费逵也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实在要参加也是决不奢靡浪费。他说：“现在一般提高生活的议论，实在是害人害己，吃的好，未必卫生，穿的好，不过做衣服的奴隶，嬉游更是有害无益。我们穷国穷人，若学富国的舒适，那便是自寻死路了。”

陆费逵去世后，他的中华同事、著名出版家金兆梓写文章说，像陆费逵这样对我国文教事业和出版事业作出这么大贡献的人是不多见的，“中华书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之者亦先生”，他创办书局，为的是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并非图一己之私，所以陆费逵“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当今之世，又复有几人”！

1911年底1912年初，一边是商务倾其所有，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甚至姻亲留人，另一边陆费逵却还是坚持创业，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因为准确敏感地判断出革命即将成功，教科书必将更新，所以与民国同一天成立的中华书局，仅凭封面飘扬着新民国五色国旗的中华系列教科书一项，就立即风行天下，一举在业界站稳了脚跟。我们现在看这件事，可能只觉得陆费逵有商业头脑、职业敏感，但当时尚在晚清，革命党及一切与革命党相关联的人，一经查明是一律要进行绞杀的。如果革命没有成功，对陆费逵来说，就不仅仅只是商机判断失误继而破财的问题，那可是要脑袋搬家的大事了。

身为叔丈人和引荐人的商务高层高梦旦，面对朋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调笑，面对同事“奸细”的腹诽，那也只能回报以“苦恼人的微笑”。不过，高梦旦却丝毫没有因为陆费逵的“跳槽”而小看他的人品与德性，对他的才华与气魄更是深信不疑。

事实证明，高梦旦看人是准的。早先高梦旦看准张元济引为同道终身相随，接着高梦旦看准郑振铎许以爱女，后来看准王云五许以重任全身而退，均可谓屡证不爽。

在高梦旦眼中，用现在的话来说，陆费逵那是“产学研通吃”的高手，他对教育、对出版、对发行、对印刷、对经营、对学术，可谓样样精通。

陆费逵在《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一文中写道：“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向往之。”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庭出身的陆费逵，祖上曾有过主持《四库全书》编辑出版的辉煌经历，足以令整个家族为之骄傲，以致陆费逵动不动就心向往之。这与张元济亦有相似之处。张先祖自十祖开始，历代都是诗书传家，编书印书不辍，赓续不绝。陆费逵与张元济一样，一生贡献书业，除了热爱祖国、传承文化、重视教育这些主要动力外，继承祖上的文化出版传统，“以成先人之志”，也是内在动力之一。

而陆费逵从事书业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他19岁时，因购书不易，以为从事书业可一面自立，一面有书可读；二是他深感书业关系国家文化前途之大，且预测将来必大发展。他以日本国内图书市场做比例推算，预测出中国图书市场每年应有3亿的营业额，“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于书业了”。

购书不易，推己及人，天下同理，所以要多出书，出好书，印好书，卖好书；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对民智开启、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提振，均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大作用。

陆费逵除了头特别大之外，形貌也特别魁梧，声音特别洪亮，记忆力特别强，特别善于言谈，精力特别充沛，为人特别谦和。演说时，千人场所，可以不用扩音机。平时往来书信从不录底稿，但若干年后犹能记及。与人言谈，常常娓娓数小时仍能引人入胜。掌门30余年，从未使用过秘书、助理之类，凡事皆亲力亲为。在中华书局，若问陆费总经理，几乎无人知道。书局员工只知“伯鸿先生”，公私信件，总自称弟或兄，对人均称先生、兄或弟（弟专对学生辈、晚辈而言，绝非年轻于自己者）。

中华书局的旧人对陆费逵忠心耿耿，他们认为伯鸿经理“自奉薄、责己厚、知人明、任事专、智察千里之外、虑用
【5】

百年之远”。

当年陆费逵作为出版界的一位新人，要想在茫茫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建功立业以展宏图，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陆费逵需要朋友，陆费逵的书业更需要贵人相助。好在得道多助，陆费逵和他的中华书局，在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均赢得了朋友的相助。

蔡元培与张元济浙江同乡、进士同年、翰林同事、公学同道，是一辈子的朋友。当陆费逵从张元济处跳槽创业，一下子抢走原先属于商务的教科书市场大半壁江山，商务人肯定会认为陆费逵是“白眼狼”、“大叛徒”。按说蔡元培比陆费逵大近二十岁，对朋友的道德要求超过才华，加之他与张元济的多年交情，他至少对与陆费逵交往是会有所顾忌或有所顾虑的吧？但民国肇始，蔡元培就任民国总长后，即主动找到陆费逵，求教民国教育。陆费逵也用他对民国教育的真知灼见，打动了蔡元培。蔡对陆费逵的建议照单全收。中华书局的“教科书革命”在民国元年能迅速占领全国大部分新式中小学校，显然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蔡元培与张元济是一生的朋友，蔡元培与陆费逵也是一生的朋友。

舒新城，湖南溆浦人。1917年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福湘女子师范、湖南第一师范、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任教。1921年秋，一个偶然机会与陆费逵相识，一次长谈后，两人交谊渐趋深入。舒的《实用教育学》等近三十种或著或译的图书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但陆费逵从1922年起到1927年，六年间六次诚邀舒新城加盟中华均被婉谢，直到1928年3月30日陆费逵又写长信第7次邀请才告成功。舒新城加入中华出任编辑所所长，特别是就任《辞海》主编后，为中华书局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舒新城说：“我是湘西人，秉着民族的遗传，素性很爽直，很倔强，未到中华书局以前，虽然在社会上作了十二年多的事，但是除了我自己行业的著述外，无论作教师，作校长，作学校的其他职员，每每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这不能怪别的地方不好，只怪我自己不会适应环境。而中华书局的本身则绝无可以使我不安的处所，这不是我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加大，而是中华书局的各方面都能容忍我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将来怎样，我和中华书局的友谊，将与我和陆费伯鸿先生的友谊一般要永久保持着，我们将成为永久的老朋友！”

此外像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唐绍仪、马君武、王正廷、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孔祥熙、左舜生、王宠惠、张梦麟、谢无量等大家名流，也曾或闪烁或汇聚于此，为中华书局增光添彩，添砖加瓦。短短数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等西方名作，《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国学巨著，《大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等畅销名刊，包括政府钞票、邮票、股票等的印制，学校教具学具文具的制作，让中华书局声名显赫，可谓“质量共商务一色，效益与商务齐飞”。

自然，没有磨难的辉煌，只是泡沫。中华书局在民国六年，因为一名高层携款出走，加之财务制度问题，周转资金出现严重短缺，险遭灭顶之灾。但一方面陆费逵坚苦卓绝卧薪尝胆，另一方面得道多助柳暗花明，历时五年左右，终于“元气稍苏，基础渐固”。中华书局愈挫愈奋迎难而上，由此倒是更加辉煌了。

五

商务全盛时代，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总编译所、总发行所及印刷总厂，还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先后设有八十五处分馆，在海外新加坡、吉隆坡也有分馆。它的规模之大，职工人数之众，不但当时国内出版家不能比拟，世界各国也属罕见。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

商务的气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他是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人物，学识广博，眼光远大……可以这样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叶圣陶《1982年商务八十五周年纪念讲话》

中华书局、陆费逵有磨难，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也不会一帆风顺。

1914年商务创办人夏瑞芳遇刺身亡；1927年张元济被绑架六日；1932年日本“一·二八”大轰炸商务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抗战爆发……但张元济每次都能够运筹帷幄，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旧上海群英荟萃也鱼龙混杂，富豪名流达官贵人常被绑架。1927年，张元济被一伙绑匪劫持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张元济丝毫没有脱身的焦急及求生的慌乱，而是从容自若。他在给朋友高梦旦的信中称自己为“票友”（被绑票之友），说“此间相待颇优”，写到最后竟作起诗来，“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其中有“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这样自我调侃的话。此后诗兴不减，竟一连作了十首绝句，名为《盗窟十诗》，脱身后分送亲朋好友。最有意思的是，他在盗窟中竟与绑匪交上了朋友。张元济闲得无聊，就让匪徒到外面找书给他看，结果借来了一本《圣经》。一名绑匪年纪较大，常常咳嗽，张元济就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一张治咳嗽的药方，把那个绑匪感动得热泪盈眶。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所感动，特别是看到商务巨头的毛线衣竟破洞百出，对他简朴廉正肃然起敬，不但给他松绑，还让张元济睡在唯一的一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最后，这场“开价”30万元的绑架案以1万元“人情价”而结束，绑匪非常周到地将张元济用汽车送了回来。这件事让张元济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命运有了切身感受，也为张元济日后在处理印书馆工人因为劳资问题经常罢工等事务时总是给予同情、从未激化矛盾奠定了情感基础，他同情社会底层。

1937年抗战爆发，张元济亲自编了一本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八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以张元济的学问，编这么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其意显然不在于著述观点，而在于宣传精神。他还将这本小册子送给蒋介石，在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而张元济的一生，也一直把“人格扶植、德性涵养”放在第一位。

张元济在人格、德性上律己甚严，立身正直，处事谨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懿行美德，高山仰止。他数十年如一日，每日到馆总是早到然后迟退，自朝至暮，从无闲暇。倘若因病在家休息，张元济就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当然不能同意，工资照发，张元济就拒绝领取。商务印书馆无奈，只得把张元济的工资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利竟达到5000多元。要知道，当时“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可见这算是一笔巨款了。张元济就建议把这笔钱当做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而他个人数十年，很少为自己添置新衣，爱惜物力，厉行节约，虽片纸寸墨，也整齐存储，用过的信封，翻面再用，一时传为美谈。

作为前清翰林出身的张元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但他能一直奋斗在与政治风向、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休戚相关的文化出版第一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没有稳如泰山的勇气，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没有进退裕如的智慧，没有高洁谦卑的操守，是做不了常青松、不倒翁的。张元济曾说，自己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或许正是这种对新事物的喜爱、对未来的信心，使得他从未倚老卖老，也不曾固步自封，更没有忽冷忽热。

早在维新时期，旧学出身的张元济就开始广泛接触西学，并积极学习外文。差不多年近三十时的他一次在给朋友信中写道：“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责己很严。而1910年张元济曾周游列国一年之久，可见当时44岁的张元济英语已经不是一般地好了。1916年8月，当年轻的沈雁冰第一次见到张元济时，看到的已是“他用很流利的英语在跟对方谈话了”。

商务在近代史上，不只是印书馆，也是集才馆、储才馆、育才馆，是一所培养人才的文化界的“黄埔军校”。

民国时期，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一直是前五名的几家出版社。商务资历最老，而中华的老板陆费逵是1911年从商务出去的，世界的老板沈知方是1917年从商务出去的，开明的章锡琛是1926年从商务出去的。所以叶圣陶说，中华书局“编辑、印刷、发行的骨干，大都是从商务出来的，后来成立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情形也大体如此。解放以后，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经过商务培养的人仍旧是重要的力量”。

陈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商务，当年他15岁，做学徒工，站发行所文具柜台。1982年晚年的陈云说：“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的单位。”陈云在商务时，只是一名底层工作人员，并且经常是劳资双方纠纷中的劳方代表，他这样的评价，对商务应该已是十分肯定的了。

茅盾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商务，当年他19岁，刚从北大预科肄业，经人介绍到商务工作。一开始张元济见他英文很好，便安排他到英文部批改函授作业。一个月后，茅盾对新出版的《辞源》写了一篇二百多字的改进意见递交给张元济，张元济认为很有道理，并觉得“用非所材”。第二天就把茅盾调与童话作家孙毓修一起“合作译书”。后来茅盾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走上了职业作家、评论家的道路，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

胡愈之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在商务。其时胡只是一位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十几岁少年，张元济看过胡愈之所写的几篇文章，决定破格招收他到商务做练习生，一年后升任他为《东方杂志》编辑助理、编辑，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法国。解放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的胡愈之终身感谢张元济的慧眼识才、提拔之恩。

郑振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还是在商务。1921年3月他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来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他只干了一个月的挂钩员，便永久脱离了铁路，后由茅盾介绍，到商务当编辑。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接替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被商务元老高梦旦选为乘龙快婿，解放后出任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

叶圣陶的第一份工作是小学教师，但很快就被学校的保守派给搞下了岗。离职后，他经朋友介绍来到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教书，教书之余开始熟悉编辑工作，1923年春被商务聘为专职编辑。他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可见叶圣陶对商务编辑的重视与认同。也正是到了商务，他才有了归属感。他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时发现培养了丁玲、巴金、戴望舒、施蛰存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自己也创作了《倪焕之》、《稻草人》等重要的文学作品，由此走上了著名作家、著名出版家的人生道路。

商务历史上还诞生了九位大学校长，即——

高梦旦，1901年浙江大学堂总教习，1909年复旦学堂监督；

郭秉文，1919年南京高师校长，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蒋维乔，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蒋梦麟，1923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年北京大学校长；

朱经农，1931年齐鲁大学校长，1945年兼任光华大学校长；

任鸿隽，1935年四川大学校长；

何炳松，1935年暨南大学校长；

竺可桢，1936年浙江大学校长；

周鲠生，1945年武汉大学校长。

叶圣陶晚年回忆说，商务在当时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编译所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甚至引起中国文化中心由北京向上海的南移。自然，张元济的人格号召力是重要的一方面，不过资金雄厚也是一个因素。以1920年为例，北大当年预算只有95万元，并因北洋政府财政影响，常常不能及时拨付，时有打白条现象。商务当年则资本在300万元以上，并且周转流畅。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商务旧人更有二三十人之多，其中就有如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茅盾、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等，省市一级的那就更多了。不能不说这是张元济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张元济大胆录用新人，尽心培养年轻人，但他坚决反对商务主要领导人子女进入商务工作，坚持“分清是非，分清公私，分清人事”的办事原则，并不惜与商务老人发生激烈冲突。

夏瑞芳在世时，他对张元济可谓是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当然张元济对夏瑞芳也是礼尚往来，相互之间配合默契。而夏瑞芳遇刺后，商务高层中的高凤池与张元济之间却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在用人上。高主张用旧人，还主张用商务老职员、高级职员的子弟及相识之熟人，这显然是一种做“家族式生意”的旧式商人风格。当时竟有一家五个人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情况。对于相识之熟人，张的看法是“宜不论识与不识，但取其已有之经验而试之”，决不因是熟人而放弃用人原则。至于起用老职员、高级职员的子弟，那绝不利于管理。若这类年轻人进入公司，即使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强能力，也不免仗着裙带关系谋求虚位，不知创业艰难，看问题简单，花钱大手大脚，不安心努力工作，别人对他们就是有意见，碍于面子，也不会提，加上一批阿谀奉承之人前呼后拥浑水摸鱼，这样一来，公司风气不正，士气不高，人浮于事，相互离心离德，最终必将走向失败。高级职员中的子弟，如果想来工作，也应让其先在其他公司做事，多经受些磨炼，等其有了阅历，有了能力，有了经验，再由公司聘用他，这样对公司、对高级职员、对其子弟，均更有利。高凤池仗着自己是创业元老，自然就坚定地站在创业时一批高级职员一边。但张元济坚守原则，决不苟且，他断然拒绝了商务高级职员、对商务早期发展做过很大贡献的王亨统之子入公司。素来相交颇好，对张元济一直很支持的商务创办人之一的鲍咸昌，只是想安排其子进印刷所做个一般工作人员，也被张元济拒绝。当然张元济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当年他的独生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很想依托商务这个平台大展宏图，按说拥有这样资历与学历的青年，正是商务所急需的人才，但张元济还是毅然决然地予以了拒绝。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商务人才辈出，离不开张元济的苦心经营，谦卑自守，行方思圆，激浊扬清，故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以致“风景这边独好”。不过，即使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还是会赞叹张元济对原则的坚持真是岂一个“难”字了得的啊！

六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商务馆歌》，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天若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

——陆费逵《辞海出版编印缘起》

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开其端，家大业大；中华承其绪，日新月异。张元济六十岁以后，渐渐退出一线直接管理，转为二线宏观把握。而此时的陆费逵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像推土机一样，带着他的团队全力前行。张元济对这位出版界的同人、新人、强人，表现了同道的欣喜与赏识，没有因为同业竞争，心存芥蒂，也没有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异军突起，横空出世，在教科书出版上抢得先机，先声夺人，一下子抢占了商务教科书的大半个市场。但商务毕竟经营了十多年，等它缓过神来，便立即投入了战斗。几个月后，商务新版教科书也陆续面世，由此两家开始在商言商，明争暗斗，一时硝烟四起，双方各显神通，十八般武艺悉数上场。但因为包括陆费逵在内的中华书局的人，都来自商务，商务在明处，中华在暗处，商务像马拉松领跑者开始气喘吁吁，瞻前顾后，“诚惶诚恐”，而中华则紧随其后，“亦步亦趋”，或快或慢，胸有成竹。陆费逵很注意吸收商务的经验，特别是在选题思路、图书品种方面，从模仿开始，轻车熟路，独步捷径。一度商务出什么，中华立即跟进，往往还因为商务在前，所以中华可以补遗拾漏，精益求精。比如，商务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文杂志》、《儿童世界》、《儿童画报》、《东方杂志》，中华迎头跟上：《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军》、《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商务有《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四部丛刊》，中华马上筹划《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辞海》、《四部备要》。从图书市场和读者来说，出版社之间从图书选题到编辑出版、发行营销展开竞争，无论对提高质量，还是对降低定价，都是好事。商务、中华之间，开展的这种短兵相接、各不相让的竞争，彼此成本开始加大，利润开始缩小，资金开始紧张，相煎太急，自然两败俱伤。就在商务开始气喘的时候，中华开始气盛了，但步子迈大迈急了，难免脚会扭到。

民国五年时，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精明敏感的陆费逵觉得大祸临头。而此时的商务也不再独步天下，后来者越来越多，除了中华，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参与也使竞争更加激烈。这时商务有人开始建议与中华合并经营，优势互补，一加一大于二，做强做大，便可以独占市场或者垄断市场，共同应对越来越多新办出版社的挑战。

民国六年初，张元济先试探性派出高层与中华接触，正在困境中的陆费逵一开始不敢相信，但商务方面的高凤池以教徒身份指誓上帝，张元济以人格保障表示诚意，并且承诺合并后可以取“中华商务印书馆”之名称。陆费逵这才深信不疑。不料，商务方面工人正在闹罢工，商务高层忙着应对处理，耽搁了合并的事情。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商务那边关于两家要合并的意向，又被人私下传了出来。一些商务人口传中华濒临倒闭，此时合并，商务要吃大亏，一时各种谣言开始沸沸扬扬起来。双方原本计划平等合并，这时传出来的却成了商务收购中华，一时中华的股东们开始人心惶惶。就在这时，一位中华股东，手持股票要求退股，按照合约，股东是不可以中途要求退股的，但此人扬言不允许退股，他就到外面贱卖。陆费逵觉得此事蹊跷，问询张元济。张特别重视此事，不得不暂时放下亟待解决的罢工问题，认真回复陆费逵：商务方面有人谣传，绝非商务高层指使，并表示由于罢工耽搁下来的合并一事会加快进度，以免夜长梦多，以便杜绝更多谣传。

张元济在商务高层和各位董事之间进行游说，站在引领国家新兴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说明合并对双方发展均大为有利，如能在人才、资源、生产、财务、市场等方面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就能将出版事业做强做大，做精做优。反之如再长期无序竞争下去，则必将两败俱伤。现在我们看当时张元济日记，才知道当年陆费逵可能以为张元济还不知道中华书局真的快濒临破产，所以总心虚地怀疑张元济是否会愿意真诚合并，其实老道精明而又宅心仁厚的张元济早已知道中华的困境，商务想联合中华，虽也有自身考量，但主要还是不想中华就这样垮掉，因为一旦中华垮掉，出版业态将会更复杂多变，竞争可能更无序，表面看商务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将来隐患更多，麻烦更大。对于联合中华的时机与利弊，还是他老人家站得高想得远啊——

午后约张桂华、王莲溪详谈与中华联合之事。余谓惟彼局（中华书局）危险空虚，乃可议联合，若即已揭破，必有人出为担任继续营业，则竞争愈出轨道，愈见艰难。倘或政府出为维持，则我处更受逼迫。（张元济：《张元济日记》，1917年4月5日）

他又说，至于联合的条件，应均有理由，不能一味苛求。

商务的管理模式与中华不同。中华是陆费逵一手创办，所以他一个人说了算。而商务是家族式企业起家，张元济作为后来人，慢慢将之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新型企业，董事会、总经理、董事、股东、监事、所长、主任等等一应俱全，办事很注重程序性。因此张元济并不站在第一线，他更像一位得道高僧通过点拨开示来进行管理。但佛度有缘之人，如对方没有慧心、慧根，张元济也只好“阿弥陀佛”。张元济反复与高凤池、鲍咸昌、陈叔通、李拔可等一批高层讲合并之好处，讲不合并之坏处，最后总算基本做通了工作，进入了合并会商的操作程序。等中华书局陆费逵把近三年全部营业情况报表提供过来，商务高层看了报表多数觉得中华各项营业均不如商务，目前与其合并，不如继续与之竞争，在竞争中搞垮中华，届时再以极小的代价收购中华。最后董事会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张元济面对这些只知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的同僚，也只能无奈作罢了。

陆费逵曾做过张元济几年的部下，张对陆费逵的性格、脾气、能耐不会不清楚，他亲自宴请陆费逵于上海著名的一家春饭馆面叙合并事宜。为避免刺激陆费逵，张元济委婉告知他，商务董事会因为国家政局不稳，多数上层人士只是怕担风险，加之商务目前自身财力困窘大局危迫，本次两家联合之事，只是目前作罢，以后再看机会。

陆费逵不是傻瓜，他不难知道商务做出这个结论的背后原因。其时他的好友范源濂正在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盛情邀请他到部任职，他的外舅高子益时在外交部任职，也礼请他到外交部任事。陆费逵本想，如果中华这次能够与商务合并，中华危机可以化解，人员得以留用安置，他倒也不是不可以借此机会另就大业，凭他的智慧与魄力，未必就不能再展宏图。但商务的这个回应，反而激发了他“誓与中华共存亡”的英雄气概。陆费逵开始反思自己经营上的不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仅要爬起来，还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张元济真是料事如神，商务没有联合中华，果然后来由史量才、刘厚生等组成新华公司承租中华，给中华注入资金；由孔祥熙等政府官员代表政府援手中华，把政府一些大宗印制业务交给了中华。而这都给商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后来张元济没有起用王云五，如果王云五不是才华过人，那么走出“民六危机”开始突飞猛进的中华，就根本不是商务所能比拟的了。以印刷为例，陆费逵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局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于是他亲自抓印刷设备、工艺、技术、人才。“民六危机”后的中华主要就是靠印刷业务得以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陆先后接了克劳广告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两大宗印刷业务，后来又接了政府钞票、邮票印刷等业务。一时其印刷设备之新、技术力量之雄厚、印刷业务之大、印刷质量之高，已是亚洲独尊、世界一流了。中华老职工赵俊评价陆费逵的一生说，陆费逵“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

不过商务当年未能联合中华，对中华也不是坏事。如果只有商务没有中华，或者如果只有中华没有商务，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至少要延缓数年。商务与中华，相克相生，共生共荣，并世同辉，交相辉映。正如一位出版史研究专家所说，商务在近代出版史上是冠军无疑，但因为亚军是中华，所以这个冠军当得并不轻松，当得动力十足，同样，中华这个亚军也是当得目标明确，当得有滋有味。所以表面上来看，商务与中华，在商业利益的争夺上、在市场份额的占领上、在经营策略的角逐上，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但结果上来看，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介绍西方文化，普及教育，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商务与中华又是同心同德、相辅相成的。单位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张元济与陆费逵两位既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中国现代出版的拓荒者，也是惺惺相惜的忘年交、德学兼备的文化人、志同道合的出版家。

张元济、陆费逵都是浙江人。有学者曾经做过专门研究，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出版机构，其主持人或创办人或重要骨干，或者其中曾对教育出版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几乎都是浙江人。张元济、陆费逵就不说了，你看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也都是浙江人。商务、中华、世界、开明这四家，当时是上海乃至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此外蔡元培（编写国文、修身教科书）、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蒋梦麟（主编《新教育》）、杜亚泉（编辑自然科学教科书、主编《东方杂志》）、夏丏尊（主编《中学生》）、竺可桢（编辑自然科学教科书）、周建人（翻译《物种起源》）、何炳松（编辑国文教科书）、杨贤江（主编《学生杂志》）、陈鹤琴（主编《儿童教育》、《活教育》）等也无一例外，均来自浙江。仔细推算起来，这些浙江籍的出版人，无论是亲缘还是乡缘、业缘还是学缘，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几乎都来自商务阵营或中华阵营。张元济年长、德高、业硕、望重，无疑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与领军人物。而陆费逵则以专业化的管理、多元化的经营而名世，成为张元济之后的另一面旗帜。

今年是2013年，101年前中华书局应运而生，116年前商务印书馆诞生。这两家出版社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啦！陆费逵身体一直很好，一次意外的摔跤让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年仅56岁。张元济晚年一次中风，使他在病床上度过了整整十年，享年93岁。新中国成立后商务与中华，后来双双北迁，并均改造成狭义的出版社，也就是只编辑图书不发行图书、不印刷图书了。图书编辑商务主要就是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编辑出版辞书，中华主要就是整理出版古籍。“文革”期间，两家还曾合二为一，名为东方红出版社，一度只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外文版。

张元济、陆费逵已经属于历史了，但商务、中华还在。当然不信今人无古贤，应该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是现在的张元济、陆费逵有吗？在哪？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

注释

【1】
时语“自我挣扎”，意同今日之“草根奋斗，底层自强”。

【2】
宗法制度下一个男子兼做两房或两家的继承人。兼祧人不脱离原来家庭的裔系，兼做所继承家庭的嗣子。

【3】
此杂志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大型教育类专业期刊之一。

【4】
瞿鸿禨曾做过浙江学政，张元济当年就是在他手上取得乡试资格的。

【5】
中华书局铜碑上碑文为“周”，铜碑现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携来十侣曾游

——记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

一

对中国人来说，八月十五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月好共传唯此夜”，是“一年明月今宵多”。

也许是历经了八月十五团圆的艰难，使得人们对八月十六的月亮充满了期待，所以人们总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五的“月亮”是终于团圆了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十六的“圆”是昨日脚踏实地今日仰望星空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人间天堂”的杭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这一天“阴雨竟日，晚间微晴，月出不久，即为云遮尽”（胡适：《胡适日记》，1923年9月25日）。

好在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所以人们对西湖的“雨”是不生气的。没有西湖的雨，哪有天堂的伞？没有天堂的伞，哪有许仙与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姻缘？

这夜天上的月亮先不显，后未圆，地上的胡适也没有和家人团圆。小脚太太江冬秀与三个孩子在北京，他一人在西湖。一人是一人，却不是孤身。“我的朋友胡适之”中的胡适之是不缺朋友的。这一天，安徽老乡、美国同学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与胡适在一起，雨是“竟日”，他们相聚也是“竟日”，陶行知当晚还与胡适同住。

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六这一天，胡适与陶行知、高梦旦等好朋友一起在西湖走花坞、游西溪。果然，一日雅集畅游，天助人兴，晚上雨去云淡，“月色极好”。

在整个杭州湾，从古到今，伴随着中秋佳节，有一件盛事，那就是钱塘观潮。呈喇叭状的杭州湾两岸，中秋之后，海起潮，人如潮。这个潮与天上的月亮直接相关，月亮是十五满十六圆，潮水是十五起十八盛。

1923年的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潮迎来了一批特别的观潮人：

今天为八月十八，潮水最盛。

…………

潮初来时，但见海外水平线上微涌起一片白光，旋即退下去了。后来有几处白点同时涌上，时没时现，如是者几分钟。忽然几处白光联成一线了。但来势仍很弱而缓，似乎很吃力的。大家的眼光全关注在光山一带，看潮很吃力地冲上来：忽然东边潮水大涌上来了，忽然南面也涌上来了。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一齐横冲上来。一忽儿，潮声澎湃震耳，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不到几秒钟，已涌到塘前，转瞬间已过了我们面前，汹涌西去了。（胡适：《胡适日记》，1923年9月28日）

此潮起潮落处为浙江海宁盐官，离徐志摩家硖石镇不远。徐志摩是本次观潮雅集的组织者，同行者有胡适、曹诚英、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陶行知，还有一位外国友人埃勒里小姐，是美国藩萨大学历史学教授，陈衡哲留学美国时的老师。

雅集，一般指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叙旧交流的小型聚会，类似西方近现代的沙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雅集有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等的西园雅集、清末民初年间陈去病、柳亚子等的南社雅集等等。雅集，自古即因其凸显友情、组织松散、不拘形式而成为爱好相近、志趣相投的文人墨客间诗文唱和、笔墨交往的风雅之事，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演变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的集会形式。

这次观潮雅集，七男三女一共十人。此番十人在中秋佳节后三日分别从杭州、上海会合于盐官。钱塘潮水自然是千军万马澎湃震耳，几秒钟就汹涌西去了。观潮的这十个人，除了一位外国友人之外，都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弄潮儿。潮起潮落间，他们也成了时代的一部分。

以年齿为序，此九人为：

马君武（1881—1940）

汪精卫（1883—1944）

任鸿隽（1886—1961）

朱经农（1887—1951）

陈衡哲（1890—1976）

胡　适（1891—1962）

陶行知（1891—1946）

徐志摩（1897—1931）

曹诚英（1902—1973）

二

1923年，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

北洋政府自从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顿时群龙无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黎元洪、张勋、冯国璋、段祺瑞，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得人眼花缭乱。1922年底大总统还是徐世昌，1923年初便换成了黎元洪，才到10月又变成了曹锟。

而几年后异军突起、北伐成功的国民党，此时正忙着准备改组。新年刚过的1月26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会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8月16日，孙中山又指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赴苏俄考察军事。这为蒋日后执掌黄埔军校埋下了伏笔。

而建党才两年多的中国共产党，这时还处于地下状态。作为苏俄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领导人物，急性子的陈独秀感觉当时的工作是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不给力。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倒是一时风行，接连悄悄地印刷了好几次。共产国际马林、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共同谋划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则即将拉开帷幕。

1922年年底，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罗文干遭到非法逮捕，后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奋力抗争他才被释放。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为取悦军阀，致使罗文干被重新逮捕。蔡元培激于义愤，于1923年1月17日的《晨报》发表了不与北洋政府合作的宣言：“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自从1917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以来，短短几年，蔡元培因不堪北京大学此起彼伏的学潮与北洋政府的无能腐败，已经先后辞职四五次，快成辞职专业户了。可是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官方教育部与民间北大师生，竟在一点上高度一致：都不同意蔡元培辞职。向来待人如春风的蔡元培，这一次却“决然无情”起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回老家了，梅干菜就绍兴酒，乌篷船边水悠悠。

刚好蔡先生的第二任妻子黄世振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周围的朋友都忙着给他张罗续弦。早年爱国女学时的学生，一直待字阁中的周峻浮出水面，真可谓是“清水出芙蓉”。正无官一身轻的蔡元培来到苏州与在此工作的周几番接触，觉得甚合其意。于是1923年7月10日，在苏州留园，蔡元培与周峻开始了蜜月之旅。这一年蔡元培年过五旬，周峻刚过三十。婚礼当然隆重，一批故旧门生新朋老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当天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老夫少妻百年好合洞房花烛，而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婚礼尚未结束，同桌的人发现她竟伏在饭桌上无疾而终了。这位寿星是蔡元培老友张冀牖的三舅奶奶刘老太太。张冀牖的女儿张允和九十多岁时，还常跟人说起当年她亲历的这件事。婚后十天，蔡元培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欧洲。1923年的蔡元培是一个辞职未允的北大校长，一个新婚燕尔的新郎官，一个再度赴欧考察的教育家。

陶行知这一年被推选为南京安徽公学校长。这所学校可谓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安徽旅宁人士在南京创办的安徽旅宁公学。学校办在南京，属于江苏省地界，而生源来自安徽，经费来自在宁安徽公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所办在南京的、主要招收安徽在宁人士子弟的“流动儿童希望学校”，所以该校要同时报苏、皖两省省长公署及教育厅立案。好在那个年头办这样的好事，还没有诸多潜规则，很快也就办好了。

陶行知老家皖南歙县，1909年来到南京，先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夏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被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赞誉为“秀绝金陵第一声”。同年秋，远渡重洋留学美国。1917年秋学成回国。1923年前，陶行知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工作。但其时的高等教育对意在施展抱负的陶行知那是限制多多。陶觉得学校课程中的“教授法”忽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应与国际接轨，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做到“教学做合一”。他说，好的先生，不是单纯地教书，也不是单调地教学生，而是要教学生去学，就是要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去传授学生，而是要把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教给学生，使得学生能独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叫教学法。现在师范院校就有一门课程叫“教学法”。但当年学校的一些老教授们就是坚决不同意做此改革，搞得陶行知很是“水土不服”，比较郁闷。

陶行知面对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一想起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便总觉英雄气短。安徽公学校长，尽管不是全职，但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仁不让，干得津津有味，一口气兼到1929年。在安徽公学他率先推行三三新学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美国中学教育接轨。这个学制是在胡适力主下于1922年济南会议上刚获通过的，陶行知用这种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位安徽老同乡。他提出：“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

这一年，陶行知还作为主力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改进社”，出任总干事，全力推行平民教育。当时所谓的平民教育，其实就是平民读书运动。“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们读了书，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

因为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这一段时间与朱其慧、晏阳初、黄炎培、朱经农等交往密切。他先坚辞东南大学的教职，再婉拒北洋政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一职的委任，接着还把家从南京搬到了北京。朱其慧的丈夫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朱经农是朱其慧的侄子。陶行知确定了安徽公学的校训为“实”，即“德性宜笃实、知识宜富实、身体宜健实”。但找哪位名人题写还未确定。那段时间他与朱其慧过从甚密，便想请熊希龄恩赐墨宝。字不怎么样但喜欢写的熊希龄二话没说，当天就写好了送来。

9月，陶行知由北京南下，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经农。他带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经农再修改修改，他对朱说：“不识字的人可以在四个月内读完这套课本。”不久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很快发行一空，连印50万册，仍供不应求。

办完这件事后，陶行知从朱经农处打听到了胡适在杭州的住址，便由上海来到杭州，关于人生，关于教育，关于平民教育，他要与老同学胡适好好谈谈。

三

当年的汪精卫要是放在现在，那不知道会有多少粉丝粉团粉条。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1923年的汪精卫正四十初度。这位翩翩帅哥，绝非徒有其表。他是父亲62岁时所生，因为庶出，从小便受家族歧视。13岁母亲去世，14岁父亲去世，但他刻苦求学，1902年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名额官费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汪精卫即为同盟会评议长，与黄兴等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10年年初他那颗为晚清摄政大臣载沣准备的炸弹，尽管没有能够引爆，但已敲响了晚清政府的丧钟。

那时的汪精卫，真是大英雄啊。从1908年起，孙中山发起组织革命党人在国内连续六次开展的暴力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一大批满腔赤诚的青年才俊、民族精英接连失去了生命。保皇党由此开始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们是唆使年轻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矛头直指孙中山，一时孙中山的威信受到极大挑战，就连章太炎也公开反对孙中山，并宣布脱离同盟会。就在这时，身在日本的汪精卫挺身而出，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廷重臣，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当时同盟会高层无人支持他，胡汉民劝他：“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去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但汪精卫说不这样便无法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也无法挽回民众特别是慷慨出人出钱的华侨对革命的信心。于是，汪精卫抱着必死的信心来到了北京。尽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但汪精卫的这种气概就连晚清政府高层官僚也深受震撼。按照清朝律法，加害像载沣这样的皇族那是要满门抄斩的，但清廷最后只是判处汪精卫“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从清廷监狱获释，一时暴得大名，风光无限。但就是这个汪精卫，民国后倒也既未居功自傲，更未贪求名利，他忠实履行革命时许下的诺言，即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坚决推辞袁世凯让其出任广东都督的委任，盛名之下毅然选择赴欧留学。此后一度进入“小休时期”，漫游欧美，寄情秀山丽水，钟情舞文弄墨，并被南社聘为尊贵会员，社号260。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石存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这是汪旧年狱中所作，时隔一百多年，现在读来，第一则的豪情，第二则的志向，还是令人心动。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看1923年汪精卫为《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吧：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彩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

这只是汪精卫给南社部分社员诗集的一篇序言，却相当精准地点出了南社的意义与价值。其时正处在旧南社名存实亡、新南社曙光将显之际。这篇序言，无疑给新南社的成立与发展确立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大家手笔，不服不行。

1923年的除夕，汪精卫有诗《除夕邀南社诸子作岁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绘岁寒图，诸人皆有吟咏，余亦成一首》：

冰雪满天地，老梅能作花。孤松青不已，相为导春华。

落落心魄在，悠悠岁月赊。艰难谋一聚，何惜最流霞？

虽说此是即兴小作，但在群芳争艳的南社，还是可圈可点的。

平生自视不是一般地高的，差不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柳亚子有多首诗作猛夸汪精卫：

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风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

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元戎方旰食，何以拯黔苍。

座中人物谁最妍？汪伦一斗才翩翩。

清谈痛饮余事耳，江山万里君仔肩。

如果说柳亚子写诗是明夸，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日记里简直就是暗恋了：

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徐志摩日记》，1923年10月1日）

胡适与汪精卫，相差八岁，汪精卫出道较早，为政界精英、民国功勋。而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被蔡元培礼聘至北大，27岁即为文科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誉满士林、名震天下，风头不减当年汪精卫。汪精卫与胡适，一时惺惺相惜。

1923年夏秋之际，汪精卫因为筹备新南社的事来到上海，他听任鸿隽说胡适正在杭州养病，便托他带信给胡适，希望一见。胡适不是糊涂人，自然一拍即合，表示相见恨晚。

尽管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汉奸，但胡适对汪精卫倒也没有因事废人。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在日本，11月13日胡适获知此事，在当天日记中他就很惋惜地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汪精卫终身“烈士”情结，他的太太陈璧君也概莫能外。话说抗战胜利，陈璧君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判处终身监禁。但陈璧君坚决不认罪，同时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心，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不过当年汪精卫对胡适也是礼遇有加。1933年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亲自写信给胡适，恳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胡适的回信情真意切：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荣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不肯就任教育部长，汪精卫还是不肯罢休，继续恳请他出任驻德公使。汪这回说：“先生虽然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所以先生不必以外交仪节未熟等等为词，那是无关弘旨的。先生必然能成为一个好外交家，我无所疑。”胡适回之：

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

顺便说一句，胡适这种坚决不从政的态度，倒是一生未有任何动摇。蒋介石1947年恳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恳请胡适参选民国总统，胡适差不多也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回绝的。

四

仔细说起来，革命出身的汪精卫还真算教育中人。

1916年6月袁世凯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当时的教育部礼邀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征求同在法国的老朋友汪精卫的意见。汪赞同蔡元培回国。蔡元培当时表示：那我先回国，你随后也回去，我们一起到北大共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随后就向汪精卫伸出了橄榄枝，不想与一直想拉汪精卫入伙商务的张元济来了个迎面相撞。2月4日张元济向蔡元培去信，表明想邀请汪精卫加盟商务印书馆。蔡元培是个厚道人，他在表达完自己期待汪精卫加盟北大的意图后，又把张元济的意愿实话实说转告给了汪精卫。于是，汪精卫便于2月17日主动拜访了张元济。张元济2月20日写信给蔡元培：“精卫南下，京馆续有电来。且前日亦已晤面。据云尚须赴法，却未提及尊处先已有约。现正托人续商。如精卫之意果入大学者，弟处自应作罢。惟渠前夏归国，曾告弟拟赴南洋集资，专营出版之事，弟亦允以印刷发行之机关为之尽力。此事想公亦必闻知……如精卫有意进行，亦乞我兄赞助。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稚晖、精卫实当其选，窃愿我兄公之天下也。”

接到张元济信不久，3月5日蔡又赶紧去函汪精卫再次邀请他来北大工作：“弟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蔡元培刚到北大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而蔡本人对汪精卫更是知根知底推崇有加，自然不会轻易把这等人才让给张元济。可惜后来汪精卫商务没有去，北大也没有来。李宗仁从革命辈分上来看比汪精卫要小得多，但他对汪精卫的看法倒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说，汪其“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态不定。”尽管蔡元培真心诚意，北京大学虚席以待，但汪精卫还是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了。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这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个全国性教育社团。该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有范源濂、张伯苓、郭秉文、李建勋、熊希龄、蔡元培、袁希涛、黄炎培等，当然也有汪精卫。名誉董事有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謇、张一麟、李石曾等。其中，范源濂任部长，张伯苓司库，并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五地安排了交际主任各1名，郭秉文之于上海、南京，蔡元培之于北京，张伯苓之于天津，汪精卫之于广州。其中汪精卫与蔡元培、袁希涛任期为二年。上面这个名单里所列的每个人，都是民国闻人、教育要人。而中华教育改进社这个大名单中之所以有汪精卫的原因就是其时汪正在做着教育的事。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说：“中国今日之现象，如拆屋改建，旧者已经破坏，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动需时日……今日民国成立已历十二年之久，种种设施，虽不甚完备，然求之历史已经是收效最速的了。建设事业历十二年之久，尚无头绪，实因从前未培养人才之故。”孙提出国民党“政纲”，对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旨，对内注重力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制学制系统，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正卧薪尝胆的孙中山礼邀昔日部下汪精卫出任广州军政府高等顾问、广东省教育会会长。这时的汪心有灵犀一点通，高等顾问是闲职虚职，但教育会会长是可以做许多事的，于是他即刻走马上任教育会会长。

而他的同道前任竟是陈独秀。1920年年底，广东军政府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也好，会长也罢，其实就是教育上的这些事归你管），主持广东教育改革。陈独秀当时向陈炯明提出近乎苛刻的任职三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趋势的统一。想不到的是陈炯明照单全收。这下陈独秀只好硬着头皮暂时放下上海的一大摊子事来到广州。陈独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在陈炯明的信任与支持下，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余威，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广东的教育风生水起、波涛汹涌。陈将新教育分为以下三类：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虽分期使其绝对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

（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

天生演说家的陈独秀，不停地到广州各学校发表演说，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思想。他力主中学男女同校，并要求广东省立一中率先实行。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袁振英，随陈独秀同来广东出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该校前身为广州广雅中学，历史悠久，民国后改名为广东省立一中，梁漱溟也曾出任过该校校长。在陈独秀的强力支持下，一中开放女禁，随后男女同校在全省得到推广。

可惜，此时肩负建党重任的陈独秀，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之广东教育界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他任职不满一年，便挥一挥长袖，作别了广州天空的云彩。时在1921下半年。于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广州地区的负责人自然就非汪精卫莫属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直至1924年。

说起教育，汪精卫倒也不外行——人家可是秀才出身，留学日法。他上任后即明确主张：

教育家对于民国之责任，在于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十年了，民国没有造成，是因为教育的这些工作没有做好，是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民国的造成与教育的进步是相需的。教育家对于民国的责任，不在投身政党，去做政治的生涯，而在根据教育家之地位，以从事造成民国的工作。

1917年胡适刚回国时曾郑重宣告：“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两相比较，汪精卫与胡适，可谓声气相投、所见略同。没有国民，哪有民国？鲁迅在《呐喊》后开始《彷徨》，彷徨的也是如何改变国民性：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

如果汪精卫也能像胡适一样，践行自己的誓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去直接投身政治，恐怕“卖国贼”、“大汉奸”、“当代秦桧”这些帽子怎么也戴不到他的头上，而“教育家”的帽子说不定正适合早年决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他。其实，“教育家”这一顶帽子当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备帽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陈嘉庚。

陈嘉庚早年随父背井离乡下南洋，多年风餐露宿，苦心经营，省吃俭用终成“南洋橡胶大王”。他久居南洋，心系桑梓，独钟办学。从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女子中学、商船学校直到水产学校、农业学校、幼稚园，蔚为而成“集美学村”，陈嘉庚对办学一往情深、乐此不疲，一生醉心支持教育事业从未懈怠。

办学离不开名师与大师，还在办集美时，陈嘉庚就专门瞩意江浙一带的名师，挖地三尺，求贤如渴。当年曾在集美学村任教的就有“江南名师”钱穆、杨晦、王伯祥、许钦文、王鲁彦、侯鸿鉴等。后来办厦门大学时，林语堂、鲁迅、顾颉刚、沈兼士、秉志等大师级人物也曾尽入彀中。

办学离不开大师，自然也离不开大楼，陈嘉庚是建大楼的高手。如果把陈嘉庚说成是一位建筑大师，大概大家都会觉得意外，但陈嘉庚真的当之无愧。1994年12月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迈克尔·格雷夫斯第一次来到厦门大学。他在校园里转悠了一圈，激动地说：“你们的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大师。”陈嘉庚留下的建筑物现在在厦门大约有100多座，主要分布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它们自成体系、风格统一且特色鲜明：传统闽南大屋顶，檐角翘起如飞，西洋式的毛面墙和屋身结构，立柱挺拔而厚重，楼宇相连，红砖绿瓦，拼花、细作、线脚、回廊等均土洋混搭而整体和谐。当地人生动地形容这些陈氏独创的建筑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我倒觉得这些建筑也体现了陈嘉庚那代人“中体西用”的思想：形式可以是西方的，但灵魂一定是中国的。历经近一个世纪，这些建筑而今依然优雅、从容、风格强烈、别致而且实用，构成了厦门别样的城市地平线，令人叹为观止。据当地老人回忆，陈嘉庚建造房屋，不画设计图纸，而是以步代尺，以杖代笔，指指点点，一幢幢大楼就由建筑工人凭空建了起来。陈嘉庚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的建筑艺术，强同于异族而抹杀自己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是没有国性的。”可见陈嘉庚对建筑是有自觉的文化追求与系统的美学要求的。不过在集美校园里，虽然教学楼均是高高大大、风姿绰约、气象庄严，但校长办公室却是平屋简陋。而校主陈嘉庚的住宅更是比校长办公室还要简陋破旧，好像没有体现文化追求，也没有体现美学风格，纯粹就是当地一所普通民居而已。

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建筑，是很能体现时代精神与社会风尚的。看看现在各地混乱不已、不堪入目，或中或西，或实验或后现代，或传统或先锋的现代建筑，再看看陈嘉庚的建筑，你还能说他不算是建筑家？不是建筑大师？2006年6月，集美和厦大的这些建筑被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陈嘉庚，凭借一个集美、一个厦大，成为了厦门永远的名片与象征、厦门永久的自豪与骄傲。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陈嘉庚的厦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没有陈嘉庚，那肯定就没有了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也就没有了集美学村校园里的鳌园。集美学村、厦门大学，是两座学校，一旦失去了它们，那厦门每年也就失去了数以十万计来自国内五湖四海，来自国外东西南北的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智慧的青春脸庞。国内还没有一座城市是把一所大学当成该城市的主要旅游景点的，除了厦门。许多城市会有这样的宣传文字，不到何处就等于没有到某某城市，比如不到虎丘，就等于没有到过苏州（苏东坡语）；不到故宫长城，就等于没有到过北京；不到中山陵，就等于没有到过南京等等。而对每一位到厦门来旅游的人，没有到集美，没有看厦大，那也就基本等于没有到过厦门。

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刚刚从厦门回南京。之前去厦门订酒店时，我特地选了一家连锁酒店的“厦门大学店”。由于飞机晚点，我到达酒店时已是晚上11点，但因为酒店实在太靠近厦门大学西门了，所以我还是放下行李后即去了厦门大学。虽说已是深夜时分，更兼暑假时节，但厦门大学校园里仍然是游人不减，群贤楼里“厦大时光”书店依旧灯火通明。当我绕芙蓉湖一周再走出西校门时，仍见有带着某某夏令营、某某旅行社帽子的游人进出厦大，厦大校门处的保安们个个正装，热情而认真地坚守岗位。我很喜欢厦大这种对游客的包容。如此的厦大，就是在这里散散步，我也觉得很是享受。

我认识一些厦门的朋友，偶然发现当中好几位的孩子名字里都有一个“嘉”字，我曾问过这是不是与陈嘉庚有关？他们未置可否，但他们说起自己孩子的名字时，都会说“嘉”就是“陈嘉庚”的“嘉”，倒没有说是“嘉禾”
【1】

的“嘉”或“嘉宾”的“嘉”。可见陈嘉庚真是与厦门融为一体了。

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够把实业与教育做得同样风生水起，做得同样泽披后代的，除了那个“清末状元”张謇，就是这个“华侨旗帜”陈嘉庚了。陈不仅实业做得好，教育做得好，他乘龙快婿也选得很好。1920年，陈嘉庚做主，把其时只有17岁的长女陈爱礼嫁给了已经27岁的李光前。这个李光前（1893—1967）可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与陈嘉庚简直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少年时家贫下南洋，青年时投身实业跻身“橡胶大王”富甲一方，中年起捐资办学热心公益，单单在家乡南安县梅山镇他就先后投巨资兴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工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美术馆等众多教育、文化设施，可谓是功德无上影响深远。李光前创办的这些学校设施目前已经整体集合成为“光前学村”，它占地2000多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师生一万余人，拥有全国绝无仅有的办在乡镇而名列全国重点的名校。就像李光前与其岳父陈嘉庚日月同辉一样，这个光前学村也与集美学村一样相得益彰。

我现在工作单位的一把手领导丁勇先生，就是这个光前学村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从这里毕业后，他下乡当过农民，进城做过泥水工，恢复高考后以高分考入名牌大学，后来从基层学校普通老师做起，一起做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再后来到南京特殊师范教育学校当校长。短短十年时间，他便又把这所中师打造成了国内唯一一所单独设置的、培养特教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位领导非常平易近人，也是性情中人。作为他的部下，我发现几年来，有两个话题是不可以轻易与他提起的，因为只要一提起他便会滔滔不绝，无法自制。这两个话题，一个是特殊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科建设，另一个就是他的学生时代，他的母校生活，他的母校校主李光前。其实他说他只远远地见过李光前一次，那是在1965年他小学三年级时，恰逢李光前从新加坡回到家乡看望师生。尽管李光前在家乡办了这么多所学校，但在他一生当中，回到家乡看望学校师生的也就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此后不久李光前便因病在新加坡去世了。不过见过一次就足够了，这一点也不妨碍丁勇对李光前的崇敬与追思，一点也不妨碍李光前对他的影响与引领。我依稀在丁勇先生身上看到了李光前投身教育的赤诚情怀。大概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吧！关于陈嘉庚、李光前更为详细的叙述，可以参见本书第三章。

1919年5月，陈嘉庚回到厦门，毅然决定再在家乡独资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厦门大学。创办厦门大学的缘由竟来自1918年5月陈嘉庚所患的阑尾炎。今日很普通很平常的阑尾炎，百年前可是致命的疾病。生死关头，陈嘉庚于病榻上立下遗嘱，将所有家产全数拨给集美学校作为办学基金。不料也许是壮志未酬不能倒下的意志支撑，几个月后陈嘉庚“起死回生”了。康复后的陈嘉庚盘点家底，发现自己的家产已经增至400万元。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家乡海边的集美学村了，他要到厦门岛上去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此时，对一心要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来说，经费不成问题，场地不成问题，校舍不成问题，生源不成问题，师资只是小问题。对校主陈嘉庚来说，成大问题的是校长的人选。在陈嘉庚看来，大学校长必须有“道德毅力，学友多，兼能虚怀善用人，经重事，有责任心”。

早年作为同盟会评议长的汪精卫，常下南洋募捐。陈嘉庚也是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算旧识老友，对他的胸怀大志、满腹经纶印象很深。而当时之汪精卫，不仅是孙中山的左右手，还是享誉海内的民国第一才子，又是美男子，海归派。陈嘉庚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礼聘他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1920年汪精卫来漳州见陈炯明。其时厦门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万事俱备只欠校长”。陈嘉庚专程赶往漳州，诚恳邀请汪精卫来学校参观。汪盛情难却，先参观了集美学校，又实地考察了厦门大学新校址。见到背五老峰，抱湖里山，依南普陀寺，临万顷碧涛，方圆二千多亩的厦大校园，汪精卫还真动心了。特别是陈嘉庚专门在秀美的鼓浪屿为这位将来的校长准备了一栋西洋别墅，供其全家居住。陈嘉庚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他笑着对汪精卫说：“我是愚公，我来移山，你是精卫，你定要来填海啊！”

从厦门回到广州，汪精卫经过深思熟虑后专门回函陈嘉庚，表示愿意就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有些惧内的汪精卫，还让其夫人陈璧君专门从炎热的广州来到四季如春、海不扬波、生活闲适、风景优美的厦门鼓浪屿，住进了准校长的别墅洋楼，算是让她提前体验“校长夫人”的生活。出身富商家庭，贵为千金小姐的陈璧君对陈嘉庚素有敬意，对鼓浪屿、对厦门也深表满意。此时厦门大学校长已是非汪精卫莫属。

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边洒扫庭除、执礼以待，那边却是粤军回粤成功，孙中山派给汪精卫许多事。当年孙中山也正是用人之际，他还力邀蔡元培南下协助。蔡是明白人，他回信婉拒：“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而汪未能婉拒孙中山，只好去函婉拒陈嘉庚了。汪精卫在与蔡元培北大擦身而过后，这次又与厦门大学失之交臂，真是一误成百年错，一错成千年恨。试想如果汪精卫做了厦门大学校长，凭借陈嘉庚雄厚充足的资金、全力办学的宏愿，对教育也有夙缘的汪精卫何至于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早年英名化为乌有，汉奸骂名万劫不复？

对此陈嘉庚久久不能释怀，甚至还梦想汪精卫只是一时事忙，说不定过段时间忙完了还会再来。于是陈还特意举汪精卫与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余日章、李登辉
【2】

等同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可惜，陈嘉庚终究没有等来汪精卫。也许是与汪精卫有过这么一段不成功的合作，多年后当陈嘉庚听说汪精卫私自出走河内意欲与日本议和一事时，身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他竟一日致重庆数电核实此事。当确知汪精卫已经公开投敌时，陈嘉庚真是老泪纵横无语凝噎，岂一个“恨”字了得！几年后他在他的《南侨回忆录》里引用了汪精卫早年的朋友李石曾曾经对汪说过的一句话：“依你性质，最好作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这个汪精卫，真是不听智者言吃亏在眼前啊！

五

相比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朱经农的人生尽管“有怨有悔”却“不应有恨”。马比汪大两岁，汪比任大三岁，任比朱大一岁，基本算是同龄人。

马君武祖籍湖北赤壁，长于广西桂林，于广州学法文，于上海学古文，于日本学化学，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汪精卫祖籍江西婺源，后迁居浙江绍兴，生于广东三水，秀才出身，留学日本，也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任鸿隽祖籍浙江湖州，是未代秀才，早年从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求学中国公学，再留学日本，亦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朱经农祖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生于浙江浦江，长于湖南常德。新式学堂毕业后，他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还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民国肇基后，马、汪、任都曾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身边做过几天跟班，后与孙中山同进退，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稽勋生”，在“革命救国”后，开始留洋探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马君武赴德求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汪精卫留学法国，学习社会学。任鸿隽留学美国，获得化学硕士学位。而朱经农则先是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后到北京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赴美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四人先后学成，陆续回国。任鸿隽回国后倾全力于国家的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心无旁骛，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解放后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1961年10月9日这天一大早，与任鸿隽相交50多年的老朋友吴玉章从北京来上海，到他家中探望。两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曾并肩为推翻清王朝战斗过。吴玉章来，一是看望老朋友，二是邀请任参加次日在上海举行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大会演讲，任鸿隽一口答应。多年老友不见，加之回忆起辛亥年间的诸多事宜，这令任鸿隽一时思绪万千心潮难平。真是乐极生悲，中午时分在刚送走吴玉章返回房间时，任鸿隽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后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回天乏力不幸去世，享年七十又五。不过比起汪精卫、马君武、朱经农，他算是寿终正寝、死可瞑目了。

说起任鸿隽的死，顺便说说本文写到的陶行知、胡适的死。

1946年的7月25日，陈鹤琴正在上海主持开办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暑期进修班。按计划，这天上午是开班式，陈鹤琴专门邀请陶行知来讲第一课，陶也欣然答应了。可是陈左等右等也没有等来陶行知，却等来了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已经去世的噩耗。

而胡适于1962年的2月24日参加他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所召集的一个聚会活动，欢迎从美国去台湾的著名科学家吴健雄等。吴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期间的学生。同样是乐极生悲，胡适在作完一段演讲后突发心脏病倒地，猝然离世。

朱经农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后辅助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后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齐鲁大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光华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内战结束后，朱经农去到美国，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开始困窘起来。他跟同在美国的胡适说，他曾经写了20多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直接回信说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经转给相关系科，如果有需要，再写信通知他。左等右等，最后终于有一所学校愿意接纳他。这所学校是美国哈德国福神学院。可是，不到一年，1951年3月9日，朱经农突发中风突然去世。胡适知道后，非常痛心，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

朱经农终其一生始终耕耘于教育第一线。他任十年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人用一则联语称赞他：“树木易，树人难，十载辛勤，敢云七泽三湘，遍栽桃李；秋风清，秋月朗，一场粉墨，藉使千门万户，广被弦歌”。那十年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如此评价不可不谓之高也。朱经农虽也在政界漂浮过一些时间，却与政客不沾边。不过晚年朱经农流落美国时写在日记里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是令人唏嘘不已：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绝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马君武、汪精卫学成回国后，一度继续跟随孙中山闹革命。但流年不顺，1923年的马君武，正是在广西省省长位置上因与军阀交恶被迫辞职，流浪江浙沪的期间。而1923年，汪精卫也因为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意见不一致，下半年干脆离开广州，长住上海。刚好此时旧南社、新南社都有一些事需要汪的参与。朱经农与任鸿隽其时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样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等又常相往来了。

辛亥前，马君武、汪精卫、任鸿隽包括朱经农，经历高度相似，都是英雄少年，都是天资聪慧，都是同盟会大佬，都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民国立下过功勋，民国后也都求学留洋。回国后，特别是1923年后他们的命运就大不同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从此正式卸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一职，开始整日不离孙中山左右，直至1925年孙在北京逝世。再后来汪便整日不离政治了。

而马君武因反对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这时沉浮政坛的马君武已年近天命之年。他的好友，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对他说：“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的事业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马君武开始绝意政坛，专心教育。1927年他受家乡广西省政府邀请，创办广西大学，由此青史留美名。

我的一位朋友廖晶晶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前段时间她专门请假陪年近七旬的父亲回广西老家为祖父扫墓，偶然间与我说起他祖父是广西大学毕业，我说那他是马君武的学生吧。她突然惊叫：“你怎么知道的？我祖父毕业证书上是有马君武的签字章。”

民国史上，要为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排个座次，马君武必名列前茅。民国初年，一次与宋教仁发生争执，话不投机，马君武竟挥拳重伤宋教仁，使得宋在医院里躺了大半个月。如果出于政见不同，雄起奋击，尚可一解。但即使是文人吟诗作画、清谈风雅的场合下，这位马先生仍然是火气十足。一次南社雅集，苏曼殊的一首诗令举座叫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马君武竟奋拳欲殴曼殊。苏曼殊哪是经打之人，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四处狼狈逃窜。

当然，这种脾气特别大的人，能耐也特别大。他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精通英、日、法、德等等国文字，古文功夫也是了得，曾用旧诗格律翻译拜伦、歌德、席勒等大家的诗篇，编译了《德华字典》，第一个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样一位学问中人、性情中人，竟在民国混乱不堪的政坛浪费精力，徒费脾气，沉浮数年，实在可惜。

广西大学的创办，拯救了他，成全了他。此时的他真是彻悟了：“以后我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欲培养一国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无第二法也。教育者，改铸社会之机器也。从此我投身教育，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一代，以期实现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理想。”1940年他积劳成疾病死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居所门前有他亲撰的一副对联：“种树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早前勇武之气、烟火之味，也蜕变为化雨之春风、累累之秋实。

唉，现在手有马君武校长签字章毕业证的学生，应该都已是耄耋之年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当年这位在政坛上动手动脚，骂人打人的矮老头，在广西大学校园里也是成天动手动脚的情形吧。马君武掌校期间奉行“锄头主义”，学生必须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这既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得到了补贴生活的报酬。

马君武晚年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广西大学，是我求别人。”

六

1923年对徐志摩来说应该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前一段情感生活早已结束，另一段情感生活即将开始。

1922年3月，立志“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徐志摩与发妻张幼仪离婚。有人称徐志摩为“中国西式离婚第一人”、“中国离婚第一人”，这实在有些无厘头。既然离婚，哪有西式中式之分？再则，远的不谈，就说孙中山，不是几年前刚与发妻卢氏正式离婚吗？要说新闻性，那年过半百的临时大总统离去同样年过半百的结发妻子而迎娶妙龄女秘书，不是更抢眼球吗？大概孙中山是政治人物，为国家为大家不顾私家不顾小家一辈子了，所以大家不拿他说事。一个徐志摩，只是写写诗的文人，娶了一个富家淑女，已经便宜你了，还离婚？不说你说谁啊！嗯，说就说吧，主要是他有得说——

如果没有徐志摩，张幼仪只是一个会治家理财的女能人。

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只是一个漂亮的女建筑师兼文艺女青年。

如果没有徐志摩，陆小曼只是一个才貌双全的民国名媛。

如果没有徐志摩，凌叔华只是一个名叫陈西滢的教授的太太。

如果不是徐志摩，只怕现在老家硖石镇上的人也会问徐申如是谁？

如果不是徐志摩，老人家梁启超那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证婚词怕也不会出现在人间了。

…………

当然，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不能说没有本事，但她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名声，毫无疑问却都与徐志摩有关，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不例外。梁启超本来名声就很大，不过因为有徐这么一个学生，也“高徒照名师”，为他的盛名又增加了一重光彩！

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史，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色彩便难免会有些单调。徐志摩是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尽管我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散文家，尽管他的主要文学活动只有短短十年。

中国20世纪的诗坛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白话诗创作就可能群龙无首，或者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在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是徐志摩一手奠定的新诗坛基础。

中国20世纪的文坛如果没有徐志摩，那么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会觉得它太寂寞、太孤独、太冷清、太世故、太无聊了——

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要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声音，“喂，老某某，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徐志摩“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张歆海、韩湘眉给徐志摩的挽联）。杨振声、胡适等教授都说：“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

志摩的一生决不让人苦闷，决不煞风景！曾记得他说过：“为什么不让旁人快乐快乐？自己吃点亏又算什么！”朋友们，你见过多少人有这义气？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从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崇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胡适：《追悼志摩》）

身为徐志摩前辈的蔡元培，对自己这个学生的短暂一生，也是百感交集：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不过，1923年的徐志摩与他的死还相距很远很远呢！这一年的他，正铆足了劲，等待他生命里一段崭新的（也是致命的）爱情。

谈到情感，我们还是先说说汪精卫吧。坊间流传有多个版本的“民国四大美男”，但无论在哪个版本里，汪精卫都有入选。名显、才盛、貌美如汪精卫者，一生也有60多个春秋，但却没有一点绯闻，举凡整个民国，倒也真难说出第二个。

1909年10月，汪精卫从日本回国从事暗杀活动，廖仲恺写信给同盟会女会员郑毓秀，请求她全力协助汪完成这次暗杀行动。郑毓秀是大家名媛，精通外文，也善长交际。她一见汪精卫就喜欢上了这个相貌英俊、精通诗词的革命党人。郑多次以请教诗词歌赋为由接近汪精卫，汪自然明白郑的真正用意，但他总是极力避免与郑单独接触。后来郑毓秀感叹道：“汪精卫真是少有的道学先生啊！”

其实倒不是汪精卫道学，而是他忠于爱情。早年汪精卫在南洋募捐，一场演讲下来，常常是钵满盆盈。有一次演讲还没有完，一名年方十七的富商千金已经决定非他不嫁了，她就是陈璧君。此前汪、陈都各有旧式婚约在身，但他们均弃旧图新。没有费什么周折，这对有情人便成眷属，那年汪精卫26岁。此后汪精卫的所有男女情感，便专属于陈璧君了。

汪精卫写过《釜薪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并坦言自己不是一个能持之以恒的人，自己愿意为薪。他早年也曾宣扬自己是“六不主义”：不做官、不走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但现在看来，后面四条他好像是都做到了。

这个“六不”，徐志摩全做到了。学过法学、学过政治、学过经济的他，弄个官当当应该易如反掌，但他却也如蔡元培一样“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不嫖不纳妾，徐志摩还真是风流不下流、上流不二流的典范：要么明媒正娶协商正离，要么发乎情止于礼。不赌，浑身是诗的他哪有时间沾染那般恶习。鸦片，他第二任太太陆小曼是吸的。但陆小曼吸食鸦片，也是事出有因。陆在与徐志摩正式结婚之前已有身孕，为将来在徐家公婆面前有个面子，她决定做人流。但手术失败。从此陆小曼不能生育，影响房事，身体病痛。吸食鸦片原为止痛，久而成瘾。徐志摩先是反对，继而痛惜，再则烦恼。关于鸦片，还有一则材料：1922年徐志摩搭乘日本客轮经停香港，在船上发现有英国奸商偷运鸦片来中国，客轮到达香港后，他果断向港方海关成功检举了这起鸦片贩运案。

徐志摩酷爱读书，他说：“看中国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传记有趣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家只注重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过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恋爱经验。也许我们的祖宗们并不知道这回事，除了狎妓。即使有，在个人本身，也是讳莫如深的。”徐志摩一生与此相反，立德立功立言不谈，人们倒是真的看到了他摇曳多姿、坦荡无畏的恋爱经历与恋爱经验。

1923年的徐志摩，还常有书信与前妻张幼仪联系，却不知道更不认识那个叫陆小曼的美人。这年春天他应聘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暑期应老师梁启超邀请在南开暑期学校讲课，8月11日陪伴梁启超一家去北戴河避暑，8月中旬接祖母病重家信，立即由北戴河经天津南下海宁。

七

胡适的1923年，“这一年可算是在病中过了的。新年的元旦日是在北京协和医院里过”。这一年过去时，他“还在西山秘魔崖养病。中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五日，——这七个多月的光阴都是在南方养病的时期。这一年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课，也没有做什么重要的著述”。（胡适：《我的年谱》）

自1917年从美国回来，胡适这几年结婚、生子、当教授、写文章、做演讲、办刊物、议政事，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到了1922年，胡适累倒了，他得了一种叫神经紧张的病，连续坐着工作两三个小时，就会腰背酸痛。他长夜失眠。7月痔疮发了，开了一刀。11月又病倒了，怀疑有糖尿病。好在当年教育部规定，凡在国立大学教书满五年的，可休假一年。于是，这年12月，胡适向北大请了一年病假。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1923年开头几个月，胡适还在北京，为杂事缠身。陶行知来信劝他“带着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去住”。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热情邀他去杭州，同游西湖。而王云五也致信胡适劝其休养，并说商务印书馆可以每月支付生活费300元。

到了4月21日，胡适终于孤身一人，启程南下。他先到上海，开了几天新学制课程研讨会，后来移居杭州。蔡元培、高梦旦曾专门来看他，看着“脸瘦损如黄瓜一瓢”的胡适，都纷纷劝其好好休养。从小失去父亲，而今母亲也离他而去五年多了，老辈如蔡元培、高梦旦的话，胡适自然听起来如父母之言无比温暖了。

于是胡适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休养生活。说是休养，可不只有休养。从1917年正式与江冬秀结婚，到1923年粗算起来可说已近七年。胡适的“七年之痒”已经来到。

我们先看一则日记：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胡适：《胡适日记》，1912年10月24日）

其时胡适正留学美国。自从12岁离开母亲到上海读书，后来再出国留学，胡适算是从小就自立自主。在20世纪初叶，抽纸烟（不是鸦片烟），应该算是很绅士、很风雅的一种嗜好。一枝文明棍，一根白纸烟，一顶黑礼帽，很符合异国他乡读书人的特征：有点寂寞，有点想家，有点悠闲，有点苦闷，有点风情，有点颓废，有点灵感（当年叫“烟士披里纯”），有点小资（当年叫“布尔乔亚”）。但就是抽根烟这点事，胡适竟在日记里这么纠结，好像干了什么伤风败俗、道德败坏的大坏事。由此可见胡适的自律之心、内省之力、隐忍之功。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写的挽联，也对他的为人有十分深刻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对于太太江冬秀，胡适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直白地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只是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是实话。

当有朋友议论他的包办婚姻是巨大牺牲时，胡适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这未必是真话，也未必是假话。那是什么话呢？你看这段话，是1921年8月30日胡适说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的，高是一个比胡适大二十多岁，很赏识胡适，非常希望胡适能取代他，挑起商务重任的老成之人。胡适一生敬重高梦旦，并把高梦旦视为朋友中人格可比圣贤的第一名，其他八名为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面对高梦旦这样圣贤一般的人，胡适只能按照圣贤的标准讲一讲圣贤般的话。好在胡适尽管内心一直住着一个肆意、激越的人，但胡适一生确实做到了“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结婚前夕写的这首诗，尽显绅士的隐忍与微笑，自嘲与超脱。

但等到了1923年的4月底，胡适在杭州见到了曹诚英，他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继而“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说起来，这是胡适与曹诚英的第二次相见了。第一次，是胡适从美国回来与江冬秀举行婚礼时。曹是江冬秀的伴娘，那年胡适27岁，曹诚英16岁，差不多是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彼此的年龄。在自己的婚礼上偶遇这位妙龄少女，又是自家嫂子的亲妹妹，对胡适来说，“发乎情而止于礼”是必须的，也是肯定的。

但一回生二回熟，七年后的第二次见面，就大不同了。胡适暴得大名不说，他已是婚后七年的中年男子了，加之数年操劳正身体欠安；而曹诚英作为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此时出落得更加饱满丰盈，饱读诗书灵秀聪慧，特别曹是新婚刚三年离婚才两月，神情中的那份落寞格外夺目让人怜。见面的地点又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人间天堂。一个有点憔悴另一个有点心累，一个有点爱怜另一个有点崇拜，湖山此地，难免风月斯人了。

于是在胡适1923年的日记里，曹诚英最早是“曹珮声”（4月），继而是“珮声”（5月），6月、7月、8月胡适日记不存（按胡适对日记、传记、史料的偏好，如果没有特别隐情，在杭州休养期间的胡适三个月不写日记，那是相当不可能的），到了9月则是“珮”或“娟”了。

6、7、8这三个月，曹诚英学校放暑假，胡适来到杭州烟霞洞，这时他们两人朝夕相处，胡适开始了真正的休养生活。

此时正在天津，即将陪老师梁启超去北戴河休养的徐志摩耳朵灵，手也快。他在书信中向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与祝福：

适之，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但医痊了你的足疾，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异样的风流。我真为你欢喜。你若然住得到月底，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望见我在烟霞洞前下舆拜访。至迟到9月中旬，我一定回南的了。（徐志摩回胡适信，1923年8月8日）

让久病之中的胡适容光焕发的可不单是闲云野鹤的休养生活，更有不期而遇的幸福爱情。1923年，注定了胡适会有“驱不走的情魔”，会“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会“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只可惜，有情人未成眷属。这决不单是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像陈独秀那样不问三七二十一管你什么规矩礼制，先高家大小姐再高家二小姐最后潘家小妹；不能像鲁迅那样先与朱安分居东房与西房，继分居北方与南方，再与许广平同居上海。那个江冬秀实在是太厉害了，她居然威胁要先杀掉与胡适的两个儿子，再自杀。

1939年，胡适与曹诚英的那些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抗战期间的成都，在此任教的曹诚英与一个归国留学生相爱，正意欲结为百年之好。可此时江冬秀却还念念不忘十几年前的旧账，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烦四不怕辱，特地在男方家人面前抖落曹诚英的陈年丑事，搞得男方只好打了退堂鼓，气得曹诚英要去峨眉山当尼姑（后在其兄力劝之下未遂）。

你看看，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那个“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适，也只好坚持“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了。这可不只是胡适的性格使然，而是霸气十足的太太使然。当然，如果我们从江冬秀的角度来看，这个只知道“休妻”不知道“离婚”的她，也是一肚子委屈：我是你母亲看上的……我等了你那么多年……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你干吗要休我？……你休了我我到哪里去？……

于是胡适只好向江冬秀举起白旗，“把一切坏习惯改掉，以后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一番事业”（胡适：《胡适日记》，1926年8月23日）。

无才无貌也无恩于胡适的江冬秀，却能让胡适乖乖举起白旗，实在是御夫有术，不同凡响。她刚柔相济有理有节，抓大放小严慈有度，在名高才厚的国际名人胡适面前，大字不识几个，小脚倒有两只的这位家庭妇女不仅没有任何自卑，反而是当然的大姐大，很给力，绝对hold住了胡适。唐德刚说过，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唐德刚（1920—2009）与胡适、江冬秀都是安徽人，1948年赴美留学后一直定居美国。他是“内人”，也算“外人”，旁观者清，应该说他对江冬秀的评价是很准确也是很深刻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那首要任务就是相夫教子。可是江冬秀一个乡下村姑、小脚女人，相夫是谈不上了。要命的是教子她也谈不上。胡适晚年说过：“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教的。”这句话当然不能说得绝对，但大致也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非洲一些国家发展教育，都是重女轻男。他们认为女的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可以造福两到三代，而男的接受教育有时也就影响他自己一人而已。

胡适生有两子一女，长子祖望虽上了大学，但离胡适对他的期望还相差甚远。小儿子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毕业，还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最终竟被美国当局驱逐回国，完全不成人不成器。1949年后，思杜不肯随父离开大陆去台湾或去美国，最后竟成了大陆批判胡适的急先锋，最后落了个不明不白自绝人世。女儿五岁患病，因救治不当而夭折。对三个孩子，无论是养还是育还是教，江冬秀显然都不堪此任。她是牌桌上的高手，这曾令公务繁忙无暇顾家的胡适非常生气。但胡适就是胡适，他对江冬秀一生都在隐忍。他常常自我调侃，说自己是PTT（怕太太）协会会长，而且还把“三从四德”转化成了“三从四得”，并进行了“胡”解：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去世前两天，他曾专门找来秘书，嘱咐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即傅斯年）先生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太太住。”唉，江冬秀真是有福之人啊，她遇上了胡适这样的好人。难怪几天后胡适突然去世，江冬秀悲从中来，忍不住对长子祖望长叹一声：“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啊！”

所以在胡适与曹诚英的好事遭到江冬秀严酷打击后，胡适最乐此不疲的事情，便是给别人的婚姻做介绍人，当证婚人。徐志摩、陆小曼再婚，赵元任、杨步伟结婚，谢婉莹、吴文藻结婚，千家驹、杨梨青结婚，蒋梦麟、陶曾谷再婚，沈从文、张兆和结婚，傅汉思、张充和结婚，等等，其中都有他的参与。尽管看别人结婚和自己结婚大不同，但别人的洞房花烛、百年好合，对心里阳光的胡适倒也构不成内在刺激，祝福肯定是发自内心的，钦羡肯定也是发自内心的。

只苦了那个曹诚英啊。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再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回国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她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马铃薯专家。胡适与曹诚英尽管未能举案齐眉，倒是一直藕断丝连，直至上海解放前夕胡适还专门约见过曹诚英。曹终身未再嫁，1973年因病去世，享年71岁，与胡适同寿。

八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1923年9月28日这一天。前几天还有些零星秋雨，而这一天却是一个大艳阳天。

徐志摩，一个刚刚离婚独身的男人，一个祖母刚刚去世的孝孙，获知杭州、上海有自己一批朋友在，便不顾戴孝之身，极力多方张罗，礼邀大家来自己家乡雅集，题目是观潮，内涵是友谊，实在可见徐志摩宅心仁厚，自然也可见徐志摩在朋友圈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他的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

一大早，胡适、曹诚英从杭州湖滨旅馆，陶行知从杭州沧州旅馆分头赶到车站，坐上了早班车由西向东前往斜桥。徐志摩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约上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还有那位外国友人，乘坐早定好的上海看潮专车，浩浩荡荡从东向西直开斜桥。徐志摩是个热心人，也是个有心人。胡适这边三人路近，他早已事先安排专人守候，胡适一到斜桥就被人引着上了船上雅座。

不一会儿，徐志摩一行来了。朱经农、马君武、任鸿隽西装革履，不同的是朱与马是领带，而任是领结。汪精卫、陶行知、胡适、徐志摩着中式长袍，徐、胡、马还带着几天前在杭州买的黑色礼帽。埃勒里小姐可谓盛装，宽边礼帽，翻领绣花白衬衣。曹诚英一袭深色，陈衡哲一身淡装。因为有埃勒里小姐同行，一开始大家全讲起了英语。寒暄一番后，自然开始三三两两。陈衡哲、任鸿隽已是婚后第四个年头了，但两人恩爱异常，一左一右，与埃勒里小姐形影不离。而徐志摩则全场通吃，他是东道主，一会招呼当地人讲起硖石话，一会儿与埃勒里小姐讲讲英语，一会与胡适讲几句京腔。好在这一行，全是南方人，倒也不算是“南腔北调”。

汪精卫无疑是这一群人当中的焦点。这是他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任鸿隽简单介绍了几句后，他们两个彼此握了很长时间的手。而对胡适来说，除了汪精卫是第一次谋面之外，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马君武、朱经农是胡适中国公学时的老师，任鸿隽是胡适上海中国公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校同学，陶行知、朱经农、徐志摩、任鸿隽与胡适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陈衡哲、任鸿隽与胡适留美期间那是赫贞江上的“铁三角”。面对唯一的外国友人埃勒里小姐，胡适流利地用英语问起她藩萨大学的事。大家都在夸胡适最近身体调养得真好，对他身后的曹诚英，这些绅士们自然忘不了问候：“表妹？喔，你是适之表妹，幸会幸会！”曹诚英在这些民国名流面前，尚属无名小字辈，自然有些紧张，话语不多，眼睛总是不离胡适，眉目之间淡淡的忧愁、忙乱的兴奋。

这一群中，还有一个比较巧合的事，那就是胡适也好，陶行知也好，汪精卫也好，徐志摩也好，曹诚英也好，竟都是庶出。再则曹诚英是三岁丧父，胡适是五岁丧父，朱经农是八岁丧父，马君武是九岁丧父，汪精卫是十三岁丧父。从小就天资聪慧的他们，在那个封建社会里，会不会因为同是庶出的原因，因为同是早年丧父的原因，而分享了童年生活的共同记忆？继而影响成年后性格的养成？此次聚会冥冥之中是不是也会由此凭添一份惺惺相惜的气氛？关于这个话题，得便我会另外著文来加以解说。

这一行十人彼此介绍完毕后，就分坐两条船，由斜桥开往盐官观潮处。快到午饭时间，徐志摩又张罗大家齐聚一条大船吃饭：

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大家吃得很快活。精卫闻了黄米香，乐极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精卫酒量极好，他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们讲了一路的诗，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他说他很知道新诗的好处，但他自己因为不曾感悟到新诗应有的新音节，所以不曾尝试。我同适之约替陆志韦的《渡河》作一篇书评。（徐志摩：《西湖记》）

饭后十人一起来到镇海塔下观潮，海堤上摆放着几排长条凳。潮水快两点钟才到。此前任鸿隽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爱好摄影，特地带来了照相机。在他的“第三只眼里”，马君武一只香蕉，半截在手里，另半截在嘴里。曹诚英“面朝钱塘，心暖花开”。她和她身后的胡适各拿一根手杖，时不时两根手杖就碰到了一起。陈衡哲紧挨着埃勒里小姐，朝着任鸿隽的镜头娇嗔道：“快点了，别浪费我们的表情唉！”这位早年豪言“独身”的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女学生，在美国吓退了本来就胆小的胡适，想不到后来竟嫁给了一脸“老相”的任鸿隽，搞得“暗恋”已久的胡适只好继续“暗恋”。好在胡适与陈衡哲都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于是胡适与陈衡哲、任鸿隽三人保持着终身的友谊。胡适为自己的爱女取名为素斐，与陈衡哲的笔名莎菲同为英文Sophia的音译。后来胡适女儿因病夭折，任鸿隽、陈衡哲为安慰胡适，特别请胡适认自己的女儿任以书为干女儿。陈衡哲自与任鸿隽结婚后，倒是一辈子相夫教子。做了两年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大学教授后，随着几个孩子的陆续出生，她便毅然决然退守家庭。主业料理家事、教育孩子，副业埋头著书。

马君武与朱经农都是一脸严肃，看着潮水渐次汹涌而来，大气都不敢出，屏息掬口。汪精卫、陶行知与徐志摩这三个人是坐不住的。徐志摩抢过任鸿隽手中的相机道：“来来，你们俩与老师合张影。”任鸿隽连忙取下自己的礼帽，与陈衡哲一左一右拥着埃勒里小姐照了一张。细心的汪精卫、胡适也分别与任鸿隽交替着给大家以镇海塔为背景拍了几张合影。

祖母新丧还在五七之内的徐志摩，自然不便邀请大家到他硖石的府上欢聚，但他却精心准备了三日的行程：下午观潮，晚上乘船夜航再看夜潮；次日一早到一家百年老店锦霞馆吃羊肉面，再去俞桥看枫叶；第三天早车各自分散。

可是，任鸿隽、陈衡哲急着要回上海（他们的女儿以都正嗷嗷待哺，其时未满一周岁）。这样任、陈、陶、朱连同埃勒里小姐东去，徐志摩则陪同汪精卫、胡适、曹诚英、马君武继续这场难得的雅集，黄昏时分赶到杭州楼外楼餐馆。螃蟹是夜宴的主菜。饭后兴犹未尽的徐志摩带着大家到西湖上包了一条船，荡舟看月。

此时西湖的月亮是“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不过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各人心中还有一个月亮。

徐志摩心中的月亮应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马君武该是“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吧？

汪精卫会感慨“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吗？汪的旧诗功底很好，中国诗人对月亮总是情有独钟的。暂且读一读1937年汪精卫、陈璧君结婚25周年时汪为妻子所写的一首以月亮为由头的诗吧：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

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

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

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汪精卫：《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冰如是陈璧君的字）

如果曹诚英日后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此刻的她肯定是“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而胡适呢？胡适会想起六年前，1917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的那个大月亮的夜晚吗？那个夜晚，天上“三十夜大月亮”，地上“廿七岁老新郎”，他和江冬秀新婚，他和伴娘曹诚英初见。

夜深了，静静的湖面上，清辉脉脉如许，大家“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此情此景，除了有老朋马君武、徐志摩，新友汪精卫，还有亲密女友曹诚英相伴左右，胡适真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啊！

所以胡适说：“这一天很快乐了”。（胡适：《胡适日记》，1923年9月28日）
【4】

注释

【1】
厦门，宋代后又叫“嘉禾岛”。

【2】
李登辉（1873—1947），我国教育家。字腾飞，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于1913至1936年任复旦大学校长。

【3】
徐志摩有一首《小诗》，这样写道：

月，我含羞地说，

请你登记我冷热交感的情泪，

在你专登泪债的哀情录里；

月，我哽咽着说，

请你查一查我年表的滴滴清泪，

是放新帐还是清旧欠呢？

【4】
作者补记：钱塘中秋潮，每年都会如期而来。历史上的名流们面对钱塘潮的诱惑，往往也会结伴如约而来。

民国十二年（1923年）徐志摩、胡适、汪精卫、曹诚英等来过了。五年之后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一批民国文人来了。他们是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丁玲、胡也频等。

五十年后的1979年，叶圣陶在一首《六么令》中深情回忆起了他们的这次观潮雅集：“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不同于徐志摩他们雅集时清一色的“海龟”，叶圣陶他们雅集的则是一色的“土鳖”。同样的观潮，不同样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潮水来来往往，人群来来往往，我却执著凝望这些观潮的人。

出版家：教育家的另一张面孔

——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例

一

清末民初，新式教育铺天盖地全面取代了旧式塾馆教育。伴随新式学校的纷纷设立，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型。从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到教育制度，从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到教育手段，教育的各方面都面临着变革。在这个巨大的变革面前，要让这种变革为师生们所知晓，所理解，所掌握，就需要强大的传播媒介。传统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新教育的需要。这时现代教育出版便应运而生了。

以教科书出版为抓手，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了支撑教育变革的强大文化传播机构。张元济以其德厚才高望重，利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积聚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冯春龙曾在他的《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中评选出了十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出版家，包括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等。我对这十位出版家的生平做了一番研究，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曾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

以辅助教育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方面一直是一家独大，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进进出出其间，不知不觉中商务印书馆便走出了一批出版家。而这批出版家又大多为教育家，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出版家都有另一张面孔叫教育家，而教育家则也都有另一张面孔叫出版家。

张元济、陆费逵就不用多说了，详情可以参见第四章。我们还可以简单列举一批其他这样兼具教育家、出版家身份的人物：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人。他是一位文理百科无所不通的科学家，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翻译家。在教育方面，他的主要成就是创办了上海亚泉学馆、绍兴越郡公学、上海新中华公学，出任浙江南浔浔溪公学校长。专著有《格致教授法》、《博物学教授指南》、《小学自然科词书》等。此外，还著有《算学问答》、《化学问答》、《珠算开方法》、《电学试验》等大量教学辅导性文章。在编辑出版方面，他早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28年期间，他主要致力于编译、出版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科学类图书、教科书，主编出版有《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小学自然科词书》等大中型辞书。我国现在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也出自杜亚泉的首创。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教育家、出版家。曾任教于湖南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省立一中、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出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部主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因编写出版过《道尔顿制研究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而成为教育界著名专家。1928年应中华书局陆费逵邀请出任《辞海》主编。这项巨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使舒新城名垂千古。

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参与了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投身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化出版与教育事业。蒋维乔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是和中国最早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商务教科书最早的开发者和编撰者之一。他曾长期负责商务版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二三十年代商务扩大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到大学范围，他还与人合编了《中国文学史》。蒋维乔是《辞源》的主要编辑者，也是《东方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除了编辑外，蒋维乔在商务还做过另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培训。早在1905年，他就参与创办小学师范讲习所。这是商务为自己的教科书培训师资的培训班。蒋维乔还参加创办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堂、爱国女学校等。民国后，他协助蔡元培筹建民国教育部，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务。蒋维乔一生数度在教育与出版间进退，对这两个领域都有不俗贡献，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出版家与教育家。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早年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读过一点私塾，上过英语夜校。他曾用三年时间通读完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因此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英语教师，胡适便是他当年公学任教时的学生。民国后他曾出任大总统秘书、教育部部员等，一度是蔡元培筹建教育部的重要助手。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出任总经理。尽管其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等颇遭诟病，但他无疑是继张元济之后，历史上对商务印书馆贡献最大的人。他的“四百万”，即创立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撰《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至今仍为出版界所津津乐道。王云五几度进出商务印书馆，游走于政、学、商之间，直至1964年76岁高龄时重返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任董事长，此后15年为振兴台湾“商务印书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居功至伟”。王云五自己没有任何学历，却在台湾亲自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是台湾岛内第一批博导，故有“博士之父”的美称。他有子女九人，大儿子理学博士，二儿子工程博士，三儿子在美从商，四儿子牙医博士，五儿子法理学博士，六儿子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医学博士，大女儿早逝，二女儿医学博士。八个成年子女，七个博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更是“博士之父”了。曾有人评价王云五为“当代奇人、社会好人、学界通人和企业界巨人”，也许这样评价稍有过度之嫌，但王云五之为教育家、出版家那却是实至名归的。

叶圣陶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编辑也是教育工作。”

叶圣陶说得真好，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出版家与教育家的关系。

此外，夏丏尊、丰子恺、吕叔湘、高梦旦、朱经农、何炳松、钱君稥，包括朱自清、胡适等，差不多也全可以被称为出版、教育的双料大家。对他们来说，出版家就是他们教育家之外的另一张面孔。

作为文学家名世的鲁迅，也是如此。

二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鲁迅：另一张面孔是教育家》。我们这批上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教科书上的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但如果认真研究鲁迅生平与成就，便会发现，鲁迅还有一张面孔，那就是“教育家”。其实早在1956年郭沫若就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过，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直至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之前近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教育部，教育工作是鲁迅一生中唯一的正式社会职业。鲁迅之于这份公职，无论是在教育理论方面还是在教育实践抑或在教育成果方面，都颇有建树。称他为中国现代一名教育家、一名名教育家并不为过。

然而今天如果我们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看鲁迅，他无疑又是一位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编辑出版家。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早至1903年尚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而直至他临终前三天仍在为《苏联作家七人集》这本书写序，可谓“生命不停编辑不止”，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据有关学者的统计，鲁迅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经他之手编辑、辑录、校勘、审阅、校订、校对、印行的期刊、书籍多达40多种。在这些书刊的出版过程中，他直接写下的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文字，总数达50余万字。而散见在他大量书信、评论中，闪烁着他编辑出版思想与智慧的文字，那就更多了。

鲁迅的教育生涯从他1909年日本留学归国开始。他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卫生学教员，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的助教，绍兴府中学堂“天物之学”（即生物学）教员、监学（相当于教务主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民国成立后，因挚友许寿裳之推荐，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请，鲁迅来到南京出任教育部部员。不久鲁迅随政府迁至北京，继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直至1926年。其间，鲁迅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中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担任兼职教师。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出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他定居上海专事写作，但仍对教育给予密切关注，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与蕴藏在他的众多文学著作中。

相比他的教育生涯，他的编辑出版工作，则起步更早。1903年12月，鲁迅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东京自费印刷，并由进化社发行。这是鲁迅从事出版工作的开始，其时他到日本留学才一年多。不久他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在东京印刷，由国内南京启新书局和上海普及书局发行。稍后鲁迅还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托人介绍给国内的商务印书馆，不想不但未被接受，还被编辑奚落了一番，说是“译法荒谬”。1904年鲁迅与同学顾琅又合作编辑了《中国矿产志》，仍由东京印刷，上海普及书局正式发行。鲁迅在书中介绍了地球发展进化之历史和中国地质、矿产分布情况。此书封面上赫然印有“国民必读”，鲁迅在编写此书时，并非把此书当成单纯的学术或矿产方面的专业书，其重点是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中国虽然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但却遭到外国列强的瓜分，只有矿产，而无矿权。鲁迅在书中大声疾呼，国人应“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緓緓以思，奋袂而起者矣”。这一阶段鲁迅热衷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旨在开启民智，传播新学。

1906年鲁迅由日本仙台前往东京，开始弃医从文。这时鲁迅开始全力关注文学，意欲利用文艺的力量来唤醒国人。1909年3月，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共同编译，自费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7月出版第二册。可惜这两本书，在国内卖得不太好，只销售了区区几十本。

1909年鲁迅回国后，一度忙于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但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犹念念不忘。1912年他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后，曾设想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还专门邮寄了一些德文翻译稿。可就在等待回音的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邀请他担任部员，于是鲁迅便来到了南京，从此在教育部一待就是14年。

不过这14年当中，鲁迅对阅处公文、开会、办会、外出调研、部门交涉、应酬与仪式等这些“做官课程表”感到“极无聊赖”。不久他开始了“亦官亦教”、“亦官亦文”的生活。他对辑录、校订古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以致钱玄同说他成天就是在S会馆里抄古碑。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包括《后汉书》、《云谷杂记》、《嵇康集》、《会稽故书襍集》、《百喻经》、《寰宇贞石图》等，显现了鲁迅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力。1918年鲁迅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并应邀直接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并不大，社会影响力也较小，阅读对象也是层次并不很高的人。创刊人陈独秀为了维护不大的发行量，常常要在刊物上回应读者诸如“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手指足趾上之爪因何自行脱落”，“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之类的问题。鲁迅针对这一情况认真指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此信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上。

1926年鲁迅辞去教育部的职务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次年定居上海，开始了他著述为生的生活。这之后，鲁迅与编辑出版的关系更为密切。

鲁迅在编辑出版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能编善编，能写能画。用现在的话来说，鲁迅是一位编、著、印、发的多面手。即使是写作编辑书刊的广告宣传语，鲁迅也达到了一流专业水平。

试举一例。

1933年12月鲁迅与郑振铎合作，集资编印了一本诗笺选集，以《北平笺谱》为名，由荣宝斋木刻彩色水印出版。鲁迅修改了郑起草的《北平笺谱广告》刊于《文学》月刊第12月号，节选如下：

……鲁迅、西谛二先生因就平日采访所得，选其尤佳及足以代表一时者三百数十种（大多数为彩色套印者），托各原店用原刻板片，以上等宣纸，印刷成册，即名曰《北平笺谱》。书幅阔大，彩色绚丽。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之丰碑也。所印百部。除友朋分得外，尚余四十余部，爰以公之同好。每部预约价十二元，可谓甚廉。此数售缺后，续至者只可退款。如定户多至百人以上，亦可设法第二次开印。惟工程浩大（每幅有须印十余套色者）最快须于第一次出书两月后始得将第二次书印毕奉上。预约期二十二年（1933年）十二月底截止。二十三年正月内可以出书。欲快先睹者，尚须速定。

这段文字真是写得欲擒故纵、有抑有扬、摇曳多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印数少、引之以内容好，让人总觉得要是不买一套都有点对不起编者，亏待了自己。当然所谓广告，肯定会有点儿“王婆卖瓜”的味道。本来广告就是一门“王婆”的学问嘛！鲁迅的这段文字，让人不得不佩服呢！

三

鲁迅长达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格的精品意识。

鲁迅针对编辑出版工作曾经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因为书局印的，都偷工减料，不能作为学习的范本。”

1935年12月3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倘严选而精印，于读者当更有益。”所谓严选，就是严把书刊编辑的内容关。所谓精印，就是严把书刊印制的质量关，在纸张、版式、装帧、装订、校对等环节，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力求完美。

以校对为例。1932年11月6日，鲁迅写信给郑伯奇：“《竖琴》已校毕，今奉上，其中错误太多，改正之后，最好再给我看一遍（但必须连此次校稿，一同掷下）。又下列二点，希一并示知：1．内缺目录，不知是有意删去，抑系遗失？2．顶上或有横线（最初数页），或无，何故？”当时的鲁迅已是名满天下，但对出版排校上的细节如此较真，正说明了他“严选精印，有益读者”的编辑出版思想。

要严选，要精印，关键还要看编辑出版者的素质。1933年初，赵家璧刚从学校毕业开始从事出版工作。一天赵家璧去拜访鲁迅，鲁迅对他说，编辑出版“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鲁迅所讲的学问，不仅是指编辑出版的技术业务水平，更包括编辑出版者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业一度非常兴旺。但编辑中的弄虚作假，印刷中的偷工减料，广告中的胡乱吹牛，发行中的不择手段，比比皆是。鲁迅认为“现在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骗读者的书店。”他先后在《所谓“国学”》、《书籍和财色》、《大小骗》、《书的还魂和赶造》、《各种捐班》等文章中对这些出版业中的恶习给予了揭露、嘲讽与鞭挞。对出版业中的不良行径能够敏感地揭露、勇敢地批评自然不容易，但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事事垂范则更不容易。鲁迅在《鲁迅译著书目》一文中曾说：“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上世纪80年代，出版家、教育家叶圣陶在给赵家璧的书信中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其于‘良友’
【1】

，即已尽力不少，信可感念。”叶圣陶的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也是推己及人、知人感人的。

（二）全面的编辑出版素养，高超的编译装帧水平。

从1903年留学日本期间编印图书开始，直至1936年10月病逝，在这长达30多年的人生中，虽说鲁迅并未做过全职编辑，但却一直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

鲁迅从最初的翻译国外自然科学作品起，继而编选国外文学作品，接着校订中国古代典籍，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然后开始参与创办期刊（比如《语丝》、《莽原》、《朝花》、《奔流》等等），参与创办书店（比如未名社、北新书局、朝花社、三闲书屋等），主持编选国内外文学、艺术作品（比如《良友文学丛书》、《现代文艺丛书》、《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苏联版画集》等）。在书刊的取舍、编选、修改、校订、审读，纸张选择、版式制作、封面设计、印刷工艺、成本价格，发行营销、广告宣传等方面，他均有广泛涉及。特别是鲁迅在书刊的装帧设计制作方面，更是体现了其不凡的业绩与深厚的功力。可以说在他30多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鲁迅展现出了全面的编辑出版素养与高超的编译装帧水平。

在图书装帧版式设计领域，鲁迅可以算是“五四”以后第一个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装帧设计实践，并取得广泛成功的作家。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国内图书装帧设计印刷技术等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线装书向平装书过渡，四书五经向声光电气转变，经史子集向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转化，作为承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内容嬗变的图书出版，自然首先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于是鲁迅提出“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的书籍设计理念。他的设计风格具有典型的中国文人风格，雅致简洁而铿锵有力，此外他还非常讲究印刷的纸张、排版的式样等各种设计要素，甚至对字体、行距、字距、紧密度、版面占有率、空间应用方式都有具体要求，总之就是要让读者在阅读时感觉更加方便、清晰、愉悦。

不同于而今图书出版的分工精细，民国时期，作家们自己操刀版式设计是很正常的事。鲁迅除了亲自动手为自己的图书设计版式、封面，题写书名
【2】

，还针对当时图书出版中的一些不足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5年他在《忽然想到（二）》中便花了很大力气认真探讨了图书的版式问题：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得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充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是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

……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我这么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么一大段，实在是觉得这些差不多百年前说的话，至今听来仍是那么中肯、精辟、正确，对当今的图书出版界仍有教益。有心的人们，让我们都来重温一遍吧！

（三）精心提携后进，示范引领出版方向。

1932年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慨叹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哪里呢？”

鲁迅一直将编辑出版作为一种形式，来联系、沟通、培养编辑出版界、文学教育界的后进。鲁迅对孙伏园、对柔石、对赵家璧等一大批年轻的编辑家均有很多的提携与帮助。其中对钱君稥、陶元庆在图书装帧方面的指导更是可圈可点。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开明书店看到了钱君稥设计的《寂寞的国》、《尘影》、《春日》等，一时赞不绝口，对钱说：“不错，设计得很好，受了一些陶元庆的影响是不是？但颇有你自己的风格，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品？给我看看。”钱君稥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师，他曾经为鲁迅翻译的作品《十月》、《文艺政策》、《艺术论》等设计过封面。晚年他回忆鲁迅说：“其实我当时所做的装帧还不成熟，更谈不上什么风格，这完全是鲁迅先生奖掖后进的话。我之所以把书籍装帧坚持到现在，鲁迅先生的一番话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1924年12月3日，陶元庆（1893—1929）经由许钦文介绍拜访鲁迅。陶也是绍兴人，认识鲁迅后两人交往密切，书信往来频繁，多为编辑出版方面的合作。鲁迅两次为陶元庆的画展写序，陶元庆先后为鲁迅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彷徨》、《工人绥惠略夫》、《唐宋传奇集》、《坟》、《朝花夕拾》等很多书画了封面，还多次为鲁迅画了肖像画。其中1926年陶元庆为鲁迅画的一幅铅笔速写像，一直被鲁迅挂在书房墙上。此外鲁迅还推荐陶元庆为朋友的书画封面，比如陶元庆的名画《大红袍》，便被鲁迅用在为许钦文编选的小说集《故乡》的封面上了。1929年8月6日，陶元庆不幸因病在杭州英年早逝。鲁迅对陶的去世无比悲痛，其时许广平正临盆待产，鲁迅慨然拿出三百块钱，委托许钦文在杭州西湖边给陶元庆买块墓地，他说：“既然璇卿（陶元庆字）喜欢西湖，大家的意思也主张要给他在西湖边上留个纪念品，索性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罢。”

作为教育家的鲁迅，也非常重视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他在《二十四孝图》里写道：“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可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般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

“小人书”（即连环画）曾经是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儿童读物的一个代名词。从1884年《点石斋画报》开始刊印连环画以来，这种连环图画便一直受到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劳动者以及少年儿童的欢迎。不仅市场销量很好，甚至在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出租小人书的摊贩。为了迎合读者，一段时间里这些小人书在内容上有一些是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诲淫诲盗的。社会上对这种连环图画否定多于肯定，认为这种通俗文化，登不得大雅之堂，更算不上艺术。

但鲁迅非常重视这种图书样式，他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连环图画”辩护》的文章。当时连环画在社会上不受重视，也有人把它看成是低级、粗俗、落后的读物而不屑一顾，但鲁迅却看到了它深入民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生命力，他引用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实例，“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从中国的《孔子圣迹图》、《耕织图》，到印度的石窟画、意大利教皇宫殿里的宗教壁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些实例让人们在中外美术发展史的脉络中，认识了流行连环图画的渊源，同时还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当代国外美术家及其作品。

不久鲁迅还发表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鲁迅提出，编辑应该注意连环图画的文字编辑工作，要由编辑先把文字脚本编好，然后再交给画家去绘图。我国传统的连环图画，既有图，又有文，可以称之为“连环图画小说”，对普及民众教育，传播大众文化具有独特的作用。正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对连环图画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提倡，才使连环图画逐步发展为我国图书出版样式中的一枝奇葩。这种俗称“小人书”的图书，也成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

注释

【1】
“良友”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由赵家璧所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鲁迅对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就是鲁迅的译作。

【2】
鲁迅自行设计图书封面的作品包括《中国小说史略》、《热风》、《呐喊》、《华盖集续编》、《奔流》、《萌芽月刊》等。

三人行，行行重行行

——记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

叶圣陶一生为人敦厚淳朴，做事谨慎周全，行文平和冲淡，很少异常或强烈的情感表达。但他的孙女叶小沬在一篇关于叶圣陶晚年生活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叶小沬：《我的外公夏丏尊》）

叶小沬的外公是夏丏尊。叶小沬说：爷爷长长的一生当中，让他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的去世，似乎别无他人。

夏丏尊1946年去世，刚满花甲；朱自清1948年病逝，才知天命。而叶圣陶1988年仙逝，享年94岁，寿近期颐。

本文就专门说说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这三位前辈，说说他们的终身友谊。

小时候，常看姐姐梳辫子，那时流行麻花辫。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条乌亮粗壮的麻花辫，绝对是妙龄美女的标志。从前额开始，大把大把的头发往后梳，梳到后脑勺的时候，束成一握，一束长发，分为三股，然后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就编成了三而合一的麻花辫。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麻花辫，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很少见了。如今的美女们才不屑这种土里土气的麻花辫呢，甚至本来天赐的乌发，她们也硬要拿去染色，真是叫人搞不懂了。今天之所以会突然想起麻花辫，是因为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

他们仨，非亲非故非同学，但却是同事同道同志趣。就像麻花辫，远看一条，近看三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你有我，又无你无我。正如茅盾概括的那样，叶圣陶和他的朋友夏丏尊、朱自清等个个都是“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淳厚，方正谨严，感情上是淡而弥深的挚友，事业上是配合默契的同志，没有谁出来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却总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而组合成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茅盾：《祝圣陶五十寿》）。都是读书、教书、编书、写书的人，他们三个聚散两依依，相看两不厌，用自己的道德与良心、知识与智慧、勇气与精神，恪守着为人做事的本分，呵护着心心相印的友情，维系着世道尊严与斯文风雅。锵锵三人行，行行重行行。

他们一生聚不多，离不少，道相同，常向谋。大德必有大言，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起合作的作品很多，举其要者如下：

《文章讲话》　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倪焕之》　叶圣陶著，夏丏尊卷首作序

《中学生》杂志　夏丏尊先任主编，后叶圣陶接任

《开明国文讲义》　夏丏尊、叶圣陶等合编

《文心》　夏丏尊、叶圣陶合著，朱自清作序

《国文百八课》　夏丏尊、叶圣陶合编

《阅读与写作》　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精读指导举隅》　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略读指导举隅》　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国文教学》　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

一

现在知道夏丏尊的人不会太多。早年他为自己取“丏尊”这么一个名字，就是不希望别人记住他。由此说来，他算是“心想事成”了。

1886年6月15日，夏丏尊出生于浙江上虞崧厦古镇。据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八字很好，如果读书一定前程远大。父亲是个秀才，在科举道路上，一直没有迈过乡试这道门槛。为此，父亲给他取名为“铸”，小名“钊君”、“阿钊”，初字“勉旃”。铸也好，钊也好，勉旃也好，秀才父亲的意思就是期望孩子能够八字有一撇，秀才再举人，举人再进士。

在一个人的早年成长过程中，持久的家族期望与恰当的前程预设，至关重要。夏家祖上皆为经商营生，父亲读书，可是止于秀才，一辈子也没有得过官位俸禄。夏丏尊兄妹六人，父亲认准了排行老三的他，别的男孩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可以了，但阿钊不行，他还得读《左传》、《礼记》、《诗经》，还得学写八股文。天道酬勤，1901年，年方15岁的夏勉旃一举考中秀才。那时的秀才，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已经具有了进入事业单位的资格，但还不算公务员更不能当官。要当官还得再参加乡试中举才行。

正当夏勉旃全力准备冲举的时候，得风气之先的浙江沿海地区，当时对读书入仕的观念已逐步淡化。祖上经商的夏家，有多位在上海营生的本家亲戚，他们回到家乡见晚辈阿钊如此聪慧，都纷纷劝他顺应时代潮流，到上海去进洋学堂读外国书。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老派的父亲，尽管内心有个“举人情结”，但毕竟秀才出身，还算明大势识大体的。这样，夏勉旃便进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

洋学堂学费很高，不到一年，夏勉旃便因家贫辍学回家。虽说时间很短，但这大大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大大提升了他的人生境界。刚好不久清政府也废除了科举，此后夏勉旃彻底告别了旧式知识分子之路。不过，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

丏翁没有得到过一张文凭，虽然进过几所学校，还去日本留过学，都没有学到毕业。……他知识广博，对某些方面有比较深的见解，还有高超的鉴赏文学和艺术的眼光。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学来的，从生活中学，从工作中学，从书本中学，还向交好的朋友学。他这样好学，并没有预先设想要成什么才，更没有成名成家的企图，只是想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好本分的工作罢了。（叶圣陶：《〈夏丏尊文集〉序》）

1912年民国肇始，各省各县纷纷成立议会。此时的夏勉旃已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翻译助教，在家乡上虞可算是在外埠工作的本邑名流。其时议会实行普选，鉴于夏勉旃的声望，很有可能被选为县议员乃至省议员。但他绝意问政，便特地把原来的名字改为“丏尊”。父亲给他取字为“勉旃”，这个“旃”，在当地方言中音近“尊”，这个“丏”，音同“勉”，“丏尊”就是“勉旃”。但“丏”是个很冷僻的字，形似“丐”字。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很容易把“丏”写成“丐”字，这样如果是“夏丐尊”当选，那“夏丏尊”便可以不认账。但后来普选并没有举行，白费了他这么多心思。不过“夏丏尊”这个名字却改不回去了。从此原来那个“夏铸”、“夏勉旃”不见了，“夏丏尊”登场亮相。丏，“遮蔽，看不见”的意思。丏尊，可谓“于无佛处称尊”，倒也暗合夏先生的那种耿直、自守、独清的志向与情怀。

大家就是大家，真正的大家想不出名，想不为人知，也难。夏丏尊，作文，成为开一派文风的文学大家；教书，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育大家；出版，成为影响久远的编辑大家。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还是一直被不少人惦记着，包括他的“白马湖派”，他的《文心》，他的“开明风”。

二

叶圣陶比夏丏尊小8岁。他的祖上直至父辈都不是读书人，原先做猪行与丝绸生意，鼎盛时曾买下苏州盘门半条街，人称“叶半街”。后来太平军攻占苏州，战火中家产丧失殆尽。幸好叶圣陶的父亲粗通文墨，便到乡下给地主家当“账房”，以微薄工资供养全家。叶圣陶出生时，父亲已经年近半百。老来得子，除了万千宠爱，便是千万期待。原先富足人家，经历战乱变成平民之家，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好好读书，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致力家族复兴。

叶圣陶从小聪慧刻苦，算是读书种子。于是，1905年夏，叶还不满11岁的时候，父亲就安排他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了。父亲是希望让他实战历练一下，这次考不上，下次再考就不紧张了。旧时江南风俗，做娘舅的地位非常高。抱外甥剃第一次头，牵外甥第一次入塾拜见塾师，送外甥入场应试这三件事，那是非娘舅莫属的。

应考那天，叶圣陶舅舅送考。考试时考官查出有人“冒籍”，一时考生群情激愤，要求严惩“罪犯”。小小年纪的叶圣陶也好奇地加入了围观的人群。等骚动平息，回到考场，叶圣陶又觉得肚子饿了，于是便忙着找东西吃。几番折腾，误了考试时间，临到交卷时，叶圣陶还有一篇策论没来得及写完。本来11岁的孩子四书五经八股掌握得就不太熟，加之没有完成考卷，秀才自然是没有考上。不过，就在这一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从此再也没有参加这种考试的机会了。所以，叶圣陶的同龄人，后来都对他羡慕得不得了，虽不能说叶是“末代秀才”，但人家可是名副其实的“末代科举考生”喔！

秀才考不成了，那就当洋学堂学生吧。1906年叶圣陶考入苏州当地一所有名的新学堂“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所谓“长元吴”，是当时苏州所辖的“长洲”、“元和”、“吴县”三个县的合称，教师中有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叶圣陶原名绍钧，进入新学堂后，他请一位叫章伯寅的老师给他取字。章很有爱国救世思想，他说：你原来取名为绍钧，《诗经》有诗曰“秉国之钧”，国之钧就是国家大事，秉就是秉持管理，不如你就叫“秉臣”吧。

到叶秉臣中学快毕业时，辛亥革命爆发，皇帝被推翻了，没有了君，也就没有了臣，再以“秉臣”为字不合时宜。叶秉臣遂改字为“圣陶”，取“圣人钧陶万物”之意。“钧陶”指用钧（制陶器所用的转轮）制造陶器，比喻“塑造、陶冶、造就、感化”之意。

1912年民国成立，这一年叶圣陶中学毕业了，同学中后来非常知名的有顾颉刚、王伯祥、吴宾若、郑逸梅等。原先的校长袁希洛此时已去南京出任参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给他授印的就是这位袁先生。袁先生对叶圣陶这批同学很看重，1月28日，他特地从南京赶回苏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希望他们在此国家需要用人之时，不要盯着个人当官发财，而要立志做个有益国家、有利社会的人才。

在袁校长的启发教育下，并经过他的直接推荐，叶圣陶等六位同学进入苏州的一些高小、初小担任了教员。从民国元年叶圣陶出任小学教员开始，他便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如其字”——从秉臣到圣陶，叶绍钧开始了“圣人钧陶万物”的人生历程。

三

朱自清祖居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于江苏扬州。祖上官宦人家。父亲是个地方小吏，官很小，但维持家庭开销还是可以的。不过进入民国后，朱自清父亲那官越做越小，最后竟做不成官了。在清末民初，朱自清差不多和夏丏尊、叶圣陶一样，都经历着家道中落。

朱自清生于1898年，清廷时已摇摇欲坠。祖辈们、父辈们眼瞅着科举考试没有了，秀才举人之路不通了，但还是深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老理，从小就给朱自清设置了最严的家庭教育、最好的学校教育，希望他将来能“食于人”、“治人”。1916年夏，朱自清18岁那年果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按照北大当年的学制规定，学生应读两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其时已经结婚的朱自清，眼看着世道与家道都越来越差，不觉生出发奋读书、早日就业的愿望，并改名以励志。他原名自华，取自苏东坡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后自己改名“自清”，取字“佩弦”，按《韩非子》“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之句，以此自警自策。结果，朱自清提前一年考入哲学系本科。1920年5月，“佩弦自急”的朱自清又提前一年从北大毕业，用四年的时间读完了规定六年的课程。

对一个世代官宦而今家道中落、渴望翻身的家庭来说，现在儿子新从国内最高学府毕业，那种喜悦与期待，是可以想象的。当朱自清毕业回到家乡扬州时，连城里天宁寺的老和尚都来向朱自清父亲道喜：“恭喜你老人家，你儿子要回乡做高官啦！”年迈的父亲一扫旧日愁苦与病痛，出郭相扶将，迎儿归厅堂。

不过，已经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朱自清对当官没有丝毫兴趣，他决定献身教育。早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到北京近郊宣讲平民教育。时在北京大学代理校政的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与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同乡旧识，彼此很熟悉。经亨颐向蒋要几个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蒋梦麟便早早推荐了朱自清。

于是回家后不久，朱自清便告别了家人，也告别了家人要其当官发财的期望，开始了他一生未渝的教书生涯。不过，当他来到浙江一师时，夏丏尊已经离开这里前往湖南一师任教，校长经亨颐也回家乡筹建春晖中学去了。

没有了经亨颐、夏丏尊的浙江一师，就像失去了灵魂。朱自清在此执教刚满一年，觉得一切索然无味，便也步其后尘离开了学校。1921年的深秋，朱自清经好友刘延陵介绍，来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

朱自清前一次错过了夏丏尊，这一次却等到了叶圣陶。他们由此相遇相交，同事同道，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从1912年开始，叶圣陶先后执教过苏州言子庙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苏州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十年辛苦不寻常，此时的叶圣陶已是知名的小学国文教育专家了，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是大作迭出、小有名气。1921年9月，应上海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的多次邀请，叶圣陶离开执教了五六年的甪直五高，比朱自清早几个月来到了公学中学部执教国文。

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写道：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说：“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

朱自清很内向拘谨，叶圣陶也沉默寡言。所以一开始他们两人直接交往并不多。课余叶圣陶常邀请刘延陵外出散步，而朱自清则独自呆在屋里。

那时各校新派教员与守旧派教员常常水火不相容，中国公学也不例外。校内守旧派教员对朱自清、刘延陵等新派教员很是感冒，他们煽动学生闹事，排斥新派教员。说起来，叶圣陶是新来教员，尚不是守旧派眼中的敌人。然而，在这场新派旧派教员之争中，叶圣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朱自清他们一边。对此，朱自清很是感动，他说，他原先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自己。但出乎意外，叶圣陶居然很支持朱自清，这样叶也成了新派。

朱自清认为叶圣陶这是有意优容自己，是一种老大哥的态度。由此朱便油然产生了对叶圣陶人品道义的崇敬与信任。他与叶圣陶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差不多天天在一起。这样过了一个月，朱说：“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

因为与守旧派教员的不可调和，朱自清、刘延陵等只好选择离校。叶圣陶出于道义，也一同离校。离校就意味着下岗失业没薪水，拖家带小的叶圣陶却没有一丝犹豫。

朱自清随后又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此时一师校长已换成马叙伦。朱自清一到学校，就立即向校长提出邀请叶圣陶同来教书。校长同意了。叶圣陶收到朱自清的来信，立即回信：虽然是冬天，我也要痛痛快快地去游西湖！

常言说得好：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到了杭州，叶圣陶与朱自清同船游了西湖，双方没有“共枕眠”，却是“同室”眠了——

学校给朱自清、叶圣陶各准备了一间宿舍，但朱叶两人一商量，干脆同居一室，另一间拿出来做共用的书房。

朱自清说，这样可以尽情享受晤谈的愉悦。“促膝谈心，随兴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叶圣陶曾说他们之间的交谈“抒发的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叶圣陶：《记佩弦来沪》）。

他们两人白天除了上课，便是在书房里各占一桌。朱读书备课，叶写小说童话。叶每有新作写成，朱必先睹为快。不久朱在叶的“胁迫”下也不甘示弱，相继写出了散文《歌声》、诗歌《沪杭道上的暮》、《挽歌》等名作，而叶圣陶则写出了《乐园》、《小白船》、《一粒种子》等佳作。

1921年岁末的最后一晚，叶圣陶与朱自清同在学校。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远离亲人，起初两人倍觉寂寞无聊，后来不知谈到了什么，兴致越来越高，彼此都不愿就此休息。后来电灯灭了，两人离开书房回到卧室点起白蜡烛，躺在床上接着谈。谈着谈着，夜已深了。朱自清看了看时钟，已是凌晨时分。诗兴大发的朱自清即兴作诗一首，念给叶圣陶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着，

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1921年谈着谈着就过去了。多少年后，朱自清在一首《赠圣陶》的诗中对这一幕还是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西湖风冷庸何伤，山色水光足徜徉。

归来一室对短床，上下古今与翱翔。

在杭州短短的共事期间，朱自清还与叶圣陶等人一起筹备创办了五四以来第一个专门刊登新诗和新诗评论的刊物《诗》，还会同周作人、俞平伯等出版了新诗合集《雪朝》。

此时的朱自清，妻子住在扬州，孩子相继出生，父亲失业在家，家里人口众多，一大家子全依仗他教书的那点薪水，家境自然越发困窘。朱自清一人奔波于扬州、上海、杭州之间，生活不安定，经济压力大，工作压力也大。在叶圣陶眼中，朱自清做事认真到较真，遇物敏感到伤感，心理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活得非常累。他常常熬夜，走路匆匆忙忙，看朋友匆匆忙忙，老是丢三落四，仿佛有无数的事情要做，让人觉得他永远在匆匆赶路。所以叶圣陶形容朱自清总是带着“匆匆的旅人的颜色”（叶圣陶：《与佩弦》）。回家诸多难，好在出门有朋友。在杭州的这段时间，朱自清与叶圣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兼有诗文唱和，山水相伴，很是投缘，自然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了。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不久叶圣陶因朋友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就职，便离开了杭州。随后朱自清则去了台州、温州继续教书生活。此时的朱自清很希望能像叶圣陶那样，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一来他喜欢编辑工作，二来工作稳定，收入也高一点，还可以有些空闲时间从事创作。叶圣陶也积极地向馆里推荐了朱自清，大概是人微言轻，叶的推荐未被采纳。叶圣陶觉得很对不住朱自清，于是一边立即回信告诉他实情，一边又托茅盾，请茅盾设法推荐他去上海大学教书。

就在这时，朱自清的另一位好友也在为他操心工作的事，这位朋友就是夏丏尊。

四

说到夏丏尊，我们得先提一提经亨颐。

夏丏尊、经亨颐他们两人都是浙江上虞人，都曾留学日本。经亨颐年长夏近十岁，祖辈为上虞名门望族。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晚清社会急剧动荡之际。甲午海战、维新变法、庚子拳乱等等，对经亨颐思想刺激很大。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立下舍家救国的宏大志向。

1905年浙江筹建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学堂监督王孚川赴日从留学生中招揽人才。他先去邀请即将学成毕业的浙江籍留学生钱家治（钱学森父亲）、许寿裳（鲁迅好友）等出任学堂教务长，但他们不愿就任。王孚川又找到经亨颐。其时经还只是东京高等师范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他没有立即答应。无奈之下，王监督便请求留日浙江同乡会公举。想不到的是，大家公举的人选还是经亨颐。而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也支持经亨颐。嘉纳支持经亨颐的原因，是他了解到王监督将聘请早稻田的中桐确大郎担任学堂的顾问，而嘉纳认为办师范教育，必须崇尚纯正的教育，“教育为纯正之事，教育者必为纯正之人”。东京高师派认为早稻田派的教育不纯正，如果两级师范学堂采用早稻田派的教育观，那将是对中国刚刚兴起的师范教育的一大损失。嘉纳希望初得东京高师派精髓的经亨颐，能具体掌管学校筹建工作。这样经亨颐便休学回到国内担任教务长，后来又出任校长。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幸亏找到了经亨颐。从清末至1920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他“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统领下，办学成果显著，一度与北京大学齐名，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夏丏尊是1908年来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出任通译助教、国文教员、舍监主任等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全力辅助经亨颐实施“纯正的教育”。

1922年春，经亨颐筹建创办的春晖中学开学了。因为多年愉快而成功的合作经历，社会兼职太多而分身乏术的经，便把延请名师及学校日常事务等全权委托给了夏丏尊。原先在浙江一师时无缘与夏丏尊合作共事的朱自清，这回有了机会。

1921年，经刘延陵的介绍，夏丏尊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的朱自清曾有过一面之交。夏长朱12岁，但两人一见如故。夏十分欣赏朱，认为他为人朴实诚恳而又才华横溢。朱自清也认为“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是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人与人只要投缘，年龄差距、空间距离便都不成问题。1923年的朱自清，正在温州省立十中教书。他与夏丏尊先开始书信往来，夏把自己主编的《春晖》半月刊寄给朱自清，朱自清看了爱不释手，“觉得很是喜欢”。朱自清在这个时期写了不少散文，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旅行杂记》等等，他回寄给夏丏尊，请夏指教。夏丏尊读了这些清新朴素、自然优美的文章，更增加了对朱自清的好感。

朱自清在温州每月薪水仅30元，且常遭欠薪。夏丏尊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写信给朱自清，告诉他私立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正兼任宁波省立四中校长，该校实行学制改革急需补充一些教师，而春晖中学新年学生招生数增加，相应教师也需增加；宁波到上虞两地交通方便路程也短，到宁波四中和春晖兼课，两份薪水，自然要比温州的一份工资多得多；加上在宁波可尽享“江上清风”，在春晖可独品“山间明月”，夏丏尊建议朱自清辞去温州工作。那边收到信的朱自清刚在学期结束前正式向十中校长提出辞职，这边夏丏尊便已经给朱自清办好了下学期到宁波省立四中兼任，到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专任的相关手续。当年春晖的学生回忆说：

1924年春，朱自清老师应聘来春晖任教。朱先生还未到校，先生（夏丏尊）就向我们全班宣布：“朱自清先生就要来校了。朱先生学问比我好，他来后请他担任你们二年级的课，我仍教初一年级。”后来我们初二的国文课，就由朱自清先生担任。（钟子岩：《夏丏尊在春晖》）

当年的春晖，地处湖光山色之间，校舍简洁整齐，教学设备精良，校风教风朴实，师资队伍优秀，学校管理富有民主精神，一时誉满全国，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称。青山绿水为伴，良朋益友作邻，经由夏丏尊从全国各地聘来的名师汇聚春晖，朝夕相处，虽偏居一隅，却海阔天空。夏丏尊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刘大白、王任叔、刘薰宇等等，各显神通各尽风流。夏的住所叫“平屋”，粉墙黛瓦、简素实用，老师们以此为“夜总会”（夜晚总会于此），为“茶馆”，为“酒肆”。夏丏尊的太太是个烹饪高手，春晖的这帮先生们可没少在夏家蹭饭蹭酒。（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夏丏尊女儿满子在成为叶圣陶儿媳后，她的厨艺在叶家也博得了交口称赞，令客人念念不忘）。

朱自清刚到春晖白马湖的时候，单身一人住在教师宿舍里。夏丏尊常常邀请他来打牙祭。但凡夏丏尊从崧厦老家弄到贮藏多年的“花雕”或“状元红”，一定会兴致十足地对隔壁邻居丰子恺说：“快把佩弦叫来！快把佩弦叫来！”朱自清是每请必到，每到必酒，每酒必醺，偶尔也醉。每到此时，朱自清便会滔滔不绝地借酒大说诗与酒的关系：“饮酒到将醉未醉时，头脑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快感，脑筋特别活动，所以李、杜能做出好诗来……”

等到大家都有醉意，这才在暗黑中摸索着各自离开。在有月光的夜里，朱自清、丰子恺等有时还会徘徊一会儿。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描绘的就是这种酒阑灯禸、月出无语、夜色如水的景象。

多年后朱自清回忆道：

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朱自清：《白马湖》）

春晖期间，夏丏尊完成了一项影响几代人的工程——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Cuore（意大利语“心”的意思）》翻译成了《爱的教育》。民国成立前一年，即1911年，包天笑曾以《馨儿就学记》为书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亚米契斯的这部名著。但包天笑只节选了原著的二分之一，翻译用的又是文言文，并且杂糅了他个人的改编创作。主人公取名为馨儿，是因为包天笑自己的儿子叫可馨。原本在意大利发生的事，包天笑把它改写为在中国包家发生的事了，这样这部《馨儿就学记》便显得中不中，西不西，新不新，旧不旧。虽说此书出版后短短几年就发行了数十万册，但终归算不上亚米契斯原著的忠实译本。而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亚米契斯的这部名著，通过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日记，呈现家庭成员之间、师生朋友之间浓浓的情意，对民国以后迅速发展的基础教育具有较高的思路上的参考价值。该书所体现出的教育思想，亦很得夏丏尊的赞许，他认为“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

于是夏丏尊立下宏愿，要完整翻译出版这本世界教育名著。朱自清对夏的宏愿给予了极力支持。夏丏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每每译完一章，朱自清便主动帮助他校改一章。此书正式出版后，至解放前，一共再版30多次，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西方教育译著之一，影响深远。

说来也巧，距离夏丏尊翻译《爱的教育》差不多90年之后的2011年，一家出版社重新组织专家翻译了《爱的教育》。责任编辑辗转找到了我，希望我给这本新译的《爱的教育》写一篇序言。当时正在2011年元旦过后，我即将前往以色列出访。听这个消息，我想又不是4月1日愚人节，怎么会有人给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未置可否，便以马上要出访为由搪塞过去了。等我从以色列回来，已是农历新年。那位责任编辑又来了一个电话。这时我才从原先的完全怀疑开始将信将疑，于是我提出要看看翻译稿的全文，然后再做决定。电话那边的编辑很高兴，说马上就寄。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对方寄过来的打印稿。

我知道国内出版社已经出过很多版本的《爱的教育》，不过我始终认为，在《爱的教育》的所有中文翻译版本里，还是夏丏尊的最经典。因为，夏丏尊本身既是一个践行“爱的教育”的大教育家，又是一个质朴冲和、隽永平实的大文学家。当代还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素质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虽然如此，《爱的教育》本身实在太好了，特别是它仍然对当下我们的基础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现状具有启发作用。

我认真对照夏丏尊翻译的本子，仔细看了一遍新稿，觉得这个本子也还不错，所以欣然写了一些文字，权作序言，文章名为《家庭教育呼唤经典阅读与普世价值》。我在文章里主要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读书要读经典，教育不分中外，应有普世眼光。爱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教育的普世观点，《爱的教育》是经典的教育、文学作品。通过这篇序言我也间接地与《爱的教育》发生了联系，间接地与夏丏尊发生了联系。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明确地说：

邻人刘薰宇君、朱佩弦君，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每期稿成即来阅读，为尽校正之劳；封面及插图，是邻人丰子恺君的手笔。都足使我不忘。

夏丏尊此处提到的丰子恺，他的散文、书法、作曲等均为一流，而《子恺漫画》更是近代中国漫画的开启山林之作。丰子恺是夏丏尊在浙江一师时的学生，深得夏师喜爱。在春晖，夏丏尊特地把刚从日本留学的丰子恺招来执教美术、音乐。朱自清到浙江一师教书时，丰子恺已经毕业，两人同龄，但丰子恺一直以师礼待之。

谈起散文创作，夏丏尊是丰子恺的引路人，丰子恺说：

我的入师范（指浙江一师）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这种话下练习起来的。（丰子恺：《旧说》）

而说起漫画，夏丏尊、朱自清则都是丰子恺的伯乐。丰子恺从事漫画创作，一开始纯属偶然。春晖每周都开校务会议，一次无意之中，丰子恺独自凝望与会者的种种姿态，觉得很有趣味。回家后，便用毛笔把这些印象画了出来。画得多了，便贴在门后面独自欣赏。夏丏尊来丰子恺家串门，偶然发现了这些画，大为赞赏，便鼓励他多画一些，还当场选了几幅，编发在他主编的《春晖》半月刊上。丰子恺受到鼓励，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一次，他在朱自清家里以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采芷为模特，画了一幅漫画，寥寥几笔把小丫头的天真纯美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惹得夏丏尊手痒，欣然在画上用毛笔题写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成为合璧佳作。该画一直被朱自清珍藏。

后来丰子恺的这些漫画作品被时在上海的郑振铎看到，他也很喜欢，便冠以“子恺漫画”陆续发表在其主编的《文学周报》上。不久，《子恺漫画》结集单独出版，遂一炮打响，闻名于世。夏丏尊、朱自清各自给《子恺漫画》写了序。在序中，夏丏尊毫不客气地说：“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而朱自清则在序中感性地描述了子恺漫画创作的场景：“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并诗性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再后来，夏丏尊、朱自清还把丰子恺和丰子恺的漫画介绍给了叶圣陶。从那以后，他们三人只要出书，全来找丰子恺帮助配图或设计封面。夏丏尊的《爱的教育》，朱自清的《踪迹》，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都因丰子恺的精美插图而锦上添花。

丰子恺孩子多，家里开销大，老家建缘缘堂又花了一大笔钱，这样丰子恺手头便总有些紧。当时夏丏尊的长子夏采文在上海江南银行工作，社会结交面很广，夏丏尊便专门嘱咐夏采文，让他多介绍一些买主，来购买子恺漫画。后来《子恺漫画润例》在上海《太白》半月刊刊出时，上面留的面洽人就有夏采文。

在春晖，夏丏尊、朱自清不仅发现并扶持了丰子恺的漫画，他们还发现和激发了朱光潜的文学才华与美学天分。朱光潜，日后中国最著名的美学家之一，1923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教英语。夏丏尊偶然在一家教育杂志上读过他写的教育论文，觉得很有见解，就力邀他来春晖任教。人贵相知，朱光潜欣然来到春晖。在春晖短暂的教书生活期间，朱先潜受到了夏丏尊、朱自清等的深刻影响：

在春晖，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

从1920年初夏自北大毕业以来，朱自清先后辗转杭州、扬州、上海、台州、温州、宁波、上虞等地，频繁更换学校，席不暇暖，行色匆匆，只为教书挣钱养家糊口，可谓流年不利。家道中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教育界黑暗，家庭多子，自身多病，朱自清过得和那个时代一样艰难。而那几年，因为有叶圣陶、夏丏尊、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一批情投意合的朋友知己，在贫困中奔波的朱自清享受到了难得的温暖。1925年朱自清北上清华任教。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朱自清不像梁启超、王国维才高八斗，不像陈寅恪、梁思成出身世家，不像闻一多、吴宓留洋，不像刘文典、赵元任饱学，更不像胡适、潘光旦能交际。朱自清常常为学术基础不扎实，成绩成果不够多而自惭形秽，老实内向的他甚至常常做起因此而被学校解聘的噩梦。每当此时，朱自清就会油然想起那几年在南方，有朋友的生活：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彷徨，

羽毛般的飞扬！（朱自清：《我的南方》）

朱自清特别忘不了夏家平屋的好酒与美食：

古抱当筵见，豪情百辈输。

莳花春永在，好客酒频呼。

鞮译勤铅椠，江湖忘有无。

别来尤苦忆，风味足中厨。（朱自清：《忆南中诸旧游》）

朱自清还有一首旧体长诗《白马湖》，计270言，可谓写尽了他与夏丏尊先生的交情。略选几句为例：

眼底好湖山，恍如逢故友。

丏翁诚可人，挟我共趋走。

尘怀豁然开，汲汲夫何有？

偕行才及阈，呼客不去口。

……

龙文远相送，提挈我左右。

为翁约见期，黯然望垂柳。

因为夏丏尊，春晖迎来了朱自清、丰子恺，迎来了朱光潜、刘薰宇、刘大白，甚至还迎来了蔡元培、弘一法师、叶圣陶。往日默默无闻的白马湖不仅成了实现“纯正教育”的丰收田，而且还成了一批文学家笔下钟情的清风丽景。这些在白马湖畔聚集的作家的创作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散文流派——白马湖派。这是一个带有教育理想与社会使命的文化派别。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文学与教育是这个派别的两个立足点。以教书为第一职业的这些作家们，没有职业作家们的偏执个性与惊世言行，却有着“山的胸襟，水的风度，海的气魄”。由此他们笔下的文章单纯洗练、自然清新，富有至性和天趣，其风华出于朴素，腴厚出于平淡，内涵着一种繁华落尽后的真淳。读着《白马湖之冬》、《白马湖》、《春晖的一月》、《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没有秋虫的地方》等散文，想着这些诚恳、正直、老实、谦虚而又认真的人，不矫饰，不新奇，不陈腐，不洋气，中正平和，清隽流畅，那真是一种享受。

白马湖派的帅印非夏丏尊莫属，朱自清与丰子恺为主将，而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的叶圣陶，则一篇一篇地编发他们的文章，为这些作家提供了频频亮相、集中展现的阵地与舞台。

五

当夏丏尊与朱自清在白马湖边盘桓流连、浅吟低唱的时候，叶圣陶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忙着编书出刊。教师出身的叶圣陶，之所以告别教书生活，是因为他太恋家了，他不能离开他的夫人、他的孩子。所以，夏丏尊、朱自清在春晖任教期间，叶圣陶虽也曾应邀到春晖讲过学，但终究没有来此任教。朱自清这么说他：

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朱自清：《我眼中的叶圣陶》）

叶圣陶1916年结婚，当时他在上海教书，妻子在南通教书。次年原中学同学吴宾若、王伯祥邀请他到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不久他就把妻子也调到甪直任教，一家人在此团聚，朝夕不离。五年后的1921年，因上海中国公学代校长张东荪的多次邀请，叶圣陶才来到上海任教。在此他幸遇了朱自清，但两人只任教数月，便因学潮双双离去。即便后来朱自清邀请叶圣陶去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任教，蔡元培、马裕藻邀请他去北大预科任教，郭绍虞邀请他去福州协和大学主讲新文学，恋家的叶圣陶也都只坚持了几个月便匆匆回家与家人团聚。1923年后的叶圣陶，除了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偶尔兼过一些大学、中学的课之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编辑教材、出版刊物、语文教育研究方面。妻子胡墨林与他一直在一起，事业上是帮手，生活上是伴侣。与此同时，至善、至美、至诚也相继出生，慢慢长大。

叶圣陶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便把全家从苏州甪直搬到了上海，自己和妻子一起当上了编辑，夫唱妇随。叶圣陶自己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确实是这样，叶做编辑的时间，要比做教员的时间长得多。然而，他也不忘强调：“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

夏丏尊的译作《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爱的教育》最早都是在商务由叶圣陶帮助编辑出版的。夏丏尊说，只要与圣陶相识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心中热烈而表面冷静默然寡言笑的人”。在商务，叶圣陶始终认真严谨地编辑图书，以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这些杂志。在书稿面前，他总是全力以赴。一切琐碎的事，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投稿人有信给他，如果需要答复的，他都亲自写回信。他的字圆润丰满，正显出他谦和而又诚实的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叶圣陶发现、培养、扶持的作家举不胜举，比如茅盾、巴金，比如丁玲、戴望舒、萧乾等。

不过，说起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那夏丏尊可算是叶圣陶的“叶圣陶”了。叶圣陶说：

这篇文字，去年（1928年）一月动手，十一月十五日作毕……写成一部分便投送《教育杂志》社……《教育杂志》把这登完以后，我没决定出单行本。是丏尊先生的意思，说送去付排吧。我仍不决定，请他看了再说。他看过后，为指示应行修改的处所，结末说不妨出版。（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

《倪焕之》原先是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断断续续地刊载了半年多。由于阅读不方便，读者人数有限，影响力自然也有限。后在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相当于现在出版社总编辑）夏丏尊的激励与指导下，其单行本正式由开明书店出版。

夏丏尊逐字逐句地把几十万字的《倪焕之》看了一遍，对所需修改之处一一标出，供叶圣陶参考。叶激动得要求夏一定要写个序言：

丏尊先生的德行艺能，我向来心折，得他说几句话，并非欲夸耀于人，却自有说不来的欢喜。他果如我的愿，为写了一文……极精当地指摘我许多疵病……我何敢泛泛言谢，心感而已。（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

夏丏尊欣然应允，为该书写序，他称誉此书“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原文如此）划一时代的东西”，并力挺茅盾所说《倪焕之》是五四以来文坛的“扛鼎之作”的论断。夏丏尊知道友贵真与直，他在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叶作的一些不足：

如果许我吹毛求疵的话，则有数处仍流于空泛的疏说的。例如……写倪焕之感到幻灭了每日跑酒肆的时候：

“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来。酒，欢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欢快，寻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琐闷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与奋兴的道路。”

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等于蛇足的东西，不十分会有表现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这章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几乎全体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不知作者以为何如？（夏丏尊：《关于〈倪焕之〉》）

夏丏尊离开春晖中学去上海后，先是继续做老师，后来与同乡章锡琛等一起创办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之后，业务发展很快，在编辑方面人手不足。这时夏丏尊想到了老朋友叶圣陶。商务创办于晚清1897年，在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的筹划经营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其时已是家大业大，雄踞国内出版界龙头地位，享誉国际。而开明作为新开小店，总体综合实力、事业发展空间、单位社会声望不说，就是员工收入，也无法与商务相比。叶圣陶自己解释离开商务来到开明的原因时说：“因为开明，老朋友多，共同做事，兴趣好些。”（叶圣陶：《杂谈我的写作》）

叶圣陶在商务每月工资200元，另外还有编辑费、稿费等其他收入。到了开明，叶主动提出减薪，但开明的朋友知道他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一大家子开销大，还是按200元给叶开薪。叶知道开明的家底，也知道其他开明同人的工资都不高，便让夫人胡墨林也来开明上班，当一名不拿工资的编辑，协助他编辑《中学生》杂志，用这种变通的办法，把自己的工资大大降了下来。要知道，胡墨林当年可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能力很强，要说学历，那比叶圣陶还要高呢！因此千万不能把叶圣陶介绍胡墨林去开明工作看做是照顾性质的，那纯粹是出于叶圣陶的大公无私和胡墨林的顾全大局。而这个《中学生》杂志，1930年1月由夏丏尊一手创办。刊物一出版，就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当年发行量就达到了两万份。到了1931年年初，夏丏尊邀请叶圣陶来主持这本刊物，接替自己的工作。就像当年邀请朱自清到春晖教书一样，夏丏尊在《中学生》的“编辑自记”中诚恳而谦逊地写道：“我们欲使本杂志更完善起见，已拉得叶绍钧（叶圣陶）先生加入为本杂志的主干，从三月起就由叶先生负责编辑。”

开明同人中，夏丏尊年长、德高、望重，以他为灵魂人物，就像当年在春晖形成了“白马湖作家群”一样，在开明不知不觉地又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落，史称“开明派作家群”。尽管朱自清人在北京工作，夏丏尊、叶圣陶还是礼聘他担任开明书店当家刊物《中学生》的特约撰稿人。而朱自清对开明也是“山不转水转，人不在心在”。开明书店作家群除了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主要成员还有郑振铎、俞平伯、丰子恺、沈雁冰、王伯祥、陈望道、郭绍虞、金仲华、周予同、徐调孚、胡愈之、傅东华等。夏丏尊以其兼容并包的民主精神、平实稳重的宽厚气度、不求闻达的苦干作风，实至名归地成为“开明派作家群”的盟主，而叶圣陶副之。

也正是在开明这个新集体中，叶圣陶与夏丏尊在事业上相互砥砺，默契合作，在教材编写、语文研究、文学创作、图书编辑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生活上，两人相知相交，相亲相爱，由同事而成为邻居
【1】

，最后成为儿女亲家。

1928年新春，叶圣陶还与开明同人胡愈之、周予同、钱君稥等一起从上海百里迢迢来到白马湖乡下，在夏丏尊的春晖平屋家里欢度春节。三天时间，他们从早到晚地喝酒，喝着喝着，信佛念经做居士的夏丏尊对叶圣陶说：我是唯心的，你是唯物的。我们的信仰虽各不相同，但友谊是极好的。

他们的友谊确如行云流水，云在水迟迟，水流云迟迟。1935年，叶圣陶用多年积累起来的版税和稿费，在老家苏州青石弄买了八分地，造了四间中西合一的平房，把一家老小从上海安顿到了这里，而自己平日里在苏州家里办公，每个月定期去上海一周左右。1936年的一天，夏丏尊早晨起来，忽然想起与叶圣陶已经几天不见了，于是便坐汽车转火车来到苏州找叶圣陶。而此时叶全家正在剧场看昆剧，夏又找到剧场。叶说那回家吧。不想夏说，昆曲很好听，他一起听听吧，等到全场看完，才随叶回家。然后两人喝酒吃饭，联床夜谈，闲聊直至夜深。第二天一早，夏又一人回上海了。夏、叶之间，往往是“不见常思君，相见亦无事”。此次夏丏尊去苏州拜访叶圣陶，大有“王子猷雪夜访戴”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魏晋风度。

开明共事期间，叶圣陶、夏丏尊一起接受教育部委托，在当时的广播电台做了关于国文科学习的8次广播讲话。那时还没有电视，这8次广播讲话很像现在央视的《百家讲坛》，受众极多。和《百家讲坛》先在电视上播出再整理出书一样，他们这8次讲话后来也整理成《阅读与写作》，于1938年出版，并借助广播电台的传播效应，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提高国民语文水平，学校语文教育是其基础，而学校语文教材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夏丏尊、叶圣陶一起合作了二十多部国语国文教材。当年，叶圣陶、夏丏尊没几个人，还不是专职的，既没有国家基金，也没有专项补助，可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打造出了一系列质量上乘的国语国文教材。叶圣陶说：

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内容和形式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初稿〕上辑》）

夏丏尊、叶圣陶合作的《国文百八课》，可谓中国母语教材的一座丰碑。距离《国文百八课》第一册出版已近八十年。然至今，我国却鲜有总体上能够超过《国文百八课》的教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多种多样，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现在的教材编写者很难再具备夏、叶两位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深厚素养与在母语文化方面的博大情怀。夏、叶做过中小学教师，有直接的教学经验；做过大学教师，有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与专业知识；他们是敬业的图书编辑，胜任选文、组稿、编校等工作；他们又是一流的作家，对于文章、义理、考据，概念、判断、推理，语言、修辞、逻辑，叙事、说明、抒情，都可以信手拈来，驾轻就熟。

对这套教材，叶圣陶、夏丏尊两人很自信：

本书在编辑上自信是极认真的，仅仅每课文话话题的写定，就费去了不少的时间……至于前后的排列，也大费过心思……要把每一篇选文用各种各样的视角去看，使排列成一个系统，既要适合又要有变化，这是一件难得讨好的事。我们在这点上颇费了不少的苦心……我们为了找寻例句，记忆翻检，费尽工夫，非不得已，不自己造句或随取前人文句。（夏丏尊、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

夏丏尊、叶圣陶在开明还一起合作编写了《文心》。抗战前接受中学教育的人，甚少没有读过《文心》的，由此可见当年这本书的畅销与质量上的好。畅销了，自然版税就多。不过夏丏尊有言在先，说此书的版税他一概不取，全部作为女儿的嫁资。这多少让亲家叶圣陶有点不好意思。还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叶圣陶随后表示，版税自己也一概不取，全部用在儿子儿媳的小家庭建设上，一时成为文坛佳话。这样一部《文心》的编写出版，可羡慕死了朱自清。朱自清说：

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件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朱自清：《〈文心〉序》）

更要紧的是：

本书写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丏尊、圣陶做了儿女亲家。他们俩决定将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丏尊的令嫒满姑娘，圣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识；满更是我亲眼看见长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朱自清：《〈文心〉序》）

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由于夏丏尊与叶圣陶观点相近，笔法相近，以至事过境迁，许多合作的文章，连他们也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是对方写的了。夏丏尊有诗云：“夏叶从来文字侣”。既然“从来文字侣”，何必分“夏叶”呢？然而循古例，但凡合作署名的，叶圣陶还是都会以年长者夏丏尊为尊，将他的名字放在前面。

提起署名，有这么一件事。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过一本《作文概说》，署名为“叶绍钧著”，为“基本知识丛书”之一。不过此书并非叶圣陶所写。据其子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回忆，当年有一位做教育的人，生活上发生了一些困难，很缺钱。手上写好了一部书稿，很担心无出版社愿意出版，即使出版，自己默默无名，也不会有人来购买。万般无奈下他来向叶圣陶求助，希望能用叶圣陶的名字来署名。这个要求，实在很无厘头。但叶圣陶菩萨心肠，想想此人原先也认识，水平还可以，书稿内容还说得过去，既然开口了，就答应他吧。该书1935年初版，1936年已经十次印刷，发行量很大，版税很高，作者很快就渡过了难关。

夏丏尊、叶圣陶共同给开明书店立下五条社规：

（一）礼拜六派的小说不出；

（二）武侠小说不出；

（三）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升学指南、辅导教材、复习题、解答题之类的书籍不出；

（四）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出；

（五）描写词典不出。

所以尽管开明是个新社、小社、同人社，但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记》，巴金的《灭亡》、《家》，茅盾的《幻灭》、《子夜》、《动摇》，丁玲的《在黑暗中》，王统照的《山雨》，庐隐的《灵海潮汐》，钱锺书的《谈艺录》等等名家名作，最初都是在开明出版的。

抗战期间，开明在成都时曾出版过朱自清的《伦敦杂记》。对老友的旧作，叶圣陶非常用心，认真校改。可惜当年成都排字房备用铅字很少，一部稿子要分十几次排，若干面的清样签了字，打好了纸型，把铅字回架，再接下去排其他面。因为铅字使用频率太高，以致铅字的笔画轮廓都快磨平了，最后书印出来有些模糊。因在抗战期间，铅字、纸张、油墨等都很紧缺，朱自清很是理解，读者也没有非议，但是恪守质量为本的叶圣陶在日记里还是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伦敦杂记》已印出，模糊殊甚，为开明第一本坏书。辛苦校对，成绩如此，殊为不快。（叶圣陶：《西行日记》）

开明人对图书质量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夏丏尊、叶圣陶对开明倾注了所有心血，他们才能终为之自豪。叶圣陶既有诗来赞开明：

书林张一军，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镂金联同辈。

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

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

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叶圣陶：《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辞》）

也有歌来颂开明：

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我们要互助、合作、加强阵营，敏捷、活泼、增进事功，开明风，开明风，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叶圣陶：《“明社”社歌》）

当今出版界，得教材、教辅者得天下。于是教材、教辅铺天盖地，书商腰包鼓鼓，学生书包重重，教育成效差差。现在像《国文百八课》、《文心》这样的教材、教辅怎么也见不到了，当年开明那样的社规怎么也见不到了，而今像夏丏尊、叶圣陶这样的人怎么也见不到了。朱自清说：

丏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朱自清：《〈文心〉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夏丏尊、叶圣陶在开明苦心经营文章，更一心修行道德。他们两人都是具有强烈正义感与明确是非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意政坛沉浮、官场是非，但他们坚决抗议黑暗统治，热诚保护革命青年，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思想一致，步调一致——

1926年1月，夏、叶两人会同其他上海进步人士共同签署《人权保障宣言》，并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抗议反动军阀肆意杀害爱国进步人士；

1931年1月，进步作家胡也频被捕，夏、叶两人立即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求帮助营救，并积极募捐争取保释；

1933年5月，进步作家丁玲、潘梓年被捕，夏、叶两人会同蔡元培、杨杏佛等联名打电报给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吁请释放；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夏、叶两人一同去鲁迅家中吊唁，后一同去送殡；

…………

就在夏、叶工作上同事，事业上同志，生活上同趣，感情上同亲，政治上同盟的时候，他们也一直牵挂着他们共同的在北方的朋友——朱自清。自然，朱自清也一直朝思暮想着他的在南方的朋友夏丏尊、叶圣陶。

1925年8月24日，朱自清北上清华任教，那天是叶圣陶亲自到上海火车站相送的。朱北上清华了，但他家眷还留在浙江白马湖，直至1927年才北迁，而父母则一直定居在江苏扬州。此后每次朱自清南下或北上，无一例外，必定会在上海一停，必定会与夏、叶一聚。他们如同家人一般，温好几壶老酒，张罗一桌好菜，说说生活的烦恼，谈谈工作的事情。酒至微醉，朱自清就干脆睡在叶圣陶家或者夏丏尊家。

1931年朱自清赴欧洲游学一年。1932年7月31日朱自清回到上海，第二天便赶去会晤叶圣陶、夏丏尊。8月4日，叶圣陶夫妇、夏丏尊夫妇一起参加了朱自清与陈竹隐的婚礼。欧洲新归，且新婚，又聚旧友，朱自清新婚之夜竟喝得酩酊大醉，几乎不省人事。

1936年8月朱自清回扬州奔丧。办完母亲丧事后，朱自清照例去上海见老朋友夏、叶。到了上海，他先与夏丏尊相聚一谈。知道叶已回苏州，朱又专门赶到苏州，并与叶在苏州盘桓数日，喝酒爬山逛园林，兴尽而返。

六

1937年抗战爆发。八年抗战，叶圣陶与夏丏尊分开了，而朱自清与叶圣陶又聚在一起了。

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于云南昆明，朱自清继续担任国文系教授。而夏丏尊蛰居上海租界，叶圣陶则撤退至内地，一路颠沛，先后居留在武汉、重庆、乐山，最后定居在成都。因朱自清夫人陈竹隐老家在成都，后来陈竹隐便带着孩子从昆明回到成都居住，这样朱自清要回成都探亲，于是得以与叶圣陶再续前缘，时光仿佛回到了上海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时期。叶住成都西郊王家岗，朱住成都东郊宋公桥。他们相互拜访，一起出游，同登望江楼，共游薛涛井，偕访杜甫草堂，齐吊武侯祠堂。两人在战时灰暗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难得的亮色。

整个抗战期间，朱自清一共回成都三次。每次朱自清回到成都，总是迫不及待地要见叶圣陶。何为“迫不及待”呢？我认真查询了叶圣陶日记与朱自清日记，请看：

1940年8月4日，朱自清第一次回到成都探亲。次日也就是8月5日，人生地不熟的朱自清便四处打听开明书店成都办事处，最后终于找到叶圣陶，国破家难之中，老友相见，诚可谓悲欣交集。

1944年7月14日，朱自清第二次回到成都探亲。当日刚好是夫人陈竹隐的39岁生日。次日也就是7月15日，朱自清即去拜访叶圣陶。

1945年6月29日，朱自清第三次回到成都探亲，次日也就是6月30日即去拜会叶圣陶。再次见到朱自清，老成的叶圣陶竟在日记里写道：“狂喜”。

每一次相见，都是回家后的第二天，无一例外！

“烽火连三月，老友胜万金。”国破家散之际，老友重逢之时，自然感慨万千，彼此唱和应答，可谓苦中至乐。据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回忆：

朱先生在成都休假时，父亲跟他两个作诗像上了瘾，我作得了给你看，你作得了给我看；而且性子都急，即使不等待酬答，也非立即付邮不可，只怕热馒头放凉了。（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

这段时间朱自清写给叶圣陶的诗有《近怀示圣陶》、《赠圣陶》、《别圣陶，次见赠韵》等等，叶圣陶写给朱自清的诗有《和佩弦》、《采桑子·偕佩弦登望江楼》、《次韵答佩弦见赠之作》、《送佩弦之昆明》等等，都是感情真挚、手法上乘之作。

朱自清生活上因子女众多开支较大而囊中羞涩，工作上因为西南联大藏龙卧虎各显神通而诚惶诚恐，性格上因为内敛拘谨木讷而郁郁寡欢。尽管叶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但相比朱自清而言，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时穷节乃现，苦难见真情。现在，朱自清终于可以面对叶圣陶推心置腹、一诉衷肠了：

勿怪多苦
【2】

言，喋喋忘其苦。

不如意八九，可语人三五。

惟子幸听我，骨鲠快一吐。（节选自朱自清：《近怀示圣陶》）

朱自清难得快乐，总是悲观，叶圣陶便劝他姑且放宽胸怀，苦中作乐，不必作茧自缚：

廿年几得清游共，尊酒江楼？尊酒江楼，淡日疏烟春似秋。天心人意逾难问，我欲言愁。我欲言愁，怀抱徒伤还是休。（叶圣陶：《采桑子·偕佩弦登望江楼》）

果然，在叶圣陶的劝慰下，朱自清笔下终于有了难得的亮色：

天上重开新日月，人间无限好江山。

竟说今春佳气盛，烟尘长望莫催颜。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为解决朱自清的家庭困难，叶圣陶极力推荐朱自清出任四川教育厅《文史教学》杂志编委，并合作撰写《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挣些稿费略补家用。

下面举例几则他们的日记，让我们想象一下他们之间这种相濡以沫而又高山流水般的友谊：

上午圣陶来，受郭子杰嘱带来二百元稿费。此举出乎意外，当即对郭及圣陶表示感谢，赠圣陶酒与茶。（朱自清：《朱自清日记》，1940年11月20日）

而叶圣陶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未提及稿费的事：

佩弦买花生一堆，出其葡萄所泡大曲，余饮三小杯。四时半，同入城，且行且谈，不觉其远。至雪舟（章雪舟，章锡琛之弟，朱与叶开明书店的同人）所，六时，共饮绍酒，甚畅适。（叶圣陶：《叶圣陶日记》，1940年11月20日）

另举两例：

忽佩弦坐鸡公车至，云先至陕西街，闻余已迁，追踪而至者。盛情足感，而我家茶水无有，凳子亦稀少，无以款之，少谈数语即去。（叶圣陶：《叶圣陶日记》，1941年2月4日，隔一日即2月6日，叶圣陶便回访了朱自清）

忽佩弦来，殊出意外，为之狂喜……渠近来心绪不好，次女在扬州夭逝，长子在军中，去年广西战役以后，迄今无消息，料是凶多吉少。闻此也无辞以慰之。（叶圣陶：《叶圣陶日记》，1945年6月30日）

叶圣陶、朱自清无论聚散，谈文论诗、诗文唱和都是常事。20年代江南一别后，朱自清的散文创作成绩日益突出，叶圣陶很是激赏，他说：

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帖，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都是叶圣陶帮助编辑出版的。下面看看叶圣陶是怎么帮朱自清的这两本书写营销广告语的。先说《背影》广告：

谁都认识朱先生是新诗坛中的一位健将，但他近年来却很少做诗，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诗并不觉得满足。他所最得意的还是散文，所以近来做的散文已特别多。这是他最近选辑的散文集，共含散文十五篇，叙情则悱恻缠绵，述事则熨帖细腻，记人则活泼如生，写景则清丽似画，以致嘲骂之冷酷，讥刺之深刻，真似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以诗人之笔做散文，使我们读时感到诗的趣味。

最后当然没有忘记写上这么一句：

全书百五十余页，上等道林纸精印，实价伍角伍分。

再看另一本书《欧游杂记》的广告：

朱自清先生游历欧洲，最近归国，把他的《欧游杂记》交本志发表。所记多为观览名胜和艺术品的印象，至堪玩味。文字益趋于平淡，而造诣更深。有人说：“把一篇文字回环往复地念，想增加一字办不到，想减去一字也办不到，这样的文字才是‘完作’；读朱先生的文字，便觉得很达到这样的境界。”这话，我们颇表同意，朱先生的文字确是十年来很难得的收获……真的，朱先生的文字，没有不几经洗练的，纯粹口语，然而是文学的口语，作为范文读也很适宜。附彩色图两幅，单色图三十一幅，是名画及名胜之区的相片，印刷极精，可供参看。

解放后朱自清的《欧游杂记》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新出版，该图书广告便不由叶圣陶所写了，文字很短，但却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全文如下：

散文名著《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合集。四十年前叶圣陶曾说《欧游杂记》“这本书由我手校，屡读不厌。文字干净之至，夸张一点说，几乎不能增损一字”。

原来，当初叶圣陶所写图书广告中的“有人说”就是“叶圣陶说”！

以文会友，礼尚往来。朱自清对叶圣陶的创作也很关注，时有评论，且非常精当：

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朱自清：《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教书，但他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情有独钟，常应邀到中学演讲，给中学生刊物写稿，创办语文教育类刊物，编写中学语文教材。1944年，已是大学名教授的朱自清还到私立五华中学兼课。1948年的六七月间，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朱自清，仍坚持伏案编写《国文读本》。这是面向中学生的一本普及读物，由他和叶圣陶、吕叔湘合作。

叶圣陶对朱自清在语文教学方面的成就一直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他兼有中学及大学的教学经验……兼有新旧文学的修养……又富于研究的精神……除了本国语文的修养之外，他又有外国语文的精深的造诣……朱先生具备这么些条件，所以就语文教学方面来说，他真是个全才。（叶圣陶：《悼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对叶圣陶则一直视为兄长。在他笔下，叶圣陶是这样的：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不仅对叶圣陶一直充满敬重，对圣陶的子女也是充满喜爱。《文心》出版时，知道丏尊和圣陶要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朱自清不顾此书已有了陈望道的一篇序，主动又送上一篇序文，算给他们孩子定亲的礼物。等到叶圣陶的孩子至善、至美、至诚出版《三叶集》时，朱自清又认真写了《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我初次看见这兄弟三人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些孩子，记得还和他们在圣陶兄的亭子间里合照过一张相来。现在看见他们长大成人，努力发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难能可贵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兴。我是乐于给他们的联珠续集写这篇序的。

看这架势，简直就是朱自清沾上叶家了，圣陶出书写个序，现在连子辈出书也不放过。

不幸的是，朱自清未满50周岁就去世了，他再没有机会为叶圣陶及叶子女们的新作写序了。

七

抗战期间，夏丏尊留在了上海。孤岛生活，囚住了他的身体；远离亲朋好友，更困住了他的心。闷闷然的他，生活困窘，心境颓唐，身体大坏。等到抗战胜利后，叶圣陶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去看望他，这时的夏丏尊已经病入膏肓了。

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因病去世，享年60岁。

叶圣陶第一时间用“朴实真诚、笃行拔俗，廉顽立懦，化遍朋从”这样的评价为夏丏尊的去世在报上发了丧讯。4月25日，丏尊先生入殓。叶圣陶当天日记甚详：

晨与墨（叶圣陶妻子胡墨林）携三午（叶至善儿子，夏丏尊外孙）至殡仪馆。今日店中停业一天，特致哀悼，同仁陆续到齐。既而吊者渐至，皆签名于簿。马夷初先生痛哭失声，使人感涕。日人内山完造沉默致敬，亦可感动。美新闻处钱辛稻君为画遗像，临摹准确，线条老练，大可宝贵。各报纸皆有记载，或详或略，一致推崇丏翁之操守与识见。

从夏丏尊大殓，到遗体火化，到开追悼会，再到为其寻觅墓地，叶圣陶全程参与主持其事，他还与马叙伦一起为其撰写墓碑碑文和铭。6月19日，叶圣陶参加开明书店董事会，议决给夏丏尊夫人致送夏丏尊在世时之半薪，直至其终身。

夏丏尊是《中学生》杂志的创始人。1946年1月，《中学生》在上海复刊，夏丏尊抱病给复刊号写了《寄意》一文，把《中学生》比作“亲自生育、亲手养大的儿女”。可惜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这篇文章成为了他给《中学生》的绝唱。

夏去世的时候，1946年5月号的《中学生》已经发排。叶圣陶专门从5月号的《中学生》大样中撤去一篇稿件，特地连夜赶写了一篇悼念文字补上，并把夏丏尊的一张照片印在封面上。他说：“夏先生一生尽瘁教育文化事业，他的人格和学问，几十年来，不断地教育着青年们。夏先生的年纪并不算高，他的逝世，是我国教育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叶圣陶还决定把当年第六期《中学生》作为夏丏尊纪念专辑。夏先生生前亲友、学生、读者纷纷写来文章以示哀悼，而叶圣陶本人写的《答丏翁》，通篇和泪而成：

我回到上海来不满三个月，由于你的病，虽然会面许多回，没有与你畅快的谈一谈。现在我写这几句，当作与你同坐把杯，称心而言。可是你已经一棺附身，而且在十天之后就将火化成灰。想到这里，我收不住我的眼泪。（叶圣陶：《答丏翁》）

朱自清获知夏丏尊去世的消息时，他正辗转昆明、成都之间，准备北归清华园。其时的朱自清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但怀念老友的真切心情使他无法平静，在贫病与忙碌中朱自清写下了感情真挚的《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一文，对夏先生献身教育、诚恳对待学生、认真对待教务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夏丏尊为“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这篇文章还透露了当年夏丏尊离开春晖的一些隐情：

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持着他的主张，他的理想，不妥协，不让步。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翁先生》）

夏丏尊去世一周年之际，叶圣陶专门写了一首《丏翁周年祭》：

神灭形销既一年，于心宁觉隔人天。

谁与胜利犹无对，国尚蜩螳只自煎。

闻讯更当长叹息，摧肠应作几回旋。

算来一语差堪告，未改襟怀守益坚。

夏丏尊去世两年之后，朱自清也离开人世，渐入老境的叶圣陶内心极其痛苦：

8月13日，报上已道噩耗。呜呼，三日来唯惧传此消息，而今果然，默默无言。（叶圣陶：《东归日记》）

痛苦之中的叶圣陶一口气写了四篇文章悼念这位老友：《佩弦的死讯》、《论佩弦的一首诗》、《朱佩弦先生》、《悼念朱自清先生》，并在上海组织举行了朱自清追悼会，会上作了感情深厚的讲话。在叶圣陶的心目中：朱自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毫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唯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足以贡献给大众，在大众的海洋里加增一点一滴。他待人接物极诚恳，与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历数国内文学家，有的能够着手创作，可惜的是“莫把金针度与人”；有的能够研究，遗憾的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像朱先生那样为人不为己，深入而能浅出，适应当前的需要，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单就语文教育一端而言，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他的去世岂仅是我们同人的私痛呢？

叶圣陶本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持一腔热忱，对事抱奉献精神。他是引“蓄道德，能文章”的夏丏尊、朱自清为难得的人生知己、生活知音、事业同道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得两人乎？可欣可慰。但现在他们两人都丢下了自己，先后离开了，可惜可叹。这让叶圣陶情何以堪？

八

解放后，叶圣陶一度身兼数职：先是新中国政务院的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再是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合作成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又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还是教育部副部长，直至中央文史馆馆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圣陶自己多次说过，他当不了领导，最适合的是让他当个责任编辑。他是一个谦谨实在、不图虚荣之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

叶圣陶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是一位对语文研究最投入，对语文教育贡献卓著、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有人誉之为“中国语文教师第一人”。相比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在理论思维与学术视野上，要稍逊一筹，他就说过自己是“为人平平，为文平平”。可是，夏丏尊、朱自清都早早离开了人世，叶圣陶在其道德文章、师者风范之外，更因为年高寿长，在中国语文教育界，创造了不凡的成就，成为一代泰斗。

晚年的叶圣陶，因为耳背视力差，整天生活在听不清看不明的世界里。他一定常常地陷入到一生长长的回忆里，在这些回忆里，声音是细微而清晰的，影像是具体而明亮的。他一定曾在回忆中多次遇见夏丏尊、朱自清，因为现时的孤独而默默流泪。

文革后期，政风偏紧，人人自危，寂寞无助之中的叶圣陶，久困家中，每每只能以抄书为乐。他把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诗钞》、《敝帚集》等旧体诗集工工整整地用小楷完整抄录了一遍又一遍，手自装订成册，日夜摩挲不已。见到与朱自清也很熟悉的旧友如俞平伯、王伯祥等，则如珍宝般拿出展示，相互沉浸在往日的温馨回忆之中。

抄录旧友诗作不够，那几年叶圣陶还专门写了多首旧体诗以追念朱自清：

成都忆，时涉少城园。川路碑怀新史始，海棠花发彩云般。茶座客声喧。

成都忆，登眺望江楼。对岸低回怀故友
【3】

，苍江浩渺记前游。附舸下嘉州。

这两首《望江南》是回忆抗战期间与朱自清在成都相互往来的诗作。而《兰陵王》则是叶圣陶晚年的一首重要诗词作品，全词几乎回顾了叶圣陶与朱自清一生的往来。叶圣陶在该词的序中交代了这首词的写作缘由：

一九七四年岁尽前四日，平伯兄（俞平伯）惠书言：“瞬将改岁发新，黎旦烛下作此书，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于辞以志永怀，连宵损眠，勉成此阕。复与平伯兄反覆商讨，屡承启发，始获定稿。伤逝之同悲，论文之深谊，于此交错，良可记也。

这首让叶圣陶多少个夜晚没有睡好觉、且与俞平伯反复商讨然后才定稿的词作全文如下：

猛悲切。往怀纷纭电掣。西湖路、曾见恳招，击桨连床共曦月。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

离愁自堪豁。便讲舍多勤，瀛海遥涉。鸿鱼犹与传书札。乍八表尘坌，万流腾涌，蓉城重复謦縕接。是何等欣悦。

凄绝。怕言说。记同访江楼，凭眺天末。今生到此成永别。念挟病修稿，拒粮题帖。斯人先谢，世运转，未暂瞥。

叶圣陶选用《兰陵王》作为词牌，那是因为《兰陵王》字数多，便于叙事；且多用仄声韵，句子中用的仄声字多，短句多，念起来有一种迫促的感觉。全词从1973年12月28日开始起笔，直至1975年2月2日才正式定稿，跨了两个年头。词的内容从1921年在杭州浙江一师两人交往开始，历述朱自清春晖教书、欧洲游学、成都欢聚，直至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面粉、病中编写开明国文书稿结束。至今读来，犹能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两人没世不渝的友谊。

该词一成，阅者无不叫好。我想，文以载道，诗以传情，大家是为叶圣陶与朱自清这种高山流水的友谊而叫好吧。据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回忆，这首词写成后，来向叶老讨要的不计其数。叶圣陶有求必应，一遍一遍地工工整整地用小楷笔录奉呈。全词不带序及上下款就有130字，这对于一个八旬高龄、耳聋眼花的老人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啊！

1976年5月，时已82岁的叶圣陶控制不住多年来对朱自清遗孀陈竹隐的挂念，想去看望陈。陈当时住在海淀区清华大学，叶住在东城区东四八条。当年北京的萧瑟与困窘，绝非今日所能想象，没有出租车，两处之间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按叶圣陶当时的社会地位与职务待遇，要一辆公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叶在日记里记道：

弟可以要教部（即教育部）之车，而清华道远，耗油量多，不欲以私事而享此“法权”。至于雇车，其事不易，费亦不少。

一位教育部的老领导（叶曾任副部长），去看望故去三十年的“著名教授”、“著名民主斗士”的遗孀，说是公事，即使用显微镜来看怕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或不妥。但在叶圣陶内心里，他坚持把看望老朋友遗孀当成个人的家事私谊，这种情谊与官方、与公家、与政治没有一点关系。于是叶圣陶托人仔细问清陈的住所方位、公交车转换路线，成行后并写信向老友俞平伯报告经过：

昨日上午与至善出城访竹隐夫人，往返四小时有余，坐一小时，多年积愿，居然得偿，堪以自慰。

当时陈竹隐身患肺气肿，右目白内障，几乎已无视力。子女五人，但在京只有两人，并不住在一起，只能每周或隔周回来看看。家里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只来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则是独守空房。叶圣陶对此倍加焦虑，且耿耿于怀、坐立不安：

此境不能多想，设或临时病作，步履倾跌，呼而无应，如何是好。

不知是不是叶圣陶的这次看望发挥的直接作用，不久陈竹隐的身边便有一个子女陪住了。叶圣陶知道以后，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又见过陈竹隐几次，其中有一次是清华大学新建朱自清塑像落成仪式时。时值冬末春初，气候寒冷，活动露天举行，但叶圣陶还是亲自参加，并与陈竹隐合影数张。

相比朱自清，老友夏丏尊作为亲家，更是常常活在叶老的日常生活里。夏丏尊的幼女满子在叶家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了，既是叶圣陶的儿媳，也算叶圣陶的女儿。满子从小家教甚好，可谓大家闺秀。她性情温和，办事麻利，先人后己，任劳任怨，家里家外一把手，多少年如一日，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叶家。叶圣陶说，满子是全家的功臣。满子如此地好，这让叶圣陶如何不想起她的父亲夏丏尊？

1974年夏，叶圣陶专门安排满子带着南京叶至诚的儿子叶兆言，连同上海夏丏尊的儿媳，一起前往春晖白马湖，回乡省亲。白马湖有夏丏尊的旧居，白马湖有夏丏尊夫妇的墓，白马湖还是朱自清、夏丏尊一生友谊开始的地方，是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都久久难忘的地方——

今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白马湖》）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夏丏尊：《白马湖之冬》）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磨擦的骚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这是朱自清《春晖的一月》中所写的通向春晖的路。叶圣陶也很想走一走这狭狭的煤屑路，来听听那磨擦出来的骚音，来看看自己给老友题写的墓碑，再来看看多少人都一直忘不了的白马湖。可惜，自己年龄太大，交通太不方便，只好有劳小辈来看望老朋友了。

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三人，一生读书、教书、编书、写书，有本事但不多事，勤做事而无逸事，没有绯闻，甚至连趣闻也不多。他们无意官场，虽然夏丏尊、朱自清都曾当过大学的国文系主任，叶圣陶解放后更是高为部级干部，但他们全无做官意，只有读书声，总是书生本色。他们忠于家庭，夏丏尊与朱自清虽是包办婚姻，但都琴瑟和谐。朱自清发妻因病去世后，续弦也是依媒妁之言。叶圣陶妻子因病去世后，则清苦自守三十多年。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炫目的学历，没有惊天的禀赋，一生默默耕耘在文坛、教坛，却没有文坛恩怨，也没有教坛是非。尽管夏丏尊、朱自清过早离世，但他们三人都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语文教育家、杰出的文学家、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单说朱自清的“通感”，夏丏尊的“语感”，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就够现在的教师们、作家们、编辑们肃然起敬了。

古人说文人相轻，但他们三人，却是“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他们是友谊的铁三角，他们是事业的好伙伴，他们是“文人相亲”的典范。

文章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这么一组成语：一本正经，一板一眼，一丝不苟，一唱一和，一见如故，一心一意，一心一德，一诺千金，一清二白，一声不响……

他们做事一板一眼，一丝不苟，一心一意，一声不响，不偷懒，不马虎。他们做人一心一德，一诺千金，一清二白。他们忠于爱情、看重友情、相守亲情、献身事业、热爱国家，夫妻琴瑟和谐相敬如宾，朋友一见如故一生坚守。他们的一生就是一本正经——一本纯正的“道德文章经”。

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就像一条麻花辫的三股头发，先是一股散了，另一股便松了，后来的一股就乱了。

三位大师现在都只留下了背影，并且渐行渐远。但他们之间的这种终身友谊，在我们的心里却更是高山仰止、历久弥新！

注释

【1】
抗战前夏丏尊和叶圣陶两家曾同住上海虹口熙华德路汾安坊3号，过从甚密。

【2】
有版本作“告”。

【3】
故友朱佩弦尝居江对岸宋公桥，叶圣陶自注。

高才短命人谁惜

——记曾昭燏的文博人生

在20世纪中国的一批知名女性当中，秋瑾、阮玲玉、陈衡哲、丁玲、冰心、陆小曼、吴贻芳、张爱玲、吴健雄等等都是春兰秋菊，可圈可点。但我更愿意关注两位出生在福建的林姓女子：林徽因与林巧稚。

林徽因，不必说她本人的容貌、学问，就是“林长民的女儿”、“梁思成的妻子”、“徐志摩的恋人”、“金岳霖的情人”、“谢冰心的朋友”这几个关键词便够她出名的了。而林巧稚则与林徽因大相径庭，她从小就是一只丑小鸭，相貌平平，家世平平，不过她靠着自己的倔强与勤奋，硬是把自己弄成了白天鹅。她是灰姑娘，但为了医学事业，她拒绝了王子，终身未嫁。我以为林徽因与林巧稚这两个成功女性，代表了20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女性的两种极端：同样是事业成功、声名显赫，但一个冰雪聪明、才气逼人，一个却勤奋刻苦、德术高超。林徽因，仿佛神人，而林巧稚，犹如圣人。

不过，本文所要介绍的却既不是林徽因，也不是林巧稚，但她又像林徽因又像林巧稚。这个女人有林徽因的才，但没有林徽因的情；有林巧稚的命，但没有林巧稚的运；有林徽因的神，也有林巧稚的圣。

她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曾昭燏（1909.1.27—1964.12.22）。

一

现在知道曾昭燏的人，应该不会多。她不是偶像型的，她是实力派，并且实力绝对不在林徽因与林巧稚之下。她是我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对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与考古事业做出过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昭燏是名门世家之后。讲到近代中国历史，就会提到曾国藩。假如没有曾国藩，咸丰之后的晚清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杨树坪（今双峰县）人，同胞兄弟中他老大，老二叫国潢，老三叫国华，老四叫国荃，老五叫国葆。兄弟五人，除老二留守原籍经营产业、耕读传家外，其他四人均为湘军将领。可惜国华、国葆早逝，一个战死于沙场上，一个病殁于军帐中。国藩、国荃功成白骨之中，最后位极人臣。

老二国潢有子名纪梁，纪梁有子名广祚，广祚娶妻陈季瑛（陈宝箴之女儿，陈寅恪之姑妈），所生子女众多，昭燏为其长女，兄妹中排行老三。这样说起来，曾昭燏是国潢的曾孙女，是国藩的曾侄孙女。她兄弟姊妹七人，秉承耕读家训，个个学有专长。老大昭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老二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老三昭燏，伦敦大学硕士毕业；老四昭拯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毕业；老五昭懿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老六昭鏻西南联大经济学学士毕业；老七昭楣西南联大生物学学士毕业。

曾昭燏本人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最新的西方科学技术教育。曾国藩入仕后，文官出身的他常年征途战场，戎马一生。家书成了密切联系他与亲人的纽带。父亲早逝，长兄如父，在家书中曾国藩常常感念父亲的庭训。极具儒家内省功力的他，为自己不能像父亲那样与子弟朝夕相处进德修业而常有愧疚之心：“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曾国藩家书》）于是在家书中，曾国藩唯精唯勤、允惧允慎，对家族所有成员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认为，“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便“万事咸宜”。为此，他把老家居所命名为“万宜堂”，并让二弟国潢主持建造，同时也把教导家族子弟的重任交给国潢。在曾国藩所定的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克勤克俭、耕读传家，为官者倒真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借一技之长在数学、化学、教育、考古、艺术等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兵荒马乱、风云际变的清末民初，整个曾氏家族不仅苟全于乱世之中，子孙繁茂，而且名人辈出，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良多。

二

曾昭燏便是灿如星河的曾家后人中的一颗耀眼明星。虽说曾家家风淳朴，家教严格，家学深厚，家人优秀，但曾昭燏不是天才。除却个人勤奋刻苦之外，曾昭燏一生在学业方面幸遇了三位贵人，他们是曾宝荪、曾昭抡、胡小石。这三人对曾昭燏的一生成就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曾宝荪（1893—1978）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昭燏的堂姐，两人年龄相差16岁。曾宝荪父亲曾广钧是晚清翰林，他对曾宝荪影响终身的有三件事：未给宝荪缠足；未给宝荪幼年定亲；未反对宝荪信仰基督教及出洋留学。1918年曾宝荪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回国创办了长沙艺芳女子中学。艺芳女校因曾宝荪开明的态度、广阔的胸襟、渊博的知识、科学的管理被誉为当时国内办得最好的女校。她期望女校的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

堂妹曾昭燏幼年在家塾接受过系统、严格的旧学训练，诗词歌赋无所不精。1923年后求学于艺芳女子中学。艺芳是新式洋学堂，曾昭燏在此六年，学行俱佳，打下了深厚的新学底子。堂姐宝荪终身未嫁，她常常说：“一个女人结婚，顶多只能教育三五个子女，可是如果献身教育，却可以教育千千百百的人”。这句话给曾昭燏从小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她也终身未嫁，毕生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学术事业。多年后曾昭燏对堂姐、对艺芳回忆道：

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曾昭燏：《自传》）

1929年6月，曾昭燏从艺芳一毕业，堂姐宝荪即聘她留校做老师。在宝荪眼中，昭燏可以成为她事业的帮手与接班人，所以她不愿意堂妹离开她和她的艺芳。被堂姐的人品与学识所深深折服的昭燏，也很乐意与堂姐一起共事于艺芳。但此时二哥曾昭抡已经回到国内，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坚决不同意昭燏留在艺芳，认为她应该上大学。昭燏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表示怀疑，昭抡二话没说便把她直接从长沙带到了上海，亲自帮她辅导功课。这年年底，曾昭燏以高分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几年后昭燏大学毕业，被金陵大学附中聘为教师。这时昭燏有些满足于现状，又是二哥昭抡极力动员她走出国门，留学英国，并承诺每月提供自己工资的百分之六十给她做留学费用。试想，如果曾昭燏不进大学深造，就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如果不出国留学，那她的知识、眼界、胸怀就难以拓展，后来的工作成绩、学术成就更无从谈起。所以，这位曾昭抡对昭燏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是她的第二位贵人。

1929年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中央大学当年积聚了国内一批最知名的教授。进校后曾昭燏结识了国文系同学游寿
【1】

。这个游寿，与曾昭燏一样，也是名门之后、世家子弟。她的高祖游光绎是清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因言获罪而离职回乡，在福州掌教书院，一时门生如过江之鲫，一代名臣林则徐即其弟子。游寿从小跟从父亲读书，家学底子深厚，后求学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是该校名师邓仪中的得意学生。此邓仪中就是后来著名报人邓拓的父亲。1925年师范毕业后，游寿曾出任家乡霞浦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长，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与曾昭燏同届不同系。游寿所在的国文系有位名教授叫胡小石（1888—1962），他是清末大学问家、大书法家“清道人”李瑞清的弟子，又经李瑞清的介绍拜在陈三立
【2】

及沈曾植
【3】

门下研修诗学，在古文字学、文学、书法、诗词、文物等多方面均具有卓越造诣。有一次，游寿对曾昭燏说：你转到国文系来吧，跟胡先生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曾昭燏赞同游寿的建议，不过担心自己水平跟不上国文系的要求，于是便先到国文系旁听胡小石的课。胡当时正讲授甲骨文及金文课程，知道曾昭燏旁听后，便手写了一份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让曾昭燏誊写一遍，意在测其旧学功底。不想，曾昭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胡对其很满意，便同意她转到国文系。名门世家出身、旧学底子深厚的曾昭燏在胡小石的悉心指导下，很快就表现出了惊人的禀赋与喜人的成绩。胡小石欣然让曾昭燏到自己家中修习。按照旧式规矩，曾昭燏呈递门生帖并叩首行礼，正式成为胡小石的入室弟子。三年间登堂入室，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口耳相传，潜移默化，师生如父女。曾昭燏回忆道，胡先生“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胡小石是曾昭燏的业师，也是曾昭燏的经师，更是曾昭燏的人师。曾昭燏终身服膺胡小石教诲。胡小石为曾昭燏日后成为国内著名的博物馆学、考古学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识、学养与人格基础。

三

1935年曾昭燏留学英国伦敦大学，1937年以《中国古代铜器铭文和花纹》一文被授予考古学硕士学位，深受英国考古界学者的重视与赞扬。她继而在伦敦大学留校担任助教。现代考古学，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文字学，因其“田野性”特征，需常年风餐露宿、野外作业，如同地质采矿等专业一样，基本成了男性化的职业，再加之其专业训练的跨学科特点，当时在西方社会几乎没有女性从事考古学。曾昭燏是我国首位赴海外学习考古学的女性，并且在学习期间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中国古代铜器铭文和花纹》后，她又撰写了《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博物馆》等重要的文章与专著。

就在曾昭燏结束伦敦大学学业到达柏林进行考古实习的当天，“卢沟桥事件”爆发。此时的曾昭燏“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兄长昭抡学化学多好”，因为抗战爆发，国内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不过，曾昭燏痛定思痛，立即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最好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分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以个人学术专长为国效力。于是曾昭燏强忍悲怆，把自己重新埋入学问之中。但因国内正值战乱，曾昭燏早日学成报效祖国之心愈加强烈，所以当结束实习回到伦敦时，她坚决辞去了伦敦大学的教职，不顾国内家人亲友的极力劝阻，毅然回到国内，受聘于后来迁居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满怀报国之志也满怀报国之才的曾昭燏，在筹备处如鱼得水，很快就完成了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古遗址、古墓葬，并重点发掘了其中的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及四川彭山汉墓。而她所采取的田野工作方法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全世界的最好水平，不仅对国内考古学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推动了世界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发展。因为这些突出贡献，初出茅庐的曾昭燏不久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成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博物、考古机构的实际负责人。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随博物院筹备处回到南京。在她精心组织与出色领导下，因战乱停工十年之久的中央博物院主体建筑仿辽大殿于1947年年底顺利竣工，并在战火频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接连举办了汉代文物展、院藏青铜器展。1948年曾昭燏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为当时参加该协会的九名中国个人会员之一。当时全国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开始安排将中央博物院馆藏文物珍品运往台湾，曾昭燏以博物院总干事的身份联合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给予坚决反对，遂使一大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得以幸存大陆。

1949年曾昭燏没有去台湾。据迁台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回忆，当时胡适在台湾一度逢人便问曾小姐来了没有？当获知曾昭燏留在了大陆，连呼“好可惜、好可惜”，并赞曾昭燏“是个人才”。

解放后，曾昭燏努力使博物院的工作能跟上新形势，发挥博物馆的作用，让考古事业也能紧密配合新政权的工作，为祖国的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时她迎来了继抗战期间在李庄筹备处之后的第二个事业高峰，1950年曾昭燏被国家文化部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4】

，1956年升为院长。这一期间她出色地组织了国内博物馆的最早一批重要文物展览，出色地领导了南京栖霞山六朝陵墓、祖堂山南唐二陵、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等一批重要考古项目，出色地主持编制了《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在我国博物馆界与考古界，曾昭燏有“华东门神”、“南霸天”、“考古女杰”的美誉，与北方考古界领军人物夏鼐并称“南曾北夏”。她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2月，曾昭燏还曾接受了毛泽东的宴请，与这位伟人碰过杯、喝过酒。几年后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特地提到她：“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但1964年12月22日，这位杰出的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登上了南京东郊的灵谷塔，纵身一跳凌空而下，突然结束了她年仅55岁的生命。而55岁正是一个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的黄金年龄！

四

曾昭燏为什么会在黄金年龄选择纵身一跳、飘然而下呢？

在曾昭燏跳塔十年后，她中央大学时的要好同学沈祖棻
【5】

有诗缅怀她：

湖边携手诗成诵，座上论心酒满觞。

肠断当年灵谷寺，崔巍孤塔对残阳。

沈祖棻丈夫、曾昭燏旧识程千帆为沈诗作笺释曰：

子雍（曾昭燏字）掌南京博物院，位高心寂，鲜有朋之乐，无家室之好，幽忧憔悴，遽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坠灵谷寺塔，享年仅五十有五。伤哉！

沈写诗程作笺释时为1974年。其时程千帆尚是右派在身，他们能写诗作笺纪念曾昭燏，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当年的政治气候、话语环境之下，位高心寂、鲜有朋友、无有家室，这三条自然可以成为曾昭燏坠塔的普通理由，也无疑可以作为曾昭燏坠塔的正式理由。不过事后也有个别人在分析曾昭燏坠塔原因时，竟说曾昭燏父亲患有抑郁症，而曾昭燏晚年遗传了父亲的抑郁症，由此似乎为曾昭燏的坠塔找到了心理方面的原因，这实在就太过分了。

1949年是中国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重要一年。林徽因、林巧稚选择留在了大陆。因为抗战逃难，林徽因原本就不好的身体遭到了致命的摧残，她和同样有病在身的梁思成都选择了留下，而当时的新政权也对梁思成、林徽因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从标注国内著名文物古迹，到设计国徽、英雄纪念碑，他们都以出色的才华、惊人的毅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林巧稚是位医生，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千千万，由此她被誉为“万婴之母”。林徽因、冰心等这些福建同乡姐妹生孩子，都是林巧稚亲自接生的。作为当时国内职位最高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觉得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其天职，她没有理由离开她的病人、她的协和、她的事业。

相比林徽因、林巧稚的选择，曾昭燏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近百年来作为大家族的曾家，与同样是大家族的陈家（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等）、俞家（俞明震等）、唐家（唐景崧、唐筼等）、谭家（谭延闿、谭季甫等）、傅家（傅斯年、傅仁轨等）等联姻组成了庞大无比、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你看，陈寅恪、陈方恪是曾昭燏的表哥，俞大维是她表姐夫，傅斯年是她哥哥曾昭抡的连襟，曾昭楣的丈夫是谭延闿的公子谭季甫，等等等等。如此家世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1949年，曾昭燏一批亲友像俞大维、傅斯年、曾昭承、曾昭楣等都去了台湾。

1949年3月的一天晚上，曾昭燏来到胞妹曾昭楣家中，将当年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些遗物送给她，说自己独身一人，留着这些金手镯、金戒指无用，请昭楣好好保管。这时她已经下定决心选择留下来，并将从此与昭楣人海两隔。

当中央博物院一批工作人员迁台时，曾昭燏执手相送，并对自己留守大陆的决定表现淡定：“我与你们不尽相同，是因为我的祖先曾经围攻过南京都城，世道循环，我主持（院务）只当如此……”

让曾昭燏留下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至少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和比较重要的：

（一）自曾1938年回国已经十年，这十年她与中央博物院同生死、共患难、齐悲欢。作为博物院的负责人，她离不开她苦心经营且已经成果迭出的博物馆与考古事业。特别是在她一手主持下，博物院大殿在停工十年之后终于在1947年年底正式建成。

（二）南京是她祖先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也是她完成大学学业的地方，这儿还有她的恩师胡小石先生等一批师友同学。

（三）她的表哥陈寅恪、陈方恪、胞兄曾昭抡、胞妹曾昭懿、曾昭鏻、胞侄曾宪洛等一批亲人都留在了大陆。

（四）她对政党、政权、政治一直比较淡然，历史清白。她是一个业务至上的专业知识分子，也没有家庭、婚姻、子女等这些拖累。

既然选择了留下，曾昭燏立即就以饱满的热情、真诚的精神、勤奋的工作迎接这个崭新的时代——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日。一早，解放军军管会正式进驻博物院，曾昭燏便带领博物院未去台湾留在大陆的全部工作人员列队欢迎军管会。五六月间，军管会决定成立博物院文物清点委员会与博物院院务委员会，曾昭燏积极参与工作。

1949年7月7日，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赴西南工作，曾昭燏主持举办了“中国西南部及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日。早晨六点，曾昭燏率领全院23名员工，第一次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25日，曾应华东军政大学要求，主持举办“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展览”。

1950年1月1日，主持举办“中国历代陶瓷展览”。

1950年10月25日，主持举办“中国史前新陶展览”。

1951年1月22日，主持举办“南唐二陵墓地及出土文物展览”。

1951年3月9日，主持举办“南唐二陵墓出土文物展览”。

1953年1月14日，主持举办“原始社会陈列”。

1953年4月23日，主持举办“社会发展史展览”。

…………

按常理，考古工作、博物馆工作一般是远离政治的，但曾昭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接连组织了这么多紧密配合新形势的文物展览，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所能想得到，更不是一般的人物所能做得到的。由此可见当年的曾昭燏确实对新政权表现出了由衷的热忱，她一心就想紧跟形势、勇立新功。

身为曾氏家族后人，曾昭燏对为人处世的道理、世间的人情冷暖、官场的命运沉浮，从小就耳闻目染。多年博物院的实际领导工作，也使曾昭燏历练出了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但解放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还是让曾昭燏始料未及、手忙脚乱，始终让曾昭燏如履薄冰、诚惶诚恐。

比如，曾昭燏对当时大陆关于“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的评价，就百思不得其解。她对原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说，范文澜认为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她怎么也想不通；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不错的，但说他是汉奸，曾家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

身背沉重家世负担的曾昭燏，早在1951年就以戴罪之心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自传，彻底交代了自己的家族身世、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生活历程，以求当局审查。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知识分子要开展思想改造。曾昭燏闻风而动，她积极报名参加了博物院赴安徽皖北的土改工作队。她要用立功赎罪的态度、贴近农民百姓的方式来洗刷掉自己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来消除掉自己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曾昭燏还在全院大会上表态，自己将每天问自己三次：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了多少？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积极性与自觉性？当中央提出要“完成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时，曾昭燏主动按照上级要求通过国际广播电台进行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在台的亲友早日“弃暗投明”，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当中央发动对胡适、傅斯年的大批判时，虽然胡适、傅斯年对曾昭燏均有知遇之恩，傅斯年还与她有亲属关系，但曾昭燏仍然第一时间上交了胡适送给她的《胡适文存》，明确地与傅斯年划清了界限，表示现在才终于认清傅斯年“始终站在反革命立场”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帮凶者”的历史真面目。当抗美援朝需要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时，曾昭燏第一个带头捐，捐得也最多。曾昭燏还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希望党组织能考验她、接纳她。

就在曾昭燏多年如一日积极要求进步，极力跟进新形势的时候，大陆相继开展的“肃反”、“反右”、“四清”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让曾昭燏无力招架、噩梦连连、不堪重负。曾昭抡是她的二哥，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历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一直是“左派”教授，曾深得中共欣赏。但1957年反右时他却成了国内最大的六大右派之一，被撤职、被批判，孤身一人从北京下放武汉。曾宪洛是曾昭燏大哥昭承的儿子，1949年随父赴台后又回到南京迎接解放。曾昭燏没有成家，视侄如子。而解放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曾宪洛，竟然在1955年的“肃反”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退党，在1957年的“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关进农场劳动改造，后不知所终、死活不明。妹妹曾昭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林巧稚的得意门生，解放后曾任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长，终身未婚。后她因不堪政治运动而精神失常，只能投奔南京与姐姐曾昭燏共同生活。

而曾昭燏的学术朋友当中，一大批人都正遭受各种批判，可谓“海内知交殊进退，天涯相望各悲欢”。沈祖棻、游寿是曾昭燏当年中央大学的同学、闺蜜。沈祖棻解放后在武汉大学工作，她的丈夫，一名纯粹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程千帆却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湖北农村，自此夫妻之间城乡两隔。好不容易盼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夫妻才得以团聚，但1977年6月的一场突来的车祸夺去了沈祖棻的生命。而游寿为躲避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早在1951年就辞去南京大学的教职，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救赎。她先前往山东济南任教，最后干脆孤身一人前往边地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不求闻达不问名利，苟且偷生，总算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94年游寿以89岁高寿离开人世，晚年倒是过了几年舒心日子。

而曾昭燏的表哥陈寅恪作为留在大陆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解放后一直遭受来自各方对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挑战甚至是挑衅。好在陈寅恪是一个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惟精惟一的大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世界无比强大，他壁立千仞俨然南天一柱般顽强地生活着、奋斗着。1963年初，曾昭燏借去南方出差的机会，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表哥，此时的表哥又是瞽目又是折腿。他没有外部五色世界只有内心精神世界，不能维艰举步，只有床榻缠绵。不过，陈寅恪内心还是心如止水，依旧在助手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他为远道而来的表妹曾昭燏留诗道：“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唉，此时凄然的又何止是陈寅恪，曾昭燏同样凄然，甚至更凄然。

1962年3月，曾昭燏终生敬重的恩师胡小石去世。胡在南京乃至全国文史界享有很高地位。作为曾昭燏的恩师，胡小石一直用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影响着曾昭燏，同时也凭借其深厚的人脉资源对曾昭燏的博物馆与考古工作给予着无私的帮助。胡小石的去世，犹如大树折断、大厦倾塌，这让终身以学术为生命、自己没有家室的曾昭燏一下子失去了家庭般的温暖，失去了师长的呵护和精神的支柱。

1962年发起的“四清”，从最初面向农村的“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逐步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俨然十年“文革”动乱的前奏。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学术界原本属于红色巨头的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罗尔纲等纷纷落马。这让一直紧跟形势的曾昭燏对“形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无边无际的恐惧。

而此时在博物院的工作上，也出现了曾昭燏所无法想象的新问题。解放后博物院从行政隶属上，首先是直属中央文化部，后下放到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再下放到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再后来下放到江苏省文化局；在机构设置上，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整体改称南京博物院，继而又与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共三家单位合并。虽说1955年后曾昭燏正式成为了博物院的院长，但人、财、物、党、政、学、群也是政出多门、互相牵制、效率低下。曾昭燏虽为博物院场馆征地、办公经费、人员编制、机构设置、功能界定、计划制定等多方联系，倾力筹措，但不如意事常八九。

曾昭燏一生未婚，从3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不怀好意的无聊小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不断就其清白、真诚的师友关系、同事情谊妄加猜测，说她曾与这个好过，那个暧昧过。解放前就不说了，在解放后这样的议论与猜测更是让曾昭燏百口难辩、心灰意冷。

作为旧式封建大家族走出来的西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昭燏仿佛身负原罪一般，处处提心吊胆，时时如履薄冰，事事杯弓蛇影。虽说曾昭燏是一等智慧，也不乏事功，因而侥幸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但她早已是“心力交瘁”。所以，1964年的“四清”运动来临时，恩师故去，至亲零落，朋友落难，工作多舛，家族包袱，多年来积聚在内心无法排解也无处排解的恐惧与焦虑一起涌来，这一回曾昭燏终于在精神上全面崩溃了。

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此时的曾昭燏，肯定想到了“在劫难逃”，也肯定想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她只好殉道了！她一定想到了王国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想到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想到了曾国藩晚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这么一路想来，可怜的曾昭燏一时竟真找不到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

于是，1964年12月22日，南京东郊灵谷塔上的纵身一跳，也已经不需要“事后是非谁省识”的感慨了。还是表哥陈寅恪了解这个表妹，他只喟叹道：

高才短命人谁惜？

注释

【1】
游寿（1906—1994），女，福建霞浦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

【2】
陈三立（1853—1937），晚清著名诗人，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

【3】
沈曾植（1850—1922），晚清进士、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

【4】
其时，院长徐平羽并未到任实际视事，日常工作由曾昭燏全面主持。

【5】
沈祖棻（1909—1977），著名学者，我国现代最杰出的女词人之一。

歌声中的学校　学校里的歌声

——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弦歌版呈现

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全校都在传唱着一首歌，歌名叫《男儿第一志气高》，它的曲调来自日本童谣《手戏》，教唱者为该校乐歌课老师沈心工。此歌标志着中国学堂乐歌的正式诞生。歌词是这样的：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这一年是农历癸卯年，次年清政府颁布实行《癸卯学制》，全国一下子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这些新学堂，或寄居旧式塾馆、从前书院，或占领庙宇道观、殿堂寺院。师资有旧式秀才，也有新派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留洋人士。当年从校舍到师资，从教材到课程，全国的新式学堂尚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或强行规范，但新式学堂里却一定会有歌声。所以，自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男儿第一志气高》传唱开来后，各地学堂纷纷仿作学堂乐歌。远在河南唐河，正在上新学堂的冯友兰所唱的乐歌，曲调依旧，但歌词却改成了这样：

年少儿童进学校，第一学孝道。

父母生我多辛劳，乳哺又怀抱。

出入顾复不辞劳，罔极难思报。

你看林间乌鸟，尚能反哺把亲孝。

吾曹若不尽孝道，何以做英豪。

愿我同学事父母，大家尽孝道。

唐河是个内陆山区小县，当地官绅办学，一方面想与时俱进跟上沿海的步伐，另一方面仍念念不忘坚守传统。百善孝为先，唐河的学堂乐歌用的是《男儿第一志气高》昂扬激越的曲调，但传递的却是传统礼教的内核。

而到了民国建立后，无锡的一所新式学校依此曲调填写的新歌却又变成了这样：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

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

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

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

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

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无锡作为沿海开放较早的城市，在清末民初近代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一度被称为“小上海”。工商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离不开民风支持，离不开教育促进。在无锡的这所小学校里，校歌已经唱出近现代先进的教育思想了：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国民而非臣民、顺民或草民。民国了，共和了，新的国体，需要新的国民。教育的手段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为先，智育为本，体育为用。教育不仅要面对新国民，更要面向新世纪，面向全世界。

现在距离当年最早的这批学堂乐歌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校园里的歌声飘过一百年，中国新式学校教育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年。通过百年来传唱的一系列感人的学校歌曲，我们也可以感知百年来的教育历程，感受百年来的教育思想，想象百年来的校园生态，梦回百年来的教育现场。

一

中国古代对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商代以前，在明堂、成均、庠、序、瞽宗、学、塾、校等这些教育场所与教育机构当中，成均、瞽宗等就是专门进行音乐教育的场所。近代学者刘师培考证，成均的“均”，即“韵”之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而以声感人，莫善于乐。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原本是《四书》和《六经》，可惜《六经》中的《乐经》失传，只剩下《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和《周易》这“五经”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乐”，也就是音乐舞蹈的教育。孔子的学生曾点对孔子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时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本人能唱歌，能鼓瑟，能弹琴，能吹笙，能击磬，一次在齐国闻听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中国古代教育是把“乐教”与“诗教”、“礼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果天下道德沦丧，那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个状况，叫做“礼崩乐坏”。如果这里风俗淳厚文教发达，那也又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个情况，就叫做“弦歌不辍”。

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和音乐密不可分。中国最早的音乐被称为“雅乐”，配“雅乐”的歌词保存到现在的是《诗经》；后来的音乐叫“清乐”，配“清乐”的歌词是“乐府诗”。到了公元4世纪以后，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及中亚、印度的音乐随着佛教大量地传播进来，和中原的音乐长期地接触、融合，发展成为在唐代时经常在宴会上演奏的“燕（宴）乐”。后来，逐渐地有人尝试依照这种乐曲的节拍来填写长短句的歌词，这就是唐宋词的滥觞。音乐与文学通过词这种文学样式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书生举子、文人雅士。

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传统旧式塾馆教育中，却是没有音乐课的。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新式学堂诞生。伴随着这些学校的出现，“学堂乐歌”开始在学堂里传唱。当年一批留洋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效法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运用中国音乐素材，融合西方作曲技巧、风格、体裁、乐器、音乐语言等创作出了一批新型歌曲作品，因率先在新式学堂传唱并风行，故称之为“学堂乐歌”。从最初的模仿、拿来开始，曲调原创的学堂乐歌也开始陆续出现。

在“学堂乐歌”之前，西方传教士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堂里曾设置过唱歌课程，当然传唱的多为一些“宗教圣咏”、“赞美诗”等等。现在有据可考的、在近代中国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校是马礼逊学堂。1839年英国人温施娣、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了这所教会学校，1842年该校迁往香港。这所学校设有专门而系统的音乐课。在新式学堂的所有科目中，既有读书算术等直接有益于人生的课程，亦有诸如音乐等课程，培养人的情操，陶冶人的性情，以此间接地施益于人生。所有这些课程均为培养完全人格的手段，在学校教育中缺一不可。

中国的邻国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这引起了国内朝野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大震撼。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全面学习西方的革新运动。当时，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其中又特别重视音乐教育。他们专门颁布教育法令，建立教育制度来保障学校开展音乐教育，比如规定小学必须设置唱歌课，中学必须设置奏乐课，同时聘请西方音乐教育家来日本直接教授钢琴、和声、管弦乐、指挥、声乐等科目，并要求本国音乐家积极开展西洋音乐与本国音乐的借鉴、融合及创新工作。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地推进了日本的音乐教育。清末留学日本的汤化龙曾在专门为《新编唱歌集》撰写的序言中介绍日本的音乐教育：“扶桑岛国，吸星宿之流而扬其波，音乐专科，永定学制。三尺童子，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牖忠爱之意，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

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正式提倡学校音乐教育的教育家。1898年5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此处“歌乐”就是指音乐课。更早在1891年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中，他从婴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联系音乐教育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如在育婴院，“婴儿能歌，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渍心目中”。小学阶段，“儿童好歌，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俾其习与性成”。中学阶段，“乐以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大学阶段“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在康有为看来，音乐对人的道德、性情、智慧、身体都能产生影响，因此音乐教育是对德育、智育、体育的辅助，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和谐发展的一种重要教育手段。

同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对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在塑造个人情操，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品质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种，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他在《论幼学》一文中提倡儿童教育应让儿童“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气血也。”儿童们应该“或游苑囿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梁启超还直接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介绍了一批优秀的学校歌曲。

1900年之后，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等陆续留学日本。在留日期间，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日本音乐、西洋音乐。他们这几位后来均成为我国学校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中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被称为中国学堂乐歌创作的“三驾马车”。

以沈心工（1870—1947）为例，他1890年考中秀才，1895年开始执教于圣约翰书院，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1900年师范学堂筹办附属小学，1901年沈毕业后即任附小教师。1902年他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在那儿他写出了后来成为学堂乐歌开篇之作的《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一首体操、兵操歌。1903年2月沈心工回到国内，继续任教于南洋公学附小，于是这首《男儿第一志气高》便从南洋公学附小开始传唱开来，直至传遍中国大部分新式学堂。同为学堂乐歌创作重要代表人物的李叔同曾评价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久为海内所钦仰”，另有学者颂沈为中国“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不仅自己创作了一批学堂乐歌，他还培养了一批学堂乐歌的创作队伍。沈用他的音乐教学实践证明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余观社会现状，家庭少隙地，城市无公园，彼天真活泼之儿童，若无正当之游乐地，自然发生种种败德伤身之事矣。欲求补救之方，唱歌其一也。”

根据清政府“癸卯学制”的总体部署，1904年1月正式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规定，乐歌与手工、图画三门课为学堂“随意科”，供学生选修。不久，女子高等小学堂与男子学堂先后将“乐歌”改为“必修课”。

沈心工的学堂乐歌代表作很多，像《黄河》、《竹马》等均风靡一时。当年学堂乐歌的创作方式是依曲填词、选曲填词、按词选曲等。词曲的中西合璧及乐曲采用的进行曲体裁是早期学堂乐歌的主要特征。沈心工说：“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以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板，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若西洋曲之音节，则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

1911年至1927年，沈心工出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校每天都升国旗，唱国歌、校歌。新生入学时，每位新生都要宣誓：我为陶冶品性而来，愿遵守校规；我为研究学识而来，愿尊敬师长；我为锻炼体魄而来，愿爱护自己。

黄炎培对沈心工的歌曲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沈先生的歌曲“没有一首不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意味。先生所深深致意的是爱国，是自立自主，是惜时爱物、哀劳工、哀劳农，尤重体育和童子军。全部歌词的精神是美的，天真的，生动的，沉着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是自由、是平等”。邹韬奋说，沈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因为唱歌课在学校得到重视，当年的数学老师赵宪初还编写了数学公式歌：“X、等于、两A分子、负—B、正负、开方、B—方、减—4AC—……”谱写了曲调的这首公式歌，一直流传到解放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历经演变后改名为南洋模范中学。该校校友蔚然，邹韬奋、王选、张光斗、何祚庥、陈昊苏、厉以宁、汪光焘、王生洪、荣智健等等只是其中的代表。该校音乐教育传统深厚，近年来每年均有大批毕业生以艺术特长生方式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学校学生交响乐团更是声名远扬，曾获国际音乐节金奖。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黄河》，词是杨度所写，曲便是沈心工所谱。相比沈心工，属于晚生代的音乐家黄自回忆说，他“童年时唱不释口的歌，几乎全是沈先生所作”。他最爱《黄河》这一首歌，“调子非常地雄沉慷慨，恰切合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见”。

《黄河》是一首适合于中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下面的《老鸦》适合幼稚园小朋友演唱：

老鸦老鸦对我叫，老鸦真正孝。

老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

小鸦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

自己不吃犹是可，母亲从前喂过我。

这首《蚂蚁》，则适合小学生演唱：

蚂蚁蚂蚁到处有，成群结队满地走。

米也好，虫也好，衔了就往洞里跑。

谁来与我争，一齐出仗，大家把命拼。

不打胜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谁敢来？

好好好，他跑了，得胜回洞好。

有一处，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家去。

莫说蚂蚁小，一团意气真正好。

人心齐，谁敢欺？

一朝有事来，大家都安排。

千千万万都是一条心，邻居也是亲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

你一担，我一肩，个个要争先。

你莫笑，蚂蚁小，义气真正好。

这些学堂乐歌，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传递不同的教化意蕴，或“谐合心志，裨益风教”，或“鼓舞性情，激发忠爱”，或“感化人心，播荡神志”，一度“家弦户诵”、“洋洋盈耳”、“响彻校园”，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悦耳先声。

二

被称之为学堂乐歌“三驾马车”之一的曾志忞曾写过一篇叫做《乐理大意》的文章。文章说：“远自欧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音乐。而其于小学校唱歌一科，更与国语并重。盖期间教育家、理论家研究殆百余年，而有今日之大光明也。国无音乐，不得为文明国。人不知音乐，不得为文明人。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

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未醒，

东亚大陆将沉没，一曲歌成君且听。

人生为学须及时，艳李浓桃百日资。

莫遣韶光等闲老，老大年华徒自悲。

近追日本远欧美，世界文明次第开。

少年努力咸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

这首歌歌名叫做《勉学》，歌词作者是吴怀疚，一名出色的小学教育家。丰子恺曾在《艺术趣味》一书中回忆当年唱《勉学》时的情景：“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乱动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多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眼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下面这首歌歌名叫《童蒙入塾规矩吟》：

年少书生进学堂，衣冠整洁貌端庄。读书字字须清楚，不许痴顽学放狂。

早起亲前送脸汤，问安事毕进学堂。钟声入耳当当响，长幼排班肩背望。

坐须端正戒偏斜，布素衣衫不用华。人品好时人敬重，规模要学大方家。

歌曲对愚顽儿童进入学校读书提出了基本的行为要求，仿佛现在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或《小学生守则》。通过歌声，入耳入心，内化为儿童的自觉行为。

这首歌名字叫《打球》：

斜阳如画芳草青，打球去，行行行。

球来球往如流星，天然好竞争。

我要一球飞向北，兴安岭外暮云黑。

又要一球飞向东，东方日出不敢红。

打球打球好男子，努力雪国耻。

这里有军国民精神，把音乐与体育、与德育算是结合起来了。

这首歌叫做《惟有现在》：

莫追想过去，快乐与悲哀，一切的一切，已葬埋；

莫忘念未来，成功与失败，一切的一切，难揣猜。

惟有现在，可贵且可爱，应刹那不放松，善自为主宰。

惟有现在，可贵且可爱，应刹那不放松，向上求愉快。

这里有劝学的诚恳、励学的坚定，还具有朴素的人生哲学道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自从李叔同的这首《送别》问世后，中国送别诗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到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李叔同这儿达到了最高潮。

李叔同是我国学堂乐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在1904年他便创作出广为传唱的《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生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丰子恺是李叔同浙江一师时的学生。丰子恺回忆说，自己小学时就是唱着这首《祖国歌》去上街游行“劝用国货”的。

李叔同还有这样一些新歌，如《我的国》，是一首宣扬爱国主义的歌曲。它的歌词朗朗上口，颇有画面感：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

朝日丽天，云霞齐捧，

五洲唯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

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

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春郊赛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

杨柳青青，桃花带笑。

万物皆春，男儿年少。

跑！跑！跑！跑！跑！

锦标夺得了。

明媚的春光，孩子们在赛跑，积极进取，力争上游，歌词平白如话，对涵养道德、陶冶情操、激励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初学唱歌者，以琴和之，待发音既准，则琴可以不用也。唱歌发音宜平，忌倾斜。”李叔同在他创办的国内第一本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上对音乐教育教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叔同之所以能够到浙江一师任教，与一师校长经亨颐诚恳的态度、恭敬的礼聘分不开。李叔同与经亨颐一样都是留日海归，当经亨颐向李叔同提出聘任邀请时，李叔同说前来任教可以，但要求学校提供必须的设备条件：上课时每个学生要有一架风琴。经亨颐一开始以学校经费困难、从市场上一时也买不到这么多风琴为由，与李叔同商量能否屈就一下。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时风琴真的不怎么好买，因为国内没有生产，全靠进口，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但李明确表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要成为中国第一批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会弹琴不行。老师课堂教授时间有限，练习全在课外，没有风琴，学生到哪里去练习呢？作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材生，经亨颐当然知道李叔同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最后经亨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基本满足了李叔同提出的要求。当时的一师，有60余架大小风琴，还有两架钢琴。每天下午四时一过，学生自修时间到了，60余架风琴无一闲置，满校可闻琴声。难怪当时其他学科的老师感叹道，“一师”快成“艺师”了。

在音乐课上，李叔同始终采用五线谱教授法，不用简谱教学。他的器乐课有钢琴、风琴，声乐课有视唱、歌曲、齐唱、男声四部唱，有英文歌、中文歌和自己选曲填词的歌，理论课有作曲、和声、乐典等。每逢上李叔同的音乐课，学生绝不敢迟到，因为上课铃声未响之前，李叔同早已端坐在讲台上恭候学生了：他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马褂，宽广的前额，隆正的鼻梁，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和教学笔记簿、粉笔等，钢琴罩衣卸开，钢琴盖张开，乐谱醒目摆放着，琴头还放着一只时表，静静地闪着光。待学生坐定后，他起立深深一鞠躬，便开始上课。

丰子恺回忆说：“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李叔同的这首《春游》，1993年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骆憬甫（1886—1954），浙江杭州人，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平民知识分子。民国元年开始，20多年如一日在杭州兢兢业业从事小学教育，做着一名平凡的小学校长。有一次一位同事跟他说：“骆校长，我们学校有几架风琴，但最好再有一架钢琴，让学生能更好地接受音乐的熏陶。”骆校长便问：“现在一架钢琴要多少钱？”同事说，大约两百多块。于是这个骆校长便马上正式召集同事们开经济会议，商讨购买钢琴事宜。当年许多学校里学生的伙食费结余、书坊纸店折扣等，往往都是校长与会计的私人好处。但在骆校长这里，这些费用都全部纳入公用，骆个人丝毫不取。这次开会专提钢琴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利用平时积蓄购买钢琴。会计一算，几年来结余、折扣款项金额已达200多块。于是骆校长便专门托人到上海买回一架价值270元欧洲所产的大钢琴。从此悠扬纯正的钢琴声与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便充盈飘荡在校园的日日夜夜里，萦回在全校师生的岁月记忆里。有一次杭州市教育局督学来校视察工作，偶然发现这所小学校里竟有这么一架大钢琴，便问骆校长钱是从哪里来的？校长如实汇报，督学听了，赞叹不已。

钱穆（1895—1990），无锡荡口人。他7岁入私塾，1905年10岁时进入果育学校，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据钱穆回忆，当年学校中教文史类的教师比较好找，教理化自然科学的则不容易找，最难找的还是体操唱歌老师，因为体操唱歌是开风气之先者。所以果育学校的唱歌老师华倩朔甚得众人称颂。华倩朔曾留学日本。他编写的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全国近二十年。钱穆的童年是由学堂乐歌陪伴的，所以钱穆从小便喜爱音乐，后到常州府中学堂求学时，他的国文老师童伯章也爱好音乐。钱穆还跟着童老师学习过昆曲。著名的光华大学的校歌歌词便是这位童伯章先生所作。民国诞生后，钱穆在家乡担任小学乡村教师，除了教授国文外，他还兼授体操和唱歌课。他晚年回忆说，那时学校学生每天都集体唱当年的国歌《中华独立宇宙间》
【1】

。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叫杨锡麟，比较顽皮，学习成绩不好，班上同学都嘲笑他，久而久之杨便变得自卑寡欢。一次偶然的机会，钱穆在唱歌课上发现杨锡麟的音准、音调、音色都非常好。为鼓励杨锡麟，帮助他在班级里树立信心，钱穆暗地里问杨，明天唱歌课上，是否能独唱一首歌？杨点头，说可以。钱又问他，如果唱歌的时候，突然琴声停止了，他还能继续唱下去吗？杨再次点点头，说可以。第二天唱歌课上，钱穆问谁愿意起立独唱，杨果然举手表示愿意。伴随钱穆的琴声，杨唱得很好。突然，钱穆停下了琴声，杨丝毫未受影响继续把歌完整准确地唱完了。班级同学都为杨锡麟的唱歌水平与临场表现而震惊，纷纷为他鼓掌。后来，学校举办游艺会，钱穆还专门让杨上台表演独唱。杨锡麟一下子成为了全校的名人。自信心得到恢复与鼓励后，杨的学习成绩不久也得到了提高，与班级同学的关系由此开始好了起来。晚年钱穆定居台湾，一次偶遇家乡老友，提及六十年前的乡村教师生活，两人竟都还记得这个杨锡麟。就是这个杨锡麟，毕业后成为了当地一个口碑很好的人才。

陶行知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文中写到会考的直接恶果：“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甚至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试验不做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也没有了。”

1930年，陶行知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演讲。当时正逢河北省会考（旧时天津参加河北省会考）刚考完，这次会考全省69所学校参加，南开男校名列18名，南开女校名列37名，考得都不太好。但南开是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注意学生整个的生活的，不肯把学生完全当成书呆子教，没有牺牲学生们宝贵的生活以迁就机械、死板、毁灭学生生命力的会考制度。所以陶行知一见张伯苓便向他道喜说：“我就贺你会考考得不好啊！”并专门作诗一首：

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

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

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原载《生活教育》第1卷第19期）

可见陶行知对音乐、体育、美术、手工等这些课程非常重视。陶也是校歌包括校园歌曲的热心创作者。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他专门编辑出版过一本音乐教材，在这本教材中，有七首歌曲是他自己作词的：《锄头舞歌》、《镰刀舞歌》、《凤阳花鼓》、《农人破产之过程》、《自立立人歌》、《村魂歌》、《黄花歌》。其中《锄头舞歌》还被选作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校歌，它是可以一边唱一边舞的：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嗨，呀荷嗨，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呀嗬嗨，依呀嗨！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依呀嗨，呀嗬嗨，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呀嗬嗨，依呀嗨！

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依呀嗨，呀荷嗨，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呀嗬嗨，依呀嗨！

三

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的国语课本，共八册。课文都是叶圣陶编写的，插图则是丰子恺手绘的。叶圣陶创作的歌曲很少见，但他写的课文《中华》，因为文字优美、合韵合辙，读着读着，就成了一首歌：

中华，中华，我们大众的家！

高大的山岭连延南北，广阔的江河滚滚东下。

良好的田地到处都是，年年生产米、麦、桑、麻。

富足的矿山指说不尽，多量采用哪怕缺乏。

中华，中华，我们爱护它！谁来犯它，我们抵抗他！

中华，中华，我们大众的家！

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校歌”向部属院校发出训令称：“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尽趋一致，但自编校歌，以代表各该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则教之歌咏，以启发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政府要求部属大学编校歌，社会也早就将有无好校歌作为判别学校是否优良的众多标准之一，引得中小学校纷纷改校歌写校歌，成为一时风潮。

当时中国最牛的一首校歌，可能要属复旦大学的校歌了。复旦大学，得名于上古的《卿云歌》：

卿云烂兮，鯥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古歌词，1913年曾被谱曲，用作中华民国的临时国歌。这时复旦大学没有了校歌，而一时又写不出更好的校歌，于是复旦大学干脆还是以《卿云歌》为校歌，这样一所学校的校歌与一个国家的国歌完全一样。直到1925年著名学者刘大白写出了新的歌词：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歌词写好后，著名音乐家丰子恺谱了曲，一时传唱久远。可惜的是，后来复旦大学校歌一度又被改成了这样：

你是复旦人，我是复旦人，我们共同拥有新的理想。

民族的崛起，人民的富强，未来的历史重任在我们肩上。

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努力前程，为国栋梁。

文明健康，团结奋发，复旦复旦，日月辉煌。

不过，要说这样一改错在哪里，还真不好说。校歌好不好，在于它的味道与旨趣。没有了那个味道，没有了那个旨趣，就是再好，好像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南京大学校歌也是如此。

南京大学前身为创办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首校歌创作于1916年前后，歌词由校长江谦所写，李叔同制谱。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

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江谦是张謇的高足，他就任校长的时候，聘请李叔同来校任教国画与音乐。这首校歌的歌词，体现了江谦所信守的“一诚”、“三德”的儒家精神，“道德为原本、知识极诚明”的办学理念。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学校曾公开重新征集学校校歌歌词，结果却是大家希望恢复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老校歌。于是，南京大学的校歌“复辟成功”。

校歌与校名、校训、校风、校徽等共同构成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识别系统。她承载的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办学传统、办学精神，参与构成一所学校的精神血统与文化DNA。不少校歌，都是直接围绕校训来进行演绎、铺陈或强化的。

以厦门大学为例。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于1921年个人独资创办的，是福建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同时还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唯一一所创办以后从未改过校名的大学。陈嘉庚是一个个性坚强的人，厦门大学被他视若生命。在他的企业破产收盘以后，陈嘉庚仍坚持“毁家办学”、“卖大厦办厦大”。当抗战期间福建省政府想改“厦门大学”为“福建大学”时，陈嘉庚极力反对。他利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访问的机会，一一拜访了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官，历陈不可改名的理由，最终获得成功。陈嘉庚很喜欢《周易》中的“自强不息”与《礼记》中的“止于至善”，他欣然将此八字定为厦门大学的校训。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这首校歌由著名学者、曾任厦门大学教师的郑贞文作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曲。校歌以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为主题，反复吟唱的“南方之强”，反映了厦门大学的办学目标与个性特色。南方之强，语出《中庸》第十章，孔子在回答子路何为“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时指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集美中学是陈嘉庚于1917年创办的，它的校歌由国学大师钱穆创作，钱穆1922年曾在此任教过不到一年时间。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

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

天然位置，唯序与黉，英才乐育，蔚为国光。

全国士聚一堂，师中实小共提倡。

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

树人须百年，美哉教泽长。

“诚毅”二字心中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

诚毅，是陈嘉庚给集美所定的校训：诚以待人，毅以处事。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原本是一所教会大学。解放后它的校区归于北京大学。博雅塔、未名湖是这所学校的标志性景观，后来此塔、此湖与图书馆合称为“一塌（塔）糊（湖）涂（图）”，成为北京大学的代名词或谑称。当年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所以它的校歌是这样的：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蔡元培先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他喜欢杭州西湖孤山，这儿山水相依，风景秀美，环境优雅。在他的倡导下，1928年国立艺术院创办于此。蔡元培认为就要在最美的地方办一所“培养艺术专门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的学校，后学校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学校的首任校长是林风眠，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出任教务主任。蔡元培语重心长地对林文铮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到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林文铮把岳父的话听进去了，并根据岳父的办学理念创作了学校的校歌：

莫道西湖好，雷峰既倒；莫道国粹高，保俶倾凋！

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

艺院健儿，齐挥毫横扫！艺院健儿，齐抡锤痛敲！

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

著名书画家吕凤子先生是清末著名教育家清道人（李瑞清）的高足，他是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为他堂弟。他在家乡丹阳创办了正则学校，专门招收美术人才。吕凤子自己写了学校校歌：

惟生无尽兮爱无涯，

璀璨如花兮都如霞，

畴发其蒙兮茁其芽，

鼓舞欢忻，生趣克塞，

正则正如秋月华，美啊！

蔡元培于1926年11月亲自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创作了校歌，由宋寿昌、糜鹿萍谱曲。歌词云：

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

继承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

曾经透彻了印度哲理的中边，

而今又接触了欧洲学艺的渊泉。

我们的思想应如何博厚？

我们的兴会应如何郁茂？

我们的创作应如何丰富？

我们将要与巨灵击掌，不可不把细弱的手腕养成粗壮；

我们将要与夸父竞走，不可不把短小的足力养成耐久；

我们希望到发达时期有伟大的影响，不可不于幼稚时期有完全的修养。

啊！我们有了摇篮了！可爱呵，我校建设的清閟！

啊！我们有了乳糜了！可爱呵，我校设备的周至！

啊！我们有了保姆了！可爱啊！我校教师的优异！

我们现在彻底地受了母校的陶熔，将来要在全世界发扬我们祖国的光荣！

啊！可爱的祖国，万岁！啊！可爱的母校，万岁！

艺术院校的校歌，是要有些艺术院校的特色与个性的。林文铮的那首歌词写得慷慨激昂、牛气冲天！吕凤子歌词写得高古而意蕴悠长，一如他的人物画。而蔡元培写的这首歌词却有点像“老和尚念经”——徘徊在有心无心之间，有力无力之间；游移于苦口婆心之间，可念可唱之间。

在西湖边除了杭州艺专，还有经亨颐、马叙伦、沈钧儒、鲁迅、李叔同、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刘大白等一大批名师任教过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校歌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作曲：

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

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

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

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

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

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

大家就是大家，这首歌词表现出来的民国风、国民情，不要说唱了，就是读读念念都已经觉得很享受了。新民国，新国民，新气象，新面貌，新精神，新境界，好一个“碧梧万枝新”、“桃李一堂春”啊！

四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教育发展相对较快的时代，特别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所谓“黄金十年”里。那真是各类学校五彩纷呈，全民教育初见端倪，高等教育成果突出的一个时期。

其时，北平高师办了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专门由在校大学生来教授一切愿意来学习的平民，学员中有人力车夫、街头小贩、学校校工甚至家庭妇女。学校得到了一批从国外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等的全力支持，此后平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一度风生水起蔚为壮观。胡适为这所平民学校亲自创作了校歌：

靠着两只手，拼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个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饭！

做工即是学，求学即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锋，同做有意识的劳动！

晏阳初牵头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会，有会必有歌，有歌就有士气，就有志气，就有锐气。这会歌便是晏阳初自己创作的：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

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

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

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茫茫海宇寻同志，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

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

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

大家齐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因为平民教育，1943年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共同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下面这首是国立绥宁师范学校的校歌，由著名学者罗常培作词。该校办学宗旨是为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地区）、宁夏两个边疆省份培养小学教师，校址在宁夏惠农县黄渠桥镇（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

长城迢递，黄河浩荡，雄邑古灵州。

西驰嘉峪，南迤桥陵，中原一望收。

更苍茫，极天瀚海，风吹草低牛羊牧。

大厦群才无晋楚，艰辛此日惜同舟，

莽瀛寰，风云变幻，惊涛一叶谁能救？

圣启殷忧，邦兴多难，华胄从来有壮猷。

喜东皋，和风惠日，新成松柏垂垂秀。

待看取，浓荫万顷，大汉天声震五洲。

再下面这一首校歌，歌还在，但校早就已经不在了。学校没有了，但校歌还能流传，这主要归功于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的好记性。这位好学生就是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高邮，多年后的他不仅一直记得这首校歌，还记得这首校歌歌词是他小学五年级的国文老师高北溟所写。他说，是小学时的高北溟老师和大学时的沈从文老师这两个人，引领他走进了文学的殿堂。

1928年9月，陈鹤琴从南京来到上海，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此前上海租界内的教育基本都是由外国人所办，教育权也基本都在外国人手里。倒也不能简单就说外国人办的教育好或者不好，但教育权作为一种国家主权，却是不可含糊的。国民政府那几年开始围绕收回教育主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收回教育主权的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学校收回后从学校名称到教育宗旨，从教育课程到教育方式，从校长教员到学生校工，都进行了改革或调整。陈鹤琴在上海原租界里接办、创办了好多中小学校。他曾专为工部局小学校歌作词：

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学的是什么？

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

团结活泼，做事勇敢；

清洁健康，生活快乐；

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

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

啊！我的学校，我时时刻刻都爱你！

啊！你的教导，我句句都记在心里！

陈鹤琴是我国第一位出国专门学习儿童教育的教育家，他的歌词写得平白如话、言简意赅、情意绵绵。

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吾校之训，拳拳服膺。

好学、力行、知耻，日新又日新。

互助、奋斗、创造，求民族复兴。

这是匡互生创办的上海立达学园的校歌，由弘一大师（李叔同）作词。匡互生是五四时期学生领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专业毕业生。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习武的匡互生，一个箭步翻入曹汝霖宅院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五四过后，师范出身的匡互生没有选择走激进的革命之路，也没有选择海外留洋深造之路，而是选择了教书育人的平凡人生。在湖南一师工作期间，他曾大胆提携毛泽东出任一师国文教员；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他平易近人支持进步学生，旗帜鲜明反对保守教育势力。1925年匡互生来到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立达”就是要“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他聘请音乐家丰子恺、吕骥来校执教音乐，聘请出版家胡愈之来校任教英语，聘请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周予同等出任文史教师，聘请楚图南、夏衍、章克标等来校出任数理教师，他还邀请鲁迅、茅盾等来校给学生做讲座。已经出家的弘一大师深为匡互生的办学精神所感动，欣然为其作校歌歌词。歌词极其凝练、简明、深刻、隽永。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教会医学院，其前身是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协和医学堂”。该院院歌出自曾在该校任教的英语教师罗润·韦伯斯特之手，歌曲借用常春藤联校的战斗曲调来表达“为我中华把职尽”的信念：

协和永恒万年青，情之所钟在我心。

切勿忘，切勿忘，慈母声声唤儿音。

欢声雷动赞协和，情之所钟在我心。

至理箴言悉心悟，精神愉悦我欢欣。

科学真理我探究，洞悉人间冷暖情。

彼此相知能相处，别后重逢听佳音。

授我以能减疾患，教我以道除病菌。

治病救人尽天职，仁爱无界贫富均。

鳏寡独孤我相助，公众健康做卫兵。

不图财富无私念，为我中华把职尽。
【2】

唱着这首校歌走出校门的医学大家比比皆是，林巧稚、陈志潜、张孝骞、吴阶平、黄家驷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协和医学院从1919年起还创办了协和护校。它的校训是“勤、慎、警、护”四个字。每逢开学和毕业典礼时，同学们都要唱护校校歌：

姑娘们佩戴金蓝争辉的证章。

勇敢坚强，扶助弱幼病伤。

倾听，为患者解除身心疾苦，

我们面前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欢乐呀，纵情地歌唱，

协和同学奋发图强。

救死扶伤，让爱的花朵开放，

忠于祖国，护校精神永放光芒！

真诚热情，为他人着想，

神圣的职业赋予我们力量。

蓝衣白裙是忠诚和荣誉的象征，

中华护士先驱勇攀高峰！

协和护校从1920年招收第一班学生开始，到1952年停止招生，共培养了263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是中国正规护士教育的主力军，这所护校是中国第一个把“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1931届毕业生王琇瑛于1983年获得了第29届南丁格尔奖章。她是获得这一奖章的第一位中国护士。

同样是医学院校，国立上海医学院校歌是1936年由黄炎培作词的：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

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

可喜！可喜！

病日新兮，医亦日进；

可惧！可惧！

医日新兮，病亦日进。

噫——

某何以完我医家责任？！

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

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

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

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五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文化教育遭受重创。日本人知道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如果摧毁了它的文化教育机构，就能动摇它的信仰系统与文明传统。所以，日本侵略者重磅轰炸了商务印书馆，重磅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数次胁迫梅兰芳为他们演京剧，一直在东北等沦陷区推行日语教育。但中华民族恰恰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传统，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炮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合大学便是这最后的吼声中的最强音。

《西南联大校歌》是一首依《满江红》词牌填词的歌曲。它的歌词雄浑悲壮，动人心弦，写出了一种颠沛流离的艰辛，同时又充满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很有气势。它的词作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冯友兰参与创作），曲作者是浙江大学的年轻讲师张清常。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短短七八年时间，枪声炮火、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却为国家培养了像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黄昆、邓稼先、汪曾祺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大师精英，走出了像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周培源、叶企孙、钱三强、潘光旦、梅贻琦等一批名师大家。一如校歌所写、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首校歌便是那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

西南联合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此前清华大学的校歌，歌词字里行间透出深厚的国学底蕴，以旋律而论，宏阔雄浑、刚健有力，显现出一种中西文化合璧、新兴学校蓬勃发展的力量。这首校歌作于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清华大学1925年才正式开始招收大学生，但短短十余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南迁之前，它已经成为国内最顶尖的大学，并可与西方欧美一些名牌大学相媲美。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就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首校歌一直传唱至今，差不多是高校校歌中传唱时间最长的一首了。坚守“行胜于言”校风的清华人，一字一句地去传唱，一字一句地去践行，不知不觉之间，清华大学也已经一百岁了。

而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最老的国立大学，诞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时。它的校歌，有好几个版本。光词曲家吴梅就撰写了两个，其一为：

景山门启鳣帏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

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

数分科，有东西秘文；

论同堂，尽南北儒珍。

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

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

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其二为：

棫朴乐英才，试语同侪，

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

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第一首是吴梅1916年所写，那时蔡元培还没有来当校长。不过，蔡元培对歌词里所写到的“文章气节”非常赞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是既有文章（知识、才能）又有气节（操守、骨气）的，蔡元培欣然把它作为校歌。第二首是吴梅1918年所写，其时蔡元培为北大校长，恰逢北京大学创校二十周年。歌词回顾了北大的办学历史，特别流露了对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后学校发生巨大变化的景仰与感念之情。

这个吴梅真不愧为词曲大家。北大的这两首校歌都写得好，他还写过一首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会歌”。

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

南金东箭西湖宝，齐点缀，锦绣钱塘。

喧动六朝车马，欣看万里梯航。

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穰。

吴山还我中原地，同消受，桂子荷香。

奏遍鱼龙曼衍，原来根本农桑。

1929年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主其事者为张静江。张觉得博览会应有一首会歌，于是便全国征集。

吴梅所写的这首中选，张静江非常满意，奉送稿酬一千元。那时的一千元可是一笔巨款了。有好事者做了计算，会歌全文仅76个字，平均每个字的稿酬是13.16元。13.16元，当年足可供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的衣食开销了。不过张静江商人出身，他说：这首会歌一千元，值！

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北京大学回到北京沙滩。解放后，北京大学于1952年迁入燕京大学办学。此时的校歌为：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竟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

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

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原本是海军出身，但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弃武从文、转行教育，从南开小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幼稚园到南开大学，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辟草莱。他的南开系列虽是私立，但名师荟萃、桃李天下。梅贻琦、曹禺、陈省身、吴大猷、周光召等便是杰出校友。张伯苓还是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的旗帜是“爱国自强”。抗战前，南开一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抗战爆发后，日本人把南开夷为了平地。但张伯苓百折不挠，绝不屈服。这种精神从南开的校歌中便可见一斑：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抗战胜利后，南开复员回到了天津。张伯苓没有经受住蒋介石的百般拉拢，出任国民政府参政院副院长、考试院院长。但心念教育、难忘南开的他，干了不到一年，便坚决辞职不干，并严正拒绝前往台湾，坚持留在大陆。解放后，张伯苓从重庆回到天津。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传统的校庆日，张伯苓想到南开学校看看，不想竟被学校门卫挡在了门外。身高一米九几且魁梧壮硕无比的张伯苓，由此在精神上、肉体上轰然倒下，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六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伴随着歌声一路唱着过来的。飘荡在校园里的歌声，除了主旋律的校歌之外，还有多声部的其他各类歌曲。只要有校园，就有歌声，从早到晚，从校到班，从开学到毕业，弦歌不辍，有声有色。

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1906年的贵阳师范讲习所。1920年前后著名音乐家萧友梅曾任教于此。他教唱过这所学校的校歌。校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授业解惑在良师，鼓箧入学，负笈追随。

身如金玉试，道启后先知，从来教学本相资。

看皇皇校训，四字箴规：

诚则不欺，敬则不肆，勤则不嬉，俭则不侈，正己正人端在此。

身心修省，知行一致，曷敢忘之！

雪涯风雨柳垂丝。望大河前横，南明春水，逝者知斯！

六年一瞬，莫负良时。君不见，文诚庙貌，屹屹丰碑。

又不见，表忠观宇，峨峨崇祠。

古今人不远，问是男儿，有为亦若是。

愿从此传薪继火，道统长持；立坊正表，道范长垂。

歌词较长，但戴自俺在离开贵州省立师范学校60多年后，还能一字一句地背唱下来，这只能说明动人的歌声总是让人难忘的。

戴自俺从贵州毕业后，辗转来到南京，师从陶行知，后来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草根教育家。他回忆说，贵州省立师范还有一首《开学歌》：

大地回春，葭管动飞灰。

又是河堤疏柳，雪洞横梅。

负笈重来，看树色波光未改，满门桃李又争开。

从此春夏诗书，秋冬文史，莫致始勤终怠。

喜道传惑解，施教因材。

自今日笃养栽培，春风时雨，永固根芥。

可惜，戴自俺年近九旬时还能准确地把《校歌》与《开学歌》唱下来，但词作者、曲作者是谁，他却记不得了。现在推想，既然萧友梅在此任教，想必他不会脱得了干系，莫非作曲就是萧友梅？

1915年，在沈从文的家乡，偏僻的湘西凤凰古城，也有了新式小学校。这所新式小学校还有《始业式》歌。沈从文童年常常逃学，不过这首歌因为经常唱，他还是记住了：

学堂今朝开校，清晨起床早。

同学依然济济，殷勤相问好。

国旗五色飘飘，旭日正相照。

从兹进步愈速，知识日增高。

新式学堂不仅有歌声，还有操声。清末新政，学校教育也是重点。日本的强大，德国的强大，使得军国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童子军就是这样诞生的。下面两首就是童子军操歌。

其一：

二十世纪地行星，煌煌童子军。

小锣小鼓号，五色飘舞小旗旌。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心肝虽小血自热，头颅虽小胆不惊。

进行！进行！小人小马武装神。

二十世纪天演争，不竞争，安能存？

脚踏五大洲，气吞两半球，

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

爱吾国兮如身，爱吾群兮如亲。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其二：

醒兮醒兮，时其迫矣，大陆蛟龙起。

虎视鹰瞵，国其危兮，共谋立足地。

谁云稚子无勇气？艰难困苦非所惧。

胆欲大兮心欲细，努力向前驱。

当年梁启超曾大声疾呼：“中国向无军歌，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抑国运升沉之所关也。”于是，少年学堂军歌《雪中行军》应时而生：

哥哥手巾好作旗，弟弟竹竿好作马。

邻家兄弟拿枪来，去到山中演兵队。

山中处处皆大雪，路上无人飞鸟绝。

北风刮面如剪刀，黑衣尽变白衣色。

我等不怕死，哪怕风雨雪。

哥哥你做司令官，快步慢步由你说。

山中喇叭呜呜吹，山下人家把门开。

山下人家你莫惊，我等不是外国兵，

也非山中有盗贼，乃是学生冒雪来行军。

将来大家要当兵，保我中国四万万人人都安宁。

在校园生活里，食堂、礼堂、操场、图书馆也是课堂。当时学校伙食全是包伙制，十人一桌，分工协作，轮流盛饭、舀汤、洗碗。在一个锅里装饭，一个碗里搛菜，一个盆里喝汤，几年下来同学情谊自然了不得。

2011年暑假，苏北一所学校要申报四星级高中，邀请我去看看他们的校园文化。这所学校人数不少，有近三千人。中学的三千人，不同于高校的三千人。因为中学校园普遍比较小，学生生活也比较单调，主要是“三点一线”：教室、食堂、宿舍。一到开饭时，高度集中的人流会把整个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就不说饭堂秩序了，力气小的、速度慢的学生，往往拿到饭时，菜都已经冷了。还好，这所学校的校长从小在学校吃的就是包伙饭，他当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食堂，实行包伙制，按班级划分就餐区域，按人头男女搭配分桌次，十人一桌轮流分餐洗碗。昔日乱哄哄的食堂，一时变得秩序井然、环境安静，不仅学生吃得饱吃得好，剩饭剩菜也几乎没有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还增进了同学彼此之间的情谊。因为是暑假，我没有看到几千人同时分桌就餐的喜人景象，但听了校长的介绍，我能想象那样的盛况。我立即高度肯定了校长的这一创举，最后我委婉地提了一点建议，就是学生就餐时可以播放一些优雅的、舒缓的轻音乐，在饭堂墙壁上张贴几张诸如“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之类的标语。其实我还很想建议学生们就餐前后最好能够一起唱首歌。

我曾经在一所炮兵学院生活过二十天，天天和那些学员同吃同住同训练。我发现在军营生活里，但凡集体活动，必定会有整齐的嘹亮的歌声，比如出操时，比如吃饭时，比如集会时，比如训练后。那种歌声其实就是一种发令号，就是一种矫正器，就是一种稳定机，就是一种提神丸。通过歌声，统一了步伐，协调了节奏，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情感。那时你能强烈感受到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什么叫整齐划一，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步调一致，什么叫势如破竹。

我曾经在寺庙吃过斋饭。当值和尚一一派饭、派菜、派汤后，所有僧众会一起念一段经文，吃饭时整个饭堂鸦雀无声，饭后再齐念一段经文，整个过程极具仪式感，极具感染力。

2012年夏天我去厦门南普陀寺，看到它的斋堂又叫五观堂，是哪五观呢？

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

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

四、正是良药，为疗形枯；

五、为成道业，因受此食。

俗话说，教育无小事。看看，在斋堂、食堂吃饭也是大事啊！

四川江津聚奎学校是著名教育家吴芳吉所创办。他很重视食堂工作，亲自写了几首食堂歌。敬录如下：

一、早餐歌

早餐又来了，来来与共欢。我侪必有用，君子不素餐。一日生命此开端，神志清明气魄坚。天地之德、父母之恩、社会之谊，爱我助我何年年。勉旃勉旃勉勉旃，世间不少一饭难。勉旃勉旃勉勉旃，要使人人饱暖皆欢颜。

二、午餐歌

午餐又来了，来来与共欢。我侪必有用，君子不素餐。一日功夫已朱娴，发皇毅力更争先。天地之德、父母之恩、社会之谊，爱我助我何年年。勉旃勉旃勉勉旃，世间不少一饭难。勉旃勉旃勉勉旃，要使家齐国治乐无边。

三、晚餐歌

晚餐又来了，来来与共欢。我侪必有用，君子不素餐。一日光阴去不还，人生何处可息肩。天地之德、父母之恩、社会之谊，爱我助我何年年。勉旃勉旃勉勉旃，世间不少一饭难。勉旃勉旃勉勉旃，要使天下为公现眼前。

吴芳吉还自己加注说：“母校三餐，学生环列食堂，必先唱歌。其义有三：趁唱歌时间可使后至者齐到，一也；课程劳顿，可使体气发舒，二也；不因自饱而忘他人之饥，无终食之间违仁，三也。三章按早午晚时各唱一章，每次约两分钟毕。”

这个吴芳吉，我们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他1896年生于重庆江津，早年被誉为“神童”，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吴芳吉曾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沈阳东北大学、四川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创办江津聚奎学校，出任江津中学校长，参与创办重庆大学，不幸于1932年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36岁。

江津中学举行运动会，作为校长，吴芳吉还专门写了运动会会歌：

感谢父老兮，惠助深深。

愿吾子弟兮，猛进骎骎！

江津的建设，县立中学为中心，

县立中学的建设，大运动场为中心。

当从中心周四国，管他玉垒浮云变古今。

因为《亚洲雄风》，我们记住了北京亚运会；因为《手拉手》，我们记住了汉城（今改称首尔）奥运会；因为《我和你》，我们记住了北京奥运会。由此可见运动会会歌很重要。蔡元培、李叔同、胡适、赵元任等都写过运动会会歌。

中国公学运动会会歌，1930年4月由时任校长的胡适作词：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也要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待。

胜，要光荣的胜，

败，也要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江苏常州冠英小学每年春秋两季均举行运动会，它的运动会会歌是这样的：

万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

胜固可喜，败欣然，都是弟兄们。

胜不相让，败相救，团体要坚韧。

合群起兵视此行，勖哉我学生。

一所普通小学每年两场运动会，还有会歌，而且这首会歌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竟是那么纯正那么理性！

民国期间全国举办过运动大会，赵元任为全国运动大会写过会歌：

大会皇皇，多士跄跄。

谁夺得锦标来，便博得万人奖。

健儿们，健儿们，彻始彻终，图精图强！

大家向上！向上，向上！

胜败虽在一时，关键却在平常。

胜败虽在一时，关键却在平常。

举止堂堂，眉宇洋洋！

得胜强可喜，败也决不颓丧。

健儿们，健儿们，有勇有德，知礼知方。

大家欢畅！欢畅，欢畅！

发扬尚武精神，增进民族健康。

发扬尚武健康，增进民族健康。

1937年弘一大师在厦门。这一年5月22日厦门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会，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盛情邀请弘一大师为大会写会歌。当时正值抗战前夕，日本虎视眈眈，国人义愤填膺。久不写歌的弘一大师有感而发，写出了运动会会歌：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

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

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这是弘一大师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歌词浅白流畅，寓意明白，采用进行曲节奏，显得活泼明朗，富有鼓动性。

民国时期，许多中小学都把远足、郊游、旅行作为学校教书育人、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精心组织、周到安排。比如还在民国前的1910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恰逢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
【3】

，他在校方及学生家长的支持下，竟组织了200多名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不远千里来到南京，前后共十多天时间，把劝业会会场、南京城都玩了个遍。南洋劝业会当年不仅吸引了鲁迅和鲁迅的学生，还吸引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茅盾、叶圣陶、郑逸梅、朱峙三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因为重视，所以周到；因为周到，所以安全；因为安全，所以坚持。进入民国后，各校都积极开展这类活动。常州冠英小学还专门编写了《学校师生旅行歌》：

万春之时作旅行，足力更奋迅，

名区胜地恣遨游，处处好印证。

花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

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专程去拜访了时年106岁的周有光。我向周有光提起百年清华，他说清华他熟悉，《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就是从清华大学流传开来的，它的词作者是他常州中学的校友刘半农，曲作者是他家常州青果巷的邻居赵元任。后来我又提起他太太张允和，周有光说她喜欢民族音乐，自己则喜欢西方音乐。张允和上学的苏州乐益女中是她父亲张冀牖创办的。张冀牖非常开明，他主张学生全面发展，每年都组织学生外出旅行。一次张允和和同学一起到镇江春游，一路上这些女生们唱的是学校的校歌，此歌由张冀牖亲自作词：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秦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这首校歌歌词过于古雅拗口，用意是深远，流传并不广。

周有光与张允和当年的爱情故事，也是很曲折多趣的，本来我想当面再问问他，可我觉得作为晚辈后生，当面提及这样的事，多少有些不合礼仪，便作罢了。后来我在一本书上查到，周有光从小就喜欢音乐，著名音乐家刘天华是他中学时的音乐老师。周有光与张允和谈恋爱时，一次到张允和家，为了赢得张允和和她众多弟妹们的支持，还为他们演唱过当年的流行歌曲《卖布谣》：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小弟弟裤破，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

这首歌词作者是刘大白，曲作者是赵元任。一曲《卖布谣》唱毕，张家六个弟弟一致通过了对这位准姐夫的面试。想不到的是，《卖布谣》这样一首反映社会时难的歌曲竟成了周有光的求婚曲与定情曲。

各位读者，你们现在阅读本书时只能看看《卖布谣》的歌词，而无法聆听到那动人的旋律，真是对不起大家。要知道这首《卖布谣》，不仅歌词美，它的旋律更美。赵元任创作歌曲最大的特点是对“中国派”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实践。《卖布谣》不仅“用五声音阶来作调”，而且是从无锡方言的带有吟诵声调的语调中引出那自然的而又朴素的旋律，配以颇富口语特征的五拍子节奏，形象鲜明而亲切。当年颇具语言学天分的周有光选唱这首《卖布谣》，想必是“蓄谋已久”的吧。1981年年近九旬的赵元任从美国回国探亲，在一次正式的聚会上，赵元任自己也应邀专门演唱了这首《卖布谣》。说来真巧，也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次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发起给叶圣陶祝寿，酒席上叶圣陶叫儿子叶至善唱歌助兴，叶至善即兴高歌的也是这首《卖布谣》。

安徽省立六安中学，位于安徽大别山区，学生来自四方八面的山村。因为路途遥远，学生基本都住校。无论春夏秋冬，该校的一天都是从《起床歌》开始的：

起来起来快快快，晨钟在响，

曙色已开，太阳就要出来，快快快！

今朝已非昨朝，时光一去不再，

今朝事正等待去安排。

事业重如山，学问深如海，

大器待陶熔，真理待开采。

快快起来，切莫懒怠！

当时，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一般都是初高中生。小学生不住校，当结束一天的功课，就像牛羊回家鸟归巢，他们也要回家了。民国初年广为流传的一首学堂乐歌《夕会歌》，改编自一首源远流长的民间乐曲《老六板》，就是一首小学生离校回家时唱的歌：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

同学们，课毕放学归。

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

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

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

大家努力呀！

同学们，明天再会。

对所有的学生来说，进入学校，就是为了离开学校。毕业是所有学生的梦想。这是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的《毕业歌》：

碧梧何荫郁，绿满庭宇。

羽毛犹未丰，飞向何处？

乘车戴笠，求无愧于生。

清歌一曲，形色匆匆。

那个时代的《毕业歌》文白夹杂有古意，且语句凝练、要言不繁，令人回味。

在所有的毕业歌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声与心声。事隔大半个世纪，这个歌词、这个曲调还是那样激昂、那样振奋！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从学校毕业之后，你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友了。如何判断一所学校好不好？当年黄炎培说，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来求学了。胡适答曰：老实说，我的子弟，都叫他们进南开了。晏阳初也很信服张伯苓办的南开，子女与侄子都在南开读过书。当年社会各界名人诸如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冯玉祥、熊希龄、袁世凯、张学良、叶圣陶、邹韬奋、陶行知等，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送到南开
【4】

读书。我觉得，大家愿意把子女或子弟送进去的，当然会是好学校。但这个标准还主要是从父母或长辈角度来确定的。一个学生毕业后、长大后、变老后，能不能终身怀念它、感恩它、牵挂它，则是一个以学生作为主体评判学校是否优秀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李光前先生创办的福建南安国光中学真是一所好学校，为什么？你先看看他们的《国光中学校友之歌》：

梅山葱葱依旧，芙蓉溪水长流。

昔日新华楼前的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想您啊！思您！国光母校。

想您啊！念您！我们的师长。

缅怀校主恩，追忆师长情，

奋拓人生路，思源唤心声。

您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您是哺育我们的娘亲。

您为我们点燃智慧之火，您为我们浇开理想之花。

想您啊！思您！国光母校。

想您啊！念您！我的同窗。

这首歌的词是国光中学的一位普通校友所写，由另一位普通校友谱曲。当您看到每年都有两鬓已经斑白，步履已经蹒跚的校友们唱着这首校歌，从国内境外、从四方八面赶到母校相聚的时候，你真的不好意思说这首歌歌词太一般了。歌词真的是一般，但他们齐声高唱这样歌词一般、曲调也一般的校友之歌的时候，他们那种对母校的情感却绝对不是一般的。

虽然在远方　还是常想起

漫步小树林　海边迎晨曦

佛山的身影　号院的静谧

那是我的家　朴实又美丽

离开好多年　仍然常想起

老师的板书　曾经的桌椅

宿舍的吉他　同学的欢聚

那是我的家　永远在心里

无论沧桑岁月长　哪怕海角与天涯

魂牵梦萦的眷恋　我的山大我的家

无论沧桑岁月长　哪怕海角与天涯

魂牵梦萦的眷恋　我的山大我的家

凡我在处　便是山大

有你在时　那便是家

凡我在处　便是山大

有你在时　那便是家

我的山大我的家

上面这首是山东大学的校友之歌《我的山大我的家》。

你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讲了许多年。

风里的钟楼，火里的凤凰，激扬文字的昨天。

你是一支美丽的歌谣，唱了许多遍。

灯下的背影，清晨的书声，青春不老的容颜。

山高水长，根深叶茂，

上下求索，海纳百川。

悠悠寸草心，怎样报得三春暖？

千百个梦里，总把校园当家园。

你是一座高高的山峰，矗立在南天。

肩上的道义，笔下的风采，铸成民族的尊严。

你是一条长长的大江，延伸到天边。

甘甜的乳汁，芬芳的桃李，连接四海的眷恋。

山高水长，根深叶茂，

上下求索，海纳百川。

悠悠寸草心，怎样报得三春暖？

千百个梦里，总把校园当家园。

这是中山大学的校友之歌《山高水长》，它被校友们亲切地称之为“第二校歌”。

动人的校园歌声总是让人荡气回肠，动人的校友之歌更会让人情深意长。

当我在打算如何结束我这篇关于歌声与学校、歌声与教育之文章的时候，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征歌启事：

国有国歌，军有军歌，校有校歌，会有会歌。桐中校友会会歌歌词的创作要充分反映桐中文化特色及桐中校友会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是引领校友会发展方向的精神宣言！现将面向全世界各地桐中校友开展《桐城中学校友会会歌》歌词的征集活动。

校友会会歌歌词和作曲征集范围与要求：

一、歌词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内容健康向上，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性。

二、歌词要体现桐中办学特色和文化理念以及校友会的团结互助精神，适合合唱或齐唱。

三、篇幅适中，以一至两段为宜，总字数要求90—130字。

四、会歌歌词确定后，另行征集校友专业音乐人士谱曲。

此前，我曾专程去参观过这所桐城中学。该校由晚清桐城派大师、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先生于1902年创办。晚清时期，它被称作“安徽革命教育的策源地”；民国时期，它又被誉为“安徽省最优秀的中学”。校园内花木繁茂，绿草如茵，人文景观尤为丰富，如后乐亭、半山阁、石刻柱、左忠毅公祠、“毋忘国耻”纪念碑、渡江指挥部旧址等。漫步校园，那些凸显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特征的建筑、饱含名师大家生活印记的景观，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逝，感受到生命的鲜活，感受到历史的沉积。我现在恭敬地把该校征集校友之歌的启事一字不落全文抄录，只是真诚希望能够早日听到桐城校友会会歌。

歌声飘过一百年，校园里的歌声，歌声中的校园，我突然明白了“弦歌不辍”的内涵、价值与意义。

注释

【1】
根据资料，可能为《中华雄立宇宙间》之误。

【2】
原歌词为英文，翻译来自网络。

【3】
类似于现今的博览会。

【4】
除了在天津，抗战时在重庆、四川也办有南开学校。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蔡元培：百年不变的感恩与追忆

［1］［美］约翰·斯塔德著，李涛译：《1897年的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2］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

［3］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

［4］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5］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6］陈元晖、璩鑫圭、童富勇编：《教育思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7］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

［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

［9］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

［10］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

［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

［1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8年。

［13］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

［14］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

［15］高时良、黄仁贤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16］何晓明、邓建华、金仁吾著：《1919：中国故事》，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17］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8］李安源：《刘海栗与蔡元培》，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19］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二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

［20］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

［21］李振东：《北大的校长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

［22］沈岩：《船政学堂》，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苏云峰著，吴家莹整理：《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才（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4］孙燕京主编：《晚清遗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

［25］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戊戌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26］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王晓华、俞前著：《秀才造反与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9］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1］严复著，王縂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32］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

［33］叶隽考释：《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34］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5］郑师渠、史革新、刘勇主编：《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36］郑勇编撰：《蔡元培影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37］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8］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39］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

［40］朱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41］朱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42］朱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3］朱有骔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第二章　家书中的梁启超——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

［1］范明强：《烂漫天才：梁启超别传》，华夏出版社，1999年。

［2］梁从诫编选：《薪火四代（上、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3］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4］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夏晓虹：《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第三章　从张謇到陈嘉庚再到李光前——中国百年实业与教育的微观察

［1］［美］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著，程麻译：《往日琐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2］［美］李可柔、毕乐思编，单传航、王文宗、刘红译：《光与盐》，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

［3］岑大利：《中国历代乡绅史话》，沈阳出版社，2007年。

［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

［5］陈天绶、蔡春龙著：《陈嘉庚之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7］冯克力主编：《名人一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8］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

［9］胡适、季羡林等著：《忆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10］李立仁：《光前裕后　风范永存——李光前传》，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

［11］刘捷、谢维和著：《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百年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刘再复、吴小攀著：《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社，2011年。

［13］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14］南安市芙蓉基金会等编：《侨界领袖李光前》，光大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

［15］孙广勇：《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2007年。

［16］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田正平、陈胜著：《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18］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吴玉伦：《清末实业教育制度变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

［20］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

［21］杨宏雨：《困顿与求索：20世纪中国教育变迁的回顾与反思》，学林出版社，2005年。

［22］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23］扎不棱：《大清孤儿——清末传统士人的宿命解读》，九州出版社，2008年。

［24］朱水涌：《厦大往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四章　张元济与陆费逵：一个是商务，一个是中华——中国教育出版的双子星座

［1］［美］明恩溥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

［3］陈占彪编：《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

［4］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5］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

［6］关鸿、魏平主编：《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

［7］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8］海盐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张元济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6年。

［9］郝秉键译注：《近代教育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

［10］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12］苗春德主编：《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史春凤：《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汤才伯：《廖世承教育思想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

［17］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

［18］张彬：《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19］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0］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社出版社，1998年。

第五章　携来十侣曾游——记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

［1］［美］艾尔文·古德纳，顾晓辉、蔡嵘译：《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美］史黛西·比勒著，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3］［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

［4］［美］周明之著，雷颐译：《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先生》编写组编著：《先生》，中信出版社，2012年。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9］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10］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中国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11］丁东等著：《思想操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韩石山：《徐志摩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韩石山、伍渔编：《徐志摩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14］胡适、马叙伦、陈鹤著：《四十自述，我在六十岁以前，我的半生》，岳麓书社，1998年。

［15］胡文生：《向西方学习：走近胡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16］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江苏省教育学会编：《陶行知教育言论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

［17］瞿秋白：《瞿秋白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18］雷子人：《人迹于山：明代山水画境中的人物、结构与旨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李东朗、雷国珍著：《董必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陆发春编：《胡适家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

［23］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东方出版社，2006年。

［24］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5］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26］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

［27］沈卫威：《胡适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

［28］王法周编：《胡适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9］王治心撰：《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0］吴立保：《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1］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

［32］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33］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35］叶隽：《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6］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

［37］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39］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写：《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40］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41］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第六章　出版家：教育家的另一张面孔——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例

［1］范用编：《爱看书的广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2］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编：《世纪之交论鲁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4］刘新：《书香旧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5］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钱君稥纪念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年。

［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7］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8］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10］吴中杰：《鲁迅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杨里昂、彭国梁主编：《鲁迅出版文选》，岳麓书社，2010年。

［12］俞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

［13］赵瑜：《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武汉出版社，2009年。

［14］郑尔康：《我的父亲郑振铎》，团结出版社，2006年。

［15］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七章　三人行，行行重行行——记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

［1］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陈星：《李叔同：艺术人生——走进大师》，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

［3］丰子恺：《丰子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4］姜建、王庆华著：《朱自清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5］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6］刘增人：《叶圣陶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

［7］孙昌建：《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8］王利民：《平屋主人——夏丏尊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9］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

［10］夏弘宁选编：《夏丏尊散文译文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11］夏宗禹编：《叶圣陶遗墨》，华夏出版社，1993年。

［12］谢鲁渤：《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13］许纪霖等著：《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杨光编著：《最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

［15］杨际贤、李正心主编：《二十世纪中华百位教育家思想精粹》，中国盲文出版社，2001年。

［16］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杨正润主编：《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国民性研究（184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姚传德：《苏省辛亥年：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叶炜：《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人民出版社，2011年。

［20］张健主编：《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

［21］智效民：《六位教育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2］中央教科所编：《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3］周春良等主编：《叶圣陶书影》，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

［24］朱乔森编：《朱自清散文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25］朱永新：《沟通与融合：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八章　高才短命人谁惜——记曾昭燏的文博人生

［1］［美］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

［2］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3］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陶英惠：《中研院六院长》，文汇出版社，2009年。

［5］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年。

［6］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7］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

第九章　歌声中的学校　学校里的歌声——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弦歌版呈现

［1］［德］骆博凯著，郑寿康译：《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南京出版社，2008年。

［2］［美］邓尔麟著，蓝桦译：《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

［4］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杏坛忆旧》，北京出版社，2000年。

［5］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6］陈桂生：《教育文史辨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7］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8］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9］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戴永增、肖传京、郭建平编：《徐特立教育论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高婙：《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

［12］龚鹏程：《名家讲现代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

［13］关鸿、魏平主编：《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

［14］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韩斌生：《文人瞿秋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

［18］焦润明、苏晓轩编著：《晚清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

［19］柯小卫：《陈鹤琴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20］李勇军：《再见，老杂志：细节中的民国记录》，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

［21］梁吉生主编：《南开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

［22］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23］刘英杰、吴履平主编：《江苏省扬州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24］刘英杰、吴履平主编：《湖南省长沙一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25］刘英杰、吴履平主编：《天津市南开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26］刘英杰、吴履平主编：《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27］刘永谋、王兴彬著：《警醒中国人：走近陈独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28］骆憬甫：《浮生手记：1886—1954——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9］讴歌编著：《协和医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0］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1］孙桂华、刘秋芳编译：《中国第一所聋校——烟台启喑》，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年。

［32］孙建秋编著：《金陵女大（1915—1951）：金陵女儿图片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3］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编：《陶行知文集（修订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34］滕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35］王伦信：《清末民初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6］王盛等编著：《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7］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

［38］谢泳：《教授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39］辛国俊主编：《陶行知的故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40］熊贤君：《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41］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2］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3］许善斌：《证照百年》，中国言实出报社，2006年。

［44］晏阳初：《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

［45］晏阳初、［美］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6］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7］张南琛、宋路霞著：《张静江张石铭家族》，重庆出版社，2006年。

［48］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49］张允和：《最后的闺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50］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51］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2005年。

［52］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30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文史集粹（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54］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5］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后　记

2010年的春天，是一个崭新的春天。它不仅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的又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告别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在我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也迎来了我的新工作。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先做过两年乡村初中教师、两年乡村高中教师，再到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两年，后留校在团委工作两年，在党办院办工作三年，到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工作了两年。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从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副总编做到总编。按说人过四十，四十不惑，本可以就此安营扎寨了。但我实在是个有着化解不开的教育情结、学校情结的人，我特别喜欢学校，无比渴望能再回到学校工作。原因之一就是我多年来没有了母校，我的母校都先后消逝了。

我从小生活在江苏金坛的山区农村，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就是在竹林、坟堆、田地、池塘之间的一排土墙瓦屋。学校没有围墙，上课时教室里常会钻进来几只鸭几只鸡，下课后水牛会和我们一起靠墙而立，它是蹭痒，我们是发呆；偶尔我们在蹭痒，它在发呆。说是小学，但上完五年小学后，六年级、七年级（即现在的初一、初二）还是在这里上。当时所谓“戴帽子小学”，也承担初中的教学任务，相当于现在专科学校，也有本科专业与本科学生。我上完七年级后到乡里上了一年初三，然后转战一个较大的镇，上了三年高中。后来我考上了常州教育学院，工作四年后又到江苏教育学院进修。这就是我全部的学校学习经历。

可是，后来我上的这些学校都一一消失了。我的小学叫山蓬小学，先是“帽子”没了，不招初中生了，后来小学高年级也不招了，从完全小学变成了初级小学，再后来学生全到乡里上了，小学校干脆就变成了村委会。乡里的中学叫罗村中学，我在这里上了一年。这所学校是罗村乡境内唯一一所初中，该乡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按说这所学校应是万年桩，但前些年撤乡并镇，乡没了，乡中学便也撤了。我高中上的中学叫社头中学，这个镇是个老镇，中学面向周围四五个乡招收高中生，面向本镇招收初中生，在校生规模近2000人，一度是金坛西南的“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里教了四年书。现在社头中学还有，但高中部已经没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高中母校便也没了。我大学上的是常州教育学院，这是“文革”后恢复的教师职后培训进修学校，但当年师资紧缺，便也开始承担师专任务，我匆匆忙忙在此上了两年学。因为是用来培养急需教师的，后来教师相对不那么紧缺后，学院自然也就停办，并入到一所叫做常州工学院的大学里去了。我本科脱产进修的母校在南京，是江苏教育学院，也是教师职后培训进修性质的成人高校。十年前高校撤并转高潮期的时候，因为是成人高校，规模也不大，又没有单独招收普高毕业生的资格，江苏教育学院和省中小学教研室、省教科所合并组建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因为教师众多，系科齐全，学校暂时保留“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名，暂时以南师大等普通高校办学点的名义招收普高学生。但这个“暂时”，一“暂”已整整十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的这所母校现在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是暂时“有”还是暂时“没有”。

总之，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已经没有了；而校园呢，小学变成了村委会，初中变成了木材加工厂，高中变成了初中，常州教育学院变成了人民公园对面的停车场，江苏教育学院变成了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

俗话说得好，只有丢失了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原先上学时就想着早点离开学校，但现在这些学校都没了，便更加想念校园生活、想念校园。

很感谢南京特殊教育学院这所学校，它让我重新拥有了学校生活。因为母校相继消失，所以尽管我是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工作，但内心深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又一次求学经历。本来对于特殊教育我一无所知，需要好好学习；再则离开学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我对学校教育教学也已经很陌生，需要重新熟悉。很感恩蒋云尔书记（现已调任江苏经贸学院党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他们作为这个单位的主要领导，给予了我很高的期待，很多的理解与很大的空间。不过我冷静地转念一想，如果我是他们，他们是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说不定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因为最近十年，我花了一些时间，系统研究了近现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领导视为顶天立地、无私无畏、惟精惟一、单纯澄明的人来期许的。人生本来短暂，如果内心没有自觉的定心定力，没有立己的慧心慧力，没有达人的雄心雄力，恐怕真会是一事无成老将至，一文不值赞何益。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知识分子视为有书卷气、书生气、最好是学究气的人来期许的，现在我也如此自我期许。可惜，我充其量有点书生气，书卷气还很少，学究气更少。丁勇书记中学毕业于福建南安国光中学，这是一所《辞海》里都有记载的名校。该校的有名，就在于她地处偏僻山村，就在于她地处一隅面向世界，就在于她是一所学生进去了就“永远走不出来”的学校。刘再复是这所学校的校友，刘说，该校的图书馆使他足以傲视当年全国所有的同龄人。丁书记也说，他读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就有8万册图书。他上大学时是要从中学图书馆借书到大学去读的，因为大学里没有，而中学里却有。我常常在南京的先锋书店里看到席地而坐、捧书而读的丁书记。一个堂堂的省管厅级干部，一个这样的读书姿态，使我无法不对他油然产生敬意。但大凡这样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悄悄离开，生怕打破他的宁静，更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席地而坐的一幕。我觉得丁书记是一个有书生气、书卷气，也有学究气的知识分子。方仪院长2011年6月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来出任院长。方院长曾长期担任地方党政行政干部，具有极高的处事天赋，能化繁就简或化简就繁，或该繁就繁或该简就简，驾轻就熟、炉火纯青，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事业心、极充沛的工作精力。

2010年的春天来了，2011年的春天、2012年的春天也渐次来到。人勤春早。高校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领导们安排我从事的校史馆、博物馆筹建工作，使我原先的业余研究变成了专业研究。作为人文社科类学者，所谓研究，首先就是要不停地看书。原来我一年可以认真读近200本书，现在一年可以仔细读200多本书。曾经有一些人很鄙视，不相信，觉得我吹牛。考大学的时候，我确实数学几乎没有分数，不是一般地差，但把读过的书数一数，这个数学能力我还是有的。不过读书是纯粹个人的事，不值得炫耀，甚至不值得一提。但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很对：因为我没有空读书，所以我一直很忙。

当然光看书还不行。我的朋友贾梦玮也看出来了。他是《钟山》杂志的主编，我近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悄悄关心我，没有动静，不动声色，我就像个盲人，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白着呢！想必他是怕我重新回到高校后，沉湎于书堆之中无法自拔。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呢？怎么写呢？写成什么样子呢？“命令”完后，他便要言不烦、字字珠玑地明示。于是，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这样出来了。可以这么明确地讲，如果没有特殊教育学院的工作环境，没有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我没有机会写出本书；如果没有贾梦玮兄的命题作文，我写不出这本书。当然，我也知道这本书不过就是一本书而已，绝不能拿这本书与一所大学相提并论，更不能拿这本书与贾梦玮相提并论。

但敝帚自珍，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深深感谢贾梦玮主编。因为他们，这本小书终于问世了。尽管离他们的期望还很远，或者说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关心成正比。

周有光先生以107岁高龄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他翻看了目录后告诉我：“你写的这些人，大部分我都熟悉的。”我把周老的题词放在了扉页之后，封面的题词让著名书法家诸荣会兄写了。他的字有职业书法家的功力，有文人书法家的脾气。他们两位的字，加上梦玮兄的序，让本书增辉许多。

本书能由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要真诚感谢吴法源兄、黄越兄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几位同事，他们帮我做了许多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使我常得宽余，他们是：宣传部的孙家文部长、邱淑永老师、杨黎珍老师，科研处的谈秀菁处长、宋春秋副处长、周其良老师、孙会老师，发改办的马宇主任、管才君老师。

关于书稿，我就不多说了，恭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建强

2012年9月10日

写于南京秦淮河西、扬子江东之龙凤花园